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8民终43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男，1940年8月12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桂云，女，1970年7月14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开祥，山东思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2，女，1931年12月19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3，女，1954年2月15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4，男，1956年10月11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5，男，1958年3月26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6，男，1964年1月21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7，男，1966年11月22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上述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夫恒，山东开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某，男，1956年8月18日出生，回族，住济宁市任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8，男，1986年7月29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历城区。
上诉人马某1因与被上诉人马某2、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党某、马某8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5）任民重字第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某1上诉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本案所争议的房产经过历史的变迁，除《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拆迁后的相关证明，是合法、有效的证据外，以前的均不存在合法有效的证明力。争议房屋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载明:拆迁人:济宁市中区拆迁办公室，被拆迁人:马某1、唐成荣，同时在协议条款第二条中明确载明：收回并注销原房产权，新居产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即马某1、唐成荣)。一审置这一客观事实于不顾，而采信了被上诉人提供的不存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也不具有证明力的所谓证据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本案争议房屋一审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6条、第17条规定及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这些条款均与本案争议房屋没有任何关联性，物权法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溯及力。
马某2、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已经对上诉人予以照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党某、马某8未作答辩。
马某2、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告马某2继承唐成荣遗产房屋的22.49平方米；原告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平均继承马京鹤遗产房屋以及马京鹤继承的唐成荣遗产房屋，共计每人继承30.36平方米；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汉延与唐成荣夫妇共生育子女四人，即长子马京干、长女马某2、次子马京鹤、三子马某1。马汉延于1967年去世，唐成荣于2002年去世。长子马京干与妻子徐秀英生育一子马某9，1962年11月马京干去世后，其妻徐秀英改嫁，马留住更名为党某。马京鹤与妻子马西兰生育子女六人，即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7、马建国、马某6。马建国与妻子杨奇爱生育一子马某8。马建国于1992年9月去世，马京鹤于2011年1月去世，马西兰于2000年4月去世。马汉延与其兄马汉楣系济宁市竹杆巷居民，1947年两人进行了分家析产。马京明系马汉楣之子，1974年5月7日，马京鹤与马京明签订了一份《济�市房屋草契》，购买了马京明所有的位于位于延风办事处竹杆巷路西68号的东屋一间。1987年11月19日，济宁市越河房产交易监理所以济私房越字第451号《济宁市私有房屋买卖批准书》批准了上述交易。1980年9月17日，济宁市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局以（80）127号《民房建设批复》批准马京鹤在延风办事处竹杆巷街69号新建北屋三间，长10米，宽4.5米。1985年10月26日，济宁市房地产管理局以（85）宁房建字第38号《房屋（翻扩）建批复》批准马京鹤在越河办事处竹杆巷67号翻建北楼两间，长6.8米宽5米68M2。1988年6月2日，济宁市人民政府向唐成荣颁发了越字第2471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唐成荣，房屋坐落越河办事处竹杆巷69号。房屋情况为五幢，具体为：幢号柒，方向北，建成于八十年代，砖木结构，平房，四间，建筑面积61.41；幢号陆，方向北，建成于八十年代，�合结构，四间，建筑面积99.05；幢号肆，方向东，建成于49年前，其他结构，平房，两间，建筑面积20.48；幢号叁，方向南，建成于49年前，其他结构，平房，两间，建筑面积31.65；幢号伍，方向西，建成于49年前，其他结构，平房，三间，建筑面积36.89。济宁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越字第10066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马某1，房屋坐落于越河办事处竹杆巷74号，房屋情况为两幢，建筑面积共计24.24平方米。1993年10月9日，唐成荣、马某1分别与济宁市市中区拆迁办公室签订了《拆迁房屋产权转移协议书》，将前述两私房所有权证所载明的房屋及附属物转移给拆迁办公室拆除，并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安置协议书及结算。拆迁办公室还对上述两处房屋进行了勘估，并制作了《拆迁房屋分项勘估表》，认定两处房屋的建筑面积分别为246.78平方米、24.24平方米。马京鹤在两份�估表上签名确认。1993年10月30日，唐成荣、马某1签署了《房屋拆迁安置结算单》一份，载明被拆迁人为唐成荣、马某1，拆除房屋17间，建筑面积273.72平方米；安置房四套，分别位于太白商城8号楼4单元2层东户（73.36M2）、12号楼3单元5层西户（74.28M2）、13号楼东单元4层东户（73.74M2）、6号楼1单元4层西户（45.787M2），建筑面积共计267.167M2。不足6.553平方米，补偿金额3735.21元；房租及搬家补助费4809.01元、资金700元，拆迁人合计支付9244.22元。1993年10月31日，马某1领取了上述拆迁安置款。1995年4月21日，唐成荣、马某1与拆迁办公室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约定拆迁办公室向被拆迁人补发了安置补助费148.56元，该款亦由马某1实际领取。