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9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海世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芸娜。
委托代理人：许如春，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箴若，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
代表人：金成伟。
委托代理人：李道峰，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魏晶晶，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银河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恩盐。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市海曙恒安经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惠芬。
委托代理人：潘海轮。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荣辉日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红荣。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厦门骏利德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文凤。
委托代理人：陈作心。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如佳。
委托代理人：吴露青。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市科技园区博川电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骏。
上诉人宁波海世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世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鄞州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天津银河伟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伟业公司）、宁波市海曙恒安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宁波荣辉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辉公司）、厦门骏利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利德公司）、大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康公司）、宁波市科技园区博川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川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4）甬北商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海世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2年9月25日，案外人宁波江北星洋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洋公司）与太保鄞州公司签订财产综合险保险合同一份，保险单号为anib91002912q000881m。合同约定太保鄞州公司对被保险人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288号的仓库及仓库内的存货所有人为海世公司的存货进行承保。总保险金额35000000元（其中存货保险金额为20000000元），保险费23450元，保险期间自2012年10月8日零时起至2013年10月7日二十四时止。合同签订后，星洋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太保鄞州公司缴纳了23450元保险费。2013年7月9日，太保鄞州公司出具bnib910029130q000083m号批单，将被保险人由星洋公司变更为海世公司，其余条款保持不变。海世公司与星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钱芸娜。涉案财产综合险条款约定如下：第二条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下列财产可作为保险标的：（一）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者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二）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三）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第五条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火灾、爆炸；（二）雷击、暴雨、洪水、暴风、龙卷风、冰雹、台风、飓风、暴雪、冰凌、突发性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突然下陷下沉；（三）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第二十八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第二十九条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有权选择货币赔偿、实物赔偿或实际修复的方式。第四十三条对第二条中所列的暴雨、台风、洪水等概念进行了解释。2013年10月6日至10月7日，因台风“菲特”影响，海世公司仓库进水，造成仓库建筑及仓库内六家客户即银河伟业公司、骏利德公司、恒安公司、大康公司、荣辉公司、博川公司（以下简称六货主）的存货损失的事故。海世公司于2013年10月7日向太保鄞州公司报案。太保鄞州公司于同年10月12日委托山东佳联保险公估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公估公司）到现场查勘。