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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苏审二民申字第060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严洪静，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瑞岭（系严洪静姐夫），男，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商书珍，女，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军，男，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兰，女，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桂凤，女，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瞿祝祥，男，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兵，男，汉族。
再审申请人严洪静因与被申请人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瞿祝祥、李兵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盐民终字第1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严洪静申请再审称：（一）两审法院无视《建房协议书》的约定，判决严洪静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建房协议书》已经约定由瞿祝祥负责包工承建，施工中的安全问题也由其负责，而且严洪静与瞿祝祥、瞿祝祥与李兵之间分别为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严洪静对刘付春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无因果关系关联性。（二）两审法院认定严洪静选任个体工匠瞿祝祥承建房屋不当，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首先，国务院于1993年颁布施行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规定的个体工匠的施工资质审批的规定已经废止。2004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发（2004）16号《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对“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审批”，作为由建设管理部门具体实施的行政审批项目取消。《江苏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将原规定的“在村镇进行各类施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匠，必须持资质证书等有关文件到乡（镇）人民政府登记注册，领取村镇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按照规定的范围进行施工，严禁无证施工和越级施工”进行了删除，说明个体工匠的从业资格审批义务已经废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司法解释的依据是《安全生产法》、《建筑法》，该法所针对的责任主体是生产经营单位、建筑工程发包单位，均是法人，不是自然人，所以该司法解释不适用于本案。因此，李兵是刘付春的雇主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瞿祝祥未履行承揽合同的约定，配备、满足施工安全所需要的机械及设备，应承担连带责任，严洪静依法无选任义务，不承担责任。第三，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苏高法（2001）319号《2001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七部分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村镇村（居）民个人建造住宅等，由不具备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施工，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的，按照以下情形处理：（1）建造活动由他人承包并由其寻找人员、安排施工，施工人员发生伤亡的，承包人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2）建造活动由他人召集或者介绍施工人员，报酬由建房人直接支付，召集人或介绍人与其他施工人员同工同酬，发生伤亡的，建房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召集人对建筑活动进行指挥、管理，由于指挥、管理不当造成伤亡的，建房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召集人追偿。（3）受害人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严洪静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两审法院依法不应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法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本院审查查明：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分别为死者刘付春的妻子、儿子、女儿、母亲。2012年6月起，严洪静在盐城市亭湖区南洋镇高产居委会自建两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严洪静于同年6月23日与瞿祝祥签订一份建房协议书，约定由严洪静提供建筑材料，瞿祝祥负责包工承建，施工中的安全问题由瞿祝祥负责。后瞿祝祥又将木工工程部分包给李兵施工，同年8月31日上午，刘付春受李兵雇佣在严洪静家二楼立模时不慎从二楼摔下，当时没有脚手架、防护网等防护设施。刘付春受伤后即被李兵、严洪静送至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同年10月3日出院，并于次日死亡，计花费医疗费用260476.43元。刘付春死亡后，当事人双方就死者相关损失协商未果，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遂诉到法院，请求判令：瞿祝祥、李兵和严洪静连带赔偿损失766672.43元。
另查明，李兵已经向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垫付了82905.53元，瞿祝祥垫付了5万元。刘付春的承包地已经被征用，刘付春在本次事故发生前以做木工为生。刘付春生前有母亲李桂凤需要赡养，李桂凤另外有3个成年子女。
一审中，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通过李兵为刘付春购买的人身保险得到了105000元保险赔偿金。根据查明的事实，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因该起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260476.43元、护理费3400元（34天×50元×2人）、住院伙食补助费612元（34天×18元）、营养费306元（34天×9元）、误工费3400元（100元×34天）、交通费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977.5元，死亡赔偿金526820元（26341元×20年）、丧葬费22993.5元，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住宿、误工等费用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891485元（精确到元）。经法院调解，因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保护，公民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等相关责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李兵雇佣刘付春从事建筑工作，双方形成雇佣关系，李兵作为雇主，应当对刘付春在建房活动中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瞿祝祥作为房屋施工承包人，将木工工程分包给缺乏安全生产条件的李兵，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与李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严洪静家自建住宅为三层，却选任了个体工匠瞿祝祥承建，存在选任上的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严洪静与瞿祝祥已签订建房协议书等情况，认定严洪静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二、关于刘付春自身责任问题。刘付春在本次事故发生前以做木工为生，刘付春作为木工，对建筑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应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刘付春因疏于观察摔落，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酌定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自行承担20%的责任。三、关于赔偿标准问题。1、死亡赔偿金。因刘付春在事故发生前以木工为生，且承包地已经被征用，故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2、关于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等，法院依法予以适当调整。