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肇中法民一终字第3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梓杨，男，汉族，住肇庆市端州区。
委托代理人：禤青、林中华，均为广东网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尚狄，男，汉族，住肇庆市端州区。
委托代理人：禤青，广东网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兢，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尚杰，男，汉族，住肇庆市端州区。
委托代理人：禤青，广东网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兢，广东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应尧，男，汉族，住肇庆市鼎湖区。
委托代理人：刘华君，广东君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振星，男，汉族，住肇庆市鼎湖区。
上诉人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因与被上诉人邓应尧、梁振星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2）肇鼎法民一初字第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经该院于2010年4月26日作出（2010）鼎民商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判令邓尚狄、邓梓杨、肇庆市海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海华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邓尚狄、邓梓杨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2日作出（2010）肇中法民终字第6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1月7日，肇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鼎湖分局将海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邓应尧，股东持股情况变更登记为：肇庆阳光公司占50%、邓尚狄占30%、邓梓杨占20%。肇庆市高科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已于2006年12月27日注销，公司剩余所有资产无偿划拨给了海华公司。
2011年12月，肇庆市城乡规划局鼎湖分局向海华公司发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认定海华公司位于鼎湖区坑口55区的厂房（生产酒桶）未经批准擅自建设，责令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自行拆除。海华公司收到通知后，以海华公司为委托人，梁振星为受托人，双方签订《作业联系单》，约定聘请梁振星的一台挖掘机进行厂房外的工棚和篮球场边的围板清除作业。双方签订《作业联系单》后，梁振星于2011年12月7日进场作业，并依委托人现场施工人员的指令进行操作，将海华公司位于鼎湖区坑口55区厂房外的工棚拆除。作业结束后，当挖掘机退场时，邓尚狄、邓梓杨召集的人员挡在海华公司大门内，不让离场。为此，梁振星向肇庆市公安局鼎湖分局坑口派出所报案要求解决。该所接报后，派民警到现场调解处理，邓尚狄、邓梓杨认为该挖掘机违法毁坏其财物，是作案工具，该挖掘机停放在海华公司内，不让取回。2012年2月28日，邓尚杰向坑口派出所报案称：在肇庆市鼎湖区坑口海华公司仓库被人盗窃了马达、电缆一批，不锈钢材料，吊车控制表箱等。
因本案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第二个诉讼请求“判令邓应尧与梁振星连带向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赔偿因毁坏肇庆市高科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高科达公司）围墙而导致上述附属生产车间两次失窃造成的损失99350元”涉及刑事案件，坑口派出所接邓尚杰报案后已进行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故该院依据法律规定于2013年3月5日中止了本案诉讼。后因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撤回了该诉讼请求，本案恢复审理。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侵权损害赔偿纠纷。邓应尧作为海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接到肇庆市城乡规划局鼎湖分局发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后，按通知内容自行拆除公司内的违章建设，属正常的公司经营行为，且合法有据。邓梓杨、邓尚狄无证据证明邓应尧的行使公司经营权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因此，邓梓杨、邓尚狄作为公司股东起诉要求邓应尧赔偿因其毁坏其所有的海华公司附属生产车间及高科达公司围墙而造成的损失976200元的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梁振星受海华公司雇佣派挖掘机到海华公司拆除违章建筑，其行为后果应由海华公司承担。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邓梓杨、邓尚狄主张要求由梁振星对因毁坏海华公司附属生产车间及高科达公司围墙而造成的损失976200元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邓尚杰不是海华公司、高科达公司的股东，无权主张邓应尧和梁振星赔偿毁坏海华公司附属生产车间及高科达公司围墙而造成的损失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80元，由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承担。
