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1047号
原告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正东。
委托代理人王先伟。
委托代理人曹文衔，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上虞市百官街道人民路卧龙山庄35幢6-408，实际经营地上海市金山区杭州湾大道128弄1号
法定代表人张加根。
委托代理人李晨，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莉，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加根。
委托代理人李晨，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莉，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何志法。
原告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悦所）诉被告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12日受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志斌于2013年8月14日、8月1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先伟、杨飞翔，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晨、金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本院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继续审理，遂于2013年10月11日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013年11月20日，本院追加张加根、何志法为本案第三人。2014年4月1日，审判员李志斌受合议庭委托召集本案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张加根、何志法进行证据交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先伟、曹文衔，被告与第三人张加根共同委托代理人金莉，第三人何志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君悦所诉称，2009年4月9日，被告委托原告的何志法律师在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山区法院）审理的（2009）金民三（民）初字第834号案，即本案被告诉上海汉卫管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卫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汉卫公司案）中为本案被告提供非风险代理服务。2011年8月，该案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初稿出来后，被告自认案件难度较大，需增加具有建筑工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的律师参与代理服务。在获悉原告的王先伟律师从事工程造价工作16年并具有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等资格后，被告主动请求与原告签订增加律师代理服务的合同，遂在2011年8月31日与原告又签订了一份《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由原告增加指派王先伟律师在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为被告提供出庭代理服务。该合同采用固定收费加风险提成方式，约定代理费保底部分为人民币100，000元（币种下同）；胜诉标的额超出工程造价24，907，052元的部分，由原告按20%提取代理费。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增加指派王先伟律师在汉卫公司案中为被告提供出庭代理服务，被告亦于2011年10月18日向原告支付了首付款100，000元。2011年12月23日，金山区法院以（2009）金民三（民）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已收到汉卫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2，164，704元，并判决汉卫公司还应向被告支付工程款16，684，222.0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为此，根据原告与被告2011年8月31日所签《聘请律师合同》的约定，被告尚应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140，719.35元（（已收工程款12，164，704元＋判决主文确定的应付工程款16，684，222.05元＋按判决主文计算的截至2011年12月23日的逾期付款利息1，761，722.68元－合同约定的24，907，052元）×20%），其中逾期付款利息1，761，722.68元计算方式如下：
（1）4，660，000元×6.75%×3.17年＝997，123.50元；
（2）4，327，338元×5.67%×2.17年＝532，431.34元；
（3）2，884，892元×5.40%×1.17年＝182，267.48元；
（4）4，811，992.05元×5.40%×0.17年＝49，900.36元。
上述费用，经多次催讨未果，原告遂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1，140，719.35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审理中，原告将其诉请金额中包含的逾期付款利息部分的计算方式调整如下，并同意按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计算：
（1）4，660，000元×6.75%×3.15年；
（2）4，327，338元×5.67%×2.15年；
（3）2，884，892元×5.40%×1.15年；
