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16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传菊，女，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剑，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定代表人：潘锡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爱芳，女，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志刚，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传菊因与上诉人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长运公司）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5）天民一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传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剑、被上诉人济南长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爱芳、薛志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传菊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济南长运公司返还于传菊垫付款211066元，并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山东泉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13日所出具的鉴定报告中，审计人员所查明的涉案账目面余额为315211.43元，是长款而非短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济南长运公司对于于传菊保管的19张未入凭证29066元部分可以证实”无证据证明，更何况一审已经查明“在司法鉴定检材的财务账薄中，有关财务人员包括于传菊、李某某、苏某某、任某某等人，无法查清具体责任人，在此情况下却判令于传菊承担29066元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济南长运公司辩称，1．于传菊上诉理由中所说的司法鉴定内容与鉴定报告本身不符。司法鉴定报告并未认定长款，鉴定报告列举了五种假设，均不能证实真实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法鉴定是否短款及其短款数额。于传菊在上诉理由中所说的鉴定报告中审计查明账面余额是长款，与鉴定报告本身完全不符，无任何证据证实。2．19笔收入不记账款29066元完全能够认定，一审认定是正�的。（1）济南长运公司在一审所交证据中，4份询问笔录均证实于传菊明确认可有19笔收入29066元未记账（一开始认可30956元，后经查证2016年1月13日已交回1890元，剩余29066元未记账），于传菊将该款交回公司记账是完全正确的。（2）19笔未入账收据29066元是济南长运公司财务人员根据于传菊交出的7本收据存根逐一核对，剔除入账联后的剩余未入账联排查出来的。19笔未入账现金收入均有于传菊开具的收款收据，结合单据时间、金额和项目，证实于传菊收取了这19笔款，但未记账。（3）于传菊将未入账的29066元分批交回济南长运公司后，济南长运公司向于传菊开具收据，并记入济南长运公司六分公司集约车经营账。即对于29066元，济南长运公司已进行会计记账处理。3．根据工作职责范围和不记账的动机与目的，收入不记账与其他财务人员无关。本案有关财务人员虽然涉�其他3人，但于传菊是六分公司下设集约化经营车辆专职财务人员，苏某某和任某某先后负责记录现金账以外的往来成本账，李某某是六分公司财务人员，兼任集约化经营车辆的复核。于传菊本人负责开具收款收据并且收取现金、编制记账凭证并保管凭证、记录现金日记账、保管现金，后期还私自购买收据，其他人员只是复核和成本往来，不负责现金收支业务和记账凭证编制以及原始凭证保管，没有将现金收入不记账以及不附或少附原始凭证的动机和目的，也没有挪用公司资金的机会。另外，于传菊自认通过收入不记账等方式挪用公司资金。因此，作为收入不记账的直接专职责任人就是于传菊，理应由于传菊交回收入记入六分公司集约车账户。综上所述，于传菊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19笔未入账凭证29066元是完全正确的，二审法院应驳回于传菊的上诉。
济南长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于传菊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于传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于传菊自认挪用公司资金85970元的事实完全能够认定，不应判决退还；一审判决适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未确认于传菊自认证据，显然曲解法律。1．一审判决曲解法律，适用司法解释不当。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未确认于传菊在询问笔录、检讨书中先后四次明确承认的挪用公司资金85970元这一事实，是对法律的曲解。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是“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自认事实。