据此，该院判决：一、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因刘付春死亡产生的损失：医疗费260476.43元、护理费3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2元、营养费306元、误工费3400元、交通费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977.5元，死亡赔偿金526820元、丧葬费22993.5元，被上诉人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住宿、误工等费用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扣除被上诉人获得的保险赔偿金105000元，共786485元，由严洪静赔偿10%，即78649元；由李兵赔偿70%，即550540元，扣除李兵、瞿祝祥已垫付的132906元，李兵应赔偿417635元（均精确到元）。二、瞿祝祥对李兵应赔偿之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义务，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李兵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审理期间，李兵与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达成一致意见，约定李兵为受害人投保的理赔保险金到位后从李兵应赔偿的总额中予以抵减，而一审法院无视双方约定，从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主张的赔偿总额中扣减后才按责承担，导致上诉人多赔偿31501元；二、一审法院责任划分比例不尽合理，受害人应承担不少于30%的责任，房主严洪静选任错误应承担不少于20%的责任；三、瞿祝祥在瓦工施工过程中违反建筑规程，与受害人死亡有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支持50000元精神抚慰金过高，应予调整。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答辩称：代理人在一审过程中减免上诉人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对代理人的行为不予认可。其余一审法院认定合理。
瞿祝祥述称：我同意上诉人第一条及第四条上诉理由；对第二条上诉理由我认为受害人至少承担30%的责任；不认可第三条上诉理由，受害人死亡是因为其自身没有尽到安全义务。
严洪静述称：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为严洪静投保的意外伤害险在整个赔偿数额中冲减并无不当，因为意外伤害险是案件的一部分；受害人死亡与李兵不提供安全防护措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承担20%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严洪静存在选任过错承担10%的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本案中，严洪静作为发包人，无选任过错，应由瞿祝祥及李兵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3月4日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凌冲向上诉人李兵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李兵为刘付春所办理的意外伤害保险单、发票各一份（原件）。注：理赔款到位后，在李兵的赔偿款抵减。”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所为的法律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本案中，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向一审法院及李兵分别出具情况说明及收条，说明李兵为刘付春投保的意外保险理赔款到位后在李兵的赔偿款中予以抵减，该说明及注释虽系代理人所出具，但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予以认定。一审法院未按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予以扣减，而在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主张的总额中予以扣减后进行责任划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纠正。对李兵提出本案责任划分不合理的上诉理由，该院认为，该责任划分系人民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作出的责任认定，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对李兵提出瞿祝祥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因一审法院判决瞿祝祥对李兵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瞿祝祥对其过错已经承担责任，故对李兵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对李兵提出一审法院支持50000元精神抚慰金过高的上诉理由，因对精神抚慰金数额的确定，可以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生活水平、其他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及受害人家庭结构、收入来源等因素综合确定，综合受害人的家庭现状，一审法院支持50000元精神抚慰金并无不当，故予以维持。综上，二审判决：一、维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3）亭东民初字第00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瞿祝祥对李兵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变更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3）亭东民初字第00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因刘付春死亡产生的损失：医疗费260476.43元、护理费3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2元、营养费306元、误工费3400元、交通费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977.5元，死亡赔偿金526820元、丧葬费22993.5元，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住宿、误工等费用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891485元，由严洪静赔偿10%，即89148.5元；由李兵赔偿70%，即624039.5元，扣除李兵、瞿祝祥已垫付的132906元、扣减保险理赔款105000元，李兵尚应赔偿386133.5元。上列一、二项给付义务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本院认为：首先，严洪静与瞿祝祥于2012年6月23日签订的《建房协议书》虽然约定安全问题由瞿祝祥负责，后果由瞿祝祥承担，此为双方内部约定，对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在商书珍、刘军、刘兰、李桂凤依法追究严洪静的赔偿责任时，严洪静不得以其与瞿祝祥之间的约定对抗。其次，严洪静与瞿祝祥签订合同后，瞿祝祥又将工程分包给李兵，李兵再雇佣受害人刘付春。严洪静与刘付春、李兵虽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但没有反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严洪静是工程的发包方，应对工程的安全尽到审慎监督义务，不因其与刘付春无直接的法律关系而免责。第三，严洪静主张，个体工匠在村镇进行各类施工活动须经资质审批的制度已经废止，故其不应承担选任不当的过错责任。本院认为，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严洪静不仅要审查瞿祝祥的施工资质，还要对现场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刘付春在施工现场作业时，没有脚手架、防护网等防护设施，严洪静为自家建房，应当推定其明知施工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原一、二审法院判决严洪静承担10%的过错责任并无加重责任承担。严洪静主张该法仅约束法人，不约束自然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第四，严洪静认为其不符合苏高法（2001）319号《2001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七部分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故不应承担责任。该纪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前，如与司法解释相冲突，应以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准。
综上，严洪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严洪静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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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陈 军
代理审判员 郭 群
代理审判员 徐 智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蒋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