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刑初字第120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某胜，男。因涉嫌行贿，于2013年6月26日经浦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刑事拘留，即日由浦北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同年7月8日经钦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7月10日被依法逮捕，同年12月4日浦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释放。2014年5月16日浦北县人民法院决定对其逮捕，即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浦北县看守所。
辩护人宋友，广西小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浦北县人民检察院以浦检刑诉（2014）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胜犯行贿罪，于2014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浦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宾斌、代理检察员李霖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某胜及其辩护人宋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浦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至2011年期间，在钦州市钦南区征地搬迁第五工作组征收位于钦州市钦南区沙某镇马头庄的龟鳖养殖场过程中，被告人黄某胜向参加征地搬迁的工作人员吴某德（已判决）等人提出帮其提高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的请求，后吴某德伙同第五工作组副组长吴某（已判决）、组长宋某枢（已另案起诉）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非法提高被告人黄某胜龟鳖养殖场的搬迁补偿款。事后，被告人黄某胜为了感谢吴某德、宋某枢、吴某，在钦州市钦南区沙某镇沙某居委会征地拆迁办公室送给上述三人共30万元。
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支持其指控。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某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30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黄某胜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其行贿30万元不是事实；其不习惯看守所的生活，其顶不住压力才交代；要求对其龟鳖养殖场的搬迁损失重新鉴定。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本案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其他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它证据，被告人开庭时否认了其供述。二、被告人交代材料和供述是检察人员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取得的，不能用作定案依据。三、检察机关安排被告人黄某胜供述该30万元是其从个人准备金中拿的。四、被告人没有和吴某德通过电话，没有交谈过。五、被告人黄某胜没有任何的非法获利。六、被告人得到合法补偿84万元，被索贿30万元，不合情理。故该指控没有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1年期间，在钦州市钦南区征地搬迁第五工作组征收位于钦州市钦南区沙某镇马头庄的龟鳖养殖场过程中，被告人黄某胜向参加征地搬迁的工作人员吴某德（已判决）等人提出帮其提高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的请求，后吴某德伙同第五工作组副组长吴某（已判决）、组长宋某枢（已另案起诉）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非法提高被告人黄某胜龟鳖养殖场的搬迁补偿款。事后，被告人黄某胜为了感谢吴某德、宋某枢、吴某，在钦州市钦南区沙某镇沙某居委会征地拆迁办公室送给吴某德、宋某枢、吴某现金人民币3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拘留决定书、拘留证、逮捕决定书、逮捕证、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钦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24日指定黄某胜涉嫌行贿案由浦北县人民检察院管辖，次日立案侦查，6月26日黄某胜被执行刑事拘留，同年7月8日经钦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7月10日被依法逮捕，同年12月4日浦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释放。
