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68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正，男，1983年7月15日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固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松，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晨冰，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诺派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工业区东部新区茜浦路455号。
法定代表人：余小翔，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明辉，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正因与被上诉人诺派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派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7民初11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魏正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诺派公司支付其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31日销售提成192,562.80元。魏正主要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对于2013年度销售提成方案的情况认定事实不清。其自2012年11月至诺派公司任职，诺派公司每年均有提成方案，只是2013年其没有与诺派公司签订书面销售提成方案，诺派公司称其因为担心存在风险而不同意签订销售责任状完全是无稽之谈，双方之所以未签订的原因是诺派公司的推辞和审查疏忽，当时销售经理王某1把销售责任状分发至员工手中后并没有组织人员立即签订，准备等人员到齐后再签字，后由于人员始终不齐，此提成方案一直没有被盖章，而2013年分发的销售责任状与2012年完全相同，王某1便与总经理口头商议约定继续沿用2012年销售责任状来实施提成方案，并将继续沿用的方案传达给工作人员，其也表示同意此提成方案。王某1虽然没有和员工签订书面提成方案，但口头表示会正常发放，才使其等员工安心努力工作。如果其心存担忧而不同意该提成方案，完全可以懒懒散散完成公司一般业务即可，何必拼命完成项目金额共计1,829.69万元，远远超出其任务指标600万元？故诺派公司说其因为担心风险而不同意签订销售提成方案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其也一直在追讨2013年度的提成，但诺派公司一直予以推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证人王某1虽与诺派公司有诉讼纠纷，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证明效力，王某1曾经是诺派公司销售经理，对销售部门的政策规定最为了解，一审法院应结合王某1的工作性质和销售岗位的自身特点综合认定王某1的证言效力。一审法院仅仅根据2012年销售责任状的内容就认为具有风险性进而认为不能自然沿用的认定纯属片面猜测，完全忽视了其提供的证据和劳动者的职务特点，其职务特点就是每年均有一定比例的提成奖励，销售责任状完全可以沿用。一审法院的推测认定有违公平公正，应予改判。
被上诉人诺派公司则不接受上诉人魏正的上诉主张，辩称，魏正要求支付销售提成的请求无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制度或合同约定，无事实依据，魏正在2013年度属于固定薪资人员，不进行绩效和提成考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1月12日，魏正进入诺派公司从事重点客户销售经理工作，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11月12日至2013年12月31日。魏正于2014年12月31日离职。
一审审理中，魏正提供了一份空白的2013年度销售责任状，称延用了2012年的提成方案，该方案由诺派公司发送至其邮箱，诺派公司当庭演示了魏正的邮箱，并未找到有关销售责任状的邮件。2013年，销售经理为案外人王某1，其在仲裁与本案审理中作为证人出庭，陈述2013年其与总经理一起制定了销售提成方案，集团指标为1.5亿，因无法完成，故想等人员到齐以后再签订书面文书，所以提成就按2012年的标准。证人刘某陈述其2013年10月入职，入职时王某1给了其销售责任状，但公司一直未盖章，称还需改动，但并没有说要按原方案执行。2013年12月份来了新的主管后制定了新的提成方案。以上两位证人与诺派公司之间均有劳动合同纠纷。
