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初字第19095号
原告阮X1，男，1986年8月25日出生，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唐泽光，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玲，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丁X1，女，1965年4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唐泽光，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玲，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X2，男，1966年6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阮X1，男，1986年8月25日出生，个体工商户。
原告阮X3，女，1970年11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阮X1，男，1986年8月25日出生，个体工商户。
原告阮X4，男，1974年9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阮X1，男，1986年8月25日出生，个体工商户。
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号。
法定代表人赫捷，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巍，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以下分称姓名，合称五原告）与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被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代理审判员陈扬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阮X1（兼阮X2、阮X3、阮X4的委托代理人）、丁X1及委托代理人唐泽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诉称：阮X5与丁X1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阮X1。阮X6与颜X1系夫妻，二人育有三子一女，为阮X5、阮X2、阮X3、阮X4。阮X5于2014年9月14日死亡，颜X1早于阮X5死亡。2013年3月，阮X5因左眼不适、视力进行性下降，于2014年4月1日至被告处检查发现脑部肿瘤，同年4月10日手术切除大部分肿瘤，术后左眼光感较前略恢复。2014年7月，阮X5至被告处复查，医生建议再次开颅切除残余肿瘤，阮X5遂于同年8月6日住院，于8月14日进行开颅手术切除肿瘤，当晚阮X5出手术室时即昏迷，被送往重症监护室。次日上午经拍片检查发现阮X5脑部出血，再次进行血肿清除、切除肿瘤、去骨瓣减压手术。术后阮X5持续昏迷、反复发热。2014年9月10日经被告交待病情严重、生存希望不大，建议回家，于2014年9月11日办理出院，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阮X5于2014年9月14日死亡。五原告认为，阮X5为良性肿瘤且择期手术，选择规模和技术先进的被告医院治疗，却因被告过失导致阮X5在20个小时内实施两次开颅手术，导致阮X5持续昏迷并最终死亡，被告应对此承担责任。故五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五原告：一、医疗费163447.64元，是阮X5在被告处进行第二次手术产生的医疗费；二、住院伙食补助费3600元，014年8月6日至2014年9月11日阮X5在被告处住院36天，按照每天100元计算；三、营养费3600元，住院36天按每天100元计算；四、护理费5400元，系阮X5住院36天，家属护理产生的误工费，按照护工标准每天150元计算；五、死亡赔偿金1057180元，按照201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859元计算20年；六、丧葬费38778元，按照2014年北京城镇居民月平均工资6463元计算6个月；七、交通费12000元，阮X5在被告处手术后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产生的交通费；八、住宿费2000元，阮X5在被告处住院期间家属护理，在北京产生的住宿费用；九、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上述第一至第八项合计1286005.64元，五原告要求被告按照50%的责任比例赔偿为643002.82元；第九项要求被告按100%的责任赔偿。
被告辩称：我院在为阮X5诊疗过程中，诊断明确，治疗措施得当，告知充分，诊疗行为符合规范。阮X5行侵袭性垂体瘤切除术后发生出血、感染系手术风险及并发症，在转回当地医院后死亡，在此期间的治疗过程不详。虽然我院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在考虑鉴定意见的基础上，我院同意按照10%的过错对五原告的合理损失予以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同意按照责任比例赔偿；同意按照北京市农村居民标准按责任比例赔偿死亡赔偿金；并同意赔偿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阮X6、丁X1、阮X1将被告诉至本院，诉讼中，阮X6于2016年3月21日死亡，后阮X2、阮X3、阮X4作为阮X6的继承人参加诉讼。阮X6与颜X1系夫妻，二人育有三子一女，为阮X5、阮X2、阮X3、阮X4。阮X5与丁X1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子阮X1。阮X5于2014年9月14日死亡，颜X1早于阮X5死亡。
