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民终63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
负责人：周万华，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湖南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以�简称吊楼子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湘0111民初2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某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分配上诉人集体收益32000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集体利益分配纠纷，集体收益源于土地被征收之后获得的国家补偿以及土地流转（出租）获得的租金。上诉人于1996年以家庭为单位与家庭其他成员一道共同参与了本村、组的土地承包，分配了承包地及山林。土地承包虽以家庭为单位，但以当时家庭人员数额为基准，作为承包地面积的计算依据。上诉人与当时其余村民平等的分配土地、山林面积。土地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被征收或流转之后，必将影响到每个村民的经营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者在土地被征收后，有权获得相应补偿，有权获得土地流转所产生的收益。该法并未规定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前提分配上述利益。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不再具有被上诉人成员资格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分配请求，明显违背法律。二、上诉人将户籍迁出，并未取得迁入地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未享受“组织”任何权益，没有因之而招工、招干。《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妇女因婚姻迁出户口后，在新迁入地没有承包土地、分配宅基地的，原承包地、宅基地予以保留。据此，被上诉人分配给上诉人的土地、山林、宅基地，上诉人一直保留至今。三、参与社保属于劳动关系的范畴，《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均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单位�个人均应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是否参加社保与承包地征收补偿、流转收益的分配无任何法律关系，互不冲突。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已参与城镇职工社保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分配请求，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2001】9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长政发】等文件规定：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相违背。四、长沙市雨花区农业林业水利局《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性意见》、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民政府《关于如何界定跳马镇非农迁入人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指导意见》两份文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两单位无权制定，并且两份文件制定于2017年2月13日、2016年6月28日。上诉人户籍迁入的时间早于该文件，依照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约束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未按上述文件规定的程序、原则召开相关会议，确定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五、被上诉人所属村民中有众多人员在外开办企业、做生意、工作，收入丰厚，并未实际从事农业生产，“不以农村集体土地为其生活基本保障”，生活优越，但仍然参与被上诉人集体收益分配。由此可证，一审判决以该理由驳回上诉人分配权益的依据不能成立。六、上诉人虽因工作原因未能天天在被上诉人处居住、生活，但在休息日、空闲之时仍然在该处居住，并且承包的土地、山林并未荒废，比及本组其他常年在外工作而不能回家的人员而言，“居住、生活的时间”更多。但其他村民（常年在外）�参与分配。故一审判决以“居住、生活的时间”为标准作为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观点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村民小组答辩称，一、上诉人户口于2016年年初才迁入被上诉人处，在此之前，上诉人因婚嫁而迁入长沙市其他地区，已在相应的户口所在地拥有稳定的居所及社会保障，上诉人因婚嫁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未在被上诉人处居住和长期生活，也并未以被上诉人处土地为其唯一的生活保障。上诉人没有取得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上诉人只是被上诉人处的村民，并非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两者有本质区别。村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者在权利义务属性上完全不同，村民侧重民主自治的权利义务，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则侧重于物质经济利益和生活保障方面的权利义务。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如果要享有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权，分配权，收益权等，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非村民。又根据长沙市雨花区关于《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意见》以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民政府跳政发【2016】23号文件，成员资格的取得有初始取得、申请新增取得（含新生取得、投靠取得、婚姻取得、收养取得、政策取得、其他取得），还有其他特殊人员的取得等三类。对于部分放开的类别及政策也只有夫妻投靠和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要申请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必须本人书面申请后，取得当地组织80%以上户主同意并签字等。据此，上诉人不符合以上取得资格，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不具有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享受被上诉人处相关福利政策。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对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有权制定分配方案。本次集体收益分配采取的分配方案是按照本组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数进行统计分配，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也能表明，每人所分得的收益均为32000元，并未考虑到每户分配的田土面积大小，也就是说，参与分配的原则只考虑是否是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条件，不是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律不享受集体收益权。且被上诉人对集体收益的分配方案历来按成员资格人数平均分配。综上，上诉人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有被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上诉人不在被上诉人处长期生活、工作，集体的土地并非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唯一保障，被上诉人没有义务向上诉人分配集体收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吊楼子小组分配李某集体收益32000元；2、吊楼子小组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李某1976年4月16日出生后即随父母落�于原长沙县跳马乡白竹村吊楼子组1311号，2002年11月28日因婚后夫妻投靠将户口迁至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99号19栋110房，2007年在长沙市雨花区新建西路139号中江国际华城购房居住，户口也迁至长沙市雨花区东塘派出所新雨社区新建西路139号中江国际华城1栋801房。