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4民终5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金芬，女，1965年8月13日生，汉族，农民，家住元江县，现住元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秀红，云南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诉讼理人：杨海鑫，云南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江县澧江街道那整社区黄秧树居民小组。
负责人：白海欧，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祥，云南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施金芬因与被上诉人元江县澧江街道那整社区黄秧树居民小组（以下简称黄秧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云0428民初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施金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秀红、被上诉人黄秧树小组负责人白海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金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7)云0428民初27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四个理由作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所涉10亩土地应当包含在原来元江果菜公司所承包的土地范围内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完全经不起推敲。1、认定《补充协议合同》双方所称“红河供销社”应当就是指元江果菜公司承包的土地错误。本案所涉当事人都认可的一个事实，即何荣承包的土地32亩土地，实际远远超过32亩，也就是说何荣所承包的土地面积，主要是以四至界线为准，而不以合同中所注面积为准。否则，何荣与元江县供销社食品果菜有限公司转包合同，已经明确将32亩土地转包给元江县供销社食品果菜有限公司，如果要严格按合同载明面积来认定，何荣是无法再拿出土地转包给彭某的。但实际情况是何荣从黄秧树小组承包的土地实际上是转包给了两个主体，即元江县供销社食品果菜有限公司和彭某。元江县供销社食品果菜有限公司转包土地后，于2001年又将其转包的土地转包给了唐某。当时的土地，一片是唐某管理使用、另一片是彭某在管理使用，在何荣与黄秧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所涉承包土地的总面积写明的就是32亩，唐某已经和黄秧树小组签订了22亩15年延期协议，剩下的当然是彭某的10亩土地，彭某因费用问题不愿再延期，在彭某没有意见的情况下及黄秧树小组同意的前提下，上诉人完全可以是彭某经营土地延长15年的期限的使用人。2、一审法院引用了(2014)元民二初字第15号判决，该判决中认定了：“元江果菜公司将其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唐某后，唐某将该土地划分一部分给施金芬管理使用。”该认定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上诉人施金芬从来没有管理使用过唐某的土地，只是施金芬本人承包的土地和唐某承包的土地界线相连。3、认定在2005年施金芬与黄秧树小组签订补充协议时，彭某的承包期还没有届满，黄秧树小组不可能将他人承包的土地重复发包给施金芬，故而推定施金芬签订补充协议时所指的10亩土地是供销社转包给唐某的土地，是唐某分给施金芬的土地，不牵扯何荣转包给彭某的土地，这一推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综上，上诉人从未帮唐某管理过其承包的土地，唐某也从未将自己的土地分给施金芬管理使用，故签订《补充协议合同》时，施金芬不可能在唐某的土地上签订延期合同，结合何荣转包的两份合同，在彭某无能力续签合同的前提下，施金芬只可能在彭某承包的土地上延期。二、一审判决存在重大瑕疵，导致本案缺乏公正性。判决书中没有出现施金芬、黄秧树小组证据的举证质证陈述，从施金芬诉称、黄秧树小组辩称，就直接到了本院审理认定，无举证、质证的表述，上诉人不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是从何而来。上诉人认为举证质证内容在判决书中的记载，是法院对施金芬、黄秧树小组在庭审中所举证据的评判认定，本案判决书中对举证、质证的情况不做任何表述和评价，将会严重影响本判决的公正性。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再的重申上诉人所签订《补充协议合同》中的10亩土地是唐某原承包的一部分，那么本案有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上诉人施金芬从蒙正祥手中转包的土地（即彭某从何荣手中转包的土地）已于2015年7月26日到期，为什么从2015年至2017年3月这么长的期间，被上诉人都没有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也就说在黄秧树小组领导换届之前，黄秧树小组对施金芬在彭某土地延期15年这个事实是认可的，为什么换届之后，就不认可了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据以判决的证据来源不明，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本案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黄秧树小组答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公正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施金芬无理的上诉。