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迎民初字第672号
原告（反诉被告）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工业区1号。组织机构代码69045432-4。
法定代表人李雪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清龙，广东广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男，1975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
委托代理人梁庆隆，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丽娜，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艳虹，女，197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太原市万柏林区。
委托代理人梁庆隆，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丽娜，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被告邓艳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清龙、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和被告邓艳虹的委托代理人梁庆隆和王丽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诉称，两被告为原告服装品牌“凡兜”在太原的代理经销商。2013年3月17日原告与被告王旭签订《2013年秋冬货品定货协议》，王旭在2013年秋冬季订货本上订购33311件“凡兜”服饰，经打折后总计货款为2453057.70元。2013年7月31日、2013年8月16日、2013年8月29日、2013年10月14日、2013年10月30日，原告分五次共发货144箱，截止到2013年12月12日，被告共欠原告服装货款1034066.46元。2014年2月初被告王旭突然口头通知原告解除买卖合同，原告立即发函要求其清偿货款并继续履行合同。但被告置之不理，经百般劝说解释及警告均无法制止两被告的严重违约行为，为避免扩大损失和维护原告企业合法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108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清偿2013年服装欠款1034066.46元，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被告邓艳虹共同辩称，一、我们欠原告货款474066.46元并非是起诉的1034066.46元。2013年被告王旭按历年惯例参加原告的订货会并交纳了订货订金55万元。原告按起诉状所述的时间分五次向王旭发货144箱。2014年3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一份“2013年度中山森麦客户对账单”，从对账单内容显示，原告已将王旭交纳的55万元订金和1万元保证金都冲抵了货款，货款抵减后实际欠款474066.46元。二、原告伪造冒用他人厂商标识代码、生产销售质量不合格产品、迟延交货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被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原告退货，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并非恶意拖欠货款，而是原告根本性的违约行为已严重丧失商业信誉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被告王旭（反诉原告）反诉称，原被告于2010年5月、2011年5月先后签订了《凡兜童装经营合同书》、《凡兜童装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反诉被告）授权许可乙方（反诉原告）在山西省所辖范围内经营凡兜品牌系列的童装产品。合同签订后，原告须交纳代理保证金1万元，合同期满无息退还。所有产品被告按全国统一零售价的3.2折供货给原告。原告定货需付30%的订金作为订货保证。被告免费为原告提供专卖店/专柜装修设计并享受货柜补助。原告当年进货金额完成被告要求的，被告按进货金额奖励。合同期限均为一年。2012年5月合同到期后，原被告双方再未续约，但一直按原协议内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2013年3月17日原告再次从被告处订购凡兜童装，原告收到凡兜童装产品发现与以往的款式设计及衣服面料都大不同，质量低下甚至出现脱色、开线等问题，消费者反映强烈导致无法正常销售，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产品质量严重不合格，遂向被告反映解决，但被告至今未予处理，造成原告大面积库存积压，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货。除此之外，被告2013年发货多次迟延，造成原告无法正常销售应季服装，严重影响原告销量。更令原告气愤的是被告私下与原告开发的客户联系，单方取消原告凡兜山西省代理资格，以调低折扣发货的形式直接与原告开发的客户合作，严重损害原告利益。同时，被告不按合同约定的义务向原告兑现货柜补助及销售返利，且在与原告结算款项时不对原告交纳的保证金、订金进行抵扣，原告认为被告公司不守诚信的行为，不具有长期合作的前景，因此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因此要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依法返还原告交纳的保证金、订金，并兑现承诺的销售返利、货柜补偿共计1027786.4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未按合同约定迟延交货、提供质量不合格产品的违约责任即要求被告退货并赔偿原告损失197988.4元；4、本案本诉和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原告（反诉被告）辩称，1、原告没有同意解除合同，被告所说的保证金、订金及销售返利、货物补助都有严格的条件和审批的程序，并不是如被告所述；2、原告的产品符合国家质量要求，交货也没有出现延误的情形，不存在违约也不存在给被告造成损失的事实，因此被告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请求法庭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本诉证据如下：第一组：1、2013年秋冬货品定货协议；2、授信协议；3、两被告宣传名片。