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06行初73号
原告吴水清，男，196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吴兰英（原告吴水清之妹），身份信息同下。
原告吴兰英，女，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248号。
法定代表人皮兴胜，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杭松，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付文，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李义龙，局长。
委托代理人代远鸣，该局法制支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唐晓明，该局法制支队民警。
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不服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以下简称武昌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及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7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5月19日立案后，分别于2017年5月24日、2017年5月26日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及被告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兰英，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吴杭松、付文，被告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代远鸣、唐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2月23日，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其公开中南路派出所于2012年4月6日向原告吴水清已立刑事案件的信息：1.立案5年过去了，被告武昌公安分局至今无任何结果和结案，依据的是何法律条款；2.公开案件的破案、移送起诉情况，以及对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和期限。2017年3月9日，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作出昌公申（答）字[2017]03002号《武汉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被诉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二原告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决定不予公开。同年3月15日原告吴水清收到答复后对该答复不服，二原告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5月5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武公复决字[2017]28号《武汉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决定确认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信息公开答复违法。
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诉称，一、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信息公开答复延期答复程序违法。二原告于2017年2月22日通过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信访窗口提交了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为保险起见，二原告又于2017年2月23日通过邮局快递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邮寄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却迟至2017年3月15日才收到该局邮寄的答复书，而二原告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明确注明领取方式为当面领取。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最迟应于2017年3月11日书面答复并由二原告当面领取，其延期答复并变更领取方式而未告知二原告的行为属于程序违法。二、被诉信息公开答复抬头为“武汉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而落款是“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二原告认为这是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冒用主体资格，该答复属于适用主体资格错误，故该答复无效。三、被诉信息公开答复认为二原告申请公开的内容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属无稽之谈。公安机关立案后，有记录、保存刑事案件相关信息的职责和义务。根据《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八条及第十六条的规定，应该公开相应的执法信息。二原告只是查询具体刑事案件立案、破案、移送起诉等情况，以及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和期限，并没有查询外延广泛的法律法规，二原告的请求完全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八条、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武昌公安分局适用法律错误。四、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二原告没有证据证实于2017年2月22日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且政府信息不存在的说法不真实，前后不一，自相矛盾。2017年2月22日，二原告通过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信访窗口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有当天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办事服务窗口提交申请表照片、12345市长热线电话、12××9、027-8539****公安机关投诉电话记录为证。以上情况，二原告于2017年3月17日向被告市公安局当面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时都作了说明，并且给接待人员看了照片，接待人员当时没有任何异议，并称5个工作日内审核决定是否接受行政复议申请，如果不接受或者有异议，会通知二原告补充证据材料。由于被告市公安局不愿开具接受行政复议申请书的签收单，二原告当场拍照取证。2017年5月2日，被告市公安局通知二原告补充证据材料，二原告补充了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中南路派出所开具的接受案件回执单及立案告知书，接待人员称只接收这二份证据材料，不开具签收单，因此原告吴兰英拍摄了当日笔录和照片。此后不到一个月，被告市公安局又不承认以上事实。五、二被告都认为二原告的案件属于刑事案件审核阶段，不属于刑事案件，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立终字第00207号行政裁定书及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昌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都将其确认为已立刑事案件。综上，二被告违反法定程序，适用主体资格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采信证据错误，作伪证和虚假陈词，接收二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证据材料不开具签收单，事后又否认签收以上证据及材料。二原告诉请事实清楚，依据法律正确充分，证据、理由充足，请求法院：一、判决撤销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作出的昌公申（答）字[2017]03002号《武汉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二、判决撤销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武公复决字[2017]28号《武汉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三、判决责令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公开2012年4月6日所立涉及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的刑事案件破案结果、法律依据和破案、移送起诉情况，以及对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和期限。
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二原告依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证据2.邮政特快专递邮单，证明二原告依法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据3.被诉信息公开答复，证明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出具信息公开答复书；证据4.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窗口递交申请表照片，证明二原告当面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证据5.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二原告依法向被告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证据6.被告市公安局接收行政复议申请照片，证明被告市公安局接收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7.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立案告知书，证明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依法出具了立案告知书；证据8.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立终字第00207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二原告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合法性；证据9.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昌立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二原告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合法性；证据10.向被告市公安局提供接受案件回执单及立案告知书的照片、被告市公安局询问笔录照片，证明二原告补充了两份证据，并依法配合行政复议调查；证据11.