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3257号
原告北京市元昊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汉军。
被告康志达。
被告王孝琴。
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欧阳锐，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许维祥，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北京市元昊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康志达、王孝琴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市元昊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王汉军、被告康志达、王孝琴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欧阳锐到庭参加诉讼。经双方当事人合意，本案延长简易程序适用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王孝琴系被告康志达之母。被告王孝琴在监狱服刑期间，原告为乙方，被告康志达为甲方，双方于2012年2月15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在合同中约定了付款及结算方式：甲方需支付给乙方律师服务费人民币150万元，其中交通、办案等费用为25万元；待执行案执行终结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再支付乙方125万元律师服务费。合同签订后，原告认真履行合同义务，受到被告康志达好评，被告康志达于2012年3月9日向原告发出补充承诺：“在乙方履行《委托代理协议》的义务并完成了《委托代理协议》事项后，在按照《委托代理协议》支付给乙方律师服务费150万元的基础上，再增加支付50万元律师服务费”。两份带有给付义务的法律文书确认共计应支付原告175万元律师服务费。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时，被告王孝琴却于2012年11月5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执行一事做了笔录，对法院的执行方案没有意见，不再信访申诉。由于被告的以上行为导致原告代理工作终结，但是被告至今未按照合同约定和补充承诺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康志达给付原告律师服务费175万元，被告王孝琴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判令上述被告以17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给付自2012年11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康志达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康志达已就委托事项向原告支付了25万元律师费。原告诉请的剩余175万元的律师费是以委托事项完成为前提的，但是本案的委托事项并未完成，故支付条件并未成就，被告康志达不应支付律师费。原告在履行委托协议的过程中，曾经向被告康志达作出诸多不实承诺，委托事项历经八个多月没有进展，被告王孝琴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及案外人康某某的服刑情况，权衡之下迫于无奈才在法院签署了执行完毕的有关笔录。综上，被告康志达认为不应该再向原告支付律师费，因为不存在拖欠律师费的情况，所以也就不存在支付逾期利息的问题。
被告王孝琴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从协议主体上看，被告王孝琴并非委托协议主体，与委托事项无关，不应当承担支付律师费及逾期利息的连带责任。其余意见同被告康志达一致。
经审理查明，被告王孝琴与案外人康某某系夫妻关系，被告康志达系两人所生之子。2012年2月1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康志达（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代理协议》内容为：“甲方因康某某、王孝琴被执行一案，委托乙方的律师代理，经双方协商，订立下列条款，共同遵照履行：……四、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协议，律师服务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履行协议，律师服务费不退回。五、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代为协商和协助执行，代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代为收取法律文书等权利。六、甲方委托乙方的工作：1、乙方负责同执行庭协商，按照判决书中确定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实物不通过拍卖而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解决，具体数额以判决书中确定的和已经履行数额参与确定。2、根据（2008）沪一中刑初字第232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康某某夫妇全部财产38，569，051元，除去康某某夫妇非法所得5，907，168元、不明来历财产12，115，473元部分，其余康某某夫妇的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婚姻法》、《物权法》等法律依据，乙方负责同执行庭协商，夫、妻财产按各50%分割，按照判决书没收康某某全部个人财产和没收王孝琴部分个人财产60万元，用现金支付被执行款项，结束本案，以上为甲方提供的大致数额。七、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京发改（2010）651号《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经双方协商对本案乙方收费做约定如下：1、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律师服务费150万元，其中交通、办案等费用为25万元；2、按照工作阶段逐步支付律师费：签订本协议书的同时由甲方的全权代理人黎某某向乙方交纳交通和办案费12万元，乙方开始工作，产生费用消耗。待执行庭同意用现金作为被执行款项时甲方的代理人黎某某再支付乙方13万元交通办案费。待本执行案按照本协议第六条执行终结后的5个工作日内，根据法院执行庭执行完毕的有关文件，甲方的代理人黎某某再支付乙方125万元律师服务费。八、本协议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九、如一方要求变更协议条款，须再行协议。……”2012年2月15日，被告王孝琴签订授权委托书，聘请原告为其及案外人康某某执行案件的委托人，当时被告王孝琴尚在上海市女子监狱服刑。
就《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件，原、被告理解不同：
原告认为《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需要与《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结合起来理解，第五条约定了原告的代理权限为代为协商和协助执行，代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代为收取法律文书等权利，原告只能在上述权限范围内开展工作。且第六条第一款约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实物不通过拍卖，并非所有财产部分实物不通过拍卖，全部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之间存在区别。刑事判决书中只明确了非法所得5，907，168元、不明来历财产12，115，473元，上述财产是犯罪所得，剩余的为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哪些房产和财产是共同财产，哪些是违法所得判决书中并未明确。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法院将已被拍卖的6套房屋作为犯罪所得予以收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后，案外人康某某全部个人财产予以没收，王孝琴的个人财产需要没收60万元。按照刑事判决书的执行情况，王孝琴应当得到10，273，205元的财产。按照2008-2009年案发时的房屋评估价及返还的钱款，被告王孝琴实际得到的钱款已经超过了其应当得到的钱款，也就是说两被告已经实现了聘请律师代理执行案件的目的。协议中约定的150万元中有25万元为交通办案费，这25万元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主张。既然被告王孝琴在2012年11月5日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笔录，表示对法院的执行方案不再提出异议，接受法院的执行方案，说明被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九条，如一方要求变更协议条款，须再行协议。被告当时变更协议条款并未与原告协商，也没有另行协议，所以执行已经终结。另外，关于支付现金的问题，实际上法院是将房屋拍卖款直接作为执行款予以收缴，拍卖款就是现金。关于协议第四条，两被告并未支付律师费，故不存在退还问题，两被告已经实现了合同目的，原告律师只是提供服务，并没有承诺任何事情。