2、2015年1月原长沙县跳马镇经区划调整并入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并入城区后其中白竹村委会、金屏社区居委会等7个村委会和居委会居民根据城乡统计划分按城镇进行管理，其他村委会居民仍按乡村进行管理。2016年2月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南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子女投靠城镇父母落户不受子女年龄等限制，也无需落户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2016年4月6日李某依据该政策以子女投靠父母为由将户口迁至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吊楼子组1311号。3、吊楼子小组于2017年1月17日和2月19日�配了本组集体收益，两次人均共分得32000元，但对李某没有分配，分配的集体收益主要包括2015年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对红旗南路（柳树塘-
绕城高速）项目涉及的吊楼子小组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费、2015年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对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迁建项目涉及的吊楼子小组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费和2016年吊楼子小组部分土地出租后的租金等，分配之前吊楼子小组对允许参与分配的集体成员进行了公示。4、李某以家庭成员身份随户主李贵国（系李某父亲）参与了吊楼子小组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当时该承包户户口为6人，之后随着李某户口迁出及李某妹妹结婚生子等原因该户户口多次发生增减，但该户承包土地均未进行调整。5、李某自2007年起参保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至今分别由湖南星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和湖南正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购买城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6、2016年2月3日户口政策放开后，为既落实好户口政策又统筹兼顾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国家集体利益，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8日出台了《关于如何界定跳马镇非农迁入人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指导意见》；长沙市雨花区农业林业水利局于2017年2月13日印发《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性意见》，对户口政策放开后如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了具体指导，李某户口迁回后没有按该指导意见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能否参与吊楼子小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前提是李某是否属于吊楼子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以当事人与该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活、生产关系为基本条件，是否以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作为基本生�保障并结合当事人户籍登记地和是否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等因素综合考虑。李某因出生的法定事件取得原长沙县跳马乡白竹村吊楼子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李某在2002年11月28日因婚姻关系将户口迁至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99号后，虽然吊楼子小组依法没有调整减少李某所在农户的承包土地，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家庭，且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政策，不能仅以当事人个体是否承包土地来肯定或否定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李某在新的住所生产生活，并已参与城市职工社保体系，不以吊楼子小组处农村集体土地为其生活基本保障，依法不宜再认定为吊楼子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6年4月6日李某依据户口登记管理新政策以子女投靠父母为由将户口迁至按城镇户口管理的长沙市雨花区�马镇白竹村吊楼子组1311号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民政府《关于如何界定跳马镇非农迁入人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指导意见》和长沙市雨花区农业林业水利局《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性意见》虽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属于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的正常指导范畴，吊楼子小组自愿接受该指导意见并依照该指导意见的程序和要求不认可将户口迁回的李某目前已自动具有吊楼子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同意其参与吊楼子小组2017年1、2月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属于吊楼子小组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且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予尊重。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的�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判断李某能否参与吊楼子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应以当事人与该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活、生产关系为基本条件，是否以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并结合当事人户籍登记地和是否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等因素综合考虑。本案中，李某曾于2002年11月28日因婚姻关系将户口迁至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99号19栋110房，之后其虽然于2016年4月6日又以子女投靠父母为由将户口迁至吊楼子组1311号，但其本人并未在吊楼子组处生产生活，且已参与城镇职工社保体系，也不以吊楼子组处农村集体土地为其生活基本保障；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家庭，且实行增人不增地�人不减地的承包政策，家庭成员的生活保障来自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故也不宜仅以当事人个体是否承包土地来决定其是否参与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处分及分配集体财产，即吊楼子组在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分配集体经济收益的行为亦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故基于以上理由，一审法院驳回李某要求分配集体收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ＸＸ
审判员 王晓虹
审判员 张 文 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蒋 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