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粤71行初114号
原告暨诉讼代表人：刘伟国，男，汉族。
原告暨诉讼代表人：叶成光，男，汉族。
原告暨诉讼代表人：陈海伟，男，汉族。
原告暨诉讼代表人：朱刘保，男，汉族。
原告暨诉讼代表人：王远房，男，汉族。
79名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明、周谢东，广东文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罗思源，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田百龙，该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江岚，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因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下简称“区政府”）实施棚户区改造行政行为，于2016年3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伟国的等79人共同诉称：原告均系增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下简称“原农科所”）的职工和家属，原农科所在原增城市朱村街道办事处（下简称“朱村街道办”）有多栋办公楼和宿舍楼，多数原告在单位的宿舍楼居住。被告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对位于朱村街道原农科所的办公楼、职工宿舍楼进行了拆迁。事实上，被拆迁的房屋，根本不属于棚户区，不存在安全隐患，被告以棚户区改造的名义对农科所职工宿舍拆除，但拆迁的原址上所建房屋并未用于安置农场的职工，而是将土地出让于开发商用于房地产开发。原告根据增城区农业局2015年增农申公函（2015）1号复函得知，被告在第14届23次常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同意了农科所的棚户区改造和职工住房安置方案。被告作出同意原农科所棚户区改造的行政行为，违反了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故请求法院判决：一、确认被告同意在原增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实施棚户区改造的行政行为违法；二、由被告承担诉讼费。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2012年12月11日，被告召开的第12届34次联席会议（增开委、增常委（联）纪（2012）32号），讨论并审定了《增城市畜牧综合场、市农科所、市果科所棚户区改造和职工住房安置方案》（下简称“住房安置方案”）。2012年12月13日，原增城市农业局、人社局、住房保障办、朱村街道办与原农科所全体干部职工召开职工大会，公布了《增城市原农科所“三所合一”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及发展规划的工作方案》（下简称“‘三所合一’工作方案”）及上述《住房安置方案》。同时，包括部分原告在内的所有符合住房安置条件的原农科所职工均已于2013年与原增城市人民政府朱村街道办事处及原农科所签订了《住房安置协议书》，协议书中也明确由朱村街道办对原农科所棚户区实行改造。因此，原告在2012年12月13日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时，或最迟在2013年签订《住房安置协议书》时，就已经知道被告作出棚户区改造和《住房安置方案》行政行为。根据《中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但原告直到2016年3月才起诉，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故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同意原农科所实施棚户区改造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本案所涉《原农科所棚户区改造方案》属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请示作出的批示，实质上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范畴，显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该行为与原告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对其权利义务也不产生实际影响，更不存在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再者，原告不服原增城市农业局或朱村街道办对原农科所实施的棚户区改造之具体行为，应以原增城市农业局或朱村街道办为被告而非区政府，故应依法驳回起诉。三、被告作出同意《住房安置方案》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一）被告根据增府常纪（2012）7号会议纪要中关于原农科所土地整合工作，“三所合一”改革及解决原农科所职工住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摸底，并拟定了《“三所合一”工作方案》，其中就包含了涉案的《住房安置方案》。该方案保障了原告的住房权益、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二）原告原居住在内的11319平方米房屋属于城市棚户区范围。根据《住房安置方案》和实际情况，该区内的房屋房龄大多超过30年，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房屋出现墙体裂缝、砖柱松散、屋面渗漏等问题，安全隐患突出，故需进行改造。（三）涉案方案内容没有违反现行法律法规或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参照适用棚户区改造政策并无不妥。被告基于原农科所房屋破旧且存在较严重安全隐患，在现有法律法规及规章对职工住房安置问题没有合适的规定予以解决的前提下，参照适用《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及《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通过棚户区改造的方式实现职工住房安置具有合理性。（四）原农科所的房屋的所有权均为原农科所所有，而非职工个人，住户仅享有使用权。四、被告作出同意《住房安置方案》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2年10月21日，原增城市农业局对原农科所和市果科所人员、职工住房、土地资产等进行了调查摸底，拟定了《住房安置方案》，报送被告申请。12月11日，被告召开的第12届34次会议上讨论并审定了该方案，12月13日，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公布了上述方案，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五、《住房安置方案》已经实施完毕，包括原告在内原职工均得到妥善的安置及补偿。