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56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白×1，女，1965年4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1，女，1969年8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志强，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2，男，1966年3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55号7号楼。
法定代表人马福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金，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白×1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06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3月，孙×1诉至原审法院称：孙×2是我哥哥，我父亲孙继宗于2007年6月死亡。经原审法院判决，北京市丰台区×××前街21号院（以下简称21号院）东房南数第一间房屋由我继承，其余房屋归孙×2和白×1所有，院落及门道共用。2010年11月23日，21号院房屋拆迁，按政策可分得5套安置房屋，我与孙×2针对21号院的拆迁利益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孙×2作为整个院落代表签订拆迁补偿及安置协议，孙×2从拆迁房屋中补给我房屋两套（其中1套89.5平方米，另一套77.5平方米），我于拆迁完后一年内给付孙×250万元整。《协议书》签订第二天，我在拆迁办选定了两套房屋分别是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12号楼1门2704号和7号楼2门403号房屋（以下分别简称2704号房屋和403号房屋）；孙×2选定了3套房屋，并由其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3年7月19日，上述5套房屋已经交付，包括安置给我的2704号房屋和403号房屋。2014年7月17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丰民初字第17263号民事判决，认定我与孙×2对21号院拆迁安置的房屋分配问题进行了约定，根据协议安置给以我代表的包括宫×1、宫×2在内的三人两套房屋；判令孙×2、白×1将2704号房屋和403号房屋交付我居住使用，现该判决已生效。目前，被安置的房屋具备了办理房产证的条件，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丰台投资公司）正在办理整个小区的房屋所有权证。因我名下的被拆迁房屋的安置补偿手续是由孙×2为代表办理的，我无法单独办理，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2704号房屋归我所有，孙×2、白×1及丰台投资公司协助我办理2704号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孙×2、白×1辩称：根据拆迁安置合同，被拆迁人是孙×2，孙×1仅是被安置人。按照我国拆迁的相关法律规定，被拆迁人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被安置人应该取得房屋的使用权。原审法院和本院的判决已经确认了孙×1的使用权。在被拆迁房屋中，孙×1仅有1间13.5平方米的房屋。直到拆迁结束，她一天都没有居住过。根据拆迁政策，我们委托戴京义去办理拆迁事宜。当时怎么拆迁谁都不知情，孙×1骗取了我们的信任让我们签订了《协议书》，这份协议书也没有说给孙×1的是居住权还是使用权。现孙×1已经居住使用诉争的两套房屋，再行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同意孙×1的诉讼请求。
丰台投资公司述称：现在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12号楼的整体所有权证书已经取得，具备单独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的条件。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7号楼的所有权登记证书正在办理过程中，我公司尊重法院判决，可以协助办理所有权登记证书。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孙×2、白×1和孙×1均系21号院房屋的权利人。孙×2与孙×1签订的《协议书》，实际是对21号院拆迁安置的房屋分配问题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书》的效力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且孙×1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实际居住使用上述房屋并积极履行给付50万元的义务。孙×2、白×1辩称孙×1依据《协议书》已经居住使用涉案房屋，无权再行起诉要求取得所有权及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项辩解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4月判决：位于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12号楼1单元2704号房屋归孙×1所有，孙×2、白×1、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孙×1办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判决后，白×1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孙×1、丰台投资公司均同意原审判决。孙×2不同意原审判决，同意白×1的上诉意见，但未上诉。
经审理查明：孙×2与孙×1系兄妹关系，白×1系孙×2之妻。
2008年，孙×1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对21号院房屋进行析产继承。2008年7月18日，原审法院作出（2008）丰民初字第0042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座落于丰台区×××前街二十一号院内北侧北房五间，南侧南房、北房各三间，西房二间（含门道一间）、东房二间，以及东、西棚子各一间。其中，东房南数第一间归孙×1所有；北侧北房五间及东数第二、三、四间房屋南侧的铝合金廊子，南侧南、北房各三间，西房二间（含门道一间）、东房南数第二间以及东、西棚子各一间归孙×2、白×1所有，院落及门道共同使用。二、孙×2、白×1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孙×1房屋折价款一千五百元。三、孙×2、白×1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孙立柱房屋折价款八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2010年10月，北京丽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泽公司）启动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园区B4B5地块开发整理及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拆迁工作。
2010年11月18日，丽泽公司（甲方，拆迁人）与孙×2（乙方，被拆迁人）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拆迁乙方丰台区×××前街21号所有房屋，正式住宅房屋25间，面积296.15平方米；在册人口5人，实际居住人口7人分别是：户主孙×2，之妻白×1；户主孙×1，之夫宫×1，之女宫×2；户主孙金蕊，之夫白金川；甲方支付乙方各项补偿款项共计4504908元。
