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2民终54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住所地：唐山市路南区唐古路中段**号。负责人：周志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妍，河北鸿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银波，男，汉族，1964年3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河北江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与被上诉人付银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2017)冀0202民初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妍，被上诉人付银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儿子付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1、付磊出事故时所驾驶的车辆冀BX实际车辆所有人是岳某，岳某与上诉人是挂靠关系，付磊是岳某雇佣的司机，跟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岳某与上诉人签订的挂靠协议、新车订购合约书，上述证据证实事故车辆系岳某购买，购买价格为12800元，岳某是事故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岳某将事故车辆挂靠在上诉人处从事营运经营，上诉人的管理范围仅限于提供开票的营运户头，不负责岳某的生产经营；其次，上诉人的证人岳某、孙某、陈某、李某、刘某均出庭作证，由其是证人孙某、陈某证言能够证实，他们联系业务使用事故车辆都是直接跟岳某联系，用车的钱也是直接付给岳某，跟上诉人无关。综合上诉人提交的书证及证人证言，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付磊是岳某雇佣的司机，付磊创造的价值由岳某取得，上诉人并未获取任何利益，付磊的工资发放也由岳某负责，有多名车主也将车辆挂靠在上诉人处，挂靠车辆车主与雇佣司机均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都是这样的挂靠管理模式，付磊听从岳某的指挥，不接受上诉人的管理，因此付磊跟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之间的关系，岳某才是用工主体，而不是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上诉人认为，即便按照证据规则，上诉人提交的部分证据效力低于原始证据，但是综合来看，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也足以证实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一审认定事故车辆的司机付磊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特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2、付磊是岳某的司机，事故发生时的运输工作是岳某安排的，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微信通信内容中对方使用手机的人是岳某，手机号也是岳某的，与死者付磊通过微信安排运输工作的人是岳某，上诉人负责人周志勇没有给付磊安排工作，也没有与付磊有现金往来，因此微信通信内容不能证实上诉人负责人周志勇通过微信进行劳动管理落实救援工作，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儿子付磊之间不是劳动关系，因此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作为判决的依据，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付银波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付磊与上诉人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存在劳动关系”是完全正确的。2016年8月24日，付磊到上诉人处上班，从事司机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5月14日时许付磊驾驶冀BX平板救援车在从邯郸回唐山的路上出的交通事故。9月6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周志勇在河北高速交警邢台大队有关付磊交通事故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承认：9月4日下午13时许，付磊是按照上诉人的要求驾驶BX平板救援车从唐山拉了一辆事故车到石家庄，5日凌晨1时左右到了邯郸市，5日中午12时从邯郸拉了一辆大切诺基事故车回唐山。付磊是其单位员工，冀BX平板救援车是上诉人所有的车辆。只有周志勇亲自指挥付磊从事运输工作才能清楚的知道上述如此详细的工作安排。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付磊和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主体资格，付磊从事上诉人安排管理的有报酬的运输工作，在交通事故发生当天，周志勇还通过微信和电话指挥付磊拖车并要求其固定好被拖运的车辆，付磊手机上还显示，付磊从外地代收客户的拖车费通过微信支付给周志勇，周志勇也通过微信将食宿费支付给付磊。付磊提供的拖车劳动是上诉人的业务组成部分。故一审法院认定付磊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与岳某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首先，冀BX车所有人登记为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挂靠协议书、新车订购合约书均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其次，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明显存在虚假成分，李某等人作证时说认识付磊，但又说不出付磊的身高、胖瘦、年龄等。孙某等人证明是岳某帮他们托运的事故车，但有不能说出他们的车是什么时候出的交通事故，是什么牌照的车，也不能提供行驶本和拖车发票。组后，岳某不能提供其与付磊的合同书，不能证明付磊受其管理并支付给付磊劳动报酬。岳某实际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岳某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经营，上诉人与岳某不存在挂靠关系。正如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所述”即便原告与岳某存在挂靠的形式要件，但付磊接受原告劳动管理这一事实仍能确定付磊系服从原告劳动管理下的劳动者，付磊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原告与死者付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挂靠协议书、新车订购合约书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予以核实。对于原告申请到庭的证人岳某的证言，虽其认可与原告系挂靠经营关系，但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岳某与原告存在挂靠关系；对于证人李某、刘某的证言，证实原告处车辆存在挂靠及挂靠人自行雇用人员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但二证人的生产经营方式与本案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于证人孙某、陈某的证言，证实岳某独立进行救援托运业务，但其证言不足以否定死者付磊服从原告管理并从事劳动之事实认定。对于被告提出的死者付磊使用的手机中微信通信内容，原告对其真实性未予明确认可，经本院当庭释明后原告表示不申请鉴定，结合证人岳某证言，可认定原告负责人周志勇对付磊曾通过微信进行劳动管理落实救援工作且存在现金往来。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5日14时许，在京港澳高速公路384公里+220米处北京方向，付磊驾驶冀BX号江铃江特牌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与邢台站下道口护栏顶端相撞。此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付磊死亡，冀BX车以及所载冀DX车不同程度损坏，路产损坏。冀BX车所有人登记为原告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另查明，死者付磊系在原告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的负责人周志勇的劳动管理下开展此次运输工作，并有现金往来。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付磊之间虽无劳动合同，但原告与付磊均具备劳动合同主体资格，付磊接受原告负责人的劳动管理，从事救援工作，而该工作确系原告业务的组成部分，综上，能够认定原告与付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原告提出与证人岳某存在挂靠关系，本院认为如挂靠人的雇员完全服从于挂靠人而不受被挂靠人的劳动管理，则其抗辩可成立，但结合本案，首先原告举证期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与岳某存在挂靠关系；其次，即便原告与岳某存在挂靠的形式要件，但付磊接受原告的劳动管理这一事实仍能确定付磊系服从原告劳动管理下的劳动者，付磊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劳社部发（2005）1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书证为证，并记录在卷。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与被上诉人之子付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与付磊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上诉人系个人独资企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付磊接受上诉人负责人的劳动管理，从事救援工作，而该工作系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能够认定上诉人与付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主张其与证人岳某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与付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与岳某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也不足以反驳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负责人对付磊的工作实施管理的事实，故上诉人主张与付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付磊与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正确，但在判项中仅判决驳回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的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项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2017）冀0202民初484号民事判决；二、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与付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上诉人唐山市志勇轿车维修服务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周丽审判员李鑫审判员高颖二○一七年九月四日书记员徐伊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