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浙台仲撤字第7号
申请人：林保平。
申请人：洪利民。
申请人：郑利荣。
三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程学林、徐翔。
被申请人：张友来。
被申请人：陈宏生。
被申请人：潘荣行。
三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江志东。
申请人林保平、洪利民、郑利荣为与被申请人张友来、陈宏生、潘荣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于2014年5月3日向本院提出申请。本院于2014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人人林保平、洪利民、郑利荣的委托代理人程学林和徐翔、被申请人张友来、陈宏生、潘荣行的委托代理人江志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林保平、洪利民、郑利荣申请称：一、仲裁程序严重违法，应当撤销。第一，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应当回避未回避。仲裁庭首席仲裁员蒋志虎与本裁决审理的标的肇东市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股东利害关系人王金勇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首席仲裁员蒋志虎系执业律师，以前曾担任过与王金勇同案的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该案件一审获胜，二审被法院改判，为此，蒋志虎一直对王金勇心怀不满。因为王金勇在本案中属于案外人，不知道首席仲裁员和仲裁员的组成，而申请人又不知道王金勇与首席仲裁员的这种关系，因此，申请人在仲裁庭庭审结束前未提出回避事由。得知该仲裁结果后，该仲裁裁决明显不公，直接导致作为公司股东的三申请人与公司股东利害关系人王金勇将承担合同规定的应当由三被申请人承担的债务和税款。该结果明显是蒋志虎公报私仇，恶意裁决的结果。同时蒋志虎作为首席仲裁员在案件长达8个月的裁决过程中，早就发现自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而不主动申请回避，明显违背仲裁法、仲裁规则和仲裁员职业道德。根据《仲裁法》第三十四条“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十九条“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自行同仲裁委员会披露并请求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前款（三）中“其他关系”指：担任过本案或与本案有关联的案件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代理人的。因此蒋志虎作为首席仲裁员不主动回避的行为明显违背仲裁公平、公正程序，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第二，本案仲裁裁决超过法定裁决期限属于程序违法。根据《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仲裁庭应当在仲裁庭组成后四个月内，作出仲裁裁决”。被申请人于2013年7月4日申请仲裁，仲裁裁决作出日期为2014年2月19日，裁决时间已过了仲裁规则规定的四个月裁决时间，裁决程序明显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本案超期仲裁明显违反了申请人、被申请人选定的《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理应按照《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撤销该仲裁裁决。二、原仲裁裁决事项超过仲裁范围理应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仲裁条款明确具体约定“因履行本协议有关事项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各方均可以提交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二）仲裁事项；”本协议中仲裁事项范围就限定于履行协议事项发生争议。而原裁决书裁决“二、驳回三被申请人林保平、洪利民、郑利荣的仲裁反请求”以及裁决书中对于林保平、洪利民、郑利荣反请求的认定内容明显属于超过仲裁协议范围，该项反请求中的工程款、土地使用税税费及滞纳金并非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争议事项，未约定通过仲裁解决。因此原裁决上述内容并非仲裁协议中约定仲裁的内容。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当事人以仲裁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仲裁裁决的超裁部分。但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的，人民法院应为撤销仲裁裁决。”因此，仲裁庭只能对当事人约定仲裁事项进行仲裁，对于超出协议范围的仲裁事项应当撤销。三、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裁定应予撤销。（一）仲裁员裁决故意违背客观事实，明显加重申请人责任，枉法裁决明显不公。原裁决认定：“三被申请人主张的工程款、土地使用税税款及滞纳金，三被申请人并未向债权人予以支付，该项债权并未实际确定并产生，且三被申请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以上债务及时通知三申请人，故对三被申请人以此作为先履行抗辩权的主张不予支持。”以上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应予撤销。第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六、本次股权转让可能存在的所有税费均由受让人承担。”该条具体明确的说明了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由受让人承担的税费范围是股权转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税费，该意思表示具体明确。同时该约定己经明确限定了对于股权转让合同中税费约定的范围仅包括在股权转让这个行为而导致的税费。而不是别的或者是历年积累的税费，也不是公司运行过程中所实际发生的税费。如果是包括其他税费则表述肯定不是如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表述。第二，申请人在仲裁裁决书中也承认税费在广义上可以作为债务理解，但恰恰正因为协议双方对于除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第六条外其他相关债务并没有约定，因此都应当适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二款，如在股权转让后发现股权转让前存在本协议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债务，该债务由转让人承担”。第三，肇东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回复函中明确写明要求的拖欠税款是“2008年7月l日至2011年7月31日应当缴纳的土地使用税税款及滞纳金”而不是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股权转让存在的税款，而且以上税费的纳税时间节点也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以前，因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的如在股权转让存在的税款，而且以上税费的纳税时间节点也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以前，因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的如在股权转让后发现股权转让前存在的除本协议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债务，该债务由转让人承担，理应由被申请人承担。