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同民初字第4060号原告：刘德纯，男，198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青岩、叶志艺，厦门市银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大同支行，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南门路110号。负责人：陈黎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楠、林惠兰，分行职员。原告刘德纯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大同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大同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件审理需以另一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被告工行大同支行申请，本院于2016年2月15日依法裁定中止审理。2016年8月12日，本院恢复审理并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德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青岩、被告工行大同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楠、林惠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德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工行大同支行赔偿原告刘德纯经济损失人民币（币种，下同）532400元及利息（自2012年11月14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工行大同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0年1月26日，刘德纯在工行大同支行处开户办理牡丹灵通卡借记卡，卡号为62×××69。该卡启用后，刘德纯一直使用该卡办理存取款业务。2012年11月14日，刘德纯在网银上发现2012年11月13日10时25分48秒该卡在湖南高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POS机被盗刷532400元，卡内余额只剩37.12元。刘德纯于2012年11月14日与工行大同支行联系未果，随即打电话报警。110指挥中心指定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案，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向刘德纯出具厦公同立字（2012）11406号立案决定书。2013年12月23日，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经侦大队证明，2012年11月13日10时25分48秒刘德纯的借记卡在湖南高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POS机被盗刷532400元一案已破获，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经侦大队陆续抓获涉嫌复制他人银行卡进行盗刷的甘志勇等人，缴获犯罪嫌疑人用于登记复制他人银行卡的卡号账簿，发现卡号账簿中载有刘德纯的上述卡号。刘德纯的银行卡内存款是被他人盗刷，刘德纯与工行大同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工行大同支行负有保障刘德纯存、取款交易安全的义务，工行大同支行对刘德纯的经济损失应当赔偿。被告工行大同支行辩称：原告刘德纯无证据证明本案系伪卡交易，工行大同支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案涉交易是伪卡交易，刘德纯未妥善保管银行卡信息及密码，应自行承担责任。工行大同支行已尽到最大努力履行合同义务，为客户提供了最大的保障，达到目前国家标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月26日，原告刘德纯在被告工行大同支行开立牡丹灵通卡借记卡账户，卡号为62×××69，该卡为磁条卡。相应的《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上载明：客户自留密码，无折户。《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上的“客户确认”一栏载明：“……2.本人已阅知申请书背面的‘填写说明’及‘特别提示’，知悉相关业务风险并自愿遵守贵行各项业务章程、服务协议和制度规定。……5.本人确认已经收到由贵行提供的相关业务章程和管理协议。6.对因违反规定而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刘德纯在“客户确认”栏内的“申请人签名”处签名。与该业务对应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第十四条约定：“对于预留密码的账户，凡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行为，甲方应妥善保管账户介质、密码、印鉴、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有效业务凭证等，因甲方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2012年8月27日、28日、29日及30日，刘德纯的银行卡账户由案外人李桂金以现金形式存入各45000元，合计180000元。刘德纯在庭审中述称，�桂金是其公司的出纳，上述款项是刘德纯指示李桂金到银行柜台代为存入。2012年11月13日10时25分48秒，刘德纯的银行卡账户发生一笔交易，交易发生在湖南高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POS机，金额为532400元，交易类型为消费。刷卡单上持卡人签名处签有“黄能强”三字。2012年11月15日19时06分，刘德纯将上述情况向警方电话报警。2012年11月19日16时50分，刘德纯到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并制作询问笔录，称其在2012年11月15日晚通过网银查询发现名下一张工商银行卡（卡号：62×××69）被盗刷532400元。2013年11月6日，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讯问案外人阮志宏，阮志宏称未曾复制、盗刷刘德纯的上述银行卡。2012年12月14日，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作出厦公同立字（2012）1140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刘德纯被信用卡诈骗案立案侦查。2013年12月23日，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队经过核实，证实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刑侦大队于2012年12月间，陆续抓获涉嫌复制他人银行卡进行盗刷的犯罪嫌疑人甘志勇、甘志敏、甘永宗等五人，在查获四本嫌疑人用于登记复制他人银行卡的卡号的账簿中发现其中一张卡号为：62×××69为工商银行的卡，卡主为：刘德纯。”2015年12月21日，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甘志勇、甘志敏、甘永宗、钟少伟、陈志圣等五人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作出（2015）丰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的盗刷银行卡犯罪事实中没有刘德纯被窃取银行卡信息、被盗刷银行卡的相关情节。该判决已经生效，本院依申请调取了该判决书。以上事实，有原告刘德纯举示的银行卡开户信息、账户清单、借记卡、银行卡交易清单、报警回执、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讯问笔录、证明、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被告工商银行大同支行举示的牡丹卡开户申请表、业务交易凭证、刷卡消费凭证、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经庭审当庭举证、质证，可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刘德纯在被告工商银行大同支行处开办银行卡，双方因此形成储蓄合同关系。刘德纯负有妥善保管卡片、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交易密码的义务；被告工商银行大同支行则负有保障刘德纯账户安全，并根据双方约定的方式支付相应钱款的义务。第一，本案刘德纯主张其银行卡内的存款是被他人用“伪卡”盗刷，但刘德纯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其一，虽然刘德纯举示证据证明其银行卡发生交易的地点是在湖南高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POS机，但是交易发生时间是2012年11月13日，而刘德纯报警时间是时隔2天后的2012年11月15日。结合银行卡交易时间、地点以及报警时间看，不足以认定上述银行卡交易是“伪卡”交易。其二，虽然刘德纯举示的公安机关《证明》中载明在甘志勇等人账簿中载有刘德纯的银行卡卡号，但是不管是之后公安机关对阮志宏的讯问，还是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甘志勇、甘志敏、甘永宗、钟少伟、陈志圣等五人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作出的（2015）丰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中，均未能证实刘德纯的银行卡被非法复制、盗刷。第二，刘德纯在开户时签署《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确认收到、知悉并认可工商银行大同支行的各项业务章程、服务协议和制度规定。其中，《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第十四条约定：“对于预留密码的账户，凡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行为”。工商银行大同支行在密码正确的情况下支付案涉银行卡交易款项532400元，属于按双方约定方式支付相应钱款的行为，并未构成违约。第三，刘德纯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工商银行大同支行存在其他违约情形。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德纯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银�卡交易是“伪卡”交易，也不能证明工商银行大同支行存在其他违约情形，故刘德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求缺乏充足的证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德纯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2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4662元，由原告刘德纯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振泰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洪晓君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