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07）湘高法民再一终字第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申请再审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新城广场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80区新城广场2楼。负责人：谢泓，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忠山，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炀，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申请再审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泽南中路华能大厦30、31层。法定代表人：吴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忠山，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炀，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原被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荷塘支行，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塘路1600号新桂广场新桂都1、2栋101室。负责人：刘飞，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金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柱，原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广求，男，196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原株洲钢厂职工，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宝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12号知本大厦9A。法定代表人：黄逢时，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庹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新城广场证券营业部（原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新城广场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新城广场营业部）、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证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荷塘支行（原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市东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荷塘支行或农行东区支行）及原审被告朱广求、深圳市恒宝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宝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株中法民二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7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经研究认为本案各当事人主要负责人、经办人因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本案民事纠纷应中止审理，遂于2008年5月22日以（2007）湘高法民再一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2016年9月5日，本院经研究决定，恢复对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证券公司与新城广场营业部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株中法民二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1900万元借款本金和赔偿2356547.03元的责任。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超出了原告农行荷塘支行的诉讼请求。农行荷塘支行起诉要求朱广求偿还贷款本息，并没有以上诉人偿还不当得利为诉讼请求，原审判决上诉人偿还农行荷塘支行借款本金错误。2、农行荷塘支行与朱广求签订借款合同，并将贷款发放给了朱广求，上诉人既不是本案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洪慧文出具资金对账单的行为涉嫌犯罪，不是职务行为，其个人违法行为不应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3、农行荷塘支行违规放贷，且在贷款资金由其自行掌控存折和密码的情况下，仍然造成资金无法收回的后果，其自身存在严重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4、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朱广求涉嫌犯罪，有关款项应通过刑事程序解决；另一方面又认为本案与经济犯罪不是同一法律事实，明显矛盾。