2014年3月18日，阮X5因“左眼视物不清1年余”至被告处就诊，初步诊断为垂体瘤。2014年4月2日，阮X5在被告处住院治疗，住院诊断为“鞍区侵袭性垂体腺瘤”，于4月10日行“经鼻蝶内镜下鞍区肿物切除术”，术后CT示脑瘤大部切除，左侧海绵窦旁及鞍上部分肿瘤参与，左眼视力较术前好转，于2014年4月21日出院。2014年8月6日，阮X5主因“鞍区侵袭性垂体腺瘤一期术后4个月，依程入院行二期手术”再次至被告处住院治疗，于2014年8月14日行“翼点开颅垂体腺瘤切除术”，术后转入ICU治疗，并于2014年8月15日再行“颅内血肿清除术”至ICU继续治疗。据阮X5在被告处住院病历记载“2014-09-09阶段小结载，目前情况：现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气管切开，T38.2，局部去骨瓣减压窗下压力正常，于2014-08-26复查头颅CT，见颅内积血基本消散，中线结构居中，未见明确颅内缺血梗塞先行。PE：浅昏迷状态，左动眼神经麻痹，右侧睫毛反射灵敏，右瞳孔光反射存在，四肢肌张力正常，刺痛逃避”，后阮X5于2014年9月11日出院，实际住院36天，出院诊断为“侵袭性垂体腺瘤（侵犯左侧海绵窦、下丘脑）；鞍区侵袭性垂体腺瘤一期术后；鞍上池血肿清除、左额颞去骨瓣减压术后；电解质紊乱；双侧上颌窦炎”。2014年9月12日，阮X5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垂体良性脑肿瘤术后，肺部感染”，治疗期间于2014年9月13日凌晨转入脑外监护病房，病情危重，家属商量后决定放弃继续治疗，自动出院，并于2014年9月14日死亡。
诉讼中，经当事人申请，商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就以下事项进行鉴定：被告对阮X5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阮X5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经鉴定，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京）法源司鉴（2015）医鉴字第2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五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2000元。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如下：“1、关于被鉴定人临床病情特点及死亡原因。依据送检病历材料，2014-04-02被鉴定人阮X5主因'左眼视力进行性下降1年'第一次就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床诊断为侵袭性垂体腺瘤，且术前检查肿瘤体积大（3.2X4.9X3.6cm），侵及左侧海绵窦，包绕左侧颈内动脉、左侧视神经，向上见肿物结节突入鞍上，推进压迫左颞叶、左侧中脑、丘脑。临床辅助检查显示内分泌激素无明显异常，提示无功能腺瘤可能性特点。对此，临床诊疗措施拟定分期手术切除治疗。
2014-04-10全麻下行经蝶内镜下垂体腺瘤切除术，术中见肿瘤大小5X3.5X3cm，经手术切除总肿瘤2／3，术后患者基本情况良好，2014-04-21出院。2014-08-06被鉴定人拟行二期手术再次入院。术前检查左侧海绵窦及左侧鞍上区仍见肿瘤残存，最大截面约2.6X3.9cm，包绕左侧海绵窦。2014-08-14行翼点开颅垂体腺瘤切除术，术中见肿瘤位于鞍上偏左侧生长，约5X4X3.5cm，分叶状，侵及整个左侧海绵窦，包绕左侧颈内动脉，向上推挤、压迫左侧下丘脑。肿瘤质地软碎、红色，边界不清，血供丰富。术后观察呼之不应，瞳孔对光反射消失；于2014-08-15-09：50AM再次行颅内血肿清除术，术后长期昏迷，经治疗2014-09-12出院，后期患者死亡。
因本案未行尸体解剖，无法在法医病理学角度明确患者具体死亡原因，亦对明确医院手术治疗、手术效果等存在困难。加之患者自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出院后至死亡之间无相关医学就诊材料，故对评价医院诊疗行为具有较大不利影响。就其原发疾病以及病情发展的情况，患者具有颅内巨大侵袭性垂体瘤二次手术后颅内出血、继发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损害、长期昏迷合并肺部感染，最终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的临床特点。
2、关于侵袭性垂体腺瘤疾病及初次诊治：
侵袭性垂体腺瘤（invasivepituitaryadenoma，IPA）具有局部侵袭的特点，临床上常表现为慢性头痛，视力减退、视野缺损以致失明，各种内分泌方面的改变，部分严重者可导致死亡。在肿瘤大小分类上，临床指南说明垂体微腺瘤直径﹤1cm，的垂体瘤；肿瘤直径﹥1cm称为大肿瘤。IPA肿瘤组织常侵犯周围组织结构，导致手术治疗困难，即使扩大手术范围也难以达到根治性切除，并且术后容易复发。IPA由于其体积较大、生长快速、周围侵袭和高复发率导致根治困难。根据《临床诊疗指南神经外科学分册》，手术仍然是大部分IPA的首选治疗手段。如手术和药物治疗失败，或者患者情况不能承受外科手术，放疗是很有用的替代治疗策略或外科手术的辅助治疗方法。单一的治疗方法对于治愈IPA比较困难，常需要以上方法进行综合性治疗和术后认真随访。
