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1121行初56号
原告：郭正裕。
被告：松阳县环境保护局，住所地松阳县西屏街道新华路97号。
法定代表人：刘伟俊，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家遗，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潘缨，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饶炳海，浙江绿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正裕诉被告松阳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环保）纠纷一案，于2016年9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正裕，被告松阳县环境保护局的出庭负责人王家遗，委托代理人潘缨、饶炳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经审理终结。
2016年4月1日，被告作出松环罚决字（2016）第1号《松阳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现已查明，你（郭正裕）在松阳县古市镇山下阳投资一生猪养殖场，现存栏生猪600余头，你于2016年4月3日17时左右，自行将用于养殖废水处理的氧化塘东侧的田埂挖掘出一20cm左右的缺口造成氧化塘内废水外泄，流入附近农灌渠道，影响下游水质。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2016年4月15日，我局作出《松阳县环境保护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于2016年4月15日送达。你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要求，经我局集体讨论，你的申述申辩内容不予采纳。依据《水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罚人民币叁万贰仟元整。
原告郭正裕起诉称：1、行政执法程序错误。被告在作出《决定书》前，未对排污所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估，违反行政执法程序，并因此导致违法处罚。2、处罚对象错误，被告的《决定书》，处罚的依据是《水法》第二十二条。而该条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本场及本人非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体工商户。3、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4月3日下午，下了一场大雨，导致水位暴涨，氧化塘水位过高，如不及时排出，存在溢出的风险。原告当天主动挖掘出一口，主观上是为了避险，而非偷排。挖出的口子也很小，是为了减轻氧化塘田埂的负荷以及降低水位。4、超越执法权限。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七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当天排污并未造成危害后果，未给附近农田造成实质性危害，也未给附近水质造成实质性危害，至今没人向原告提出损失及赔偿，被告也没有给出具体危害后果。该行为在当天晚上21时许也及时得到了纠正。所以原告认为，当天排放量少，并且被大水稀释，并未造成具体危害后果，不应作出行政处罚。5、法律适用不当。《水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处罚对象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本场为养殖场，即原来的农户，经过长期发展，规模扩大了，但是法律地位仍然是农户，并非养殖企业。本场未办理任何养殖企业手续。询问笔录中，原告也如实回答了这一点，被告在明知原告非企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系滥用职权。综上所述五点，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判令：1、撤销松环罚决字（2016）第1号环保行政处罚决定书；2、被告向原告支付诉讼费及误工费人民币贰仟元。误工费两千元是指：4月3日起为了应付处罚，4月6、7日去被告处做笔录，算一天；5月份至今多次去法制办去反映问题，算一天；为了开庭，12月1日下午加上12月2日开庭，算一天，共三天。我现在日净收入是500元整，三天共1500元。剩余的500元包括诉讼费、车费、油费、住宿费。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6年5月12日拍摄的四份视听资料，待证养殖场（废水）的排放没有对环境进行破坏。2、《决定书》，待证原告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3、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待证原告的身份情况。
被告松阳县环保局答辩称：1、事实清楚。2016年4月3日，答辩人接群众举报，反映郭正裕生猪养殖场有废水外排。答辩人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检查发现，郭正裕自行将用于养殖废水处理的氧化塘东侧的田埂挖掘出一个20cm左右的缺口，造成氧化塘内废水外排，流入附近农灌渠道，影响周边农管渠道水质。郭正裕诉状中所称的因雨天导致水位暴涨，为了避免溢出而挖出一个缺口的理由不成立，也不能成为郭正裕的免责理由，这只能说明郭正裕违法事实的成立。2、证据确实充分。答辩人作出的《决定书》证据确实充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一份、调查询问笔录三份、现场照片三份证明郭正裕排放水污染物的事实，松阳县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1份证明郭正裕排放的水体存在超标的问题，以上证据能相互印证，充分的证明郭正裕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事实。3、程序合法。2016年4月3日，答辩人接受群众举报后，就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检查，摄制了现场照片。4月5日，答辩人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后，对郭正裕涉嫌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一案进行立案。后答辩人对该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如潘伶丽等有关人员的调查询问笔录、监测报告等。4月13日，答辩人组织人员对该案进行了集体讨论，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拟对郭正裕生猪养殖场作出叁万贰仟元的行政处罚。4月15日答辩人作出了《告知书》，并向郭正裕送达了该《告知书》。