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24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航，男，1978年1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兴，北京市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培格，男，1963年1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审被告：北京捷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3号楼7层1单元801内A26号。
法定代表人：高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倩，女，北京捷龙科技有限公司职员。
上诉人高航因与被上诉人江培格、原审被告北京捷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航上诉请求：不服一审判决第一项，本金应改判为116.64万元。事实与理由：江培格曾在2014年4月、2014年6月和2015年6月三次从案外人石秀菊处领取高航偿还的借款本金共计15.36万元，误导了一审法院对本案中本金金额的认定。2013年6月，在公安机关主持下，高航又向江培格偿还过本金40万。高航已还本金合计55.36万元，江培格隐瞒上述事实，一审认定的借款本金数额有误，应当扣除高航已经偿还的55.36万元，应偿还本金为116.64万元。
江培格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要求维持原判。江培格认可收到高航所称55.36万元款项，但是上述款项支付的是利息。高航从2013年3月开始不支付利息，所留的地址和电话都联系不上，55.36万元支付的是从2013年3月至2014年5月31日的利息。江培格没有隐瞒上述情况，一审起诉的诉讼请求是从2014年6月开始请求利息。江培格不认可这部分款项是偿还本金的部分，该款项也没有注明是偿还的本金，应当是作为欠付的合同所约定的利息。
捷龙公司称，同意高航的意见。
江培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高航偿还借款本金207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支付自2014年6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要求捷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和公告费由高航和捷龙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30日及同年8月4日、9月14日、10月8日、10月15日，江培格与高航先后签订五份借款协议，分别约定由高航向江培格借款30万元、10万元、25万元、25万元和15万元，期限均为一年，前两份借款协议约定的年利率均为20%，后三分借款协议约定的年利率均为25%。捷龙公司作为高航担保人在五份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印章，并承诺如高航未偿还借款及利息，捷龙公司负责向江培格偿还。
庭审中，江培格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九份银行交易凭证以及转让人刘倩与受让人江培格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证明包括受让债权在内的借款总额是207万元。其中九份银行交易凭证包括：一、交易日期为2011年6月30日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流水号尾号×），载明付款单位北京明朗装饰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朗公司），收款单位捷龙公司，金额20万元，起息日2011年6月30日，摘要为工程款。二、交易日期为2011年6月30日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流水号尾号×），载明付款单位明朗公司，收款单位捷龙公司，金额20万元，起息日2011年6月30日，摘要为工程款。三、交易日期为2011年9月16日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流水号尾号×），载明付款单位明朗公司，收款单位捷龙公司，金额50万元，起息日2011年9月16日，摘要为工程款。四、交易日期为2011年10月8日的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载明付款方江培格，收款方高航，交易金额25万元。五、交易日期为2011年10月17日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流水号尾号×），载明付款单位明朗公司，收款单位捷龙公司，金额30万元，起息日2011年10月17日，摘要为工程款。六、交易日期为2011年11月16日的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载明付款方江培格，收款方高航，交易金额25.2万元。七、交易日期为2011年11月16日的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载明付款方江培格，收款方高航，交易金额6.8万元。八、交易日期为2011年11月22日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流水号尾号×），载明付款单位明朗公司，收款单位捷龙公司，金额40万元，起息日2011年11月22日，摘要为工程款。九、交易日期为2012年2月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载明付款方江培格，收款方高航，交易金额35万元。转让人刘倩与受让人江培格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内容是“转让人与受让人协商达成一致，同意将转让人所享有的对高航（身份证号：×××）的借款壹拾伍万元（￥150.000.00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以壹拾伍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培格，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第二组证据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作出的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查明包括江培格在内的多人就高航借款涉刑于2013年5月向公安机关报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高航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的故意，决定对高航不起诉。
江培格就第一组证据作出如下说明：2011年6月30日及同年8月4日两份借款协议签署后，按照高航要求由江培格任法定代表人的明朗公司于2011年6月30日分两笔共计40万元转给高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捷龙公司。2011年9月14日借款协议签署后，按照高航要求由江培格任法定代表人的明朗公司于2011年9月16日将25万元借款转给高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捷龙公司，当时共计转给捷龙公司50万元，其中25万元为高航借款，另外25万元与本案借款争议无关。2011年10月8日借款协议签署后，江培格直接将25万元借款转账至高航账户。2011年10月15日借款协议签署后，按照高航要求由江培格任法定代表人的明朗公司于2011年10月17日将借款15万元转给高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捷龙公司，当时共计转给捷龙公司30万元，其中15万元为高航借款，其余15万元与本案借款争议无关。