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5民初82731号
原告：徐磊，男，197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丹，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萌，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森联木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谭存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方钧，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磊与被告上海森联木业发展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21日、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丹、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路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徐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丹、唐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方钧、陈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间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定金人民币201,000元；3、被告承担原告已支付的货运代理费人民币385,634.16元；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3、4月间，原、被告通过口头方式订立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原告委托被告为其进口180立方米原木，计8个货柜。2014年4月1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支付了定金人民币201,000元(全部货款的20%)。2014年6月17日，157.72立方米计7个货柜的货物到港，减去溢短装，实为156立方米。2014年9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江苏正悦国际货运代理公司(以下简称正悦公司)签订《国际货运代理协议》，委托正悦公司代理报关(实际是被告委托的)。但被告给的单证不齐，缺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允许进口证明书(以下简称濒危物种进口证)，没有该证无法清关。而被告交付的濒危物种出口证截至2014年10月20日就到期了。至今被告未向原告交付货物。原告已向正悦公司支付了货运代理费人民币385,634.16元。第二次开庭时，原告徐磊本人到庭，补充事实如下：当时我要购买大美木豆，我找好了国外卖家，但个人没有进口资质，故经人介绍我找到了被告。2013年冬，我到被告公司面签了合同，合同是被告提供的制式版本，但合同现已遗失。双方约定，我购买180立方米木材，单价655欧元，被告帮我进口，代理费为货物总金额的1.60‰，我至今尚未支付。2014年4月11日我支付了人民币201,000元预付款。我知道被告为我垫了余款。我没接到过被告的信用证付款指令，我们约定余款先由被告垫付，待我收到被告出具的提货指令时再向被告支付。被告曾向我催讨过货款，卖家没有向我催讨过。2014年6月17日，第一批7个柜到港，之前一个月即2014年5月，我到被告上海办公室拿了货物单证原件，有提单、装箱单、濒危物种出口证、代理报关委托书等。我把单证原件交给正悦公司报关。正悦公司告诉我，被告给的濒危物种出口证不符合国家新政策，要被告补。后来国外卖家将新证补给我了，但国家规定本案货物还需要濒危物种进口证。我不清楚办理该证需要哪些材料，我认为按合同约定该证应由被告办好给我。我打电话给被告员工李浩催办，被告始终表示在办，但至今未办出。2014年11月，第8个柜在到港，由于前7个柜的濒危物种进口证办不下来，该柜于2015年1月退货，对此我是知道的。这批货是因为有下家要我才订的，7个柜的货物滞留港口，我曾带李浩和下家都去看过，我想早点出手才签了《欠款证明》。7个柜已于2017年春被海关拍卖。
被告上海森联木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认可原、被告有口头进出口代理协议。2014年3月左右，原告因自身无进口资质，故委托被告代为进口180.694立方米原木，总价值118,354.57欧元。之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预付款性质的人民币201,000元交易保证金，被告遂向中国银行申请信用证，并与外商签订了买卖合同，中国银行收到单证后通知被告单证相符，要求被告付款。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由原告先支付尾款被告再交付单证。被告于2014年5月16日通知原告付款，但原告未付。中国银行2014年5月22日从被告账户直接划扣了人民币1,011,844.11元(折合118,354.57欧元)及开证费人民币899.84元、电报费人民币600元。原告后又以核实单证真伪为由，从被告业务员处骗走了单证原件，却仍未支付尾款。被告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理由如下：一、原告起诉已超诉讼时效。2014年5月16日被告通知原告付款、原告拿到所有单证原件；6月7个柜到港，11月1个柜到港，10月濒危物种出口证到期，所有事情都发生在2014年，原告却在2017年8月18日起诉，远超2年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是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原告起诉时尚未生效，本案不应适用。