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6民终6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永芬，女，1954年3月2日生，彝族，住丘北县，现住丘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崇昌(又名孟从昌)，男，1956年3月24日生，汉族，住丘北县。
上诉人梁永芬因与被上诉人孟崇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1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永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家恩，被上诉人孟崇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华到庭参加法庭调查与法庭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永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本案的案由(性质)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客观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施了买卖承包土地的行为，该行为当然有悖我国关于土地买卖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而自始无效。所以涉案的《土地出卖凭证书》是出卖处分承包土地的非法行为，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转让行为，万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并改判涉案的《土地出卖凭证书》无效，让上诉人不要因为不懂法而失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土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出卖凭证书》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的原则，确认双方签订的该《土地出卖凭证书》实际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错误的。实际上双方并未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取得(即转让)协商一致，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之规定签订书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而是对集体享有所有权的土地进行买卖协商一致而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所以该《土地出卖凭证书》系非法的土地出卖合同，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因为发包方代表赵某执笔书写了《土地出卖凭证书》，视为经发包方同意是错误的。因为赵某执笔书写《土地出卖凭证书》的行为系个人行为，无发包方的授权，不能代表发包方的真实意志。因此不能因为赵某执笔书写了《土地出卖凭证书》，且自己又为发包方代表，就当然地把其个人行为视为经发包方同意。一审判决置原、被告于2002年03月30日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标题“土地出卖”而不顾，却因记载的内容均为“管理使用”，内容没有涉及土地所用权。从而认为该《土地出卖凭证书》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错误的。因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上诉人无权处分，即上诉人处分了自己无权处分的物的行为当然无效并且被上诉人在申请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并没有得到上诉人的签字同意，而是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办理，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错误地将双方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认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因此认定的事实不清，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敬请二审法院核实本案客观事实后，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孟崇昌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非法的土地出卖合同”。被答辩人系涉案争议地的原承包方。2002年3月30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与答辩人协商一致，并经发包方原水围寺家属农场(现为水围寺村小组)同意后，订立《土地出卖凭证书》。双方明确约定：(1)被答辩人将其原在水围寺村的一切土地(承包土地共5.85亩，其中田1.5亩、地4.35亩)一次性转让给答辩人管理使用。(2)答辩人从2002年起承担原被答辩人所承担的农业税、土地承包费以及公益事业费用，土地承包合同书无偿交给答辩人管理使用。(3)土地坐落按“土地证”所列四至界限为准。双方在承包期内不得随意变更。自留地、秧田无偿交给被告使用。双方并对转让价款、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予以约定。由此可见，双方订立的《土地出卖凭证书》，虽然标题称“土地买卖”，但内容并未涉及土地所有权，均为“管理使用”，且答辩人受让后，依约定负担了承包方基于承包土地应承担的各种义务，并依法申请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此为受让土地得到发包方认可的合法形式，并未由此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双方实施的行为并未违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遵循的原则，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由发包方代表人赵某执笔书写，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观本案的实际情况，发包方代表人赵某的行为并不仅仅代表其个人行为，而应视为已经发包方同意，在答辩人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发包方即与答辩人确立了新的承包关系，据此答辩人对涉案争议地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显而易见，本案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被答辩人认为属“非法的土地出卖合同”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判决客观公正。答辩人依法享有对涉案争议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订立转让协议后，答辩人按约定支付了转让价款6600元，并依法缴纳农业税，履行了承包方的相应义务，多年来从未与被答辩人发生过争议。2、据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答辩人对涉案争议地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将其原承包的涉案承包土地流转给答辩人后，现却出尔反尔，妄想撕毁合同，其行为既有悖于情理，也有悖于法律之规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判决客观公正，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敬请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永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2002年3月30日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无效。
