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4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晓丽，女，195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吴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永建，浙江永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桑哲渊，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肇行，男，196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上宁巷*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黄松良、王文倩，广东达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为人，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寿均华，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都大道区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彭伟，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黄松良、王文倩，广东达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绿山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桃花岭路9号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邵肇行。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黄松良、王文倩，广东达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3楼。
法定代表人：宋卫平，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何晓丽、邵肇行因与被上诉人何为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公司）、广州市绿山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山湖公司）、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民初字第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晓丽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中上诉人已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原审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一审判决仍以变更前的诉讼请求的请求权基础即合同之债来评析上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认为，被上诉人何为人与邵肇行存在合资开发房地产关系，而何为人将其部分投资权益转让给上诉人，故上诉人亦有权按照投资比例享有涉案房地产项目的收益权，所以最初上诉人以合同之债为请求权基础，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原告投资的人民币50万元在被告华业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一中东面地块项目的投资比例，并按该投资比例分配利润（亦审计为准）；被告一、被告二承担连带责任；2、确认原告投资的人民币250万元与被告何为人共同占有被告邵肇行投资在绿山湖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龙岗围水库别墅项目中的比例，以确认原告所占比例。但上诉人起诉后，邵肇行向广州市花都区法院起诉何为人，最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1、确认邵肇行与何为人于2006年6月20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于2011年1月5日解除；2、确认邵肇行与何为人于2011年1月5日成立借款合同关系”，该判决同时认定上诉人出资的共计300万元房地产项目投资款均被何为人与邵肇行于2011年1月5日作为借款关系处理。基于上述判决内容，上诉人认为，邵肇行与何为人恶意串通，将双方之间的投资关系（委托持股关系）变更为借款关系，导致上诉人不能作为投资主体享受房地产项目开发收益权，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上诉人将请求权基础变更为侵权之债，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何为人、邵肇行赔偿原告在第三人华业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一中东面地块项目的投资款50万元按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损失（以审计为准）；2.判令被告何为人、邵肇行赔偿原告在第三人绿山湖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龙岗围水库别墅项目中投资款250万元按投资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损失（以审计为准）。同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申请司法审计的报告》，申请对上诉人可得投资收益损失进行司法审计，具体为：1、要求对何晓丽投资的50万元在华业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一中东面地块项目中按各方的投资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数额进行司法审计；2、要求对何晓丽投资的250万元在绿山湖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龙岗围水库别墅项目中按各方投资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数额进行司法审计。由此可见，上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是以侵权责任为基础的，要求何为人、邵肇行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原告要求被告何为人、邵肇行赔偿……利润损失，其前提是被告邵肇行在第三人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持有股权或存在投资，被告何为人与被告邵肇行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被告何为人将投资利益转让给原告的行为成立。”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以合同之债为基础，而上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已经不再是合同之债，已变成侵权之债，因此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2、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在华业公司50万元、绿山湖公司250万元投资款问题时，均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对于投入华业公司的50万元投资款，邵肇行于2003年1月12日向何为人出具“说明”承诺：此款系何为人出资，用于花都区花山镇一中东面地块开发项目。