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淮中民终字第17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爱岗，男，汉族，1976年9月28日生，职业不详。
委托代理人陈正，淮安市清浦区义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教园区枚乘路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史春辉，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潘虹，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卢永堂，男，汉族，1944年6月13日生，农民。
委托代理人居秀芹（系卢永堂妻子），女，汉族，1947年12月26日生。
上诉人卢爱岗与被上诉人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教园区枚乘路办事处（以下简称枚乘办）、原审被告卢永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8日作出（2013）淮开民初字第128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卢爱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卢爱岗的委托代理人陈正、被上诉人枚乘办的委托代理人潘虹、原审被告卢永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卢永堂与原告卢爱岗系父子关系，双方均系被告枚乘办辖区许庄村10组村民。2010年10月29日，因枚乘路安置小区项目建设需要，开发区管委会发布房屋拆迁通告（淮开拆通字（2010）第0580号），由被告枚乘办对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物实施拆迁。原告与被告卢永堂共同居住的房屋及涉案的爱岗养殖场在拆迁范围之内。2010年11月28日，被告枚乘办与被告卢永堂多次协商后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原告与被告卢永堂共同居住的房屋（含附属设施）以及家庭经营的养殖场（以原告名义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整体进行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各项补偿款合计513270.58元，被告枚乘路办事处产权调换安置被告卢永堂五套房屋后，被告卢永堂还应得补偿款199825元。协议还约定被拆迁房屋交付拆除的时间为2011年6月10日。协议约定的交付拆迁房屋时间期限届满后，被告卢永堂于2011年6月27日自动将房屋、养殖场交付被告枚乘办拆除。被告枚乘办于2011年8月25日向被告卢永堂交付了安置房屋及拆迁补偿款，协议履行完毕。
原审另查明，原、被告均认可拆迁协议签订时爱岗养殖场实际存栏生猪有母猪44头，肥猪15头。原告卢爱岗主张当时养殖场所养44头母猪已全部配种，20天后将要临产，往年惯例每头母猪可产小猪15头，每头按70斤出栏，每斤小猪16元，收益为44＊15＊70＊16=739200元，而因被告枚乘路办事处拆迁，59头猪被按照猪肉价格的半价出售，扣除实卖58080元，损失681120元。被告枚乘办对此不予认可。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因对生猪补偿没有明确政策规定，经与被告卢永堂协商后确定猪圈按照评估公司出具的报告进行补偿，并通过其他方式适当增加补偿，实际补偿猪圈及养殖损失152148元。
原审再查明，涉案地块拆迁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集体土地使用权征用批文等手续。
原审庭审中，被告枚乘办自愿主张对涉案养殖损失再行补偿10000元。
原审原告卢爱岗诉称：2011年6月27日，被告枚乘办未经原告同意，也无拆迁手续，仅凭与原告父亲即第二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将原告开办20年之久的爱岗养殖场强行拆除，导致原告养殖场中59头猪无圈养之处，原告当时所养59头猪中有44头母猪，15头肥猪，母猪已全部配种，20天后将要临产，母猪往年惯例每头可产小猪15头，每头按70斤出栏，小猪每斤16元，收益为44＊15＊70＊16=739200元，而因第一被告强拆，59头猪均被按照猪肉价格的半价出售，实卖58080元，损失681120元。现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两被告所签订的爱岗养殖场拆迁补偿协议无效；2、判令两被告将原告所有的爱岗养殖场恢复原状，并赔偿原告损失681120元。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两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2、要求被告枚乘办将原告所有的养殖场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681120元。
原审被告枚乘办辩称：1、被告于2010年10月29日对原告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是依据淮安经济开发区房屋拆迁通告淮开拆通字（2010）第058号文，拆迁合理合法，拆迁协议是有效的；2、原告诉称协议签订未经其同意，而由其父亲卢永堂直接签订不是事实。本次项目拆迁通告发布后，办事处拆迁工作组多次上门商谈该户拆迁的相关事宜，在商谈过程中，拆迁工作人员与原告及卢永堂多次谈到拆迁安置及牲畜养殖的补偿问题，原告直到签订协议也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当时拆迁工作人员提出养殖场执照是卢爱岗的，卢永堂说是家庭养殖的，其可以做主。协议签订后双方自动履行完毕；3、拆迁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11月28号，交房时间是2011年6月10日，到期后卢永堂自愿将房屋、养殖场交付拆除，原告称办事处强拆与事实不符；4、关于原告养殖场补偿问题，拆迁工作组考虑到卢永堂家养殖场的情况，经多次协商，并按照评估公司出具的报告进行补偿，即养殖的母猪每头补偿1000元，肥猪每头补偿500元。最终该户牲畜养殖补偿为95828元。综上所述，原告的请求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卢永堂辩称：1、原告所诉的是事实，我们不是家庭养殖，营业执照上是原告个人经营，原告已经成家立业；2、拆迁协议是我签订的是事实。我思想传统，对组织安排绝对服从，未讲条件就签的协议；3、签订协议前我身体不好，拆迁时工作人员连续4天从中午谈到晚上12点，我身体吃不消，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交房时因为以前家里有亲戚房屋被强拆，我担心如果强拆损失更大才交房的；4、原告认为拆迁不合法，我同意拆迁协议无效；5、拆迁时我家养殖场有44头母猪，肥猪15头，认同原告主张拆迁造成养猪损失的数额，但我不应赔偿也赔偿不起，我只是养殖场从业人员。
