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晋民终字第4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永松，山东省邹城市人。
委托代理人：程潮立，山西健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永发煤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沁县胜利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原冰，山西英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汤亚松，现住江苏省新沂市。
委托代理人：刘晓龙，山西英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永松因与上诉人山西永发煤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发公司）、汤亚松合同纠纷一案，赵永松、永发公司、汤亚松不服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永松委托代理人程潮立，上诉人永发公司委托代理人原冰，上诉人汤亚松及委托代理人刘晓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5日，被告（甲方）与汤亚松（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一、乙方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发运煤炭的煤源、资金、运输、验收、结算等事宜均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仅负责提供公司经营手续与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并提供增值税票和账户用于结算煤款。运输及运输发票的开具由乙方自行办理，与甲方无关。二、乙方本次经营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产生的税金、对外形成的债权债务等费用。乙方按实际发运量向甲方缴纳每吨5元的管理费用。三、乙方经营期间从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结算的煤款由乙方领取或甲方转付给乙方指定收款人。无论本次经营活动系乙方独自经营还是与他人合伙，甲方只对乙方结算，乙方领取款项及甲方按乙方指定收款人转付的款项均视为乙方已取款，如因此产生争议均由乙方自行处理，与甲方无关。…等。同时汤亚松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该笔业务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以及经济纠纷与被告无关。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
2012年4月2日被告山西永发煤焦销售有限公司作为买受人与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吕梁方山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购买1万吨中煤。2012年4月10日原告赵永松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吕粱方山有限公司转款305万元，用途标明为被告购煤款。
2012年4月12日、2014年5月7日被告与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被告为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每月供原煤10000吨，公路运输，煤源地为忻州保德。被告于2012年4月14日至4月21日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供煤8843.66吨，结算单价为410.47元／吨，结算金额为3630057.12元（包括运费160元／吨×8843.66吨=1414985.6元）。于2012年5月6日至5月19日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供煤4999.67吨，结算单价为441.44元／吨，结算金额为2207054.32元（包括运费160元／吨×4999，67吨=799947.2元）。2012年8月21日，永发公司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4支，供煤数量总计13843.33吨，价税合计金额为3622178.64元。
2012年8月21日，山西省长治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3支，金额共计2214932.8元。
2012年8月23日永发公司向赵永松开具一支255434元的收据。该款项为：1、国税：销项税（销煤13843.33吨）526299.47元一进项税（购煤14005.8吨）460623.58元二65675.89元，2、地税：65675.89元×0.135二8866.25元，印花税：928.76元，运费税2214932.8×0.05二110746.64元、手续费13843.33×5二69217元。同月，永发公司会计王荷萍退给第三人汤亚松运费税110740元。
2012年10月22日原告将本案所涉及的以永发公司名义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销煤13843.33吨的《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已缴证明单（代开版）》交付给了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吕静。
2012年12月3日第三人汤亚松及案外人张艺腾（甲方）与赵键（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双方就煤炭运销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从2012年4月起，乙方雇佣车辆为甲方运输煤炭；二、运输地点自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方山全顺达洗煤有限公司至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三、甲方以山西永发煤焦销售有限公司名义收取乙方运输的煤炭并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销售；四、甲方按照每吨120元钱支付乙方运费，货到结算运费；五、至今为止，乙方为甲方运煤一万吨，甲方欠乙方运费八十五万元；六、甲方保证在和信电厂结算款项足以支付乙方运费后，由山西永发公司向乙方一次性付清全部运费；…。
2013年5月23日原告向永发公司发函，明确永发公司应向原告转交煤款余额433.7112万元，剩余煤款必须直接汇入原告指定的账户。永发公司没有向第三人代付款项的权利和义务，违反的，对原告不发生转交效力。永发公司于5月26日签收。
2013年7月8日，永发公司与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原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现金清偿债务让利协议》一份，内容为：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债权方对债务方享有到期债权2088207.62元，债权方自愿在该债权的基础上让利25％，即免除债务方522051.9元。2013年8月26日，第三人汤亚松出具书面同意书同意被告让利25％结算。
