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2民终14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宪伟，男，197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现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百成，黑龙江嵩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万华，男，195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登云,富裕县富路镇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玺，男，198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登云,富裕县富路镇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上诉人马宪伟因与被上诉人孙万华、被上诉人孙玉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7)黑0227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虹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颖莉、审判员王红娜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栾晓彤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宪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对本案依法进行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孙万华、孙玉玺承担。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或没有查清。1.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是否已明知齐齐哈尔市将禁止实心粘土砖在县城的使用。原审法院仅凭孙万华、孙玉玺提供的“齐建联发（2012）39号、齐建发（2013）49号”文件的复印件，在没有核实文件真实性的情况下，就错误地直接认定两份文件真实有效。原审法院同样又毫无根据地推定：“马宪伟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合同成立以后的客观情况”。实际情况是，作为一名外省来的租赁者，马宪伟是在合同签订半年后，才从“富住建发（2014）4号”文件中，获知实心粘土砖将在县城内禁止使用。另外，从砖厂的租赁费来看，马宪伟需每年向孙万华、孙玉玺支付60万元，孙万华、孙玉玺仅需每年向二道湾政府支付7万元。如此巨大差距，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马宪伟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是不知道齐齐哈尔市在县城范围内，将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否则也不会以如此高是价格来承包砖厂。故而，马宪伟提出的变更不合理租赁费的请求，是有事实基础的，理应受到法院的支持。2.马宪伟耕种的土地，是否在孙万华、孙玉玺所承包砖厂的范围内。马宪伟所租赁的砖厂，是从孙万华、孙玉玺处整体转租过来的。孙万华、孙玉玺和二道湾镇政府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规定了砖厂用地四至，马宪伟耕种的土地，就在该砖厂的用地四至范围内。孙万华、孙玉玺辩称的“并非原合同全部转租”是站不住脚的。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第1条就明确约定“将砖厂整体租赁给乙方生产经营”。既然是整体租赁，当然是将砖厂（包含马宪伟耕种的土地在内）整体转租给马宪伟。正因为孙万华、孙玉玺的占地耕种行为，使得砖厂的生产用地严重缩减，进而严重影响了马宪伟的正常生产经营。因此，马宪伟提出的减少租赁费用的诉讼请求，是合情合理的，应当获得法院的支持。2.耕种土地的使用权，是否真的属于王启民。为证实孙万华、孙玉玺所耕种的土地不在马宪伟租赁砖厂范围内，孙万华、孙玉玺出具了其与王启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该“土地承包合同”，既不能证实孙万华、孙玉玺所耕种的土地，不在马宪伟租赁的砖厂范围内；也不能证实孙万华、孙玉玺拥有合法的耕种权；更不能证实王启民就拥有该地块的使用权。其实，如果该土地的使用权真是王启民的，那么，只需要拿出王启民的“土地承包证”即可。但王启民没有拿出来，孙万华、孙玉玺也没有拿出来。原审法院本应认真查清该土地的权属，进而明白判案，但该院并未如此。另外，该“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也未查明。2.砖厂的耗电量与制砖量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耗电量与制砖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个技术问题，本应通过技术鉴定来确定。原审法院未经鉴定，无根据地主观认定，两者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同时，又简单地把产量等同于销量。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书第13页，原审法院称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的一审判决。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内容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该条款的内容，不可能作为作出一审判决的依据，明显是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违反审判常规。1.关于“复印件”的问题。没有原件的复印件，因其无法辨别真伪，是不能单独质证的，更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审法院对孙万华、孙玉玺提交的多份缺乏原件的复印件，不但允许质证，还将其作为了定案的依据。违反审判常规，明显偏袒孙万华、孙玉玺。2.关于“未出庭证人证言”的问题。和上一个问题一样，未出庭证人证言，因其无法辨别真伪，是不能单独质证的，也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审法院对孙万华、孙玉玺提交的多份“未出庭证人证言”，不顾孙万华、孙玉玺的反对，予以采信。这也是明显违反审判常规，是在偏袒孙万华、孙玉玺。2.关于“证明标准不统一，举证责任分配不公”的问题。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对马宪伟的证明标准，明显高于对孙万华、孙玉玺的要求。甚至对孙万华、孙玉玺所提交的“王启民证言”、“土地租赁合同”、“砖厂的耗电量”、“刘国文、张显玉的证言”，均以“原告虽然有异议，但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故对该证据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原审法院的逻辑是，如马宪伟不能提出反证，就推定孙万华、孙玉玺的观点成立。原审法院对双方的证明标准严重不统一，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公。一审判决显失公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马宪伟的诉讼请求。
