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抚行终字第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金高。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智鸿（系章金高之妻）。
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文波，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庆喜，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州市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抚州市房管局”），地址：抚州市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汪华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饶伟斌，江西衡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章员花。
委托代理人徐慧琳，抚州市临川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章金高、刘智鸿因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南城县人民法院（2015）城行初字第7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查明，章金高与刘智鸿系夫妻关系。1994年，第三人章员花与章金高、刘智鸿合资建房一栋。1995年5月，章金高取得字第011119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载明：所有权人：章金高；共有人：章员花；房屋坐落：临川县玉茗路；所有权性质：私；建筑结构：砖混；层数：四层；建筑面积（平方米）：336.55。1999年8月17日，抚州市房产管理局（原临川市房产管理局）向第三人章员花颁发了临上私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章员花；房屋坐落：临川县玉茗路；丘（地）号：S02231；产别：私有房产；结构：砖混；房屋总层数：4；建筑面积（平方米）：336.55；设计用途：住宅。嗣后，章金高、刘智鸿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抚州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给第三人章员花的临上私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
另查明，2009年12月31日，章金高向原抚州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城郊信用社”、现为抚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东支行）申请借款。该申请书载明：申请借款金额：60万元；借款用途及原因：用于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央空调安装垫资，因目前资金暂无法跟进；担保方式：房产抵押。章金高的妻子刘智鸿作为保证人在该申请书上签名。2010年1月2日和1月15日第三人章员花与城郊信用社分别签订了《同意抵（质）押意向书》和《同意抵（质）押意向书》。《同意抵（质）押意向书》主要载明：章金高因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央空调安装垫资，需要向城郊信用社申请借款陆拾万元。本人经慎重考虑，自愿作为担保人，以自身有权处分的财产（抵押物／质物）临上私房字第××号房产对该项借款设定抵（质）押担保。《同意抵（质）押意向书》主要载明：兹有章金高在本社用章员花的房产抵押贷款伍拾柒万元整；房产证号为临上私房字第××号；房屋坐落在临川县玉茗路；建筑面积为336.55平方米。2010年1月28日，第三人章员花与城郊信用社签订了《抵押合同》及《抵押物明细表》。该明细表主要载明：抵押物名称：房屋；抵押物数量：336.55㎡；抵押物所在地：临川县玉茗路；权属证书编号：临上私房字第××号。同日，章金高与城郊信用社签订一份短期借款合同。该合同主要载明：本合同项下的借款为抵押贷款；借款用途为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央空调安装垫资。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章金高向城郊信用社借款的种类为抵押借款，并以第三人章员花房产证号为临上私房字第××号的房屋进行抵押。第三人章员花于2010年1月28日与城郊信用社签订了抵押合同，章金高于同日和城郊信用社签订了借款合同。且刘智鸿在借款申请书中签署了愿意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书面保证。而章金高、刘智鸿系夫妻关系。因此，其二人最迟于2010年1月28日就应当知道抚州市房产管理局就涉案房屋于1999年向第三人章员花颁发了该房屋所有权证，其于2015年6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且其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超过起诉期限具有正当理由。故抚州市房产管理局、第三人章员花提出章金高、刘智鸿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主张，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章金高、刘智鸿的起诉。
上诉人章金高、刘智鸿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贷款合同上的签名并不能认定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房产证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2010年1月28日，上诉人向城郊信用社贷款，要求第三人章员花提供一直由其保管的房产证进行抵押，上诉人并不知道房产证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仍然以为是作为共有权人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上诉人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对于银行提供的贷款以及抵押合同并未仔细阅读，且不知道准确的含义，涉案房产证是第三人章员花单方向银行提供的，上诉人并不知道房产证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起诉期限从行政相对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所谓“知道”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以书面形式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行为内容、诉权和起诉期限。2010年1月28日，上诉人办理抵押贷款时无法知道房管局作出变更登记行政行为具体原因以及法律依据，只有在上诉人于2015年通过律师调取了第三人伪造的“转让协议”时，才能准确知道权利其受到侵害，并提出诉讼主张。本案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情形。3、上诉人是在2015年6月与第三人章员花的儿子争吵过程中，第三人章员花的儿子说该房屋已经变更为章员花一人所有，此时才知道该房屋房产证进行了变更登记，故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本案一审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
被上诉人抚州市房产管理局辩称：1、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如是本案诉争房产的共有人，在2009年申请抵押贷款时必然会在抵押担保合同等类似文书上签署自己的意见，上诉人从未对自己没有在抵押合同中签字提出异议，足以证明上诉人此时已经知道其不是本案诉争房屋的抵押义务人，其已经知晓房屋被转移登记至第三人名下的事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第三人章员花述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争议的房产已由上诉人卖给了第三人，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上诉人在2010年1月28日办理贷款时上诉人就已经知道房产过户给了第三人，其起诉已经超过了2年的起诉期限，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章金高于2009年12月31日向城郊信用社借款，借款的种类为抵押借款，并以第三人章员花房权证号为临上私房字第××号的房屋进行抵押。第三人章员花于2010年1月28日与城郊信用社签订了抵押合同，上诉人章金高亦于同日与城郊信用社签订了借款合同。本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7万元，数额较大，借款及抵押合同等借款材料的各项条款内容涉及借款人与银行的各项权利义务，上诉人章金高作为本次借款的借款人，其在办理借款手续时理应详细了解并注意借款合同等材料填写的具体内容，此外，在2010年1月28日章员花签署的《抵押物明细表》中明确写明了本次借款抵押房产的权属证书号为02231号、抵押物所在地为临川区玉茗路等详细信息，上诉人章金高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章金高最晚于2010年1月28日就应当知道被上诉人抚州市房产管理局已于1999年向第三人章员花颁发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其于2015年6月15日就本案提起诉讼已超过2年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
在贷款时，上诉人刘智鸿作为保证人，仅是基于夫妻关系对上诉人章金高按照合同约定如期还款进行担保，对申请的抵押贷款人民币57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并无对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的内容进行审查的义务，且无证据证实上诉人刘智鸿已经知晓诉争房产证登记内容，仅以其与章金高系夫妻关系，在推定上诉人章金高应当知道行为作出后，再行推定其应当知道房屋登记行为的作出，理由并不充分，且不利于保护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刘智鸿主张其在2015年6月份才知道房屋已作出变更登记，现其于2015年6月15日起诉，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上诉人刘智鸿与该颁证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其有权就本案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上诉人章金高的上诉理由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刘智鸿的上诉理由依法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裁定部分有误，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南城县人民法院（2015）城行初字第70号行政裁定中驳回原告章金高起诉部分。
二、撤销江西省南城县人民法院（2015）城行初字第70号行政裁定中驳回原告刘智鸿起诉部分。
三、本案指令江西省南城县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刘智鸿的起诉继续审理。
审 判 长 上官笑东
审 判 员 余 惠 娇
代理审判员 王 康 季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付 政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第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