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苏民申287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州市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恒盛广场1号楼3-1806室。法定代表人：曹桂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公惠，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冲，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州市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城南大道西侧盛泉大厦综合楼204室。法定代表人：陈�兰，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州春霖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杨山路21-2号126室。法定代表人：李慧玲，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州市淇开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杨山路21-2-128室。法定代表人：崔现彬，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贺，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徐州市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徐州市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源公司）、徐州春霖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霖公司）、徐州市淇开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3民终4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富兴公司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法院未查明泽源公司负责和富兴公司的王冲洽谈商定2012年4月29日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人员的相关事实，导致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虚假。该合同的洽谈、签订、泽源公司的印章加盖、合同的履行均是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崔平所为。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是关联公司。为查清本案事实，请求法院要求崔平出庭接受质询。2、一、二审法院未查明泽源公司（卖方）和徐州市万兴电煤配送有限公司（买方，以下简称万兴公司）之间的打印时间为2012年4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过程和背景。该合同的签订背景是，崔平在2012年4月初和王冲商谈签订《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时提出，富兴公司要先行代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签订至少月供2万吨煤炭的买卖合同，然后双方再在《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上盖章，且要求王冲尽快办理，王冲遂居间促成了上述《煤炭买卖合同》，该份《煤炭买卖合同》系由万兴公司的经理杨磊打印并加盖印章后交给王冲，由王冲带至泽源公司盖章，泽源公司实际盖章时间是2012年4月29日，即和《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上的印章同时加盖，是崔平从台湾打电话指挥办理的。一、二审法院认定该两份合同相互独立，没有关联错误。3、一、二审法院认定富兴公司代理泽源公司签订了2012年4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错误。该合同是富兴公司的王冲把万兴公司提出的条件传达给崔平，又把崔平的意见转达给万兴公司的杨磊，并按崔平的要求从万兴公司处拿了两份合同，于4月29日到崔平在泽源公司的办公室，由崔平电话指挥其办公室人员加盖的印章，故该合同并非王冲代理签订，委托代理人一栏也无王冲的签字，王冲仅是居间促成该合同的签订。4、一、二审法院对崔平与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的关系未予认定。泽源公司将其与万兴公司的业务转由春霖公司、淇开公司去做，说明三公司的利益载体一致，三公司为崔平实际控制。泽源公司转让商业机会的目的在于逃避其和富兴公司在《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中约定的居间费用。5、一、二审法院对于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与万兴公司之间的9笔煤炭交易业务的数量未予确认。6、一、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缺乏依据。富兴公司并未代理泽源公司签订2012年4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该合同系富兴公司促成签订，即认定了万兴公司是富兴公司的王冲所开发出来的�场，现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确实侵吞了该市场，也理应向富兴公司支付报酬；一、二审法院认定2012年4月29日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是委托合同错误，该合同的内容可以印证其是居间合同。7、二审法院庭审中归纳的争议焦点和判决的理由不同，且采信泽源公司提交的2016年12月15日的材料错误，该材料虚假。8、2012年4月29日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无论从签订目的、名称、内容、方式等均可印证是居间合同的性质。富兴公司的王冲仅是居间促成泽源公司和万兴公司之间首次《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为使该合同生效，王冲还在2012年5月8日带崔平去万寨港介绍其认识杨磊，该合同后于5月10日生效。王冲又促成后续8份《煤炭买卖合同》的成立，而这些合同的履行则由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自行承担。由此应认定《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为居间合同的性�。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故意称该合同是委托合同。万兴公司于2013年9月出具的《富兴公司居间中介泽源、春霖、淇开三公司销售煤炭给万兴公司年度分月数量总表》亦可证明该合同是居间合同。泽源公司称《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未实际履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9、泽源公司提交的2015年11月16日的杨磊的公证说明等证据系伪造。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共同提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富兴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已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合法，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亦无不当。