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07民终9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泽众种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新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迪，河南继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义波，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辰，甘肃刘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泽众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丰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702民初7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泽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迪，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泽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泽众公司不承担裕丰公司的制种损失及代购亲本款、检测费的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裕丰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裕丰公司为履行与泽众公司之间的合同实际支付制种款2473152元为裕丰公司损失错误。裕丰公司作为专门的制种企业，为履行合同支付种子款是其合理支出，属企业理应承担的成本。且武科种业公司起诉裕丰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兰法民三初字第004号民事判决并未确认红沙窝十一社种植的玉米品种为”吉祥1号”，既然裕丰公司的制种行为未被确认为侵权，那么裕丰公司完全可以将种植的玉米种子作为繁殖种子出卖，裕丰公司将无损失，反而收益会超过将种子出售给泽众公司的收益；2、裕丰公司将其种植的”吉祥1号”当做饲料以每公斤2.16元的价格全部转商处理给张掖市绿洲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错误，上诉人认为该转商处理行为并未实际发生，裕丰公司出售的玉米籽粒也非裕丰公司因履行涉案合同而生产的”吉祥1号”玉米种子；3、裕丰公司出售给绿洲公司的玉米籽粒抵顶股权转让款80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裕丰公司主张用805570元的玉米款抵销完颜强的股权转让欠款80万元不真实、不�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泽众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当。在泽众公司与裕丰公司签订《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前”吉祥1号”的品种权公告已在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网站发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裕丰公司作为多年专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的单位，明知”吉祥1号”受品种权保护，仍与泽众公司签订、履行《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及《补充协议》，其对侵害泽众公司及关联方权利的发生有根本过错，即使裕丰公司支付了费用，也是其自身过错造成的，不能视为其信赖利益的损失，故一审判决泽众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适用法律错误。
裕丰公司辩称，上诉人泽众公司也认可上诉人一旦开始履行双方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及补充协议，必然会产生生产成本�一审确认被上诉人支出制种款2473152元的事实确定无误。本案上诉人泽众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及补充协议，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需向上诉人交付委托代繁的玉米种子，当上诉人泽众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不按约回收”吉祥1号”玉米种子时，被上诉人无法向市场出售”吉祥1号”种子，且上诉人泽众公司委托种植的”吉祥1号”本属侵权品种，未经许可不得销售，这样被上诉人只能转商将种子做饲料低价处理，也只能以缔约过失责任为由向上诉人泽众公司主张损失赔偿。对上诉人泽众公司认为被上诉人已将繁育的种子进行了销售，其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事实上本案涉案的侵权种子被上诉人进行了转商处理，对于转商处理的经过和过程，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被上�人的转商行为已经履行完毕并确认转商款项为805570元的事实。对于责任的分配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明知没有得到”吉祥1号”品种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提出非法要约，要求被上诉人缔结合同种植”吉祥1号”，其主观恶性更大，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裕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原审被告泽众公司因过错导致合同无效向原审原告赔偿制种损失833791元，赔偿代购亲本款83832.20元，检测费5000元，合计922623.20元；2、要求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经审理查明：”吉祥1号”是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所2007年6月11日向农业部提出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2011年1月1日获得授权，品种权号为：CNA20070293.9，共同品种权人为黄文龙，并于2011年1月1日公告于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网站。2010年12月10日、2011年12月9日，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缴纳了该品种权保护年费。2011年7月7日，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作为委托人向被委托人武威市武科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武威市武科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内对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经营”吉祥1号”的各种侵权行为单独提起以武科种业公司名义实施包括举报、调查取证、诉讼和非诉等在内的各种维权活动，授权期限自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2012年12月9日，黄文龙与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达成转让协议，将共同共有的”吉祥1号”的品种权变更为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一家所有。