项目简称销售后按出资比例分成。而此款实际由上诉人出资，何为人也承认该投资权益由上诉人享有，上诉人原来应当享有2003年1月12日“说明”中邵肇行承诺的按出资比例分成的权利，但是由于邵肇行与何为人未经上诉人同意解除了投资关系，损害了上诉人的投资收益权，故应当赔偿上诉人基于该50万元按投资比例在该房地产项目中的可得利润损失。一审判决认为：“2004年9月18日，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已中止合同的履行，并退回已收的款项。现案涉项目虽已完成，但无证据证明；此后，被告邵肇行又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建立了投资关系，并且建立投资关系的款项即为原先的50万元款项；而被告何为人通知被告邵肇行将权利转让给原告的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以后，此时原有的投资关系已不存在，因而失去了投资的基础。”上诉人认为，正是因为何为人与邵肇行的恶意串通行为，才导致上诉人失去投资的基础，一审判决只考虑“失去投资基础”，但未考虑“失去投资基础是谁造成的”以及“失去投资基础后如何保障上诉人受损的权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投资到绿山湖公司的250万元，邵肇行于2003年10月28日向何为人出具收条承诺：兹收到何为人人民币550万元整，用于广州市绿山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花都区龙岗围水库别墅项目。该合作项目各投资方按实际投入资金比例分享权益。其中250万元实际由上诉人出资，何为人也承认该款投资权益由上诉人享有，上诉人原来应享有该250万元投资款“按实际投入资金比例分享权益”的权利。但是由于邵肇行与何为人未经上诉人同意解除了投资关系，损害了上诉人的投资收益权，应当赔偿上诉人基于该250万元按投资比例在该房地产项目中的可得利润损失。但一审法院直接以（2016）粤01民终16317号民事判决为依据，认为何为人与邵肇行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已变更为借贷关系，所以上诉人要求何为人、邵肇行赔偿投资利益的请求缺乏基础。上诉人认为，委托持股关系变更为借贷关系，并非经过上诉人同意，是邵肇行与何为人单方恶意串通的结果，不能因此剥夺上诉人的权益，上诉人有权要求邵肇行与何为人承担赔偿可得利润损失的侵权责任。何为人一审中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2016）粤01民终16317号民事判决，并且何为人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该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该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审理依据。对此，一审判决认为该规定只适用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不适用法律关系的认定及判决结果，也就是说，即使判决确认的事实完全推翻，该判决认定的何为人与邵肇行的法律关系也是不会改变的，但法律关系的认定及判决结果均是基于法律事实，如果只能推翻事实，确不能改变法律关系及判决结果，推翻事实的意义何在。一审显然对法律理解由错误。3、虽然上诉人与邵肇行没有书面约定，但根据何为人一审提供的经过公证的短信、录音证据（证明何为人与邵肇行对投资收益分配问题磋商过程），邵肇行是明知上诉人在涉案房地产项目中有投资收益权的，应当向上诉人分配投资收益。但邵肇行在明知的情况下，与何为人解除投资关系，主观上有恶意，直接影响了上诉人收益权的实现，是一种无权处分行为。上诉人认为不管他们之间的投资关系是否解除，均不影响上诉人的收益权。如果认定投资关系解除，应当由邵肇行与何为人赔偿可得利益损失。4、何为人与邵肇行恶意串通解除了投资关系，侵害了上诉人的投资权益，所以上诉人有权要求其按照第三人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利润赔偿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为此，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申请司法审计的报告》，要求对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的相关利润情况进行司法审计，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一审判决对何为人、邵肇行侵权的事实、上诉人受到损失的事实均未予查明，属于重大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应当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但由于本案涉及司法审计，故只能发回重审。5、本案一审中对管辖权问题发生争议，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诸暨市人民法院与广州市案件分别审理。但一审法院因级别管辖问题报绍兴市中院决定，造成本案审理时间拖延，广州的案件先行判决。一审法院直接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为依据，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现何为人在庭审中陈述，其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已受理，上诉人认为，如何为人胜诉，原判决撤销，则本案一审判决的基础事实发生重大变化，为减少诉累，节省诉讼资源，本案应当发回重审后中止审理，待何为人再审案件审结后再恢复审理。
被上诉人何为人针对上诉人何晓丽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答辩称：何为人与邵肇行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并未解除，也不存在变更为借款关系的事实，广州两级法院所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当中的事实认定以及判决结论与本案庭审当中提供的相关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不一致，我们认为应当按照本案收集的证据认定邵肇行与何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广州市两级法院所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因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结论是错误的，并且现有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两份判决书的结论，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民诉法的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本案当中广州市两级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不具有证明效力，不应当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对上诉人何晓丽提出的上诉请求以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我们没有异议。
