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702民初3256号
原告：区军文，男，，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
法定代理人：伍某，女，1974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县。系区军文的妻子。
委托代理人：麦国宽，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振桑，，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试验区。
委托代理人:周文靖，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柯海碧，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友宜，男，，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
委托代理人:庄军元，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区军文诉被告刘振桑、程友宜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区军文的委托代理人麦国宽，被告刘振桑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文靖、柯海碧，被告程友宜及其委托代理人庄军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区军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振桑、程友宜赔偿1879237.87元给原告区军文，并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程友宜在位于云浮市××塘镇格木桥转移基地内的工厂定做了一批大理石装修材料，于2015年12月20日晚上要求原告区军文装运该大理石送到阳江市海陵岛闸坡保利度假村。到达后，被告程友宜聘请被告刘振桑开叉车来落货，在落货过程中，由于被告刘振桑操作不当，造成大理石脱落砸伤原告区军文。原告区军文受伤后送到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天后，因受伤严重转院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住院期间为2015年12月24日至2016年1月27日，共计33天。病情稳定后，再转院回到云浮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为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3月26日，共计59天。被诊断为：1、高位颈髓损伤；2、截瘫；3、××部感染；4、C3-7后路椎板单开门减压蒸馏+钢板内固定术后；5、气管切开术后。出院后，注意加强营养，住院期间留陪人一人。根据《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有关规定，至起诉前原告损失如下：1、医药费：278264.07元（15089.59元+202636.96元+60537.52元）；2、住院伙食费补助费：9500.00元，【（3天+33天+59天）×100元/天】；3、营养费：5000.00元；4、护理费：12350.00元；【（3天+33天+59天）×130元/天】；5、误工费32892.30元；【（3天+33天+59天+94天）×62652元/年÷12月÷30天】；6、残疾赔偿金：267208.00元（13360.4元/年×20年×100%）；7、被抚养人生活费：272023.5元[原告区军文父亲区永念的生活费70319元（11103元/年×19年×100%÷3）、母亲陈银嫦的生活费74020元（11103元/年×20年×100%÷3）、儿子区子永的生活费27757.5元（11103元/年×5年×100%÷2）、区子扬生活费为99927元（11103元/年×18年×100%÷2）];8、后期护理费：949000.00元（20年×365天×130元/天）9、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10、鉴定费：3000.00元；以上十项合计为1853264.77元。二被告的行为造成的原告损失了1879237.87元，因此，二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判如所请。
被告刘振桑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由程友宜雇请，被告根据程有宜及区军文的指示和要求提供劳务，其中被告与程友宜口头约定按日计酬，被告到现场后根据区军文的指示和要求，将石材从货车叉落，然后根据被告程友宜的指示和要求将定制的石材安放至特定的位置，据此，被告与程友宜是劳务关系；被告刘振桑不存在过错，首先，作业的现场是符合叉车作业的环境。当时货车停放在保利大道中间的绿化带附近的路面，当时该路段尚未通车，几乎没有行人或者车辆，这种情况是叉车进行作业的合理环境，其次，本案打开货车车栏是由原告区军文负责，安放石材的位置由程友宜负责指示，被告刘振桑在叉运石材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操作上的过错；根据本案证据，无法反应原告受伤和被告刘振桑有关，刘振桑是在叉运石材回到货车附近，发现原告已经受伤的情况。本案过错在于被告程友宜及原告区军文。被告程友宜购买石材并没有对石材的包装采取合理的措施，原告区军文因自身情况遭受损伤，该两者过错与被告刘振桑无关。
