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32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家汀，男，195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男，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系叶家汀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官河路398号。
法定代表人：吴智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琦，浙江齐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阳杨，浙江齐蓝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叶家汀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嵊州农商银行）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3民初6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9月29日进行了法庭询问，上诉人叶家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被上诉人嵊州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琦、钱阳杨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家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重新审核和认定公司盈余进行分配，并依法改判；2.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偏袒被上诉人。1.1983年入股的股金证代表社员身份，不得转让他人使用，退社或转社凭此证办理手续，银行单方面退股无效。1996年开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根据相关文件、政策要求，原入股社员的股金必须从2元提高到5-10元，上诉人没有收到银行的书面通知，相关文件没有规定一定要提高到5-10元，也未规定2元钱一定要退股。最后这2元股金及相应股息由叶家木于2004年代为领取。叶家木虽系叶家汀的兄弟，但叶家汀没有委托叶家木办理此事项，叶家木的代领叶家汀是不认可的，也未收到退股金，一审判决剥夺了叶家汀合法分红权利不公平。二、在认定证人证言方面，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质证理由不提，对重要证据的质证存在疏漏，2017年3月22日一审法院对三证人证言的调查存在问题，要求三人当庭对质，对上诉人的答问进行确认，包括1995年和1997年10月表格所写“外出”两字是谁写的，上诉人要求进行确认。王昌生、徐灿老、叶樟永三人的证人证言，时间不准确，亦未明确叶家汀不在家，也就是说叶家汀不是长期不在家，而是有时候在上班，有时候在家，有时候去过深圳，说明叶家汀利用休息天、假期探亲是很正常的，走访亲戚和离村去外村工作就可以认定外出吗？银行方面办理手续时间太短，只有一天时间，工作不到位。叶家汀提供了嵊州市社保局档案，显示叶家汀1980年1月至2000年7月在白岳综合商店上班，还提供2001年至2004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说明叶家汀正常上班。三、被上诉人不能提供1997年和2004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实施阶段，上诉人不在家或联系不上上诉人的证据，银行应提供联系过的书面依据（写信、上门书面通知或登报声明）。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当时的代领行为可以认为是合情、合理，但代领不合法，必须要提供本人委托书及股金证才可办理。五、股金证没有时效规定，说明是长期有效。谁能证明1997年10月前后叶家汀全家不在家？不能以当时历史问题而模糊不清。叶家汀本该要增股，原因在于被上诉人没有通知，造成上诉人没有增股，损失重大，无法想象。
嵊州农商银行辩称，根据当时国家关于金融领域改革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被上诉人有权进行股份制改造。上诉人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因此其股东资格被否定。当时个人股东出资须增至10元，被上诉人已履行通知义务，当时的村干部上门通知110余户，因上诉人当时未在家而通知不成。退股金已由叶家木代为领取。相关知情人的调查笔录能够证明上述事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叶家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嵊州农商银行对叶家汀持有的2元股金进行分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家汀的妻子名为张夏娟，叶江和叶海巧分别是叶家汀的儿子和女儿，叶家木是叶家汀的同胞兄弟。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入股组成、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嵊州农商银行由原嵊县白鹤信用社等乡镇信用社经更名、合并、扩大、变更等演变而来，历史上曾出现过且与本案有关的名称有博济镇信用社、甘霖镇信用社等。
1983年6月1日嵊县白鹤信用社向叶家汀发放了一本《社员股金证》，载明淡溪湾村叶家汀缴纳股金2元。自1983年至1996年，嵊县白鹤信用社基本上每年向入股社员发放股息分红，方式是以自然村或者行政村为单位，每个村由一名记账员编制发放清单，清单载明姓名、股金额、股息、签章等栏目，记账员每向一位入股社员发放股息时，均由领款人在发放清单的签章栏上加盖私章或者签名予以确认。淡溪湾村的记账员叫王昌生，王昌生向叶家汀发放股息时，大多由叶家汀本人或者由其妻张夏娟盖章确认，但在1993年11月的股金分红清单的签章栏上加盖的是叶家木的私章；在1995-1997年的发放清单上，叶家汀的签章栏被注明“外出”，其他人的签章栏都有签名、盖章或者捺印。1995年之前的发放清单上，签章栏大多加盖私章，几乎没有手书签名，之后逐步出现了手书签名的现象。
1996年8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一项改革内容是适当充实股本。该文件被层层贯彻落实。根据国务院该文件精神，1997年9月3日，嵊州市人民政府发文〔嵊政（1997）101号〕批转了嵊州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关于规范嵊州市农村信用社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报告》。1997年10月20日，嵊州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下发〔嵊信联（1997）70号〕文件即《关于明确在规范农村信用社过程中有关规定的通知》，对改革内容规定具体落实措施，其中对社员入股每股金额和股数作了如下规定：团体股每股统一为5000元；个体股可按不同区域的经济条件确定为每股10元或5元；职工股为每股10元；社员最高入股股数一般为10股，团体社员入股股数可以超过10股。博济镇信用社扩、入、清股汇总显示：淡溪湾村“老股”65户，金额289元，“退股（后）”64户，金额287元，“现有股金”114户，金额2190元。“现有股金”114户中未见叶家汀。股金分户账载明：叶家汀的2元股金于1997年10月28日转为专户。1997年10月，所有入股社员的股金证均换成了新的《社员股金证》。
