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鄂襄阳中民二终字第0003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玉梅，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秀清，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一审被告）：襄阳市中心医院。
法定代表人：刘文卫，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李琳，女，该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赵长水，湖北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法定代表人：周云峰，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熊艳，女，该医院妇科医生，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周新敏，湖北建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孙玉梅与襄阳市中心医院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孙玉梅及襄阳市中心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均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8日作出的（2007）襄城民一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玉梅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秀清，上诉人襄阳市中心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琳、赵长水，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委托代理人熊艳、周新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1994年1月10日，孙玉梅以其女李海燕的名义到襄阳市中心医院（即原“襄樊市中心医院”。2010年12月9日，经国务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湖北省襄阳市，故以下均以“襄阳市中心医院”表述）就诊，医院将其安排到妇科住院治疗。同日，襄阳市中心医院对其做刮片检查，发现孙玉梅子宫有癌细胞。12日，襄阳市中心医院又在孙玉梅宫颈3°、6°、9°处取材进行活检。15日，襄阳市中心医院出具检查报告反映：孙（宫颈）低分化鳞状细胞癌（原位癌6°、9°）并有慢性宫颈炎；该报告另注明：子宫颈9°处镜检见有乳头状糜烂之改变，由于取材少而表浅，以上宫颈癌尚不能代表全貌，其分析仅供参考。17日，襄阳市中心医院请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即原“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2000年11月1日，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更名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故以下均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表述）专家会诊，再次对孙玉梅进行了宫颈活检。19日，襄阳市中心医院出具病检报告反映孙（宫颈）乳头状糜烂，送检标准未见癌细胞。襄阳市中心医院认为，专家于17日会诊做出的活检未检查出癌细胞的原因是“取宫颈活细胞未取到癌细胞”，结合12日、17日的检查，确认孙玉梅患子宫癌（Ⅱa期），并将孙玉梅转入肿瘤科放射治疗。1994年3月19日，孙玉梅出院。4月26日，襄阳市中心医院对孙玉梅进行宫颈刮片检查，未检查出癌细胞。5月24日，孙玉梅再次到襄阳市中心医院做宫颈刮片检查，又检查出癌细胞。28日，孙玉梅持襄阳市中心医院“妇科病历”和“出院小结”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诊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进行常规检查并结合襄阳市中心医院的检查及治疗情况确认孙玉梅患Ⅱa期宫颈癌，并于6月7日对孙玉梅施行手术，切除了孙玉梅的子宫、附件、卵巢、输卵管、阴道及大腿两侧淋巴。21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理科对孙玉梅被切除的器官检验后出具了病理诊断报告书，认定：孙玉梅患慢性宫颈炎，可见少许变异细胞，（左右）腹股沟淋巴结呈慢性炎症，双侧附件未见明显病变。7月14日，孙玉梅自行离开医院。孙玉梅预交住院费3700元，尚欠医疗费3718.99元未付。后孙玉梅认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出具的病理报告书未记载有癌变组织，说明自己未患宫颈癌，襄阳市中心医院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存在误诊误治，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并于1999年1月26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孙玉梅又提出襄阳市中心医院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误将其左肾当子宫切除，要求赔偿。孙玉梅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襄阳市中心医院于1994年1月18日为其做B超检查，结果显示孙玉梅为双子宫，左侧子宫颈部占位性病变，右侧子宫正常，右侧肾脏代偿性增大，左侧肾脏未显示。同年6月2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给孙玉梅做B超检查，盆腔探查发现孙玉梅子宫轮廓显示欠清晰，切面内径为5.5×2.6×3.9cm，其内未见明显光团回声，右肾大小形态正常，其内未见异常光团回声，左肾轮廓显示不清，未见肾脏图形，隐约可见一不规则回声团，周边为多个类圆形液性暗区，内有散在细小光点，中心可见密集的强光点回声。诊断为左肾区异常光点回声，建议做进一步检查。
