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尉民初字第460号
原告吴后堂，男，汉族，1970年8月28日出生，山东省单县人，个体。
委托代理人谷凤鸣，库尔勒市团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尉犁县利达节水灌溉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尉犁县利达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文宗，系该合作社理事长。
被告刘光磊，男，汉族，1969年6月25日出生，山东省单县人，无固定职业。
被告潘成森，男，汉族，1975年6月6日出生，山东省单县人，个体。
原告吴后堂诉被告尉犁县利达合作社、刘光磊、潘成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曾静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后堂及其代理人谷凤鸣，被告尉犁县利达节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陈文宗、被告刘光磊、潘成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2月22日，原告经秦绪峰介绍，秦绪峰的妹夫刘光磊在新疆库尔勒市有滴灌带厂需要塑料原料、货到就付款，让原告给被告新疆尉犁县孔雀农场二队节水滴灌农民专业合作社送塑料颗粒。2013年2月25日，由潘成森将原告库房的南京扬子7042新颗粒38吨、送往尉犁县孔雀农场。同年3月4日下午到达该专业合作社，两次共卸货32吨（少25公斤），价值354527元，但被告分文未付。原告多次上门追款，经多次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诸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尉犁县利达合作社支付原告货款354327元、支付欠款利息43404元（354327×0.5%×24个月，利率为同期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支付原告追款的住宿、交通费2950元。2、被告刘光磊作为买家介绍人，承担上述债务的连带责任；被告潘成森具体负责卸货，清楚案情，应承担陈述事实的责任。
被告尉犁县利达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辩称：我合作社并不是从原告处拿的货。2012年11月，经过秦绪峰的妹夫刘光磊介绍，我给秦绪峰转账38万元用于买颗粒。2013年2月份，刘光磊从内地给我合作社送来颗粒。我合作社并不欠原告的货款。若我合作社欠原告的货款，要么给钱，要么给打条子，两样都没有不符合常理。后潘成森找我，要求给其出具证明，证明其将货卸到了我合作社，遭到拒绝，因为货是刘光磊给我合作社送的，而不是潘成森送的。综上，此案与我合作社无关。
被告刘光磊辩称：本案所涉及的货是秦绪峰的，货到了我给被告合作社的陈文宗送过去；原告与秦绪峰一起来新疆，由我招待了秦绪峰、原告吴后堂吃饭，我才认识原告。2013年2月，我给被告利达合作社卸了两批货，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综上，本案与我无关，我不承担责任。
被告潘成森辩称：我是原告吴后堂的员工。2013年2月25日左右，原告吴后堂让我把库房的颗粒送到新疆尉犁县。我到尉犁县以后，原告吴后堂给我了刘光磊的电话，由刘光磊带着我去被告合作社卸货，当天卸了20吨，卸完货以后，刘光磊说第二天付货款；第二天我给刘光磊打电话，刘光磊说有事，我就没拿上货款。当时车上剩18吨货就卸到库尔勒阿瓦提农场。大约3月17日，刘光磊说合作社还缺货，又从合作社派车去阿瓦提农场拉了12吨货（缺25公斤），刘光磊说先装车，在库尔勒再转帐付款，后来也没有转款。我多次让刘光磊带我去找被告合作社要货款，刘光磊一再推脱没去。我按照原告的委托把货已经送到了，我不承担给付责任。
原告吴后堂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2013年2月7日单县裕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及该公司销售发货票。证明：原告于2013年2月7日在单县裕丰化工有限公司购买南京扬子7042线型颗粒38吨，价值40.09万元。
证据二、1、2013年2月28日《货运协议书》一份。2、2013年4月30日山东省嘉祥县仲山镇狼山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3、陈德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于2013年4月29日出具的《证明》。4、吕存礼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车证（复印件各一份）、吕存礼于2013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和4月29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登记在吕存礼名下的一辆半挂车，其车号为鲁某甲号、鲁某乙号（挂）；2013年2月28日，由车主吕存礼和另一名司机陈德义驾驶该车辆承运原告的38吨扬子7042颗粒，于2013年2月28日晚10点从山东单县起运，至3月4日到达新疆尉犁县，由被告刘光磊带着将货物运到尉犁县孔雀农场的利达节水灌溉农民专业合作社，卸下吨20吨货，剩下18吨货第二日卸在库尔勒市阿瓦提农场一库房里。
