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14民终18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廷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焱（毛廷文的姐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刘洪刚的妻子）。
上诉人毛廷文因与被上诉人刘洪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绥中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6）辽1421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毛廷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辽14民终1828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绥中县人民法院重审。绥中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辽1421民初53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毛廷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毛廷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焱，被上诉人刘洪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毛廷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毛廷文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刘洪刚承担。事实和理由：毛廷文的父亲毛贺增去世后留下遗嘱，其名下所有财产归亲生儿子毛廷文继承。毛贺增名下的林权没有毛廷文的哥哥吕振贵的份额。吕振贵只有继承其母王素芬的林权份额。毛贺增名下的林权大部分归毛廷文所有。吕振贵管理承包山的行为不能认定其有山林处分权。吕振贵不在本乡居住，其在争议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内没有分得土地。案外人毛林增在吕振贵、吕振富处购买承包山不能证明吕振贵对阳坡小窑承包山有处分权。争议的阳坡小窑承包山暂时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直到2015年清明节，毛廷文才知道土地被卖掉的事情。吕振贵将争议的承包山卖给刘洪刚，侵害了毛廷文的合法权益，吕振贵与刘洪刚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毛廷文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洪刚答辩称，吕振贵随母亲王素芬改嫁到毛贺增处。1974年王素芬与毛贺增登记结婚，1984年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在毛贺增名下的案涉6亩承包山始终由吕振贵经营管理。吕振贵处分承包山的行为是有权处分。刘洪刚与吕振贵签订合同时，吕振贵说案涉承包山是自己的山地，其家庭成员也没有提出异议。刘洪刚与吕振贵签订的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成立并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毛廷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吕振贵（已故）与刘洪刚之间的协议书无效；诉讼费用由刘洪刚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毛廷文系已故毛贺增与已故王素芬之子。毛廷文之父毛贺增于2005年病逝，其母王素芬于1997年病逝。毛贺增与王素芬于1974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毛贺增为初婚，王素芬为再婚。毛贺增与王素芬结婚前，王素芬已生育三男三女共六名子女，其中长女吕振霞、次女吕振香、三女毛焱、长子吕振秋、次子吕振贵、三子吕振富。在毛贺增与王素芬结婚时，由于长女吕振霞已成年并结婚，未与母亲随嫁，其他子女一并与母随嫁到毛贺增处。毛贺增与王素芬结婚后，双方又生育一子毛廷文。1984年实行农村土地承包时，毛贺增家庭共分得三片承包山，包括老阚地，大岭，阳坡小窑，上述承包山均登记在毛贺增名下（不含毛贺增和子吕振秋已分得承包山份额）。该承包山始终由家庭共同经营。2005年毛贺增去世后，毛廷文将登记在父亲名下的承包山老阚地约30亩，大岭约20亩租给他人，只有阳坡小窑12至13亩由毛廷文的次兄吕振贵经营管理。2006年毛林增在吕振贵、吕振富处购买毛贺增名下约80亩山段。2009年吕振贵将经营管理的阳坡小窑承包山的阳面约6亩以人民币1000元的价格卖给刘洪刚，并签订了协议书。2013年吕振贵去世。就吕振贵与刘洪刚所签订的协议效力之争议于2016年7月1日，毛廷文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吕振贵与刘洪刚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另查明，吕振贵与刘洪刚签订协议涉及的承包山，在签订协议后，刘洪刚已经进行改造并栽种果树。由于刘洪刚随妻到本村居住，刘洪刚与吕振贵之间签订协议书中涉及的承包山由于2014年政府进行林权、林地重新登记，因而已经登记在刘洪刚岳父李如海名下。一审法院认为，依法签订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于本案中刘洪刚与毛廷文的次兄吕振贵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吕振贵是否有处分权。本案中，在毛廷文之父去世后，毛廷文已将承包山中的50亩租赁给他人，2006年吕振贵、吕振富将其父亲名下的承包山转包给毛林增。登记在毛廷文之父毛贺增名下的其它承包山（即原、被告间争议的承包山阳坡小窑6亩），多年来始终由吕振贵经营管理。虽然在毛廷文的父亲去世之后，其家庭成员并没有明确约定该承包山的管理份额，但通过毛廷文转包承包山，吕振贵、吕振富处理承包山，吕振贵管理阳坡小窑的行为，足以说明在家庭成员间已经对于承包山的法律处分形成默认的态度，即按照自己享有的份额进行法律上的处分。故对于吕振贵处分自己承包山的行为，并不需要其他共有人同意。认定吕振贵与刘洪刚之间签订的协议书为有效协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刘洪刚与吕振贵之间于2009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二、驳回毛廷文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邮寄送达费80元，由毛廷文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毛廷文的父亲毛贺增与母亲王素芬于1974年办理结婚登记。1984年实行农村土地承包时，毛贺增家庭分得案涉承包山。2004至2005年，毛廷文和毛贺增将10余亩承包山转包给他人。2005年毛贺增去世。2006年至2007年，吕振富将老阚地承包山约80亩以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毛林增。毛贺增去世后，毛廷文将阴坡小窑约7亩承包山转让给毛焱。2009年8月18日，吕振贵将“阳坡小窑承包山的阳面约6亩”转让给刘洪刚。2017年7月24日，案涉争议承包山所在的村民小组出具了一份证实材料，该小组多数成员以签字形式认可了吕振贵转让承包山给刘洪刚的行为。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吕振贵与刘洪刚于2009年8月18日签订协议书时，吕振贵对协议书中所涉的“阳坡小窑承包山的阳面约6亩”山地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该协议书是否有效。吕振贵随母王素芬改嫁至毛贺增家在先，毛贺增家庭分得三片承包山在后，因此毛贺增名下的约110亩承包山为家庭承包经营，属于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吕振贵作为家庭成员之一，有共同共有份额。2005年毛贺增去世。2006年至2007年，吕振富将老阚地约80亩以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毛林增。2004至2005年，毛贺增和毛廷文将10余亩山地转包给他人。在毛贺增去世后，毛廷文又将阴坡小窑约7亩山地转让给毛焱。可见，毛贺增家男性家庭成员均有处分毛贺增名下承包山的行为。该事实可以证明，在毛贺增去世后，其家庭成员已经通过默示形式对家庭共同共有的承包山进行了分割。刘洪刚获得案涉“阳坡小窑承包山的阳面约6亩”山地后，在该山地栽种果树，经营管理多年，吕振富、毛廷文、毛焱均未提出异议。该事实亦佐证了在毛贺增去世后其家庭成员分割承包山的事实。吕振贵居住于争议承包山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内，对“阳坡小窑承包山的阳面约6亩”山地长期经营管理，应认定其与刘洪刚签订协议书时，具有对该转让山地的承包经营权。“阳坡小窑承包山的阳面约6亩”山地所在的村民小组以“证实材料”的形式认可了吕振贵的转让行为；“阳坡小窑承包山的阳面约6亩”山地所在的村民委员会通过将该承包山地登记在刘洪刚岳父李如海名下的形式，认可了吕振贵的转让行为。因此，对于吕振贵将“阳坡小窑承包山的阳面约6亩”转让给刘洪刚的行为，土地发包方持认可态度。对于毛廷文提出的毛贺增通过遗嘱将其名下全部财产交由毛廷文继承的主张。经查，毛廷文主张的遗嘱，真实性存疑，无法证实其主张。吕振贵与刘洪刚于2009年8月18日签订诉争协议书时，双方出于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书有效，无不当之处。
综上所述，毛廷文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毛廷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瞳
审判员 钟金芹
审判员 朱 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孙敬伟
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