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27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1，女，1961年2月2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宏玉松（冯×1之夫），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2，男，1959年2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3，男，1968年6月2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向忠（冯×3之妻），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1（冯×4之母，兼冯×4之委托诉讼代理人），1958年2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4，男，1982年9月19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信德公证处，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号*层。
法定代表人：官月梅，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男，该公证处公证员。
上诉人冯×1因与被上诉人冯×2、冯×3、赵×1、冯×4（以下简称冯×2四人）、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信德公证处（以下简称信德公证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2017）京0101民初11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1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冯×1的诉讼请求。理由为：1、座落在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内的北房东数第四间（实为北房西数第一间，即2号房）（以下简称2号房）没有赠与的事实发生。赠与合同仅涉及北房东数第三间房的赠与。赠与合同做公证时，依据的房产证不含第四间房的面积，公证书及公证笔录中亦有明确记载。2、房屋管理部门对2号房所做变更登记是根据冯×3等人擅自篡改的合同进行的，且赠与人冯×6既没有到场办理房屋变更登记，也没有就2号房办理公证。房管及测绘部门认定2号房是一间房，就应该按公证赠与程序规则办理公证，未经公证的赠与合同，应属无效。3、赠与合同上的校对章真假难辨。从事实上，公证机关也不可能不进行公证就随意加盖校对章。4、一审法院仅根据冯×3擅自篡改的赠与合同，私自代签的过户文书，就认定赠与成立实属错误。5、2号房始终没办理过产权登记，一审法院对冯×3是否将产权证交付冯×6没有查清。冯×6并没有在房管局办理或领取过产权证，且冯×6患有脑血栓后遗症，其妻刘×1还瘫痪在床，对家庭事务无暇顾及，更不可能知道自建房已办理了产权证。以此，一审法院仅根据房本制图有第四间为由，即认定存在赠与关系是不成立的，两者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冯×1的上诉请求。
冯×3及赵×1、冯×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冯×1的上诉请求。加盖校对章的公证书办理时，所有与公证房屋有关的当事人都去公证处现场了。该公证书是有效的。公证做完后，前述当事人又都去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房屋登记，如果本人不到场，公证处和房屋登记部门是不给办理公证和房屋登记手续的。将2号房屋赠与冯×3是冯×6夫妇的真实意思。
冯×2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二审询问，亦未发表任何答辩意见。
信德公证处述称，同意原审判决，听从法院裁判。1、我处公证卷宗中留存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时提交的编号为003225号的《房产所有证》中没有显示多出的那间房。2、通过我处档案查询，我处留存的公证书上没有校对章，当时冯×6在办理公证手续时，北房系三间，没有显示多出的这间诉争房屋。而房管部门保管的公证书上盖有校对章，多出了1间房，具体情况我方不是很清楚。3、根据《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三十条的相关规定：公证证词中注明的文件是公证书的组成部分。公证书不得涂改、挖补，必须修改的应加盖公证处校对章，在实践中有这样的处理做法。4、因公证书出具时间较长，经询问承办公证员赵群，其称因年代久远，具体的办证细节已经记不清了。
冯×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赠与合同中北房东数第四间（实为北房西数第一间，2号房）的赠与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由冯×2四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5与冯×6系兄弟关系，冯×6（2004年7月19日去世）与刘×1（2001年8月24日去世）系夫妻关系，冯×6与刘×1共生育子女四人，即冯×1、冯×2、冯×3及冯×7（2012年3月31日去世），冯×7与赵×1系夫妻关系，冯×4系冯×7与赵×1之子。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内房屋8间原系冯×5与冯×6共同所有的私产。
1999年2月5日，冯×5与冯×6签订《协议》，内容为“我们二人在崇文区永外×××号共有房产八间，现我们二人经协商一致，达成分割协议如下，将上述贰号房东数前叁间归冯×5所有，贰号房东数后三间及西房1号房归冯×6所有。”
当日，冯×6与冯×7、冯×2、冯×3签订《赠与合同》，内容为“赠与人冯×6，与其妻刘×1在北京市崇文区×××号共有房产5间（以冯×6的名义登记）现冯×6征得刘×1的同意，与受赠人冯×7、冯×2、冯×3协商一致达成赠与合同如下：冯×6自愿将上述房产中1号西房两间无偿赠与长子冯×7，北房东数第二间赠与冯×2，北房东数第三间赠与三子冯×3，受赠人：冯×7，冯×2，冯×3表示接受。本赠与所涉房产所有权利转移及合同的生效以到房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为准。”
