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3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尹淑玲。
委托代理人：邓少军，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祁雪君，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原名称为：和记物业（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环岗水库海逸豪庭会所。
负责人：杨济荣。
委托代理人：陈伟，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嘉琦，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上诉人尹淑玲因与被上诉人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家利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厚民一初字第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7月23日，家利物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尹淑玲支付家利物业公司物业管理费22139.07元、电费595.24元、水费43.3元，上述欠费的利息（自上述欠费逾期第二个月起，按每天万分之二计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6月30日止为531.81元）；上述欠款合计23309.42元；2、尹淑玲承担本案诉讼费。
2014年8月19日，尹淑玲向原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家利物业公司赔偿尹淑玲130000元；2、家利物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尹淑玲系东莞市厚街镇海逸豪庭二期倚湖名居倚湖路61号A61物业的业主。东莞冠亚环岗湖商住区建造有限公司作为委托方（即合同甲方），与家利物业公司作为受托方（即合同乙方）于2010年7月15日签订一份《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将海逸豪庭第二期倚湖名居委托于乙方实行物业管理，其中第三条为“乙方提供服务的受益人为本物业的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本物业的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均应对履行本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管理事项主要如下：房屋建筑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市政公用设施和附属建筑物等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公共环境卫生、交通与车辆停放秩序管理，维持公共秩序，包括安全监控、巡视、门岗执勤。另外，委托管理事项第十四条载明如下内容：“负责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收取下列费用：1.物业管理服务费；2.物业会所的年费；3.代收代支的水费、电费”。委托管理期限为五年，自2010年7月15日零时起至2015年7月14日24时止。《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的第二十二条为：“物业管理服务费：1.本物业的管理服务费，住宅房屋由乙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5元（人民币，下同）；……4.业主和物业使用人逾期交纳物业管理费的，按以下第⑵项处理：⑵从逾期之日起按每天应交管理费的万分之二交纳滞纳金.合同中对其他事项亦作出了相关约定。另，《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对于保安的物业服务质量约定为：“24小时封闭管理，对进出人员及车辆进行查问及登记，保证小区的治安秩序良好。家利物业公司还提供了一份由尹锦涛代尹淑玲签名的《业主承诺书》，载明尹淑玲承诺遵守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公约》。家利物业公司提交的《物业管理公约》载明欠物业管理费或其他任何款项，每月须按2%承担利息。《物业管理公约》中管理公司的责任载明有如下内容：“除非由于管理公司、其雇员、代理人的非法行为、不忠实行为或蓄意的严重过失所引起，否则管理公司、其雇员及代理人不应就任何根据本公约办理之事项或就以下情况向任何业主负民事责任：……任何偷窃、劫案或暴乱”。尹淑玲对于家利物业公司主张的未付的物业管理费、电费及水费金额没有异议，但对家利物业公司主张的利息不予认可。根据家利物业公司提交的欠款状况表、欠费明细表、欠费滞纳金计算明细表、用水抄录表、用电抄录表，案涉物业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尚欠物业管理费22139.07元、电费595.24元、水费43.3元。
