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威民再终字第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国文，无业。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邢威敏，无业，系申请再审人徐国文之妻。
委托代理人：钟巍，山东钟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都娟，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岳荣泉。
委托代理人：邹丹，山东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子贤，原天同证券威海营业部经理，系公告送达。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茹，原天同证券威海营业部职员，系公告送达。
申请再审人徐国文、邢威敏，申请再审人都娟与被申请人杨子贤、王茹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26日作出（2005）威环民一初字第2793号民事判决，徐国文、邢威敏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07年1月23日作出（2006）威民四终字第19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09年12月20日作出（2005）威环民一重字第2793号民事判决，徐国文、邢威敏、都娟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0）威民一终字第60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都娟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徐国文、邢威敏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1月15日作出（2013）威民申字第1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邢威敏及其委托代理人钟巍，申请再审人都娟之委托代理人岳荣泉、邹丹到庭参加了诉讼；申请再审人徐国文，被申请人杨子贤、王茹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12月14日，一审原告都娟起诉至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称，2001年，邢威敏向都娟介绍说有一个地方存款可以得到高息6%，都娟便将人民币160000元交付给邢威敏，约定存期1年，到期后都娟未支取，反而又将部分款项再次交付邢威敏代存，此情形存续三年。2004年，邢威敏要求都娟与杨子贤单独签订合同，都娟在王茹愿意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于2004年6月16日与杨子贤签订了合同，仍约定年息6%，此后都娟发现杨子贤无还款能力，且邢威敏不再与杨子贤签订合同，并且多次自资金账户上提款据为己有，遂要求杨子贤返还，杨子贤向都娟出具了欠款280000元的欠条。都娟认为，邢威敏明知杨子贤无还款能力仍吸收都娟存款，并且自31×××06账户提取了大量现金，与杨子贤恶意串通损害了都娟的合法权益；王茹是杨子贤的担保人，重审中都娟要求杨子贤、王茹、徐国文、邢威敏四人连带偿还欠款人民币230200元及利息。杨子贤未答辩。王茹辩称，2005年6月，杨子贤与都娟重新签订了协议，废除了2004年6月16日所签订的协议，在新协议中，王茹不是担保人，依法无需承担民事责任，故要求驳回都娟对王茹的诉讼请求。徐国文、邢威敏辩称，第一，原天同证券光明路营业部开设的31×××06股票账户系杨子贤和王茹利用其作为证券公司的管理人员的职务便利盗用徐国文的名义私自违规开设的，且该账户开立后一直由杨子贤和王茹管理、使用和控制，证券账户、股票交易卡、资金账户、银证通银行卡、银行存折等与资金有关的证件和密码均由杨子贤和王茹控制，徐国文和邢威敏提取任何款项都须经过杨子贤和王茹同意并由王茹带领其支取，徐国文、邢威敏无从支取他人款项。都娟所有的款项均是直接交付给杨子贤和王茹，从未交给徐国文和邢威敏，徐国文和邢威敏无从坐支都娟款项。都娟和另案当事人都玲、李仁玲、孙立敏和徐国文、邢威敏五人共交给杨子贤和王茹的资金多达2108589.79元，但杨子贤和王茹实际存入31×××06账户的资金只有1534568.33元，可以证明杨子贤和王茹直接坐支侵吞和支取都娟和徐国文、邢威敏、都玲、孙立敏、李仁玲的款项574021.46元，徐国文、邢威敏与都娟均是受害人；第二，徐国文、邢威敏先后向杨子贤和王茹交付款项1070000元之多，邢威敏支取的款项只有300000元左右，所支取的均是其本人的存款；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产交由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归受托人所有的，属于“名为委托，实为借贷”的理论，本案实际是杨子贤向都娟和徐国文、邢威敏等人借款纠纷，依法应由杨子贤承担返还借款的义务。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重审查明，徐国文、邢威敏系夫妻。1999年9月10日，徐国文、邢威敏经与杨子贤、王茹协商，由徐国文在天同证券威海光明路营业部中心本部开立账号为00×××06（简称31×××06）号资金账户，并由其本人或他人陆续向该账户内存入资金，委托杨子贤进行股票交易。