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7民终36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宝成。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成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宁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萧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美玲，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宏伟，江苏维尔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宝成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缘股份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17)苏0703民初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耿宝成上诉请求：1.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康缘股份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耿宝成于1998年按康缘股份公司要求，向康缘股份公司入股3500元股金，康缘股份公司收取耿宝成股金后，耿宝成自然成为康缘股份公司的正式股东。二、耿宝成成为康缘股份公司股东后，康缘股份公司从未通知耿宝成参加公司有关股东会议，致耿宝成对康缘股份公司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一无所知，严重的侵害了耿宝成的知情权。三、耿宝成入股康缘股份公司股金后至今没有享受到任何应该享受到的正常利益，耿宝成曾数次要求康缘股份公司返还入股以来的股权收益及分红，可康缘股份公司对耿宝成的最起码要求采取推诿谩骂的态度，至今置之不理。四、一审期间，耿宝成曾好几次请求法院调取耿宝成入股股金的原始收据，可一审法院对耿宝成的申请未有采纳，一审法院违反了当事人“有申请，必裁定”的法律原则。
综上所述，耿宝成认为一审法院不论在认定案件的事实方面存在错误，在审判程序方面也存在不妥行为。故其依据《民事诉讼法》、《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请求，以利于维护耿宝成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被上诉人康缘股份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耿宝成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能成立。一、耿宝成在其第一条上诉理由中提出的其向康缘股份公司入股3500元股金，康缘股份公司收取了其股金后，其自然成为康缘股份公司的正式股东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本案中，康缘股份公司前身连云港康缘制药有限公司并非系由投资人直接投资入股而成立的新企业，实际上是在原国企连云港中药厂的基础上，按照当时国家的国企改制的要求，经企业改制审批后而成为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企改制不是企业或员工要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的，而是要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按照相关的改制批文进行股改，康缘股份公司前身的单位也正是依照国家的改制批文而进行的，而批文中明确规定改制后的股东之一是“持有单位为职工持股会”，这个团体才是康缘股份公司前身的持股股东，对于职工出资也只是为职工持股会而进行的投入，虽资金投入人系职工个人，但股权的享有人和持有人是职工持股会这个集体，而非系单个的个人职工，在企业改制的当时，也完全是按照文件的规定进行操作和企业登记的，从而依法确定了职工持股会是企业的股权的法定持有人。耿宝成提出的其出资3500元就成为企业股东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二、耿宝成在上诉理由二中所出提出的其成为康缘股份公司股东后，康缘股份公司从未通知其参加公司有关股东会议，致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一无所知，严重的侵害了其知情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耿宝成并不是康缘股份公司的法定股，康缘股份公司无责任、无义务通知股东以外的人参加公司股东会的会议，对于股东以外的人，其也不享有对康缘股份公司企业的知情权，耿宝成提出的这一上理由无合法的依据。三、耿宝成在其上诉理由三中所提出的其入股后至今没有享受到任何应该享受的正常利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只有对自己的股东才承担相关的义务，也只有公司的股东才享有相关的股东权益，而本案中耿宝成并非是康缘股份公司的股东，故其不享有股东权益也是合理合法的。另外，对于耿宝成提出的第二条、第三条的上诉理由，属于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按照耿宝成在本案的一审中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来看，其只是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未主张股东权益，故在二审过程中也只应对其在一审中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一审的判决进行审查，耿宝成提出的二、三两条理由不属二审涉理范围。四、耿宝成在上诉理由四中提出的一审法院没有按照其请求调取耿宝成入股股金原始收据属违法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民事诉讼法》第65条、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第二条中均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中耿宝成作为耿宝成，对于其自身是否进行了投资入股的事实，其自身就应当掌握相关的原始证据，而不是申请法院查帐了解是否有该事实，更何况《民事证据规则》第十七条中明确规定了只有三种情形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即：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而本案中耿宝成所提出的要调查的内容，其本身就是耿宝成自身掌握的证据材料，根本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申请调查的证据范围，因此一审没有进行调查是合理合法、有依据的，耿宝成在上诉中提出的该点理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根本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由于耿宝成提出的上诉理由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能成立，故康缘股份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耿宝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康缘股份公司依法确认耿宝成自1996年入股以来至今的股东资格；二、康缘股份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连云港中药厂系国有企业，1996年4月12日，根据连云港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领导小组的连现字（1996）07号文件，连云港中药厂改制为国家控股、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定名为“连云港康缘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股东暂为连云港市医药工业公司，职工股股东为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设立后的康缘股份公司总股本为1023万元，其中国家股803万元，占股本总额的78.49%，职工股220万元，占股本总额的21.51%，持有单位为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
1996年4月18日，原连云港市经济委员会批准成立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