诺派公司在仲裁庭审中陈述2012年实行分组捆绑式，全部都签订了销售责任状，公司也进行了盖章，2013年没有盖章的原因是集团指标是1.5亿，王某1认为没有办法带领销售部完成，所以回复要等人到齐后签订，此后诺派公司一直催促，但始终因为人员问题没有签订。诺派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2012年度与孙某、陈某、黄某1、2013年度与王某2、黄某1、朴某、陈某签订的销售奖金提成方案，称实际上2012年、2013年均有员工签订，魏正因为担心存在风险而不同意签订。魏正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诺派公司申请对2013年度销售责任状公司的盖章及相应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以2013年11月18日的结算表作为对比材料。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所出具司鉴中心〔2017〕技鉴字第124号的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无法判断四份检材《2013年度销售奖金提成方案》与样本2013年11月18日结算表的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该次鉴定产生鉴定费6,600元。
2015年12月23日，魏正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诺派公司支付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31日的销售提成439,125.6元及精神损失费50,000元。2016年1月13日，该仲裁委员会出具松劳人仲（2015）办字第6734号裁决书，裁决诺派公司支付魏正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31日销售提成192,562.80元，对魏正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仲裁裁决后，诺派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其公司不支付魏正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31日销售提成192,562.80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诺派公司与魏正均确认双方未签订2013年的销售提成方案，对于是否存在口头协议，双方存有异议。一审庭审中，魏正申请的证人王某1确认2013年的方案未形成，故沿用2012年的销售提成方案，但证人刘某否认有沿用一说，魏正提供的是空白的销售责任状，且对其来源并无证据证明，鉴于证人王某1与诺派公司之间也有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故仅凭证人王某1的证言不能以此证明魏正与诺派公司之间确实达成了2013年度的销售提成协议。对于2013年度新的提成方案未形成的情况下，能否自然沿用2012年度的提成方案，诺派公司提供的2012年销售责任状均有员工与公司签字盖章，2013年之后证人刘某也确认员工与公司均有签订责任状，2012年的责任状中在明确提成方案的同时，还约定了在员工未达到指标的50%时，公司可以提前解除合同，说明责任状确实带有风险性质，在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不能自然沿用。故现魏正主张销售提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诺派公司要求不支付销售提成192,562.80元，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7年4月24日判决：诺派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请求不支付魏正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31日销售提成192,562.8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财产保全费1,483元、鉴定费6,600元，由诺派建筑材料（上海）有限公司承担6,600元（已付），由魏正负担1,493元。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魏正提供以下证据：1.（2017）沪长证字第4026号公证书，以证明2013年4月7日王某1、王某2、陈某、魏正、张某1等10人在被上诉人诺派公司开会，会议的议题是“2013年的销售指标”和“交流工作中的问题”，记录人是黄某2，会议结束后黄某2将会议纪要发送至与会人的邮箱，会议纪要第6点记载“重点讨论销售部业务指标分布到各个销售人员的同时，详细说了指标提成标准及指标的权衡”，但并未写明销售指标和提成标准的具体内容。2.证人张某1的证言，以证明张某1曾经参与2013年4月7日的会议，对会议内容很清楚，2013年有销售责任状，虽然没有公司盖章，但完成业绩指标是有提成的。张某1出庭作证称，其于2012年7月进入诺派公司，入职时销售经理王某1谈到销售提成的制度，按照销售额的1%提成，关于该制度没有书面形式，提成标准至其离职时（2014年初）没有变更过，2013年没有签过提成的书面协议，因为其相信销售经理，其参加过2013年4月7日的会议，会议上说提成就是1%标准，其2013年没有拿到过提成，因为没有业绩，之后又称其有销售业绩，是公司没有支付提成，但其没有追讨过的证据，其对于2013年度其他员工是否有提成不清楚；对于诺派公司销售部员工的薪资构成，张某1称销售人员的薪资构成都是“底薪+绩效+提成”，销售人员均有销售提成，没有员工是拿固定工资的。