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民终23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喜梅，女，汉族，1981年11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荣艳、杨泽元，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董卫军，男，汉族，1979年9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红燕、邓湘，广东尚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喜梅因与被上诉人董卫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喜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荣艳、杨泽元，被上诉人董卫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红燕、邓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喜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粤1302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从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交还商铺之日即2016年9月10日的占用费共计人民币27500元（按照每用人民币5500元的标准计算）。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2月13日签订了《商铺和赁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第三条约定了上诉人将坐落于江南市场旁120平方米的商铺出租予被上诉人使用，租赁期限自2011年2月1日起至2016年3年30止。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均遵守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但《商铺租赁合同》租赁期届满以后，因上诉人的百货商店扩大经营的需要，上诉人没有意向再出租涉案商铺，并多次向被告提出收回涉案商铺，也没有将涉案商铺转租予他人的意向。上诉人分别于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6日、2016年5月11日向被上诉人发出了限期搬离的《通知》、《限期搬离通知书》，但被上诉人均拒不搬离上述涉案商铺，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2016年6月8日，上诉人将本案诉至一审法院，直至2016年9月10日，在一审法院的组织下，被上诉人才将商铺返还予上诉人。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了（2016）粤1302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016）粤1302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因此，以错误的事实认定作为裁判理由而得出的裁判结果也存在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一审法院在(2016)粤1302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书的“查明的案件事实”一项内容中，第5页第二自然段的第9行写道“2016年4月13日15时，董卫军打开涉案商铺门，高喜梅不同意且报警。2016年4月25日，董卫军再次要打开涉案商铺大门准备办理，高喜梅仍不同意”。该事实认定缺乏证据支持。上述事实认定的主要依据是来源于一审法院所采纳的被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所提交的反诉证据第三组证据《报警回执》、图片、视频光盘。该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25日的两次搬迁中，上诉人恶意阻拦被上诉人搬离涉案商铺。首先，上诉人于2016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已经明确就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如下异议：被上诉人指派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的人士到现场进行搬迁，且事先未通知上诉人，未出示任何委托手续，该案外人来到现场后直接就搬，上诉人多次要求确认搬迁者的真实身份，搬迁者均消极对待且拒绝出示任何委托手续，上诉入基于维护双方的租赁合同约定及商铺内的财产安仝的角度出发，阻止其搬迁是合情合理的，且上述的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从始至终未到现场进行确认。其次，被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在一审诉讼程序中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其中图片与视频光盘所显示的内容均不是2016年4月13日的，只有2016年4月25日的内容。而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时将4月13日的证明内容部分一同认定，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再者，被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里，图片、视频光盘均具有片面性，不能完整证明整个事情经过，也不能反映具体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未通知上诉人其派人来搬迁,并且未提供任何委托手续）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通知了上诉人关于派人搬迁的事宜，也无法证明搬迁者接受了被上诉人的委托而进行搬迁。因为被上诉入在一审反诉时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在于证明上诉人阻挠了被上诉人搬迁，因此上述提及的搬迁者的委托手续以及被上诉人通知上诉人派人来搬迁，举证责任均在于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一审法院却直接将之全部采纳，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依据错误缵事实认定而作出的判决结果也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一审法院在（2016）粤1302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理由和结果”一项中，第6页的第三自然段最后两行写道“董卫军于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25日两次前往涉案商铺要打开商铺门，高喜梅都进行阻挠”，一审法院将错误的事实认定作为裁判理由，因此得出的裁判结果（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也是错误的。