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4民终19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春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清连
上诉人徐春红因与被上诉人曾清连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7）湘0481民初7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春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悦峰，被上诉人曾清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春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离婚协议对涉案房屋的价格约定违法，房屋属于其婚前财产，系其单位福利房，房款由其于婚前支付。房屋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欧阳海灌区，双方将土地使用权一起作价30万元，明显侵害了他人的权益。被上诉人于离婚前采取殴打、砸东西、不准睡觉的手段，胁迫其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一审将适当经济补偿认定为按房屋价值的二分之一，缺乏法律依据。
曾清连辩称：本案房屋及车库是双方共同购买的，离婚协议是上诉人制作的，不存在胁迫签字的情形。
曾清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房屋一套和车库一间（价值合计约30万元）归徐春红所有，徐春红给予曾清连经济补偿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依法由双方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原审原告称）或2004年（原审被告称）双方经人介绍相识后建立恋爱关系，不久后同居生活。相识一年左右，原审原告有提议结婚。2007年6月28日双方登记结婚，后因感情破裂，2012年6月25日双方协议离婚，并在耒阳市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证字号L430481-2012-000688)。原审被告拟定《离婚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夫妻婚后购置住房一套，位于耒阳市西湖中路欣海园小区内，面积约134平方米，并带一个车库，价值人民币三十万圆左右。现做如下处理：男女双方各占一间卧室，其余房间公用，房内家具、家电等（双方各自私人用品除外）均共同使用。如若日后女方有新归所自愿搬离，则住房归属男方，男方应给予女方适当经济补偿。如男方先于女方有了新归所自愿搬离，则住房归女方，女方应给予男方适当经济补偿。三、夫妻无共同债权及债务。四、水、电费双方平摊，每月先由女方暂付，男方应于每季度末给付水、电费给女方。五、双方没有生育小孩，无抚养问题。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在双方签字并办理相关手续后生效。”原审被告为向其单位购买涉案集资房，分别于2006年12月12日和2007年4月11日在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纳集资建房款10000元和87000元，原审被告单位出具了相应的收据。涉案房屋基本情况：房产证号耒阳市房权证五里牌字第000634**号，房屋所有权人徐春红，单独所有，房屋坐落五里牌街道办事处欧阳海灌区集资房7号楼，15幢1层111（车库，建筑面积20.91平米）,15幢2层203（住房，建筑面积138.96平米），登记时间2009年7月9日，系在婚后取得房产证。离婚后，双方依约共同使用涉案房屋直至本案诉讼期间。另查明，双方离婚后，2012年10月原审被告将其名下另一房产过户给他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效力；二、离婚协议第二条约定的“适当经济补偿”具体数额的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双方2012年登记离婚，至今已逾五年，若如原审被告所称离婚时误将个人财产当作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了，那么原审被告反悔也应当依法在离婚后一年内，向法院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请求，且应当就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进行举证。原审被告虽称原审原告离婚时扬言炸掉房屋,但原审原告予以否认，并称自己从来没有胁迫过原审被告。原审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且明确表示没有原审原告离婚时胁迫原审被告的证据。故涉案协议第二条在未被宣告无效或未被依法撤销之前，双方均受到上述财产处理协议的约束。双方在婚姻登记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是双方自愿行为，双方的离婚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涉案离婚协议有效，该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适当经济补偿”具体数额的确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涉案离婚协议第二条是对重要财产房屋处理的约定，该条协议有三项内容，一对涉案房屋基本情况予以明确，含坐落位置、面积、带一车库、房屋价值30万元左右等；二对离婚后，双方仍继续共同使用涉案房屋进行了约定，“男女双方各占一间卧室，其余房间公用，房内家具、家电等（双方各自私人用品除外）均共同使用。”遵从了男女双方平等共同使用原则；三共同使用结束，“如若日后女方有新归所自愿搬离，则住房归属男方，男方应给予女方适当经济补偿。如男方先于女方有了新归所自愿搬离，则住房归女方，女方应给予男方适当经济补偿。”仍然遵循了男女双方平等原则。根据协议内容所使用的词句文义理解，男女双方是平等的补偿标准，无论哪一方搬离，得到房屋方补偿搬离方的数额应相同，没有作区别约定。换而言之，男方搬离，女方支付给男方的经济补偿，应当与女方搬离，男方支付给女方的经济补偿相同。故而可以推导出“适当补偿数额”应以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价值30万元的一半，即15万元更符合协议本身表达的意思，这也符合对该项约定的通常理解。原审原告也陷入了这样的理解，当法庭问及“原审原告，你看到《离婚协议书》时，有没有就‘适当经济补偿’向原审被告询问过，具体为多少数额？”原审原告答道：“我没问过，因为原审被告是估了30万，所以我感觉一方给一方补偿，肯定是15万。”原审被告陈述“不过离婚时我的确跟原审原告说过，如果我嫁了一个有房的人，这套房子我不跟他争，我给原审原告也可以，原审原告给我适当补偿。现在原审原告在涉案房里免费居住了将近5年。”可见原审被告在离婚时向原审原告口头表达了，在获得适当补偿的条件下，可以将涉案房屋让给原审原告的意愿。原审被告的口头意思表示与协议第二条内容相互印证，男女双方有平等的房产分割权和经济补偿权，更强化了15万元的补偿标准。故“适当经济补偿”具体数额，该院确定为15万元。
