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芝商再初字第1号
原审原告：张士绪，男，194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迟宗媛，山东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烟台市联谊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全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校刚，男，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办事处联华居委会工作人员。
原审原告张士绪与原审被告烟台市联谊实业有限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8月26日作出（2010）芝商初字第36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3年10月8日，本院作出（2012）芝民监字第3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张士绪及其委托代理人迟宗媛、原审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高校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5月28日，原审原告张士绪起诉至本院称，1997年至1998年间，烟台市文具厂（以下简称文具厂）欠我塑料制品价款22856.75元，文具厂向我出具了相关收货单据，现文具厂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告系文具厂的主管部门，应对文具厂的负债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判令文具厂偿付塑料制品款22856.75元，并由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被告辩称，我公司系文具厂的主管部门，文具厂也确实曾在原告处购买过塑料制品，但文具厂已将价款全部支付给了原告，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1、被告及文具厂的工商档案登记各一份。以证明被告是文具厂的主管部门，文具厂已于1999年6月24日被工商机关注销登记；
2、1997年至1999年间有文具厂周姓工作人员签字的收条25份，金额共计49025.90元。其中时间分别为1997年4月23日、9月10日、9月20日、9月23日、6月27日、11月4日、6月27日、1998年7月20日、9月21日、8月31日、11月6日、3月30日的12份收条原告提交了原件，该12份收条金额合计22856.75元，另外金额合计为26169.15元的13份收条原告没有提交原件。以证明文具厂欠付其塑料制品价款为49025.90元。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及收条一宗。被告提交上述证据的目的，是用于证明文具厂曾分多次共向原告偿付塑料制品价款合计24722元。
原告于2010年5月28日具状请求文具厂和被告连带偿还其价款22856.75元。庭审中，原告撤回了对文具厂的告诉，并变更其诉讼请求被告偿付其塑料制品款49025.90元。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及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中的12份有原件的收条没有异议，认可文具厂曾购买过原告价款为22856.75元的塑料制品；对于另外13份仅有复印件的收条，被告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件以确定其真伪性，原告对此不能提供该13份收条原件；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及其所要证明的事实均无异议。
本院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亦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原告不能提供13份收条的原件，被告亦当庭提出异议，该13份复印件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清偿13份复印件收条项下的欠款26169.15元无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佐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文具厂曾购买过其价款为22856.75元的塑料制品，而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文具厂已经向原告支付了价款24722元，故原告主张被告清偿欠付的塑料制品款22856.75元应予驳回，被告的辩解理由成立。综上所述，本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张士绪对被告烟台市联谊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原告张士绪自行负担（已交纳）。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
本院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诉称，在我委托张秀芳向文具厂索款前，文具厂实际欠我货款为20000余元，而非49025.94元。根据2009年2月19日文具厂原厂长高校刚出具的证明和双方多次核对账目，文具厂现已不欠我的货款。但文具厂收到收货条后应将货款支付给我而不是他人。基于被告系文具厂的法人企业和主管部门，故请求判令被告偿付货款26169.15元。
原审被告辩称，原告在诉前曾和张秀芳及相关人员一起到我处索款，我们凭单据付款，并在付清款项后收回单据并无过错，请法院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再审查明，2000年6、7月份，张秀芳在给原告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今代替张士绪师傅要款收到其文具厂欠款单据25张，总额人民币肆万玖仟零贰拾伍元玖角整。”之后，张秀芳未为原告索回货款。2008年6月份，张秀芳将原告交给的25张收货条中的12张（原件）返还给了原告，余13张收货条未还。为此，原告曾于2008年7月将张秀芳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张秀芳返还13张收货条原件或赔偿货款损失26169.15元。本院经审理认为，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张秀芳丢失单据致金额为26169.15元的债务已损失，故原告直接起诉张秀芳赔偿损失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2009年1月5日，本院作出（2008）芝民社一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张士绪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09年6月1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烟民四终字第6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5月28日，原告将烟台市文具厂、烟台市联谊实业有限公司诉至本院（原审），本院于2010年8月26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0年11月29日，原告再次将张秀芳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张秀芳赔偿货款损失26169.15元。本院以（2011）芝民社一初字第132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受理。现该案因需本案再审结果而中止审理。
原审中，原告提供的12张收货条（原件）载明的收货起始时间为1997年4月23日至1998年11月6日，金额合计22856.75元；13张收货条（复印件）载明的收货起始时间为1996年5月8日至1997年1月27日（其中有两张收货条未注明时间）；烟台市联谊实业有限公司用于抗辩原告12张收货条的欠款而提供的收款收据及收条载明的付款起始时间为1995年12月18日至1999年12月5日，支付货款总额为25223.94元。其中，1997年4月23日之前支付货款的数额为18723.94元。原告称，我和原告发生的业务共计货款约50000元，期间我跟被告要款时，被告预付给我部分货款，讲不清楚所付的款是哪一笔货款，我和被告只能通过总的账目来结算。原、被告对原告在与文具厂发生业务期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供货付款过程中也没有按交易习惯先供货后付款或即时清结，而是据口头要约付款和供货，有时先付款后供货，有时先供货后付款，且每次供货价款与付款额亦不相对应的事实质证一致。
2009年2月19日，文具厂原厂长高校刚在给本院出具的证明中载明：“原烟台市文具厂欠张士绪包装物款委托张秀芳由社会闲散人员索取（共来三次）款项已全部付给他们，由于时间太长，收条已丢失。特此证明。附：原件是否收回已忘记，是否收到钱，张士绪问张秀芳可知”。
张秀芳在本院（2008）芝民社一初字第126号和本院（2011）芝民社一初字第132号原告张士绪与被告张秀芳委托合同纠纷两案中曾辩称，其收到原告的欠款单据中有12张欠条的货款，债务人已支付给了原告；收货条原件在其索款过程中被烟台文具厂收回了13张。
本案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一）原告所提供的文具厂原厂长高校刚出具的证明材料，与原、被告的陈述及张秀芳在本院（2008）芝民社一初字第126号和本院（2011）芝民社一初字第132号原告张士绪与被告张秀芳委托合同纠纷两案中关于“其收到原告的欠款单据中有12张欠条的货款，债务人已支付给了原告；收货条原件在其索款过程中被烟台文具厂收回了13张。”的答辩意见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文具厂在原告委托张秀芳索款前，已将相当于12张收条（原件）价款为22856.75元的货款支付给了原告，原告给文具厂出具收款条后，文具厂未向原告索取收货条的事实。在原告委托张秀芳向文具厂索款后，原告和张秀芳均先后与相关人员持文具厂向原告出具的收货单据到文具厂索款。索款人持原告的债权凭证索款的行为足以让文具厂认为是原告的代理行为。被告藉此收回债权凭证，向索款人支付相应价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虽然被告提供的付款总额为25223.94元的收款收据及收条中有18723.94元系1997年4月23日之前支付，但由于买卖双方在多次业务往来中仅是根据口头要约付款和供货，且供货和付款的时间、数额亦不相对应，双方只能按总货款计付，因此，被告在原告持12张收货条（原件）向其索款时，提供原告出具的相当于该货款额的收款条进行抗辩，并无不当。故原告要求被告偿付货款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0）芝商初字第369号民事判决。
原审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原审原告张士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逄守涛
审 判 员 徐海田
人民陪审员 姜崇军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