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8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庆贤。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贞仙。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建妹。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杨军。
上述四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沈建芬，身份同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建芬。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吕东。
法定代理人吕杨军、沈建芬。
上述六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崔克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
法定代表人郑翰献。
委托代理人胡孝辉、郑丽娜。
原审被告沈阿龙。
原审被告沈惠娟。
原审被告沈庆春。
原审被告沈庆良。
上诉人沈庆贤、叶贞仙、沈建妹、沈建芬、吕杨军、沈吕东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东站指挥部），原审被告沈庆春、沈惠娟、沈阿龙、沈庆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3）杭江民初字第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孙桂娥（2013年9月过世）与沈阿龙系夫妻，生育有长子沈庆良、二子沈庆贤、三子沈庆春、女儿沈惠娟。二子沈庆贤与叶贞仙系夫妻、育有长女沈建芬、二女沈建妹。长女沈建芬与吕杨军系夫妻，育有儿子沈吕东。
1998年10月28日，沈庆贤户（户主沈庆贤、母亲孙桂娥、妻子叶贞仙、长女沈建芬、二女沈建妹）经批准，获准建造了坐落于本市江干区笕桥镇白石村（后变更为白石社区）5组34号原基地占地面积为84平方米的楼房三层三间。
因实施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地区同协路（德胜路-
沪杭高速）道路工程项目，杭州市规划局于2008年1月7日颁发了地字第（2008）浙规用证0100000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杭州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08年6月2日颁发了杭土资拆许字（2008）第05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载明拆迁范围为东至笕桥镇白石社区、彭埠镇彭埠社区，西至弄口港，南至沪杭甬高速公路、北至德胜高架（上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除外），拆迁期限为2008年6月10日至2010年12月9日、搬迁期限为2008年6月10日至2008年10月9日，并于2008年6月5日在杭州日报进行了公告。涉案房屋白石社区5组34号在拆迁许可证范围之内。
2010年7月5日，东站指挥部与沈庆贤户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沈庆贤户座落于白石社区5-34号的住宅房屋补偿面积为510.50平方米（实际丈量总建筑面积为807.49平方米），补偿总金额为人民币1227000元；过渡方式为沈庆贤户自行过渡，按照杭政办函（2009）119号文件以每人每月600元标准发放，过渡期为24个月；超过24个月的，按照每人每月300元标准增发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2400元、经营场地补贴费80000元、配合拆迁签约奖励费28000元；沈庆贤户在2010年6月20日前签约并在2010年7月5日前腾空房屋交出钥匙的，东站指挥部支付按时签约、腾空奖励费每户60000元，在2010年7月5日后腾空，东站指挥部不予支付提前腾空奖励费；沈庆贤户搬迁完毕并将腾空房屋交与东站指挥部，东站指挥部将协议载明的款项合计人民币1498200元一次性支付给沈庆贤户（须由笕桥镇白石社区预留每人7万元作为回迁的安置房购买款）；安置人口为沈庆贤、叶贞仙等7人；协议特别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幼儿园临时过渡期限三个月，过渡期限社区和拆迁户共同落实新办幼儿园地址。协议上，“沈庆贤”三字系由其女儿沈建芬代签；沈庆贤庭审中陈述其知晓当天女儿沈建芬与拆迁方在协商的事实。
协议签订后，沈庆贤户至今未腾空搬迁并将房屋交付东站指挥部拆除。东站指挥部于2013年9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沈庆贤户立即搬迁、腾空座落于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白石社区5-34号房屋并移交给东站指挥部。
另查明：沈建芬在拆迁协议签订前后多次提起行政诉讼；2012年3月28日，沈庆贤通过邮政特快方式向原审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沈建芬通过邮政特快方式向原审法院提交起诉状，要求东站指挥部提供协议书原件。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主体为东站指挥部与沈庆贤户，虽落款处“沈庆贤”三字系由沈建芬代签，但沈建芬系家庭主要成员，家庭居住住宅拆迁主要由沈建芬参与协商；沈庆贤对沈建芬在与东站指挥部协商拆迁事宜明知，其他家庭成员对住宅拆迁的重大事项也均知晓；东站指挥部有理由相信沈建芬有权代表户与其协商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支付了相应对价，沈建芬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案涉协议依法成立、并不存有违反国家法律强行禁止性效力规范情形，合法有效，对沈庆贤户全体家庭成员均具有约束力。