故请求驳回富兴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富兴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一、虽然泽源公司未能陈述清楚2012年4月29日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签订过程和签订人员，但此不影响对泽源公司和富兴公司依据该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的认定。富兴公司主张双方在该合同项下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泽源公司则主张是委托合同关系，且主张该合同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尽管该合同的名称中有“居间”二字，且载明“甲方（泽源公司）委托乙方（富兴公司）利用全国各地煤炭市场多年关系渠道优势居间中介为甲方销售煤炭，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销售煤炭居间中介服务费用每吨5元，在每批煤炭发运完成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但不能据此即认定双方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还应结合合同的其他条款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认定。该合同第一条代销煤种和期限条款约定“泽源公司委托富兴公司代销泽源公司生产、经营的煤（焦）炭，代理销售期限暂定为三年”；第二条代销方式和发运条款约定“泽源公司每期下达各种煤炭质量标准和代销价格给富兴公司，富兴公司应按泽源公司的规定开拓市场组织销售，一律以泽源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执行合同和煤炭发运一律由泽源公司负责完成”；第四条超价销售和超利润分成条款约定“为充分调动富兴公司代理积极性，泽源公司同意富兴公司超过规定价格销售煤炭时，对超出部分按照税后利润双方五五分成”；第六条中约定“因富兴公司采用泽源公司单位名称销售煤炭，为确保用户信誉和维护双方合法权益，泽源公司应在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向富兴公司颁发代销煤炭委托书”，“本协议在执行中如出现意外和不可抗力，或国家铁路运力不足等情况，使销售煤炭数量不能完成，双方都不承担经济责任”。从上述约定内容可见，富兴公司系接受泽源公司的委托，按照泽源公司规定的价格，以泽源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煤炭�由泽源公司向其支付报酬，故该合同更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一、二审法院认定该合同的性质为委托合同并无不当。二、富兴公司系依据2012年4月29日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及该合同中约定的“如出现同一法人或及其它相关联公司去履行富兴公司提供的中介市场业务，其销售煤炭单位也将按本合同约定去履行义务”的内容，主张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基于和万兴公司在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签订了8份《煤炭买卖合同》的事实而应向其支付报酬。本院认为，《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系富兴公司起草，富兴公司应举证证明其按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即前述《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系其处理并完成委托事务的结果，但富兴公司未能就此举证，也未能提供合同签订前泽源公司向其下达煤炭质量标准及代销价格的证据，甚至未能提供泽源公司�其出具的代销煤炭委托书。而从富兴公司提交的其和江苏国建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建公司）签订的和本案《代理煤炭居间合同》内容基本相同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以及富兴公司为履行该合同而代表国建公司和其他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可见，在相关煤炭交易过程中，国建公司向富兴公司的王公惠出具了聘任书，且王公惠是以国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代表国建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但本案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均未反映富兴公司人员参与了合同签订。万兴公司系和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但不管是在杨磊以万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的经过公证的说明中，还是在一审法院向杨磊调查时，杨磊均否认富兴公司参与了前述《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虽然富兴公司称其提交的《富兴公司居间中介泽源、春霖、淇开三公司销售煤炭给万兴公司年度分月数量总表》可证明其上述主张，但该表格未经万兴公司盖章确认，在一审法院向杨磊调查时，杨磊明确该表格系王冲自行制作，万兴公司人员仅填写了数字，不代表万兴公司认同富兴公司所主张的与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之间的关系。据此，富兴公司仅凭前述《煤炭买卖合同》签订的事实，即主张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向其支付报酬的依据不足。鉴于此，本案也无需查明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与万兴公司之间的煤炭交易业务的具体数量。另，本案支持富兴公司诉讼请求的前提应是富兴公司履行了《代销煤炭居间合同》项下的义务，但如前所述，富兴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一、二审法院对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作评判，并无不当。三、富兴公司主张打印时间为2012年4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其居间促成泽源公司和万兴公司签订，该合同上和2012年4月29日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上泽源公司的印章系同日加盖，故该份《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亦属于其履行《代销煤炭居间合同》项下居间义务的行为。本院认为，从富兴公司提供的该份《煤炭买卖合同》的复印件可见，万兴公司的经理杨磊在其上书写了“此件与原件相同，系王冲经理代理签订”的内容，根据一审法院向杨磊的调查可见，上述内容系富兴公司的王冲事后找到杨磊书写，富兴公司将此作为证据提交，应视为富兴公司认可杨磊所书写的内容，而杨磊明确王冲是代理泽源公司签订的该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系富兴公司代理泽源公司签订并无不当,富兴公司主张其仅是居间促成该合同的签订的依据不足。富兴公司虽称《代销煤炭居�合同》是泽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崔平和其洽谈，两份合同上的印章是崔平指挥公司人员加盖，且是同时加盖，但富兴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考虑到泽源公司未能对该两份合同的签订过程和签订人员的情况作出明确说明，进而参照《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约定的5元每吨的标准，判决泽源公司向富兴公司支付87000元报酬以及相应利息，此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徐州市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马 燕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