1999年1月26日，孙玉梅向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原名称为“襄樊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以下均以“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表述）提起赔偿诉讼。该法院立案后，于1999年3月19日移送本院（原名称为“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1999年4月21日立案。孙玉梅当时起诉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生活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671000元。诉讼中，孙玉梅又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赔偿因共同过失摘除其左侧肾脏而造成的损失20万元，两项合计1871000元。本院经审理认为，孙玉梅在被确诊患癌症的情况下，两家医院对孙玉梅所做的放射治疗和根除手术是适当的，孙玉梅提出其左肾被误切，无证据证实，两家医院没有医疗过错，不构成对孙玉梅的身体损害，并作出（1999）襄中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孙玉梅的诉讼请求。孙玉梅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孙玉梅又申请撤回上诉。后孙玉梅仍不服，又申请再审，要求撤销原判，判令两被告赔偿500万元损失。本院于2004年6月22日作出（2004）襄中民监字第63号民事裁定，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2005年5月3日，本院审理后认为，孙玉梅因病到襄阳市中心医院就诊，襄阳市中心医院对孙玉梅子宫进行病理检查，发现孙玉梅患宫颈癌后，对孙玉梅进行放射治疗，符合医疗工作规范，未对孙玉梅造成不当伤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确认孙玉梅患宫颈癌，手术切除孙玉梅子宫、附件、卵巢、输卵管、阴道及大腿两侧淋巴前，未对孙玉梅子宫是否患宫颈癌进行病理检查，手术切除的器官经该院病理检查结论为“慢性宫颈炎”，可见少许变异细胞，（左右股腹沟）淋巴呈慢性炎，双侧附件未见明显病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断违反了卫生部“凡需施行手术的病员术前要完成必要的检查，尽可能明确诊断，并作出术前小结”的规定，主观上有过错，对孙玉梅造成了伤害，应当对孙玉梅进行赔偿；同时认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孙玉梅可能有两个子宫，但孙玉梅左肾是否异位于子宫旁被当成第二个子宫切除，目前缺乏证据，不能认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切除了孙玉梅的左肾，孙玉梅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再审中孙玉梅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属再审范围，不予审理。据此作出（2004）襄中民监字第63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撤销本院（1999）襄中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孙玉梅医疗费3700元、误工费639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护理费290元、交通住宿费5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合计赔偿98785元；三、驳回孙玉梅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孙玉梅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均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是手术前孙玉梅是否患有宫颈癌，二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襄阳市中心医院采取的治疗措施是否正确。孙玉梅因病到襄阳市中心医院就诊，襄阳市中心医院对孙玉梅取宫颈活检，病理诊断为孙玉梅患有宫颈原位癌，临床诊断为宫颈癌Ⅱa期。临床诊断和病理诊断不一致。襄阳市中心医院再次多点活检，病检报告为“慢性炎症”。襄阳市中心医院在没有病理诊断作为主要依据的情况下，就将孙玉梅转入肿瘤科进行放射治疗，违反了原位癌的诊疗常规，对孙玉梅造成了伤害。对此，襄阳市中心医院存在过错，应予赔偿。孙玉梅转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治疗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确认孙玉梅患宫颈癌并对孙玉梅进行手术切除前，也未对孙玉梅是否患宫颈癌进行病理检查，手术切除的器官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理检查结论为“慢性宫颈炎，可见少许变异细胞。（左右腹股沟）淋巴呈慢性炎。双侧附件未见明显病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孙玉梅的诊治违反了卫生部制定的《医院工作制度》第四十条所附《施行手术的几项规则》第一条“凡需施行手术的病员，术前要完成必要的检查，尽可能明确诊断，并做出术前小结”的规定，主观上具有过错，对孙玉梅造成了伤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亦应承担赔偿责任。孙玉梅的损失包括住院医疗费3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护理费290元、交通住宿费500元、误工费（按照襄阳地区农林牧渔企业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标准自1994年计算至2008年孙玉梅55岁时止）63935元；由于两家医院的过错给孙玉梅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应对孙玉梅给予一定的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酌定精神抚慰金为30000元。据此作出（2005）鄂民监一再终字第0004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撤销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襄中民监字第63号和（1999）襄中民初第17号民事判决；二、襄阳市中心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孙玉梅医疗费3700元、误工费639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护理费290元、交通住宿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98785元，襄阳市中心医院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各承担49329.50元；三、驳回孙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生效后，两家医院对其承担的赔偿义务均已履行完毕。