公估公司于同年10月18日出具财产险公估报告书，认定损失金额如下：银河伟业公司定损金额为1044224.10元，扣除10%的免赔额104422.41元后为939801.69元；骏利德公司定损金额为461576.36元，扣除10%的免赔额46157.64元后为415418.72元；恒安公司定损金额为25835元，扣除30%的免赔额7750.50元后为18084.50元；大康公司定损金额为400989元，扣除10%的免赔额40098.90元后为360890.10元；荣辉公司定损金额为383213.31元，扣除10%的免赔额38321.33元后为344891.98元；博川公司定损金额为1056830.68元，扣除10%的免赔额105683.07元后为951147.61元；上述合计定损金额为3372668.45元，扣除342433.85元免赔额后为3030234.60元。海世公司与六货主签订的仓储合同中均约定了不可抗力引起货物发生损失海世公司可免责的内容。六货主分别向海世公司提出了索赔申请，海世公司尚未向六货主赔偿相应的损失。2013年12月25日海世公司向该院提起对太保鄞州公司的诉讼，征得海世公司同意后，该院对案件进行诉前登记［（2014）甬北立预字第29号］。该院于2014年1月13日立案受理，海世公司于同年2月19日申请撤诉后重新起诉。此前海世公司未以书面方式向太保鄞州公司申请理赔。
海世公司以太保鄞州公司未按约理赔为由于2014年2月2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太保鄞州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立即赔偿六货主保险金共计3506700.72元（其中银河伟业公司1099567.98元，骏利德公司18084.50元，恒安公司403523.61元，大康公司511791.82元，荣辉公司360890.10元，博川公司1112842.71元）；二、太保鄞州公司赔偿自2013年11月18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太保鄞州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海世公司承保的货物应为海世公司所有，现损失货物实际分属于六货主，故涉案货物并非承保标的物；二、如果法院认定六货主的货物属于保险标的物，根据海世公司与客户仓储合同的约定，海世公司无需就因不可抗力发生的货损承担赔偿责任，故海世公司对投保货物无保险利益，而且海世公司也未承担赔偿责任，故太保鄞州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三、对公估公司定损金额无异议，定损金额扣除税费是各方合意结果，海世公司主张在公估公司定损额度上加上税费无依据；四、如果要承担保险责任，太保鄞州公司对海世公司主张的恒安公司对应的货损的免赔率为30%、其他货损的免赔率为10%无异议，并选择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承担赔付责任；五、该案第三人并非适格第三人。综上，请求驳回海世公司的诉讼请求。
银河伟业公司、恒安公司、骏利德公司、荣辉公司、大康公司、博川公司在原审中共同答辩称：六货主因台风“菲特”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如果太保鄞州公司不将赔偿款支付给六货主，六货主将另案向海世公司主张权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损失金额是否应包含税费；二、台风“菲特”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三、第三人受损的货物是否属于涉案保险标的。关于争议焦点一，海世公司、六货主认为当时系基于太保鄞州公司口头同意理赔的承诺而在公估中作出同意扣除税费的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此予以证明，该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即该院认定损失金额应按财产险公估报告书认定为准，税费不应包含在损失之内。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虽然宁波是台风多发地区，但台风“菲特”带来的强降雨及后续的高位积水已超出海世公司作为从事仓储领域拥有平均水平的经验和信息的商人的预见能力。从发布于宁波日报的气象信息来看，2013年10月5日预计台风“菲特”靠近浙江沿海，宁波市明后天将现大到暴雨；同年10月6日预计受台风“菲特”影响，该日下午至次日宁波市将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市气象台预计，6日至次日，宁波市南部及西部山区的过程雨量将达到80毫米至150毫米，局部2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60毫米到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而事实上，海世公司所在的仓库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并不属于“宁波市南部及西部山区”的范围，但根据气象证明显示，2013年10月7日出现最大日降雨量，为278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已超出了原先预报的“大雨到暴雨”，也超出了“其他地区60毫米到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以上”。作为气象部门尚且无法对台风“菲特”的降雨量进行相对准确的预报，海世公司作为普通的仓储商人更无从预估。海世公司根据以往台风的经验，已经采取了沙包阻水、垫高垫板、通知六货主共同到场施救等措施，尽到了仓储管理人的职责。而后续水位继续上涨亦非海世公司应当预见而未预见的情形，海世公司为了避免人员伤亡而断电，并致使无法使用货梯转移货物，亦并无不妥之处。故因台风“菲特”引起的强降雨、积水，导致仓库进水仓储货物发生货损的事故系不可抗力引起。关于争议焦点三，该院认为，涉案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二条约定的保险标的包含三大项，而非仅限于所有权为被保险人的财产，虽然，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为海世公司所有的存货，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单纯按照字面意思界定为货物的所有权人是海世公司，并进而排除了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二条约定的其他保险标的，而应综合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太保鄞州公司作为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签订前，必然会对投保的标的进行一定调查勘验，以决定保费金额，对海世公司系仓储公司的性质是明知的，其经营事项就是仓储。