2、户籍证明，证明黄某胜于1947年12月13日出生等基本情况，符合行贿罪的主体要件
3、黄某胜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资料，证明黄某胜获得龟鳖场搬迁补偿款合计968241元（其中地上附着物488141元、龟鳖搬迁费480100元，其中12万元按黄某胜要求汇进了沙某居委会账户），其中房屋调查登记表上吴某德、杨某月作为调查人签字；在补偿协议书上吴某德、吴某、杨某月作为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的代表与黄某胜签字。2011年5月20日，龟鳖场搬迁补偿款848241元汇进黄某胜的中国银行账户，6月30日取款30万元。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吴某德于2013年7月7日的自书交代材料及讯问笔录中的证言，证明其在征收黄某胜的龟鳖场过程中，帮黄某胜提高龟鳖搬迁补偿款，黄某胜送给其、宋某枢、吴某每人各10万元的详细情况。
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因河东工业园区项目建设要搬迁黄某胜的五亩左右的龟鳖养殖场，当时其是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的成员，是青苗、拆迁补偿款申请和发放组组长。第五工作组领导宋某枢、吴某安排其负责黄某胜龟鳖养殖场拆迁工作，其多次与黄某胜商谈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工作后，在沙某镇沙某居委会征地办公室里向宋某枢、吴某汇报黄某胜龟鳖养殖场拆迁情况时，宋某枢叫其想办法在黄某胜的龟鳖养殖场增大补偿款出来。后其与黄某胜在沙某居委会征地拆迁办公室商量他的龟鳖养殖场搬拆补偿款金额，其对黄某胜说其还可以为他的龟鳖养殖场增大搬迁补偿款金额。黄某胜说如果提高补偿款给他，他可以给好处费他们。后来其对黄某胜说他的基建部分补偿得43万多元，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得36万元，这些补偿数其已经帮他提高补偿了，其叫黄某胜在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36万元中拿30万元给他们，其中其得10万元，宋某枢得10万元，吴某得10万元，余下6万元归黄某胜所有，另外其还叮嘱黄某胜拆迁补偿款汇到他账户后打电话给其。2011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补偿款到位后，黄某胜电话告诉其钱到位了，其就吩咐黄某胜拿30万元到沙某镇沙某居委会征地拆迁办公室交给其，还特意叮嘱黄某胜要在中午下班后再与其联系，不要在上班时拿钱过来找其，以免被人发现不好。黄某胜说可以，但他又说从银行取这么大笔的款项要提前预约才行，大概过了一天的时间，黄某胜打电话给其说钱已经取出来了，其叫黄某胜拿钱到沙某居委会征拆办公室找其，同时其把情况告诉宋某枢并叫他到沙某居委会征拆办公室。中午1时许，黄某胜来到沙某居委会二楼办公室，他当时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有东西，其叫黄某胜一起进入到沙某居委会西边二楼的征拆工作组领导办公室，当时宋某枢在场，其介绍宋某枢给黄某胜认识，黄某胜便将蛇皮袋放在办公书台上，黄某胜说：“这袋子里面是30万元钱，现在你们只有两个人在场，剩下那人的10万元钱由你们负责转交。”其和宋某枢同意。其打开蛇皮袋一看，里面全是钱，其当着黄某胜的面清点了一下，发现共有30捆钱，每捆1万元，共计30万元，这些钱全是红色的100元面额的。这30万元，宋某枢得10万元，其得10万元，吴某得10万元。其拿了分得的10万元钱，剩下的20万元钱留给宋某枢处理。
2、证人宋某枢（钦北区区委副书记，原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组组长）于2013年8月9日交代材料、讯问笔录中的证言，证明其交代收受黄某胜送给的10万元以及转交10万元给吴某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其于2013年8月9日的自书交代材料，证明其于2010年至2011年在担任钦南区征拆第五工作组长期间，在2010年底征收沙某居委会马头庄黄某胜龟鳖场时，其吩咐吴某德等人与黄某胜协商赔偿事宜。2011年3月份左右，吴某德对其和吴某说，可以对黄某胜龟鳖场提高赔偿款，到时大家都得好处，其和吴某当时表示同意。到了2011年6月份左右的一天中午，吴某德打电话叫其到沙某居委会办公室二楼拿钱，当时黄某胜在场，黄某胜用蛇皮袋装了30万元给他们，其拿了20万元，其中的10万元其转给吴某。
（2）其于2013年8月9日的讯问笔录中的证言，证明2010年下半年钦南区将马头庄生产队征地工作计划安排到其第五组，其中就包括黄某胜的龟鳖场。后来其和吴某决定将黄某胜的龟鳖场的搬迁补偿协商工作交给吴某德副组长去负责、杨某月副组长协助。但黄某胜一直认为他们给的补偿款太低不愿意签字搬迁。直到2011年3月份的一天，吴某德找到其和吴某说可以帮黄某胜龟鳖场提高一些补偿款给他，到时大家都分得一些好处，意思是到时黄某胜会给一些好处费给他们。当时其和吴某都同意，并叫吴某德去找黄某胜办好提高补偿款给他这件事。吴某德在对黄某胜龟鳖场评估时通过扩大基础设施面积和加大龟鳖数量，从而补偿款得到提高，具体提高多少金额其不清楚。
