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黔高民再终字第26号
抗诉机关：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唐小华。
委托代理人：何庆，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浩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志刚，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丁明阳，该公司职员。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国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晓华，该公司职员。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吉黔。
申诉人唐小华与被申诉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四局）、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以下简称九分公司）、王吉黔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7日作出（2011）云民商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中建四局、九分公司、唐小华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3日作出（2011）筑民终字第1764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唐小华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2013年1月25日，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黔检民抗（2013）2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2013年3月25日，本院作出（2013）黔高民抗字第29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由严白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伍席芳、刘荟宇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周映担任记录。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殷微、薛莉出庭。申诉人唐小华的委托代理人何庆，被申诉人中建四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志刚、丁明阳，被申诉人九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晓华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王吉黔经依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3月14日，唐小华以中建四局、九分公司、王吉黔为被告，向贵州省云岩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欠款191986.11元；2、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03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时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九分公司与王吉黔答辩称，本案系九分公司与原告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王吉黔系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其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应由九分公司独立承担责任，并且原告诉请金额不实。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最后一笔供货是2004年5月，但直到2011年才主张权利，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唐小华诉讼请求。
中建四局答辩称，九分公司是中建四局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并依法领取了营业执照，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其余答辩意见与九分公司相同。
贵州省云岩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3年11月19日，王吉黔代表九分公司与唐小华签订订货单一份，九分公司向唐小华购买“英国棕”石材，金额为55360元，并注明未付款。2004年2月24日，王吉黔代表九分公司与唐小华签订订货单一份，由九分公司向王吉黔购买“进口印度红”石材，金额为3266.24元，并注明“自己在门面提货未开验收单”。2004年8月27日，王吉黔代表九分公司与唐小华签订订货单一份，由九分公司向王吉黔购买“金线米黄”石材，金额为1091.30元。
另查明，九分公司系由中建四局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王吉黔系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庭审中，唐小华另出示十五张订货单及十七张材料验收单，订货单的时间从2004年3月至5月，材料验收单的时间从2003年11月19日至2004年5月9日。订货单及材料验收单均未加盖印章，其中十四张订货单上的签字人为龚荣华，另一份的签字人为王云，验收单上收料人均为龚荣华。唐小华认为：订货单与验收单可以相互印证九分公司订货的数量以及龚荣华系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龚荣华的签字可证明唐小华已将石材全部供应给九分公司。唐小华当庭另出示王吉黔签名的两份单据，其中一份单据（2004年2月14日）载明“印度红”200x800400米，另一份单据（2004年2月9日）载明“花岩岗英国棕”合计193.78平方米；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王吉黔对供应的石材进行了签收和统计，因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约定付款时间，因此其可以随时主张权利；其曾多次向九分公司、中建四局主张过权利，故2011年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九分公司、中建四局认为：除王吉黔签字以外的另外十五张订货单因无九分公司的签章或工作人员的签字，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材料验收单也无九分公司的签章或工作人员的签字，无法证实唐小华是否向九分公司供应了涉案的石材；龚荣华并非九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九分公司也不知晓此人；王吉黔签字的两份单据，仅仅是需用石材的数量统计，而不能反映九分公司是否收到该数量的石材；从唐小华出示的验收单看，唐小华最后送货的时间是在2004年5月9日，而王吉黔与唐小华2004年8月27日签订的订货单显然并未履行，但唐小华仍将该订货单上所列的石材金额，作为起诉金额明显与事实不符；合同法明确规定了买卖合同未约定明确的付款时间，应从收到货或验收单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九分公司认可王吉黔是九分公司的职员，其与唐小华签订的订货单是代表九分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唐小华另出示（2007）云民二初字第235号、（2008）筑民三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及（2007）筑仲裁字第63号裁决书，拟证明龚荣华系九分公司的职工，行使的是职务行为。九分公司、中建四局认为（2007）云民二初字第235号、（2008）筑民三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及（2007）筑仲裁字第63号裁决书仅仅认定王吉黔系九分公司的职工，而并未认定或查实龚荣华是九分公司或中建四局的职工。
