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4民初8200号
原告:赵子岳，男，1961年11月17日出生，住天津市和平区。
被告:北京山卡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B42。
法定代表人:宁萌萌，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青江，北京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培，北京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子岳与被告北京山卡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子岳、被告山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子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山卡公司赔偿赵子岳三倍购车款178701元；2.山卡公司赔偿赵子岳车辆购置税6500元、车辆装饰费3000元、误工费1800元、高速费1200元、邮费800元、车辆保养费450元、车辆交强险950元、食宿费600元，以上合计15300元；3.诉讼费由山卡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2015年8月4日，赵子岳从山卡公司的业务员白某处购买了尼桑品牌的轿车一辆。购买时山卡公司向赵子岳承诺会免费赠送大礼包。在赵子岳交付59576元车款后，所购车辆被安排进行装饰，但装饰后山卡公司不给发票，并聚集社会人员10余人对赵子岳进行了恐吓，强迫赵子岳支付了2万余元的车辆装饰费。赵子岳当即报警。在当地警方的调解下，赵子岳为息事宁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支付给山卡公司3000元，并与山卡公司达成协议，要求山卡公司在七日内交付车辆所有手续。但两天后山卡公司只寄给赵子岳购车发票，却未交付保养手册。经多次催要，山卡公司于2015年11月28日才将保养手册寄给赵子岳。赵子岳拿到保养手册后，到天津尼桑专修店进行车辆保养，却被告知该车辆无法进行保养，原因为该车的保养信息出现在安徽，车辆信息与赵子岳的行车证信息不符，故该车辆不享受三包。据此，赵子岳认为山卡公司销售的涉案车辆为问题车或曾经使用过的二手车。赵子岳多次与山卡公司协商解决问题均未果。赵子岳亦曾就此事投诉至北京消费者协会，但仍调解无果。
山卡公司辩称：不同意赵子岳的诉讼请求。山卡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其并未出卖车辆给赵子岳，亦未收取赵子岳车款。赵子岳与白某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而白某并非山卡公司的员工。涉案车辆并非问题车、二手车，不符合三倍赔偿的情况。2015年7月24日，山卡公司从安徽恒信东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购买涉案车辆。山卡公司收到赵子岳反映的情况后与恒信公司进行了联系，被告知涉案车辆是恒信公司为完成销售任务临时登记到系统的，涉案车辆是全新的，没有销售使用过。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4日，山卡公司从恒信公司购买了型号为DFL7151MBC1的东风日产牌轿车一辆，价格为51800元。山卡公司称该车于2015年8月4日被销售给了案外人白某（山卡公司称不知道白某的具体名字）和刘焕，亦于当日收到车款，且其销售给二人的车辆系全新、无保养记录的，但承认其与白某、刘焕之间并未签订买卖合同。
2015年8月4日，赵子岳与白某签订协议，内容为：“今日客户提阳光车一辆发生纠纷，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共识如下：1、购车发票、钥匙、申报表及所有手续七日内邮寄到客户住址；2.客户自交3000元（叁仟元整）为装饰费。此事一次性了清。”双方在协议上签名并按捺指印，但白某的名字无法辨认。赵子岳亦无法说清白某的真实姓名。赵子岳表示白某系以山卡公司员工的身份向其销售车辆。山卡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提供其自行制作的2015年8月员工花名册及考勤汇总表予以佐证（上述证据中未显示白姓人名），赵子岳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赵子岳称，其与白某就车辆装饰费用产生纠纷后报警，二人系在北京市公安局东三旗直属派出所（以下简称东三旗派出所）达成上述协议。赵子岳和山卡公司均向本院申请调取东三旗派出所因赵子岳和白某纠纷出警及调解的相关笔录、录像等档案材料。但因东三旗派出所于2016年3月已经解散，且该派出所干警系北京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抽调，每三个月进行轮换，本院未能调取到相关证据。