故存货所有人为海世公司中的存货是对应仓储合同中的概念，而非会计学上存货概念，不能仅以存货而认定所有人即为海世公司。而且，最初系以星洋公司名义投保的，为了区别同一份保单中同作为保险标的的房屋与存货的被保险人不同，而特别注明存货所有人为海世公司。海世公司作为专业的仓储公司，虽然其经营范围包含自营业务，不排除仓库中有自己的货物，但事实上最终发生货损的也全是仓储物，故从合同订立的目的来说，海世公司是为其仓储保管的货物所投保，以分散其经营风险，而非为其自身的货物进行投保。从合同履行来看，仓库进水后，海世公司及时向太保鄞州公司报案，太保鄞州公司也委托公估公司进行了定损勘验，而太保鄞州公司亦不能明确说明海世公司为自己的货物投保与为保管的货物投保在保费上存在差异，故应认定海世公司保管的六货主的货物属于涉案保险标的。
该院认为：星洋公司与太保鄞州公司签订财产综合险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星洋公司将被保险人批改为海世公司后，海世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享有原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关于涉案保险利益的性质问题，太保鄞州公司认为系责任利益。对此，该院认为，财产经营管理人对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拥有的利益，即海世公司对其仓储管理的六货主的货物拥有的利益，属于基于合法占有享有的既有利益而非责任利益，故对太保鄞州公司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合同约定，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对于海世公司遭受的损失，太保鄞州公司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现太保鄞州公司已选择以现金方式支付赔偿款，故该院对海世公司要求太保鄞州公司以赔偿保险金方式承担保险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海世公司要求太保鄞州公司自2013年11月18日起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该院认为，海世公司在原审起诉前，仅以诉讼方式提起过理赔，但已撤诉，且海世公司不能证明其在此前已向太保鄞州公司提出过理赔申请，故该院对海世公司要求太保鄞州公司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鉴于海世公司与六货主之间的合同约定海世公司可依据不可抗力免除对六货主的保管责任，而涉案货损系因不可抗力引起，在太保鄞州公司需向海世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海世公司不得再援用不可抗力条款免除对六货主的责任。或者说，当海世公司为其仓储保管的货物投保财产综合险的情况下，其与六货主签订的仓储合同有关不可抗力免责条款的约定已发生变更，即因属于保险范围的不可抗力事由导致仓储货物损失的，海世公司仍应以保险赔偿金为限赔偿六货主，故海世公司亦不可援用不可抗力条款免除对六货主的赔偿责任。对于海世公司要求太保鄞州公司直接对六货主作出赔付的问题，该院认为，海世公司将其依据保险合同享有的权利转移由六货主直接承受，既可以避免海世公司再支付过程，同时，不违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侵害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此种赔付方式也表明海世公司不会依据不可抗力免除对六货主的责任而不当得利，故对海世公司要求太保鄞州公司直接将应赔付的款项支付给六货主，该院予以支持，对太保鄞州公司认为六货主非适格第三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太保鄞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银河伟业公司赔偿保险金939801.69元，向恒安公司赔偿保险金18084.50元，向荣辉公司赔偿保险金344891.98元，向骏利德公司赔偿保险金415418.72元，向大康公司赔偿保险金360890.10元，向博川公司赔偿保险金951147.61元，共计3030234.60元；二、驳回海世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854元，减半收取17427元，由海世公司负担1906元，太保鄞州公司负担15521元。
太保鄞州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六货主不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六货主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涉案财产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属于被保险人，六货主不是被保险人，故对保险金没有请求权；六货主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保险合同纠纷的审理结果对六货主没有利害关系，保险合同应否赔付，不必然导致仓储合同应否赔付。六货主与太保鄞州公司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其与海世公司的仓储合同关系独立于海世公司与太保鄞州公司的财产保险合同关系，两个合同关系应当分开审理，两者不能相互混淆。此外，海世公司在起诉时将六货主列为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即便六货主是第三人，但第三人只能自己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六货主不是自己提起诉讼的，也不曾对太保鄞州公司提出任何主张，是海世公司一厢情愿列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保险赔付原则是补偿实际损失，六货主依据仓储合同得不到的赔偿，如通过被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项下得到，将造成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因货损原因是不可抗力，六货主无法依据仓储合同向海世公司索赔。