沈庆贤户关于协议未成立、未生效、无效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沈庆贤户主张东站指挥部与其所签订的协议为空白件、协议系受东站指挥部逼迫签订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沈庆贤户主张协议违反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强制性规定但未明确具体违规内容，如涉及拆迁、规划等行政行为的，非属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如涉及民事行为的，案涉协议的补偿和安置标准系双方根据有关法律和政府文件协商确定，符合双方意思自治原则，不存有显失公平之处，故沈庆贤户此节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沈庆贤户主张东站指挥部应先安置后拆迁的事宜，经查：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对于先安置的方式并未作明确规定，东站指挥部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采取在房屋安置前支付过渡费用由沈庆贤户自行过渡的方式不违背强行禁止性规定，且业由双方协商确定，故沈庆贤户此节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沈庆贤户主张东站指挥部未交付拆迁安置补偿款、未落实新办幼儿园地址，致其无法履行义务的辩称。经查：（1）拆迁安置补偿款事宜。根据协议约定，东站指挥部支付补偿款的时间为沈庆贤户搬迁完毕并将腾空房屋交与东站指挥部后，沈庆贤户至今尚未向东站指挥部交付房屋，不具备领款条件；沈庆贤户以此抗辩欠缺事实依据，明显不能成立。（2）新办幼儿园地址的落实事宜。协议约定“幼儿园临时过渡期限为三个月，过渡期限社区和拆迁户共同落实新办幼儿园地址”的承担主体虽为社区和拆迁户而非东站指挥部，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此条款约定的内容与履行仍可能与东站指挥部相关，故东站指挥部关于此条款与其无关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如确存在因东站指挥部违约导致新办幼儿园地址不能落实的，鉴于继续落实幼儿园现已成为不必要，故沈庆贤户可依法另行向东站指挥部主张违约责任，以此为由拒绝腾退欠缺法律依据。
沈庆贤户主张东站指挥部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涉案房屋物权自2008年6月2日拆迁许可证发布生效时即已转移到东站指挥部所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也明确约定被拆迁房屋及其残值归东站指挥部所有；物权为支配权，并非诉讼时效客体，沈庆贤户未按约腾退，违法处于持续状态，东站指挥部请求沈庆贤户腾退并无不当，故沈庆贤户主张东站指挥部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缺乏根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东站指挥部诉请沈庆贤、叶贞仙、沈建芬、沈建妹、吕杨军、沈吕东将案涉房屋腾退并交付给东站指挥部拆除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又，沈阿龙、沈庆良、沈庆春、沈惠娟作为涉案房屋共有人孙桂娥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孙桂娥死亡继承开始后，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也系涉案房屋权利人，故应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沈庆贤、叶贞仙、沈建芬、沈建妹、吕杨军、沈吕东、沈阿龙、沈惠娟、沈庆春、沈庆良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白石社区5-34号房屋腾空并交付给东站指挥部。案件受理费80元，由沈庆贤、叶贞仙、沈建芬、沈建妹、吕杨军、沈吕东、沈阿龙、沈惠娟、沈庆春、沈庆良负担（沈庆贤、叶贞仙、沈建芬、沈建妹、吕杨军、沈吕东、沈阿龙、沈惠娟、沈庆春、沈庆良应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至原审法院）。
宣判后，沈庆贤、叶贞仙、沈建妹、沈建芬、吕杨军、沈吕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已经丧失了法院独立审判的地位，不宜作为本案的审理机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原审法院却对当事人区别对待，对于上诉人针对同一份合同多次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至今既不立案，也不给予回复；而对于东站指挥部晚于上诉人提出的起诉马上立案审理。原审法院这种做法，表明其已丧失了审判的独立性，不宜作为本案的审理机关，原审法院应当整体回避，法官也应当自行回避，其应回避而未回避，程序违法。二、案涉合同尚未成立并生效。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乙方为沈庆贤户，而不是沈庆贤个人，这也是与案涉的产权状况相一致的。沈庆贤户也就是沈庆贤户里边的所有的人，东站指挥部在起诉状第二页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认可，起诉状第二页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七行“乙方（即七被告）”。从以上可以看出，合同的乙方是沈庆贤户的七个人，而不是沈庆贤一个人。既然合同乙方是沈庆贤户而不是户主一个人，那么合同应该在乙方所有人签字后成立并生效。而案涉合同只有一个沈庆贤字样的签字，唯一的一个签字还不是本人所签。所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案涉合同尚未成立尚未生效。