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商外终字第37号
上诉人：李菲菲。
委托代理人：陈华生。
委托代理人：何涛。
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西路**号。
诉讼代表人：李雪良。
委托代理人：王兴伟。
委托代理人：孙磊。
原审被告：浙江星豪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高安龙。
原审被告：杭州大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天荷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忠，总经理。
原审被告：浙江大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绿洲花园**幢****室。
法定代表人：周益民。
原审被告：高安龙，现羁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杭州德颖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九昌路*号楼*层。
法定代表人：高玉祥。
上诉人李菲菲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原审被告浙江星豪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豪公司）、杭州大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容公司）、浙江大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周公司）、高安龙、杭州德颖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颖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商外初字第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4月16日对本案公开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李菲菲的委托代理人陈华生，被上诉人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王兴伟、孙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6月21日，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李菲菲签订编号ZD9503201128017801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李菲菲以其所有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23、25号，房屋产权证号为杭房权证下移字第××号、杭房权证下移字第××号的房产所有权，为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在2011年6月21日至2012年5月16日期间向星豪公司连续提供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3739650元的主债权余额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一切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等，并对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不足以清偿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李菲菲在合同落款上签名并注明其本人的原居民身份证号码。合同签订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李菲菲未在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出具的《担保确认书》上签字。留存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处的《担保确认书》上李菲菲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
2011年6月22日，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大容公司签订编号ZB95032011280178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大容公司为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在2011年6月22日至2012年5月16日期间内，向星豪公司连续提供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主债权余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一切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等。同日，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分别与大周实业、高安龙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大周实业、高安龙分别为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在2011年6月22日至2012年5月16日期间内，向星豪公司连续提供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700万元的主债权余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一切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等。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约定，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保证人在其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保证人在此明确放弃要求先履行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抗辩。
2011年6月22日，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向星豪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2700万元，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贷款期限自2011年6月22日至2012年6月22日止，年利率为7.8875%；逾期罚息利率为逾期当日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同日，星豪公司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附提款申请书中申请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按照“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对外支付借款资金，并注明“星豪公司向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提交商务合同及真实反映借款人支付义务的与借款用途有关的书面文件”。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根据星豪公司提供的其与杭州福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公司）签订的购买价值人民币2786万元二甘醇的购销合同，将贷款人民币2700万元划入星豪公司账户再划转至福田公司账户。2011年6月22日，李菲菲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部办理“轻松理财卡”。
2011年10月20日，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德颖公司签订编号YB950320112807801的《保证合同》，约定由德颖公司为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主合同提供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700万元的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保证人在其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保证人在此明确放弃要求先履行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抗辩。
2012年6月，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作为融资行，星豪公司作为借款人，高安龙作为担保人之一在《贷款展期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其他担保人包括大周实业、大容公司、李菲菲均未签字或者盖章确认。高安龙在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期间作出“高安龙无法兑现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的展期事项，若在刑事拘留结束后的20天内不归还贷款本金200万元，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可以宣布星豪公司的展期贷款提前到期”的承诺。
2012年6月22日，本案所涉贷款到期，星豪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本金，其他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责任。截止2012年8月24日，星豪公司尚欠浦发银行保俶支行贷款本金人民币2700万元，从2011年9月21日计算至2012年8月24日的利息人民币832712.5元及罚息人民币559026.56元。
另查明：星豪公司于2005年1月11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高安龙，股东为浙江德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安龙、郑安，经营范围包括煤炭批发、化工产品销售等；该公司已经参加2009年、2010年企业年检，并于2012年5月22日申请2011年企业年检，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经受理、正在审查。福田公司于1998年10月27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蒋宝顺，股东为蒋宝顺、高月凤，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零售化工原料、金属材料等；该公司未参加2011年、2012年企业年检。根据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在高安龙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侦查，查明福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高安龙。在本案审理期间，经查，福田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住所地查无此公司。
再查明：李菲菲持有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签发日期为2008年6月。2013年3月，高安龙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意见书载明的高安龙犯罪事实中不涉及本案所涉借款。2013年6月13日，李菲菲以高安龙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由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报案，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已经受理但至今未予以立案侦查。