送检病历材料显示，2014-04-02被鉴定人主因'左眼视力进行性下降1年'入院。依据患者入院时症状体征、辅助检查结果以及病史，医院做出初步诊断'鞍区占位：侵袭性垂体腺瘤？'具有依据。且检查结果也反映患者肿瘤体积巨大（直径≥3cm），主要对视神经产生明显的损害作用，因此，临床拟采取手术治疗方案符合病情治疗原则。在具体治疗方面，针对巨大垂体腺瘤的手术治疗仍然是神经外科的难点之一，尤其是手术入路的选择和术后处理在学术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在总的方面经蝶手术切除巨大垂体腺瘤呈增多趋势。且因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与下丘脑和鞍区其他重要结构粘连紧密，一次性完整切除具有极大危险性，因此学术上认为可采取分期手术治疗，即首次经蝶手术切除部分肿瘤、根据患者术后具体情况采取第二次开颅手术或者经蝶手术，符合个体化原则的要求。同时，临床指南也指出，可考虑在术前进行放射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进行外科手术治疗。
审查送检病历材料，2014-04-09医院与患者方进行术前知情告知符合医学告知工作的程序性要求；鉴于本案患者罹患巨大、侵袭性垂体腺瘤，患者病情特点及治疗方案、替代医疗方案的术前知情告知较为重要。但术前手术知情同意书中关于本案是否需要进行分期手术、治疗方案、替代医疗方案的告知以及患者病情特点均未明确记载，故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要求，提示医院术前告知存在不足。但该告知不足与患者后期再次手术颅内出血的不良结果无因果关系。
送检病历材料记载，2014-04-10医院给予患者全麻下行经蝶内镜下垂体腺瘤切除术，术中见脑瘤约5X3.5X3cm，质地软脆、粉红色、边界不清，血供丰富，手术仔细刮除鞍内肿瘤组织，开放左侧海绵窦并刮除其内肿瘤，术中估计切除总肿瘤2／3左右。以上医院手术入路以及手术操作符合临床技术要求，手术过程平稳；术后安返病房，经相关补液、营养支持、营养神经、抗感染等对症治疗，患者病情稳定于2014-04-21出院，出院情况记载患者一般情况平稳，神清语利，左眼视力较术前好转，四肢活动好。表明手术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关于巨大型侵袭性垂体腺瘤术后放疗，根据临床指南和实践可以术后一段时间（或再次手术前）予以放疗（例如采取立体定向引导下的放疗）以控制复发情况。但医院在患者出院时未能相应告知，对于患者肿瘤复发病情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采取放疗之后垂体腺瘤仍具有复发的趋势，今后还需要结合手术治疗措施；且也存在放射性损伤的并发症和危险性，因此，放射治疗对于垂体腺瘤并非完美且可以达到根治的治疗技术。
3、关于患者再次手术以及病情变化问题
审查送检病历材料，2014-08-06患者再次收入被告医院拟进行二期手术，入院时MRI检查见肿瘤最大截面约2.6X3.9cm，包绕左侧海绵窦，边界清晰，部分较前稍饱满，提示肿瘤复发，符合病情治疗方案的要求。本次治疗因系二次手术，加之前次手术后的组织结构变化、粘连增加以及肿瘤复发和侵袭性的变化，外科手术的困难性、复杂性以及风险性均较首次手术增加。故术前应再次与患者方进行详细知情告知，并在患者方充分知情选择后在给予相关医学干预。
复阅送检病历材料，2014-08-13给予患者术前告知符合医学告知工作程序性要求，但手术知情同意书中仍未见患者病情特点、治疗替代方案以及本次手术的个体化告知内容，对于患方了解有无其他替代方案以及本次手术高风险性、困难性的病情特点存在不利影响，提示医院在此次知情选择方面具有不足。
送检2014-08-14手术记录及病程记载，医院给予患者行翼点开颅垂体腺瘤切除术，术中见肿瘤侵及整个左侧海绵窦，包绕左侧颈内动脉，向上推挤和压迫左侧下丘脑，且肿瘤置地软碎、红色，边界不清，血供丰富。该术中所见也进一步证实手术操作的高风险性和困难性。术中剖开左侧海绵窦，边电凝止血边切除侵袭的脑瘤组织至刮除干净，达到镜下全切除；瘤腔予以雪立制、明胶海绵压覆止血。术毕患者返ICU观察。
病程记录以及外科监护记录记载，患者2014-08-14-21：00PM收入ICU病室，呼之不应，左侧失明瞳孔无法观察，右侧瞳孔直径2mm，对光反射无；此后观察记录显示患者仍呼之不应，自主呼吸，瞳孔同前状况。医院于2014-08-15-08：09AM申请头颅CT检查，结果示术区高密度影，考虑瘤腔渗血，遂于09：50AM急诊行颅内血肿清除术。术中见前次手术瘤区约5X4X3.5cm暗红色陈旧机化状血肿，清楚后瘤囊创面持续渗血；此外，探查左下丘脑约2X2X1cm陈旧血肿，因顾及下丘脑损伤未予充分清楚。手术中分块切除瘤囊壁，至镜下瘤体切除干净。术毕患者返ICU。
术后患者持续处于昏迷状态，呼之不应，体温升高，双侧瞳孔不等大（左=7cm，右=2.5cm），对光反射消失；2014-08-19患者四肢肌张力略高，2014-08-21腰穿引流出红色不凝脑脊液，予以对症治疗。2014-09-11患者家属要求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以上临床记载表明患者二期手术（经左侧翼点入路手术切除残余肿瘤），术后出现术区瘤腔渗血和下丘脑处血肿形成以及继发性下丘脑损伤。该血肿形成的原因和临床处置存在问题分析如下：
（1）肿瘤复发侵袭海绵窦区域内，该处本身为血管丰富区域，且肿瘤自身也质脆、血供丰富，手术切除过程中容易出血，术中对止血要求高，难度也大，易出现术后渗血危险性。
（2）术后因脑血管自主调节功能受到影响，颅内压变化、手术后继发性脑水肿以及凝血机制障碍的影响，开颅术后易出现血肿或渗血等并发症。
（3）止血措施不彻底。肿瘤侵入海绵窦内往往难以全部切干净，因此对于残留肿瘤组织和瘤壁需要做好有效、彻底止血措施；例如明胶海绵或肌块填塞；此外尽可能切除残留瘤壁。本案开颅术后瘤腔渗血与下丘脑血肿形成，与瘤壁未能尽可能切除以及下丘脑出止血未能彻底有关。再次血肿清除术时，对瘤壁进行彻底切除起到了止血目的。但下丘脑血肿则处理困难。