（4）4，811，992.05元×5.40%×0.15年。
原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1年8月31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证明原、被告双方约定律师代理费保底部分为100，000元；对案件胜诉额超过24，907，052元的部分，由原告按20%提取代理费。
2、（2009）金民三（民）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金山区法院认定该案工程款总额为28，848，926.05元，汉卫公司已付款12，164，704元，并判决汉卫公司还应支付被告工程款16，684，222.0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3、短信记录，证明原告数次向被告催讨，被告对原告主张的1，140，000余元律师代理费未提出异议。
4、资质证书，证明原告的王先伟律师具有监理工程师和造价工程师资质。
5、付款凭证，证明被告在2011年10月18日将首付款100，000元支付给原告。
被告世安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就汉卫公司案先后在2009年4月9日和2011年8月31日签订了两份《聘请律师合同》（以下分别简称为2009年合同、2011年合同），原告在该案中不仅是被告一审阶段的代理，而且是被告二审阶段的代理。2009年合同针对该案一审、二审两阶段约定代理费合计500，000元，其中，前期代理费是100，000元，一审判决后支付200，000元，二审判决后再支付200，000元，如果没有二审，则一审终结后即付清400，000元。2009年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发现原告提供的代理服务不力，遂要求原告增派律师，双方便签订了2011年合同。2011年合同对2009年合同予以了变更，采取保底加提成方式，约定胜诉金额超出工程造价24，907，052元的部分，由原告按20%提取代理费，该部分提成费用应于判决生效时支付。但是，汉卫公司案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上诉，经二审法院主持调解才结案。因此，一审阶段的代理费应当按照二审调解书确定的金额和双方在2011年合同中的约定计算。综上，被告在汉卫公司案中应付原告律师代理费为850，000元（含一审阶段代理费650，000元、二审阶段代理费为200，000元）。
一审阶段的代理费650，000元由基本费用100，000元和提成费用550，000元构成，其中提成费用550，000元是按下述计算步骤得来：
（1）胜诉标的额=已收工程款12，164，704元＋调解书主文确定的应收工程款15，684，222.05元－调解书主文确定的替代保修责任款200，000元=27，648，926.05元，按27，648，900元主张；
（2）提成费用=（胜诉标的额27，648，900元－合同约定的24，907，052元）×20%=548，369.60元，按550，000元主张。
被告已陆续向原告累计支付了900，000元费用，分别为：2009年5月18日付款100，000元；2009年9月2日付款200，000元；2010年6月11日付款100，000元；2011年10月18日付款100，000元；2012年2月7日付款200，000元；2012年2月28日付款200，000元。此外，原告在2011年合同中采用的是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没有向被告告知政府指导价，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代理行为无效，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09年4月9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证明被告委托原告在汉卫公司案中系作为一审和二审阶段的代理人，双方约定代理费为500，000元，其中，前期代理费是100，000元，一审判决后支付200，000元，二审判决后再支付200，000元，如果没有二审，则一审终结后即付清400，000元。
2、付款凭证，证明被告2009年5月18日向原告付款100，000元；2009年9月2日向原告付款200，000元；2011年10月18日向原告付款100，000元；2012年2月7日向原告付款200，000元；2012年2月28日向原告付款200，000元。
3、（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30号《民事调解书》，证明二审最终确定的工程款总价为27，648，900元（已收工程款12，164，704元＋调解书主文确定的应收工程款15，684，222.05元－调解书主文确定的替代保修责任款200，000元=27，648，926.05元，按27，648，900元主张）。
针对被告的答辩，原告称2009年合同与2011年合同是两份彼此独立的合同，如果属合同变更，被告只应支付一笔100，000元，而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却支付了两笔100，000元：一笔是2009年5月18日，对应的是2009年合同；另一笔是2011年10月18日，对应的是2011年合同。此外，被告2012年2月7日所付的200，000元对应的是2009年合同，与本案无关。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的200，000元，其中50，000元是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山法院）审理的本案被告与昆山陆家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项下被告应付原告的律师费；另外150，000元为上海仲裁委员会（2009）沪仲案字第0762号案项下被告应付原告的律师费，均与本案无关。被告2010年6月11日所付的100，000元与2012年2月28日所付的200，000元，是张加根与何志法个人之间的借款，亦与本案无关。
原告为此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2009年度收案登记表》，证明被告2009年9月2日的付款中50，000元针对的是昆山陆家公司案，150，000元针对的是上海仲裁委员会（2009）沪仲案字第0762号案。
