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1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名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住所地济宁市仙营路5号商务局办公楼。
主要负责人：宋伟，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波，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强，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鱼台县支行,住所地山东省鱼台县城湖凌一路西鱼新三路北。
主要负责人：王洪波，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青，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建国，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鱼台县支行工作人员。
上诉人山东名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以下简称名洋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鱼台县支行（以下简称鱼台农行）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商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名洋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波、范晓强，被上诉人鱼台农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青、任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名洋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名洋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鱼台农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鱼台农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未受损失，可以通过对质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实现。鱼台农行应当通过对质物拍卖、变卖行使优先受偿权。在2013年12月出质人山东益群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群公司）的老板潜逃时，质物存在，2013年12月28日鱼台县法院对质物进行了查封，质物价值足以支付鱼台农行的贷款本息。被上诉人鱼台农行未及时妥善处理质物，导致贷款无法收回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鱼台农行明知质物为生鲜产品却怠于行使质权，是其贷款发生损失的根本原因。二、2013年12月28日鱼台法院查封财产清单中所列品名及数量并非实际数量，不应按该清单计算质物损失。查封现场质物数量巨大，鱼台法院仅粗略估计后在清单中列明，已在备注栏中明确记载“以实际过磅为准”。在此前提下，名洋分公司派驻的监管人员胡顺利、益群公司质物保管员赵传典、鱼台农行的工作人员田国丰才依次签字。自查封至今，质物并未过磅称重，仍处于不确定状态，以该清单计算质物损失证明力不足。三、上诉人名洋分公司严格按照被上诉人鱼台农行《质物履行通知书》的内容对质物进行每日现场监督和检查，没有过错。2013年11月26日，鱼台农行给名洋分公司出具的《质物履行通知书》中载明，对质押物的管理为“由名洋分公司派驻监理人员每日对质物现场监督和检查。”该书面通知变更了质押动产监管协议中名洋分公司的义务。名洋分公司的监管责任仅仅是对质物每日现场监督和检查，而非实际保管。鱼台农行在每月至少一次的贷后检查中，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其对名洋分公司未参与质物保管明知并认可。在鱼台法院的扣押清单上在场人员三人的签字说明，鱼台农行对赵传典作为出质人的保管员且名洋分公司并未参与质物保管这一事实，明知和认可。四、本案中质物并未丢失，而是被出质人部分转移，上诉人名洋分公司对此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根据质押动产监管协议约定，该协议是名洋分公司与益群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动产质押合同等一系列合同的组成部分，质物并未实际丢失，而是被益群公司部分转移，这不必然导致被上诉人鱼台农行的损失，其完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收回贷款并追究益群公司的违约责任。2.质物是被益群公司转移，名洋分公司在发现后立即报警并通知鱼台农行及保险公司，但出警民警到场后认为益群公司是质物所有权人，各方是经济纠纷而未予处理。鱼台农行立即就其与益群公司的其他纠纷，向鱼台县法院起诉并申请查封扣押质物。鱼台农行认可名洋分公司及时报案、益群公司转移质物的事实。五、鱼台农行对其向益群公司实际支付贷款500万元未提供证据，一审认定该事实缺乏证据支持。鱼台农行并未证明其曾经向益群公司支付过贷款这一事实。一审中，鱼台农行仅提供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未提供贷款发放记录及益群公司还款记录，只能证明双方曾经签订过合同，不能证明实际履行且鱼台农行贷款受到损失。综上，名洋分公司与鱼台农行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名洋分公司完成了监管义务。在质物仍存在情况下，不能认定鱼台农行贷款受到损失，鱼台农行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鱼台农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涉案《质押动产监管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名洋分公司应按约履行义务。名洋分公司为鱼台农行的上级行准入的质押动产监管公司，双方合作开展质押动产监管业务。2013年6月6日，名洋分公司向鱼台农行出具《资产监管承诺函》，承诺经其调查，益群公司现存的黑豆、杂粮等资产符合其动产监管要求，同意监管。2013年6月8日，鱼台农行与益群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动产质押合同》，同日，上诉人名洋分公司、被上诉人鱼台农行和益群公司签订《质押动产监管协议》和《质物入库通知单》。合同签订后，鱼台农行向益群公司发放借款500万元，借款到期后，益群公司拖欠本金4998417.91元及利息未还，给鱼台农行造成损失。2.上诉人名洋分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作为质物监管人有义务和责任保管好所监管的质物，其在监管期间未妥善保管质物，导致质物减损，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根据《质押动产监管协议》第14.1条和合同法第374条等规定，名洋分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上诉人名洋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予驳回。