上诉人邵肇行针对上诉人何晓丽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何晓丽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适用法律错误不是发回重审的法定理由；再审申请不是中止审理的理由；本案主要事实认定是正确的，是基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所作出的，因此也不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形，所以本案不应当发回重审或者中止审理。2、上诉人何晓丽不能在本案中有效的证明300万是借款，更不能证明300万是投资关系，是为了抢管辖所作的虚假诉讼，除了驳回起诉外，还应依法对此予以处理。
原审第三人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均陈述不同意上诉人何晓丽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原审第三人绿城公司针对上诉人何晓丽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未发表意见。
邵肇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何晓丽与何为人为抢本案管辖权，恶意串通，虚构450万元借款和所谓的投资权益转让，姐弟互告，严重破坏诉讼秩序，属虚假诉讼的行为，应当依法驳回起诉。何晓丽与何为人对何晓丽投以权益的形成过程、时间等关键事项语焉不详，前后矛盾。何晓丽在起诉状中关于“被告一（何为人）称其缺乏资金，要求原告借其部分资金与原告共同投资，原告……以存现的方式将人民币450万元存入被告二的个人银行卡内。后被告一称，……其中250万元作为原告的投资，其余为被告一的投资，原告亦表示同意”的陈述与被上诉人何晓丽在2017年8月30日庭审中称借给何为人450万元，后经结算250万元为投资的陈述前后不一。何晓丽并无出具任何证据证明何晓丽与何为人就450万元借款转为投资款以及450万元变成250万元的材料。何晓丽无法证明其450万元系由其本人借出的真实借款。何晓丽提交的证据四“2003年10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凭条回单”一份，该存款凭条并无加盖银行公章，其真实性存疑。何晓丽向何为人的账户以“存现”的方式存入450万元的大额现金，明显有悖常理。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16）粤01民终16317号民事判决查明550万元系何为人支付给上诉人（含其中的450万元），该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证明材料。何晓丽于2017年4月19日以何为人与上诉人邵肇行恶意磋商为由变更诉讼请求，但在2017年8月30日的庭审中没有就“恶意磋商”提出任何证据或说辞。何晓丽与何为人系姐弟，二人于2017年8月30日庭审中的举证、质证以及陈述均保持高度一致，企图证明何晓丽的主张合理合法。上诉人曾在一审中提交过一份申请，要求对本案原告和被告一涉嫌虚假诉讼作出处理，但一审法院对此重要事实未予查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一审判决遗漏查明本案何晓丽与何为人存在制造虚假诉讼的故意与事实，应对这一事实进行查实后依法进行处理并作为判项予以明确。2、本案历时三年多才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应对其审限严重超期的情况在判决书中进行说明。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4年3月，后多次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2014年12月12日首次开庭，2017年8月30日，第三次开庭。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日提出本案中止审理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回复。历时三年半的审理过程，一审法院亦未向上诉人就审限作出说明告知。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期限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审限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在判决书中对此予以说明。3、一审判决没有对何晓丽称“2003年10月20日原告（何晓丽）以存现的方式存入邵肇行银行账户450万元的不实陈述进行查明并依法进行认定。4、一审判决书认定“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已中止合同的履行，并退回已收的款项。现案涉项目虽已完成，但无证据证明；此后，被告邵肇行又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建立了投资关系，并且建立投资关系的款项即为原先的50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应予以纠正。第三人华业公司于开发项目终止后将款退还给上诉人邵肇行后，二者再无建立新的投资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陈述和证据的基础上认定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建立新的投资关系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上诉人何晓丽针对邵肇行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答辩称：何晓丽一审中举证证明了其投资300万的事实，而且根据邵肇行自己提供的广州花都区法院和广州中院的判决书中对于邵肇行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均是依法予以认定的，至于这一款项现由广州两级法院认定是何为人给邵肇行的投资款，我们在一审当中提供了450万元的存条凭证，这一存条凭证虽然回单上没有盖章，但是这一事实与广洲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吻合的，款项是谁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如果对有关的款项未注明相关的权利人的，应当认定持有凭条的人为权利人，所以我们认为何晓丽向邵肇行汇款450万元的事实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我们存款和投资的事实是存在的，投资还是借款可以作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何况我们作为投资人，何为人在投资款项备注将其权利转让给我方，就算按照上诉人邵肇行的说法是何晓丽单方备注，单方发函给相关人员，我们认为权利的转让法律上只要行使通知义务即可，所以我们认为就算退一步讲是何为人的投资款，何为人将其权利转让给何晓丽，邵肇行可以提出抗辩意见，但并不等于虚假诉讼。我们认为何晓丽的投资事实由于被告之间的基础事实发生变化，但不影响原告权利的保护，何晓丽跟何为人之间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的诉讼能力和民事能力，当然有权对独立的民事主体提起诉讼，所以不存在虚假诉讼。
被上诉人何为人针对上诉人邵肇行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答辩称：1、何为人与何晓丽之间不存在虚假借款、虚假投资的事实，双方也没有进行恶意串通，因此上诉人邵肇行认为本案一审存在着何晓丽与何为人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行为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2、何为人与邵肇行之间是委托持股关系，双方的法律关系并未变更为借款法律关系，广州两级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应当按照本案收集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来认定何为人与邵肇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邵肇行要求撤销一审判项，并判决驳回起诉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均陈述同意上诉人邵肇行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原审第三人绿城公司针对上诉人邵肇行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未发表意见。