3.证人张某2的证言，以证明张某22013年10月入职时销售经理王某1曾给过其一份销售责任状并告知按照销售责任状的内容来提成。张某2出庭作证称，其于2013年10月进入诺派公司，王某1招聘其入职时明确告知其做销售，按照业绩来提成，给其看过提成的计算方式是一个表格，按照销售额的一个点来提成，入职时，王某1没有给过其销售责任状，2013年其也没有提成，2014年签过一份提成方案，考核的指标包括销售额和考勤等。魏正对上述两份证人证言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诺派公司对于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公证书中的邮件真实性认可，2013年4月7日的会议是一季度的销售总结会议，而非宣布当年销售指标的会议，会议纪要第一条提到对销售部的考核有四方面，可以证明其公司对销售人员的绩效考核方案是真实有依据的，第二条提到商务利润为600万，恰恰证明其公司提供的《2013年销售奖金提成方案》是以毛利润总额作为考核指标，这与2012年销售责任状只考察业务指标、销售额、不考察利润是截然不同的，第六条证明每年其公司均有销售指标和销售提成的标准（获得提成需另行单独签署正式提成协议），而且每年提成方案均有调整，针对每个销售人员情况各有不同，不存在魏正和王某1所谓的“2013年没有确定销售指标及提成标准，沿用2012年的方案”这一说法。该邮件可以证明其公司提供的《2013年销售奖金提成方案》是真实存在的，按照之前的签署惯例，公司有当年的销售指标和提成标准一定会与达成一致的销售人员签订正式的销售提成方案，而提成不属于员工固定薪酬，没有签订协议当然不存在通过约定而确定的提成名目。2.对证人张某1的证言不予认可，张某1称入职时提成比例即为1%，这与现有的2012年销售责任状是矛盾的，2012年销售责任状是根据业务量的多少区分提成比例的，有0.5%、1%和1.2%等区分，且张某1称其2013年存在销售业绩，但未向诺派公司主张提成，违背常理。3.对证人张某2的证言不予认可，张某2称2013年10月入职时给其一张表格，说明提成的方案，之后又说提成的比例为销售额的1%，1%是一个很简单的规则，根本不需要一个复杂的表格来对此进行说明；张某2称2014年签过一份提成方案，考核的指标包括销售额和考勤等，但实际上2014年的提成方案只涉及管理费和利润，与张某2讲述的内容完全不符，故证人证言不可信。
二审中，被上诉人诺派公司提供2013年度销售部员工薪资一览表，以证明销售部员工薪资构成形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固定合同+销售提成+KPI（绩效考核）”，第二类是“固定合同+KPI（绩效考核）”，第三类是固定合同；魏正属于第三类固定合同的人员，每月固定薪酬6,000元，发放比例为100%；第一类和第二类人员的发放比例均为90%以下不等。魏正对该表中月薪、比例等栏目予以认可，称其没有钱款需要年底考核后发放，每月均是100%领取工资6,000元，但称其合同形式并非固定合同，而是“固定合同+销售提成”。对此，诺派公司称，其公司所有拿提成的员工是要签订书面协议的，2013年魏正作为入职仅一个多月的新员工，对自己销售完成情况没有预期，一旦签了提成协议，如果完成不好，绩效工资就没有了，还直接面临解除劳动合同，因此魏正未与公司签订任何提成协议，仍然拿固定工资（6,000元），假如魏正签订提成方案，6,000元中的一部分通常会变成绩效考核的金额而不是固定发放。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本院（2017）沪01民终10608号判决书载明，刘某与诺派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签订期限自2013年10月8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销售工程师，工资为78,000元/年。2014年7月2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自2014年7月1日起工资调整为61,200元/年，绩效奖为10,800元/年，绩效工资根据年度绩效考核KPI分数一次性发放。该案二审庭审中，刘某陈述，其于2013年进入诺派公司后，与公司约定的是固定工资，除该固定工资外，没有其他收入，2014年7月工资构成调整为固定工资和绩效考核奖。
2.一审中，魏正申请刘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其入职时王某1给了销售责任状，说需要公司确认，就没有签订，魏正也没有签订。
3.仲裁中，魏正申请王某1出庭作证，王某1称根据合同签订金额来分配提成。王某1在一审庭审中又称按回款额提成。