1.名洋分公司称不符合监管条件不是事实。2013年6月6日，名洋分公司出具《资产监管承诺函》，认可符合其动产监管要求。《质押动产监管协议》约定质物存放地点为益群公司自有冷藏库，冷藏库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厂区的问题。名洋分公司作为专业资产监管公司，根据《质押动产监管协议》第6条，选择适宜的保管场所，采取适宜的监管措施，妥善、谨慎监管质物是其应尽的义务，鱼台农行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2.益群公司老板盗取质物的行为系人为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属于不可抗力。损失是由于名洋分公司未尽监管责任，擅自允许益群公司出库造成的，其有重大过失，应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计算减损质物的损失数额时未包括鱼台县政府决定封存的资产的损失，该损失不影响名洋分公司责任的承担。鱼台农行多次请求法院依法执行，没有过错。三、上诉人名洋分公司作为专业的动产质押监管公司违反了质押动产监管协议的约定，导致质物流失，应在质物流失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四、名洋分公司占有并保管质物，负有保管和监管责任。1.《质物履行通知书》只是表明了名洋分公司监管的方式，并未免除其应尽的保管和监管责任。2.鱼台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名洋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监管员均在场，对该数额并未提出异议，说明其对数额认可。一审判决以此为基础判决名洋分公司承担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根据。3.鱼台农行与益群公司之间是借款和质押合同关系，与名洋分公司之间是保管合同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因为鱼台农行与益群公司之间的约定而免除上诉人名洋分公司应尽的责任。名洋分公司购买了监管责任保险，说明其认可存在保管责任。鱼台农行仅是受益人，向保险公司理赔应是上诉人非鱼台农行的义务。据了解，名洋分公司已提出理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不符合理赔条件拒赔，后果应由名洋分公司自行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鱼台农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名洋分公司赔偿与本案质押物相关的贷款损失本金4998417.91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直至本息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名洋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6日，名洋分公司向鱼台农行出具《资产监管承诺函》一份，记载内容：经名洋分公司调查，益群公司现存的黑豆、杂粮等资产符合动产监管要求，同意监管。待签订《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后，名洋分公司将行使其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2013年6月8日，案外人益群公司与鱼台农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益群公司向鱼台农行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9个月。同日，益群公司又与鱼台农行签订编号为37100320130001148号的《动产质押合同》一份，约定益群公司以其所有的黑豆432吨（每吨3万元）及奶花芸豆96吨（每吨1.1万元）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合同第6.2条约定：质权存续期间，质权人应当妥善保管质物。质权人可以自行保管，也可以委托第三人保管。同日，鱼台农行（甲方）与名洋分公司（乙方）及益群公司（丙方）签订编号为2013年鱼农动产质字第001号《质押动产监管协议》一份，三方就鱼台农行与益群公司签订的编号为37100320130001148《动产质押合同》项下的质押动产达成以下协议：1.1甲方、丙方均同意将质物交由乙方监控、保管，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并按照甲方的指示监管质物，丙方配合甲方和乙方对质物进行监管。3.1丙方依据本协议将质物提交乙方时，乙方应按照《动产质押合同》所附相关《质物清单》核查丙方交付的货物，三方共同签署《质物入库通知单》后，交付完成。4.1本协议项下质物存放地点为：益群公司自有冷藏库。4.3乙方还须保证取得租赁仓库的实际控制权，确保全天候，不间断地监管、控制质物。6.1监管期间，乙方应当根据甲方和丙方的要求，结合质物的属性和特点，选择适宜的保管场所，将质物存放于由乙方控制的独立的监管空间，并采取适宜的监管措施，妥善、谨慎监管质物，防止质物毁损或灭失。6.7监管期间，乙方应接受甲方对质物及相关单证的查验。8.2《提货通知单》是质物出库的唯一有效凭证，非合法持有加盖甲方预留的印章且经甲方指定人员亲笔签字的《提货通知单》，并依据《预留印签和签字样式》所提供的印鉴、签字及联系方式等信息进行审核和确认的，乙方不得办理质物出库手续。14.1乙方因以下情形给甲方或者丙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4.1.1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乙方未尽到监管责任导致质物发生变质、短少、受污染等情形的。同日，鱼台农行与名洋分公司及益群公司又签订编号为鱼农质入字第20130608号《质物入库通知单》一份，三方确认入库质物明细如下：黑豆432吨，每吨3万元及奶花芸豆96吨，每吨1.1万元。该通知单同时载明：质押（监管）期间，上述质物的最低数量应为黑豆432吨、奶花芸豆96吨，最低价值应为人民币1400万元整。
2013年11月26日，鱼台农行向名洋分公司出具编号为鱼农银质（通知）2013001号《质物履行通知书》一份，记载：鱼台农行于2013年11月25日对该企业质押物现场检查时，企业由于经营需要对部分质押物进行了销售，对此鱼台农行要求名洋分公司尽快督促益群公司补齐质押品。后鱼台农行与名洋分公司及益群公司又签订《质物交接清单》一份，置换（置入）质物为：1、黑豆290吨，每吨3万元；2、毛豆角300吨，每吨4600元；3、甜玉米540吨，每吨4800元，总金额1267000元。2013年12月28日，鱼台县人民法院因其他案件对益群公司的财产进行查封，并制作《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一份，清单记载：黑豆100吨；速冻玉米230吨；玉米段30吨；毛豆角230吨；鲜毛豆粒28吨。