1995年4月，安置房交房。现四套房屋分别由马某5、马某7、马某1及其儿子居住。在本案原一审过程中，原告马某4、马某5、马某7于2014年6月27日向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济宁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88年6月2日颁发的越字第2471号山东省城镇私房所有权证将马京鹤名下的房屋错误地登记在他人名下，要求法院判决济宁市房地产管理局进行更正并重新作出登记。该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裁定不予受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唐成荣名下越字第2471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所登记的房产是否包含马京鹤的房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从�述规定可以看出，不动产物权证书只是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登记证书所记载的所有权人应当推定为权利所有人，但在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述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人并非必然为权利所有人。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在本案开庭时，上述司法解释虽未施行，但从立法精神来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本案中，根据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依照上述立法精神，综合分析唐成荣及马京鹤当时的实际情况，越字第2471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所登记的房产应当包含马京鹤的房产，理由是：1.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明确证明了其所主张的三处房产系马京鹤通过购买、新建、翻建所得，且其提供的证据所载明的房产情况亦与争议房产证中的相对应房产情况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其所主张的房产登记到了唐成荣名下；2.双方均作为证据提交的房产证没有唐成荣取得房屋的具体来源，其在证明房屋来源方面的证明力弱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证人刘某提供了书面证言，而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且其证明效力也明显弱于原告所提供的各项证据；3.从唐成荣与马京鹤的实际情况来看，马京鹤有六个子女，对居住房屋有实际需求，亦有购置、建设房屋的能力，而唐成荣系家庭妇女，子女已成年，既无对房屋的实际需求也没有建设房屋的能力，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原告所提交证据的效力。综上，唐成荣名下�字第2471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所登记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249.48平方米，其中159.54平方米为马京鹤所有，89.94平方米为唐成荣所有。上述房屋与被告马某1的房产（建筑面积为24.24平方米）一并进行了拆迁安置，应安置面积为273.72平方米，实际安置了四套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67.167平方米，不足的6.553平方米予以了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3735.21元。本院认为，被告马某1被拆迁的24.24平方米房屋，其中的6.553平方米已经给予了现金补偿，剩余的17.687平方米从四套房屋总面积中剔除后，剩余的249.48平方米为马汉延、唐成荣以及马京鹤的遗产，其中马汉延和唐成荣的遗产为89.94平方米，马京鹤的遗产为159.54平方米，应由各自的继承人各自继承。马某8、党某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未明确放弃实体权利，应当视为接受继承。马汉延和唐成荣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马某2、马某1、马京鹤及代位继承人党某继承。被告马某1主张唐成荣由其个人赡养，其他子女未尽赡养义务，唐成荣的遗产应全部由其继承，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唐成荣共同居住生活，可以适当多分。酌定由马某1继承50%即44.97平方米，其余44.97平方米由马某2、马京鹤及代位继承人党某平均继承，即每人继承14.99平方米。马京鹤的遗产159.54平方米以及其继承的马汉延和唐成荣的遗产14.99平方米由其继承人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及代位继承人马某8平均继承，每人继承29.088平方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唐成荣名下安置的房屋249.48平方米，由原告马某2、党某每人继承14.99平方米、被告马某1继承44.97平方米；由原告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马某8每人继承29.088平方米。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马某2、党某各负担258元、被告马某1负担775元；由原告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马某7、马某8每人负担501.5元。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马某1主张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拆迁后的相关证明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上述两份证据并非是权利人享有物权的证明，而是基于房屋被拆除后的安置补偿，如果没有拆除房屋的事实则不可能产生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能够证明被拆除房屋权属的证据即为唐成荣名下的越字第2471号《城镇私房所有权证》，现已查明该所有权证所登记的房产包含了马京鹤的房产。《中华人民�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不动产物权证书只是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登记证书所记载的所有权人应当推定为权利所有人，但在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上述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人并非必然为权利所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原审法院参照�述规定，将已查明的唐成荣及马京鹤的遗产判决由其各自的法定继承人予以继承，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马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马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壮 男
审判员 扈 琳
审判员 马 斌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