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72民初4243号
原告：黄位基，女，196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蒙山县。
原告：覃春兰，女，198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蒙山县。
原告：覃宏林，男，198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蒙山县。
原告:覃宏超，男，1986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蒙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彬，广东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彩珍，广东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瑞基，男，1965年8月14日出生，汉，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泽贵，男，195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子廷，男，193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原告黄位基诉被告何瑞基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6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原告黄位基变更了诉讼请求，本院依法追加了覃春兰、覃宏超、覃宏林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于2017年6月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又因原告黄位基、覃春兰、覃宏超、覃宏林变更了诉讼请求，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位基、覃春兰、覃宏超、覃宏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彬、刘彩珍及原告覃宏林，被告何瑞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泽贵、何子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位基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黄位基享有何瑞彬工亡待遇551580元中的466106元；2.被告何瑞基协助原告黄位基向中山市社会基金保险局申领工亡待遇；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何瑞彬以被告何瑞基的名义在中山市伟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5月26日19时许，何瑞彬在公司维修起重机时坠亡。同年8月26日，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何瑞彬受到事故伤害后的死亡为工伤。2014年6月初，被告接到黄位基的通知来中山一起办理何瑞彬的后事。同年7月11日，在覃某等人的见证下，黄位基与被告就何瑞彬的工伤赔偿款等签订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工伤款除开支外，黄位基占七，被告占三；何瑞彬骨灰由黄位基处理；对厂方未赔偿，双方共同争取，不得以任何理由、借口不协助；被告建房借何瑞彬6万元，在赔偿款中还清；被告另借5000元，此款在赔偿款中还清。
后被告未按照上述协议履行，不承认黄位基与何瑞彬的夫妻关系，自己想独占全部赔偿款，导致何瑞彬无法火化及办理相关理赔事宜。2014年12月2日，黄位基、覃宏林、覃宏超、覃春兰无奈以继承纠纷在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案号为（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经法院审理判决认定黄位基与何瑞彬之间存在事实婚姻关系，何瑞彬的遗产由黄位基继承。现该判决已经生效，但被告不服提起再审。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2015）中二法立民申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2015年6月17日，黄位基在公安机关办理了何瑞彬的死亡证明，并向中山市伟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借款5万元办理何瑞彬的后事，并于同年6月23日办理了何瑞彬的尸体火化，后带回老家安葬。
2015年7月13日，被告知道黄位基安葬何瑞彬后，又以合同纠纷向广西蒙山县人民法院起诉黄位基，要求撤销双方于2014年7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蒙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蒙民初字第6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而提起上诉。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梧民一终字3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黄位基与被告均向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申请工伤待遇赔偿。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经审批告知，工伤保险待遇共计为551580元（包括工伤死亡赔偿金539100元、丧葬费12480元），但因黄位基与被告存在纠纷，该科须双方确定具体金额，经法院判决确定后才发放相关的赔偿款。针对该要求，原告于2016年3月14日为确定其应取得的工伤赔偿款而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被告，请求法院确认双方按照2014年7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扣除原告支付的花费火化费等50000元，原告取得的赔偿款应为466106元【50000元+（551580元-50000元）×70%+65000元=466106元】，被告协助原告领取工伤赔偿款，案号为（2016）粤2072民初3763号。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以原告没有正式向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领，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何瑞基不协助导致其未能申领到何瑞彬因工死亡而应得到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具体金额的情况下诶有，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16年9月9日，原告再次到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何瑞彬的工亡赔偿待遇款，但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工亡待遇告知书，明确因为何瑞彬近亲属（即原告黄位基和被告何瑞基）之间对领取上述一次性待遇后的具体分配比例存在分歧，该局暂缓将上述款项向任何一方近亲属支付，代近亲属之间的争议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后，社会保险基金将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份额向原告与被告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2017年6月6日，原告黄位基变更其上述诉讼请求，与原告覃春兰、覃宏林、覃宏超一起提出诉讼如下请求：1.确认原告黄位基、覃春兰、覃宏林、覃宏超享有何瑞彬工亡待遇551580元；2.被告何瑞基协助四原告向中山市社会基金保险局申领工亡待遇；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在第一次庭审调查中否认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中的“厂方补偿款”包括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的工亡待遇款。根据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的意见，何瑞彬的工亡待遇款向其近亲属支付。目前查明何瑞彬的近亲属包括四原告及被告。根据继承顺位，该工亡待遇款应由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四原告享有，而被告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不享有分配工亡待遇款的权利。