关于尹淑玲主张的130000元损失。尹淑玲称其案涉物业于2013年10月19日被不法分子闯入，经检查，其置放于该物业的保险柜被打开，失窃现金130000元。尹淑玲后向公安机关报警。原审法院经尹淑玲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了有关询问笔录。其中，尹淑玲在笔录中称，案涉房屋平时没有人居住，平时尹淑玲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去看看，2013年10月3日，尹淑玲锁好门窗离开住处，期间其住处的清洁钟点工人郭书玉在10月3日后，每隔两天都会去案涉房屋打扫卫生，2013年10月1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尹淑玲的丈夫打电话来称，郭书玉发现案涉房屋的门被撬开了，要求其回去看一看，尹淑玲接到电话后就打电话给了其弟媳妇，其弟媳妇过五分钟后打电话称，主人房、主人房保险柜外面的门、保险柜的门没有打开，后来到2013年10月19日下午三点十五分左右，尹淑玲回到住处后打开保险柜，发现保险柜内现金120000元被盗走了，于是报警。尹淑玲称，保险柜有设置密码，小偷不可能猜到。郭书玉在询问笔录中称，其于2014年10月19日下午两时许到案涉房屋一楼打扫卫生，其间听到二楼主人房有响声，当时没有在意，大约30分钟后，郭书玉开始到二楼主人房打扫，在房间阳台看到一名穿黑色长袖T恤的男子坐在角落里，后该男子逃跑了，身上带着一个黑色皮包。公安机关另对张某、黄某作了询问笔录。其中，黄某在笔录中称听说业主被盗了五、六万现金，具体被盗什么不清楚；张某则称听说业主被盗了十几万现金，具体被盗什么不清楚。尹淑玲另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尹淑玲（反诉人）被盗房屋的情况说明》，称案涉保险柜放在二楼主人房内，房间里除了保险柜没有其他财物，保险柜内有金银首饰、现金130000多元和一些利是封，其中金银首饰未被盗走。
尹淑玲于2013年12月17日向家利物业公司发送一份申请书，请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现金130000元，并要求暂缓交付自2013年10月起至案件破案期间的管理费，直至事件妥善解决才缴纳管理费。家利物业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回复，要求尹淑玲提交证据证明家利物业公司存在法律责任，并系家利物业公司的责任直接导致了损失的发生。2014年1月9日，尹淑玲委托律师向家利物业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现金130000元。家利物业公司对此于2014年1月14日回复称，案涉物业财产的被盗侵权人系偷盗人，家利物业公司已尽到物业管理义务，尹淑玲要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财产被盗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尹淑玲向家利物业公司提出索赔及暂缓支付物业管理费的请求后，家利物业公司没有书面要求尹淑玲支付物业管理费。但家利物业公司称尹淑玲不同意其暂缓支付物业管理费。
尹淑玲主张案涉小区的安全隐患有如下：一、案发当时或之前，小区配备的视频监控不足，或者说没有正常使用；二、小区安保人员的巡逻、巡防没有及时、到位；三、保安岗的设置没有覆盖整个小区，案涉小区是高档小区，房屋之间间隔比较远。家利物业公司则回应称，一、家利物业公司已经在案涉小区设置了16个监控摄像头，基本上包含了出入小区的所有道路，故当时的视频监控足以满足正常的维护小区秩序的需要，而且当时的视频监控基本上能正常运行，而尹淑玲主张视频监控不足没有任何依据；二、小区内安排了保安，采取定点打卡方式流动巡逻，平均不到一小时就会巡逻至A61（即案涉物业）门口，所以不存在巡逻、巡防没有及时、到位的情况；小区内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有保安巡逻，B区的保安具体数量暂没有统计，A区出入口当值人员是6人，B区出入口当值人员是4人，C区出入口当值人员是2人，流动巡逻一共有17人；三、案涉小区设置了门岗及保安岗亭，以上的门岗及保安岗亭均有不少于一名保安值班。家利物业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保安的人员劳动合同、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并称家利物业公司的保安一共有58名，其确认只提交了45人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及13个人的劳动合同，理由是打印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时需提供被参保人的身份证原件，由于部分人员身份证原件不在这边，无法打印，所以家利物业公司就没有打印13个人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另行提供了劳动合同，以证明家利物业公司确实有保安人员58名。
另，家利物业公司的名称于2014年9月3日由和记物业（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变更为家利物业公司。
以上事实，有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欠款状况表、欠费明细表、欠费滞纳金计算明细表、用水抄录表、用电抄录表、业主承诺书、物业管理公约、巡更表、照片及安防说明、东莞海逸豪庭协管部作业指导文件、B区保安岗亭及摄像头位置、劳动合同、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正式收据、报警回执、申请书、律师催告函及快递单、《关于阁下反映A61单位物业失窃索赔事宜》、《关于贵户失窃事宜》、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以及本案一审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尹淑玲对于家利物业公司主张的未付的物业管理费、电费及水费金额没有异议，故原审法院根据家利物业公司的主张，并结合家利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案涉物业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尚欠物业管理费22139.07元、电费595.24元、水费43.3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尹淑玲请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13000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家利物业公司请求尹淑玲支付物业管理费等费用是否合法。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
