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2民终16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江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万开路石安洞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11685798U。
法定代表人：胡琼，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霞，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富容，女，198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居所地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洪明，重庆君之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市江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豪房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富容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1民初13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豪房地产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1民初1386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江豪房地产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富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江豪房地产公司对邓富容工作岗位的调整和明确是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的需要，调整工作岗位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不具备侮辱性和惩罚性、无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邓富容在权证办理工作中，多次出现问题，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调整后，邓富容的工资薪酬并未降低，反而为其提供了更能专心工作的条件，因此江豪房地产公司对邓富容工作岗位进行调整和安排，系基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需要依法行使自身的经营管理权，员工应当服从安排。二、邓富容不服从公司管理、工作安排、调整岗位，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甲方因生产经营变化或者工作需要，可以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乙方应服从甲方的管理和安排。”第九条第五款第六项约定“乙方不服从甲方管理、工作安排、调整工作岗位的，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乙方任何补、赔偿金。”双方合同签订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自成立时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定约束力，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三、邓富容在仲裁阶段并未主张赔偿金，一审法院的判决超越了其诉讼请求，应予改判。
邓富容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豪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豪房地产公司不应支付邓富容赔偿金33,341元和拖欠的工资1,068元；2、案件受理费由邓富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订立劳动合同等情况。邓富容于2014年6月12日应聘到江豪房地产公司工作，双方签订期限从即日起至2015年6月11日止的《劳动合同》，双方约定邓富容的试用期为一个月、工作岗位为报建员，即负责办理开发前期的相关手续，保证开发计划顺利实施；试用期的月工资为3,500元，转正后的月工资为4,000元；江豪房地产公司因生产经营变化或工作需要，可以调整邓富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邓富容应服从其管理和安排。双方在前述《劳动合同》到期后，又于2017年3月1日续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间从2017年3月1日起至2018年3月1日为止；工作岗位为报建员，即负责办理开发前期的相关手续和不动产权房管局手续；江豪房地产公司因生产经营变化或工作需要，可以调整邓富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邓富容应服从其管理和安排；原告江豪房地产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被告邓富容的岗位，确定对其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邓富容的月基本工资为3,105元。但是，在实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邓富容的工资远超该标准。二、邓富容被解除劳动合同等情况。2017年8月25日，江豪房地产公司召集邓富容等人召开会议，会议认为邓富容在2017年8月9日存在脱岗情况，且自以为是，对于同事和领导提出的问题不正面回答，检讨反省不深刻，于是作出以下处理结果：1、8月要严格绩效考核，对邓富容8月9日旷工予以罚款500元；2、对邓富容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8月31日前交出权证工作，安排做招商部工作，工资调整为每月3,105元。同日，江豪房地产公司发出《关于调整邓富容工作岗位的通知》，该通知载明：根据邓富容近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及经常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事实，结合公司工作开展的实际，决定对邓富容的工作岗位和职责予以调整，即邓富容于2017年9月1日起调至招商部工作，担任招商专员一职，在公司的统一管理和安排下实施招商工作，在2017年8月31日前继续做好报建及办理不动产权房管局手续，并按照公司的安排与相关通知做好工作交接。邓富容因不同意江豪房地产公司的工作岗位调整，未将相关工作予以交接。2017年9月6日，原告江豪房地产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认为，邓富容利用管理公司证书的职务之便，将自己在公司办理的证书转移；办理房管中心手续时经常迟到早退。工作不力并报送虚假工作成果，在公司多次帮助和教育下依然我行我素，不认真反省。公司根据签订劳动合同时的协商意见与其协商调整工作岗位时严重抵触，并且拒不办理工作移交手续，系不服从公司管理和违反劳动纪律的违纪行为。据此，江豪房地产公司做出从即日起解除与邓富容劳动合同的决定，并要求其在两日内办理工作移交事宜。邓富容在当日收到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年9月11日，江豪房地产公司书面通知邓富容办理工作移交手续后，邓富容与江豪房地产公司已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此外，江豪房地产公司作出对邓富容旷工罚款500元处罚并未实际执行。江豪房地产公司在庭审中称，解除与邓富容劳动合同的主要事实依据为其拒不服从工作岗位调整。邓富容因对江豪房地产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不服，便向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仲裁委认定江豪房地产公司解除邓富容劳动合同违法，同时认定邓富容被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763元。据此，便裁决江豪房地产公司支付邓富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3,341元和2017年9月1日至6日的工资1,068元。江豪房地产公司收到仲裁裁决书后不服，在法定期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邓富容不服从江豪房地产公司对其工作岗位调整而产生的纠纷。首先，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予以调整，但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即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的需要、调整工作岗位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无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而且用人单位应对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岗位、地点、报酬等是劳动合同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任意一方拟对其中一项或多项进行变更均应与对方协商一致。