2、2009年5月18日金额为100，000元的发票、2009年8月20日金额分别为50，000元和150，000元的发票，证明被告2009年5月18日所付的100，000元是对2009年合同的付款；2009年8月20日的两张发票对应被告2009年9月2日的付款；三张发票对应不同的案卷号，属三个不同的案号，分别对应不同的合同。
3、昆山陆家公司案案卷材料（《聘请律师合同》、《民事诉状》、昆山法院《民事裁定书》与《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款项中的50，000元之性质。
4、上海仲裁委员会（2009）沪仲案字第0762号《调解书》，证明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款项中的150，000元之性质。
针对原告的上述陈述，被告辩称昆山法院审理的昆山陆家公司案项下被告应付原告的律师费不包括在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的200，000元中。被告在2011年10月26日就昆山陆家公司案支付了原告律师费50，000元。另外，被告就涉及上海新鸿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纠纷和工程款纠纷两案还先后支付了原告律师费66，000元。
被告为此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
1、付款凭证，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加根在2010年6月11日将100，000元汇入第三人何志法个人账户，系用于支付汉卫公司案的律师费。
2、付款凭证，证明被告在2012年2月28日将200，000元通过案外人高梅汇入第三人何志法个人账户，系用于支付汉卫公司案的律师费。
3、《聘请律师合同》；
4、付款凭证，
证明被告就昆山陆家公司案与原告约定的律师费为50，000元，被告已于2011年10月26日全额支付。
5、《聘请律师合同》；
6、付款凭证，
证明被告就上海新鸿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两案与原告约定的律师费为66，000元，被告已全额支付。
针对被告的补充答辩和所提供的证据，原告又进一步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序号续前述原告补充证据的序号列明）：
5、（2011）苏中民终字第197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2011年10月26日所付50，000元是针对该案。
6、上海世安置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被告挂靠上海城建公司。
第三人张加根述称，被告是一人有限公司，其系被告唯一股东，其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无法区分。在公司业务往来中，对于往来款项有相应书面手续，按照约定方式付款。其与何志法之间不存在个人借款关系，其2010年6月11日汇入何志法个人账户的100，000元以及2012年2月28日通过高梅汇入何志法个人账户的200，000元，是应何志法要求所支付的律师费。张加根还称，之所以不直接从被告公司账户汇款给何志法，是因为公司不能直接汇款给个人。
第三人张加根未提供任何证据。
第三人何志法述称，其与张加根在2005年经朋友介绍认识，长期担任被告的法律顾问，与张加根系朋友关系。2009年，金山区法院受理汉卫公司案后，被告即通过原告委托其担任该案诉讼代理人。原告接受该案委托后，即指派其与李向荣律师为被告在该案提供诉讼代理服务。后来，陈钢律师转入原告处执业且具有建筑专业知识，原告遂指派陈钢律师代替李向荣律师，与其一道在汉卫公司案中为被告提供诉讼代理服务。在汉卫公司案审理中，被告为增加胜诉几率，又与原告签订了2011年合同，要求指派王先伟律师出庭代理，在此情况下，其不再作为出庭律师为被告提供服务，但仍然在庭外为被告的汉卫公司案提供服务。至于其与张加根之间的300，000元属个人之间的借款。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益佰年餐厅因资金紧张，因其与张加根是朋友关系，遂与张加根协商借款。张加根表示同意，并于2010年6月11日汇入其账户100，000元；2012年2月28日汇入其账户200，000元。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作超过五年，律师费一直是从被告公司账户划入原告账户。张加根所出借的300，000元在付款时间、方式上均与本案两份合同的时间点不一致。对于该笔300，000元，何志法表示愿意返还张加根，应另案处理。
第三人何志法未提供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2、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案件胜诉标的额应以二审调解书最终确定的金额为准；对原告的证据3认为是原告单方打印的资料，对其真实性无法判断；对原告的补充证据1、2、3、4、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内容。第三人张加根对原告的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原告的证据4、5认为与其无关；对原告的补充证据1、2不认可；对原告的补充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补充证据5、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何志法对原告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原告与第三人何志法对被告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被告的证明内容；对被告的补充证据1和补充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被告的补充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是对（2011）苏中民终字第1972号案件的付款；对被告的补充证据5、6认为是（2011）昆民一初字第75号案件，从合同来看，从未约定20，000元和46，000元的付款方式，是被告拼凑的。第三人张加根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根据上述质证意见，本院采信原告证据1、2、4、5及其补充证据；被告证据1、2、3及其补充证据1、2、3、4的真实性。
