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82民初11883号	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三井镇古河村。	法定代表人：张更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向生，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亚峰，男，1977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	被告：邹红国，男，1972年1月11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	被告王亚峰、邹红国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振东，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芮兴宝，男，1964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	被告：李松，男，1976年1月27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	被告芮兴宝、李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红燕，女，1970年8月24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斌，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隆源公司）与被告王亚峰、邹红国、芮兴宝、李松、蔡红燕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隆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向生，被告王亚峰、邹红国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振东、被告芮兴宝、李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被告蔡红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鑫隆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对张家港保税区登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的货款本金及利息等合计330万元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因案外人张家港保税区登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登峰公司）结欠原告货款，原告于2016年5月24日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组织调解，登峰公司承诺分批偿还货款270万元，如逾期还款的则承担违约责任。但至期登峰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无奈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至今登峰公司仅偿还3128000元。法院于2017年2月21日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	经查，登峰公司系由王亚峰、邹红国于2015年9月22日共同设立的，注册资本为1800万元，其中被告王亚峰认缴1080万元，被告邹红国认缴72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40年12月31日。2016年7月1日被告王亚峰将其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被告芮兴宝，被告邹红国将其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被告李松。被告蔡红燕系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2015年12月14日被告蔡红燕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王亚峰500万元，转账用途为借款；同日被告王亚峰现金取款500万元并存入登峰公司账户，用途为投资款。当日登峰公司又将500万元汇还给了被告蔡红燕。2017年3月28日原告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诉讼，要求被告蔡红燕直接向原告支付应返还给登峰公司的不当得利330万元。法院经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认为登峰公司系由被告王亚峰、邹红国共同设立的，两人认缴的出资均没有实际足额缴付；被告芮兴宝、李松明知被告王亚峰、邹红国没有出资而受让股份，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现登峰公司没有任何财产可用于还债，故四被告作为发起人和现在的股东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亚峰、邹红国辩称，王亚峰向登峰公司履行了500万元的出资，其有一张金额为500万元的承兑汇票，因承兑汇票无法直接作为公司的投资款，故王亚峰向公司会计即被告蔡红燕借款500万元用于公司投资款进行出资，之后又令公司将500万元还给蔡红燕，然后王亚峰用该500万元的承兑汇票作为还款支付给了公司，因此实际上王亚峰已经出资了500万元。邹红国也以160万元的承兑汇票向公司进行了出资，因此我方认为原告要求我方对登峰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的原告的诉请。	被告芮兴宝、李松辩称，登峰公司是独立法人，其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应当由该公司承担，与我们个人无关；其次，原告在认为我们是明知股权转让方没有出资而受让了股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我们存在明知的情形。综上，我们不应当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	被告蔡红燕辩称，我不是登峰公司的股东，仅是会计，所以我与王亚峰存在的是借款的债权债务，且该债权已经消失。另外，我不是公司的高管。所以原告要求我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案外人登峰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22日，注册资金1800万元，股东分别为王亚峰（占股60%）和邹红国（占股40%），该公司章程载明的出资时间为2040年12月31日。2016年7月1日，王亚峰、邹红国通过股东会决议：1、同意将王亚峰在公司中的60%的股权（计1080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500万元、未缴580万元），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芮兴宝。2、同意将邹红国在公司中的40%的股权（计720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160万元、未缴560万元），以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松。决议签订后，双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蔡红燕系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2015年12月14日，蔡红燕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王亚峰500万元，转账用途为借款。同日，王亚峰现金取款500万元并存入登峰公司账户，用途为投资款。同日，登峰公司转账给蔡红燕500万元，用途为货款。	