原审法院没有对此进行认真审查。三、案涉合同违反了《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并不是一份完全意义上的民事合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而案涉合同根本没有公平、平等、自愿可言。上诉人没有选择签与不签合同的自由，没有协商讨价还价的自由，只能被迫接受东站指挥部的条件，更没有任何公平可言，807平米的房子补偿总金额122.7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平米才1520元。而现在的杭州市平均房价已经接近两万，相差十多倍。另国务院明确规定，农村房屋拆迁补偿既要考虑被拆迁的房屋也要考虑被征收的宅基地，宅基地虽是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归农户，所以对于宅基地也要补偿，而案涉合同根本就没有考虑宅基地的价值。还有乙方的经营场地的补偿，一个幼儿园一个超市一次性补偿才8万元钱，现在光办一个幼儿园的证照也不下十万元钱。所以这份合同完完全全不符合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完全背离了合同法的精神，属于一份无效的合同。四、案涉合同即使成立也应属无效合同。确认合同的效力是合同纠纷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法官在审理案件中也需先对合同效力依法进行确认。案涉合同存在多处无效的情形，法官却视而不见，甚至帮当事人圆谎，说什么构成表见代理。对于案涉房产，沈建芬一个人无权进行处分；没有得到沈庆贤的授权，沈建芬无权代理沈庆贤签字，属于无权代理。而法官却无视事实，胡乱找理由说构成表见代理。有什么证据证明沈建芬是家庭主要成员，即使沈建芬是家庭主要成员，哪条法律规定，家庭主要成员可以代表其他人签字；哪条法律规定，家庭成员知道住宅拆迁的重大事项就是对沈建芬签字的认可。而且在沈建芬冒用沈庆贤的名义签字后，沈庆贤明确表示不同意，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沈建芬的母亲也表示不同意，还跟沈建芬吵架。以上足以表明，沈建芬的签字行为是无效的，原审法院认定为表见代理与事实严重不符。当时签约的时候，东站指挥部单单找沈建芬一个人去谈拆迁协议的事情，说明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并不是善意的，而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五、东站指挥部给被拆迁人的安置房至今没有造好，不仅严重违约，而且严重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多次下文，要求征地涉及拆迁农民住房的，必须先安置后拆迁。在签合同时东站指挥部没有提供安置，在东站指挥部的拆迁许可证颁发后五年多了，东站指挥部的安置房依然没有造好，所以东站指挥部在跟拆迁户签合同时连哄带骗。一个政府部门设立的事业单位竟然给老百姓空头支票，这已经不是违约行为，而是完完全全的诈骗行为、渎职行为。东站指挥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而一审法院对此重要问题却置之不理。六、东站指挥部承诺的解决幼儿园地址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案涉合同特别约定沈建芬新办幼儿园地址的落实事宜。但是东站指挥部现在却说这条跟他无关，如果跟东站指挥部无关为什么会约定在合同里？对于东站指挥部的不诚信行为，上诉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腾退房屋后东站指挥部连安置补偿款都不给上诉人。一审法官也站在东站指挥部一方，认为“落实幼儿园现已成为不必要”，完全丧失了法官的中立地位。七、沈建芬在被骗签字之前曾受到恐吓短信，曾有人到其家中进行恐吓威胁。沈建芬一审提交了短信光盘等证据证明。而法官却没有当庭播放光盘，就直接对此证据不予认可，而且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上诉人认为根据当时情形，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沈建芬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八、对于案涉房屋是否在东站指挥部的拆迁许可证范围之内，法院认定错误。东站指挥部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上诉人的房屋完完全全位于东站指挥部的拆迁许可证范围之内，最能证明此项内容的是征地红线，东站指挥部提供的拆迁许可证也明确说明“具体门牌号以征地红线为准”，而东站指挥部却拒绝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九、东站指挥部提供的拆迁许可证等证据为复印件，而且均已失效，法院却对其进行认可。东站指挥部提供的拆迁许可证、规划许可证等重要证据均为复印件，原件无法核实。而且东站指挥部提供的拆迁许可证早已于2010年12月9日失效，而且指挥部未提供许可证延期证明，所以指挥部已经没有了拆迁资格。一审法官却对这些无法核实和无效的证据进行了认可。东站指挥部持有证据原件却拒绝出示，根据证据规则，本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原审法官却千方百计为指挥部说话，对此证据进行认可。十、东站指挥部的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两年。无论是按合同签订日期2010年7月5日，还是按拆迁许可证的搬迁截止期限2008年10月9日，还是按拆迁期限截止日期2010年12月9日，东站指挥部在提起诉讼时均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东站指挥部在庭审时也明确表明对此没有反驳意见。而法官又一次超越职权代理东站指挥部说话，找出了《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随后陈述到“涉案房屋物权自2008年6月2日拆迁许可证发布生效时已转移到东站指挥部所有”。