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温民终字第4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长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启瑞。
委托代理人赵章良。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顺年。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达。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坤。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新年。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小姥。
上述五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建鑫。
上诉人温州长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和上诉人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因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2009）温平鳌商初字第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受害人方好兵与原告王顺年系夫妻关系，从2003年开始租住在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经营毛线生意，生育原告方达和方坤；原告方新年出生于1937年1月8日，吴小姥出生于1945年8月12日，系受害人方好兵父母亲，生育方小兵、方应和方四好四个儿子。2009年3月10日晚18时，受害人方好兵乘坐被告长安公司所有的牌号为浙C×××××号客车从平阳县昆阳镇返回上海市。当晚22时左右，该车辆行驶至杭州湾跨海大桥路段时，方好兵被其他乘客发现趴在车内厕所旁的台阶上，但该车驾驶员及乘务人员未采取救助措施，也未报警，而是继续驾驶车辆行驶至杭州湾××海大桥北岸服务区才停车拨打“110”和“120”报警。海盐县公安局西塘派出所于当晚22时46分接该局“110”指挥中心指令后赶赴现场，方好兵被之后赶到现场的“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送往海盐县人民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诊断方好兵死亡病因为“猝死”，花费医疗费130元，遗体于2009年3月14日火化。
原判认为，方好兵持票乘坐被告所有的牌号为浙C×××××号客车，双方之间即产生运输合同关系，该案系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五原告之亲属方好兵在乘车期间突发急病，被告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之规定，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但被告工作人员在发现方好兵突发急病时，并没有马上展开抢救或利用通讯工具及时报警，以便医护人员及时赶到，以赢得治疗、抢救发病旅客的宝贵时间，而是将车辆开到服务区后才报警，耽误了抢救时间，导致方好兵死亡，并没有尽到尽力救助的义务，且被告未尽尽力救助义务的行为与方好兵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的合理损失有医疗费130元、丧葬费19751元（39502元÷2）、死亡赔偿金533500元（26675×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116388元（8年×19398元÷4人＋16年×19398元÷4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1658元；五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住宿费2000元和误工损失5000元，但均没有提供证据，考虑到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确需住宿及造成误工损失，酌情确定五原告的住宿费为1000元和误工损失为2000元，以上五原告损失合计674427元。原告的其他赔偿金额，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由五原告自负损失80%（539541.60元），被告承担损失20%（134885.40元）的赔偿责任为宜。被告辩称其作为承运人已尽到了尽力救助义务，故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符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受害人方好兵的损害结果主要是因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全部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遂判决：一、限被告长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经济损失计134885.40元。二、驳回原告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96元，减半收取2648元，由原告负担1854元，被告长安公司负担794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长安公司和原审原告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长安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认定方好兵“猝死”的侵权因果关系必须要有医疗机构证明等证据支持，而对方却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驾驶员林高鄂在公安部门作的笔录与作为庭审证人出庭所陈述的不符，就推定方好兵的“猝死”与上诉人有侵权因果关系，该判决证据明显不足。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方好兵趴在车内厕所旁的台阶上时，其乘坐的我公司车辆正行驶在杭州湾大桥上。杭州湾大桥到北岸××区距离很短，我方发现上述情况后，乘务人员打手机报警，驾驶员将车行驶到服务区，我方已经履行了承运人应尽的义务。三、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赔偿按上海市的城镇标准计算，系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受害人方好兵的损害结果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无证据证实方好兵的死亡结果是因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或者受害人存在故意、重大故失的情况下，应判决对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对方未尽合理求助义务，应对方好兵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对方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不当。即使方好兵的死亡结果是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但对方作为承运人在旅客患病期间，未询问病情，未在第一时间施救，未采取有效的救助方式，报警不及时而延误抢救时间，其对方好兵的死亡后果应承当主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令对方赔偿我方损失674427元。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提供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110接警单综合信息记录一份，以证明长安公司对方好兵的情况延误报警及抢救不及时的事实。长安公司对该信息记录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属于本案二审的新证据持有异议；并认为自方在开车时已经报警（只是电话没有打通），且该记录单反映的报警时间与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西塘派出所原来出具的情况说明在时间上存在矛盾。本院认为，关于报警时间，上诉人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一审提供的西塘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准确到“分”，其二审提供的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110接警单综合信息记录是准确到“秒”，故长安公司认为该两份证据在时间上存在矛盾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该110接警单综合信息记录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能进一步印证本案待证事实，应予采纳。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一致，以上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判决已确认的证据及二审认定的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本案受害人方好兵（上诉人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的亲属）与上诉人长安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符合事实，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2009年3月10日晚，方好兵在乘坐长安公司的浙C×××××号客车上突发急病，趴在车内厕所旁的台阶上。长安公司承认系当晚22点左右得知方好兵的上述情况，证据证实关于方好兵上述情况的最早接警时间是当晚22时46分25秒，而长安公司称自方在得知方好兵上述情况后即已拨打“110”报警和“120”求救但电话没打通，均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且当时车上还有长安公司的乘务员等其他工作人员，故长安公司辩称当时除拨打报警和救助电话外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的理由亦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在该车行驶至服务区之前该车驾驶员及乘务人员未采取救助措施，也未报警等事实，可以认定。长安公司作为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得知自己车上旅客方好兵突发急病却未尽救助义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由于方好兵系“猝死”，王顺年等人要求长安公司承担方好兵死亡的全部责任，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且长安公司在到达服务区后已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原判决确定长安公司对方好兵的死亡承担20%的赔偿比例已综合考虑双方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并无不当，故本院对该赔偿比例不予调整。至于本案各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问题。由于方好兵生前与其妻子王顺年等人自2003年开始租住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经营毛线生意，无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可以认定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结合长安公司于本案二审中表示对各赔偿项目标准本身没有异议的陈述，故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各赔偿项目金额，亦无不当，本院不予调整。综上，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本案一审受理费应确定为10592元，原判决确定为5296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受理费10592元，减半收取5296元，由上诉人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负担4244元，上诉人温州长安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52元；二审受理费10544元，由上诉人王顺年、方达、方坤、方新年、吴小姥负担8435元，上诉人温州长安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10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 真
审判员 郑明岳
审判员 李晓光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胡天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