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2202民初231号
原告秦传革（姜传宝），男，1948年6月12日出生，满族，无职业，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代理人秦丽君（与原告系父女关系），女，1969年9月19日出生，满族，无职业，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孙利明，兴安盟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张岩（张宝），男，1962年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委托代理人隋淑梅，内蒙古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阿尔山市金玉薯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阿尔山市五岔沟镇森警队道东。
法定代表人梁秀荣（与被告张岩原系夫妻关系），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尉迟加信，内蒙古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秦传革与被告张岩、阿尔山市金玉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秦传革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利明、被告张岩、金玉公司法定代表人梁秀荣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秦传革委托代理人秦丽君、孙利明、被告张岩及其委托代理人隋淑梅、被告金玉公司委托代理人尉迟加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张岩、金玉公司法定代表人梁秀荣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春，张岩、梁秀荣对我声称自己家开了一个种子公司，可以授权我以该公司名义在全国代理销售该公司生产的种薯，保证种子质量，且为我出具了授权委托书。2014年4月28日，梁秀荣又提出自己的公司当时没有种薯，但其丈夫张岩在五岔沟有一个种子培育基地，培育出的种薯不但质量好，而且高产，每亩产量保证达到五、六千斤，且承诺所培育的种薯均归我所有，我只需按亩支付培育费即可，于是由张岩拟词、由我执笔，双方于当日草拟一份代耕种子合同，张岩建议我种植120亩，因为我经济能力有限，最终约定种植80亩，被告说每亩代育费市场价格在1800.00元-2200.00元之间，给我代育实行优惠，每亩1500.00元代育费，我和张岩依此签订了合同。此后我依约陆续向被告交纳了代育费及其他费用合计140000.00元，张岩、梁秀荣于2014年8月29日以金玉公司名义为我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我为该公司常驻湖北省十堰市、襄樊市、仙桃市等地销售良种、菜薯总代理，并委托我为湖北、河北围场、内蒙古等省区从事该公司马铃薯种植的全权总代理。被告张岩以公司名义为我培育的种薯不但低产，而且不能作种子使用。事情发生后，我多次要求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我经济损失，返还不当得利代育费，被告起初答应赔偿一少部分，后来又百般推拖，无奈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返还合同款及其他款项合计人民币1400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0.00元，返还不当得利款人民币76600.00元、按每月2.4%计付不当得利款利息，返还2014年80亩马铃薯种植补贴款、按每月2%计付的补贴款利息，返还价值2000.00元篷布一块及价值1000.00元棉被10条，并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张岩辩称，双方签订的代耕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我已依约履行上述合同，完成马铃薯产成品交付后，该马铃薯产成品的运输、储藏、使用、销售等均与我无关。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他陆续给付我代耕费115000.00元，梁秀荣代我向他收取了代耕费5000.00元，我在履行代耕合同过程中每亩实际支出代耕费1535.00元，为原告代耕80亩马铃薯实际成本为122800.00元，这样他还欠我2800.00元代耕费，故不存在产生不当得利的问题，原告要求我给付其77600.00元不当得利款及按每月2.4%给付不当得利款利息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2014年秋，原告自行收获合同约定的马铃薯产成品时并未就该马铃薯的质量和产量提出异议，即使其接收马铃薯产成品后出现货品腐烂的问题，也是他没能进行科学储藏和运输造成的，原告称运往外地的马铃薯有严重病毒，全部腐烂，但其未出具相关检疫报告和依法销毁处理的证明，且原告无法证明其运往外地销售的马铃薯就是经我代耕向其交付的80亩马铃薯产成品，故原告依此要求我赔偿其60000.00元马铃薯运输经济损失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2014年，我没有领取马铃薯种植补贴款，故不存在应向原告返还80亩马铃薯种植补贴款及按月息2分给付补贴款利息的问题，其该项诉讼请求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我没有借用原告的篷布和棉被，且原告该请求属返还原物纠纷范畴，应另案处理。综上，原告各项诉讼请求均属无理要求，且均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均应予以驳回。
被告金玉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张岩间的代耕合同签订于2014年4月28日，而我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6日，且我公司并未在上述代耕合同上补充签字并盖章，我公司不是原告与张岩所争议的代耕合同的一方，因上述代耕合同发生的争议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没有占用原告的篷布和棉被，不存在返还的问题，即使张岩或我公司与被告间存在占用或借用上述物品的事实，也属另一法律关系，原告应当另诉解决。原告所说的马铃薯种植补贴款与本案中的代耕合同无关，原告该项请求应依国家政策向有关管理部门提出主张或者另案起诉。我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为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只是双方间的一种合作意向，其后并未进行实质性合作。2014年，我公司并未对外销售本公司生产的马铃薯种薯，故不存在由此造成违约损失的事实，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8日，原告与被告张岩签订《合同》一份，主要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张岩代为耕种优质荷兰系列品种马铃薯80亩，不含秋收人工费，原告每亩平均支出代耕费1500.00元，秋收时采取上、中、下抓阄方式确定原告将收获的马铃薯地块，代耕马铃薯田间管理一切事宜均由被告张岩统一安排。秋收前，原告不需到地察看，代耕期间如出现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原告不得埋怨被告。原告应当在被告实际耕种前预交所有代耕费，拖欠的代耕费按每月2%计付利息。