一审法院未对本案法律事实作出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是土地买卖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其区别在于是否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原、被告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虽然标题称“土地出卖”，但内容并未涉及土地所有权，均为“管理使用”，且被告受让后，依约定负担了承包方基于承包土地应承担的各种义务，并申请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是对受让土地为集体所有的认可，并未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该《土地出卖凭证书》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的原则，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由发包方代表人赵某执笔书写，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应视为经发包方同意。在被告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被告就对该涉案承包地与发包方确立了新的承包关系。故原、被告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实际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已取得该转让承包地的经营权，该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梁永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梁永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梁永芬提交了三组证据，1、到丘北县政府调取的《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复印件，证明梁永芬对涉案争议地享有经营权，孟崇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时，是把梁永芬的名字涂改掉，未经过梁永芬签字同意；2、《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梁永芬对该承包地享有经营管理权，梁永芬出卖承包地即处分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无权处分；3、马者龙村民委出具的《证明》，证实梁永芬对该承包地享有经营管理权，该土地是如何流转到孟崇昌名下情况不明。
经质证，孟崇昌认为以上三份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因为孟崇昌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已经包含了其中的两份证据，为何出现涂改名字的情况，孟崇昌一审时已经要求当时村小组土地证经办人徐兴恒出庭作证，徐兴恒陈述因梁永芬家已经将土地转让给孟崇昌，孟崇昌也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申请办理土地证，因为每一家只有一份表，徐兴恒不知情填写错误，所以才有涂改的痕迹，并不是村小组随意涂改，也不是孟崇昌个人涂改的。
本院认为，梁永芬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内容也无法证明梁永芬的主张，该三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法律事实如下：梁永芬、孟崇昌均为丘北双龙营镇马者龙村民委水围寺家属农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2年3月30日，梁永芬与孟崇昌签订了《土地出卖凭证书》，约定由梁永芬将其在丘北双龙营镇马者龙村民委水围寺家属农场的所有承包地以6600元的价格，一次性卖给孟崇昌永久管理使用，土地的四至界限以梁永芬家“土地证”上所列的为准。另外，除了“土地证”上的土地外，梁永芬家管理耕种的自留地、秧田也无偿交给孟崇昌管理使用，从2003年起，原梁永芬家承担的农业税、土地承包费以及公益事业等费用转由孟崇昌承担。合同签订后，孟崇昌依约支付钱款并对以上土地进行管理耕种至今，期间还交纳了农业税等相关费用。2007年，经马者龙村委会申请，丘北农经站审查，丘北县政府为孟崇昌所耕种管理的原为梁永芬家承包经营的承包地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重新确立了水围寺家属农场与孟崇昌的承包关系。自2016年起，梁永芬认为其与孟崇昌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违反了我国关于农村集体土地买卖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而自始无效，起诉到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孟崇昌返还土地。
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梁永芬与孟崇昌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的内容究竟是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该《土地出卖凭证书》的效力如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本案中，梁永芬与孟崇昌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了《土地出卖凭证书》，根据一审中孟崇昌申请出庭的证人赵某及徐兴恒的证言证实，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所涉及的内容是经过发包方即水围寺家属农场同意，且孟崇昌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继续维持了农业用途，并未改变土地用途和所有权性质。因此，虽然双方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在形式字义上表述为出卖，但实质内容上是属于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进行的土地流转协议，而非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该《土地出卖凭证书》的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当时真实意思表示，该《土地出卖凭证书》合法有效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现梁永芬主张双方签订的《土地出卖凭证书》属于土地买卖行为，且未经过发包方同意的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这一法条中的“承包地不得买卖”其含义应理解为改变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由农民集体所有，改变了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户为承包方关系的买卖行为。而本案中，梁永芬将其承包的土地转让给孟崇昌，该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水围寺家属农场，土地的发包方仍然为水围寺家属农场，只有承包方发生了变化，即原来承包方由梁永芬户变更为孟崇昌户。故本案的土地所有权性质及土地用途并未发生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进行的土地流转（部分或全部）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梁永芬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梁永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梁永芬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琴
审判员 张文科
审判员 林 靖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陆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