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9民终1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又名刘某2），男，195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遂宁市船山区永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又名刘安治），男，195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涛，遂宁市船山区司法局育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女，195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5，女，196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刘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0903民初2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被上诉人刘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某4、刘某5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0903民初270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某3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刘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让上诉人利益受到损害。事实是上诉人父母刘某与廖某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分别为刘某4、刘某3、刘某2和刘某5。最先刘某夫妇居住于原遂宁县民主三街，1958年刘某单位遂宁县煤建公司为了安置本单位职工，在城河边街公房租赁住房，房门号为米市街城河边街18号，1980年上诉人接父亲刘某的班进入煤建公司工作，父亲退休后父母搬到居住，一直至1982年父亲去去世、1990年母亲去世。1988年6月29日上诉人取得了米市街城河边街的租赁权，一直到2010年4月29日，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拆迁时止。2.原审法院枉法裁判，致上诉人损失船山区核桃湾村农贸市场住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八条及民法相关规定，该房屋不在继承范围内，即便在继承范围内也丧失了自己的权利期限。
刘某3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维持原判。
刘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与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其所产生权利即位于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1-4-6-1号安置房由原、被告共同所有，房屋补差价款138000元由原、被告依据各自实际所有的产权面积承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与廖某系夫妻关系，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刘某4、刘某3、刘某1、刘某5。刘某1与何福昌系夫妻关系。刘某1与何某于××××年××月××日生育一子取名为刘某6。刘某1、何某、刘某6登记户籍所在地为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城河边街18号。刘某、廖某1954年在遂宁县城河街6号居住，1957年，政府为改善城市面貌和居民居住条件，将其所居住草房拆除，搬入米市街城河边街21号（现遂宁市城河边街18号）公房内居住，每年以户主刘某名义向房屋管理部门交纳租金。1983年左右，刘某、廖某、原告刘某3均搬离该房屋，被告刘某1在该房屋居住。刘某于1983年去世，廖某于1990年去世。1988年6月29日，被告刘某1取得该房屋的租赁权。同日，遂宁市房地产管理所向被告刘某1颁发了《公房租用证》。该《公房租用证》载明承租人为刘某1、常住人口为6人、房屋起用日期为1966年4月1日等基本信息。
2010年4月27日，原告刘某3和被告刘某1签订《房产分割协议》，主要约定：原遂宁市房屋拆除后，经遂宁市房管局按市委、市政府关于草房户精神协调开发商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就地还房约72㎡，由刘某、廖某四个子女刘某4、刘某3、刘某1、刘某5各18㎡。该协议签字即生效。
2010年4月29日，被告刘某1与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就该房屋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拆迁房屋面积为37.62㎡，搬迁时间为2010年4月29日前，拆迁安置位于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面积为71.17㎡）和1-4-6-1号（面积为63.30㎡）住宅两套，建筑面积134.47㎡（安置房最终产权面积以市房屋产权管理部门核定为准，双方据实找补），房屋补差197326元，搬家费250元，过渡费2700元，临时安置一次性补助800元。时任市房管局局长雷家贵在该协议上签字，内容为“该房屋原草房户刘某所有，市房管局同意按照当时草房户政策落实。同时同意其子刘某1与辰基公司代签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同日，被告刘某1作为乙方与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就该房屋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就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原21号）原草房户刘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一致，现就未尽事宜达成补充协议，主要内容：1.