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155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峰，男，汉族，1978年5月18日生，住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燮，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超，男，汉族，1986年9月8日生，住河南省荥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辉，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峰因与被上诉人马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5民初14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峰不返还马超5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高峰、马超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事实没有查清，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不当，判决错误。本案中，高峰收受5万元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理由如下：一、马超应当承担证明高峰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其一，主张不当得利一方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根据一般规则，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当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对于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应当适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没有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理应由主张不当得利存在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马超主张自己所为之给付行为无因，只能由其自行承担举证责任。其二，让高峰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是公平原则的体现。一方面，在不当得利纠纷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被告所为之给付行为有法律上的原因（如借贷、赠与、合伙、投资、买卖等），相关的证据（如本案中马超所购买的茶叶）就在原告手中，但原告出于诉讼策略甚至诉讼欺诈的考虑，谎称无合法根据；另一方面，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乃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让财产变动的控制者来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实属合理。被告收取原告给付的利益存在诸多可能的原因，未必均属“不当”。在给付原因未查明之前即假定被告收取的是不当得利而认为原告是受害者的做法属于先入为主，有责推定，有悖于司法规律与法官操守。二、马超没有完成证明高峰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马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高峰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一）关于马超提交的两份转款凭证。对本案一审中马超提交的两份转款凭证（马超给高峰转1万元微信转账，案外人曹青林给高峰4万元银行转账）：其一，高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高峰确实收到了该5万元转款；其二，高峰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款项为马超和案外人曹青林支付给高峰的购买茶叶的货款，与马超所称不当得利没有关联；其三，高峰对该证据目的有异议。该转款只能证明马超和曹青林与高峰之间发生过5万元的资金流转行为，但不足以证实该款项为高峰无合法根据取得的不当得利。（二）关于马超提交的两份判决书。对本案一审中马超提交的两份判决书（金水法院2016豫01**民初22320号，郑州中院2017豫01民终350号，以下简称另案）：其一，高峰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二，高峰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高峰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高峰、马超对涉案款项的转款事实均无异议。另案中，马超曾主张该款项为支付给高峰的租金，因证据不足未被法院支持。本案中，马超转而诉高峰不当得利。根据马超的单方陈述，马超当初给付高峰的涉案款项属于租金，这说明转账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马超不但没有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反而一再陈述该款项为当初支付给高峰的租金，因此，对于马超主张的高峰受领的涉案款项无法律上的原因，法院不应采信。三、马超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起诉的，法院应不予支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诉讼捷径。当事人以不当得利另行起诉的，法院应不予支持。其一，对取得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根据的判断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财产利益的变动是否因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应予返还，首先应当检索在合同、侵权、物权等法律关系中是否有取得利益的合法根据。如果获利者无以上根据而保有其所受利益的，才能适用不当得利制度。如果当事人以某一具体法律关系先行主张不成后，再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的，法官有理由怀疑适用不当得利制度的合理性。其二，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在于填补其他制度所遗留的空白，而不应成为其他制度取证困难时的诉讼捷径。不应鼓励当事人脱离基础法律关系而直接以不当得利进行起诉，否则将造成不当得利的滥诉，对既有的物权、合同、侵权领域造成侵犯，对现有的民法体系造成破坏。其三，在商事交易领域，从维护交易安全考虑，当事人应当在具体的基础法律关系中解决纠纷，而不是动辄以不当得利为由掩盖真实的法律关系，改变业已发生的财产变动。在本案中，涉案转款行为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即使高峰否认该款为租金款，本案也不具备适用不当得利的基础。不当得利制度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公正原则已具体化为它的构成要件之中。马超表示因高峰否认其支付的款项为租金，便以不当得利起诉，是企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来追求其主观上的公正结果，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四、马超的起诉不符合主体资格要求。对本案中马超提交的案外人曹青林给高峰的4万元转款，高峰认为马超无权对此转款以原告身份主张任何权益，其对该款起诉不当得利不符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要求，该转款与马超无任何关联：其一，在另案中，马超曾主张案外人曹青林为其合伙人，但并未提交任何有关的“合伙证明”，另案中法院也未认可其关于合伙的主张；其二，本案中，马超在诉状中声称案外人曹青林向高峰转款系接受马超的委托，但亦未向法庭提交任何有关的委托手续；其三，上述两案中，案外人曹青林均未出庭接受法庭询问。综上，高峰认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马超在另案中因主张高峰收到涉案款项为租金款未被法院支持，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但马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高峰构成不当得利，且马超的起诉不符合主体资格条件，请求二审支持高峰的上诉请求。
