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程介西大田基南自编8号。法定代表人：李妙琴。委托代理人：刘玉东，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萌子，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昌湧，男，198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委托代理人：林浩亮，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潮庭酒家）因与被上诉人余昌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4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汇潮庭酒家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余昌湧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余昌湧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涉案酒家实际经营人为案外人梁某甲，原审法院未追加其为第三人并审查其与本案的关系，导致原审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9月，金汇潮庭酒家股东之一揭某乙与案外人梁某甲签订《经营权转让租赁合同书》，约定揭某乙将金汇潮庭酒家的经营权转让给梁某甲，期限自2014年9月15日至2017年9月15日。根据该合同书约定，经营期间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梁某甲自行承担。上述合同签订后，金汇潮庭酒家将营业资料及公章、财务章等印章全部移交给梁某甲，由其实际经营至今。在此期间，酒家的经营情况及债权债务只有梁某甲知悉。原审法院未依法将梁某甲追加为第三人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未将调查取证的结果交由双方当事人质证，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迳行向案外人梁某甲调查取证。梁某甲声称其在2016年5月之后就没有参与酒家的实际经营，对涉案买卖合同概不知晓、没有参与其中，但梁某甲分别于2016年9月26日、2016年10月26日向余昌湧支付款项，证据内容互相矛盾。梁某甲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其单方的虚假陈述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余昌湧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已在2016年9月就未结货款进行总结算，而原审法院却以金汇潮庭酒家未能证明已经对前两份对账单的款项进行偿还为由不予采信，导致判决错误。双方曾于2016年8月就2016年5月至7月31日的结欠货款进行对账，后双方于2016年9月进行第三次对账。其中9月份的对账单显示，金汇潮庭酒家“截止2016年9月30日”的结欠货款数额为21483元。该表述清楚无误、毫无争议地表明，双方在9月份对账单中确认的金额已经涵盖双方所有的往来债务，是对全部历史债务的总结算。关于未付货款，根据余昌湧补充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在2016年9月30日对账之后，实际经营人梁某甲已经于2016年9月26日付款5000元，于2016年10月26日付款3000元，共计8000元。该款项应在2016年9月对账结欠款21483元中予以扣除。余昌湧辩称:一、双方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有双方的对帐单据及送货凭证予以证实，对帐单及送货凭证有金汇潮庭酒家的员工签字确认，金额计算准确。二、金汇潮庭酒家主张其与梁某甲存在承包经营关系，属于金汇潮庭酒家与梁某甲之间的个人合作关系，我方不知情。余昌湧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汇潮庭酒家立即向余昌湧支付货款本金96443元（其中6月30260元、7月22183元、8月22517元、9月21483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即年利率9%）；金汇潮庭酒家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余昌湧持有盖有金汇潮庭酒家财务专用章的《对账单》三张，其中：2016年8月30日的《对账单》载明截止2016年7月31日金汇潮庭酒家共计结欠我公司（供货单位祥达余昌湧）货款83349元，备注2016年5月份货款为30906元、6月份货款30260元、7月份货款22183元，三个月合计83349元。2016年10月20日（供货单位确认日期2016年8月31）的《对账单》载明截止2016年8月31日金汇潮庭酒家共计结欠我公司（供货单位祥达余昌湧）货款22517元；2016年10月20日（供货单位确认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的《对账单》载明截止2016年9月30日金汇潮庭酒家共计结欠我公司（供货单位祥达余昌湧）货款21483元。余昌湧提供了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的送货单。余昌湧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7月6日金汇潮庭酒家支付祥达5月货款34657.1元、2015年8月5日梁某甲支付6月货款38191.6元、2016年9月26日梁某甲付5000元、2016年10月26日梁某甲付3000元。余昌湧称梁某甲于2016年9月26日、2016年10月26日支付的5000元、3000元款项系结算另外店铺的款项，与本案无关。金汇潮庭酒家主张梁某甲于2014年9月15日受让金汇潮庭酒家经营权，接管印章、营业资料、财务资料，后梁某甲拒绝返还印章及营业资料，金汇潮庭酒家在报纸刊登了遗失声明。金汇潮庭酒家提供了《经营权转让租赁合同书》、移交清单、《遗失声明》予以证实，其中《遗失声明》载明金汇潮庭酒家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国地税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正副本。2016年12月15日金汇潮庭酒家因火灾报警。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余昌湧申请原审法院向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调查金汇潮庭酒家为冯某丙、周某丁、陈某戊、舒某己在2016年4月至12月期间购买社保的记录，欲证实收货及对账人员身份。金汇潮庭酒家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梁某甲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经原审法院向梁某甲调查核实，梁某甲表示其在2016年5月份之后就没有参与金汇潮庭酒家的实际经营，而本案的买卖合同发生在2016年5月份之后，梁某甲对买卖合同发生的内容概不知晓，没有参与其中，根据余昌湧提供的证据显示，据以证明其债权成立的凭证上均加盖了金汇潮庭酒家的公章，对账人是金汇潮庭酒家的财务人员，非梁某甲个人经手。