本案应以涉及犯罪裁定驳回农行荷塘支行的起诉。农行荷塘支行辩称：1、洪慧文是新城广场营业部的总经理，其在工作时间、办公场所出具《资金对账单》，签订《国债质押登记协议》系其执行职务的行为，对由此造成答辩人的质押权不能实现的后果，应由其单位承担赔偿责任。2、朱广求所借2200万元贷款实际由新城广场营业部使用了1900万元，新城广场营业部作为贷款直接使用者和受益人，应当依法予以返还。3、答辩人在发放贷款、核实质押国债过程中认真履行了职责，也有理由相信新城广场营业部在营业时间和营业场所内出具的《资金对账单》是真实的，对此答辩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4、本案是以借款合同为名而引起的返还财产和侵权赔偿的民事纠纷，与涉案的经济犯罪嫌疑不是同一法律事实，依法应当作为民事诉讼进行审理。请求驳回新城广场营业部和证券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恒宝鼎公司述称，我公司与证券公司签订了《委托理财协议》，合同到期后，鉴于我司对福州保税区青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嘉公司）尚有欠款没有偿还，故指令直接将证券公司应归还我司的500万元偿还给青嘉公司，双方《委托理财协议》履行完毕。农行荷塘支行以我司向证券公司出借账户为由追加为本案被告不当。朱广求未作陈述。农行荷塘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朱广求偿还贷款本金2200万元及应付利息和逾期利息；由被告新城广场营业部及证券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恒宝鼎公司出借账户，应承担500万元贷款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2月26日，洪慧文以深圳市蔚深投资有限公司证券业务部（后变更为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业务部，以下简称证券业务部）的名义与江西吉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吉水信用社）签订了第一份《委托代理国债买卖协议书》，吉水信用社委托证券业务部代理国债买卖3000万元，委托期限自2001年2月27日至2001年8月27日。次日，吉水信用社汇3000万元至证券业务部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百花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协议到期后，证券业务部未清偿上述委托理财款，洪慧文已调至新城广场营业部任负责人。洪慧文遂以“新城广场营业部”的名义与吉水信用社续签第二份《委托国债买卖协议书》，内容与前述协议基本一致，仅委托日期变更为自2001年8月28日至2002年2月28日止。洪慧文在该协议上签名，但加盖的“新城广场营业部”的印章与公安备案的印章不一致。洪慧文为了清偿上述委托理财款，找到杨德林，要其找一家“壳”公司联系以虚拟的国债作质押贷款，并许诺给好处费。杨德林遂联系上樊长明控制的“深圳市圣龙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龙山公司”）和朱广求，商定以朱广求的名义申请贷款，“圣龙山公司”作为出质人。2002年3月20日，朱广求以买断筒车鬼酒五年经营权为由，与农行东区支行签订（株）农银个质借字（2002）第003号《个人质押借款合同》，约定向农行东区支行借款2200万元，“圣龙山公司”以价值2700万元的1996（六期）国债作为借款质押物，并与农行东区支行签订（株）农银权质字（2002）第003号《权利质押合同》。农行东区支行为了核实“圣龙山公司”国债质押担保情况，其行长张鹏与下设茨中分理处主任马仁伏到了新城广场营业部办理核保手续。为此，农行东区支行、“圣龙山公司”、“新城广场营业部”、马仁伏在新城广场营业部签订了一份《国债质押登记协议》，约定：“圣龙山公司”同意用其所有的2700万元的1996（六期）国债为朱广求向农行东区支行贷款进行质押担保，“圣龙山公司”与“新城广场营业部”同意农行东区支行的要求将上述质物过户至马仁伏名下，在贷款本息到期并不能偿还时，由马仁伏凭身份证及农行东区支行的文件证明处置质押物，以偿还贷款本息；在质押期间“新城广场营业部”冻结上述质押物款2700万元，不得买卖、转让或者再过户给他人，“新城广场营业部”如违反协议造成农行东区支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圣龙山公司”、“新城广场营业部”及其负责人洪慧文、农行东区支行、马仁伏均在协议上签名或盖章。同时，马仁伏与新城广场营业部签订《证券委托交易开户协议书》，委托新城广场营业部进行交易，洪慧文指示将“圣龙山公司”证券账户上虚假的2700万元1996（六期）国债过户至马仁伏的证券账户名下，并要新城广场营业部向马仁伏出具了一份《资金对账单》，该对账单上记载了马仁伏账户名下有1996（六期）国债17970股，成交价格1462900元，发生金额26340889.63元，并注明已被冻结。洪慧文在资金对账单上签名并加盖了“新城广场营业部”印章。经鉴定，《国债质押登记协议》和《资金对账单》上加盖的“新城广场营业部”印章与公安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上述《个人质押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合同》《国债质押登记协议》上加盖的“圣龙山公司”的印章与公安备案的印章不一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亦与圣龙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符。2002年3月29日，农行东区支行向朱广求发放贷款2200万元，存入农行东区支行茨中分理处户名为朱广求的258380的存款账户，存折密码由马仁伏设定保管。