4月20日，答辩人组织人员对郭正裕陈述申辩进行了审核，认为其陈述、申辩理由不成立，遂对郭正裕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4月21日作《决定书》，4月22日向郭正裕送达了该《决定书》。所有程序符合我国《行政处罚法》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的规定，郭正裕在诉状中所称的对危害后果的评估不属于法定的必经程序。4、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郭正裕在其调查询问笔录中和自认现存栏生猪有600头，《浙江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第10条的规定，生猪存栏200头以上的认定为畜禽养殖场，故郭正裕的养猪场应认定为畜禽养殖场，而非养殖户，也非一般的农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2条规定，答辩人对郭正裕本人进行处罚并无不当。此外，郭正裕养殖场符合企业单位的特征，属于广义上的企业单位。但因郭正裕养殖场未登记，无诉讼主体资格，故答辩人只得处罚该养殖场的实际投资人郭正裕。综上，答辩人适用《水法》第22条的规定是正确的。5、答辩人未超越法定权限。事发后，执法人员电话联系郭正裕，要求其赴现场并了解相关情况，但是郭正裕长时间未赴现场，并且电话拒接。后执法人员联系到古市镇工作人员及山下阳村村民主任，并同村民主任一起将养殖场氧化塘缺口进行填补，防止养殖废液继续污染水体。2016年4月5日至6日，执法人员一直无法联系郭正裕，4月7日，执法人员在松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配合下赴现场，将郭正裕带到答辩人处接受调查。可见事发后郭正裕一直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对待此事，也没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不属于《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形。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依据正确，未超越法定权限，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监察记录表及现场照片，待证被告在接到相应投诉后先行去现场检查，并且拍摄了现场照片。
2、郭正裕询问笔录，张军伟、潘伶丽两份笔录，待证原告擅自挖出缺口的现状，并证明原告承认养殖场的规模有生猪六百头，原告排放的目的是偷排，并不是原告在诉状中所讲的是为了避险。
说明：该组证据可知原告明知养殖废水的处理流程，在事发前原告已经没有消纳地。原告将废水直接排入农灌渠道，是因为氧化塘内的废水没有消纳地没有办法处理，满了之后只能往农灌渠道理排放，这些事实足以证实原告排放的主观目的是偷排，不是避险。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的第六条第四款、第二十三条规定，正确的避险措施应该是，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必须向当地的农业部门或者环保部门或者乡政府进行报告并接受调查处理。本案的实际情况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应急措施。
3、废水采样和交接记录表，监测报告，监测结果告知单，《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待证原告偷排超标废水的事实；
4、《决定书》，待证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5、立案审批表，《松阳县环保局关于郭正裕生猪养殖场涉嫌采取其他规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案件调查》，2016年4月13日案件集体讨论笔录，2016年4月14日案件内部处理审批表，《告知书》，原告针对处《告知书》申辩意见，2016年4月20日案件集体讨论笔录，2016年4月22日案件处理内部审批表，行政拘留处罚案件审批表，案件移送材料清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送达回证，行政执法证，待证我局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先行进行现场勘测，补办立案手续，进行了事先告知，听取了原告的申辩，经过集体讨论后，原告的申辩不成立，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并依法进行了送达，证明了我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及第七十五条的第二款，《行政处罚法》，复函（环保部），待证我局适用法律正确。
说明：关于认定原告主体是企业理由：1、原告的生猪养殖的数量是约600头，这在原告的笔录中有记载；2、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令336号、浙江省畜禽养殖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生猪存栏200头以上，应当认定为畜禽养殖场，所以我们认定根据原告的养殖规模应当认定为是企业单位。另外补充的是，对于企业，法律上并没有定义，企业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为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经济组织。所以我们认定原告的生猪养殖场应当在法律上定义为企业，在诉讼程序上定义为未登记的其他组织，所以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2条的规定，以行为人作为当事人。并且区分企业还是个体工商户是没有意义，即使原告是个体工商户，出现本案这样偷排的情况后，同样要受到处罚。根据相应的《水法》第22条第二款及第75条第二款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排放的主体类别以及处罚的区别。被告在处罚中是没有对原告主体地位进行认定的，只是处理过程中、分析中认定对方是畜禽养殖场。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2的待证我不是避险有意见。当时下大雨，那时候是不得不排，不排的话，一旦田埂溃败，氧化塘的废水会大量流出。证据1、3、4及证据2的其他待证内容没有意见。证据5，没有意见。证据6，对数量上达到600头属于养殖场是同意，但是应该不属于养殖企业。关于是否是属于企业，被告刚才提到的定义，本厂没有独立核算功能，我厂只是家庭式为主的经营方式。我厂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结构，不符合企业性质。《水法》22条不适用。证据6的其他待证内容没有意见。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原告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是4月3日，原告收集证据的时间是5月12日，在4月3日当天我们就已经及时制止了原告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是无法体现有无污染的情形。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在庭审中陈述：（4月3日17时左右到达现场）电话通知原告。联系后原告拒绝到场。原告故意避而不见，原告即使在松阳县最远的乡镇，应该在一个小时能够赶到现场。所以综合事发当天以及事后的表现，我们认为原告违法了之后态度是比较差的。
