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4民终8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女，1968年7月30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明宪（系马某丈夫），男，1950年2月6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小平，重庆舒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男，1950年2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5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重庆星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某因与被上诉人秦某、杨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0民初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9月25日对上诉人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明宪、康小平，被上诉人秦某、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登忠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马某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改判位于石柱县汇景龙湾X号楼X号门面房一间（产权登记面积44.20平方米）归马某继承享有，并由被上诉人秦某、杨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秦大江于2015年2月19日的遗嘱不合法、无效的理由错误，以致作出了错误的裁判。2015年前，由于秦某为了获得本案被继承人秦大江的遗产，想尽各种办法殴打、谩骂马某，达到马某与秦大江离婚，并独吞秦大江遗产之不法目的，其马某之夫秦大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并准备以立遗的方式将自己的财产处分给马某。于是在2015年农历2月19日，由于自己的手长期颤抖，无法书写遗嘱，并叫来其朋友冉隆河，由秦大江口述，冉隆河代笔，其内容是：“遗嘱，马某相信我，叫我做生意开食店，我鲤塘坝住房破烂后改建好才一道去办结婚证。婚后，她的菩萨心肠对我，我就称她叫五妹的称呼更亲热些，那些年互相尊重过得快乐，在自由快乐的晚上，我到廖国虎家玩，马某先走了，在途中被仇家杀了一刀，十几个小时才还阳，我仔细看伤口是三角型，这明白是内家人。因此没有报案，等待伤口好些了，我仍商定决定买车票送上车，到三姐家里安身，等待我的通知，年复一年，走不动了机会也来了，我才写信给她回来，回家后的几年里，给我洗脚、洗澡，饭碗递到手里，她从无怨言，从此就打消我后来无靠的后顾之忧，我要良心五妹（妻子），误青春、受委屈、挨一刀，得个甚么？真可怜。我已是风前之烛了，就来兑现结婚时的诺言吧，我把鲤塘坝已建好的房子和土地，全权交给你马某妻子享受，任何人不得侵犯，遗言为定，世代可查，一纸存照为据”。冉隆河代笔完后，由秦大江看后无异议，再在遗嘱上签名捺印，注明年月日。虽然该遗嘱由冉隆河执笔书写，但被继承人看后，完全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然后再签名、捺印，注明年月日，对于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亡后个人财产处分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据此规定，结合上述客观事实来看，虽然该遗嘱由冉隆河执笔书写，但在被继承人确认无误后，完全反映了被继承人秦大江的真实意思，被继承人才签名确认、捺印，同时由秦大江注明了年月日，此时的秦大江意识清醒，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只是因为手颤抖无法书写而已，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视为自书遗嘱，一审法院却错误的理解上述法律规定，将完全能够表达被继承人秦大江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遗嘱，错误的认定为代书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条件，并以此认定为无效。严重违反了上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致作出了错误的裁判。二、秦某无权要求分割秦大江、朱正英的遗产，一审法院判决将位于石柱县汇景龙湾X号楼X号门面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44.20平方米）由秦某继承错误。1.秦某不是秦大江和朱正英的养子，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因为朱正英在与秦大江结婚之前，与马禄兹系夫妻关系，由于二人长期无子女，于是二人便收养了秦某，但由于朱正英与马禄兹长期夫妻感情不和，双方便办理了离婚登记，在双方离婚时，双方共同收养的养子即秦某判归马禄兹抚养之后，朱正英与秦大江再婚，朱正英与秦大江再婚几年后，马禄兹又将秦某交由朱正英代养，马禄兹每月支付生活费，直至成年。因此，秦某最多也只能是秦大江的继子，不是养子，双方未形成抚养关系，秦某不是秦大江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2.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第2条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不得再提起诉讼。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秦某的母亲朱正英于1994年2月去世，其诉讼时效从此开始计算，至秦某提起诉讼日止长达23年，一审法院却认定，秦某在朱正英死亡后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秦某应继承朱正英的遗产部分与秦大江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因此未超过诉讼时效。此认定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因此，假设秦某未放弃继承，其继承朱正英的遗产部分与秦大江处于共同共有状态，那么也只能是在20年以内作出分割，否则便视为放弃继承权，所以，秦某要求继承朱正英的遗产部分已超过20年诉讼时效的规定；3.即使秦某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那么也只能享有涉案遗产的四分之一的份额。因为，涉案房屋系秦大江与朱正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朱正英死亡后，秦某享有继承朱正英四分之一的遗产，其余四分之三归秦大江，秦大江死亡后，生前以遗嘱的形式将其遗产处分给了马某，再加之秦某不是秦大江的养子，不是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无权继承秦大江的遗产，假设秦某享有朱正英的遗产未超过诉讼时效，那么也只能继承涉案遗产的四分之一，一审判决秦某应继承八分之五的份额错误。