2001年6月，都娟交付给邢威敏人民币160000元，邢威敏亦存入上述徐国文之账户，并于2001年6月16日以徐国文的名义（合同中的乙方）与杨子贤（合同中的甲方）、王茹（担保人）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一、乙方全权委托甲方对其账户（资金账号31×××06）的资金额160000元进行股票交易，乙方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对甲方的股票交易种类加以干涉；二、甲方保证乙方股票账户自有资金160000元，年盈利达到6%，超出部分全归甲方，不足部分由甲方补足，乙方不承担风险；三、在征得乙方同意的前提下甲方可提前还款，利息按日计算；四、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在该账户上办理资金存取业务，并同意甲方采取一个制约办法来限制。杨子贤及邢威敏分别在上述协议的甲、乙方一栏签名，王茹作为担保人亦在协议上签名。协议签订后，邢威敏将该协议书交付给都娟，并在该协议书下部注明本协议系收取都娟人民币160000元，王茹亦认可邢威敏以徐国文的名义代理都娟与杨子贤签订。此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杨子贤未能依约还款。在每年的还款周期届满后，都娟又交付给邢威敏部分款项，加上依每次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邢威敏每年均于6月16日与杨子贤、王茹签订资金额不同、其他内容相同的协议，此种情形延续至2003年。2004年6月16日，都娟与杨子贤、王茹签订了载有上述内容的协议，该协议约定都娟提供的资金数额为260000元。2005年6月16日，都娟与杨子贤、王茹又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都娟提供的资金数额为280000元，王茹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书上签名。同年6月17日，杨子贤向都娟出具了欠条，该欠条载明：欠都娟人民币280000元整，此欠条为前期协议的附件，具体情况以前期（任何年度的协议皆可作为依据追算）协议书规定条款为准，保证偿还本息。同年6月27日，杨子贤又在都娟所持的上述2005年度的协议书中注明：该协议因乙方（都娟）急需现金不能续签，杨子贤同意该协议内容。
另查，根据天同证券威海光明路营业部中心本部提供的“资金对帐单”，自1999年9月10日徐国文开立31×××06资金账户以来，截止2005年7月19日，该账户内共存入人民币1534568.33元，已被取出723190元，取款人为邢威敏、王茹和案外人孙立敏、李仁玲等，尚存股票市值133964元。
又查，截止2005年6月16日，都娟实际存入31×××06资金账户本金230200元，协议利息合计49800元。截至2005年9月21日，邢威敏和徐国文共在杨子贤处存款本金892200元，先后从杨子贤处结算本息830300元，从股票套现得款127830.39元，另支付给都玲60000元，合计得款898530元，上述款项中，邢威敏已经从杨子贤处经双方结算后获得本息599000元，都娟资金进入31×××06号账户后，邢威敏从该账户中未经结算得款本息为289530元。
本案重审过程中，邢威敏、徐国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名下的31×××06号资金账户系杨子贤、王茹利用其作为证券交易所高管人员身份私自开设。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邢威敏代表都娟或都娟本人与杨子贤自2001年6月所签订的全部协议均约定都娟等人将资金交由杨子贤进行股票投资管理，无论盈亏，都娟均固定收回本息，超额投资收益全部归杨子贤所有，此行为属于明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双方属于借款合同关系。由于杨子贤作为证券业从业人员，依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买卖股票，故上述全部协议因其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均属无效协议，杨子贤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自2001年6月都娟向邢威敏交付第一笔款项委托邢威敏存入股市账户之日起，都娟实际交付给杨子贤人民币230200元，杨子贤应将上述资金连同法定孳息返还给都娟。王茹虽在2004年及此前的协议中作为杨子贤的担保人，但2005年6月，都娟与杨子贤变更了协议，王茹不再是担保人，其已退出了原合同担保关系，不应再由王茹对杨子贤应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邢威敏、徐国文与杨子贤之间也存在着与都娟与杨子贤之间相同的借款合同关系，其与杨子贤就其交付给杨子贤进行炒股的资金已经双方结算并返还款项本息599000元应视为杨子贤与邢威敏、徐国文就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进行结算、返还的行为。至于都娟的资金进入31×××06号资金账户后，邢威敏、徐国文在未与杨子贤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先后从该账户中支取款项289530元，该部分款项应视为各借款人共同借贷给杨子贤的款项，该款属于杨子贤支配，邢威敏、徐国文无权自行支取，徐国文和邢威敏应支取该部分款项的数额范围内对杨子贤不能返还都娟的款项承担赔偿责任。