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民申59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吴美玲（曾用名吴淑音），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
委托代理人：索保林，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旭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林启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朝阳、陈淑蓉，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粤新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粤深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陈惠燕。
再审申请人吴美玲因与被申请人深圳旭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旭生公司）及一审第三人深圳市粤新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粤新钢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603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美玲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审判职权。2015年1月20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5月3日，申请人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8月8日晚8时左右，申请人在深圳机场被被申请人指使的社会人员强行劫持至其办公大楼，非法拘禁16个小时至第二天中午1点。申请人在恐吓和胁迫下，被迫签订《撤诉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解协议书》等一系列文件，其中的《和解协议书》载有仲裁条款。2016年8月12日，申请人向一审法院递交继续开庭审理申请书，陈述被胁迫签订《撤诉申请书》、《和解协议书》等事实经过；开庭审理时，申请人也出示了2016年8月8日晚8时左右的报警记录，证明发生胁迫的短信往来截屏等证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三）项“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的规定，申请人被胁迫签订含有仲裁条款的《和解协议书》的时间，发生在申请人起诉被申请人之后；而一审继续开庭审理时，申请人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胁迫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义务。虽然被申请人反驳称不存在胁迫，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故一审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支持申请人关于“《和解协议书》仲裁条款无效”的主张。基于《和解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存在争议这一事实，至少可以依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中止本案审理，释明双方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审法院）先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而一审法院直接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要求申请人循约定提请仲裁机构解决本案纠纷，等于变相认定《和解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因此，一审裁定既没有事实依据，又超越职权，不具有合法性，应当依法撤销。（二）二审裁定不仅没有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定，甚至剥夺申请人的二审辩论权利。申请人提起上诉时再次明确涉案《和解协议书》是被申请人在诉讼过程中指使社会人员胁迫申请人所签，且一审法院认定仲裁条款效力超越其职权，故一审裁定应予撤销。二审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受理本案，并于6月15日向申请人送达7月5日开庭的传票，但二审法院于6月26日便做出二审裁定驳回申请人的上诉。而申请人就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的同时，于2017年2月20日向二审法院另行递交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书【案号为(2017)粤03民初349号】，该案于2017年4月13日开庭，目前尚未作出裁定，申请人本想在本案二审开庭或接受询问时，告知法官此事，但没等告知，二审裁定就已经做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时，应以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即便是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需要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确定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但二审法院未经询问申请人，就在传票确定开庭时间之前做出二审裁定，可见二审裁定不仅程序违法，而且还剥夺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辩论权利。遂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二审裁定；2.依法裁定中止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3.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旭生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答辩人不存在申请人诉称的胁迫其被迫签订《撤诉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解协议书》等一系列文件的情形，该诉称无证据予以佐证，且严重失实。相反，2016年8月9日《和解协议书》是由申请人及其保证人潘海光、张创界与答辩人及粤新钢公司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首先，该《和解协议书》于2016年8月9日上午11点半左右经协商一致后签订，协商与签订地点在答辩人董事长的办公区，在协商期间及签订《和解协议书》时，双方当事人本着实事求是、平等自愿、充分协商的原则，对存在的争议进行了综合考量，并对当事人之间有关粤新钢公司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关争议包括本案所涉争议及其它争议进行统筹处理。《和解协议书》不但处理了本案中所涉的争议，还另行约定处理其它相关的较为复杂争议，表明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和解协议书》前进行了深入、充分的沟通与协商，完全反映了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申请人起诉后，双方一直有协商解决争议的意愿，并进行多次沟通协商。其中在2016年7月19日即存在双方协商的调解协议书草本，因此，并不存在答辩人于2016年8月8日“指使社会人员强行劫持至其办公大楼”的事实。而且2016年8月9日《和解协议书》是申请人的代理人申玉峰律师当场起草的，并经当事人协商反复修改而成，其中，《和解协议书》第十条约定的仲裁条款也是申请人的代理人申玉峰律师要求写入的，可见当事人对于因《和解协议书》所发生的争议，有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明确意思表示，且完全是出于自愿，根本不存在申请人述称的被迫情形。