2003年6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文件，决定开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要求在原有股权范围的基础上，做好清产核资工作，扩大入股范围，调整股权结构，提高入股额度。二是信用社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甘霖信用社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2004年1月—2004年6月）显示：叶家汀的股本金2元，股息0.02元，合计2.02元，于1997年10月28日清退，“签名”栏上加盖着叶家木的私章。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该院向三位知情人作了核实、了解。其中，1997年前后担任淡溪湾村村主任的徐灿老陈述，信用社股改期间，叶家汀没有住在村里。叶家汀侄子叶樟永陈述，信用社股改期间，叶家汀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记得他曾去过深圳，叶江也去过深圳。
一审法院认为，通常所说的分红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在赢利中按股东持股比例分配给股东的红利。当事人要求分红至少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公司股东的身份；二是公司在某一期间内存在赢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叶家汀是否具有嵊州农商银行的股东身份。叶家汀认为其持有嵊州农商银行于1983年6月发放的《社员股金证》，因而具有嵊州农商银行股东（当时称入股社员）身份。嵊州农商银行抗辩认为自1997年10月28日起叶家汀不再是入股社员，原因是在1996年开始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根据相关文件、政策要求，原入股社员的股本金须从2元提高到5-10元，叶家汀在此期间长期在外，嵊州农商银行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叶家汀原来投入的2元股金已不能满足当时信用社入股股金的标准。由于客观原因致叶家汀不能按规定增加股本金，按当时的政策要求叶家汀的信用社入股社员的身份不再保留，故嵊州农商银行对叶家汀的2元股本金作了清退处理，最后这2元股金及相应股息由其兄弟叶家木于2004年代为领取。根据双方的上述争议内容，本案的审理重点是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实施期间叶家汀是否在家或者嵊州农商银行是否联系不上叶家汀，此处改革实施期间最关键的两个时间段为1997年和2004年。下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对该事实是否存在予以分析阐述。
在叶家汀提供的证据中，除了《社员股金证》以外，其它均旨在证明1997年和2004年叶家汀在家或者嵊州农商银行能够联系到叶家汀的事实。综合分析叶家汀提供的这部分证据可以发现，每一份证据只对相应的事实具有证明力，而不能类推出其它事实，比如结婚证只能证明叶江于1998年登记结婚的事实，而不能证明1997年叶江在家里搞房屋装修的事实；且证据上载明的时间与本案争议的时间事实即1997年和2004年大多不一致，不能证明1997年或者2004年的相关事实。与1997年或2004年有关的唯一证据是叶家汀于2004年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但这份证据仅能证明叶家汀于2004年参加了社会保险，而不能证明2004年叶家汀在家或者嵊州农商银行能够联系上叶家汀。
在嵊州农商银行提供的证据中，在1997年10月的股金红利发放清单上，叶家汀一栏的签章处被注明为“外出”；在2004年1月—2004年6月的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上，领取叶家汀股金本息的签名处加盖着叶家木的私章。嵊州农商银行据此主张那段时间叶家汀外出或者联系不上。该院对嵊州农商银行主张的事实可信度如何作如下分析阐述：第一，原始资料记载的事实可信度较高。嵊州农商银行提供的股金红利发放清单以村和年度为单位被装订成册，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以村为单位被装订成册。从外表看，这些账册纸张已经发黄，显示出保存时间较长的特征，账册均由手书形成，字迹工整、清楚，无涂改痕迹。这些都是嵊州农商银行多年来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其本身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叶家汀亦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始资料中记载的内容，一般情况下除偶尔失误之外均可认为真实可靠。第二、从当时的社会现状分析，嵊州农商银行联系不上叶家汀存在可能性。二十年前的嵊州市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不多且规模较小，通讯、交通还都很不发达，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的人员不多，外出人员中去深圳务工或经商是多数人的选择。庭审中叶家汀陈述，张夏娟曾经在深圳开小笼馒头店，叶家汀本人及儿子叶江经常去深圳帮张夏娟经营小笼馒头店生意，有时候父子俩轮流、交替着去深圳帮忙。这就是说，在父子俩同去深圳期间或者交替去深圳的时候，由于路途遥远、通讯落后，家里没人或者联系不上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第三、该院核实的情况也佐证了叶家汀确实存在1997年前后长期在外的经历。就本案争议的事实，嵊州农商银行提供了三位知情人，但碍于同村人的情面这三位知情人不愿到法庭当庭作证。为对本案事实有更准确、更全面的了解，该院派员找到这三位知情人了解有关情况。这三位知情人分别是：自1996年4月起担任淡溪湾村村主任的徐灿老，叶家汀侄子叶樟永，时任淡溪湾村信用社记账员的王昌生。由于相隔时间太久，三位知情人对有关细节的记忆不甚确切，但均陈述到信用社股改期间叶家汀确实长期在外，大致去向是深圳。淡溪湾村不大，才一百来户人家，村主任对每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应该是作为农村干部的职责所在；侄子了解叔伯的大致情况在情理之中；王昌生是整件事情的经历者和操作员，他掌握当时的情况理所当然。故可认定这三位确是本案的知情人，他们对二十年前的事情回忆不甚确切，符合人类大脑的记忆规律，因此他们相对模糊的陈述具有客观性。