该院于2009年12月20日作出（2005）威环民一重字第2793号民事判决：一、杨子贤返还都娟人民币230200元；二、杨子贤分别按应返还金额160000元、自2001年6月1日起，按应返还金额20400元、自2002年6月16日起，按应返还金额18600元、自2003年6月16日起，按应返还金额26800元、自2004年6月16日，按应返还金额4400元、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给都娟；三、徐国文、邢威敏在其支取的款项289530元范围内对杨子贤不能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都娟要求王茹对杨子贤应履行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0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公告费2100元；由都娟负担920元，杨子贤负担8300元，徐国文、邢威敏负担1200元。
都娟不服重审判决，上诉称，邢威敏、徐国文应与杨子贤连带赔偿都娟的经济损失。理由是：一、徐国文、邢威敏与杨子贤恶意串通，隐瞒用都娟的资金炒股及与都娟使用同一账号的事实，欺骗都娟，将资金存入自己的账号内；二、二人违反不能擅自取款的约定，多次从诉争账户内取款，在他人受损的情况下，自己却受益，损害了都娟的合法权益。徐国文、邢威敏不服重审判决，上诉称，其与都娟均系杨子贤的债权人，徐国文、邢威敏从诉争账户内取款的行为系防止自身损失扩大的自力救济行为，二人的行为并未侵犯都娟的合法权益，判令徐国文、邢威敏承担民事责任不当。此外，王茹存在侵占徐国文、邢威敏、都娟款项的事实，在本案中应承担民事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自1999年9月10日起，徐国文、邢威敏、都娟及案外人孙立敏、李仁玲、都玲均投入资金并交付给杨子贤委托其炒股。邢威敏及案外人孙立敏、李仁玲、都玲给付杨子贤款项时，杨子贤亦与四人签订与2001年6月16日邢威敏（代都娟）、杨子贤所签协议内容相同的协议。本案审理过程中，都娟主张基于借贷关系要求杨子贤承担民事责任、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要求徐国文、邢威敏承担民事责任、基于保证关系要求王茹承担民事责任。徐国文、邢威敏未提供证据证明王茹侵占了其与都娟的款项。
另查明，1999年9月10日，31×××06号资金账户开立后，杨子贤负责利用该账户的资金买卖股票，该账户的银行卡由王茹保管、取款密码仅王茹一人知晓，邢威敏、徐国文取款时必须与王茹共同到相关银行。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徐国文、邢威敏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及应承担何种方式的民事责任；二是王茹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恶意串通是指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双方通谋、相互勾结作出的意思表示。都娟2001年6月16日将款项交与邢威敏，邢威敏代其与杨子贤签订协议、交付款项后，又将协议交付给都娟。故邢威敏代其与杨子贤签订协议的目的系为都娟盈利，而非与杨子贤通谋损害都娟利益。根据该协议载明的内容，都娟接收协议应当对于将款项存入诉争账户、最终交付给杨子贤进行炒股是明知的。且自2004年6月16日起都娟自行与杨子贤、王茹将款项汇总后签订了与上述协议内容相同的协议。因此，都娟主张徐国文、邢威敏与杨子贤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理由不当。其次，自力救济又称私力救济，是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者他人的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本案中，都娟与邢威敏、徐国文及案外人的资金均存入诉争账户中，按照“利之所在，责之所归”的原理，应认定该账户内的股票及资金资产属于都娟与邢威敏、徐国文及案外人共有。在资金缩水后，邢威敏从该账户内所取款项包含都娟及案外人的款项，其取他人款项的行为属侵权行为，并非自力救济行为。同时，邢威敏违反与杨子贤签订协议的约定，在未与杨子贤结算的情况下擅自从诉争账户内取款，又属违约行为。故判令邢威敏、徐国文在其支取的款项289530元范围内对杨子贤不能履行的给付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徐国文、邢威敏主张王茹侵占了三上诉人的款项，证据不足。2005年6月，都娟与杨子贤变更了协议，王茹不再是保证人，其已退出了原合同保证关系，故王茹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本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0）威民一终字第60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0元，都娟负担6500元，邢威敏、徐国文负担6500元。