证据三、2013年8月23日潘成森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3年2月25日潘成森接到原告电话，原告让潘成森把库房内38吨南京扬子7042颗粒雇车送往新疆尉犁县孔雀农场，潘成森雇用吕存礼的半挂车即鲁某甲号、鲁某乙号（挂）车，司机为吕存礼和陈德义，潘成森带车及货物随车送货；2013年2月28日22时三人从山东单县出发，于3月4日17时到达尉犁县孔雀农场专业合作社，卸货20吨，剩余18吨，3月5日卸在库尔勒阿瓦提农场的库房；2013年3月17日，专业合作社用自己的车又从阿瓦提农场的库房拉走12吨南京扬子7042颗粒。原告到尉犁县专业合作社追货款时，其会计说“卸20吨货抵刘光磊2012年11月给合作社不合格的料钱，12吨货抵刘光磊的10万元借款”。
证据四、原告于2013年3月2日、3月29日、4月2日先后向被告利达合作社催款的电话录音（当庭播放光碟4份，2013年5月25日整理成书面材料）。证言主要内容：2011年11月，合作社给秦绪峰打款39万元，秦绪峰11月给合作社发来的颗粒是再生颗粒不合格不能用，我合作社让刘光磊发货，刘光磊的弟弟在我合作社是技术员，11月在合作社借了10万元；2013年3月4日，刘光磊送了20吨货不够抵账，送货前后几天（记不清、没计帐）刘光磊把废料拉走，几天后刘光磊又送来12吨货，现在刘光磊欠合作社的帐差不多抵完了，可能还差几万元。证明：2013年3月26日12时许，原告到尉犁县专业合作社追货款时，合作社的会计说，“刘光磊于2012年11月给我单位拉一车再生料，其价值39.5万元不能用，刘光磊于2012年11月4日借我单位10万元，将你们32吨7042货抵了刘光磊的帐……”。
证据五、2013年4月7日刘光磊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吴后堂的货款40万元整，被告利达合作社欠付35万元，若不属实回头找刘光磊。
证据六、交通费票据若干。证明：原告为向被告追款，2013年3月1日支出自库尔勒在乌鲁木齐至郑州飞机票款1660元，支出1298元，支出出租车费85元，支出住宿费220元，以上合计2936元。
针对以上证据，被告利达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质证意见：货款我转账给秦旭峰了，刘光磊的《证明》很清楚，秦绪峰和吴后堂的货款我已经给秦绪峰转账了，让我转给谁就转给谁；送货都是刘光磊，我没见过潘成森，也没有见过吴后堂，我都是与秦旭峰、刘光磊联系。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刘光磊质证意见：我对自己出具的证据无异议。我在发货前与原告不认识，我不清楚原告与秦绪峰之间的关系，货是我大舅哥给我发过来的。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我无关。被告潘成森质证意见：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七、证人吕存礼的当庭证言。证言主要内容：我从山东的配货站找货，配货站给我签的货运合同，潘成森带我装货、和我随车。在阿瓦提农场卸货也是潘成森带我去的，卸完货潘成森给我结的运费。被告利达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文宗质证意见：卸货地点是对的，时间记不清了，我不认识证人，卸货时我不在现场，货是否由证人拉来的不清楚。被告刘光磊质证意见：货是否由证人拉的我不清楚，时间记不清了，货的数量无异议。被告潘成森质证无异议。
证据八、2013年3月18日单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出具的《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证明：刘光磊与秦秀丽系夫妻关系。被告刘光磊质证意见：无异议，我们还是夫妻关系。
被告利达合作社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2012年11月2日尉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亨通信用社的业务客户回执（复印件）。2、2012年11月14日、2013年5月1日欠条两份（复印件）。证明：2012年11月2日，我从自己的账户给秦绪峰转款309500元，秦绪峰通过刘光磊给利达合作社拉的材料；当时价格便宜，1万元／吨；后来货到后，秦旭峰又涨价，刘光磊说我还欠秦绪峰的货款1万多元；刘光磊又从合作社滴灌带厂借了10万元现金，还拿了300卷滴灌带，刘光磊说用于抵秦绪峰的账，我和刘光磊还没算清帐，因为刘光磊的弟弟在我合作社滴灌带厂里当技术员，现在我还欠刘光磊的弟弟的工资还没算账。原告质证意见：陈文宗给秦旭峰转款与原告无关，被告刘光磊给陈文宗出具的欠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刘光磊质证意见：309500元货款陈文宗已经打给秦绪峰了，涨价的货款我也给秦绪峰支付了，我认可陈文宗的举证意见。被告潘成森质证意见：陈文宗给秦绪峰转的款不是给付我们的，我们的货当时还没到。
被告刘光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当庭通过电话免提功能与秦绪峰的通电话（秦绪峰电话号码1479969****，电话录音庭后已制作光碟1份）。证明：2013年给陈文宗的货是秦绪峰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1、被告刘光磊问秦绪峰：“2013年发过来的颗粒是不是你的颗粒，款收到没有，怎么发过来的，谁给你送的货？”2、秦绪峰答：“我是秦绪峰，是我的货，钱去年11月就收到了，货是我用钱买的，吴后堂或者他派人送的货，我和吴后堂一起去了新疆”。原告及被告潘成森质证不认可秦绪峰的证言。