本案于传菊交回涉案款项后，司法鉴定报告无法对相关账目长短�情况作出明确结论，于传菊也未举证证实其交回涉案款项存在不当，因此如果严格按照会计规则本案事实已无法查明，“自认的事实”也就不存在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之说，法院也就不能适用该条款否认于传菊自认的事实。2.于传菊交回库存短款182000元包括自认的挪用公司资金85970元，对自认85970元部分法院应予认定，不应判决退还。于传菊作为出纳员，保管着公司的现金，无论公司账目是否存在问题，都不允许于传菊将公司的资金拿回家用于偿还个人买房借款等消费。对于于传菊在询问笔录和检讨书中自己明确认可的挪用公司资金85970元这一事实，是经于传菊后来多次确认的事实，其自认从2003年10月其家中买房开始多次挪用公款用于偿还私人借款，在2006年2月16日于传菊的检讨书中明确承认“挪用公款85970元这个数是我仔细回忆抱着诚恳地实事求是得出的数目”，这一数据，如非于传菊亲自经历，不会准确到十位数。如果于传菊从未挪用公司资金，即使账面余额对不起来，也不会问心有愧，不会从家里拿钱来补工作上的失误。因此，对于双方对账时于传菊交回的短款182000元中，于传菊已对其中的85970元自认是挪用公司资金，用于家庭消费，对于自认挪用85970元这一部分款项法院应当认定，不能判决济南长运公司将该款返还给挪用款项的于传菊，否则就是颠倒是非，纵容违法行为。何况，本案是民事案件，不是刑事案件，相关民事法律并没有要求自认事实必须与查明的事实完全一致才能确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当，应由于传菊举证。1.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本案案由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民一终字87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了“于传菊与济南长运公司均认可于传菊将涉案款项交付济南长运公司系返还济南长运公司财产的行为”，“因于传菊认为不应返还济南长运公司涉案款项引发纠纷，于传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一审法院未严格按照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予以审理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重审中一审法院应当严格按照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进行审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民事案件举证规则，主张成立不当得利的于传菊应当对构成不当得利的三个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前，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假如济南长运公司要求于传菊交回涉案款项，则由济南长运公司负责举证；在于传菊返还济南长运公司财产后又认为不应当返还的情况下，应由于传菊承担举证责任。2.一审法院以“本案虽系不当得利纠纷，但双方之间的争议是在履行劳动关系过程中”为由，认定济南长运�司是保管财务凭证等证据一方，在本案纠纷中处于优势地位等等，带有明显的主观成见，没有基于本案是不当得利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的法律事实，也忽视了由于传菊制作会计凭证并保管凭证的重要事实。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会计凭证的编制及保管、原始单据的保管、现金日记账及现金保管均是于传菊本人，是其本人故意造成了2000年3月1日至2006年1月31日的财务混乱局面，目的是为挪用公司资金混淆是非，因此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会计凭证在2008年作为司法鉴定的检材时双方均未对于传菊经管凭证原始状态提出异议，不存在济南长运公司处于优势地位问题。3.一审法院推断“于传菊在2005年12月集中挪用大额款项却制作了现金收入的记账凭证而不附原始凭证，显然不符合常理”的事实不存在。虽然于传菊提出异议的四笔账目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2005年12月，但该期间并�是于传菊集中挪用公司资金的时间。于传菊自认从2003年10月开始挪用公司资金，其方式是通过少计收入、多记支出、撕毁收据（撕毁一本收据）等方式挪用公款。2005年12月相关凭证是于传菊亲自制作，并记录到现金日记账上的。作为具有财务专门知识的人员和完全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知道记账的后果。自己做凭证、记账自认，从而掏钱补足差额，看起来不符合常理，但恰好说明了其先前有侵占挪用事实，自知理亏想息事宁人。一审法院认为2005年底集中确认收入入账却无原始凭证不符合常理及准则没有事实依据，实际上，于传菊故意无原始凭证进行收入支出记账是常态，其在2005年底将以往未记账账目入账，是其不法行为被发现后迫不得已作出的自救措施。三、造成无法鉴定的直接责任人是于传菊。1.凭证缺少附件无法鉴定属于传菊故意所为。于传菊任职�纳和制作会计凭证时收付都应该有原始凭证，但其制作会计凭证时并未全部都附凭证上。原因在于于传菊要挪用公司资金，如果全部附原始凭证则很容易被人发现。由于分公司人员少，实际由其自己作凭证、附件并保管，同时兼任出纳，于是便有了可乘之机。于传菊自认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资金归个人和家庭使用，途径是采取收入不记账、故意多记支出少记收入、故意不附或少附原始凭证等方式。