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终字第000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钧，男，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春泉，安徽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家荣，男，195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傅成林，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旻（胡钧之妻），198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曹杨五村**号*室。
上诉人胡钧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3）庐民一初字第01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家荣原审诉称：2011年1月，史旻、胡钧因周转需要，拟向许家荣借款3200000元，许家荣同意后，即于同年1月17日向史旻、胡钧指定的史国华银行账户汇款2000000元。同年1月30日，双方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合同》，双方约定史旻、胡钧从许家荣处借款3200000元，期限为6个月，利息为月息2.5%，如果不能如期还款，史旻、胡钧还应承担许家荣为实现债权而应支付的相关费用。同时，史旻、胡钧以其共同所有的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凤阳路交口元一时代广场F2A-49-2号、F2A-49-3号、F2A-49-4号、F2A-49-5号四间商铺进行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押登记手续。次日，许家荣按照史旻、胡钧指定的史国华银行账户汇款1200000元，史旻、胡钧共同出具两份分别收到1200000元和2000000元的收条。至此，许家荣全面履行了借款合同的约定义务，支付了全部借款。同年4月21日，史旻、胡钧因考虑无法如期还款，与许家荣重新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作为本次借款的展期合同，还款期限延长至2011年10月20日。史旻、胡钧始能按期支付利息，然而在展期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到达以后史旻、胡钧未能归还借款本金，甚至连后期的利息也不再支付了。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史旻、胡钧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200000元及利息879000元整（利息暂计算至2013年1月30日，此后利息按月息2.5%标准顺延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史旻、胡钧给付许家荣为实现债权而应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30000元；3、史旻、胡钧以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凤阳路交口元�时代广场商铺F2A-49-2号、F2A-49-3号、F2A-49-4号、F2A-49-5号（他项权证号：房地产他证合庐字第230025964号）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4、诉讼费用由史旻、胡钧承担。
史旻、胡钧原审辩称：1、实际借款人是史国华而非史旻、胡钧，该款由史国华使用，也由史国华归还本息，许家荣对此也已明知，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许家荣实际转款确实为3200000元，但该借款本息均已于2011年6月8日结清，双方在转账还款之外，还存在以现金形式进行还款的事实。3、该笔借款已包含在史国华涉嫌集资诈骗案被公诉机关起诉的金额，该案刑事案件尚未结案，本案性质尚未确定，应当中止审理本案。4、许家荣要求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依据，该款项并没有实际支付。5、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超过法律规定的四倍银行贷款利率，况且双方本息已经结清，不应主张利息。
原审法院查明：史旻和胡钧系夫妻关系。2011年1月，史旻、胡钧因周转需要，拟向许家荣借款3200000元，许家荣于同年1月17日应史旻和胡钧的要求向史国华银行账户转账2000000元。同年1月30日，史旻和胡钧作为借款人与出借人许家荣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明确借款金额为3200000元，并约定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1年1月30日至2011年7月30日止，借款利息每月结算一次，利率为2.5%；史旻以其所有的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凤阳路交口元一时代广场F2A-49-5号、F2A-49-4号、F2A-49-3号、F2A-49-2号四间商铺为上述借款作抵押担保，史旻、胡钧履行了本合同项下的债务清偿义务后，许家荣的抵押权消灭；如史旻、胡钧到期不归还借款，许家荣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史旻、胡钧承担（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但不限于上述费用）。同时，史旻、胡钧向许家荣出具银行转账委托书两份，委托许家荣将上述借款分两笔（一笔2000000元、一笔1200000元）转账至其指定的史国华在徽商银行新华支行的账户（账号为6228791910000159073）。次日，许家荣又转账给史国华1200000元，史旻、胡钧共同出具收条两张，一张载明其于2011年1月17日收到2011年1月30日抵押借款合同项下借款2000000元，一张载明其于2011年1月31日收到2011年1月30日抵押借款合同项下借款1200000元。同日，史旻名下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凤台路交口元一时代广场商铺F2A-49-5号、F2A-49-4号、F2A-49-3号、F2A-49-2号办理了他项权登记，他项权利人为许家荣，债权数额为320万元，他项权证号为房地产他证合庐字第230025964号。
