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6民初780号
原告：段积山。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商汉桥，湖北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即湖北省人民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号。
法定代表人：唐其柱，院长。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徐鸿，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邓立，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段积山与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祝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圌、谢莎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2日公开进行了开庭审理。原告段积山及其委托代理人商汉桥，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徐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段积山诉称：2012年2月3日，本人因右踝骨红肿疼痛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以本人既往病史“××综合症”收入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本人施以输液两天后，第三天本人双腿呈重瘫状态，双腿感觉被捆绑一样沉重。对此突变的重瘫症状，本人向医院和护士反映，并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部进行投诉和反映。主治医生卢祖能、张双国在2012年2月5日至2月13日对本人突变重瘫症状进行救治治疗，重瘫症状无法消除。与此同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部组织了包括本人家属参加的专家会诊讨论会，专家会诊意见未向本人及家属透露。2月14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与本人协商出院。本人出院后双腿重瘫症状未见好转，又多次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部和主治医生提出诉求，要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拿出切实可行的医疗方案和办法医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部又先后组织专家会诊和邀请协和医院王教授会诊。本人重瘫症状仍无逆转，并向恶化方向发展。
为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本人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共同封存了病案病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掩盖突变重瘫症状的真正原因，逃避法律责任，隐匿了所涉重瘫有关的一切病历资料，即2012年2月5日至2月14日的病历资料全部抽走。同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出院小结等必须出具的病历资料上进行伪造，××情状况。连本人（被其他非病历资料证实重瘫症状）重瘫症状的蛛丝马迹都没有。由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隐匿与医疗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病历资料，致相关医疗事故、医疗差错的司法技术鉴定结论对本人极为不利。
为此，本人依法提起要求人民法院推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过错的诉讼，理由如下：
本人于2012年2月3日入院时属非瘫状况事实成立，入院三天后突变重瘫的事实客观存在。本人2012年2月3日入院时属非瘫身体状况，××××历第7页《神经内科住院志（二）》记载：轻瘫试验中下肢轻瘫试验：左：正常，右：正常。同页记载：四肢肌力：上肢近端、远端左右各为V级，下肢近端、远端左右各为V级。××××历第9页《神经内科住院志（二）》记载：患者神清，超力体型，言语清晰，查体合作。心律齐，双肺未闻及啰音。右侧外踝骨处略有肿胀，不发红，无皮肤破损。步态未见明显异常。颅神经未见异常，四肢可见静止性震颤，右侧明显，肢体活动时震颤消失。右上肢肌张力偏高，余肢体肌张力正常，四肢肌力正常。双侧膝腱反射正常等称，病理征阴性。颈软，克氏症阴性，指鼻准确。××历第2页《出院记录》对原告入院情况作出如前述同样的记录。以上本人2012年2月3日入院时属非瘫身体状况事实成立。
入院三天后突变重瘫的事实客观存在。2013年9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双方认可的事实为：本人诉三天用药三天后自觉双下肢沉重，行走困难，是用药后导致的。认为自己是来治疗“右处踝骨痛的”医生未经检查使用药物致双下肢沉重，“压住了”经协商本人于2月14日出院观察。但是本人及家属对治疗仍提出异议，要求医生解决双下肢沉重问题，并认为越治越重。该《协议书》还记载：对此医疗争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部两次组织多位专家讨论本人病情，并有本人多位家属在场，后再请武汉协和医院教授会诊。2013年9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诺书记载：入院后加用神经营养药等治疗，三天后自觉双下肢僵硬，发紧、双脚沉重，行走困难是医生用药不当所致。2012年10月间，在武汉市医学会武鉴字（2012）108号鉴定听证会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席听证的代表（××案主任医生）卢祖能表示：申请人段积山申请所述的病情突变的事实属实，但形成突变的原因不清楚，也请各位医学会的专家在审查时一并指导我们找出真正的原因等（详见医学会听证记录）。电话录音资料证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生卢祖能承认本人病情突变的责任方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详见录音资料）。以上证据证明本人入院三天突变重瘫的客观事实存在。