乙方不领取各种补偿补助及一年半的过渡费，用以冲抵超安房屋的部分房款；2.乙方位于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面积为71.17㎡）和1-4-6-1号（面积为63.30㎡）住宅两套，合计安还面积134.47㎡，超安面积的房款，乙方除用各种补偿补助及一年半的过渡费冲抵外，再向甲方支付房款138000元，其它再不向甲方支付任何房款，交房时乙方向甲方交付房款；3.对于安还房屋的产权和国土使用权证的办理，乙方必须与房管局了清一切草房户手续后，由房管局出具相关手续，由甲、乙双方及房管局协助办理，办证费用各负其责。因本案在审理中，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未将位于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面积为71.17㎡）和1-4-6-1号（面积为63.30㎡）住宅两套交付被告刘某1使用。被告刘某1也未向支付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支付补差房款138000元。
2010年5月5日，刘某5出具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遂宁市刘某的私有草房被城关镇拆除后，由原房管所建成瓦房还给刘某约28平方米，后自建20平方米，合计约48平方米。现因核桃湾市场升级改造即将拆迁，经遂宁市房管局按市委、市政府关于草房户文件精神协调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就地还房约72平方米。刘某5获得18平方米，刘某5赠送刘某39平方米、赠送刘某19平方米。2010年5月10日，原告刘某4出具声明一份，主要内容为：经市房管局按照遂宁市委、市政府关于草房户文件精神协调开发商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安还草房户刘某位于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两套住房，面积为134.47平方米，本人自愿放弃四分之一的继承权，赠送给刘某250%，刘某150%。
2001年12月20日，遂宁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原草房户现居住公房出售有关问题的批复》（遂府函〔2001〕91号），该批复主要内容：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现有的房改政策，同意将原草房户居住的公房出售给本人；对草房户现居住的瓦平房，按93年的平房平均出售价出售。
2009年12月21日，遂宁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市规划局和建设局出具《关于对刘某1要求落实五十年代已拆迁草房产权的回复》，主要内容：一、刘某1父母刘某、廖某1954年在遂宁县居住，常住人口5人。经调查，全家居住草木结构房3间，面积约40余平方米。1957年，当时政府为了改善城市面貌和居住条件，将其所居住的草房拆除，搬入米市街城河边街21号公房内居住至今，属实；二、依据相关政策和认定草房户的三个条件，我局认为：可按“草房户”对待，将现住直接管公房出售给承祖人。鉴于该房屋所在地正在进行裙房卡口拆迁，按照拆迁管理法律法规，对正在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是不能发生产权转移的。建议待刘某1所承租公房拆迁安置后，再按市政府遂府发〔2001〕91号文中的价格，落实其所有权。遂宁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落实原城河边街“草房户”历史遗留问题的批复》（遂市国资函〔2017〕27号），该批复主要内容：按照市政府2004年第二十七期议事纪要和市政府《关于原草房户现居住公房出售有关问题的批复》（遂府函〔2001〕91号）规定，同意对原核桃湾片区按照相关政策进行处理时，该片区18号、24号没有及时完善相关的购买手续，在2010年研究将该两户按照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在拆迁安置后在落实其产权的实际情况。该批复同意原18号、24号“草房户”按照市政府2004年第二十七期议事纪要和遂府函〔2001〕91号的指导价格执行，所缴纳的费用缴入市国资委下属兴业公司账户。2017年3月31日，遂宁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对国资委发出缴费通知，通知主要内容：对原草房户刘某居住的平瓦房，按93年的平房平均价格出售的精神,该草房户经产权管理部门核准的面积为37.62㎡计算，应补交金额为5643元。同日，原告刘某3通过中国银行遂宁分行营业部向遂宁市兴业资产经营公司转款5643元，用途为购房款。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遗产。公民有继承遗产的权利，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中，刘某、廖某死亡后的遗产均未分配，关于被继承人的遗产即包括刘某、廖某二人的遗产。除涉案房屋外，原、被告均认可刘某、廖某无其他遗产可供分配。经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遂宁市城河边街18号房屋的性质。原告主张该房屋系其父母原居住的草木房拆除后，政府分配的公房，按照当时的政策，位于遂宁市城河边街18号住房应当属于刘某所有，其拆迁安置后房屋应属于遗产,并提供公租房缴纳租金收据（注明户主为刘某）、遂市国资函〔2017〕27号、缴费通知、中国银行现金缴款单、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主张该房屋在拆迁前仍是属于国家的公房，并非个人财产,不能作为遗产处理，被告享有的安置待遇是社会进步带来的特殊关照，被告刘某1提供了其于1988年取得该房屋租赁权的公租证予以证明该房屋系公房。遂宁市房屋来源来看，原、被告父母刘某、廖某1954年在原遂宁县城河街6号居住。1957年为了改善城市面貌和居住条件，将其所居住草房拆除，搬入了米市街城河边街21号公房（现遂宁市城河边街18号）居住。每年以刘某名义向房管部门缴纳租金。在1983年左右，刘某去世，仍然以刘某名义缴纳租金。被告刘某1在1988年取得该房屋租赁权，但是被告刘某1未取得该房屋产权证等权属证明。故遂宁市城河边街18号房屋一直是公房的事实，予以确认。