根据《中华入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租赁期限届满前有通知被上诉人的义务，是错误的。所以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裁判理由而作处的裁判结果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2016）粤1302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理由和结果”一项中，第6页的第三自然段第6行写道“合同到期后高喜梅不愿将涉案商铺继续出租给董卫军，则应当在合同到期前的合理期限，正式通知董卫军，以便董卫军有充裕时间进行搬离”。该裁判理由没有任何法律或事实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即应当返还租赁物。承租人的返还义务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而出租人在租赁期限届满前对承租人的通知义务没有任何法律对此加以规定。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在租赁期限届满前出租人对承租人的通知义务。再者，上诉人即便在没有通知义务的情况下，也分别于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6日、2016年5月11日向被上诉人发出了限期搬离的《通知》、《限期搬离通知书》。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在租赁期限届满后还继续占用涉案商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租赁期限届满前有通知被上诉人的义务，该认定没有任何的法律或事实依据，所以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裁判理由而作出的裁判结果也是错误的。因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25日案外人两次对涉案商铺进行的搬迁行为均没有任何合法依据，上诉阻拦案外人的非法搬迁行为，是维护自身财产权益的合法手段，上诉人在整个纠纷产生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存在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因此在2016年4月1日起至商铺实际交还之日即2016年9月10日之间所产生的商铺占用费，应当按租赁合同的租金每月人民币5500元计算，共计27500元，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
高喜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搬离原、被告于2011年2月13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中的租赁标的物坐落于江南市场旁120平方米的商铺，并将该商铺返还予原告。2、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16年4月1日起至交还商铺给委托人之日的占用费（按照每月人民币5500元的标准，暂计至2016年6月30日，为人民币1650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水电费暂计人民币661元。4、被告支付修理、更换门锁的费用18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董卫军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因停水停电导致药店停业期间的员工工资损失38482元。2、被反诉人赔偿药店因无法及时冷藏和适时通风、晾晒导致药品发霉变质的损失暂计150000元。3、被反诉人赔偿阻碍反诉人进入药店无法搬迁用于摆放药品的货架（可移动）而进行重新购置货架的损失12800元。4、本案的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13日，高喜梅（甲方）与董卫军（乙方）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将位于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乐工业城江南市场旁商铺120平方米租给乙方使用，租期为2011年2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止，租金前三年每月5000元，后二年每月5500元，每月1-5号前缴交当月租金，签订合同之日，乙方向甲方缴纳押金1万元。承租期满后，合同终止，如甲方同意将商铺出租，在同等价格乙方有优先承租权，如甲方自己经营乙方无权干扰。董卫军租赁涉案商铺用于经营药房。《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合同到期前，高喜梅与董卫军就合同续租问题进行过沟通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董卫军未向高喜梅交还涉案商铺，高喜梅于2016年4月1日向董卫军发出通知，要求董卫军在2016年4月2日24点前搬清退场，逾期则每日付租金3000元，并称将于2016年4月1日23点起对董卫军的药房实行停水停电。2016年4月5日，高喜梅将涉案商铺的水电断掉。2016年4月6日，高喜梅再向董卫军发出通知，要求其补交4月3日至4月6日租金12000元等。2016年4月13日15时，董卫军想打开涉案商铺门，高喜梅不同意且报警。2016年4月25日，董卫军再次要打开涉案商铺大门准备搬离，高喜梅仍不同意。2016年5月11日高喜梅向董卫军发出《限期搬离通知书》，要求董卫军五日内搬离涉案商铺，并赔偿损失2万元。2016年5月13日，董卫军委托律师向高喜梅发出律师函，要求高喜梅积极协商解决商铺续租问题及损失赔偿问题。2016年5月25日，高喜梅委托律师向董卫军发出律师函，要求董卫军立即搬离涉案商铺，并支付租金。2016年6月3日，董卫军委托律师向高喜梅发出律师函，要求高喜梅恢复涉案商铺的供电，打开门对涉案商铺的药品进行清点。在一审法院组织下，2016年9月10日董卫军搬离涉案商铺，将商铺交还给了高喜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董卫军与高喜梅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董卫军租赁涉案商铺是用于经营药房，合同到期后高喜梅不愿将涉案商铺继续出租给董卫军，则应当在合同到期前的合理期限，正式通知董卫军，以便董卫军有充裕时间进行搬离。但高喜梅直至2016年4月1日才书面通知董卫军在4月2号前搬离完毕，高喜梅未履行合同附随义务存在违约行为。且董卫军于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25日两次前往涉案商铺要打开商铺门，高喜梅都进行阻扰。董卫军在合同到期前，明知高喜梅不愿继续出租涉案商铺，应当提前准备将涉案商铺交还给高喜梅，但董卫军在合同到期后的4月1日，仍准备开店营业，没有将商铺交还的明确意思表示，在收到搬离通知后，直至5月13日发出的律师函中，都没有明确表示要交还涉案商铺，董卫军也存在违反合同附随义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高喜梅与董卫军因本次合同纠纷所产生的损失由各自自行承担。故高喜梅诉请的商铺占用费、门锁维修费本一审法院院不予支持。董卫军诉请的员工工资损失38482元、药材损失150000元、货架损失12800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因涉案商铺现已返还给了高喜梅，故对高喜梅诉请董卫军返还商铺的请求，一审法院不再处理。高喜梅诉请董卫军支付拖欠的水电费661元，但高喜梅未提交证据证明拖欠水电费的事实，故该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驳回原告高喜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董卫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365元（高喜梅已预交），减半收取182元，由高喜梅负担；反诉受理费4318元，减半收取2159元（董卫军已预交），由董卫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一，上诉人于一审期间提交的三份《通知》均未记录承租期满后，合同终止，上诉人是将该房屋继续出租给他人还是将该房屋用作自己经营。三份《通知》均记录，要求被上诉人清场。