第三，《和解协议书》签订即生效后，当事人即积极地履行，包括：2016年8月9日上午约十一点半，申请人与答辩人签署了有关同意转让粤新钢公司5%股权的股东会决议；当日中午，由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签约现场（答辩人公司会议室），对用于办理粤新钢公司5%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签约见证；当日下午，申请人自行到深圳市宝安区海关大厦的见证机关办公地办理了粤新钢公司5%股权转让见证的其它相关手续，答辩人亦随后到场予以协助办理；答辩人与申请人基于《和解协议书》己生效，于当日中午分别向一审法院邮寄了《撤诉申请书》，同意按《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分别撤回反诉、起诉等。另外，粤新钢公司还于2016年8月11日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递交办理粤新钢公司5%股权变更的法律文件，并获核准。综上可见，如存在申请人“被胁迫转让股权”的情形，其完全有充裕的时间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异议，并阻止粤新钢公司5%股权的过户登记。第四，2016年8月12日，申请人及其代理律师曾到答辩人公司就履行《和解协议书》的事宜进行协调，申请人当场书写、签署《收款收据》（金额为1500万元），亦自愿签署了《股权转让款收取确认书》，确认答辩人受让粤新钢公司95%股权应付股权转让款计465439390元已于2015年11月月底前向申请人付清，支付方式为除了支付现金250000000元之外，另外还代申请人偿付了相应贷款本金等。同日，因答辩人要求申请人先行提交《和解协议书》第五条约定有关“2.8万平方米土地”的法律文件，而申请人主张先支付1500万元的补偿款，双方对履行《和解协议书》发生争议，申请人反悔，即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撤诉申请”。可见申请人在签订《和解协议书》时根本不存在其诉称的所谓“被迫”事实，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争议实质是因履行《和解协议书》产生的争议，并非对《和解协议书》本身的有效性有异议，故《和解协议书》包括其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均是合法有效的，申请人的诉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载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和解协议书》第十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关争议依法应提交仲裁解决。本案争议实质为因履行《和解协议书》而产生的争议，并非是对《和解协议书》包括《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仲裁条款效力存在异议。前己详述，《和解协议书》是当事人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且当事人己遵照部分履行，特别是《和解协议书》第十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申请人的代理人申玉峰律师要求写入的，完全反映出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载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即使对《和解协议书》的效力有异议，但《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独立存在的，如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三）一审法院有权对《和解协议书》的效力作出认定，并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载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有权对《和解协议书》的有效性作出认定，答辩人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本案应提交仲裁解决的申请及法律依据。同时，在申请人无充分的证据佐证《和解协议书》第十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有权裁定本案相关争议应属仲裁范围。（四）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程序合法，不存在剥夺申请人辩论权利的情形。本案一审争议的实质为因管辖权异议而驳回起诉产生的，申请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二审法院有权无须开庭审理即径行作出二审裁定。另外，申请人己递交了上诉状充分表达其主张，并无存在剥夺其辩论权利的情形。因此，二审裁定合法。（五）申请人提起的另案【(2017)粤03民初349号案】诉请确认“《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属重复诉讼，依法应裁定驳回。申请人与答辩人、粤新钢公司于本案争议的范围限于粤新钢公司95%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清理、清偿。申请人于本案请求撤销2016年8月9日《和解协议书》，可见，申请人自认为该《和解协议书》存在可撤销情形，并非认为《和解协议书》无效。本案未进入仲裁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载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最高人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是以案件进入仲裁程序为前提，故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并不能限制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因此，申请人于2017年2月20日另案向二审法院申请认定《和解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属重复诉讼，依法应予以裁定驳回【该案尚未作出裁定】。综上所述，一、二审裁定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裁定驳回其全部再审申请。
经查，吴淑音（吴美玲）作为甲方与乙方旭生公司与丙方粤新钢公司于2016年8月9日签订一份《和解协议书》，载明“鉴于：1.甲乙双方已于2015年1月20日、2015年6月8日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且股权已过户并已实际履行。2.甲乙双方在履行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时，进行过二次结算，甲乙双方于2015年12月29日分别签署两份《吴淑音与粤深钢结算书》，确认截至2015年12月15日，甲方欠乙方各种款项共计63267681.67元。3.甲方目前尚持有丙方5%的股权。4.甲方向宝安区法院就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起诉乙方，乙方同时反诉甲方，该案本诉反诉案号为（2016）粤0306民初9285号，目前该案在审理阶段中。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供甲乙丙三方共同执行。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剩余丙方的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在签订本协议后两日内办理过户手续。在产权交易所签订股权过户合同并办理工商注册股权变更登记当日，乙方即向甲方指定账户内支付1500万元。……五、5.1甲方持有的丙方的5%的股份以及甲、乙双方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第3项约定的‘粤深钢松岗工业园空地，总土地面积2.8万平方米（等产权明确后双方再协商处理）’涉及的‘2.8万平方米土地’中甲方享有的权益合计作价转让款63267681.67元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转让给乙方，乙方以本协议书鉴于条款第2条约定甲方所欠乙方款项共计63267681.67元相抵销，乙方无须另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5.2本款项抵销后，原甲乙双方于2015年12月29日签订的两份《吴淑音与粤深钢结算书》的全部债权债务、欠款、利息、等清结。