孙万华、孙玉玺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马宪伟上诉请求。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齐建联发（2012）39号文件、齐建发（2013）49号文件，这两个文件已经存在，文件中明确所要取缔的范围是24门以下砖窑，马宪伟租赁的砖窑是40个门，不在取缔范围，文件中明确克山县、富裕县等四个县城在2014年12月31日起施行禁实，就是禁止实心砖使用。当时孙万华、孙玉玺与马宪伟签订合同时，要求签订三年，马宪伟要求签订7年，所以马宪伟以在签订合同之后才发现禁止使用实心砖来要求降低承包费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耕地问题，该砖厂整体转租并非只有本砖厂一家使用该场地，而是由三个单位使用砖厂范围，其中有涉及本案砖厂张万雨的电路和部分设备，二道湾镇政府部分土地和部分砖窑，王启民的耕地，由这几部分共同组成砖窑整体，并非马宪伟租赁给孙万华、孙玉玺砖厂全部包括在内，耕地使用权属于王启民是正确的，砖厂的用电量与制砖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并不需要技术鉴定，马宪伟在上诉状中谈法院把产量等同于销量，事实上根据电量可以体现，不谈销量只说产量马宪伟在2017年烧制之前并没有剩余销售的红砖，产出的成品红砖已经全部销售，所以马宪伟要求降低承包费没有任何依据，原审法院判决公正，不存在偏袒马宪伟，孙万华、孙玉玺在一审提交的齐齐哈尔市的两个文件，文件都是众所周知的，即使不提供复印件，根据相应文件字号法院也可以对该证据进行调取和查询，而且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也是相符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
马宪伟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变更马宪伟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马宪伟给付孙万华、孙玉玺2017年租赁费50,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万华、孙玉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7日，马宪伟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了租赁合同，马宪伟在签订合同时给付孙万华、孙玉玺600,000.00元租赁费。合同履行中，马宪伟也已经给付孙万华、孙玉玺2017年的租赁费20,000.00元，马宪伟以政策调整要求变更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的租赁合同，并给付孙万华、孙玉玺2017年租赁费人民币50,000.00元。另查明，马宪伟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在2012年4月24日齐齐哈尔市国土资源局、齐齐哈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粘土砖生产企业管理的通知》齐建联发[2012]39号，2013年5月6日齐齐哈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县城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通知》齐建发[2013]49号，两个文件中之规定县城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24门以下的轮窑应当取缔后签订的。且在庭审中，马宪伟自认在2014年生产1800万红砖；马宪伟、孙万华、孙玉玺确认耕种的壕东土地约30亩是一致的；马宪伟在租赁期间对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砖厂的用电量和电费自行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2月17日，马宪伟、孙万华、孙玉玺签订了《租赁合同书》是在2012年4月24日齐齐哈尔市国土资源局、齐齐哈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粘土砖生产企业管理的通知》齐建联发[2012]39号，2013年5月6日齐齐哈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县城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的通知》齐建发[2013]49号，两个文件中之规定县城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24门以下的轮窑应当取缔后签订的，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了3年，马宪伟在签订该租赁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并且马宪伟租赁孙万华、孙玉玺砖厂的砖窑是40门，不在取缔范围。现马宪伟以政策调整要求变更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的租赁合同，并给付孙万华、孙玉玺2017年租赁费人民币50,000.00元，既在马宪伟、孙万华、孙玉玺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又没有《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情形。马宪伟主张因没有销路已经频临倒闭，同时孙万华、孙玉玺在马宪伟租赁的场地擅自占有进行耕种，导致马宪伟租赁面积减少，马宪伟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且马宪伟在租赁期间对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砖厂的用电量自行认可。因此马宪伟请求变更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的租赁合同和给付孙万华、孙玉玺2017年租赁费人民币50,000.00元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马宪伟请求变更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的租赁合同和给付孙万华、孙玉玺2017年租赁费人民币5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驳回马宪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50.00元,由马宪伟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马宪伟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系双方自愿达成的，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合同已经履行三年，马宪伟已给付孙万华、孙玉玺2017年租赁费20,000.00元，剩余租赁费至今未付。现马宪伟提出以情势变更情形为由变更租赁合同，减少租赁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必须严格区分情势的重大变化与正常市场风险，并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本案中，政府于2012年4月24日及2013年5月6日下发《通知》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24门以下的轮窑应当取缔。对此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12月17日订立合同时均应当知晓。且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约定变更租赁费用的条款。同时马宪伟租赁孙万华、孙玉玺砖厂的砖窑是40门，不在《通知》规定的取缔范围之内。马宪伟主张其租赁的场地被孙万华、孙玉玺占用，导致租赁面积减少，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马宪伟提出砖厂的耗电量与制砖量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问题。因马宪伟在租赁期间对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砖厂的用电量自行认可，且砖厂一直处于生产状态，无法证实与减少租赁费用有因果关系。现马宪伟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合同的理由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故马宪伟请求变更与孙万华、孙玉玺签订的租赁合同和给付孙万华、孙玉玺2017年租赁费人民币50,000.00元于法无据，不应支持。
综上，马宪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0元，由马宪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虹
审判员 李颖莉
审判员 王红娜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