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1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熹鞋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恒超。
委托代理人：汪绍怡，广东高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红垒，男，197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竹，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恒超，男，197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
原审被告：李小丽，女，197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
二原审被告共同代理人：汪绍怡，广东高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国熹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熹公司”）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3）穗荔法民一初字第1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0日，刘恒超与魏红垒签订百丽爱思形象店合同，主要内容是“甲：国熹鞋业、乙：爱思营运中心现由乙方在东莞高埗大荣百货商场投资百丽爱思形象店，货品（鞋子）由甲方全方位铺货给乙方，乙方需交于甲方15万元作为押金。如果每月营业额超过35000元，所有商场开支费用由乙方承担；如低于35000元，则甲乙共同承担开支费用。甲方提供全方位退换货，每月营业额按出厂时甲方定的成交价55%分配给甲方，45%分配给乙方。待乙方时机成熟后，此专柜可转换为定货制经营。”刘恒超、国熹公司及魏红垒在落款处签章。2012年3月9日，国熹公司、刘恒超（甲方）与魏红垒（乙方）签订了销售代理合同，其中约定：“一、乙方的义务、区域和代理期限权限：甲方授权乙方为全国总代理商，负责甲方的百丽爱思品牌销售、售后服务、专卖店等所有业务。授权的产品是国熹公司百丽爱思品牌。代理销售期限是2012年1月10日-2017年1月10日。甲方负责生产，乙方负责销售，鞋款不足时乙方有权在甲方以外的地方采购鞋子，所产生的利润与甲方无关。乙方应逐步建立系统的商务体系，并对下级经销商给予技术支持及逐步提供完整的培训体系……二、甲方的职责和义务：甲方向乙方无偿提供企业及产品的各种证书。若由于品牌及甲方的虚假证件所造成损失，由甲方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确保为乙方提供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甲方所提供的产品（鞋子）及品牌（百丽爱思）如出现假冒与仿冒，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保证向乙方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培训乙方的市场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乙方拓展市场，根据当地市场情况提供必要的宣传支持，并努力做好产品售后服务工作。四、产品价格、结算及交货：乙方以书面形式向甲方下达进货计划、写明型号、数量加盖公章和订货人签名后传真给甲方，甲方收到后予以回复确认……六、市场支持：甲方应负责向乙方提供宣传单页，按实际布点数量提供海报、宣传册、宣传光盘……八、法律效力：甲乙双方若发现对方的行为严重违反本协议条款、商业道德和法律规范或损害对方利益时，可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的效力，并要求对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本合同附：百丽爱思注册证书及标志复印件一份……”魏红垒陈述国熹公司向其提供了三个商标标识：（1）刘恒超于2011年12月12日申请注册标识（申请号10293355），同月27日国家工商局总局商标局出具《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2）刘恒超于2011年12月12日申请注册标识（申请号10293354），同月27日国家工商局总局商标局出具《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1）和（2）的下方均注明“本通知书仅表明商标局已收到申请人的商标申请，并不表明所申请商标已获准注册。”（3）标识（申请号8819832）已获准注册的商标详细信息，专用权期限是2011年11月28日至2021年11月27日。庭审中，国熹公司表示（1）（2）的标识至今尚未获准注册，但该司并没有提供（1）（2）的标识而仅提供了（3）的标识给魏红垒。
