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11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建宝，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现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应辉，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云，女，197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建宝因与被上诉人孙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2民初5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建宝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云的一审诉请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孙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孙云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系主体不适格，请求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孙云主张其690000元债权系从章鑫向范正东的借款转化而来，而章鑫的借款协议中，债权人为范正东，无论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其相对的另一方均为范正东，孙云只是根据范正东的指示代转或代收款项。孙云不可能因为代收或代转了款项，就当然具有了债权人的身份，这与法理不通。根据前述事实和理由，由于担保人还款1400000元，范正东承认与武建宝无债权债务关系，则本案中范正东不是武建宝的债权人，孙云所称的享有对武建宝的债权没有来源。基础的借贷事实不存在，孙云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结合本案来看，孙云并未提供其于2013年3月15日向武建宝支付690000元借款的证据，故其对其本人与武建宝之间是否客观存在借贷关系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孙云又称其债权是从2012年4月23日范正东出借给章鑫的2000000元借款转化而来，因章鑫借款的债权人是范正东，债务人是章鑫，借款金额是1680000元（借款协议上载明是2000000元，另外320000元现金支付，但实际支付借款为1680000元，范正东按照月8%的标准预扣了二个月的利息320000元，孙云并未提供章鑫收到现金支付的320000元的证据，实际借款金额为1680000元）。孙云应举证证明以下几个问题：(1)这笔借款的债权人如何从范正东变更成孙云？(2)债务人如何从章鑫变更成武建宝？(3)借款金额如何从1680000元变更成690000元？对于(1)，孙云称其与范正东是夫妻关系，其有权主张夫妻共同债权，一审判决遂认定“因本案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借款发生在孙云与范正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孙云与范正东的夫妻共同债权”。对此，武建宝认为，一审判决将离婚纠纷中对共同债权的认定方法，错误的适用到了民间借贷纠纷中。即便本债权客观存在，属于范正东和孙云夫妻共同债权，但这仅是对于其夫妻内部而言。对于外部的债务人来说，借款合同亦属于合同的一种，而合同具有相对性，其债权人只能是原借款条据上所载明的出借人。虽然孙云提供了所谓承诺，但仅能说明范正东授权孙云代其主张债权，但并未使孙云成为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债权人，也即如果该债权客观存在，对外孙云可以作为代理人以范正东的名义催要，但孙云并非实质上的债权人。即便孙云将上述承诺理解为债权的转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即债权转让应履行通知程序。本案中，原债权人范正东并未履行通知程序，即便债务真实，该转让也对债务人武建宝不发生效力。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该债权为范正东和孙云的夫妻共同债权，那么也应当由范正东和孙云共同行使，二人应当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原告共同起诉，孙云一人单独起诉等同于处分了范正东的权利，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对于(2)，章鑫是原借款的债务人，武建宝与郑某和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担保人。孙云在起诉状中称，自2012年10月23日，武建宝即与孙云沟通该笔借款由其继续使用，那么按照孙云的说法，武建宝使用借款的时间应当是2012年10月23日，则借条应当在2012年10月23日出具，而不是2013年3月15日出具。同理，章鑫委托武建宝还款的时间也应为2012年10月23日前后方为合理，因为，只有章鑫还了款，武建宝才能与债权人协商其继续使用此款，但对此，孙云也未能给予合理的说明。另一方面，武建宝继续使用该借款，是如何使用法：是章鑫已将尚欠的全部借款本息交由武建宝归还，而武建宝只归还了部分款项，使用下欠款项呢，还是章鑫并未归还借款本息，上述债务转移给武建宝承担呢？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孙云应提供章鑫将尚欠借款本息已交给武建宝的证据予以证明，而本案中，孙云只提供了武建宝转给其1400000元的银行凭证，对于章鑫是否向武建宝交付借款本息并未举证；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等于是债务的转移，而债务转移首先应取得债权人即范正东的书面同意，其次应由双方对账结算的凭证，否则690000元的债务如何确定？而且这种情况实际上等于免除了另外两个担保人郑某和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责任，则应当由范正东、武建宝、郑某、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协商达成书面一致，方能成立并生效。