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06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伟海，男，195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负责人：叶智坚。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力，该行员工。
原审被告：邓琨，女，198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原审被告：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陈奕标。
上诉人邓伟海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城南支行）、原审被告邓琨、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2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8月31日，农行城南支行为贷款人与广州市海兆纸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兆纸杯公司）为借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海兆纸杯公司向农行城南支行借款3000000元，总借款期限为1年，其中单笔借款2150000元的发放日期为2011年8月31日，借款期限为1年，单笔借款850000元的发放日期为2011年9月1日，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贷款执行浮动利率，利率按照每笔借款提款日总借款期限所对应的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基础上浮5%，浮动利率调整以1个月为一个周期；借款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贷款还款方式为贷款到期前最后三个月分别偿还贷款本金200000元、200000元和2600000元；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的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的基础上，按照上浮50%计收罚息；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从未按期支付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前未按期支付利息的，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后，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同日，农行城南支行为债权人与邓伟海、邓琨、华鼎公司为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载明为确保农行城南支行与海兆纸杯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按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签订上述合同后，农行城南支行于2011年8月31日向海兆纸杯公司发放了借款2150000元，于2011年9月1日向海兆纸杯公司发放了借款850000元。之后，海兆纸杯公司未按约还款，截至2013年3月20日，尚欠贷款本金2029276.5元及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117717.71元。农行城南支行曾于2013年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49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农行城南支行的起诉。农行城南支行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490-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审法院遂以本案进行审理。
庭审中，农行城南支行表示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亦不主张撤销权，即使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仍坚持诉讼请求。农行城南支行表示其没有通过追赃途径追回本案贷款。
另查，海兆纸杯公司为成立于2004年4月2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伟海，股东为邓伟海和邓琨；邓伟海和邓琨于2013年7月22日一致同意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解散海兆纸杯公司，并办理注销登记，成立以邓伟海、邓琨为成员，邓伟海为负责人的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海兆纸杯公司盖章及邓伟海签名于2013年9月9日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表，注明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申请注销登记，工商管理部门于2013年9月12日核准注销。邓伟海于庭审中确认办理注销登记时没有对海兆纸杯公司进行清算，同意承担海兆纸杯公司因本案借款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再查，2014年5月5日和7月21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2号刑事判决书和（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2-1号补正裁定书。上述裁判文书中查明华鼎公司于2003年8月4日注册成立；自2007年开始，华鼎公司利用为企业、个人向银行融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资格的便利条件，伙同广州市高耳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等101家企业和个人，由华鼎公司作为借款保证人，以广州市高耳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等企业、个人的名义向农业银行等30家银行申请贷款，夸大或虚报用款数额，虚构借款用途，隐瞒全部或大部分借款资金实际交由华鼎公司使用，上述企业、个人向华鼎公司收取“资金增值收益”或“投资入股收益”的真相，共骗得上述银行发放的贷款646440000元。广州市高耳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等上述企业、个人从银行贷款所得资金，以“资金增值服务”或“投资入股”的名义全部或部分投入到华鼎公司所控制的关联公司，由华鼎公司操纵、使用并负责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上述企业、个人从华鼎公司处收取增值投入或入股本金10-17%的年收益（该收益包含应付还银行的贷款利息）；2012年初，因资金链断裂，华鼎公司丧失还款能力，至2012年3月9日案发时，华鼎公司伙同上述企业、个人共造成上述银行无法收回贷款本金477510577.67元及相应的利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据此认定华鼎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遂判决华鼎公司犯骗取贷款罪，判处罚金50000000元，继续追缴华鼎公司违法所得，发还被拖欠贷款的银行。宣判后，华鼎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7月28日，本院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50号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农行城南支行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邓伟海、邓琨偿还贷款2029276.5元及自2012年8月21日起至上述贷款完全清偿之日止的全部利息（包括正常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3年3月20日为117717.71元）；华鼎公司对邓伟海、邓琨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邓伟海、邓琨、华鼎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农行城南支行是具有贷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有权在其经营范围内向借款人发放商业贷款。农行城南支行提供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借款借据，可证实农行城南支行与海兆纸杯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以及农行城南支行已按约发放贷款。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农行城南支行提起民事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效力、农行城南支行要求邓伟海、邓琨、华鼎公司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
