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23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仲献，男，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伦荣彪、黄伟庆，均系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谊苏，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毅，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丽萍，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金树志，均系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仲献与被上诉人张谊苏、张毅、周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4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吕仲献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吕仲献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张谊苏、张毅、周丽萍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作出判决后，本案有新的事实发生，即张毅与吕仲献签订了《对账协议》，明确双方借款经过和对账后欠款金额，并追认其父亲张谊苏与吕仲献于2016年4月签订的《还款协议》效力，同意按《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对账协议》、《还款协议》作为二审新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应作为吕仲献与张毅的双方债权债务结算凭据。因此，二审法院应根据新的事实，依法予以改判。1、2017年7月19日，张毅与吕仲献签订《对账协议》，确认其曾在2016年授权张谊苏与吕仲献协议有关还款事宜，并且追认张谊苏与吕仲献于2106年4月签订的《还款协议》，表示愿意按照《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与此同时，张毅亦在《还款协议》上签名确认，并写上“同意按本协议执行”。因此，根据上述新证据，张毅欠上诉人吕仲献借款90万元的事实清楚，依法判令张毅偿还借款90万元给吕仲献。2、原审以张谊苏与吕仲献签订《还款协议》没有取得张毅的授权，其行为不构成表现代理为由，认定《还款协议》并非张毅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诉争借款的依据。但由于本案有新的事实发生，原审上述观点与新事实不符，特别是张毅追认了《还款协议》效力，并承认曾授权张谊苏进行借款金额对账的行为。因此，二审应根据新的事实，依法予以改判。
二、原审判决简单地将双方银行流水资金累总对比，就认为张毅还款金额超过吕仲献的出借金额，从而得出张毅不欠吕仲献的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吕仲献与张毅是由小玩到大的朋友，双方借款是基于熟人关系发生，借款有很大部分是通过现金交付，并且有部分借款转账到张毅指定人员的名下。根据双方签订的《对账协议》显示，双方借款交付方式有现金交付和转账给他人交付等方式。因此，应根据本案新证据，查明张毅尚欠上诉人吕仲献90万元借款的事实。1、张毅与吕仲献于2017年7月19日签订的《对账协议》第一条第1点：“自2012年至2016年期间，甲方合共借出了约300万元给乙方。乙方借款用途是用来经商，包括经营鹤山市新丰公司，由于双方是多年朋友，所以当时有部分借款出具借款，部分没有书写借款”，第二条：“经双方对账，到2016年4月26日，扣除乙方已偿还的本息，乙方实欠甲方本金人民币90万元（有关对账已经扣减了尾数）”，可以证明张毅尚欠吕仲献借款90万元的事实。2、原审判决简单地将双方银行流水资金累总对比，就认为张毅还款金额超过吕仲献的出借金额，从而得出张毅不欠吕仲献的观点是不科学的。虽然张毅自2013年3月11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汇至吕仲献名下账户有2017790元，但根据新证据《对账协议》显示，自2012年至2016年期间吕仲献合共借款300万元给张毅。因此，张毅尚欠吕仲献90万元借款的事实清楚。
三、原审认为双方借款没有利息是不正确，双方一直存在合法借贷关系，有关利息亦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吕仲献从2012年开始借款给张毅，双方一直有口头约定利息，有时候是月息2%，有时候是月息3%，但具体是哪一笔借款对应的月息是多少，由于借款的时间相隔太久和借款的次数太多，吕仲献已经记不太清楚。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双方有约定利息，之所以没有在借据上写明利息，是因为吕仲献与张毅是由小玩到大的朋友，吕仲献基于相信张毅才没有写的。
