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5民终15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天龙，男，196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农民。
委托诉讼委托代理人：马林利，山西析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跃兵（系杨雷红妻子），男，197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启，山西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乳霞（系杨雷红女儿），女，1971年1月5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燕萍（系杨雷红女儿），女，199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丰（系杨雷红儿子），男，2001年1月5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
法定代理人：张乳霞（系杨丰母亲），女，1971年1月5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珍（系杨雷红父亲），男，194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阳城县人，农民。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亮，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天龙因与被上诉人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王跃兵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1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天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林利，被上诉人王跃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启，被上诉人张乳霞及其与杨燕萍、杨丰、杨国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天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经济损失247631.67元。事实和理由：1、郑天龙与杨红雷间并非雇佣关系；2、郑天龙与被上诉人王跃兵之间属于雇佣关系，而不是一审认定的承揽关系；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适用的赔偿标准错误，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过高。
王跃兵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王跃兵与郑天龙之间是承揽关系正确。郑天龙是承包负责人，双方协商的条件是所有施工工具都是由郑天龙负责，王跃兵仅提供路通水通等；2、涉案事故的发生上诉人郑天龙应当承担责任，其上诉没有事实根据；3、上诉人郑天龙与杨雷红之间是雇佣关系。附近村落的人都知道郑天龙的施工队，郑天龙具有承包队的设备条件，杨雷红在郑天龙的工程队干活多年，出勤由郑天龙管理、工资年底都是从上诉人郑天龙处领取。郑天龙应对杨雷红的死承担全部责任。
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辩称：杨雷红是受郑天龙雇佣的，一审认定杨雷红与郑天龙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正确；原审适用法律及损失的计算标准都符合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
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方郑天龙、王跃兵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原告方遭受的经济损失498259.5元（已支付8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杨雷红、被告郑天龙、被告王跃兵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告方与被告王跃兵均认为杨雷红受雇于郑天龙为王跃兵干活。被告郑天龙认为其和杨雷红均与被告王跃兵形成劳务关系。被告郑天龙提供的其代理人对马晋君的调查笔录及田红霞、宋粉霞、史红兵、郑标战、李培社、谷军战、许二军出具的证明材料，被告王跃兵提供的马小胜、马龙会、原马胜、刘永占、王丰云、马小抢出具的证明材料及其代理人对马霞霞、裴李会的调查笔录，证人均无身份信息且均未到庭接受质询，上述证据不予采信。被告王跃兵提供的出庭证人卫随胜、苗兴胜均陈述，在事发之前听王跃兵说过将旧房改造工程包给郑天龙干了；录音系事故发生后，王跃兵找郑天龙协商工程后续事宜，能够反映郑天龙承认事发时是由其承包案涉工程。被告郑天龙提供的出庭证人常加全与郑天龙存在亲戚关系，在案涉工程中担任小工。常加全陈述，其工资由东家给郑天龙，郑天龙再发给其，以前在别处干活也是这样。综上，可以确认案涉工程由被告王跃兵发包给了被告郑天龙。因发包人与承包人均为自然人，且承包人未取得相关建筑资质，应确认被告王跃兵与被告郑天龙之间构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被告郑天龙承认其找杨雷红到该工程中干活，故其与杨雷红之间形成雇佣合同法律关系。关于原告方因杨雷红死亡遭受的损失问题。医疗费2003.85元由被告王跃兵垫付，原被告均无异议，予以确认。被告方对原告方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无异议（杨丰8029元/年×2年÷2人=8029元；杨国珍8029元/年×10年÷3人=26763元），予以确认。关于死亡赔偿金，杨雷红系农村居民，应以2016年山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049元计算为380980元。关于丧葬费，应以2016年山西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4975元计算为27487.5元。原告方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应属丧葬费范畴，不应另行计算。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杨雷红已死亡，原告方主张50000元属合理请求。关于被告王跃兵陈述的租车费400元，其提供了马小兵出具的两份证明材料，因证人无身份信息且未到庭接受质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方因本次事故遭受的损失为：医疗费2003.85元，死亡赔偿金380980元，丧葬费27487.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479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495263.35元。事故发生后，被告郑天龙垫付30000元，被告王跃兵垫付52003.85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杨雷红与被告郑天龙形成雇佣关系，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郑天龙与杨雷红均为木匠，对于如何搭建架板应有清楚的认知，被告郑天龙自述事故发生的原因为木板过短、架板不牢固，表明其明知可能发生危险却未加阻止并监督改正，未尽到雇主的安全监管责任，应当对杨雷红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跃兵将工程承包给无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被告郑天龙，存在选任不当的过失，应当对杨雷红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杨雷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当处处谨慎小心，注意生产安全，其明知架板不够牢固却未加防范，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其自身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一定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郑天龙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遭受的经济损失495263.35元的50%计247631.67元（已支付30000元）；二、被告王跃兵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遭受的经济损失495263.35元的20%计99052.67元（已支付52003.85元）；三、原告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的剩余经济损失由其自负。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1、三方当事人间成立何种基础法律关系，各方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2、一审适用的赔偿标准是否正确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是否正确。
