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5）浙甬法委赔字第14号
赔偿请求人：上海江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杨蔚燕，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董承希，上海江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员工。
赔偿义务机关：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
法定代表人：傅勇，院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赵建耀，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翟建超，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赔偿请求人上海江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川公司）因错误执行申请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东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的（2015）甬东法赔字第3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质证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8月24日，赔偿请求人江川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向江东法院提交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该院赔偿因错误执行（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案件将其录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所造成的140万元损失。该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5）甬东法赔字第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以江川公司的赔偿请求无事实依据为由，决定对其错误执行赔偿申请予以驳回，不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江川公司申请称：（2012）甬东商初字第2158号原告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诉上海浩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川公司、杨蔚燕等11被告委托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经法院允许已撤回了对江川公司及杨蔚燕的起诉。该案终审后进入执行程序。2014年10月28日江东法院在上述执行案件的立案及执行过程中，错将江川公司列为被执行人，并将其名字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使其成为执行标的22743920元的被执行人，进入失去诚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在全国范围内侵害该公司的名誉权，给其造成巨大损失。同时，该院的国家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赔字第3号《赔偿决定书》，赔偿因错误执行造成的损失140万元，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
江东法院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答辩认为赔偿请求人江川公司的赔偿请求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主要理由是：一、所提国家赔偿申请没有事实依据。（2012）甬东商初字第2158号案件生效判决于2014年10月28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时，该院在立案信息登记录入中，将原审案件当事人信息自动导入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江川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提出异议后，该院已于2015年6月3日将录入的错误信息予以撤销。《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仅对当事人是否涉法院执行等相关信息进行登记，在其平台登记的被执行人也非当然的失信被执行人，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等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同时，该院在相关当事人提出异议后，已将其执行信息从《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删除。赔偿请求人亦无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院错误录入执行案件立案信息登记行为对其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失。二、江东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收到被答辩人的国家赔偿申请书，经审查后于同日予以受理，并于2015年8月25日向赔偿请求人发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案件受理后，该院工作人员多次与江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蔚燕沟通，充分听取了江川公司的意见，同年9月30日，该院依法作出了赔偿决定书，故赔偿程序合法。
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3日，原告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以上海浩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隆湖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超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泓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泓星物贸有限公司、江川公司、冯伯和、杨亚萍、冯粉云、杨蔚燕等为被告向江东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同日受理，案号为（2012）甬东商初字第2158号。在审理中，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申请撤回对江川公司、杨蔚燕的起诉，该院予以准许。2013年12月17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上海浩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代理费等，被告苏州隆湖置业有限公司等8被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苏州隆湖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超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4日作出（2014）浙甬商终字第468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因上述9被告未如期履行判决，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向江东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同日立案，案号为（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该院审查立案时误将原审案件立案时全部11个被告一并列为被执行人，并逐一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同时在执行案件立案信息登记录入时，将原审案件立案时全部当事人信息导入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江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蔚燕于2015年5月28日向江东法院提出异议，江东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出具《证明》，称：“（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执行依据（2012）甬东商初字第2158号，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江川公司、杨蔚燕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根据申请人申请，撤回对江川公司、杨蔚燕的诉讼和执行，特此证明”。该《证明》于2015年5月30日送达江川公司。2015年5月28日江东法院通过浙江省人民法院邮件系统向省高院相关部门发送邮件要求删除杨蔚燕和江川公司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的记录。2015年6月3日，江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蔚燕从上海来到江东法院，该院应其要求于当日出具《情况说明书》，称：“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上海浩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执行案号：（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执行依据：（2012）甬东商初字第2158号】，信息录入中，将不是案件当事人的江川公司、杨蔚燕在法院执行信息系统自动导入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现经核实，决定将该错误输入予以撤销，并通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对错误信息予以更正。江川公司、杨蔚燕不是本院（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与该案件无关。特此说明”。