2017年8月16日，原告黄位基、覃春兰、覃宏林、覃宏超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确认原告黄位基享有何瑞彬工亡待遇551580元中的466106元；2.被告何瑞基承担协助原告黄位基向中山市社会基金保险局申领工亡待遇的义务；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因双方于2014年7月11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经（2015）梧民一终字第36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有法律效力，而本案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否认该协议书中约定的“厂方所赔的工伤款”为何瑞彬向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领取的工亡待遇，但原告希望法庭正确认定事实，早日解决双方纠纷，不同意被告的该陈述，认为该协议书约定的“厂方所赔的工伤款”即是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何瑞彬家属发放的工亡待遇。根据“禁止反言”的给子，原告不希望通过被告的自认而获取更多的赔偿款，只希望人民法院尽快解决纠纷及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故变更诉讼请求，望判如所请。
被告何瑞基辩称，一、有关原告黄位基是否何瑞彬的近亲属问题。原告黄位基主张其为何瑞彬的近亲属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提供的证据仅为表面现象，不足以证明两人为事实婚姻的关系。现罗应村好心干部和群众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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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本的存档资料。该证据的第一栏清楚写明户主覃金炎于1993年12月20日撞车死亡，而原告黄位基在（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案中称其前夫覃金炎早于1990年10月20日病故，显然原告黄位基故意编造了覃金炎的去世时间和原因，目的是为了披上“事实婚姻”的外衣，扮演夫妻的角色，达到争夺何瑞彬遗产的目的。此外原告黄位基在（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案中称“1992年8月份左右，经介绍与何瑞彬相识”、“二人于1993年在原告黄位基家中按民间风俗举办了结婚酒席，结为事实夫妻”、“二人自1993年1月1日起即共同生活”及“2004年后，二人一起来到中山市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及打工”，但根据被告收集的证据可见，原告黄位基当时的丈夫尚在世，如果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确存在其所称的结婚、同居等行为，也绝不是事实婚姻，而是地地道道的重婚行为，故原告黄位基依法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之间存在事实夫妻关系，原告覃春兰、覃宏林、覃宏超并非何瑞彬继子女，四原告并非何瑞彬的近亲属，无权申领何瑞彬工亡待遇款；二、关于2014年7月11日原告黄位基与被告所订立那份协议书所约定范畴问题。2014年5月26日，何瑞彬发生事故死亡。原告黄位基与被告作为何瑞彬的亲人一起追讨伟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即工程）赔偿何瑞彬的工伤款无果。2014年6月19日，双方纠集一帮人到那工程门口向厂方施加压力，企图要求工厂答应赔偿。结果，这帮人适得其反，反被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抓去审讯，并对一帮人作出行政处罚。对此处罚双方都很气愤，于是2014年7月11日，原告黄位基与被告就签订了该份协议书。这份协议书的索赔矛头是针对厂方的，于是在协议书的第一、二、三这三条中都明确写上“厂方所赔”和“厂方未赔”等字眼。由此可见，协议书的范畴是有关工厂的赔偿，这算是一码事。到2016年9月9日，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才下达工亡待遇告知书，作出对何瑞彬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的决定，这又算一码事。这两码事应分别进行约定，决不能混为一谈，即工亡待遇告知书不是协议书所约定范畴，不受那“三七”开的约定。因为工亡待遇告知书的公伤保险待遇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直接补偿给何瑞彬的近亲属的。而原告黄位基既不是何瑞彬的“事实婚姻”，又不是何瑞彬的近亲属，她怎能申领这笔赔偿款呢？何瑞基是何瑞彬唯一的同胞兄弟，只有他才能申领这笔赔偿款。三、关于四原告多次变更诉讼请求，耍多次“反言”的行径。原告黄位基及其三位子女，在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立民申字第15号案的庭审中，原告黄位基撤回了2014年7月11日的协议书，覃宏林、覃宏超、覃春兰放弃了继承权。现在他们又在本案中变更，重提按协议书行事和主张继承权的请求。这不是与“禁止反言”相悖吗？四位原告如此做法，表面看来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实质是对被告和对法官们的一种捉弄。因此，希望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的此项变更请求。四、本案纠纷由于原告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行事和人民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欠妥，从而导致本案官司时间长，问题变得复杂。关于原告黄位基没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问题，根据被告以上意见足以反驳倒她了。关于人民法院方面，由于人民法院在（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案错误认定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是事实婚姻关系，在2015）中二法立民审第15号案以上述案件为据又错误认定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是事实婚姻关系，后在（2016）粤2072民初3763号案又以上述案件为据再次错误认定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是事实婚姻关系。现被告有了相反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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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部，足以推翻上述案件有关“事实婚姻”的错误结论，希望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办事，否定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的“事实婚姻”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何瑞彬以其弟弟被告何瑞基的名义在中山市伟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5月26日19时许，何瑞彬在公司维修起重机时坠亡。同年8月26日，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何瑞彬受到事故伤害后的死亡为工伤。2014年6月初，被告接到通知来中山办理何瑞彬的后事。同年7月11日，在在场人何其聪、覃永禄、覃宏林及见证人覃某的见证下，原告黄位基以黄位姬的名字与被告就何瑞彬的工伤赔偿款等签订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对厂方工伤款除开支外，原告黄位基占七，被告占三；何瑞彬骨灰由原告黄位基处理；对厂方未赔偿，双方共同争取，不得以任何理由、借口不协助；被告建房借何瑞彬6万元，在赔偿款中还清；被告另借5000元，此款在赔偿款中还清；等等。