四、张谊苏与吕仲献签订《还款协议》，表示自愿为张毅偿还90万元借款。因此，张谊苏应对涉案9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谊苏作为借受人（合同乙方）在《还款协议》上签名，表示自愿为张毅偿还90万元借款，其中《还款协议》第二条：“如果乙方在2017年12月31日前，偿还人民币柒拾万元整给甲方，甲方免除乙方及其儿子张毅偿还剩余的20万元。如果乙方不能在上述期限内还清70万元，甲方按人民币玖拾万元全额追讨乙方及其儿子的借款，乙方及其儿子应当全额偿还借款”，明确表示张谊苏愿意为张毅偿还借款90万元。因此，张谊苏应对涉案9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张毅和周丽萍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系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周丽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在本案中，涉案借款系发生在张毅和周丽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借款的用途是用来经商，包括用作经营鹤山市新丰公司，关于这一点从吕仲献与张毅签订的《对账协议》第一条第1点可以得到证实。而且周丽萍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毅将借款用作赌博。因此，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周丽萍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正确，在2016年4月张毅由于拖欠多人款项，又碍于家庭产生的矛盾，当时张谊苏是联系不上张毅的。当时吕仲献手持多份借据通过各种手段持续不断的向张谊苏追讨，张谊苏在不清楚具体情况、也没有受张毅委托的情况下签署了《还款协议》。当时还抱着一种心态，这笔款项是张毅欠下的，张谊苏签名没有得到张毅的确认协议就不会有效。出于应付吕仲献，张谊苏才签下了该协议。后来联系上了张毅后，张谊苏得知张毅已经没有欠吕仲献的款项，所以签订的该笔款项一分钱也没有支付。其实，张毅拖欠很多人的款项，金额加上利息大概有四五千万元，如果是属实的话，张谊苏会尽力帮张毅偿还。唯独本案，张谊苏和张毅认为是不存在的欠款，所以至今一分钱也没有偿还过。张毅
张毅辩称，一、我方认为一审判决正确，我并没有拖欠吕仲献的任何借款。二、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即2017年7月19日的《对账协议》、《还款协议》，其上面张毅的签署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受上诉人吕仲献胁迫所签订的。2017年7月19日，一审判决已经下达，吕仲献去深圳找到张毅，告诉了张毅，一审已经判决，他不再上诉，双方做回朋友，并请张毅去东莞的吕仲献参与投资的东莞市寮步昱典塑料制品厂进行参观游玩，到了该厂后，吕仲献伙同两三位人限制了张毅的人身自由，对其进行推打，以张毅全家人的安全向其威胁，逼迫张毅签订了上述的文件。张毅当时出于恐惧没有报案，后来于2017年8月3日向东莞市公安局进行报案。东莞市公安局寮步分局良平派出所受理了该案件，现正在调查中。因此，2017年7月19日的《对账协议》不是张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2017年7月19日的《还款协议》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在诉讼程序之外形成的，其效力应低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庭审时的陈述。
周丽萍辩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正确，坚持一审答辩意见，认为该笔借款与家庭共同生活无关，且金额巨大，持续的时间很长，据周丽萍了解，该款项大多数是张毅用于赌波用的，而且多数是与吕仲献一起进行的。
吕仲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谊苏、张毅、周丽萍共同偿还吕仲献借款人民币90万元及利息（自起诉日至清偿日，以90万元为基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张谊苏、张毅、周丽萍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仲献与张毅原是朋友，双方之间存在多笔的借贷关系。2012年12月10日、2014年4月17日、2014年7月30日、2014年7月30日，张毅分别向吕仲献立下了三份《借据》和一份《借条》，确认向吕仲献借款40万元、40万元、40万元和20万元，合共140万元。上述《借据》和《借条》上并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
2016年4月26日，吕仲献为甲方（出借人），张谊苏为乙方（借受人），双方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订明：“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就借款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确认，截止至2016年4月26日，甲方累计借给乙方儿子张毅的本金合共人民币玖拾万元整（小写：￥900000元），乙方和张毅本人确认尚欠甲方以上金额的借款。二、如果乙方在2017年12月31日前，偿还大写人民币（大写）：柒拾万元整，（小写：￥70万元）给甲方，甲方免除乙方及其儿子张毅偿还剩余的20万元。如乙方不能在上述期限内还清70万元，甲方按大写人民币（大写）：玖拾万元整，（小写：￥90万元）全额追讨乙方及其儿子的借款，乙方及其儿子应当全额偿还借款。三、乙方同意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上述7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给甲方。