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2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新良。
委托代理人：华玲、梁菊梅，上海市中夏旭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建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荣堂。
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孙露波，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新良为与被上诉人邵建良、邵荣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桐乡市人民法院（2014）嘉桐商初字第1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田新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梁菊梅，邵建良、邵荣堂的委托代理人孙露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4年4月27日，田新良与邵建良签订酒店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邵建良所有的“湖州老鲜酒店”位于桐乡永兴，双方同意按酒店整体现状进行转让及移交；邵建良以总价5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田新良，在签订本协议的同时，田新良向邵建良支付定金5万元，余款待与房东签完租赁合同后，在三个工作日内补齐；本协议一经签订，双方对酒店设施设备及经营权交易即告完成，邵建良不再负责调换和退款；邵建良已预先支付房东六个月的房租合计金额30万元，转让酒店时，邵建良免租5万元提供田新良一个月的装修期，田新良另外提供邵建良酒店消费券面值5万元，田新良与房东签完租赁合同后，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邵建良预付房租余额25万元整；邵建良同意在签订本转让协议前，将本酒店的债权债务结算完毕，田新良同意在签订转让协议并接收酒店的管理后，因田新良所需的管理、经营、改造、装饰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田新良自行承担；田新良继续履行邵建良签订的租房合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双方同意，邵建良将消防合格意见书、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等移交给田新良，田新良自行到相关部门办理变更及相关手续，所产生的费用由田新良自行承担等。上述合同签订当天，田新良即拿到了邵建良交付的酒店钥匙，并开始接管酒店，但对酒店内的设施设备等，双方并未形成书面的交接手续。后，田新良将酒店更名为“灶乡缘”，同时为酒店的重新开业作了准备，之后，便开始对外营业。2014年7月7日，桐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田新良送达“纠正违法违章行为提示通知书”一份，称对座落于振东新区永兴路45号的灶乡缘饭店进行检查发现，田新良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并要求其在接到通知书20天内，自觉主动地加以纠正。接到上述通知书后田新良又营业一段时间，之后停业。2014年10月16日，田新良诉至原审法院。
审理中，邵建良、邵荣堂自认已收到田新良交付的涉案转让款及田新良按涉案转让合同需补偿给邵建良已预付给房东的租金，共计71万元，尚有9万元款项及合同约定的5万元消费券田新良未予给付。对该事实田新良予以否认并称涉案转让合同的相应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
另查明，涉案酒店转让合同中所称的“湖州老鲜酒店”，工商登记注册的名称为桐乡市梧桐振东老鲜私房菜馆，性质系个体工商户，登记的业主为邵荣堂，实际经营者为邵建良。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邵建良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经审理查明，涉案“桐乡市梧桐振东老鲜私房菜馆”系个体工商户，登记的业主为邵荣堂，但实际经营者却是邵建良，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田新良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及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焦点之二，田新良诉请解除涉案合同是否成立。本案中，田新良请求解除双方的转让合同，其理由是签订涉案酒店转让合同时，邵建良、邵荣堂刻意隐瞒事实，以致田新良作出了错误的经营决策，导致田新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邵建良、邵荣堂存在过错。审理中，田新良称邵建良、邵荣堂刻意隐瞒事实是指“商住楼不能新开餐饮的事实，邵建良、邵荣堂没有告诉田新良，就是刻意隐瞒”。对此，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田新良称其未能开办餐馆的原因在于涉案房屋系商住一体，商住楼不能新开餐饮，无法通过环评。但依田新良目前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使田新良在办理营业执照时确实存在一定的行政管理限制，也并非没有救济途径，田新良在庭审中也承认能够通过“临时改变房屋用途”予以解决；其次，即便涉案房屋确因行政管理限制而不能开办餐馆，该责任也不能归咎于邵建良、邵荣堂一方。理由：1、签订酒店转让合同时，邵建良、邵荣堂所转让的酒店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属合法经营；2、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前，田新良本身系从事餐饮行业的相关人员，有自己的餐饮企业及从业经验，理应知道从事餐饮所需具备的条件，邵建良、邵荣堂并不比田新良更具优势。退一步讲，即使田新良无相应的餐饮从业经验，其作为受让方在签订转让合同前也有责任对自己开办餐馆所需条件和风险进行充分了解和评估，但其在此方面显然存在疏漏；3、涉案餐馆系整体转让，其中包括餐馆设施设备、营业用房承租权等的转让，但合同同时明确营业执照的变更及相应费用由田新良自行办理及承担，故田新良所称的营业执照办不出导致经营权实现不了的责任并不在邵建良、邵荣堂；4、田新良称邵建良、邵荣堂在订立合同时刻意隐瞒事实，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田新良所称的事实，邵建良、邵荣堂事实上也根本无法隐瞒；5、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签订后，邵建良、邵荣堂也不存在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综上，田新良称邵建良、邵荣堂在签订合同时隐瞒真实情况而存在过错依据不足，故田新良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请求解除涉案合同没有依据。基于此，田新良要求邵建良、邵荣堂返还酒店转让款55万元、退还租金25万元及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不予支持。审理中，田新良申请调查令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田新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000元，由田新良负担。