后孙玉梅坚持认为自己本来没有癌症，却被两家医院当成癌症患者治疗，包括放射治疗和手术切除一系列器官，属于误诊误治，具有重大过错，并给其身心健康和家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医院赔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未处理的损失和后续发生的费用等，主要是：1.1999年第一次起诉后至今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20万元；2.终身护理费36万元（其诉讼中自行委托司法鉴定认为自1994年起多次住院治疗，体质衰弱，说明每次住院期间需他人全日护理，护理天数为病历中记载的住院累计天数。出院后长期需部分护理依赖）；3.残疾赔偿金50万元（其诉讼中自行委托襄阳中立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人身左肾缺如、右肾积水功能障碍构成《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02标准（以下简称《道标》）三级残疾，子宫切除术后构成《道标》六级残疾，颈椎内固定术后颈部活动功能障碍构成《道标》八级残疾，胆囊切除术后构成《道标》九级残疾，共计四处残疾，综合赔偿指数为一级伤残赔偿数额的90%）；4.被抚养人生活费6万元（包括父母、公婆、子女）。公公李洪兵已于2008年去世，婆婆王桂英已于2004年去世；父亲孙荣祥生于1923年11月，于2002年去世；母亲刁慧青生于1923年，于2004年去世。孙玉梅夫妇共有三个子女，其只主张1994年当时未成年的女李海华和子李海波的损失。李海华生于1983年8月，1994年时年满11周岁；李海波生于1978年10月，1994年时年满15周岁；5.子女的误学费20万元；6.孙玉梅的精神抚慰金50万元；7.孙玉梅公婆、父母、丈夫及三子女的精神抚慰金10万元；8.生意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9.器官损失费和移植费750万元；10.残疾器具费73100元；11.后期治疗费、鉴定费、车旅费、电信费、打字复印费、诉讼费、代理费等。以上合计赔偿14897879元。原告孙玉梅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一）自2001年10月以来，其在本地及全国各地医院、门诊检查治疗，其中2001年9月19日至10月5日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6天，行输尿管整形术；2002年3月7日至22日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5天，治疗发烧感染症；2003年12月17日至25日在襄阳第四医院住院治疗8天，行胆囊切除术；2006年8月16日至23日在襄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7天，行颈椎牵引术；2006年9月19日至10月11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治疗22天，行颈椎手术；2009年4月3日至6日在襄州区医院（即原“襄樊市襄阳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天，治疗肾积水伴发烧感染；2010年3月10日至15日在襄阳惠民医院住院治疗6天，治疗发烧感染等。共支出住院和门诊医疗费131680元、交通费19245元、食宿费25135.10元、通讯费10000元、打印费3480元、邮寄费936元、购书费580元，合计191057元。（二）住院天数累计77天。（三）依据襄阳中立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按一人每月1000元标准计算30年，主张终身护理费36万元。（四）依据襄阳中立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主张残疾赔偿金。（五）主张包括父母、公婆和子女的抚养费。公婆、父母已在诉讼前死亡。子李海波截止本次起诉时已年满18周岁，女李海华截止本次起诉时也已年满18周岁。（六）生效判决后新的伤害造成的新的精神抚慰。（七）襄阳假肢站出具的诊断证明。根据患者病情，按国产适用性原则，建议配制康复器具帮助生活，包括多功能护理床（2200元／张，5年更新期）、多功能轮椅床（1080元／辆，5年更新期）、不锈钢座便器（190元／具，5年更新期）、成人纸尿裤（16元／包，4包／月）、卫生纸品（2.5元×10／月）、手杖（80元／支，3年更新期）、一次性导尿管（27元×2／月），主张残疾器具费73100元。其他主张均未提供确凿证据支持。对孙玉梅诉称的其在接受两家医院分别实施的放疗和切除器官手术后出现的一系列病症，包括长期发烧、感染、疼痛、长期血尿、胆囊炎、胆结石、长期失眠、四肢麻木、心悸胸闷、肾积水、尿潴溜、颈椎外伤等疾病是否与接收放射治疗和切除手术具有因果关系问题，是确定本案二被告应否承担后续赔偿责任的关键。对此问题的举证责任，法院开始分配给了孙玉梅，但孙玉梅拒绝通过鉴定程序完成举证并坚持要求由二被告举证。后经协调，法院同意由二被告负举证责任并申请法医学鉴定。但二被告坚持只对孙玉梅于2001年、2002年期间两次因肾积水住院治疗与二被告分别实施的放射治疗和切除手术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不同意对孙玉梅的其他病症与放疗和手术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法院准许后，二被告于2008年11月25日递交了联合鉴定申请。其间，襄阳市中心医院提供了部分病历材料（原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提供了病历材料（复印件）。法院组织质证后，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09年4月7日，该中心以“难以认定患者2001年、2002年因肾积水住院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患者左肾缺如是先天性缺如还是手术缺如问题不能做出明确的鉴定意见”为由，做出不受理本案鉴定的决定，并将鉴定案退回法院。法院又委托北京盛唐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问题进行鉴定。2009年10月20日，该鉴定所组织双方听证时，孙玉梅提出“襄阳市中心医院没有前期治疗病历，后期三本病历多次造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未提供原始病历，所提供的复印件不能作为鉴定依据”并拒绝以此为据进行鉴定，导致鉴定不能。2009年10月，盛唐鉴定所发函终止本次鉴定。