2013年8月19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东莞市工商局”）对魏红垒作出东工商处字（2013）第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在2012年4月29日-2012年7月30日期间，魏红垒在东莞石龙镇兴龙西路69号铺设立了“百丽爱思”鞋店，在未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情况下，销售侵犯“百丽”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带有“百丽爱思”商标标识的女装鞋和手提包，期间发生的营业额44264元，没有获得违法所得。2012年7月30日，我局依法扣押当事人昆明存放于该鞋店的涉嫌侵犯“百丽”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带有“百丽爱思”商标标识的商品，包括女装鞋473双（39箱）、不成对的女装鞋218只（20箱）、手提包4个、上述带有“百丽爱思”商标标识的女装鞋473双其货值金额为160032元，当事人以上违法行为的非法营业额总计204296元。该局对魏红垒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取缔当事人的无照经营行为。2、对当事人的无照经营行为处以罚款10000元，上缴国库。3、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上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4、没收、销毁当事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带有“百丽爱思”商标标识的女装鞋473双和218只、手提包4个、包装袋5箱（834个）、鞋盒印刷品28捆（其中上盖882个，下盒920个）、合格证1盒（其中皮鞋知识护理片512个、合格证104个），空鞋盒31个。5、对当事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22577元，上缴国库。2013年8月19日，东莞市工商局石龙分局向魏红垒发出通知书，通知其缴纳132577元。
魏红垒陈述其被罚没的货物是由国熹公司供应，造成其共691双鞋价值93115元损失，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东莞总订单》，订单上显示“客户货号、图片、品牌是百丽爱思、颜色、内里、垫脚、配码、总数（296双）、单价110-150元之间不等”盖有国熹公司印章和刘恒超签名。其表示被罚没的鞋子有些是之前从国熹公司订货时获取，有些从大荣百货调过来的，有些是哈尔滨的经销商退回来（哈尔滨经销商的货均是由国熹公司直接发送的），但目前除了《东莞总订单》外没有其他证据。其自行制作了《罚没鞋子清单》，清单上共有28个型体，其中有13个型体（I8091-1、18225-5、18651、968-6、1221007、023-1、6238-20、623812、6238-15、1851-2、1782-10、170812、1888-3）与《东莞总订单》的客户货号大部分一致、金额一致，其余型体没有相对应的证据材料，该清单的进货单价金额在120-150元之间不等。国熹公司对《罚没鞋子清单》不予认可，对《东莞总订单》无异议，但认为该司只是负责生产鞋子，提供给魏红垒的鞋子是没有标识的裸鞋，魏红垒的鞋子之所以被工商局查处是因为其自行张贴鞋子标识。此外，魏红垒陈述其在大荣百货卖鞋开业时间是2011年11月29日，在石龙专卖店的开业时间是2012年4月30日。
庭审中，魏红垒陈述其损失，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其与谢灿球在2012年3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押金收据、收款收据6张，约定其租赁新联柳树坊3号作经营场所，面积260平方米，期限从2012年3月15日-2017年3月15日，在承租之日魏红垒支付28800元押金给谢灿球，租赁期间合同未满视同毁约，谢灿球不退还押金。每张收款收据显示“今收到魏生房租4800元”。魏红垒要求原审被告赔偿其租赁该地址的6个月租金共28800元和半年押金28800元。2、其与黄秋兰在2012年4月1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收据7张，约定其租赁石龙镇兴龙西路69号房屋作为商业门面使用，期限从2012年4月10日-2014年4月10日，租金4200元／月，押金25200元。每张收据显示“今收到石龙兴龙西路69号租金4200元，经手人：黄”魏红垒要求赔偿其租赁该地址的5个月租金共21000元和押金25200元。3、《转让协议》、收据，显示“位于石龙镇兴龙西路69号门面一间，转让费为60000元。刘风娟2012.4.5”魏红垒陈述该款是其在承租时向原来的承租人刘风娟支付的顶手费，要求原审被告赔偿。4、2011年12月18日《收据》，内容为“今收到东莞百丽爱思大荣百货专柜款43000元。”单位盖章落款栏没有任何盖章，“经手人”栏的签名显示不清。魏红垒陈述其制作了放在大荣百货商场内展示专柜支出43000元。5、魏红垒分别与何小静、庞阳签订的劳动合同，何小静的合同期限从2011年12月15日-2012年12月15日、基本工资2700元，庞阳的基本工资2000元。其在2013年8月底解雇该两名员工，两人在职9个月期间其支付了何小静工资40230元、庞阳工资19800元，已支付的工资均是魏红垒的损失，但其表示解雇两员工时没有支付经济赔偿和补偿。6、魏红垒与东莞市润泰装饰有限公司的《形象工程制作施工合同》两份及该公司《收据》两份，拟证明其对石龙专卖店进行装修支付店面装修费77021元及展示的鞋柜专修费41668元。施工合同的报价明细包括店面展厅、仓储库、洗手间、库存区、水电、地墙砖、钢化大门、卷闸门、灯具、空调、广告牌等。7、魏红垒与东莞品峰印刷厂于2011年3月7日签订的《百丽爱思画册合同》、有该印刷厂盖章的《收据》，画册合同包括设计费、拍摄费、印刷费，拟证明魏红垒对“百丽爱思”品牌的广告宣传及支付了15880元款项。8、《合同终止协议》、温某某、莫某某的房产证，内容为魏红垒与户主温某某、莫某某于2012年4月15日签订的石龙兴龙西路69号铺合同由于2012年9月1日生意失败，魏红垒违约终止协议，所以一切未尽事宜以合同签订的内容为准，合同代理签订人为黄秋兰，魏红垒于2012年9月5日撤离场地。魏红垒陈述其退场后因固定装好的鞋柜装饰无法搬走，只能留在那里，出租方和新的承租方认为无用就会把那些东西处理掉或者砸烂。原审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9、律师费5000元发票。原审被告对上述证据1-8均不予认可，确认证据9的真实性，但认为律师费不应由原审被告负担。
