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1行初603号
原告屠松林，男，194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余杭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西大街33号。
法定代表人陈如根，区长。
委托代理人沈伟功、华余铭，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告屠松林因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杭区政府）作出的余政复[2017]239号《行政复议告知书》（以下简称239号复议告知书），于2017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并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屠松林，被告余杭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沈伟功、华余铭到庭参加诉讼。
余杭区政府于2017年11月3日向屠松林作出239号复议告知书，载明：“根据你的表述你不服的是你与被申请人于2009年7月29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2017年8月29日，你向本机关提交过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补偿安置协议》的行政复议请求，本机关于8月31日告知不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你所提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
原告屠松林诉称，对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仓前街道办）不愿意公开克扣原告安置协议80平方米房屋的政府信息，原告于2017年9月12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9月21日收到被告要求申请材料补正的通知。9月27日原告提交了补正材料，被告于10月10日又要求补正材料。原告又于10月15日提交补正材料，最后于11月8日收到239号复议告知书，不予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2009年仓前镇政府在没有办理拆迁许可证和规划用地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拆掉了原告家的房屋。仓前街道办又违反合同，违法行政，又不愿意公开政府信息，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主持公道，但被告却以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为由不予受理，是违法的。原告认为，第一、协议是与仓前镇政府签订的，仓前镇政府签订协议的行为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的行政协议；第二、仓前镇政府是行政机关，与原告签订协议是行政行为，否则原告是不会与其签订协议的；第三、仓前镇政府签订协议约定安置560平方米的房子，到了安置的时候仓前镇政府已经改名为仓前街道办，实际上仅安置了480平方米的房子，属于行政乱作为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也违反了签定协议时依据的规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原告有权向余杭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因此余杭区政府无视行政复议法不受理原告的申请是错误的、是违反行政复议法的行政行为。现诉至法院，请求：一、撤销239号复议告知书；二、改判支持原告对被告的申请请求，责令被告受理原告对仓前街道办违反合同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两份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当时仓前镇政府与原告签订的协议是560平方米的面积，但仓前镇政府单方反悔了跟原告之前签订的协议；
2.239号复议告知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被告余杭区政府辩称，2017年9月14日，被告收到屠松林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公开对我家七人拆迁补偿安置的政府信息”一案。由于原告未提交当初提起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相关证据材料，被告于9月20日要求原告补正，9月28日收到原告的涉案补正材料，但原告未按照要求进行补正。10月9日被告要求原告补正材料，10月17日，被告再次收到原告的补正材料，包括原告分别于7月27日、8月10日向仓前街道办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及仓前街道办事处分别于8月9日、8月23日所作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由于原告对哪个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表述不清，被告于10月20日要求原告补正，10月30日被告收到原告的涉案补正材料。根据原告的表述其不服的是与被申请人于2009年7月29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2017年8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过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补偿安置协议的行政复议请求，被告于8月31日告知不予受理。2017年11月3日，被告作出239号复议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告知原告所提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决定不予受理。并告知原告若对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不服的，请针对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提起行政复议。综上所述，余杭区政府所作的239号复议告知书，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程序作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原告在复议提交的相关材料，证明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内容；
2.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法定期限内作出补正通知并向当事人告知的事实；
3.行政复议告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告知并向当事人告知的事实。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屠松林签订的安置协议书及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1中屠剑平签订的安置协议书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及证据3中的邮寄凭证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行政复议告知书的合法性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根据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内容及本案中所作陈述，原告认为仓前街道办违反协议进行安置，该协议指向的应该是原告之子屠剑平与原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人民政府所签协议，故被告认为屠剑平签订的安置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3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形式来源合法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2日，原告屠松林向被告余杭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责令仓前街道办依法公开对其全家七人拆迁补偿安置的政府信息，并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2017年9月20日，余杭区政府向屠松林作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告知其提交当初提起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相关证据材料。原告于2017年9月23日进行补正，提交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两份、安置房分配协议书、事实证明及照片等。余杭区政府于2017年9月28日收到上述补正材料，于2017年10月9日向屠松林作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要求提交当初提起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相关证据材料。2017年10月15日，屠松林向余杭区政府提交了两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7年7月27日、2017年8月1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以及仓前街道办作出的两份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余杭区政府收到上述材料后，于2017年10月20日再次向屠松林作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要求明确其对仓前街道办的哪个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并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表述清楚，如对多个具体行政行为提起复议，要求根据“一案一申请”原则，分案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屠松林收到后，于2017年10月28日再次向余杭区政府提交补正材料，该材料中陈述了2009年原告户与仓前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安置人口7人，面积560平方米，2014年仓前街道办认为需要纠正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扣除原告户8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事实，并明确要复议的是仓前街道办违反合同法的行政行为。余杭区政府于2017年10月30日收到，并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39号复议告知书。2017年11月8日，屠松林收到该告知书。屠松林不服，诉至法院。
根据庭审中原、被告所作陈述，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1472号生效判决，另查明：2009年7月29日，原告屠松林之子屠剑平与原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人民政府就原仓前镇葛巷村15组1号房屋的拆迁事宜，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约定“经初步审核乙方（屠剑平户一方）安置人口7人，安置建筑面积560平方米（具体安置人口、面积以安置时核实确认为准）”等内容。2017年8月29日，原告屠松林认为仓前街道办未按上述协议履行，实际安置时仅安置其480平方米房屋，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被告余杭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一、确认仓前街道办安置其户房子的行政行为违法，是故意的行政乱作为行为；二、责令仓前街道办立即纠错补足其80平方米住房，来完善协议所确认的内容。余杭区政府于2017年8月31日对屠松林作出余政复[2017]223号行政复议告知书，告知屠松林，其要求仓前街道办履行补偿安置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屠松林不服余政复[2017]223号行政复议告知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浙01行初39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屠松林的诉讼请求。屠松林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2017）浙行终1472号生效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三）行政指导行为；（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本案中，原告屠松林向被告余杭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告知补正，原告于2017年10月28日向被告提交材料，明确其不服的是仓前街道办违反已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扣除原告户安置面积80平方米，要求就仓前街道办违反合同法的行为进行复议。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在2017年8月29日曾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认为仓前街道办未履行已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实际安置房屋面积少于协议约定面积的行为违法，要求“确认仓前街道办安置其户房子的行政行为违法，是故意的行政乱作为行为，责令仓前街道办立即纠错补足其80平方米住房，来完善协议所确认的内容。”该两次申请虽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一致，但其实质指向的主要内容均是仓前街道办违反已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的行为。针对在先申请，被告已作出余政复[2017]223号行政复议告知书，决定不予受理。故被诉239号复议告知书属于行政机关对重复申请的重复处理，该复议告知书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被诉239号复议告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的起诉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屠松林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廖珍珠
审 判 员 刘 斌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汪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