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71民终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纪雪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鲲鹏，广东知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泰皓航空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
法定代表人：甘世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琳华，广东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泰皓航空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皓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二法院（2017）粤7102民初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通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鲲鹏、被上诉人泰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琳华到庭参加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通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泰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泰皓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泰皓公司办理货物运输时，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未提供货物清单明细，也未能举证发货时的实际发货数量，其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17年2月27日，通通公司处的工作人员蒋兴建陪同泰皓公司的工作人员李定平到货物目的地现场清点时，仅仅确认丢失包裹28个，到货服装件数明细为1289件，对丢失包裹内的服装数量及明细根本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二、一审法院无视泰皓公司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的事实，且在泰皓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发货时实际发货数量及明细的情况下，仅凭泰皓公司事后、单方制作，并无通通公司确认、也无法核对真实性和合法性的《丢失明细表》，便轻易的认定丢失服装数量为2472件。二、丢失包裹28个，根据双方确认的体积，按常理推断，丢失服装件数不可能达到2472件。根据物流委托凭证显示，发货64个包裹总体积为7.75立方米，平均每个包裹体积为0.12立方米，丢失28个包裹2472件服装为计，则每个0.12立方米的包裹内，需平均装下88件衣物，明显不合常理。三、泰皓公司一审提交的《物流合作协议》，是其事后与重庆名汛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汛公司）签订，名汛公司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其双方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四、泰皓公司仅提交了利害关系人名汛公司的收据，但并没有转款记录相佐证，因名汛公司与本案有明显利害关系，其出具的收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五、泰皓公司是一家十分专业的运输公司，熟知物运流程和规则、货物保价理赔程序及相应后果。在双方托运过裎中，通通公司已明确告知泰皓公司购买保险及保价倍数事宜，泰皓公司也已明确知晓。双方已对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进行约定，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有约定的应该从约定。在泰皓公司与通通公司签订的委托凭证中有关注意事项第三条关于货物丢失后赔偿的约定，双方已经对此达成了一致，即货物未能办理保价运输时，通通公司最高按运费的5倍进行赔偿。二审庭询中补充：涉案品牌的服装无论是在专柜还是线上店铺都是以0.6-3折之间进行销售，泰皓公司与名汛公司以服装吊牌的4折进行结算，远远超过其实际损失。
被上诉人泰皓公司二审答辩称，托运单所列内容可以体现泰皓公司已履行具体的告知义务；关于所丢失的货物数量，通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蒋兴建通过现场清点后签字确认具体的丢失数额；物流合作协议是名汛公司将之前的交易条件通过书面形式予以固定而签署的，合法合理并无不妥，不存在所谓的伪造；关于丢失货物对应的价值确定为608913.1元，理据充足，且泰皓公司已经实际支付或承担，已经成为客观损失；关于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要求投保的范围；关于按运费五倍赔偿的条款，该格式条款由通通公司提供，属于限制己方责任压制托运人权利的条款，法律明确规定，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拟定格式条款，从托运单看，通通公司没有以足以引起泰皓公司注意的形式进行提示更没有说明，泰皓公司亦没有在该单上签字确认，因此，该格式条款并非双方约定，对泰皓公司不具有效力和约束力；关于通通公司声称的丢失货物损失金额超过实际所造成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泰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通通公司赔偿泰皓公司货物丢失导致的损失608913.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通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2日，名汛公司委托泰皓公司将位于广州的一批服装及物料运至重庆李华处。