审理中，本院调取了金山区法院（2009）金民三（民）初字第834号立案信息表、民事起诉状、本案被告在该案中出具的委托书、本案原告在该案中出具的律师事务所函、本案被告在该案中出具的撤销授权委托、工程造价鉴定申请书、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初稿说明（封面）、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意见书（封面）、四次庭审笔录、以及本案原告在该案出具的代理词，以查明本案原告在汉卫公司案中提供诉讼代理服务的基本情况。原告、被告对此没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2009年4月9日，被告与案外人汉卫公司之间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在金山区法院涉讼，案号为（2009）金民三（民）初字第834号（即汉卫公司案）。被告遂与原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即2009年合同），约定由原告指派何志法律师担任被告在该案一审和二审阶段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律师代理费为500，000元：前期律师费为100，000元，一审判决后即付200，000元，二审判决后再付200，000元；如无二审，一审终结后400，000元即付清。该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09年5月18日向原告付款100，000元，原告即先后指派李向荣律师、陈钢律师为被告提供诉讼代理服务。
在金山区法院审理汉卫公司案过程中，被告希望原告派出更为专业的律师提供诉讼代理服务，遂在2011年8月31日与原告又签订了一份《聘请律师合同》（即2011年合同），约定由原告指派王先伟律师担任被告在该案一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王先伟律师具有造价工程师资质。该合同约定诉讼代理费的支付方式如下：（1）代理费保底部分的收费为100，000元；（2）案件胜诉标的额超出工程造价24，907，052元的部分，原告按20%提取代理费，低于此数额时则不再收取此部分费用，上述第（1）部分费用于签订合同后一周内支付，第（2）部分费用于判决（或裁定、调解、和解）生效时支付。签订合同后，被告于2011年10月18日支付了保底部分代理费100，000元。原告亦指派王先伟律师和陈钢律师为被告提供诉讼代理服务。2011年12月23日，金山区法院作出（2009）金民三（民）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涉案工程款总额为28，848，926.05元，汉卫公司已付被告工程款12，164，704元，因此，判决汉卫公司尚应支付被告工程款16，684，222.0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660，000元为基数自2008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4，327，338元为基数自2009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2，884，892元为基数自2010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4，811，992.05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被告与汉卫公司均不服金山区法院上述判决，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一中院）。被告在二审阶段委托了其员工傅秀娟以及原告的陈钢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经市一中院主持调解，被告与汉卫公司在二审阶段自愿达成调解协议。2012年6月15日，市一中院出具（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30号《民事调解书》，主文部分载明汉卫公司支付本案被告工程款15，684，222.05元以了结双方纠纷；本案被告同意给付汉卫公司200，000元以替代全部保修责任等内容。
被告就汉卫公司案在2009年5月18日向原告支付了100，000元；2011年10月18日向原告支付了100，000元；2012年2月7日向原告支付了200，000元。原告就2009年5月18日被告所付款项开具的发票上显示其卷宗号为2009年度经字第56号。此外，张加根于2010年6月11日将100，000元汇入何志法个人账户；被告公司员工高梅于2012年2月28日将200，000元汇入何志法个人账户，合计300，000元。审理中，何志法与原告协商同意将该300，000元视为被告在本案所付律师代理费。
另查明以下事实：
1、原告为被告提供了多起案件的诉讼代理服务。其中，原告指派何志法律师等在昆山法院受理的（2009）昆民一初字第5035号案、（2011）昆民初字第75号案以及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1）苏中民终字第1972号案中担任本案被告的诉讼代理人。（2009）昆民一初字第5035号案与（2011）昆民初字第75号案的原告均为上海新鸿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为本案被告以及昆山市星杰贸易有限公司、昆山陆家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案由均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09）昆民一初字第5035号案曾在2009年10月9日裁定中止审理，在2010年12月7日裁定准许原告上海新鸿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撤诉。（2011）昆民初字第75号案于2010年12月14日由昆山法院受理，2011年6月21日作出判决。昆山陆家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遂成（2011）苏中民终字第1972号案。
2、被告曾于2009年8月21日向原告付款46，000元；2009年9月2日向原告付款200，000元；2011年10月26日向原告付款50，000元；2011年2月28日向原告付款20，000元。其中，原告就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200，000元所开具的发票显示其卷宗号为2009年度经字第103号和2009年度经字第104号。