2016年5月24日，鑫隆源公司因与登峰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该案在审理中，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登峰公司确认结欠鑫隆源公司货款2626827.64元及自2016年2月15日起以上述结欠货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鑫隆源公司同意登峰公司支付270万元，具体支付方式为：自2016年8月起，登峰公司于每月25日前支付给鑫隆源公司40万元直至全部债务履行完毕。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907.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907.5元，由鑫隆源公司负担。三、如登峰公司未按本协议履行任何一期付款义务，鑫隆源公司有权按结欠货款2626827.64元及自2016年2月15日起以实际结欠货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3907.5元、保全费5000元之和扣除本协议签订后已经履行部分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四、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纠葛。五、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自双方在协议上签字起即具有法律效力。2016年6月21日，本院制作（2016）苏0582民初569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述协议。因登峰公司未按约还款，鑫隆源公司于2016年8月30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中，该案执行到位312800元，未受偿金额为2332935元及利息。因未发现登峰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作出（2016）苏0582执4106号之一裁定，终结（2016）苏0582民初5691号民事调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2017年3月28日，本院受理了鑫隆源公司诉蔡红燕、第三人登峰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即本院（2016）苏0582民初3836号案件。该案中，鑫隆源公司主张蔡红燕于2015年12月14日以货款的名义将登峰公司账户上500万元占为己有，至今未还。其对登峰公司的债权合法有效且到期，而登峰公司怠于行使对蔡红燕的债权，使得鑫隆源公司的债权不能实现，故要求蔡红燕直接向其支付应返还给登峰公司的不当得利330万元。该案审理中，蔡红燕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我是蔡红燕，关于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我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在前几次的庭审中，我方表达有误，现在予以更正。更正如下：2015年12月14日，从我的账户转账给王亚峰500万元，这笔金额是王亚峰问我借的，这笔钱他说是用于公司验资，验资结束，马上让公司还给我。由于王亚峰当时是张家港保税区登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担任该公司财务，我认为最终会还给我的，我就同意借给王亚峰去给公司验资了”。登峰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关于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蔡红燕、第三人我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关于2015年12月14日，我公司收到的王亚峰的500万，是王亚峰的出资款，后经王亚峰指示将500万元汇入了蔡红燕的账户”。王亚峰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我是王亚峰，我曾经是张家港保税区登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我在2015年12月14日向张家港保税区登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汇款的500万元是出资款，该笔500万元是我向蔡红燕借的。我将该笔500万元出资款汇入公司后，当天又将500万元还给了蔡红燕”。登峰公司认可王亚峰抽回了出资500万元。因此，本院根据蔡红燕、登峰公司及王亚峰的陈述及相关银行凭证，认定案涉500万元系蔡红燕出借给王亚峰用于向登峰公司出资，王亚峰将该500万元汇入公司后又指示公司将该款归还给蔡红燕，因此蔡红燕收取登峰公司的500万元不属于不当得利。2017年9月15日，本院作出（2016）苏0582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鑫隆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股东会决议、（2016）苏0582民初5691号民事调解书、（2016）苏0582民初3836号案件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在卷证实。	本案审理中，原告鑫隆源公司陈述：其主张的3300000元构成为：根据（2016）苏0582民初5691号民事调解书结欠本金2626827.64元，年利率是24%，起算日期2016年2月15日，诉讼费18907.5元，登峰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付承兑20万元，于2017年1月23日付承兑10万元，法院划款12800元，利息是分段计算，每次还款是扣除本金，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的利息、本金、诉讼费合计3307695.56元，故取整3300000元，之后的另行再起诉主张（上述还款情况经本院核实属实）；因被告王亚峰抽逃出资500万元，所以要求承担责任，被告邹红国认缴的720万元没有到位，且作为公司的两名股东中的一名，对被告王亚峰抽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芮兴宝还有580万元的认缴没有到位，被告李松认缴的720万元没有到位，在目前登峰公司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清偿的情况下，上述被告作为初始设立的股东和现任的股东，在认缴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责任，依据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蔡红燕应承担责任。	被告蔡红燕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其登峰公司担任兼职会计，做账是代理公司做的，其是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被告王亚峰、邹红国对其抗辩提供了登峰公司2015年度（11月-12月）总账、明细账、往来账（无签名或盖章）、2015年12月份的凭证及上海柏硕贸易有限公司的证明。应收票据明细账反映的案涉内容为：记账凭证10及实收资本明细账显示登峰公司收王亚峰投资款500万元，承兑汇票号码为25662920（该份承兑汇票后由原告鑫隆源公司作为货款收取）；记账凭证16及实收资本明细账显示登峰公司收邹红国投资款160万元，为7张承兑汇票；多次收蔡红燕承兑汇票；收上海柏硕2张承兑汇票计50万元。2015年12月份的凭证中记账凭证10所附的票据分别为：转帐支票存根（号码为12394101，收款人为广利隆能源公司，金额为500万元，用途为预付款，最下方有手写字体“付王亚峰”）、收据并附承兑汇票复印件（内容为收到王亚峰号码为25662920的500万元的承兑汇票）、现金缴款单（缴款人为王亚峰，金额为500万元，交易附言为投资款）。上海柏硕贸易有限公司证明的主要内容为号码为25662920的5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其借给王亚峰个人的。