理由如下：一、2001年6月20日，黄秧树居民小组与唐某和上诉人施金芬分别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仅就原红河供销社转包由施金芬和唐某管理使用的土地承包期限延长15年，而未就彭某转包由蒙正祥管理使用的土地承包期限予以延长。二、本案土地承包和转包约定的面积均为估计，并非实际面积。上诉人施金芬以两份《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的土地面积等于何荣与黄秧树居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面积相同为由，主张《补充协议合同》约定延长承包期的10亩土地为何荣转包给彭某后又转包给蒙正祥管理使用的土地，完全是上诉人施金芬主观推测臆断，与事实不符。三、上诉人施金芬称，彭某因费用问题不愿再延期，在彭某没有意见的情况下及黄秧树小组同意的情况下，其完全可以取得彭某经营土地延长15年期限的权利，既无事实根据，其推断也无法无据。四、元江县人民法院（2014）元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与事实相符。上诉人施金芬主张该判决认定事实不符，没有事实根据。五、2005年，黄秧树小组根据唐某和上诉人施金芬的要求，仅讨论了原红河供销社转包由施金芬和唐某管理使用的土地承包期延长的问题。现上诉人施金芬称，当时讨论的是何荣承包的所有土地，没有事实根据，也与《补充协议合同》约定不符。六、《补充协议合同》于2001年6月20日签订，而当时何荣转包给彭某的土地由蒙正祥管理使用，上诉人施金芬并不是该土地的承包使用权人，不存在延包给其管理使用的问题。若黄秧树小组同意将该地承包给上诉人施金芬，那么双方签订的应当是独立的土地承包合同，而不是土地延包协议。因此，上诉人施金芬的该主张违背常理，不足以认定。七、彭某后转包给蒙正祥管理使用的土地于2015年7月26日到期后，黄秧树小组与上诉人施金芬就该地承包权发生争议，就此才得知蒙正祥与上诉人施金芬之间擅自转包集体土地，元江县澧江街道办事处及其司法所曾多次进行调解，并现场调查，但调解无果。2016年期间，黄秧树小组管理并收获了该地芒果农产品。黄秧树小组在本案诉讼中又得知上诉人施金芬于2017年初又擅自将该争议土地转包给他人。现上诉人施金芬陈述黄秧树小组没有主张过收回该争议土地，与事实不符。
施金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黄秧树小组继续履行施金芬、黄秧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5年7月26日，黄秧树小组居民何荣与黄秧树小组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并经公证，该合同约定黄秧树小组将约32亩的甘蔗地发包给何荣进行种植经营，承包期限自签订合同时起至2015年7月26日止。所承包土地的范围为：南至县林业局芒果地小箐沟为界，东西北界，另新开的再协商。承包面积约32亩只是目测估算，实际面积超过32亩。1997年1月14日，经黄秧树小组同意，何荣将其所承包的上述土地中的32亩地及另新开的一部分转包给了元江果菜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租期沿用原承包合同约定的期限即至2015年7月26日止。1997年3月11日，何荣将剩余土地转租给元江县自来水厂职工彭某，双方签订了一份《土地转租协议书》，并经公证，四至界线为：东至地脚大沟，南至县供销社地分界线，西至山梁顶水沟以上顶端，北至与林业局中界破山沟中为界。转租时间至2015年8月26日止。2001年5月31日，经黄秧树小组同意，元江果菜公司与唐某签订了一份《土地转包协议》，并经公证，约定该公司将其在黄秧树小组的上述承租地（位于黄秧树小组鲁鲁沟上方，面积32亩）转包给唐某进行生产经营，期限自2001年5月31日起至2015年5月30日止。之后唐某将上述土地划分一部分给其亲戚施金芬管理使用。2001年6月20日，黄秧树小组分别与施金芬、唐某各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合同》，黄秧树小组同意将元江果菜公司转租的土地的用地时间由2015年到期延长至2030年7月底，其中，施金芬、黄秧树小组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甲方为澧江镇那整村民委员会黄秧树组（现为元江县澧江街道那整社区黄秧树居民小组），乙方为施金芬，载明：“据红河供销社承包的一片山地，面积约10亩，经甲乙双方协议订立以下合同：一、本山地原有一份合同，到2015年结束，现双方协议延长15年，大写拾伍年，到2030年7月底止。二、在山地承包期内，施金芬建盖房屋，到合同期满结束时，如转让，不收取费用（转让权属乙方），若施金芬不包时，要常住房屋的话，甲方要收取房屋地平费，具体价格到时双方再协商地皮费。三、该山地在承包延长期，乙方施金芬一次性付清甲方租用费5000元，大写伍仟元正。四、此合同壹式叁份。五、此合同应有法律效力。