焦点一，尹淑玲要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130000元，首先必须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确实在案涉物业因盗窃损失了130000元；但尹淑玲对此并无充分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尹淑玲就其案涉物业被盗一事有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公安机关并未破案，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对此事并无结论。而从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的证据来看，也仅仅为公安机关对于尹淑玲等人的询问笔录。而这些询问笔录中，只有尹淑玲陈述了丢失120000元现金。也就是说，关于尹淑玲主张被盗130000元一事，本案中，只有尹淑玲自己一人的陈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对于尹淑玲的陈述，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现本案中，关于被盗130000元一事，除了尹淑玲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有关被盗120000元现金的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因此，尹淑玲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被盗130000元，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自己被盗130000元现金，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退一步说，尹淑玲主张案涉小区的安全存在安全瑕疵，但家利物业公司提交了证据证实其采取了保安巡逻、岗亭值班、监控摄像等安保措施，而尹淑玲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小区具体存在哪方面的安全瑕疵，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安全瑕疵与案涉房屋内保险柜被盗现金一事存在直接关联。综上，尹淑玲在本案中请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13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依照《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业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业主与物业使用人约定由物业使用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交纳责任。”尹淑玲作为家利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小区的业主，应当依约向家利物业公司缴纳物业服务费用。至于尹淑玲称因其案涉物业被盗故要求暂缓物业管理费，一方面，如上所述，尹淑玲并未举证证明其案涉物业存在被盗130000元，另一方面，尹淑玲也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被盗130000元系由家利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存在瑕疵导致，故尹淑玲以此拒绝支付物业管理费，没有法律依据。现尹淑玲对于家利物业公司主张的物业管理费22139.07元、电费595.24元、水费43.3元没有异议，应当予以支付。至于家利物业公司主张物业管理费、电费及水费的利息，因尹淑玲在主张其案涉物业发生被非法分子闯入被盗一事以后，第一时间报警，并书面向家利物业公司提出申请，请求暂缓支付物业管理费，但家利物业公司在对尹淑玲申请的回复中，均未提及要求尹淑玲立即支付物业管理费。在该种情形下，家利物业公司请求尹淑玲支付本案物业管理费等费用的利息，有失公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尹淑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家利物业公司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22139.07元、电费595.24元、水费43.3元，共计22777.61元；二、驳回家利物业公司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尹淑玲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382元（家利物业公司已预交），反诉受理费1450元（尹淑玲已预交），合计1832元，由家利物业公司承担12元，由尹淑玲承担1820元。