被上诉人秦某、杨某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马某所举示的遗嘱是代书遗嘱，并认定无效是正确的。首先，涉案遗嘱是代书遗嘱而非自书遗嘱。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和注明时间的遗嘱。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人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日期，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遗嘱。两者的区别在于书写的主体不同，而不在于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容由遗嘱人本人书写，则为自书遗嘱；反之则为代书遗嘱；两者都要求遗嘱人签名，并不因为遗嘱人签名而混淆两者的概念。涉案遗嘱，马某申请出庭的证人冉隆河证实：整个遗嘱的内容系冉隆河书写、非遗嘱人秦大江所书写，遗嘱人秦大江仅签名而已。再结合遗嘱本身的形式上判断，涉案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特征，应当认定为代书遗嘱；其次，涉案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系无效遗嘱。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这是法律对代书遗嘱所规定的形式要件。马某向法庭所举示的遗嘱虽由冉隆河代书，尾部有所谓的遗嘱人秦大江与代书人冉隆河的签字捺印，并注明年、月、日，但没有代书人以外的与继承人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在场见证、签名，换句话说只有一个见证人，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签名，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的答复》中规定，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为有效的精神，马某向法庭举示的遗嘱无效。再有，马某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的规定，认为涉案遗嘱应视为自书遗嘱的理由不成立。该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亡后个人财产处分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一是，马某所举示的是遗嘱而非遗书，虽一字之差，但相差甚远，遗书的认定，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基本文义和社会观念的理解，遗书应当是立遗书人本人所写，而且还应包括除处分个人生前财产之外的内容。二是该条规定是针对自书遗嘱而言，并不解决代书遗嘱的问题。因此，马某错误适用司法解释条文，以达到混淆是非的目的，其认为遗嘱有效的理由不成立。马某在诉状中称秦某殴打、谩骂马某无任何事实根据，秦某更无独占秦大江遗产之目的。二、秦某有权继承秦大江及朱正英的遗产，且一审法院对遗产分割符合法理与情理。1.秦某系秦大江的养子，是秦大江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秦某年仅4岁时跟随秦大江生活，系秦大江的养子，秦大江抚养秦某长大成人，且秦某对秦大江也尽到了赡养义务。此事实有秦某在第一审中举示的证人杨世兰的证实：“秦某是秦大江的养子”。2016年1月20日马某向石柱县人民法院起诉秦某的民事诉讼状中称：“把你从几岁养大、订婚、结婚、生子、满月酒”以及在该民事起诉状中多处养父、养子的称谓，表明马某认可秦某系秦大江的养子。再有，马某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答辩称：“秦某系朱正英的养子，从小随秦大江、朱正英生活”仍表明马某自认秦某系秦大江的养子的事实，而在民事起诉状中否认养父与养子的关系，违反了民事诉讼规定的禁止反言的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秦某系秦大江的法定继承人。马某在民事诉讼状中称秦某归马禄兹抚养，并由其支付生活费，无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马某编造的事实。2.秦某对养母朱正英的继承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朱正英的遗产即朱正英对涉案鲤塘坝房屋享有的共有份额，根据《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继承开始至遗产分割前，对被继承人的遗产各继承人是共同共有关系。1994年朱正英去世后，秦某未曾表示放弃继承朱正英遗产，视为接受继承朱正英的遗产，那么秦大江和秦某就对该二分之一的份额是共同共有关系。所以，秦某已经依法继承了朱正英的遗产，只是对共同共有关系没有提出分割而已，对于共同共有的份额可以随时提出分割，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诉讼时效本身也不适用于物权法律关系。另，《继承法》第二条对继承开始时间的界定，而非继承纠纷开始时间的界定，为继承遗产的份额以及如何分割的遗产，继承人之间发生争议之日，才为继承纠纷开始的时间，此时，才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对此《继承法》第八条的2年期限是从继承纠纷开始时或继承争议发生之日开始计算而不是继承开始时计算，马某混淆了继承开始和继承纠纷开始的两个时间概念。就本案而言，继承纠纷开始的时间最早发生于2015年11月11日秦大江死亡之后，秦某2017年1月14日向人民法院起诉，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期间。