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4民终10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迪群，男，196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崇宁路营业部员工，住福建省永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明，男，196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员工，户籍住所地福建省永安市，现居住地福建省永安市工商银行东风储蓄所宿舍401室。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晓红，女，196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退休，户籍住所地福建省永安市，现居住地福建省永安市工商银行东风储蓄所宿舍401室。上诉人黄迪群因与被上诉人邓明、赖晓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7）闽0481民初1864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迪群、被上诉人邓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赖晓红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迪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邓明、赖晓红共同偿还黄迪群借款本金50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0.5%支付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邓明、赖晓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借条之所以不同于借款合同，系因为借条兼具有借款合同和收条之功能，按照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借款人将借条交由出借人即表示其已收到借款，否则不可能将借条交给黄迪群；2.黄迪群提交的借条明确载明了“兹向黄迪群借到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从借条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明确显示，邓明已实际收到黄迪群借款的事实。对一审判决所谓“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部分，黄迪群就此予以说明：（1）黄迪群具有出借大量资金的能力，且根据借款人要求，既可以选择转账也可以采用现金方式，本案之所以采用现金实因为邓明作为金融机构高管，其不希望自己账户有大笔资金往来，故请求黄迪群采用现金给付方式；（2）由于黄迪群与邓明不但是朋友、同事关系，而且邓明还是单位领导，基于当时的特定关系，黄迪群基于面子因素没有要求邓明立即打借条，也是人之常情；（3）（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邓明向黄迪群借到150万元整”，是邓明以重新出具借条的方式承担保证责任，该笔借款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后查明，黄迪群已履行了出借义务，故邓明在债务转移的时候在借条中注明“借到”，也即，该笔借款事实上视为已交付，因此，该笔借款的“借到”与本案借条所载之“借到”在事实上均属于同一意义，并不存在矛盾；（4）（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中，邓明在答辩状中编造所谓“要购房，故向黄迪群借款150万元，后来黄迪群没有借给他，借条也未归还”，正是基于此，黄迪群否认其与邓明之间还存有其他经济往来，言下之意，就是否认所谓的购房借款之说，并且该案经法院最终查明，所谓购房借款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该点就连邓明在后来的庭审中也予以承认，因此，到底谁在法庭上罔顾事实、虚假陈述，黄迪群已无需赘述，当然，黄迪群在该案中也有失误，其在逻辑思维、言语表达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这种情形在大量的案件中普遍存在，因此，一审法院不能仅因黄迪群的表达不清，从而否认借款事实，鉴于此，黄迪群将向二审法院提交补充证据，以证明黄迪群与邓明之间事实上还存在其他民间借贷关系；（5）（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的最初借款人系邹庆辉，系邓明介绍并担保的借款，黄迪群与邹庆辉在借款发生前并不认识，故放贷收取利息完全符合民间借贷常理，相反，邓明不但是黄迪群同事加朋友，且系单位领导，黄迪群与邓明自1993年即认识并交往至今，且邓明当时欠大量高利贷，为此，向黄迪群借款救济，黄迪群没有收取利息也符合常理；（6）黄迪群自2000年起就从事民间借贷，最高时期以个人名义就出借四、五千万，至今仍有1200万元借款在永安法院诉讼，因此，对于具体出借给邓明的借款日期无法记起，且又相隔多年，试问，换成其他人，又有几个可以记得清多年前的事情，黄迪群只能大概记得是2013年3月至11月间分三次现金出借，这才是符合常理，若记得清才不符合常理；（7）（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之所以没有起诉邹庆辉，系因为邓明当时自愿承担还款，黄迪群也同意，所以将担保之债转化为借款之债，故按照新的借条，黄迪群只能起诉邓明，本案中，邓明向黄迪群借款时，经黄迪群了解，邹庆辉与邓明系合伙投资关系，且原先共同在永安西投资九洲物流园，该项目当时已有起色，为保障资金安全，黄迪群要求邹庆辉进行担保，也符合民间借贷习惯；（8）至于一审认为黄迪群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履行了出借义务，黄迪群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已进行了充分说明，不存在举证不能。邓明辩称，1.本案黄迪群将邓明与邹庆辉于2013年12月1日共同写的50万元欠条作为起诉依据，该欠条是2013年6月7日黄迪群威逼下写了150万欠条后，黄迪群拿走由大田县吴山信用社贷款100万后剩下的50万元高利贷利息。该150万元欠条已经法院判决，邓明也被迫支付了35万元利息后结案。