对于(3)，无论是第一笔的168万债权，还是“转化后”的690000元“债权”，都是有零有整，那么这些借款金额如何形成，孙云应当举证证明，对于1680000元，因为有转账记录相对应一致，故应当予以认定。而对于“转化后”的690000元，如何得出，孙云并未给予合理的说明及举证。孙云在起诉状中称，借款期限届满后章鑫委托武建宝代为还款，那么还了多少，是全部归还，还是部分还款？下欠多少？均未说明及举证。《孙云与郑某谈话文字记录》第一页最后一行有载“郑：你这个是本金还是包括利息？”，第二页“孙：这都是本金”。可以判断孙云主张的690000元基本上为本金，那么168万元-140万元—28万元，如何得出690000元呢？综上，孙云仅凭一张借条，无取款记录，银行转账等其他凭证进行佐证，无法证明该笔借款实际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判决在孙云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对于以上(1)、(2)、(3)三个方面均未予查清的情况下，仅以“孙云持武建宝出具的借条向武建宝主张债权”、“武建宝对孙云在庭审中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借款人为章鑫的借条的复印件真实性不持异议”直接认定范正东实际向章鑫出借2000000元以及武建宝出具借条时实际收到孙云6900**元借款的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以主观推论替代了孙云的举证责任，且该推论缺少事实基础。孙云所持690000元借条确系武建宝所出具，但该借条并非出具给孙云，而是出具给郑某的。否则，以孙云专业借贷人的身份，不可能在借条中不要求写明出借人姓名、借款期限及利息等。武建宝对借款协议书、章鑫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是指武建宝对该协议书的出具及上面其签名及章鑫借条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对借款协议、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是有异议的，而且在答辩时已经提出有根据的抗辩，但一审判决自始回避另外320000元现金是否交付的事实，对此未予查明，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二、孙云主张的690000元债权并不属实，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关键证据性质，导致错误裁判，请求二审予以纠正。1、合肥中院法官另案中对范正东所作的询问笔录已经证明，范正东与武建宝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借款根本不存在。如前所述，孙云主张其690000元的债权来自于范正东。而合肥中
院法官
在另案当中，于2014年2月17日下午15时在合肥市第一看守所对范正东制作的《询问笔录》第三页第四行载明：“你与武建宝之间是否有债权债务关系”时，范正东回答“没有”。因为在做此份询问笔录时，双方尚未涉及本案诉讼，范正东对该问题的陈述应当是较为客观真实的。范正东在同页的第一行、第二行还陈述到“我刚进来不久，我妻子孙云就向武建宝要过这48万元（指李晓玲出借的48万），因为是我担保的，所以她才去要的，没要到。”这也能够反映，至2014年2月17日，范正东与武建宝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否则如果本案690000元债务（借条时间是2013年3月15日，在询问笔录之前）客观存在的话，孙云当时找武建宝要款就应当是1170000元（480000+690000）。当时范正东身陷囹圄的困境下，无论是范正东还是孙云都热心替她人催债，而不提及甚至忽视自己债权的行为，非常不符合常理。而一审判决认定“即便范正东（询问笔录中陈述与武建宝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不能代表债权共有人孙云的
意愿”，错误的认定了范正东该陈述的性质。范正东在本案诉前就另案法官询问所作的回答，是其本人对与武建宝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这一客观情况所作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的性质，当然具有证明效力，更能客观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范正东回答的“没有”，并不是对其债权放弃的意愿表达，更谈不上所谓“代表不代表”孙云的“意愿”。一审判决将范正东对客观事实的陈述，错误认定为范正东放弃“债权”的意思表示，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明显对上诉人不公。2、690000元借条的书写方式和催要形式均不符合孙云、范正东专业借贷人的要求。孙云和范正东在安徽法院系统有大量的民间借贷诉讼案件（见裁判文书网案例），其作为专业的借贷人，对于债务人书写的借款协议、借条等都是有严格规范要求的。这一点，从章鑫的借款协议中也能反映出来，首先会明确出借人和借款人身份，其次会有担保人，还会有明确的利息约定，以及收款人收款账号，还有具体的还款期限、约定的利息标准等。而孙云提供的这份690000元的借条，既无明确的出借人姓名，又无付款方式，也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明显不符合孙云和范正东专业借贷人的要求。另外，孙云称此690000元借款系从章鑫借款转化而来，而且基本是上本金，而章鑫借款明确约定月利息3%，而债务人“转化”为武建宝后，却反而不要利息了，又不约定还款期限了，明显与常理不符。不仅如此，从2013年3月15日出具借条，到2016年年底孙云提起诉讼，中间间隔了有三年多的时间，如果该借款是真实的，这么长的时间，孙云既不要利息，又不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过于反常，完全与其专业借贷人的身份不符。3、本案690000元借条实际上是担保人代偿后，武建宝应郑某的要求出具给郑某，以便郑某今后向章鑫追偿时所用。本案690000元借条出具的真实情况是，章鑫借款到期后下落不明，范正东找到担保人郑某与武建宝，要求其等承担2000000元担保责任，郑某与武建宝认为，章鑫是真正的债务人，如果其承担担保责任，也只能二人各承担三分之一，即70万元+70万元后，免除其担保责任，剩余如有不能偿还部分，由范正东自行承担。经与范正东协商一致，郑某遂向武建宝转款1400000元，再由武建宝转给范正东指定的收款人孙云，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清，并收回了章鑫借款协议的原件。同时，武建宝应郑某的要求出具了一份690000元的借条(1400000元÷2人一武代垫的之前找章鑫费用10000元)，以便郑某今后向章鑫追偿时所用，武建宝手中持有原章鑫出具的借款协议原件，以及证人郑某所作的证言，均能印证这一点。
