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湘0111行初175号原告袁凌，男，1979年5月4日出生，侗族。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路***号。负责人李智文，大队长。委托代理人何兵，男，197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系该大队法制科民警。委托代理人金鹏，男，198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系该大队法制科民警。原告袁凌（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被告）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同年10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何兵、金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原告驾驶牌号为湘KHD3**的两轮机动摩托车由南往北行驶至长沙市韶山路香樟路口路段时，被告干警及辅警进行了执法。对原告作出编号为430111-153951590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原告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代码：13440）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42条第6项规定，处罚款100元的处罚，并附记3分。被告在举证期限内申请延期举证，并在规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证1、民警崔寅警官证复印件，证2、民警崔寅执法经过，拟证明执法民警身份及其带队查获原告闯禁机动摩托车的过程；证3、民警周建彬警官证复印件，证4、民警周建彬执法经过，拟证明执法民警身份及作出处罚决定的过程；证5、民警朱伟文警官证复印件，证6、民警朱伟文执法经过，拟证明执法民警身份及原告拒绝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及法律文书的送达情况；证7、2011年《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扩大市区部分区域道路禁止摩托车通行范围的通告》截图，拟证明禁摩的规定于2011年已向全社会公示；证8、2014年《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市区部分区域道路禁止摩托车通行范围的通告》截图，拟证明禁摩的规定于2014年再次向全社会公示；证9、禁止摩托车通行标志的照片，拟证明长沙城区禁摩区域边缘悬挂了禁止摩托车通行标志；证10、2011年三湘都市报，拟证明禁摩的规定已通过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宣传；证11、处罚决定书存档联，拟证明行政处罚的情况；证12、民警崔寅的执法视频（当庭播放），拟证明民警崔寅带队查获原告驾驶机动摩托车闯禁的过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原告诉称：2016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原告驾驶牌号为湘KHD3**的合法两轮摩托车由南往北行驶至韶山路香樟路口直行道等红灯时，遭遇雨花区交警大队四中队2名协警（辅警）非法野蛮执法。2名协警强行抓住原告车辆的方向把，在未进行任何口头询问和告知的情况下强行拔走原告的摩托车钥匙，并违法驾驶原告车辆至四中队岗亭南侧。警员周建彬（警号013117）在未执行法定的执法程序的情况下威胁要将原告的合法车辆作暂扣处理，同时其属下协警（辅警）用油漆笔在原告价值3万余元的摩托车尾箱处做非法标记，造成原告车辆漆面损伤。经原告强行申辩，警员周建彬在查看原告的相关合法证件后，开具违法代码为13440的行政处罚单据。原告在接到处罚单据后，向警员周建彬进行咨询与申辩时遭到拒绝，不予回答并在行政处罚单据存根联上注明“当事人拒绝签字”的字样。原告认为，警员周建彬作为正式警员对其管理的协警（辅警）疏于培训与管理，使协警私自行使执法权并非法使用公众合法机动车辆、造成原告车辆损失。警员周建彬与其管理的协警在上述的执勤执法过程中程序完全违法违规，使原告的合法公民权利受到侵害。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大队对其直接下属疏于职务培训与日常工作监督管理，致使其直接下属的违法行为使得合法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造成财产损失，具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故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为430111-153951590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1、代码分别为8033、13440行政处罚单据复印件，拟证明长沙市交警支队对机动摩托车闯禁处罚有两个标准，只罚款不记分，还有罚款和记分，处罚不唯一；证2、原告牌号为湘KHD3**的摩托车正、侧后四个面照片，拟证明警员在摩托车上做了非法标记，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证3、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微信公众平台—“长沙交警”信息查询—违法代码—关于“8033、13440”代码对应违法行为的解释截图复印件，拟证明长沙市交警支队对于摩托闯禁执法标准不一；证4、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媒体公开视频及其他相关视频证据（当庭播放），拟证明长沙市交通大队对摩托闯禁执行的标准是使用8033代码进行的处罚。被告辩称：原告驾驶湘KHD3**二轮机动摩托车在长沙市韶山路上行驶，其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市区部分区域道路禁止摩托车通行范围的通告》的相关规定，执勤民警认定原告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法代码13440）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42条第6项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附记3分并非行政处罚的内容。同时，现场四中队民警崔寅带领2名协警共计3人对原告执法，3人均着警服，执法主体合法；违法行为发生时，原告的车辆是在长沙市韶山路正中间的机动车道上，民警控制其车辆后，为保证执法安全和韶山路道路畅通，将其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交警岗亭作进一步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民警周建彬在核查了袁凌的车辆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罚决定，制作了430111-153951590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送达袁凌，袁凌拒绝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另一名在场民警朱伟文在法律文书上签字证实，注明当事人拒签，符合相关规定。综上，原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其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在庭审过程中均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各自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2、6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证2中民警崔寅指挥协警移车并非是为了保持道路通畅，而是非法使用车辆；认为证6中注明“当事人拒绝签字”是民警周建彬而非民警朱伟文。对被告的其余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对原告的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其他交警大队的处罚材料和视频资料中的处罚所依据的事实和情节依个案不同而不一致，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认定如下：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其来源合法，证据形式符合法定要求，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其中证据2中民警证实为保证执法安全和道路畅通，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作进一步处理，符合基本常识和法律规定，原告的质证意见不成立，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证6中的注明事项根据原告陈述确认系具有执法资格的民警所书，双方争议的仅为具体的书写人，但该争议对案件事实认定、程序和适用法律不产生影响，原告的质证意见不成立，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被告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并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2、3与本案审理有关，本院予以确认，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由本院依法审查。原告证4与本案的审理无关，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被告四中队民警崔寅带领2名协警在长沙市韶山路香樟路口执行摩托车、电动车整治行动中，原告驾驶牌号为湘KHD3**的两轮机动摩托车行使至此，民警崔寅等人上前查处，为保证执法安全和道路畅通，由协警驾车将原告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交通岗亭，在等候处理过程中用笔在车辆尾箱进行了标注。在交通岗亭的被告四中队民警周建彬经核查发现原告车辆手续齐全，仅有违反禁令标示指示的违法行为后，即适用简易程序，在口头告知原告违法事实，拟作出的处罚、依据和享有的权利后，当场作出编号为430111-153951590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实施了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法代码13440）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42条第6项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并附记3分。另查明，2011年和2014年，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若干规定》，多次在多媒体上向全社会发布了在长沙市部分城区道路禁止摩托车通行的通告，原告本次驾车行驶路段在该通告禁止范围内。原告不服上述处罚决定，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一、被告执法程序是否合法。原告驾驶机动摩托车在禁行路段通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六项之规定，构成了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告民警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在口头告知原告违法事实，拟作出的处罚、依据和享有的权利后，当场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其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二、被告在处置过程中执法是否规范。1、被告在处置过程中为保证执法安全和道路畅通，将原告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等候处理，符合基本常识和法律规定，结合现场执法视频可认定被告民警、协警无强行、野蛮执法行为；2、结合原告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车辆无损伤，被告的标注可清除，不对原告车辆造成损失；3、由现场具有执法资格的民警之一在文书上注明当事人签收情况，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对原告实施附记3分是否属行政处罚，是否正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计积分制度。由此可见，计分制度不是对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而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一种管理制度；2、2016年修正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与计分同时执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计分分值》第三条（八）项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一次记3分。本案中，原告驾驶机动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并计分，被告适用法律正确。其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于另案的个案处理，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综上，被告编号为430111-153951590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袁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昕人民陪审员 廖 翠人民陪审员 朱利人二〇一七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尚巧玉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