尹淑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尹淑玲上诉所依据的事实包括一审判决第六页已经查明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管理事项的内容的事实。（二）尹淑玲认为一审判决未查明或待查明的事实包括：1、案发当时或之前，小区配备的视频监控是否达到保证24小时封闭管理之合同目的；2、案发当时或之前，小区配备的视频监控是否正常运行；3、家利物业公司主张的16个监控摄像头是在案发后还是案发或之前装配；4、根据本案事实，小偷在尹淑玲请的清洁工发现后逃跑，小区保安是否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有无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上述未查明或待查明事实，将直接影响到家利物业公司的责任承担。尹淑玲经调查和向公安机关核实，可以反映如下事实：（1）家利物业公司没有设置合理的摄像头监控装置，且在案发前就发生小区业主被盗事件，经公安机关建议后仍没有设置合理装置，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中的保安服务质量约定：“24小时封闭管理，对进出人员及车辆进行查问及登记，保证小区的治安秩序良好。”显然上述服务质量约定系《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内容的组成部分，也是业主达到的治安秩序良好的合同目的。对此，为实现上述合同目的，家利物业公司应对小区的监控配置合理的摄像头。但是在本案案发前，家利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就发生盗窃案，该事实可以向小区所在地的东莞市厚街镇河田派出所调查，该派出所也曾多次口头要求该小区物业进行添置摄像头监控的建议，但家利物业公司并没有实施。根据案发时的情况，仅仅在小区门口的岗亭设置了摄像头，其他地方则没有设置摄像头，而家利物业公司所为的16个摄像头（除大门岗亭设置外）均为案发后设置，法院可以要求家利物业公司提供摄像监控的购置发票加以验证和小区居民加以核实。所以，家利物业公司既然具有安全监控的义务和责任，理应设置合理的监控摄像头实现双方的合同目的，但家利物业公司并没有尽到最低安全保障义务，对此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家利物业公司提供的大门摄像头装置不能正常运行，二审法院对此应当进行查核。根据尹淑玲向河田派出所核实，案发后公安机关向家利物业公司调取视频监控资料，家利物业公司提供的仅仅是大门的监控视频，但因视频模糊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导致尹淑玲的案件无法正常侦破，二审法院可以向河田派出所调查核实该事实。（3）案发后小偷从尹淑玲家里逃跑，家利物业公司没有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采取应急措施和向有关部门报告、报警等工作。既然家利物业公司的巡逻机制和配备人员完善，但在本案中，发现了小偷逃跑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小区保安作出了合理的应急处理措施，对此家利物业公司应举证证明。（三）关于本案的证据效力及家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的论证。首先，公安机关对本案案发事实已经作出刑事立案，在刑事案件中所作的询问笔录属于《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规定的：“（一）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根据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包括尹淑玲、证人张某、证人黄某、证人郭某，相关被害人与证人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案发事实。特别是作为盗窃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照片等资料与上述资料更能相互印证案发事实，但原审法院对此并没有调取。因此，根据上述资料能充分说明被害人的损失和案发事实，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因被害人的虚假陈述将导致被害人触犯“伪证罪”的刑事责任，也将形成被害人的陈述真实性特征，一审法院没有对此进行证据形式上的审查，否定尹淑玲的损失数额不具有合理性。其次，家利物业公司违反了最低的安全监管义务，所导致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一，家利物业公司与尹淑玲建立物业管理委托合同关系后，应按照《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履行合同义务，实现合理范围的安全监控配置义务，以达到双方的合同目的。但家利物业公司在案发时除了在大门设置不能正常运行的监控外，其他监控设备均是事后添置，显然没有尽到诚实信用和作为善意的合同相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第二、家利物业公司在案发后发现小偷逃跑的情况下，没有尽到积极的应急救助、协助措施，没有善意的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包括合同所形成的附随义务。同时，家利物业公司也没有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对有关治安和安全防范工作及之后的协助工作没有尽到合理义务。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尹淑玲补充上诉理由称家利物业所提供的物业管理是二十四小时封闭式管理，即从门岗监控为点到巡岗、监控为面的全封闭式安全管理，在此管理系统中，监控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关于本案所设的监控是否存在和是否是案发后设置的问题，尹淑玲新提交了被盗案件办案机关的说明材料。证明了被盗房屋及四周在案发时均无监控，通向房屋的小区道路绿化等均未设置监控。因此家利物业对案发后添置的监控设备需要进行合理说明。在一审过程中，家利物业提交了所谓的十六个摄像头的监控设置，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上述监控设置，监控设置是否正常运行也应该是家利物业的举证范围，因为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向家利物业人员提取上述监控资料，但是家利物业公司以没有监控和没办法提供监控为理由拒绝提供。综上，尹淑玲请求本院：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家利物业公司赔偿尹淑玲损失120000元；2、本案二审诉讼费、一审反诉费由家利物业公司承担。