2011年4月7日，裕丰公司与河南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大公司）签订《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同》，约定裕丰公司为超大公司生产”吉祥1号”玉米种子1000亩，合同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中，约定超大公司必须确保预约生产品种和亲本的合法生产、经营权，由此给裕丰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法律后果，均有超大公司承担。播种前，超大公司应向裕丰公司提交预约生产品种审定证书、生产授权书等有效证件，以便裕丰公司向有关管理机构申办许可手续。裕丰公司落实种植基地，安排生产种子，保证所生产的种子数量、质量达到合同约定，并在收到超大公司支付的货款后，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将种子发运给超大公司，否则，应由裕丰公司承担由此给超大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约定超大公司委派人员有权对田间生产进行全程监督、指导、检查，监督裕丰公司生产、加工和发运玉米种子，并有权对委托生产的亲本名称进行保密，不告知裕丰公司。
2011年4月9日，裕丰公司与甘州区三闸镇红沙窝村民委员会签订《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及《三闸镇红沙窝村玉米制种附加协议》，约定红沙窝村2000亩的耕地均为裕丰公司玉米制种生产基地，玉米亲本种子每公斤12元，产值不低于2200元／亩，对红沙窝村生产的合格种子，裕丰公司必须于2011年12月20日全部兑清种子款。后裕丰公司与甘州区三闸镇红沙窝村民委员会确认了种植面积，其中”裕丰3号”1124.16亩，”裕丰6号”530.62亩、”裕丰7号”981.25亩，共计落实面积2636.03亩。2011年3月30日、4月18日，超大公司先后两次向裕丰公司支付玉米种子预付款322170元，给裕丰公司提供授权书一份，载明：2010年10月23日，黄文龙作为”吉祥1号”玉米新品种权的品种权人�根据2010年10月18日，黄文龙与超大公司签订的《吉祥1号杂交种总经销协议》的有关条款规定，授权超大公司全权负责”吉祥1号”的生产、经营等事宜。2011年4月19日，超大公司给裕丰公司出具授权书一份，授权裕丰公司生产杂交玉米品种”吉祥1号””泰玉七号”。2012年1月10日，裕丰公司与红沙窝村委会进行了结算，确认制种面积共2636.03亩，亩保产值2200元／亩，制种款应付5799266元，其他费用应付40000元，合计5839266元，实际付款总计5839266元，红沙窝村委会给裕丰公司出具结算清单一份。2013年5月22日，超大公司以”吉祥1号”种子已获品种权保护，在未获取品种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双方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因侵权而无效不再履行为由，向甘州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裕丰公司返还超大�司玉米种子预付款322170元并支付利息。2013年7月3日，裕丰公司以合同已实际履行，已组织生产”吉祥1号”杂交玉米种子1124.16亩，为超大公司生产”吉祥1号”玉米种子372950公斤，因侵权赔偿品种权人损失30余万元及生产的”吉祥1号”玉米种子转商处理，共造成经济损失1893244元为由，提起反诉，后又以证据不充分为由申请撤回了反诉。
2013年3月17日，裕丰公司与张掖市绿洲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签订买卖协议一份，约定裕丰公司向绿洲公司出售转商玉米籽粒共计372950公斤，每公斤2.16元，共计805570元，用途只能做饲料使用。2017年3月24日，绿洲公司给裕丰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双方的买卖协议已按约定履行完毕。
另查明，2016年5月13日，经裕丰公司委托代理人完颜强申请，张掖市忠信公证处指派公证员来鹏、阮卫东前往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将2011年9月22日该公证处工作人员在甘州区三闸镇红沙窝村十一社种植户王占忠制种地的玉米种子取样封存，送交该中心进行品种真实性鉴定，该中心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了检测报告，载明送检样品包装完好，包装袋正面、背面加盖甘肃省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公章，无异状。待测样品条码号为：YA4776，对照样品条码号为：BGG2668，对照样品名称：吉祥1号，检测结果为：极近似或相同。
再查明，2013年10月24日，经河南超大现代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由郑州市工商局核准变更，该公司变更为河南泽众种业有限公司。
还查明，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郑泽新，2010年6月29日，完颜强与郑泽新、郑东新签订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转让协议书，将该公司所有�质证书、有形资产及无形资产以850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完颜强，2011年1月21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将转让款由850万元增加至930万元。2010年7月29日、2010年12月21日、2011年1月20日，郑东新分别给完颜强出具股权转让款150万元、450万元、250万元的收条三张，合计金额850万元。2011年2月22日，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郑泽新变更为完颜强。2011年12月，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又整体收购了裕丰公司，并于2011年12月29日，将法定代表人由完颜强变更为王义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原、被告于2011年4月7日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及2011年8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裕丰公司是否履行。根据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于2016年5月3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待测样品系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工作人员于2011年9月22日在甘州区三闸镇红沙窝村十一社种植户王占忠制种地取样封存，于2016年5月13日送往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该检测中心就张掖市忠信公证处保全取得的玉米种子样品与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藏中心的”吉祥1号”繁殖材料进行比对，结论为极近似或相同。在检测报告认定被诉侵权品种与”吉祥1号”极近似或相同的基础上，可以认定裕丰公司种植的”裕丰3号”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成立。另外，根据原告提供的”裕丰3号”作业指导书，双方对”裕丰3号”制种的技术要点、田间管理、注意事项等均作了明确约定，在批准栏中书写有：”同意实施。河南超大，窦明霞，2011年4月16日”字样。在庭审中，被告陈述窦明霞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对其书写的全部内容及签名均无异议。