（4）术后观察及处理存在不足。根据外科监护记录患者于2014-08-14术后当晚返送ICU后持续处于呼之不应，但临床医生于次日上午08：00左右申请行头颅CT检查明确颅内出血而急诊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因此，医院的术后观察处理上存在不足，未能及时行头颅CT检查。根据临床操作规范，术区并未要求放置引流管，但相应在围术期则应加强观察和早期处置措施。
送检病历材料记载，患者术后呈持续昏迷状，相继出现体温升高、尿量增多、肺部感染等病症，医院给予患者静脉营养支持、抗感染、脱水、抑酸、化痰对症治疗，以及术后防治尿崩症的相应措施。以上资料措施符合临床诊疗规范。但因患者出现下丘脑损伤，临床治疗效果不理想，最终患者转入当地医院治疗。
综上所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对被鉴定人阮X5的诊疗过程中，对其病情的临床诊断正确，制定的临床治疗措施符合临床指南要求。但医院在患者第一次术后出现时未能告知有关再次手术前放疗的选择问题，对于患者的肿瘤复发控制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鉴于放疗并不能达到完全治愈的目的，且肿瘤复发后仍需要手术治疗，故该告知不足并不能对于本次二期术后颅内出血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具有因果关系。本案患者在二期术后出现颅内出血，与患者罹患侵袭性垂体腺瘤侵入海绵窦内具有主要的关系，该区域内血管丰富、加之脑瘤本身血运丰富和质地脆、难以全部切除，致使手术止血效果具有相当地困难性。此外，医院手术未能达到有效止血也存在一定的操作缺陷；且术后围术期观察之中医院在早期诊断和处理上也存在一定的迟缓，以致患者下丘脑损伤未能得到有效恢复。因此医院的诊疗工作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结合患者转入当地医院继续治疗以及事后未能实施尸体剖验的因素，该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评价介于次要～同等因果关系范围，具体如何确定民事赔偿程度，请法庭结合审理具体情况材料。”
鉴定意见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对被鉴定人阮X5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医院过错与患者死亡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评价介于次要～同等因果关系范围，具体如何确定民事赔偿程度，请法庭结合审理具体情况裁量”。
五原告认可上述鉴定意见，被告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书确认其承担次要～同等因果关系加重了其责任，该责任比例范围过高，被告认为其只是轻微过错，但被告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亦不申请补充鉴定。
诉讼中，五原告提交了被告处的住院收费票据1张及住院结算费用清单、明细清单，证明医疗费主张；被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同意按照10%的责任比例予以赔偿。五原告提交了户主为阮X5的户口簿，显示阮X5为农业家庭户；五原告还提交了阮X5的暂住证1册、租赁合同4份、租赁权转让协议书1份、营业执照1份、税务登记证1份、房屋租赁合同2份、租金及押金收据3张，并主张阮X5死亡前一直在北京经营服装百货，在北京长期居住生活，应适用北京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告不认可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对上述其他证据真实性均认可，并主张阮X5暂住证系2008-2009年期间，而其在被告处就医时2014年，暂住证不能证明阮X5在被告处就医前连续一年在北京居住和生活，且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显示2012年后丁X1系经营者，而非阮X5；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也并非阮X5而是丁X1；且户口簿显示阮X5为农业家庭户，故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表示同意按照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按比例赔偿，并同意按照2014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463元的标准计算丧葬费按责任比例赔偿。被告另主张，根据房屋租赁合同，阮X5的家属在北京有固定的住所，五原告主张亲属陪护阮X5产生住宿费，没有依据。