二、被告公司有法务拟定的格式合同，载明必须先付钱再交付单证，至于本案为何未签书面合同，被告不清楚，大概和具体经办人有关。本案交易代理费才人民币1,600余元，该款原告还未实际支付，那只可能是先付钱再给单证，否则要被告垫付人民币80多万元的货物余款显然不合常理。是原告骗走了单证，本案不能用交付单证时间来证明交货和付款的先后顺序。但鉴于无书面合同，现在对付款交货顺序、相关手续由谁及何时办理已无法说清。被告认为双方未达成谁办理濒危物种进口证的约定，双方之前也无交易，故原告没有依据说被告违约。被告已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三、报关是原告自行委托正悦公司办理的。2014年9月1日原告与正悦公司签订代理协议，表明当时已开始办理报关。原告既聘请了正悦公司报关，就应明知濒危物种出口证的到期时间及办理进口证的所需手续及单证。原告2014年5月就拿到了濒危物种出口证原件，之后也未再给被告，被告客观上不可能办理濒危物种进口证。四、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单证不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中，被告一直在向原告催讨货款，原告拒接电话，被告后来是通过认识原告的两名张家港生意人才联系上的原告，那时原告也未对单证提出异议；2015年7月23日原告还向被告出具《欠款说明》，承认拖欠货款，也未提到单证不全。五、被告不是《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的当事人，原告对正悦公司的付款义务与被告无关，货运代理费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的损失是由其自身造成的。
针对被告上述答辩，原告补充理由如下：一、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2015年原告写欠条时还认为合同是可以履行的，直至2017年执行(2016)苏0582民初2949号民事判决书时才知晓本案货物已于2017年年初因超期未报关被海关处理，原告那时才知道合同目的完全无法实现，故诉讼时效应至少从2017年初起算，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计算3年。二、濒危物种出口证的有效期截至2014年10月20日止，被告至2015年仍未清关，还在2015年7月23日要求原告出具欠条，存在欺诈。三、原告作为委托人，在委托合同存续期间原告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货款、赔偿损失。四、本案货物进口清关必需入境货物通关单和濒危物种进口证，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关部门要求，被告是有义务也是唯一有资格申领濒危物种进口证的主体。被告作为专业的进出口收发货人，理应熟知该类货物的进出口要求，其应向原告提出取回濒危物种出口证原件，否则原告不会知道办理濒危物种进口证需要出口证原件。被告仅办理入境货物通关单，而置更重要的濒危物种进口证于不顾。被告未履行单证义务，造成货物无法申报进口，被海关变卖处理，导致原告无法获取合同利益。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证明2014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人民币201,000元；
证据2、原告与正悦公司签订的《国际货运代理协议》复印件、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下载的(2016)苏0582民初2949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中国银行汇款单复印件，证明原告为本案货物向正悦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人民币385,634.16元；
证据3、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明原告已履行(2016)苏0582民初2949号民事判决书，因原告与正悦公司另有交易往来，正悦公司欠原告人民币10万余元，执行过程中双方经结算确认原告应付款项为人民币421,125元。
第二次开庭，原告补充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4、《中国海关报关实用手册》364页的2014年海关通关系统商品综合分类表复印件、进出口税则(第273页)复印件、监管证件代码表及说明复印件，本案货物归入XXXXXXXX.10编码,在税则中的名称是西非红豆木，也即大美木豆，证明进口本案货物需办理入境货物通关单及濒危物种进口证才能办理清关手续；
证据5、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林业局“绿色上海”官方网站《对进出口珍贵树木、野生植物及其制品和衍生物的审核》打印件，证明濒危物种进口证的办理需要濒危物种出口证持有人向林业局和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申请核发，且原告咨询林业部门，林业部门告知该申请人必须是濒危物种出口证上列明的进口商，该进口商即为被告，但被告未申请，导致涉案货物无法清关；
证据6、代理报检委托书复印件，该证据是从正悦公司取得的，原件已交给检验检疫局，证明被告曾在2014年7月份货物到港后委托正悦公司向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理证据1中的入境货物通关单。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人民币201,000元的性质为预付款；证据2恰证明货物所有人和报关义务人为原告，且被告已将单证原件交付给了原告；判决书确定的代理费总额为人民币521,923.89元，其中与本案有关的为人民币385,634.16元，原告仅履行人民币421,125元，不能证明该金额中包括本案金额，应按金额比例计算。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本案木材确实需要办理入境货物通关单及濒危物种进口证，但原告证据不能证明需由进口商办理。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复印件不清楚，可辨认部分中合同编号是321开头的，而被告证据1显示合同编号为337开头的，且该证据的受托公司名第一个字是“海”，与正悦公司无关。