且自始至终，原、被告仅签订过一份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及补充协议，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由于双方仅有一份生产协议，2011年4月16日，窦明霞作为泽众公司代表在该指导书上签注同意实施的意见，应认定为是履行原、被告之间的种子生产协议。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也是吻合的。根据原告提供的部分制种田隔离不达标的处理意见，明确记载”通过公司生产技术人员实地考察，发现红沙窝村五社、八社的部分制种田隔离不达标”，并附有具体的隔离区及农户姓名。泽众公司在处理意见上加盖了公章。能够证明裕丰公司在实施种植过程中，泽众公司就其存在的问题给予了监督、指导，同时也证明了裕丰公司实际履行了双方签订的生产协议。另外，虽然原、被告约定生产的”吉祥1号”与裕丰公司在红沙窝村种植的”裕丰3号”名称不同，但是根据原、被告之间的协议，泽众公司有权对其委托生产的亲本名称进行保密，不告知裕丰公司。综上，对被告提出的”裕丰3号”与原、被告合同约定的”吉祥1号”无关，原告未实际履行合同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本案双方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是原告公司的实际损失数额以及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应如何分配。根据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以及付款明细，能够证明自2011年4月12日至2012年1月11日，原告公司以转账、现金、农药等方式陆续支付红沙窝村制种款5839266元，该款项中包含了”裕丰3号””裕丰6号”及”裕丰7号”的全部制种费用，均是以2200元／亩计算的，每份借款单、借条、收款收据上均盖有红沙窝村委会的公章，该村在裕丰公司付清了全部制种款后也给原告出具了结算清单，由于”裕丰3号”实际上就是”吉祥1号”，所以原告为履行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实际支付的制种款为1124.16亩×2200元／亩＝2473152元。在庭审中，裕丰公司陈述已将种植的”吉祥1号”当做饲料以每公斤2.16元的价格全部转商处理给了绿洲公司，价款为805570元，但其仅提供了双方的买卖协议，没有举证证明该份买卖协议是否已经履行，庭后原告又向法庭补充提供了绿洲公司出具给裕丰公司的证明一份、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郑东新出具给完颜强的收条三张、裕丰公司及绿洲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根据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能够证明完颜强在收购裕丰公司之时，只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50元，尚欠80万元一直未付，而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泽新，经营的绿洲公司是一家以养殖业为主的盈利性企业，与裕丰公司协议以玉米籽粒抵顶股权转让款80万元，符合商业交易习惯，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裕丰公司实际损失应为1673152元。
关于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二）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以及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被告�立合同时，泽众公司在明知其未获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与裕丰公司签订种子生产协议，应对合同无效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裕丰公司在将玉米种子转商处理后，仍有1673152元的经济损失未弥补，根据《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八条（五）项及第十一条（五）项之规定，生产经营的品种应当通过审定，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申请领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交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应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复印件及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同时，原、被告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也约定，播种前，泽众公司应向裕丰公司提交预约生产品种审定证书、生产授权书等有效证件，以便裕丰公司向有关管理机构申办许可手续。但是泽众公司仅向裕丰公司提供一�授权书，载明：2010年10月23日，黄文龙作为”吉祥1号”玉米新品种的品种权人，根据2010年10月18日黄文龙与泽众公司签订的《吉祥1号杂交种总经销协议》的有关条款，授权泽众公司全权负责”吉祥1号”的生产、经营等事宜。但是该授权书本身系复印件，且2010年10月23日，黄文龙还不是”吉祥1号”的品种权人，直到2011年1月1日，黄文龙才与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共同获得”吉祥1号”的植物新品种权，并于2011年1月1日公告于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网站，然而裕丰公司作为多年专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的单位，应当知道生产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种子，需要具备的条件和程序，却从未要求泽众公司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甚至只需要登录该网站，就可以查询”吉祥1号”的授权公�内容，但裕丰公司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本院综合考虑裕丰公司实施侵权行为的情节、性质，当年”吉祥1号”合理的市场利润，侵权面积和侵权后果，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裕丰公司应自担70%的责任即1171206元（1673152元×70%）。同时，泽众公司在明知其未获得品种权人授权的情况下，隐瞒事实委托裕丰公司为其制种，对损害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501946元（1673152元×30%）。