第四、申请人也在仲裁庭审中提交了肇东市地税分局发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地税分局回复函等相关材料，以上税务征收部门出具的交税凭证作为纳税依据的法律文书完全具有公信力，而原仲裁裁决却认定该债权未实际确定并发生，明显强词夺理，违背常识。税款的缴纳法定部门是征收税款的法定机关，连税务局发出纳税通知书都无法证明发生，还有什么部门可以证明。第五、既然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该笔债务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但是被申请人一直未承担，而该笔税款的缴纳主体是鸿基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和新股东应当采取的行为仅是给以办理手续时的配合方便，但公司和新股东并没有垫付的义务。要求公司和新股东垫付股权转让前的债务，即实际发生后，再向被申请人追偿显然是仲裁庭违背最基本的公平原则，无视合同的约定。第六、因此，该税款已经实际发生满2年，地税机关已经发出法律文书催征，作为转让人的被申请人应当偿付，但被申请人却一直未偿付，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将200万股权延期支付完全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以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瑕疵担保义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七、三被申请人根本没有及时通知申请人支付债务的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的如在股权转让后发现股权转让前存在的除本协议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债务，该债务由转让人承担。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前不经营该公司，更不了解公司债权债务情况，按照常理，转让人作为转让前公司控股股东对于公司情况非常了解，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尽到主动梳理债务，按约清偿债务的义务。更应当将一个债权债务明细完全明确的公司转让给被申请人，其应当主动告知申请人公司所欠债权债务，而不是让知情的申请人进行通知，申请人不仅无权通知，也不能通知。因此，该裁决明显违法裁判。（二）、裁定书裁决申请人承担违约金，而且是高额惩罚性违约金，明显属于枉法裁判。三申请人未向被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余款系由于三申请人隐瞒并拒绝支付承担鸿基公司在股权转让前的在先债务，三申请人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不构成违约，三被申请人无权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受让人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时，要向转让人支付逾期款项日千分之一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仅适用于转让方未违约，而受让方违约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不适用本案的实际情况，因为本案实际情况是出让方先违约。仲裁庭裁决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显然是枉法裁判。其次，原裁决书认定“三申请人要求三被申请人按日千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基本合理”，明显枉法裁判。按照千分之一计算目前申请人要求支付的违约金已达到100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按照以上法律规定，目前的违约金赔偿金已经高到100多万元，达到未支付金额200万元50％明显过高，应当调低。而原仲裁庭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合同约定支持的情况下竟然认定“基本合理”，明显就是因为仲裁员个人原因而枉法裁判，导致裁决明显不公。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因此，原裁决应当裁定撤销。综上所述，原仲裁裁决存在程序违法、首席仲裁员应回避未回避，和超范围仲裁，仲裁员枉法裁判等问题。申请人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3）台仲裁字第232号裁决。
被申请人张友来、陈宏生、潘荣行答辩称：一、首席仲裁员不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关于仲裁员回避的规定包括：《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自行向仲裁委员会披露并请求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前款（三）中“其他关系”指：……（五）担任过本案或与本案有关联的案件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代理人的。”从上述规定内容看，申请人错误地引用前述规定，得出了首席仲裁员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自行回避的错误结论。理由如下：1、首席仲裁员与本案并不存在所谓的利害关系，其实申请人也未能在申请书中指出来，这一点毋庸置疑，无需赘述。2、首席仲裁员也没有“担任过本案或与本案有关联的案件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代理人”。针对这一点，申请人提出的理由是：首席仲裁员曾经担任过与本案有关联的案件的代理人。但申请人并没有说明申请人的哪个案件与本案有关联，申请人只是提出案外人王金勇与他人的诉讼案件中，首席仲裁员担任了该诉讼案件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但问题是该诉讼案件权利义务内容与本案无关联，且诉讼主体也不涉及申请人。可见，首席仲裁员不仅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而且也不存在所谓的“其他关系”，申请人关于首席仲裁员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自行回避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二、仲裁裁决并未超过法定期限。虽然《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庭应当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4个月内作出裁决。”但该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首席仲裁员报请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在本案仲裁过程中，首席仲裁员按照规定，报请批准延长了案件审理期限，且在批准的期限内审理完结。