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4民终5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褚衍明，男，196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薛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娟，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天宝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谭成洪，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修豹，男，196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广臣，山东信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褚衍明、上诉人山东天宝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公司）与被上诉人郭修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0日立案受理,2012年8月2日作出（2012）市中民初字第216号民事判决，驳回褚衍明的诉讼请求。褚衍明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12日作出（2013）枣民五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撤销（2012）市中民初字第216号民事判决，改判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驳回褚衍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天宝公司与郭修豹提出再审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鲁民提字第616-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3）枣民五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及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2）市中商初字第216号民事判决，发回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重审。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鲁0402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驳回褚衍明的诉讼请求。褚衍明、天宝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褚衍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娟，天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郭修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广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褚衍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褚衍明的一审诉讼请求；2.上诉费及一审诉讼、保全费等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避重就轻，自相矛盾，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判决严重不公。对于本案涉案房屋的两份买卖合同效力，褚衍明持有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的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2005年8月15日褚衍明与天宝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007年左右房屋交付褚衍明装修使用至今，2010年褚衍明申请仲裁，要求天宝公司为其办理房产证。2011年9月1日在仲裁期间，天宝公司与郭修豹在对上述事实明知的情况下，为了阻却褚衍明取得房屋产权，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迅速办理了房屋产权证。致使褚衍明无法取得所购买房屋的物权，权利严重受到侵害。褚衍明不仅提供了证据证明天宝公司与郭修豹对上述情况是明知的，天宝公司与郭修豹在历次开庭中对此也一直认可。如此明显的恶意一审判决却不予认定，判决明显不公。一审判决根据天宝公司的会计及郭修豹的陈述即认定褚衍明是以房抵工程款，采信证据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即便如此，却对天宝公司给褚衍明开具的收款收据，以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为由，不予支持。而对于天宝公司与郭修豹之间主张的以房抵工程款，不进行任何审查即认定有效，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以双重标准认定事实。即便按照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采信郭修豹的说法，他代表天宝公司将涉案房屋抵给褚衍明作工程款，褚衍明也是支付对价取得的房屋。郭修豹又在褚衍明申请仲裁办证期间，与天宝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房屋抵给其作工程款，并且将产权证办到自己名下，该行为对褚衍明权益的恶意损害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天宝公司与郭修豹房屋买卖合同明显违法应认定无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判决径行认定本案是“一房二卖”，又根据物权法规定认定郭修豹取得了涉案房屋物权，因此其房屋买卖合同就应有效，据此否定褚衍明的诉求，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效力问题是取得物权的基础，而不是反之。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褚衍明一审的诉讼请求“请求恢复产权登记原状”是天宝公司与郭修豹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必然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天宝公司对褚衍明的上诉答辩称，褚衍明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依据生效的民事判决，天宝公司对郭修豹作为实际施工人承建的开元花园广场负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但因郭修豹擅自处置房屋，导致被褚衍明占用的建设工程一直未能向天宝公司交付及验收。在郭修豹向褚衍明催要房屋未果的情况下，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合同将其所承建的工程抵偿郭修豹应得的工程价款。褚衍明称郭修豹代表天宝公司将房屋抵给其没有事实依据。郭修豹作为市中建筑公司的实际施工人，既非天宝公司的员工，也未经天宝公司授权，褚衍明也没有证据证明郭修豹当时将房屋抵给褚衍明得到了天宝公司的同意或授权。因此，郭修豹擅自处分房屋给褚衍明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天宝公司因此也不构成“一房二卖”。三、一审判决依据物权法的规定维护天宝公司与郭修豹取得的合同效力及权益是正确的。但认定张宝林的个人犯罪行为是职务行为代表天宝公司且天宝公司为“一房二卖”，与客观事实不符。为此，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褚衍明的上诉请求。
郭修豹对褚衍明的上诉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褚衍明主张天宝公司与郭修豹存在恶意串通的观点不正确。在2005年8月15日，褚衍明向郭修豹追索货款时，郭修豹不知道张宝林因涉嫌犯罪已不是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无权处理房产。在此情况下，郭修豹介绍褚衍明和张宝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褚衍明也没有向天宝公司支付购房款，是郭修豹让张宝林填写了收据，褚衍明也没有天宝公司的纳税发票，这说明当时天宝公司是不知情的。天宝公司不知道褚衍明与公司有房屋买卖的事实，因此，不存在恶意串通。二、褚衍明在仲裁时，要求办理房产证，因天宝公司不认可有房屋买卖的事实，所以没有办理。三、2011年9月1日，天宝公司为履行法院判决认定的付款义务，将涉案房产以每平方米7700元的价格抵给了郭修豹，并且办理了房产登记手续，郭修豹属于支付了合理对价，取得了物权。四、两份房屋买卖合同，褚衍明的为债权，郭修豹的为物权，在债权和物权并存时，物权优于债权，因此，郭修豹取得房产是合法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褚衍明的上诉。