自2013年11月26日至2013年12月28日，名洋分公司监管的质物数量发生短少：黑豆短少190吨，每吨3万元，金额570万元；毛豆角短少70吨，每吨4600元，金额32.2万元；合计短少金额为602.2万元。
2014年1月5日，鱼台县人民政府召开关于益群公司债权债务处置及生产经营的专题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一份，会议研究确定：对益群公司现有资产全面封存（包括抵质押品及存货），并指派县公安部门协同相关单位专门看管，以杜绝哄抢资产及群体性事件；依法落实益群公司债权债务，对其资产进行整体处置。
一审法院认为，鱼台农行与名洋分公司及益群公司签订的《质押动产监管协议》均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该协议约定,名洋分公司接受鱼台农行的委托并按照鱼台农行的指示监管质物，名洋分公司占有并保管质物且收取监管费用，监管协议中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具有保管合同的法律特征，此案应定性为保管合同纠纷。
上述协议签订后，名洋分公司作为质物监管人有义务和责任保管好所监管的质物，但其在监管期间未妥善保管质物，导致质物短少，非正常减损金额达602.2万元，违反了《抵押财产监管协议》第14.1.1条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名洋分公司对质押物的减损部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名洋分公司称其根据双方监管协议的约定谨慎监管，尽到了监管责任，认为益群公司盗取质押物的行为，属于不可抗力，名洋分公司不存在过错；在盗取行为发生后，名洋分公司向鱼台农行做了汇报，并采取了适当的应急措施（报警），履行了监管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名洋分公司对以上辩称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所称盗取质押物的行为系人为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故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免责范围。
关于减损质押物的损失数额，因鱼台农行与名洋分公司于2013年11月26日将质押物置换为：黑豆290吨，每吨3万元；毛豆角300吨，每吨4600元；甜玉米540吨，每吨4800元。2013年12月28日，鱼台县人民法院对包括上述质押物在内的益群公司的财产进行查封，其中，查封黑豆100吨；毛豆角230吨。故截至2013年12月28日，质押物减少数量及金额为：黑豆190吨，金额570万元；毛豆角70吨，金额32.2万元，合计短少金额为602.2万元。现鱼台农行要求名洋分公司赔偿损失4998417.91元的请求，小于质押物减损金额，对于鱼台农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鱼台农行要求名洋分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别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关于甜玉米540吨是否减损问题，因鱼台农行未提供证据证明鱼台县人民法院查封的“速冻玉米”及“玉米段”就是质押物置换清单中的“甜玉米”，故一审法院对甜玉米是否减损不予认定。
综上，鱼台农行因被告名洋分公司对质押物保管不善给其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诉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三百七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山东名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鱼台县支行赔偿损失4998417.91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别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鱼台县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993元，由被告山东名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名洋分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中华联合财险保险缴费发票。保险金额五百万，开票日期为2013年6月18日。2.同日，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单复印件。证明：保单上写的受益人是鱼台农行。对照双方签订的质押动产监管协议，保险金的请求权人是鱼台农行，其应向保险公司要求保险赔偿。被上诉人鱼台农行质证称：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保险是资产监管责任保险，证明上诉人名洋分公司应承担资产监管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是名洋分公司，鱼台农行仅是受益人，保险理赔由名洋分公司发起，由于不符合保险理赔条件，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因双方当事人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名洋分公司是否应承担涉案损失赔偿责任。
鱼台农行、名洋分公司及益群公司签订的《质押动产监管协议》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名洋分公司接受鱼台农行的委托并按照鱼台农行的指示监管质物，名洋分公司占有并保管质物且收取监管费用。现监管的物品发生缺失，虽然上诉人名洋分公司主张其已经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通知了鱼台农行，其已经尽到了监管义务，但上诉人名洋分公司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已经尽到监管义务的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名洋分公司二审主张涉案质物已经投保，受益人为鱼台农行，应由鱼台农行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涉案质物是否投保不影响上诉人名洋分公司承担质物损失的赔偿责任，且上诉人名洋分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对该质物的损失进行了赔偿，因此，上诉人名洋分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名洋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787元，由上诉人山东名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肖 彬
审 判 员 马 红
代理审判员 康 靖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贾宝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