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对于《决定书》中查明的事实经过没有意见。（关于4月3日傍晚，被告是否通知我）事实不准确，当时我不在山下阳，是在家里，具体做什么记不清了，应该是看电视。因为雨天路滑，没有及时赶到，我当时没有拒绝到现场的说法。我当天十一点到山下阳时，缺口已经堵上了，人也已经走了。后来出于怕麻烦的心理后面就回避了。这是4月3日的事情。后来4月4、5、6日执法人员打我电话没有接。大概是6、7号，被告和公安的治安大队一起到我养殖厂把我带走的。（关于平时是如何处理废水的）之前是按环保部门的处理方案，用消纳地处理的，后来也是联系农户用的消纳地处理废水。就是涉案事实发生时正处于没有消纳地的时候，当时恰巧下暴雨，所以发生了涉案的事实。
本院认证认为：被告提供的6组证据，原告除对证据2排水的原因及证据6中的《水法》第22条的适用外，其余证据均无意见，其余证据的待证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关于排水的原因，原告在诉状主张系当天雨大而挖掘排水口避险，但其在询问笔录向被告陈述如下内容：“你是否知道养殖废水未经处理达标不得擅自排入外环境？我知道的。但是氧化塘内的废水我没办法处理，满了之后我还是要往农灌渠道排放”。该内容说明，原告主管上并无避险的想法。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告在避险前后均未申报或备案，而是对举报采取了回避态度，即原告客观上也无避险的行为，故原告主张的避险，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6中《水法》22条的适用，本院将结合事实认定再予以分析。原告提证据1，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4月3日，原告所挖掘排水口已于当晚进行了填补完毕。被告抗辩的一个月后拍摄的视频与本案关联性体现不足，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纳，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用。证据2、3，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投资建设了涉案生猪养殖厂。平时用消纳地处理养殖厂排出的废水。但在2016年4月3日，原告的消纳地已经不存在。17时许，原告自行将用于废水处理的氧化塘东侧的田埂挖掘出一20cm左右的缺口，造成氧化塘内废水外排，流入附近农灌渠道，影响了下游水质。经人举报，被告单位派人到达现场后，经电话联系原告，原告并未及时赶到，随行人员村民主任张军伟将氧化塘缺口填补。事后，原告采取了回避态度，于4月4-6日拒接被告电话。4月6日，被告作出并于次日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修复氧化塘缺口，禁止养殖废水再次外排”。4月7日，原告在被告向其询问时，陈述：“我知道的（养殖废水未达标处理不得擅自排入外环境），但是氧化塘内的废水我没办法处理，满了之后我还是要往农灌渠道排放”。4月15日，松阳县环境监测站出具报告，在氧化塘排放口提出的污水中化学需氧量363，总磷526，氨氮430。并将总磷、氨氮超标的结果告知了原告。同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了《告知书》。原告于4月18日提出了申辩意见。2016年4月21日，被告未采纳原告的申辩意见，作出了《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给原告。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决定书》并赔偿误工费。
本院认为：原告诉讼过程中提出了未产生危害后果、适用《水法》第22条不当、排水的原因系避险，而不应予以行政处罚的主张。1、《水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该规定并未以产生危害后果为处罚要件。被告提供的监测报告证明了原告排放的系超标污水，且原告自行挖掘缺口进行排污。故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2、《水法》第20条第1款明确企事业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应履行的义务，第2款系对第1款义务的补充说明，针对的主体显然系同一主体。被告以该条适用于未取得上述法律地位的原告确有不当。3、原告于4月7日向被告陈述的内容体现其主观上并无避险的想法，客观上在排水前后的原告也未进行过申报、备案。原告避险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根据《水法》第75条第2款、原告事后采取的回避态度，对养殖场的实际投资人原告进行处罚，并无不当。综上，被告作出的《决定书》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虽对原告界定地位时适用法律不当，但并未影响原告的权利，未对处罚结果产生影响，故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的行政行为正当，故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正裕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正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青华
代理审判员 牛文军
人民陪审员 陈祝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代书 记员 徐嘉静
本案涉及到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二条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在江河、湖泊设置排污口的，还应当遵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禁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第七十五条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顿。
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私设暗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提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顿。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依照前款规定采取措施、给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