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鲁11行终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超，男，199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青岛市黄岛区，现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代理人李群杰，北京在明律师事务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市公安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住所地日照市郑州路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100004336791M。
法定代表人王明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宋晓铭，该局法制大队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恩玺，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超因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1191行初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5年12月3日，北京路街道百发居委旧村改造，日照市公安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公安分局”）北京路派出所民警李明旭、刘波在现场维持秩序，执行职务。焦昱博在自家房屋被拆除后，与胡彦东用手机给拆房子的人录像。后焦昱博将手机交童杨录像。童杨在录像过程中，近距离对着维持秩序的民警李明旭脸录像，且未听从民警制止。民警制止过程中，焦昱博将民警刘波撞到一边并与朱超一起撕扯民警李明旭领子，将李明旭按在杂物堆上，后被处警民警拉开。朱超随后到北京路派出所投案自首。2016年12月4日，开发区公安分局以阻碍执行职务为由对朱超做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同日作出开（治）行罚决字[2015]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朱超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原审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开发区公安分局具有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职权。开发区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朱超等人阻碍执行职务的事实，该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朱超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朱超上诉称：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事实不清，程序严重违法，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的通知》，一审判决缺乏法定必备事项，严重违法。一审判决未载明上诉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对案件的辩论意见以及对上诉人、被上诉人意见的认定、采纳情况，未查明案件事实，未审查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时的程序。二、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任何证据，一审判决仍对此予以采纳认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仍然予以维持，严重违法。首先，北京路派出所民警李明旭、刘波在2015年12月3日对非法强拆行为予以维护，并非执行职务行为；其次，上诉人不存在任何阻碍执行公务的行为；再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有情节较重的事实没有进行列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未对上诉人的减轻处罚情节及证据予以考虑的情况下，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超出法律规定范围，不仅不合法更不合理。最后，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严重不足。四、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在受案程序上、调查询问程序上、传唤程序上、案件移交程序上、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及送达程序上违反我国法律程序性规定，一审法院仍然予以维持，严重违法。五、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说明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在判决书后也未附相关法律法规。六、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仍然予以维持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开发区公安分局辩称：针对上诉人的第一项上诉理由，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的试行通知示范了三种判决书样式，该通知仅是对判决书的一般样式进行示范，并没有规定必须按照该样式严格执行，一审判决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依法作出认定，不存在违法情形。针对上诉人的第二项上诉理由，一审中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相关证据，不存在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形。针对上诉人的第三项上诉理由，首先，2015年12月3日相关部门进行拆除违建工作，被上诉人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依法安排李明旭、刘波维持现场秩序，李明旭、刘波的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其次，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充足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存在阻碍职务的行为；再次，被上诉人根据法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合法合理；最后，一审中被上诉人当庭将证据原件提交法庭，不存在仅提交复印件的情形。关于证人，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询问笔录，无需证人出庭，一审法院也未要求证人出庭。针对上诉人第四项上诉理由，1、在被上诉人受案后上诉人投案自首是正常情况，两者不存在矛盾。2、童杨传唤程序与本案无关联性。3、北京路派出所系被上诉人的派出机构，两者是同一单位，不存在案件移交的问题。4、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打印问题系公安机关系统瑕疵造成，被上诉人不存在违法行为。5、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证实送达程序合法。针对上诉人第五项上诉理由，一审判决明确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第五十条第一款（二）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等法律规定作出判决。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充足。针对上诉人的第六项上诉理由，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判决结果公正，二审应予维持。
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查明：2015年12月4日日照市公安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阻碍执行职务为由对朱超做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同日作出开（治）行罚决字[2015]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朱超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本院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的问题。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供据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本案无证据显示被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认可。
第二，关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处罚是否得当、程序是否合法、法律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所谓行政职务行为通常系指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务上的权力所进行的活动，本案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受被上诉人的指派维持拆除现场秩序，属于行政职务行为，该职务行为的定性不因拆除行为是否合法而发生变化。经查阅一审卷宗，被上诉人提交的焦昱博询问笔录、朱超询问笔录、童杨询问笔录与上诉人朋友胡彦东的询问笔录、现场录像等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上诉人存在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上述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案件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而制作的问答式书面记录，询问笔录中有对被询问人的权利义务告知、有被询问人的签字捺印，对于该类询问笔录，应属于行政诉讼证据种类中的书证，与单纯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等同而论，故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询问笔录是否具有法定效力不能以被询问人是否出庭作证来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本案上诉人具有自首情节，同时亦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从重处罚情节，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违法事实，结合上诉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决定对上诉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处罚得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接受报案后制作《受案登记表》与上诉人随后的投案自首不存在矛盾之处。对于同案人员童杨的传唤程序，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不予审查。北京路派出所系本案被上诉人日照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派出机构，被上诉人系涉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承担责任的行政主体，不存在上述两者间案件移交的问题。上诉人诉称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落款处公安机关名称“日照市公安局日照经济技术开”与盖章单位名称“日照市公安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不相符的问题，属于公安机关电子系统失误造成的瑕疵，不影响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日期系2015年12月4日，一审法院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日期为2016年12月4日系笔误，本院予以纠正。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标有“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字样，并有被处罚人即本案上诉人朱超的签字，故上诉人关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向上诉人送达”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朱超的诉讼请求，法律依据充分。
第三、关于上诉人诉称一审判决文书样式的问题。裁判文书样式系为裁判者提供一个基本模式，供裁判者在审判实践中参考，在基本要素不或缺的情况下，裁判者可以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裁判，故一审判决不存在上诉人诉称的违法情形。
综上，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4日作出的[2015]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得当。上诉人朱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尚 华
审判员 刘玉玉
审判员 高月玉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