2011年4月21日，为续展2011年1月30日的《抵押借款合同》，史旻、胡钧与许家荣再次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一份，对借款3200000元重新约定借款期限，即自2011年4月21日至2011年10月20�止，其他合同权利义务约定与第一份合同一致。同时，史旻、胡钧出具银行转账委托书，仍然指定借款转入史国华账户，另注明款项由委托人（即史旻、胡钧）于2011年1月17日、1月31日收到。
在借款后，史国华代史旻、胡钧转账偿付给许家荣多笔款项，分别于2011年1月31日支付80000元，于同年2月28日支付25000元，于同年3月7日支付30000元，于同年3月17日支付25000元，于同年3月31日支付30000元，于同年4月15日支付55000元，于同年4月18日支付25000元，于同年5月3日支付30000元，于同年5月18日支付25000元，于同年5月31日支付30000元，于同年7月5日支付55000元，于同年7月22日支付25000元，于同年8月1日支付30000元，于同年8月23日支付250000元。之后，因史旻、胡钧未再支付利息，也未能归还全部借款本金，故许家荣于2012年3月20日诉至原审法院，主张史旻、胡钧偿还借款本息，案号为（2012�庐民一初字第1041号，该案经过开庭审理后，许家荣于2012年7月10日撤回起诉。2013年3月15日，许家荣再次起诉史旻、胡钧，要求判如所请。
史国华曾于2010年8月10日向许家荣借款3000000元，许家荣向史国华转账支付2925000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5%，史国华按约每月支付利息75000元直至2011年8月。案外人汤道琼于2010年9月25日向许家荣借款380000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利息为月息1.5%，该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和还款人均为史国华，史国华已于2011年7月18日偿清全部借款本金，并按约定支付全部利息。史旻和胡钧于2010年9月13日另向许家荣借款2200000元，指定将借款汇入史国华银行账户，许家荣于同年9月15日转账给史国华2145000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5%，史国华代史旻、胡钧按月支付利息，但自2011年9月起未再支付利息。史国华还于2010年10月27日向许家荣借款200000元，�于无息短期借款，史国华于2010年11月12日即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
史国华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集资诈骗罪，于2011年12月27日被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刑事拘留，现该案正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经原审法院向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经侦大队了解，史国华集资诈骗案中不包含本案所涉借款。
许家荣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需支付律师代理费130000元，其与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双方约定律师代理费应于本案判决或调解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原审法院另查明：该院曾于2012年3月20日受理许家荣起诉史旻和胡钧的另一笔2200000元借款案件，即（2012）庐民一初字第1040号案件时，许家荣提供一份2011年6月8日的收条，该收条结尾注明2011年1月31日收条作废，该案许家荣于2012年7月10日撤回起诉，后许家荣就该笔借款又于2013年3月15日另案起诉至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笔2200000元借款是史旻和胡钧于2010年9月15日委托许家荣汇入史国华银行账户，当时史旻出具了收条，借款期限为6个月，双方于2011年6月8日续展了该笔借款，当日史旻和胡钧又出具了一份收条，载明“收到2011年6月8日抵押借款合同项下2200000元（原2011年1月31日收条作废）”。
原审法院认为：史旻、胡钧与许家荣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史旻和胡钧抗辩称借款人是史国华，但根据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以及史旻和胡钧出具的收条、银行转账委托书，表明史旻和胡钧是借款人，并以史旻名下房产作抵押担保，虽然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史国华，但这只是借款用途，与两份《抵押借款合同》内容并不矛盾，不影响史旻、胡钧借款人的身份。史国华自愿为史旻、胡钧偿还部分款项，并得到许家荣认可，但并不表示债务转让给史国华。许家荣主张借款人是史旻、胡钧，而史旻、胡钧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并非借款人，故确认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为史旻和胡钧。
关于史旻、胡钧主张史国华集资诈骗案正在法院审理当中，本案借款涉及该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原审法院认为侦查机关明确表示史国华集资诈骗案不涉及许家荣借款，史旻、胡钧举证的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也不能反映该刑事案件包含本案借款，而史旻、胡钧举证的审计报告作为集资诈骗案的关键证据，其中更是明确史国华与许家荣之间债权债务不在审计的范围内，故本案与史国华集资诈骗案无关联性，无需以刑事判决作为本案依据，因此，对史旻、胡钧的主张，不予采信。
史旻、胡钧向许家荣借款32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借款期限早已届满，史旻、胡钧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关于借款利息，双方�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明显超过法律规定，予以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史国华已经支付的过高利息，应当用以抵扣本金。