诉讼中，原审法院到东莞市工商局对本案行政处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复印了相关材料。材料显示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丽华鞋业贸易有限注册“BELLE”和“百丽”商标；2005年12月该局向广东省工商局作出批复，认定“百丽”及“BELLE”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东莞市工商局于2012年7月30日到石龙镇兴龙西路69号铺“百丽爱思”鞋店进行了查处，在当天的询问（调查）笔录中记载，魏红垒陈述从2012年4月29日开始以个人名义对外使用“百丽爱思”名称从事零售女装鞋和手提包，这些货品的商标品牌是“百丽爱思”和“BaILIAISSI”。2012年8月10日，东莞市工商局对刘恒超进行了问话，刘恒超陈述其是国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司是魏红垒女装鞋的供应商，从2012年4月29日开始供货给魏红垒，该司给魏红垒提供女装鞋样板，魏红垒确认样板后再向该司订货，该司然后用汽车运输或快递方式给魏红垒送货；该司提供给魏红垒女装鞋上有“百丽爱思”和“BAILIAISSI”的商标标识，其表示该两个商标由其本人正在注册中，但在注册中碰到异议；该司共供货给魏红垒约有1000对女装鞋，具体鞋的数量和货值以该司开出的供货记录凭证为准；该司的女装鞋是委托佛山市某鞋业有限公司加工生产。2012年12月14日，国熹公司向东莞市工商局出具《证明》，内容为“关于魏红垒在2012年4月13日向我司下单订购“百丽爱思”鞋的事宜，订单数为296对，实际出货271对，没有供应1000对女装鞋。”。在东莞市工商局该案的照片材料中，均显示鞋子、鞋盒、护理卡、保修卡、包装袋上印制有和标识。该局告知原审法院，他们进行查处时发现全部产品都是以上两个标识，没有看到标识。
另查明：国熹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从2008年9月1日至长期，法定代表人是刘恒超，刘恒超和李小丽均是该公司的股东。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被工商部门罚没的鞋子等商品的来源问题，国熹公司认为该司提供给魏红垒的货品是没有商标标识的裸鞋，并认为是魏红垒自行制作侵权标识导致被工商局罚没，但国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恒超在被工商局询问时陈述国熹公司提供给魏红垒的女装鞋上有“百丽爱思”和“BAILIAISSI”的商标标识，该两个商标由其本人正在注册；根据国家商标总局出具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也明确记载和商标并未获准注册；而东莞市工商局向原审法院反馈的信息是罚没现场的产品上印制的全是和标识，并无发现有已注册成功的标识。此外，根据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由国熹公司负责生产并提供鞋子，魏红垒负责销售，该合同中并无特别约定国熹公司提供的仅是没有标识的裸鞋，且从企业的鞋子代理销售惯例的角度看，一般都是生产并制作完好可供直接出售的鞋子后，再提供或出售给销售商，一般不存在由销售方自行在鞋子上加工刻制标识后再出卖的情形。故此，魏红垒陈述其被工商局罚没的鞋子等货品是由国熹公司提供，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作为经营鞋业的销售者，应尽到审核供货方的经营资格、供货商品注册商标真实性与合法性的注意义务，对于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不得进货和销售。根据魏红垒陈述其与国熹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合同时国熹公司已给其、、三份商标标识的资料，但和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已清楚告知该通知书并不表明这两个标识已获准注册，而事实上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止该两个标识仍没有获准注册；且魏红垒陈述其被工商局罚没前已在大荣百货商场售卖鞋子有大半年时间，作为一名专营卖鞋子的销售者，在大半年的时间里理应充分知晓和熟悉所售卖鞋品的质量以及商标等情况，以及理应涉猎到鞋业领域知名品牌的相关信息（如“百丽BELLE”商标早已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故此，原审法院认为魏红垒对售卖、标识的鞋子时是知道或应当知道鞋子是侵权产品，对侵犯“百丽BELLE”品牌有过错责任。
关于魏红垒要求国熹公司、刘恒超、李小丽赔偿工商罚款122577元的问题，行政处罚是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进行的处罚，而由于魏红垒销售侵权产品且无证照经营，违反了行政管理秩序，故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罚款措施，应由其自行负担，其主张该款由国熹公司、刘恒超、李小丽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魏红垒主张被罚没的鞋子共691双价值93115元的问题，国熹公司对魏红垒提交的2012年4月13日《东莞总订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国熹公司认为仅提供了296双鞋子的意见，虽然东莞总订单上记载的百丽爱思鞋子数量只有296双，但工商处罚决定书中记载罚没的鞋子有473双、单鞋218只，合共数量为691，该数量与魏红垒主张的数量一致，而工商局亦告知原审法院罚没的鞋子、鞋盒等货物全部都是、标识，并无其他标识的货物存在，该数量远大于《东莞总订单》的数量。