原审被告提出多项抗辩理由，主张涉案离婚协议第二条无效，主要归纳如下：1.所谓“婚后购房”与事实不符；涉案房屋是原审被告个人婚前房产，当做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了；因是原审被告单位集资房，具有极大的福利性质，故应当由原审被告享有该份福利，原审原告无权享有；房屋估价30万元过高。2.拟定该协议时，原审被告患有抑郁症，精神状态不稳定。3.是因为原审被告急于离婚，（协议第二条）才这样写的，不然原审原告不会签字离婚，该条约定并非原审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该院认为，上述抗辩意见均不足以否定离婚协议第二条的效力，具体分析理由：关于第一项抗辩。涉案离婚协议第二条是双方对财产（房产）处理约定，法律允许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就财产问题自行协商处理。原审被告为与原审原告协议离婚，自行拟定离婚协议书，协议中房产基本情况与原审被告名下位于耒阳市西湖路欣海园小区的房屋信息高度一致，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将该房产作出处理，有事实根据。原审被告在明知是婚前购房且具有福利性质的情况下，写作“婚后购房”，且未提出其享有福利部分，而是作出对男女双方平等，无区别对待，类似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方案，可视为原审被告对自身财产权益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诚实履行。原审被告在协议中将房屋作价30万元左右，现又主张该作价过高，但不申请重新评估。原审被告为证明集资房具有极大的福利性质时称“2008年交房的时候，我的同事是8万多块买的，当时就卖了20万多点，如果是外面的房子市场价还要贵一些。我们（单位）纯粹是以成本价卖给我们职工的，跟工龄职务挂钩的，很多同事都没有争到这个房子。”可见原审被告对房屋的实际价值是了解的，经过装修后，涉案房屋估价30万元左右应为合理估算。且该作价是双方合意，关涉双方财产利益，未经一方同意，另一方亦不得擅自变更，作出不利于对方的解释。故原审被告第一项抗辩中的抗辩理由均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双方争议购房款来源，原审原告称是2014年给予原审原告的5.6万元购房款和工资；原审被告称是将其名下另一处房产卖了5万多，用作涉案房屋购房款，并向家人借了钱。在此需指出，本案是离婚后财产纠纷，关键在离婚协议的效力与内容本身，购房款无论来源何方，均不足以否定财产协议效力，只是在补偿数额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可作参考因素。本案“适当经济补偿”数额能够根据协议内容上下文本身推定为15万元，故应当尊重合同原意，双方应当恪守合同。况且根据本案案情，原审原告陈述自成逻辑，部分购房款来源于原审原告更容易令人相信。双方2003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不久后同居，有双方介绍人李绍荣和证人曾春英（原审原告姐姐）证言证实。原审被告承认婚前同居事实，称记得是2004年才认识原审被告的，亦认可在认识一年以后，原审原告有提议登记结婚，原审被告认为双方性格需要磨合故未答应，原审原告称原审被告当时未答应结婚的原因是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可见在登记结婚前双方确已同居，原审原告将原审被告视为自己的未婚妻，为组建共同的新家支出钱款实属常情。原审原告支助原审被告购买单位集资房为结婚作准备符合情理，证人曾春英证言2014年原审原告取出了5.6万元给原审被告作购房款，并将工资卡交给原审被告支配。涉案房屋购房款共计97000元，原审被告分二次支付，2006年12月1万元，2007年4月87000元。仅在交付完购房款后二个月，2007年6月双方即登记结婚。因是原审被告单位集资房，故原审原告事先提供购房款给原审被告，再由原审被告以个人名义支付购房款并将房产权属登记在原审被告个人名下，也能得到合理解释，且系婚后取得房产权属证，正因为如此，也容易在双方内心认同这是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原审被告将涉案房屋当做夫妻共同财产处理，让原审原告陷入双方有平等的房产分割权和经济补偿权的认识，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尤其是原审被告还口头承诺，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将涉案房屋让给原审原告，更强化了原审原告的这种认识。关于第二项抗辩。原审被告提出自己拟定协议时精神不稳定，并提供2014年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的相关病历和住院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并在辩论时称“在离婚协议上写的房屋面积是134平米，实际面积是138.96平米，与实际也不相符。我写离婚协议的时候也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写的。”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７条的规定“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原审被告没有提供符合法定形式的患有精神病的鉴定或诊断，仅提供了2014年原审被告在医院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的病历和住院记录，这些证据不能直接证明2012年离婚时原审被告患有抑郁症，且即使原审被告在离婚时已患抑郁症（原审被告自称程度较轻），也不能证明原审被告离婚时因患有抑郁症而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更不足以直接否定离婚协议（第二条）效力。原审原告质证时提出异议，“原审被告得抑郁症我不知情，从来没有听过……”，原审被告亦称那时与原审原告分居两年了，故原审原告不知道。该院认为，原审被告能自行拟定离婚协议，并为达到离婚目的，作出口头承诺，让原审原告更加相信协议第二条是对男女双方有平等的房产分割与补偿权，其行为本身就能显示原审被告是意思表示清楚的行为人，且在离婚后四个月原审被告还将其名下另一房产过户给他人,可见原审被告对自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是认可的。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高度，不足以证明其离婚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原审被告以离婚时精神不稳定否定协议第二条效力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项抗辩。原审被告对其拟定《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意图是为了离婚，不持异议，仅主张协议中第二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让原审原告同意离婚而拟定的。并称离婚当时对原审原告作出的口头承诺，也是为了摆脱原审原告，如果不这样说，原审原告不会签字离婚。如果原审被告所称属实，则是原审被告为了让原审原告同意离婚，达到顺利离婚的目的，向原审原告作出虚假意思表示，误导、欺骗原审原告，是不诚信行为，不值得提倡与鼓励，如果作出受虚假意思误导和欺骗一方不利的解释，无异于鼓励不诚信行为。双方离婚已五年，原审被告称协议第二条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涉案房屋系个人婚前财产，并具有福利性质，企图突破双方享有平等的经济补偿权的离婚约定，以此降低对原审原告的经济补偿，根本目的是对财产约定反悔，侵害原审原告财产利益。