甲乙双方不得再以欠条、借据、结算单等文书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5.4甲乙丙方因办理丙方股权变更登记等其他事项而向政府、见证相关部门提交的所有法律文本（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章程等所有文件）与本协议书有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协议书为准，本协议为实际履行的协议。……七、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甲、乙、丙三方无须另向对方支付任何款项，且有关甲乙丙三方2015年1月20日、2015年6月8日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争议已处理完结，各方均不得另向对方主张任何权益（包括担不限于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的所有权、资产所有权等权益）。……十、因本合同发生的纠纷，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未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十一、本协议书生效后，双方应各自撤销在宝安区法院的起诉和反诉，诉讼费各自承担。”同日，吴淑音（吴美玲作为甲方与乙方旭生公司还针对吴美玲持有的粤新钢公司剩余的5%股份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双方还于同日各自向一审法院出具《撤诉申请书》，分别各自撤回提起的本诉、反诉。
吴美玲起诉本案最初主张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变更旭生公司受让吴美玲持有粤新钢公司的持股比例；2.撤销双方签署的《吴淑音与粤深钢结算书》；3.旭生公司退还吴美玲20750000元，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3700000元利息起算日为2015年3月25日；50000元利息起算日为2015年5月24日；17000000元利息起算日为2015年12月15日)；4.旭生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后吴美玲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其提交的《撤诉申请书》，要求继续审理本案，同时变更本案诉讼请求为：1.变更《股权转让协议》中旭生公司受让吴美玲持有粤新钢公司股权比例为51.02%；旭生公司返还43.98%股权及2016年8月9日变更的5%股权给吴美玲，总的返还比例为48.98%；旭生公司和粤新钢公司协助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撤销吴美玲与旭生公司签署的《吴淑音与粤深钢结算书》；3.旭生公司退还原告20750000元，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3700000元利息起算日为2015年3月25日；50000元利息起算日为2015年5月24日；17000000元利息起算日为2015年12月15日)；4.撤销2016年8月9日的《和解协议书》；5.旭生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另查，吴美玲曾以2016年8月9日《和解协议书》是其被胁迫签订的，故其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应认定无效为由，向二审法院申请确认该仲裁条款无效。二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2017）粤03民初349号民事裁定：不予受理吴美玲确认其与被申请人旭生公司、粤新钢公司于2016年8月9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中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现阶段审查的焦点是本案的提起是否受涉案《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仲裁条款的约束。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和解协议书》是吴美玲、旭生公司、粤新钢公司在吴美玲与旭生公司之前签订的2015年1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6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和2015年12月29日《吴淑音与粤深钢结算书》、《吴淑音与新粤深钢结算书》的基础上签订的，对吴美玲与旭生公司之间基于粤新钢公司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相关债权债务进行了抵销、清结，以及统筹处理吴美玲、旭生公司、粤新钢公司三方之间的其他事宜；且从《和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吴淑音与粤深钢结算书》、《吴淑音与新粤深钢结算书》的权利义务已经涵盖在《和解协议书》当中。吴美玲在提交《撤诉申请书》后又向一审法院申请继续审理本案，同时还变更了诉讼请求，其中增加了请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诉请事项，故本案与《和解协议书》有密切的关联性。《和解协议书》第十条约定因该协议书发生争议时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解决，该仲裁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规定，为有效仲裁条款。吴美玲、旭生公司均是《和解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故双方因此产生的纠纷应提交仲裁解决。据此，一审法院驳回吴美玲的起诉和旭生公司的反诉、二审法院驳回吴美玲的上诉正确。
关于吴美玲申请再审的理由，首先，对于吴美玲是否受胁迫签订《和解协议书》的问题，吴美玲虽提交报警记录，但从其提交的《受理报警登记表》记载的内容看，当地派出所收到其报警后，出警到达现场，经了解，属经济纠纷，没有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双方自行协商处理。可见，吴美玲称其受胁迫的主张理据不足。其次，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可以确认仲裁条款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在发生纠纷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其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但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除外”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有主动审查涉案仲裁条款是否有效的义务；尤其是在对方当事人以有仲裁条款为由对受理的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由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的，由仲裁协议签订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是针对当事人单纯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并非针对当事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第三，关于二审法院未开庭即作出二审裁定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的规定，二审法院审理程序性的上诉案件时，可以不开庭审理。
综上所述，吴美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美玲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詹伟雄
审判员 邹 莹
审判员 邵静红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