证明原被告达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二组：2013年秋冬季订货本，证明被告订购服饰种类、数量及货品金额明细。第三组：1、2013年10月12日被告要求发货申请；2、2013年10月29日被告要求发货申请；3、2013年7月29日物流货运单；4、2013年8月16日物流货运单、出库明细表及送达证明；5、2013年8月29日物流货运单、出库明细表及送达证明；6、2013年10月14日物流货运单、出库明细表及送达证明；7、2013年10月30日物流货运单、出库明细表及送达证明。以上证据共同证明买卖合同履行事实。第四组：1、王旭2013年秋冬季货品情况一览表；2、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3、中国建设银行一本通账户流水明细清单。证明原告发货件数及其货值金额及被告付款次数和金额等事实。第五组：商函，证明被告擅自终止合同违约及到期不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被告邓艳虹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1、真实性有异议，这份协议的所有签字均不是王旭所签；2、3、无异议，但是证据2证明原告同意被告在未付款的情形下就可以向其发货的事实。第二组：无异议；第三组：无异议，通过被告王旭向原告发出的申请内容来看，申请的最后一句话前期货品多为毛衣类，积压大量货品能够反映两个事实，交纳定金是55万元，原告没有扣除，第二个是能够反映出原告公司没有按照提供的订货本向被告提供的配货计划所约定的发货时间发货及时间内应当发货的种类，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出现发货混乱现象也就是不应季发货，原告行为构成违约；第四组：无异议；第五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个是原告公司单方面的陈述不能反映客观的合同履行的情况，无法证明被告王旭存在违约。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反诉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明反诉被告应按反诉原告主张退还保证金1万元、订金55万元、货柜补助362161元、销售返利105625.4254元，共计人民币1027786.4元。
一、关于保证金部分的证据：（一）2010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特许经营合同书》：证明合同约定要求王旭交纳代理保证金1万元。（二）2010年4月26日反诉被告出具的收到王旭1万元保证金的“收据”（编号：0056336）：证明王旭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交纳保证金的义务。（三）2014年3月5日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发送的“2013年度中山森麦客户对账单”：证明截止2014年3月5日被告同意将保证金转抵货款，未提其他异议。（四）2014年3月5日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发送“2013年度中山森麦客户对账单”的电子信息记录：证明“2013年度中山森麦客户对账单”是经反诉被告制作并审核认可发送给王旭的。
二、关于订金部分的证据：（一）王旭账号62×××40中国民生银行卡个人网上银行2013年5月1日至5月31日“交易明细”：证明王旭通过个人账号62×××40中国民生卡网上银行2013年5月13日向收款人为冯楚山，收款账号为62×××76，收款银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转入货款17万元。2013年5月23日向相同账号分四次转账5万元，共20万元，总计转款37万元。（二）2013年8月11日原被告签订的《2014年春夏货品定货协议》：证明王旭是否按公司规定交纳定货订金，反诉被告都应返还订金。（三）反诉被告2013年8月12日出具两张收到王旭订金分别为5万元、10万元的“收据”（编号分别为：1213610、067967）：证明王旭按协议约定履行了交纳15万元订金的义务。（四）反诉被告用于交易的5个银行账号：证明王旭转入名为冯楚山的账户是反诉被告认可的交易账户，反诉被告收到王旭交纳订金的事实。（五）2014年3月5日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发送的“2013年度中山森麦客户对账单”：证明2013年5月14日反诉被告认可将货款3万元转订金的事实。
三、关于货柜补助的证据：（一）2010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特许经营合同书》。（二）2011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代理合同》：以上两份证据证明根据合同第二章第三条第四款A、B、C项的约定“使用公司形象货架的，公司按货架成本额支持100%。不使用公司形象货架，但按公司统一形象图装修的，公司根据实际店面按每平方米100元支持，以冲抵货款形式支付。加盟店需完成年进货额12万元”，这是王旭主张货柜补助的合同依据。（三）2010年至2012年包括王旭在内的2家自营店，39家下属加盟店，共41家应返货柜补助明细：证明从2010年至2012年王旭开发下属加盟店共39家。39家加盟店年进货额均达到中山公司规定的12万元，同时39家加盟店按中山公司提供的设计图纸进行装修，设计图纸明确记载着店面面积，按面积计算39家加盟店共应获得货柜补助175813元。王旭自营2家店铺且使用公司形象货架，公司按100%支持货柜补助，扣减之前公司已支付的，还应返还38850.50元。41家店面总返还货柜补助总计214663.50元。（四）2013年包括王旭在内的1家自营店，11家下属加盟店，共12家应返货柜补助明细：证明2013年10月中山公司通过内部联络函的方式承诺王旭新开发12家加盟店货柜补助的具体返还办法，并有销售总监和经理签字同意执行。扣减中山公司已返还部分，剩余应返还数额共计125107.50元。同时山西古县加盟店安装中山公司分销系统时公司收取押金1000元，公司承诺退还。（五）2013年12月2日王旭新开发离石新时代儿童主题城加盟店应返货柜补助明细：证明2013年12月王旭新开发的离石新时代儿童主题城加盟店，经公司部门领导审批同意返还货柜补助21390元。
四、关于销售返利的证据：（一）2010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特许经营合同书》：证明王旭当年进货额在120万元以上，可获得按进货额1%的销售奖励。（二）2011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代理合同》：证明王旭当年进货额在400万元以上，可获得按进货额1%的销售奖励。（三）2010年至2013年王旭出货额和应得销售返还明细：证明按合同期统计，2010年至2013年王旭总进货额为12377342.54元，按1%计算销售返利为123773.4254元，扣减已支付的18148元，还应兑现105625.4254元的销售返利。
