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06民终22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航空路132号。
代表人：熊向前，该支行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良俊，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磊，男，197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真，女，194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凌，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下称农行襄州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赵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过程中，农行襄州支行将其上诉请求明确为：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驳回赵磊的起诉。事实和理由：农行襄州支行下岗分流是全国农行根据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金融企业的政策，统一作出的安排，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政策处理，不应有人民法院以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赵磊答辩称，服从原判。
赵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于本案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依法判令农行襄州支行为其安排工作岗位；三、依法判令支付工资219774元，加付25%后合计为274717.5元，2008年2月至2009年1月双倍工资差额为2684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磊于1992年参加工作，1993年10月进入原农业银行襄樊市汽车产业开发区支行工作，后该单位合并为农行襄阳支行，后更名为农行襄州支行。2003年8月27日，农行湖北省分行下发了鄂农银发（2003）256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员工淘汰暂行办法〉的通知》，农行襄樊市分行于2003年8月29日转发，规定了淘汰实施形式为员工劣迹淘汰、员工业绩末位淘汰、员工劳动合同管理淘汰。2003年11月22日，农行襄樊市襄阳支行（被告农行襄州支行前身）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襄农银发（2003）149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员工下岗分流实施方案〉、〈中国农业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了下岗分流措施为：实行内部退养、解除劳动合同自谋职业、行为劣迹淘汰、业绩末位淘汰、劳动合同管理淘汰、进入下岗人员服务中心或解除劳动合同。2004年3月1日，农行湖北省分行下发鄂农银发（2004）61号《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2004年机构撤并和富余人员分流工作的实施方案》。2004年12月3日，农行襄阳支行印发襄农银发（2004）192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员工下岗分流补充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了下岗分流的方式为劳动合同到期比例淘汰、劳动合同未到期的实行末位淘汰、行为劣迹淘汰、实行内部退养、解除劳动合同自谋职业等，其中前两种下岗分流方式通过考试、业绩考核、民主考评等方法进行综合量分排位，农行襄阳支行对赵磊适用“劳动合同到期比例淘汰”，赵磊成绩位列全行倒数第三位，农行襄阳支行将赵磊列入“内部分流人员”名单，并称进入再就业中心，此后农行襄阳支行未再为赵磊安排具体工作岗位，赵磊称又在原工作部门不良资产部工作了半年，未进入再就业中心，后来也未再上班。从2004年12月起，农行襄州支行为赵磊每月发放生活费至今，生活费基本达到同期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农行襄阳分行为赵磊在湖北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农行襄州支行为赵磊在襄阳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了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农行襄州支行也为其办理有住房公积金。同时查明，2004年12月27日，襄樊市樊城区残疾人联合会为赵磊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载明伤残等级为肢残叁级。赵磊称其在2004年后一直向农行襄阳分行、农行襄州支行的行领导及人事部门反映情况，要求上岗并安排工作。赵磊称与农行襄州支行从未签订有劳动合同，农行襄州支行称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未能提供。另查明，赵磊于2016年6月7日向襄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被申请人农行襄阳分行、农行襄州支行2004年安排其下岗的行为无效，并自2008年1月起支付双倍工资，立即与赵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其安排工作岗位，并支付2004年至今的应得工资400000元，加付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100000元。仲裁委员会以“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襄劳人仲不字（2016）第27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赵磊不服该通知书，遂在法定期限内以农行襄阳分行、农行襄州支行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赵磊于2016年6月7日向襄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农行襄阳分行、农行襄州支行为其补缴2006年1月至今的社会保险费（合计80000元）。2016年6月23日，赵磊将仲裁请求变更为请求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2000年1月至今的社会保险（按被申请人单位职工的平均缴费基数缴纳）。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襄劳人仲裁字（2016）第5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就该裁决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赵磊申请撤回对农行襄阳分行的起诉，口头裁定准许，并记入笔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赵磊于1993年进入农行襄州支行前身农行开发区支行后，双方即建立劳动关系，且至2004年，农行襄州支行实施人员分流时已满10年。赵磊称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农行襄州支行否认，但未能举证证实，故认定双方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4年，农行襄州支行实施人员分流，即使劳动者在本岗位业绩处于末位，用人单位也应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而不能简单地作待岗分流处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只有两种状态，即劳动合同存在或劳动合同解除。而双方之间并未解除劳动合同，其劳动关系仍然存在，且已生效的（2016）第53号《仲裁裁决书》中也已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农行襄州支行作为用人单位，依据上级行的相关文件精神实行人员分流，其行为的本身是企业内部用工自主权落实的过程，并不涉及国家金融政策执行问题，所调整的是劳动关系，因此其实施过程必须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农行襄州支行依据内部规定确定被告为末位淘汰对象，并实施了对赵磊的待岗分流措施，未安排其具体工作岗位，剥夺了其作为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在2004年11月时，双方已存在超过十年的劳动关系，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定条件。赵磊主张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安排工作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补发工资的诉讼请求，虽赵磊2004年12月后不在岗的原因系农行襄州支行的不当管理行为所致，赵磊对此并无过错，但客观上赵磊并未提供劳动，且赵磊至今已实际不间断享受了“五险一金”待遇，农行襄州支行也逐月向其发放生活费，金额也已基本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故其再主张的支付工资请求，不予支持。赵磊主张的自2008年2月至2009年1月的双倍工资差额，已超过仲裁时效，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与赵磊签订自此时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具体条款内容由双方自行协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依据上述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安排赵磊工作。二、驳回赵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负担。
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现结合本案证据分析评判如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7年、2002年在每五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例行会议上决定：快速推进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行股份制上市公司改造，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97〕19号）要求：改革和完善符合金融业特点的劳动用工制度，国有商业银行要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快速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二、随后，作为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的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于2003年6月以农银发〔2003〕99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富于员工分流安置工作的通知》、湖北省农业银行以鄂农银发〔2003〕256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员工淘汰暂行办法〉的通知》和鄂农银发〔2004〕61号《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2004年机构撤并和富余人员分流工作的实施方案》、襄阳市农业银行以襄农银发〔2003〕201号《关于转发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员工淘汰暂行办法的通知》、农行襄州支行以襄农银发〔2003〕149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员工下岗分流实施方案〉、〈中国农业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和襄农银发〔2004〕192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襄樊市襄阳支行员工下岗分流补充方案〉的通知》等文件为依据，展开全国范围农业银行的市场用工人事制度改革。三、同一时期，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1998]10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等部委以劳社部[1998]8号《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管理和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应与已离开劳动岗位，但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协商签订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并藉此变更劳动合同，替代劳动合同中的相关内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对协商不一致、又不愿进入中心的，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由此可见，赵磊与农行襄州支行之间的纠纷不是单纯的履行双方劳动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由于有国家金融政策的介入，双方之间的纠纷已经超出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范畴。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结合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农行襄州支行将赵磊纳入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其下岗分流，并非作为独立用人单位主体的农行襄州支行自主发起的企业改制行为，其肇因在于有别于独立用人单位农行襄州支行之外的各上级主管农业银行的政策性指令，具有浓烈的行政强制性，是国有商业银行从总行、省行、市行根据国家金融政策自上而下进行宏观调控产生的历史遗留劳动问题，属于中央所属企业用工制度改革的特殊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1号）第三条意见，要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及国家的方针政策处理。故，双方由此发生的争议，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赵磊的主张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赵磊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退还赵磊；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焦静平
审判员 黄 鹂
审判员 何小玲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付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