2014年12月2日，原告黄位基以本案被告为被告向本院提起继承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诉求判令何瑞彬的遗产（包括何瑞彬在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小榄九洲基分社的存款286.50元、价值500元的手机一台）由原告黄位基继承，被告承担该案诉讼费用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民事判决，认定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存在事实婚姻关系，而何瑞彬的父母均已过世及何瑞彬的继子女覃春兰、覃宏超及覃宏林明确认放弃继承何瑞彬的遗产，原告黄位基是何瑞彬的遗产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并判令何瑞彬的遗产由原告黄位基继承。该案于2015年4月28日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不服上述判决并申请再审，案号为（2015）中二法立民申字第15号。本院经审查后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此外，原告黄位基在上述案件中提供了暂住证以证明其与何瑞彬一起在中山市工作生活的事实。
2015年6月23日，原告黄位基办理了何瑞彬火化等后事，并为此支出丧葬费36214元。
2015年7月13日，被告以本案原告黄位基为被告向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蒙民初字第605号，诉求撤销双方于2014年7月11日订立的协议书，并由该案被告黄位基承担该案的诉讼费用等。蒙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民事判决，认为原告黄位基与被告于2014年7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并判决驳回该案被告的诉讼请求。后被告不服该判决而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5）梧民一终字第362号。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程序合法，并判决驳回被告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3月14日，原告黄位基以本案被告不配合其办理工亡待遇申领手续等为由诉至本院，诉求确认原告黄位基占何瑞彬工亡待遇的466106元及判令被告协助其办理申领手续等，案号为（2016）粤2072民初3763号。本院经审理后认为黄位基在没有正式向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领，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不协助会导致其未能申领到何瑞彬因工死亡而应得到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具体的金额的情况下，诉求被告协助其申领何瑞彬的工伤待遇赔偿款，并要求按其协议分割赔偿款，理据不足，并判决驳回原告黄位基的诉讼请求。后原告黄位基向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申领何瑞彬的工亡待遇，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2016年6月9日作出工亡待遇告知书，告知何瑞彬近亲属：“经核对何瑞彬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两项共计为551580元，包括丧葬费12480元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910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约支付给符合供养条件的供养亲属，不计算在一次性待遇中。鉴于你们之间对领取上述一次性待遇后的具体分配比例存在分歧，我局暂缓将上述款项向你们任何一方支付，待你们之间的争议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后，我局将按法律文书确定的分配份额向你们支付相关工商保险待遇。”
2017年4月18日，原告黄位基持上述诉称事实与理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提出如下诉求：1.原告享有黄位基对何瑞彬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551580元中的466106元（按协议比例计算）；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黄位基办理申领上述工亡待遇赔偿款；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5000元。
审理过程中，被告否认其与原告黄位基于2014年7月11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工伤款”与本案讼争的何瑞彬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款为同一款项。原告黄位基基于被告该意见变更了诉讼请求。本院亦因此追加了何瑞彬的继子女覃春兰、覃宏林、覃宏超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后原告又以“禁止反言”等为由变更了诉讼请求，变回了立案时的诉讼请求。
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就四原告是否为何瑞彬的近亲属（包括原告黄位基是否与何瑞彬形成“事实婚姻”问题）、原告黄位基与被告所签订协议约定的工伤款与涉案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款是否为同一笔款及分配比例等问题各持己见。原告认为黄位基与何瑞彬之间形成“事实婚姻”关系，被告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分割涉案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款。被告则认为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之间根本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原告无权领取何瑞彬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款，该款应全部归被告一人所有。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了户口簿、证明等证据为证。经查，被告提供的证明上的证明人均未到庭作证，被告提供的户口簿由莫山县陈塘镇罗应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主要载明罗应大队西榄生产队的覃金炎（男，1964年4月生，汉族，初中文化）身份信息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户口登记项目变更的原因和时间”和“备注”三栏下方注明“93.12.20，撞车死亡”。该户口簿上所载的覃金炎死亡时间、原因与原告在（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案提交的证明内所显示的覃金炎去世时间及原因不符。原告在（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案所提交的证明由莫山县公安局陈塘派出所出具，主要载明覃金炎（曾用名：覃金艳，男，汉族，1964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于1990年10月20日病故。该证明已经在（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案查实并采信。此外，原告黄位基与被告何瑞基在此前的案件中主要争议的就是双方于2014年7月11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何瑞彬工亡事故的赔偿款即涉案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款551580元应否按照协议约定（比例等）进行分割问题，被告从未对原告黄位基主张该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支付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款就是协议书约定的工伤款的主张提出异议。被告在本案中否认协议所约定的“工伤款”与本案讼争的款项无关，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
