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0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1，女，1971年10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2，女，2006年3月2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贺×（孙×2之母），1983年10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吴国云，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韩×，女，1928年6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1（韩×之子），1969年7月30日出生。
原审被告孙×3，女，1983年10月31日出生。
上诉人孙×1因与被上诉人孙×2，原审被告韩×、孙×3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05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1、被上诉人孙×2法定代理人贺×及委托代理人吴国云、原审被告孙×3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韩×因故当庭虽未出庭，但其委托代理人刘×1其后到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3月，孙×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孙×4与刘×2系夫妻，居住在北京市通州区×村112号院，院内有平房三间、东厢房一间。孙刘二人生有一女孙×1、一子孙×5。2003年9月4日，孙×4、刘×2、孙×1、孙×5将北房西数第一间分给孙×5，东厢房一间分给孙×1。刘×2于2004年6月24日去世，母亲韩×尚在世。孙×5于2010年10月26日去世，有一女孙×2。2014年1月4日，孙×4与北京×社区股份合作社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同日孙×4、孙×1、贺×（孙×2之母）三人达成分款协议，孙×4分得拆迁款1017123元、回迁房屋90平方米；孙×1分得拆迁款260000元，回迁房屋180平方米。孙×1分得拆迁款中有北房东数第一间房款，孙×1通过伪造刘×2生前将该房屋赠与给孙×1之女的公证书的方式侵吞了该房屋的全部拆迁款，此款应为孙×4所有。刘×2去世后至孙×4去世期间，刘×2的继承人均未主张权利。2014年3月3日，孙×4去世，其父孙×6、其女孙×1、其孙女孙×2为孙×4的合法继承人。2015年1月6日，孙×6去世，生前将其应当继承的涉案遗产处分给其孙女孙×3。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北京市通州区×村112号院落中北房东数第一间30平方米拆迁价值人民币240000元、2014年1月4日分款协议中孙×4分得的1017123元为孙×4的遗产，本案诉讼费由孙×1负担。
孙×1辩称：不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通州区×村214号院落拆迁款共计1447123元，关于此款我和孙×2的法定代理人贺×、孙×4签订过协议，孙×4分得1017123元。2014年1月28日，孙×4通过转帐的方式将100万转给了我，我认为孙×4在生前已经按照协议将款项赠与给了我，不属于他的遗产范围。
韩×辩称，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
孙×3辩称，同意孙×2的诉讼请求，其所述属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孙×4（曾用名孙××4）、刘×2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二人，即孙×5（曾用名孙××5）和孙×1。孙×5与贺×于2005年1月结婚，育有一女即孙×2。孙×4之父孙×6另有一子孙×7，孙×3系孙×7之女。韩×系刘×2之母。刘×2于2004年6月死亡，孙×5于2010年10月死亡。
2014年1月4日，孙×4（乙方）与北京×社区股份合作社（甲方）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甲方拆迁乙方位于×村214号的房屋，甲方共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补助费2527123元，扣除自住楼房购房款后，实际支付补偿款1447123元。安置协议附件载明，贺×、孙×1、孙×4就拆迁款分配达成协议，即贺×分得170000元，孙×1分得260000元，孙×4分得1017123元。后拆迁款分别转入个人账户。
2014年1月28日，孙×4北京农商银行××××××××账户转出人民币1000000元，同时转入孙×1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储种为整存整取6个月。2014年3月3日，孙×4死亡。
2014年3月13日，孙×6立遗嘱，载明“我长子孙×4于2014年3月3日去世。孙×4生前留有拆迁补偿款1017123元，留有位于×园村民自住楼90平方米房屋一处，留有其死后一年工资36000元。因前述财产被孙×4长女孙×1侵占或控制，我于2014年3月13日向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我年事已高，特立遗嘱如下：一、我去世后，一切诉讼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执行的权利全部归我二儿子女儿孙×3行使；二、我去世后，通过诉讼追回的一切属于我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全部归孙×3所有”。孙×6于2015年1月死亡。
孙×2、孙×3、韩×均认为孙×1于拆迁时出示的刘×2遗嘱不真实，该遗嘱载明将房屋的一间赠与孙×1之女等内容。经法院向北京市潞洲公证处（原北京市通州区公证处）核实，公证处经查阅档案，未发现于2003年9月4日为刘×2出具过该份遗嘱公证书。
庭审中，孙×1称孙×4将1000000元拆迁款转至其账户系赠与行为，但未提供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刘×2死亡后，其遗产未经分割，但各继承人在《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对房屋拆迁所得款项进行了分配，实际已自行处理，故孙×4依据补充协议分得的1017123元应为其个人财产。关于孙×4后转至孙×1账户的1000000元，孙×1辩称系赠与行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从转账过程来看，并不能认定孙×4已就此笔款项进行处分，其所有权并不因保管人的变化而转移，故孙×2要求确认此笔款项系孙×4遗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孙×4剩余的17123元，鉴于孙×4死亡之前必然有生活支出，孙×2未能证实孙×4死亡时该款项尚在何处，其要求确认此笔款项系孙×4遗产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虽然公证处已证实未就刘×2遗嘱进行公证，但孙×1分得的拆迁款系通过协议取得，即孙×4已就此笔款项进行处分，即使存在错误认识，亦不宜确认为遗产，故对孙×2要求确认孙×1所得部分拆迁款为孙×4遗产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作出判决如下：一、确认孙×4于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存入孙×1北京农商银行零七一八零三零一零三四九零零五二九五九账户的人民币一百万元为孙×4的遗产；二、驳回孙×2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孙×1不服原审法院判决，持原审抗辩意见上诉至本院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孙×2的全部诉讼请求。孙×2、韩×、孙×3同意原判。