除此之外，江培格向高航出借的其余款项均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包括交易日期2011年11月22日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中由明朗公司转给捷龙公司40万元中的20万元、交易日期2011年11月16日两份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载明的由江培格转给高航的25.2万元和6.8万元、交易日期2012年2月3日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载明的由江培格转给高航的35万元。江培格以第二组证据证明其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经庭审质证，高航对江培格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2011年6月30日两份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2011年9月16日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2011年10月17日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以及2011年11月22日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指出摘要注明为工程款，并非高航借款，与高航无关。高航对2011年10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高航对2011年11月16日两份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以及2012年2月3日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收到了该三笔款项，但指出因无借款协议相互佐证，不能证明是高航向江培格借款，高航目前无法确认款项性质。高航对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高航对江培格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捷龙公司对江培格提交证据质证意见与高航相同，同时表示对明朗公司转给捷龙公司款项的性质需要核实。一审法院限定捷龙公司在庭审结束后两日内将核实结果以书面形式提交一审法院，但捷龙公司直到判决作出时也未提交核实结果。
高航与捷龙公司均表示没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江培格与高航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江培格与高航所签五份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总额是105万元，而江培格主张的借款总额是207万元。从双方签署的五份借款协议以及九份银行交易凭证来看，除2011年10月8日借款协议与当日江培格向高航转款25万元相印证以外，其余四份借款协议与银行交易凭证均无法直接印证，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关于2011年6月30日借款协议履行情况，江培格以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明朗公司于2011年6月30日转款高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捷龙公司两笔共计40万的元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予以证明，高航认为明朗公司向捷龙公司支付的是工程款，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高航虽然否认上述转款与其无关，但其本人并作为捷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明朗公司与捷龙公司之间存在工程合同关系或者能够排除借款性质的其他支付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明朗公司向捷龙公司支付款项中的30万元系江培格履行借款协议而高航支付的借款。关于2011年8月4日借款协议履行情况，江培格同样以上述两份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予以证明，而高航同样认为明朗公司向捷龙公司支付的是工程款，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江培格与高航签署借款协议日期是2011年8月4日，而江培格主张的支付日期是2011年6月30日。江培格主张虽然不符合常情，但高航本人并作为捷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未就该笔款项非借款性质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同样确认明朗公司于2011年6月30日向捷龙公司支付款项中的10万元为江培格向高航支付的借款。关于2011年9月14日和同年10月15日两份借款协议履行情况，江培格仍以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明朗公司于2011年9月16日和同年10月17日向高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捷龙公司转款50万元和30万元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予以证明，并主张50万元和30万元中的25万元和15万元为江培格向高航支付的借款。高航认为明朗公司向捷龙公司支付的是工程款，与其无关。一审法院基于上述相同理由，认定江培格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明朗公司向高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捷龙公司付款中的25万元和15万元为江培格向高航支付的借款。关于江培格于2011年11月16日和2012年2月3日向高航转款25.2万元、6.8万元和35万元的款项性质，江培格主张为借款，而高航则表示无法确认款项性质。一审法院认为，在双方存在民间借贷事实以及高航明确表示无法确认款项性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理由对江培格主张的借款性质产生质疑，予以确认。但需指出，因双方未以书面形式对利息进行约定，故该三笔借款应属于公民之间的无息借贷。关于江培格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明朗公司于2011年11月22日向高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捷龙公司转款40万元，江培格主张其中20万元系其向高航出借的款项，高航认为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在江培格与高航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的情况下，仅凭江培格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明朗公司向高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捷龙公司转款40万元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无法证明该笔款项中的20万元系江培格向高航出借的款项，江培格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江培格主张的受让债权15万元，仅凭江培格提交的其与刘倩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不能证明刘倩对高航享有债权，而且，即使该笔债权存在，也非借款。