2015年8月4日，案外人姚慧敏的银行账户以POS交易的形式消费支出59567元。姚慧敏与赵子岳系夫妻关系。赵子岳称该笔付款即其所支付的车款。山卡公司对该笔支出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其并未实际收取该笔车款。2015年8月6日，山卡公司开具购买方姓名为赵子岳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该发票载明，销售车辆为东风日产牌DFL7151MBC1轿车，车架号码为×××，价税金额合计为52300元。赵子岳表示发票金额与其所付车款不符，山卡公司称上述发票系应白某要求开具。2015年8月28日，税务机关向赵子岳出具税收完税证明，载明赵子岳已经缴纳车辆购置税6500元。2015年9月2日，赵子岳为所购车辆支出保险费950元。
2015年11月26日，鲁勇代表山卡公司与赵子岳进行了手机通话。通话内容显示：赵子岳称售车人员告知其系山卡公司的销售人员，鲁勇表示山卡公司应无该售车人员；赵子岳责问其所购车辆系统内登记的保养信息为何显示首保、二宝地点在安徽，鲁勇答复因不知且无法联系到车主，故在厂家要求在系统中报送车主信息时随意报送了其他人名；鲁勇认可涉案车辆无法在山卡公司进行首保、二保，但表示售车时会提前将机油、机滤领出来交付给赵子岳，赵子岳表示其从未被告知机油、机滤相关事宜，车辆交付时机油、机滤和保养手册均未交付；赵子岳要求山卡公司提供机油、机滤、保养手册并把涉案车辆的系统信息予以变更。后鲁勇向赵子岳快递了车辆定期保养记录卡。山卡公司认可保养记录卡系其向赵子岳交付。该卡显示赵子岳所购车辆至今首保、二保记录仍为空白。庭审中，鲁勇作为山卡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称：鲁勇并非山卡公司员工，而系北京建业博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公司）员工，建业公司与山卡公司存在汽车销售方面的业务合作；赵子岳向山卡公司咨询问题后，山卡公司让鲁勇帮忙沟通解释，鲁勇就向赵子岳电话沟通相关情况；根据其向山卡公司和刘焕了解的情况，刘焕将涉案车辆从山卡公司提走后，出售给了白某，白某再出售给赵子岳；涉案车辆不可能在安徽进行过保养，系统内出现保养记录可能是操作失误或者存在虚拟交车的情形；虚拟交车是指，厂家规定销售商跨区域销售车辆会受到处罚，为了避免处罚，销售商跨区域售车时，通行的做法是在本地虚拟一个客户，在系统内添加在本地完成首保和二保的记录，并将机油、机滤取出随车交付。赵子岳对鲁勇的身份及证言内容均不予认可，表示鲁勇应是山卡公司的工作人员。山卡公司对鲁勇的证言予以认可。
2016年2月22日，北京市昌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昌平质监局）向赵子岳作出《昌平质监局关于赵子岳投诉山卡公司的回复》，回复内容如下：经查，山卡公司为销售公司；山卡公司称，赵子岳投诉的车辆未直接从山卡公司购买，山卡公司将车辆卖给了亚市的经销商刘焕，但开票信息是赵子岳；山卡公司亦称，该车辆售出时完好无损，无任何质量问题，是新的商品车，车辆所有手续于2015年8月6日与经销商刘焕完成交接（包括车辆首次免费保养的机油机滤）；经协商，山卡公司愿意补偿赵子岳在天津市进行车辆第一次保养的费用，但赵子岳认为车辆存在问题，对山卡公司的解决意见未予接受。
2016年3月1日，昌平质监局向赵子岳作出《昌平质监局关于赵子岳投诉山卡公司的补充回复》，回复内容如下：据山卡公司称，厂家政策规定以厂家确认终端客户为准进行返利，因厂家销售任务繁重，4S店为完成任务，偶尔会有虚拟交车（即虚拟终端客户信息上报厂家）达到厂家最高返利政策的行为，待车辆实际销售以后将车主信息进行变更；山卡公司表示，赵子岳投诉的车辆是山卡公司从恒信公司（即4S店）采购，由于山卡公司不属于终端客户，恒信公司上报山卡公司信息不算厂家规定的交车，后期恒信公司在山卡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虚拟了安徽省姓吴的客户信息作为终端信息上报厂家，后来由于山卡公司将此车销售给经销商刘焕（实际车主为赵子岳），因此导致终端客户信息与实际终端客户（即赵子岳）的信息不符；山卡公司另称，其已将车辆实际车主赵子岳的信息上报给恒信公司，并于2016年2月26日上午12时通过北京日产4S店售后系统查实车辆信息已变更为赵子岳。
经本院向东风日产4S店调取涉案车辆的系统登记信息，系统信息显示：涉案车辆车主为赵子岳，客户地址为安徽合肥庐阳区蒙城北路；购车及交车日期均为2015年8月4日；车辆首保日期为2015年8月22日，报修人为胡锐；车辆二保日期为2015年9月10日，报修人为胡锐；二保维修备件包括发动机机油（4L，5W-30）及机油滤清器总成各一份。赵子岳表示车辆保养日期应在其投诉后被修改过，即将保养日期修改至赵子岳购车之后。山卡公司不认可赵子岳的质疑，表示只有4S店能够修改信息，其无权修改。
另查，2016年4月18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向山卡公司送达民事裁定书时，鲁勇代表山卡公司予以签收。山卡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上载明经办人为鲁勇。赵子岳另提交天津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一张，该发票载明车主赵子岳就×××（车辆）支付维修费（机油三滤）450元，但发票日期未填写且亦未加盖公章。赵子岳亦向法庭提交了汽油发票、高速公路收费发票若干，称上述发票皆为其为本案诉讼往返天津市、北京市之间所支出的费用凭证。
