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金鹏西科姆电子安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曾永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军生，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传祥，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系个体工商户字号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的经营者。
原审第三人：安星奎，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上诉人广东金鹏西科姆电子安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西科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传祥、原审第三人安星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是经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字号，经营者是黄传祥，于2010年7月28日成立，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在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洛溪新城吉祥北园吉祥北街17幢9号（以下简称吉祥北街17幢9号）。2012年12月29日，黄传祥将上述商铺出租给他人经营使用，商铺门上的招牌名称仍是“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直到2014年12月底租赁结束，收回商铺才将商铺招牌拆除。经黄传祥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于2015年2月6日准予注销登记该业户。
金鹏西科姆公司为证明合同的成立和履行，提供了以下证据要求证实：
1、《合同》原件一份。该合同是金鹏西科姆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金鹏西科姆公司作为乙方，甲方的名称填写了“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但落款处“甲方”一栏空白，地址栏填写了“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洛溪新城吉祥北园吉祥北街17幢9号”，整份合同没有个人的签名，没有签署时间，只加盖名为“常青藤宝贝”的印章。合同主要内容是乙方为合同对象“常青藤宝贝”提供防盗现场处警服务，乙方在合同对象建筑物内安装报警设备，并在乙方的控制中心内安装监控设备，对报警设备监测到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控，直至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合同期限三年，自《业务开始确认书》记载的业务开始时间起，每月服务费260元；合同还订明，如甲方在合同期满前提前解除合同的，乙方不退还已收取的服务费、押金，而且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合同期限所对应的服务费的50%作为违约金；甲方拖欠支付服务费的，按每逾期一天计付千分之一的滞纳金。
2、《业务开始确认书》原件一份，内容是“常青藤宝贝”确认上述业务的开始时间是2012年12月17日。该确认书写明“签约用户名称”为常青藤宝贝，盖有“常青藤宝贝”的印章，有“曹某”的签名。金鹏西科姆公司指认曹某是该店铺职员。
3、《设备，工程验收书》原件一份，内容是“常青藤宝贝”确认对合同规定的工程及系统设备进行验收合格，接收设备，时间是2012年12月17日。该确认书同样只盖“常青藤宝贝”的印章，有“曹某”的签名。
4、名为《详细安全信息》的打印件一份，内容是监控系统设备记录的“常青藤宝贝”店内2014年12月1日至31日一个月的电子信息情况。
5、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公示查询结果打印件一份，显示经过查询，没有“常青藤宝贝”这一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名称。
6、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号码：0056436）复印件一份，内容是金鹏西科姆公司以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为客户名称开具了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2月16日所收服务费3120元的增值税发票。
7、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金鹏西科姆公司指证，该复印件是安星奎代表合同对象在签订合同时称没有公章，只能交付一份营业执照复印件而提供的。
8、发票开具要求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内容是金鹏西科姆公司要求客户填写开具发票的名称、地址、收件人等资料送回该公司，以便该公司开具发票。金鹏西科姆公司提供原审法院的该份通知书填写了需要开具的发票抬头（即客户名称）是“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发票需邮寄的地址也是该店的注册地址，收件人则填写了“安星奎”的名字及手提电话号码。但该份通知书没有任何人的签名。
黄传祥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毫不知情。黄传祥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份与署名为“李某”的人签订的《商铺租赁协议》，内容是黄传祥将上述“吉祥北街17幢9号”商铺出租给“李某”，租期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押金22000元，租金为每月11000元，承租方擅自转租、转让或转借的，出租方可终止合同，收回商铺并没收押金。黄传祥还提供一份署名“李某”与“安星奎”订立的《商铺租赁协议》复印件，内容是“李燕琴”将“吉祥北街17幢9号”商铺租赁给“安星奎”，租期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押金26000元，租金为每月13000元。黄传祥述称，其办理“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后，将注册的经营场所即“吉祥北街17幢9号”的商铺（当时是空铺，门店上有“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的招牌名称），出租给“李某”，但营业执照正、副本均没有出借，只向“李某”提供了一份复印件，以便“李某”应付政府部门的检查，如果有需要核对原件，才带原件去核对；没有雕刻公章，从没使用过“常青藤宝贝”的名称；不认识“安星奎”，接到本案传票后，联系金鹏西科姆公司的代理人才了解是此人与金鹏西科姆公司交易，本人去找“李某”交涉时，“李某”才提供了上述一份其与“安星奎”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金鹏西科姆公司质证认为，不知道黄传祥的转租情况，本公司员工到上述经营场所洽谈时，对方人员是安星奎，当时店铺注册的就是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提供服务内容的地点也是该店，应由黄传祥负责。
另查明，金鹏西科姆公司于2005年4月4日成立。金鹏西科姆公司自称已于2014年12月17日停止向上述店铺提供服务，并于当月31日拆除了相关设备。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开庭记录等证据证实。