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28日、2013年1月18日、2013年9月24日分别支付被告1000000元、800000元、1566155.72元，共计3366155.72元。被告于2012年11月29日支付汤亚松370000元、支付原告630000元，于2013年1月25日支付原告100000元、支付案外人杨建华296000元，支付案外人张海燕（系承运人赵键的妻子）400000元，于2013年10月13日支付汤亚松14403元，于2014年5月23日支付汤亚松1550000元，于2015年8月14日支付汤亚松5752.72元。
另查明，案外人杨建华以被告的名义在2012年2月5日至2012年2月7日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供煤994.91吨，结算单价为457.39／吨，结算金额为455061.88元（其中运费190元／吨×994.91吨=189032.9元）。2012年3月26日，被告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1支，供煤数量总计994.91吨，价税合计金额为266028.98元。
原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应有委托期限、范围、委托费用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针对本案，从查明的事实和庭审中原、被告双方所举的证据来看，双方既未订立书面的委托合同，也未口头约定以上委托合同应有的各项内容及必要的委托事项。事实上，原告赵永松与第三人汤亚松共同以被告永发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煤炭购销经营活动，原告赵永松与第三人汤亚松具体操作煤炭的运输、结算等事宜，并向被告永发公司支付管理费。被告永发公司提供结算账户并出具相关票据及代收代缴相关税款，不直接参与具体的煤炭经营活动。双方属于挂靠经营关系，并非委托合同关系。
本案中，原告出资以被告永发公司的名义在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吕梁方山有限公司及忻州等地购买煤炭后，又以被告永发公司的名义于2012年4月、5月共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供煤13843.33吨煤，煤款为5837111.44元（其中包括运费2214932.8元）。永发公司主张实际收到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支付的煤款为3366155.72元，对此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因案外人杨建华于2012年2月也曾以被告永发公司的名义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供煤994.91吨，被告永发公司收到煤款后于2013年1月25日支付了案外人杨建华296000元，因货币属种类物而非特定物，难以判定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支付的煤款是原告的还是案外人杨建华的。故应从永发公司收到的煤款3366155.72元中剔除支付给案外人杨建华的296000元。剩余煤款3070155.72元应认定为本案所涉13843.33吨煤的煤款。因本案所涉及的13843.33吨煤为原告出资购买，永发公司在原告支付其手续费后，应将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支付的煤款转付给原告。原告认可永发公司已支付其煤款1500000元。另永发公司主张因其与汤亚松签订有合作协议，转款只对汤亚松，故已将剩余煤款1570155.72元全部支付给了汤亚松，对此，汤亚松也认可收到了该笔煤款，故汤亚松应将1570155.72元煤款支付给原告。由于原告于2013年5月23日向永发公司发函，告知永发公司对13843.33吨煤的煤款应向原告转交，没有向第三人代付款项的权利和义务；而永发公司在明知的情况下，仍将该煤款余额支付给汤亚松，故应对汤亚松不能足额清偿原告上述煤款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汤亚松主张其与原告及案外人杨建华系合伙关系，对此原告予以否认，但从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汤亚松参与了本次的煤炭买卖的运输及结算，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合伙的收益如何分配，应另案处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于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第三人汤亚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赵永松煤款1570155.72元；二、被告山西永发煤焦销售有限公司对汤亚松不能足额清偿上述款项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赵永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判决后，赵永松、永发公司、汤亚松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赵永松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煤款4337111.44元人民币；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上诉人赵永松委托被上诉人永发公司为其买卖煤炭的委托合同关系，且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共计供给武乡和信有限公司13843.33吨煤，并非挂靠经营关系。（2）一审法院已查明13843.33吨煤的煤款为5837111.44元，被上诉人永发公司称仅收取了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支付的煤款3366155.72元，被上诉人汤亚松在没有得到上诉人的授权下，擅自越权作主让利的部分，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应由其自身承担。因此，被上诉人永发公司除去前期转付的1500000元外，依法还应当支付上诉人煤款4337111.44元（5837111.44元－1500000元）。（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永发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同第三人汤亚松和被上诉人永发公司的“合作”关系，互不影响，两个关系之间没有关联性。（4）案外人杨建华委托被上诉人永发公司给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供煤994.91吨，按两票制结算的煤款和运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永发公司之间的关系属委托合同，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为挂靠经营关系，这一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依职权到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调取其支付永发公司5837111.44元款项的有关情况，而一审法院却未予以调取。