另，在本院二审审理中，孙×2称，在另案中，孙×1曾提交了有孙×4签字的书面赠与协议一份，但是经鉴定该赠与协议中的签字并非孙×4本人所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在此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户口本、证明信、公证书、遗嘱、转账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100万元的性质认定，即涉案100万元是否属孙×4之遗产范围。对此本院从孙×4转账行为的性质和举证责任分配两方面进行分析。
关于孙×4转账行为的性质。孙×4的转账行为究竟是出于何种主观意图，直接涉及该笔款项之性质认定。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在孙×4去世之前，涉案100万元即已转入孙×1个人账户。孙×1称该笔款项是孙×4给予孙×1的；孙×2则称孙×1仅是受委托保管该笔款项。但是，根据相关银行转账交易记录显示，该笔交易是孙×4和孙×1两人在银行柜台办理的转账业务；按照目前银行办理转账业务的一般流程，为防止诈骗案件发生，银行在办理柜台转账业务时，一般都会向申请人书面告知转账存在的相应风险，并要求申请人在书面告知书上签字确认；此时，孙×4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于将该笔款项转入孙×1账户的后果应属明知。同时，在物的法律属性上，货币属种类物，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作为标的物的货币一经完成交付即视为所有权发生转移；也就是说自银行转账完成之时，该笔款项的所有权即已转移至孙×1名下。依常理而言，如果孙×4仅让孙×1代为保管该笔款项，则没有必要将该款直接汇入孙×1账户，只需将名为孙×4的个人存折交由孙×1保管即可，特别是目前银行要求申请人在书面转账风险告知书上签字、且明示相应后果的情形下，孙×4依旧将该款转入孙×1个人账户，依照生活经验法则，应视为孙×4已经自愿将该笔款项的所有权转归孙×1享有。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本案事实认定涉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适用，举证责任分配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审理结果，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应结合案件客观事实，公平合理分配各方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中谁主张待证案件事实，谁就对该案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则为例外规则，即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是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应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取决于是否具备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应条件，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法律之特别规定；本案不属举证责任倒置之法定情形，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本案中，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双方陈述不一，故均应对各自主张和抗辩承担举证责任。孙×2应对该笔款项为孙×4之遗产、孙×1占有仅属代为保管之主张举证。本案中，孙×4死亡时，该笔款项并未在孙×4个人账户内，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的情形下，无法直接确定此款为孙×4个人遗产；实际上，除孙×2的个人诉请和主张外，其并未提交其它相应证据证明上述款项属代为保管性质。再来看孙×1赠与之抗辩意见的举证。理论上，赠与合同在形式上有书面和口头两种；对于作为种类物的货币而言，货币一经交付赠与行为即视为完成；具体在本案中就是指，自银行转账完成之时起，孙×4的处分行为即已实际完成。庭审中，孙×1称其父孙×4表示愿将此笔款项赠与其所有，并已办理完毕转帐手续，此种情形下，孙×1只需提交相关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涉案款项所有权转移，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客观上即已完成，其无需也无法再予进一步举证；在这一点上，原审法院片面加重了孙×1的单方举证责任。
另，还须提及另案中涉及的赠与协议签字真伪鉴定问题。实际上，该赠与协议是否合乎赠与合同的形式要件，对于孙×4处分该款项的行为性质并无直接影响。就时间上看，孙×4取得涉案100万元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1月28日，该赠与协议的签字时间为2013年10月20日，赠与协议签字之时孙×4尚未取得涉案款项。就该赠与协议内容来看，该赠与协议载明的是“---我本人所有房产和存款百年之后都由我女儿孙×1继承”；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该协议虽名为赠与，但实质上属于遗嘱，遗嘱处理的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是，孙×4在取得涉案款项的当日，即将上述100万元款项转移至孙×1名下，孙×4的银行转账行为完成本身已经足以证明涉案款项所有权的转移，该笔财产在性质上已不属于孙×4之遗产。
据以上分析，本院得出如下结论：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涉案100万元自孙×4汇入孙×1账户之日起，该笔款项的所有权即已发生转移；上述转账行为属于孙×4对于个人财产的自行处分，该处分行为合法有效，孙×1已经取得该笔财产的所有权。由于被继承人孙×4死亡前已对涉案款项进行了处分，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故该笔款项已不属其遗产范围。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举证责任分配失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0574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孙×2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5元，由孙×2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孙×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存义
代理审判员 杨 夏
代理审判员 程 磊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鲁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