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民终8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政良，男，196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云，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伊兴民，男，1972年2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万学，辽宁瑾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铁军，辽宁岭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香，女，1968年5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庄河市。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男，196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系个体业主，住庄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政良因与被上诉人伊兴民、张秀香、原审第三人史德孝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6）辽0283民初4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政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云、被上诉人伊兴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万学、被上诉人张秀香及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政良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委托收购和加工的定作物所有权按法律规定应为上诉人所有。案涉标的物的定作物是由上诉人委托第三人史德孝收购和加工的，收购海参的钱都是由上诉人支付的，所以案涉海参的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二、被上诉人伊兴民与第三人史德孝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伊兴民与第三人史德孝之间唯一存在的关系是高利贷，而且被上诉人伊兴民为了向第三人史德孝追债不惜触犯刑法。为了获得非法高利先是被上诉人伊兴民串通王永前胁迫史德孝出具600万元虚假借条，后伊兴民指使王永前非法拘禁第三人史德孝。所以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是伊兴民抢夺上诉人存放在史德孝石棉瓦厂冷库的海参，上诉人也因此向公安机关报警海参被抢；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拉走的海参与上诉人存放的海参不是同一批海参显属荒谬，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整个案情看，以史德孝当时的经济实力不可能有两批不同的海参存在，因为史德孝当时根本没有钱收购海参；四、在诉讼阶段，被上诉人伊兴民没有向法庭提供法律意义上的有效文书证明史德孝尚欠伊兴民的钱；五、通过诉讼上诉人得知，伊兴民将所得财产均转在张秀香名下，二者以夫妻名义生活，但不能办理结婚证，这显然是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所以要求张秀香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在本案中属于权利竞合，上诉人有权选择何种诉讼；七、本案起源于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4）甘刑初字第604号刑事判决，从刑事卷宗的材料看，本案海参只有上诉人存放在石棉瓦冷库里的一批，不存在伊兴民也在石棉瓦冷库存放海参的事实；八、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和被上诉人均认可于政良海参的存在，伊兴民关于其存放海参的陈述相互矛盾。史德孝在2013年11月19日庄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询问笔录表明，伊兴民拉走的海参属于强行抢夺他人财产的侵权行为；九、一审判决属于违反法律逻辑和滥用证据规则。从整个刑事和民事审判材料来看，伊兴民拉走的除了海参还有鲍鱼，而伊兴民提交的2013年5月18日收货单上只有海参一种，而鲍鱼价值150万元。入库单只针对海参不针对鲍鱼，显然伊兴民提供的2013年5月26日的入库单系伪造的；十、被上诉人张秀香在2013年12月13日大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讯问笔录中称史德孝在庄河做海参加工的生意，所以上诉人找史德孝收购加工海参符合实际情况，整个过程也符合交易习惯；十一、因为伊兴民是将石棉瓦厂冷库内的海参全部拉走，所以本案应以于政良的入库单数量确认赔偿金额。被上诉人伊兴民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一、于政良与史德孝是朋友关系，而史德孝与保管员崔晓琳等人已涉嫌多起诈骗案件，史德孝等人被起诉上亿元人民币，而他们还合伙来诬陷本人，本人看崔晓琳已婚和不想史德孝夫妻进入监狱而没有追究和举报他们，他们反而无视本人无能和他人及律师串通来戏弄法律，伪造假合同来挑战法律的尊严，本人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就是上告到北京也不能让小人得逞；二、诉讼主体有问题，史德孝和于政良是委托加工关系，而伊兴民与史德孝是买卖关系，所以于政良起诉伊兴民是错误的法律关系；三、于政良本人和史德孝多次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货存放在大连弘洋食品公司冷库内，入库时间为2013年5月26日。