具体付款方式：1、第一期在2016年7月30日前付￥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2、第二期在2017年2月28日前再付￥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3、第三期在2017年6月30日前再付￥15万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4、余款小写￥15万元，大写：壹拾伍万元整于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四、如乙方未能按上述约定支付任一期款项时间超过十五日内的，甲方随时要求乙方一次性付清全部本金。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提起诉讼的，有关实现债权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由债务人乙方承担。五、双方因借款发生纠纷，任一方可以在甲方所在地即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还款协议签订后，张谊苏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向吕仲献付款。吕仲献经追收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吕仲献为证明其向张毅出借款项的事实，除了提供上述《借据》、《借条》以及《还款协议》外，还提供了吕仲献名下6222082012000804575账户的银行流水记录。该流水记录显示，2012年8月8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共有24笔款项从吕仲献该账户转账至张毅的账户，转账金额合计1478640元。此外，2014年9月18日和10月21日，吕仲献根据张毅的要求将合共20万元借款转账至案外人唐勇的账户上。诉讼中张毅确认转给唐勇的20万元是其向吕仲献的借款，并承认该借款没有包含在涉案的《借据》和《借条》中。
张毅为证明其向吕仲献还款的事实，提供了张毅名下6222627610000443864、6228480618973688178和7200579980110541474账户的银行流水记录。其中，6222627610000443864账户在2013年3月19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共有34笔款项转账给吕仲献，转账金额共873815元；6228480618973688178账户在2014年7月7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共有22笔款项转账给吕仲献，转账金额共980950元；7200579980110541474账户于2013年3月11日向吕仲献转账2笔款项，转账金额共63025元。吕仲献对上述银行转账表示无异议。另外，2014年9月24日、25日，唐勇分三次共向吕仲献转账10万元。诉讼中，吕仲献确认收到唐勇转账的上述10万元，但表示不清楚该款项唐勇是受张毅的委托还是受张谊苏的委托代为偿还的，张毅、张谊苏则均认为该10万元是张毅委托唐勇转账给吕仲献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吕仲献与张谊苏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能否作为认定张毅尚欠吕仲献90万元借款的依据；二、张毅至今是否仍欠吕仲献借款未还。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本案讼争借款的出借人是吕仲献，借款人是张毅，而2016年4月26日《还款协议》的签订双方是吕仲献与张谊苏。虽然张谊苏与张毅是父子关系，但张谊苏并非本案讼争借款的借款人，其与吕仲献签订《还款协议》对张毅的欠款数额进行确认并没有取得张毅的授权，张谊苏的上述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2016年4月26日的《还款协议》并非张毅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真实、准确反映张毅与吕仲献之间的欠款情况，并不能作为认定张毅尚欠吕仲献90万元借款的依据。其次，张毅和吕仲献之间的借款和还款往来次数多、时间持续较长、方式多样，且没有定期对账；而2016年4月26日的《还款协议》则是由吕仲献与张谊苏在张毅本人不在场且当时只是出示了涉案的《借据》和《借条》，并没有出示其他的转账或还款凭证的情况下签订的。按照常理，在如此条件下所形成的《还款协议》是难以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张毅与吕仲献之间的欠款具体数额的。因此，张谊苏与吕仲献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并不能作为认定张毅尚欠吕仲献90万元借款的依据。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如前所述，吕仲献与张谊苏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并不能作为认定张毅尚欠吕仲献借款90万元的依据。在此情况下，吕仲献与张毅应分别对涉案借款出借和归还的事实各自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方面，根据吕仲献所提供的证据，吕仲献通过名下6222082012000804575账户于2012年8月8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共向张毅转账1478640元；在2014年9月18日和10月21日又依张毅的要求将合共20万元借款转账至唐勇的账户上，由此可计算出2012年8月8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吕仲献共向张毅出借款项1678640元。