争议焦点二：关于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面积为71.17㎡）和1-4-6-1号（面积为63.30㎡）住宅两套是否可作为遗产分配以及如何分配。本案中，原遂宁市城河边街18号房屋虽然系公房，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该房来源于拆除了刘某、廖某1954年在原遂宁县城河街6号房屋，该房最先租用户主系刘某，后来因刘某去世以及被告刘某1在该公房居住等事实，将该公房租用户主登记在被告刘某1名下，该房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并且为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遂宁市政府、遂宁市房管局同意将原草房户出售给承租人，并且待公租房在拆迁安置后，再按政策落实产权问题。原告刘某3于2017年3月31日向遂宁市国资委下属的遂宁市兴业资产经营公司缴纳原遂宁市房屋的购房款。2010年，因城市升级改造需要拆除裙房卡口，被告刘某1和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补充协议》，约定将原遂宁市房屋（核准面积37.62㎡）交予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拆除，并约定安还位于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面积为71.17㎡）和1-4-6-1号（面积为63.30㎡）住宅两套，合计面积134.47㎡，补差款138000元。故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两套房屋是由1954年刘某、廖某居住房屋几经拆除、租用、拆迁等演变而来，应当作为刘某、廖某的遗产进行继承。刘某、廖某夫妻共生育四个子女，其中刘某5、刘某4在本案审理中追加为原告，但是在开庭时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结合原告刘某3出示的刘某5、刘某4关于房屋处理的声明，可以认定刘某4、刘某5放弃继承其父母遗产的真实意思。故认为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面积为71.17㎡）和1-4-6-1号（面积为63.30㎡）住房应当由原告刘某3和被告刘某1共同继承。原告刘某3自愿继承1-4-6-1号（面积为63.30㎡）属于意思自治，予以准许。关于房屋补差款138000元由原告刘某3和被告刘某1按照各自居住房屋面积向案外人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进行结算。关于原告刘某3向遂宁市兴业资产经营公司转购买遂宁市公租房款项5643元，因原告并未主张，不作处理。
争议焦点三：本案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被告辩称原告父母去世超过20年，同时原告刘某3在起诉状称2010年已经知道房屋被拆迁，直到2016年才向法院起诉，原告刘某3已经失去了胜诉权。原告刘某3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认为原、被告于2010年4月27日签订了《房产分割协议》，当时纠纷并未发生，直到2016年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要求原、被告接房时，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要求原、被告签订协议书，被告刘某1不愿意签订，原告刘某3才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原告主张理由成立，予以采信，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刘某3权利应当予以保护，被告刘某1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一、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房屋归原告刘某3所有；二、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房屋归被告刘某1所有；三、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的1-4-6-1号（面积为63.30㎡）房屋和遂宁市船山区㎡）房屋的房屋差价款138000元由原告刘某3负担64961.70元，由被告刘某1负担73038.30元。案件受理费3060元，由被告刘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刘安治等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供的现住公房情况说明，被上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该证据证明的是刘某4位于的公房，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交的遂住房〔2017〕6号文件、市政府2004年第二十七期会议纪要证明对当时的城河边18号、24号两处房屋历史遗留的批复、请示，本院认为该证据是真实、合法的，也能证明案涉房屋是历史遗留问题，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1998年街长、人大代表等人出具的证明、《要求落实房屋产权的申报》，本院认为这两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房屋是否系公租房屋；二是遂宁市船山区㎡）和1-4-6-1号（面积为63.30㎡）住宅两套应否进行分配；三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从公租房缴纳租金收据、遂府函〔2001〕91号批复、遂市国资函〔2017〕27号批复、缴费通知、非税收入通用票据、中国银行现金缴款单、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等相关证据可知，上诉人和三被上诉人父母刘某、廖某居住的原遂宁县城河街6号草房因1957年改善城市面貌和居住条件被拆除，后刘某、廖某搬入了原遂宁市米市街城河边街21号公房（现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居住，每年均以刘某名义向房管部门缴纳了租金。