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对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可，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全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被告刘光磊的弟弟在被告利达合作社滴灌带厂任技术员，秦绪峰系刘光磊之妻秦秀丽的哥哥。
2013年2月，原告吴后堂通过秦绪峰介绍，秦绪峰的妹夫刘光磊在新疆库尔勒需要颗粒。随后，吴后堂便让其员工被告潘成森从山东单县雇用了吕存礼的车辆，由潘成森随车押运了38吨7042线型塑料颗粒，自2月28日出发至3月4日到达尉犁县。刘光磊按照秦绪峰告知的车号、电话接到潘成森从山东单县随车发来的货，潘成森按照原告的指示与刘光磊联系。潘成森与刘光磊联系上以后，由刘光磊带领潘成森将其中20吨颗粒送货至位于尉犁县原孔雀农场二队的被告利达合作社。当日，被告利达合作社未付货款。3月17日，通过刘光磊由被告利达合作社拉运了原告存放在库尔勒阿瓦提农场库房的12吨颗粒（少25公斤）。
2013年3月，原告向被告利达合作社索要货款，利达合作社的会计称：2012年11月，被告利达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文宗给秦绪峰打款39万元，用于购买颗粒。同年11月，秦绪峰通过刘光磊给被告利达合作社送去的颗粒不合格，2013年3月4日和17日，刘光磊给被告利达合作社送的32吨颗粒，用于抵刘光磊送来的不合格的颗粒以及用来抵刘光磊借合作社的10万元的欠账了，刘光磊已将不合格的颗粒拉走。原告向被告利达合作社索要货款未果，又找刘光磊向其索要货款，刘光磊称将货款给秦绪峰了。2013年4月7日，被告刘光磊给原告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今证明秦绪峰、吴后堂料钱40万元整（肆拾万元）。其中徐严海付5万元，利达付35万元整（叁拾伍万元），如不属实回头找我。”
另查明，被告利达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文宗通过刘光磊介绍，向秦绪峰购买生产滴灌带的颗粒，并于2012年11月2日，陈文宗从尉犁县农村信用联社给秦绪峰的账户转账309500元。同年11月14日，刘光磊从陈文宗处借款10万元，刘光磊给陈文宗出具了欠据一份。2013年5月1日，刘光磊欠被告利达合作社的滴灌带厂的滴灌带300卷。
庭审中，原告称自己委托秦绪峰将货款收回。经刘光磊电话询问秦绪峰关于吴后堂拉来的货物的情况。秦绪峰答称，2013年3月刘光磊接到的吴后堂自己或派人拉来的货是秦绪峰自己买的，货款2012年11月就已收到了，自己和吴后堂曾一起去了新疆。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利达合作社主张支付货款，被告利达合作社不认可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亦未提供其与被告利达合作社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和债权凭证。因此，本案中，原告应承担其与被告利达合作社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担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虽然被告利达合作社认可2013年3月收到了约32吨颗粒的事实，但原告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利达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被告刘光磊的出具的《证明》，并非原告与被告利达合作社之间的债权凭证或债权确认书。原告称其委托秦绪峰收回出售颗粒的货款，但未提供书面证据，秦绪峰亦不认可货主为原告，原告此前又未与被告利达合作社发生过交易。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与被告利达合作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上述规定，即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与被告利达合作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原告向被告利达合作社主张债权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因原告对被告利达合作社的债权主张不成立，被告刘光磊对债务无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对原告要求介绍人刘光磊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庭审中要求潘成森承担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故对原告要求潘成森的承担给付责任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吴后堂对被告尉犁县利达节水灌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吴后堂对被告刘光磊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吴后堂对被告潘成森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减半收取3654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 静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马旭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