金鹏西科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判决于2014年12月17日解除金鹏西科姆公司与黄传祥签订编号为N0035634的《防盗现场处警服务合同》；2.黄传祥支付金鹏西科姆公司合同2013年12月17日至2014年12月16日期间的服务费3120元；3.黄传祥支付金鹏西科姆公司拖欠服务费的滞纳金共计1251.12元；4.黄传祥支付金鹏西科姆公司提前解除合同的解约金1560元；5.黄传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行为人与金鹏西科姆公司的交易行为是否成立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的门店招牌名称没有变更，容易误导一般交易人，黄传祥的该行为存在瑕疵。但是，金鹏西科姆公司作为有近八年商业经验的市场经营主体，对交易行为应有较高的风险判断能力和相应的审慎注意义务。金鹏西科姆公司在明知交易相对人出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显示的经营性质是个体工商户、没有相对应的公章、所盖印章不是规范的公章、交易相对人不是营业执照所载的经营者、相对人不在合同上签名、相对人身份不明（目前连相对人是何人都不能确定）等情况下，仍坚持与交易相对人交易，金鹏西科姆公司是知道或应该知道相对人无权代理而仍然与之交易。黄传祥的上述瑕疵行为，不足以造成金鹏西科姆公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现金鹏西科姆公司主张该行为为有效代理行为，应由黄传祥负责，但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无权代理行为人的责任追究问题，因金鹏西科姆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仍不能证实该行为人为安星奎，而且金鹏西科姆公司也不表示要求交易行为人承担责任，故金鹏西科姆公司仍可另案主张。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金鹏西科姆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金鹏西科姆公司负担。
上诉人金鹏西科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已查明，金鹏西科姆公司向黄传祥营业场所提供防盗服务，黄传祥也已经支付了一定期限内的服务费用，但黄传祥在接受服务后，没有继续支付服务费。在此情况下，原审认为黄传祥在接受金鹏西科姆公司提供服务的同时，确认为其工作人员无权与金鹏西科姆公司之间签订协议。此认定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涉案服务场所是由黄传祥依法注册成立，并对外经营的场所，场所内悬挂的商号也是黄传祥依法注册的商号，对外经营过程中，一直以黄传祥名义对外经营，因此，在该场所内的经营人员均是得到黄传祥授权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人员。其次，在双方签订涉案服务合同之时，黄传祥的工作人员也向金鹏西科姆公司提供了其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载明的商号名称与店铺悬挂的商号名称一致。第三,金鹏西科姆公司依据协议约定提供服务时，黄传祥也是依据协议约定支付了服务费。虽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负责人签名，也没有加盖印章，但这不影响双方合同的有效性，以及对双方的约束力。如上所述，合同是在黄传祥的营业场所内签订，签订之时，代表黄传祥的人员向金鹏西科姆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复印件，况且，黄传祥也已经支付了服务费，金鹏西科姆公司在此情形下，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黄传祥及其员工的身份。即使如黄传祥所述的，黄传祥将涉案场所转租给安星奎，安星奎承租涉案场所后仍然使用黄传祥的商号，且经营范围相同，但黄传祥并未予以制止。从其双方之间的关系来讲，安星奎以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对外经营期间，也形成了表见代理。因此，无论广州市番禺区蓉花婴儿用品店将其店铺转让给谁经营，承租的经营者仍然是以其名义对外继续经营，且经营范围相同，但黄传祥并没有制止，故黄传祥与承租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原审判决黄传祥无需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据此，金鹏西科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改判黄传祥承担本案原审、二审全部受理费。
被上诉人黄传祥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涉案合同没有黄传祥本人签名，盖的也是假章，没有联系电话，属无效合同。即使合同有效，责任也不在黄传祥，自合同签订至黄传祥注销营业执照期间，金鹏西科姆公司从未联系过黄传祥，黄传祥是直到被起诉才知道服务费是安星奎没有缴纳，金鹏西科姆公司也从未主动找过安星奎，反而是黄传祥主动去找安星奎，因此该合同损失是由于金鹏西科姆公司管理疏忽所致，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原审第三人安星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陈述。
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服务合同纠纷，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行为人与金鹏西科姆公司的交易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根据上述规定，表见代理行为强调相对人的合理注意义务，并强调相对人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金鹏西科姆公司在未核实行为人身份、未核实行为人是否有授权签订合同、合同上没有行为人签名、没有相对应公章、所盖印章与行为人出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显示不符、未与营业执照所载经营者联系的情况下，仅凭行为人出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只确认了店铺地址、店面与营业执照所载一致，就与行为人交易，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且该交易行为中明显缺乏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金鹏西科姆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为黄传祥的员工，其得到黄传祥的授权与金鹏西科姆公司交易或无权代理事后得到黄传祥的追认，亦无证据证实其在主观上属于善意无过失。综上，行为人与金鹏西科姆公司的交易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金鹏西科姆公司要求黄传祥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金鹏西科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金鹏西科姆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东金鹏西科姆电子安全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革花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蔡静雯
尤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