被告程友宜辩称：2015年12月21日早上，被告因有一车石头需使用叉车卸货，通过电话联系了案外人陈土换。于是陈土换联系了案外人郭达培，后郭达培又通过电话联系了被告刘振桑承接了此业务，双方口头约定卸货费400元，卸完货后支付。事实上，被告程友宜与被告刘振桑并不认识，有关叉车事宜都是和郭达培商谈的。通完电话后，郭达培、刘振桑先后来到工地，当时叉车是由刘振桑驾驶过来的。卸货时，由刘振桑自行驾驶叉车独立进行卸货。被告程友宜与被告刘振桑之间不存在雇佣（或劳务）关系。在本案中，被告通过电话联系上郭达培后，将涉案石头卸货工作交由郭达培、刘振桑自备工具（叉车）通过自身技能独立完成，其工具（叉车）以及叉车操作技术对完成该项工作起到决定性作用。郭达培、刘振桑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被告按量一次性支付报酬，且卸货时被告不在卸货现场，没有对卸货的作业过程作出具体指挥，双方之间地位平等。程友宜事前没有见过刘振桑，更无向刘振桑提起任何工资要求或工资支付方式等事项，从没有对刘振桑作出雇请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对刘振桑的卸货工作作出具体指令。显然，程友宜与刘振桑之间不存在人身控制、支配、从属和管理关系。据此，被告程友宜与被告刘振桑之间不存在雇佣（或劳务）关系。因此，被告程友宜既不是侵权行为人，也不是事故责任人，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程友宜对原告的损失负有相应过错，故不存在赔偿责任问题，被告程友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应当就其损害后果与两被告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实其受伤的过程、原因等，也不能证实其受伤与程友宜有关，更无法证实程友宜对其人身损害负有过错。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系原告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刘振桑未依照驾驶叉车的相关操作规则进行才导致的，因此所造成的损失理应由原告及刘振桑承担。原告是货车司机，在刘振桑驾驶叉车卸货时何以站立在货车旁边？刘振桑何以允许他人站立在危险作业区域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均应清楚地知悉在他人卸货站立在货车旁边的危险，事故完全是因原告自身未注意安全及刘振桑未依照驾驶叉车的相关操作规则进行所致。此外，根据阳江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证实，家属在没有医嘱建议转入其他专业或上级医院治疗，且在医方明确告知转院途中有病情加重的情况下，仍要求转院治疗。对此，被告认为根据医生的意见可证实原告无转院治疗的必要性，对扩大的损失应自行承担。涉案石头是由石材厂委托了物流公司承运的，该公司指派了原告为送货司机，原告诉称系程友宜要求其装运该大理石不是事实。原告作为物流公司委派的送货司机，如其是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完全可以由原告自身所在的单位的劳动保险（工伤待遇）予以解决。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以坚持填补损失为原则，如原告已获得了相关赔偿后仍提起本次诉讼，则属于重复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即使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部分无事实依据，且赔偿金额过高。误工费的计算标准错误，原告没有提供工资发放流水、完税证明等证据证实其实际误工损失，也未能提供货运从业资格证、运输许可证及其前三年从事运输工作的收入情况等证据，因此其按交通运输业收入索赔误工费缺乏依据，原告的误工费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245.6元/年的标准计算。原告营养费的索赔无医疗机构的证明和意见，应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错误，应分别按12245.6元/年、10043.2元/年计算，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仅有兄弟姐妹3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原告的需抚养人有4人，其主张的年赔偿总额已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故应予纠正，即年赔偿总额不能超过10043.2元/年。原告主张一次性支付20年的后期护理费缺乏理据。首先，根据原告伤情，出院后护理应当按照三到五年支持，且护理费的计算标准过高，超过了当地护工的报酬标准。其次，若一次性支持20年的护理费用，会产生“久病床头无孝子”的现象，将受害人本应享有的大额护理费用挪作他用。因此，即便支持较长的出院后护理期，也应当“分期支付”，即先支付三到五年，待期满后再行主张。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被告不是侵权行为人，对原告的损失也不负有过错。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的损失应当向真正的侵权责任人主张或向原告的用工单位申报工伤保险待遇，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诉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被告程友宜到云浮市购买大理石石材，并将石材交给云浮市宏扬宏石材有限公司设计加工。加工完成后，该公司按照与被告程友宜口头约定按照一般的商业习惯为程友宜聘请运输车辆，将加工好的石材运输到阳江市海陵岛试验区保利度假村，所需运费由被告程友宜负担。2015年12月21日上午大约8时，原告区军文驾驶粤Ｗ×××××号平板大货车将上述石材运送到阳江市海陵岛试验区保利度假村。程友宜请来被告刘振桑卸御石材，由被告刘振桑自行开叉车将石材从大货车上卸下并运送到被告程友宜指定的工地上，工程价款400元。在卸石材过程中，原告区军文被石材砸伤。对于受伤的过程，原告区军文自述称：原告站在平板车旁边，刘振桑驾驶叉车卸货，卸石材时，叉车叉住包装石材的木箱后退，边后退边摆动叉车臂转弯，叉车叉的木箱碰到了另一个木箱，被碰到的木箱从货车上掉下来，砸到了原告的颈部和后背上，造成原告受伤的事故，事故发生时，在场人只有原告区军文和被告刘振桑。被告刘振桑称：其从平板大货车上叉住石材卸下并将石材运送到约100米远处的工地上，回到大货车时才发现原告区军文被掉落的石材压倒在大货车旁边，大理石材压在原告的肩膀和背上。被告程友宜称：不清楚原告受伤的过程，原告受伤后，被告程友宜、刘振桑和后来的工人一起把原告区军文从被压着的石材中移出来，大约10几分钟后，救护车到来并将原告送往医院救治。