关于三方当事人间成立何种基础法律关系，各方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的问题。
上诉人郑天龙主张，其与王跃兵之间只是提供劳务关系，不是承揽关系。王跃兵想让做的活既多且散，根本没法承揽下来干，所以其明确告知过王跃兵他的活不能包工，只能按日结算。郑天龙找到杨雷红一起干活，两人都是按日计算工钱，一天170元。平时二人相互介绍活，是平等的提供劳务者，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二审郑天龙新提供陈天龙的证明材料一份，证明2017年3月9日到10日，郑天龙在陈天龙家干活，而没有和王跃兵协商过与承揽有关的事情。提供郑天龙与村民全战的对话录音一份，证明杨雷红、张乳霞的叔叔是王跃兵的老姑夫，所以王跃兵的陈述中有利于张乳霞一方的话都不能采信。被上诉人王跃兵质证称，陈天龙的证言是假的，不予认可，王跃兵与杨雷红、张乳霞一方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不认可录音材料。被上诉人张乳霞等质证称，陈天龙的证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可；杨雷红与王跃兵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要是真有，当初王跃兵有活儿就直接找杨雷红了，而不会去找郑天龙干。
被上诉人王跃兵主张，其与郑天龙是承揽关系，双方没有书面合同，最有利的证据是郑天龙自己到王跃兵家达成有关承揽事宜，工程是房屋养泥工程，对院墙外的墙体和院内的墙体等进行养泥，工钱是每平米75元，完工后丈量总面积后结算。一审提供的卫随胜、苗兴盛等人的证言以及照片能够证实郑天龙确实是附近有名的工程队，也是本案的承揽人。死者杨雷红是郑天龙承揽工程后带来的，与杨雷红之间是雇佣关系。
被上诉人张乳霞等主张，杨雷红受郑天龙雇佣到王跃兵处干活，王跃兵并没有找过杨雷红。
经当庭询问，郑天龙认可其与王跃兵协商的工程内容有：王跃兵家楼下墙外养泥、楼上垒墙四面、二楼漫两间屋子的地、楼道瓷砖修补、墙面部分瓷砖修补、大门雨搭上铺瓦、两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贴瓷砖。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郑天龙与被上诉人王跃兵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涉案的工程性质属于装修装饰工程，需要依靠一定的专业技术和工具才能完成。从当庭询问郑天龙和王跃兵的陈述也能看出，王跃兵是要求郑天龙利用其技术完成并交付多项成果，而不是简单的提供劳务，因此郑天龙与王跃兵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郑天龙上诉主张的雇佣关系不成立。郑天龙承揽下工程后找杨雷红和小工常加全来王跃兵家里干活，杨雷红的家属即被上诉人张乳霞等主张郑天龙雇佣杨雷红来干活，郑天龙予以否认，但一审出庭的常加全在证言中陈述郑天龙找他去干活，“东家把工资给天龙，天龙给我付工资”，“以前还在别处干过，工资每天100元，也是郑天龙付了”，由此可知其与杨雷红都是受雇于郑天龙，一审认定杨雷红与郑天龙之间成立雇佣关系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郑天龙主张其与杨雷红均是受雇于被上诉人王跃兵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责任比例的划分，本院认为，常加全在一审的证言可以证明，出事的架板确系杨雷红所搭建，搭建时上诉人郑天龙不在场，故杨雷红对自己的死亡有直接责任，一审判令其承担30%责任偏低，酌情调整为杨雷红自负40%责任，上诉人郑天龙负担40%责任，被上诉人王跃兵承担责任不变。
关于一审适用的赔偿标准是否正确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是否正确。
上诉人郑天龙主张，杨雷红系农户，不应适用山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19049元计算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10082元的标准。此外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过高。
被上诉人王跃兵对此同意上诉人郑天龙的观点。
被上诉人张乳霞等主张，应当按照山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19049元计算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在计算总数的时候虽计算了5万元，但在划分赔偿比例时已经扣下了，不能重复扣减。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死者杨雷红系农户，本应按照2016年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因山西省统计局并未公布该项指标，一审根据裁判当时可参照的“山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责任比例划分不当，未充分体现杨雷红对自身安全的高度注意义务，应适当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12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王跃兵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遭受的经济损失495263.35元的20%计99052.67元（已支付52003.85元）；
二、撤销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12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郑天龙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遭受的经济损失495263.35元的50%计247631.67元（已支付30000元）；撤销第三项，即原告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的剩余经济损失由其自负；
三、上诉人郑天龙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遭受的经济损失495263.35元的40%计198105.34元（已支付300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8360元，由上诉人郑天龙负担3344元，由被上诉人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负担3344元，由被上诉人王跃兵负担16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14元，由上诉人郑天龙负担4011.2元，由被上诉人张乳霞、杨燕萍、杨丰、杨国珍负担元1002.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凌云
审判员 王恩锁
审判员 毕 东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鲍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