上诉人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存在重大错误和遗漏。（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高科达公司未将任何资产无偿划拨给海华公司，高科达公司既未与海华公司达成过任何无偿划拨的协议，又没有与其办理过任何财产移交手续。海华公司历年来的资产负债表证实，海华公司未曾在账面上增加高科达公司任何资产。2、邓应尧举证的《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是阳光公司的员工温碧慧签收，碧慧并非海华公司员工。因此，该《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未曾送过给海华公司。邓尚狄、邓梓杨作为海华公司股东，从未见过该法律文书。3、我方所属厂房被梁振星所有的钩机毁坏并报警后，梁振星从未向鼎湖区公安局出示过该“联系单”。海华公司股东既未授权，也不知道海华公司与梁振星签订过作业联系单。因此，该联系单实为邓应尧与梁振星在诉讼时虚构的伪证，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4、邓梓杨与邓尚狄作为海华公司多数股东，从没赋予海华公司指令梁振星所属钩机进厂的权利。海华公司的门卫从没得到海华公司指令钩机进厂操作的决定或通知，梁振星所属钩机违法擅自闯入，因此门卫关闭海华公司大门，属于正当行使门卫权，不存在“将挖掘机扣留在海华公司内，不让离场”的问题。邓梓杨与邓尚狄根本不在场，也从未组织任何人员扣押梁振星钩机。除门卫外，作案现场没有任何海华公司人员出现，根本不存在“依委托人现场施工人员的指令进行操作”的客观事实。且拆除的不是工棚，而是厂房。5、原审判决隐瞒和遗漏我方遭受钩机侵害后，于当天上午向坑口派出所报案并要求赔偿的事实。我方并未阻止梁振星取回钩机，因其违法闯入而导致钩机被锁，属于咎由自取，责任应由其自己承担。且我方从未“不让取回”，而是要求梁振星履行正当手续后才能取回。但是，梁振星（包括黄鉴雄）以各种理由拒绝提走。6、在我方没有中请中止审理的情况下，利用职权，违法裁定中止我方起诉并立案在先的本案的审理。而且在我方先后于2013年3月19日向其提出《中止审理异议申请书》、2011年5月23日捉出《恢复审理申请书》后，仍不恢复审理。（二）原审判决遗漏事实。1、对钩机违法闯入海华公司厂区并造成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的损失未予提及并认定。邓应尧指派梁振星所有的钩机强行闯入海华公司，将厂房、机械设备、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电线电路和防盗设施部分或全部被毁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76200元、被盗物质损失99350元、安装监视设备而发生的费用4万元。2、所谓海华公司实施的所有行为，均是对内行为。在对内行为上，邓应尧无权代表其他股东实施任何行为。海华公司委托梁振星实施拆除行为，均为邓应尧背着股东所采取的违反股东意志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3、阳光公司入股海华公司后，从未单独或与邓梓杨、邓尚狄共同管理过海华公司，海华公司一直是由其指派门卫代表海华公司进行管理，未经公司门卫同意，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厂区内。4、被拆厂房及厂房内大量被毁坏的物品全部属于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所有，与海华公司和另一股东阳光公司没有关系。邓梓杨、邓尚狄与阳光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除土地资产外，标的企业（海华公司）其他资产、债权债务和所有者权益均由甲方（邓尚狄、邓梓杨）依法享有或承担”，故除邓梓杨、邓尚狄外，任何人无权擅自决定拆除涉案厂房。二、原审判决徇私舞弊，程序违法。1、原审法院裁定中止对我方起诉并立案在先的本案的审理，经我方提出《中止审理异议申请书》、《恢复审理申请书》后，仍不恢复审理。此外，我方要求中止对（2012）肇鼎法民初字第318号案审理，法院却先行对（2012）肇鼎法民初字第318号案作出判决。原审法院将基于同一一事实的两个诉讼案件，中止对案件事实上半部分一一侵权原因部分事实的审理，却加速案件事实下半部分一一侵权行为造成后果的审理，最终导致对我方不利的结果。2、在我方起诉状中，有列举广东东方阳光地产有限公司为被告。但是，原审判决却遗漏了我方列举的被告广东东方阳光地产有限公司。三、原审判决理由，概不成立，应予撤销改判。（一）原审判决以“邓应尧作为海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接到肇庆市城乡规划局鼎湖分局发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后，按通知内容自行拆除公司内的违章建设”为由，认定广东东方阳光地产有限公司和邓应尧雇请钩机，毁坏邓梓杨、邓尚狄所有的厂房属“正常的公司经营行为，且合法有据”，缺乏理据，应予撤销改判。理由：1、该厂房己经建好了几年，未曾认定为违章建筑，且其附近不少临时建筑也没被认定人违章建筑，并要求拆除。唯独该建筑被要求拆除，完全是规划部门应邓应尧违法请求徇私枉法作出的。2、邓应尧举证的《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未曾送达给海华公司。3、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该厂房属于邓梓杨和邓尚狄所有，即使规划部门依法要求海华公司拆除所谓违章建筑，也只能由我方自行拆除，邓应尧及海华公司无权拆除属于答辩人的厂房。