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滨行初字第0048号原告赵德军。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局，住所地天津开发区宏达街19号C1区8层。法定代表人胡葆春，局长。委托代理人齐发发，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高玉翠，该局干部。第三人白科硕。委托代理人张利东，天津晋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德军不服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司法局）作出的津开司罚决字[2014]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5年2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2月5日受理后，于当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白科硕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德军，被告开发区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齐发发、高玉翠，第三人白科硕的委托代理人张利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开发区司法局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津开司罚决字[2014]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白科硕停止执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被告于2015年2月15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滨海新区司法局移送给被告的材料，包括赵德军举报信、二分检检察建议书，证明行政处罚案件来源；证据二、被告制作的《立案审批表》，证明经司法局负责人审查批准，对该案立案调查；证据三、被告对赵德军和对白科硕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据四、赵德军和白科硕确认签字的录音整理资料；证据五、调查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证据三、四、五证明被告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证据六、《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证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做出决定；证据七、被告制作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做出处罚决定前，已告知当事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证据八、被告制作的《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在做出处罚决定前，已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证据九、被告作出的津开司罚决字[2014]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送达。（二）事实类证据：证据十、赵德军和天津建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合同》、收费发票，证明白科硕与赵德军之间的委托关系及赵德军缴纳诉讼代理费的情况；证据十一、（2011）滨塘民初字第060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民事纠纷判决赵德军败诉；证据十二、经双方确认的录音整理资料及对赵德军和白科硕的调查笔录，证明白科硕在谈话中有教唆赵德军行贿的不当言辞；证据十三、（2013）滨功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保民终字第215号《民事判决书》、（2013）津高民申字第084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中认为白科硕言行不当，予以严肃批评；证据十四、开发区司法局电话记录，证明被告在接到举报移送后向当事人了解情况，且白科硕说要到司法局当面陈述情况；证据十五、被告工作人员接待白科硕的记录及白科硕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明白科硕在得知被投诉后，积极主动向司法局报告；证据十六、白科硕提交的委托合同、谈话笔录、授权委托书、交纳代理费发票、法律判决等证据材料，证明白科硕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交证据。二、依据：依据一、《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五）项、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依据二、《行政处罚法》第四条；依据三、《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四）项、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告赵德军诉称，原告因晋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白科硕涉及向法官行贿，并教唆原告行贿，向开发区司法局举报。被告受理后，作出的处理决定问题显而易见，在被告给原告的答复举报人通知书中，连标点符号加一起未超65个字，司法局作为公权力机关，处理违法案件，应以法律条文为依托，以违法事实为证据，从重或从轻处理文书上应交代的明明白白，开发区司法局的答复相当简单，看不出被举报人违反了律师法的哪一条哪一款，更看不出其从轻处理的依据是什么，被告工作人员对此的解释是裁决权在司法局，并不需要向举报人解释处理决定的依据。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对原被告双方的文书是一致透明的，原被告双方对判决哪款哪条不服，还可以上诉，但被告司法局的法律文书水平让老百姓看不明白。由于本人最后未将贿款交予白科硕律师，而非他主动中止教唆、行贿，因此白科硕不具有从轻处理情节。被告决定处以停止执业三个月，处理过轻。白科硕诱导教唆委托人行贿，并由其本人亲自出面实施行贿、行贿对象、行贿金额都很具体，情节严重，且说明白科硕有成熟的行贿渠道，请求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吊销白科硕的律师执照。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开发区司法局辩称，一、被告所做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14年5月8日，被告接到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移送的原告针对白科硕涉嫌教唆其行贿的投诉。2014年5月12日，被告对白科硕涉嫌教唆当事人行贿予以立案并依法展开调查。2014年5月14日、15日，被告分别向赵德军、白科硕两人调查白科硕涉嫌教唆行贿和贬损法官的违法行为。2014年5月28日，被告向白科硕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白科硕书面表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放弃听证的权利，接受处罚。被告于2014年5月28日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白科硕行政处罚，当场送达白科硕。二、被告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2011年1月14日，被处罚人白科硕律师(时任天津建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接受原告的委托，担任其与刘增如、张淑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并约定案件代理费10000元，2011年3月，白科硕变更执业机构到天津晋和律师事务所。2011年5月27日，该所与原告办理了委托手续，后原告向天津晋和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元，截止调查时，尚余8000元代理费没有支付。2012年10月15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前述案件做出(2011)滨塘民初字第06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赵德军败诉。2012年10月29日，在天津晋和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内，原告在与白科硕交谈时，对两人之间的谈话进行了录音，录音资料显示第三人白科硕有诱导原告行贿的言辞。白科硕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五款的规定，构成诱导当事人行贿。三、被告所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量公正合理。