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赣民申44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范德仁，男，194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爵辉，男，1950年2月2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因犯集资诈骗罪现被羁押于吉安市监狱。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康修沛，男，1972年10月12日生，汉族，江西吉安县人，住吉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勇，江西文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李育根，男，1975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邹晨武，男，197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罗永忠，男，1970年1月2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王长根，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李群，女，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黄小标，男，196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刘可荣，男，196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习梅娇，女，197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郭文学，男，1951年3月2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曾广旺，男，196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戴福兴，男，194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宋斌，男，196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曾庆发，男，1959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权连华，女，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权素华，女，196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温兴华，男，197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陈桂生，男，1967年8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黄爱忠，男，196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陈玮，男，1972年1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陈健（又名陈火根），1967年2月12日出生，男，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危文江，男，196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宋秀兰，女，197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一审原告：曾晓燕，女，汉族，1976年3月8日出生，江西永丰县人，住永丰县。再审申请人范德仁因与被申请人宁爵辉、康修沛，一审原告李育根、邹晨武、罗永忠、王长根、李群、黄小标、刘可荣、习梅娇、郭文学、曾广旺、戴福兴、宋斌、曾庆发、权连华、权素华、温兴华、陈桂生、黄爱忠、陈玮、陈健、危文江、宋秀兰、曾晓燕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赣民终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范德仁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陈健的《证明》可证实其持有吉安至路桥班线35.3万的原始股份。二、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认定吉安至路桥班线实际上一直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缺乏证据证明。2、宁爵辉在原审庭审笔录以及原审法院询问笔录中已承认康修沛知道该线路还有其他股东的事实，其明知有其他股东而在未经过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购买经营权是无效行为。3、永丰县公安局2013年11月22日第一次对宁爵辉自首的讯问、2014年1月3日第10次对宁爵辉的讯问，宁爵辉在刑事判决书的证人证言所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收集到的材料，一审法院开庭笔录，以及2013年11月22日永丰县公安局对康修沛的询问，充分说明宁爵辉与康修沛恶意串通的事实。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购股承包协议书》不是借款协议。（1）本案中，根据《购股承包协议书》第三条、第五条的约定，如果本案中班线的经营权被强制收回，或者变成公交路线不再开设班车路线，范德仁肯定要承担因经营权丧失造成的损失。或者班车在运输途中遭遇山体塌方等事故，范德仁亦需要承担运输车辆毁损灭失以及乘车人员伤亡等损失。2015年12月3日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质证、询问笔录中宁爵辉称：“这个购股协议书共担风险的意思是如遇国家政策不能承包就要大家共担风险”，可见万一发生风险宁爵辉是需要其他股东共同承担责任的。（2）合伙协议约定保底收益条款并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购股承包协议书》虽然约定了保底收益条款，但同时也明确了范德仁作为股东，需与宁爵辉共担风险的义务，退一步讲，即使该保底收益条款无效，也只是合伙协议中一个条款无效的问题，与双方是借款还是合伙法律关系是无关的，并不会因此改变协议的性质。（3）范德仁有维护班线的义务，系股东应当履行的义务。《购股承包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了范德仁有维护班线利益的义务，这是范德仁作为股东应当履行的义务，而非出借人的义务，是共同经营的体现。范德仁作为股东，不参与班线的经营管理，并不能否定范德仁的股东地位。事实上，也有部分股东参与了班线的经营管理。这是合伙人之间的分工问题，并不影响协议的性质。（4）宁爵辉具有优先购买权，反映出宁爵辉同意范德仁具有股东地位。《购股承包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明显不是属于借贷关系中的约定。