五原告称关于护理费，虽无护理的医嘱，但阮X5当时病情严重，普通病房住院期间需家属陪同，ICU住院期间随时可能根据医嘱需要检查、交费等，需有家属陪护；关于交通费，系阮X5自被告处出院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继续治疗产生的，因正规救护车收费较高，所以找的私人救护车，现金支付了12000元的费用，没有收据或发票等证据；关于户口簿问题，阮X5系农业家庭户，但在浙江省温岭市家庭没有土地，基本都是在外做生意。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病历材料、医疗费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暂住证、租赁合同、租赁权转让协议书、营业执照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确定医疗机构是否承担医疗侵权赔偿责任的前提，是看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起诉医疗机构要求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就患者的损害后果、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对阮X5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与阮X5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需要通过相关鉴定予以明确。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京）法源司鉴（2015）医鉴字第2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对阮X5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阮X5死亡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评价介于次要～同等因果关系范围。被告虽对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亦不申请补充鉴定，故本院采信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并结合案件情况，酌定责任比例为40%，被告对五原告的合理主张应按责任比例赔偿。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五原告主张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于法有据，被告均应按责任比例赔偿。关于营养费、住宿费，五原告未举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护理费，阮X5住院后转入ICU，病情严重，虽无护理的医嘱，但五原告主张普通病房住院期间需家属陪同，ICU住院期间随时可能根据医嘱需要检查、交费等，需有家属陪护，故本院综合考虑，对原告该项主张酌情予以支持。
关于死亡赔偿金，本院认为根据五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阮X5在被告处就医前在北京市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不能证明阮X5在北京市城镇持续居住和生活，结合其系农业家庭户，故本院根据2015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569元计算20年再乘以40%的责任比例计算，判令被告予以赔偿。
关于交通费，系因阮X5自被告处出院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继续治疗产生的，应属就医支出的交通费，故对该项主张，本院酌情予以支持，判令被告予以赔偿。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于法有据，但五原告主张金额过高，本院适当予以调整，酌情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医疗费六万五千三百七十九元；
二、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千四百四十元；
三、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死亡赔偿金十六万四千五百五十二元；
四、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丧葬费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一元；
五、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护理费一千二百元；
六、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交通费三千元；
七、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精神损害抚慰金四万元；
八、驳回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司法鉴定费12000元，由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负担5000元（已交纳），由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负担7000元（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已垫付，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
案件受理费5615元，由原告丁X1、原告阮X1、原告阮X2、原告阮X3、原告阮X4负担2782元（已交纳），由被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负担283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扬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