但海世公司另行起诉太保鄞州公司可以获赔，如此一来，海世公司就可以获得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赔偿。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得到纵容甚至泛滥。此外，海世公司和六货主也可能相互勾结，只要六货主假装向海世公司提交损失货损证明予以索赔，不管损失依据是否成立，海世公司都可以据此向太保鄞州公司索赔，而太保鄞州公司则必须予以赔偿，则容易滋生骗保的道德风险，破坏了整个保险市场的秩序。三、保险合同特别约定存货所有人为海世公司，但是原审法院超越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将第三人的货物也认定属于保险标的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的效力优先于合同基本条款。除非特别约定存在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反公序良俗等原因，才被认定为无效。因此，涉案的特别约定是有效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其次，从海世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的经营范围可知，海世公司完全可以自营商品、仓储自有货物、投保自有货物，而不是只能投保他人货物，而且这种投保自由与投保前太保鄞州公司的调查勘验毫无关系。再次，原审法院对格式条款的解释方式是针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情形，但是涉案特别约定的理解并不存在任何争议，海世公司从来没有否认所有人的含义，也没有对所有人作出过有别通常含义的特殊含义。最后，在原审庭审海世公司承认该特别约定中存货的所有权人已明确是海世公司，并且解释称“系投保时我方理解有误所致”。实际上，海世公司根本没有提供理解有误的证据。即便海世公司认为该约定是重大误解，那也应该通过另外的诉讼或仲裁的途径予以变更或撤销，而不能由法院用错误的解释方法硬生生将该约定作相反的理解。四、涉案保险利益的性质是责任利益，而不是基于合法占有享有的既有利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海世公司作为仓储服务方为货物投保，货物不仅仅包括其代保管的财产，也包括其基于自身业务需要在保险期间内购买和储存的财产。海世公司有权选择为其中一类或全部投保。财产综合险对于被保险人自有货物是损失险，对于代管货物部分的性质是责任险，符合保险实践：仓储保险在绝大多数保险公司没有责任险，只有个别少数保险公司正在逐步推广责任险，也就是说，不管投保什么性质的仓储物，一般都只能投保企业财产险，因此企业财产险在仓储保险中承担了部分责任险的功能；自有货物和代保管货物的所有权性质是不一样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两者不可能以同等标准去理赔；实践中，仓储保险投保企业财产险而发生保险事故的，都是以被保险人对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依法须向实际财产所有人承担法律责任为判断标准。保险人承保的是被保险人所遭遇到的特定风险，是在特定情形下，被保险人的某些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经济利益受损才是保险人赔付的条件，这也符合保险法损失补偿的原则。原审法院认定的财产经营管理人对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拥有的利益实际上指的就是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就是责任利益。如果被保险人依法对存货人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那么责任利益存在，保险人应予以赔付；如果被保险人依法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那么保险人也可因被保险人无责任利益而拒赔。五、原审判决无视仓储合同约定，违背契约精神和基本事实，颠倒因果关系，以约定变更为由把最终的责任转嫁给太保鄞州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不可抗力免责的例外只能由法律另有规定，而不能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故涉案仓储合同的不可抗力条款是不可变更的。退一步说，即便可以变更，海世公司与六货主签订的仓储合同对于不可抗力的约定是其双方之间的约定，如果发生变更也是海世公司与六货主之间的变更，海世公司的投保行为不能变更不可抗力条款，当事人也没有任何变更的表示，仓储合同下海世公司的保管义务和对六货主的赔偿责任也应另案审理。六、六货主不是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其无权获得保险赔偿。依据法律规定，被保险人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同时，保险合同中应列明被保险人。涉案保险合同订立时约定的被保险人为星洋公司，后改为海世公司。因此只有海世公司作为唯一的被保险人，才可能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保险人请求赔偿。而除海世公司之外的存货方，由于并不是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无权请求保险赔偿。而且如变更被保险人，属于保险合同的变更，应经保险人同意，否则被保险人单方请求将保险赔偿请求权转移给第三方，对被保险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仓储合同和保险合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海世公司对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存货损失，可依据仓储合同无须对六货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保险风险已经不存在，保险赔付的基础已经不成立，原审判令太保鄞州公司向存货方进行保险赔偿，严重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海世公司诉讼请求。
