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民初字第03181号原告何凌旺，男，1958年6月6日出生。被告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6号（715-719）。法定代表人周志扬，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陶峰，男，1963年9月19日出生，长安公证处调研部主任。委托代理人韩慧，女，1980年4月15日出生，长安公证处调研部助理。原告何凌旺诉被告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以下简称长安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赵庆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凌旺，被告长安公证处之委托代理人陶峰、韩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凌旺诉称：2014年3月，原告与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商定借款事宜，在华夏典当行的要求下，原告于2014年3月在被告长安公证处同时做了授权卖房委托以及房屋强制执行公证（房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前街××号楼××层××，房产证号：X京房权证通字第141××号）。原告在被告长安公证处做公证手续的时候，被告长安公证处公证员没有向原告多做解释就让原告在格式化的手续上签字，并且在原告办理公证时离开现场，致使原告有问题也无法询问，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稀里糊涂的就在公证手续上签字了。此外，被告长安公证处给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也是之前就做好的，是格式化的，在由谁领取公证书问题的文字表述上并不清楚，致使原告作为办理公证的交费人却最后没拿到公证书。原告曾电话联系被告长安公证处，其工作人员电话中明确表示公证处不可以给一个申请人同时做借款强执公证和委托售房公证两个公证。且2015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长安公证处索要公证书或查询档案时却被被告拒绝，并威胁原告要提请执行公证程序。原告认为，被告长安公证处违反规定同时给原告办理了授权卖房委托公证和房屋强制执行公证，且在为原告办理公证的程序上存在瑕疵，致使原告做了本来可以不用做的公证，造成了原告相关公证费用的损失，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长安公证处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6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长安公证处辩称：一、从程序上，本案缺少基本的构成要件。原告以公证损害赔偿为由提起诉讼，但原告依据所公证的合同已实际取得贷款，不存在“损失”，且被告在办理公证时也并不存在过错，原告之主张于法、于理无据。二、从实体上，这些公证都是被告在确认原告与华夏典当行的借款事实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严格审查双方当事人身份证明、财产证明及相关合同之后所出具的公证文书，公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三、关于原告所述其未收到公证书一事，在被告处办理公证过程中，原告在公证申请和谈话笔录中均明确表示公证书由双方协商凭单领取，被告已根据领证回执发放了公证书。四、关于原告所交纳的相应公证费用，根据法律规定，原告申请办理公证，被告已依法办理并出具了公证书，内容及程序均合法，原告应当履行法定的交费义务。五、委托书公证和强制执行效力合同公证的同时办理不违反法律规定。首先，《公证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此都没有禁止性规定，本案所涉公证均是原告主动到被告处申请办理，办理程序合法；其次，本案所涉及的委托公证内容不仅仅限于售房，而且包括抵押、借款、还款、出租等多个民事行为，而与该委托公证同时办理的是借款、抵押的强制执行效力合同公证，意思表示一致，公证员从法律和事实上都无法否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并且在办理公证时，公证员对原告也反复提示并告知其相应的风险和法律后果，并已告知其可随时撤销单方委托；再次，2015年2月12日，原告曾至被告处办理了另一份售房委托公证书声明撤销，说明原告对可以通过公证撤销委托公证的法律行为和法律后果完全了解，但原告对本案所涉及的委托公证始终未予撤销或变更，证明原告对受托人和相关委托事项至今未要求改变。六、原告曾以本案相同理由向北京市司法局就被告公证行为进行投诉，北京市司法局经审查核实认为原告方证据不足并已出具了答复意见。综上，原告何凌旺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14日，原告何凌旺与案外人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典当行）签订《房（地）产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约定由原告何凌旺将坐落于通州区××前街××号楼××层××房屋一套向华夏典当行交当抵押办理最高额抵押典当借款，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00万元。双方于当日向被告长安公证处提出申请办理该合同公证，并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014年4月1日，被告长安公证处应上述申请出具了（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4019号《公证书》。