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32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花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花溪新村**号。法定代表人：张朝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先强，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守超，男，198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玲丽，河南尤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福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东、陇海路北世纪联华超市广场*座*单元*层****号房。法定代表人：刘启昇，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舞钢市裕弘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舞钢市朱兰建设路西段经五路与纬一路交叉口。法定代表人：陶武子。再审申请人重庆花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溪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黄守超、河南福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泰公司）、舞钢市裕弘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弘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1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花溪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二审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黄守超对花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花溪公司不承担一审、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黄守超为本案所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其诉讼主体适格”，缺乏证据证明。1.黄守超称其借用福泰公司资质与花溪公司订立劳务合同，却没有任何与福泰公司订立的协议，不符合常理。2.仅凭加盖福泰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9日的《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认定黄守超借用福泰公司资质对外订立劳务分包合同。（1）福泰公司在一、二审均未出庭，该证据的真实性无从核实；（2）《授权委托书》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9日，而花溪公司与福泰公司订立《劳务大清包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4月2日，《授权委托书》明显属于黄守超和福泰公司事后伪造，不代表劳务分包合同订立时的真实状态；（3）即使《授权委托书》真实，鉴于其形成时间在花溪公司与福泰公司订立《劳务大清包合同》之后，花溪公司有理由认为黄守超只是福泰公司订立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应当保护花溪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综上，福泰公司系具有劳务作业资质的企业，其与花溪公司订立的《劳务大清包合同》应为有效，黄守超仅仅是福泰公司的签约代表，不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应予驳回。（二）原审认定“花溪公司河南分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对黄守超提交的五份《拖欠工人工资单》金额共计215.849万元，予以签章认可。该款项包含在裕弘公司与黄守超2013年6月19日对舞钢市高新科技园三标段5#、6#、7#厂房作出的结算232万元之中，其中绝大部分款项已经过花溪公司河南分公司的确认”，“裕弘公司作为发包方与施工方黄守超进行了相关结算，相应结算金额对花溪公司具有拘束力”，均缺乏证据证明。1.《劳务大清包合同》约定的计价结算原则为：单价×建筑面积，即使认定该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黄守超作为实际施工人也只能请求参照该合同约定的计价标准进行结算。2.原审中，裕弘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黄守超单方举示的与裕弘公司结算的单据，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3.即使黄守超与裕弘公司结算的单据真实，也不是有效结算，对花溪公司无约束力。（1）结算行为应当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花溪公司未参与、未授权亦未认可黄守超与裕弘公司之间的结算行为，前述结算行为对花溪公司没有约束力；（2）花溪公司未授权裕弘公司对原合同约定的结算原则进行变更，原审认定最终工程款时按照机械成本（租金）+人工成本（工资）的原则确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黄守超提交的五份《拖欠工人工资单》，仅仅是因为大量农民工向舞钢市劳动监察部门就工资拖欠事宜进行投诉，劳动监察部门要求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情况进行清理而产生的资料，工资单上加盖的“重庆花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的印章为假章，且即使印章真实，也并非是对农民工工资的确认及工程结算原则的变更，更不是对工程的结算行为。不能以花溪公司在工资单上盖章，就认定裕弘公司与黄守超的结算对花溪公司具有约束力。4.本案涉诉项目未经过竣工验收，工程款的支付条件不成就。（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不论施工合同有效还是无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是承包人或实际施工人请求工程款的前提条件;（2）本案施工项目虽然系未施工完结的半拉子工程，但也应当对已施工部分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请求工程款。（三）花溪公司实际并未收到任何保证金，原审认定黄守超支付了200万元保证金缺乏证据证明。1.黄守超个人并非支付保证金的适格主体，且保证金的支付应当严格按照《劳务大清包合同》的约定，进入花溪公司指定账户。2.黄守超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交付保证金的方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如果福泰公司认为黄守超支付保证金系代其支付，且古小林私自收取了保证金，也只能由福泰公司向古小林个人主张返还。4.如果福泰公司不认可黄守超代其公司支付保证金，则即使古小林私自收取黄守超支付的保证金，鉴于黄守超不是支付保证金的适格主体，黄守超只能另案向古小林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四）《劳务大清包合同》约定保证金为无息退还，不论《劳务大清包合同》有效或无效，保证金均不应当计算利息。1.《劳务大清包合同》应为有效合同，保证金退还应当符合一定条件，且应当由福泰公司要求花溪公司无息退还。2.即使《劳务大清包合同》无效，也应当由福泰公司要求花溪公司退还，黄守超和古小林均不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均无权改变保证金的退还条件，也无权承诺或接受对方对保证金的退还条件，故保证金不应计利息或违约金。（五）一、二审就工程款结算方式、支付条件和支付主体方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在认定《劳务大清包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和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全面履行和违约责任的规定，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矛盾。2.