接受案件回执单，证明原告吴水清依法报案，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依法受案；证据12.被诉复议决定，证明被告市公安局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武昌公安分局辩称，一、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在收到二原告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后，经审查核实，已在法定期限内书面答复。二原告诉称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延期答复程序违法”的说法不成立。根据二原告提交的邮政特快专递邮寄单以及根据邮寄单号查询的邮件送达签收状况显示：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于2017年2月24日收到二原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后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对二原告的申请予以书面回复，并于2017年3月14日邮寄送达。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的行为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关于“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的规定。二原告诉称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延期答复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二、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对二原告申请给予的书面回复并未冒用主体资格。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依据二原告提出的申请，对其作出被诉信息公开答复，并在答复书的尾部落款和加盖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印章，不存在二原告所诉“冒用主体资格”问题。三、二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不属于依法应予公开的范畴。公安机关既有履行治安行政管理职能，又具有履行刑事司法职能。2016年1月21日，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履行刑事司法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党务信息，以及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进行法律政策咨询，或者要求确认相关行为、文件的合法性的，不属于政府信息。”据此，二原告申请获取的信息属于公安机关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过程中制作的刑事侦查卷宗，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范畴。四、二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对于2012年4月6日原告吴水清的报案，并未出现需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送起诉等二原告在申请表中描述的情形，亦没有出现案件破案及结果之情形，二原告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存在。五、二原告申请公开法律依据的请求即为对法律法规的咨询、了解，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和《公安机关办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法律法规不属于政府信息，对法律法规的咨询、了解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综上所述，被告武昌公安分局认为其在收到二原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书面答复并送达，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所称事实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邮政特快专递邮寄单；证据2.邮件送达签收状态截图。证据1、2证明：2017年2月23日，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以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于同月24日收到。证据3.被诉信息公开答复、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文件及挂号信函收据；证据4.邮件送达签收状态截图。证据3、4证明：2017年3月9日，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对二原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于同月14日邮寄送达二原告。依据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依据2.公安部办公厅《公安机关办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1月22日）第三条；依据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
被告市公安局辩称，2017年3月17日，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对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信息公开答复不服，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同月22日本机关依法受理了二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对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下发了《武汉市公安局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同年5月5日，本机关以被诉复议决定作出确认被诉信息公开答复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同月9日，本机关按二原告要求，将该决定直接送达原告吴兰英、邮寄送达原告吴水清。被告市公安局认为：一、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未按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要求的方式提供给二原告，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属程序违法，本机关已予以确认。二、即使二原告所称在2017年2月22日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2月22日计算时间，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于同年3月14日通过邮局寄出被诉信息公开答复也在法定期限内。三、二原告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其实质是对公安机关的质疑，属于对法律法规的咨询、了解，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对2012年4月6日原告吴水清的报案，未采取其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描述的行为，该信息不存在。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答复二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且该信息不存在。该分局虽未在答复书中予以详细说明，但本机关已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予以说明，要求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再作答复属于浪费行政资源。四、本机关办理的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行政复议案件，履行了受理、审查、送达等法定职责，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证明二原告向被告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具体时间及提交的相关材料；证据2.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证明本机关要求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证据；证据3.邮寄信息公开答复书的凭据及跟踪单，证明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证据4.被诉复议决定，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证据5.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市公安局履行送达义务。
经庭审质证，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对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有异议，二原告在申请表的获取信息方式上已经注明自行领取，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的送达程序违法。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对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至5均有异议。