该院对徐灿老、叶樟永所做的调查笔录缺乏当事人对证人质询环节，叶家汀对此提出了异议；王昌生在调查笔录中因被其儿子阻止最终没有签字确认，其陈述的内容虽然具有真实性（卷宗附有本院调查时的手机视频资料备查），但缺乏作为证据的必要形式。故三份调查笔录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但对该院对事实的认定形成确信有着重要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阐述不难发现，叶家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1997年和2004年叶家汀在家或者嵊州农商银行能够联系到叶家汀的事实。嵊州农商银行提供的证据虽非十分充分，但可以判断证据所反映的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案证据优势在嵊州农商银行一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据此，该院认定在1997年和2004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体实施阶段，叶家汀不在家或者嵊州农商银行确实联系不上叶家汀。
本案审理中发现，1993年股金分红清单的签章栏以及2004年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的签章栏上加盖着叶家木的私章，表示由叶家木代为领取了款项。叶家汀对此不予认可，认为需要提供相应的委托书才可让叶家木代领。对此该院认为，对待历史现象应当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经过改革开放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亦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历史现象。二十年前的嵊州市改革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公民的风险意识、法律意识普遍不强。查阅嵊州农商银行提供的原始账册发现，除了叶家汀所在的淡溪湾村，其它村的清单上被注明“外出”的亦有不少，股息代领更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入股社员的股息由他人签名、盖章领取。根据一般社会经验和生活经历，二十年前后代领财物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在兄弟姐妹或者其他近亲属间亦有发生。这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代领行为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大家都能普遍接受的习惯做法。既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当时的代领行为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叶家汀现在对叶家木当时的代领行为提出异议不符情理。既然代领财物是当时的社会习惯行为，即使现在看来存在不当之处，法律也不应苛求历史现象。故该院对叶家木当年的代领行为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叶家汀已经不具有嵊州农商银行的股东身份，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叶家汀要求嵊州农商银行对其持有的2元股金进行分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叶家汀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叶家汀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嵊州市鹿山街道江东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本村村民叶江，原嵊州市甘霖镇淡溪湾村，在2000年做上门女婿迁入鹿山街道江东村，随着其父亲叶家汀、母亲张夏娟同住，江东村（岳父）屠贤喜家已有15年。”拟证明叶家汀在2000年后并未外出；证据2.浙江嵊州农村合作银行致叶家汀信件信封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是可以与上诉人书信联系的，被上诉人应通过书信通知上诉人退股事宜。被上诉人嵊州农商银行质证认为，都不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审中的新证据，证据1在形式上不符合规定，内容不能证明叶家汀在2000年后没有外出，证据2是银行对叶家汀信访事项的回复，只能证明银行曾给上诉人写过信，不能证明上诉人在1997年及2004年间在家的事实。
本院认证认为，叶家汀二审中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上诉人叶家汀在二审庭询后向本院寄交了一份名为《搬家搬出120万半世纪前的股权凭证现世》的新闻报道打印件一份，本院认为，该报道不属本案二审中的新证据，故本院不再组织开庭质证，对该报道在本案中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嵊州农商银行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叶家汀提起公司盈余分配诉讼，本案双方争点为叶家汀是否具有嵊州农商银行股东身份资格，叶家汀出示了1983年《社员股金证》，认为可证明其嵊州农商银行股东的身份，嵊州农商银行则主张已对叶家汀作退股处理，叶家汀已不具有嵊州农商银行股东资格。嵊州农商银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在嵊州农商银行于相应历史时期按照国家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政策进行的改革中，叶家汀未参与政策要求的增资。相关证据和事实表明，嵊州农商银行经与叶家汀联系未果，而对叶家汀的2元股金作清退处理，由叶家木于2004年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的签章栏上加盖私章。结合叶家木系叶家汀兄弟的身份和叶家木曾代叶家汀领取红利的事实，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现实，一审认定嵊州农商银行已对叶家汀股份作清退处理并无不当。叶家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系嵊州农商银行股东的事实，本院对叶家汀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叶家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叶家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靓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曹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