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1民终5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贵孝。
委托代理人：李启嫦。系上诉人项贵孝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春媚。
委托代理人：王挺峰、王海敏，浙江博翔（青田）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项贵孝因与被上诉人叶春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丽青船民初字第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项贵孝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启嫦、被上诉人叶春媚的委托代理人王挺峰、王海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被告均系青田县船寮镇康畈村村民，原告家庭户原有户主项礼南、妻子金定妹、长子项贵荣、次子项贵康、三子项贵孝五人。1998年9月30日，原告家庭与青田县船寮镇康畈村经济合作社签订《青田县土地（大田）承包合同》，确认原告家庭享有该经济组织共1.44亩田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为1998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其中中央排水田面积为0.3亩，由户主项礼南代表原告家庭在合同中签字，此后发放给原告家庭第332522104773号《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权证》。2004年4月13日，项礼南与被告叶春媚签订《立卖断字》，项礼南将其家庭所有的中央排土地以13794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叶春媚，该土地交易经过青田县船寮镇康畈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同时村委会收取了叶春媚缴纳的建房提留费8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给项礼南转让款13794元，被告将案涉土地交付给叶春媚使用至今，2015年5月前案涉土地由被告作为耕地耕种，2015年5月后荒废至今。2000年10月至2008年4月，原告以北京市为经常居住地，2008年回青田县后一直居住在船寮镇康畈村。2008年，项贵荣因病去世，2010年4月1日，项礼南因病去世。原告认为项礼南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且项礼南未经原告允许无权将家庭共有的土地转让给被告，要求被告返还案涉土地，双方致成纠纷，故原告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项礼南与被告于2004年4月13日签订的《立卖断字》是否有效。原告认为该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项礼南未经过其他家庭成员户的同意转让土地，亦未取得追认，故认为合同无效。被告认为该合同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法律法规系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认为合同有效。原审法院认为，我国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案涉土地属于船寮镇康畈村集体所有。项礼南户与康畈村经济合作社签订《青田县土地（大田）承包合同》，取得了案涉土地自1998年9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计30年的承包经营权。2004年4月13日，项礼南与被告签订《立卖断字》，将案涉土地转让给被告兴造便用。项礼南户享有的是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非所有权，其转让的标的应当属于其权利范围内，即本质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其流转的方式是转让，流转的期限系剩余的承包期。原告认为，土地流转不允许改变土地用途，上述合同中转让土地的目的是为了给被告兴造便用，已改变了土地用途，应为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国家允许土地的流转，流转过程中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案涉土地流转后至2015年5月前共10年间被告一直作为耕地耕种，并未改变土地用途。合同中载明给被告兴造便用，只能说明被告受让土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该土地建房。我国法律法规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用地，但并非禁止农业用地转换为非农业建设用地，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并办理相应手续。本案中，案涉土地流转系经过康畈村村民委员会同意以转让方式进行的流转，土地流转后承包经营权归于被告，被告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如需改变土地用途，应当经过合法的审批程序，未经审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由政府职权部门进行处理，并非因此而导致原本的土地流转合同无效。故原告主张认为因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以户为单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康畈村经济合作社签订《青田县土地（大田）承包合同》时，项礼南作为户主签字，其他家庭成员并未签字。由户主代表全体家庭成全对生产资料进行管理、处置在我国农村地区十分普遍，项礼南作为当时原告家庭的户主，且除原告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精神健康存在缺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告又身处外地的情况下，被告有理由相信项礼南作为户主可以代表（代理）全体家庭成员对案涉土地进行转让。2005年、2006年原告曾两次回到康畈村，虽居住时间不长，但案涉土地与其家庭住址相距仅数十米，出入均可看到案涉土地，其当时就应当知晓土地转让事宜。且按照一般的生活习惯，即便在通讯不方便时未能及时将土地转让事宜告知原告，在原告回家期间项礼南应当会将此事告知家庭成员中另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本案原告。原告认为自己之前一直不知晓土地转让事宜违背常理，理由不能成立。而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土地转让事宜后即提出了异议，可见当时原告即便未有主动追认的态度，但至少是默认。综上，原告主张礼南未经过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转让土地，亦未取得追认，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项贵孝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项贵孝负担。
宣判后，项贵孝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项贵孝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且遗漏重要事实。上诉人父亲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明确载明将涉案土地卖断于被上诉人兴造便用，不仅期限超过了剩余的承包期，且其合同目的明显违反法律关于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用途的规定。但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土地的转让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流转的期限系剩余的承包期，且在流转后的10年间暂未改变土地用途，由此认定合同有效，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在认定前述事实后，又认为合同载明被上诉人受让土地兴造便用已说明被上诉人受让土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用该土地建房，前后矛盾。一审判决故意遗漏证人证言中也已反应出的事实，即上诉人父亲出卖涉案土地时听村干部说出卖土地后村集体会重新分配土地，但之后上诉人父亲便发现自己认识有误。正是基于此原因，上诉人父亲一直不敢在上诉人两次回家时向上诉人提及出卖土地事宜，导致上诉人多年不知情。一审判决推定上诉人应当知道土地使用权转让一事没有依据。涉案土地虽然距上诉人家不远，但被上诉人并未一开始就在该土地上兴建土木，而是用于种植，上诉人无法从表面看出土地已经被转让。上诉人两次回家也是有事匆匆而过，没有在家生活很长时间，这与证人证言反应一致，加之上诉人父亲基于自己错误的认识而转让了土地不敢和上诉人提及此事，因此上诉人确实不知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虽然被上诉人受让土地最终目的是用于建房，但在受让之后一段时间内暂未变更土地用途，其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认定属于偷换概念。一审判决推定上诉人应当知道涉案土地转让之事，认定期内不予追认即构成了默认，此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追认应当由权利人主动做出，经相对人催告，权利人未作出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因此在众多证人都证实土地转让的时候上诉人不知情，或者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知道，但上诉人没有追认合同效力的情况下，上诉人父亲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一直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在上诉人对该份协议提出异议的时，该份协议就是无效合同，上诉人的沉默并不代表追认。