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8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福萍，女，197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心支行。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同心西路**号***层。
负责人：周立卫，副行长。
委托代理人：吴小燕，系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心支银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兰冰，系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系银行员工。
上诉人杨福萍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心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3民初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7月21日12时31分，杨福萍在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卫分社一本通账号为“00×××89”的账户内提取一年定期到期的存款8万元，利息3322.22元。同日12时33分，杨福萍将8万元在上述账号中续存三年定期。
2012年8月10日12时02分，杨福萍在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分社一本通账号为“00×××89”的账户内提取三年定期到期的存款88，110.4元，从2012年7月21日起计算的利息18.85元，本息合计88，129.25元。同时，杨福萍将88，129.25元存入“00×××89”一本通账户内的账号为“00×××11”的活期账户内，余额为88，155.41元。2012年8月10日12时05分，杨福萍在上一相同账户内存入1844.59元，存款余额为90，000元。2012年8月10日12时09分，杨福萍将90，000元取出，存入其在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分社一本通账号为“00×××89”的账户中，存款方式为定期三年。2015年8月10日，杨福萍在珠海农村商业银行红卫支行支取了该笔存款，本息合计为102，622.5元。上述存取款的行为，杨福萍均在相应的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存款凭条及取款凭条中签名。
2012年11月2日，杨福萍在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分社开设账号为“6858501203000006410302×××89”的账户，存入90，000元的三年定期存款，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分社发给杨福萍一本存折，存折背面编号为“53002609255”。2013年11月11日，杨福萍向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分社申请挂失原单价号码为“953002609255”的存折，金额为90，000元。2013年11月14日，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分社给杨福萍补发一本新账号为“80×××73”的存折，杨福萍在挂失业务申请书中签名。存折内记录2012年11月2日存入90，000元3年定期，2015年11月2日到期。杨福萍至今尚未支取该笔存款。
2012年11月2日，杨福萍在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分社一本通账号为“00×××89”的账户中分别支取十三笔一年定期存款，存款本金与利息金额分别为：7199.07元、5136.09元、4247.77元、10，588.57元、5293.77元、5293.21元、3174.22元、5290.38元、5196.36元、5145.98元、15，493.70元、5175.76元、5174.77元，合计82，409.65元。
2013年3月29日，杨福萍在农商银行同心支行一本通账号为“80×××28”的账户中存入2万元定期存款；2013年6月22日，杨福萍在该账户中存入1万元定期存款；2014年11月17日，杨福萍在该账户中存入5万元定期存款；2014年12月19日，杨福萍在该账户中存入1万元定期存款。2015年8月21日，杨福萍支取了“80×××28”的账户中的四笔存款共计本金90，000元及利息。
另查明，2013年1月4日，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同心分社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为农商银行同心支行。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存在争议的焦点有三点：一、双方之间是否存在2009年7月21日8万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2012年11月2日两笔金额为90，000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三、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杨福萍提交证据2，杨福萍于2011年9月23日在农商银行同心支行设立的存折中的三笔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三笔存款是否已支取结清。原审法院逐一分析如下：
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2009年7月21日80，000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问题。杨福萍主张其于2008年7月18日在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存入80，000元的一年定期。到期后，杨福萍续存三年定期，但遗失了存款单据，未及时向农商银行同心支行补办。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杨福萍应对上述主张提交相应证据。认定储户与银行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可凭存折、存单、客户回单等证据综合作出认定。杨福萍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存折、存单、客户回单等证据证明其将80，000元存入农商银行同心支行的事实，而杨福萍主张遗失存款单却未及时向农商银行同心支行要求补办。杨福萍在原审庭审中自认对每笔存款的存入时间及金额、存款到期日期等都记得非常清楚，但在80，000元存款单遗失的情况下，不及时向银行要求补办存单，不符合常理。其次，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对于杨福萍主张其在2009年存入8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009年7月21日12时31分，杨福萍在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红卫分社一本通账号为“00×××89”的账户内提取一年定期到期的存款80，000元，并于同日转存三年定期。2015年8月10日，杨福萍在珠海农村商业银行红卫支行支取了该笔存款，本息合计为102，622.5元。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对于杨福萍的主张进行抗辩，而杨福萍未能提交书面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无法确认双方间存在2009年7月21日8万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事实。