五、2010年至2012年反诉被告给王旭发送的对账单，进一步证明王旭主张货柜补助及销售返利的计算依据。
第二组：证明反诉被告迟延交货、冒用他人已注销厂商代码、生产质量不合格产品属严重的违约行为，王旭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货。
一、关于反诉被告迟延交货的证据：（一）2013年秋冬配货计划：证明反诉被告承诺的发货时间分别为2013年7月19日、7月23日、7月30日、8月6日、8月20日、8月31日、9月13日、9月17日、9月24日、10月12日。（二）2013年秋冬商品迟延交货时间差异汇总：证明反诉被告实际的发货时间为8月2日、8月21日、9月3日、10月18日、11月4日。
二、关于反诉被告生产伪劣假冒产品的证据：（一）陕西省条码质量监督检验站2014年6月19日出具的陕条检[2014]第（W0560）号检验报告；（二）反诉被告厂商识别代码查询信息；（三）山西省纤维检验局2014年6月3日出具的编号20142010352检验报告；（四）山西省纤维检验局2014年6月3日出具的编号20142010353检验报告；（五）2013年中国质量新闻网公布北京工商局查处的70个不合格商品名单；（六）反诉被告要求所有代理商改变衣服标贴的通知；（七）反诉被告自行委托检验机构2012年12月3日出具编号23P32022测试报告。
三、处罚通知书、罚单：证明2014年5月30日太原市喜宝时光儿童城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得知代理商王旭销售的产品中，有两个批号产品被山西省质监局检测抽查被鉴定为不合格产品，销售的产品使用的条形码不合格，影响到商场的信誉，并以此为由处罚代理商20000元罚款，并终止合作。罚款从未结营业款及质保金中扣除的事实。从侧面印证中山服饰公司销售的童装质量不合格给王旭造成的损失。
四、处罚通知书、收据：证明2014年7月10日离石市新时代儿童主题商厦得知代理商王旭销售的产品中，有三个批号产品被山西省质监局检测抽查被鉴定为不合格产品。商厦决定停止营业期限，交纳罚款5000元，没收质量保证金5000元的事实。从侧面印证中山服饰公司销售的童装质量不合格给王旭造成的损失。
五、部分质量不合格、使用不合格商品条形码样衣照片：证明中山森麦服饰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的事实，以及使用伪造冒用他人厂商识别码条形码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证明：基于反诉被告的根本性违约，直接造成王旭2013年库存积压量是去年的一倍，王旭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损失计算的证据：（一）2012年凡兜库存明细：证明2012年王旭经营凡兜童装库存2731件，涉及金额466319元。（二）2013年凡兜库存明细：证明2013年王旭经营凡兜童装库存6163件，涉及金额989942元。以上两份证据共同证明：2013年受反诉被告严重违约行为的影响，造成当年库存量积压是往年的一倍，直接导致利润下降，结合反诉被告给王旭优惠折扣是0.32，王旭给加盟店平均折扣是0.4，利润率是20%，王旭损失计算为989942元×20%=197988.4元。
原告对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的反诉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关于保证金，无异议；关于订金，无异议；关于货柜补助，经营合同书真实性无异议，代理合同，但是这两份和我们的本诉没有关联性，只是对2013年的交易合同，他提供的是2010-2014年已经是本诉范围之外，41家货柜补助资料，全是自己打印的空白材料没有任何签字公章，因此不能算是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因此对此证据不予认可；12家货柜补助明细，无异议，对其补助金额我们在举证相应证据证明为什么是这么多，补助金额我们不予认可；王旭离石加盟店补助明细，三性均不确认。关于销售返利，对于前两个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和我们的本诉没有关联性，第三份2010年-2013年这个证据，因为不全面不真实，不予认可；对账单与本案无关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
第二组：迟延交货，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关于七份认定原告是伪劣假冒产品不是权威法律，前六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因为他不具有合法真实性，自然不具有关联性，第七份是我们内部测试，仅仅是对原告内部生产指导对外不具有效力，对被告要证明的内容不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第二组的补充：处罚通知书主体不适格，行政机关才有处罚权，民事主体没有资格对商家进行处罚，对其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关于照片：拍摄者是反诉原告，因此主体不适格，没有职能来认定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取证的不合法，证据的三性不认可。
第三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库存积压原因很多，计算损失的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纯粹是主观上的想象，因此不予确认。
针对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的反诉，原告（反诉被告）提供如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关于货品交付期的说明，针对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交货违约逾期的事实的否定，关于交货日期不是由厂家来决定的，而是由经销商也就是被告来决定的，他提出申请按照规定货款到后厂家才会给发货，发货时间和被告讲的配货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发货时间是厂家收到货款后的发货时间，发货时间也是由经销商来定的，所以厂家不存在违约发货逾期发货的情形；二、关于货柜补助说明，12家货柜补助按照合同是分三年返还的，而且每年返还第一次30%，第二次30%，最后40%，这是有七家是按照这个返还的，另外五家是按照两年各返还50%的标准返还的，王旭这12家我们按照约定已经返还到位，反诉原告在证据里说了，金额也可以对上，在对账单也有体现，因为未到第二年期限，所以后面的自然就没有返还，因此被告提出的要求不符合返还条件；三、关于王旭返利的说明，2010年-2013年履行合同返利的证据，第一年是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标准是120万元，第一年被告达标，返利18148元已经兑现，第二年是400万元标准，扣除实际退货金额和合同约定特价款金额，实际是343万元的销售额没有达到返利标准，因此不能享受返利待遇，第三年虽然没有签订合同，但是达成意向也是400万元扣除合同约定，实际完成357万元，因此也没有达到返利标准，第四年完成了不到110万元，没有达到标准，因此只有第一年达到返利标准，证明王旭返利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四、2010-2013年对账明细单，证明和被告履行合同情况及实际欠款金额。