原审原告何晓丽一审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投资的人民币50万元在被告华业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一中东面地块项目的投资比例,并按比例分配利润;被告何为人、邵肇行承担连带责任；2.确认原告投资的人民币250万元与被告何为人共同占有被告邵肇行投资在绿山湖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龙岗围水库别墅项目中的比例，以确认原告所占比例。一审审理中，原告将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何为人、邵肇行赔偿原告在第三人华业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一中东面地块项目的投资款50万元按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损失；2.判令被告何为人、邵肇行赔偿原告在第三人绿山湖公司开发的广州市花都区龙岗围水库别墅项目中投资款250万元按投资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晓丽与被告何为人系姐弟关系；被告何为人与被告邵肇行系同学关系。2003年1月9日，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签订合同书一份，就合作开发房地产等事宜达成协议，被告邵肇行作为投资人对项目的盈亏实行总承包。同月，被告邵肇行交给第三人华业公司人民币50万元，第三人华业公司在收据中写明的内容为投资款。收据的背面，由被告邵肇行注明“此款为何为人出资，用于花都区花山一中东面地块开发项目。项目建成后，各出资方按出资比例分成。2003年1月12日”。2004年9月18日，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签订中止开发合同的协议，载明由于花山镇政府未能顺利将土地征到，交给双方，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开发义务，决定中止所签合同，第三人华业公司退回已收的投资款。2014年2月26日，被告何为人向被告邵肇行寄送权利转让通知书一份，告知将其在第三人华业公司的50万元投资权益转让给原告。2003年10月28日，被告邵肇行出具给被告何为人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何为人人民币550万元，用于绿山湖公司在花都区龙岗围水库别墅项目。该合作项目各投资方按实际投入资金比例分享权益”。后被告何为人在收条的下半部分注明，该款中的250万元及2013年1月12日投资第三人华业公司的50万元及收益为原告何晓丽投资总额，待与被告邵肇行及第三人绿山湖公司对投资比例确认后，按投资额比例分享权益。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1日。2006年6月20日，被告何为人与邵肇行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一份，约定“在邵肇行名下的绿山湖公司55%股权，其中10%系何为人所有，何为人委托邵肇行代行股权，今后由此10%股权产生的权益归何为人所有”等内容。2011年4月24日后，由被告何为人出具与被告邵肇行往来款清单一份，确认被告邵肇行已还款268.60万元。2014年2月26日，被告何为人向被告邵肇行发送权利转让通知书一份，告知已将其投资款中的250万元份额转让给原告何晓丽。2014年3月5日，原告诉至该院提出前述请求。随后，被告邵肇行以何为人为被告，绿山湖公司、绿城公司为第三人，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何为人于2006年6月20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于2011年1月5日解除；确认其与被告何为人之间持股关系于2011年1月5日变更回原来的民间借贷关系。经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支持了被告邵肇行的诉讼请求。另查明，第三人绿山湖公司成立时，被告邵肇行占有60%的股权，其他股东享有40%股权。2005年11月28日，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绿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股权中的5%转让给第三人绿城公司；其他股权持有人也将各自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绿城公司。至此，被告邵肇行持有第三人绿山湖公司55%的股权，第三人绿城公司持有第三人绿山湖公司45%的股权。第三人绿山湖公司确认，至今为止未向股东分配利润。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原告要求被告何为人、邵肇行赔偿其分别在第三人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投资款50万元、250万元按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损失，其前提是被告邵肇行在第三人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持有股权或存在投资，被告何为人与被告邵肇行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被告何为人将投资利益转让给原告的行为成立。原告的请求由两部分组成，其合理性分别确认如下：关于在第三人华业公司5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第三人华业公司与被告邵肇行建立房地产开发关系的时间为2003年1月9日，2003年1月12日被告邵肇行出具说明认可项目建成销售后，按出资比例分成。如涉案项目如期开发，并产生利益，被告何为人确可按投资的数额分配利润。但该项目并未如期开发，在2004年9月18日，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已中止合同的履行，并退回已收的款项。现案涉项目虽已完成，但无证据证明；此后，被告邵肇行又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建立了投资关系，并且建立投资关系的款项即为原先的50万元款项；而被告何为人通知被告邵肇行将权利转让给原告的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以后，此时原有的投资关系已不存在，因而失去了投资的基础。故原告以50万元投资款所产生的利益，作为二被告赔偿的标准，依据不足。关于在第三人绿山湖公司25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6）粤01民终16317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确认被告何为人与被告邵肇行之间非委托持股关系，而是借贷关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对生效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也就是说在当事人提供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后审理案件的法院可根据证据重新确定案件的事实。但该规定不适用法律关系的认定及判决结果。