同年4月2日朱广求根据洪慧文的指令开具了1000万元的银行汇票，由朱广求背书给深圳市信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优公司），信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衍星根据洪慧文的指令，结汇后将950万元汇至吉水信用社，50万元汇至江西吉水信串实验学校；同日，朱广求开具另一张500万元银行汇票，后解汇至新城广场营业部635840198210007441客户保证金交易账户上，新城广场营业部将此款转至恒宝鼎公司指令的青嘉公司（股东代码B880478320）的存款账户上，用于清偿新城广场营业部所拆借的恒宝鼎公司的资金；同年4月8日，朱广求根据洪慧文的指令将450万元电汇至吉水信用社账上。剩余贷款250万元，其中54万元由朱广求办理银行汇票付给“圣龙山公司”，被杨德林、樊长明侵占；农行东区支行扣收本金61180.4元，利息915414.5元；余下983405.1元被朱广求、马仁伏、杨德林占用。株洲市公安局在侦查过程中追缴291693.14元，农行东区支行用于抵还贷款本金。另查明，2002年3月14日，恒宝鼎公司与“新城广场营业部”签订一份《委托理财协议》，约定恒宝鼎公司委托“新城广场营业部”理财500万元，年回报率为12%。次日，恒宝鼎公司将500万元汇入双方指定的18018819保证金账户。协议到期后，新城广场营业部将朱广求解汇至新城广场营业部的500万元存入恒宝鼎公司指定的青嘉公司账上，用于清偿上述委托理财款。2002年3月20日，新城广场营业部向马仁伏出具《资金对账单》，该对账单上有一段手写文字：“按双方客户要求，该账户国债冻结至2003年4月18日止，质押期满后，我公司按株洲农行东区支行及马仁伏先生要求负责处置该笔国债”。经查，马仁伏认可上述文字系他在洪慧文办公室与洪慧文等协商签订《国债质押登记协议》过程中由他填写的。2001年12月18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深证办函［2001］170号函告，洪慧文任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新城广场证券营业部总经理。2002年8月18日，洪慧文向证券公司申请辞去新城广场营业部总经理职务。次日，证券公司发出蔚证字［2002］92号《关于广场营业部工作安排的通知》，接受洪慧文的辞职请求。农行东区支行对朱广求在本案中的借款利息，已扣收至2002年10月31日。本案原二审判决生效后，已执行证券公司85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经济犯罪还是民事纠纷，是否需要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涉及的是农行东区支行与朱广求、证券公司及其新城广场营业部之间发生的以借款合同为名引起的返还财产和出具虚假资信证明引起的侵权赔偿的法律关系，其间的纠纷完全可以也应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即使其中有经济犯罪嫌疑，也与本案的民事纠纷不是同一法律事实，按照法释[1998]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本案民事纠纷案件依法应当作为民事诉讼进行审理。本案与公安机关尚在侦查的贷款诈骗案件或洪慧文涉嫌挪用资金案件虽有联系，但却有着本质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本案并不需要等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不需依赖刑事侦查终结的结果而作出判决。二、关于洪慧文及其行为的性质问题。新城广场营业部是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洪慧文是该分支机构的总经理，全面负责新城广场营业部的经营管理事务。洪慧文在办理所谓的圣龙山公司1996（六期）记账式国债过户到马仁伏名下的手续和签订《国债质押登记协议》等事项中，均系在工作时间、在办公场所内进行的。基于洪慧文系新城广场营业部总经理的特殊身份，因此相对人农行东区支行有理由相信洪慧文的行为系代表新城广场营业部及证券公司实施的法人行为。现已查明，《资金对账单》和《国债质押登记协议》上洪慧文的签名都是真实的，且洪慧文从朱广求处取得资金后主要用以清偿了证券公司振华营业部和新城广场营业部的对外债务，这些情况均说明洪慧文在本案中的行为系执行职务行为。新城广场营业部和证券公司应对洪慧文在本案中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资金对账单》和《国债质押登记协议》上加盖的新城广场营业部的印章与该部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不一致的问题，并不能否认洪慧文在本案中实施的行为非新城广场营业部的行为。即使该印章系伪造，也是新城广场营业部的代表人洪慧文所伪造，这对于相对人农行东区支行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新城广场营业部的印章是真实的。三、关于《国债质押登记协议》的性质和新城广场营业部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问题。本案涉及朱广求与农行东区支行签订的《个人质押借款合同》，农行东区支行与“圣龙山公司”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圣龙山公司”、新城广场营业部、农行东区支行、马仁伏签订的《国债质押登记协议》，新城广场营业部向马仁伏出具的《资金对账单》，马仁伏与新城广场营业部签订的《证券委托交易开户总协议书》，这些合同、协议和账单均系本案合同的组成部分。从书面证据反映的时间顺序和本案事实发生、发展过程来看，《权利质押合同》无疑是对《个人质押借款合同》的担保，而《国债质押登记协议》事实上起到了对《权利质押合同》的担保作用。