2014年3月14日，原告何凌旺与案外人华夏典当行签署《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上述《房（地）产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华夏典当行同意接受原告何凌旺提供通州区××前街××号楼××层××房屋一套作为抵押物，原告何凌旺自愿提供该房产为主合同项下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人民币2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双方亦于当日向被告长安公证处提出申请办理该合同公证，并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014年4月1日，被告长安公证处应双方申请出具了（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4020号《公证书》。另，2014年3月14日，原告何凌旺向案外人杨巍就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前街××号楼××层××的房产全权代理其本人办理抵押登记等十几项事宜进行授权委托，并于被告长安公证处，在公证员面前，就上述《授权委托书》上签名进行公证。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何凌旺表示，其已依据上述合同及相关公证自案外人华夏典当行成功借款。经本院询问，原告何凌旺向本院表示，因其尚不知道案外人华夏典当行是否也给其造成损失，因此不要求起诉案外人华夏典当行。此外，本案庭审中，被告长安公证处认可原告何凌旺确曾电话联系被告长安公证处询问关于办理借款强执公证及委托售房公证事宜，在该询问中，被告长安公证处工作人员确曾表示不可以同时办理此两份公证。另查，2015年1月22日和2015年2月15日，原告何凌旺向北京市司法局提交《投诉举报书》，反映被告长安公证处公证员违规操作、虚假公证行为，要求该局依法惩处。2015年3月20日，北京市司法局出具京司公投复字[2015]7号《关于对何凌旺等人投诉的答复意见》，意见认为，投诉人反映长安公证处公证员违规操作、虚假公证的行为，证据不足，该局经查，未发现应当惩处被告长安公证处和公证员的情形。就原告何凌旺本案所主张被告所赔偿的损失金额一节，原告何凌旺未向本院提交相关公证费用的合法发票，其所提供的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4年3月14日，原告何凌旺于被告长安公证处消费6220元。原告何凌旺向本院表示，因其已记不清办理本案所涉公证的具体费用，因此坚持按照本案其要求的经济损失4600元进行主张。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房（地）产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4019号《公证书》，《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4020号《公证书》，电话录音，《关于对何凌旺等人投诉的答复意见》，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何凌旺现依据侵权法律关系要求被告长安公证处赔偿其经济损失，应首先就其所受之损害结果予以举证。根据本案庭审中原告何凌旺所明确之主张，其要求被告长安公证处赔偿的为其已交付被告长安公证处的办理涉诉公证文书的相关费用。本院认为，该费用应为原告何凌旺就申请被告长安公证处办理公证所支付之对价，并非因被告长安公证处之过错而给原告何凌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被告长安公证处已办理相关公证手续并出具公证文书，原、被告之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原告何凌旺主张被告长安公证处赔偿其该部分公证费用缺乏法律依据。如原告何凌旺对其与被告长安公证处关于办理公证之合同法律关系存有异议，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另行起诉。现原告何凌旺未能向本院提供有关损害结果的相应证据，故其所诉之侵权法律关系缺乏必要的构成要件。此外，对于被告长安公证处在办理本案所涉诉公证时是否存在过错一节，本院认为，首先，对于被告长安公证处为原告何凌旺同时办理本案涉诉公证是否违规问题，一方面，原告何凌旺所提供之电话录音中其向被告长安公证处询问之问题为公证处能否同时办理“借款强执公证”和“委托出售、买卖公证”，该表述并不准确，与本案中被告长安公证处所做之公证并不具有完全的对应关系，本案涉诉公证能否同时办理与上述问题之答案不具有等同或类比关系；另一方面，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本案涉诉各公证均基于原告何凌旺向案外人华夏典当行典当借款并以名下房屋作为抵押担保之事实而办理，各公证事项之间关系明确，原告何凌旺之意思表示真实、一致，且原告何凌旺亦并未向本院提交有关被告长安公证处所违反之法律、法规的相应证据。其次，对于被告长安公证处在办理涉诉公证手续期间程序上是否存在瑕疵问题，原告何凌旺并未就此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因此，原告何凌旺于本案中主张被告长安公证处在办理涉诉公证时存在过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凌旺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由原告何凌旺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赵 庆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