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2012年11月2日两笔金额为9万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问题。杨福萍提交了账号为“6858501203000006410302×××89”的存折及账号为“80×××73”的存折，证明其在2012年11月2日在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存入两笔9万元存款。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提交的证据证明，杨福萍挂失了账号为“6858501203000006410302×××89”的存折，补发了账号为“80×××73”的存折，杨福萍主张的两笔存款实际为一笔存款90，000元，且该笔90，000元的存款仍在账号为“80×××73”的存折中尚未支取。杨福萍对于其主张未提交书面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实其主张存在两笔90，000元的事实。
三、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杨福萍提交证据2，杨福萍于2011年9月23日在农商银行同心支行设立的存折中的三笔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三笔存款是否已支取结清的问题。结合杨福萍提交的证据2存折及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提交的证据35至证据40（由杨福萍本人签名的存款凭条及取款凭条）来看，存折中序号编码为1的存款，杨福萍于2011年9月23日存入的68，000元，已于2013年10月24日支取，本息合计74，008.53元；存折中序号编码为2的存款，杨福萍于2012年8月10日存入的90，000元，已于2015年8月10日支取，本息合计102，622.5元；存折中序号编码为3的存款，杨福萍于2013年10月24日存入的7万元，已于2015年8月10日支取，本息合计70，445.77元。杨福萍主张农商银行同心支行仅向其支付了序号为2、3的两笔存款，而未支付序号为1的存款。从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提交的证据来看，序号为1的68，000元存款，在2013年10月24日被支取后，于同日被存进了杨福萍的账户中。序号为1、2、3的存款均有杨福萍签名确认的存入及提取的相关书证，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已结清杨福萍的存款，并不存在未支付杨福萍存款的情况。故杨福萍主张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漏付其存款68，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杨福萍的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杨福萍未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其与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存在上述三笔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无法认定杨福萍的主张，而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对反驳杨福萍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书面证据加以证明，杨福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杨福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杨福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26元，由杨福萍负担。
一审判决后，杨福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改判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向杨福萍返还存款人民币88，110元，同时判决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向杨福萍支付人民币15，103元（从2012年7月21日开始暂计算至2016年3月21日止，2016年3月21日后继续计算至返还存款时止）；二、改判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向杨福萍返还存款人民币90，000元，同时判决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向杨福萍支付人民币14，375元（从2012年11月2日开始暂计算至2016年4月2日止，2016年4月2日后继续计算至返还存款时止）；三、改判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向杨福萍返还存款人民币68，000元，同时判决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按三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向杨福萍支付人民币14，570元（从2011年9月23日开始暂计算至2016年4月23日止，2016年4月23日后继续计算至返还存款时止）；四、改判由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如下：杨福萍于2008年7月21日在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存入人民币80，000元定期一年，到期后2009年7月21日，杨福萍又将该存款取出续存定期三年。后来，该存款存单及存折均遗失。杨福萍以为该笔款项存折遗失了，杨福萍多次到农商银行同心支行补办银行存折，但农商银行同心支行一直拒绝，理由是杨福萍没有2009年7月21日这一笔存款，只有存期为8月10日的这一笔存款。实际上8月10日的80，000元存款在2008年之前就已存入。一审中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提交了一些银行流水清单，将杨福萍的该笔存款嫁接到另一笔存款，由两笔存款变成了一笔存款。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认定有误。
