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9民终7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巧兰，女，汉族，农民，住甘肃省瓜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俊（高巧兰丈夫），男，汉族，农民，住甘肃省瓜州。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妥桂荣，男，汉族，农民，住甘肃省瓜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生春（妥桂荣妻弟），男，汉族，农民，住甘肃省瓜州。
上诉人高巧兰因与被上诉人妥桂荣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瓜州县人民法院（2016）甘0922民初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巧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认定妥桂荣与董春武口头协商”以劳代租”的形式将土地租赁给上诉人，证据不足。瓜州县布隆吉乡潘家庄村出具的证明不能证实当事人最初协商的真实内容。2.本案的事实是，2000年被上诉人因无力耕种承包地，将其4.84亩承包地送与上诉人家耕种。该村村委会此后也将转让的土地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基本农田保护登记表、土地登记表、农民义务明白卡均登记为上诉人的耕地，仅仅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没有作出相应的变更。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由上诉人经营土地的方式属于合同法规定的赠与行为，该行为已经得到了村委会的同意，且在农田保护登记表、土地登记表、农民义务明白卡作了明确记载。因此，原审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对土地流转的效力认定错误。
妥桂荣辩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赠与关系；被上诉人对承包地不享有所有权只有经营权，因此不具备赠与的法定条件。基本农田保护登记表、土地登记表、农民义务明白卡并不是承包经营权证书，故无法证明上诉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转让合同，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发包人（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转让，故其主张转让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妥桂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布隆吉乡潘家庄村二组3号地中由被告耕种的4.84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妥桂荣与被告高巧兰所诉争的位于布隆吉乡潘家庄村二组3号地块的4.84亩耕地，1998年12月15日以前一直由原告妥桂荣承包经营。1998年在确定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发包方潘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仍将该块土地发包给了原告妥桂荣，安西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12月20日向原告妥桂荣颁发了安布字第03040203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记载：原告妥桂荣承包旱地26.74亩，其中3号地9.17亩，5号地17.57亩；承包期限自199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0日止。在扉页说明：”土地流转要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和乡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备案。2000年1月，原告妥桂荣私下与被告高巧兰之夫董春武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原告采用以劳代租的方式，将其经营的位于3号地块中4.84亩土地交由被告之夫董春武耕种，土地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水费及收益均由董春武承担和享有，董春武协助原告浇水。双方因未签订书面合同，未到发包方和乡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登记备案，后原告将这4.84亩耕地交由董春武耕种，潘家庄村委会亦自2000年始根据双方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编制了《完善责任制表》及《基本农田保护登记表》，双方均按完善责任制表所确定的土地亩数，向潘家庄村村委会缴纳各项税费。期间，布隆吉乡人民政府根据潘家庄村村委会申报的资料分别于2002年1月1日、2004年8月1日向被告之夫董春武发放了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2008年发放了惠农财政补贴明白册。2011年12月，被告之夫董春武病故。2015年国家再次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时，原告妥桂荣向被告高巧兰索要4.84亩耕地，双方发生纠纷，后经潘家庄村委会及布隆吉乡司法所多次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进行土地流转时，必须签订书面的土地流转合同。本案中，原告妥桂荣与被告高巧兰在土地经营权流转时，既未签订土地流转书面合同，亦未到发包方登记备案，更未申请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变更登记。布隆吉乡人民政府根据潘家庄村委会所报土地面积向董春武发放了农民承担义务明白卡、惠农财政补贴明白册，董春武亦按要求缴纳了土地费用，但该事实均不足以表明原告将土地转让给了被告高巧兰之夫董春武。《基本农田保护登记表》是进行土地管理的依据，不是法定的土地权属凭证；《完善责任制表》只是潘家庄村委会为便于收取土地费用、土地实际经营人董春武简化缴费程序的一种方式。潘家庄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人，在2016年3月18日所出的证明中明确原告以”以劳代租”的方式将诉争土地转让给被告高巧兰之夫董春武经营。因此，原告妥桂荣与被告高巧兰诉争的4.84亩耕地的经营权仍归原告妥桂荣享有。原告妥桂荣要求确认诉争土地经营权归其享有的请求，依法成立，予以支持。被告高巧兰称诉争土地系原告赠与，并在完善责任制表及基本农田保护登记表等登记册中予以登记，应视为潘家庄村村委会同意该流转行为并备案，流转行为已成立等抗辩理由，因被告无法举证证明诉争土地确已转让给自己，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布隆吉乡潘家庄村二组3号地中由被告高巧兰耕种的4.84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妥桂荣享有。案件受理费30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50元，由原告妥桂荣和被告高巧兰各负担75元。
二审中，上诉人高巧兰提交了1998年至2004年交纳与土地承包有关的各项费用的票据8张，试以证明从2000开始到现在高巧兰已经享有4.8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地上各项费用都是由高巧兰承担的。被上诉人妥桂荣认为上述费用属于上诉人耕种土地期间应缴纳的各项费用，但不能以此证明其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上诉人高巧兰提供的上述证据证明其曾经为争议的耕地缴纳了相应的费用，但不能以此证明其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妥桂荣是否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上诉人高巧兰，即高巧兰是否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高巧兰以《基本农田保护登记表》、《完善责任制表》和惠农财政补贴明白册等记载的事实主张被上诉人妥桂荣将4.84亩土地赠与董春武。因上诉人高巧兰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赠与关系属于改变承包经营权主体的行为，即属于无偿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对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或者赠与的书面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上诉人高巧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赠与法律关系的存在；且上诉人高巧兰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发包方（潘家庄村）同意妥桂荣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发包方也未变更其与妥桂荣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和内容，土地管理机构亦未对妥桂荣的承包经营权作出变更登记，被上诉人妥桂荣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仍具有法定效力。故上诉人高巧兰主张其已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理由，证据不足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土地转让条件。
综上所述，高巧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高巧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耀泽
审 判 员 张小青
代理审判员 茹丽霞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高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