庭审中，康缘股份公司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0年10月21日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会员同意转让股权的决议载明：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会员就公司职工持股会转让所持有的康缘股份公司股权事宜进行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为适应公司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职工持股会同意将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上海联创公司、江苏高科公司、连云港医疗器械公司三家公司。其中转让给上海联创公司15%，价款848.39万元；转让给江苏高科公司6%，价款339.36万元；转让给连云港医疗器械公司0.51%，价款28.85万元。会议同意授权江希明代表持股会与上述受让方分别签订转让协议。转让后，公司职工持股会将申请注销。上述决议同意的职工持股会员316名，代表股权占出席职工持股会会员所代表的股权总数的86.5%，反对的职工持股会会员0名，代表股权占出席职工持股会会员所代表的股权总数的0%；弃权的职工持股会会员49名，代表股权占出席职工持股会会员所代表的股权总数的13.5%。2000年10月26日，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分别与上海联创公司、江苏高科公司、连云港医疗器械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将其持有的康缘股份公司21.51%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上海联创公司、江苏高科公司、连云港医疗器械公司三家公司，并已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00年11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康缘股份公司变更为康缘股份公司，企业股东十名，分别为：连云港恒瑞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联创公司、江苏高科公司、连云港医疗器械公司、连云港市天使大药房有限公司及肖伟、杨寅、穆敏、戴翔翎、夏月5个自然人。2002年8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康缘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求及抗辩有义务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根据审理查明，1996年4月12日，根据连云港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领导小组的连现字（1996）07号文件，原连云港中药厂改制为国家控股、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康缘股份公司成立时国家股东为连云港市医药工业公司，职工股股东为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耿宝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康缘股份公司成立时耿宝成具有股东资格，也不能证实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所持股权中包含了耿宝成的出资。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而，即使康缘股份公司成立时职工持股会所持的股权中包含了耿宝成的出资，耿宝成也仅是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的会员，在未得到康缘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情况下，耿宝成的诉求，依法也不能得到支持。况且，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经康缘股份公司职工持股会员表决同意已将所持有的康缘股份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该股权转让后，公司性质亦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耿宝成的诉求，显然无法得到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耿宝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耿宝成是否为康缘股份公司股东?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而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审查耿宝成是否具有康缘股份公司股东资格，应当结合康缘股份公司的前身历史变化予以分析。1996年，连云港中药厂根据政府改制文件，改制设立康缘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包括：公司设立时的原始股东、依法受让出资取得股权的人、公司增资时的新股东等。确认股东身份的依据是，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记载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上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人。分析耿宝成是否为康缘股份公司股东，应先看耿宝成是否具备康缘股份公司的前身康缘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条件。
本案中，耿宝成并非康缘有限公司的股东，理由为：耿宝成未记载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上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康缘有限公司章程中，并无耿宝成为公司股东的登记记载。公司职工的出资被以“职工持股会”的出资形式登记记载于公司章程，该“职工持股会”系康缘有限公司的股东。退一步讲，耿宝成即使实际出资，也并非康缘有限公司的股东，其将与“职工持股会”之间形成信托合同关系，即耿宝成将作为委托人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职工持股会”，由受托人“职工持股会”按委托人耿宝成的意愿，以“职工持股会”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耿宝成将只能通过“职工持股会”间接行使对康缘有限公司的权利，耿宝成仍将与康缘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法律直接意义上的股东与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当耿宝成与“职工持股会”之间发生争议时，应将按照其内部约定或“职工持股会”章程处理，耿宝成亦将不得依其系“职工持股会”的成员，而直接确认其为康缘有限公司的股东。
康缘有限公司的“职工持股会”已转让所持股权且已于2000年实际履行。即使耿宝成系康缘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的成员，在康缘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就股权转让事宜表决中，即使耿宝成没有签字确认，但因表决结果中同意转让的成员人数和代表的出资权益均为绝对多数，故即使少数成员不同意转让，也因其成员人数及出资所占比例不足，而难以否定多数人的转让意愿。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善意取得的规定处理。因此，在第三方通过转让方式取得“职工持股会”的让与股权未被依法确认无效或撤销的条件下，耿宝成的出资权益已经被代表其本人的“职工持股会”所转让，故耿宝成同样不能成为康缘有限公司的股东。
至于耿宝成二审中要求本院调取康缘有限公司开具给其的3500元入股股金原始收据的申请。本院认为，如上所述，耿宝成是否交纳入股股金均不足以构成其诉讼请求成立的依据，故对耿宝成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因耿宝成并不具备康缘有限公司股东的资格，其不能成为涉案所争议的康缘股份公司股东。耿宝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耿宝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江蓉
审 判 员 曹 洋
审 判 员 刘 扬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卞俏丽
书 记 员 顾 凡
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