徐国文、邢威敏申请再审，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理由为：一、原审判决判令邢威敏、徐国文在其支取的款项289530元范围内对杨子贤不能履行的给付义务承担赔偿责任，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严重错误，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判决将第三人孙立敏两次所取得款项，错误计算到了邢威敏和徐国文所谓的未经与杨子贤结算得款“289530元”这一数额中，认定的事实严重错误。2、邢威敏和徐国文从未擅自从诉争账户内支取一分钱，理由：（1）从结算流程看，邢威敏进行存款本息的结算必须经过杨子贤和王茹，另外，杨子贤在2005年6月份为避债出逃之前，分别与邢威敏和都娟、李仁玲、孙立敏、都玲等五人经过最终结算，并分别为五个存款人出具了欠条，这也说明了邢威敏自始自终是经过与杨子贤进行结算的。（2）邢威敏与李仁玲、孙立敏、都娟、都玲等五人，在向杨子贤存款时，首先必须直接将现金或者支票交付杨子贤和王茹手中，然后杨子贤和王茹才会与邢威敏以及其他存款人签订存款“协议书”，最后再由杨子贤和王茹自行将存款人交付的现金或者支票转存入31×××06账户中，并不是由存款人直接将款项存入31×××06账户中。根据31×××06账户的资金进出明细表并结合现有的存款“协议书”可以综合断定，邢威敏等五人向杨子贤和王茹实际交付存款并未悉数存入31×××06账户中，杨子贤和王茹明显有截留和挪用邢威敏和都娟等五人存款的行为。邢威敏等五人交付杨子贤和王茹的实际款项为2206980元，而杨子贤和王茹最终实际存入31×××06账户的金额仅为1534568.33元，差额-672411.67元。根据31×××06账户清单可以清楚的看出，都娟交付给杨子贤和王茹的款项除了2001年6月13日的160000元这一笔之外，其他三笔款项均未存入31×××06账号，其他存款人的存款杨子贤也未如数按期存入31×××06账号内，尤为明显的是李仁玲的1999年初次存款250000元在账户中就无法查到。既然杨子贤和王茹有截留侵占存款人存款的行为，就无法准确计算出邢威敏等存款人从31×××06账户中结算的款项数额。原审判决认定的“289530元”款项或许是因为杨子贤和王茹的截留和侵占行为所形成。（3）本案所涉31×××06股票账户是由杨子贤利用职务便利，盗用徐国文的名字私自开立的，股票账户的密码由杨子贤控制和操作，与股票相连的银行账户存折、银行卡和密码则由王茹持有和操控。所有存款人在若要结算取款，必须由杨子贤操作31×××06股票账户划转款项，之后再由王茹持存折或者银行卡并凭取款密码到银行结算账户进行取现，最后再向邢威敏等存款人结算支付存款，对此有杨子贤和王茹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为证。因此，邢威敏根本无法“在未与杨子贤结算的情况下擅自从31×××06账户中支取289530元”。（4）原审判决认定邢威敏从31×××06账户中先后擅自支取了“289530元”的数额计算依据和方式无事实依据。邢威敏除了在（2005）威环民一初字第133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为避免损失扩大，经法院许可变卖股票从31×××06账号支取127830.39元款项之外，再未从31×××06账户中进行过任何其他的结算行为，至此，尚余一支ST生态股票在该账户中未作处理。目前，根据31×××06账户资金明细账可以看出，本账户先后支取款项14次，取款总金额为563200元，任何一种组合方式来叠加结算，也无法得出289530元的数额。而邢威敏先后以现金和支票方式交付给杨子贤的存款金额为1379200元人民币，其中在银行有据可查的支票转存金额就已经高达836589.79元，以现金方式存入6次共542610.21元，合计共1379200元人民币。这些事实从李仁玲的证人证言、历年杨子贤给邢威敏出具的借款协议书、银行的支票转账存根中均可得以证实。二、邢威敏多次要求法院到原威海天同证券威海营业部调取31×××06股票账户开立的原始开户手续、原始合同以及原始开户签字等证据，以查清杨子贤利用职务便利盗用徐国文名字开立股票账户这一事实，但是原审法院仅调取了部分凭证复印件，对于邢威敏质疑的载明有杨子贤身份证号码10000元和王茹盗取5000元款项的取款凭证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也置之不理。三、1、在（2005）威环民一初字第1334号邢威敏诉杨子贤一案中，为避免损失扩大，邢威敏经法院审判人员许可后变卖股票得款127830.39元，原审判决要求邢威敏将从31×××06账号中追索实现债权时所支取的127830.39元人民币（包含于原审判决认定的“擅自支取款项289530元”中）拿出来用于赔偿都娟，再次将同一笔款项作出判决，两份判决自相矛盾。2、即便按照原审判决“利之所在，责之所归”的原则处理31×××06账户中的资金，也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的原则，以所有存款人的存款金额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剩余资金，并共同按比例承担所谓的“资金缩水”风险。3、重审判决认定，邢威敏与杨子贤间签订的“协议书”书无效，而原审二审判决却认定“邢威敏违反与被上诉人杨子贤签订协议的约定，在未与杨子贤结算的情况下擅自从诉争账户内取款，又属违约行为。”同时又维持原判。上述一、二审判决对于合同效力认定恰好相反，判决结果却一样。