2012年11月2日，杨福萍到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办理了两笔存款业务，一笔是现金人民币90，000元存三年定期，存折尾数后六位是02×××89，另一笔是将之前的13笔活期存款全部取出，共计人民币90，000元，然后转存为定期三年，存折账号后六位数为08×××73。一审中，农商银行同心支行也提供了一些银行流水清单，通过其自身的新旧系统更换，再通过新旧账号的更换，将杨福萍的两笔存款中现金人民币90，000元存三年定期的蒸发掉，只剩下一笔。一审法院对杨福萍提供的银行存折不予采信，而对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等证据不作严谨审查，最终采纳了农商银行同心支行的意见，作出对于杨福萍不利的判决。
杨福萍在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分不同时期分不同的数额存入多笔存款。杨福萍有一本账号为53×××53存折，记录有三笔存款存入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分别为序号1、2、3。杨福萍于2015年8月10日到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办理取出该三笔存款业务时，但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却只为杨福萍办理了取出序号2、3的两笔存款业务。杨福萍问农商银行同心支行为什么不办理序号1该笔存款，杨福萍被告知：序号1和序号3为同一笔存款业务，没有序号1该笔存款。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又吞掉了杨福萍的一笔存款。杨福萍所持有的存折明明非常清楚地记录着三笔存款的起始时间、到期时间、存款期限、存款金额、利率。但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就是硬生生地将序号1和序号3作为同一笔存款。一审法院不采纳杨福萍提供的证据，而采信农商银行同心支行不合常理、不合逻辑的解释。
综上，杨福萍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公正判决。
农商银行同心支行答辩称，杨福萍2008年7月18日存入的80，000元一年定期到期后已经转化为另外一笔存款。杨福萍主张的2笔90，000元存款是同一笔，两个账号是由于杨福萍挂失存折而产生的。68，000元存款到期后杨福萍已经取出。
二审期间，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提交2015年8月10日的《往账详细信息凭证》，拟证明杨福萍在2015年8月10日将第一笔8万多元的存款取出，加上其在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其他账户中的存款，一共200，000元，汇入到杨福萍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的账户上。
经审理，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1年9月23日，杨福萍存入一笔68，000元的两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为4.1250%。农商银行同心支行称杨福萍已经支取了该笔存款，并提交的有杨福萍签名交易凭证佐证。上述交易凭证记载，杨福萍于2013年10月24日支取了个人2年定期存款，定期存款的本息金额为74，008.53元，活期利率为0.3850，利息金额为24.53元。
二审法庭调查中，杨福萍称其诉请的第一笔存款88，110元不是其现有存折中的任何一笔，该存折已被其妹妹撕毁。
杨福萍称账号尾号为02×××89的存折和账号尾号为08×××73的存折中各有90，000元存款，其中尾号为08×××73的是另一张存折挂失而来的，其已不记得旧存折的账号。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则主张尾号为08×××73的存折是尾号为02×××89的存折挂失后形成的，二者实际是同一张存折。其中尾号为02×××89的存折背面的序号为53002609255，就是2013年11月11日挂失单据中记载的原单价号为953002609255。农商银行系由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更名而来，农商银行更名后新系统上线，新系统的凭证号码比旧系统多一位，新系统在处理旧存单时自动加了一个9。
本院认为，农商银行同心支行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案涉争议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纳作为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
关于88，110元存款的问题。杨福萍称该笔存款与其现有存折上的存款无关，并称该存款的存折已被其妹妹撕毁。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杨福萍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其现有存折之外尚有该笔存款存在，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驳回其此节诉讼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90，000元存款的问题。关于账号尾号为02×××89的存折和账号尾号为08×××73的存折之间的关系，农商银行同心支行作了详细说明，并提供了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真实可信，本院予以采纳。杨福萍主张账号尾号为08×××73的存折系其他存折挂失而来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在账号尾号为08×××73的存折之外并不存在另外一笔存款日期为2012年11月2日的90，000元三年期定期存款。杨福萍的此节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关于68，000元存款的问题。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提交的证据表明，杨福萍于2013年10月24日支取了一笔2年期定期存款，农商银行同心支行向其支付了定期存款期限内的本息73，984元以及到期后的活期利息24.53元。经本院核算，上述定期本息金额与2011年9月23日的68，000元2年期定期存款记载的利率和期限一致；农商银行同心支行支付的活期利息是以73，984元为本金，自定期存款到期日（2013年9月23日）计算至实际支取日（2013年10月24日）。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杨福萍于2013年10月24日支取的2年期定期存款即为其2011年9月23日存入的68，000元。杨福萍称其尚未支取上述存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杨福萍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52元，由上诉人杨福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烽娟
代理审判员 马翠平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