诉讼中，吕仲献主张其与张毅之间除了上述的借款之外，还有存在其他的借款，但并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另一方面，根据张毅提供的证据，张毅于2013年3月11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共向吕仲献转账1917790元（873815元+980950元+63025元），再于2014年9月24日、25日通过唐勇向吕仲献转账100000元，由此可计算出2013年3月11日至2015年5月8日间张毅共向吕仲献还款2017790元。由于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约定了利息，诉讼中张毅也否认约定了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本案借款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为此，张毅向吕仲献的上述还款2017790元应视为归还借款本金。综上，吕仲献提供的证据证明了其共向张毅出借借款1678640元，张毅提供的证据则证明其已向吕仲献还款2017790元，张毅的还款金额已超出吕仲献的出借金额。为此，吕仲献要求张毅、张谊苏、周丽萍偿还借款9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吕仲献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诉讼费17800元，由吕仲献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吕仲献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还款协议》、《对账协议》以及视频截图，证明张毅与吕仲献之间的涉案借贷真实存在，张毅是自愿在《对账协议》上签名和按捺手指模的，确认截止至2016年4月26日尚欠吕仲献90万元。2、借据；3、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4、受托确认书；证据二、三、四均证明：1、张毅在与吕仲献签订《对账协议》当天，再次向吕仲献借20000元；2、该笔借款于当天由吕仲献塑料厂的合伙人黄胜辉转账到被吕仲献张毅指定的银行账号。五、微信聊天记录；六、微信转账记录；证据五、六均证明张毅于2017年7月21日再次向吕仲献借款15000元。七、QQ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八、光盘（内含张毅签订《对账协议》时的视频、QQ聊天记录视频、微信聊天记录视频）；证据七、八均证明：1、张毅系自愿在《对账协议》上签名，并不存在其所主张的胁迫情形；2、张毅在签订《对账协议》后再次向吕仲献借款3.5万元，还一度要求吕仲献多借点给他。
张毅针对吕仲献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对证据1《还款协议》和《对账协议》的原件，张毅确认上面的落款确认是其本人所签订的，但并非是张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在答辩时已经陈述了，在此不再重复。所以，我方不确认该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对于视频截图，需与相关的原件核对。去吕仲献的工厂的时候和签订《还款协议》、《对账协议》的时候都有胁迫我，视频不完整，当时签订协议时有几个社会人士在旁，签订协议时，有对我推打和进行语言胁迫。对于第二、三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借款是转到了谢燕萍的账户，与张毅上次庭审陈述的过账是相符的。这两份证据可以证明张毅在2017年7月19日签署对账协议时，不仅仅收到了威胁，还受到了利诱，即吕仲献以再给张毅钱用为由，诱使张毅签订了一份与事实不符的对账协议及其他文件。张毅在这一两年没有收入来源，张谊苏有时会给张毅一些生活费。从证据上看，吕仲献以给张毅钱用作为利诱，诱导张毅去东莞。对于第四份证据，没有异议。对于第五、六份证据，现在不能确认“眼”是张毅的微信账号。如果属实，对于关联性方面的意见，与对第二、三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于第七份证据，QQ聊天记录也不能确认，不能确认QQ名字为“眼”的账号是张毅的QQ，也不能确认微信名为“眼”的账号是张毅的微信账号。假设QQ账号和微信账号属实，对于关联性方面，QQ聊天记录中最前的一句话的上一句话，张毅说了什么，吕仲献是否可以现场播放一下。如果不能播放，证明吕仲献是播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隐藏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QQ聊天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有缺点，就是当事人可以将对自己不利的记录予以删除，只保留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日常生活中每句话都是在特定的场景中说的，只单纯提取一句话会容易造成误解。从QQ聊天记录看，张毅在最开始时是否定现在还欠款，否则QQ聊天记录的第一句话不会是“如果咁讲，即系差钱可以唔还？”，另外可以看出，吕仲献的确是在威胁张毅，即7月17日的“如果即系无必要倾咯，到时搞到你地屋企人都无办法咯，数一定有人会收嘅。”。从7月19日当天的QQ聊天可以看出，张毅的确是缺钱用，想借十几万元用，吕仲献是以此为由，诱使张毅去东莞的。从7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当对账协议文件签署后，张毅已经明确说“如果事情老细仲未知，仲可以问距罗D钱，宜家知道左就罗都没得罗。”、“宜家我证据就帮你补返，你又交左上法庭，你官司输左变左赢，但我呢度又无弯转。如果你呢份野（这份文件）唔系递上去又唔同，问题系你呢份野系递上去。”、“如果当初你话就得三万五蚊我就唔过去签了，我无可能为左三万五蚊搞到自己咁惨”，可见当时吕仲献要求张毅签订该对账协议时，肯定是与张毅承诺了不递给法庭，不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吕仲献以借钱为由，诱使张毅去东莞签署该协议。综观证据七，张毅并没有承认还欠吕仲献90万元，相反，该证据体现了吕仲献威逼、利诱张毅的事实。对于第八份证据，关于签署对账协议的视频，质证意见与第一次庭审时发表的质证意见一致。其他视频是对证据六的补充，质证意见与对证据七的质证意见一致。
