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民终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桂华，女，197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浙江振才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银富，男，1965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平，浙江国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俞佰钟，男，197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上诉人周桂华因与被上诉人施银富及原审被告俞佰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4民初3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桂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借条出具时间并非2013年9月6日。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借款人、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及借款交付等事实，就借款时间而言，上诉人已提出异议，鉴定意见亦表明借条上载明的落款时间并非其书写，由此借条出具时间真伪不明，被上诉人应进一步举证，否则需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二、借条项下借款未实际交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均为赌债的结算，没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基础；被上诉人本人也从未要求上诉人偿还该款项，这与常理不符。三、借条所涉款项已经清偿。上诉人汇付被上诉人的50万元即是对赌债的归还，交易明细上注明的“货款”字样不能反映真实的款项性质，被上诉人认为系货款应当举证予以证明。四、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证人陈某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利害关系，证言应予否定；即便证言属实，也只能证明2014年进行了催讨，而不能证明2015年亦有催讨。综上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不公。施银富辩称，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借条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借款交付凭证，足以证明借款已经交付的事实；其多年经营公司，有能力现金出借50万元借款；证人陈某出庭证明了借款催讨事实；对于借条上载明的落款时间，鉴定意见只是说明并非上诉人的笔迹，但不能证明不是该时间书写；上诉人所汇的款项显示用途为货款，并非归还本案借款，且被上诉人尚持有借条；一审中上诉人要求调解，表示因经济状况所限愿意归还10万元，亦可推定借款没有归还；至于上诉人称要报案举报网上赌博的情况，是对被上诉人的威胁，被上诉人愿意接受任何部门的调查；本案诉讼时效已经依法中断。综上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一审对借款交付时间、地点、交付情况都作了详细调查，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俞佰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述称意见。施银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周桂华、俞佰钟归还借款50万元；二、判令周桂华、俞佰钟按照年利率6%支付上述借款从借款之日到借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三、案件诉讼费由周桂华、俞佰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6日，周桂华向施银富借取现金5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施银富暂借人民币五拾万元整（500000.00）到月底归还！借款人：周桂华”，并由施银富在该借条落款处注明“2013.9.6日”。借条出具后，周桂华未按借条约定日期还款。之后，施银富委托陈某向周桂华催讨，周桂华未予归还。2015年9月，委托人陈某向周桂华提出重新出具借条的建议，周桂华拒绝。2015年9月30日，施银富为主张上述债权，委托陈某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周桂华为被告提起诉讼，该院依法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绍虞商初字第1386号。该案因施银富未在规定的时间内预交案件受理费，经裁定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同时查明，该案应诉副本未向周桂华送达。另查明，周桂华、俞佰钟系夫妻关系。诉讼过程中，施银富主张案涉借条内容均为周桂华书写；周桂华申请对案涉借条中的落款时间“2013.9.6日”是否系周桂华本人作笔迹鉴定，该院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得出“‘2013.9.6日’并非周桂华本人书写形成”的鉴定结论，周桂华为该次鉴定预交鉴定费5400元。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中，周桂华辩称案涉款项名为借款实为赌债，非法债务不应受法律保护。该辩称意见，由于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纳。施银富所持借条可以证实其与周桂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该院依法予以确认。经审理归纳，本案的焦点是案涉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评析如下：1.经审理查明，案涉借款还款日为“2013年9月30日”。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2.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而中断”，本案施银富主张案涉债权于2015年9月30日因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中断。对此，该院认为，根据诉讼法上的“诉的撤回，视同未起诉”的诉讼规则，自动撤回起诉不发生起诉的效果；并且该案施银富虽起诉但未按诉讼流程在规定期限内交纳诉讼费，事后又以起诉为由主张时效中断，实难认定其以起诉方式来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为真。此外，经查明，该案应诉副本并未向周桂华送达，故施银富催讨的意思表示亦未通过法院传递给周桂华。因此，施银富主张的起诉行为，既不构成“提起诉讼”的时效中断事由，也不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中断事由。3.经查明，施银富在第一次起诉前（即2015年9月）曾委托陈某向周桂华催讨。因此，认定该催讨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时效中断情形。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9月起中断至本案起诉日2017年5月2日，故案涉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该院同时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未按照借条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应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周桂华未按照约定期限还款，显属违约。现施银富主张周桂华归还借款50万元，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对于施银富提出的利息请求，该请求既包括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以及也包括逾期利息，因借条未约定借款期限的利息，施银富主张借款期限内的利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对于逾期利息，施银富主张自逾期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符合我国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此外，对于施银富要求俞佰钟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施银富主张借款发生系周桂华、俞佰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经营需要，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俞佰钟辩称其对该借款并不知情。因本案讼争借款系周桂华单方出具，并无证据证明俞佰钟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或者对借款进行了追认，施银富也未能举证证明该借款用于周桂华、俞佰钟夫妻家庭经营，故认为不宜认定为周桂华、俞佰钟的夫妻共同债务。