宣判后，田新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大量的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为清洁空气，商住两用房不得新设餐饮，涉案房屋系商住一体，当然也是被适用对象，开设餐饮无法通过环评，办不出营业执照。原审对此事实认定不清。2、合同签订时，按政策规定，涉案房屋事实上已不可能用于经营餐饮，邵建良、邵荣堂隐瞒了相关事实，致田新良受让酒店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邵建良、邵荣堂全身而退，田新良严重亏损，导致利益极度不均衡。因此，双方既然都是经营餐饮的，损失就不应全由田新良承担。原审对此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邵建良、邵荣堂二审答辩称：田新良所称的政策最早发布于2010年，邵建良、邵荣堂的酒店于2012年取得了营业执照，当时的政策不影响办证；而有些政策规定发布于2014年9月，在转让合同签订之后，如影响办证，邵建良、邵荣堂对此没有过错。涉案酒店开办餐饮并非没有途径完成证照办理，在本案上诉过程中，新承租人以房东名义将涉案酒店所在的房屋改变为商业用途，可以为证。邵建良、邵荣堂转让的酒店，取得合法经营权，且合同约定由田新良自行办理相关证照变更手续，田新良经营中的风险与邵建良、邵荣堂无关，其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田新良提供了（2015）嘉桐濮民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协议书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以此证明：田新良与房东岳金娥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已支付租赁费65000元。
邵建良、邵荣堂质证认为：对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协议书和业务回单和本案无关联性。田新良确与房东岳金娥解除租赁关系，但这不代表田新良有权解除酒店转让合同。
二审中，邵建良、邵荣堂提供了如下证据：
1、改变房屋用途公示、同一地址证明、收益金联系单。以此证明：涉案酒店新用户以房东岳金娥名义成功办理了涉案房屋的用途改变，且没交土地收益金。
2、照片、（2015）浙嘉民终字第318号民事裁定书。以此证明：涉案房屋由田新良退给岳金娥后，已重新出租进行商业使用。
田新良质证认为：对证据1所要证明的涉案房屋改变用途公示期已满，没有异议，但关于房屋用途改变，当时田新良打听到的情况是要收取很高费用；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是重新出租，但也要改变房屋用途才能办理营业执照。
本院审查认证为：田新良提供的证据，邵建良、邵荣堂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采信；对邵建良、邵荣堂提供的证据，除收益金联系单外，田新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予以采信。田新良对收益金联系单的相关事实表示异议，因该收益金联系单的事实存在与否，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5年2月15日，岳金娥与田新良因房屋租赁合同发生诉讼，田新良称租赁合同于2015年3月30日协议解除，其已搬离酒店，房屋由岳金娥收回。桐乡市城乡规划局对岳金娥商住楼临时改变用途进行公示，公示时间2015年4月29日至2015年5月5日。
本院认为：田新良和邵建良于2014年4月27日签订的酒店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成立。案件争议焦点是田新良是否有权解除酒店转让合同。田新良称，邵建良签订酒店转让合同时故意隐瞒“商住楼不能新开餐饮”政策规定的事实，田新良受让酒店后因该原因办不出营业执照，经营被迫停止，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酒店转让合同，由邵建良、邵荣堂返还转让款和预付租金并赔偿损失，合计180万元；邵建良、邵荣堂抗辩称，其转让的是证照齐全的酒店，并无隐瞒情形，现有政策下涉案酒店有办出餐饮营业执照的途径，田新良的主张不能成立。
对此，本院认为：合同签订时，邵建良转让的酒店具有餐饮证照，合同又约定由田新良自行办理证照变更等相关手续，并自负费用，在此情况下，邵建良没有了解办理证照新政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需要，田新良称邵建良、邵荣堂知道或应当知道政府有“商住楼不能新开餐饮”的规定，理由不充分。如果有田新良所称的政策，则相关规定应系公开的内容，田新良只要查询就能得知，邵建良、邵荣堂无法隐瞒，田新良主张出让方故意隐瞒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田新良从事过餐饮业，其在作出受让涉案酒店这一重大投资之前，对当地的相关政策规定，应尽审慎注意义务；田新良在签订合同、接受交付、支付转让款、重新装修并实际经营酒店后，才提出有影响办理证照的政策情形，没有证据证明系邵建良、邵荣堂的违约行为所致，则应属田新良自愿承担的商业风险。况且，田新良承认从有关部门获知，通过改变房屋用途，可完成环评及营业执照办理，其却没有在这方面积极作为，以清除办证障碍，而是选择停业、与房屋所有人终止租赁关系并退还酒店用房，尽管田新良经营酒店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但是根据前述分析，其所面临的后果难以归责于邵建良、邵荣堂。故田新良要求解除酒店转让合同、退回转让款和预付租金、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田新良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田新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代理审判员 冯 静
代理审判员 石明洁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