天宝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褚衍明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维持原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褚衍明所持合同载明的订立时间张宝林已非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天宝公司为民事行为，且张宝林私留、盗用公章的行为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并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该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仅因合同上加盖了天宝公司的公章，就认定合同有效，显然违反了民法通则的规定。二、褚衍明签订的本案合同，并非基于对天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宝林及公章的信任。褚衍明并未就涉案房产的买卖与天宝公司进行过协商，也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合同的取得完全是由郭修豹一人代理操作完成。后因褚衍明向郭修豹索要材料款无果，才接受了郭修豹以房抵债的做法，但该抵债行为从未得到房屋产权人天宝公司的认可，不存在双方买卖涉案房屋的合意，因而也不构成“一房二卖”。三、褚衍明不仅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反而存在与他人串通损害天宝公司权益的行为。对公民而言，作为购买房产之类的重大事项，通常要到开发商的售楼处了解拟购房产的产权证照、坐落位置、价格等，而褚衍明对此却一概不问，全部听由郭修豹一人办理，对于合同的来源与真伪漠不关心，足以说明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仅如此，从合同注明的二代身份证号码可以推定合同签订的真实时间应为2005年12月29日之后，但其却有意将合同签订时间提前至2005年8月，足以证明褚衍明与他人串通的故意，其当时已经明知真实合同签订时间会影响其合同权利的实现，却企图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取得天宝公司的房产。其行为实属诈骗，也应认定为无效。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褚衍明对天宝公司的上诉答辩称，褚衍明与天宝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与张宝林及其犯罪行为无关。天宝公司所述褚衍明所持有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过程与事实不符，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合同中载明的签订时间即为实际签订日期。天宝公司的上诉本身自相矛盾，其认可天宝公司与郭修豹以房抵债的行为，同时又不认可郭修豹的行为。天宝公司认为褚衍明的房屋是以房抵债的行为，完全是其单方主张，褚衍明不予认可。一审判决认定褚衍明所持有的合同有效符合法律规定。
郭修豹对天宝公司的上诉答辩称，郭修豹介绍褚衍明认识张宝林时，并不知道张宝林不是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天宝公司在上诉状中要求维持原判，郭修豹同意该观点，请求维持原审对郭修豹不承担责任的判决。
褚衍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请求判令：一、请求依法确认二被告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二、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到枣庄市房产管理局恢复争议房屋的产权登记原状；三、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05年8月15日，原告褚衍明与被告天宝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被告开发A4楼西首楼下沿解放路门市南数第一间124.8平方米，以单价2700元，计款336960元价格卖给原告，该合同加盖了天宝公司公章及张宝林签章，无单位其他工作人员签字经办，同日被告出具收款收据，经办人张利芹，收据中加盖了天宝公司的公章。
2011年9月1日，被告天宝公司与被告郭修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将上述合同约定的房屋以单价每平方米7700元，总计1240085元的价格卖给被告郭修豹，并办理了房屋确权手续，房产证号为：枣房权证枣字第××号。
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5年8月2日由张宝林变更为牛毓伟。涉案房产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申请于2008年4月28日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告褚衍明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郭修豹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及被告郭修豹与天宝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
以房抵工程款，即开发商以建成房屋折价作为给付施工方的工程款，施工方以开发商欠其工程款作为购买房屋的对价。此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工程施工关系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3条，本规定所称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前款所称其他合法方式主要包括下列行为---；（四）以房地产抵债的。因此，只要遵守国家有关房屋买卖的法律规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房抵工程款合同应合法有效。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能够认定涉案房产均系以房抵工程款。原告陈述其交清了全部房款仅提交了收款收据，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郭修豹处置涉案房产，系以天宝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商品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签订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的2005年的8月15日，张宝林虽已不具有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也没有公司的授权委托，无权代表公司签订合同，但买卖合同中加盖了天宝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章，这足以使原告相信张宝林是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其已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且被告天宝公未对公章提出鉴定，故认可公章的效力。被告天宝公司同时提出，原告的身份证办理晚于合同签订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关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只要参与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所约定的内容达成的完全的合意，按常理都会在合同上签名或捺印，此时签名或捺印也可以成为认定合同参与方的相关信息。合同上不一定非要写身份证号码，没有身份证号码的合同在其他生效要件齐备的基础一样可以具有效力。涉案合同中有原告签名，该合同为有效合同。
所谓的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双方为牟取不正当利益，相互勾结、串通而实施的有损于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被告郭修豹虽系明知，但其只是为取得标的物而无其他因素关联的情况下，后一合同的履行与前一合同构成竞争关系，前一合同尚有履行的可能，退一步讲，即使后一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前一合同的损失可因违约损害赔偿等得到填补。经开庭查证，被告以7700元每平米的价格购买，且郭修豹与天宝地业公司一致确认该合同在自愿合法的情形下签订，二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亦不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认定为依法有效。被告天宝公司的行为属于“一房二卖”。在“一房二卖”中，天宝公司对后买受人郭修豹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办理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登记不发生效力。郭修豹办理了房屋过户则是一种物权行为，引起房屋产权的转移，对外则起着公示和对抗的效力。正因为“一房二卖”中两份合同均为有效的，而履行只能是其中一个合同，原告褚衍明由于未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引起的是合同之债，这是一种债权行为，即使占有该标的物，因该房屋已经过登记转移于被告郭修豹，故其对该房屋的占有失去法律上的基础，构成无权占有。褚衍明只能向卖房人被告天宝公司追究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
