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83民初5384号
原告：朱校东，男，197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生铙，男，196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晓钢，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校东与被告张生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张生铙于2017年7月26日申请对原告朱校东提交的录音完整性（是否存在剪辑、修改等情形）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11月17日退回材料，并函告“因技术条件有限，无法作出检验意见”。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校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被告张生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晓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校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4万元及支付自2016年4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约定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因经营所需，从2015年6月份起至2015年7月份止陆续向原告借款共计35万元（其中30万元通过银行汇款，5万元现金支付），约定30万元利息为月息2分，5万元为月息3分，被告按约支付了部分利息（利息支付至2016年3月份）。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于2016年3月份归还借款11万元，余款24万元及利息至今未付。
被告张生铙答辩称：一、关于事实部分，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借款35万元中被告自愿承担的5万元本金，被告要求在对原告享有的414605元债权中予以抵消，对于其余原告主张的30万元借款，双方没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原告也没有基于借贷合意向被告交付过30万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告在事实与理由中讲到的2016年3月份归还的11万元，这个是原告向被告的借款，并非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系用于原告的转贷所需。二、关于法律关系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系委托合同关系。案涉款项30万元是原告委托被告出借给案外人张义洋的款项。本案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如原告在法院释明后，仍坚持原诉讼请求和理由的，被告认为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三、除此之外，被告另通过数家银行转账出借给原告数十笔借款，被告正积极整理材料，将择期另案起诉向本案原告主张债权。本案的客观事实为，原告委托被告将30万元出借给案外人张义洋，原告在认为其对张义洋的债权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利用被告转交该出借款项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或瑕疵，继而向被告主张该笔借款，如法院仍认定被告向原告借款30万元，则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原告的数十笔借款亦已抵消了原告所主张的30万元借款，双方关于3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且被告针对11万元及其余部分借款仍有权继续向原告主张债权。针对30万元的不利诉讼后果，被告当然有权通过上诉、申请再审及请求检察院抗诉等途径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被告认为，在本案中，原告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依据民间借贷合同向被告交付了借款，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交了电话录音及书面整理资料1份、宁波银行网上银行交易凭证6份、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仁支行分户明细对账单1组、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3份等证据；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供了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1组、根据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所作的书面整理资料、借款合同（复印件）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复印件）1份、证人裘某的证人证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张、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张。
对上述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于电话录音及双方整理的书面资料，以电话录音及双方庭审中认可的为准。对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收集。对于被告提供的1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告起先欲证明其对原告享有414605元债权，意欲抵销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部分款项，但经过庭审，被告自认金额只有10万左右，且双方对此尚存有争议，故不符合法律规定可以抵销的情形，双方可另行处理，本案中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借款合同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系复印件，且涉及到案外人的利益，与本案处理亦无实质性影响，本院不作认证。对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张，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收集。对于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张，系被告向案外人汇款的依据，涉及到案外人的利益，本院不作认定。对于证人裘某的证人证言，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证实被告从裘某处取得11万元，于2016年3月22日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原告转账的事实。
根据前述采信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情况，本院查明事实：
2015年7月前，朱校东通过银行转账给张生铙5万元。
2015年7月17日，朱校东通过农村合作银行汇给张生铙1万元，现金交付给张生铙5万元。2015年7月18日，朱校东分5次、每次4万元通过宁波银行网上银行向张生铙转账20万元；2015年7月19日，朱校东通过宁波银行网上银行向张生铙转账4万元。
2015年8月21日，张生铙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收入15000元；同日，张生铙向朱校东的农村合作银行崇仁支行的账户转入6000元。
2015年9月21日，张生铙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收入15000元；同日，张生铙向朱校东的农村合作银行崇仁支行的账户转入6000元。
2015年10月28日，张生铙向朱校东的农村合作银行崇仁支行的账户转入6000元。
张生铙从裘某处取得11万元，于2016年3月22日，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向朱校东的宁波银行账户分三次转入11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5年7月原告交付被告的3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借款。被告辩称该款系原告委托其出借给案外人张某的款项，并非是其向原告的借款，对此被告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进行举证，就该方面，被告仅提供了其将从原告处取得的款项转汇给了案外人张某的证据，但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是原告借给被告、被告再借给案外人还是原告委托被告出借给案外人。另外，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在案外人张某处的60万元（他自己30万元、原告30万元），都为2分息，每月的利息应为12000元，但实际案外人张某于2015年8月21日、9月21日，两次向被告支付的款项均为15000元，即被告有赚取利差。另外在2015年10月份，案外人张某不再向被告支付利息，被告在原告的多次催讨下，仍向原告支付了6000元利息，如果系委托借款，在被告自身出借的30万元尚未收到利息的情况下，被告自行拿出6000元给原告亦不符合常理，这也可以佐证被告以其行为表明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这与被告在庭审中一直强调其对该30万元没有赚到过钱也可以相互印证（被告将前两月赚的利差6000元在第三月案外人不再支付利息的情况下支付给了原告），但没有赚到过钱并不能作为不归还借款的理由。再者，在原告多次催讨下，被告于2016年3月22日向原告转账了11万元，虽证人陈述这11万元系其出借给原告，但该款项系证人支付给被告，再从被告账户转至原告账户，且被告亦自认该笔款项系其对原告的“债权”，故在证人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原告向她借款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被告于2016年3月22日向原告转账的11万元系发生在原、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对此原告称是被告归还的部分借款，被告称是因为原告要转贷其出借给原告的，结合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催讨还款，被告在庭审中亦承认“宝马车卖掉转转过去好了”，及前述赚取利差和在案外人张某不再支付利息的情况下被告还向原告支付利息的事实，本院认为，归还借款的可能性较高。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在现有的证据条件下，认定原告出借给被告30万元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本院对原告的相应诉请予以支持，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保护。双方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出借人可以催告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起诉作为催告的一种方式，应视为出借人已履行了催告义务。在催告后，被告应及时返还借款及按约定支付利息。对于利息的约定，双方明确30万元为月息2分，5万元为月息3分，现原告将5万元的月息也调整为月息2分，未超过法律允许的利率上限。对于利息的起算日，原告主张自2016年4月1日起算，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日后其支付过利息，故本院对原告的利息主张予以支持。对于被告于2016年3月22日向原告转账的11万元，原告已在借款中予以扣除，故原告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张生铙返还朱校东借款24万元，并自2016年4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月息20‰计付利息，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00元，减半收取计2450元，由被告张生铙负担（限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校军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孟学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