《权利质押合同》因“圣龙山公司”是冒充的，导致实际并未交付17970股1996（六期）记账式国债，故《权利质押合同》未能生效，农行东区支行的质权不能实现。《国债质押登记协议》虽与本案借款及质押担保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但它是导致农行东区支行因质押合同未生效、质权落空、不能收回贷款的重要因素。该协议中涉及农行东区支行、马仁伏与“圣龙山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内容部分没有成立，但涉及农行东区支行与新城广场营业部之间权利义务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依法应当认定有效。据此，新城广场营业部在《国债质押登记协议》中具有两个方面的责任：一方面，新城广场营业部明知“圣龙山公司”并未在其营业部买入17970股1996（六期）记账式国债，明知其出具给马仁伏的《资金对账单》是虚假的，仍然签订《国债质押登记协议》，对造成农行东区支行、马仁伏与“圣龙山公司”的协议部分内容没有成立负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对该协议中涉及农行东区支行与新城广场营业部之间权利义务内容有效部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新城广场营业部应当按照《国债质押登记协议》第五条关于“乙方（新城广场营业部）如违反本协议第三、四条造成丙方（农行东区支行）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偿还责任”的约定，承担连带清偿的合同责任。四、关于农行东区支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是否有过错，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农行东区支行在发放2200万元贷款的过程中，虽然到新城广场营业部对国债质押进行了核对，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明知实际用途与贷款用途不符，对资金监管不严，对造成的损失也有过错，亦应承担一定责任。五、关于朱广求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新城广场营业部负责人洪慧文以虚假的“圣龙山公司”的虚拟国债作质押，借朱广求的名义从农行东区支行处套取资金，损害了农行东区支行的利益。朱广求从该贷款中支付了983405.5元，无充分证据证实系受洪慧文的指令，故不应由新城广场营业部承担。因朱广求涉嫌犯罪，公安机关追缴了291693.14元用于归还贷款，其余款项应另通过刑事程序解决。六、关于恒宝鼎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朱广求汇至新城广场营业部客户保证金账户的500万元用于归还新城广场营业部所欠恒宝鼎公司的委托理财款，故新城广场营业部应系此款的实际使用人，应返还给农行东区支行。恒宝鼎公司与新城广场营业部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其收取以上500万元资金的行为，不构成出借账户，故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综上，新城广场营业部既对造成本案《权利质押合同》没有生效负有过错和在《国债质押登记协议》中承诺对农行东区支行的损失“承担偿还责任”，无合法依据实际使用了贷款中的1900万元用以清偿其与证券公司的对外债务，应认定新城广场营业部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是返还财产和侵权责任以及违约责任的竞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新城广场营业部应承担返还其已取得的1900万元贷款的民事责任，同时对汇到江西信串实验学校50万元，汇至“圣龙山公司”被樊长明、杨德林占用的54万元，共计2004万元的利息损失（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5.31%计）2326495.76元，加上104万元的本金损失，合计3366495.76元，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证券公司是新城广场营业部的开办单位，新城广场营业部是其下设分支机构，故证券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农行东区支行对朱广求的起诉；（二）驳回农行东区支行对恒宝鼎公司的诉讼请求；（三）由新城广场营业部返还农行东区支行1900万元的借款本金，如该新城广场营业部财产不能足额支付，由证券公司承担返还责任；（四）对农行东区支行3366495.76元的损失，由新城广场营业部与证券公司共同承担70％计2356547.03元的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26400元，由农行东区支行负担25280元，新城广场营业部与证券公司共同负担101120元；财产保全费117000元、鉴定费25000元，由新城广场营业部与证券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质证，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02年初，在深圳打工的杨德林找到樊长明，提出利用圣龙山公司（实际是假冒工商核准的圣龙山公司的名）的牌子搞融资，用国债质押贷款，并答应给樊长明好处。同年3月，杨德林找到朱广求和马仁伏，提出以“圣龙山公司”2700万元1996（六期）记账式国债质押贷款2200万元（三人曾在2000年以朱广求名义与农行东区支行签订300万元的贷款合同，且以“圣龙山公司”国债作质押，该笔贷款用资人是深圳一家公司。事后，深圳公司偿还了农行东区支行的贷款）。