2011年约6月份的一天，吴某德打电话叫其到沙某居委会二楼他们征地组办公室商量工作。后来其便开车到征地组办公室，在第五组征地组办公室里吴某德向其介绍了黄某胜老板，之后黄某胜老板拿出了一个蛇皮袋，并打开蛇皮袋对其和吴某德说这是30万元，他们三个领导每人10万元，并叫他们清点一下。后吴某德负责点钱，点清楚30万元后，黄某胜离开。之后，吴某德说他要10万元，余下20万元中10万元是其所得，另10万元叫其送去给吴某。当时其同意，并用蛇皮袋装好20万元离开。其收到这20万元后便打电话给吴某，吴某说他在子材东大街清华同方工厂路边，后其便开车过去与他见面，并将黄某胜送给他的10万元转交给他。
其是第五工作组组长、吴某是常务副组长，负责审核补偿款的支出和征地工作的推进，如果其和吴某不同意提高补偿款给黄某胜，吴某德肯定做不出来，所以吴某德便事前征求其意见，其和吴某同意后，吴某德做的材料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他们签字后黄某胜便能得到补偿款了。这也是黄某胜送钱给他们三人的原因，如果他们不提高补偿款给他，他肯定得不到这么多好处。
3、证人吴某于2013年7月28日、8月5日、8月19日的讯问笔录中的证言及自书交代材料，证明其供述收受由宋某枢转交的龟鳖场老板黄某胜送的10万元的详细经过。
2010年下半年，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搬迁位于沙某镇沙某居委会马头庄村黄某胜龟鳖养殖场用于建设河东工业园工业用地，在黄某胜龟鳖场搬迁过程中，宋某枢书记指示其要多关照黄某胜龟鳖场搬迁。于是其就对负责黄某胜龟鳖场征拆的工作人员讲根据宋某枢书记的指示，对黄老板（黄某胜）的龟鳖场搬迁要多关照，提高黄某胜龟鳖场搬迁的补偿款。最后黄某胜龟鳖场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
在2011年5月或6月的某一天，宋某枢打电话叫其到子材东大街清华同方工厂对面的路边。其挂了电话就开着小车到子材东大街清华同方工厂对面的路边，其看见宋某枢的小车停在路边，其停好车下车，宋某枢见到其后，宋某枢就拿着一个蛇皮袋（装肥料的那种蛇皮袋，颜色记不起来了）走到其车旁并拉开车门把蛇皮袋放到其小车后排座后对其说：“这是黄某胜老板叫我转交给你的感谢费10万元，你收下吧”。宋某枢讲完这话后其没说什么，宋某枢就开车离开后，其也开车离开了。后来其打开蛇皮袋，发现里边装着钱，经清点，蛇皮袋里有十叠钱，每叠一万元，共有10万元人民币，都是红色面额一百元的人民币。
宋某枢对其说要关照黄某胜龟鳖场搬迁后，其对负责黄某胜龟鳖场搬迁的工作人员吴某德或杨某月（具体其是和吴某德或杨某月讲的其记不起来了）传达宋某枢指示，要关照黄某胜的龟鳖场搬迁。后来通过增大黄某胜龟鳖场的龟鳖数量，帮黄某胜增大龟鳖场搬迁补偿款数额。具体如何增大其不是很清楚，因为是吴某德、杨某月具体操作的。
黄某胜龟鳖场搬迁是由吴某德、杨某月负责，其中吴某德是钦南区第五征地拆迁工作组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发放小组组长，杨某月是钦南区第五征地拆迁工作组新丁、马头庄拆迁小组的组长。黄某胜的龟鳖场位于马头庄，黄某胜的龟鳖场搬迁工作杨某月要参加，且黄某胜的龟鳖场搬迁涉及到拆迁补偿款，因此吴某德也要参加。吴某德、杨某月互相配合才能做好黄某胜龟鳖场搬迁补偿工作。
因为当时其任钦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的副组长，其要求杨某月提高黄某胜龟鳖养殖场的拆迁补偿金额，在其关照和帮助下黄某胜龟鳖养殖场的拆迁补偿款得到提高，黄某胜为了感谢其帮忙，所以他送给其10万元人民币。
4、证人罗某杰、陆某光、阮某鹏（钦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他们没有对黄某胜的龟鳖场进行现场清点龟鳖数量，都是估算出来的，实际数量没有那么多。龟鳖的市场参考价是咨询钦州市龟鳖协会等相关团体的人员得来的，估算价不够准确。杨某月、吴某德联系其站对黄某胜龟鳖场搬迁的龟鳖价值进行评估。
（三）被告人的供述
被告人黄某胜于2013年7月6日、7日、8日、11日、12月3日、4日的自书交代材料及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证明其多次供述为感谢吴某德、宋某枢、吴某帮其提高龟鳖场搬迁补偿，送给三人每人各10万元的情况。
2010年下半年或2011年上半年，钦南区征地拆迁组要征收其马头庄的龟鳖场，因为其养的黄沙鳖当时每只约重2斤半，其为了想得多点拆迁补偿款，其仿照其相邻的养殖场的钟某明、沈某月的做法，事先放了一些六七斤重的珍珠鳖放入养黄沙鳖的池塘里。后其和吴某德在沙某镇政府楼底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商量补偿款的问题，其对吴某德说想要多点补偿款，吴某德答应帮其提高补偿款，其表示事成之后会感谢吴某德等人。当时其同意送给拆迁工作组的领导30万元，吴某德还对其说，这30万元中除了其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领导有份，每人10万元。后在中某评估公司校对补偿款时，杨某月和其商量又提高了5万元补偿款，当时其看到其基建补偿款部分是43万元，龟鳖搬迁补偿款是36万元，通过杨某月又在基建补偿部分加大5万元后，就变成48万元。2011年5月份左右，杨某月告诉其补偿款到账了。后来其在电话里告诉吴某德补偿款到帐了，吴某德对其说按原来约定的拿钱到沙某村委拆迁工作办公室给他，但要在中午下班人少的时候才可以拿过去。当时其约好第三天再拿钱给吴某德。到了第三天，其就用蛇皮袋装了30万元现金到沙某村委拆迁工作办公室给吴某德，当时吴某德介绍其认识了宋某枢，其把钱放在台面上，吴某德当着其的面数了钱，确定是30万元后，其就离开了。