孙云二审辩称，一、孙云作为持有借据原件的案涉借贷关系的债权人向债务人武建宝起诉主张权利，其诉讼主体适格。首先针对孙云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需要依据法律关系来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孙云作为债权人，有权利处分在借贷关系中所延伸的实体权利，故，孙云诉讼主体适格。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持有借条原件的答辩人孙云当然具有债权人的资格，而且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孙云作为债权人向债务人武建宝要求按借条上载明的本金及利息偿还借款，属于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被法律保护。一审审理过程中，武建宝对于借条的真实性并不持异议，其抗辩称该借条是向案外人郑某出具，却无法解释为何其签字的借条原件却在答辩人孙云手中，而且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案外人郑某对于案涉的借条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武建宝与案外人的说辞漏洞百出，完全经不起推敲。就目前为止，也并无其他请求权人主张对该份案涉借条享有排除孙云债权人地位的债权。事实证明，该借条系武建宝作为新的债务人向新债权人孙云出具，案涉借贷关系与此前范正东与章鑫的借款关系系两个法律关系，并非武建宝所主张的债权或债务的转让。武建宝不能仅凭原债权人范正东和新债权人孙云系夫妻关系、新的债务关系由原债务关系延伸而来而作出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测。武建宝有意混淆视听，将债权转让或债务转让凌驾于本案中，本案并不符合债权转让或债务转让的要件，不论是债务转让还是债权转让，首要其中一方是不变的，而本案中第一次的借款关系与第二次借款关系的主体均发生了变化。孙云之所以将第一次借款关系在本案中予以示明，只是为了佐证其与武建宝之间借款关系中的支付义务形成。本案中孙云作为债权人提起诉讼，案外人范正东与其仅是夫妻间对财产具有共同的权利，并不是形成必要共同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56、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范正东与孙云之间还系夫妻关系，范正东也授予孙云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主张的权利，而本案中仅是共同债权不是共有财产，故，本案范正东并不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一审程序没有违法之处。二、就案件事实部分出发，案涉借贷关系中的履行给付义务由原范正东与章鑫的借款转化而来，不能因孙云在被答辩人出具《借条》后没有以现金或转让形式就否定了孙云与武建宝之间借款的事实。本案中第一笔借款关系并不是本案审查的重点，且在武建宝第一次开庭时对于第一次借款的事实是予以认可。后期章鑫委托武建宝代为偿还借款，而武建宝因为当时承接工程急需用钱，加之武建宝与范正东夫妻相识多年，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因此孙云在武建宝提出由其暂用该笔借款时表示同意。孙云后期因为急需用钱，多次向武建宝催要欠款，武建宝遂于2013年3月15日向孙云的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偿还1400000元借款，同日与孙云、范正东进行结算尚欠本金600000元及利息90000元，也给孙云出具了690000元的借条。从武建宝对孙云偿还借款的行为及出具《借条》表明武建宝对于孙云作为债权人的地位也是认同的。因此孙云与武建宝在双方自愿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以之前的债务关系为基础，达成了新的合意。根据双方间真实的借据来看，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武建宝理应向孙云直接支付所欠款项。三、武建宝所称的范正东在另案的询问笔录中所作的陈述恰好能印证孙云是实际的债权人。武建宝提出，范正东自认其与武建宝间并无债权债务关系，因
为孙云才是案涉借款关系中实际的出借人，孙云与武建宝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因范正东与武建宝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而消灭，持有真实借据的孙云应当享有作为债权人来追偿所借款项的权利。四、武建宝关于690000元借条的书写方式和催要形式不符合所谓专业借贷人的表述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系其主观推定。武建宝与范正东、郑某均是好友，对于其姓名也是很清楚，如果武建宝向范正东或郑某出具《借条》从常理上一定会将其姓名在《借条》上载明，而武建宝并不知道孙云的全名，故在《借条》中没有载明姓名，在向孙云支付1400000元后向其出具涉案《借条》符合常理。武建宝所述因为在第一次借款关系中和郑某系担保人，所以和原债权人范正东商量给付1400000元，第一笔借款就归还了，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首先，范正东向章鑫借款本金2000000元，自2012年4月23日到2013年3月15日利息近670000元，本息共计2670000元，以1400000元，连本金没有获得的情况下，免去120多万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其次，武建宝如果代为归还借款，给付该款项时应当由范正东向其出具收条，而不是武建宝向孙云出具《借条》。最后，案外人郑某在孙云一审提供的录音，该份录音系的孙云起诉前，孙云找到郑某想通过郑某协调一下，这份录音中郑某的陈述也就较为客观真实的，郑某在孙云表明其身份即：“他现的怎搞的？为什么到现的还没还？”当孙云向郑某出示案涉690000元借条时，郑某对此没提出任何异议，更没说这份借条是武建宝向郑某所出具的，录音记录的第二页郑某也说明原章鑫借款每次来工程款都扣给武建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依法应驳回武建宝的上诉。