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被告邓艳虹对原告（反诉被告）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一、和本案没有关系，无法证明其不存在迟延交货的问题，是公司单方的解释，而后面所附配货计划是我方证据提供的资料，资料所记载的配货时间就是双方实际原告承诺给被告发货的供货时间，2010、2011年签订的合同有约定，发货时间是原告按照被告定货种类及当地气候应季发货，所以原告陈述的交货日期是我们决定是错的，这个肯定是原告来决定的，被告使用这个证据就是认可他们配货计划所记载的发货时间，和他起诉记载的实际发货时间有迟延现象，能够证明原告公司存在迟延交货构成了违约；二、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返利到位我们认可，但是第二年第三年是基于原告公司存在诸多违约行为，已经使双方合同无法履行，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我们有权提供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7条规定，原被告解除合同之后原告公司承诺的第二、三次返还就不受合同是否到期的限制，我们可以要求其所承诺的一并返还给被告，且结合双方提供的对账单，可以体现第二、三次原告是没有履行返还义务的，货柜支持函只能约束13家，41家因为是2012年发布的是公司单方行为，且41家计算的依据是合同里明确约定的，这个是有理有据的应当得到法庭的支持，对于41家货柜补助的数据都是通过原告公司给客户安装的销售系统里得出的因此真实性客观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三、对第一年是认可的，对于后三年返利情况，他陈述我们没有达到合同约定进货额我们不认可，因为我们提供的销售返利数据同样是公司客服给被告提供的，不是我们自己统计，结合双方的对账单可以提炼出这个数据，因此是真实客观的没有虚假，且合同里对销售返利限制条件只要年进货额多少就可以享受1%，并没有要扣除特价款和退货额的，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主张也是有理有据应当得到支持，对于第三四年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就应当按照交易习惯进行处理，也应当按照进货额1%享受销售返利；四、2013年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将保证金扣除，我们拿到的是对方公司客服邮寄给我们的，这个是原告自己制作的，所以对真实性有异议，其他几年的没有异议，且2010-2013年对账单可以反映出对货柜补助和销售返利的履行情况，和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应当得到认可。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审核认定如下：
关于原告（反诉被告）的证据，第一组：二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辩称这份协议的所有签字均不是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所签，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该协议成立并生效，故其负有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反诉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系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真实意思表示且为被告（反诉原告）王旭亲笔所签，因此本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2、3：二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二被告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第五组：二被告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商函为原告（反诉被告）致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的，二被告对该商函真实性、合法性未持异议，且所附快递留存单及查询单显示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已收悉，故该商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对其中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所欠货款等事项，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查证。
关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的证据：第一组：一、关于保证金和定金，原告（反诉被告）均无异议，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相应合同依据和支付保证金、定金相关证据确实充分，故本院对保证金和定金部分均予认可。二、关于货柜补助，其中2010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特许经营合同书》和2011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代理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2010年至2012年共41家应返货柜补助明细，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称是从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系统里提取出来的，系统是原告（反诉被告）公司安装的，后台在原告（反诉被告）公司，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没有修改权限。