当于传菊采用不法手段挪用资金后，势必导致账目混乱，无法按规范的会计制度和规范进行审查，是导致无法鉴定“是否长短款”的根源。因司法鉴定费用系于传菊支付，鉴定报告不便明确写明直接责任人，但于传菊是直接责任人是显而易见的。2．2006年2月于传菊亲笔书写的检讨书及询问笔录，明确承认了不能平账的原因和短款的责任在其本人，另外承认失职丢失八本凭证，并且撕毁一本收据。济南长运公司从其抽屉中找到的19份未入账完好收据合计29066元，一审判决已经认定，间接证明其撕毁的那本收据（或几本也未可知）肯定存在未入账收入。但一审法院没有考虑撕毁的未入账收据，不认可检讨、询问等作为短款的有效证据，明知济南长运公司有损失却不认可。济南长运公司认为此证据属于自认书面有效证据，于传菊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其书写不真实或受胁迫，应当确定证据的效力。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济南长运公司已经完整提供了于传菊自己制作的会计凭证原始状态，已经完成了济南长运公司应尽责任。法院应基于于传菊挪用公款的目的及采取非法手段这一实际情况，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让于传菊自己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于传菊交回的18.2万元，是济南长运公司有权接收的公司资产，不应当退还给�传菊。于传菊交回的18.2万，是根据双方盘点时于传菊自己记录的现金日记账账面余额和实际库存现金及单据之和交回的差额，将短款补齐。涉案现金日记账是于传菊自己制作并记录经管的，记账凭证也是她制作的，相应的原始凭证由她保管，凭证编制人也是于传菊。作为出纳员，于传菊根据其记载的账面余额交回现款，是其应尽的职责，其主动交回款项避免受到刑事追究的动机，在其亲笔书写的检讨书中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想法和悔过检讨。于传菊不能证实自己记载的现金日记账存在何处错误，因为其存在不附或少附原始凭证、少记收入多记支出、收入不记账等非法手段和错误记账行为，其违反财务会计制度的行为和挪用公司资金的目的造成了本案无法鉴定。如果于传菊没有挪用公司资金，即使财务混乱也只是工作过失，在不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于传菊不会主�补齐库存短款。五、于传菊的起诉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法院应驳回于传菊起诉。一审法院对济南长运公司的此项答辩未予审理不当。于传菊于2009年7月15日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济民一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写明“要求支付其垫付的211065元现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可另行主张权利”，自其收到该判决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至2011年7月18日到天桥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时止，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3天时间，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事由，于传菊丧失胜诉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于传菊的诉讼请求。
于传菊辩称，关于济南长运公司所主张的85970元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因于传菊在交回211066元之前，济南长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联合单位的纪检部门及向公安及检察部门报案的方式方法对该公司员工于传菊进行各种恐吓，迫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书写了多份检讨书，该多份检讨书均没有事实依据，所以济南长运公司所主张的85970元没有事实基础，关于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问题，于传菊认为本案款项系发生在于传菊作为劳动者，济南长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中，济南长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保管财务凭证等各种账目，并制定公司规章制度，故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在济南长运公司。济南长运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于传菊不予认可，依法应予驳回。