由于本案被告何为人与被告邵肇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已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为借贷关系；因而，原告要求两被告按250万元所享有的投资比例赔偿原告投资利益，同样缺乏基础，难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两被告按投资款所享有的的比例，赔偿原告投资利益，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原告未诉请要求被告返还其已付的款项，本案不作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由于第三人华业公司开发的项目中，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的证据不足；第三人绿山湖公司开发的项目中，被告何为人与被告邵肇行之间系借贷关系，原告要求对第三人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投资项目，原告所享有的比例及利润进行审计的申请，不予准许。第三人华业公司、绿山湖公司、绿城公司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须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绿城公司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晓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00元，由原告何晓丽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关于一审判决第14页“2004年9月18日，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已中止合同的履行，并退回已收的款项。现案涉项目虽已完成，但无证据证明；此后，被告邵肇行又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建立了投资关系，并且建立投资关系的款项即为原先的50万元款项；而被告何为人通知被告邵肇行将权利转让给原告的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以后，此时原有的投资关系已不存在，因而失去了投资的基础。”的相关表述，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并联系上下文语境，该表述应为“2004年9月18日，被告邵肇行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已中止合同的履行，并退回已收的款项。现案涉项目虽已完成，但无证据证明此后，被告邵肇行又与第三人华业公司建立了投资关系，并且建立投资关系的款项即为原先的50万元款项；而被告何为人通知被告邵肇行将权利转让给原告的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以后，此时原有的投资关系已不存在，因而失去了投资的基础。”本院在此予以明确。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查认为，一、关于在华业公司5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何晓丽一审起诉要求何为人、邵肇行赔偿其在华业公司投资款50万元按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损失，然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邵肇行与华业公司的合作开发合同已于2004年9月18日中止，华业公司退回已收的款项，本案中上诉人何晓丽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此之后，邵肇行与华业公司再次建立了投资关系，并且建立投资关系的款项即为原先何为人出资的50万元，且何为人通知邵肇行其将权利转让给何晓丽的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此时，原有的投资关系已经不存在，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投资的基础已经丧失并无不当，何晓丽上诉认为邵肇行与何为人未经其同意解除了投资关系，然从时间上来看，邵肇行中止开发合同在前，何为人通知邵肇行权利转让在后，何晓丽主张邵肇行、何为人赔偿其可分配利润损失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在绿山湖公司25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何晓丽一审起诉要求何为人、邵肇行赔偿其在绿山湖公司投资款250万元按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损失，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6）粤01民终16317号民事判决确认邵肇行与何为人之间于2006年6月20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已于2011年1月5日解除，双方之间于2011年1月5日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何晓丽、何为人并不能提供足以推翻该判决的相反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该判决对上述内容予以认定于法有据。据此，2013年5月1日何为人确认何晓丽的投资总额、2014年2月26日其告知邵肇行将250万元投资份额转让给何晓丽时，邵肇行与何为人之间已为民间借贷关系，何晓丽要求邵肇行、何为人赔偿250万元投资款按投资比例可分配的利润损失，缺乏事实基础。邵肇行与何为人解除持股关系在前，何为人确认何晓丽投资款总额，告知邵肇行转让投资份额在后，何晓丽上诉主张邵肇行与何为人未经其同意解除投资关系，损害其投资收益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为虚假诉讼的问题。邵肇行主张本案为虚假诉讼，然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的规定，即使存在虚假诉讼，人民法院亦应当驳回其请求，邵肇行要求法院驳回何晓丽的起诉于法无据。四、关于审限问题。本案一审受理后，因与随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邵肇行诉何为人、绿山湖公司、绿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就本案是否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合并审理报请上级法院决定，经本院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经最高人民法院答复，一审法院院及花都区人民法院分别予以审理。之后又因涉及级别管辖争议，一审法院报请本院决定仍由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本案一直处于中止审理状态。且一审审理过程中充分保障了当事人质证权、辩论权等诉讼权利，本案并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晓丽、邵肇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600元，由上诉人何晓丽负担30800元，由上诉人邵肇行负担30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启龙
审判员 韦 玮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余建维
?PAGE\\\\*MERGEFORMAT?2?
?PAGE\\\\*MERGEFORMA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