2015年7月16日，江川公司确认《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上该公司的信息已被删除。
2015年8月24日，江川公司通过邮寄方式向江东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该院赔偿因错误执行（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案件将其录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而造成140万元损失。该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5）甬东法赔字第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江川公司的赔偿请求无事实依据，决定对其错误执行赔偿申请予以驳回，不予赔偿。
上述事实，有江东法院（2012）甬东商初字第2158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468号民事判决书，江东法院（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执行案件立案审批表、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及送达回证，（2015）甬东法赔字第2号立案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江东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出具的《证明》，于2015年6月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2015年7月16日和12月7日查询记录截屏，杨蔚燕于2015年5月28日、10月7日在《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违纪违法举报中心》系统上对江东法院工作人员的举报及市中院和江东法院监察部门的答复记录截屏，浙江省人民法院邮件系统江东法院工作人员向省高院相关部门发送要求删除杨蔚燕和江川公司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的记录的邮件截屏等在案佐证。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江东法院（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执行案件立案审批表、申请执行书、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及送达回证，江东法院在执行立案审查时审查不严，未查明生效判决及申请人的申请事项，误把杨蔚燕和江川公司列为被执行人，直接将一审立案时的当事人信息导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发送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应属于执行错误。但除此之外江东法院并没有采取查封、扣留、冻结等直接强制执行行为。
江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蔚燕主张江东法院的执行行为影响了其个人贷款，也直接影响到其负责的江川公司的经营并致公司关闭。但质证中其承认江东法院于2014年10月28日发送的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其本人及江川公司均未实际收到。其于2015年3月份去银行申请个人贷款，后因银行告之其存在法院执行案件而不便贷款，其即于2015年5月28日前后与江东法院联系。在杨蔚燕未举证证明贷款障碍具体发生时间的情况下，应可推知上述时间即为贷款障碍发生时间。而江东法院获悉后也当即为其申请删除错录信息，并于同年5月29日出具《证明》、于6月3日出具详细《情况说明书》为其澄清，至2015年7月相关信息被删除。上述补救措施应能消除外界对其执行负债的怀疑。故该错录信息影响其个人贷款的时间最长不过2个月左右，且并无证据证明造成现有财产的直接损失。质证中杨蔚燕承认其负责的江川公司已于2015年4月关闭，并于同年7月23日在《上海商报》上登报注销。而杨蔚燕申请的是个人贷款而非公司贷款，且贷款受阻时间为5月份，故无法证明该公司的关闭及注销与上述贷款相关。《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仅提供当事人是否牵涉司法案件的中性信息参考，而非《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这种直接的负面评价平台，江东法院未将江川公司和杨蔚燕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江川公司及杨蔚燕也未举证证明其公司合作对象因为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查询了信息而拒绝与其合作。故无法认定《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录入信息影响公司经营并致其倒闭，其主张证据不足。同时，关于执行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江川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沪立信佳诚审字（2012）第4113号］仅是该公司2011年年度的公司财务状况报告，不能反映该公司自2014年10月以来因被江东法院错误执行存在何种直接财产损失。即客观上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数额未能举证证明。江川公司称因被录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信息而导致名誉权受损，故应在该平台为其平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但如前所述，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所登记信息仅说明其为案件当事人，因并不涉及道德声誉评价故未直接侵害其名誉权。且该平台上赔偿请求人的相关信息已于2015年7月16日前删除，江东法院已经出具书面材料协助澄清，故不存在消除其他后果的必要与可能。江川公司要求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应不予支持。
江川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杨蔚燕来宁波获取该公司并非（2014）甬东执民字第2071号案件被执行人的证明材料时所产生的交通及误工费用属于直接损失。虽然江东法院认为通过电话沟通后，该院即于2015年5月28日通过法院邮件系统发送邮件申请删除信息、并于2015年5月29日给该公司寄出《证明》（后者亦于次日收到），故该公司无需派人来宁波。但该《证明》仅说明江川公司和杨蔚燕不是被执行人，并未对已经存在的《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登记信息作出详细合理的说明，同时，因删除信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杨蔚燕为完全和及时消除他人尤其是银行系统的误解，来宁波直接联系相关事宜，系江东法院执行行为引发，因此产生的交通、误工费用应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
江东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收到江川公司的国家赔偿申请，经审查后于同日予以受理，并于2015年8月25日向其发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案件受理后，该院工作人员多次联系江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蔚燕，直至专程赴上海听取其意见，对法院的工作失误向其表达歉意，并愿意承担杨蔚燕来宁波时的相关费用（质证过程中同样予以致歉并承诺支付相关交通费用），9月30日，该院作出赔偿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江东法院的执行行为，并未给江川公司的经营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江川公司的关停与注销与之无关，赔偿请求人主张的140万损失并无证据证明。江川公司被录入《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亦未导致其名誉权严重受损，相关赔偿请求不应支持。江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蔚燕来宁波要求出具证明材料等所产生的必要交通、误工费用，可算入直接损失，江东法院应予以赔偿。因为江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具体费用，从实际情况出发，酌情定为2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项、第二十条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法赔字第3
号国家赔偿决定。
二、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赔偿上海江川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2000元。
三、驳回上海江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赔偿请求。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