认定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并为本院采信的《聘请律师合同》、付款凭证、发票等证据和（2009）金民三（民）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书》、（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30号《民事调解书》以及本案庭审笔录、调查笔录和证据交换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就汉卫公司案先后签订的2009年合同与2011年合同，均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2009年合同与2011年合同的关系；2、系争律师代理费应以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还是二审法院调解确定的金额为基础；3、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200，000元是否属本案律师代理费？本院现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庭审举证及陈述，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评判如下：
（一）2011年合同是对2009年合同的部分变更。
原告认为2009年合同与2011年合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合同，该两份合同存在以下区别：其一，被告要求指派的律师不同。2009年合同约定的是由何志法律师担任代理律师；2011年合同约定的则是由王先伟律师担任代理律师。其二，代理范围不同。2009年合同针对的是汉卫公司案一审、二审两个阶段的代理；2011年合同则仅针对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的代理。其三，律师代理费的约定不同。2009年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是对一审、二审两阶段代理服务的固定包干收费，无法切割一审和二审阶段的代理费；2011年合同则是对一审阶段代理服务的收费，采取的是保底费加提成方式。因此，2011年合同不是对2009年合同的部分变更，而是就增加王先伟律师在一审阶段提供诉讼代理服务签订的补充合同。
被告则认为2009年合同与2011年合同共同指向的是汉卫公司案的诉讼代理事务。之所以签订2011年合同，是因为原告在之前2009年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代理不力。被告因此要求增加律师代理力量，遂变更律师代理费为风险提成方式，因此，2011年合同是对2009年合同中所涉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代理费计取方式的变更。虽然两份合同中均约定了所指派的律师，但被告是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而非与律师个人建立合同关系，原告具体指派哪一位律师出庭提供代理服务，被告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2011年合同是对2009年合同中所涉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律师代理费计算与支付方式的变更，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个人不得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故被告是与原告而非原告的律师个人建立合同关系，合同中约定指派哪一位律师不影响合同性质的认定。事实上，在本案2011年合同签订之前，虽然2009年合同约定指派何志法律师，但实际出庭的并非何志法律师，而是李向荣律师和陈钢律师，被告对此也无异议。同理，虽然2011年合同约定指派王先伟律师出庭代理，但不能因此认定2011年合同是转为王先伟律师量身定做的专项代理合同。
其次，本院注意到王先伟律师具有造价工程师的资质，并在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提供了专业代理服务。这一点与2011年合同的目的完全吻合，之所以签订2011年合同，就在于被告需要原告提供更加专业的代理服务，以增加其在汉卫公司案中的胜诉几率。基于这一缔约动机，2009年合同约定的不论胜诉还是败诉固定收费500，000元的收费方式，显然不能实现被告希望获得胜诉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促使原告提供更加专业服务的目的。相反，2011年合同在收费方式上实行保底加风险提成的方式，可以达到通过促使原告提供更专业服务的方式从而获得提高胜诉几率的目的。因此，在2011年合同成立后，2009年合同对于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的代理事务来讲，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最后，对于2011年合同成立之前2009年合同已履行部分该如何计费以及2011年合同是否覆盖2009年合同已履行部分的问题，原告与被告在签订2011年合同时未予明确。对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鉴于本案2009年合同与2011年合同文本均采用了原告提供的格式文本，故在双方对于文本内容的理解发生歧义时，应当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
综上分析，本院认为，2011年合同仅对2009年合同涉及的一审阶段代理费的计算及支付方式予以了变更，至于汉卫公司案二审阶段的代理事务，双方仍应以2009年合同为依据。
（二）系争律师费应以二审调解确定的金额为基础。
本案2011年合同明确约定，诉讼代理费的支付方式如下：（1）代理费保底部分的收费为100，000元；（2）案件胜诉标的额超出工程造价24，907，052元的部分，原告按20%提取代理费，低于此数额时则不再收取此部分费用，上述第（1）部分费用于签订合同后一周内支付，第（2）部分费用于判决（或裁定、调解、和解）生效时支付。对于该约定中的“案件胜诉标的额”该如何理解，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根本分歧。