综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出卖人对买受人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在法律或事实上不能履行情况下，买受人不得要求履行。出卖人违反此种义务，即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恢复产权登记原状的请求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物权法》第九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褚衍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54元，保全费2220元，合计8574元，由原告褚衍明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11月3日，褚衍明依据其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向枣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天宝公司为其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证。仲裁期间，天宝公司以张宝林、郭修豹、褚衍明、杨亚芹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四被告返还侵占其公司的共计8套房产（其中包括褚衍明占用使用的本案房产），并要求赔偿损失。本院于2011年4月19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天宝公司以提起上述诉讼为由，申请仲裁委中止审理，枣庄仲裁委员会于2011年4月28日作出（2011）枣仲决字第8号决定书，中止褚衍明与天宝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2011年11月17日，本院作出（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认为天宝公司与四被告之间不存在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且郭修豹、褚衍明均不同意合并审理，裁定驳回天宝公司的起诉。在枣庄市市中区建筑公司诉天宝公司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中，本院曾于2008年4月28日作出（2007）枣民一初字第51-2号民事裁定将涉案房产查封，后该房产被解除查封。褚衍明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申请将涉案房产再次查封，但到期未申请续封，现该房产仍由褚衍明占有使用。张宝林等人合同诈骗罪一案的（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中并未涉及本案房产。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天宝公司与褚衍明及郭修豹针对本案同一套房产分别签订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认定问题。
对于天宝公司与褚衍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天宝公司认为，该合同是其原法定代表人张宝林私留、盗用公章的犯罪行为所致，不能代表天宝公司。本院认为，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05年8月15日，合同中加盖了天宝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宝林的名章。虽然天宝公司的工商登记已于2005年8月2日进行变更，签订合同时张宝林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对于褚衍明来说，其对该变更事实无从知晓，且同日天宝公司向褚衍明出具的收款收据中亦加盖了天宝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上述事实表象足以让褚衍明相信其是与天宝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况且该涉案房屋已实际交付褚衍明占有使用多年之久，至今仍在褚衍明实际控制之下。因此，在天宝公司不能证明褚衍明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褚衍明与天宝公司签订的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于该房屋无论是褚衍明直接交付现金购买还是抵债取得，天宝公司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均是对房屋买卖事实的认可，应认定为褚衍明合法取得。对于天宝公司与褚衍明签订合同的时间认定问题，合同中注明了褚衍明二代身份证号码，虽然该身份证办理时间在合同签订时间之后，但褚衍明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已出具书面说明承认该身份证号码是其后来添加到合同中的。因该份合同一直由褚衍明持有，其在办理完身份证后，完全有条件将身份证号添加到合同中，其解释符合常理，但该事实不影响合同真实签订时间及效力的认定。天宝公司认为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应在褚衍明身份证办理时间之后，但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不能成立。天宝公司主张褚衍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涉案房屋已被法院查封，但其提供的（2007）枣民一初字第52-1号民事裁定中注明的时间为2008年4月28日，该时间明显在褚衍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综上，天宝公司关于其与褚衍明签订本案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1日，是在天宝公司与褚衍明签订买卖合同之后六年之久。对于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能否认定合同无效的问题。首先，褚衍明于2010年向枣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天宝公司为其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期间天宝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以张宝林、郭修豹、褚衍明及杨亚芹为共同被告，要求四人返还包括本案房屋在内的8套房屋。但该两案审理期间，天宝公司在明知与褚衍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存在且褚衍明已实际占有房屋的情况下仍与郭修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于郭修豹而言，2010年1月13日，郭修豹在张宝林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的刑事案件询问笔录中称，涉案房屋是天宝公司抵偿拖欠其工程款，因其又拖欠褚衍明的水泥款而抵账给褚衍明的。由此可见，其陈述的该事实无论能否成立，都能证明其对褚衍明与天宝公司存在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明知的。综上，在天宝公司与郭修豹均明知褚衍明与天宝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存在，涉案房屋并由褚衍明实际占有使用，且相关案件已进入仲裁及诉讼程序，相关合同效力及权属均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对涉案房屋再次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致使褚衍明无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通过以上客观事实能够认定，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的上述行为构成恶意串通，且侵害了褚衍明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的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褚衍明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褚衍明请求判令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到枣庄市房产管理局恢复争议房屋的产权登记原状的请求事项，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天宝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褚衍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402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山东天宝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郭修豹签订的2011年9月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三、驳回褚衍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354元、保全费22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54元，均由上诉人山东天宝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被上诉人郭修豹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梦
审判员 金颖
审判员 单伟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