为证明其辩称，被告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买卖合同》打印件及翻译件，证明被告与外国卖家森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林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向森林公司购买原木180.694立方米，总价值118,354.57欧元，该合同是通过电子方式缔结的；
证据2、信用证复印件，该证据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向外国卖家出具的，被告无原件，证明被告申请向森林公司出具信用证用于购买木材；
证据3、原木装箱单、码单、发票及提单，均为复印件，原件被告均已交给原告，证明森林公司将原木装运后出具了上述单证；
证据4、到单通知复印件、对外付款通知书及扣款凭证2份，证明中国银行要求被告支付相关款项，并从被告账户划扣人民币1,011,844.11元(折合118,354.57欧元)及开证费、电报费人民币1,499.84元；
证据5、《欠款说明》，证明原告于2015年7月23日向被告出具《欠款说明》，承认拖欠货款人民币812,343.95元，承诺于2015年8月20日前付清。
第二次开庭，被告补充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6、濒危物种出口证、植物检疫证书、原产地证复印件及其翻译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已经将单证原件交付原告；
证据7、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原件，证明被告本身具有报关资质，被告无需委托正悦公司报关；
证据8、律师对案外人袁某某的调查笔录，以其证人证言为准。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中有原件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无原件的部分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如补充到单通知原件，则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欠款说明》是在原告看到货物并认为能取得货物的情况下才签署的，《欠款说明》载明“货权由森联”，证明货物实际由被告掌控，如果被告正常交付货物，原告自然会按约付款，否则被告也不可能一直不向原告主张该“欠款”；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6上载明的进口商为被告，而濒危物种进口证需由进口商办理，被告有义务且唯一有资格办理该证。证据7显示被告属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根据海关的《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规定，收发货人可以自己报关，也可以委托报关企业报关，实践中许多收发货人都是委托报关企业报关的，本案中，被告就是委托正悦公司办理报关的。正常情况下应由被告与正悦公司签订委托报关合同，但当时滞港费已很高，正悦公司将代理协议寄给了原告，原告没看清楚就签了。对证据8的质证意见同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
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传唤证人袁某某、李某某出庭。袁某某作证称：我原来是被告公司的员工，后来出来给私人老板打工仍做木材生意，那时就认识被告经办人李浩了；私人老板曾派我到张家港工作，原告也在张家港做木材生意，遂结识。2014年底，李浩称原告不接他电话，请我帮忙联系原告。我通过李某某打电话给原告，把他约出来，原告表示两三周后就会付钱给被告。一段时间后，李浩又找到我，说原告还是没给钱，打电话又不接了，还是要我帮忙找人。当时是2015年夏，我约出原告，和李浩、李某某四个人一起吃了饭，然后李浩要求看货，原告带我们去港区看了货。木材已经拆箱了，堆在码头上。李浩问原告讨钱，原告说现在没钱，等他把货物处理掉就付钱给被告，希望能再给一个月时间，还写了一张欠条交给李浩。写欠条的时候没有纸笔，还是向港区里一个姓蒋的人借的。以上两次碰面都是李浩向原告催讨货款，整个过程我没听到原告问李浩要相关凭证。李某某作证称：2014年左右，原告因买木头要找能开信用证的公司，我给了他被告的电话，至于他们怎么联系的及缔约履约过程我不清楚。后来李浩两次到张家港找我，说原告欠被告钱，我打电话约原告出来跟李浩见面。他们见了两次，一次我在场，但他们谈什么我不清楚；另一次我不在场。李浩两次都没要到钱，第二次时原告打了个欠条，写欠条当天我没去港口看货，欠条有无履行我不清楚。
对上述证人证言，原告徐磊本人称：我确实认识这两名证人，我和李浩见过两次面，看货签欠条那次我跟李浩说“缺什么单证你们要给我，不然提货提不出来，我的客户提货时才会把余款给你们”。2015年9、10月我到上海找过被告，要被告退款。2015年时因长期拿不到濒危物种进口证，我很生气，确曾拒接李浩的电话。
对上述证人证言，被告均无异议，认为有些细节可能因时间较长有出入，但整体情况属实。
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据能否证明当事人主张，本院将综合评判。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被告否认原告证据6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证据6仅有复印件，且字样模糊难以辨认。原告拟用以证明被告曾委托正悦公司办理入境货物通关单，但该证据尚能辨认的部分显示，其合同编号与被告证据1《买卖合同》中记载的合同编号或被告证据3中的提单号均无法对应，受托公司名称也非正悦公司，故该证据复印件无其他证据可佐证，也不能表明与本案相关，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二、被告于庭后本院指定期限内补充提供了证据4中的到单通知的原件，本院经审核，确认其真实性。三、对被告证据1-3及4中的《木材买卖合同》、信用证、装箱单、码单、发票、提单，原告称无原件故不认可其真实性。虽然上述证据为复印件，但相互之间可佐证，亦可与到单通知原件、双方认可的付款通知书及扣款凭证、(2016)苏0582民初294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以及原告本人陈述相互印证，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