黄迪群拿出的50万元欠条系重复起诉。2.黄迪群声称涉案欠款是分三次将现金在邓明办公室支付的，纯属捏造。并且采取选择性失忆的方式，居然连所称的三次给现金的时间，数量都无法自辩，可见荒唐。此行为应属虚假诉讼，触犯国家法律，应追究其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方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黄迪群明显无法满足该条件，而采取捏造的方式欺骗法庭。3.邓明从未向黄迪群借过任何款项，黄迪群把之前写的借条扣留不还，邓明并未向黄迪群借款。赖晓红未作答辩。黄迪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明、赖晓红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0.5%支付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邓明、赖晓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12月1日，邓明向黄迪群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兹向黄迪群借到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借期一年半，属无息借款，并由邹庆辉及永安市九洲物流公司提供担保，到期还本。借款人：邓明，担保人：邹庆辉。”借款到期后，邓明未还款。2.永安市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邓明为原债务人邹庆辉2012年向黄迪群借款本金1000000元（实际借款本金960000元）提供担保，因邹庆辉无力偿还该债务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合计1500000元，黄迪群要求邓明承担保证责任。邓明于2013年6月7日向黄迪群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邓明向黄迪群借到1500000元整，借款期限1年2个月，月利率无，到期若未能支付1500000元本金，逾期时间按本金每月贰分支付利息。之后，邓明和另一保证人石少强通过融资偿还黄迪群1000000元。黄迪群要求邓明、赖晓红偿还债务未果，于2015年6月2日向永安法院起诉，要求邓明、赖晓红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500000元及相应利息。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判决，邓明应偿还黄迪群借款本金500000元，利息130000元(按本金500000元，月利率2%，从2014年9月7日起至2015年10月6日)，并继续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内的实际付款日止。3.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4民终5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邓明以出具借条给黄迪群的形式承担保证责任，该行为并未被法律所禁止，原债务已转由邓明承担，邓明与黄迪群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认定借款本金和利息计算有误，对于超过实际出借金额和抵充部分本金的借款本金部分，以及超过法定利率和约定利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邓明应偿还黄迪群借款本金236746元，利息47349元(以本金5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4年8月7日起暂计至2015年6月2日)，此后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4.邓明与赖晓红于1989年11月6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上述欠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该合同仅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借条）还不能成立，必须要有实际的交付行为，即合同是在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款项已实际交付）生效。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实际履行时，借款合同和债权债务关系才生效。原告仅依据借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并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就本案而言，黄迪群主张已交付邓明借款现金500000元，但邓明对此予以否认并抗辩本案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而黄迪群未能举证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履行。黄迪群的陈述还存在以下多个不符合常理之处，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第一，黄迪群陈述分三次将500000元借款现金支付给邓明，平均每笔现金超过16万元，与普通人一般采取转帐方式支付大额借款的交易方式有别。经查，黄迪群在其他大额借款时，曾有通过银行转帐支付的交易习惯，并非只有现金支付这一特有的唯一交易方式。例如，黄迪群诉黄维国、杨国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6）闽0481民初333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黄迪群于2013年10月24日通过自己农村信用社帐户转款195000元到债务人黄维国帐户，黄迪群陈述另外支付5000元现金给黄维国，黄迪群陈述每月利息由担保人杨国锋代黄维国支付转入黄迪群的农村信用社帐户。黄迪群诉洪春财、赵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6）闽0481民初189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黄迪群于2011年9月8日通过案外人黄玲的银行帐户转入洪春财银行帐户借款100000元，其余借款25000元以现金形式交付洪春财。