马仁伏要朱广求作贷款主体并找一个贷款项目，朱广求同意后，提供了一份与吉首市湘福酿酒总厂的“筒车鬼酒买断经营合同书”（该协议系朱广求伪造，湘福酿酒厂公章系朱广求私刻），以买断筒车鬼酒经营权为贷款项目。马仁伏将此事报告农行东区支行领导同意后，时任农行东区支行行长的张鹏即于3月18日与马仁伏、朱广求一起赴深圳核实圣龙山公司的国债。三人到深圳后由杨德林带到“圣龙山公司”租用的办公室处，查看了该公司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新光的身份证明、董事会成员名单等资料。次日，三人到深圳市工商局核查了圣龙山公司工商登记资料，随后又到了新城广场营业部核查圣龙山公司国债。洪慧文提供了新城广场营业部与圣龙山公司的《委托国债投资合约》，并出具一份《资金对账单》，体现圣龙山公司名下有17970股1996（六期）国债资金额为2700万元，洪慧文在该《资金对账单》上加盖了新城广场营业部章。经鉴定，所盖新城广场营业部印文与公安备案的印文不一致。随后，张鹏提出要将国债过户到马仁伏名下，马仁伏即与新城广场营业部签订《证券委托交易开户总协议书》，委托新城广场营业部进行交易。之后，新城广场营业部出具一份《资金对账单》，体现马仁伏名下有17970股1996（六期）国债发生金额26340889.63元。马仁伏在该份资金对账单上注明“按双方客户要求：该账户国债冻结至2003年4月18日止，质押期满后，我公司按株洲农行东区支行及马仁伏先生要求负责处置该笔国债”，洪慧文在对账单上签名并加盖新城广场营业部章。经鉴定，新城广场营业部印文与公安备案的印文不一致。随后，张鹏拟写《国债质押登记协议》，内容是：1、甲方圣龙山公司同意用其所有已存放乙方新城广场营业部处的，金额为2700万元的1996（六期）国债为丁方朱广求向丙方农行东区支行贷款进行质押；3、甲方圣龙山公司与乙方新城广场营业部同意丙方农行东区支行的要求将上述质物过户至丁方马仁伏名下，甲方圣龙山公司、乙方新城广场营业部在贷款本息到期并不能偿还时，由丁方马仁伏凭身份证及丙方农行东区支行的文件证明处置质押物，以偿还贷款本息；4、在质押担保期间乙方新城广场营业部冻结止付上述质物2700万元，不得买卖、转让；5、乙方新城广场营业部如违反协议第三、四条造成丙方农行东区支行的损失，由乙方新城广场营业部承担偿还责任。各方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协议上“圣龙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新光的签名及加盖的“圣龙山公司”印章经鉴定，签名不是王新光本人所写、印章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洪慧文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加盖的新城广场营业部印章经鉴定与公安备案的印章不一致。2002年3月20日，朱广求以借款人名义与农行东区支行签订《个人质押借款合同》，约定农行东区支行借给朱广求22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自2002年3月29日至2003年3月29日，借款年利率为5.7525%，所借款项划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258380存款账户内；圣龙山公司作为出质人以1996（六期）国债为该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凭证由圣龙山公司在签订合同后一日内交农行东区支行保管。该合同借款人栏内朱广求签了字，贷款人栏由张鹏签字并加盖农行东区支行公章，出质人栏签有王新光的名字并加盖“圣龙山公司”章。经鉴定王新光签名非本人所写，“圣龙山公司”印章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同日，农行东区支行与“圣龙山公司”签订《权利质押合同》，“圣龙山公司”同意以1996（六期）国债暂作价2700万元为朱广求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凭证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一日内交付农行东区支行。该合同上王新光的签名和加盖的“圣龙山公司”印章，经鉴定非本人所签、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3月29日，朱广求向农行东区支行出具《借款凭证》，并用身份证在农行东区支行茨中分理处开设了户名为朱广求的258380的活期存款账户。马仁伏将2200万元贷款转到该存款账户上，自己设置了密码并保管存折。经株洲市公安局审查，2200万元资金去向是：1、2002年4月2日朱广求办出汇票500万元解汇至新城广场营业部7441客户保证金交易账户上，当日新城广场营业部将此款转至恒宝鼎公司指令的青嘉公司在其营业部的保证金存款账户上。2、同日，朱广求办理自带汇票1000万元解汇至信优公司账上，据信优公司董事长卢衍星交代：根据洪慧文的要求收款后，将950万元汇至吉水信用社，50万元汇至江西信串实验学校。3、4月8日，朱广求办理电汇450万元汇至吉水信用社账上。4、另250万元，农行东区支行扣收本金61180.4元，利息915414.5元；朱广求办理汇票54万元给圣龙山公司，被杨德林、樊长明侵占；余下983405.1元被朱广求、马仁伏、杨德林占用。2002年11月15日，朱广求、马仁伏、杨德林、樊长明均因涉嫌贷款诈骗被株洲市公安机关立案。洪慧文也于2002年12月6日因涉嫌挪用资金被深圳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洪慧文在逃，刑事案件至今未侦查终结。株洲市公安局在侦查过程中追回291693.14元给了农行东区支行，农行东区支行用于抵还贷款本金。农行东区支行对本案借款的利息，已扣收至2002年10月31日。本案原二审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于2005年3月10日、4月19日两次扣划证券公司600万元、251万元，共计851万元给了农行东区支行，农行东区支行将此款抵还借款本金。