2012年6月22日，星豪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经多次催讨无果后，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星豪公司立即归还贷款本金人民币2700万元，支付利息人民币1391739.06元（暂计至2012年8月24日，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2、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对李菲菲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23号、凤起路25号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李菲菲对抵押物不足以清偿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大容公司在其最高额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大周实业、高安龙、德颖公司对星豪公司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等。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本案管辖地的问题。因星豪公司、大容公司、大周公司、高安龙、德颖公司的住所地均在浙江省杭州市，属于原审法院管辖范围，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二、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因星豪公司、大周公司、高安龙、德颖公司未出庭，也未选择适用法律，而本案所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合同履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适用内地法律。
三、关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及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1、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2、李菲菲认为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在履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过程中主观上存在过错的理由是，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未经审慎审查即将本案所涉贷款人民币2700万元打入福田公司账户以及福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借款人星豪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安龙。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银行与借款人达成借款合意后对贷款如何发放可以作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约定。因星豪公司申请贷款人民币2700万元的用途是流动资金周转，故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根据其申请，并结合合同中约定的贷款用途，将该笔款项打入星豪公司账户再划转至其他公司账户，符合双方约定，并不存在违规行为；其次，从工商登记材料来看，福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高安龙或者星豪公司，股东也不是高安龙或者星豪公司，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无从知晓福田公司与星豪公司或者星豪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安龙的关系，也无法判定星豪公司与福田公司是否为关联公司，故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对星豪公司提供的其与福田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只限于形式审查；再次，虽然福田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人民币1200万元，也未参加2011年度、2012年度企业年检，但现有法律法规没有关于“企业只能从事注册资金金额范围内的交易”之规定，也没有关于“不参加年检的企业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违法或无效”之规定，故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在对福田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进行了形式审查后，认为福田公司与星豪公司进行化学原料的购销并未超越二公司的经营范围，从而认定该购销合同真实，已经尽到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审慎注意义务，主观上没有过错。
四、关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被告李菲菲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虽然李菲菲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经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因李菲菲是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部而非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办理“轻松理财卡”，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对李菲菲当时的身份是否是大陆居民并不清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明知李菲菲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而故意要求其以大陆居民身份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事实；其次，虽然李菲菲是以大陆居民而非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但无论李菲菲的身份如何，其在该合同落款处的签字真实无误，该合同的签订是李菲菲的真实意思表示，李菲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其为星豪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这一事实及其法律后果、作为抵押担保人需承担的民事责任完全知晓；再次，虽然留存在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的《担保确认书》上李菲菲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为，李菲菲也从未在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出具的《担保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但《担保确认书》就其性质而言，既不是担保合同的附件，也不是确认担保人是否作出担保意思表示的前提条件或者担保合同成立的要件，故李菲菲是否在《担保确认书》上签字不影响《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由此，本案所涉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物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李菲菲提出“涉及港澳台居民的不动产所有事宜必须经过公证”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李菲菲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有权对李菲菲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有权要求李菲菲对抵押物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关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是否与星豪公司就本案所涉借款达成新合意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本案所涉借款即将到期时即2012年6月，高安龙作出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的承诺，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高安龙分别在《贷款展期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但鉴于《贷款展期协议书》上明确当事人中除融资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借款人星豪公司、担保人高安龙外，还有其他担保人包括大周实业、大容公司、李菲菲，而大周实业、大容公司、李菲菲均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确认，说明就本案所涉借款的展期问题，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高安龙曾经进行协商，并初步达成意向，但最终所有的当事人并未就借款展期问题协商一致并签订合同，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事人就本案所涉借款的展期达成新的合意或者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同意免除李菲菲的担保责任。
六、关于本案是否涉嫌犯罪，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1、根据高安龙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起诉意见书，本案所涉借款并不在高安龙涉嫌犯罪的事实中，且本案的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款项的主体是银行而非个人或者非金融企业，与高安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也没有必然联系；2、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原审法院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调查情况，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收到李菲菲关于高安龙涉嫌合同诈骗罪的报案后，尚未立案，故本案不存在与公安机关受理并正在立案侦查的案件有关的情形；3、李菲菲提出星豪公司将本案所涉借款转移至福田公司的行为涉嫌犯罪并无相应的证据，且根据本案调查查明的情况，公安机关从未对本案所涉人民币2700万元借款的资金流向进行调查，不能证明高安龙或者星豪公司存在诈骗的犯罪事实，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应由李菲菲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之规定，李菲菲要求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七、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大容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大周实业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高安龙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德颖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本案所涉借款到期后，星豪公司未依约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已经构成违约，故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有权要求星豪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罚息。