经审理查明：
2014年3月，原、被告口头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作为进口代理人为其向位于美国的森林公司购买名为大美木豆的原木180立方米，单价655欧元/立方米，代理费为货物总金额的1.60‰。4月1日，被告与森林公司签订编号为337/14-003B的《买卖合同》，约定购入阿夫莫西亚大美木豆180.694立方米(41根)，单价655欧元/立方米，总价118,354.57欧元；装运日期为2014年3/4月，装货港为马塔迪，卸货港为张家港，交货条件为“C+F”(成本+运费)，付款条件为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附加条款载明，所需单据包括：发票、装箱单、原产地证书、植物检疫证书、濒危物种出口证、提单。森林公司按合同约定将原木分8个货柜发货，并出具了上述单据。4月11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部分货款人民币201,000元。4月16日，被告申请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开具了受益人为森林公司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编号：LCXXXXXXXXXXXXX)，信用证上记载的标的物、金额、条件、所需单据与上述《买卖合同》约定一致。同日，银行扣划了被告账户下开证费人民币899.84元、电报费人民币600元。5月16日，银行向被告发出到单通知，告知其信用证下单据已到，经审核单证相符，要求被告在5月22日前付款。5月22日，银行扣划了被告账户下人民币1,011,844.11元(折合118,354.57欧元)。同月，原告至被告处取得了包括提单、装箱单、濒危物种出口证在内的《买卖合同》全部单据原件。其中，濒危物种出口证载明其有效期至2014年10月20日。
2014年6月17日，8个货柜中的7个抵达张家港港口。2014年9月1日，原告与正悦公司签订《国际货运代理协议》并将从被告处取得的前述单据原件交予正悦公司。协议约定，原告委托正悦公司作为其进口本案货物的代理人，正悦公司为其办理进口货物在张家港的合法换单、报关、报检、查验等事宜。合同第2.A.1条、第2.A.3条约定，原告最迟应在货物抵达目的港前准确、完整的提供报关、报检所需全套文件如正本提单、发票、装箱单、销售合同、报关报检委托书等原件材料提交正悦公司，并提供正悦公司认为必要的报关报检所需完整信息；如原告未履行上述义务而发生的滞报金、疏港费等费用由原告承担，正悦公司有义务积极协助原告解决问题、提出补救方案、配合原告减少损失。第2.B.1条约定，正悦公司收到所需单证后，对文件的完整性进行必要审核，并负责根据原告提供的单证积极办理进口货物的换单、清关、报检、报验及提货手续等。
2014年11月，剩余1个货柜抵达张家港港口。2014年底，被告通过电话方式向原告催讨剩余货款，原告拒接电话。被告遂通过与原告相识的袁某某、李某某联系原告，至2015年中双方面晤两次，均催讨未果。2015年7月23日，原告向被告手写出具《欠款说明》一份，载明：“……欠上海森联原木款812,343.95元(此货款为八个货柜的货款)，这七个柜的原木存放在张家港港务局仓库内，货权由森联。在15年8月20日前付清以上货款。”
2016年3月14日，正悦公司向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起诉原告，称其与原告签订了进口代理合同，正悦公司均已完全履约，而原告欠付代理费合计人民币521,923.89元(该案涉及数份进口代理合同，其中涉及本案的合同项下费用为人民币385,634.16元)，法院于2016年9月20日出具(2016)苏0582民初294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正悦公司诉称属实，判决原告支付正悦公司代理费人民币521,923.89元及相应利息、律师费人民币25,000元。该案执行中，原告于2017年7月25日向正悦公司支付人民币421,125元。
至今原告未向被告支付代理费。目前，本案货物下落不明。
另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进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植物，海关凭允许进口证明书或者标签查验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进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申请人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根据海关相关规定，办理大美木豆进口必需提供入境货物通关单和濒危物种进口证，其中，办理濒危物种进口证必需的材料中包括濒危物种出口证原件。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口头约定，被告为原告向境外卖家购买原木，原告向被告支付代理费。双方间成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该合同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且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应予遵守。