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成民终字第1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居明，男，汉族，1967年1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代理人都燕果，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丽芳，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郫县农村发展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县。
法定代表人幸超，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钟蔚，四川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郫县团结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站。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县。
法定代表人钟家胜，站长。
上诉人袁居明因与被上诉人郫县农村发展局、原审第三人郫县团结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站（以下简称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4）成郫民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居明及其一般授权代理人候丽芳、被上诉人郫县农村发展局的一般授权代理人刘钟蔚、原审第三人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的法定代表人钟家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郫县县委办公司下发《中共郫县县委办公室郫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站建设的指导意见﹥》（郫委办（2006）63号），要求在全县组建14个畜牧兽医技术服务站，该站是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务型组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站按照规范化要求建设达标后，由郫县农村发展局委托可以从事动物防疫工作，协助搞好产地检疫等，并获得相应的报酬。按照上述指导意见，2006年袁居明与他人出资成立了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并受郫县农村发展局委托，从事动物防疫和协助开展动物产地检疫等工作。委托费用由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与郫县政府进行结算，结算后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便将劳动报酬支付给袁居明。袁居明根据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的安排到郫县三友食品有限公司协助郫县农村发展局从事检疫工作。袁居明从2008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站长，2013年该站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钟家胜，2014年2月袁居明离开团结镇兽医服务站工作。
另查明，2014年郫县农村发展局不再委托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从事协助检疫工作。2014年4月9日袁居明向郫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郫县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袁居明与郫县农村发展局于2001年10月建立劳动关系；2、郫县农村发展局支付袁居明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工资24000元；3、郫县农村发展局支付袁居明11个月双倍工资66000元；4、袁居明与郫县农村发展局继续履行劳动关系；5、郫县农村发展局为袁居明补缴2001年10月至2014年3月的社保。2014年7月8日郫县仲裁委作出郫劳人仲委裁字（2014）第30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袁居明的全部仲裁请求。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以下主要证据：
袁居明的身份证复印件、郫县农村发展局《组织机构代码证》、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的《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袁居明的工作证、村级动物防疫员证书和照片。
原审法院认为，袁居明主张其从2001年10月进入郫县农村发展局下设的郫县动物疫病防疫检疫站担任动物检疫协助员，但郫县农村发展局予以否认，袁居明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袁居明的主张不予采纳。袁居明提供的证人证言，其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接受询问，其证明内容与袁居明的陈述相互矛盾，故其证人证言不予采纳。2006年袁居明与他人出资成立团结镇畜牧兽医站，该站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郫县农村发展局根据郫委办（2006）63号文件，委托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从事动物防疫和协助开展动物产地检疫等工作，并支付相应费用。袁居明根据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的安排到郫县三友食品有限公司协助从事检疫工作。委托费用由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与郫县政府进行结算，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向袁居明支付相应劳动报酬。袁居明在协助从事检疫工作期间未受郫县农村发展局管理，也未在郫县农村发展局处领取劳动报酬，双方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对袁居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居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元，由袁居明承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袁居明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的业务范围仅为从事动物防疫和新品种推广、养殖技术培训，并不涉及动物检疫工作；2、袁居明是受郫县农村发展局下设的郫县动物疫病防疫检疫站的安排到三友食品有限公司驻厂担任检疫协助员；3、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郫县农村发展局不再委托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从事协助检疫工作认定事实错误；4、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4）成郫民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
二审中，袁居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郫县基层动物防疫技术服务委托合同书；
2、郫县动物防疫委托服务2014年度责任书；
3、团结镇畜牧兽医站2010年、2011年、2013年总账本及2013年度团结镇畜牧兽医站记账凭证；
4、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资料；
5、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笔录。
被上诉人郫县农村发展局口头辩称，袁居明称合同中未约定动物检疫工作，是袁居明没有理解合同内容，动物防疫技术服务内容已经包含动物检疫工作；袁居明没有证据证明受郫县农村发展局的安排去从事动物检疫工作，袁居明和郫县农村发展局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口头辩称，对袁居明当站长期间的事情不清楚。
经庭审质证，郫县农村发展局对袁居明提供证据材料1、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委托合同书的委托内容已明确包括动物检疫；对袁居明提供的证据材料3，认为总账本和记账账本系袁居明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整理和计算的，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证明是郫县农村发展局支付的费用，不予认可；对袁居明提供的证据材料4，认为录音资料没有核实对话双方身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人张云彬出庭所作证词，认为证人和上诉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不予认可。
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对证据材料1、证据材料2及证人张云彬在庭上所作的证词无异议；对证据材料3，请人民法院评判，如真实存在就认可，如果是虚假的就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4，认为账目是袁居明在当站长期间形成的，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材料1、证据材料2，因能证明案件事实，证据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故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对证据材料3、证据材料4及证人张云彬在庭上所作的证词，本院将在实体评判中一并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查明案件事实除对原审法院“2014年2月袁居明离开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不予认可外，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2002年10月28日，成都市农牧局向袁居明颁发了《四川省动物检疫协助员证》，该证载明：编号蓉Q-003，协助单位为郫县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所，协检范围为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检疫区域为郫县团结。