原告（反诉被告）辩称全是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自己打印的空白材料没有任何签字公章，不予认可，尽管系统是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给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的，但是系统的制作过程是被告（反诉原告）王旭随机的，所以真实性需要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在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销售管理软件录入信息原告（反诉被告）理应进行审核，且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合同均要求：“乙方（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必须安装甲方（原告（反诉被告））统一配置的销售管理软件，所开发的下属经销商也必须安装”，原告（反诉被告）作为该销售管理系统的提供者，其辩称系统的制作过程是被告随机的，故原告（反诉被告）负有证明系统的制作过程是被告(反诉原告)王旭随机的且不受其控制的举证义务，原告（反诉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故原告（反诉被告）的辩解本院无法采纳，被告提供的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2013年共12家应返货柜补助明细，原告（反诉被告）无异议，但原告（反诉被告）在关于货柜补助说明中称补助分三年返还，因为未到第二年期限，所以后面的自然就没有返还，因此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出的要求不符合返还条件。从原被告的陈述可知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的该12家店铺已获得第一次货柜补助，尚有货柜补助未到位，且补助数额原被告双方无异议，因此本院对该12家店铺未获货柜补偿金额可以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称山西古县加盟店安装中山公司分销系统时公司收取押金1000元，公司承诺退还，但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其主张本院无法确认。2013年12月2日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新开发的离石新时代儿童主题城加盟店应返货柜补助明细，原告（反诉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不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王旭亦未提供支持该货柜补助的合同依据或双方约定的其他补助依据，故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其主张，本院对该证据无法确认。三、关于销售返利，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两份合同如前述，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合作期内实际出货额及应得销售返利，被告辩解因为不全面不真实，不予认可。就销售返利，2010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特许经营合同书》约定：“如乙方（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当年进货金额在120万元人民币（特价款除外）以上，可获得甲方（原告（反诉被告））进货金额1%的奖励；全年货品买断，不产生换货的，可获得甲方（原告（反诉被告））进货金额2%的奖励，该奖励以货款形式返还”。2011年4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凡兜童装代理合同》约定：“如乙方（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当年进货金额在400万元人民币（特价款除外）以上，可获得甲方（原告（反诉被告））进货金额1%的奖励；全年货品买断，不产生换货的，可获得甲方（原告（反诉被告））进货金额2%的奖励，该奖励以货款形式返还”。从上述两条约定可在知，特价款不包括在当年的进货金额内，且双方约定的当年进货金额是不固定的。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合作期内实际出货额及应得销售返利中，未标明其中特价款金额，故本院无法据此认定当年扣除特价款金额后的进货金额即无法认定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是否达到获得销售返利的标准，且其中2012年5月11日后原被告未签订新的合同，故该时间段的销售返利无相应合同依据，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辩称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就应当按照交易习惯进行处理，也应当按照进货额1%享受销售返利，但从前两次签订的合同来看获得销售返利需进货金额达到一定标准，且两次合同约定的进货金额是不同的，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应当举证证明其各年份的进货金额达到了获得销售返利的标准，但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未提供相应证据，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本院对被告主张的销售返利的证据无法确认。四、关于2010年至2012年反诉被告给王旭发送的对账单，原告（反诉被告）虽然称对账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但经过与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对账单比对，原被告提供的对账单在数额上相吻合，故本院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