2015年12月21日，原告被送到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同年12月24日出院，住院治疗4天，诊断为：1、脊髓损伤并四肢瘫；2、颈椎、腰椎骨挫伤；3、颈椎、腰椎旁软组织挫伤；4、颈椎、腰椎间盘突出；5、右额部裂伤；6、侵袭性血流感染。用去医疗费15089.59元。2015年12月24日至2016年1月27日，原告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治疗33天，诊断为：1、高位颈髓损伤；2、截瘫；3、××部感染；4、C3-7后路椎板单开门减压+钢板内固定术后；5、气管切开术后。医疗费202636.96元（44553.99元+158082.97元）。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3月26日，原告在云浮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治疗59天，诊断为：1、高位颈髓损伤；2、截瘫；3、C3-7后路椎板单开门减压+钢板内固定术后；4、气管切开术后；5、低蛋白血症；6、肝功能损害；7、左第八肋弓骨折；8、尿路感染；9、急性支气管炎；10、右下××；11、高脂血症；12、骶尾部压疮；医疗费60487.52元（1227.10元+59260.42元）。2016年6月22日，原告向广东中天司法鉴定所申请进行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法医学鉴定，2016年6月28日，该所作出广中司鉴所【2016】临鉴字第3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评定被鉴定人区军文颈髓损伤致四肢瘫伤残等级为Ⅰ（一）级；2、评定被鉴定人区军文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司法鉴定费2300元。2016年8月22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如诉称。
本案在审理中，原告认为，事故发生后，程友宜、刘振桑到阳江市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海陵派出所接受调查，要求本院向上述两单位调取相关材料，但上述两单位反映，没有关于该事故的相关材料。事故发生后，被告程友宜支付了原告在滨海医院的治疗费3368.5元。
再查明，原告区军文系农业家庭户口，从事货车运输，其与妻子伍某2002年2月6日生育儿子区子永、2015年6月19日生育儿子区子杨；原告区军文父亲区永念（1954年7月7日生），母亲陈银嫦（1957年3月1日生）生育子女3人。被告刘振桑没有领取驾驶叉车作业资质证书。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病历、诊断证明、医药费发票、费用明细、出入院出院记录、证明、鉴定意见书、发票，被告提供的身份证、医疗费发票、收据、照片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调查材料等为证，经综合分析，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程友宜在云浮购买石材加工完毕后，由石材加工企业按一般商业习惯将石材交给原告运输，程友宜向原告支付运费，程友宜与原告之间形成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石材被运到停放地点后，程友宜将卸石材，并搬运石材到指定的工地停放等工作交给被告刘振桑完成，程友宜支付报酬价款，刘振桑按程友宜的要求，使用自己的叉车完成工作，程友宜与刘振桑之间形成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原告与刘振桑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刘振桑在卸御石材过程中，因操作不当造成大理石材脱落砸伤原告，要求刘振桑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原告应承担被告刘振桑侵权的举证责任。一是要举证刘振桑驾驶叉车卸石材过程中造成大理石脱落砸伤了原告，存在过错，被告刘振桑的过错行为与原告受伤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原告没有过错；三是原告受伤、产生损失。本案中，原告受伤发生损失，有原告提供的诊断证明书、入院、出院记录，医疗费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受伤的原因，以及原告受伤是否与被告的过错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告称，发生事故时，在场人仅有原告及被告刘振桑两人在场，所以没有其他证人可以作证；原告又称，事故发生后，程友宜、刘振桑到阳江市海陵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海陵派出所接受调查，但上述两单位均反映没有关于该事故的相关材料。