至此，关于孙玉梅因肾积水两次住院与两家医院分别实施的放疗行为和手术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一直未能通过鉴定做出结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的性质仍然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应主要适用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鉴于因果关系过错责任程度的鉴定未能做出结论，只能根据现有证据和有关规定进行判定。因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认为，两家医院对孙玉梅分别实施的医疗行为均存在过错并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孙玉梅现在诉求的项目都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中未予解决的新的请求，故可作为新的案件处理。至于这些请求是否有证据支持，理由能否成立或者说是否与两家医院的医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是处理本案纠纷的关键。孙玉梅因手术切除子宫并构成六级伤残的事实有证据证实，法院予以确认，且属生效判决未予以处理的问题，法院可以径行处理并责令两家医院承担此部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发生在孙玉梅身上的其他残疾和病症，虽亦属生效判决未予以处理的问题，但是否与两家医院实施的医疗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鉴定不能而不得而知，根据现有证据亦难以做出科学认定。对于此问题鉴定不能的责任，虽然已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二被告，但孙玉梅提出“襄阳市中心医院未能提供前期病历，后期病例存在伪造，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所提病历系复印件”并以此为由拒绝配合鉴定。因襄阳市中心医院的前期病历资料已在前期诉讼案中作为证据经过了认证处理，孙玉梅关于后期病例存在伪造的依据不足，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提供复印件作为此次诉讼的鉴定证据，并不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孙玉梅以此为由拒绝配合鉴定，理由不能成立，应承担导致此部分鉴定不能的法律责任。其关于此部分的相关诉求在本案中不能得到支持。原手术切除部分主要是子宫切除手术所形成的残疾及由此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合理合法损失，法院予以支持。孙玉梅子宫被切除构成六级伤残，应获得的残疾赔偿金为171765元（11451元（2011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30年×50%）。孙玉梅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以孙玉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并按照孙玉梅户籍所在地或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抚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抚养20年，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因此，对孙玉梅主张的其公婆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对其父母应各支持5年，对其子李海波应支持1年，对其女李海华应支持5年。据此，其父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15600元（520元／月（襄阳地区月最低生活费）×12个月×5年÷2人），其母为15600元（520元／月×12个月×5年÷2人），其子为3120元（520元／月×12个月÷2人），其女为15600元（520元／月×12个月×5年÷2人），以上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49920元。孙玉梅主张的终身护理费，不属《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对后期住院77天期间护理费主张，因无证据证实是否系因治疗子宫切除后病症而发生的费用，不予支持。对颈部活动功能障碍残疾和胆囊切除术后的残疾造成的残疾赔偿金的主张，因无证据证实是否与前期医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不予支持。对残疾用具费主张，因不能确定是否系子宫切除术后的必需费用，不予支持。对孙玉梅本人的精神抚慰金的主张，虽然生效判决已确定赔偿3万元，但考虑到是在孙玉梅定残之前确认的，而现孙玉梅已被确认构成了残疾，出现了新的情形，故可再予以支持2万元。对子女误学费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对公婆、父母、子女、丈夫的精神抚慰金主张，不予支持。对生意停业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后期治疗费主张，尚未实际发生，不予支持。对鉴定费，酌情支持1000元。对交通费，酌情支持1000元。对左肾缺如损失，无证据证实系手术所致，不予支持。对已发生的医疗费，因不能证明是否系治疗子宫切除术后疾病费用，不予支持。综上，可予以支持的孙玉梅的损失为：残疾赔偿金17176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992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243685元。根据生效判决意见，酌定由二被告各承担50%即121842.50元的赔偿责任。同时，因二被告对本案纠纷的引起具有过错，本案诉讼费应由二被告均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同赔偿孙玉梅残疾赔偿金17176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9920元、鉴定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共计243685元，由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各承担121842.50元；二、驳回孙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300元，由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各负担35150元。