另查明，证券公司是1996年4月1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风华，注册资金1亿元，主要从事证券承销、买卖等业务，下设16个营业部，有新城广场营业部（注册资金500万元）、深圳振华营业部（注册资金1000万元）等。洪慧文自1996年8月至2001年8月任振华营业部总经理，2001年8月至2002年8月18日任新城广场营业部总经理，2002年8月19日证券公司接受洪慧文的请求免去其新城广场营业部总经理职务。2001年2月26日，时任振华营业部的总经理洪慧文用一份由证券公司盖章的“说明”（经鉴定证券公司的印文与公安备案的印文不一致）和一份证券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王风华签字的“授权书”（经鉴定王风华的签名不是本人所写，证券公司章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证明证券业务部与振华营业部是同一经营实体，授权证券业务部总经理洪慧文代表证券公司同吉水信用社签订《委托代理国债买卖协议书》，授权代理金额3000万元，委托有效期一年，自2001年2月26日至2002年2月26日止。同日，洪慧文以证券业务部的名义与吉水信用社签订《委托代理国债买卖协议书》，约定吉水信用社委托证券业务部代理国债买卖，委托金额为3000万元，委托期限自2001年2月27日至2001年8月27日。该协议上证券业务部的印章经鉴定与公安备案的一致。次日，吉水信用社将3000万元汇至证券业务部在工行深圳市百花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上。协议到期后，证券业务部未偿还理财款。8月28日，洪慧文提供了一份证券公司2001年8月24日向吉水信用社出具的“证明”，证明原振华营业部总经理洪慧文已调往新城广场营业部任总经理，同意将原在振华营业部购买的3000万元国债划入新城广场营业部，有关债权债务由新城广场营业部继续履行，原授权委托书继续生效（经鉴定证券公司印章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还提供了一份新城广场营业部2001年8月28日出具的确认书，证明原在振华营业部的3000万元国债已划入新城广场营业部（经鉴定新城广场营业部章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2001年8月28日，吉水信用社与新城广场营业部签订《委托代理国债买卖协议书》，其内容与前一份协议基本一致，仅修改委托日期为自2001年8月28日至2002年2月28日。同日，双方还就回报率等部分事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经鉴定，上述两份协议上新城广场营业部的印章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还查明，2002年3月14日，恒宝鼎公司与新城广场营业部签订一份《委托理财协议》，约定恒宝鼎公司委托新城广场营业部理财500万元，自2002年3月14日至3月30日，年回报率为12%。该协议上加盖的新城广场营业部印章经鉴定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次日，恒宝鼎公司将500万元汇入双方指定的郑美权18018819保证金账户。根据恒宝鼎公司在本案一审答辩状中所述：“协议到期后，鉴于我司对青嘉公司尚有欠款没有偿还，故指令直接将新城广场营业部应还我司的500万元偿还给青嘉公司，至此，理财协议履行完毕”。4月11日，恒宝鼎公司又与新城广场营业部签订第二份《委托理财协议》，约定恒宝鼎公司委托新城广场营业部理财400万元，委托期限自2002年4月12日至2002年6月30日止，年收益率为12%。经鉴定，协议上所盖新城广场营业部印章与公安备案的不一致。协议签订后，恒宝鼎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委托青嘉公司付款，青嘉公司分三次从其在新城广场营业部保证金账上付款400万元，其中250万元转入吉水信用社。协议到期后，新城广场营业部未偿还欠款。12月16日，恒宝鼎公司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新城广场营业部、证券公司偿还欠款，吉水信用社因不当得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1日分别作出（200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301号、302号民事裁定书，以委托理财协议上加盖的新城广场营业部印文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样本印文不具有同一性，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恒宝鼎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①原判是否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②洪慧文的行为性质，其行为后果应否由新城广场营业部承担；③本案是经济纠纷案件还是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否移送公安机关；④涉案合同的效力，各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1、原判是否超过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农行荷塘支行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朱广求偿还2200万元贷款本息，被告新城广场营业部承担贷款本息的连带赔偿责任。