且《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没有填写落款日期、无告知申辩和复议权利，属于违法法律文书。4、原审判决将所谓“拆除违章建筑”认定为“公司正常的经营”，缺乏证据支撑和理据。海华公司的经营范围亦无“拆除违章建筑”，“拆除违章建筑”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一种公司“经营”行为，更不用说是一种“正常经营”行为。5、“拆除违章建筑”属于公司内部决定和处理的事务，理应由股东作出决议后方能实施，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公司或股东决定处理内部事务，擅自委托他人进行“拆除违章建筑”。（二）原审判决认定“邓梓杨、邓尚狄无证据证明邓应尧的行使公司经营权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因此，邓梓杨、邓尚狄作为公司股东起诉要求邓应尧赔偿因其毁坏邓梓杨、邓尚狄所有的海华公司附属生产车间及高科达公司围墙而造成的损失976200元的理据不足”，缺乏理据，应予撤销改判。理由：在阳光公司入股海华公司后，海华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之间只有诉讼纠纷，没有任何经营行为，邓应尧“拆除违章建筑”的行为，完全不是行使公司经营权的行为。且我方举证的事实充分证明，邓梓杨、邓尚狄的厂房完全是因邓应尧假借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违法雇用钩机进行毁坏，因此邓应尧理应对邓梓杨、邓尚狄的损失976200元，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判决认为“梁振星受海华公司雇佣派挖掘机到海华公司拆除违章建筑，其行为后果应由海华公司承担”，缺乏理据，应予撤销改判。理由：1、拆除行为完全属于海华公司内部事务，在未经邓梓杨、邓尚狄同意的情况下，邓应尧无权冒用海华公司名义，雇用钩机毁坏属于邓梓杨、邓尚狄的财产。因此，本案雇佣主体不是海华公司，而是邓应尧个人。海华公司只不过是因为公章在邓应尧手上，而被其违法使用。《作业联系单》实为邓应尧与梁振星在诉讼时虚构的伪证。2、既然雇佣人是邓应尧，拆除违章建筑的后果只能由邓应尧承担，而不是海华公司承担。（四）原审判决认定“邓尚杰不是海华公司、高科达公司的股东，无权主张邓应尧和梁振星赔偿毁坏海华公司附属生产车间及高科达公司围墙而造成的损失权利”，缺乏理据，应予撤销改判。因本案是损害赔偿纠纷，而不是公司法律纠纷，邓尚杰是否海华公司或高科达公司的股东，不影响其依据侵权责任法主张损害赔偿权利。邓尚杰是被毁厂房的实际经营人和相关产品、成品、半成品的所有人，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邓尚杰当然有权主张邓应尧和梁振星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即使海华公司代收上述《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后，也应交付股东尤其是对厂房具有所有权的股东处理。邓应尧明知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和法律关系，反而冒用海公司名义雇用钩机，该行为既不是法定代表人的合法职务行为，更不是不是代表公司的“经营活动”，因此，本案根本不适用《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二）由于邓应尧雇用钩机的行为，根本不是代表公司的经营行为或经营活动。因此，其实施的侵权行为，理应由其自己负责，与公司无关。原审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驳回我方诉讼请求，根本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存在重大错误和遗漏，程序违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改判，故上诉请求：1、撤销（2012）肇鼎法民一初字第213号民事判决；2、支持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在一审诉讼中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邓应尧答辩称：一、拆除工棚和围墙是海华公司的企业行为，不是邓应尧的个人行为，其后果应由海华公司承担。二、邓应尧是为了海华公司的利益实施的职务行为，没有做错，没有损害公司的任何利益，不存在被股东追究失职责任的基础。三、海华公司拆除工棚的行为不需要通知邓梓杨等人，更不需要其授权，邓梓杨、邓尚狄作为股东只能通过股东会行使股东权，而不能干涉海华公司的经营权。四、邓应尧履行职务的行为没有越权，邓梓杨指控邓应尧侵权缺乏根据，也缺乏证据。五、邓尚杰不是海华公司的股东，没有资格向邓应尧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请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梁振星答辩称：（2015）肇中法民一终字第48号民事判决已确认邓尚狄、邓梓杨扣留挖掘机的行为是侵权行为，并判决其承担扣留挖掘机导致的损失。该判决确认我方已将挖掘机及其被非法扣留期间的损失赔偿权利转让给黄鉴雄，因此，我方与本案无关，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邓应尧向本院提交（2013）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2号民事裁定书、（2012）肇中法民终字第236号民事判决书、（2015）肇中法民一终字第48号民事判决各一份，以上裁判文书均为复印件。