于传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济南长运公司返还垫付款211066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11066元为基数，自2006年1月16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济南长运公司负担。诉讼中，于传菊增加诉讼请求：判令济南长运公司支付鉴定费4万元，鉴定人员出庭费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传菊原系济南长运公司职工，于2000年3月调入济南长运公司的六分公司财务科任集约车辆会计。双方劳动关系履行期间，济南长运公司在对于传菊工作期间所从事的财务工作进行企业内部审计时发现短款211066元，后于传菊分数次向济南长运公司交纳款项211066元，该款项未在济南长运公司的六分公司以冲销上述短款而进行会计记账处理。2006年2月15日、同年2月16日、同年2月18日、同年2月19日，济南长运公司对于财务短款等问题向于传菊制作了询问笔录，于传菊也向济南长运公司出具了检讨书。2006年2月28日，济南长运公司做出济长运（2006）8号关于开除于传菊厂籍的决定的文件。该文件内容为：“公司各单位、工会：于传菊…经查实：自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六年一月，于传菊利用职务之便，采取侵占、挪用等手段，造成库存现金短�且数额较大，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于传菊承认其错误事实，并已全部退赔了所短款项。于传菊身为企业财务人员，违反财务纪律，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资金，数额较大，情节特别严重。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五款、第六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经公司研究，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给予于传菊开除厂籍处分，同时解除劳动合同。本决定自行文之日起生效。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同日，济南长运公司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于传菊未再到济南长运公司上班。2006年4月25日，于传菊于向济南市天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后又于2006年5月31日撤回仲裁申诉。2007年11月13日，于传菊再次向济南市天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后于传菊对该仲裁决定书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判令济南长运公司立即撤销对于传菊作出的开除厂籍的决定；2.判令济南长运公司对于传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并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3.判令济南长运公司立即支付于传菊2006年1月至2月份的工资差额1512元，自2006年3月份起于传菊的工资、各项社会保险及福利等待遇继续由济南长运公司支付；4.判令济南长运公司立即支付于传菊垫付的211066元现款及利息；5.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由济南长运公司承担。该案审理过程中，于传菊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于传菊在济南长运公司处工作时经手的自2000年3月1日至2006年1月31日集约经营车辆财务会计凭证、账目进行鉴定。山东某某公司于2008年6月13日出具了鲁泉会事法鉴字（2008）第021号鉴定报告（以下简称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的分析鉴定部分载明，“鉴于以上分析，鉴定小组分析本次鉴定集中结果如下：（1）假定所有会计�证和账簿必须按照会计制度和规范要求制作，违反规定的凭证和账簿即为差错而调整，则调整后的2006年1月31日账面现金余额应为-21943166.00元，即长款22022936.63元……（2）假定无原始凭证的情况存在并且视为正常，则调整后的2006年1月31日账面现金余额应为-1983381.46元，即长款2063152.09元……（3）假定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不符（无或少）也正常，则调整后的2006年1月31日账面现金余额应为-224921.30元，即长款304691.93元。（4）假定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不符（无或少）为正常和丢失凭证属实，则调整后的2006年1月31日账面现金余额应为-56585.60元，即长款136356.23元。（5）假定双方争执的2005年12月现付170号、现收11号均为正常，则调整后的2006年1月31日账面现金余额应为93414.40元，短款13643.77元。在2006年1月31日账面现金余额中，包含于传菊缴纳的182000.00元。”“由于汽运公司（即济�长运公司）的账簿和凭证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各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记帐员、会计主管、复核人员如下：2000、2001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记帐员均为于传菊，会计主管、复核人均为李某某。2002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均为于传菊，记帐员1-7月为苏某某、8-12月为任某某，会计主管、复核人均为李某某。2003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均为于传菊，记帐员为任某某，会计主管、复核人均为李某某。