华鼎公司涉及骗取贷款罪，已由相关生效刑事判决书所认定，虽然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华鼎公司违法所得和发还贷款银行，但农行城南支行至今并未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挽回其贷款损失，现农行城南支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追收贷款及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有农行城南支行、邓伟海、邓琨、华鼎公司及海兆纸杯公司的签章，合同内容显示海兆纸杯公司向农行城南支行申请贷款用于“经营周转”，以及华鼎公司作为担保人之一为借款提供担保，无证据显示农行城南支行知道海兆纸杯公司和华鼎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真正目的，农行城南支行作为善意相对方，向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其与海兆纸杯公司、华鼎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不当然无效。司法机关对华鼎公司借款行为的定性，并不影响农行城南支行依据商事合同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农行城南支行不主张撤销《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其依据合同要求海兆纸杯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由于海兆纸杯公司已于2013年9月12日核准注销，邓伟海于庭审中确认办理注销登记时没有对海兆纸杯公司进行清算，同意承担海兆纸杯公司因本案借款所产生的法律责任，邓琨亦未举证证明对海兆纸杯公司进行依法清算，同时考虑到邓伟海、邓琨对海兆纸杯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况，现农行城南支行要求邓伟海、邓琨共同偿还贷款2029276.5元及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117717.71元，并从2013年3月21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含罚息和复利）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订明标准计算，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邓伟海抗辩贷款中部分款项由华鼎公司占有，不应由海兆纸杯公司承担责任，但此属于海兆纸杯公司与华鼎公司之间对贷得款项的安排使用问题，不影响海兆纸杯公司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身份和还款责任，故原审法院对邓伟海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华鼎公司为海兆纸杯公司的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从相关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看，华鼎公司具有参与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实际上占用了贷款，应对借款负共同清偿责任。鉴于农行城南支行仅依据担保法律关系要求华鼎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权利主张并无不妥，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华鼎公司违法所得发还贷款银行的款项，可根据追缴款项的实际发还情况，冲抵本案欠款。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邓伟海、邓琨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偿还借款本金2029276.5元及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117717.71元，并从2013年3月21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订明标准计算利息（含罚息和复利）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对于公安机关追缴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且已发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的款项，从上述款项中予以抵扣。二、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邓伟海、邓琨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976元，由邓伟海、邓琨、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保全费5000元，由邓伟海、邓琨、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邓伟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是农行城南支行与华鼎公司暗箱违规操作该贷款，以导致华鼎公司骗取贷款，农行城南支行应承担主要责任及损失。一、2010年7月，海兆纸杯公司向农行城南支行申请抵押贷款，抵押物东海花园六幢306房市值不足100万元，按银行规定只能贷65万元。在农行城南支行的推荐下，农行城南支行的战略合作伙伴华鼎公司从中参与担保，农行城南支行盲目追求利润，不顾风险，贷款利息上浮30%，并每年收取风险咨询费75000元，农行城南支行与华鼎公司违规暗箱操作，在邓伟海不知情及信息量不均的情况下，农行城南支行违规贷出300万元，其中30万元留农行城南支行作保证金，100万元给华鼎公司占用，海兆纸杯公司实际使用170万元。现担保方华鼎公司骗取贷款100万元跑路，海兆纸杯公司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受理，贷款被华鼎公司骗取，华鼎公司及农行城南支行均不被追究责任及损失，而原审法院则判决由邓伟海、邓琨承担该笔贷款的全部责任及损失，是极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安全，更不合法。二、华鼎公司涉及骗取贷款罪，已由相关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农行城南支行应积极通过刑事判决执行，挽回其贷款损失，但农行城南支行至今并未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追缴其贷款损失。三、海兆纸杯公司因此笔贷款，给农行城南支行查扣公司及个人账号资金，造成公司及个人极大影响及损失，公司经营不下去，2012年4月结束。邓伟海已退休，靠退休金生活，没能力承担偿还被华鼎公司骗贷的100万元。海兆纸杯公司实际使用的，由邓伟海负责承担偿还，但利息、罚息、复利在此案尚未终结不得计取。综上，邓伟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农行城南支行因自身违规操作，应承担该贷款主要责任及损失，农行城南支行应积极通过刑事判决执行追缴华鼎公司违法所得，挽回其贷款损失，邓伟海、邓琨只需偿还102万元，一审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农行城南支行承担。
被上诉人农行城南支行答辩称，不同意邓伟海的上诉意见，要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邓琨、华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答辩。
本院确认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农行城南支行与海兆纸杯公司签订的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农行城南支行与海兆纸杯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合同已经履行。虽然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保证人之一华鼎公司犯骗取贷款罪，但生效文书并未认定农行城南支行与海兆纸杯公司或华鼎公司串通，或农行城南支行明知海兆纸杯公司和华鼎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目的，农行城南支行作为善意相对方，向借款人海兆纸杯公司提供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依法应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海兆纸杯公司应当依法向农行城南支行履行债务。在此前提下，结合邓伟海、邓琨办理注销登记时没有对海兆纸杯公司进行清算等实际情况，原审法院判决邓伟海、邓琨共同偿还涉案借款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邓伟海主张农行城南支行对邓伟海有欺诈、乘人之危、威逼的情形，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邓伟海主张农行城南支行违规暗箱操作应承担主要责任，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邓伟海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43元，由上诉人邓伟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湛
审判员 吴晓炜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邝俊能
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