后增加证券公司对其分支机构新城广场营业部承担责任，恒宝鼎公司承担出借账户的责任的请求。理由是：其与朱广求签订2200万元借款合同，圣龙山公司以2700万元的1996（六期）国债作质押担保，但发放贷款后，借款人朱广求至今未偿还分文，出质人圣龙山公司为虚拟单位，新城广场营业部为圣龙山公司出具虚假资金对账单，致使贷款本息无法收回。根据农行荷塘支行的诉讼请求，本案应定为借款合同纠纷，审理的基础法律关系应是农行荷塘支行与朱广求之间的借款关系、及与圣龙山公司的质押担保关系，新城广场营业部出具资金对账单的行为性质，以及各主体行为合法性与否，相关合同的性质与效力，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原审将本案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但处理结果是：对作为借款合同相对方的借款人朱广求以其涉嫌犯罪，不属民事法律关系为由，判决驳回农行荷塘支行对其的起诉；对非借款合同相对方的新城广场营业部以其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判决由新城广场营业部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责任，显然超出了农行荷塘支行的诉讼请求。2、洪慧文的行为性质，其行为后果应否由新城广场营业部承担。洪慧文身为新城广场营业部总经理、负责人，为假圣龙山公司的假国债出具资金对账单，且使用未经公安备案的单位印章，并以该印章与他人签订一系列合同，其行为非单位授权，也不是其作为新城广场营业部负责人应该从事的正常经营活动，其个人已涉嫌犯罪。但《资金对账单》是洪慧文在其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出具，单位印章是洪慧文加盖，农行荷塘支行有理由相信作为新城广场营业部负责人的洪慧文加盖的印章是真实合法的，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新城广场营业部应对洪慧文出具虚假资金对账单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3、本案是经济纠纷案件还是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否移送公安机关。本案借款人朱广求、贷款经办人马仁伏、联系人杨德林、出质人“圣龙山公司”樊长明，均因涉嫌诈骗农行荷塘支行2200万元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洪慧文也因涉嫌挪用资金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查出了涉案贷款资金的去向，也追回291693.14元并将该款交给了农行荷塘支行。但因同案犯罪嫌疑人洪慧文在逃，涉案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无法查证，刑事案件至今无法了结。虽刑事案件与本案诉讼均涉及2200万元贷款事实，且不能排除涉嫌经济犯罪行为的认定对本案法律事实的认定与处理的影响，但本案借款担保法律关系与贷款诈骗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本案民事纠纷可以与刑事案件分开审理，无须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原审在认定本案应当作为民事诉讼进行审理，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同时，又认定借款人朱广求涉嫌犯罪，不属民事法律关系，以判决驳回农行荷塘支行对朱广求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朱广求在本案中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人，根据资金流向追返被骗资金归刑事部分处理，但对无法收回贷款的损失，朱广求应依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可作民事纠纷在本案中审理。基于此，本院将本案中止审理多年，刑事案件仍未侦破，故可依当前情况认定损失。4、涉案合同的效力，各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本案借款人朱广求利用私刻的印章伪造贷款项目，杨德林利用假冒的“圣龙山公司”提供虚假的质押物，洪慧文利用未经备案的单位印章出具不实的资金对账单，贷款经办人马仁伏违规放贷、转款，几方恶意串通，并共同非法侵占贷款资金，其个人均已因涉嫌犯罪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本案所涉《个人质押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合同》及《国债质押登记协议》均应认定为无效。对此，各方应根据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农行荷塘支行作为贷款方，其过错在于：明知借款人朱广求提供的是虚假贷款项目，仍然促成借款合同的签订，对出质人、质押物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在贷款发放后贷款账户由其自行控制密码、自行掌握存折的情况下，却陆续将贷款从朱广求账户转到他人账上，对发放的贷款未尽监管义务，甚至经办人与借款人等共同从中非法占用巨额资金。故农行荷塘支行对造成本案贷款无法收回，负有较大的过错。朱广求作为借款方，其过错在于：伪造假贷款项目，以借款人名义帮助他人骗取银行贷款；在贷款存入其个人存款账户后，又配合农行荷塘支行经办人将账户上的款项陆续支取转付他人，并从中非法占有部分资金。朱广求对本案借款不能收回的损失加以赔偿，是其应承担的最低民事责任。作为出具资金对账单的新城广场营业部，其过错在于：为假冒的“圣龙山公司”的虚假国债出具资金证明，并利用未经备案的单位印章签署《国债质押登记协议》，促成农行荷塘支行与朱广求签订借款合同，致使农行荷塘支行的贷款资金失去保障。