购买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说法，明显是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5）原审法院的判决有违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宁爵辉的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范德仁支付的款项属于投资购股款，不属于借款。范德仁早在该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就反映这一情况，并且经过吉安市检察院、法院的审查，最后认定范德仁的款项属于投资入股款，所以没有纳入最后集资诈骗数额的范围内。而原审判决认定该款项属于借款，按照这一认定，范德仁支付的款项应当被纳入集资诈骗金额的范围。这是同一法院对同一事实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应以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2、原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推论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是借贷关系，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判决认为范德仁与宁爵辉的《购股承包协议书》中，所谓的“股权”不是严谨的法律用语，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违背了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四、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庭审时，二审法院不让范德仁发言，剥夺了范德仁的辩论权利。据此，范德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和第（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康修沛辩称，范德仁与宁爵辉“购股承包协议”不具备合伙的法律特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范德仁等人与宁爵辉所签协议名为“购股”实为“借贷”；生效的刑事判决没有对“购股承包协议”的性质予以认定；康修沛善意有偿取得经营权，《购车转让协议书》有效。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陈健的《证明》是否属于新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申请再审时，范德仁提交了一份署名为陈健、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16日的《证明》。经查，上述《证明》中的内容，与范德仁在本案二审庭审后提交的一份署名为陈健、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18日的《我持有路桥股份的说明》的内容完全一致，而陈健为本案一审原告，一审判决后，其并未提出上诉；二审时，陈健以原审原告的身份参与诉讼并参加了庭审，其在庭审时并未提出新的证据。在此基础上，二审法院对《我持有路桥股份的说明》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因此，范德仁提交的该份《证明》并不属于新的证据。另外，一审法院从2013年1月15日宁爵辉以个人名义与江西吉安长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生产责任经营合同书》的角度，认定一审各原告为宁爵辉名下的隐名投资人，并无不当。（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对于该再审事由，主要争议点在于原审认定吉安至路桥班线实际上一直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宁爵辉与康修沛的转让行为并不属于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是否缺乏证据证明。1、关于原审认定吉安至路桥班线实际上一直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经查，2014年12月9日，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吉中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以犯集资诈骗罪判处宁爵辉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40万元。该判决书中查明事实如下：“宁爵辉从2005年开始借款用于经营永丰至宁波、永丰至温岭、吉安至路桥、兴国至温岭以及峡江至玉环的客运班线，虽然永丰至宁波、永丰至温岭班线略有盈利，但其他班线亏损较大，总体上是亏损的。”对于吉安至路桥班线的经营状况，一审法院查明：“除诉争吉安至路桥的班线外，宁爵辉还同时承包了经营永丰至宁波、永丰至温岭等多条班线。并从2005年开始借款用于经营上述班线，包括本案诉争班线。永丰至宁波、永丰至温岭班线略有盈利，其他班线亏损较大，且总体上是亏损。”可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与（2014）吉中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结合审理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吉安至路桥班线实际上一直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并无不当。2、关于原审认定宁爵辉与康修沛的转让行为并不属于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范德仁主张，在永丰县公安局2013年11月22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康修沛称：“当时转让时，其（宁爵辉）股东王斌还为我们起草了一份协议书，之后，他许多股东还打过我的电话问过此事。”在2015年3月31日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中，宁爵辉称“康修沛应该清楚，他是在路桥至吉安的线路上跑，都是在这一条线上，天天都见面。当时签合同的时候王斌在场，他应该是清楚的。”在2015年12月3日一审法院的质证、询问笔录中，宁爵辉称“我没有告诉，但按理他应该知道，因为他知道这条线路只是我承包的，不是我一个人，而且康修沛对我说过，在他付清转让款之前，曾经有我的股东打过电话给他，叫康修沛不要购买我的线路。”在2015年11月9日一审法院的质证、询问笔录中，李育根称“在转让之前，我有打电话给康修沛，说不能转让，告诉对方我们有很多股东”。据此，范德仁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康修沛知道吉安至路桥线路还有其他股东的事实，并认为结合永丰县公安局2013年11月22日第一次对宁爵辉自首的讯问、2014年1月3日第10次对宁爵辉的讯问，宁爵辉在刑事判决书的证人证言所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收集到的材料，一审法院开庭笔录等，可以充分说明宁爵辉与康修沛恶意串通的事实。经查，对于在永丰县公安局2013年11月22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在2015年11月9日一审法院的质证、询问笔录中，康修沛陈述称：“王斌与宁爵辉经营从永丰至温岭线路的合伙人，不是吉安至路桥的股东，且我们都认识王斌，也就叫王斌起草该协议。