史旻、胡钧抗辩称史国华已经清偿了本案借款的全部本息，故2011年6月8日收条上才注明2011年1月31日收条作废，原审法院认为，2011年6月8日收条所载明的借款系2010年9月15日借款展期行为，在该笔借款展期中冠以“原”字样，却注明他笔借款作废不符合常理，且本案2011年1月31日收条所载明的借款又于同年4月21日进行了展期，双方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史旻、胡钧现有证据不能佐证已经清偿了本案借款的全部本息，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史旻、胡钧提供代办条和银行业务回单作为还款凭证，因代办条是案外人所书写，史旻、胡钧既未能举证证明案外人身份，也未能举证证明代办条的真实性，故对代办条所指向的还款不予确认；银行业务回单中部分是史国华自己的取款回单，至于取款的用途史旻和胡钧没有举证证明，许家荣否认收到该部分款项，故史旻、胡钧辩称该部分取款为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仅对银行转账回单予以确认。该部分转账许家荣亦予以认可，但许家荣称其中部分转账金额是用以归还其他借款，鉴于许家荣与史国华之间确有其他债务，且史国华按月归还的每笔金额与约定的每笔债务利息相对应，而史旻、胡钧也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史国华支付的每笔款项均用以归还涉案借款本息，故对许家荣的主张予以支持。因此，史旻、胡钧无法提供相关还款凭证印证本案借款已经清偿，故对其以2011年6月8日收条上注明2011年1月31日收条作废为由主张已经清偿本案借款，不予采信。
史旻、胡钧对汤道琼的借款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抗辩称汤道琼的借款不应由史国华归还，根据许家荣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许家荣确于2010年9月25日汇入史国华账户3743000元，史旻、胡钧举证的审计报告中也列明了该笔借款，表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史国华，史国华按月转账给许家荣的部分款项数额与该笔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月利率1.5%）和本金数额（3800000元）一致，该笔借款既已到期，款项偿还完毕也符合约定，故确认史国华每月固定还款57000元是归还汤道琼借款的利息，其于2011年7月18日支付3800000元是归还汤道琼借款的本金，其于2011年7月18日转款给许家荣145600元，超过应付利息43000元，该款已计算为另案2200000元借款的还款。关于史国华于2010年10月27日借许家荣200000元，同样在史旻、胡钧举证的审计报告中有列明，许家荣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也反映出其确实转账给史国华200000元，史旻、胡钧不认可该笔借�，却又对史国华收取该款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确认该笔借款真实存在。许家荣称该笔借款为无息短期借款，史国华也确实于同年11月12日及时归还了该笔借款本金，与史旻、胡钧提供的银行转款回单能够相对应，故对史旻、胡钧称该笔还款是归还本案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史国华针对本案借款共代史旻、胡钧向许家荣偿还14笔款项，以先计算利息后抵扣本金的方式计算，史旻、胡钧尚欠借款本金3110077.41元，截止2013年1月30日尚欠利息1236760.26元（计算明细详见附二列表），许家荣仅主张利息879000元，是对其权利的自主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013年1月30日之后的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顺延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因史旻以其名下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凤阳路交口元一时代广场商铺F2A-49-5号、F2A-49-4号、F2A-49-3号、F2A-49-2号为本案借款作抵押担保，并办理了他项权登记（他项权证号：房地产他证合庐字第230025964号），故许家荣对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双方借款时约定许家荣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史旻、胡钧承担，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但不限于上述费用，许家荣主张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业有合同依据，但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代理费13万元依据不足，根据《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基础收费标准酌情调整为99000元。虽然许家荣尚未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但该费用是必然会发生的费用，亦属于许家荣催要款项产生的直接费用，故许家荣主张史旻、胡钧支付律师代理费，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史旻、胡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许家荣借款本金3110077.41元、利息879000元（暂计算至2013年1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顺延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史旻、胡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许家荣律师代理费损失99000元；三、许家荣对史旻名下位于合肥市胜利路与凤阳路交口元一时代广场商铺F2A-49-5号、F2A-49-4号、F2A-49-3号、F2A-49-2号四间（他项权证号：房地产他证合庐字第230025964号）在上述第一、二项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许家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胡钧上诉称：一、本案上诉人并非实际借款人，诉争借款已经清偿完毕�并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被上诉人起诉违背事实与诚信。1、3200000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史国华，而非本案的上诉人。