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21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1，女，195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洪发(系沈某1丈夫)，住上海市崇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丽娜，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2，男，195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3，女，196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斌(系沈某3丈夫)，住上海市崇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4，男，194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5，女，194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6，女，194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某1因与被上诉人沈某2、沈某3、沈某4、沈某5、沈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3民初16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上海市崇明城桥镇(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不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房屋折价款。事实和理由：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一审不应当受理。被继承人施翠英在立遗嘱时神智清楚，其订立遗嘱将系争房屋给上诉人是基于上诉人对其尽到了极大的赡养义务并按照其遗嘱内容支付了安置房的差价。被继承人所立遗嘱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两位遗嘱见证人在去敬老院之前就知道是去进行遗嘱见证的，代书人在两位见证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向被继承人宣读了遗嘱内容，两位见证人表示亲耳听到遗嘱内容，亲眼看见被继承人在遗嘱上按手印认可。整个过程都是完全体现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遗嘱是合法有效的。
沈某2辩称，父母在世时一直与沈某2共同生活，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照顾父母。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沈某3辩称，本案所涉遗嘱无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某4、沈某5、沈某6辩称，本案所涉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某2、沈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本案当事人母亲遗留下的系争房屋按照法定继承由沈某2、沈某3、沈某1三人均等继承；2、判令沈某4、沈某5、沈某6不继承遗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施翠英与沈元龙生育沈某2、沈某3、沈某1，沈元龙与前妻生育沈某4、沈某5、沈某6。沈元龙已于2003年7月过世，施翠英于2013年1月11日过世。2011年，因崇明新城建设，被继承人施翠英所在崇明城桥镇运粮村东江6队遇动拆迁，经有关部门审核，施翠英户核定应安置人数为1人，原有证面积0平方米，核定应安置面积为60平方米。2011年4月2日，被继承人施翠英与上海崇明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明确施翠英核定应安置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可获得货币补偿款等合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计88,000元。同日，被继承人施翠英将所得货币补偿款88,000元缴入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作为安置期房的预收房款。2011年4月11日，被继承人施翠英立有代书遗嘱一份，载明：“在2011年4月2日，我亲自到上海崇明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壹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分配给我拆迁安置房壹套，安置住房建筑面积为60平米，货币补偿78,000元整，其他补偿费10,000元整，合计补偿款为88,000元整。目前我一直居住在敬老院，行走很不方便，现在一直有我大女儿沈某1到我敬老院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我从内心上很感激女儿沈某1。本人去世后，上述房屋全部归大女儿继承(沈某1，女，汉族，出生日期1954年2月21日，身份证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XX，与本人是母女关系)。二年后，领取我的安置房屋时，不管我健在还是已故，缺少购房款全部由大女儿沈某1支付，领取房屋产权证时写上我大女儿沈某1的名字。这是我真实意思表示。”落款处由立遗嘱人施翠英捺指印，代书人朱惠达、见证人郁某某和杨某某分别签名、盖章，并加盖了上海市崇明建设镇法律服务所的印章。2016年5月12日，沈某1以被拆迁人的名义选购建筑面积114.56平方米安置房屋一套(即系争房屋)，经核算，该套房屋总价款为336,243元，扣除前期预付房款88,000元，被拆迁人还应支付购房款248,243元，同日，沈某1向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交足了上述房款。现系争房屋已经交房。沈某2、沈某3认为，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的上述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要件，应属无效，对系争房屋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故涉讼。
施翠英在养老院入住3年多时间，其自己有一定的养老金收入。
施翠英的丧葬费1万余元由沈某2领取，丧葬事宜由沈某2操办。沈某2表示花费68,500元，但未提供证据。沈某2表示其中购买墓地花费8,500元。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承办人于2017年5月19日对系争房屋市场价值进行了询价，价值约为每平方米18,000元。
在前案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沈某2、沈某3申请证人郁某某、杨某某到庭作证，两位证人的证言主要是：遗嘱代书人朱惠达叫两位证人去施翠英所住的敬老院作遗嘱见证。当时，施翠英躺在病床上，两位证人均在其病房内，朱惠达向其宣读遗嘱内容，遗嘱是事先写好带过去的，念好后由施翠英按了手印，两位证人在遗嘱上作了签名，遗嘱上两位证人的印章确属两人所有，但当时如何盖章均记不清楚了。至于施翠英具体如何向朱惠达表达遗嘱意思，以及遗嘱如何形成的，两位证人均未在场见证、参与，也不知情。本案当事人对两位证人证言均表示无异议。
