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台商终字第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银友。
委托代理人：阮海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祥庆。
委托代理人：许尚孝。
上诉人杨银友为与被上诉人褚祥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4）台天商初字第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银友的委托代理人阮海蕾、被上诉人褚祥庆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尚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杨银友分别于2011年6月27日、2011年7月6日、2011年8月12日、2011年10月14日分四次从其银行账户中（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学院路支行，卡号62×××19）将25万元、30万元、50万元及45万元转账给被告褚祥庆（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新城储蓄所，卡号62×××16），共计人民币150万元。
原告杨银友于2014年3月6日，以被告褚祥庆尚欠其借款150万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褚祥庆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25万元、30万元、50万元、45万元的借款利息分别自2011年6月27日、2011年7月6日、2011年8月12日、2011年10月14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
被告褚祥庆在原审中答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称借给被告本金150万元，于2011年6月27日、2011年7月6日、2011年8月12日、2011年10月14日通过四次转账交付，但每次被告均无出具借条给原告，直至2013年11月5日原告起诉，历时两年余，原告也从没要被告补出1张借条，并无任何交涉催讨证据，只是在起诉前五日发了被告没有收到的所谓《催款函》，是其任意编造的事实，原告连被告居住在天台什么地方都不清楚，被告自然无法收到也无需收到，反而证明原告不是该款的汇出人，是其弟杨某使用其账户操作的。2.原、被告之间也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本案150万元款项是原告之弟杨某使用原告的账户转入与杨某发生经济关系的褚爱君指定的被告账户（褚爱君系被告胞姐），最终交到叶晓敏之手，由叶晓敏于2011年12月20日补出一张150万元的借条给杨某，因此同样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原告主张从每笔汇款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于法无据。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杨银友主张其与被告褚祥庆之间存在15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予以否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其举证责任在本案原告方；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被告褚祥庆收到原告杨银友转账的150万元，无法证明原告杨银友与被告褚祥庆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该款项性质无法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杨银友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0233元，由原告杨银友负担。
上诉人杨银友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1、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的证言以“可信度不高，难以证明借款事实”为由，否定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系证据采信错误。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杨某与杨银友为亲兄弟的关系，且褚祥庆是杨某妻子褚温和的堂伯父。经杨某介绍，杨银友与褚祥庆就案涉150万元款项达成借贷合意，且褚祥庆将支付给杨银友的利息也付至杨某账上，由杨某转交杨银友。而杨某与褚祥庆也曾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但褚祥庆已向杨某还本付息。2012年4月1日晚，杨某与家中亲戚一起就前述人民币150万元借款替杨银友向褚祥庆催讨。被上诉人未就杨某的证人证言发表实质性反驳意见，被上诉人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能够足以否定杨某证人证言真实性的反驳证据。原审判决以“证人杨某系原告兄弟，证言的可信度不高，难以证明借款事实”为由，否定杨某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错误。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亲属不具备证人资格。正是因为证人杨某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经杨某的居间，才促成了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达成借贷合意。证人杨某作为双方借款居间人，充分知悉本案真实情况，其证人证言具有基础事实支持。且证人杨某在一审中当庭接受了被上诉人的发问和法庭的询问，其证人证言均经得起推敲，与案件事实未有出入。2、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5月10日《证明》、2013年12月23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为由，否定其证据效力，系证据采信错误。2014年5月10日《证明》、2013年12月23日《证明》能够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讨借款的事实，即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150万元款项达成借贷合意，双方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在天台县白鹤镇上宅村村民委员会的组织下进行调解的事实；且2014年5月10日《证明》加盖有天台县白鹤镇上宅村村民委员会公章，性质上属于“公文书证”，其证据效力高于一般书证及证人证言。而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4年5月16日《说明》及被上诉人证人褚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否定上诉人上述新证据的证明效力。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杨银友与被告褚祥庆之间存在借贷合意”错误。合意系意思表示的一致，即当事人双方对法律关系性质及内容所作出的一致意思。法律关系的成立需经当事人的合意，并由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内容作出决定。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主要体现在：当事人双方对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的事实作出相同意思表示；当事人双方对案涉借款金额所作出的相同意思表示。本案中，杨某为上诉人胞弟，同时其妻子褚温和是被上诉人的堂侄女，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均基于对杨某的信赖，通过杨某作为居间人促成双方借款合意的达成。在被上诉人每次需要向上诉人借款时，即委托杨某向上诉人提出借款请求并由杨某将被上诉人借款金额告知上诉人，征得上诉人同意后，再由上诉人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款项达成借贷合意该节事实已通过上诉人举证及被上诉人自认得到充分证明，证据如下：1、证人杨某的证言。