国熹公司是百丽爱思鞋子的生产者，刘恒超亦于2012年8月10日接受工商局的问话中陈述国熹公司共供货给魏红垒约有1000对女鞋，虽然事后在同年12月14日国熹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只是实际供应了271对，但该证明内容所针对仅是订货时间为2012年4月13日的订单，并非对国熹公司与魏红垒在2011年12月签订协议《百丽爱思形象店合同》之日起至被工商局罚没时止这段期间的总订货数量的证明；且约1000双与271双的数量差距甚远，刘恒超作为百丽爱思品牌的生产者和供货商国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常理来讲在记忆方面亦不可能对本公司销售的货品数量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故此，原审法院认为刘恒超关于共供货给魏红垒鞋子约1000双的陈述更真实可信。在国熹公司没有证据证实魏红垒超出订单296双鞋子以外的鞋子是从别的生产厂家所获取的情况下，根据刘恒超陈述的共供货约1000双，结合魏红垒与国熹公司从开始合作起到货品被罚没时止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而魏红垒在开办石龙专卖店之前在大荣百货公司亦销售百丽爱思的鞋品，故原审法院对魏红垒主张被罚没的691双鞋子均是国熹公司生产和供货的意见予以采信。虽然魏红垒陈述损失的是691双鞋子，而工商局罚没的数量为“691”的鞋子中有“218只”是单鞋，但根据常理可知，单只鞋被没收实际是相当于整双鞋都无法销售，故原审法院认为魏红垒损失的鞋子数量是691双。对于金额问题，在魏红垒提交的《罚没鞋子清单》里共28个型体当中有13个型体与《东莞总订单》的客户货号大部分一致，金额亦一致，虽然其余型体没有相对应进出货单据，但这些其余型体的进货单价金额与《东莞总订单》的金额相仿，进货数量与也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故此，原审法院对魏红垒提交的《罚没鞋子清单》予以采信，确认被罚没鞋子的金额是93115元。
关于魏红垒主张租赁石龙镇兴龙西路69号房屋作为石龙专卖店和高埗新联柳树坊3号作为鞋子办公楼的押金和租金149400元的问题，由于原审三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且对于魏红垒陈述租赁的高埗新联柳树坊3号用于办公，但没有提交到相关行政部门进行备案登记的资料，且魏红垒亦无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租赁了该址用于办公，故原审法院对租赁合同和收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此外，即使是租赁了办公楼以及租赁了石龙专卖店，但是魏红垒并没有提交相关发票证实具体的租赁金额，且魏红垒在租赁期间有经营运作和相关销售收益，故其主张上述两地址房屋租赁期间的租金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押金损失，由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未届满，魏红垒没证据证实其与鞋子办公楼的出租方终止租赁关系；虽然魏红垒提交了关于石龙专卖店出租方关于终止租赁关系的情况说明，但原审三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即使魏红垒真的与上述两出租方终止租赁关系，但其亦没有证据证实其与出租方就押金问题进行了结算以及出租方收取其押金且拒绝返还。故此，原审法院认为魏红垒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该项主张，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魏红垒主张顶手收费要求被告赔偿的问题，由于原审三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且其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大荣百货鞋柜款43000元的问题，魏红垒没有证据证实其已在大荣百货撤场；即使确实已撤场，但其仅提交了《收据》为凭，原审三被告对收据不予认可，难以证实制作鞋柜的实际发生金额，且收据上没有收款人的盖章，收款人的姓名亦无法看清；此外，从收据的内容看也无法反映魏红垒制作的所谓鞋柜与本案的侵权产品有关。故此，魏红垒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石龙店面装修费77021元和鞋柜款41668元的问题，魏红垒与东莞润泰公司签订的形象工程制作施工合同关于室内装修报价明细的项目符合作为商铺和储藏鞋子货物的条件要求，鞋柜的制作也符合开办鞋店所必须具有的设施的要求，原审法院认为该两份施工合同项下制作项目和内容具有存在合理性。对于物品价值问题，由于双方没有对装修（含物品）价值进行评估申请，且根据魏红垒关于现在已撤场并由原出租方和新承租人把无用的物品处理掉或砸烂的陈述，原审法院认为现在亦已没有评估的实地基础。由于魏红垒没有提交相关发票确认装修制作时实际发生的费用，且原审三被告对施工合同不予认可，结合魏红垒陈述在2012年9月撤场时只是把无法搬走的装修装饰物留下，这意味着其把能移动的动产物品搬走。原审法院认为，在剔除可搬走的物品后，综合店面装修内相关耐用物品和装修材料的折旧，酌情认定魏红垒损失40000元。