原审认为：一、关于涉案的合同效力。本案所涉拆迁的爱岗养殖场占用土地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项目系枚乘路安置小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审查，涉案拆迁项目，缺乏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征地批文等手续，违背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两被告签订的淮安市征收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所涉爱岗养殖场的相关协议条款无效。
二、关于被告卢永堂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家事代理。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卢永堂均认可被拆迁房屋由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养殖场由家庭成员共同经营。被告枚乘办于2010年10月29日发布拆迁通告，两被告于2010年11月28日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被告卢永堂于2011年6月27日将包括涉案养殖场在内的房屋设施交付被告枚乘办拆除，涉案拆迁从发布通告到实际拆除期间近8个月，且该房屋及养殖场拆迁安置是家庭重大事项，原告应当知晓拆迁事宜，应视为认可涉案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故被告卢永堂有权签订该补偿协议。
三、关于涉案养殖场补偿是否合理。经查，拆迁协议签订时爱岗养殖场实际存栏生猪有母猪44头，肥猪15头，该事实双方无争议，被告枚乘办就涉案养殖场猪圈部分补偿金额为56320元、养殖经营部分补偿金额为95828元，合计152148元。并已实际支付完毕，根据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该补偿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且符合目前生猪市场行情，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该补偿合理。
四、关于被告枚乘办自愿补偿1万元。庭审中，被告枚乘办自愿主张再补偿原告1万元，该主张系被告枚乘办处分其自身权益行为，依法照准。
综上所述，两被告之间签订的《淮安市征收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因违反有关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但鉴于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并经查实该协议涉案补偿条款并无显失公平情况，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枚乘办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经调解不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一、被告卢永堂与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教园区枚乘路办事处于2010年11月28日签订的淮安市征收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所涉爱岗养殖场的相关协议条款无效；二、驳回原告卢爱岗要求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教园区枚乘路办事处将爱岗养殖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68112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12元，由原告卢爱岗负担。
上诉人卢爱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枚乘办强行拆除上诉人经营的养殖场，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的损失，被上诉人卢永堂无权代表上诉人签订拆迁协议，上诉人对拆迁协议上所载明的养殖场的拆迁补偿款数额不认可，补偿的项目、价格等均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判决被上诉人将养殖场恢复原状，赔偿上诉人猪的损失681120元。
被上诉人枚乘办答辩称，一审判决对猪圈的面积和种猪的数量以及补偿的标准认定清楚明确。本案所涉养殖场虽然是以上诉人名义办理了相关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但该养殖场属于家庭共同经营。上诉人父亲卢永堂已就养殖场补偿事宜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补偿协议，卢永堂的行为属于家事代理。补偿协议中对养殖场、猪圈均给予了充分的补偿并且该补偿协议早已于2012年6月履行完毕。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卢永堂答辩称：一审判决对猪圈面积、生猪数量和价格认定不清。养殖场不是家庭共同经营的，其也不是家事代理，其与卢爱岗是两个家庭，早已分开来居住。其只是就房屋部分与枚乘办签订了拆迁协议，对房屋部分的拆迁是认可的，对养殖场的拆迁不认可。该份协议中所有的补偿款都是对其被拆房屋的补偿，与卢爱岗经营的养殖场无关。认同上诉人卢爱岗的上诉理由。