第二组：关于原告（反诉被告）迟延交货的证据，原告（反诉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两份证据均未说明其出处，且该证据上亦未有相关人员或公司签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关于原告（反诉被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证据，其中第（一）、（二）、（五）项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无法确认。第（三）、（四）项证据系山西省纤维检验局出具，受检单位和生产单位明确具体，其中检验报告中检验结论均显示“判定为不合格”，故本院据此可确定原告生产的童装存在不合格现象。第（六）项证据被告未说明其出处，且该证据上亦未有相关人员或公司签章，故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七）项证据为原告内部测试报告，仅能证明原告内部进行测试时某些项目不合格，无法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对外出售的商品为不合格商品，故本院对该证据无法确认。综上，根据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确认原告（反诉被告）生产的童装存在不合格现象。
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中，关于处罚通知书、罚单、收据，被告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上述处罚通知书、罚单、收据均为商场内部出具，不具有权威性，原告亦未提供据以作出处罚通知书的山西省质监局质量检验抽查报告，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于部分质量不合格、使用不合格商品条形码样衣照片，其与本案关联性本院无法确认。
第三组：关于损失计算的证据，原告（反诉被告）对其三性不予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2012年和2013年两份库存明细，欲通过两年的库存量对比来证明2013年的库存积压量为2012年的一倍系原告（反诉被告）的根本性违约所致，首先该两份库存明细为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自行制作，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另外造成库存积压的原因为多方面的，2013年的库存积压量为2012年的一倍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所称原告（反诉被告）的根本性违约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无法单独通过2012年和2013年两份库存明细来认定原告（反诉被告）给被告（反诉原告）王旭造成的损失。
关于原告（反诉被告）针对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反诉提供的证据：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三份说明均为当事人陈述，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
经过以上举证、质证和认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2010年原告（反诉被告）（作为甲方）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作为乙方）签订《凡兜童装特许经营合同书》（《童装代理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授权许可乙方在山西省范围经营“凡兜”品牌系列童装产品；合约期限自2010年5月11日起至2011年5月10日止，期限届满，本合同自然失效，双方同意续约时，应于期满一个月前办妥手续；合同签订后，乙方须缴纳代理保证金1万元，合约期满如无违约将全额无息退还；乙方须参加甲方一年两次的订货会，订货量按公司每季订货会所规定的数量要求，订单经双方确认后十日内需付30%定金（作为定货保证，最后一笔货款抵用）；甲方免费为乙方提供专卖店/专柜装修设计，乙方装修及使用货架达到甲方标准要求且经甲方验收合格的按照以下方式享受相应支持：A.代理商的展厅使用公司形象货架的，每年完成进货额80万元，公司按货架成本额支持100%，第一年和第二年各返还50%，以冲抵货款形式返还。B.使用公司形象货架的代理商下属加盟店，每年完成进货额要求（第一年年进货额10万元，第二、三年年进货额12万元），公司按货架成本额支持100%，第一年和第二年各返还25%，第三年返还50%，以冲抵货款的形式返还。C.不使用公司形象货架，但在当地按公司统一形象图自行装修的，公司根据实际店面形象标准按每平方米100元支持（需完成年进货额12万元），以冲抵货款支付；乙方必须安装甲方统一配置的销售管理软件，所开发的下属经销商也必须安装；如乙方当年进货金额在120万元（特价款除外）以上，可获得甲方按进货金额1%的奖励，全年货品买断，不产生换货的，可获得甲方按进货金额2%的奖励，该奖励以货款形式返还。
2011年4月16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再次签订《童装代理合同》，主要内容与前述合同基本一致，合同期限自2011年5月11日起至2012年5月10日止。销售奖励变更为：如乙方当年进货金额在400万元（特价款除外）以上，可获得甲方按进货金额1%的奖励，全年货品买断，不产生换货的，可获得甲方按进货金额2%的奖励，该奖励以货款形式返还。
2012年5月10日合同期满后，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未续签童装代理合同，但一直保持童装代理关系。
截止起诉时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尚有服装款1034066.46元未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2010年4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给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出具收据：“今收到山西王旭保证金壹万元”，被告（反诉原告）王旭通过银行转账及货款转订金的方式向原告（反诉被告）交纳55万元订金，上述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在原告（反诉被告）处尚有保证金1万元、订金55万元，合计56万元。2010年至2012年被告（反诉原告）王旭2家自营店、39家下属加盟店共41家，尚有未返还货柜补助214663.5元；2013年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的1家自营店、11家下属加盟店共12家，已经获得第一年货柜补助74367.50元，尚有未返还货柜补助125107.50元，上述原告（反诉被告）尚有货柜补助共计339771元未向被告（反诉原告）王旭。