第二，黄迪群2013年3月至11月分三次现金支付大额借款，但当时没有要求邓明出具借条，直到2013年12月1日才要求邓明补写借条，亦不符合普通人对大额借款，一般要求对方在收到款项后及时出具借条的交易习惯。第三，黄迪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逵提出，本案借条中载明“借到人民币伍拾万元整”，由字面表述可以证明该500000元现金已实际交付。经查，本院（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邓明于2013年6月7日向黄迪群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邓明向黄迪群借到1500000元整”，该判决书亦查明，该借款并非2013年6月7日邓明本人向黄迪群所借到，并于当日用现金交付，实际上是由邹庆辉2012年5月26日向黄迪群借款本金1000000元（实际借款本金960000元）并由邓明为之担保的债务转化而来。由此可见，当事人在借条上载明“借到”，并不能必然地证明一定是当天交付借款本金或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现金，不排除这只是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确认金额的一种书写表达习惯，或证明当事人达成借款合意。第四，（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闽04民终518号民事判决书均载明，“黄迪群庭审中明确，除了邓明为邹庆辉借款150万元作担保，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该表述与邓明陈述的除了为邹庆辉向黄迪群借款提供担保，并于2013年6月7日向黄迪群出具借条确认担保之债转化为借款本金利息合计1500000元之外，邓明与黄迪群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本案500000元借款其实是2013年6月7日借条载明的借款本息1500000元，偿还1000000元之后的剩余欠款，系同一笔借款重复出具借条的说法，能够印证。黄迪群辩解的庭审笔录记录笔误，所谓“除了邓明为邹庆辉借款150万元作担保，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的表述，真实意思是指双方没有房屋买卖（交付购房款）的其他经济往来，不能理解为没有其他借款经济往来。经调阅（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2015年10月15日下午的第二次庭审笔录，笔录第3页只载明“审判员：原告（黄迪群），你与被告（邓明、赖晓红）除本案的1500000元，是否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原告：没有，除了原来被告1（邓明）为邹庆辉担保的1500000元，后来转为本案借款，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并没有黄迪群辩解的“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这一说法的背景，是在庭审中先谈到购房为由借款，该表述的真实意思是指，双方没有房屋买卖（交付购房款）的其他经济往来”的有关记录。故黄迪群的解释，缺乏相应证据，难以自圆其说。第五，黄迪群陈述自己经常放贷，并赚取利息收益。经查，黄迪群在借款给他人时，月利率一般都约定在2%—3.5%不等，（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出借给邹庆辉约定的月利率先后为4%和3%。黄迪群在庭审中也陈述，放贷是以收取利息为目的。但本案借条中却约定“借期一年半，属无息借款”，明显有别于黄迪群出借的其他借款，亦不符合一般常理。黄迪群在庭审中对此解释为，邓明是自己多年的领导，由于邓明欠了很多人的借款，自己不好意思找他收取利息。经查，在（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中，邓明于2013年6月7日向黄迪群出具的借条中之所以约定“借款期限1年2个月，月利率无”，是由于该笔借款实际由邓明为邹庆辉的担保之债（原借条中本金1000000元，实际交付借款960000元）转化而来，并且该借条载明的借款1500000元，实际已包含了500000元的利息在内，即，该借款实际上并非“月利率无”。同时，该借条还约定“到期若未能支付1500000元本金，逾期时间按本金每月贰分支付利息”，2015年6月2日黄迪群向永安法院起诉邓明、赖晓红，要求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该利息的诉讼请求亦得到了法院判决支持。由此可见，在（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中，黄迪群并未因为“邓明是自己多年的领导，邓明欠了很多人的借款”，而“不好意思找邓明收取利息”。故黄迪群关于本案借条约定无利息的解释，理由牵强，难以自圆其说。本案借条约定无利息，明显有悖于常理和黄迪群的借款惯例。第六，本案黄迪群在庭审中，对双方当事人经济往来情况、借款类型、笔数和本案借款每次支付金额、交付时间、款项来源等细节，均无法作出清晰、合理的解释，有理由让人对本案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款项是否实际交付履行，产生合理怀疑。第七，本案借款500000元，借款人为邓明，担保人为邹庆辉。根据黄迪群在（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庭审中的陈述，邓明2013年6月7日向黄迪群出具1500000元借条，是因为债务人邹庆辉没有偿还能力，才改由担保人邓明向黄迪群出具借条，将担保之债转化为邓明向黄迪群借款1500000元，此时原债务人邹庆辉在2013年6月7日的新借条上并未签名。换言之，因为债务人邹庆辉没有偿还能力，黄迪群在（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中，已不要求邹庆辉偿还该借款，仅要求邓明偿还该借款。黄迪群在本案庭审中亦陈述，由于邹庆辉拖欠别人五、六千万债务，目前在外躲债找不到人，所以本案才没有起诉担保人邹庆辉。按照一般人的常理逻辑，既然（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债务人邹庆辉没有偿还能力，黄迪群已经在2013年6月7日借条上不再要求邹庆辉签名和要求邹庆辉还款，为何本案500000元借款，黄迪群在2013年12月1日的借条上，又要求邹庆辉作为担保人签名呢？