原告认为，2011年合同仅针对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的诉讼代理而签订，故该约定中的“案件胜诉标的额”应为金山区法院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律师代理费。二审调解时被告自愿放弃其部分权益，不能因此影响原告的律师代理费。
被告则认为，金山区法院一审判决后，汉卫公司案的双方当事人均上诉，一审判决并未生效，故2011年合同中约定中“案件胜诉标的额”没有存在的前提。原告在汉卫公司案中担任的是一审、二审两个阶段的代理，和解也是双方律师代理合同中约定的结案方式之一。因此，应当以市一中院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金额作为“案件胜诉标的额”，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律师代理费。
本院认为，“案件胜诉标的额”应为二审调解确定的金额，分析如下：
首先，原告作为律师事务所，理应知道“胜诉”一词在我国诉讼程序上的法律意义并非仅指一审裁判结果，况且2011年合同文本系由原告提供，而被告却并非专业法律机构，因此，在双方对于“案件胜诉标的额”一词的理解发生歧义，而合同并未对“胜诉”一词作出系特指一审裁判结果的特别说明时，应当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
其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对裁判结果的追求，应当是最终结果，而非中间性结局。本案的缔约目的清楚地表明，被告签订2011年合同在于追求汉卫公司案的最终裁判结果，而非仅仅一审裁判结果，这一目的，从其虽然获得金山区法院胜诉判决仍然上诉这一行为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最后，虽然汉卫公司案二审以调解结案，本案被告在该案中放弃了部分利益，但是，本院注意到，本案原告在汉卫公司案二审中亦提供了诉讼代理服务，调解的结果亦不悖于原告的意愿。
综上，本案原告要求以汉卫公司案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为基础计算系争律师代理费，本院不予支持，而采纳本案被告关于以汉卫公司案二审调解确定的金额为基础计算系争律师代理费的意见。
（三）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200，000元与本案无关。
原告认为，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的200，000元，其中50，000元是昆山法院审理的昆山陆家公司案项下被告应付原告的律师费；另外150，000元为上海仲裁委员会（2009）沪仲案字第0762号项下被告应付原告的律师费，均与本案无关。
被告则认为，昆山法院审理的昆山陆家公司案项下被告应付原告的律师费，不包括在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的200，000元中。被告在2011年10月26日就昆山陆家公司案支付了原告律师费50，000元。另外，被告就涉及上海新鸿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纠纷和工程款纠纷两案还先后支付了原告律师费66，000元。上海仲裁委员会（2009）沪仲案字第0762号案件与被告无关。
本院认为，该笔200，000元与本案无关，分析如下：
其一，从2009年合同的约定来看，在2009年9月2日，汉卫公司案一审并未结案，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并未到来，因此，在被告没有进一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认为，被告不可能在该时间点就汉卫公司案的诉讼代理事务向原告付款。
其二，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就2009年5月18日被告所付汉卫公司案项下律师代理费开具的发票上显示的卷宗号为2009年度经字第56号，就2009年9月2日所付200，000元开具的发票上显示的卷宗号为2009年度经字第103号和2009年度经字第104号，显然被告2009年9月2日所付200，000元不是对汉卫公司案的付款。
综上所述，依据2011年合同的约定，被告就汉卫公司案应付原告一审阶段律师代理费本应为648，374.81元（保底部分费用100，000元＋（已收工程款12，164，704元＋调解书主文确定的应收工程款15，684，222.05元－调解书主文确定的替代保修责任款200，000元－24，907，052元）×20%），鉴于被告在答辩时自认就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律师代理费应付原告650，000元，系被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本院予以认定。鉴于被告就汉卫公司案已在2009年5月18日向原告付款100，000元；2011年10月18日付款100，000元；2012年2月7日付款200，000元，且第三人何志法与原告同意将何志法2010年6月11日从张加根处收到的100，000元和2012年2月28日从高梅处收到的200，000元视为被告在本案中所付律师代理费，被告就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代理事务已不欠原告律师代理费。鉴于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依据的是2011年合同，主张的是汉卫公司案一审阶段的律师代理费，故汉卫公司案二审阶段的律师代理费，不属本案处理范围，双方对此如有争议可以另案处理。
据此，为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5，066.50元，由原告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负担（已预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 隽
审 判 员 李志斌
人民陪审员 王伟芬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叶若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