拆迁许可证是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还是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还是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一审判决还说合同约定“被拆迁房屋及其残值归东站指挥部所有”，同时在判决最后又引用《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既然知道不动产物权的设立等需要依法登记，为什么还认可合同的约定“被拆迁房屋及其残值归东站指挥部所有”。十一、一审判决自相矛盾。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孙桂娥因病去世，法院以沈阿龙、沈庆良、沈庆春、沈惠娟为“房屋共有人”孙桂娥继承人，也系案涉房屋权利人为由追加四人作为被告。一审法院又认定“案涉房屋物权自2008年6月2日拆迁许可证发布生效时即已转移到东站指挥部所有”。既然案涉房屋已经归指挥部所有，为什么又说孙桂娥为房屋共有人，孙桂娥继承人也为房屋权利人；既然说孙桂娥是房屋共有人，孙桂娥继承人也为房屋权利人，为什么又说房屋已经在2008年就已经转移到东站指挥部所有？综上，一审法院无视重要事实，错用证据规则，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东站指挥部答辩称：一、案涉房屋处于拆迁地块范围内，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拆迁申请表、房屋拆迁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件及其附图，行政裁定书（2009）杭江行初字第45号、（2013）浙杭行终字第122号、及其他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和行政裁定书已足以证明本案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不在（2008）第059号的拆迁房屋许可证范围内。二、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书合法有效，应依法履行。1、双方在2010年7月5日即拆迁许可证的有效时间范围内经双方许可签订了协议书，被上诉人是否提供许可证延期证明不影响被上诉人的拆迁资格以及合同效力，双方是在拆迁许可证有效期内签订的合同。2、安置协议书中对被拆迁房屋情况、过渡方式、及临时过渡费的计发、补充安置款以及补偿款项、安置人口及安置房屋等的约定符合拆迁法和合同法的规定范围内，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无效情形内。3、沈建芬声称案涉拆迁协议书是在人身受威胁的情况下代沈庆贤签订的，但沈建芬并无证据证明协议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短信、照片、光盘是在庭审时提供的，并没有整理文字材料，被上诉人在仔细观看后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受到严重人身威胁，并在第二次庭审时质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官直接对该证据驳回与事实不符。据此，上诉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签订协议的民事主体资格，签订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并未采取胁迫、威胁的手段逼迫上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当时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应履行协议书的约定。三、上诉人负有先履行义务，被上诉人不构成违约。首先依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支付补偿款的时间是上诉人搬迁完毕并将房屋腾空移交被上诉人之后，上诉人至今未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不具备领款条件，也无法进行安置。其次，协议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幼儿园临时过渡期限三个月，过渡期限社区和拆迁户共同落实拆迁幼儿园地址”。据此，落实幼儿园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以此为由拒绝腾退没有依据。即使有可能与被上诉人有关，那么幼儿园的落实也不影响上诉人依约履行腾空房屋。四、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首先被上诉人同意一审法院的意见。其次，因为上诉人负有先履行义务，但至今拒不腾空搬迁房屋，其违约行为延续至今，时效应以上诉人履行协议时起算，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履行协议。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一审对诉讼时效没有反驳意见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一审陈述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一直在持续中。上诉人提到被上诉人不履行幼儿园校址在先，才导致其不履行协议。暂且不论被上诉人是否违约在先，因为合同约定幼儿园校址是由上诉人和社区共同落实校址，从上诉人的这一意思可以看出，一是上诉人是认可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二是上诉人也愿意履行协议。沈建芬提供的材料显示其曾在2013年3月28日向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签订的协议书原件。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综上，诉讼时效不能成为上诉人拒绝履行协议的理由。