前案第一次庭审后，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承办人向遗嘱代书人朱惠达就本案相关事实作了调查，并制作了谈话笔录，主要内容是：“2011年4月，沈某1用轮椅推施翠英到崇明城桥镇拆迁办，称要立一份遗嘱，经工作人员建议其来找本人代书。经双方商议妥代书费用后，施翠英表示获得安置房要给大女儿沈某1，购买安置房的差价也由沈某1支付，本人利用在拆迁办工作的便利，查询了施翠英户的拆迁资料，之后就根据施翠英的意思，组织了遗嘱上的这段文字，写好材料快中午了，所以叫她们先回去了。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本人和郁某某、杨某某一同前往施翠英所在的敬老院，施翠英躺在其病房内，本人将上午起草的遗嘱从身边拿出来，读给施翠英听了，施翠英听了后说：好的，好的。因其不能写字，本人拿着她的右手拇指盖了手印，本人宣读遗嘱的时候，郁某某、杨某某也在病房内施翠英的病床附近。读好后，本人收好遗嘱，第二天去建设镇法律服务所办理了盖章、收费手续，其后收了代书费1,000元，并将遗嘱封好后交给沈某1。”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向朱惠达出示了原告提供的遗嘱复印件，经辨认后，朱惠达表示该遗嘱上除了两位见证人的签名外，均是其笔迹，且该遗嘱确实在2011年4月11日写的。对该份笔录，沈某2、沈某3表示在向施翠英宣读完遗嘱后，两位证人未听到施翠英说“好的，好的”，且两位证人对其两人的印章怎么出现在遗嘱上未说明清楚，对此存有异议；沈某1表示对朱惠达陈述无异议，但朱惠达系履行职务行为，若存在违规情况，沈某1保留向建设镇法律服务所追责的权利。
以上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被继承人施翠英《遗体火化证明》、《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可建建筑面积认定证明及通知、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代书遗嘱、崇明建设镇法律服务所收据，原、被告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结算书》《上海好锦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收据》、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庭审及调查笔录，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
沈某2、沈某3表示两位见证人的证人证言已经反映出两位见证人没有听见施翠英亲口叙述遗嘱意愿，也没有在场看到代书人书写遗嘱，形式要件存在瑕疵，基于此，对于该遗嘱是否是施翠英的真实意思也存有异议，因此，沈某2、沈某3坚持认为遗嘱无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由沈某2、沈某3、沈某1三人均分系争房屋，沈某1因购买该房屋的出资也由沈某2、沈某3、沈某1三人均等分担。沈某1则认为该代书遗嘱是有偿服务、合法代书，应属有效：第一，根据代书人的陈述，施翠英本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亲自到拆迁办陈述了其真实意愿；第二，代书人在核实了施翠英对其遗嘱标的的权属情况后，起草了涉案遗嘱；第三，代书人在两位见证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向施翠英宣读了遗嘱内容，两位见证人也表示亲耳听到了遗嘱内容，亲眼看见施翠英在遗嘱上盖印认可，两人与立遗嘱人无利害关系，因此，表面上该遗嘱的形成过程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未违背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沈某2、沈某3称施翠英在立遗嘱时神志不清，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应认定该代书遗嘱有效，即使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对于施翠英应获得的60平方米安置面积由沈某2、沈某3、沈某1三人均分，但对于沈某1购买的超面积部分，应属沈某1个人所有。沈某1本人还陈述到：2011年4月11日，其没有去城桥镇拆迁办，而是在上班，其只在同月2日和母亲施翠英去过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且施翠英向代书人朱惠达提起要立遗嘱，请其代书，但当天并未实际书写遗嘱，另外，施翠英需要有人扶着行走，平时也是带着轮椅和她出行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继承人施翠英所立代书遗嘱是否有效？为确保代书遗嘱符合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代书遗嘱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即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因此，代书遗嘱必须至少有两位见证人在订立遗嘱的现场，自始至终地见证整个遗嘱的订立过程，包括遗嘱人的意思表达过程、遗嘱的书写过程、签字确认过程等。本案中，根据代书人、两位见证人的陈述，立遗嘱人施翠英向代书人陈述遗嘱意愿、代书人书写遗嘱的过程，两位见证人均未在场见证，故法院认定，该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对系争房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沈某1、沈某2、沈某3、沈某4、沈某5、沈某6六人均有继承权。法院询价的结果可作为处理房屋的参考依据。遗产分割在扣除沈某1支付的购房款248,243元后酌情处理，处理时考虑沈某1支付房款得以以低于市场价取得部分房屋面积的因素等情况。考量本案情况，法院确定遗产分配时沈某1适当多分，沈某4、沈某5、沈某6适当少分。沈某2、沈某3、沈某1主张沈某4、沈某5、沈某6不分得遗产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沈某1提出的重复起诉问题，法院认为，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原作出的判决支持了沈某2、沈某3的请求，系沈某1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因判决遗漏了三名继承人，沈某2、沈某3不撤回起诉的后果必然系案件发回重审，而沈某2、沈某3撤回起诉的目的显然系为了确定当事人后重新起诉，现沈某2、沈某3重新确定当事人后再次起诉，不应当认定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复起诉而不予受理的情况。关于沈某1提出的应先提起撤销房屋登记的诉讼，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上海市崇明区房屋归沈某1所有；二、沈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支付沈某2、沈某3房屋折价款30万元；三、沈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支付沈某4、沈某5、沈某6房屋折价款18万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前案及本案诉讼情况，一审认定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并不再赘述。本案争议焦点系本案所涉代书遗嘱是否有效。遗嘱是要式民事法律行为。代书遗嘱须有严格的实质和形式要件，其目的在于通过见证在形式及内容上均符合法律规定方可产生效力。根据本案所涉遗嘱代书人及见证人的陈述，被继承人陈述其立遗嘱的意思表示时，两位见证人并未在场，涉案遗嘱形成时，被继承人及两位见证人亦均未在场。故第一，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和遗嘱的形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非同一性。第二，两位见证人并未全程见证了订立遗嘱的过程，无法确保遗嘱的内容系遗嘱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见证过程有明显瑕疵。故一审认定涉案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系无效遗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对被继承人遗产所作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100元，由上诉人沈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岑华春
审判员 陆晓波
审判员 王江峰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承恩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