关于原告主张的代购亲本款83832.20元及检测费5000元，根据2011年7月31日，裕丰公司给超大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河南超大公司亲本，具体情况如下”吉祥1号”父本741.50公斤，单价14元／公斤，母本4590.70公斤，单价16元／公斤，合计5332.20公斤，结算价为83832.20元”同时备注”吉祥1号”父本和母本为裕丰公司为超大公司代购，以上费用为代购亲本的直接费用，在年底结算时由超大公司一次性支付给裕丰公司，裕丰公司及泽众公司均在该收条上加盖了公章，泽众公司代表窦明霞在收条上签字确认。以上证据能够证明”吉祥1号”玉米亲本种子系裕丰公司替泽众公司代购，理应由被告赔偿给原告，但根据2011年5月20日，红沙窝村委会的亲本预借单，载明”裕丰3号”父本为722公斤，母本为4590.70公斤，玉米亲本种子价格为每公斤12元，故裕丰公司为泽众公司代购亲本款的实际损失为63752.40元（722公斤×12元＋4590.70×12元）。关于检测费，原告提供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中心出具的金额为5000元的发票一张，系裕丰公司为了证明”裕丰3号”与”吉祥1号”的同一性所必然产生的花费，系原告的间接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一款（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款（五）项、第十一条一款（五）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泽众种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制种损失501946元；二、被告河南泽众种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代购玉米种子亲本款63752.40元；检测费5000元。上述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3026元，由原告张掖市裕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976元，由被告河南泽众种业有限公司负担8050元。被告负担的8050元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本院依职权于2017年11月22日对原裕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完颜强、副经理蒋发增、基地负责人左建平进行调查，三人证明2011年受河南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委托在甘州区三闸镇红沙窝村种植”吉祥1号”，为保护客户，将”吉祥1号”编号为”裕丰3号”进行种植，共计种植面积1100多亩。后因种子涉嫌侵权，河南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拒绝收购，上诉人裕丰公司将生产的种子全部进行转商处理。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订立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4月7日签订《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裕丰公司为上诉人生产”吉祥1号”玉米种子1000亩。同年八月双方又签订《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补充协议》，对”吉祥1号”玉米杂交种单价、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在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同上诉人签订预约生产合同后，上诉人泽众公司委托被上诉人裕丰公司代购种植”吉祥1号”杂交种的父、母本，遂后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即组织落实制种面积，并于2011年4月9日同甘州区三闸镇红沙窝村民委员会签订《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及《三闸镇红沙窝村玉米制种附加协议》，其中约定种植”裕丰3号”玉米杂交种1124.16亩。同年7月31日双方对被上诉人裕丰公司代购的”吉祥1号”亲本的数量、价格等进行了确认并制作《收条》，由双方公司代表签字并盖公司印章。2011年9月22日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工作人员在甘州区三闸镇红沙窝村十一社种植户王占忠的玉米制种地内进行公证取样，后将提取的玉米样品送交鉴定，经鉴定裕丰公司所生产的”裕丰3号”玉米杂交种与”吉祥1号”相同或极近似。同时，二审中本院工作人员向原裕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完颜强、副经理蒋发增及基地负责人左建平进行调查，三人均陈述2011年受上诉人委托在红沙窝村种植”吉祥1号”，面积为1100亩，后因上诉人拒绝接受种子，对生产种子做转商处理。综上述，足以证明2011年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受上诉人委托代繁杂交玉米种”吉祥1号”，生产面积为1124.16亩。对所生产的”吉祥1号”玉米种子，收获后因上诉人河南泽众公司并未进行收购，且因该批种子涉嫌侵权，也无法进行销售。对此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2013年3月17日同张掖市绿洲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买卖协议及2017年3月24日该公司出具给裕丰公司的证明，证明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将所生产的种子全部进行转商处理，货款共计805570元。上诉人泽众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并未对生产的种子进行转商处理且已将生产的种子在市场上进行了销售，但对其主张仅是主观推测，并无证据证明，对此不予认定。对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损失计算及责任分配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与红沙窝村委会之间的结算清单等证据，结合其与红沙窝村委会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及《三闸镇红沙窝村玉米制种附加协议》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已实际履行了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预�生产合同》，并以每亩2200元的价格向村委会支付了种子款，共计支付种子款2473152元（1124.16亩×2200元/亩），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将生产的种子经转商处理后获取805570元价款，现尚有1673152元的损失。对此损失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已被确认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根据合同双方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上诉人泽众公司明知其未经”吉祥1号”品种权人许可，仍以商业目的委托他人生产”吉祥1号”玉米种子繁殖材料,其对损失的造成具有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被上诉人裕丰公司作为从事多年制种生产的企业，其对种子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要履行的操作规范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尽责任相较一�人员应更具专业性，对损害结果的预见性及可避免性也应更高，但在实际接受委托制种过程中，被上诉人裕丰公司并未对泽众公司提交的相关委托材料进行审查，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导致合同无效亦具有过错，一审判决由其自担70%责任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26元，由上诉人河南泽众种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力珍
审判员 安凤梅
审判员 胡宏睿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尹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