（三）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受让土地的最终目的明确不是用于农业生产，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无效。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须经发包方同意的立法本意就在于严格保护农田。本案中的发包方即康畈村委会明知被上诉人受让土地的最终目的不是用于农业生产且没有征得其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批准了上诉人父亲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立卖断字》，显然没有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上诉人作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不同意上诉人父亲私自出让家庭承包的土地，可以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上诉人在知道被上诉人受让土地准备建房后积极阻拦，防止被上诉人损失的扩大，上诉人愿意退回被上诉人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涉案土地2004年4月13日起至今被被上诉人占用并享有收益，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占用土地期间的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叶春媚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并无前后矛盾。1.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涉案的土地的所有权系归船寮镇康畈村集体所有，而项礼南所取得的仅仅是上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虽然《立卖断字》写着将田地卖断给被上诉人，但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能仅以字面的意思进行理解，特别是项礼南与被上诉人均系农民身份，文化程度不高，应当依据客观事实来推定双方意思表示。项礼南户享有的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其转让的标的应当在其享有的权利范围内，不可能超越其应享有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项礼南与被上诉人间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非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处置，认定事实正确。2.涉案土地转让的标的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取得承包土地的真正目的，需要通过客观事实来认定。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被上诉人一直将其用于耕种作物，并未挪作他用。可以看出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并未改变土地的实际用途。而且即使将来将其作为建设用地来使用，也并不能导致合同无效，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可见国家并未绝对禁止农转建。只要经过合法的审批手续，当然可以将其作为建设用地使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并未有前后矛盾之处。3.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事实，即项礼南认为土地出卖后会重新分配，所以未与上诉人讲起土地已经出卖的情况，上诉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让一事是不知情的。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审中四位证人证言均未体现土地出卖后村集体会重新分配的情况，该事实只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并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而反过来讲，四位证人证言均反映出另一个事实，也就是在涉案《立卖断字》签订后的第二年，上诉人就回村里了。又根据一审庭审记录中上诉人的陈述，“其居住的地方与涉案土地仅隔20至30米，且每天回家都是从旁边经过，可以看到的”，涉案土地由被上诉人耕种已达十余年之久，根据常理，上诉人对土地已被转让的事实应该是知情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能够推定上诉人不但对土地已被转让的事实知情，且表示同意。（二）一审判决并无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1.无论被上诉人受让土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均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即使被上诉人是为了建房，但只要其建房经过了合法的审批手续，就可以将农田用于建设用地以建造房屋。更何况在合同签订后的十余年时间里，被上诉人均系将该土地用于农田耕作，并未挪作他用。无论是合同的内容或者被上诉人的目的均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至被上诉人名下。因此，不存在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存在偷换概念的情形。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户为单位，在日常交易习惯中，相对人一般认为户主签字即可代表是整户的意思表示。即使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项礼南与《青田县土地（大田）承包合同》中，承包方也仅仅是项礼南一人签字，其他四人均未签字，也不会导致这份合同无效。同理，被上诉人与项礼南签订合同的时候，也是认为户主的意思应当是代表整户的意思表示，更何况，上诉人家中，除项礼南与上诉人外，其余三人精神状态不佳。上诉人对涉案土地转让的事实是知情的，应当推断其以默示的方式同意了该土地的转让行为。（三）本案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合法有效。1.本案合同形成系上诉人家庭经济困难，主动提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因此，本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且被上诉人已依约向上诉人父亲交付了转让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上诉人已从合同中受益，上诉人家中有三人精神不佳，只有上诉人与项礼南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项礼南年事已高，家中的重担本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当时上诉人又常年在外，并未承担起抚养家庭的重任，当时若没有被上诉人的这笔转让款，上诉人一家将难以维持生计。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予以维持。
二审中，被上诉人叶春媚未提交证据。上诉人项贵孝向本院提交了《申请表》及护照各一份，待证从申请表的审批时间可以印证在涉案土地流转之前上诉人曾回过家，但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提及受让承包地事宜。被上诉人叶春媚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审理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项贵孝户原有的五人，除项礼南、项贵荣已经去世，金定妹和项贵康均为精神残疾，且上诉人项贵康在二审中陈述其为金定妹和项贵康的监护人，可以代表金定妹和项贵康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且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流转，均以户为单位进行，作为农户的户主有权代表户内其他成员行使相关的权利。就本案而言，上诉人项贵孝的父亲项礼南在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时系户主，被上诉人叶春媚有理由相信项礼南可以代表户内成员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且上诉人项贵孝从外地回到家中后也一直未对此提出异议，故上诉人项贵孝提出其未在涉案《立卖断字》上签字，该《立卖断字》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在涉案《立卖断字》中约定将涉案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叶春媚兴造便用，但被上诉人叶春媚在受让涉案承包地之后的十余年时间内，在未取得相关的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均在涉案承包地上进行耕种，事实上并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故上诉人项贵孝认为被上诉人叶春媚受让土地目的是为了建造房屋，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项贵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小兰
代理审判员 毛向东
代理审判员 张 玲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代书 记员 郑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