上述事实，有协议、发票、员工花名册、考勤汇总表、录音、昌平质监局回复、东风日产4S店系统资料打印件、定期保养记录卡、银行账户明细单、快递单、证人证言、婚姻登记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关于赵子岳与山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车辆由山卡公司购入，后被交付至赵子岳，山卡公司向赵子岳开具了销售发票，并向赵子岳交付了保养手册，以上足以初步证明山卡公司与赵子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山卡公司若要推翻上述结论，必须提供充足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现山卡公司抗辩称白某非其员工，其将涉案车辆出售给了白某和刘焕，销售发票系应白某要求开具，其与赵子岳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山卡公司并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其将涉案车辆销售给了白某或者刘焕；山卡公司提交的员工花名册和考勤汇总表均为其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明力，且无法排除白某与山卡公司存在其他关联性；赵子岳与白某签订的协议，白某并未作出其个人为销售主体、否认其与山卡公司存在关联性的明确的意思表示；鲁勇系山卡公司提供的证人，虽然鲁勇和山卡公司均否认鲁勇系山卡公司的员工，但鲁勇代表山卡公司签收民事裁定书、经办山卡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代表山卡公司与赵子岳沟通等情形，足以证明鲁勇与山卡公司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具有利害关系，因此鲁勇的相关证言缺乏证明力。综上，山卡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在缺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山卡公司与赵子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赵子岳支付完毕车款后，山卡公司负有向赵子岳交付手续齐全、质量合格的新车的合同义务。
根据赵子岳持有的涉案车辆的空白保养记录卡、本院向东风日产4S店调取的车辆系统登记信息、鲁勇与赵子岳手机通话的内容以及昌平质监局向赵子岳作出的回复内容等证据，可以确认赵子岳购买的涉案车辆在赵子岳未对车辆进行保养的情况下，4S店系统里已经明确登记有他人就涉案车辆进行首保、二保的记录，即赵子岳购买的涉案车辆应系已经接受过保养的二手车。山卡公司否认涉案车辆为二手车，并解释新车出现保养记录系因为存在“虚拟交车”情形，但其就其上述解释并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而昌平质监局作出的回复均载明为山卡公司所述内容，鲁勇的证言如前所述不具有证明力，因此山卡公司作出的所谓“虚拟交车”的解释并无证据能够证实。且即使存在“虚拟交车”情形，山卡公司作为汽车销售公司，应明知该情况并应当向赵子岳进行明确告知，使赵子岳得以在掌握车辆真实情况后作出是否购买的意思表示。现山卡公司向赵子岳隐瞒了涉案车辆系二手车或者系被“虚拟交车”过的车辆，导致赵子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了购车的意思表示并支付了车款，已经构成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据此，赵子岳因山卡公司的上述欺诈行为，未能购买到新车或者无法对车辆进行正常保养，明确遭受了损失，故本院对赵子岳要求山卡公司对其进行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虽然山卡公司开具给赵子岳的购车发票金额为52300元，但是赵子岳实际支付的购车款为59567元，故本院对赵子岳主张的赔偿数额亦予支持。因本院已经支持赵子岳关于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故赵子岳主张的其他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山卡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赵子岳支付赔偿款178701元；
二、驳回原告赵子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10元，由原告赵子岳负担636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山卡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87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 笛
人民陪审员 赵秀景
人民陪审员 王艳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