上诉人孙玉梅不服原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其所有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代理费由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负担。孙玉梅在上诉同时，向本院提交重新鉴定的申请。
上诉人襄阳市中心医院不服原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孙玉梅的伤残并非襄阳市中心医院导致，原审判决我院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二）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有误。1.孙玉梅已58岁，若计算30年，则要赔偿孙玉梅到88岁，显然缺乏事实根据；2.原审判决在未对孙玉梅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情况下，按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来计算孙玉梅被抚养人生活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审判决对本案诉讼费用承担比例分配不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襄阳市中心医院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费用。本案诉讼费用由孙玉梅负担。
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亦不服原审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孙玉梅在相关法院已对同一事实及理由作出终审判决后，又就同一事实及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两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三）原审判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承担的案件受理费明显过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孙玉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孙玉梅负担。
二审查明：上诉人孙玉梅在原审期间提交了原襄阳县龙王镇人民政府、原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龙王工商所等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及王安举、雷明富、孙朝元、杨成强、孙野、郭发成、王起运等证人的证言，主要证明：孙玉梅及其丈夫李金安从1985年至1994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从事个体经营，包括木材、农副产品购销、种植及养殖业等，生意兴隆，年收入在7－10万元。1994年元月，孙玉梅多次到襄樊中心医院就诊检查，后又到湖北医学院附属二医院检查住院手术。出院后，其身体一直未康复，商店生意受到严重影响。
二审另查明：2011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为16058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为11451元。
二审查明的案件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2013年12月3日，本院根据孙玉梅的申请，由本院司法技术处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再次对“孙玉梅是否患有癌症，孙玉梅的损害与两医院的诊疗行为有无因果关系及其诊疗行为有无过错”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5月5日，该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结论为：1.孙玉梅宫颈病理切片诊断为子宫颈原位癌；2.由于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无法达成一致，故本中心不予受理此案件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申请。
针对各方当事人的上诉主张及抗辩内容，本院对本案主要争议作如下分析评判：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中，上诉人孙玉梅的损害事实发生在1994年，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此外，本院（2004）襄中民监字第63号民事判决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鄂民监一再终字第00042号生效民事判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因此，本院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二）关于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称，人民法院已对孙玉梅的诉讼请求作出了终审判决，现其又就同一事实及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认为，本院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孙玉梅从1999年至2005年期间因本案争议的医疗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判决处理，包括孙玉梅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而在本次诉讼中，上诉人孙玉梅主张的损失有人民法院未支持的及判决后新发生的医疗费用，有其经鉴定为六级伤残而产生的残疾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其他损失。也就是说，本案审理的是上诉人孙玉梅基于发现了新的损害事实而提出的新的主张，不属民事诉讼中的“重复审理”或者“一案二诉”。因此，对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这一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向上诉人孙玉梅赔偿数额的确定
