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浙杭行终字第3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九诞。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方国伟。
委托代理人裴东辉。
委托代理人安涛。
朱九诞诉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下简称余杭区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余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朱九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9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九诞，被上诉人余杭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裴东辉、安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杭区公安分局于2013年12月27日作出余公行罚决字（2013）第6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3年12月27日上午，朱九诞与陈莉等人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大院内扰乱余杭区人民政府单位秩序。朱九诞的行为属情节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朱九诞行政拘留伍日的处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7日上午9时许，朱九诞及部分购买了子鑫公司房产的业主，因子鑫公司未交付房屋一事聚集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欲进入办公大楼。朱九诞等人先后聚集到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二楼门口，因大门被关闭，朱九诞等业主在门口等待十余分钟后，随人群走到一楼玻璃门口，见大门被锁住，遂上前摇晃大门玻璃。随后余杭区公安民警赶到现场，将陈莉等人带离，并驱散其余人员。后朱九诞在余杭区人民政府院内花坛处高喊“还我血汗钱”，余杭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遂上前将朱九诞带走。余杭区公安分局认为朱九诞等人的行为造成余杭区人民政府人员、车辆无法正常通行，扰乱该单位办公秩序，且朱九诞的情节较重，于2013年12月27日对朱九诞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朱九诞不服，于2014年1月8日向杭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2014年3月3日，杭州市公安局作出杭公复（2014）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余杭区公安分局作出的余公行罚决字（2013）第6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朱九诞仍不服，诉至法院。另查明，余杭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后，于2013年12月27日19时许将朱九诞送达余杭区拘留所执行，并已执行完毕。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据此，余杭区公安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程序上，余杭区公安分局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取证、告知、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内容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本案中，朱九诞参与了聚集余杭区人民政府的行为，朱九诞自认聚集过程中有呼喊口号、摇晃玻璃大门等行为，且一、二楼大门系区政府办公主要出入通道，朱九诞聚集、滞留办公楼门口、喊口号、摇晃玻璃大门等行为客观上扰乱了余杭区人民政府正常的工作秩序，并造成余杭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车辆无法正常通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综合朱九诞的违法事实、情节、影响，余杭区公安分局对其予以五日行政拘留的处罚并无不当。故对朱九诞关于撤销余杭区公安分局作出的余公行罚决字（2013）第6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朱九诞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朱九诞负担。
上诉人朱九诞上诉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到临平派出所之前，上诉人并不认识陈莉，陈莉也不认识上诉人，而且陈莉也未在笔录中提到过上诉人。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资料，无法证明上诉人扰乱了余杭区人民政府单位工作秩序。再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欺骗的手段获取的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公安办案人员对上诉人采取了暴力搜身，期间采取暴力行为，抓伤了上诉人左耳下方的皮肤，致使上诉人头昏眼花、身体不适。搜身后整个笔录过程均由对上诉人暴力搜身之一的民警蒋鑫进行询问和记录，并无其他民警参与。笔录所记录的内容并非完全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达。第四，郑云峰、陆平等人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行为性质的证据。根据两份笔录显示的时间，该二份笔录均是在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之前形成，而处罚决定却未引用该二份对被上诉人有如此重要作用的证据，上诉人对该二份询问笔录的形成时间及真实性、合法性有足够的理由产生合理怀疑，系事后补做。由于该二份询问笔录未作为本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的证据，故该证言同样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之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较重”之情形，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且显失公正。对照《浙江省公安厅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认定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上诉人的行为无一可以成立，上诉人既无多次扰乱单位秩序，也无故意损毁办公用具、设施、损毁重要文件、档案材料且无法弥补，更无无理推拉、纠缠、辱骂、围攻他人、占据工作场所，时间较长，不听劝阻。虽然上诉人在一楼门口无意识的摇了一下玻璃门，但并无损毁。逗留时间也仅为3分9秒，根本够不上围堵、封闭单位的主要出入通道、造成通道长时间堵塞之情形。因此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之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上诉人之行为完全符合该情节，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且显失公正。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本案被上诉人虽然作出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但只不过又是一次欺骗。被上诉人故意以混淆二种处罚种类的方式，致使上诉人认为其行为只要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就可以马上回家，遂签名确认并提出不需要陈述和申辩，致使上诉人失去自我救济机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亦错误。请求：1、撤销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杭余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余杭区公安分局作出的余公行罚决字（2013）第601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失费2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余杭区公安分局答辩称：2013年12月27日上午，上诉人及部分购买了子鑫房产的业主，因子鑫公司未交付房屋一事在余杭区人民政府大院内，拒不按照余杭区信访局工作人员的引导，其聚集、滞留、摇晃大门、喊口号等行为在客观上扰乱了余杭区人民政府正常的工作秩序。以上事实有上诉人的陈述与申辩、陈莉的陈述、郑云峰、陆平等人的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故上诉人诉称没有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不符合事实。本案中上诉人朱九诞违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存在《浙江省公安厅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认定的意见》第一条第（四）-（六）项规定的情形，属于情节较重。民警在办案区内对上诉人制作询问笔录，笔录制作完毕后交由其本人阅读并核对，其本人也在笔录上签了“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并签字捺印。在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前，民警已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对上诉人进行了告知，并告知其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上诉人表示不需要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在告知笔录上签名捺印确认。在向上诉人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有告知不服处罚决定可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期限，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在幅度范围内，对上诉人朱九诞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已是裁量权范围内的最低量罚，不存在违反《杭州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的情形。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被上诉人余杭区公安分局作出的余公行罚决字（2013）第6019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具有充分的证据、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的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本案中，被上诉人余杭区公安分局提供的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视频资料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存在扰乱余杭区人民政府单位秩序且情节较重的行为。被上诉人余杭区公安分局提供的各项程序证据能够证明，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案中各项笔录均由被询问人、被告知人亲笔签名，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在调查询问、制作笔录时存在哄骗欺骗、单人制作笔录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属情节较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已属裁量权范围内的最低量罚，上诉人提出的量罚不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二审中新增的赔偿请求，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九诞负担。
审判长 秦方
审判员 徐斐
审判员 李洵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叶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