2004、2005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均为于传菊，记帐员为任某某，会计主管、复核人均为李某某。2006年1月，凭证编制人、出纳员均为于传菊，记帐员、复核人均为任某某，会计主管为李某某。综上所述，在现实情况下，无法认定谁是具体责任人，无法按照会计制度和规范进行鉴定，因此，也就无法认定具体长款或短款款项。”鉴定结论为：“于传菊�汽运公司工作时经手的2000年3月1日-2006年1月31日集约经营车辆财务会计凭证、账目中，因存在很多现金收入、支出业务少附或不附原始凭证的问题，致使无法认定现金收、付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因此，无法调整确定2006年1月31日的准确现金余额，也就无法鉴定是否短款及其短款数额。”后一审法院作出（2007）天民一初字第56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于传菊的诉讼请求超过了劳动仲裁申诉时效，驳回了于传菊的诉讼请求。于传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9年6月3日作出了（2009）济民一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同时认为，于传菊主张的要求济南长运公司支付其垫付的211065元现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于传菊可另行主张。另查明，鉴定报告第3页中载明：“在鉴定过程中，双方争执较大的重点凭证均在2005年12月，包括：（1）现付170号支出50000元，有原始凭证，汽运公司代表李某某认可；（2）现收11号收入100000元，无原始凭证；（3）现收5号收入35000元，在鉴定过程中，汽运公司提供于传菊的借条，尚未经于传菊质证；（4）现收7号收入6653元，无原始凭证；（5）现收3号收入50000元，无原始凭证；（6）转账6号50000元，无原始凭证。”同时，该鉴定报告第2页还载明，“2005年12月现付170号凭证5万元现金支出业经汽运公司代表李某某确认，虽然为在公司审计时，于传菊未提供，现金账簿不是未登记，而是登记后涂改为收入35000元，因此应调整”。即上述2005年12月份主要争议（1）（3）号账目系同一笔款项，属于应予调整范围；剩余主要争议范围为上述（2）（4）（5）（6）号账目，共计款项206653元，均系未附原始凭证。济南长运公司提交的记账凭证交接表中载明于传菊丢失账本8册，日期分别为2002年1月、2月、3月、4月、6月、7月、9月以及2004年6月，于传菊保管的19张未入账凭证共计29066元部分；于传菊与济南长运公司主要争议的记账不附原始凭证问题出现在2005年12月。再查明，济南长运公司曾经对于传菊制作了询问笔录，并由于传菊书写了检讨书及事实经过，在询问笔录、检讨书中于传菊均表示为“先交纳所有账面待查金额”、“待查清时多退少补”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本案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由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的基础事实有两点：第一，济南长运公司2000年3月1日至2006年1月31日集约经营车辆财务会计凭证、账目中，因存在很多现金收入、支出业务少附或不附原始凭证的问题，致使无法认定现金收、付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导致鉴定报告无法就该期间内账目长短款情况作出明�结论。第二，于传菊与济南长运公司双方在进行司法鉴定过程中主要争议集中在2005年12月的几笔款项，其问题均系未附原始会计凭证，导致无法查清该笔账目是否真实产生，该问题的具体财务责任人也无法查清。本案虽系不当得利纠纷，但于传菊与济南长运公司双方之间的争议是在履行劳动关系过程中，即济南长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作为劳动者的于传菊享有指挥、监督、管理权的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济南长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是履行劳动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是保管劳动关系尤其是财务凭证等证据的一方，是制定公司规章制度以及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一方，在本案纠纷中处于优势地位。一方面，于传菊在向济南长运公司垫付相关款项后，济南长运公司理应负有与于传菊进行结算的义务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济南长运公司虽自行对于传菊制作了询问笔录，也由于传菊书写了检讨书以及事实经过。上述询问笔录、检讨书以及事实经过均不属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己不利的自认，于传菊在书面材料中均表示为“先交纳所有账面待查金额”、“待查清时多退少补”等。而且，检讨书以及事实经过中由于传菊陈述的时间节点并非是2005年12月，事实上，于传菊与济南长运公司账目中主要争议点恰恰是2005年12月的几笔争议款项。因此，询问笔录以及检讨书并不能作为认定于传菊导致库存现金账目短款的直接证据，济南长运公司应当与于传菊进行库存现金项目结算，根据实际核算后的长短款情况进行多退少补。另一方面，根据鉴定报告，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账目不能查清的具体责任人。