都娟申请再审，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理由如下：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认定邢威敏代都娟与杨子贤签订协议的目的系为都娟盈利，是完全错误的，缺乏证据证明。2、原判决认定都娟签订协议并将款项存入诉争账户，最终交付给杨子贤进行炒股是明知的，该认定是严重错误的，缺乏证据证明。3、原判决认定都娟主张的徐国文、邢威敏与杨子贤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理由不当，歪曲了本案客观事实。4、原判决仅认定徐国文、邢威敏在未与杨子贤结算的情况下，从诉争账户内支取款项289530元错误，徐国文、邢威敏自2001年11月13日至2005年9月12日以侵吞、支出或其他方式共取得不当得利款项高达1329980.36元。5、原判决认定都娟与邢威敏、徐国文及案外人的资金均存入诉争账户中，从而认定31×××06账号为诉争账户是错误的，邢威敏对此账号的开立是完全明知认可的，而且当时对王茹的代理行为并未提出异议。6、徐国文、邢威敏主张先后以现金和支票方式交付杨子贤的存款金额为1379200元，另外还特别说明从都娟2001年6月16日始向杨子贤存款开始计算，邢威敏此后继续向杨子贤交付存款金额高达523200元，该主张，只有本人虚假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真实合法有效证据证明的应依法不予支持。7、徐国文、邢威敏及其代理律师在本案审判过程中故意提供虚假或不实证据搅乱案情。三、本案案由应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而并非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应以相关法律规定确认徐国文、邢威敏以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四、原二审法院调取了徐国文、邢威敏2001年6月16日至2003年6月18日因故意换折后而致缺失的旧账号30×××60账户的存款明细，但剥夺了都娟对该证据的质证辩论权利。五、邢威敏、徐国文、王茹恶意串通侵害都娟利益，应当对杨子贤支付借款本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1、邢威敏实际控制31×××06账户，2001年股市大跌，截止都娟首笔资金进入该账户之前，邢威敏该账户有12支股票被套牢，且根据鉴定报告，此时该账户股票累计盈利只有7万余元，邢威敏介绍都娟存款的目的是为了套取现金。2、邢威敏、徐国文、王茹明知该账户中的钱并不止邢威敏二人的，仍互相配合在该账户中取款，系恶意串通损害都娟等人利益。3、邢威敏并未与杨子贤结算即从大家共同存款账户取款以冲抵自己本金，直接侵害了都娟等人的利益。4、都娟委托邢威敏存款，但除了2003年6月16日18600元资金外，都娟其余存款均未存入31×××06账户，应系邢威敏自留以冲抵自己本金。5、邢威敏自行将其控制的31×××06账户中的剩余股票全部卖掉并将资金据为已有，侵害都娟利益。
被申请人杨子贤、王茹均未答辩。
本院再审过程中，徐国文、邢威敏与都娟均未提交新证据。
关于重审认定“邢威敏已经从杨子贤处经双方结算后获得本息599000元，都娟资金进入00×××06号账户后，邢威敏从该账户中未经结算得款本息为289530元”这一事实，本院再审查明，根据邢威敏与杨子贤历年所签订协议、杨子贤于2005年6月16日给邢威敏出具的欠条以及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截至2005年9月20日，邢威敏和徐国文共在杨子贤处存款本金892120元，先后从杨子贤处结算本息776600元。根据本院自中国工商银行威海市环翠区支行所调取的资料以及邢威敏再审庭审陈述，自2005年9月21日至2006年12月18日，邢威敏未通过杨子贤直接自31×××06资金账户所关联的银行账户共计取款128702.58元，现该账户余额为零。
另查，二审法院对调取的徐国文换折前旧账号的存款明细当庭进行了质证。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重审、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过程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以下三点：一、涉案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问题；二、根据法律规定，王茹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三、徐国文、邢威敏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第一，关于涉案协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将资产交由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受托人无论盈亏均保证委托人获得固定本息回报，超额投资收益均归受托人所有的（即约定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属于“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之情形，应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以借款合同纠纷确定案由，并适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协议符合上述情形，重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正确，应予维持。杨子贤作为证券业从业人员，以他人名义、通过他人股票账户从事股票交易，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但都娟与杨子贤之间的借款关系并不因此而无效，重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双方协议约定的借款利率并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出借人都娟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要求借款人杨子贤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应予支持。
