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行终7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玉萍，女。
委托代理人张海峰，男，系原告之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二路59号。
法定代表人廖云峰，系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旌，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玉萍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岸区城管委）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102行初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曹玉萍于2016年12月23日向被告区城管委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该委公开：“1、城管说对大智嘉园小区存在的违建的违建方下达过《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副本，要求查询这份《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内容；2、大智街城管说2016年5月6日在大智嘉园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门口张贴了一份公告或决定书，要求查询这份公告或决定书的具体内容；3、2015年9月份有业主投诉大智嘉园小区存在违建现象，大智街城管说有2000多平方米，要求查阅此案目前的处理情况”。被告区城管委经核实后，于2017年1月9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于当日向原告曹玉萍送达。被告区城管委在答复中称：“关于查处大智嘉园小区违建的相关情况：江岸区城管执法局大智中队已下达了《强制拆除事先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该案存在中止执行的情节。《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公告》并不是该案最终结果性文书，不予公开。”原告曹玉萍对被告区城管委作出的上述答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诉请如前。另查明，原告曹玉萍系大智嘉园的业主。2015年11月被告江岸区城管委接到关于大智嘉园小区违章建筑的举报后，经过调查于当月向大智嘉园物业公司下达《违法通知书》、《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于2016年5月6日张贴《公告》，催告相对人自行拆除违建。被告江岸区城管委于2016年5月9日向相对人下达《强制拆除事先告知书》后得知被举报建筑可能属于公益性和物业用房，故被告江岸区城管委中止了违建拆除执行程序。被告江岸区城管委发现上述情况后，向相对人说明了《违法通知书》、《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公告、《强制拆除事先告知书》可能存在错误的情况，并明确告知违建拆除程序中止。目前被告江岸区城管委正在就大智嘉园违建相关情况进行继续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对大智嘉园违建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告曹玉萍关于大智嘉园小区违建及城管处理情况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项，被告江岸区城管委具有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原告曹玉萍于2016年12月23日向被告江岸区城管委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被告江岸区城管委于2017年1月9日向原告曹玉萍作出答复并向其送达，答复期限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按照上述条款，由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应当是最终形成并保存的发生效力的信息，应当是正式、完整、准确的，申请人可以在生产、生活中正式使用的信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中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具体到本案中，被告江岸区城管委作出《违法通知书》、《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公告》、下达《强制拆除事先告知书》后，该委发现处理可能存在错误，并主动中止了违建拆除执行程序，该委已明确向相对人表示可能将根据后期调查的情况重新作出处理。被告江岸区城管委向相对人作出的《违法通知书》、《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公告》、《强制拆除事先告知书》属于过程性信息，并且已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原告曹玉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第1项、第2项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的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且对原告曹玉萍的自身生产、生活等特殊需要不产生任何影响。被告江岸区城管委认为《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公告》并不是该案最终结果性文书，该判断并无不当，该委对原告曹玉萍申请公开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公告》不予公开亦无不当。本案中，被告江岸区城管委在答复中针对原告曹玉萍申请公开的第3项政府信息“2015年9月份有业主投诉大智嘉园小区存在违建现象，大智街城管说有200多平方米，要求查阅此案目前的处理情况”告知原告曹玉萍，“关于查处大智嘉园小区违建的相关情况，江岸区城管执法局大智中队已下达了《强制拆除事先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该案存在中止执行的情况”。原告曹玉萍主张该答复并非其要求的答复形式，故应当确认被告江岸区城管委针对该项申请的答复违法，但根据原告曹玉萍的第3项申请内容及其在庭审中的论述可知，该项申请实际系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四）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申请查阅案卷材料并非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虽被告江岸区城管委仅向原告曹玉萍告知了案件的最新处理情况，并未向其说明案卷材料的相关情况，但因该项申请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无论被告江岸区城管委在答复中是否向原告曹玉萍说明案卷材料并非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均对原告曹玉萍的权利不产生任何影响，但被告江岸区城管委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注意相关细节，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事项应当向申请人作出回复并说明原因。
综上，被告江岸区城管委针对原告曹玉萍申请的1、2项内容已依法作出了答复；针对原告曹玉萍申请公开的第3项内容被告江岸区城管委已经向其告知了案件的最新处理情况，且原告曹玉萍的该项申请实际系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无论被告江岸区城管委的答复形式是否符合原告曹玉萍的要求，均对原告曹玉萍的权利不产生任何影响。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玉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邮寄费人民币20元，共计人民币70元，由原告曹玉萍负担。
上诉人曹玉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答复程序审查不全面，仅审查答复期限，未审查被上诉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的答复程序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也认定错误，未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及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采纳的证据部分虚假，部分是答复行为之后的，且被上诉人的证据与答辩观点不具有关联性，无法支持被上诉人的观点。一审法院认定第三项申请内容不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这一认定超出审理范围，并且与判决结果相矛盾，其认为被上诉人的答复形式不影响上诉人的权利是剥夺上诉人的法定权利。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完全是枉法裁判，一审证据不充分并且不确凿，所认定内容纯属法官的个人主观臆断，严重违反证据规则，审判程序明显错误，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102行初86号行政判决，并指令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本案；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江岸区城管委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对于涉案建设即使作出了《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以及催告相对人自行拆除的公告，但被上诉人下达《强制拆除事先告知书》后，又因故中止违建拆除执行程序,其目的是对涉案建设重新作出处理，目前被上诉人对涉案建设尚处于重新调查处理中。在重新处理结果尚未出来的情况下，相对于重新处理结果，此前针对涉案建设所作出的行为以及正在作的行为，包括上诉人申请公开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催告自行拆除公告”以及“此案目前的处理情况”等行为均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所规定的“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此外，因对涉案建设处理的行政程序尚未完结，上诉人申请公开上述信息，实质上是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项之规定，上诉人所申请的信息不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申请所作答复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项之规定，上诉人就被诉行为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曹玉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莉荣
审 判 员 沈 红
审 判 员 俞 震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 瀚
书 记 员 祁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