1999年2月9日，北京市崇文区公证处（现更名为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即信德公证处）对上述协议进行了公证。1999年3月，冯×7、冯×2、冯×3分别持《赠与合同》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冯×3在办理北房东数第三间的所有权登记手续时，房屋管理部门为其办理了2间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即北房3号房、北房2号房（本案诉争房屋）。1999年9月，冯×3取得了北房3号房、北房2号房共计2间的所有权证。现冯×1持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庭审中，冯×1提供了其在房屋管理部门调取的档案材料，在房屋管理部门保管的《协议》与《赠与合同》有涂改的印迹。在《协议》中“贰号房东数后三间及西房1号房归冯×6所有”，该句话中的“三间”改为“四间”，并盖有“崇文校对”的印章。在《赠与合同》中“北房东数第三间赠与三子冯×3”这句话中“第三间”改为“第四间”并盖有崇文校对的印章。在冯×3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时填写的《赠与房屋申请书》中“壹间”改为“贰间”。据此，冯×1认为冯×3取得北房2号房的（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非冯×6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对此，冯×3、赵×1、冯×4表示当年冯×5与冯×6在办理析产时确实认为北房西数第一间为1间房屋，但在冯×3办理所有权过户过程中的测绘阶段，发现该间房屋在1984年翻建中进行了扩建，在房屋的顶部有一根柁，房管部门认为该间房屋实为2间房屋。家人经协商就对《协议》及《赠与合同》进行了更正，并盖有公证处的校对章。冯×6与刘×1去世前亦未对此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调取了（99）崇证字第273号、393号公证卷宗，在该卷宗中的《协议》及《赠与合同》中没有进行更改，接谈笔录中冯×6与刘×1表示其在×××号有5间房屋（西房2间、北房3间）。同时，信德公证处表示，该公证处确有“崇文校对”的印章，但其现保管的“崇文校对”印章不能确认为当年的印章，且当年的公证员因年代久远，对此事已无法确认。房管部门保管的档案中的《协议》及《赠与合同》是进行过更改的《协议》及《赠与合同》。各方当事人现不申请对“崇文校对”的印章进行鉴定。
另查，2013年，冯×3将诉争房屋卖与其女冯宇佳。2013年3月，冯×1向信德公证处申请复查（99）崇证字第273号公证书，信德公证处认为该公证书内容合法、正确，办理程序无误，故维持该公证书。2016年11月，冯×1不服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的房屋登记行为，向东城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东城法院受理后，经审理认为冯×1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于2017年5月11日依法裁定驳回冯×1的起诉。冯×1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7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又调取了赠与后冯×6及冯×3的房屋档案材料，在冯×6的房屋档案中赠与后的房地平面图中已标明2号房（本案诉争房屋）。对此，冯×1表示冯×6在取得新产权证后并未看到，亦未由其保管。冯×3等人对冯×1的陈述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冯×2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冯×5与冯×6对共有房产进行析产及冯×6与刘×1对经析产所得的房屋进行赠与的行为，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冯×6在《赠与合同》中将北房东数第三间赠与冯×3，但冯×3在此后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时将该间房屋以2号北房及3号北房登记在其名下。据此，现冯×1主张北房东数第四间（实为北房西数第一间，2号房）的赠与无效。应当指出，根据冯×5与冯×6签订的《协议》及公证卷宗中冯×6与刘×1的陈述，表示其在×××号有5间房屋（西房2间、北房3间），从中可以认定冯×6与刘×1当时亦认为其名下拥有北房为3间，因曾经翻建且经测绘部门确认实为北房4间，此为客观事实，即赠与发生时房屋的客观状态。冯×6将包含诉争房屋在内的北房东数第三间房屋（一大间）赠与给冯×3亦为真实意思表示，虽此后的《协议》及《赠与合同》中存有更改，亦不能因此认定冯×6的赠与行为无效。加之冯×6在办理赠与后，其自己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中的房地平面图中亦已标明出了2号北房，而冯×1未提供证据证明冯×6生前没有拿到、看到新的房屋所有权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冯×6看到该所有权证后对房地平面图中的2号房归冯×3提出异议。基于此，冯×1要求确认《赠与合同》中北房东数第四间（即为北房西数第一间，2号房）赠与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冯×1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2月5日，冯×6夫妇到北京市崇文区公证处办理公证，接受公证员询问时，公证员问：“房子在哪，共几间”，冯×6夫妇回答：“房子在崇文区×××号，共五间”；公证员问：“你们夫妇把房子赠与谁”，冯×6夫妇回答：“我们夫妇自愿将1号西房二间无偿赠与长子冯×7，2号北房三间中从东头数第二间赠与次子冯×2，第三间赠与冯×3”；公证员问：“赠与理由”，冯×6夫妇回答：“因我们二人年岁已高，在我们夫妇生前把房子给儿子安排好”；公证员之后告知：“请看过笔录后签字”，冯×6夫妇回答：“我们二人写不了字，按手印吧”。冯×6夫妇在上述公证处接谈笔录上按捺了手印。
本案中，房屋管理部门保管的《赠与合同》中“北房东数第三间赠与三子冯×3”修改为“北房东数第三、四间赠与三子冯×3”，该处修改上加盖有“崇证校对”的印章。房屋管理部门保管的《协议》中“三间”改为“四间”的修改处亦盖有“崇证校对”的印章。一审判决书表述盖有“崇文校对”印章有误，本院予以更正。
冯×6夫妇与冯×3等人办理完赠与公证后，诉争的2号房的所有权证先单独办至冯×6名下，日期为1999年9月20日，所有证号为崇私字04875号。同日，房屋管理部门根据赠与手续将上述2号房登记在冯×3名下，冯×3取得了北房2号房、北房3号房共计2间的所有权证。
2013年3月冯×1要求复查的（99）崇证字第273号公证书系信德公证处留存的版本。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北房东数第三间房屋的西侧经翻建有1间房屋与东数第三间房屋构成一大间，中间无隔墙。
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冯×2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冯×6和刘×1对析产后所得的房屋进行赠与的行为，系其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从公证处接谈笔录内容可知，冯×6夫妇认为其在崇文区×××号共有房产5间，其中北房为3间，并对二人在该处的全部房产即5间房屋进行了处分，全部赠与给3个儿子。后经测绘部门测绘，确认与东数第三间相通的西侧房屋系一间（即本案2号房），故北房为4间。此客观事实呈现后，未有证据证明冯×6夫妇将全部房产赠与冯×7、冯×2、冯×3的意思表示发生改变。冯×6在取得2号房屋产权的情况下，将2号房屋转让至冯×3名下，故冯×6夫妇已经就2号房屋的赠与进行了实际履行。现冯×1主张2号房的赠与不是冯×6夫妇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主张缺乏依据，且与冯×6夫妇的实际履行行为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冯×1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冯×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颖
审判员 周梦峰
审判员 陈雨菡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