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6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泰利物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忠弟，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流，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祥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田，贵州威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贵州泰利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贵州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司）财产权属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9）民一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泰利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三）项规定之情形，请求再审。理由：（一）有新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本案重要的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系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曾祥国伪造、虚构而成，这直接导致了原审作出了错误判决，依据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本案应当予以再审。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已于1995年12月15日收回广厦公司一开部项目承包开发权这一重要事实，所依据的广厦公司黔广房开字（1995）第14号文《关于解除公司内部项目承包合同书的决定》，根据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2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粤南[2016]文鉴字第87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筑公刑诉字第[2017]23号起诉意见书等证据已充分证明，上述第14号文系曾祥国于2005年之后伪造而成的。现曾祥国因涉嫌妨害作证罪已被刑事拘留、逮捕，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筑刑二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也错误采信上述第14号文认定事实。（二）原判决依据上述伪造的证据认定被申请人已于1995年12月15日收回一开部的项目承包开发权的情况下，从而认定了申请人不是讼争项目的合法投资人，不应享有项目投资收益，显然是错误的。1993年10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协商设立广厦公司一开部，而一开部实质上类似申请人“项目部”，其与申请人存在人、财、物直接关联的上下级关系。后续开发也是由申请人独立完成，被申请人并无资金投入。（三）原判决错误采信伪造证据来源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筑刑二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现在该刑事判决也正在启动再审当中。
广厦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一）申请人提交的两份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两份鉴定意见书鉴定方法不客观、不科学，不符合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关于技术标准的规定，不符合法院系统的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规范性意见，也与其他相关鉴定机构的意见相悖。（二）申请人提交的起诉意见书与客观事实不符，不是罪行已被确认的法律文书，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三）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来源不合法。（四）我司法定代表人曾祥国没有伪造黔广房开字（1995）第14号文件的事实。（五）上述第14号文件对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筑刑二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没有形成影响。（六）上述第14号文件没有对本案的原判决结果形成影响。（七）申请人主张一开部不是我司内设机构，而是申请人为投资开发讼争项目而特地设立的类似项目部的一个具体的开发机构，没有事实依据。（八）申请人对原判决申诉的目的，是想否认上述第14号文件的真实存在，从而侵吞我司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一）关于认定泰利公司并非案涉项目合法投资人的主要证据
原审查明，1993年10月8日，广厦公司第一开发部（以下简称“一开部”）成立。同年10月29日，一开部与广厦公司签订《内部项目承包协议》,约定由一开部负责开发讼争项目，一开部向广厦公司上交该项目承包管理费人民币250万元。1993年10月29日，泰利公司转款250万元至一开部。1993年11月2日，一开部按照《内部项目承包协议》约定将此款作为承包定金上交给广厦公司。广厦公司将案涉项目交一开部开发。1996年，时任泰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冯健与时任广厦公司副总经理曾祥和商量后，将一开部1993年11月2日上交广厦公司250万元《收款收据》上所写的“承包定金”涂改成“投资”，将泰利公司1993年10月30日转给一开部250万元《进帐单》的“款项来源”空白栏添上“投资”二字，把一开部1993年11月2日上交广厦公司250万元《进帐单》“款项来源”栏书写的“承包定金”四个字划掉。上述事实可知，一开部是广厦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其与广厦公司签订的《内部项目承包协议》以及未经涂改的《收款收据》、《进账单》等证据均表明，一开部作为广厦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广厦公司之间是内部承包关系，广厦公司并未直接与泰利公司形成合作开发或投资关系。一开部上交给广厦公司的承包定金来源于泰利公司，不能由此推断泰利公司是讼争项目的投资人。泰利公司虽主张一开部实际上是自己为完成案涉开发项目而特设的机构，其与自己存在人、财、物直接关联的上下级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为讼争项目的合法投资人。
1996年10月，冯健、孙伟、徐军、曾祥和四人趁曾祥国被关押之机，召开“董事会”以及“股东会”，决定注销广厦公司，成立贵州佳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信公司）。后将讼争项目变更至佳信公司名下，由佳信公司进行投入开发，并将所开发的商住楼进行销售、自用。原审查明的上述事实，有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筑刑二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予以佐证。现泰利公司虽主张上述刑事判决正在启动再审当中，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述事实进一步证明，案涉开发项目一直登记在广厦公司名下，后经冯健等人的犯罪行为转移至佳信公司名下进行开发，原判决据此未确认泰利公司为案涉开发项目的合法投资人，并无不当。
综上，原判决认定泰利公司不是案涉开发项目的合法投资人这一节事实时，案件事实相关的其他证据已经足以证明。1995年12月15日广厦公司向一开部下达的黔广房开字（1995）第14号文，并非主要证据。
（二）关于泰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再审新证据以及是否属于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
泰利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交了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鉴字2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粤南[2016]文鉴字第87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筑公刑诉字第[2017]23号起诉意见书，试图证明广厦公司黔广房开字（1995）第14号文系曾祥国于2005年后伪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据此，再审新证据不仅需要新形成的证据在形式上是新的，而且需要能够证明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实质要件。原判决认定泰利公司并非案涉项目合法投资人的主要依据是一开部与广厦公司签订的《内部项目承包协议》以及未经涂改的《收款收据》、《进账单》等证据，而不是案涉第14号文件。且泰利公司仅提交了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筑公刑诉字第[2017]23号起诉意见书，并无生效法律文书对曾祥国伪造证据行为予以确认。故泰利公司再审申请中提交的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
另，本院在审查本案过程中发现，本院于2009年9月17日作出（2009）民一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后，泰利公司曾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0年6月8日作出（2010）民申字第610号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根据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泰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相关条件。
综上，泰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贵州泰利物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孙祥壮
审判员 何 波
审判员 马成波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