故申请人关于仲裁裁决超过法定裁决期限的观点也不能成立。三、仲裁裁决未超过仲裁范围。申请人提出“仲裁反请求中的工程款、土地使用税税费及滞纳金都并非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争议事项，未约定通过仲裁解决”，从而认为仲裁裁决事项超过了仲裁范围。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前述观点同样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属于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合同为一方设定义务时，相对方即取得相应的权利；同理，合同为一方设定权利时，即意味着为相对方设定了相应的义务。也就是说，合同并不为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设定任何实质性的权利或者义务，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对当事人签订合同提出的基本要求。根据当事人应当普遍遵守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性质的实际情况，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就“股份作价”进行约定时，已经将股权交易当时公司的资产和负债都作为影响“股份作价”的因素加以考虑。也就是说，《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款所罗列的三项内容如果存在，或者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发现股权转让前存在本协议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范围以外的债务的，则由被申请人承担。这里的承担规则应当是这样的：鸿基公司已经对外承担了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款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情形的债务，或者虽然鸿基公司尚未对外承担此类债务，但经核对，被申请人认可此类债务确实存在的，被申请人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按照被申请人原在鸿基公司的股权比例，向申请人（而非鸿基公司）支付相当于鸿基公司已经对外支付或者被申请人认可的前述债务金额。所以，如果申请人主张的所谓工程款、土地使用税税费及滞纳金确实存在的话，则该项争议当然属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争议事项。2、申请人在仲裁案件中向台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反请求的行为，说明申请人也认为与所谓的工程款、土地使用税税费及滞纳金有关的事项应当属于仲裁解决争议的范围（事实上确实如此），但申请人在此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时，却又提出申请人当初提出的仲裁反请求事项不属于仲裁解决争议范围的观点，申请人的做法显然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诉讼规则，对于当事人这种十分明显的不诚信诉讼行为，相信法院能够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诚信诉讼”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四、仲裁员不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情形。1、《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约定，“鉴于本项目仍处在工程前期准备阶段，项目开发利润只有到商品房开始销售时才能实现，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可能存在的所有税费，均由受让人承担。”根据该条约定，“本次股权转让可能存在的所有税费”应当既包含房地产开发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税费，也包括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所产生的税费。如果仅仅涉及股权转让行为产生的税费，就无需在该条开头陈述“鉴于”事项――鉴于本项目仍处在工程前期准备阶段，项目开发利润只有到商品房开始销售时才能实现。该条以“鉴于”条款形式作这样的特别说明，就表明鸿基公司整个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税费，都应当由受让人受让股权之后的鸿基公司承担。因此，申请人关于该条约定的税费仅仅涉及股权转让行为中发生的税费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2、对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内容与该协议第五条第2款内容可知，第六条是关于“税金与规费”的特别约定，所以在涉及税费承担专项问题时，就应当按照该第六条作出的特别约定执行。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就税费承担做出了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故意错误引用《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2款误导法庭的做法，也是一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3、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土地使用单位鸿基公司，而非作为原股东的被申请人。如若税务机关确实曾经要求鸿基公司缴纳土地使用税，那么申请人受让股权后的鸿基公司就应当在接到税务机关发出的纳税通知后及时缴纳。在鸿基公司缴纳税款之后，如果申请人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相应款项，则申请人可以另行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向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约定，鸿基公司整个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包括可能出现的股权转让之前的土地使用税），都应当由受让人受让股权之后的鸿基公司承担。4、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约定，被申请人无需向申请人支付相当于土地使用税数额的款项，所以申请人引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关于“先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和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瑕疵担保义务”的规定，均属于对法律的错误引用，本案并不存在需要讨论“先履行抗辩权”以及“瑕疵担保义务”的情形。