“褚祥庆说要钱，而且他愿意付两分半的利息，我哥刚好手头有点资金，我就介绍我哥借钱给他，让我哥赚点钱，……，我问了一下我哥，我哥说可以的，放点利息也好的，但是我哥说他自己要用钱的时候要叫褚祥庆还钱回来的，我也就这样和褚祥庆说了，褚祥庆也说是可以的”。由此证明：经杨某介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达成了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150万元款项，且月息为二分半的借款合意。虽然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无书面合同，但是证人杨某已就双方借贷合意达成的具体事实和经过以居间人的身份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包括借款的原因、发生的时间、款项的用途、款项的来源，并当庭接受了各方当事人和法庭询问。2、上诉人原审提交的2014年5月10日《证明》、2013年12月23日《证明》。由此证明2012年8月，被上诉人承认“杨银友将150万元借给褚祥庆，褚祥庆打给他姐褚爱君，褚爱君又把钱借给叶晓敏，叶晓敏被抓后褚爱君钱要不回来了”的事实，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合意的存在及案涉借款金额为150万元的事实予以自认。3、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六。被上诉人在向本案原受理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中陈述称“原告杨银友所出借的150万元人民币，系原告杨银友、杨某两兄弟共同共有”，由此证明，被上诉人已对案涉15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借款，案涉借款出借人为上诉人的事实予以自认。综上，上诉人杨银友与被上诉人褚祥庆之间就案涉150万元借款存在借贷合意，出借人为上诉人杨银友，借款人为被上诉人褚祥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150万元款项已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案涉150万元款项已实际交付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结合涉案金额、上诉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属关系等诸因素，结合一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和一审庭审各方言辞辩论情况，以及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审查涉案借贷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褚祥庆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及上诉人之弟杨某与被上诉人之间均无借条加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150万元为巨额借款，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并不相识，且杨某之妻褚温和与被上诉人系同宗四代以内侄女。双方若发生借款但未出具借条，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本案须由上诉人提供证据。现上诉人除提供2011年6月27日至2011年10月14日先后4次共转入被告账户150万元外，无其他有力的原始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及关联性缺乏说服力，且其在一审所提供的杨某证言与上诉人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的陈述不符。杨某承认上诉人在150万元转账后2年多时间内从未对被上诉人进行催讨，也从未露面，这与起诉状诉称的“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自相矛盾。杨某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手机短信照片证据，承认是由其发出，但手机短信内容中并无“借款”两字，只有威胁性语言，而上诉人代理人质证时仍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其余证人所作证言存在矛盾。二、本案存在“杨某利用上诉人账户经褚温和手将钱借给叶晓敏，现债权无法实现而将被上诉人拉进垫背转嫁风险”的事实，于理于法不容。证据如下：1、叶晓敏于2011年12月20日亲笔出具给杨某1张人民币150万元的借条，叶晓敏、褚爱君、许某均证明了这一事实，且上宅村调解主任证明曾看到过此借条。2、由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大量证据，包括叶晓敏出具给杨某的150万元借条复印件、公安机关对叶晓敏的讯问笔录、对褚温和的询问笔录、银行明细对账单、转账专用凭证回单、存款凭证、付款委托书等，证人许某、褚某的证言，以及原审法院对参加此案诉前调解的上宅村两委八人分别制作的调查笔录，这些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杨某经被上诉人及褚爱君介绍将150万元分数次借给叶晓敏，走账方式是杨某将钱打入褚温和指定的被上诉人账户，再由被上诉人转给褚温和交给叶晓敏。至于杨某利用上诉人的农行账户转账，上诉人并不知情。叶晓敏于2012年3月31日被天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次日晚上九时半杨某、褚温和夫妇与褚爱君、褚祥庆之妻王翠平发生争执，继而报警。上述事实说明涉案的150万元是在杨某知晓的情况下借给叶晓敏，在得知叶晓敏被抓后，感到钱难以要回，就迁怒于介绍人被上诉人。上宅村党支部委员褚定鱼、村委褚人权等人均证实该说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杨银友与被上诉人褚祥庆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杨银友与被上诉人褚祥庆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在司法实践中，考量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与否，关键在于款项是否交付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虽然双方均认可上诉人杨银友分四次共向被上诉人褚祥庆账户内转账150万元，但该款项的性质双方存在争议。上诉人杨银友作为主张法律关系成立的一方，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褚祥庆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虽然上诉人杨银友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杨某的证言、褚祥庆和杨某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但证人杨某系上诉人杨银友的兄弟，明显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较低；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则仅能证明双方账户款项往来的情况，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故原审法院对该两组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至于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及所附证据材料，系被上诉人褚祥庆就本案管辖权异议提供给原先受理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相关资料，用以证明本案管辖法院应为原审法院及实际借款人为叶晓敏，上诉人杨银友凭此证明其与被上诉人褚祥庆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显然依据不足，本院也不予支持。鉴于上诉人杨银友与案外人褚爱君之间的纠纷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作评判，上诉人杨银友可另案主张。综上，上诉人杨银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233元，由上诉人杨银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为民
审判员 梅矫健
审判员 胡精华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