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4民终19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柴伟良，男，195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立新、姜小明，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传伦，男，198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威，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明、杨莉丰，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柴伟良因与被上诉人李传伦、曾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1民初3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柴伟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柴伟良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受理费、保全费等由李传伦、曾威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在证据认定方面明显偏袒李传伦、曾威，避重就轻，剥夺柴伟良依法对关键证据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的权利，导致事实认定失实。1.一审在认定事实方面遗漏重大事实，对柴伟良提供的2013年3月19日由柴伟良和曾威达成的《协议书》视而不见，简单片面地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不予确认，剥夺了柴伟良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的权利。该《协议书》系柴伟良和曾威于2013年3月19日对前期债权债务的总结算，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载明：“甲方（柴伟良）还欠乙方（曾威）人民币肆佰柒拾壹万肆仟伍佰元整”。其中，对2011年公证书中确认的516.5万元和柴伟良的多处房产均作了明确的处理约定。该《协议书》达成之后，柴伟良在约定的时间内均按照约定将欠款471.45万元全部归还，相关房产也全部过户给了曾威，已全部履行了该《协议书》的义务。但曾威对此却予以否认。柴伟良当庭提交了申请书，要求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仅仅以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不能牵扯到民间借贷为由驳回柴伟良要求对关键证据进行鉴定的权利。实际上，本案不能脱离柴伟良和曾威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将本案不当得利纠纷的问题和疑点全部湮没在民间借贷纠纷之中，明显偏向对方当事人。2.一审采信2013年10月21日《保证承诺书》错误。该《保证承诺书》实际上是在柴伟良于2013年8月28日还清上述471.45万元欠款的最后一笔200万后，曾威以应对案外人周松林为由要求柴伟良帮忙应付而形成的。柴伟良虽无直接证据证明该《保证承诺书》系曾威采取欺骗手段获取，但至少有两处可以反映该《保证承诺书》的实质虚假性：一是该《保证承诺书》的形成先由曾威手写好再交由柴伟良抄写，后因周松林看不清而改由曾威找人打印，此三份《保证承诺书》可以反映事情的脉络；二是该《保证承诺书》中所谓确认的债权806.5万元，曾威称该806.5万元的具体构成为：2011年《公证书》中确认的516.5万元、2012年6月13日的借款50万元、2012年6月4日的借款76万元、余额164万元系签署借款的利息。但该《保证承诺书》的内容以及曾威的上述陈述与2013年3月19日双方形成的《协议书》及柴伟良的实际履行义务行为存在明显矛盾。由于2013年3月19日的《协议书》中双方对2011年《公证书》中确认的“516.5万元”作出了明确的折抵处理，故该“516.5万元”已不存在。所谓的2012年6月13日的借款50万元和2012年6月4日的借款76万元，更是早已处理完毕，该两笔款项在2013年3月19日的《协议书》中都没有提及。故曾威提供的《保证承诺书》是一份内容虚假的证据。通过上述分析，曾威通过欺骗和威逼手段套取柴伟良的钱财，涉嫌“套路贷”犯罪。一审法院却对诸如《保证承诺书》、曾威陈述等予以采信，而对柴伟良提供的证据和申请却直接或变相否定，显失公正。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柴伟良与李传伦素不相识，从未发生过借贷往来，常人更不可能随便将大额的银行卡交给他人取款。本案中，柴伟良与曾威款项往来较多，柴伟良只将银行卡交给曾威，后由曾威指示其他人包括本案的李传伦去取款或者转账。故李传伦实际上是受曾威指示将银行卡上的100万元转到曾威账户上的。曾威系该100万元的实际受益人，应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2014年调解案件结束后，柴伟良从未放弃向曾威追讨，这种追讨包括：柴伟良于2014年12月在执行案件中提出异议，要求重新核算款项往来；多次通过来访、信件等方式向一审法院反映情况；2015年向一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等等。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保障柴伟良的基本诉讼权利，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裁判，对涉嫌范围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庭审中，柴伟良补充意见：在本案及嘉兴中院和海宁法院的其他案件中，柴伟良与曾威于2011年在公证下签订过一份的协议，其载明的借款款项为516万元，在2011年至2013年3月19日，柴伟良为上述516万元已向曾威还款近1000万元。2013年3月19日，曾威与柴伟良协议，由柴伟良归还曾威417万元，同时约定商铺的抵押权应注销，5个月内不需要支付利息。后曾威向柴伟良要求还款，由于柴伟良资金紧张，曾威便介绍案外人借款给柴伟良，再由柴伟良向曾威还款，实际上上述417万元款项已还清。再后在2013年10月，曾威与柴伟良之间又冒出了一个还款承诺书，要求柴伟良向曾威还款806万元，实际上把之前的516万元也涵盖进去。曾威在2014年凭借该承诺书向海宁法院起诉，才导致调解书及调解书执行问题的出现。上述事实已经明晰，柴伟良为516万元款项，已经归还了3000万元，对柴伟良显失公平，请求查明相关事实。李传伦辩称，案涉100万元是李传伦和柴伟良之间个人借款的归还，李传伦并未参与柴伟良与曾威之间的借款。对于曾威与柴伟良之间的纠纷，该两人在一审法院经过多次诉讼调解，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两人的借款已经理清。至于柴伟良陈述的仅借款516万元却还了3000万元，差距甚大，请求查明事实。曾威辩称，曾威与柴伟良之间的借款，通过转账方式就有1600多万。曾威与柴伟良的民间借贷纠纷在2013年进行了对账，海宁法院调解按照600多万计算，执行中付了70多万，后柴伟良付不出又起诉。本案是柴伟良与李传伦的借款，柴伟良还李传伦借款时，曾威也在场，柴伟良与曾威之间的纠纷与其无关。曾威与柴伟良的纠纷在2014年已经调解执行了，该100万元与曾威无关。柴伟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传伦、曾威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100万元并赔偿其自2013年1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7年4月21日止的利息为10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1日，柴伟良、孙县、曾威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载明：柴伟良向孙县借款100万元，月息三分，在2013年2月20日前归还等，曾威为柴伟良的该借款提供了担保。在《借款协议》的右上角写有“本协议作废，债务全清，孙县，2015.5.28”字样。2013年1月21日，李传伦从柴伟良银行卡中分两次转走60万元、40万元。