对于魏红垒主张制作画册等广告费15880元的问题，《百丽爱思》画册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2011年3月7日，以及根据收据显示其在2012年3月28日已结清全部费用15880元。制作画册的目的是进行宣传推广，上述时间均是其在大荣百货公司和石龙店经营鞋业期间所发生，在此期间魏红垒有经营所得，也说明了上述画册的制作起到了宣传推广作用，已完成了画册应起到的作用和达到魏红垒进行销售推广的目的。且魏红垒没证据证实这些画册在石龙店被工商罚没后仍有留存，此外，魏红垒提交的是收据，无法证实其实际发生的制作费用。故此，原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魏红垒主张店员庞阳与何小静9个月薪酬共60030元的问题，由于魏红垒主张的该两员工工资是其店铺经营期间所支付的费用，而在两店员工作期间，魏红垒作为雇主有义务向她们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而且魏红垒亦没有相关的完税凭证、社保记录等证据证实确实支付了上述工资。故魏红垒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律师费10000元，因双方在销售代理合同中并没有关于律师费用负担的约定，且律师费并非魏红垒必然要支出的费用，原审法院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
上述费用合计133115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中魏红垒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销售的鞋子是侵权产品但仍继续销售，没有及时停止侵权行为，对于扩大的损失不得要求刘恒超赔偿。综合本案双方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认为魏红垒负担30%责任即39934.5元，国熹公司负担70%责任即93180.5元。
虽然刘恒超和李小丽是国熹公司的股东，但由于国熹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独立财产，对于国熹公司的债务应由该司自行承担。此外，魏红垒没有证据证实刘恒超和李小丽存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故其要求该两人承担赔偿责任亦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广州市国熹鞋业有限公司向魏红垒赔偿损失93180.5元；二、驳回魏红垒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4963元，由魏红垒负担3898元，广州市国熹鞋业有限公司负担1065元。
判后，国熹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3）穗荔法民一初字第195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维持第二项；二、驳回被上诉人魏红垒的全部诉讼请求；三、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在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为铺货的情况下，双方是代理销售关系，我方并未收取货款，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产生销售损失，一审法院不认真查明事实，却根据刘恒超对东莞市工商局工作人员的陈述来进行推测，显然是主观断案。按照常理，后面的陈述完全可以推翻、更正前面的陈述，在没有别的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岂能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认定采信前一种陈述呢？二、在没有发票、没有评估、没有鉴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其装修损失有4万元？上诉人并没有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在其办好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继续经营其他合法品牌的鞋子，作为鞋子贸易商，被上诉人完全可以继续使用该装修，没有谁让他退租违约，其行为完全是咎由自取。
被上诉人魏红垒答辩称，我方对一审判决虽有异议，但由于上诉费的问题没有提起上诉。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导致我方的损失，一审法院没有根据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判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工商处罚决定书分为处罚销售侵权产品和处罚无证经营两部分，侵犯百丽公司商标权的罚款应由上诉人负担。我方已向工商局申请领取营业执照，一审法院认定我方无证经营和明知产品侵权仍销售是错误的，不同意承担30%的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对被上诉人被工商部门罚没的货品和店面装修装饰费用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129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国熹鞋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璟
审 判 员 刘小鹏
代理审判员 邓志愿
二〇一四年××月××日
书 记 员 林颖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