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741号
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简称原告）孙某某，男，1958年6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黄陵路***弄***号***室。
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简称被告）黄某某，男，1949年2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即墨路***号***室。
委托代理人卢X，上海市X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某某与被告黄某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某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后本院于2015年4月1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被告黄某某当庭提起反诉。原告及被告委托代理人卢意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某某诉称，原告原是上海市X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康某事务所）专职律师，与被告系同事关系。2014年8月21日，原、被告就原告转所执业事宜达成协议，被告受让原告出让的合伙出资份额等三项权利，被告补偿原告人民币30万元，分三次支付，2014年8月底前支付原告10万元。被告未按时支付10万元补偿款，原告向被告催要，被告借故拖延。故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补偿款1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黄某某辩称，系争《协议书》表面上为原、被告之间的个人纠纷，实际为原告和康某事务所全体合伙人的纠纷。该协议系被告受胁迫签订，因原、被告等合伙人的纠纷导致司法局发出了对康某事务所暂缓考核的通知，被告作为法定代表人为了不影响全所绝大多数律师的利益，故签订该协议，签订该协议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未向康某事务所实际出资，原告非实际合伙人。此外，《协议书》中约定的结案提成的转让需有完整的结案记录，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了结案证明。综上，被告承担支付义务无事实依据。
被告黄某某并提起反诉称，因《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系被告受原告胁迫签订，故诉请撤销原、被告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
针对被告黄某某的反诉，原告孙某某辩称，《协议书》和《补充协议》针对原、被告的个人权利义务，该权利义务的接受者为被告，和康某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无关。《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非如被告所说，该协议无撤销的理由。原告已经实际出资3万元。要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原系康某事务所律师，被告亦为该所律师。
2003年11月5日，原、被告及案外人杨某某签订了《上海市康某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其中约定：原、被告及杨某某为康某事务所合伙人，三位合伙人共同出资10万元，其中被告出资5万元，原告出资3万元，杨某某出资2万元；合伙人退伙时通过转让的方法，取得合伙财产中属其所有的份额及其他应得利益。
2004年3月3日，上海市司法局下发通知，同意康某事务所改制为合伙律师事务所。
2004年5月31日，原、被告及杨某某签订《协议书》，载明：事务所由被告个人全额投资，原告、杨某某是名义上的合伙人；被告同意原告、杨某某提出转所的要求时，及时办理合伙份额转让手续。
2013年12月31日，康某事务所向原告出具《出资证明》，证明康某事务所于2013年11月5日收到原告合伙出资款3万元。
2014年6月23日，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向康某事务所出具《立案决定书》，认为康某事务所违反了《律师法》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该所的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决定对该所暂缓考核。
2014年8月22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原告）、乙方（被告）于2001年11月共同创办康某事务所，现甲方考虑到自身律师业务的适应性问题，决定变更执业的事务所；甲方将持有的康某事务所的30%合伙人出资份额转让给乙方，甲方将在康某事务所办结但未结算的提成转让给乙方，按照合伙协议和章程的规定，甲方将可以主张的合伙人退伙时的相关权利转让给乙方；乙方支付甲方补偿金30万元，2014年8月底前支付10万元，2015年底前支付10万元，2016年底前支付10万元。同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原、被告已达成退伙及转所协议，考虑到被告的实际支付能力，原告同意被告调整支付金额，最低限度不低于20万元，支付日期不变。
此后，原告自康某事务所离职。因被告未支付相应补偿款，故原告诉至本院。
认定以上事实的依据为：原告提交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合伙协议、司法局通知、事务所章程、出资证明、立案通知书、暂缓考核通知书，被告提交的2004年5月31日的协议书、立案通知书、暂缓考核通知书、《补充协议》，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可撤销。1、被告抗辩称，《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原告受胁迫而签订，故应予撤销。本院认为，从《协议书》、《补充协议》的转让内容来看，《协议书》、《补充协议》仅涉及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并非原告和康某事务所全体合伙人之间的协议，故《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从原、被告双方进行审查。被告称因康某事务所被暂缓考核，故原告胁迫被告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但原、被告均系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师，本身对《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效力有明确认识，即便被告为了解决康某事务所内部纠纷而签署《协议书》、《补充协议》，该签署行为也不必然受到原告胁迫。对被告具体受到的胁迫行为，被告未举证予以证明。2、被告认为原告非康某事务所实际合伙人，《协议书》的合伙份额转让无存在基础。对此，被告虽提供了2004年5月31日的协议书，但原、被告的合伙协议、章程均确认原告为康某事务所的合伙人，且事后原告曾有向康某事务所出资的行为，故被告认为原告并非康某事务所合伙人并无充分依据。退而言之，即便原告并非康某事务所实际合伙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的转让内容亦包含了原告已结案件但未结算的利益，该利益的转让不受原告合伙人的身份限制，被告支付合同款存在相应对价。综上，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书》、《补充协议》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被告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履行金额和日期，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支付金额为29万元，被告认为支付金额为20万元，本院认为，因《补充协议》载明被告最低支付金额不低于20万元，故被告主张的20万元的履行金额并无不妥。至于支付的时间，《补充协议》约定“日期不变”，结合《协议书》中约定的付款时间，原告解释“日期不变”含义为被告于2014年8月底、2015年底前各支付10万元，最后一期可以不予支付；被告认为，依照《协议书》约定的分三期支付，每期支付金额为20／30万元。本院认为，从《补充协议》的文意解读，“日期不变”的含义符合原告解释内容，此外，因《补充协议》仅规定被告支付金额不低于20万，未具体明确金额，故以此不确定的金额来确认三期支付金额亦显属不能。因《协议书》载明的第一期付款期限已届至，故原告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黄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孙某某支付合同补偿款10万元；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黄某某的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合计1，19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黄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冯静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胡鑫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