孙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武建宝立即偿还孙云借款本金690000元及利息137584.08元（利息自2013年3月15日暂计算至2016年8月5日，后期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顺延至款清之日止）；2、章慧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云主张武建宝拖欠其借款690000元，陈述其丈夫范正东于2012年4月23日经武建宝介绍向章鑫提供借款2000000元，并由武建宝、郑某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后章鑫将借款委托武建宝代为偿还，武建宝与其沟通该笔借款由武建宝继续使用，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至2013年3月15日武建宝还款1400000元，经对账确认武建宝尚欠本金600000元、利息90000元，故武建宝于当日向其出具了690000元的借条。孙云提供了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借款人为章鑫的借条复印件、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徽商银行业务委托书、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及武建宝于2013年3月15日出具的借条对其主张予以证明。该借款协议书载明：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2000000元用于滨湖顺园五标工程项目，期限6个月，月利率3%，担保人及担保单位自愿为借款人就该协议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与实现债权相关的费用的偿还向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该借款协议书上载明该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2年4月23日，出借人处签名人为范正东、借款人处签名人为章鑫，担保人处签名人为郑某及武建宝、担保单位处加盖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并备注“请将壹佰陆拾捌万转至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款叁拾贰万元现金支付，账号13×××55，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宿州路支行”。出具人为章鑫的借条载明：今向范正东先生暂借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此条∕借款人章鑫∕2012.4.23∕。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及徽商银行业务委托书显示孙云于2012年4月23日向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名下账号为13×××55的账户转款两笔共计1680000元。该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显示武建宝于2013年3月15日向孙云转款1400000元。武建宝于2013年3月15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到人民币陆拾玖万元整（￥690000）”。武建宝对孙云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抗辩因范正东向章鑫催要借款无果，其与郑某作为2000000元借款的担保人各代章鑫向范正东偿还700000元，但其承担的700000元系郑某代其向范正东支付，另因其与郑某、范正东等人在寻找章鑫催要借款的过程中生产了部分费用，故其扣除该笔费用后于2013年3月15日向郑某出具了金额为690000元的借条，主张本案孙云所持的金额为690000元的借条系其向郑某出具，而非向孙云出具。武建宝提交了其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对其主张予以证明，该交易明细显示郑某于2013年3月4日向武建宝转款200000元、于2013年3月9日向武建宝转款500000元、于2013年3月14日向武建宝转款两笔共计700000元。武建宝另提交出具人为郑某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3年某天，武建宝带着范正东到我办公室，是关于章鑫借款贰佰万元一事，由于章鑫在借款后一年多左右卷款失踪。武建宝及范正东问如何解决，我提出章鑫作为借款人已失踪，现在只有协商作为担保人怎么来还款。因章鑫从借款至失踪前共支付近百万元，应从中扣除，剩余款我们再协商解决。经武建宝、范正东及我本人协商，范正东提出并同意让我和武建宝共同还款壹佰肆拾万元，剩余陆拾万元他放弃讨要，谈好后，我便于2013年3月14日转了柒拾万给武建宝。第二天，我们约在东七的一个茶楼，武建宝又要求我转了柒拾万元。转后我要求武建宝打了陆拾玖万元欠条（扣除壹万前期找章鑫产生的费用，武垫付），当时范正东及爱人均在场。接着由武建宝司机和范正东爱人一起去银行了，将壹佰肆拾万元转给了范正东爱人，我因有事便离开了。事后我发现武建宝打给我本人的陆拾玖万欠条找不到了，但我又想章鑫是我介绍给武建宝的，本身我也不想、也谈好了，不让武建宝还这个钱，只是待找到章鑫后，让武建宝好有理由配合我找章鑫讨要这笔款。另贰佰万元的借条原件我已收回，于是我就没有深究陆拾玖万元欠条了，以上情况属实。”