由于涉案遗嘱无效，以及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那么一审判决对遗产份额的确认以及分割是恰当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正。恳请二审法院驳回马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秦某、杨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天尧新世界B幢C号住宅房和汇景龙湾X号楼X门面房归秦某、杨某所有，秦某、杨某折价补偿马某人民币57336.25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秦某与杨某系夫妻。秦某系秦大江（案外人，已于2015年11月15日去世）与朱正英（案外人，已于1994年2月去世）的养子。朱正英去世后，秦大江与马某1995年3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朱正英除秦大江、秦某外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位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某乡砖木结构一楼一底房屋一间修建于1985年，修建完毕后，秦大江与朱正英居住在该房内，1992年办证时登记在秦大江名下[南集建（92）字第894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以下简称鲤塘坝房屋）。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批准，石柱县征拆中心实施鲤塘坝河口风情街项目建设，登记在秦大江名下的上述房屋在拆迁范围内。2015年12月11日，马某作为乙方（户主）与石柱县征拆中心达成《河口风情街项目土地产权房拆迁补偿及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约定采取产权调换且不补差价，安置天尧新世界B幢C号住宅房一间（建筑面积79.23平方米，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79.26平方米）和汇景龙湾X号楼X门面房一间（建筑面积为44.20平方米，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44.20平方米）。2015年农历2月19日，由秦大江自诉，冉隆河执笔书写遗嘱，遗嘱中，秦大江将石柱县鲤塘坝的房屋处分给了马某。秦某、杨某主张该份遗嘱的形式不合法，认为该份遗嘱是代书遗嘱，需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但显然该份遗嘱没有两个在场人，因此无效。同时，秦某、杨某主张鲤塘坝房屋系秦某、杨某与秦大江、朱正英的家庭共同财产，应当先分割后再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因秦某履行了赡养义务，马某没有履行夫妻扶助义务，因此，马某只应继承八分之一的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一、遗嘱的形式是否合法，是否有效？二、涉案被征拆房屋能否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关于朱正英的遗产部分是否丧失诉讼时效？三、能否认定马某没有尽到扶助义务，少分财产？一、遗嘱的形式是否合法，是否有效？按照遗嘱书写主体是否为遗嘱人本人，遗嘱可分为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自书遗嘱是指遗嘱人亲笔书写并签名和注明时间的遗嘱。本案被告提交的2015年农历2月19日，由秦大江自诉，冉隆河执笔书写的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要素，应当认定为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从该条法律看出，法律对代书遗嘱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遗嘱是立遗嘱人对其财产的终意处分，且在其死后才能得以执行，因此，为了确保其真实性和严肃性，法律有必要对遗嘱设以严格的要式性要求，来最大限度地防止他人伪造、篡改遗嘱内容。并且继承法对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虽然严格，但是并非苛刻，立遗嘱人并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即可以实现，只须找到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人来见证，并由其中一人代书即可。如果这一相对简单的形式要求都无法满足，遗嘱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不易得到保证。因此，代书遗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才能认定有效。而本案马某提交的遗嘱只有冉隆河一名执笔人，无其他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当认定为无效。马某辩称涉案遗嘱是因为秦大江手颤抖，无法书写，才由冉隆河代笔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因此，涉案遗嘱应当按照自书遗嘱对待。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是对遗书的认定，从本条的基本文义及社会通常观念理解，遗书应当是立遗书本人书写，而且还包含除处分个人生前财产之外的内容。本案中的遗嘱其抬头明确为“遗嘱”而非遗书，该遗嘱系冉隆河代笔，非秦大江本人书写，内容虽书写了与马某的交往经过，但并无处分安排除房屋之外的其他事宜，不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的规定，不能按自书遗嘱对待。二、涉案被征拆房屋能否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关于朱正英的遗产部分是否丧失诉讼时效？秦某、杨某主张涉案被征拆房屋（鲤塘坝房屋）系秦某、杨某与秦大江、朱正英共同修建的，应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在涉案被征拆房屋（鲤塘坝房屋）未修建前，秦某、杨某与秦大江、朱正英共同居住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华丰乡黄坡岭（小地名）的旧土墙房屋内，涉案被征拆房屋（鲤塘坝房屋）修建完毕后，秦某、杨某就与秦大江、朱正英分家居住，涉案被征拆房屋（鲤塘坝房屋）由秦大江、朱正英居住，而秦某、杨某居住在黄坡岭（小地名）的旧土墙房屋内，家庭成员内部已经进行了分家分产，况且在92年办证时，涉案被征拆房屋（鲤塘坝房屋）登记给了秦大江[南集建（92）字第894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因此，涉案被征拆房屋（鲤塘坝房屋）应认定为秦大江和朱正英的夫妻共同财产。