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民终13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福航，男，195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思超，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鸿章，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保忠，男，196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玄，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福航因与被上诉人刘保忠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7）鲁72民初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福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思超、被上诉人刘保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福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保忠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工资标准应由主张权利的船员一方举证，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刘福航不当。刘福航已按约定付清了2014年的工资21万元，2015年刘保忠在船期间的毛收入不足500万元，按照4%计算，其工资也低于刘福航实际支付的21元。
刘保忠辩称，一审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刘保忠2014年的工资应为30万元，刘福航实际支付了21万元。从信访处理意见书中可知2015年刘福航的毛收入为700多万元，一审法院以此为基数计算刘保忠该年度的收入是合理的。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刘保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刘福航立即支付工资23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刘保忠经邱建平、崔贤良介绍成为刘福航经营渔船头船船长，船名号为“鲁荣渔58937”。2014年年底结算工资时，刘福航共给付刘保忠工资21万元。
2015年11月27日，刘保忠带领“鲁荣渔58937/58938”对渔船进入韩国海域捕捞作业时，刘保忠、“鲁荣渔58938”号渔船及该船船长王某均被韩国有关主管机关扣留。刘福航支付了罚款后，刘保忠、“鲁荣渔58938”号渔船及该船船长王某被释放。2015年12月8日，刘福航与刘保忠解除雇佣关系。2015年，刘福航共支付刘保忠工资21万元。
2016年1月20日，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出具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处理意见处写明：经查鲁荣渔58937渔船登记船主为宁津街道马家寨村刘福航，身份证号，联系电话，133××××5199，船主承认刘保忠干头船船长，2015年支付工资21万元。船长认为2015年12月8日船东辞退其时并未告知，且2015年支付的21万元包括2014年所欠工资9万元，2015年工资并未完全支付。船长称2014年工资按毛收入的3%支付，2015年工资按毛收入的4%-5%支付，船主称其2015年毛收入700多万元，已支付的21万元足够工资。另外船长称其《船长证书》在船主手中。经过街道办事处协调，双方未达成协议，建议法庭诉讼，依法维权。
诉讼中，刘福航与刘保忠均主张双方协商工资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双方亦未就刘保忠工资报酬的约定、“鲁荣渔58937/58938”对渔船2014年度、2015年度的毛收入、以及2015年被告支付的21万元中是否包括2014年的工资9万元提供证据。
证人王某出庭证实，其自2015年开始担任刘福航经营的跟船“鲁荣渔58398”号渔船船长，刘保忠担任头船“鲁荣渔58397”号渔船船长。因为中国海域鱼少，渔船就到韩国海域捕捞。2015年11月，“鲁荣渔58937/58938”对渔船与其他渔船在韩国海域捕捞时被韩国有关机关扣留，刘福航支付罚款后回国。2015年12月，刘福航与刘保忠及王某解除雇佣关系。因为渔船回港卸货时，王某负责计数，王某离船时，渔船的毛收入估计700万-800万左右。王某对双方工资的约定以及支付情况不清楚，其他渔船的头船船长是效益工资，按照毛收入的4%-5%计算。
证人郭某出庭证实，其与刘保忠经常一起出海作业已经五六年了。二人均是960马力双托渔船的头船船长。2015年960马力渔船头船船长的工资一般没有固定工资，凭老板定，其工资是按照对船毛收入的5%计算。2015年刘福航组织七家渔船联保一起到韩国海域进行捕捞，刘福航是队长。如果有渔船被抓就共同分担损失。刘福航的渔船被抓时，郭某带领的对渔船毛收入900万左右。2015年年底，听刘保忠说，两年刘福航共给30万元左右，拖欠刘保忠工资，具体欠多少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自2014年至2015年12月8日，刘保忠经刘福航雇佣成为“鲁荣渔58397”号渔船船长，刘保忠向刘福航提供了劳务，双方形成了船员劳务合同关系。刘福航作为雇主具有管理船员的权利，有能力证实刘保忠工资数额，负有提供证据证明船员工资数额的义务。刘保忠主张2014年应当按照毛收入3%计算报酬，最终商定2014年工资为30万元，2015年的工资亦应当按照毛收入计算报酬。刘福航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2015年刘保忠的工资均为21万元，亦没有就渔船的毛收入提供证据，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保忠上述主张成立。证人郭某证实其工资按照毛收入的5%计算，但是，其工资标准不能是刘福航、刘保忠之间的约定。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处理刘保忠工资信访时，刘保忠主张2015年工资按照毛收入4%-5%，一审法院按照对船毛收入4%计算。证人王某证实，依据其记录的卸货数据，刘保忠终止雇佣关系时2015年“鲁荣渔58397/58398”号渔船毛收入为700万-800万元，刘福航主张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处理刘保忠信访时陈述2015年对船毛收入700多万元是指2015年全年的毛收入，刘保忠2015年担任船长期间的毛收入为400万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刘福航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因此，依据对船毛收入700万元计算刘保忠2015年工资数额为28万元。刘福航共给付刘保忠工资42万元，应当予以扣减，刘福航拖欠刘保忠工资16万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福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刘保忠工资16万元。二、驳回刘保忠对刘福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福航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元，减半收取2375元，刘保忠负担723元，刘福航负担1652元。
本院审理查明：二审中，刘福航提交了2014、2015年度渔船毛收入的单据一宗，证明该两个年度其所属渔船的毛收入。刘保忠对刘福航提供的单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刘福航提供的单据无法证明来源及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但刘福航认可的2014年、2015年的渔货毛收入数额属于自认，应予采信。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刘保忠工资标准的确定。刘保忠作为船员主张刘福航拖欠工资，其应当举证证明工资总额，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2014年度的工资，刘福航认可最初其与刘保忠商定按当年渔货毛收入的3%计算，但主张之后双方协商定为年工资21万元。本院认为，2014年度的工资按渔货毛收入的3%计算是刘福航与刘保忠协商达成的合意，合法有效；刘福航主张变更为年工资21万元，刘保忠不予认可，刘福航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工资变更的事实，因此，2014年度的工资应按当年渔货毛收入的3%计算。2014年度渔货毛收入刘福航认可为9406780元，刘保忠主张大约为1000万元，但刘保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应以刘福航认可的数额进行计算，即刘保忠2014年度工资应为9406780×3%=282203.4元。关于2015年度的工资，刘福航与刘保忠均认可按渔货毛收入的4%计算，对此本院予以确认。2015年刘保忠在船期间的渔货毛收入，虽然在信访处理意见书载明刘福航称其2015年毛收入为700多万元，但该处应指2015年全年的毛收入，刘保忠当年仅工作到12月8号，其工资不能以全年的毛收入计算。刘福航认可2015年刘保忠在船期间渔货毛收入为5164961元，刘保忠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船期间渔船的毛收入超过刘福航自认的数额，因此，2015年渔船的毛收入应以刘福航自认的数额作为计算依据，故刘保忠该年度的工资应为5164961×4%=206598.44元。综上，刘保忠2014、2015年度应得工资合计应为488801.84元，刘福航已支付42万元，尚欠工资数额为68801.84元。刘福航主张计算工资基数中应扣除在韩国的罚款，其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福航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青岛海事法院（2017）鲁72民初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青岛海事法院（2017）鲁72民初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福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保忠工资68801.84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刘福航负担1400元，由刘保忠负担2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宫恩全
审判员 赵 童
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