工作岗位通常决定了员工的工作内容，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在劳动合同缔约当初，员工即把工作岗位的名称、内容等作为决定“是否签约”的重要依据。在劳动合同签订以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从缔约当初的“平等”地位转化为身份上的“隶属关系”，这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使劳动者一方相对处于劣势地位，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优势地位，劳动法将单位变更合同的权利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对劳动合同的变更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时，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合同时约定“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变化或工作需要，可以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的内容缺乏特定性，属于对工作岗位约定极为宽泛的概括性条款，系用人单位拟定的格式化条款，且出发点和目的在于企业利益之考量，其强调劳动者必须服从，排除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工作岗位等合同内容变更的协商权利，不能作为用人单位行使任意调岗权的依据。结合本案，首先，江豪房地产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对邓富容工作岗位的调整具有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反，其会议决定等文件中，对邓富容予以罚款和对其工作岗位予以调整的决定，则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同时也降低了邓富容的劳动报酬，并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排除了邓富容与其对工作岗位内容变更的协商权利，且未与邓富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调整邓富容工作岗位的决定，邓富容拒绝工作岗位的调整亦并无不当，而江豪房地产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应需要基于岗位调整具有合法、合理性，以及有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否则，其以邓富容不服从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失去了先行依据。邓富容尽管在申请仲裁时请求江豪房地产公司支付的为“双倍经济补偿金”，但其仲裁申请书中主张的事实为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且未支付赔偿金……”。“双倍经济补偿金”只是邓富容主张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计算方式而已，但基础法律关系仍为其主张的江豪房地产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事实。因此，江豪房地产公司认为邓富容在仲裁期间未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解除与邓富容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其次，江豪房地产公司提供的邓富容被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4,763元，仲裁委也是按该工资标准确定江豪房地产公司支付邓富容的赔偿金总额。由于邓富容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未提起诉讼，应视为对仲裁裁决的认可。因此，江豪房地产公司应支付邓富容的赔偿金为33,341元（4,763元／月×3.5个月×2倍）。此外，邓富容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年薪为65,000元，一审法院只能比照其2017年8月的月基本工资3,750元作为计算当年9月1-6日的工资，即日工资为172.41元（3,750元／月÷21.75），6天的工资为1,034.46元（172.41元／天×6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规定，判决：一、由重庆市江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违法解除邓富容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3,341元；二、由重庆市江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邓富容工资1,034.46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重庆市江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江豪房地产公司解除与邓富容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2、江豪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针对江豪房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邓富容的答辩请求及理由，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一、关于江豪房地产公司解除与邓富容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的问题。
本院认为，劳动合同的解除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和劳动者单方解除三种，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系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江豪房地产公司调整邓富容的工作岗位、工作地点而引发的纠纷，江豪房地产公司于2017年9月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系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虽然江豪房地产公司与邓富容签订的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其工作岗位为“报建员”，工作内容为“负责办理开发前期的相关手续，负责办理不动产权房管局手续”，但江豪房地产公司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将邓富容的工作岗位调整为“招商专员”，实施招商工作，属于对劳动合同的约定内容的变更，故江豪房地产公司对邓富容工作岗位调整的合理性、经营的必要性、目的的正当性负有举证责任。由于江豪房地产公司在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明不能确实、充分证明调整邓富容的工作岗位系公司经营的必要且目的正当，调整后的工作岗位为邓富容所能胜任、工资待遇等劳动条件无不利变更的事实成立，其解除与邓富容的劳动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赋予给用人单位享有的即时解除权的法定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江豪房地产公司解除与邓富容之间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并无不当，江豪房地产公司认为系合法解除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江豪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问题。
本院认为，经审查，邓富容在仲裁阶段申请“双倍补偿金”，其事实和理由中陈述该款系因为江豪房地产公司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关于“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之规定，该“经济补偿标准”系对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且邓富容在仲裁庭审时明确表示其请求是赔偿金，只是计算方式是双倍补偿金，故一审法院将该主张认定为江豪房地产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并无不妥。江豪房地产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违反了我国“判如所请”的基本原则，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重庆市江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柯 言
审判员 杨继伟
审判员 黄文革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魏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