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律师诱导当事人行贿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律师主动报告，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本案中，被告在收到投诉后，于2014年5月9日向当事人白科硕电话了解情况，白科硕于次日主动到被告办公地点当面报告事情经过，并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白科硕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并且多次表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在上述所涉民事案件上诉期内，原告没有就此案提起上诉，没有向二审法官行贿，没有实施被教唆的行为。白科硕的诱导行为发生在两人之间的谈话中，没有实际的行贿行为，没有影响到法官的依法办案，社会危害性较小。鉴于白科硕主动报告，积极配合调查，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情节，给予其停止执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裁量公正合理。四、原告不是行政处罚的利害关系人，无权提起行政诉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告对白科硕做出的停止执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对原告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等任何合法权益均没有造成侵害。因此，原告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无权对被告做出的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综上所述，被告做出津开司罚决字[2014]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行政裁量公正合理，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第三人白科硕述称，原告不是本案利害关系人，无权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人行为不能构成诱导和教唆，且处罚过重，但是第三人通过司法局的教育和批评，认识到自己的不当言行，所以秉着息事宁人、反省自身的态度，没有要求听证和提出诉讼。第三人白科硕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十六合法性、真实性均认可，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14日，第三人白科硕接受原告的委托，担任其与刘增如、张淑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后原告赵德军对白科硕的诉讼代理工作不满，于2012年10月29日，在天津晋和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内，与白科硕交涉。在谈话过程中，白科硕提议由原告出钱请托上诉法院法官，并对一审法官作出污蔑性评价。本院功能区审判区、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原告和第三人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中，均对执业律师白科硕的不当言行进行了事实确认和批评。因原告就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申诉，2014年4月28日，该院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发出津检二院发建字〔2014〕23号《检察建议书》，建议对律师白科硕的行为予以调查和处理。2014年5月4日原告赵德军亦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提交举报信，举报白科硕的违法行为。因白科硕及其律师事务所应属开发区司法局管理，故滨海新区司法局于2014年5月8日向被告移送白科硕涉嫌教唆行贿一案。2014年5月12日，被告对白科硕涉嫌教唆当事人行贿予以立案，依法展开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并履行了对被处罚人进行处罚告知、听证告知等程序。白科硕在接到被告的通知后，能够主动到被告处配合调查，并提交相关材料。被告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津开司罚决字[2014]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白科硕停止执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但未向举报人赵德军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亦未主动告知处理结果。后经原告赵德军要求，被告于2014年5月29日向其出具《答复举报人通知书》，告知了原告所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原告向天津市司法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天津市司法局向原告电话答复，认为原告并非利害关系人，故未作书面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根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津开批[2014]264号《关于政策研究室职能设置、内设部门和人员编制的批复》规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研究室加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局牌子，贯彻国家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管理全区律师工作、法律援助工作及公证工作。开发区司法局具备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是开发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对开发区的律师进行管理属其法定职责。被告开发区司法局在接到滨海新区司法局移交的国家检察机关作出的检察建议和当事人的举报后，依法开展了对涉嫌教唆诱导当事人行贿的执业律师立案调查，收集了相关证据，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分别进行了调查询问，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依法进行了处罚告知和听证权利告知，并依法向被处罚人履行送达职责，其行政程序合法。原告主张被告未向其告知处罚结果，未向其释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虽然无明确的程序性法律规定，被告应当向举报人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但原告作为举报人，同时是违法行为的受害人，基于正当程序原则，被告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有责任将处理结果及法律依据以适当的方式及时告知举报人暨本案的原告，但被告仅向原告告知了最终结果，并未告知作出处理的法律依据等，应当予以改进。另，原告作为第三人白科硕教唆诱导行贿行为的对象和受害人，虽未按照第三人的意思实施行贿进而导致财产损失，但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的惩处直接影响到受害人对实现公平正义之期待，原告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诉权依法应予保护。被告经调查后认定，2012年10月29日，在天津晋和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内，第三人白科硕在与原告赵德军的谈话内容中，具有诱导当事人行贿的言辞，但并未实际行贿；接到被告通知后，白科硕能够向司法行政部门主动报告有关情况，配合案件调查，其在行政程序中所调查事实清楚，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律师诱导当事人行贿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律师主动报告，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被告据此对白科硕作出停止执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编号为津开司罚决字[2014]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德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德军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国文代理审判员  田瑞刚人民陪审员  张永芝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于玲玲附：法律释明：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