原审法院认为：余昌湧主张金汇潮庭酒家欠付货款，有金汇潮庭酒家盖章确认的《对账单》为证，载明的欠付货款金额与余昌湧持有的送货单金额可以相互印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金汇潮庭酒家辩称货款实际为梁某甲所欠，不应由金汇潮庭酒家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无论货款是否为梁某甲经营金汇潮庭酒家期间所欠，《对账单》作为债权凭证有金汇潮庭酒家盖章确认，金汇潮庭酒家理应清偿，至于金汇潮庭酒家与梁某甲之间基于转让经营权产生的权利义务，金汇潮庭酒家可另循途径解决，故金汇潮庭酒家申请追加梁某甲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关于欠款金额，余昌湧主张三张《对账单》中载明的2016年6月份货款30260元、7月份货款22183元、8月份货款22517元及9月份货款21483元，合计96443元未付。金汇潮庭酒家辩称欠款总金额应以2016年9月30日《对账单》载明的金额21483元为准。原审法院认为，2016年10月20日，金汇潮庭酒家确认了两份《对账单》，对应金额分别为余昌湧主张的2016年8月货款22517元及9月货款21483元，而该两份《对账单》上余昌湧作为供货单位的确认时间分别为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30日，与余昌湧主张的该两份《对账单》分别结算2016年8月、9月的货款相印证，金汇潮庭酒家既然主张2016年9月30日《对账单》的金额系对前两份《对账单》的总结算，但未能解释其因何于2016年10月20日同时确认两份《对账单》，亦未举证证实其已经对前两份《对账单》的款项进行偿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金汇潮庭酒家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法认定金汇潮庭酒家欠付货款96443元。余昌湧还主张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7年6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属于余昌湧依法可以主张的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范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余昌湧还向原审法院申请前往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调查金汇潮庭酒家为冯某丙、周某丁、陈某戊、舒某己在2016年4月至12月期间购买社保的记录，对本案审理结果并无实质影响，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于2017年11月8日判决：一、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昌湧支付货款96443元；二、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昌湧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96443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付；三、驳回余昌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0元，由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有人签名确认，余昌湧主张是金汇潮庭酒家的员工所签，金汇潮庭酒家则予以否认，且对《对账单》上金汇潮庭酒家盖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余昌湧确认金汇潮庭酒家对账后已支付了2016年5月份的货款30906元。二审中，金汇潮庭酒家认为梁某甲原审陈述不属实，其陈述恰恰反映2014年9月15日后的实际经营者就是梁某甲，为此向本院提交停交租金及折旧费的通知1份，该通知的通知人署名梁某甲，签署日期（打印字体）显示为2016年12月15日，拟证明2016年12月份时，梁某甲仍然在经营金汇潮庭酒家，其原审陈述与事实不符，属于虚假证言。余昌湧则表示对双方的合作关系不清楚，确认梁某甲是酒店的经营者。对于上述通知，余昌湧表示真实性由法院认定，通知反映的火灾情况是一个事实，金汇潮庭酒家也是因为这次火灾停业，没有支付本案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金汇潮庭酒家应否支付欠付的货款问题。余昌湧原审提交了《对账单》《送货单》等证据，用以证明金汇潮庭酒家欠付其相应的货款。《对账单》加盖了金汇潮庭酒家的财务专用章，余昌湧主张《送货单》是由金汇潮庭酒家员工签名确认，金汇潮庭酒家虽然不确认《对账单》上其财务章的真实性，也否认《送货单》是其员工签署，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事实上其也表示对涉案的交易不知情，故原审法院采信余昌湧提交的上述证据并无不当。《对账单》《送货单》能够相互印证，金汇潮庭酒家应向余昌湧支付欠付的相应货款。至于金汇潮庭酒家抗辩称梁某甲为当时酒家的实际经营者，应由梁某甲承担还款责任。本院对此认为，无论金汇潮庭酒家的经营者是谁，对外的承责主体始终是金汇潮庭酒家，金汇潮庭酒家内部的经营权转让属另一法律关系，相关当事人可另循途径解决。因此，原审法院对金汇潮庭酒家申请追加梁某甲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不予准许亦无不当。关于金汇潮庭酒家欠付货款金额的确定问题。根据余昌湧提交的三张《对账单》，结合相应的《送货单》，金汇潮庭酒家欠付货款合计127349元（83349元+22517元+21483元），余昌湧确认金汇潮庭酒家已支付其中2016年5月份的货款30906元，故金汇潮庭酒家欠付余昌湧的货款金额为96443元（127349元-30906元）。至于金汇潮庭酒家认为欠款总金额应以2016年9月30日《对账单》载明的金额21483元为准的抗辩，原审法院己作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另外，关于2016年9月26日及2016年10月26日梁某甲分别向余昌湧支付的5000元和3000元两笔款项的认定问题。本案中，梁某甲明确表示2016年5月份之后就没有参与金汇潮庭酒家的经营，对涉案的买卖内容概不知晓。也就是说梁某甲否认2016年9月26日及2016年10月26日其支付给余昌湧的两笔款项是对涉案货款的支付，现金汇潮庭酒家并不能举证证实其已履行相关的付款义务，余昌湧亦主张支付的是其他店铺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金汇潮庭酒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欠付货款应当扣减上述两笔付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汇潮庭酒家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20元，由上诉人广州金汇潮庭酒家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胡惠玲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