而伊兴民是2013年5月18日把货存放在庄河市石棉瓦厂冷库内，二者的时间不同、地点也不同，而于政良、史德孝等人还共同伪造假合同来诬陷以性命，可见此二人用心歹毒，戏弄法律的尊严；四、于政良和史德孝是借贷关系，共同伪造加工合同，收货记录和加工过程，付款时间和款项纯属拼凑，没有一样吻合全是漏洞，可见这不是事实，而是伪造；五、伊兴民不应是本案一审的被告，上诉人起诉主体错误。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无论是委托加工合同还是承揽合同，于政良的加工海参相对人是史德孝而不是伊兴民。伊兴民从史德孝处买的海参，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伊兴民与于政良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起诉主体错误；六、上诉人系虚假诉讼。其主张多处矛盾，漏洞百出。上诉人的诉状与一审当庭陈述全然不同转账数额系拼凑，根本不是350万元。先是口头，然后转账，数额比较大，分若干比，不合常理。八张收购单合计58022.5而不是52408斤，明显上诉人是拼凑的。入库单5月26日，史德孝给签字，货是5月18日入库，证明史德孝也签字了，证明伊兴民拉走的货与于政良起诉的不是一批货。对于上诉人，委托的是史德孝加工海参，海参没有了，最恨的应是史德孝，合同的相对方也是史德孝，但是一审中上诉人却是放弃了对史德孝的赔偿请求权。明显是二人串通。被上诉人张秀香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同意伊兴民代理律师的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史德孝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伊兴民代理律师所反驳的，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伊兴民的代理人在2015年4月17日的庭审中所讲的弘洋水产拉到史德孝的石棉瓦冷库，所以冷库只有一个，海参只有一批。无论从刑事案件询问笔录还是民事案件的陈述，证明案涉海参只有一批，是上诉人的。史德孝在刑事案件讯问笔录中特意强调海参是于政良的，鲍鱼是沈阳客户的，上诉人的陈述与史德孝的陈述一致没有矛盾，而伊兴民与张秀香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无法证明史德孝已经没有钱还高利贷却还购买海参进行加工，史德孝被伊兴民和张桂香限制人身自由，客观证明史德孝已经没有钱购买海参。案涉海参活体的购买资金是于政良的，捞到活体进行初步验货也是于政良的，第二次验货加工也是于政良的，即从加工的资金到最后的入库单之前的验货均证明案涉海参是上诉人于政良的。于政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伊兴民、张秀香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5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4月28日，原告于政良与第三人史德孝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合同约定第三人史德孝为原告于政良来料加工盐渍海参，收购活海参单价65元/斤，市价350万元（含加工费）。2013年5月26日，第三人史德孝公司保管员崔晓琳为原告出具入库单一张，其中载明海参数量3500斤，单价1070元，总价款3745000元。2013年1月至5月期间，原告于政良与其妻子陈晓凡陆续向第三人史德孝及其妻子陈立艳汇款358万元。2013年5月8日，第三人史德孝为原告于政良出具一张金额为350万元的收条一张，并载明该款系加工海参款。2013年7月29日，被告伊兴民在第三人史德孝未在场的情况下将存放在第三人史德孝所有的庄河市石棉瓦厂冷库内的海参拉走。另查，第三人史德孝曾在载明日期为2013年5月18日，内容为”存放在石棉瓦厂海参（盐渍参45箱×60斤）=2700斤”的收条上签字确认。2013年3月28日、6月2日，被告伊兴民分别向第三人史德孝汇款100万元、45万元。2012年12月21日，第三人史德孝曾为被告伊兴民出具过一张载明欠款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一张，后该张借条由被告伊兴民在下方注明”此借款已抵顶海参、鲍鱼款，此条作废”。再查，被告伊兴民与第三人史德孝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往来。2015年3月17日，被告伊兴民曾因向第三人史德孝索要借款而将史德孝非法拘禁，被告伊兴民因而被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在该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第三人史德孝陈述的被告伊兴民抢走海参一节，因不属于该刑事案件的调整范围，故不予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的财产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于政良诉称，被告伊兴民在第三人史德孝和原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将其存放在史德孝冷库内的海参拉走，造成其损失350万元。