张谊苏、周丽萍针对吕仲献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与张毅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案二审期间，张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报警回执复印件，证明张毅就2017年7月19日吕仲献胁迫其本人签订《对账协议》等文件一事向东莞市公安局寮步分局良平派出所报案，该案现已经受理。
吕仲献针对张毅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我方不清楚张毅在2017年8月3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从该份证据无法反映张毅是因为什么情况向公安报案，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是存在争议的。
本院对吕仲献、张毅二审提供的证据审查认为：吕仲献、张毅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是对其一审主张的补强，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情况，对于吕仲献二审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以及证据八中有关《对账协议》签订时的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对于吕仲献二审提交的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以及证据八中QQ聊天记录、微信记录的相关视频资料，虽然张毅、张谊苏、周丽萍等人对上诉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确定名称为“眼”的QQ账号或者微信账号是否为张毅本人实际使用，但其并无提交证据予以推翻吕仲献的主张，故本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合法性、关联性的问题，本院亦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对于张毅二审提交的证据报警回执，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本案一审判决后，张毅（乙方）于2017年7月19日与吕仲献（甲方）签订《对账协议》，载明：“一、双方确认以下事实：1、自2012年至2016年期间，甲方何工出借了约300万元给乙方。乙方借款用途是用来经商，包括经营鹤山市新丰公司，由于双方是多年朋友，所以当时有部分借款出具借据，部分没有书写借据。2、甲方只要求乙方偿还90万元。利息全免。3、借款由甲方通过三种方式支付给乙方：（1）、由甲方用现金支付给乙方，约100万元；（2）、由甲方转账给乙方名下银行账户，约140多万元；（3）、由甲方转账给乙方指定人员的账户（如唐勇等人）约60万元。二、经双方对账，到2016年4月26日，扣除乙方已偿还的本息，乙方实欠甲方本金人民币90万元。（有关对账已经扣减了尾数）三、乙方曾在2016年授权其父亲张谊苏与甲方协商有关还款事情，追认其父亲张谊苏与甲方于2016年4月签订的《还款协议》，愿意按该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同日，张毅在张谊苏与吕仲献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加注了“本人同意按本协议执行”的意见。
再查明：在前述《对账协议》签订的当天，张毅重新向吕仲献借款2万元，并向吕仲献出具了《借据》一份。
又查明，张毅曾经于2017年8月3日向东莞市公安局寮步分局良平派出所报警，并取得报警回执。
还查明，周丽萍与张毅于2004年9月24日在鹤山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结婚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审查张谊苏于2016年4月26日与吕仲献签订的《还款协议》内容，张谊苏为其儿子张毅所负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意图明确，且吕仲献在该协议中并未表示免除原债务人张毅的还款义务，故《还款协议》在民事法律关系上是一个关于债务加入的协议。债务加入成立的一个重要构成条件是原存的债务关系必须有效成立。这也是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核心问题即：本案中张毅是否拖欠吕仲献借款90万元。本院作如下分析：