另查二，被上诉人于一审期间的由惠州市公安局马安派出所出具的《报警回执》记录，董卫军于2016年4月25日10时3分到我单位（惠州市公安局马安派出所）报案…
另查三，被上诉人于一审期间提交的由惠州市公安局马安派出所于2016年制作的《询问（上诉人高喜梅）笔录》记录：“…问：打开你店铺大门的是何人？答：是原来承租我店铺的心连心大药房老板的两名弟弟，具体身份不清楚。…问：对方为何打开你店铺大门？答：因为我和董卫军签订了合同，2016年3月30日到期，我通知对方把店铺内的货物清理走，对方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把店铺内货物搬走，我在2016年4月5日把店铺水电断了，因为店铺门是电动闸门没有电无法打开，2016年4月13日15时对方未经我同意想请工人想开店铺的大门，我当时立马报警，警察及时起到，对方就没有成功开门。到2016年4月25日10时，对方叫其两名弟弟并搬来梯子准备开店铺大门，没有电无法开门对方就想乘梯子到房顶去拉电动闸门的铁链强行把大门打开，当时我也在现场，对方其中一名弟弟乘上了梯子并拉动了电闸门的铁链，我上前阻止但店铺门被打开了一部分，然后我立马报警了。…问：合同期满后，你们双方有无商量续租的问题？答：有。我于2016年3月2日电话通知董卫军，叫其合同期满后清场，我自己要经营，3月31日再次电话通知其清场，但董卫军至今没有清场。3月2日至3月20日，期间我们面谈了几次，我明确说自己要经营，叫其清场。4月1日又谈了一次，我始终表示要自己经营，叫其4月3日前清场给我，4月5日又谈一次，我还是那个意思，叫其清场，我要自己经营。但综上几次面谈，董卫军依然不清场给我。…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答：对方2016年4月25日没有任何理由就叫其两名弟弟来打开我店铺大门，我报警后对方说是想进店铺拿社保卡…”
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院对各方的争议焦点处理如下：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向上诉人支付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交还商铺之日即2016年9月10日占用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虽然各方当事人对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是续租还是由上诉人收回自己经营各执一词，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各方当事人在合同到期后的主张均不予采纳，但是从作为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机关惠州市公安局马安派出所于2016年4月25日制作《询问（上诉人高喜梅）笔录》记录的事项：“4月5日又谈一次，我还是那个意思，叫其清场，我要自己经营…”，足以认定至2016年4月5日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仍在就房屋租赁合同到期是续期还是由上诉人收回自己经营进行协商。虽然上诉人发出三份《通知》均要求被上诉人清场，但从三份《通知》的内容中亦无法得出上诉人收回房屋自己经营意思表示的结论，据此，根据双方当事人在租赁合同中的约定：“承租期满后，合同终止，如甲方（高喜梅）同意将商铺出租，在同等价格乙方（董卫军）有优先承租权，如甲方（高喜梅）自己经营乙方（董卫军）无权干扰。”，在无法认定店铺是出租还是自己经营的前提下，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在合同到期前的合理期限，正式通知被上诉人，以便被上诉人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搬离，并无不妥。综合考虑惠州市公安局马安派出所于2016年4月25日制作的《询问（被上诉人董卫军）笔录》、《询问（上诉人高喜梅）笔录》记录的各当事人陈述的事实，足以认定：（一）上诉人知道2016年4月13日欲打开涉案店铺大门的人系被上诉人董卫军请的工人、2016年4月25日欲打开涉案店铺大门的人系“心连心大药房老板即被上诉人的两名弟弟”；(二)上诉人自2016年4月5日起，对涉案店铺采取了断电断水措施；（三）上诉人知道涉案店铺是电动闸门，没有电无法打开；（四）两次开门均因上诉人报警，警方介入，涉案店铺大门均未能打开。据此，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于2016年4月13日、2016年4月25日两次前往涉案商铺要打开商铺门，上诉人都进行阻挠的事实认定正确，本院再次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其阻拦案外人的非法搬迁行为，是维护自身财产权益的合法手段与其在《询问（上诉人高喜梅）笔录》陈述的事实完全相悖，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上诉人明知涉案店铺是电动闸门，没有电无法打开，而且上诉人自2016年4月5日起对涉案店铺采取了断电断水措施，即自2016年4月5日起，在上诉人未接通电源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是无法打开店铺大门进入涉案店铺内，在此种情形下上诉人分别于2016年4月6日、2016年5月11日以《通知》的形式，要求被上诉人清场搬离，明显违背生活常理。综上，上诉人主张其在整个纠纷产生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存在违约或侵权行为，要求被上诉人向其支付2016年4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的占用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主张的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10日期间占用费，未经一审法院审理，双方二审期间亦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院对此不作审查，上诉人可另循途径主张。
综上所述，高喜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5元，由上诉人高喜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晓文
审 判 员 曾求凡
审 判 员 刘天贞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曹国阳
书 记 员 肖静雅
附相关法律条文：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