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梁振星没有提供新证据证实其主张。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争议的焦点是：一、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请求由邓应尧、梁振星承担因损毁的海华公司附属生产车间和高科达公司围墙而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是否合理的问题；二、原审判决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关于应否由邓应尧、梁振星承担因损毁的海华公司附属生产车间和高科达围墙而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问题。肇庆市城乡规划局鼎湖分局于2011年12月向海华公司发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该通知书经海华公司员工温碧慧签收，并注明：法定代表人不在现场，由其代邓应尧签收。海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邓应尧，在（2012）肇鼎法民初字第318号以及（2015）肇中法民一终字第48号两案的审理中，温碧慧亦作为海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故温碧慧为海华公司的员工，海华公司已实际已收到该通知书。邓尚狄、邓梓杨、邓尚杰主张依《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海华公司的厂房属其所有，邓应尧未经邓梓杨、邓尚狄的同意，冒用海华公司的名义拆除违章建筑构成侵权。对此本院认为，海华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邓应尧作为海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根据肇庆市城乡规划局鼎湖分局的通知自行决定拆除违章建筑，并委托梁振星的挖掘机施工作业，该行为属于公司的经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海华公司作为企业法人，邓应尧作为海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海华公司应当对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作业联系单》证实梁振星是受海华公司的委托进行施工请求，邓尚狄、邓梓杨、邓尚杰请求由梁振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应向梁振星的雇主即海华公司主张民事权利。邓尚杰上诉认为其为被毁厂房的实际经营人及相关产品的所有人，故可行使主张赔偿的权利。本院认为，本案因拆除海华公司内的违章建筑的行为而引发的纠纷，如邓尚杰认为财产属其所有，应当向海华公司主张相应权利，而非向邓应尧和梁振星主张赔偿。综上所述，本案是因邓应尧作为海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海华公司拆除违章建筑而引发的赔偿纠纷，被告应当为海华公司，邓尚狄、邓梓杨、邓尚杰起诉认为是邓应尧、梁振星个人实施侵权行为，其在法院庭审中坚持以邓应尧、梁振星为被告。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邓尚狄、邓梓杨、邓尚杰以邓应尧、梁振星实施个人侵权为由请求由邓应尧、梁振星赔偿其经济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原审法院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原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认为其起诉梁振星、邓应尧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先，一审法院先审理（2012）肇鼎法民初字第318号案而中止本案的审理，且没有列阳光公司为被告，故属于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案件的判决顺序不是以起诉的先后作为依据的。其次，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在本案中提起的诉讼请求第二项为“判令邓应尧与梁振星连带向其赔偿因毁坏肇庆市高科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围墙而导致上述附属生产车间两次失窃造成的损失99350元”，因其该诉讼请求涉及刑事案件，坑口派出所接到邓尚杰报案后已进行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本案诉讼正确。后因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撤回该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恢复本案的审理并无不妥。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诉讼主体问题。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在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并无列阳光公司为被告，在2012年9月19日庭审期间其亦坚持认为是邓应尧、梁振星实施侵权行为，以邓应尧、梁振星为被告。因此，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认为原审判决遗漏被告的理据不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62元，由上诉人邓梓杨、邓尚狄、邓尚杰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小冬
审 判 员 蔡红茂
代理审判员 吕翠华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