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合同，只能导致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合同无效，不能导致总承包人与具有劳务作业资质主体之间的合法分包合同无效。3.本案争议项目未经竣工验收合格，黄守超不是承包人，也未参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工程价款，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错误。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是转包和违法分包导致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有工程款请求权，而一审认定黄守超系借用福泰公司资质签订合同致使合同无效，此种情形不能适用前述规定，即使合同无效，也只能由福泰公司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为黄守超作为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案涉工程是否具备结算条件及如何结算；花溪公司是否应向黄守超退还保证金及支付相应利息；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一）关于黄守超作为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花溪公司对黄守超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提出异议，认为黄守超没有与福泰公司订立协议，其持有的2012年12月29日《授权委托书》晚于《劳务大清包合同》的签订时间，花溪公司为善意第三人，黄守超仅是福泰公司的签约代表。经查，《劳务大清包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4月2日，《授权委托书》的出具时间确实晚于《劳务大清包合同》。但福泰公司一、二审时均到庭参加诉讼，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及黄守超借用其资质签订《劳务大清包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可，案涉工程亦由黄守超支付保证金并实际施工，二审法院据此认定黄守超作为实际施工人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二）关于案涉工程是否具备结算条件的问题。由于案涉工程项目的投资商未能投资到位，案涉工程现已停工。花溪公司主张案涉工程虽然系未完工半拉子工程，也应对已施工部分进行验收合格后，黄守超才能请求工程款。因案涉工程停工并非实际施工人黄守超造成，在黄守超投入了人力、物力已经实际施工的情况下，未完工程也应予以结算。经二审法院审查，发包方裕弘公司未提出任何质量问题，且与黄守超进行了相关结算，应当视为其认可了黄守超已施工部分的工程质量，花溪公司提出黄守超已施工部分未经验收合格不具备结算条件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三）关于案涉工程如何结算的问题。花溪公司主张黄守超只能请求参照《劳务大清包合同》中约定的计价结算方式“单价×建筑面积”进行结算，黄守超与裕弘公司结算单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对花溪公司无约束力。因《劳务大清包合同》系黄守超借用资质签订而被一、二审判决认定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就案涉工程款的结算，可以参照该合同的相关约定。但《劳务大清包合同》第2.1条约定的“按建筑面积计算承包费用，单价268元/平方米。基础算一层面积，单价160元/平方米”的结算基础是承包工程全部完工，因本案所涉工程系未完工程，而工程项目施工前期与后期的投入并不相同，客观上有较大差距，仍以合同约定的计价结算方式进行结算不符合公平原则，亦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二审期间，黄守超提交了其与裕弘公司于2013年6月14日、6月19日对塔吊租金、舞钢市高新科技园三标段5#、6#、7#厂房作出的结算清单，黄守超已经完成其主张工程款的举证责任。裕弘公司作为发包方系最终工程款的承担方，其所出具的结算清单中涉及的大部分款项已经经过花溪公司河南分公司的确认，其对结算数额的认可，可以作为确定本案工程造价的依据。裕弘公司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花溪公司虽对结算清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花溪公司对黄守超提交的五份《拖欠工人工资单》提出异议，但其上加盖有“重庆花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印章，且黄守超在向裕弘公司申报工人工资金额时，未按照其上载明的215.849万元进行申报，仅申报187.149万元，裕弘公司经审核后，扣除已结算塔吊租金88万元，最终确定工程结算金额为232万元。在花溪公司无证据证明裕弘公司与黄守超恶意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其对案涉工程结算数额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四）关于花溪公司是否应向黄守超退还保证金及支付相应利息的问题。花溪公司主张其未收到保证金200万元，并提出黄守超并非支付保证金的适格主体、其只能另案向古小林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等理由。经查，《劳务大清包合同》第2.9条明确约定，“保证金第5、6、7号厂房交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合同签订后，花溪公司河南分公司分别于2012年4月3日、4月7日向黄守超出具了各100万元的收据；2013年4月12日，花溪公司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古小林向黄守超出具《欠条》及《还款计划》各一份，承诺支付保证金的利息。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花溪公司河南分公司收取了黄守超200万元保证金，因花溪公司河南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花溪公司承担，黄守超享有要求花溪公司返还保证金的权利。花溪公司主张按照《劳务大清包合同》的约定，保证金为无息退还，200万元保证金不应当计算利息。经查，《劳务大清包合同》第2.9条虽然约定“第一次付工程款时无息退还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剩余部分待主体完工后一次无息还清”，但在《劳务大清包合同》被认定无效、案涉工程无法继续施工的情形下，该条约定的内容已不具备实际履行的前提。况且，古小林向黄守超出具的《欠条》及《还款计划》，明确承诺支付保证金的利息，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判令花溪公司返还黄守超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五）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花溪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劳务大清包合同》无效，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劳务大清包合同》无效、黄守超未按合同约定请求工程款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黄守超可以作为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并有权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等方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无不当。因古小林为黄守超出具了《欠条》及《还款计划》，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合同履行及违约责任的规定，对花溪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认定，亦无明显不当。综上，花溪公司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重庆花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雪梅审 判 员 杨立初审 判 员 梅 芳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媛媛书 记 员 马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