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伊州民一终字第3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根旭。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红权。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邓若东，新疆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立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里英，系被告高立学之妻。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勇，新疆边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柴根旭、柴红权为与被上诉人高立学、林里英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巩留县人民法院（2014）巩民初字第1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上诉人柴红权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邓若东、被上诉人高立学及高立学、林里英二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巩留县提克阿热克柴根旭砖厂的经营者为柴根旭，系原告柴红权的父亲，二人共同经营管理砖厂。2013年1月17日，柴红权与被告高立学、林里英签订烧砖承包合同，双方约定被告方承包原告砖厂2013年度烧结普通砖工艺，承包费用结算方式为按砖厂实际生产年度结算给被告一年92000元，被告保证在生产期内所出成品砖达到98%的质量技术要求标准，中途若停工完不成任务，造成原告损失由被告承担赔偿，另约定被告监督指导烧二火的人员烧结工艺技术，达到标准技术要求。另查明，原告提供了一份记载土坯数量和出砖数量的工资表，该表的制作人熊文华系该砖厂的工头，其当庭表示土坯和出砖的数量是其和老板一起统计的，并按照此数量向工人发放工资。工资表上所列的前十二人是拉土坯进窑的人，土坯数量合计为9882784块，最后列明的ＸＸ12347墩、吴世路8887墩、老邹12487墩、严得初9362墩、“代班”3449墩为工人出砖的数量，其中“代班”包括工人病假、事假期间替班人出砖数和2013年压窑未出的砖数（为了防止砖窑垮塌，每年烧窑结束后均留有部分砖用来压窑），领工资人为熊文华，出砖数量均是按墩计算，每墩200块，其中压窑的砖按照38门砖窑，每门9000块估算为342000块，但原告后又提供一份由原告方书写、杨代华和罗玉海签字的证明，证明2013年压窑砖的确切数量为428800块而不是估算的342000块，该份证明证实出窑砖数的总量增加到9393200块。该份证明是否为杨代华和罗玉海的本人签字无法核实，所以被告方对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不予认可，对原告计算的出砖数量亦不予认可，理由为熊文华曾给被告出具过一张证明，上面记载2013年出砖数量为970.64万，且窑内还有43-44万砖未出，这与熊文华制作的工资表上记载的出砖数量差距太大，故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和熊文华证言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还查明，工人出砖的数量里包含有非成品砖，但数量不详。再查明，证人王作林、唐文科是原告砖厂烧二火的人员，二人均表示被告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技术的指导，但被告认为其履行了指导义务，对该二人的证言不予认可，同时原告的诉讼请求里也并未要求被告承担该部分的违约责任，对此本院不做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计算方式为：（土坯数9882784块-出砖数9393200块）×0.25元／块，那么，土坯数与出砖数是否准确以及价格如何认定就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明在工资表上签字领取工资的事实，但是工资表上土坯数与出砖数是如何统计得出的，证人均未做明确说明，原告方也没有其他如日常统计、流水记录等证据证实，原告虽提供了一份字条用来证明压窑的砖数，但无法核实是否是杨代华和罗玉海的亲笔签字，也无法证实该字条上压窑砖数是如何统计得出的。另外，出窑的砖是按墩计算，每墩200块砖也是估算得出，其中又包含不合格的砖，这些均没有精确数据，将直接影响合格成品砖出窑的数量。同时工资表是原告砖厂的工头熊文华制作的，但熊文华又给被告出具了一份列有出砖数为970.64万砖（不包括压窑的43-44万砖）的证明，与工资表上统计的数量相差悬殊，熊文华作为统计砖厂数量的专业人员，应当对一年烧砖数量有一定了解，其又不能对为何给被告出具这份证明做出合理解释，所以原审法院对熊文华的证言无法采信。综上，原告提供的工资表实质上已形成孤证，没有其他相关有力证据对工资表上数量的统计是否精确予以佐证，故原审对原告所述合格成品砖出窑数量为9393200块的观念无法支持。另外，原告方提供政府采购成交通知书，采购协议以及销售发票等证据只能证明当次交易，不能认定为2013年红砖的销售均价。故原告方的主张证据不充分，应当继续补强证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柴根旭、柴红权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180元，减半收取1590元，由原告柴根旭、柴红权共同承担。
上诉人柴根旭、柴根权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其经济损失122396元。其理由为：被上诉人没有按合同约定指导烧二火，导致砖厂合格率未达到98%以上，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违约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被上诉人高立学、林里英答辩称，其只是提供技术服务，保证成品砖达到98%的质量要求，土坯的生产任务是他人完成的，不存在违约事实。上诉人提交的工资表、证人证言等证据在（2013）巩民初字第1455号案件中并未出现，以此计算的土坯和红砖数量不真实，不能作为认定数量的依据。
本院经过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申请案外人杨代华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与熊文华签订的夏尔湖砖厂装出窑合同，以印证工资表的真实性。该合同中承包期限及签订日期均有涂改，主文中“2012”改为“2013”，落款日期“2013”改为“2012”。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的标的是2013年度烧结普通砖工艺，同时由被上诉人监督指导烧二火的人员烧结工艺技术。因此被上诉人是以掌握的技术信息提供智力支持，而非以活劳动形式为上诉人提供劳动，故本案定性为技术服务合同纠纷。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构成违约的理由是被上诉人未依据合同第三条的约定保证成品砖达到质量要求，也未对烧二火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约事实，如果构成违约，上诉人主张赔偿损失的请求能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依据熊文华制作的工资表中出砖数和土坯数相除的数额以证明被上诉人未达到98%成品砖的质量要求。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成品砖达到98%的质量技术要求标准”，该质量技术标准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是交易习惯等不明确，因此上诉人需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服务期间的成品砖出砖率的标准。根据熊文华的证言，该工资表中土坯数量为9882782，出砖数9306400块，且成品砖数量不包括2013年压窑砖的数量，因此，该表并不能如实反映成品砖的数量。熊文华同时给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列有出砖数为970.64万砖（不包括压窑的43-44万砖）的证明，与工资表上统计的出砖数量相差悬殊，熊文华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上诉人提交的与熊文华的夏尔湖砖厂装出窑合同内容有涂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故熊文华提供给上诉人的工资表、证言和提供给被上诉人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伊勒哈提、王作林在庭审询问中陈述对砖的数量、质量、钢砖、损耗率等事实均不清楚，该两位证人证言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的证明力不足。二审中出庭的案外人杨代华2013年并未在涉案砖窑工作，对具体报废砖的数量也不清楚，且与上诉人是雇佣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亦不能相互印证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故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存在违约事实，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元，由上诉人柴根旭、柴红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瑞芳
审判员 王英奇
审判员 王 琳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孙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