另经该院向郑某核实，郑某陈述上述情况说明系其本人出具，其另陈述因为武建宝出具案涉690000元借条时，其尚未将1400000元钱转给武建宝，所以武建宝并没有当场将借条给他。另查，孙云与范正东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7年8月3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孙云于2012年4月23日向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转款1680000元及武建宝于2013年3月15日出具金额为690000元的借条均发生在孙云与范正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孙云自愿撤回了对章慧琴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孙云主张其向武建宝提供借款690000元，其提供了武建宝出具的借条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武建宝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抗辩称该借条系其向郑某出具，至于为何郑某未持有该借条，郑某在接受法庭询问时陈述系因借条出具时其尚未将1400000元转给武建宝，但从武建宝提交的转款凭证可以看出借条出具前郑某已将1400000元支付给武建宝，且该陈述与郑某在《情况说明》中关于其为何未收取该借条的陈述不一致，故对郑某关于案涉金额为690000元的借条系武建宝向其出具的意见不予采信，武建宝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予以证明，故对武建宝关于本案孙云所持的690000元借条系其向郑某出具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至于武建宝另抗辩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合民一终字第02560号案件中，范正东作为证人于2014年2月17日接受法庭询问时表示其与武建宝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孙云主张的借款不属实的抗辩意见，因本案孙云与武建宝所争议的借款发生在孙云与范正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孙云与范正东的夫妻共同债权，即便范正东所述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不能代表债权共有人孙云的意愿，现孙云持武建宝出具的借条向武建宝主张债权，不能仅以范正东在该案中的陈述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另鉴于武建宝对孙云在庭审中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借款人为章鑫的借条复印件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孙云亦提供了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徽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对该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借款人为章鑫的借条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佐证，郑某亦认可其曾为章鑫向范正东借款2000000元的行为提供担保，另郑某在情况说明中表示“贰佰万元借款原件我已收回”，而武建宝在本案2017年6月13日开庭答辩阶段时亦表示“被告武建宝手中持有原章鑫出具的借款协议原件”，上述证据及各方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上述孙云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借款人为章鑫的借条的真实性及范正东向章鑫提供借款的事实。现孙云主张上述借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债务到期后，章鑫已将全部借款交付给武建宝并委托武建宝还款，但武建宝尚欠其690000元未予偿还，孙云提交了武建宝向其转款1400000元的转款凭证及武建宝向其出具的借条予以证明，且武建宝在该借条中明确载明“今借到人民币陆拾万元整”，说明武建宝在出具借条时其已收到借款，故对孙云要求武建宝偿还借款69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利息，因孙云与武建宝在借条中并未对借款利息进行约定，鉴于孙云自认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3%，且690000元借条中有90000元系借条出具前尚欠的利息，因该利率已超过年利率24%，而孙云亦未提供充分证据对于武建宝收到借款的具体时间予以证明，无法证明该90000元利息均未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故该90000元不得计入借款本金重新计算利息，武建宝应自2016年8月7日即孙云起诉之日起，以6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向孙云支付利息至款清之日止。至于武建宝关于孙云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因案涉借款发生在孙云与范正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武建宝所欠的690000元系孙云与范正东的夫妻共同债权，且范正东向章鑫提供借款时，系通过孙云的银行账户支付借款，武建宝偿还1400000元时，亦系向孙云的银行账户偿还借款，另案涉690000元借条现由孙云持有，依法孙云有权向武建宝主张债权，故对武建宝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武建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孙云借款本金69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8月7日起，以6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孙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80元，由孙云负担2129元，武建宝负担9951元。