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沈庆春、沈惠娟、沈阿龙、沈庆良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沈建芬系沈庆贤户的主要成员，涉案房屋内的幼儿园也由沈建芬经营，沈庆贤户对其家庭共有的房屋面临拆迁的重大事项应属知晓，沈庆贤在一审中亦陈述其知晓当天女儿沈建芬与拆迁方在协商的事实，二审中沈建芬陈述沈庆贤回来时，东站指挥部一方的经办人也仍在签约现场，故本院认为沈建芬有权代表沈庆贤户与拆迁方协商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协议对沈庆贤户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以协议仅有沈庆贤一人签名，且系沈建芬代签为由主张拆迁补偿协议未成立不生效，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协议显失公平，本院认为涉案房屋为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根据拆迁安置协议，该拆迁实行调产安置，对原房屋的补偿金额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办法》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进行评估后确定，安置房屋的购房款亦按成本价计算（安置面积每人55平方米，其中44平方米部分按910元／平方米结算，11平方米部分，小高层按2009元／平方米结算，高层按2182平方米结算），上诉人以杭州市商品房的价值来主张房屋补偿价格显失公平缺乏依据。根据农村建房用地审批表，沈庆贤户经审批获准建造的房屋为占地84平方米的三层楼房，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确定的房屋补偿面积达510.50平方米，亦不存在显失公平之处。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在建房审批时，未注明存在非住宅用房，其在使用过程中将原私有住宅改作非住宅用房的，仍作住宅用房处理，上诉人以其被拆迁房屋中开设有幼儿园、超市，但仅一次性补偿8万元为由，主张协议显失公平亦不能成立。沈建芬主张其系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签订协议缺乏有效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涉案房屋是否在拆迁许可证范围之内，本院认为东站指挥部就其主张已提交了拆迁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沈建芬主张其房屋不在拆迁许可证范围之内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关于安置房建设问题，上诉人主张东站指挥部至今未造好安置房，严重违约，且违反国务院的规定，本院认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过渡期24个月，过渡费按每人每月600元标准发放，过渡期超过24个月，按每人每月300元标准增发，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过渡期间的安置作出经济补偿，不存在违规问题。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存在先履行义务，其应先腾空房屋再领取过渡安置费、房屋补偿款等费用，上诉人以东站指挥部未及时建成安置房为由，拒绝腾房不能成立。东站指挥部如存在逾期安置问题，上诉人可根据合同向东站指挥部主张逾期过渡的违约责任。东站指挥部系在拆迁许可证有效期内与上诉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且东站指挥部现已取得新的拆迁许可证，上诉人以原拆迁许可证现已过期为由拒不腾房，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幼儿园地址落实问题，本院认为拆迁安置协议为合同外第三人（社区）设定了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第三人不履行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故如社区未履行该合同义务，仍应由东站指挥部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生效时发生效力，东站指挥部既取得了拆迁许可证又与被拆迁人达成了安置补偿协议，其要求上诉人腾房，该权利具物权属性，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在涉案合同签订后，原房屋共有人孙桂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可承继孙桂娥的合同权利，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故原审法院追加沈阿龙、沈庆良、沈庆春、沈惠娟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沈庆贤、沈建芬曾分别以特快专递形式向原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原审法院未与沈庆贤、沈建芬联系，并就是否立案给予回复不当，但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原审法院不宜作为本案审理机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上诉人沈庆贤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沈庆贤、叶贞仙、沈建妹、沈建芬、吕杨军、沈吕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余江中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