两被告认为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一款，被告的本意是14套房屋全部不拍卖，按照刑事判决书中的数额，应当罚没的钱款以现金方式支付，因为房屋是有升值的。刑事判决书是将康某某夫妇名下所有财产列明，然后又列明了违法所得的金额，所有房屋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无法区分哪些是违法所得。关于《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二款，当时法院提出所有房屋的价值要以执行时的房价决定，而不是根据案发时的房价处理。刑事判决时法院认定的全部财产为38，569，051元，但是执行时全部财产已经升值至七八千万元，在此期间房价升值很多。被告之所以委托原告，就是希望法院能以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金额来执行。目前法院已经执行了共计4，437万元的财产。但是被告的本意是处理财产的框架不应该超过判决书确定的3，800多万元的总价，最终法院还是按照执行时的财产价值进行处理的，这远超过了被告的本意。综上，被告王孝琴现在实际取得的财产远远少于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的本意。关于《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的约定，案外人黎某某告知被告其已如约向原告支付了25万元。按照律师收费办法，原告主张其收到的为交通费，那么其应当提供相关票据，且没有办案费的说法，办案费就是律师费。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是根据法院执行庭执行完毕的有关文件支付律师费，但是至今为止该案并没有任何文件表明执行完毕，所以律师费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另提供一份《补充承诺》，称被告康志达于2012年3月9日补充承诺增加律师服务费50万元，但无法提供该《补充承诺》的原件。因原告无法提供《补充承诺》的原件，两被告对该《补充承诺》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两被告认为根据该《补充承诺》的内容，律师费的支付是以完成委托事项为前提，而且支付的主体也并非两被告。
再查明，原告接受委托后，为被告王孝琴及案外人康某某起草了数份《执行意见书》，向最高院及上海法院的领导反映了执行案的有关情况，至监狱会见了被告王孝琴及案外人康某某等。2012年11月5日，被告王孝琴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执行一事做了笔录，对法院的执行方案没有意见。在执行案件处理过程中，法院共计拍卖了6套房产。
对于两被告实际支付的费用，原告称两被告已经实际支付了交通办案费17万元，两被告称已经实际支付了35万元给中间人即案外人黎某某，案外人黎某某告知两被告其已经支付了25万元给原告，但因系现金支付，故无法提供支付凭证。
2014年4月30日，原告向本院邮寄鉴定申请书，要求对《补充承诺》的笔迹是否为被告康志达所写进行司法鉴定。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补充承诺》、《会见笔录》、《执行异议书》、《情况反映》、邮件底单及查询结果、《情况报告》、《财产执行意见》、《执行监督申请书》、《谈话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虽于2014年4月30日提出鉴定申请，但已超过举证期限且原告无法提供原件，故本院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约定的律师费数额、被告王孝琴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及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
对于双方约定的律师费数额，因原告无法提供《补充承诺》的原件且两被告对该《补充承诺》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补充承诺》不予采信，双方约定的律师费金额应按照《委托代理协议》加以确定，即双方约定完成委托事项后的律师费金额为125万元。
对于被告王孝琴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双方为原告及被告康志达，故应由被告康志达承担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法律责任。被告王孝琴虽与原告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但《授权委托书》系原告在完成委托事项中需履行的法律手续，且当时被告王孝琴尚在押，客观上亦无法参与《委托代理协议》的商议及起草过程，故不能仅因被告王孝琴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而要求其与被告康志达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律师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一款，甲方（被告康志达）委托乙方（原告）的工作为“同执行庭协商，按照判决书中确定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实物不通过拍卖而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解决”及该《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二款“……按照判决书没收康某某全部个人财产和没收王孝琴部分个人财产60万元，用现金支付被执行款项，结束本案……”。考虑到刑事判决书中未明确区分各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违法所得部分、房产价格上涨很快等因素，可以推断出被告康志达委托原告提供法律服务的根本目的在于自己及家人名下的房产不被强制拍卖，希望能够以现金方式履行法院的生效刑事判决。根据该《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第二款：“按照工作阶段逐步支付律师费：签订本协议书的同时由甲方的全权代理人黎某某向乙方交纳交通和办案费12万元，乙方开始工作，产生费用消耗。待执行庭同意用现金作为被执行款项时甲方的代理人黎某某再支付乙方13万元交通办案费。待本执行案按照本协议第六条执行终结后的5个工作日内，根据法院执行庭执行完毕的有关文件，甲方的代理人黎某某再支付乙方125万元律师服务费。”可见本案中律师服务费的全额支付是附有条件的，即必须在法院以《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约定的条件执行刑事判决，即房屋不被拍卖的情况下被告康志达才需全额支付125万元律师服务费。
综上，原告现要求被告康志达支付律师服务费175万元，被告王孝琴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尚不充分。考虑到原告接受委托后，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服务，被告王孝琴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表示对法院的执行方案无异议后导致原告无法继续履行《委托代理协议》，客观上已无法成就《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条件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康志达再给付原告律师服务费30万元。鉴于原、被告就律师服务费的支付条件及金额存有异议，被告并非恶意拖欠律师费，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康志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市元昊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30万元；
二、驳回原告北京市元昊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550元，减半收取计10，275元，由原告北京市元昊律师事务所负担8，510元，被告康志达负担1，7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张倩晗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 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