贵州省云岩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吉黔系九分公司的职员，其与唐小华签订订货单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该法律行为的后果，应由九分公司承担。唐小华主张九分公司拖欠其货款191986.11元，但唐小华与九分公司并未对供货数量进行最终结算确认。唐小华所出示的材料验收单均未加盖九分公司的印章，验收单上的签字人龚荣华、王云是否是九分公司的职员，唐小华对此也未充分举证证明。唐小华所出示的（2007）云民二初字第235号、（2008）筑民三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及（2007）筑仲裁字第63号裁决书也仅是确认王吉黔系九分公司的职员，而并未认定龚荣华、王云是九分公司的职员，故对唐小华主张龚荣华系九分公司职员的意见不予采信。王吉黔于2003年11月19日、2004年2月24日分别与唐小华签订的石材订货单已明确注明该两笔石材的货款，九分公司虽辩称王吉黔仅仅是签订的订货单，但该订货单上不仅注明了具体的金额，且王吉黔在提货人处也签字认可，并注明未付款及自己在门面提货，由此可以认定该两批石材唐小华已交付王吉黔，故对唐小华要求九分公司、中建四局支付该两批石材货款58626.24元（55360＋3266.24）的请求予以支持，对超出58626.24元的部分，不予支持。唐小华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因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何时付款，故利息应从唐小华2011年3月14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九分公司辩称唐小华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原、被告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约定付款时间，故唐小华现在起诉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九分公司系中建四局依法设立的分公司，中建四局依法对九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九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小华货款人民币58626.24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从2011年3月1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中建四局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唐小华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40元，由唐小华承担2870元，九分公司承担1370元，中建四局承担连带责任。
中建四局、九分公司、唐小华不服该判决，向
诉院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建四局、九分公司上诉称：本案系因履行买卖合同产生的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第九章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唐小华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唐小华原审诉讼请求。
唐小华上诉称：依据（2007）云民初字235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龚荣华系九分公司员工，具有代理权，其民事行为应由九分公司承担；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龚荣华是否是中建四局、九分公司员工以及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龚荣华是否是中建四局、九分公司员工的问题。该院认为，作为（2007）云民二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定案依据的结算单及材料验收单上，龚荣华分别作为测量人和收料人签字，足以证明龚荣华系中建四局员工。故唐小华所提龚荣华系公司员工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二）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该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由于各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中建四局、九分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应为唐小华最后一次交付石材的2004年。唐小华应当自最后一次交付石材起两年内，依法主张权利。而其在2011年3月才起诉，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综上，
诉院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云民商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唐小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72元，共计7112元，由唐小华负担。
二审判决后，唐小华不服，向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认为：（2011）筑民终字第1764号民事判决查明龚荣华系中建四局员工，申诉人的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唐小华凭中建四局及九分公司员工王吉黔、袭荣华签字确认的订货单及验收单起诉，该验收单未注明付款期限，其当然有权随时主张权利。但该判决却以本案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显然是歪曲《合同法》而袒护中建四局及九分公司，生效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起抗诉。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生效判决以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即唐小华最后一次交付石材的2004年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系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是法律为买受人设定的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该义务性规则规定的是买受人的义务而不是出卖人的义务，立法目的是消灭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时以未约定付款时间为由拒绝履行。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对债权人而言，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的权利，但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该条是对买受人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时间作了规定，是有利于债权人行使权利，而不是对债权人行使权利进行限制。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这是债权人何时行使权利的授权性条款，债权人对其权利何时行使有选择的权利，即允许债务人在一定期间内不履行义务。当债权人暂时未行使权利向债务人提出履行义务的请求权之前，债权人的权利并未受到损害，诉讼时效也无从起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对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唐小华可以随时主张权利，在无证据证实其曾主张过权利的情况下，起诉之日应视为其第一次主张权利之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日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和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他字第35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开始计算问题的答复》中“未定履行期限的买卖合同，诉讼时效期限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之规定，本案应从唐小华向九分公司主张权利时亦即起诉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而生效判决以2004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唐小华应当自2004年起就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立法原意，不符合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法律规定。