家利物业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家利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物业管理服务的职责，并无过错。家利物业公司在案涉小区设置了门岗以及保安岗亭，对小区采取封闭式管理，由保安人员采用定点打卡方式流动巡逻，另外案涉小区设置了监控摄像头，以确保小区的秩序安全。家利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自己物业管理服务的职责，家利物业公司并无过错，而尹淑玲主张视频监控不足缺乏相应的依据。（二）尹淑玲要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人民币120000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尹淑玲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与家利物业公司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由于本案涉及的刑事案件尚未破案，目前无任何证据证实尹淑玲主张的损失，换言之，即尹淑玲无法证明其所称的损失已经实际发生，也无法证明系由家利物业公司造成其损失。故尹淑玲要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人民币120000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尹淑玲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家利物业公司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1、尹淑玲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提交一份加盖了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河田派出所公章的“说明材料”，“说明材料”的主要内容是案涉盗窃案件发生后，河田派出所走访发现被盗窃房屋附近及四周均无监控，通向房屋的小区道路、绿化地等均未设置监控，向房屋业主和物业管理人员询问了解，均称房屋及四周均无监控。尹淑玲称该说明材料是其通过向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及河田派出所信访而得到的回复。家利物业公司质证确认文件的真实性，但对文件内容不予确认，该“说明材料”主张通向尹淑玲房屋的小区道路均未设置监控与事实不符，通向房屋的小区道路是整个小区内相互连接的，不可能均未设置监控，而材料中并未反映是在多少米范围之内没有设置监控，案涉小区的监控设置情况，完全可以通过现场勘查的方式确认。另外，该“说明材料”中并没有任何经办人的签名，也没有列明是哪位经办人进行的现场核实以及向何人核实。
2、尹淑玲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还提交了申请书，申请本院向厚街公安分局河田派出所调取报警回执号为10200419的全部案卷材料并向河田派出所核实案涉小区是否有多起业主被盗案件以及河田派出所是否有多次要求案涉小区装置监控但小区没有理会的事实。尹淑玲称案件从派出所立案到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包括现场勘查照片等其他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案发时本案双方争议的被盗案件是否发生及发生数额的真实情况，上述证据相互印证。现在对被盗数额争议较大，针对于被盗的情况及数额可以通过盗窃案中的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现场被盗的保险柜及现场勘查。尹淑玲并陈述虽然现场勘查只能反映被盗事实，但失窃金额的问题只能与尹淑玲本人陈述直接关联，刑事案件的证据的证明力可能大一些，且本案所涉及的被盗金额的数额的来源是尹淑玲通过向银行取款形成的，有取款记录可以证明。尹淑玲在二审法庭调查后并未提交相应的取款记录。家利物业公司回应称：1、即使调取了尹淑玲要求的刑事档案，也无法证实其自称的实际损失，尹淑玲的调查取证申请对查明本案案件事实没有直接作用。另外，即使尹淑玲提供了银行取款记录，也无法证明其将其主张的这些款项放入了案涉的被盗保险柜。因为其无法排除将其主张的取款的款项用于其它正常开支。且如果案涉被盗事故实际发生，盗窃者不可能只盗取现金，而对金银首饰置之不理。这与常理不符。
3、尹淑玲主张家利物业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在于按照合同进行安全监控、保安是二十四小时封闭式管理的约定，家利物业公司没有设置好相应的监控是违约情形，未设置监控、未设置足够数目的监控、提供的监控视频质量达不到要求，事后才添置监控，是导致尹淑玲被盗案件没有侦破的原因，属于违约行为，如家利物业公司称已安装监控，应提供其所称的已经设置的十六个摄像头的发票及相应安装的说明。另外家利物业公司在本案中也没有满足《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六、四十七条中对物业公司安全防患工作的规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协助破案。至于尹淑玲请求赔偿款130000元的依据只能是请求合议庭根据家利物业公司的违约情形造成损失的责任大小来酌情处理赔偿金额。
家利物业公司称如果有发票等材料会在法庭要求的期限内提供并出具说明，但家利物业公司已经安装了十六个监控摄像头，而合同中没有约定安装监控及安装监控的数量及地点，家利物业公司已经提供门岗、巡岗、监控等多种服务进行二十四小时封闭管理，对进出人员进行了查问和登记，但由于刑事案件没有侦破，无法确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小区内人员还是外来人员，也无法确定是否在登记表中，故家利物业公司并未违约。且正由于刑事案件没有侦破，尹淑玲是否存在实际损失尚不能确定。即使家利物业公司存在违约，尹淑玲也只能依据合同条款来主张家利物业公司的违约金责任，但合同里没有约定违约金责任。