综上，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本案原、被告均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收回涉案土地进行棚户区改造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31日，原增城市农业局提交了关于要求申请《增城市农科所“三所合一”历史遗漏问题处理及发展规划的工作方案》（下简称“工作方案”）的请示（增农报（2012）108号），并附增城市农科所“三所合一”历史遗漏问题处理及发展规划的工作方案；增城市畜牧综合场、市农科所、市果科所棚户区改造和职工住房安置方案；政府安置房交楼标准；关于持有农科所房改房使用权者人员情况说明，并就原农科所、原果科所人员、债权债务、资源出租、职工住房、土地资产等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相应的方案。12月11日，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增城市委常委会召开了第十二届（2012）第34次会议，根据增府常纪（2012）7号会议的相关内容，审定并同意《工作方案》及相关的内容。2012年12月13日，原农科所召开市农科所“三所合一”机构改革职工大会，原农科所干部职工参加了会议，会议公布了《“三所合一”工作方案》，并对农科所人员解聘分流的补充标准及职工住房安置等方面做出了说明。2013年，朱村街道办、原农科所以提供公租房及安置房的形式解决原农科所职工的住房问题，与市农科所职工签订了《住房安置协议》。2013年，原农科所与其职工及退休人员分别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原有养老金统筹项目为福利待遇问题协议书》，约定了相应的补偿义务。2013年至2014年，原农科所向共计102名职工家属补发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部分，向36人发放了原农科所安置房延期交付的补偿金，同时向50户家庭发放了安置房延期交付违约金。
2015年9月15日，原告刘伟国向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局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原农科所棚户区改造的决定文件。10月9日，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局作出了增农申公函（2015）1号《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局关于对刘伟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告知其实施棚户区改造和职工住房安置的意义；原农科所改造区域的情况；改造和住房安置的方式；住房安置的对象条件；住房安置的办法，包括实物住房安置方式、公租房实物配租及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签订《住房安置协议》后才可进行安置。原告认为被告同意在原增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实施棚户区改造的行政行为违法，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同意在原增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实施棚户区改造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认为被告通过涉案棚户区改造决定，其实际目的并非棚户区改造，而是用于房地产开发，其同意农科所的棚户区改造行政行为违法，但原告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究竟侵害了原告的何种合法权益。对此本院认为：一、原告居住的房屋为单位宿舍，原告对其居住的房屋不享受权属；二、涉案土地本为国有土地，且已经依法收回，原告对涉案土地亦不享有权属；三、从《增城市畜牧综合场、市农科所、市果科所棚户区改造和职工住房安置方案》的内容来看，该方案给予了原告合理面积的安置住房。同时还支付临迁费用，且安置住房可以办理产权证书，就一般人的理解和认知而言，该方案对原告有益无损，且原告在起诉书中亦未对该方案中安置补偿条件提出任何实质性异议；四、2013年，原告与原增城市人民政府朱村街道办事处、原农科所三方经协商，根据《增城市畜牧综合场、市农科所、市果科所棚户区改造和职工住房安置方案》的内容签订了《住房安置协议书》。原告一直以协议约定领取逾期交付之违约金，这表明原告对该方案是认可和接受的。原告在签订《住房安置协议书》且始终履行该协议的情况下，又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无据。五、部分原告已与增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和《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原有养老金统筹项目为福利待遇问题协议书》，且众原告未能提供证据分别证明各自与被告同意在原增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实施棚户区改造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以及究竟侵犯其何种合法权益。至于原告认为其是农科所职工，被告行政行为导致其无法继续在农科所工作，因此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其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原告无法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被告同意在原农科所实施棚户区改造的行为与其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以及究竟侵犯其何种权益，对其造成何种不利影响，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伟国等79名原告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铁文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代理审判员 林 彦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潘丽娜
颜悦怡
附件：本案原告名单（共计79名）
刘伟国、叶成光、陈海伟、朱刘保、王远房、翁佩芳、刘春兰、姚秀英、梁土金、张桂梅、李伯红、邹沃清、朱桥金、朱丽星、陈玉华、朱俊威、赖永映、罗房清、赖杨海、赖建国、赖志育、刘土金、潘锦英、刘海平、刘海贤、范城忠、范致君、范展豪、余文敏、湛思兰、林国稳、温超、温潮东、叶志武、胡凤娇、罗志贤、颜宝珍、罗一军、罗亚贵、陈雪清、范叔军、古有欢、范运房、陈水容、黄长珍、梁瑞霞、陈伯仟、王志刚、王辉明、曾秀莲、郭叔忠、郭冠佟、刘智聪、高基池、林佩娥、黄玉兰、钟伟洲、陈照胜、潘玉芬、张小群、温越越、钟丽琼、刘槐汉、罗林柏、蓝王敬、李严美、张素兰、李锦荷、李保华、李保平、李锦红、王郑云、蓝秋莲、王理漫、刘伟群、蓝如新、刘伟兴、刘伟清、甘林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