马某辩称秦某继承朱正英的遗产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朱正英于1994年死亡，作为法定继承人的秦大江、秦某均未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视为接受继承，接受继承并不以分割被继承财产为要件，况且被继承的房屋系朱正英与秦大江的夫妻共同财产，秦大江一直在该房内居住，被继承房屋也无法实际分割，虽被继承房屋未分割，但秦某对被继承房屋继承份额是接受的。秦某与马某因涉案房屋发生继承纠纷也是在2015年12月11日，马某作为乙方（户主）与石柱县征拆中心达成《安置协议》之后，至原告秦某于2017年2月14日起诉至法院，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三、能否认定马某没有尽到扶助义务，少分财产？秦某、杨某主张马某对秦大江没有尽到扶助义务，并提交了自己履行赡养义务的相关收据、秦蜀庭（二原告之女）与秦少波的电话录音、秦蜀庭与秦大江的对话录音予以作证。一审法院认为，秦某提交的自己履行赡养义务的收据只能证明自己对秦大江履行了赡养义务，秦某作为秦大江的养子应当履行赡养秦大江的义务，但并不能因此反证马某未履行扶助义务。秦蜀庭与秦少波的电话录音，关于该份录音的时间、地点及秦少波的基本身份情况均未交代，其询问也具有诱导性，因此，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秦蜀庭与秦大江的对话录音，现秦大江已经去世，无法核实是否是本人录音，况且即使该录音是秦大江本人的录音，根据录音内容，也不能证明马某未尽扶养义务。因此，秦某、杨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关于马某对秦大江没有尽到扶助义务，应当少分遗产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涉案被征拆的房屋系秦大江与朱正英的夫妻共同财产，2015年12月11日，通过产权调换且不补差价的方式，安置的天尧新世界B幢C号住宅房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79.26平方米）和汇景龙湾X号楼X门面房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44.20平方米），秦大江与朱正英各享有一半的产权，朱正英于1994年死亡，朱正英的产权份额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秦大江、秦某享有，因此，本案诉争的套房和门面房由秦大江各享有四分之三的份额，秦某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因马某提交的2015年农历2月19日，由秦大江自诉，冉隆河执笔书写的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当认定为无效，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秦大江死亡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秦某、马某。原告杨某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不享有继承份额。其他继承人无少分或不分的情形，因此，秦大江对诉争房屋享有的四分之三的份额由秦某和马某各继承二分之一，最终，安置的天尧新世界B幢C号住宅房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79.26平方米）和汇景龙湾X号楼X门面房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44.20平方米）由秦某各享有八分之五的份额，马某各享有八分之三的份额。遗产分割应当依据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效用的原则进行，因马某在石柱县城无其他居住场所，为了使其能够获得安定的居住环境，确定天尧新世界B幢C号住宅房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79.26平方米）由马某继承享有，汇景龙湾X号楼X门面房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44.20平方米）由秦某继承享有。依据双方确定的天尧新世界住房按照3900.00元/平方米，汇景龙湾门面按13800.00元/平方米计算，秦某还需补被告马某35538.75元（按产权登记建筑面积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天尧新世界B幢C号住宅房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79.26平方米）由马某继承享有；二、位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汇景龙湾X号楼X门面房一间（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44.20平方米）由秦某继承享有；三、秦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补马某35538.75元；四、驳回秦某、杨某其余诉讼请求。
上诉人马某在二审中举示了一份录音资料，拟证明一审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张辉红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情况。被上诉人秦某、杨某质证认为，1.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张辉红是陪审员，在没有申请就去取证，不属于依职权取证的调查范围；2.根据录音内容看，秦某与秦大江形成了养父养子关系；3.被录音的人也没有说给马禄兹生活费的问题。被上诉人秦某、杨某举示了一份民事起诉状及社保局的证明，拟证明马某自认秦某系秦大江的养子。