家利物业公司于2015年7月2日向本院提交回复函回应摄像头发票的问题，称安装监控的时间大概在2002年左右，时间久远，相关发票等凭证难以寻找，而家利物业公司在案涉小区安装监控是客观的。家利物业公司提供了安防情况说明，并提供了照片以作图示，家利物业公司还提供了物业服务壹级资质证书。尹淑玲质证认为：家利物业公司不能提供摄像头发票及其他证据证明监控的购置时间、安装时间，与尹淑玲关于除大门岗亭处的监控之外其余监控均为事后添置的主张一致。家利物业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具有严格规范的财务记录和财务报表，且作为外商独资公司，也具有每季度向外经委提交财务报告的义务，因此，对购置的监控不具有发票，与事实常理不符。且家利物业公司作为物业公司，系受业主委托管理，对每项支出应有明确的发票记载，才可以对业主负责及公示。案涉刑事案件的案发时间为2013年，而家利物业公司的资质证书批准时间为2014年8月19日，家利物业公司应提供其事发时是否有资质的证明。
4、2015年8月7日，本院到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河田派出所调取了案涉事件的报警资料，包括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等。尹淑玲质证认为上述资料足以证明尹淑玲被盗130000元的事实。家利物业公司确认上述资料的真实性，但认为询问笔录只有尹淑玲单方陈述，陈述金额与其他人陈述金额不一致，不能单依照尹淑玲的陈述来认定被盗金额，现有公安笔录不能反映家利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即使尹淑玲被盗，家利物业公司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5、家利物业公司提交资质证书，证明其资质等级为一级。尹淑玲认为家利物业公司提交的资质证书发证时间是2014年8月9日，不能证明事发时是否有相应资质。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家利物业公司提供的资质证书显示其是一级等级，案涉物业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双方对原审判决确定尹淑玲应缴纳的物业管理费、电费和水费金额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尹淑玲以家利物业公司违约为由要求赔偿被盗现金损失130000元是否成立。
首先，根据尹淑玲提交的报警回执、申请书、律师催告函及《关于贵户失窃事宜》、“说明材料”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尹淑玲因案涉物业于2013年10月19日被盗一事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该案，但目前该案尚未侦破，未能查明被盗原因以及具体损失数额。其次，尹淑玲主张家利物业公司违反最低安全监管义务应承担损失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尹淑玲二审提交的“说明材料”反映的内容是向房屋业主和物业管理人员询问了解，称房屋及四周均无监控。而根据尹淑玲的申请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有关案涉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均不能得出家利物业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设置合理的摄像头监控装置的结论。尹淑玲提出的大门摄像头装置不能正常运作导致无法侦破案件，缺乏必然联系。案涉物业合同中确实没有明确约定摄像头监控的数量及地点，虽然家利物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小区现有的十六个监控设备的安装时间，但不能以此认为家利物业公司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封闭管理义务。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家利物业公司在协助抓捕小偷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公安部门无法侦破案件。再次，由于案涉刑事案件尚未侦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尹淑玲家里被盗与家利物业公司的管理存在因果关系。而尹淑玲主张的被盗现金损失130000元仅有其本人的陈述，无法证实具体损失数额，也就是说尹淑玲也无法举证证明其具体损失情况。综上，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家利物业公司提供的照片、巡更表等材料反映其已经依照合同约定，采取了安全防控的措施，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家利物业公司提供的安保服务仅能以一般性的安全防范为限，而不能杜绝或避免业主全部的财物损失。由于尹淑玲不能举证证明家利物业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并导致其损失，原审判决驳回尹淑玲以违约为由要求家利物业公司赔偿现金损失130000元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尹淑玲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尹淑玲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健如
代理审判员 何玉煦
代理审判员 徐华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冯文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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