事实上，一方面是被申请人已经完整地交付了股权，而申请人却未能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的内容明确约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的时间是“于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由于申请人未能在该期限内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被申请人当然有权向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可能涉及的债务并未出现，或者申请人所主张的债务缺乏事实依据，而未能得到被申请人的认可，被申请人自然不需要向申请人支付任何款项，更不存在被申请人需要直接向鸿基公司及其债权人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形。5、由于申请人违反《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的约定已构成违约，申请人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第一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台州仲裁委员会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第一款的约定，裁决申请人按照逾期付款金额日千分之一向被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做法十分正确、公平、合理。（1）本案涉及的交易标的是股权，而不是借贷资金。股权价值的确定存在一定的弹性，在股权作价方面己经对申请人作出让步的情况之下，被申请人要求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申请人可能出现的逾期付款行为，设定带有一定惩罚性质的违约金的做法是公平合理的。（2）在股权价格已经确定，且由被申请人将股权变更登记到申请人名下时，申请人通常应当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但被申请人给予了申请人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一年”的宽限期。在被申请人在付款期限上已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如果不设定带有一定惩罚性质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被申请人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而事实证明，即便设定了带有一定惩罚性质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无法得到保障，这反过来说明该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惩罚性还远远不够。（3）从申请人在仲裁过程中以及本次诉讼过程中所采取的不诚信行为看，《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还是不高的，还不能对申请人的违约行为起到约束的作用。（4）《股权转让协议书》涉及的股权交易金额高达4580万元，就逾期付款部分设定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是公平合理的。（5）参照申请人对税收滞纳金的算法，本案中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就逾期付款行为设定日千分之一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同样并不算高。综上，申请人关于首席仲裁员应当回避、超过法定仲裁期限、超范围仲裁以及枉法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为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申请人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2004）浙民二终字第231号民事判决书虽然能够证明蒋志虎曾作为临海市涌泉粮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该公司与王金勇为法定代表人的台州市金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诉讼，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为被申请人所持有鸿基公司的股权转让发生纠纷，不涉及王金勇的利益，王金勇既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且（2004）浙民二终字第231号案与申请人、被申请人间发生的股权转让纠纷没有关联，没有利害关系。蒋志虎担任首席仲裁员参与审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和《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十六条有关仲裁员回避的规定。故申请人以蒋志虎存在应回避而未回避为由主张仲裁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台州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7月4日受理，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裁决，虽然超过四个月裁决，但根据《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首席仲裁员报请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从被申请人提交的（2013）台裁字第232号仲裁案件延长审限审批表和台仲发（2010）13号关于授予副主任兼秘书长或专职副秘书长指定仲裁员等职权的通知看，该案超过四个月裁决按照规定办理延长审理期限审批手续，且在延长期限内作出裁决，符合《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故申请人称该案超过仲裁裁决期限，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申请人反请求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土地使用税税款和滞纳金，与被申请人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有直接关联，属于仲裁裁决范围，另外，台州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主张的工程款、土地使用税税款及滞纳金未实际确定和产生为由，告知申请人可以另案处理，实际未作处理。故申请人认为台州仲裁委员会对其反请求超裁裁决，与事实也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申请人称仲裁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决，但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无法采信。至于申请人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及被申请人对股权转让前已存在的债务，裁决对申请人先履行抗辩权的主张不予主张等，都属实体处理内容，不属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内容。综上，申请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林保平、洪利民、郑利荣要求撤销台州仲裁委员会（2013）台仲裁字第232号裁决的申请。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由申请人林保平、洪利民、郑利荣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阮丹军
审判员 钱为民
审判员 何敏军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