4.关于诺派公司在仲裁中称“2013年没有盖章的原因是集团指标1.5亿，王某1认为没有办法带领销售部完成，回复要等人到齐后签订…王某1始终说人员没有到齐所以一直没有签订”，却又在一审中提供2013年度4名员工签订的《销售奖金提成方案》之问题，诺派公司在二审中陈述，其公司的销售工作是由总经理余小翔负责的，王某1是向余小翔汇报的，销售提成的书面协议都是由总经理直接找销售人员逐个签订的，不是通过王某1签订，也不是通过人事经理来签订，仲裁中其公司出庭的代理人是人事经理朱某，朱某不了解情况，王某1说没签订，其就以为没签，没有和总经理进行过核实，因此朱某的表述有误。实际上，2013年的销售指标在2012年12月25日已经定下来了，这节事实可以通过2012年12月25日王某1发给余小翔的电子邮件“调整后的2013年营销计划”证明，这封邮件在王某1和诺派公司的仲裁案件中被双方确认，但2013年销售提成方案没有在这一时间签订，是和提成方案发生变化有关，提成方案不同于以往的销售责任状了，要考核利润，是余小翔定下的方案具体条款，其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四份2013年销售奖金提成方案可以证明，其中签署该提成方案的人员之一王某3在一审也作为证人出庭了，总经理余小翔也出庭接受了质询。
5.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2013年度诺派公司没有员工拿到过提成。
以上事实，有（2017）沪01民终10608号判决书及其庭审笔录、本案仲裁庭审笔录、一二审笔录记载的内容加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魏正主张按照《2013年度销售责任状》来获得该年度销售提成款，被上诉人诺派公司则予以否认，称其公司与魏正在该年度并无任何关于提成的约定，魏正在2013年度属于固定薪资人员。对此，首先，从魏正提供的《2013年度销售责任状》的形式来看，系空白的销售责任状，无诺派公司签字或盖章，经诺派公司在一审法院当庭演示，并未找到该销售责任状的邮件，魏正对其来源并无证据说明，且诺派公司对该文件予以否认。其次，魏正虽然在二审提供了2013年4月7日会议纪要，但该会议纪要反映的是销售经理王某1召集部分销售人员进行宣讲，并未写明销售指标和提成标准的具体内容，亦未载明魏正属于和诺派公司达成提成约定的人员，更无法印证魏正所述“2013年继续沿用2012年销售责任状来实施提成方案”。第三，从魏正提供的证人证言来看，存在相互矛盾之处：证人王某1称2013年的方案未形成，故沿用2012年的销售提成方案，但证人刘某否认沿用一说，刘某在仲裁和一审中陈述2013年入职时王某1给了销售责任状，说需要公司确认，还需改动，就没有签订，魏正也没有签订，没有说按原方案执行；王某1在仲裁说根据合同签订金额来分配提成，但在一审时称按回款额提成；关于提成比例，魏正提供的证人张某1称，其于2012年7月进入诺派公司，王某1告知其按照销售额的1%提成，提成标准至其离职时（2014年初）没有变更过，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称2013年王某1招聘其入职时告知按照销售额的一个点来提成，上述证人提及的提成比例与魏正提供的《2013年度销售责任状》中载明的根据业务量的多少区分0.5%、1%和1.2%的提成比例不一致；此外，证人张某2于2013年10月入职，称诺派公司没有给过其销售责任状，其与证人刘某同时间入职，对于有没有销售责任状一事却说法不一。因此上述证人证言彼此间存在矛盾，无法印证魏正的主张。第四，诺派公司表示其公司与魏正在2013年度并无任何关于提成的约定，魏正在该年度属于固定薪资人员，为此诺派公司提供了其公司2013年度销售部员工薪资一览表，该表反映销售部员工薪资构成形式分为三类，魏正在2013年度属于固定薪资人员，不进行绩效和提成考核。魏正对该表中月薪、比例等栏目予以认可，称其确实没有钱款需要年底考核后发放，每月均是100%领取工资6,000元，但称其合同形式并非固定合同，而是“固定合同+销售提成”。魏正提供的证人张某1则称销售人员都有销售提成，没有员工是拿固定工资的。然，根据已查明事实，魏正提供的证人刘某系诺派公司销售人员，其在（2017）沪01民终10608号案件庭审中自述2013年其属于固定薪资人员，2014年7月与诺派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将工资构成调整为固定工资和绩效考核奖。该节事实与证人张某1所描述的“销售人员都有销售提成”、“没有员工只拿固定工资”等相矛盾，亦可以印证诺派公司所述相关内容。第五，根据已查明事实，2012年销售责任状是诺派公司与员工书面签订，2014年及之后诺派公司亦以书面形式与员工约定提成等事宜，诺派公司提供了2013年部分员工签订的销售奖金提成方案，魏正不予认可，但亦未能提供其与公司签订的提成协议。魏正在上诉状中陈述诺派公司每年均有提成方案，只是2013年其没有与诺派公司签订书面销售提成方案，双方未签订的原因是诺派公司的推辞和审查疏忽，就该主张，无证据证明。综上所述，魏正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诺派公司未给魏正发放过提成，双方亦确认2013年诺派公司没有员工拿到过提成，故在魏正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提成做出过具体约定的情况下，魏正要求诺派公司支付2013年度销售提成192,562.80元之诉请，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魏正的上诉请求难以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魏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鸿
代理审判员 顾 颖
审 判 员 孙少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明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