考虑到（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150万元和本案50万这两笔借款，债务人和担保人均为邓明、邹庆辉（互为借款人和担保人），不排除两笔借款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不排除邓明辩称的本案500000元借款其实是之前借款本息1500000元，偿还1000000元之后的剩余欠款，根据黄迪群的要求重新出具借条，并非另外借款和实际交付履行，两张借条涉及的是同一笔借款的可能性），而并非黄迪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逵认为的两笔借款没有关联。第八，款项交付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黄迪群。退一步讲，不论邓明辩称本案500000元借条形成原因的解释是否属实（150万元欠款，扣除还款100万元，剩余50万元重新出具借条），也不论本案500000元借条和前案1500000借条是否存在关联（涉及同一笔借款，属于重复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黄迪群作为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50万元借款确已实际交付履行，因此，对黄迪群关于借款已现金交付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黄迪群主张要求邓明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相应利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履行，邓明对借款真实存在和债权债务关系予以否认，黄迪群对借款细节和存疑之处，亦无法作出清晰、合理的解释，因此对黄迪群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项、第六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黄迪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黄迪群负担。本案二审中，黄迪群向本院提交一份录音及黄迪群的妻子胡雪清于2012年7月13日向邓明转款5万元的银行转账流水，证明黄迪群有向邓明出借过款项。邓明经质证认为，对银行转账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转账流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50万元的由来是从150万元欠条的延续，（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判决中已包含了本案的50万元。本院认证认为，邓明对黄迪群提交的录音及黄迪群的妻子胡雪清于2012年7月13日向邓明转款5万元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黄迪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邓明为原债务人邹庆辉2012年向黄迪群借款本金1000000元（实际借款本金960000元）提供担保”有异议，认为实际借款是100万元。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邓明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迪群提供的录音摘录“邓明说：这张50万元的条子之前5、6、7、8个人签的，现在我签了这张条子，50万的条子，我是会认的。”本院认为，黄迪群在诉状中陈述其于2013年3月至11月期间陆续向黄迪群借现金50万元；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本案50万元，系2013年3月至11月期间分三次，在邓明当时位于沙县营业部的办公室用现金支付给邓明；在二审庭审中陈述50万元借款是2010年开始至2014年累计的，借条是在邓明沙县的办公室写的，其妻子胡雪清于2012年7月13日向邓明转款5万元包括在50万元里面，其他45万元是现金支付给邓明。黄迪群的上述陈述说明黄迪群对涉案借条载明的50万元出借情况不清，且黄迪群提供的其妻子胡雪清于2012年7月13日向邓明转款5万元银行流水账，邓明对该5万元系涉案借款不予认可，仅有该银行流水不足以证明5万元系包含在涉案50万元借款中，而录音摘录“邓明说：这张50万元的条子之前5、6、7、8个人签的，现在我签了这张条子，50万的条子，我是会认的。”结合黄迪群在（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庭审中的陈述“邓明2013年6月7日向黄迪群出具150万元借条，除了原来邓明为邹庆辉担保的150万元，后来转为本案借款，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均不能排除邓明辩称的本案50万元借款是之前借款本息150万元，偿还100万元之后的剩余欠款，即（2015）永民初字第2379号案件150万元和本案50万这两笔借款是同一笔借款的可能性。故一审法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黄迪群作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50万元借款确已实际交付履行，对黄迪群关于借款已交付的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黄迪群以借条明确邓明向其借到人民币50万元，其中5万元系转账，45万元系现金支付，邓明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赖晓红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黄迪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黄迪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修  晓  贞审判员 吴  振  泉审判员 阙    斌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玉麒（代）附本判决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