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9民终8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鲜德，男，197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秀菊，女，197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民山，四川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碧青，女，196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民，住四川省南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树华，女，198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芳，女，1989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四川省南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上诉人何树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豪杰（系死者何平之子），男，199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住四川省南江县。上诉人何鲜德、马秀菊与被上诉人张碧青、何树华、何芳、何豪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1902民初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鲜德、马秀菊上诉请求：1.撤销（2017）川1902民初9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2年9月，何某承包了西安“东尚蜂鸟”工地1号楼修补、打錾，2013年2月3日按80%结算为85333.00元。何某在凤城六路“碧玺华庭”工地总工资为14986.80元，记账凭证为15000.00元，故两工地总共劳务费应为100319.80元，而何某在上诉人处共领取了105083.00元，已经多领，上诉人不再欠何某劳务费用；2.虽然何某有两张欠条，原因是书立欠条后何某继续在上诉人做工并以借款的方式领取费用，但因年关事多且是长期熟人而疏忽收回欠条；3.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双方先提供劳务，后借支再算账的交易习惯，何某提供劳务的地点并不仅限于“东上蜂鸟”工地，上诉人提供证据不能对抗被上诉人所持有的欠条，这一认识错误，何某与上诉人一直有交往，加之欠何某2万元，故何某一直可以借支，且上诉人只承包了“东尚蜂鸟”和“碧玺华庭”两个工地，何某也只在这两个工地提供劳务。张碧青、何树华、何芳、何豪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何鲜德、马秀菊向其支付何某平工资71743.00元，并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直至付清时止；本案诉讼费用由何鲜德、马秀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5日，张碧青之夫何某（已死亡）作为乙方与马秀菊作为甲方就“东尚蜂鸟”1#楼修补、打錾签订《协议》，约定：“甲方将‘东尚蜂鸟’1#楼修补、打錾承包给乙方，由乙方进行每层的修补、打錾；甲方按乙方每月进度的70%给乙方付款，乙方把主体修补及打磨完成，待甲方验收合格支付余下的30%进度款；乙方施工过程中如有严重质量问题或有不服从甲方管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场，同时只给予所完工程量的50%结算”。2013年2月3日，何鲜德与何某就打錾平方量进行结算。经结算，何某的劳务费用为106666.00元，按80%计算为85333.00元，减去借支40640.00元，下余44693.00元。何鲜德在打錾平方量结算单上批注“经验收合格后支付余款”。之后，何鲜德、马秀菊分别于2013年2月3日、2013年2月4日向何某支付14693.00元、10000.00元。2013年2月4日，何鲜德向何某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何某打錾、打磨费￥200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同时，何鲜德、马秀菊向法院提供其自制账目一本，该账目显示：2014年1月26日向何某支付款项10000.00元；何某于2014年5月2日打錾300.00元、2014年5月9日借支500.00元、2014年5月14日借支500.00元、2014年5月25日借支500.00元、2014年5月31日借支1500.00元、2014年6月10日借支1500.00元、2014年6月20日借支500.00元、2014年6月25日借支1000.00元、2014年7月1日借支10000.00元、2014年10月6日借支1500.00元（该笔1500.00元由王仕福代签）、2015年2月6日劳动局支付7000.00元、2015年2月14日过年回家4000.00元，共计38800.00元。同时，何鲜德、马秀菊提供了其自行记账本上所记载的何某在凤城六路工地上总工资为14986.80元，并提供了2015年2月6日工资单一张，载明：“何某下欠工资15000.00元，实发7950.00元马名荣代”。同日，马秀菊向何某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何某碧玺华庭项目部工资7050.00元大写（柒仟零伍拾圆整）此钱等与公司经劳动仲裁裁定后支付此据2015.2.6日”。庭审中，原审被告陈述因何某所做工程部分验收不合格，其又雇请赵飞雄、郭芝菊夫妇继续做“东尚蜂鸟”修补、打磨工作并产生相应费用。2016年农历八月初十，何某因病去世。原审原告作为继承人因何平生前的劳务费用问题起诉，提出上列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劳动报酬所发生的争议。本案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均为个人，双方之间未形成劳动关系，而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提供劳务后双方对劳动报酬进行了结算，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案应当定性为劳务合同纠纷。根据原审被告提供的账目显示何某生前除东尚蜂鸟工地外还在碧玺华庭等工地为原审被告提供劳务，其中双方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何某在东尚峰鸟工地向原审被告提供劳务后，双方进行了结算即原审被告方下欠44693.00元，之后原审被告方向何某支付了24693.00元，对下欠20000.00元向何某出具了欠条。原审被告方虽在2013年2月4日向何某书立20000.00元欠条后，从2014年1月26日开始向何某支付过款项或者何某多次借支过款项，但按照双方先提供劳务、后借支再算账的交易习惯，加之何平向原审被告方提供劳务的地点并不仅限于东尚蜂鸟工地，上述原审被告方提供的账目能够证明的事实是何平在2013年2月4日后仍然在为原审被告方提供劳务，并产生了相应劳务费用，故原审被告方提供的证据不能以向何某支付款项时何某的签字或者何某借支款项时的签字来对抗原审原告方持有的两张欠条，原审被告方辩称其向何某已超支工资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被告方仍应当按两张欠条上载明的金额共计27050.00元向何某的继承人即本案原审原告方进行清偿，而原审原告方要求原审被告方向其支付结算单上载明的44693.00元的诉请，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因原审被告方向原审原告出具的欠条上未明确载明履行期限，故原审被告方应当从原审原告起诉之日即从2017年3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审原告方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据此判决：一、原审被告何鲜德、马秀菊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审原告张碧青、何树华、何芳、何豪杰支付其亲属何某生前应获得的劳务报酬2705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2705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3日始计算至一审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如未按一审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给付款项，上述利息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审原告张碧青、何树华、何芳、何豪杰要求原审被告何鲜德、马秀菊向其支付何某生前工资44693.00元的诉讼请求。经二审审理查明，何某自2012年9月起至2016年死亡前总共在何鲜德、马秀菊处领取劳务费105283.00元，四被上诉人陈述其不清楚何某在何鲜德、马秀菊处劳务费总额以及已经领取的劳务费数额，何鲜德、马秀菊与何某未对劳务费进行过整体结算。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记账本以及庭审笔录附卷为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在何某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四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基本证据为两张总金额为27050.00元的欠条，而何鲜德、马秀菊提供了有何某签字且四被上诉人认可该签字的记账本，该账本可以看出，两张欠条形成之后，何某又陆续多次从何鲜德、马秀菊领取了共计38800.00元，但四被上诉人又无法提供何某在何鲜德、马秀菊处的劳务费总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故该两张欠条不足以证明何鲜德、马秀菊未付清该欠款，四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不应支持，其在有新证据时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何鲜德、马秀菊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1902民初9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碧青、何树华、何芳、何豪杰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00元由被上诉人张碧青、何树华、何芳、何豪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晓东审 判 员 袁 梅审 判 员 郭 毅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苟绍阳书 记 员 邓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