六、该山地转包会议参加人员：社长白万康，副社长何康，民兵刀玉林，调解杨胜立，群代表刀正林、杨福林、亚元昌、刀正明。七、若民事纠纷，双方协议解决。”在该合同上，参加人员均捺手印，施金芬签名并捺印，黄秧树小组加盖公章，那整村委会作为证明单位加盖公章。施金芬于2001年6月23日交纳了承包费5000元。彭某后来将土地转租给了蒙正祥。2005年11月15日，蒙正祥又将其承包的土地转租给施金芬，并签订了协议，该协议约定：土地界限为东至地脚大沟，南至县供销社地分界线，西至山顶，北至县林业局破箐沟，转让时间为2005年11月15日至2015年年初（2015年时可能提前或延后几个月，回收时间以原地主彭某为准），并约定了租金等内容。2007年10月1日，施金芬的儿子李平及李平之姐夫杨正兴与唐某的儿子刘飞宏共同签订一份《土地转包合同书》，将唐某上述所承租的土地转租给李平一方，约定租赁期限10年即至2017年10月1日止。原元江果菜公司承包的土地和彭某承包的土地，现全部由施金芬及其儿子李平经营管理，施金芬、黄秧树小组对该两块地的界线无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施金芬、黄秧树小组于2001年6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应当全面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义务。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该合同所涉的约10亩土地到底指哪一块，施金芬认为10亩土地是指何荣转包给彭某的那块土地，不包含在原来元江果菜公司所承包土地范围内；而黄秧树小组认为合同约定的约10亩土地就是包含在原来元江果菜公司所承包土地范围内，并不是指何荣转包给彭某的那块土地。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施金芬、黄秧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所涉约10亩土地应当包含在原来元江果菜公司所承包土地范围内，并不是指何荣转包给彭某的那块土地。具体理由为：首先，《补充协议合同》明确载明“据红河供销社承包的一片山地，面积约10亩，经甲乙双方协议订立以下合同……”，虽然合同写为“红河供销社”，但该土地的承包方全称为元江县供销社食品果菜有限公司，双方所称“红河供销社”应当就是指元江县供销社食品果菜有限公司，由此可见，该合同针对的是元江果菜公司承包的土地，也即合同所涉约10亩的土地属于原元江果菜公司所承包的土地；其次，根据本院已生效的（2014）元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元江果菜公司将其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唐某后，唐某将该土地划分一部分给施金芬管理使用，之后，黄秧树小组于同一天分别与唐某和施金芬签订了《补充协议合同》，从上述行为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判断，施金芬、黄秧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所涉约10亩土地应当属于原元江果菜公司所承包土地的一部分，且施金芬也未提供证据证实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何荣转包给彭某的土地，与原元江果菜公司承包的土地相连但有分界，对此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争议，2001年6月20日，施金芬、黄秧树小组签订《补充协议合同》时，彭某的承包期未届满，其承包的土地也未被黄秧树小组收回，黄秧树小组不可能将他人正在承包经营的土地重复发包给施金芬；第四，施金芬取得原来由彭某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有单独的合同。彭某将其承包的土地先转包给蒙正祥，之后，蒙正祥才再转包给施金芬，且施金芬与蒙正祥单独签订了一份合同，签订该合同的时间是2005年11月15日，与施金芬、黄秧树小组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的时间2001年6月20日相隔四年之久，四年前就约定四年后才承包的土地的相关事宜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施金芬主张黄秧树小组不履行双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约定义务，执意收回施金芬根据该合同所承包的土地，但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黄秧树小组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对施金芬要求黄秧树小组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秧树小组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施金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施金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施金芬申请证人唐某、彭某、刀玉林出庭作证，唐某陈述：其与小组签订补充协议是施金芬帮其签的，对于元江果菜公司转包给其的32亩土地，在签补充协议合同时变为了22亩，其不清楚，并陈述签订补充协议时彭某在其的旁边管理着一块土地；彭某陈述：其是将承包土地转给永发水泥厂的一个人，听施金芬说是蒙正祥将土地包给她的，之前其确实叫施金芬去问过黄秧树小组是否延期的事，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刀玉林陈述：其现是施金芬的女婿，在当时签订补充协议上签字时其是该小组的排长，在指认土地过程中有一块是林业局的，一块是唐某的，一块是施金芬的，彭某的地也在管理着，对施金芬栽种的土地是如何来的表示不清楚。经质证，施金芬对三个证人的陈述予以认可，黄秧树小组不予认可，认为彭某、刀玉林是施金芬的亲戚，且三个证人所做的陈述都不属实。关于证人证言是否能够达到施金芬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评判。
