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民初字第04169号
原告：王立杰，男，1963年3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友伶，北京市京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宣继璇，北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住所地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丁文理，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勇，男，1974年9月3日出生，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干部。
被告：王丽丽，女，1957年12月24日出生。
原告王立杰诉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王丽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2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高子惠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立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友伶、宣继璇与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刘勇、被告王丽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立杰诉称：坐落于本市东城区北豆芽胡同×号、×号的9.5间房屋的产权人为王×、王×1、王×2、王×3、王×4（以上五人均已去世）。1972年左右北豆芽胡同×号、×号地址变更为北豆芽胡同×号、×号、×号。王×3育有一子王×5（1989年12月26日去世），王×5与其妻满×（1990年11月20日去世）共育有五名子女，分别为王×6、王×7、王×8、原告王立杰及被告王丽丽。2001年，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住宅发展中心）对北豆芽胡同进行危旧房拆迁。经过家族协商确认，王×一家对北豆芽胡同×号院的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王×2一家对北豆芽胡同23号院的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王×3一家对北豆芽胡同×号院的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利。拆迁期间，北豆芽胡同×号院的权利人王×6、王×7、王丽丽、王×8及王立杰对房屋产权、面积进行了签字确认。但被告住宅发展中心私下与被告王丽丽就北豆芽胡同×号院的房屋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被告恶意串通，侵犯了原告对北豆芽胡同×号院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权利。故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无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住宅发展中心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所称的东城区北豆芽胡同×号院是私房，与北豆芽胡同×号院、×号院组成一个大宅子，在房屋档案中有原始登记，登记的是一处房子，为北豆芽胡同×号、×号，但无所有权证。被告在拆迁时对×号院、×号院、×号院作为一处房屋进行处理，按照当时的规定进行了价值评估，×号院、×号院、×号院的总价值为72370元。被告针对×号院、×号院、×号院的安置对象，分别签订了《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进行拆迁安置需符合3个条件，一是在危改区内有本市常住户口，二是有正式住房，三是在住房内长期居住。根据×号院的入户调查、户口情况、居住情况，被告与符合条件的安置对象分别签订了3份《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其中一份即是与被告王丽丽签订的。被告对25号院的拆迁安置合法有效；2、原告王立杰的户口在1982年即迁出北豆芽胡同×号院，且长期不在该院内居住，不符合×号院的拆迁安置条件。此外，原告王立杰在北豆芽胡同×号院承租公房×间，其一家长期居住于此，拆迁时其户口亦在此处，被告与王立杰就其承租的公房签订了拆迁合同，对王立杰进行了拆迁安置。王立杰无权要求在×号院获得重复安置；3、如原告系×号院的合法继承人，其仅对评估价值72370元中属于其继承份额的部分享有权利；4、二被告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二被告之间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合法有效。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丽丽辩称：被告王丽丽在拆迁时居住在被拆迁的25号院内，户口亦在此处，其与被告住宅发展中心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是因为其符合拆迁安置条件，没有使用原告的户口，也没有代替原告签字，二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
经审理查明：坐落于本市东城区北豆芽胡同×号、×号的9.5间房屋的原产权人为王×、王×1、王×2、王×3、王×4（以上五人在拆迁时均已去世）。王×、王×1、王×2、王×3系兄弟关系，王×4系上述四人之母。后北豆芽胡同×号、×号地址变更为北豆芽胡同×号、×号、×号。王×3育有一子王×5（1989年12月26日去世），王×5与其妻满×（1990年11月20日去世）共育有五名子女，分别为王×6、王×7、王×8、原告王立杰及被告王丽丽。2001年，被告住宅发展中心对北豆芽胡同进行危旧房拆迁，就北豆芽胡同×号院3间房屋分别与王×8、王×6、被告王丽丽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其中，被告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被告王丽丽（乙方）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编号为×-020＋×，合同约定乙方在东四地区（原住房地址北豆芽胡同×号）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2平方米，应安置人口5人，分别为王丽丽、王×7、郑×（王×7之女）、郑×1（王×7之夫）、郑×2（郑×1之侄）；乙方选择就地安置方式，安置住房位于东四危改区×区×号楼（施工楼号）×单元×层×号住房，建筑面积85.91平方米；房价款166147元。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王丽丽交纳了购房款，于2004年左右入住安置房屋，并取得安置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为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号楼×单元×号。
再查，原告王立杰原承租位于本市东城区北豆芽胡同×号院×号公房1间。2001年11月27日，原告与被告住宅发展中心签订编号为×-×号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书》，约定原告在东四地区内（原住房地址北豆芽胡同×号）有正式住房1间，使用面积9.3平方米，应安置人口2人，分别为户主王立杰、之妻吴×；原告选择就地安置方式，安置住房位于东四危改区×区×号楼（施工楼号）×单元×层×号住房，建筑面积85.84平方米；购房款319229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03年入住安置房屋，并取得安置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为本市东城区豆瓣胡同×号楼×单元×号。
庭审中，原告称因北豆芽胡同×号、×号、×号院的原产权人均已去世，未进行过析产，故在拆迁时各家族之间有一个确认书，对各院的权属、面积没有异议，原告也在确认书上签字。各家族成员将21号院确认给王×之女王×9一家，23号院确认给王×2的孙子王×10等人，×号院确认给王丽丽、王×6、王×7、王×8及王立杰。对此，被告王丽丽表示记不清是否签过这份确认书，被告住宅发展中心表示未找到原告所述的确认书。经本院向当时负责拆迁工作的北京×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调查，北京×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答复称未找到原告所称的确认书。本院还向东城区房管局进行查询，亦未找到原告所述的上述确认书。
上述事实，有《50年代原产权人或其亲属信息查询回复》，证明信，《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回购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工作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之请应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主张其为北豆芽胡同×号、×号、×号院的原产权人王×3之孙，原产权人去世后未进行析产，拆迁时其对北豆芽胡同×号院享有拆迁利益，二被告恶意串通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损害了其拆迁利益，故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回购就地安置住房合同书》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王丽丽在拆迁时在北豆芽胡同×号院内居住，且户口亦在×号院内，被告住宅发展中心与王丽丽签订拆迁合同并无不当，且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事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立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王立杰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高子惠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