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2民终2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高荣。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曾国萌。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马志鹏。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张海波。
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东，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反诉被告）：江延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霞，山西儒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因与被上诉人江延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2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东、被上诉人江延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其少支付货款486970.35元，并不承担逾期利息296036.98元；判令江延雷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予采用江延雷与大同市锦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签订合同的内容，同时又认定江延雷与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之间存在买卖合同，认定事实不清。2、由于需退还的货物较多，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只能存放在库房内，等待江延雷配合处理，主动权在江延雷一方，故一审法院认定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掌管退货的主动权，其怠于向原告要求退货，且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退货价值”，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而且江延雷在一审中抗辩其没有退货义务，可见是江延雷不愿意退货，而非是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怠于要求退货。3、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与江延雷之间未签订《买卖合同》，故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无义务承担《买卖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而且，依据《欠款确认单》约定“实际剩余货款应以剩余货款减去退回货物货款后为准”，在未履行退货之前，不存在逾期支付货款的情况。4、开具发票是出卖人应尽的义务。既然一审法院认定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与江延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则江延雷应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江延雷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江延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给付其货款242756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96036.98元，合计2723605.98元，此后的利息主张至欠款还清之日，上述款项四被告连带承担给付义务。
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江延雷为其开具价税合计为14864815.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8日，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约定向江延雷购买电线电缆，高荣与江延雷签订了销售合同，约定供货总价为12059283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首付30%订金，货到现场付到合同款70%，余款2015年春节前付清。2014年10月14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合同，约定合同所供货物数量由江延雷提供所需详细数量表为准，并以此详细数量结算，江延雷只配合高荣到工地核实需求数量；电缆付款方式，高荣预付合同总额30%为订金，电缆运送到指定工地后再支付每批实际到货数量总额的40%现金，电缆数量供完后剩余的30%货款于2015年2月1日前以现金形式全额支付；电线付款方式，高荣预付合同总额50%为订金，电线运送到指定工地后支付每批实际到货数量总额40%的现金。合同电线数量供完后剩余10%货款于2015年2月1日前以现金形式全额支付；江延雷不提供税务发票。2016年9月13日经对账，江延雷供货总金额为15424622元，已付货款12997053元，欠剩余货款2427569元；其中有部分剩余货物已协商退货，实际剩余货款应以剩余货款减去退回货款后为准。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分别于2016年9月13日、14日、15日、21日在欠货款金额确认单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1、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与江延雷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江延雷所主张利息是否合理；3、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的反诉主张是否合理。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既称江延雷与大同市锦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认为只是经办人，但又基于江延雷与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出反诉，其抗辩和主张相互矛盾，故对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的抗辩不予采信，确认江延雷与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江延雷主张利息，因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付款时间，虽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计算方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江延雷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销售合同的补充合同明确约定江延雷不提供税务发票，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根据税收增收管理法的规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属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故对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的反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江延雷与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现江延雷已按约向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提供货物，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理应按约支付货款，逾期不付，显系违约。现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所欠货款数额明确，江延雷主张支付所欠货款，应予支持。江延雷要求从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即2015年2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损失至2016年11月1日为296036.98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退货，双方虽在欠款确认单中约定协商退货，但因货物由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保管，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掌握退货的主动权，其怠于向江延雷要求退货，且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退货价值，故对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抗辩，不予采纳。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要求江延雷开具价税合计为14864815.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民事受案范围，不予支持。诉讼费依法由败诉方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江延雷支付所欠货款2427569元，逾期付款利息296036.98元，合计2723605.98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6年11月1日），利随本清；二、驳回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589元，反诉费100元，由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江延雷28589元）。
二审中，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高荣系大同市锦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综合《销售合同》、《关于供东信国际建材城电线电缆欠货款金额确认单》，可以认定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是以大同市锦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与江延雷签订买卖合同，且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在《关于供东信国际建材城电线电缆欠货款金额确认单》对此予以确认，所以江延雷要求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支付欠款，并无不当。关于退货，应当由双方共同确认、清点。二审中，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提交大同市御诚公证处出具的的公证书，欲证明需退货的数量和价款。江延雷对此不予认可，因无法确认该批货物是否系江延雷所供，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要求减少货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与江延雷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在江延雷已供货的情况下，应按照合同约定（于2015年2月1日前以现金形式全额支付）积极履行付款义务，但直至2016年9月13日仍欠货款2427569元，现江延雷请求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应予支持。是否退货并不能完全否定双方关于支付货款的约定，故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主张在未退货的情况下不存在逾期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不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税收增收管理法的规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属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故对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要求江延雷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58元，由高荣、曾国萌、马志鹏、张海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明柱
审判员 李钧& # xB;
审判员 马 祖 荡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杨 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