鉴定报告载明，“由于汽运公司（即济南长运公司）的账簿和凭证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各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记帐员、会计主管、复核人员如下：2000、2001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记帐员均为于传菊，会计主管、复核人均为李某某。2002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均为于传菊，记帐员1-7月为苏某某、8-12月为任某某，会计主管、复核人均为李某某。2003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均为于传菊，记帐员为任某某，会计主管、复核人均为李某某。2004、2005年度，凭证编制人、出纳员均为于传菊，记帐员为任某某，会计主管、复核人均为李某某。2006年1月，凭证编制人、出纳员均为于传菊，记帐员、复核人均为任某某，会计主管为李某某。综上所述，在现实情况下，无法认定谁是具体责任人，无法按照会计制度和规范进行鉴定，因此，也就无法认定具体长款或短款款项。”在作为司法鉴定检材的财务账簿中，有关财务人员包括于传菊、李某某、苏某某、任某某等人，在无法查清具体责任人的情况下，由于传菊一人承担了济南长运公司所主张库存现金短款的全部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同时，济南长运公司作为国有控股公司，根据财务制度和惯例，应当定期对财务现金库存情况进行结算。事实上，2000年3月1日至2006年1月31日期间，济南长运公司一直未定期审计和结算，仅在2006年1月进行内部审计，在内部审计过程中方才发现了所谓库存现金短款的情形，而本案中，于传菊与济南长运公司争议�主要四笔账目恰恰出现在了2005年12月份，即济南长运公司审计前的一个月，该四笔账目的主要问题均是未附原始会计凭证。于传菊作为具有财务专门知识的人员，如其具有挪用款项的故意，其在2005年12月集中挪用大额款项却制作了现金收入的记账凭证而不附原始凭证，显然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济南长运公司下属六分公司在较长时间内未能严格执行国家财务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济南长运公司主张全部责任均由于传菊承担，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有关账目是否存在长短款的举证责任在于济南长运公司，现济南长运公司除对于于传菊保管的19张未入账凭证29066元部分可以证实外，无法证实库存现金长短款的具体情况，应承担不利后果，即济南长运公司应当依法返还于传菊垫付款182000元并赔偿自2011年7月18日起诉之日起判决生效之日止的相应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传菊主张的鉴定费以及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系（2007）天民一初字第569号民事案件所产生的费用，不应在本案中由济南长运公司负担，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济南长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于传菊垫付款182000元；二、济南长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于传菊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182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18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于传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70元，由于传菊负担470元，被告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0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济南长运公司六分公司经营车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司自行购买车辆进行集约化经营，另一种是由车主出资购置车辆进行承包经营。2000年3月份，济南长运公司六分公司投资10万元开展集约化经营，建立集约化车辆管理账簿，由于传菊为经费会计，任某某为成本会计，会计凭证、账簿及报表由财务科长李某某复核。该账簿为一整套集约化车辆管理成本核算体系，是六分公司下属一个分支核算部门。在实际工作，于传菊负责开具收款收据并且收取现金、编制记账凭证并保管凭证，记录现金日记账、保管现金。苏某某、任某某先后负责记录现金账以外的往来成本账，李某某负责复核。
2006年1月13日，济南长运公司六分公司同时结账，发现了于传菊负责的集约化经营账现金问题。于传菊分三次交回70000元（2006年1月13日），75000元（2006年1月15日）、37000元（2006年1月16日），共计182000.00元。
2016年1月19日，于传菊第一次向济南长运公司写出检讨书，称自2004年6月开始至2005年12月底，多次挪用公款，用于偿还购房装修时的个人借款，共计7万5千元左右。事情发生后，在领导的教育帮助下，于传菊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严重性，完全是拿法律当儿戏，真是后悔莫及。为此于传菊积极配合领导对其问题的调查处理，在没有对账务完全调查核实清楚的情况下，于传菊先交纳所有账面待查余额（因领导说先按这个数交上，待查清账务时多退少补）这样可以诚恳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问题。但是对于账内的10万元，确实非于传菊所为。事情是这样的，11月底的一天，核对账时，李某某科长对于传菊说新车全部借款都收回。于传菊就将新�开始10万元下到长期借款该科目内。到12月底李某某科长说，应该是现金在于传菊手里。于传菊对这个账感到困惑，希望济南长运公司领导和财务处的领导本着对于传菊本人及家庭负责的态度，查明10万元账务问题所在。