之后，泰皓公司通知通通公司实际承运该批货物，通通公司接受该委托并签发《受理委托凭证》。该凭证第3点约定，委托的货物应委托办理保价运输，如有损坏、丢失，属本公司责任范围内，本公司则按所损坏或丢失货物保价的100%赔偿；货物没能办理保价运输，本公司最高赔偿此货物运输5倍的责任。2017年2月24日，司机范立平到达重庆后发现货车货物被盗并报警。同日，经司机确认涉案货物中共丢失28件服装；2017年2月27日，通通公司工作人员蒋兴建确认丢失明细，涉案货物丢失服装2472件。2017年3月6日，名汛公司向泰皓公司出具索赔函，要求泰皓公司支付货物损失608913.1元；2017年7月31日，名汛公司与泰皓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约定由泰皓公司向名汛公司支付赔偿款608913.1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泰皓公司是否为案涉《受理委托凭证》的委托人。泰皓公司称其电话通知通通公司承运货物，通通公司签发该凭证后将第四联邮寄至泰皓公司处；通通公司称泰皓公司没有委托其承运案涉货物。经查，该《受理委托凭证》委托人一栏为空白，但通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受理委托凭证》第一联原件上盖有“重庆泰皓航空货运有限公司提货专用章”，且结合泰皓公司提交的《受理委托凭证》原件、名汛公司索赔函、赔偿协议等证据，可证明泰皓公司已向货主名汛公司赔付了案涉货损，故泰皓公司为《受理委托凭证》的委托人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一审法院推定泰皓公司为案涉《受理委托凭证》的委托人，泰皓公司与通通公司订立的《受理委托凭证》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通通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对货物被盗造成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通通公司提出应当按照运费5倍的标准赔偿损失的意见，经查，《受理委托凭证》第3点约定了对于未保价运输的货物，承运人最高赔偿运费5倍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规定，该条款为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但通通公司并未采取大写、加粗等方式明显区别于其他普通条款，也未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且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该凭证为通通公司接受泰皓公司委托后自行填写，泰皓公司并未在该凭证上签字，综上，泰皓公司、通通公司未约定货物毁损的赔偿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的规定，泰皓公司提交的服装明细、发票、清单、索赔函、赔偿协议等证据，可证明泰皓公司损失了608913.1元的事实，故通通公司应当对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通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泰皓公司货物损失608913.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已经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945元，由通通公司负担。泰皓公司已经预交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退还，由通通公司迳行给付泰皓公司。
二审中，上诉人通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与泰皓公司法人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泰皓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通通公司负责人确认丢失的涉案货物品牌为FivePlus，及该品牌在重庆销售的门店。证据二，重庆新世纪百货大楼FivePlus专柜照片。证据三，重庆新世纪百货大楼FivePlus专柜购买服装票据。证据四，微信公众号“衣起淘”2017年11月7日及2018年3月26日截图。证据二至四拟证明：无论是在实体店专柜、还是涉案货物货主名汛公司经销商微信号上，涉案品牌均以吊牌价格的0.6折到3折之间进行销售。泰皓公司与涉案货物货主以吊牌价格估算货主损失远高于其实际损失。证据五，泰皓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重庆泰皓航空货运有限公司是一家已成立11年的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企业，不同于其他非运输行业的托运人，其已熟知货物运输的保价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泰皓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经通通公司确认仅是一张截屏照片，没有原始载体进行印证，该图片上显示的“甘世春泰皓公司”其实就是微信的备注名，可以随意修改，不能证明是甘世春使用该微信号和传递了相关内容；对证据二的三性不予认可，两张照片看不出与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大楼有关联性，吊牌和小票真实性不确认，小票上所列商品与吊牌上所列商品的品类、规格和价格不能对应，小票与吊牌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销货凭单是彩打复制件，没有加盖任何印章，不具有真实性，该凭单右上方有“3折”字样，是后来加上去的，与其他的阿拉伯数字“3”笔迹不同；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该发票仅能证明销售方向名叫张筱的人出具了一张发票，至于商品的品牌和规格并没有列明；对证据四不予认可，该衣起淘微信公众号截图，无法看出衣起淘是名汛公司的经销商，与名汛公司无关联性；对证据五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提供工商登记资料应当有工商登记机关加盖印章，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泰皓公司向本院提交银行卡客户交易详细信息、名汛公司出具的证明函、名汛公司与泰皓公司签订的《就被盗货物用运费对冲货损确认书》，拟证明：泰皓公司以转账及运费冲抵的方式向名汛公司赔付609392元。