综上，江培格与高航所签五份借款协议均实际履行，借款总额为105万元，江培格主张的该笔借款及利息，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此外，江培格转款高航25.2万元、6.8万元和3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为高航向江培格借款，该三笔借款总额为67万元，高航应无息偿还江培格。关于捷龙公司的保证责任，根据借款协议约定，如果高航未能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偿还江培格借款及利息，则由捷龙公司负责向江培格偿还借款及利息，该约定应为一般保证。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捷龙公司与江培格并未约定保证期间，从双方2011年10月15日签署最后一份借款协议来看，借款期限截止日期是2012年10月15日，保证期间应截止到2013年4月14日，江培格于2016年12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时，早已超过保证期间，捷龙公司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关于诉讼时效，从江培格提交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可以证明江培格向高航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因此中断，江培格于2016年12月29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高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江培格借款本金172万元。二、高航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向江培格支付借款本金105元自2014年6月4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江培格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高航提交了2份新证据。证据一：《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3年4月16日高航向石秀菊转账30万元，2013年6月14日高航向石秀菊转账43万元，结合江培格在另案庭审中的陈述，欲证明高航向江培格偿还本金15.36万元。证据二：《北京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显示暂扣赔偿款200万元，物品、文件持有人高航，见证人李军，办案单位预审大队，时间2014年2月27日，欲证明高航向江培格偿还本金40万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江培格认可收到高航偿还款项55.36万元，但是认为上述款项为高航给付的2013年3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利息，并非本金。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高航上诉主张，其于2013年4月16日偿还包括江培格在内的多名出借人共30万元，于2013年6月14日偿还包括江培格在内的多名出借人共43万元，上述73万元中偿还江培格共计15.36万元；2014年2月27日向北京市公安局交纳200万元暂扣赔偿款，后江培格从中受偿40万元。故高航已经偿还江培格55.36万元。江培格认可其于2013年4月16日和2013年6月14日共收到高航偿还款项共15.36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15年5月向江培格等出借人分配了200万元赔偿款，其中江培格受偿金额为40万。关于上述偿还款项的性质，高航主张其偿还的55.36万元系偿还本金，江培格主张高航偿还的55.36万元系2013年3月至2014年5月的利息，双方对于上述主张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高航与江培格之间的借款合同中对于偿还顺序没有约定，并鉴于双方对该部分款项的主张，本院认为，高航偿还的55.36万元首先应当抵充未支付的利息，如有剩余部分，再抵充本金。根据上述解释第二十条第一句，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具体计算如下：
一、还款时间、数额的认定。高航于2013年4月16日偿还包括江培格在内的多名出借人共30万元，于2013年6月14日偿还包括江培格在内的多名出借人共43万元，上述73万元中偿还江培格共计15.36万元，即2013年4月16日、2013年6月14日两次高航共偿还江培格15.36万元，对于每次的偿还数额，双方均未提交充足证据，故本院根据高航两次向多名出借人还款的总额比例，认定2013年4月16日高航向江培格还款6.31万元，2013年6月14日高航向江培格还款9.05万元。2014年2月27日，高航向公安机关交纳的200万元作为办理刑事案件的暂扣赔偿款，并非直接向江培格等人进行清偿，江培格称受偿系在2015年5月受公安机关通知而领取，并且公安机关向其他出借人出具了通知书，高航称不清楚向出借人偿还的具体情况。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情况，本院认定该笔40万元款项的还款日期应当以公安机关实际向江培格发放日期为准。
二、利息计算标准的认定。2011年6月30日及同年8月4日、9月14日、10月8日、10月15日，江培格与高航先后签订五份借款协议，分别约定由高航向江培格借款30万元、10万元、25万元、25万元和15万元，期限均为一年，前两份借款协议约定的年利率均为20%，后三分借款协议约定的年利率均为25%。另一审还认定另外尚有三笔借款总额为67万元，高航应无息偿还江培格。对于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未作为上诉理由，故本院予以确认。
江培格主张，高航自2013年3月起拖欠利息，15.36万元的还款系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的利息，即每月高航应当向江培格偿还利息3.84万元。对于2013年3月前的利息支付情况，双方均未提交证据，因江培格自认2013年3月前高航并不欠息，并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情况，本院对江培格的主张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江培格、高航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那么在逾期还款期间，出借人江培格有权按照借期内的利率向高航请求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且其中借款人已经支付的超过年利率24%但未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出借人不需返还。
根据上述标准，经核算，高航尚欠江培格本金163.67万元未予偿还，其中96.67万元应当支付利息，根据江培格的诉讼请求，应当按照年利率20%标准计算利息，从2015年3月15日开始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其余67万元本金根据一审认定不需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高航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6338号民事判决；
二、高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江培格借款本金163.67万元；
三、高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培格利息（以96.67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计算）；
四、驳回江培格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3296元，由江培格负担12549元（已交纳），由高航负担2074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9336元，由江培格负担140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由高航负担7931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军
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
代理审判员 郑慧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张雅霖
书 记 员 张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