故新城广场营业部对造成农行荷塘支行贷款资金的流失，也存在较大过错。综上，本案所涉《个人质押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合同》《国债质押登记协议》是贷款经办人、借款人、假冒担保人、出具虚假资金证明人恶意串通，以虚假质押物担保借款，实质是违法套取国家贷款，并从中非法占有国有资金的行为，故上述一系列合同均无效。由于借款人伪造虚假贷款项目，新城广场营业部出具虚假资金证明，贷款人农行荷塘支行在将贷款发放至借款人朱广求账户上后，在自行控制该贷款账户的情况下，未能按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支取、监管贷款资金，造成贷款资金无法收回，借款人朱广求、出具资金证明人新城广场营业部、贷款人农行荷塘支行均有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对于农行荷塘支行不能收回的贷款本息损失，由朱广求、新城广场营业部、农行荷塘支行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新城广场营业部系证券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在新场广场营业部的财产不能足额支付时，其责任由证券公司承担。因农行荷塘支行已扣收贷款本金61180.4元、公安机关追回291693.14元，故其未收回的贷款本金为21647126.46元，利息自2002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即农行荷塘支行21647126.46元贷款本金及该款自2002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由朱广求、新城广场营业部、农行荷塘支行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其中新城广场营业部应承担的部分，因其于2005年3月10日、4月19日被扣划600万元、251万元，共计851万元，而21647126.46元贷款自2002年11月1日至2005年4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为3111208元，本息合计24758334.46元，其三分之一为8252778.15元，故新城广场营业部应承担的责任已履行完毕。原审在洪慧文在逃，刑事案件未审查终结的情况下，根据其他嫌疑人的供述，认定在借款人朱广求账户上的贷款资金系受洪慧文指令转付，尚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国债质押登记协议》部分有效，并判令新城广场营业部返还转付资金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新城广场营业部和证券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株中法民二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二、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荷塘支行不能收回的贷款本金21647126.46元及其利息（自2002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损失，由朱广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荷塘支行、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新城广场证券营业部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其中自2002年11月1日起至2005年4月19日各方应承担的责任为8252778.15元，因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5年3月10日、4月19日被扣划851万元，故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新城广场证券营业部应承担的责任已履行完毕。三、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荷塘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6400元，财产保全费117000元、鉴定费25000元，共计268400元，由朱广求负担89466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荷塘支行负担89466元，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新城广场证券营业部和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94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400元，由朱广求负担42133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荷塘支行负担42133元，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新城广场证券营业部和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21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隽审判员 吴建华审判员 吴爱莲二○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邱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