2016年1月21日、2月11日，于传菊第二次、第三次向济南长运公司写出检讨书，内容与第一次检讨书大体相同。
2006年2月16日，于传菊第四次向济南长运公司作出检讨书，称通过这些天来领导对于传菊的真诚教育和帮助，使于传菊深深地感受到所有领导的关心和爱护。都是在拯救于传菊，积极地诚恳的调查处理于传菊的问题，没有哪一个领导想抛弃于传菊，把于传菊推向深渊。于传菊终生难忘恩情，于传菊也积极地、诚恳地、实事求是地配合领导对问题的调查处理。2003年10月到2005年12月，于传菊由于私心、贪心的驱使，将法律抛于脑后，分别采取收入不入账、借少付多的手段，挪用公款85970元，这个数是于传菊仔细回忆，抱着诚恳的实事求是得出的数目，给企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领导增添许多麻烦，也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污点。对于账内的10万元，于传菊确实未动一分，10万元挂牌费用走账方式走错了，应该转借过来，挂到账面余额上；涉及到2005年11月份付出去的借款是256936元，里面包括跨月份的10月份借款109700元（注：苏某某71970元，任某某29000元）。2005年11月份，苏某某开借款收据是247236元。247236元-10万（长期借款的挂牌费用）=147236元。147236元+109700元（10月跨月借款）=253936元。于传菊付出去的是356936元里面包括了10万挂牌费用，这就证明于传菊没有多付10万元借款，多付的款是于传菊走错了账的10万挂牌费用。如果于传菊将这10万挂牌费也交上，对于传菊来说实在是太冤了。10�元对于传菊这个工薪阶层来说整整是10年的收入啊！
2006年2月15日，于传菊在济南长运公司由王某某、肖某、郭某某、王某某、牟某某共同对其询问的笔录中陈述，自2000年3月在六分公司任出纳员。自2000年至2003年，于传菊没用过公家的钱。于传菊家在2003年10月买了房子，借了不少钱，还有银行贷款。买房子首付款于传菊共付了76910元，贷款177000元，是在2004年4月贷的款。自2004年5月起需每月还贷款1403元，是于传菊对象每月用工资还的。2004年9月，开始装修房子花了13000余元，包括家具花了不到5万元。于传菊平时需买东西，还借款，感觉到经济方面较紧，愁着怎么还款。为还款，想利用工作之便，在出车借款上，付款时多付等方面挪用资金。于是，于传菊采用，比如该10万，于传菊付11万或12万，这样于传菊个人留出1万、2万的。多付款是从2003年10月份开始，采�多付1万或2万的办法，用来还于传菊个人的借款。包括没开收据的，于传菊挪用了约七、八万，用于还个人借款。没上账的大约有15000元，2004年2月份1万，8月5千两笔，其他的是用多付手段。没上账的和多付的共挪用85970元。次数约4、5次，最多的一次是2万。有时急用时往家里拿5千元。于传菊挪用不是在多付款或不计账的同时，而是有个时间差。这八万多元，于传菊零碎着一点点的拿回家，急用时拿个三千、五千的。账上多记，账上已付出去了，是多出来的钱，公家没办法查，不知道了，多付或不记账公家没法查，没法对账。于传菊记的账和六分公司的账无法对，因为六分公司财务上不上账，多付或不记账的钱，这样就归于传菊了。2005年12月份，有124403元于传菊和六分公司财务对不起来。李某某说借款没零头，应是125000元让于传菊多拿了500多块钱。于传菊不知道怎�调出来的，于传菊光管现金，不管成本账。对六分公司怎么调出来的这12万多不清楚。于传菊回忆这12万多元，包括长款5万。当时李某某跟于传菊说时，于传菊不清楚。事后于传菊问是否包括长款5万，李某某让于传菊找凭证，于传菊找出凭证。在2003年8月份有一笔长款5万，这12万多应包括长款5万元在内。另7万多不清楚，短的这7.5万不知道怎么调的。于传菊现在认为是多付了，没上账造成的。于传菊拿回家的8万多，就是短款7.5万。于传菊确实没拿10万元钱。2005年11月，六分公司财务开凭证，是王某某开的4部车挂牌的费用（附加费、过路过桥等，用于集约化经营的4部车的启动资金，花了92114.3元，还剩7885.7元，这是从账面上看还剩这些钱）。这10万元于传菊一开始付错了，当成长期借款了，凭证做错了。10万我没上账，没上其他应付。2006年1月13日，于传菊的库存现金盘点时，扣除借条以外余额多少记不清了。盘点后，于传菊第一次交给分公司7万元，第二次交了多少忘了，三次一共交了18.2万元。已开的收据中共有22笔没记账，金额共有30956元，是自2003年10月至2006年1月期间的。于传菊分三次交给公司了，第一次是在06年1月17日交7540元，第二次在06年1月25日左右，自2006年1月份至今天，于传菊收入不记账的30956元都还给公司了。“多付”是指于传菊个人想用钱时，从其他应付款中多加上，单位上苏某某不上账。于传菊通过在做应付凭证时多列付款数额的途径，（实际付款数比凭证上要少），从现金账上记账，有钱时拿走。比如该付10万，于传菊记上付12万，多记2万。于传菊记不清采用“多付”方式共拿了多少钱。于传菊没多付或拿过12万元多的钱，感觉问题在账上。于传菊拿回家的是85970元，到交账时还差212956元，另账上现金5370.26元。�存短款账面上是212956元，于传菊拿回家85970元，剩余126986元（应在账面上的数），交接表（2006年1月16日）中记载包括借款数库存现金为26万多。
济南长运公司相关部门于2006年2月16日、2月18日、2月19日对于传菊进行询问的笔录内容，与2006年2月15日笔录内容大体一致。在2月18日的笔录中，于传菊陈述1月26日前交回未入账款19985元，2月15日交回未入账款10971元。2月19日的笔录中，于传菊陈述1月13日盘点时交纳了轮胎款1890元，未入账款共19笔29066元。