原审原告对订立离婚协议没有过错，不应当对原审被告的不诚信行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被告也不应当从自己的不诚信行为中获利。原审被告是协议的拟定人，理应对协议内容是充分理解的，离婚时的财产处理是离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之一。本案双方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该认识到法律是严肃的，也应该清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签署本案协议或者其他任何有法律权利义务协议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审被告以协议第二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是不诚信的反悔行为，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被告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均不足以否定涉案离婚协议第二条效力。
原审被告另提供涉案房屋门框和衣柜照片，欲证明2016年5、6月份，双方吵闹几句，原审原告说要上法院，原审被告说你要上法院就去上法院。原审被告不在家的时候，原审原告就用刀把门框、衣柜弄成这样了。原审原告质证“为了房子的事，经常是原审被告找我吵架。我没舞刀，我没有暴力行为，这不是我弄的，原审被告倒是动不动就拿刀。”该院认为，对该份证据因双方各执一词，单独凭照片显示的划痕与砍损情况，只能证明门与衣柜有一定损害，不能直接证明是原审原告所为，故原审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但可以印证原审原告诉状所称双方已有矛盾，不宜继续共同使用房屋。原审原告应原审被告要求同意搬离涉案房屋，向原审被告提出经济补偿请求有事实、合同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将解除婚姻关系与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对生活困难方（含无居所）帮助、对家庭付出较多方经济补偿等种种方面进行的综合考虑，其各条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合同追求权利义务对等，离婚协议夫妻财产约定不仅涉及财产的分配处理，更包含了情感因素，因其具有强烈的身份性，故不宜以显失公平、对价等理由否定其效力。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没有证据证明一方受到欺诈、胁迫的前提下，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夫妻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的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会造成不诚信者从自己的不诚信行为中获利的不公正结果。本案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现原审原告应原审被告要求同意搬离涉案房屋，并请求将涉案房屋归原审被告所有，原审被告支付原审原告经济补偿，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应当以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的房屋价值30万元的一半，即15万元为宜。综上所述，原审原告的合法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过高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位于耒阳市五里牌街道办事处欧阳海灌区集资房7号楼，15幢1层111，15幢2层203房屋归徐春红所有，徐春红给予曾清连离婚经济补偿15万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曾清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曾清连负担537.5元，徐春红负担1612.5元（该款原审原告已垫付，原审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审原告）。曾清连预交的另2150元予以退还。
二审中，徐春红提交耒阳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耒政房发（2006）01号文件、湖南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湘水电开发（2006）29号文件、房产买卖合同、公证书、房屋产权证书，拟证明案涉房屋是婚前所建所买，购买本案房屋的房款来源于其卖出另一套房屋，离婚协议将上诉人婚前个人财产约定为共同财产无效。曾清连不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由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在裁判理由中予以综合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案涉离婚协议对房产处置的约定是否合法合理。关于离婚协议对案涉房屋约定的效力问题，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规定，夫妻可以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婚前个人财产约定为共同所有。本案中，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将案涉房屋约定为共同所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至于上诉人主张该约定出于被上诉人胁迫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胁迫事实的证明，需达到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上诉人未能提供达到该证明标准的证据，且因受胁迫产生的撤销权，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而消灭。关于案涉房屋作价30万元及适当经济补偿的问题，案涉房屋位于耒阳市区的楼梯房二楼，建筑面积138.96平方米，且附带一个20.91平方米的车库；房屋及车库作价时间为2012年6月，截至目前，尚无证据证实该地段房价非理性下跌以及该作价严重偏离市场价值。至于房屋处置时适当经济补偿的具体数额问题，一审结合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及日常推理等因素，最终认定为15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并无不当。具体理由一审法院已作充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并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徐春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志恒
审判员 张华清
审判员 张 健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陈 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