但因盐渍海参系种类物，并不具有特定性，原告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委托第三人史德孝加工盐渍海参并入库保管的事实，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伊兴民拉走的该批海参就属于2013年5月26日入库单载明属于被上诉人于政良所有的海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于政良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伊兴民存在侵权的事实，且第三人史德孝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自认的内容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于政良对被告伊兴民、张秀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原告于政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4月28日，上诉人于政良与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签订《委托加工合同》。约定：原审第三人史德孝为上诉人于政良来料加工盐渍海参。收购活海参65元/斤，含加工费350万元（市价）。2013年1至5月期间，上诉人于政良与其妻子陈晓凡陆续向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及其妻子陈立艳汇款358万元。2015年5月8日，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向上诉人于政良出具收条，载明：收到于政良交给你海参款合计350万元整。2013年5月26日，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公司的保管员崔晓琳为上诉人于政良出具入库单一张，载明：海参数量3500斤，单价1070元。2013年7月29日，被上诉人伊兴民在原审第三人史德孝未在场的情况下将存放在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石棉瓦厂冷库内的海参拉走。2013年11月19日原审第三人史德孝以被上诉人伊兴民指使王永前、郭玺拘禁绑架为由向庄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报案。其中原审第三人史德孝报案时陈述：2013年7月，被上诉人伊兴民带着五、六个人到石棉瓦厂库房，把弘扬公司替沈阳客户王少博来料加工12000斤即食鲍鱼（价值150万元），和替大连客户于政良来料加工的3000多斤盐渍海参（海参350万元）都强行拉走了，并不让值班的梁全恩打电话。2013年12月25日在大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讯问过程中，被上诉人伊兴民在回答”你为何将史德孝的海参、鲍鱼拉走？”时，答：”史德孝跟我说这些海参、鲍鱼便宜，想让我拉走然后做成礼包，我同意了，这些海参、鲍鱼我跟史德孝谈的价钱是300万元卖给我，当时史德孝将海参、鲍鱼放在他石棉瓦厂的仓库里，史德孝跟我说他着急要用这个仓库，让我将海参、鲍鱼拉走，完后我就带人将海参、鲍鱼拉倒了黑岛冷库里。拉走时有我、一个司机还有我雇的四个工人，还有史德孝厂子看门的一个人。”在讯问过程中，被上诉人伊兴民否认拉走的海参、鲍鱼用来顶史德孝欠其的债，并主张有买卖海参、鲍鱼的协议，但是提出”我想办法找找就提供给公安机关”。2015年3月17日，因非法拘禁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甘刑初字第60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伊兴民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原审第三人史德孝陈述的被上诉人伊兴民抢走海参一节，因不属于该刑事案件的调整范围，故不予处理。以上事实，有《委托加工合同》、收条、转账凭证、入库单、询问笔录、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刑事判决书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具有证明力。本院认为，依据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向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和被上诉人伊兴民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可以确定案涉的争议标的物为存放在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石棉瓦厂库房内的海参。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3年7月29日，被上诉人伊兴民在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的庄河市石棉瓦厂冷库内的海参的所有权人及价值认定问题。关于案涉海参的所有权人认定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于政良主张案涉的海参归其所有，其理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就上诉人于政良围绕该主张提供的证据，本院做如下评判：一、关于上诉人于政良与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合同不仅记载了加工盐渍海参的加工标的，活参65元/斤、350万元整（市价）含加工费的加工数量，原审第三人史德孝按照上诉人于政良要求包装并储存的加工标准，还明确约定了上诉人于政良一次性支付给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全部加工费的结算方式;二、为证明上述《委托加工合同》的实际履行，上诉人于政良提供了2013年1月至5月间，通过上诉人及其妻子陈晓凡向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及其妻子陈立艳账户内汇款358元的汇款凭证，凭证所记载的款项与《委托加工合同》记载的海参的价款基本吻合；三、虽然《委托加工合同》约定了上诉人于政良提供原料，原审第三人史德孝为上诉人于政良的加工内容，但是该合同对活参价格的约定以及上诉人提供的收购单相结合可以证明上诉人于政良和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证明上诉人于政良与原审第三人史德孝之间系委托收购加工海参关系，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收购加工合同；四、上诉人于政良提供的入库单，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于政良和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履行以上合同后将3500斤盐渍海参存放于石棉瓦厂冷库的事实。