其他股东打电话询问我有无付完钱，询问我的时间是宁爵辉被抓后的事，那时我的钱款已经付清了。”在永丰县公安局2013年11月22日所作的讯问笔录中，宁爵辉同时称其与康修沛签订协议时，没有讲其后面还有股东，康修沛也没有问这个事。在2014年1月3日永丰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宁爵辉陈述称：其没有告诉康修沛吉安至路桥线路上股份的真实情况，如果告诉康修沛的话，可能线路就卖不成了，康修沛不知道股份的真实情况，康修沛应该知道还有其他股东，但具体情况如何他不清楚。而范德仁所称的宁爵辉、康修沛的其他陈述，主要反映的是宁爵辉隐瞒经营亏损、大量举债的事实，以及宁爵辉与康修沛签订协议书接洽协商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宁爵辉并未告知康修沛，而是故意隐瞒了吉安至路桥线路上的有关真实情况，而范德仁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康修沛与宁爵辉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原审法院在综合上述证据的基础上，认为从主观上判断，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宁爵辉与康修沛存在恶意串通要损害原告利益的主观故意，并结合转让价格的合理性、康修沛履行转让协议的行为，认定宁爵辉与康修沛的转让行为并不属于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并无不当。（三）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1、原审判决认定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的《购股承包协议书》为借款合同，并无不当。范德仁主张，其与宁爵辉之间的《购股承包协议书》为合伙协议，其与宁爵辉之间构成合伙关系，理由主要包括《购股承包协议书》约定了范德仁需要承担风险，范德仁有维护班线的义务，宁爵辉具有优先购买权，以及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范德仁的款项属于投资入股款，没有纳入集资诈骗数额范围，原审法院的认定有违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合伙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合伙人之间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经查，范德仁与宁爵辉签订的《购股承包协议书》中约定，范德仁不参与经营管理。范德仁在起诉状中陈述：直至2013年11月中旬，宁爵辉案发后，才了解宁爵辉与康修沛签订《购车转让协议书》的真相，而宁爵辉在一审庭审时则陈述：正常的经营业务全是其管理，各原告投资，不管经营。由此可见，范德仁并不实际参与吉安至路桥班线的经营。虽然《购股承包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在购买之日起，如遇有不可抗击力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所有股东共同承担风险和法律责任。但宁爵辉在2015年12月3日一审法院的质证、询问笔录中称：每个月给原告的收益是固定的，原告不担任何风险。协议书中共担风险的意思是如遇国家政策不能承包，就要大家共担风险，如遇国家政策并未禁止其承包，原告就不需要承担风险，是其经营的事。由此可见，范德仁并不承担通常意义上的经营风险，不符合合伙人之间共担风险的要求。对于本案原告每月均收取固定分红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宁爵辉经营吉安至路桥班线并未盈利，由此可见，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并不存在共负盈亏的事实。综上，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因《购股承包协议书》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并不符合合伙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认定双方之间不构成合伙关系。借贷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经查，2014年1月3日永丰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对于“为何将线路已转让了，还要每月按时付股东的分红”的问题，宁爵辉回答称“如果不每月按时付息的话，那些路桥线的股东就会知道线路已卖掉了，就会吵着要我归还股份本金。”并称其将路桥股份卖出去后，6月至10月期间，有些股东知道其私自将吉安至路桥线卖了，就吵着要其退股，最终还有李育根、黄小标等二三十名股东没拿到钱。由此可见，宁爵辉已将本金退还给了其所称的路桥线的部分股东，结合本案原告每月均收取固定分红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该条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在生效刑事判决书未将范德仁的款项认定为宁爵辉集资诈骗范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和裁判，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2、原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论证的是宁爵辉和康修沛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并非论证范德仁与宁爵辉之间是借贷关系。3、因《购股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并不一致，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确定《购股承包协议书》的法律性质，认为其中所谓的“股权”不是严谨的法律用语，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符合本案事实，并无不当。（四）关于原二审法院是否剥夺了范德仁辩论权利的问题。经查，原二审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范德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浩均出庭参加了庭审，法庭组织当事人发表了两轮辩论意见，在第一轮辩论意见发表完毕后的相互辩论环节，上诉人称没有新的答辩意见。由此可见，原二审法院已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并不存在剥夺范德仁辩论权利的问题。综上，范德仁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和第（九）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范德仁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喻德红审判员  田甘霖审判员  李振峰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周 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