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4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嘉稳，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马云，上海瑞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博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耀冬，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宁静，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嘉稳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博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动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10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嘉稳的委托代理人马云，被上诉人博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宁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5月26日，博动公司与崔嘉稳签订《演唱会合作合同书》。合同约定，博动公司已经获得了韩国艺人APINK上海演唱会的主办权，定于2015年5月30日19时30分在上海体育馆举办“APINK上海演唱会”。双方的合作方式主要为崔嘉稳负责承担演唱会机票、酒店等赞助现金人民币10万元（以下币种同），剩余部分由博动公司承担。并于最晚飞机行程前一天进行机票出票；博动公司负责将价值11万元票款的演唱会门票交付崔嘉稳，交付时间为崔嘉稳机票出票完毕之后。同时约定，若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违约方应向另一方赔偿20万元的损失。合同签订后，博动公司多次与崔嘉稳进行微信沟通，要求崔嘉稳尽快履行合同义务，但演唱会开办日期临近，崔嘉稳始终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无奈，2015年5月21日，博动公司与上海XX酒店签订《关于2015年5月26日至31日“APINK韩国演唱组合”住宿安排合同》，支付酒店住宿费用53,993.50元；2015年5月26日至5月28日期间，博动公司又自行通过XX（北京）旅行社订购演唱会工作人员机票，共计支付机票款137,690元。原审庭审中，博动公司表示，即使崔嘉稳始终未履行合同义务，但博动公司还是将票面价值11万元的演唱会门票保留至开场前。由于崔嘉稳最终未领取，导致这部分门票未售出，造成博动公司经济损失。对此，崔嘉稳表示因为其精神方面存在障碍，认为系争合同内容显示公平，故未实际履行。原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11月20日，崔嘉稳的父亲崔某某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崔嘉稳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审查后，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委托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对崔嘉稳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12月25日，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回函称，经审阅送鉴资料并结合崔嘉稳之前的就诊病历，因缺乏被鉴定人崔嘉稳在案发前后的言语表现、一般基本信息、平常精神及智力状况、工作表现、人际关系、性格特征、出生及生长发育情况、重大疾病史等旁证材料，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无法进行客观、公正、准确的司法鉴定，故对于本次鉴定委托不予受理。2016年1月18日，崔嘉稳代理人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对崔嘉稳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崔嘉稳拒绝履行系争《演唱会合作合同书》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其自身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签订合同时对合同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因此未实际履行。但崔嘉稳并未就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相关司法鉴定，单凭医院就诊病历无法认定其欠缺相关民事行为能力，故崔嘉稳的该项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其次，系争《演唱会合作合同书》具有时效性，目前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博动公司主张因崔嘉稳的违约行为导致其以较高的价格支付了机票款及酒店住宿费，造成实际损失191,683元。原审法院注意到，系争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26日，而演唱会的举办时间为2015年5月30日，期间间隔仅为5天，并不具备通常情况下享受优惠价格的期间优势，因此该机票款及酒店住宿费的价格应为合理，况且系争合同约定崔嘉稳只负责承担演唱会机票、酒店等赞助现金10万元，剩余部分由博动公司承担。那么，即使博动公司实际支出的机票款和酒店住宿费超过了10万元，依据合同约定超额部分也应由博动公司自行负担；再则，博动公司得知崔嘉稳拒绝履行合同后，在演唱会开场前仍有足够的时间自行销售门票，但其并未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而是采取了消极持票怠售的方式任由损失扩大，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原审法院依据系争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综合认定，崔嘉稳因未实际履行合同所需承担的博动公司实际损失为10万元。据此，原审法院判决如下：崔嘉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搏动公司实际损失1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650元，由博动公司负担789元，由崔嘉稳负担861元。崔嘉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第一，崔嘉稳不履行合同义务没有给博动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第二，博动公司是演唱会的举办方，本案所涉及的演唱会门票金额11万元是博动公司自行设定的，且相关演唱会门票也可以由博动公司随意自行印刷制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关门票的真实性，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博动公司将相关门票一直为崔嘉稳保留到演唱会开场前是因为门票本身就卖不出去，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事实上，搏动公司是有足够时间去销售相关门票的。第三，机票和酒店住宿的费用是必然要发生的。博动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由于崔嘉稳没有支付赞助金而给博动公司造成损失。第四，崔嘉稳的精神健康状况存在问题，现仍在接受治疗，至今没有痊愈。第五，《演唱会合作合同书》的条款不符合常理，显示公平。为赚取1万元利润而承担10万元损失是无法接受的。据此，崔嘉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存在明显错误，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博动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博动公司答辩称，由于崔嘉稳不履行合同，导致博动公司以较高的价格支付了机票和酒店住宿费用。博动公司在原审期间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博动公司实际存在的损失。据此，博动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本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现博动公司主张，由于崔嘉稳没有履行《演唱会合作合同书》，致使其在最后时刻以较高价格自行购买机票并支付机票款137,690元，以及自行支付酒店住宿费53,993元。据此，博动公司要求崔嘉稳赔偿实际损失共计191,683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演唱会合作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5月26日签订的，而《关于2015年5月26日至31日“APINK韩国演唱组合”住宿安排合同》是博动公司与上海XX酒店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而且，按照《演唱会合作合同书》的约定，崔嘉稳并不负有安排该演唱组合在酒店住宿的义务。因此，酒店住宿费的金额与崔嘉稳是否履行本案合同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尽管按照《演唱会合作合同书》的约定，崔嘉稳负有订购机票的义务，但博动公司在签约当天就已经开始自行订购相关机票。因此，博动公司已经支付的机票款尚属于合理的范围。而且，即使博动公司认为其是以较高的价格订购机票，但由于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机票差价的损失，所以博动公司关于赔偿机票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博动公司表示，由于崔嘉稳不履行合同，致使其将票面价值为11万元的演唱会门票保留至开场前，最终这部分门票因未售出而造成经济损失。但是，博动公司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这部分门票确未售出。而且，《演唱会合作合同书》只是约定博动公司有义务交付价值11万元的演唱会门票，但并未就该部分门票予以特定化。况且，博动公司在本案中亦并未就门票损失向崔嘉稳主张赔偿。综上，博动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因崔嘉稳的违约行为存在实际损失，原审法院判令崔嘉稳赔偿博动公司实际损失1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100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博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22元，合计人民币3,372元，由被上诉人上海博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军欢
审判员 韩朝炜
审判员 朱国华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 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