海世公司答辩称：一、关于出险的货物是否是保险合同的标的。保险单上有关保险货物的表述，并不是保险公司所陈述的存货所有权人是海世公司，应该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单的完整内容，双方订立合同目的，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表现以及诚信原则进行判断，海世公司的存货包括海世公司自己所有的和经营管理、代为保管的货物。首先，涉案保险所涉房屋所有权人不是星洋公司，存货所有权人也不是海世公司，太保鄞州公司对此是明知的，为确定保费才说是海世公司的存货。其次，公估公司是针对每个货主货物的损失公估的。太保鄞州公司也曾认可货物是承保范围。最后，海世公司是专业的运输和物流企业，仓库里从来没有放过自己的货。二、涉案保险是财产综合险。仓储业主作为投保人对保管的货物投保财产综合险是仓储行业惯例，也是业务特征决定的，仓储经营者以自己名义投保，对保险公司没有任何利益损失。太保鄞州公司按综合险收费，出险按责任险理赔，有违公平。三、货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自愿参加本案诉讼，原审把六货主列为原审第三人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太保鄞州公司以仓储合同含有不可抗力条款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太保鄞州公司承保时明知海世公司经营仓储业务，海世公司虽与六货主有不可抗力条款的约定，但如果按照保险合同，可以从太保鄞州公司得到赔付，海世公司也愿意对六货主承担赔偿责任。涉案保险费是直接赔偿给六货主，海世公司不存在骗保的可能。太保鄞州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银河伟业公司、恒安公司、荣辉公司、骏利德公司、大康公司、博川公司的答辩意见与海世公司一致。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六货主能否作为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二、海世公司依据仓储合同经营管理的货物是否是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三、太保鄞州公司是否应向六货主赔付货物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海世公司起诉要求太保鄞州公司直接向六货主赔付保险金，六货主作为货主，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海世公司在起诉状中将六货主列为第三人，六货主在原审中也同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对此予以准许，并无不当。至于海世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太保鄞州公司向六货主赔付保险金，应结合涉案保险合同、仓储合同等予以综合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二，海世公司与太保鄞州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为海世公司所有的存货，各方对存货的具体含义存在争议，故应结合其他保险条款及保险目的，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认定。涉案财产综合险条款第二条明确约定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可以作为保险标的，海世公司为其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投保财产综合险，并未超出该保险的承包范围；海世公司系仓储物流公司，为他人的货物提供仓储保管服务系其正常的经营范围，海世公司投保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分散经营风险，太保鄞州公司在承保时应系明知；太保鄞州公司委托公估公司定损勘验时，也依据不同的货主分别勘验损失金额，因此，保险合同所载的海世公司所有的存货应包括海世公司依据仓储合同经营管理的货物，该货物是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涉案货物属于保险标的，保险标的因不可抗力发生损失的，太保鄞州公司应按约向被保险人海世公司承担赔付责任。海世公司和太保鄞州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与海世公司和六货主之间的仓储合同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太保鄞州公司以仓储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免赔条款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根据海世公司与六货主签订的仓储合同约定，因不可抗力发生的货物损失，海世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海世公司为六货主的货物投保了财产综合险，可视为海世公司放弃了以仓储合同中的不可抗力免责条款免除对六货主的赔偿责任的权利。本案中，如太保鄞州公司直接向海世公司赔付保险金，海世公司可能获取不当利益，存在道德风险，现海世公司要求太保鄞州公司直接向六货主赔付保险金，不损害他人利益，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六货主虽不是被保险人，但基于其与海世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关系及被保险人海世公司的明确意思表示，可以直接获赔涉案保险金。太保鄞州公司主张财产综合险对于代管货物部分的性质系责任险，以被保险人对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依法需向实际财产所有人承担法律责任为判断标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宁波海世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90元，减半收取5045元，由上诉人宁波海世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4854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袁 方
代理审判员 郑益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林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