还查明，2006年9月6日，郫县农村发展局（甲方）和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乙方）签订了一份郫县基层动物防疫技术服务《委托合同书》，该合同书中载明：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所在镇动物防疫技术服务，服务费由甲方在6月30日前和12月30日前分两次支付。
还查明，2009年11月，郫县农村发展局动物疫病防疫检疫站向袁居明颁发了《工作证》。
还查明，袁居明至今在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工作。
本院认为，从袁居明提供的《四川省动物检疫协助员证》可以认定从2002年起袁居明作为动物检疫协助员与郫县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所存在用工关系。后因郫县农牧局等单位合并为郫县农村发展局，故袁居明与郫县农村发展局动物疫病防疫检疫站建立了用工关系。2006年，根据郫县县委办公室于2006年7月24日以郫委办（2006）63号文件下发的指导意见，在郫县组建14个畜牧兽医技术服务站。袁居明等人根据该文件精神组建了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并由其担任该站法定代表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2006年团结镇畜牧兽医站成立后，袁居明与郫县农村发展局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针对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郫县农村发展局和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之间的关系问题。
根据2005年5月14日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国发（2005）15号）第一条第（七）项的规定：“切实加强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建设。根据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职能分开的原则，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按乡镇或区域设立畜牧兽医站，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公益性技术推广服务职能。……”来看，经国务院的授权，按照郫县县委办公室、郫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指导意见设立的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符合相关政策的规定。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其与郫县农村发展局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必须考虑相关部门的授权范围。根据2005年7月11日农业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农医发（2005）19号）第一条第（四）项第一款的规定：“基层动物检疫站及其职能。各地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按照一乡一站或按区域设置畜牧兽医站，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下去的动物强制免疫的监督实施；依法承担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动物疫情调查、监测、兽药监督管理等工作。同时，承担畜牧、饲料、草原等公益性职能。”及第二款的规定：“……对原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的免疫注射、疫情普查、畜牧技术推广培训、畜牧生产和疫情统计等各种公益性服务，可以采取以下不同的组织形式。一是由县级动物检疫监督机构派出的畜牧兽医站直接实施，人员工资纳入财政全额预算，按规定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额上缴财政；二是由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派出的畜牧兽医站按照公益性服务工作量，聘任一定数量的防疫员，由政府给予补贴，所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比例返还作为工作经费；三是县级派出机构和乡镇政府共同组织，通过招投标方式，由诊疗机构和执业兽医承担公益性技术服务，政府支付所需工作经费。……”同时结合郫县县委办公室的指导意见，袁居明所在的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不属于财政全额预算的范围，而是自愿组合、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务型组织。受片区站和镇政府委托，履行村级防疫员职责，以及协助开展动物产地检疫、疫情普查报告等工作。也就是说，郫县农村发展局根据工作量可以委托团结镇畜牧兽医站承担免疫注射、疫情普查、开展动物产地检疫等工作。因此，2006年9月6日，郫县农村发展局和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签订的《郫县基层动物防疫技术服务委托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在该委托书中，郫县农村发展局已将团结镇动物防疫技术服务交由团结镇畜牧兽医站，虽然合同中未明确动物检疫，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动物防疫，是指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和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来看，动物防疫包含动物产品的检疫内容。因此，郫县农村发展局和团结镇畜牧兽医站之间是委托法律关系。袁居明主张委托内容不包括动物产品的检疫，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袁居明提出其2001年在郫县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所工作的事实，因郫县农村发展局不予认可，袁居明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袁居明提供的证据材料4即录音资料及证人张云彬当庭所作的证词，因与法律和相关文件精神有矛盾之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2006年团结镇畜牧兽医站成立后，袁居明与郫县农村发展局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根据郫县县委办公室的通知精神，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属于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务型组织。袁居明作为团结镇畜牧兽医站的法定代表人是明知该事实的，因此，团结镇畜牧兽医站成立后，袁居明作为法定代表人与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关于袁居明是否存在两个用工主体的问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的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来看，袁居明不存在可以建立双重劳动关系的情形。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2009年袁居明进驻郫县三友食品有限公司，郫县农村发展局向其颁发了工作证，支付了报酬，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条件。但事实上，郫县农村发展局和团结镇畜牧兽医站建立的是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袁居明参与动物检疫工作是受郫县农村发展局的委托，以郫县农村发展局的名义进驻郫县三友食品有限公司，郫县农村发展局向其支付的报酬系委托事宜产生。袁居明于2009年进驻郫县三友食品有限公司的事实，不能证明其与郫县农村发展局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袁居明提供的证据材料3，即团结镇畜牧兽医站2010年、2011年、2013年总账本及2013年度团结镇畜牧兽医站记账凭证，因委托事宜发生的报酬是否进入郫县畜牧兽医站的账册，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2006年团结镇畜牧兽医站成立后，袁居明与郫县农村发展局不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袁居明要求郫县农村发展局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部分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认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袁居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共计15元，由袁居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洪
审 判 员 滕 洁
代理审判员 王 乐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汤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