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二审另查明，卢永堂与枚乘办于2010年11月28日签订的淮安市征收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所涉爱岗养殖场的补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猪圈的拆迁补偿，猪圈面积为256平方米，补偿的标准为每平方米补偿220元，补偿金额为56320元。第二部分是对养殖场的补偿，补偿总金额共计95828元，补偿项目包括母猪、肥猪、沼气池、花木池、外地坪、以及相关树木等。爱岗养殖场共计补偿152148元。
二审庭审中，卢永堂陈述：其拿安置房和补偿款的时候，知道有拆迁协议，但所拿的是应该安置给其自己的房子和补偿钱。协议中不包含养殖场的拆迁补偿费用。
二审庭审中，卢爱岗主张对其养殖场的拆迁损失的补偿明显不足，其中，1、母猪和公猪是种猪而非普通猪，价格应当按种猪价格计算，所生产的小猪损失没有计算；2、猪圈房屋面积为256平方米，应按1500元每平方米计算；3、钢架大棚面积是2000平方米，应按500元每平米计算；4、披屋面积是136.4平方米，应按500元每平方米计算；5、厕所面积是15平方米，应按1500元每平方米计算；6、墙门垛是3.9米高、4米宽，乘以3块楼板，共9块，造价是8000元；7、大吊扇是14个，每个应按180元计算；8、猪场内下水道造价是4950元，外下水道造价是7125元；9、猪圈场内大粪池造价是6000元，猪圈外大粪池造价是16000元；10、猪圈场地面积800平米，应按1000元每平方米计算。以上10个项目枚乘办均没有计算在拆迁补偿款内。
二审中，上诉人卢爱岗明确其诉讼请求是将养殖场恢复原状，赔偿其猪的损失681120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上诉人卢爱岗要求将养殖场恢复原状和赔偿猪的损失68112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拆迁爱岗养殖场的拆迁项目缺乏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征地批文等手续，违背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两被上诉人卢永堂与枚乘办签订的淮安市征收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所涉爱岗养殖场的相关协议条款无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经审查，卢永堂签订协议的行为构成家事代理，其与枚乘办于2010年11月28日签订的淮安市征收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所涉爱岗养殖场的补偿分为两大部分，三个小方面，总金额合计152148元，其中：1、对猪的补偿为：老母猪48头，每头1000元，计48000元；肥猪56头。每头500元，计28000元，合计补偿款为76000元。2、猪圈256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补偿220元的标准计算，猪圈拆迁共补偿56320元。3、沼气池、花木池、外地坪、以及相关树木等补偿19828元。而在签订拆迁协议时爱岗养殖场实际存栏的生猪数量是母猪44头，肥猪15头，该事实双方并无争议，被上诉人枚乘办根据当时生猪市场的行情，在原有生猪数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的猪的补偿数量，所给予的补偿费用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该补偿合理。上诉人卢爱岗要求赔偿其猪的损失681120元。上诉人对此主张并未向法院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从上诉人所主张的681120元损失的构成中看出，并没有包含猪在饲养过程中作为饲养人应付出的成本投入，该主张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故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卢爱岗要求将养殖场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由于涉案的拆迁项目枚乘路安置小区已实际建成，爱岗养殖场已被拆除，现已无法恢复原状，故枚乘办依法应承担折价补偿的责任。经核实，拆迁协议中涉及爱岗养殖场猪圈及附属物部分的补偿为76148元，该费用已由卢永堂代为领取，应由卢永堂返还给卢爱岗。上诉人卢爱岗在二审中列举了拆迁协议中有关养殖场遗漏的补偿项目以及补偿标准不当之处，由于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坚持要求恢复原状，并没有就拆迁协议中遗漏的补偿项目以及补偿标准不当之处向法院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故对此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本案不予理涉。至于被上诉人卢永堂主张其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不包含养殖场的补偿部分，该主张明显与拆迁协议所载明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所作判决正确，上诉人卢爱岗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10612元，由上诉人卢爱岗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 青
审判员 孙 洁
审判员 孙 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靳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