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1民终117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炜铭，男，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啟文（TSUIKAIMAN），男，1956年1月27日出生，美国国籍，现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宋广菊，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负责人：徐志恒，该社社长。
上诉人徐炜铭、徐啟文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1048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炜铭、徐啟文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责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有权直接起诉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一审法院认为需要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上诉人是涉案房屋的合法产权人后才能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已予以公证，因被上诉人拆除徐仪茌、徐仪盛、徐仪杰(以下简称原权利人)房屋未安置上诉人回迁，上诉人才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已通过《公证书》予以公证，即使上诉人直接携带这些《公证书》到相关国土部门也可办理过户登记，因被上诉人拆除原产权人房屋未安置上诉人回迁，上诉人才无法办理过户登记。上诉人作为受赠人和继承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安置方案》。上诉人徐炜铭通过赠与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上诉人徐啟文通过继承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可知，继承人可直接参与诉讼，而无需先行向法院起诉确认其继承人身份，上诉人徐炜铭和徐啟文作为受赠人和继承人，有权直接提起诉讼。即使法院认为需要对继承和赠与的相关事实进行查明，法院也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为上诉人之间关于涉案房屋的继承、赠与及享有份额没有争议，无需上诉人内部另行提起确认之诉。二、《安置方案》的内容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一审认定其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村民自治是对涉及“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进行自我管理，表现为村民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无需再与村民签订协议。安置协议涉及对上诉人私有财产的处分，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上诉人对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对地上房屋等私有财产享有排他的所有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安置方案》中涉及被拆迁房屋、阳台、超建面积、临迁费、弃产的补偿以及复建安置、办理产权证等事宜，归根结底是关于对上诉人房屋的补偿方案，不包括对集体所有的宅基地的处理，安置协议完全是对村民私有财产相关权益作出补偿的约定，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三、即使《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并不绝对排斥上诉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司法的介入。即使《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事务的范畴，并非所有村民自治事务都不能提起民事诉讼(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履行安置方案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从而认定本案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与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自相矛盾。四、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与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琶洲经济联社）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的合同关系不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保利公司与琶洲经济联社曾签署《“琶洲村”项目合作合同》，对双方的合作方式进行了约定，共同开发改造琶洲城中村，鉴于两被上诉人的这种合作关系，一审时上诉人把两被上诉人共同列为被告。琶洲城中村改造的主体实为保利公司在琶洲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地块一、地块三、地块四、地块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为保利公司受让所得，用于商业开发，地块十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为保利公司划拨所得，用于回迁安置。即使《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上诉人与保利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安置协议为原权利人与保利公司共同签署，其中并未提及保利公司为受托签署协议的问题。即使保利公司与琶洲经济联社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也不妨碍相关各方之间的关系由村民自治关系转化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即使《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由于安置协议的具体内容不限于《安置方案》，安置协议也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法院应当审理。五、保利公司必须履行安置协议中的关于确定回迁户型的预约条款以及其他本约条款，原审法院将当事人未签订确定户型的补充协议等同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六、保利公司与上诉人达成了安置协议，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是独立案由，属于民事案件管辖的范畴。本案系因保利公司等被上诉人未全面履行安置协议而引起的纠纷，上诉人起诉要求两被上诉人履行《安置方案》，属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四部分合同纠纷中规定的民事案由之一，系公民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因财产关系提起的诉讼，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等条款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保利公司已经签订了安置协议即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并就实体问题作出判决。七、上诉人与保利公司达成了安置协议，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而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问题的复函》，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八、法院己受理并审结大量同类案件，原审法院的裁定导致同案不同判，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
一审法院查明：保利公司与琶洲经济联社于2008年5月26日签订《“琶洲村”项目合作合同》。2008年8月28日，琶洲经济联社公告《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并于2008年9月4日经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对琶洲村进行城中村改造。2010年1月4日，琶洲经济联社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保利公司与被拆迁人依据《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后，2011年9月9日，徐仪莊、徐仪盛、徐仪杰与保利公司签订《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对拆迁房屋实测建筑面积、回迁安置面积、回迁的时间、违约责任等等进行了相关约定。同时《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约定“具体户型由双方以补充协议形式另行约定”。之后，双方没有另行就回迁房屋性质、户型、楼层座向、房号等条款另行达成协议。
再查，上诉人表示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上诉人是涉案房屋的合法产权人。
一审法院认为，徐炜铭、徐啟文未能举证证实已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徐炜铭、徐啟文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徐炜铭、徐啟文亦并非拆迁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协议履行过程中涉及的所有等问题，仅在合同的相对方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徐炜铭、徐啟文要求保利公司与琶洲经济联社向其履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在整个琶洲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是琶洲经济联社通过村民民主投票确定，同时也是由琶洲经济联社为主体实施的村集体重大经济建设发展项目，这显然是属于村民自治的行为。之后，琶洲经济联社将村民认可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委托给保利公司具体实施，即琶洲经济联合社与保利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受托人保利公司只要是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依法实施委托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最终应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本案是在履行《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如前述，各方订立《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依据是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的《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因此，本案讼争涉及的纠纷本质是在履行《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均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另外，虽然徐仪莊、徐仪盛、徐仪杰与保利公司签订《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该协议没有就回迁房屋的性质、户型、楼层座向、房号等主要条款进行约定，之后也没有就上述事项另行达成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本院二审针对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属于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否由法院进行实体审理这一焦点进行审查。对此，本院认定如下：
一、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已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徐炜铭、徐啟文亦并非拆迁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协议履行过程中涉及的所有问题，仅在合同的相对方之间产生权利义务，要求保利公司与琶洲经济联社向其履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其有权继续履行涉案安置协议，并且能够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原权利人与保利公司是否已就本案讼争的回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协议的问题。其一，原权利人与保利公司已签订的安置协议约定了保利公司应提供回迁安置房屋的标准以及违约责任，但协议亦明确约定具体回迁户型由双方以补充协议形式另行约定，现涉讼争议各方未能就具体回迁房屋的性质、户型、楼层座向、房号等核心条款协商一致，应视为未就本案讼争的回迁安置补偿问题达成补充协议。其二，对于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关于回迁补偿安置房屋的户型、楼层座向、房号等核心条款，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等法律规定亦无法予以补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原权利人未能与保利公司就本案讼争的回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并无不妥。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9号）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上诉人以原权利人已与保利公司签订安置协议为由主张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纠纷属于其与保利公司之间因安置协议而引起纠纷应由司法裁决的问题。其一，《“琶洲村”项目合作合同》已载明琶洲经济联社负责整个项目地块的拆迁安置补偿，保利公司承担配合义务。因此原权利人虽与保利公司签订了安置协议，但该签约行为只是保利公司受琶洲经济联社委托而具体实施安置方案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上述安置协议亦明确约定由保利公司负责回迁安置房屋的复建工作，整体移交回迁安置房屋，与琶洲经济联社共同做好回迁安置房屋的分配工作。综上，上诉人主张案涉纠纷只是与保利公司之间的纠纷，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四、鉴于上诉人一审请求保利公司等交付回迁安置住宅房屋等诉讼请求本身不具有确定性，法院无法进行实体审查作出具有可执行性的判决。而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保利公司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逾期违约金、宅基地补偿款等诉讼请求，均需以前述诉讼请求的审查结果为依据，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亦无法进行实体审查。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徐炜铭、徐啟文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本案属于法院应实体审理的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梁燕梅
代理审判员 陈骏涛
代理审判员 徐 满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芬
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