蔡红燕对其抗辩提供了其与苏州东方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龙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张家港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结算中心出具的《个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内容显示自2010年9月至2017年11月蔡红燕的参保单位是东方龙公司）、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纳税清单及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内容显示登峰公司名单中并无蔡红燕）。	原告鑫隆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登峰公司的财务往来明细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明细账全部是打印件且没有任何人签字，而且在记载收到王亚峰和邹红国的投资款的情况与事实明显不符；明细账记载的收王亚峰500万元承兑（票号25662920）的投资款实际上也并不是王亚峰投入，因此该明细账在记载股东出资方面明显是虚假记账，不能反映王亚峰所述存在用承兑汇票补充出资的情形；500万元的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上“用途”虽然记载为支付“广利隆能源公司预付款”，但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在（2016）苏0582执4106号案件执行过程中查询登峰公司银行转账记录时发现，该款并没有被支付给广利隆能源公司，实际是蔡红燕与王亚峰一起以货款的名义转入蔡红燕自己账户，这也进一步反映了蔡红燕和王亚峰为掩盖王亚峰的抽逃行为而进行了虚假记账，也就证明了根本不存在王亚峰后来再用五百万元承兑进行出资的情形；登峰公司在之前的诉讼中也认可王亚峰抽逃了出资；5上海柏硕贸易有限公司的证明不能证明其与王亚峰之间存在500万元借贷事实。首先从证据形式上看，这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当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其次因该证明涉及借款金额达500万元的借款，故证人应该提供记账凭证等来证明借贷事实的存在，且登峰公司明细账中可以看出上海柏硕公司与登峰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退一步讲即使王亚峰向上海柏硕贸易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并向登峰公司出资是真实存在的，那也只能视为是王亚峰履行其出资总共1080万注册资本的承诺，因此也不存在王亚峰在抽逃出资后又用承兑汇票补充出资这一事实；对于税务机关和社保机构的清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劳动合同真实性无法确定；目前我国没有法律禁止一个人同时在多个单位工作，特别是任公司高管，公司法、会计法及劳动法相关法律均没有规定公司财务负责人必须是在本单位缴纳社保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员工；登峰公司在其工商登记资料中明确载明蔡红燕是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和办税人员，蔡红燕和登峰公司在之前的诉讼中都没有对该工商登记资料记载的内容提出过任何异议，蔡红燕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自认是登峰公司的财务，该案最终判决认定蔡红燕是登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蔡红燕也并没有提出上诉，应该认为蔡红燕是对自己的身份是认可的；蔡红燕不仅仅是登峰公司在行政机关登记的财务负责人，实际上也履行了其作为财务负责人的职责，根据蔡红燕在之前诉讼中的陈述可以看出，蔡红燕与王亚峰一起完成了有关500万元的三次转账行为；蔡红燕不但是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应该承担责任，而且作为协助抽逃出资的人员也应当承担责任，蔡红燕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财务主管的老会计师，对于王亚峰的抽逃行为是明知的，也是积极支持的。	本院认为，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告鑫隆源公司主张对登峰公司享有债权330万元，有本院生效法律文书所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王亚峰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虽然登峰公司实收资本明细账显示其收王亚峰投资款是500万元，但记账凭证10所附凭证的承兑汇票收据及现金缴款单金额合计是1000万元，王亚峰也自认承兑汇票为其出资款，现金缴款单又注明是出资款，因此，王亚峰实际出资款是1000万元，未超过其认缴的出资额。王亚峰所作因承兑汇票无法直接作为公司的出资款，故向公司会计即被告蔡红燕借款500万元进行出资，再由公司还款给蔡红燕的陈述，由于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承兑汇票不能作为公司的出资款，且登峰公司实收资本明细账显示其收邹红国出资款160万元均为承兑汇票，因此王亚峰上述陈述明显不能成立，本院难以采信。结合王亚峰、登峰公司在本院（2016）苏0582民初3836号案件中所出具情况说明的内容，可以认定王亚峰向蔡红燕借款500万元，作为在登峰公司的出资，又指令登峰公司将该款归还蔡红燕，即将公司财产用于清偿个人债务，该行为构成抽逃出资。根据规定，被告王亚峰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原告鑫隆源公司对被告王亚峰相应的诉讼请求，正当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登峰公司的公司章程显示其注册资本实行认缴制，且认缴时间为2040年12月31日，原告鑫隆源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邹红国协助被告王亚峰抽逃出资，故原告鑫隆源公司要求被告邹红国、芮兴宝、李松对被告王亚峰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被告蔡红燕在知晓被告王亚峰向其借款500万元是用于登峰公司验资的情况下，又从登峰公司收回该借款，因此，其对王亚峰抽逃出资是明知。在此情况下，基于其作为登峰公司财务负责人的特定身份，其构成协助王亚峰抽逃出资，依法应当对王亚峰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亚峰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赔偿330万元，被告蔡红燕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山西鑫隆源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邹红国、芮兴宝、李松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33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8200元，由被告王亚峰、蔡红燕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王亚峰、蔡红燕在履行本判决时直接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上诉人最迟应在上述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逾期未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施沈东	人民陪审员  陈珊君	人民陪审员  蔡汝根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卢 成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