施银富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周桂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施银富返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施银富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户口登记表和证明上加盖了公安机关相关机构或相关居民委员会的印章，被上诉人对证据本身未有异议，故本院依法认定其真实性，至于上诉人意在证明证人陈某的证言不真这一待证目的能否达成，本院于下文一并予以评析；上诉人申请调查浙Ｂ×××××车辆在2013年9月6日下午1时至5时的通行视频或记录，本院依法准许并向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上虞管理所作了查询，但因数据保存时限原因而未有结果；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陈某在二审中经本院依职权再作询问，所形成证言及其一审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亦于下文一并进行评析。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17年5月2日，施银富持借条原件一份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周桂华还本付息、俞佰钟承担夫妻共同债务。借条载明“今借施银富暂借人民币五拾万元整（500000.00）到月底归还！”，借款人处署名“周桂华”，下注明“2013.9.6日”。诉讼中周桂华自认借条上除“2013.9.6日”外的其余文字均系其书写，并申请对借条落款时间“2013.9.6日”与其他内容是否系同一人、同一支笔所写进行鉴定，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经依法委托作出“‘2013.9.6日’不是周桂华书写形成，其他书写字迹是周桂华书写形成”“委托事项中的其他要求尚难以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的鉴定意见。为该次鉴定周桂华预交鉴定费5400元。同时查明，2015年9月，施银富委托陈某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周桂华为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绍虞商初字第1386号。后因施银富未在规定时间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起诉处理。另查明，2013年8月16日、8月19日、8月20日，周桂华分别汇付给施银富10万元、20万元、20万元，银行明细上记载摘要为“货款”。2013年8月26日，施银富汇付给周桂华135900元。再查明，周桂华、俞佰钟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施银富持有的案涉借条能否证明其与周桂华之间存在合法有效且未经清偿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按施银富的诉请，借条所反映的民间借贷关系发生于2013年9月6日，周桂华系在其现金交付50万元借款后当场出具的借条，之后一直拖欠未还本付息；前述查明的周桂华反向付款合计50万元以及其汇付的135900元均发生在借款之前，属其他民事法律关系，而与本案无涉。周桂华则主张，其与施银富之间仅有赌债上的关联，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借条实际上出具于2013年8月5日，指向之前所欠的赌债，已分三次汇付还清，后收到的135900元系赌赢收取的钱，累计至今尚有赌债欠着，故调解时作出了愿意再付施银富一些钱款的表态。因经依法委托司法鉴定，借条上载明的落款时间并非周桂华书写，鉴定意见出具后施银富称确为其补写，由于借条原件为施银富所掌控，按常理施银富具有随时补写的便利，故不能在缺乏直接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迳行认定落款时间即为借条出具的真实时间，在此情况下对借条出具真实时间的事实认证即关系到双方诉辩观点的可采信性问题，进而直接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首先，关于周桂华的上诉主张。其称借条指向双方之间的赌债，但对此仅有单方陈述，未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尚不足以推翻借条可用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借贷关系的较高证明力。但是，其客观上已经举证证明了反向汇付施银富合计50万元款项的事实，对该50万元款项，施银富虽称系周桂华与案外人一起向其所借借款的还款，且称双方之间并无借款之外的其他性质款项往来关系，然施银富未能就此合理说明所指向的其他借款往来要件事实，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仅以“记不起来了”为由显然理据不够充分。结合该实际汇付的50万元与案涉借条所载金额吻合、汇付时间与施银富单方陈述的借条发生时间基本同期、周桂华陈述的细节形式上未有纰漏这些因素，本院认为周桂华主张的情况虽不足以直接认定，但亦不能完全排除其盖然性，也即该50万元汇付款可能与案涉借条直接相关联。其次，关于施银富的诉请主张。本院认为，对于大额现金交付的借贷，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当事人庭审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等因素，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就本案而言，案涉借条所载50万元借款金额依日常生活情理显属大额，施银富称其具有大额现金出借借款的能力，也“从事民间放贷业务”“大多是现金交易”“家中尚有原始借条一大叠”，但此仅为单方陈述，且其提交的银行明细能够客观反映账号内进出款项的密集与频繁，据此不足以认定施银富放贷习惯为通用现金方式，此为其一。其二，对于双方之间的交往关系，周桂华称与施银富之间仅为赌博关系，出具借条时才始认识施银富，施银富则称双方经人介绍认识后关系不错，由此在双方陈述不一的情况下，尚缺乏认定大额现金交付的人情基础。其三，一审时周桂华抗辩借条是在上虞国大门口车上出具且实际未有现金交付，对此施银富则称是在小越高速道口车上出具借条且交付现金，显然双方关于地点的陈述亦不一致，但施银富在二审时又表示“事前约好在上虞国际大酒店门口向周桂华交付50万元现金借款”，该些细节陈述客观上有损施银富陈述的可信度。其四，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施银富坚持借条上所有文字均由周桂华书写，鉴定意见出具后才自认落款时间系其所写，同理此对施银富的陈述可信度又有减损。其五，关于证人陈某的证言，虽证人曾受托向周桂华催讨案涉款项的事实能够认定，但客观上证人与委托方施银富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且证人一审时称与周桂华父亲系战友亦与案涉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故其所述与周桂华接触时周桂华所讲过的话语，在周桂华否认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依法不能认定其证明力。基于前述评析，本院认为施银富虽持有借条原件，但其诉请所据的事实尚不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依法不能迳行认定。据上评析，本院认为，对案涉借条是否指向合法有效且未经清偿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审查，关键在于对借条出具真实时间的认定。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双方在本案中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实自己的主张或推翻对方的观点，亦无法证实借条出具真实时间这一重要要件事实，就此本案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施银富作为本案诉请方，按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之基本法理，其理当就所主张的事实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现因其举证不够充分依法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周桂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发生差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4民初34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施银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依法减半收取440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合计79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均由被上诉人施银富负担；一审司法鉴定费5400元，由被上诉人施银富负担，款限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上诉人周桂华。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欣审判员 孙世光审判员 黄哲锋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叶碧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