关于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黄秧树小组无异议，施金芬对原审认定“之后唐某将上述土地划分一部分给其亲戚施金芬管理使用。2001年6月20日，黄秧树小组分别与施金芬、唐某各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合同》，黄秧树小组同意将元江果菜公司转租的土地的用地时间由2015年到期延长至2030年7月底，其中，施金芬、黄秧树小组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甲方为澧江镇那整村民委员会黄秧树组（现为元江县澧江街道那整社区黄秧树居民小组），乙方为施金芬，载明：“据红河供销社承包的一片山地，面积约10亩，经甲乙双方协议订立以下合同：一、本山地原有一份合同，到2015年结束，现双方协议延长15年，大写拾伍年，到2030年七月底止。二、在山地承包期内，施金芬建盖房屋，到合同期满结束时，如转让，不收取费用（转让权属乙方），若施金芬不包时，要常住房屋的话，甲方要收取房屋地平费，具体价格到时双方再协商地皮费。三、该山地在承包延长期，乙方施金芬一次性付清甲方租用费5000元，大写伍仟元正。四、此合同壹式叁份。五、此合同应有法律效力。六、该山地转包会议参加人员：社长白万康，副社长何康，民兵刀玉林，调解杨胜立，群代表刀正林、杨福林、亚元昌、刀正明。七、若民事纠纷，双方协议解决。”在该合同上，参加人员均捺手印，施金芬签名并捺印，黄秧树小组加盖公章，那整村委会作为证明单位加盖公章。施金芬于2001年6月23日交纳了承包费5000元。”提出异议，认为唐某并没有将一部分土地划给施金芬管理，而是自己管理直接转包，签订补充协议合同中指的是何荣与黄秧树小组签订的原合同，因施金芬不识字，她不清楚两种表述不同是要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经审查，施金芬针对其主张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其的主张不予采信。其余案件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唐某与黄秧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主要内容为：“拒红河供销社承包的一片山地、面积为22亩，经甲乙双方协议订立以下合同；一、本山地原有一份合同，到2015年结束，现双方协议延长15年，大写拾伍年，到2030年7月底止。二、在山地承包期内，唐某建盖房屋到合同期满结束时，如转让、不收取费用（转让权属乙方），若唐某不包时，要常住房屋的话，甲方要收取房屋地平费……”。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施金芬、黄秧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所涉约10亩土地具体范围应当如何认定。本案中，施金芬主张其与黄秧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的10亩是指彭某向何荣转包的10亩土地，故应认定该土地其与黄秧树小组已办理了延期手续，而黄秧树小组则认为，其与施金芬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已载明是红河供销社，红河供销社与元江果菜公司是一家，施金芬主张是彭某耕种的10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施金芬申请的证人唐某、刀玉林、彭某并未证实施金芬与黄秧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的土地延长期限的内容是指彭某栽种的土地。因彭某栽种的土地是与何荣转包的，而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约定上载明的是红河供销社，现施金芬与其当时签订协议时不识字、不清楚协议内容载明的性质不一样所提出的抗辩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审认定施金芬与黄秧树小组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并不是指彭某栽种的10亩土地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施金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施金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燕
审判员 韩顺平
审判员 张艳波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耿柏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