一审审理中，上诉人反复强调3200000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史国华，并不是上诉人，因为与被上诉人商讨借款事项的是史国华，款项客观上也是汇入史国华的个人账号，并未存入上诉人名下，而上诉人之所以在借款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仅仅因为抵押的财产为上诉人名下财产。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本案诉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史国华，却未能尊重客观实际、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还款请求，违背了客观事实。2、被上诉人已确认3200000元借款清偿完毕。上诉人认同一审判决中所称的收钱时出具收条的资金往来习惯，但双方在通过某种形式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共同确认债务消灭，并以书面文字形式固定，这同样是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一种交易往来�惯。通观全案事实，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史国华，实际用款人是史国华，实际归还借款的也是史国华，上诉人在整个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仅仅是签了一个名字。因为所有的借款均是由史国华偿还，具体史国华如何偿还本案的3200000元，上诉人并无法完全确认，但当史国华告诉上诉人，该3200000元借款已经偿还完毕，要求上诉人在另一份2200000元的收条中注明“原1月31日收条作废”（即本案3200000元的收条）字样时，被上诉人并未表示任何反对，同时也予以接受。由此可以确认，在被上诉人与史国华之间确已达成消灭3200000元借款的一致意见。3、实际上史国华也已经偿还了该3200000元的借款本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史国华的还款凭证、审计报告、（2012）庐民一初字第01040、0104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史国华截至2011年6月8日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作废3200000元收条之日，已经累计向被上诉人还款5760000元，足以偿还3200000元的借款本息。而一审法院之所以没有确认这么多的还款数额，除以主观猜测硬性的将史国华的还款分为多个不同用途外，最主要是没有确认史国华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大量现金还款。而根据公安机关的审计报告，已经明确体现史国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大量现金交易，且在（2012）庐民一初字第01040、0104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上诉人申请证人叶某出庭作证，也证实了经叶某之手向被上诉人的会计交付了大量的现金，用于归还借款本息，这两份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可以确认，但一审法院仅凭借自己的主观猜测，罔顾事实，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史国华、上诉人没有还清被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怎么可能同意上诉�在借条上加注“原2011年1月31日收条作废”？因此，被上诉人在已经确认3200000元借款归于消灭的情况下再行起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二、史国华对个人所还款项的处理属于对个人财产的自由支配，其行为合法性应予认定。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了一份由史国华亲笔所书写的证词，史国华在证词中一方面确认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所有借款其实际借款均为他本人，另一方面，对于其本人所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确认优先用于偿还以上诉人名义从被上诉人处所借款项。史国华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均为史国华的个人财产，每个人对于其个人财产，具有自主、自由支配的权利，这也是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的基本精神。史国华理所当然地对于他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有权决定用于偿还何笔借款，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均没有权力剥夺。虽然史国华未能出庭作证，但其不能出庭的原因是因为受羁押而无法出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证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进行作证。因此，史国华证言的效力应予确认，其对于自身财产的支配决定权应予支持。其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应优先用于偿还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欠款。而一审法院无视法律规定，以证人未能出某证人证言的效力，有枉法裁判之嫌。
三、本案所涉款项可能涉嫌史国华集资诈骗，应予中止审理，本案的审理程序违法。结合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与审计报告，可以充分证明审计报告中所列的所有款项均被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史国华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数额予以提起公诉，审计报告中清楚列明了包括本案诉争的该笔3200000元借款。对于该犯罪的指控，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现正在审理�程中，尚未有生效判决对起诉书指控的集资诈骗数额进行最终的认定。因此，本案的3200000元借款究竟是双方当事人的借款还是史国华的集资诈骗所得，尚未有定论，应依法中止案件审理，等待史国华集资诈骗案的生效判决。一审法院置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理程序于不顾，仅凭一份公安机关的说明，就此认定2200000元借款未包含进刑事审理中，显然是将公安机关的职权与职能凌驾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之上。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如何认定诈骗数额应该是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职权范围，公安机关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决定诉讼的权力。