李传伦又将100万元转给了曾威。2014年7月21日，曾威从银行转给李传伦150万元。2013年10月21日，柴伟良出具保证承诺书，载明：本人柴伟良向曾威借款一事，双方于2013年10月21日对账一致，认定借款金额806.5万元……，该承诺书还约定了还款计划和借款利息的计算。2014年9月4日，曾威以柴伟良、黄萍未归还前述承诺书中载明的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0月20日，一审法院以（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书对该案调解结案。该调解书载明：柴伟良、黄萍应归还曾威借款516.5万元及利息83.5万元。2015年1月4日，柴伟良、黄萍不服（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书，认为该调解书未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对证据未进行质证，违反法定程序，保证承诺书是曾威通过欺骗手段所得，故申请再审。2015年1月29日，一审法院以（2015）嘉海民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柴伟良、黄萍的再审申请。再审申请被驳回后，柴伟良仍对其与曾威之间的民间借贷及与徐国良、吴祖龙之间的民间借贷多次进行了信访。柴伟良自认，在（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和（2015）嘉海民申字第1号案件中，其均提交了李传伦从其银行账户中转走100万元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其一、柴伟良并无证据证明李传伦、曾威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或共同骗取其款项的情形，李传伦、曾威亦未认可，故柴伟良主张的李传伦、曾威存在共同故意的事实无法得以确认；其二、如果李传伦转走的100万元是柴伟良用于归还曾威的民间借贷，那么李传伦转走100万元的事实发生于2013年1月21日，而柴伟良与曾威之间就民间借贷对账的《保证承诺书》形成于2013年10月21日，即转款时间在先，对账时间在后，该款应在其后形成的《保证承诺书》中予以了计算；且柴伟良与曾威之间的民间借贷已经在2014年10月20日的（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书中进行了处理；其三、李传伦未能提供其借给柴伟良款项的书面证据，如果李传伦转走柴伟良的100万元确实是不当得利，该事实发生于2013年1月21日，即使在构成不当得利的当时，柴伟良对此并不知情，但其在（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案件中，已经提供了李传伦转走100万元的银行凭证，可以认定其最迟于2014年10月20日（调解书落款日期）时已明知，柴伟良于2017年5月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2015年1月29日，在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柴伟良对（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民事调解书的再审申请后，如果柴伟良还是认为李传伦转走的100万元并未计入曾威民间借贷款项的，应及时对李传伦行使相关权利，但至柴伟良提起本案诉讼时，也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只能及于不当得利人本人，柴伟良虽对其与曾威之间的民间借贷存在不断信访的情形，但于李传伦而言，柴伟良在明知款项被李传伦转走至柴伟良对李传伦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二年，故李传伦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综上所述，对柴伟良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柴伟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60元，减半收取114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480元，由柴伟良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柴伟良主张曾威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其中“一方获得利益”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必要条件。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柴伟良针对曾威的请求是否成立，首先涉及曾威是否取得案涉100万元款项利益的判断。经查，案涉100万元款项是李传伦于2013年1月21日从柴伟良银行卡中分两次转入自己银行账户的60万元和40万元，该事实有两张银行转账凭条为证。对于上述100万元款项的性质，柴伟良主张系归还曾威的借款，李传伦仅是代曾威取款；曾威及李传伦则主张系柴伟良归还李传伦的借款。对此，根据举证规则，柴伟良应对其主张的案涉100万元系归还曾威借款的事实负举证证明责任，但柴伟良并未对其主张进行充分举证，不足以反驳两张银行转账凭证所能证明的案涉100万元由李传伦取得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柴伟良主张由曾威返还案涉100万元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柴伟良主张李传伦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柴伟良已于2014年10月8日知道案涉100万元被李传伦取得的事实，且根据柴伟良本案陈述，柴伟良在（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案件中已提供过上述两张银行转账凭条，要求曾威抵扣相应债务，但曾威并不认可，在此情况下，柴伟良如主张李传伦构成不当得利，最晚应于（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案件调解结案后的二年内，及时向李传伦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但（2014）嘉海商初字第1257号案件已于2014年10月20日（调解书落款日期）结案，而柴伟良于2017年5月4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同时，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所指向的对象应为实际受益人，虽柴伟良对其与曾威之间民间借贷问题不断进行信访，但并未针对取得人李传伦提出，不发生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因此，即使李传伦构成不当得利，柴伟良的返还请求权也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一审驳回柴伟良对李传伦的诉讼请求正确。另外，柴伟良上诉还主张2013年10月21日的《保证承诺书》系在曾威的欺骗和威逼下出具，系虚假证据，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且《保证承诺书》涉及的是曾威与柴伟良之间的民间借贷争议，在柴伟良未举证证明案涉100万元款项系曾威取得情况下，该主张对审理曾威是否应返还案涉100万元款项没有实际意义。同理，2013年3月19日的《协议书》涉及的也是曾威与柴伟良之间民间借贷争议，其是否真实，也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故一审未采信该《协议书》也未准许柴伟良的鉴定申请正确。综上，柴伟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由上诉人柴伟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 灿审判员 倪 勤审判员 陈 远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丽琼?*ArabicDash?-10-??*ArabicDash?-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