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对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5、1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坚持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6不认可，只认可以邮件方式收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对证据7、11不认可，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范围；对证据8、9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两份文书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进行实体审理，也没有对证据作出认定；对证据10同意被告市公安局的质证意见。被告市公安局对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提交的证据1、2、3、5、12认可；对证据4不认可，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达不到二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6没有标注时间和内容，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7、11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9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证据10，被告市公安局确实做过询问笔录，但二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与原件不符，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对照片的真实性亦不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提交的证据1、2、3、5、12能够证明其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在收到答复后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属实，前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的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11能够证明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接受原告吴水清于2012年4月6日的报案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事实属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的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6、10在形式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本院不予认可；证据8、9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二、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收到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作出答复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的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三、被告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3日，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其公开中南路派出所于2012年4月6日向原告吴水清已立刑事案件的信息：1.立案5年过去了，被告武昌公安分局至今无任何结果和结案，依据的是何法律条款；2.公开案件的破案、移送起诉情况，以及对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和期限。申请表中注明所需信息用途为行政诉讼使用，所需信息的指定提供方式为纸面，获取信息的方式为自行领取。同年2月24日，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收悉。同年3月9日，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作出被诉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二原告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同年3月14日，被告武昌公安分局通过挂号信邮寄被诉信息公开答复，次日原告吴水清收悉。二原告不服，于同年3月17日向被告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市公安局于同年3月22日受理。同年5月5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为二原告称在2017年2月22日即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即使以22日计算申请时间，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于同年3月14日通过邮局寄出被诉信息公开答复也在法定期限内，故二原告提出“延期答复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二原告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其实是对法律法规的咨询、了解，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法律法规不属于该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对法律法规的咨询、了解不属政府信息公开范畴；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对2012年4月6日原告吴水清的报案，未采取二原告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描述的行为，该信息不存在。故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答复二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且该信息不存在，虽未予以详细说明，但并无不当。综上，二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其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但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未按二原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要求的方式提供给二原告，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属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目之规定，决定确认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信息公开答复违法。被诉复议决定于同年5月9日直接送达原告吴兰英，并于同年5月17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邮寄送达原告吴水清。二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2年4月6日，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所属中南路派出所将原告吴水清所报其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群建村167号、168-1号房屋内财物于当日被破坏一案作为刑事案件受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是否超期答复；二、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的答复形式是否合法；三、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
一、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是否超期答复。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于2017年2月24日收到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后，于同年3月9日作出书面答复并于3月14日邮寄送达，3月15日原告吴水清收悉。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的答复期限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二原告认为被告武昌公安分局超期答复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的答复形式是否合法。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在本案中只是告知了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其所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并决定依法不予公开，并非依申请向二原告公开政府信息，因此被告武昌公安分局采用邮寄挂号信的方式进行答复并无不妥，二原告也承认收到该答复。因此，二原告认为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答复形式不合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为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的答复形式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从而确认被诉信息公开答复违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三、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根据该规定，政府信息应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相关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公安机关具有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管理两方面的职责。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授权，履行刑事司法职责中制作或获取的材料，不属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即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的范围。
本案中，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申请获取其家中财物被破坏一案的破案结果和破案、移送起诉情况，以及对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和期限。但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已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二原告申请获取的上述信息，属于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作为刑事司法机关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
另，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申请获取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对其家中财物被破坏一案所依据的法律依据，而法律法规一经颁布实施即视为众所周知。况且，法律法规是经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者修正后颁布实施，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因此，二原告申请获取的法律依据，亦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于2017年5月5日作出的武公复决字[2017]28号《武汉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驳回原告吴水清、原告吴兰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汉市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繁
人民陪审员 徐绪秋
人民陪审员 孙艳萍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沈 钰
书 记 员 付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