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隐匿和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隐匿病历资料，原被告双方封存的病历资料，除出院记录外，全部的病历资料仅是2月3日、2月4日的。2月5日本人出现重瘫症状后至2月14日出院期间的病历资料，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全部隐匿，包括提交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差错鉴定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也全部隐匿，导致这两份鉴定是在缺乏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的条件下做出的结论。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资料，在住院期间，本人突变重瘫的症状，已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处理医患纠纷的专业机构医疗部进行投诉和反映，该医疗部在出院之前组织了一场专家会诊的讨论会。该讨论会记录了本人当时突变重瘫的身体状况，对症检查的各项资料以及各位专家对活体的检查的资料。出院后约半个月医疗部又组织与上述一样的专家讨论会，同样有完整的会诊资料以及本人身体处于重瘫的状况资料及活体检查资料。又过了半个月，医疗部又请协和医院的专家王涛副主任会诊，王涛对本人活体也进行了检查，也对其他病历资料进行了审查，至于发表了怎么样的会诊意见本人不得而知。对以上专家会诊的病历资料，本人在进行两次司法技术鉴定之前都要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提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都拒绝提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隐匿和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应承担推定过错的法律后果。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伪造病历资料。××成（历）第1页《××案首页》“出院情况”一栏中，主治医师张双国，住院医师张慧燕填写的是“好转”。这显然与本人当时重瘫和“协商”“协调”出院的情况极不相符，完全是伪造病历资料。××历第2页《出院记录》中出院情况栏中，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师填写“××情稳定，四肢仍可见静止性震颤右侧明显，肌张力偏高”也是伪造的病历资料。同时，这个出院诊断没有住院志原告资料为凭，纯属填写人伪造。
综上述，本人入院时身体状况属非瘫状态，入院三日后突变重瘫身体状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掩盖不敢告知的导致原因，隐匿了出现重瘫以后的全部病历资料，拒绝提供院内外专家会诊的病历资料，伪造了与原先出院时期身体状况相反的病历资料，依法应推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有过错，并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为此，本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偿本人医疗损害赔偿金（数额依法定程序作出的伤残程度、后续治疗费、医疗护理依赖程序（度）等司法技术鉴定结论确定）；2、酌情赔偿本人精神抚慰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第一次庭审中，段积山明确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赔偿本人医疗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其中伤残补助金20万元、后续治疗费20万元、护理费50万元、医疗器具费用10万元）；2、赔偿精神抚慰金2万元。
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辩称：第一、段积山就其诉称的损害后果曾起诉至人民法院，案号为（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4124号，起诉前双方申请武昌区卫生局委托武汉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我方的诊断治疗行为没有过失，段积山自述的双下肢沉重、临床考虑为××的自然进程，与我方输注药物无关。此后人民法院依段积山的申请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做司法鉴定，结论为：医方诊断正确，治疗护理符合常规，尽管存在告知不充分的过错，但告知不充分与被鉴定人自述的不良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尽管段积山在该案中撤回起诉，但是不影响两次鉴定的鉴定效力，××法律规定，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段积山主张我方承担推定过错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4124号一案中，我方提交了段积山两次住院的完整病历，法院也组织双方多次交换证据并质证，段积山同意将上述资料作为鉴定材料，因此我方不存在隐匿、伪造病历的事实。段积山自始至终以自述的“病情和损害后果”为前提，以自己对病历资料的质疑意见为依据，来论证我方隐匿病历资料，其观点不符合法律对隐匿、伪造病历资料的界定，因此其主张我方隐匿伪造资料的推定过错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段积山全部的诉讼请求。且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
原告段积山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承诺书一份、协议书一份，证明其入院三天后自觉双下肢僵硬、发紧，双脚沉重，行走困难；段积山突变症状在住院期间已形成医疗争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部针对争议和突变病症组织多位专家讨论病情；经协商段积山于2012年2月14日出院观察，出院的原因为非“好转”及非入院时身体状态。