第二，对于杨子贤上述债务，王茹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在都娟与杨子贤于2005年之前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王茹均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但在2005年6月16日，都娟与杨子贤重新签订协议，约定都娟提供资金数额包含之前约定的全部本息280000元，王茹仅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上签名，表明出借人都娟与借款人杨子贤均同意王茹退出涉案借款合同的保证地位而对合同作出变更，因此王茹对涉案债务不应承担保证责任，重审、二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第三，关于邢威敏、徐国文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都娟主张其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要求徐国文、邢威敏承担民事责任。首先，本案系都娟与杨子贤、王茹之间的合同纠纷，根据后来都娟亲自与杨子贤签订内容相同协议的事实可以看出，都娟对于徐国文、邢威敏代其与杨子贤签订协议以及协议内容是明知且认可的，徐国文、邢威敏系按照都娟的指示在处理上述事务，并未超越权限，因此都娟依据委托合同关系要求徐国文、邢威敏二人承担民事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在都娟与杨子贤之间签订协议将款项交予杨子贤炒股盈利的同时，徐国文、邢威敏亦与杨子贤签订内容相同的协议并将自己的款项交予杨子贤炒股盈利，都娟与徐国文、邢威敏在各自的借款合同中均系杨子贤的债权人，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徐国文、邢威敏一般在每年合同到期后自杨子贤处提取一部分本息，而都娟则从未支取任何款项。都娟、徐国文、邢威敏将各自款项交予杨子贤炒股，虽然协议约定保本付息，但股市行情瞬息万变，三人作为借款合同的债权人，在预期所借款项可能产生巨大收益的同时，亦应对可能产生的巨大亏损存在一定的心理防范，徐国文、邢威敏自杨子贤处多次存取款的行为正契合了上述心理预期，并不能认定该二人与王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而损害都娟利益的情形。再次，杨子贤与都娟签订协议时，约定将都娟提供款项存入31×××06资金账户（该账户虽系徐国文名字开立，实际却由杨子贤掌控），款项为杨子贤所借，由杨子贤支配，邢威敏在该账户脱离杨子贤掌控之后的取款行为侵犯了杨子贤的利益，杨子贤可主张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娟作为杨子贤的债权人，在债务人杨子贤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情形下有权对杨子贤的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但涉案账户的资金还涉及多名案外人，而目前各案外人的权利尚无法确定，故本案对此不宜作出处理，当事人可待权利确定后另行提起诉讼。因此，基于委托合同关系，徐国文、邢威敏二人对都娟出借给杨子贤的款项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原审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徐国文、邢威敏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都娟的再审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错误部分，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0）威民一终字第601号民事判决及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05）威环民一重字第2793号民事判决；
二、杨子贤偿还都娟人民币230200元及利息（利息分别按应返还金额160000元、自2001年6月1日起，按应返还金额20400元、自2002年6月16日起，按应返还金额18600元、自2003年6月16日起，按应返还金额26800元、自2004年6月16日，按应返还金额4400元、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三、驳回都娟要求徐国文、邢威敏对杨子贤应履行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都娟要求王茹对杨子贤应履行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500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公告费2100元，均由杨子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都娟负担6500元，邢威敏、徐国文负担6500元；再审公告费760元，由杨子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军辉
审 判 员 姜 波
代理审判员 王 慧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