鉴于本案所涉3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保证合同》中均约定“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保证人在其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保证人在此明确放弃要求先履行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抗辩”，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之规定，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有权分别要求大容公司对星豪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大周实业、高安龙、德颖公司对星豪公司人民币27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星豪公司、大周实业、高安龙、德颖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抗辩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16日判决如下：一、星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2700万元，支付利息人民币832712.5元、罚息人民币559026.56元（利息、罚息均计算至2012年8月24日止，从2012年8月25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的利息、罚息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计付）。二、如星豪公司未按期支付上述款项，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有权对李菲菲所有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23、25号，房屋产权证号为杭房权证下移字第××号、杭房权证下移字第××号的房产所有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上述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三、李菲菲对其所有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23、25号，房屋产权证号为杭房权证下移字第××号、杭房权证下移字第××号的房产所有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不足清偿浙江星豪煤炭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大容公司对星豪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人民币604708.33元，罚息人民币207046.87元（利息、罚息均计算至2012年8月24日止，从2012年8月25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的利息、罚息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计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大周公司、高安龙、德颖公司对星豪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75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188759元，由星豪公司负担，李菲菲、大周公司、高安龙、德颖公司负连带责任，大容公司对上述款项中的人民币71881元承担连带责任。
李菲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涉案《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涉嫌贷款诈骗，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已启动侦查监督程序，并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予立案理由”的检察建议，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应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在涉案贷款发放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审查不严、违规发放贷款的情形，对贷款无法收回的损失，其自身负有一定的过错。其一、贷款发放时，星豪公司已经营不善，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未对贷款申请人的单位财务报表、经营状况等进行实质性审查，最终导致巨额贷款被骗；其二，星豪公司贷款用途为向福田公司购买工业乙醇，但福田公司仅为注册资金为50万元的公司，根本无力履行巨额合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对贷款用途的审查不严；其三、李菲菲为香港居民，其为星豪公司提供的担保未经公证，自始无效；其四、李菲菲未签署过《担保确认书》，浦发银行保俶支行违反银行系统内部的规定，发放贷款程序存在重大过失；其五、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达成《贷款展期协议书》，李菲菲未在担保人一栏署名，故其担保责任因借款人和出借人形成新的借贷合同关系而宣告结束。综上，原判事实认定有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进行刑事侦查。
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答辩称：一、高安龙所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不涉及涉案贷款，本案不存在贷款诈骗情形。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在涉案贷款发放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其一、星豪公司与福田公司为完全独立的法人，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无法判断两家公司是否系关联企业，且银行对福田公司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并已尽到审慎职责；其二、李菲菲以大陆居民身份签署《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无处知悉其系香港居民的事实，且现有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涉港澳台居民民事行为必须经过公证；其三、担保确认书并不是担保合同的附件，也不是担保合同成立的条件，故李菲菲是否签署担保确认书，并不影响《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其四、贷款展期是对原贷款的宽限，并不是新的贷款，而且双方最终并未形成贷款展期。综上，原判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李菲菲提供了《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受案回执》和《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群众来信来访通知书》各1份，用以证明星豪公司、高安龙等人涉嫌贷款诈骗，且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的事实。浦发银行保俶支行质证认为，两份证据材料仅表明李菲菲向公安部门报案已被受理，但并没有立案，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李菲菲的报案尚处于受理阶段，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并未正式立案，不能证明高安龙涉嫌贷款诈骗，该两份证据材料均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及李菲菲是否应该承担担保责任。由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星豪公司、大容公司、大周公司、德颖公司、高安龙等住所地均在浙江省杭州市，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履行地亦在境内，各方当事人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均无异议，故对原审法院管辖权及本案法律适用，均予以确认。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否有效，需要审查借款人和出借人是否有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星豪公司向浦发银行保俶支行提供了借款用途证明，提供了大容公司、大周公司、德颖公司、高安龙、李菲菲等人的担保，并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亦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提供了相应的借款资金，借款人和出借人的上述行为均表明双方达成了借款的一致合议，且系真实意思表示，故《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对借款人星豪公司的经营状况，借款用途等需要进行审查，系银行为了控制贷款风险而作出的内部规定，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已尽到了相应的谨慎职责。本案中即使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对星豪公司的经营状况，借款的真实用途等审查过程中可能存有疏忽，但并不影响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李菲菲上诉称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对星豪公司审查不严，对福田公司审查不实，浦发银行保俶支行对违法发放贷款存在过错的辩称，不予支持。
李菲菲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签订了《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为星豪公司提供担保，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境外个人为境内公司提供担保必须事先得到批准或者经过公证，不管其以大陆居民的身份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在抵押合同上签字，均为其个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影响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李菲菲上诉称其系境外居民，未经公证，抵押合同自始无效的辩称，不予支持。
综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大容公司、大周公司、德颖公司、高安龙、李菲菲等人自愿为星豪公司提供担保，并分别与浦发银行保俶支行签订了相应的担保合同，上述合同均确认合法有效。贷款到期后，星豪公司无力偿还欠款，大容公司、大周公司、德颖公司、高安龙、李菲菲应承担担保责任。浦发银行保俶支行与星豪公司并未达成《贷款展期协议书》，故各方当事人均应该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日期归还借款。本案尚无证据证明高安龙等涉嫌贷款诈骗罪，李菲菲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759元，由李菲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裘剑锋
代理审判员 储宁玉
代理审判员 郑恩亮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