证据二、双方封存全部病历复印件（共16页，××案首页1页、出院记录1页、神经内科住院志（一）2页、神经内科住院志（二）6页、X线检查报告1页、检查报告2页、临时医嘱1页、长期医嘱1页、住院证1页），证明原告2012年2月2日入院时作：“选择性观看检查”、“徒手平衡功能检查”、“眼外肌功能检查”、“等速肌力测定”等四个项目的检查，段积山身体状态属非瘫状态；段积山于2012年2月14日出院作“选择性观看检查”、“徒手平衡功能检查”、“眼外肌功能检查”、“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等速肌力测定”等五项目检查，但段积山此时已呈重瘫状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隐匿五项检查的全部住院志病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出院记录中伪造出院情况，在住院首页伪造出院情况。
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武汉市医学会武医鉴字（2012）10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复印件，证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诊断正确，治疗及用药均符合常规，治疗行为不存在过失；段积山自述的双下肢沉重临床考虑是××的自然进程，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其输注的药物无关。
证据二、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京正（2015）临医鉴字第10号）及其《异议回复函》各一份，证明医方诊断成立，治疗护理符合常规；告知不充分导致段积山存在较大异议，存在不足，但该过错与段积山目前所述的不良后果之间无证据支持存在因果关系；××患者自述的躯体感觉异常（双下肢沉重）外，没有见到明显阳性体征记载，而且所用药物的不良反应中均未列及会导致周围神经损伤，段积山躯体感觉异常及目前查体所见与其本人的××没有进行规范治疗的自然病程相符；该中心针对段积山的异议给予了书面回复，该鉴定意见书具有证据效力。
证据三、八次质证笔录，证明段积山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提交的病历资料经过多次质证，同意提交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作出后，不得再提出异议。
证据四、870338号××历资料复印件一套、926807号××历资料复印件一套，证明该组证据已作为鉴定资料，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不存在隐匿、伪造病历资料。
经庭审举证、质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段积山提供的证据一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认可；承诺书系段积山单方意思表示，协议书也没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盖章确认；涉及医疗过程的事实应当以××历记载的事实为准；××法律规定，双方在调解过程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不得在其后的诉讼司法程序中成为其不利的证据，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案室的病历复印件，应以盖红章的病历为准，病案室给患者的是客观病历，不包括主观病历，因此完整的病历应当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提交的全套病历为准；段积山称其由非瘫状态变为重瘫状态，是段积山自己创造的××诊断概念，实际上段积山到现在都不存在重瘫的状态，因此，段积山用病历本身来证明伪造病历是没有依据的；××案号是926807，实际上还有第一次住院的870338号××历，这两份病历全部都经过双方多次质证，并作为两次鉴定的材料，所以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行为的评定和判断，应当以两次鉴定结论为主。
段积山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该鉴定意见书的出具是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隐匿2012年2月5日（含5日）病变后的一切客观病历资料、伪造出院情况基础上作出的结论，鉴定意见是不构成医疗事故，与本案诉讼所争议的事项无关，本案是突变情况，不是自然进程，不能证明段积山的实际情况。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鉴定意见书是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隐匿了2012年2月5日之后的段积山突然病变的客观资料基础上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伪造段积山真实情况下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人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在倒数第2页，仅就现有材料而言，作出了不利于段积山的鉴定结论，是在现有情况下作出的，不是唯一的结论，反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伪造病历，段积山对此鉴定意见不予认可；我方诉请的依据是侵权法的相关规定推定过错之诉，此次鉴定对我方没有约束力；对《异议回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函只是回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给予段积山相应的××治疗不存在过错，强调的是仅现有材料作出的回复。对证据三中2014年3月10日的笔录真实性不持异议，此份笔录证明了段积山明确提出的要求，以病历封存件为准，进一步证明段积山的观点与现在是一致的；对其他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于其与案件的关联性以笔录为准。对证据四中住院号为870338的病历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病历资料是此次医疗纠纷前一年的××历，该病历对书写规范起到参照作用，该份病历中的临时医嘱、长期医嘱每一项都有医师的签名，主观病历中也是由同一医生签名，该病历的实体部分与本案争议的关联性不大，不发表质证意见，另外包括住院记录、××案首页签名都是一致的；对住院号为926807的病历资料中的××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提交的主观病历两页的真实性有异议，段积山认为张慧燕的签名是冒签，在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中都没有出现张慧燕医生的名字，从两张主观病历制作的外部形式来看是机打病历，可以断定是一次完成，完成的时间至少是最后一次记录后，那么期间的签名都违反了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入院的信息记录应该是在八小时内作出，机打的病历是在出院之后打完，××程记录，该病历也是违规完成，从签名的规范来看是一次签名，不是分别签名。