马超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案件事实：马超及曹青林向高峰转款5万元，该转款事实在一审中高峰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仅对该款项的用途有异议，在郑州中院（2017）豫01民终35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六页第三段中描述：“本院对马超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鉴于上诉人对两组证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且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曹青林向高峰所转4万元与本案的关联性及微信转账1万元的用途，故本院对马超二审提交的两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因此，本案中的5万元与房屋租赁无关，因高峰与马超之间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也就是说高峰取得该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有四：受有利益、致人损害、受有利益和致人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和无法律上的原因。根据民法原因和举证规则，对于不当得利的举证，受损失方只举出自己受到损失、对方获得利益、对方获得利益与自己受到损失有因果关系即可要求对方返还，至于高峰得到利益有没有合法依据当然由他自己来举证证明，如果能够证明有合法依据，自然不用返还，否则理应返还，这即是常识，又符合法律的公正原则和举证规则。马超2015年11月9日通过微信向高峰转款1万元及委托曹青林于2015年11月14日向高峰转款4万元的事实已经充分地得到认定，即马超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高峰想要保有这笔款项，则要证明占有这笔款项的法律依据，高峰辩称该笔费用系购买茶叶的费用，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综上，请求驳回高峰上诉请求。
马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高峰返还不当得利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7日，马超承租高峰商铺并口头达成协议，约定马超承租高峰位于郑州市天荣汽配城C102号的商铺，租赁期限二年，每月租金45000元，当日马超向高峰支付商铺定金10000元，高峰向马超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兹收到马超交来C102商铺定金10000元。2015年12月21日，张巍巍通过POS机刷卡向高峰支付商铺一季度的房租135000元，高峰向张巍巍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兹收到张巍巍交来C102-10商铺房租135000元。后马超于2016年5月11日搬离商铺。后因双方因租金问题，高峰诉至该院，请求马超支付所欠租金125000元，赔偿损失一个月租金45000元，共计170000元。该院认为马超租用高峰商铺4个月21天，租金应为211500元，马超支付145000元，尚欠66500元，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2016）豫0105民初22320号判决，判决马超、张巍巍向高峰支付66500元。马超不服，依法提起上诉，经本院审理，认为马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曹青林向高峰转款4万元及微信转款1万元的用途，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豫01民终350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1月9日，马超通过微信向高峰转款二次，一次8000元，另一次2000元，共计1万元，但是马超支付的茶叶款。另高峰承认2016年9月10日确实收到曹青林转款4万元，但系付茶叶款。
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一方当事人获取不当利益，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因此遭受损失，构成不当得利，取得的不当利益应当返还。本案中高峰承认收到马超微信转款1万元及曹青林银行转款4万元，共5万元，马超主张该款系付马超所欠高峰的租金，高峰不予认可且经法院判决不予认定。高峰获取马超上述款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故马超请求高峰返还该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高峰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马超5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高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庭审中，案外人曹青林到庭接受询问，称涉案的4万元是替马超给高峰的，其不会向高峰主张权利。
高峰对曹青林的陈述发表质证意见，1.对曹青林所述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该4万元转款实为曹青林购买高峰的茶叶款。2.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高峰收取该4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其一，马超先主张该4万元转款为支付租金性质，表明高峰收取该款项对马超而言并非没有依据。其二，马超关于该款项为支付租金款的主张在未得到法院支持下以不当得利另行起诉，法院不应支持。对4万元茶叶款的性质没有证据，如果有茶叶款收款凭据，也应在马超手中，高峰无法举证。
马超对曹青林的陈述发表质证意见，对内容真实性无异议，曹青林已明确表述该4万元是替马超给高峰的，且明确表示不会向高峰主张该款项。高峰主张该费用系购买茶叶的款项，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购买茶叶的事实。
根据当事人质证意见，本院对曹青林的陈述意见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曹青林替马超给高峰4万元，其不会向高峰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特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对于马超而言，让其证明“没有合法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由马超来证明“没有合法根据”，则高峰只需辩称马超不能举证证明，法院即可判决驳回马超的诉讼请求。因此，由高峰承担“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更为妥当。本案中，高峰辩称马超及案外人曹青林支付的5万元是购买茶叶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高峰无证据证明马超及曹青林支付的5万元系买茶叶款，因此，高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高峰称马超起诉不符合主体资格的主张，因曹青林称4万元是马超让其给高峰的，其不会向高峰主张该4万元，故马超起诉主体资格并无问题。
综上所述，高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高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涛
审判员 李继军
审判员 王燕燕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