上诉人通通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名汛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与泰皓公司之间出具的材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对通通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仅为他人转发的微信截屏照片，真实性难以核实；证据二至四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五不属于新证据，且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本院对通通公司证据一至五均不予采纳。
对泰皓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为原件，可证明名汛公司与泰皓公司已履行双方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名汛公司可获得的赔偿金额早已通过赔偿协议的方式确定，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对泰皓公司的证据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7年8月31日，泰皓公司法定代表人甘世春向名汛公司财务人员杜江转账支付赔偿款200000元。
2018年4月18日，泰皓公司与名汛公司签订《就被盗货物用运费对冲货损确认书》，确认运费对冲货损金额共计409392元。
本院认为，本案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二审仅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货损价值；二、限额赔偿条款应否适用。本院综合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泰皓公司主张丢失的货物为货主名汛公司托运的2472件服装，因货物丢失导致损失608913.1元。为证明上述事实，其在一审期间提交下列证据：1.重庆泰皓航空货运有限公司货物（服装）丢失明细表，明细表中详细列明丢失货物的类别、丢失数量、交货编号、物料编号，收货人李华及李华委托的提货人李定平在明细表中签名并手写“丢失明细属实”。2.货物清点清单，清单中详细列明托运的所有货物的类别、数量、价格、交货编号、物料编号，并手写标明每种货物实际收到的件数，清单下方手写注明“服装总计3761件，实际清点数为1289件，差2472件”。通通公司员工蒋兴建在上述手写标注下方签名，并手写“清单情况属实。2017.2.27”。3.名汛公司向泰皓公司出具的索赔函、名汛公司与泰皓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名汛公司出具给泰皓公司的三张收据，证明因货物被盗，泰皓公司向名汛公司赔偿608913.1元。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经李华及李定平确认的货物（服装）丢失明细表中货物的信息与货物清点清单中的信息一致，货物清点清单含有托运的全部货物的详细信息，包括价格，通通公司员工蒋兴建在货物清点清单中签名并确认清单中列明的情况属实，未见其对货物明细及价格提出异议。名汛公司向泰皓公司主张的索赔金额，参照货物清点清单中的货物价格，处于合理范围之内，泰皓公司于二审中补充证据证明其已向名汛公司实际赔付。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认定货损价值为608913.1元并无不当。通通公司对上述货损价值不予认可，提出通通公司对托运的货物明细不知情，蒋兴建对丢失包裹内的货物数量及明细不知情，但上述陈述与蒋兴建在货物清点清单中签名确认且未提异议的行为相矛盾，通通公司的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信。通通公司还提出根据物流委托凭证显示的体积判断，丢失的包裹中不可能装下2472件服装，但该判断是建立在所有包裹均一样大小的前提下，且丢失明细表显示丢失的货物中绝大部分为无需占太大空间的衬衫、T恤、半截裙、连衣裙，通通公司的上述辩解，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通通公司提出泰皓公司是一家成立多年的专业运输公司，其熟知货物保价理赔程序及相应后果，且在其与泰皓公司的其他托运中，泰皓公司也多次为其他货物投保，故托运单中的限额赔偿约定应予适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涉案托运单中的限额赔偿条款为通通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故对格式条款的特别提示义务为法定义务，即使托运人同为运输企业，亦不能因此免除承运人的特别提示义务。涉案托运单中的限额赔偿条款混杂于一堆委托人注意事项中，并未采用特殊颜色或字体与其他条款相区分，难以引起相对方注意。其次，通通公司所称的在其与泰皓公司的其他托运中，泰皓公司也多次为其他货物投保，实际上均发生于涉案货损之后，无法证明泰皓公司在签订涉案运输合同时清楚通通公司在托运单中含有限额赔偿条款。故本案不应按限额赔偿条款确定货损赔偿方式，通通公司关于双方已按限额赔偿条款对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进行了约定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通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89元，由上诉人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文冰
审 判 员 陈作斌
代理审判员 王 硕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丘夏雯
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