被上诉人伊兴民主张其从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处购买2700斤海参，存放在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的仓库。为此被上诉人伊兴民提供了如下证据：一、2013年5月18日有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签名的收条一份，收条内容为：”存放在石棉瓦厂海参（盐渍参45箱×60斤）=2700斤”；二、围绕着2700斤海参购买款项的给付情况，被上诉人伊兴民提供了2013年3月28日和2013年6月2日转给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的款项100万元和45万元。并提供了2012年12月21日有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签名的100万元的借条，在借条下方被上诉人伊兴民签署了”此借款已抵顶海参、鲍鱼款，此条作废”的字样。针对被上诉人伊兴民提供的以上证据，结合上诉人于政良和原审第三人史德孝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伊兴民提出的其有2700斤海参存放在史德孝仓库的主张证据不足。理由如下：一、正如被上诉人伊兴民所述，被上诉人伊兴民与被上诉人张福香虽然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对外声称是夫妻，两人一起放钱。被上诉人张福香在2013年12月13日公安机关的询问中证实原审第三人史德孝让被上诉人伊兴民一起做海参加工生意，伊兴民没有同意的事实；二、即便被上诉人伊兴民提供了购买2700斤海参的款项给付证据，但是前两张汇款凭证已作为另案诉讼的证据提交，最后一张借条的借款也发生在2013年之前。况且三笔款项合计245万元，与伊兴民主张的300万元数额相差甚远；三、2013年12月25日在公安机关的讯问过程中，被上诉人伊兴民对拉走案涉的海参做了如下供述：”史德孝急着用仓库，让我将海参、鲍鱼拉走。这些海参、鲍鱼不是用来顶史德孝欠我的债。我有买卖海参、鲍鱼的协议，等我想办法找找就提供给公安机关”。此番供述表明被上诉人伊兴民主张其与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存在买卖海参、鲍鱼的协议，这与收条记载的内容明显矛盾；四、2013年11月19日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将被上诉人伊兴民于2013年7月强行拉走其石棉瓦厂冷库内海参和鲍鱼的事实向庄河市公安机关刑侦大队报案。其陈述时，清楚地说明了12000斤即食鲍鱼系沈阳客户王少博的，3000多斤海参是大连客户于政良的；五、如若2700斤海参的收条系真实的，其既没有必要采取强行的方式拉走属于自己的海参，在拉走海参之后不将收条返给库房保管元亦不符合常理；六、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原审第三人史德孝与被上诉人伊兴民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伊兴民为了向原审第三人史德孝讨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因此不排除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在收条上签名的可能性。据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伊兴民从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处购买2700斤海参并存放在原审第三人史德孝仓库的事实不能认定。被上诉人伊兴民强行拉走的存放于原审第三人史德孝庄河市石棉瓦厂冷库内的海参的所有权人为上诉人于政良。关于争议海参的价值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于政良提供的入库单记载其委托原审第三人史德孝购买加工海参3500斤。委托合同标明含加工费350万元，被上诉人伊兴民擅自将属于上诉人于政良的海参拉走，理应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故被上诉人伊兴民依法应承担返回350万元海参款的义务。被上诉人张福香并未共同实施对上诉人于政良的财产损害行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于政良的此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伊兴民的上诉主张，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3民初4592号民事判决；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上诉人伊兴民返还上诉人于政良海参款350万元；三、驳回上诉人于政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34800元，由上诉人于政良预交，由被上诉人伊兴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于政良预交，由被上诉人伊兴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姜开伦审判员张劲代理审判员郭志瑞二○一八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唐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