综上，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筑民终字第1764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故向本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中建四局、九分公司答辩认为，应依法驳回申诉人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抗诉机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所作的解释为非正式解释，其所作的目的解释的位阶应低于原二审法院所作的文义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唐小华应在2004年最后一次交付货物时起算诉讼时效。《合同法》总则中的第六十二条与买卖合同一章中第一百六十一条显然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第一百六十一条。即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末定履行期限的买卖合同，诉讼时效期限应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也不必然得出检察机关所认定的“本案应从唐小华向九分公司主张权利时亦即起诉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的结论。唐小华自2004年供应最后一批货物至2011年3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时隔七年，期间又无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显然已经严重超出诉讼时效。实体上，本龚荣华、王云并非中建四局或下属的九分公司的员工，且相关单据上并无中建四局或九分公司的签章或工作人员的签字，答辩人不应对此承担责任。
本院经再审审理，对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九分公司2003-2005年的月份财务凭证显示，没有龚荣华、王云的工资、奖金等相关财务记录。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龚荣华、王云是否为中建四局、九分公司员工；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龚荣华、王云是否为中建四局、九分公司员工的问题。本院认为，唐小华所出示的单据均未加盖中建四局或九分公司印章，龚荣华、王云是否是九分公司的职员，唐小华未充分举证证明。唐小华所出示的（2007）云民二初字第235号、（2008）筑民三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07）筑仲裁字第63号裁书也仅是确认王吉黔系九分公司的职员，而并未认定龚荣华、王云是九分公司的职员，结合九分公司2003-2005年的月份财务凭证等证据，不能认定龚荣华、王云是九分公司的职员。原二审判决认定龚荣华系九分公司职员错误，予以纠正。
（二）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诉讼时效制度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其设置的基本目的就是在保护权利人依法享有权利请求权与要求权利人及时行使该请求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以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从而避免“权利人睡眠于权利之上”，避免权利人的权利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因此，对当事人行使请求权的行为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是否还能加以保护，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审慎加以判断，否则不仅有违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立法本意，也会对诉讼时效制度造成冲击与否定，使诉讼时效制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调节和制约功能。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院认为，上述规定确定了买卖合同债权人行使债权请求权的一般合同适用原则与特定合同适用原则。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故应当优先适用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确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时间，即当双方没有在订货单上约定具体的支付价款的时间，也没有在事后达成补充约定的情况下，唐小华在最后一次买卖行为完成时即可要求买受人九分公司履行支付义务，并在对方不履行支付义务时积极主张权利。但是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唐小华是在买卖行为发生后的七年，即2011年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债权，且不能提交七年期间及时向债务人中建四局、九分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买卖行为发生的2004年起算，唐小华2011年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已依法丧失胜诉权。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且没有达成补充协议也不能根据交易习惯确定时，才具备适用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条件。本案中，证明双方交易习惯的证据为2003年11月19日、2004年2月24日以及2004年8月27日的三张《华建石材订货单》。其中：王吉黔作为买受人九分公司的员工，以提货人的名义在2003年11月19日的《华建石材订货单》上签名，并注明“未付款”；在2004年2月24日的《华建石材订货单》上签名，并注明“自己在门面提货，未开验收单”；在2004年8月27日的《华建石材订货单》上签名。而唐小华作为出卖人，以接单人的名义在2003年11月19日以及2004年8月27日的订货单上签名。因此，上述单据可以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在发货、提货的同时，即要求付款。所以本案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的规定确定履行期限，而不具备适用六十二条“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的基础。同理，亦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的规定。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关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是赋予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债权人在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可以在自己履行合同义务后即可立即要求对方履行义务，而不是赋予其行使请求权可以不受诉讼时效约束的权利。而且，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他字第35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开始计算问题的答复》中关于“未定履行期限的买卖合同，诉讼时效期限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的规定，适用的前提是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而且已经向出卖人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承诺还款。本案中买受人并没有出具欠条，故亦不符合适用该答复的条件。综上所述，唐小华作为出卖人，不能提供其在买卖行为完成后一审起诉前向买受人主张权利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之规定，唐小华应当自2004年最后一次交付石材起两年内，主张权利。而唐小华在2011年3月才起诉中建四局、九分公司，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二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唐小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筑民终字第1764号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 白
代理审判员 伍席芳
代理审判员 刘荟宇
二〇一四年二月一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 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