首先，从二审吕仲献提交的张毅于2017年7月19日与吕仲献签订的《对账协议》内容来看，张毅不仅认可截止至2016年4月26日，实欠吕仲献借款本金90万元，同时还确认了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吕仲献出借款项的数额约为300万元；借款用途为经商；款项交付方式包括直接转账、现金给付以及向张毅指定人员账户转账等类型；部分借款出具借据、部分借款没有书写借据等事实。张毅在《对账协议》中确认的情况与吕仲献在诉讼中有关90万元债务的来源和基础债权债务构成的事实的陈述能够吻合。张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预判事件后果和明知其应当承担责任的能力，理应对其签署《对账协议》的行为自行承担责任。
其次，张毅抗辩《对账协议》系在受到吕仲献胁迫的情况下而签署，但根据其提交的报警回执载明的报警时间，与《对账协议》的签署时间间隔了十多天，且缺乏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材料，并不足以证明其受到胁迫。相反根据吕仲献二审提供的QQ聊天记录、视频资料等证据，可以反映出2017年7月19日张毅系自行从深圳到东莞与吕仲献签订《对账协议》的过程，并未发现存在张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形；根据《对账协议》当天形成的借款借据以及之后的微信转账凭证，可以看出张毅在签订《对账协议》的当天及随后几天还重新向吕仲献借取了款项，从前述行为分析亦难以认定张毅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与吕仲献签订《对账协议》。
再次，张毅、周丽萍的代理人和张谊苏主张根据吕仲献二审提交的QQ聊天记录、微信记录可以看出，张毅是在受到利诱以及威胁的情况下与吕仲献签订的《对账协议》，且吕仲献向张毅作出了不将《对账协议》提交法院的承诺。审查相关证据内容，首先，QQ聊天记录中虽有“如果咁即系无必要倾啦，到时搞到你地屋企人都无办法咯，数一定有人会收嘅”的记载，但债权人在追索债务的过程中，因怄气或发生口角等说出过激言语比较常见，前述语言并不具有强迫性及确定性，不能构成民法上的胁迫。其次，从QQ聊天记录、微信记录虽然可以看出张毅愿意与吕仲献签订《对账协议》的一个前提是吕仲献能够再次出借款项给张毅，但张毅在与吕仲献交流的整个过程中也并未否认其拖欠吕仲献的债务的真实性。故仅凭张毅签订《对账协议》存在前提条件，进而认为张毅系受到利诱而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难以成立。至于在聊天过程中，张毅虽提出吕仲献不应将《对账协议》提交法院的问题。但不论张毅与吕仲献是否达成了前述约定，均不能改变《对账协议》的证据属性及证明效力，更不能以此为由认定《对账协议》中所涉内容并非张毅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合上述分析意见，吕仲献本案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能够反映出张毅拖欠其借款债务90万的事实客观存在，张毅理应向吕仲献清偿债务。张谊苏与吕仲献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还款协议》，自愿以债务加入的方式与张毅共同向吕仲献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张毅、张谊苏均未按照《还款协议》的约定偿还款，吕仲献有权要求张毅、张谊苏共同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问题。因2016年4月26日《还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条件已经成就，且本案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吕仲献与张毅之间就逾期还款利息存在约定，故结合吕仲献的诉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确认涉案借款的利息应以9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从吕仲献起诉之日即2016年8月5日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另外，关于周丽萍的责任问题。因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规定情形的除外；同时，债务是否为夫妻个人债务的举证责任在于债务人及其配偶。本案中周丽萍主张不担还款之责，但其举证不能直接、有效的证明所涉债务存在上述法定除外情形，也不能对其在诉讼中主张的张毅所借债务确系用于赌博而非共同生活的事实有效证明，故对张毅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负的涉案债务，理应按共同债务由张毅、周丽萍共同承担。
综上所述，吕仲献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4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
二、张毅、张谊苏、周丽萍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欠吕仲献的借款本金90万元及相关利息（利息以90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8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800元，由张毅、张谊苏、周丽萍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张毅、张谊苏、周丽萍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谢敏忠
审 判 员 张萍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罗晓云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