永发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违背民事诉讼原则，原判非所诉。（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赵永松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诉称的“委托合同”完全是在混淆视听，据此一审在查明该事实后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明知上诉人只与本案第三人汤亚松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汤亚松是上诉人的唯一合同相对方，却认定“事实上，原告与第三人汤亚松共同以被告永发公司名义在对外进行煤炭购销经营活动”，歪曲了本案的基本事实；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赵永松之间既无书面也无口头上的权利义务约定，上诉人在合法的经营范围内自主开展民事商务活动无可厚非。既与被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行为对上诉人也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同时其向上诉人发出的任何函件对上诉人而言也不产生法律义务。
汤亚松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4）长民初字第06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属超范围裁判。本案诉讼是被上诉人赵永松要求原审被告永发公司酌情支付煤款的合同纠纷，原告并未要求上诉人承担金钱给付责任。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只需查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以及原审被告是否需要支付相应款项即可。本案中上诉人只是基于与案件的利害关系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但是，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主体责任，显然不当；2、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赵永松支付钱款的义务。首先，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收取的1570155.72元煤款，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所为，该收款行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其次，通过原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向武乡电厂销售煤炭的业务，应当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冯冠军等人合伙所做，在合伙期间，并未约定所有合伙经营所得必需全部交付被上诉人。因此，在未进行合伙结算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即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570155.72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本案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合同纠纷，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相关纠纷应当由各方当事人另行诉讼解决，原审判决在本案中直接处理相关合伙业务及合伙款项，同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赵永松答辩称，一，针对永发公司的上诉状答辩如下，1、赵永松与永发公司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2、永发公司应当支付其煤款4337111.44元；3、永发公司支付给汤亚松的157万余元对赵永松不发生法律效力，并不能免除永发公司应当支付给赵永松的煤款。
二、针对汤亚松的上诉状答辩如下，1、汤亚松是无权收取永发公司支付的煤款157万余元，该款应该属于赵永松所有，赵永松与永发公司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汤亚松仅仅是居间人的位置，其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永发公司支付给汤亚松157万余元，对赵永松不发生法律效力，也不能免除永发公司应支付赵永松的债务；3、赵永松与汤亚松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汤亚松在赵永松与永发公司之间仅仅为居间人，没有证据证明两人成立合伙关系。
上诉人永发公司答辩称，1、赵永松所提的其与永发公司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是主观推定；2、永发公司与汤亚松有合同关系，已排除其他合作方；3、关于赵永松所提及原审程序违法问题，其应向原审法院提出。
上诉人汤亚松答辩称，1、本案所涉及的业务是赵永松、汤亚松以及案外人冯冠军、杨建华四人合伙所作的业务，汤亚松负责与永发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由汤亚松负责向和信电厂办理煤款的结算业务，赵永松与永发公司不存在委托关系；2、汤亚松根据与永发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汤亚松有权收取煤款，不属于不当得利。赵永松主张的不当得利不属于原审的庭审范围。
本院认为，上诉人永发公司主张其与上诉人赵永松没有合同关系，是与上诉人汤亚松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而赵永松则认为其与永发公司属于买卖煤炭的委托合同关系。虽然在原审时赵永松提交收取款项有关明细的证据，但是根据永发公司与汤亚松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永发公司是依据该协议的约定，并按照汤亚松指定的收款人才将部分煤款给付与赵永松。所以，该证据只能证明永发公司向赵永松支付过一定金额的款项，但无法有效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且，本案在庭审中，汤亚松主张向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销售煤炭的业务，应当是其与赵永松以及案外人冯冠军等人合伙所做。结合汤亚松提交的相关证据，在该业务活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即签订合作协议、煤炭运输、煤款结算等，能够有效证明汤亚松始终是参与其中，并非是赵永松一人所为。而且，赵永松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汤亚松、案外人冯冠军等人系其雇员或其他经营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在没有审理查明当事人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既明确对汤亚松、赵永松合伙关系的要求可另案处理，又在判决中对涉案煤炭价款作出了认定，显然不妥。
本案的纠纷是属于合同纠纷还是合伙纠纷，原审法院应当从当事人之间合同签订、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全面审理，不仅应审理查明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而且要明确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更为妥当。
综上，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79359.68元，返还赵永松41496.89元；返还汤亚松18931.39元；返还山西永发煤焦销售有限公司18931.4元。
审 判 长 王春生
审 判 员 高 耀
代理审判员 刘 涌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武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