因“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分别在对孙玉梅的诊疗行为中具有过错”这一法律事实，已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依法确认，本院对此问题不再做过多分析阐述，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孙玉梅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损失中合理合法部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1.医疗费。孙玉梅在1999年至2009年间因行输尿管整形术、治疗发烧感染、行胆囊切除术、行颈椎牵引术、治疗肾积水伴发烧感染等支出了医疗费131680元，这些医疗费用与两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孙玉梅称，“这些医疗费用的支出是因为两医院的过错诊疗行为所造成的”，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对此问题的鉴定意见为：“由于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无法达成一致，故本中心不予受理此案件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鉴定”。孙玉梅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因此，对其该损害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2.残疾赔偿金。孙玉梅子宫切除术后构成《道标》六级残疾，残疾赔偿金160580元（16058元／年×20年×50%）。至于孙玉梅其他伤残，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损害与襄阳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对其该损害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上诉人孙玉梅主张的其公、婆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其公、婆并非其法定的被扶养对象，对其该主张部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孙玉梅主张其父、母及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经查，上诉人孙玉梅的父亲孙荣祥，生于1923年，于2002年去世，享年79岁；母亲刁慧青，生于1923年，于2004年去世，享年81岁；子李海波生于1978年10月28日；女李海华，生于1983年8月26日。在上诉人孙玉梅损害发生时即1994年，其父、母均为71周岁，其子李海波16周岁，其女李海华11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孙玉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77294.25元（（11451元／年×4人×2年＋11451元／年×3人×5年＋11451元／年×2人×1年＋11451元／年×1人×2年）÷2×50%）。4.关于精神抚慰金。上诉人孙玉梅从1994年在两家医院进行放射、手术等一系列治疗开始至今，已达二十年；其诉讼从一审、二审、再审，然后又重新一审、二审，再到本次诉讼的一审、二审，前后近十五年的诉讼历程，给其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精神亦带来极大的痛苦。虽然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支持了孙玉梅3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这是在孙玉梅未定残之前，即是在两家医院的诊疗行为给孙玉梅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尚未确定之前做出的。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无价的，为了弥补这种损害，抚慰受害人及其亲属这些年的痛苦，本院酌定支持孙玉梅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5.关于停业损失。虽然上诉人孙玉梅的损害，一部分经人民法院认定与两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一部分因鉴定不能或者证据不足，未经人民法院确定与两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因果联系。但从客观上讲，上诉人孙玉梅因身体上的损害，对其经营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孙玉梅在诉讼期间亦提供了大量的证人证言，证明其在本次损害发生后，因其无心或者无力经营，生意开始亏损直至最后倒闭关门。正基于此，本院酌定支持上诉人孙玉梅100000元的经营损失。6.关于鉴定费、交通费、打印费等。上诉人孙玉梅为本案诉讼，必然支出相应的鉴定费、交通费、打印费等费用，本院酌定支持其鉴定费2000元、交通费5000元、打印费1000元。7.关于终身营养费、终身护理费、子女读中学费等损失，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8.关于身体其他器官切除造成的损失费、残疾辅助用具费、后期诊疗费等，是否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亦无证据证实，对其该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对上诉人孙玉梅因本次诉讼所主张的所有损失，本院支持的损失部分为645874.25元。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07）襄城民一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孙玉梅的各项损失共计645874.25元，由上诉人襄阳市中心医院赔偿322937.12元，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赔偿322937.13元，均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付清；
三、驳回上诉人孙玉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赔偿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300元，合计147600元，由上诉人孙玉梅负担130600元，上诉人襄阳市中心医院负担8500元，上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负担8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勋
审 判 员 杨晓波
代理审判员 袁博文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符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