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某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30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行贿罪，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胜犯行贿罪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某胜没有行贿30万元的事实，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被告人黄某胜在侦查阶段（2013年7月6日、7日、8日、11日、12日3日、4日）的自书交代材料及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与证人吴某德在侦查阶段（2013年7月7日）的自书交代材料及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宋某枢（2013年8月9日）、吴某（2013年7月28日、8月5日、8月19日）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黄某胜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资料、银行账户流水清单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黄某胜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请求吴某德等人帮助提高其龟鳖养殖场拆迁的补偿费，事成之后，给予了吴某德、宋某枢、吴某人民币共30万元。因此，上述情况表明，被告人黄某胜庭审中的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不足以采信。而被告人黄某胜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足以采信被告人黄某胜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故该无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办案机关取得被告人黄某胜的供述和自书交代材料是其不习惯看守所的生活，其顶不住压力才交代，是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取得，侦查机关收集上述材料，程序不合法，不能用作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的供述，依法应当予以排除。被告人黄某胜所称其不习惯看守所的生活，其顶不住压力才交代的情况，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辩护人提出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取得的口供材料的辩护意见，没有证据支持。另查明，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的自书材料及供述，是被告人黄某胜于2013年7月6日亲笔书写以及2013年7月6日、7日、8日的自愿、稳定的供述。在上述材料中，黄某胜交代了其为了感谢吴某德等人提高其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的帮助，送给吴某德、宋某枢、吴某人民币共30万元的事实。且相关内容与证人吴某德、宋某枢、吴某在侦查阶段的陈述及相关书证能够相互印证，足以确认其书写内容的真实性。综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该项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提出对其龟鳖养殖场的搬迁损失重新鉴定的意见。经查，被告人的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确定之后，其龟鳖养殖场已不复存在，且被告人提交的《黄某胜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缺漏或不足项目》的材料是被告人被侦查结束后才自己写的，而且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同时，在案的证人吴某德、宋某枢、吴某的证言均证实其帮助提高了黄某胜龟鳖养殖场的搬迁补偿款，足以证实黄某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故对黄某胜的龟鳖养殖场的搬迁损失重新鉴定没有必要，不予重新鉴定。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黄某胜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已羁押的161日已扣减，即自2014年5月16日起至2020年12月4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吕耀光
审 判 员 韦海澄
人民陪审员 余艳华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冯春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