根据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交的两份山西省纤维检验局于2014年5月19日进行的抽样检验报告分别显示：1、“产品名称：针织裙裤；受检单位：山西凡兜童装总代理；生产单位：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检验项目：裤子纤维含量（净干）、PH值等9项；检验结论：根据定期监督检验方案，共检9项，8向合格，1向不合格（耐碱汗渍色牢度不符合GB18401-2010标准要求），判定不合格”；2、“产品名称：牛仔长裤；受检单位：山西凡兜童装总代理；生产单位：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检验项目：纤维含量、PH值等9项；检验结论：依据定期监督检验方案，共检9项，8向合格，1项不合格（买干摩擦色牢度不符合GB18401-2010标准要求），判定不合格”。
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于2010年签订的《凡兜童装特许经营合同书》和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童装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童装代理合同》于2012年5月10日到期后，原被告虽未签订新的代理合同，但双方依然保持童装代理合同关系，可以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童装代理合同关系。原被告应当按照书面合同及双方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反诉被告）作为供货商，其负有举证证明已经履行了按约定发货的义务，庭审中，原告（反诉被告）提供关于货品交付期的说明并附有2013年秋冬期货配发计划，该说明仅为当事人陈述，庭审中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对其不认可，原告（反诉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故关于货品交付期的说明无法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完成了按时交货的合同义务，原告（反诉被告）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两份山西省纤维检验局于2014年5月19日进行的抽样检验报告均显示被检验产品不合格，由此可认定原告（反诉被告）为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提供的童装中存在质量不合格产品。上述原告（反诉被告）迟延发货及提供不合格产品，已构成违约。因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就事实上的童装代理合同关系的期限作出书面约定，该合同期限的确定应以双方实际共同完成业务而体现的合意为准，现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要求解除双方合同关系，且原被告无法就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童装代理合同达成合意，故原被告的合同已无继续履行可能，双方之间的合同应当终止履行。原告（反诉被告）尚有保证金、定金及货柜补助未向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返还，合同终止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可以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上述款项。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退货并赔偿损失197988.40元，但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两份库存明细一方面系其自行制作，另一方面库存增加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所述的原告（反诉被告）违约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退货并赔偿损失的证据本院无法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要求退货并赔偿损失的诉求无法支持。被告（反诉原告）王旭作为童装代理商，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相应童装价款的合同义务，因此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支付服装欠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邓艳虹对被告（反诉原告）王旭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债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邓艳虹共同清偿服装欠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旭本案的童装代理合同关系终止履行。
二、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被告邓艳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服装欠款一百零三万四千零六十六元四角六分。
三、原告（反诉被告）中山森麦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被告（反诉原告）王旭保证金、订金及货柜补助共计八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一元。
四、上述第二、三项折抵，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被告邓艳虹应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一十三万四千二百九十五元四角六分。
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旭的其他反诉请求。
本诉受理费一万四千一百零六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被告邓艳虹共同负担。反诉受理费七千九百一十六元，其中六千三百九十九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负担，一千五百一十七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旭、被告邓艳虹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剑
人民陪审员 赵建华
人民陪审员 冀锁琴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孟繁蓉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