副主任医师张双国的签名，从职务来讲虽然是级别较高的医师，××程记录中必须有经治医生签名的而张双国代签了，必须由其他下级医生签名的张双国也代签了，××程记录的外部特征、病程记录的签名一次完成、张慧燕冒签以及张双国代签这几个情形，××程记录是伪造的。临时医嘱是机打，缺相应医生的手写签名，不符合规范。长期医嘱中存在上述同样的问题。临时医嘱入院时做了选择性观看检查、徒手平衡功能检查、眼外肌功能检查、等速肌力测定四项检查，这四项检查的具体纸质材料都附在病历中，出院做了上述四项检查之外另加一项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这五项检查的纸质材料或者数据材料被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隐匿了，因为出院时，段积山的病情处于恶化状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隐匿了段积山病情恶化的纸质材料或者数据材料，病案首页中，伪造段积山出院情况是病情好转，××案首页对段积山出院情况的评定是伪造的，另外客观病历中除去出院记录、××案首页由张慧燕冒名签名以外，其余为段积山医治的医生是张双国、周琴、肖哲曼、曾艳平，没有涉及张慧燕，张慧燕在出院治疗上的签名是冒签，出院资料是伪造的病历，张慧燕从未参与过段积山的医治过程。
对以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认可，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23日，段积山因“渐起四肢抖动活动不灵活1年余”入住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入院后行相关检查，给予抗××、对症支持治疗，2011年5月26日出院，住院治疗3天。出院诊断：××综合征。出院情况：患者仍四肢抖动，以右侧为甚，双下肢行走不灵活无力，大小便尚可，查体面具脸，行动迟缓，四肢肌张力呈齿轮样增高，可见静止性震颤，以右侧上下肢为主。出院医嘱：服用美多芭片1／3片，一天三次，森福罗片0.25mg，一天两次，定期门诊随访，不适随诊。
2012年2月3日，段积山因“渐起四肢抖动2年，加重2周”再次入住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史：近2周来四肢抖动有所加重，且觉右侧踝关节处肿胀疼痛。入院诊断：××。查体：否认外伤史，入院时BP：110／90mmHg，R：20次／分，P：80次／分，T：36.5℃。患者神清，超力体型，言语清晰，查体合作。心律齐，双肺未闻及啰音，右侧外踝处略有肿胀，不发红，无皮肤破损，步态未见明显异常，颅神经未见异常，四肢可见静止性震颤，右侧明显，肢体活动时震颤消失，右上肢肌张力增高，余肢体肌张力正常，四肢肌力正常，双侧膝腱反射正常等称，病理征阴性，颈软，克氏征阴性，指鼻准确。入院后调整抗震颤麻痹药物剂量，营养神经治疗。2012年2月4日，行X线检查，检查报告：踝关节未见明显异常。2012年2月5日，病程记录：段积山自诉下肢至腰部有束带感，颅神经未见异常，四肢可见静止性震颤，右侧明显，肢体活动时震颤消失。右上肢肌张力增高，余肢体肌张力正常，四肢肌力正常。辅助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诉有右踝骨关节疼痛，行X线检查未见骨质异常。治疗暂不变，继续观察。长期医嘱：2012年2月3日10时13分，伊凡利注射液250ml静脉输液1／日、--血塞通针0.8g输液1／日、伊凡利注射液250ml静脉输液1／日、--澳苷针8ml输液1／日、美多巴片0.5片口服3／日、森福罗片0.5mg口服4／日；2012年2月6日10时19分至10时20分，美多巴片0.5片口服1／6小时、伊凡利注射液250ml静脉输液1／日、--银杏达莫针（民康）30ml输液1／日、伊凡利注射液250ml静脉输液1／日、奥德金针30ml输液1／日。2012年2月14日出院，住院治疗11天。出院诊断：××，出院情况：××情稳定，四肢仍可见静止性震颤，右侧明显，肌张力偏高。出院医嘱：美多巴片0.5片，6小时一次，森福罗0.5mg，每日4次，注意药物副作用，定期复诊，不适随诊。
2012年11月14日，经武汉市武昌区卫生局委托，武汉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武医鉴字（2012）108号），认为：1、××患者2012年2月3日就诊时临床表现，××史，××”有依据。医方给予抗震颤麻痹、营养神经治疗，符合医疗常规，且所用药物用法、用量均符合用药规范。2、患者自诉2012年2月3日至2月14日住院期间输注“伊凡利、澳苷”后“双下肢沉重”，××”的自然进程，与医方住院期间为其输注药物无关。综上所述，××现有鉴定资料，医方在患者诊疗过程中无医疗过失行为，因此该案例不构成医疗事故。
2013年10月25日，段积山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为由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诉至本院，经本院委托，原告、被告均同意以双方提交的材料作为鉴定资料，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京正（2015）临医鉴字第10号），认为：依据提供的现有文证资料，结合鉴定听证会及体格检查所了解情况，综合分析如下：（一）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被鉴定人既往门诊及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查体情况，××”成立，拍片排除骨折异常后，医方选择行抗××、营养神经等治疗，××情的客观需要；医方在被鉴定人住院期间未就其主要病症及治疗方案向患方进行充分告知，导致被鉴定人存有较大异议，存在不足。（二）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因不明。病理改变为在黑质和其他色素核（蓝斑、迷走运动背核）的色数细胞减少和变性。××藏匿，缓慢进行性加重，以震颤、肌强直及运动迟缓为主要临床表现。目前临床的治疗主要是改善症状，××自然进展加重的良好方法；本例被鉴定人段积山2010年诊断××，××情仍逐渐加重，2012年2月3日住院，入、出院体格检查体征未见明显变化，后续他院多次门诊及住院检查除主诉躯体感觉异常（双下肢沉重）外，未见明显阳性体征（肌力下降、肢体红肿）记载，均诊断“××”，并予对症治疗，2012年2月3日至2012年2月14日住院期间所用药物（包括澳苷、伊凡利注射液）的不良反应中均未列及会导致周围神经损伤，××程相符。因此，仅就现有材料而言不能认为医方的医疗行为与被鉴定人目前所述的不良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012年2月3日至2012年2月14日住院期间所用药物（包括澳苷、伊凡利注射液）的不良反应中均未列及会导致血管损伤，且药物输注位置为前臂，其双下肢动脉血管狭窄？和右下肢静脉曲张与本次住院使用药物无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对段积山的诊疗行为中存在告知不充分的过错，但该过错与被鉴定人目前所述的不良后果之间无证据支持存在因果关系。