2010年11月27日，丰台投资公司（甲方）与孙×2（乙方）签订《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C9地块定向安置房选房认购协议书》（以下简称《认购协议》），约定乙方购买坐落于丰台区周庄子村丽泽金融商务区C9地块的下列定向安置房：“1、超出安置购房指标30平方米以内的实际购房销售建筑面积352平方米，其中：7号楼2单元0403室，1居室，建筑面积63㎡，单价6300元/㎡，总价396900元；12号楼4单元2701室，2居室，建筑面积89.9㎡，单价6300元/㎡，总566370元；12号楼4单元2704室，2居室，建筑面积89.9㎡，单价6300元/㎡，总价566370元；11号楼3单元2704室，2居室，建筑面积89.9㎡，单价6300元/㎡，总价566370元；10号楼1单元2704室，2居室，建筑面积19.3㎡，单价6300元/㎡，总价121590元。超出安置购房指标30平方米以外的销售建筑面积70.6平方米，其中：10号楼1单元2704室，2居室，建筑面积70.6㎡，单价7560元/㎡，总价533736元。乙方应付购房款总额为人民币2751336元。”2013年7月19日，白×1办理了丽泽景园小区五套房屋的入住手续，入住地址分别为：“×××1号院12号楼1单元2704号；×××1号院7号楼2单元0403号；×××1号院13号楼3单元2704号；×××1号院14号楼4单元2701号；×××1号院14号楼4单元2704号。”
《认购协议》签订之前，孙×2与孙×1签订了《协议书》：“今有×××前街21号院房屋拆迁事议，孙×2与孙×1达成协议，由孙×2从拆迁房屋补给孙×1房屋两套，每套平方89.5平方米、77.5平米。如果没大居，按两个77.5平方米给孙×1。孙×1给孙×2伍拾万整，迁完后一年之内给清，一切事由孙×2与开发商洽谈。如到期不还清，77.5平方米一套归孙×2所有（协助过户给孙×2）。”该《协议书》落款由孙×2和孙×1签名并摁有手印，并写有两个日期“2010年11月23日”及“2010.10.23”。
2011年11月16日，孙×1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孙×2汇款50万元，孙×2未予签收。孙×1曾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孙×2履行该《协议书》，交付2704号房屋和403号房屋。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2704号房屋和403号房屋已由孙×1居住使用。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7月17日作出（2013）丰民初字第1726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孙×1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孙×2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089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诉讼过程中，孙×2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高院）申请再审。市高院经审查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高民申字第02723号民事裁定，驳回孙×2的再审申请。
原审法院审理中，孙×1提交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及汇款申请，证明已经将50万元交至原审法院账户。孙×2、白×1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丰台投资公司提交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12号楼整个楼栋的房屋所有权证。
原审法院至丰台投资公司调查。该公司土地部职员称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7号楼所有权登记证书正在办理过程中。
2016年4月21日，孙×1向原审法院递交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撤回关于403号房屋的诉讼请求，待丰台投资公司取得丰台区×××1号院7号楼初始登记的房屋所有权证后另行起诉。
本院二审审理中，白×1提交了其从（2013）丰民初字第17263号案卷宗中复印出来的，由孙×2于2010年11月23日书写的《保证书》，载明：“在孙×1办理所有两套的费用，由孙×2承担（不含物业、暖气）。”同时，白×1要求鉴定《保证书》上孙×2的签字与指纹是否为其本人所为。
另经释明，孙×1明确其诉讼请求中要求变更登记实际上是指转移登记。
上述事实，有（2008）丰民初字第0042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认购协议》、《协议书》、（2013）丰民初字第17263号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8976号民事判决书、（2015）高民申字第02723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孙×2、白×1和孙×1均系被拆迁的21号院房屋的权利人。孙×2与孙×1签订的《协议书》实际是对21号院拆迁安置的利益分配的约定。该《协议书》的效力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且孙×1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实际居住使用2704号房屋并积极履行给付50万元的义务。因此，2704号房屋的相关权利应当归孙×1享有。现2704号房屋已具备权属转移登记条件，原审法院判令孙×2、白×1与丰台投资公司协助孙×1办理2704号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是在权属转移登记完成之前，孙×1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故原审法院直接确认2704号房屋归孙×1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予以更正。
另，白×1在本案二审中提交了其从（2013）丰民初字第17263号案卷宗中复印出来的《保证书》，并要求鉴定《保证书》上孙×2的签字与指纹是否为其本人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据此，白×1提交的《保证书》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而且《保证书》的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对案件裁判结果没有影响，故本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06609号民事判决；
二、孙×2、白×1、北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孙×1办理北京市丰台区×××1号院12号楼1单元2704号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三、驳回孙×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孙×1负担35元（已交纳），由孙×2、白×1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孙×1负担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白×1负担35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审 判 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高 磊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