现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提出解除合同、返还预付款并赔偿损失；被告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认为应从其知晓货物被海关处理之时即2017年7月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计算3年；被告则认为应从被告通知原告支付信用证项下货款之时即2014年5月16日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计算2年。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原告既以合同为请求权基础，则应以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同权利受损害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为此，需先考察原告的合同权利为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受托人应按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并转交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则原告的合同权利可归结为：指示被告与境外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并获得被告因签订该买卖合同取得的财产。本案中，首先，被告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与境外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合同载明的木材品种、单价、材积均符合原告要求，且缔约后原告已支付部分货款，故被告已按原告指示处理了委托事务。涉案国际货物买卖为跟单信用证交易，由《买卖合同》记载的交货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和相关国际贸易规则可知，提单作为物权凭证，卖方交付提单即为交付货物。被告于2014年5月22日为原告垫付了剩余货款并取得《买卖合同》项下单证，并于当月向原告转交了包括该提单在内的《买卖合同》项下全部单证原件，应视为被告向原告转交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在该单证转交之日，原告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在委托事务中的指示是否得到遵守、获得的财产是否完整。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自该日起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合同权利受到损害。其次，原告认为时效应从2017年7月其知道货物被海关处理时起算，因为自该时起其才知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院认为，该观点混淆了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权利义务。在涉案《买卖合同》中，被告是原告的代理人，实质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境外出卖人与原告之间，受让得到货物的完整所有权是原告在买卖合同项下的买受人权利，而不是其与被告的委托合同项下的委托人权利。再次，原告声称其不清楚办理本案货物清关所需的濒危物种进口证的材料和手续。本院认为，(2016)苏0582民初294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14年原告曾委托正悦公司、上海保越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晋荣发贸易有限公司数家报关企业代理进口，进口的商品均为原木，故原告应是对进口原木有相当经验的专业买家，应明知该类事务所涉材料和手续。退一步说，即使原告在收到单证时确实不知道单证是否齐全，但原告于2014年9月1日委托正悦公司报关，正悦公司作为专业的报关企业，显然对此明知。根据《国际货运代理协议》，正悦公司有义务为原告审核单证完整性，原告亦承认正悦公司确实向其提出了濒危物种进口证的要求。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条例和海关规定，本案货物清关必需濒危物种进口证，而该证的办理又必需濒危物种出口证原件。濒危物种出口证原件2014年5月后就由原告持有，则至迟于该证有效期届满即2014年10月20日之后，原告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合同权利受损。综合本案情况，本院从宽确定诉讼时效期间自2014年10月21日起算。根据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2年，至2016年10月21日已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系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原告已归于消灭的时效利益不能借由新法重新获得溯及保护。另外，原告在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时称，其在2015年7月签欠条时曾口头催讨过濒危物种进口证，又于9、10月找被告要求退款，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亦予否认，故本院不予采信，认为本案诉讼时效未构成中断。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66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833元，由原告徐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炜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乐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七十一条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