四、被上诉人的所谓“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不应支付。双方抵押借款合同第七条约定的“甲方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从字面以及通常的理解来看，应为“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实际支出的全部费用”，�所以约定实现债权费用由上诉人方承担，基本法理仍然是出于违约赔偿责任。我国民法中赔偿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填平原则，即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实际遭受的损失。本案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已经支付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的律师费正式票据，而该合同文本中更是明确载明所谓律师费应在判决生效或调解后十日内支付，也就是说，本案的被上诉人迄今为止未支付分文的律师费，被上诉人实际并未遭受该部分损失。同时，被上诉人在结案后是否会全额支付律师费，也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未有其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加盖的公章，这就说明，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并未得到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的认可，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委托代理合同应当是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合同，而该合同成立的要件之一就是合�双方签字或盖章，因此，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应当并未成立；另一种可能是，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很有可能并不是被上诉人与其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达成的那份委托代理合同。一审法院依据一份尚未成立的委托代理合同，将一笔客观上并未实际发生的损失判由上诉人承担，显然在事实依据上存在重大瑕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许家荣的诉讼请求。
许家荣二审辩称：1、上诉人提交的刑事判决书以及出庭通知书，超过举证期限，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史国华涉嫌诈骗一案中不包含本案所涉借款。本案借款，上诉人提供了房屋作为抵押，史国华是否构成犯罪与本案的上诉人无关。2、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另，上诉人借款后如何使用，与被上诉人无关。
史旻二审述称：同意胡钧的上诉意见。
原判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抵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以及收条等书证，载明的案涉借款人均为胡钧、史旻，而非史国华。许家荣按照其等间的约定将本案所涉借款转账至指定账户，即史国华的账户，应视为出借人按约履行了给款义务，并不意味着许家荣确认收款人史国华就是借款人，案涉款项到达指定账户后如何处置属史国华与胡钧之间的意思表示，与出借人无涉。因此，原判确定案涉借款人为胡钧、史旻正确。由此，胡钧上诉主张史国华系涉案款项的借款人以及刑事案件与本案有牵连，应当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不能成立。关于还款问题。本案中，胡钧未能提供相关还款凭证等证据佐证其与史旻已经向许家荣履行还款义务。至于胡钧上诉提出的案涉争议的“原2011年1月31日收条”作废，表明涉案借款已经还清的理由，因收条作废取消的是双方之间的收款事实，并不代�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终止，且争议的借款双方另行签订了展期合同，故胡钧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史国华还款的问题，因史国华在案涉借贷合同中仅是收款人，其给付许家荣的款项在没有关联证据佐证，尤其是在不能排除双方之间另有债权债务的情形下，不能直接认定是借款人胡钧、史旻的还款，因而胡钧仍需提供关联证据证明涉案还款系受许家荣指令汇入至指定账户或者双方针对还款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由于胡钧等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判按照许家荣确认的数额认定案涉还款数额并无不妥。关于争议的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问题，因涉案合同已对此项费用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因此，原判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代理合同，参照相关收费标准确定本案争议的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适当。鉴此，胡钧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472元，由上诉人胡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烜
审 判 员 张 虹
代理审判员 程 镜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付兴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