2015年9月11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异议回复函，回复内容为：1、××人除了静止性震颤、肌强直、行动迟缓、姿势障碍等运动症状外，还有感觉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便秘、多汗等，精神障碍：失眠、抑郁焦虑等。治疗过程中也会出现低血压、手脚肿胀等症状。××人中较为常见，原因可能为抗××药物副作用，已知能引起水肿的抗××药物包括：金刚烷胺、甲磺酸溴隐亭、左旋多巴等；××人可能与下肢循环有关，长时间循环障碍可以出现皮肤色素沉着。被鉴定人发生的症状可以用一种××解释，按照西医学“一元论”原则，在排除外伤后，医方给予相应抗××治疗不存在过错。2、双下肢动脉血管狭窄？和右下肢静脉曲张为被鉴定人2015年××历记载，我中心为鉴定机构，××诊断及治疗的资质。目前结论是现有材料基础上得出的客观公正的结果。
2015年10月29日，段积山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情迅速恶化为由诉至本院。2015年12月10日，段积山以其收集相关证据困难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予以准许。
2016年2月22日，段积山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存在隐匿、伪造病历的行为且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其住院期间的医疗行为导致其双腿呈重瘫状态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因争议过大，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
本院认为，段积山于2012年2月3日因“渐起四肢抖动2年，加重2周”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采取调整抗震颤麻痹药物剂量，营养神经治疗，双方医患关系形成。段积山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其住院期间的医疗行为导致其双腿呈重瘫状态且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存在隐匿、伪造病历的行为为由，要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且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是否存在隐匿、伪造病历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段积山应当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且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存在隐匿、伪造病历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且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武汉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对本案所涉的诊疗行为作出的结论，医方在患者诊疗过程中无医疗过失行为，因此该案例不构成医疗事故。另以经过原、被告确认的病历资料为基础、由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对段积山的诊疗行为中存在告知不充分的过错，但该过错与段积山目前所述的不良后果之间无证据支持存在因果关系。结合段积山所举其他证据，虽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对段积山的诊疗行为中存在告知不充分的过错，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段积山应对其该项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是否存在隐匿、伪造病历的行为。××《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之规定，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历。病历书写是指医务人员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治疗、护理等医疗活动获得有关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整理形成的医疗活动记录的行为。病历书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案首页、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医嘱单、辅助检查报告单等。××患者入院后，由经治医师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获得有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归纳分析书写而成的记录。××患者就诊的主要症状（或体征）及持续时间。××的发生、演变、诊疗等方面情况。××情况，包括既往一般健康状况、××史、手术外伤史等。病程记录指继入院记录之后，××情和诊疗过程所进行的连续记录，××情状况而定。医嘱是医师在医疗活动中下达的医学指令，分为长期医嘱单和临时医嘱单。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提交的病历已经经过双方质证确认，并送交鉴定机构作为鉴定依据，段积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存在隐匿、伪造病历的行为，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段积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600元，由原告段积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 祝 宏
人民陪审员 ： 孙 圌
人民陪审员 ： 谢 莎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司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