上诉人刘某1虽提供了1988年取得的承租人为刘某1的公房租用证，但因该公房租用证载明常住人口为6人、租房起用日期1966年4月1日，而实际当时刘某1家庭人口为3人，1966年时刘某1系未成年人，且上诉人刘某1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其他证明案涉房屋系其个人承租的证据，故该公房租用证不能充分证明刘某1系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的承租人。综上，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房屋应系户主为刘某的家庭公租房。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原遂宁市房屋虽然系公租房，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该房来源于拆除了刘某、廖某1954年原遂宁县城河街6号房屋而重新安排的公租房，户主仍为刘某。其次，原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房屋虽以户主刘某1于1988年登记，但公房租用证载明的常住人口和租房起用日期显示该公租房不属刘某1个人租用。再次，因遂宁市政府、遂宁市房管局同意将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公租房出售给原草房户的承租人刘某，并同意待公租房拆迁安置后，再按政策落实产权问题。且刘某3已于2017年3月31日持遂宁市住房建设和房屋管理局向遂宁市国资委出具的《缴费通知》向遂宁市国资委下属的遂宁市兴业资产经营公司缴纳了原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房屋的购房款5643元，故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房屋现已以刘某之名予以了购买。最后，从刘某1、刘某3、刘某5、刘某4于2010年4月签订了房屋分割协议对房屋进行平均分割以及刘某5和刘某4分别于2010年5月作出的书面申明可知，刘某1、刘某3已将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房作为了刘某遗产进行了分割。并且刘某1和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有时任遂宁市房管局局长雷家贵在该协议上签字证明案涉两套房屋是刘某所有的草房按政策落实的结果，安置协议是刘某1作为儿子代为签订的。综上，遂宁市城区城河边街18号房屋因拆迁而安置的遂宁市船山区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和1-4-6-1号两套住宅房屋应当作为为刘某、廖某的遗产进行分配。因刘某、廖某夫妻共生育四个子女，虽然刘某5、刘某4在开庭时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结合刘某5、刘某4关于房屋处理的声明和对刘某4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刘某4、刘某5放弃继承其父母刘某、廖某遗产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遂宁市船山区核桃湾农贸市场综合楼1-2-6-3号（面积为71.17㎡）和1-4-6-1号（面积为63.30㎡）住房应当由刘某3和刘某1共同分配。刘某3自愿分配1-4-6-1号（面积为63.30㎡）符合意思自治原则，本院予以准许。关于房屋补差款138000元，一审法院尊重历史，根据客观事实判决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73038.30元，被上诉人刘某3负担64961.70元，并分别向案外人四川辰基置业有限公司进行结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的父母去世虽已超过20年，且被上诉人刘某3于2010年已经知道房屋被拆迁，但上诉人刘某1和被上诉人刘某3于2010年4月27日签订了《房产分割协议》，当时双方在协商处理，纠纷并未发生，直到2016年上诉人刘某1和被上诉人刘某3因接房之事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发生纠纷，被上诉人刘某3于当年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上诉人刘某1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与本案查证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被上诉人刘某3向遂宁市兴业资产经营公司缴纳的购买遂宁市公租房款项5643元，因被上诉人刘某3未主张，一审判决不作处理正确。
综上所述，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6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红梅
审判员 唐克洪
审判员 郑 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秀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