上诉人马某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马某对养子和继子的关系不清楚，秦某与朱正英、马禄兹是养子、养母关系，秦某实际上是判给马禄兹的，是后来朱正英才把秦某带入秦大江家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举示的录音资料，录音的制作人系本案的一审人民陪审员，其录音的行为应当属于职务行为，其通过录音制作的光盘应当作为法院依职权搜集的证据在一审中进行质证，而其私自将该录音资料交由上诉人作为证据使用，且其调查案件事实并形成证据材料应当依法由两人进行，其一人单独进行，属于程序不合法，进而上诉人获得该份证据的来源不合法，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举示的民事起诉状及社保局的证明文件，虽然客观真实，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2015年2月19日由冉隆河执笔、秦大江签名的遗嘱的性质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该遗嘱是否合法并产生处分财产的效果；二、马某主张秦某请求继承朱正英部分遗产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观点是否成立；三、秦某与秦大江之间是养父子关系还是继父子关系，秦某对秦大江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四、一审法院对各遗产继承人之间的分割份额的确定是否得当。现逐一分析评述如下：
（一）关于焦点一。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人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从该条规定来看，不管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遗嘱人本人都需要签名；但自书遗嘱要求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内容，而代书遗嘱由其中一个见证人代为书写遗嘱内容。本案中，遗嘱的内容是冉隆河书写的不是秦大江书写，不管秦大江基于什么原因没有亲笔书写，都不影响其属于代书遗嘱的定性。对于上诉人马某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之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亡后个人财产处分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示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本案涉案遗嘱应当认定为自书遗嘱的观点。因本案中2015年2月19日由冉隆河执笔、秦大江签名的书面材料的标题为遗嘱而非“遗书”。因此，本案不具备适用上述规定评价“遗书”是否属于自书遗嘱的前提条件；其次，对于该代书遗嘱的效力问题。因该遗嘱只有一个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不符合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的形式要件，该遗嘱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分割遗产的依据。一审法院对该遗嘱的定性及效力的认定是正确的。
（二）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因此，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都应当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案中，秦某系朱正英与前夫的养子的事实各方无争议。双方之间仅对朱正英离婚后再与秦大江结婚后，秦某与秦大江、朱正英夫妇共同生活的时间以及秦某与秦大江之间的关系有争议。对于秦某与秦大江的关系问题。因秦某不是秦大江、朱正英结婚后共同收养的孩子，其与秦大江共同生活系基于朱正英与秦某之间的养母子关系，因此，认定秦大江与秦某之间属于继父子关系更恰当。虽然双方对秦大江与秦某共同生活的时间有争议且难以认定具体时间，但即便按马某所陈述的时间即秦某在7岁时与秦大江一起生活，那么7岁的秦某还远未成年，且马某在本案一审中所抗辩的内容中也有“秦某劳动，是应尽的义务，把他四岁养大，也是养父应尽的义务”的陈述。而马某在二审中陈述“秦某只是朱正英、秦大江代养，但由马禄兹支付生活”，该陈述与其在一审中陈述的内容不符，且也没有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该事实，本院认定秦大江与秦某存在抚养关系，秦某作为秦大江有抚养关系的继子，依法应当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秦大江的遗产。虽然马某曾自述秦某系秦大江的养子，但身份关系的认定应当依法认定而不能以当事人自认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虽然对秦大江与秦某的关系认定不当，但其认定秦某系秦大江死亡后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正确的。
（三）关于焦点三。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了遗产继承的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共同共有状态下，法定继承人可随时主张权利，无诉讼时效限制。本案中，秦某作为朱正英死亡后第一顺序继承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对朱正英的遗产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那么朱正英的遗产部分应当转化为所有合法遗产继承人共同共有，而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无诉讼时效限制。因此，上诉人马某主张秦某请求继承朱正英部分遗产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观点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焦点四。由于马某自述其系基于前述焦点问题而主张一审法院的遗产份额分割不当。而马某主张的前述焦点问题的主张均不能成立，其相应的认为遗产分割比例不当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可予维持。上诉人马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马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泽端
审 判 员 王勐视
审 判 员 彭松涛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孙正心
书 记 员 高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