庭审过程中，本院多次组织原、被告双方调解，但均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为共有物分割纠纷，四原告诉求分割的共有物为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因何瑞彬因工死亡而应向其近亲属发放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现原、被告双方在申领该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过程中就原告是否为何瑞彬近亲属（关键是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夫妻关系问题）、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与协议书所约定工伤款是否为同一笔款及分配比例等问题产生争议，并因此而被暂缓发放该款。针对双方的上述争议焦点，本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有关四原告是否为何瑞彬的近亲属问题。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可见，本院上述生效民事判决【（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书等】已确认了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构成了事实婚姻关系及原告覃宏林、覃宏超、覃春兰与何瑞彬形成了继父子女关系的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告对该事实无需另行举证证明。现被告否认原告与何瑞彬之间存在事实婚姻关系，并提供了户口簿等为证，拟推翻上述生效判决确认之事实。但是，如上查明可见，该证据虽名为户口簿，但实际为村民委员会登记的资料，并非公安机关的户籍资料，而我国的户籍登记管理部门为公安机关，故其证明效力显然低于公安机关所出具的证明，故在其与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所示信息不符的情况下，应以公安部门的证明内容为准，即采信覃金炎于1990年10月20日病故的事实。鉴于此，本院认为被告该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仍认定原告黄位基与何瑞彬之间存在事实夫妻关系，原告覃春兰、覃宏林、覃宏超为何瑞彬继子女，四原告为何瑞彬的近亲属；
其次，有关协议书内所约定的工伤款与涉案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款是否为同一款项问题。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设立的。本案中，何瑞彬因工伤死亡，其近亲属按照规定确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相应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但该待遇实际就是用人单位参加了社会保险所得到的保障，否则该用人单位需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给其近亲属。也就是说，原被告作为何瑞彬的近亲属，其在用人单位争取的工伤款与涉案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在本质上是同一笔款，用人单位无需直接向原被告支付该款的原因在于其购买了工伤保险且因该保险而由该保险基金管理局承担赔付义务。此外，从协议内容可见，原告黄位基与被告有关“工伤款”、“赔偿款”等表述符合一般公民的口语化或简称的习惯，有别于“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等专业的法律术语，符合生活常理。双方在此前多案中均对原告黄位基主张的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赔支付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款就是协议书约定的工伤款不存异议。现被告主张协议所约定的厂房赔付的工伤款与涉案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并非同一笔款，依法应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但其没有提供，故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认定两款实际就是涉案的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
最后，有关分配比例问题。原、被告于2014年7月11日所签订的协议书已经生效民事判决【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人民法院（2015）蒙民初字第605号民事判决书、广西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梧民一终字第3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现被告抗辩主张该协议书无效，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推翻上述判决，亦没有通过法律途径推翻上述生效判决的情况下，故对其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该协议书仍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比例进行分割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及抵扣相关债务、费用等。
综上，本院认为，四原告与被告作为何瑞彬的近亲属，依法有权享有申领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现原告覃宏林、覃宏超、覃春兰同意原告黄位基与被告何瑞基的协议约定，自愿放弃其相关权利，于法不悖，本院予以采纳。如上所述，原告黄位基与被告何瑞基所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并按约定比例对涉案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及相关的费用、债务等进行抵扣、分割等。经核算，原告黄位基应得款项为461970.20元【（工伤死亡一次性待遇551580元-已查清开支（丧葬费）36214元）×70%+原告支出的丧葬费36214元+被告应返还的借款65000元=461970.20元】，被告应得款项为89609.80元。此外，根据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的告知书，该款的申领暂缓的原因是双方存在份额比例的争议而非对方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并明确了该款的申领只需有法律文书确定的份额即可支付，故原告有关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申领手续的诉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黄位基享有何瑞彬工亡待遇551580元中的461970.20元；
二、驳回原告黄位基、覃宏林、覃宏超、覃春兰其他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366元，由被告何瑞基负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付，被告何瑞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给原告黄位基。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春燕
审 判 员 林钰琼
人民陪审员 刘 琴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韦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