本院二审期间，孙云向本院补充提交其个人名下银行账户明细，证明2012年4月23日其通过建行账户汇款1460000元至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账户、同日通过其徽商银行账户汇款220000元至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账户，余款320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共出借给章鑫2000000元。武建宝对孙云提交的上述账户明细质证称，汇款1680000元予以认可，但是其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现金支付了320000元。
本院依职权就案涉事实向范正东做了谈话笔录，在该笔录中范正东陈述：案涉690000元系由2012年4月23日借款2000000元转结而来，在2000000元借款到期后，章鑫未能按期还款，武建宝作为借款的介绍人及担保人与范正东协商后于2013年3月15日当日转款1400000元至孙云账户偿还部分本金，尚欠的600000元借款本金加上部分利息90000元由武建宝出具了案涉《借条》，因当时范正东被取保候审，故告知武建宝该690000元由孙云主张，由于武建宝与孙云不认识，故《借条》上未写出借人名字；关于90000元利息，2013年3月15日协商时武建宝欠付11个月利息计660000元，扣除之前武建宝支付的70000元，尚余590000元，武建宝只愿意承担90000元，故出具数额为690000元的《借条》。针对该谈话笔录武建宝质证称，一、范正东自认武建宝已经归还借款本息1400000元；二、截至案涉《借条》出具之日借款期限仅有10个月零3周，不足11个月，故范正东陈述的欠息660000元不实，且武建宝之前从未向范正东支付过70000元，范正东应就该70000元的给付举证；三、范正东所作笔录作为证人证言，鉴于其与孙云的夫妻关系，证明力明显低于案外人郑某一审证人证言。孙云针对该谈话笔录质证称，范正东系2012年4月23日借款2000000元的经手人，案涉690000元的《借条》亦是由范正东与武建宝协商后由之前借款2000000元转结而来，武建宝出具《借条》当时该笔690000元的债权人已经转变为孙云，对于范正东的陈述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孙云二审补充提交的账户明细可以证实其汇款支付1680000元的情况，其用于汇款的两个账户余额均不足以支付借款，亦可以佐证有现金支付的客观需要，本院对该账户明细予以采信；范正东作为2012年4月23日2000000元的出借人及案涉《借条》的经手人，其关于案涉690000元《借条》形成及款项构成的陈述，在武建宝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显然更具有可信性，本院对谈话笔录中范正东关于《借条》形成的陈述予以采信。
武建宝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2013年3月15日因武建宝介绍并作为担保人的范正东于2012年4月23日出借给章鑫的2000000元未能按期偿还，武建宝与范正东协商由武建宝先行归还1400000元借款本金，尚欠借款本金600000元加利息90000元由武建宝向范正东妻子孙云出具《借条》，武建宝于同日汇款1400000元至孙云账户。
本院认为：武建宝主张案涉《借条》系其出具给郑某用于作为已经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孙云对此不予认可，且武建宝及郑某一审出庭作证时均未能对孙云持有《借条》原件给出合理的解释，基于武建宝、郑某系2012年4月23日2000000元借款担保人的客观情况，结合范正东关于案涉《借条》形成经过的陈述，本院确认案涉《借条》的权利人系孙云，武建宝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武建宝主张经其与范正东、郑某协商，2012年4月23日的借款2000000元加上部分利息后由其与郑某承担1400000元，余款范正东放弃追讨，案涉《借条》系其出具给郑某便于向借款人章鑫主张权利，因为在之前追债过程中武建宝支出了10000元费用，故数额为690000元，孙云对此不予认可，武建宝除郑某的证人证言外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2012年4月23日《借款协议书》中担保人为武建宝、郑某及安徽亿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借款到期未能清偿范正东要求担保人承担责任且并无证据显示担保人经济情况极度恶化的情况下，武建宝关于范正东放弃追讨借款三分之一的陈述显然不具有合理性，结合其二审关于因该笔借款向章鑫收取了100000元费用及之前所有借款利息均系由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范正东的陈述，武建宝关于690000元构成的陈述不能成立，范正东关于该690000元的构成更为符合客观逻辑，武建宝出具案涉《借条》显然有自愿向权利人承担该690000元还款责任的意思。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孙云虽主张双方曾约定借款利息为月3%，但是其并提供证据证实，且其亦确认690000元中的90000元系之前欠息，故一审法院支持孙云以6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8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武建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虽然在分析认定上存在错误，但是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080元，由武建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虹
审判员刘松柏
审判员于海波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刘付兴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