原告陈述事故发生经过：刘振桑驾驶叉车叉住一箱石材边往后退边摆动叉车臂转弯，叉车叉的木箱碰到了另一木箱，被碰到的木箱从货车上掉下来，砸到了原告造成事故的发生。而刘振桑陈述事故经过：刘振桑驾驶叉车卸下石材送至工地指定地点后，返回到卸货地点才发现原告被石材砸伤。而程友宜提供的事故发生后的现场照片可见：叉车停在大货车旁边不远处，靠近大货车旁有一跌落地上的一箱石材，远离旁边还有另一箱石材。因此，现场照片与原告的陈述较为吻合，而与刘振桑的陈述相矛盾：如果刘振桑的陈述属实，那么地上极有可能是靠近大货车旁的一箱石材。综上分析，本院推定原告陈述的事故发生经过较为真实。对于该事故的发生，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刘振桑的行为对于事故的过错程度，刘振桑也没有证据证实原告行为对于事故的过错程度。另外，原告在完成运输石材工作后，在刘振桑驾驶叉车卸石材中，仍然在卸货现场并站在大货车的旁边，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原告在受伤事故中，明显存在过错。综上分析，本院推定，原告区军文和被告刘振桑对于事故的发生均有过错，两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程友宜将卸御石材工作交给被告刘振桑完成，没有注意审查被告刘振桑的驾驶叉车资质，致使不具有驾驶叉车资质的刘振桑驾驶叉车，造成事故，被告程友宜存在审查不当，应适当分担一定的责任，在刘振桑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20%的责任。因此，对于原告在事故中的经济损失，应由刘振桑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程有宜承担10%的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结合原告的请求，本院核定原告方于本次事故中的损失有：1、医疗费：278214.07元（15089.59元+202636.96元+60487.52元）；2、住院伙食费：9500元【（3天+33天+59天）×100元/天】；3、护理费：9975元【（3天+33天+59天）×105元/天】；4、营养费：原告没有提供其需要加强营养的证据，故其请求营养费5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5、误工费：32441.72元，2015年12月21日起计至定残前一日（即2016年6月27日止），误工189天，参照道路运输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2652元计算，误工费为32441.72元（62652元/年÷365天×189天）；6、残疾赔偿金：267200.8元（13360.04元/年×20年×100%）；7、被扶养人生活费：对原告父亲区永念：66618元（11103元/年×18年×100%÷3人），对原告母亲陈银嫦：70319元（11103元/年×19年×100%÷3人）；对原告儿子区子永：22206元（11103元/年×4年×100%÷2人）；对原告儿子区子扬：94375.5元（11103元/年×17年×100%÷2人）；8、后期护理费，原告经评定需要完全护理依赖，故对原告请求按最长护理期限20年计算，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但考虑到原告经继续治疗，病情会继续好转的可能，因此本案先予以支持5年内的护理费，以后需要继续护理依赖的，原告可另行起诉处理，故护理费为191625元（5年×365天/年×105元/天）；9、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原告因本次交故造成身体伤残，精神创伤较为严重，因原、被告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故其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酌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5000元；10、伤残鉴定费：2300元。以上10项损失合共1069775.09元。上述款项中，被告刘振桑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427910.04元（1069775.09元×40%）；被告程友宜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106977.51元（1069775.51元×10%），被告程友宜已赔偿3368.5元，尚应赔偿103609.01元给原告。原告区军文在本次起诉请求中，超出本院所核定的数额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振桑赔偿经济损失427910.04元给原告区军文，该款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完毕；
二、被告程有宜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103609.01元给原告区军文，该款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完毕；
三、驳回原告区军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1713元，由原告区军文负担10000元，被告刘振桑负担10000元，被告程有宜负担171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敖国德
人民陪审员 卢盛恒
人民陪审员 梁孔成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童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