济南长运公司因苏某某、任某某、李某某不负责现金收支业务和记账凭证编制以及原始凭证保管，没有将收入不记账以及不附或少附原始凭证的动机和目的，也没有挪用公司资金的机会，没有对三人进行处理。
另，于传菊于2009年7月15日收到（2009）济民一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于传菊主张的要求济南长运公司支付其垫付的211066元现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于传菊可另行主张。2011年7月6日，于传菊向一审法院邮寄了本案起诉状，一审法院于2011年7月7日收到。上述事实有于传菊提交的（2009）济民一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特快专递邮寄单及回执，济南长运公司提交的（2009）济民一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济南长运公司认为于传菊挪用公司账款或开据收据不入账导致公司账目短款，遂要求于传菊交回全部账目短款211066元；于传菊交回款项后，在双方劳动争议案件中，委托鉴定机关进行鉴定，因鉴定结论表述为“无法调整确定2006年1月31日的准确现金余额，也就无法鉴定是否短款及其短款数额”，于传菊遂起诉本案，要求济南长运公司返还其交给济南长运公司的账�短款211066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由此可见，双方系因济南长运公司的账目是否存在短款情况及于传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而发生本案争议，双方存在基础民事关系，一审确定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有误，本案系于传菊与济南长运公司之间因财产所有权发生的纠纷，应属所有权纠纷。因于传菊向济南长运公司出具书面检讨书，并在济南长运公司的询问中认可挪用公司账款85970元，开据收据19张29066元未予入账，且济南长运公司将相关检讨书、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用以证明于传菊侵犯公司财产的所有权。本院认为，相关检讨书、询问笔录在本案中的性质为书证，可以通过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的事实。虽然，山东某某公司出具的涉案鉴定报告结论表述为“无法调整确定2006年1月31日的准确现金余额，也就无法鉴定是否短款及其短款数额”，但同时鉴定报告也指明“�传菊在汽运公司工作时经手的2000年3月1日-2006年1月31日集约经营车辆财务会计凭证、账目中，因存在很多现金收入、支出业务少附或不附原始凭证的问题，致使无法认定现金收、付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因此才无法鉴定是否短款，而这与于传菊在检讨书、询问笔录中说明的于传菊挪用公司账款方式一致。也就是说因于传菊的行为导致无法调整确定2006年1月31日的准确现金余额，无法鉴定是否短款及其短款数额。而且，鉴定结论也仅是说明无法鉴定是否短款及其短款数额，并未确定济南长运公司的账目不存在短款。故涉案鉴定结论并不足以动摇检讨书、询问笔录及相关收据存根所证实的于传菊挪用公司账款85970元及收款未入账29066元的事实。济南长运公司对收取于传菊其余垫付款96030元，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系因于传菊的原因导致账目短款，应退还于传菊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于传菊于2009年7月15日收到（2009）济民一终字第4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于传菊主张的要求济南长运公司支付其垫付的211066元现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于传菊可另行主张。于传菊于2011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了本案起诉状，一审法院于2011年7月7日收到，于传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5）天民一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上诉人于传菊垫付款96030元；
三、上诉人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于传菊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96030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18日始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四、驳回上诉人于传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70元，由上诉人于传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940元，由上诉人于传菊负担4470元，上诉人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4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海涛
审判员 何菊红
审判员 曹 慧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