合同签订后，原告及其亲属分别于2014年4月3日至2014年7月17日期间分七次合计给付被告张岩代耕费115000.00元。梁秀荣于2014年9月9日、2014年10月8日分二次通过收取现金及扣款方式代为收取原告代耕费5000.00元。梁秀荣按国家相关政策于2014年春以农业种植大户名义向阿尔山市农牧业局（以下简称农牧业局）申请购种补贴，得到批准后，梁秀荣自行向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种业开发中心（以下简称种业中心）联系购种事宜，种业中心按约定将价值25万元三种荷兰系列种薯于2014年5月前运抵五岔沟镇。上述种薯类别和数量分别为：荷兰十五原种90吨、荷兰十五微型薯20万粒、冀张薯20万粒。梁秀荣向种业中心采购种薯的事实得到农牧业局确认后，该局作为种薯买方于2014年6月27日、2014年12月16日分二次向种业中心合计汇出种薯款25万元。2016年1月21日，种业中心为农牧业局出具了上述25万元种薯的商业发票。被告张岩用上述农牧业局自种业中心购进的荷兰十五原种为原告代耕80亩马铃薯。2014年秋，原告依约选取马铃薯产成品地块后，由被告张岩组织车辆及人员对原告选定的马铃薯产成品进行秋收，上述马铃薯产成品全部被原告接收，秋收费用由被告张岩垫付6194.00元，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支付。此后，原告以二被告为其代育的马铃薯产成品存在质量问题，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由请求二被告给予赔偿未果，于2016年3月30日诉至法院。
另查明，被告金玉公司于2014年5月16日注册成立，梁秀荣任公司董事长，原告任公司常务理事，被告张岩任公司业务经理、机务总管。张岩与梁秀荣原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7月28日经科右前旗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4年8月29日，被告金玉公司为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为公司常驻湖北省十堰市、襄樊市、仙桃市等地销售良种、菜薯总代理，并委托原告为代表公司在湖北、河北围场、内蒙古、陕西、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从事马铃薯种植、培养、销售经验交流、优势互补等活动的全权总代理。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如下：
1、《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张岩于2014年4月28日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张岩代为培育的是优质荷兰薯种薯，不是普通品种的马铃薯菜薯。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与原告签订的是委托代耕合同，不是原告所说的代育种薯合同，被告已依约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向原告交付了马铃薯产成品，原告自己参与秋收，全部接收马铃薯产成品，此后该产成品的运输、储藏、销售均与被告无关。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上述《合同》签订于2014年4月28日，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6日，公司未在该合同书中补充签字或盖章，由该份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均与公司无关。
2、金玉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金玉公司宣传单、授权委托书各一份，证明金玉公司具备被告主体资格，其董事长梁秀荣与被告张岩当时是夫妻关系，因有他们为原告代育马铃薯种薯并可由原告代表金玉公司运往外地销售的口头承诺，原告才与被告张岩签订合同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对宣传单没有异议，被告和原告签订代耕合同在先，金玉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在后，他们之间没有关联，原告以该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为由，强说被告是在为他培育种薯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公司并未按该宣传单对外进行广泛宣传，授权委托书只是公司与原告间就优质马铃薯的种植、培养进行经验交流和优势互补的一种合作意向，事实上双方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合作，原告与张岩签订的合同在先，我公司成立及与原告签订授权委托书在后，该授权委托事项与上述代耕合同无关，原告以我公司与其签有授权委托书为名主张被告张岩与其签订的代耕合同为代育合同纯属为了混淆视听，其主张不应予以采信。
3、内蒙古农村信用社汇款回单五份、内蒙古农村信用社转账回单一份、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业务收费凭证一份、收条一份、记账单一份，证明原告在与被告张岩签订代育合同前后至2014年秋收完毕前，已陆续通过汇款、转账、给付现金及扣款方式给付被告张岩代育费人民币140000.00元，因二被告违约造成原告严重经济损失，应当依法返还原告代育费1400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60000.00元、返还不当得利款77600.00元、按每月2.4%计付不当得利款利息、按被告张岩代育80亩马铃薯返还种植补贴款、按每月2%计付80亩马铃薯种植补贴款利息、返还二被告占用的一块价值2000.00元篷布、十条价值1000.00元棉被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对于原告所举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所述与事实不符。2014年9月11日，我为原告出具10000.00元借据中的借款已通过我为原告垫付秋收人工费的方式偿还完毕，原告还欠我秋收人工费6194.00元，该事实有原告于2014年10月8日为我出具的欠据为凭，我和梁秀荣仅按代耕合同约定亩数前后收取原告代耕费合计120000.00元，我已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告全部接收我为其代耕的马铃薯产成品，此后该农业产成品的储运、销售、使用均与我无关，其要求我承担违约责任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公司董事长梁秀荣通过收取原告现金及通过从原告所汇马铃薯产成品秋收人工费中扣款的方式合计替张岩收取5000.00元代耕费情况属实，但原告与张岩间的代耕合同与我公司无关，应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4、郑仕海于2014年8月6日出具的《证明》、郑仕海、王桂兰于2014年12月29日出具的《证明》、六里坪农业技术推广站门市部于2016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丹江口市浪河镇人民种子农药化肥农资部、高思荣于2016年4月16日出具的《证明》、费用支出清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将被告张岩代育的20余万斤种薯运往湖北省十堰市，因被告张岩代育过程中田间管理不善，预防病虫害不力，致使其培育的种薯带有严重病毒，待运到十堰市时腐烂严重，已全部报废，原告为该种薯的运输花去运费56760.00元、为该种薯在十堰市的储存租赁库房花去房租费、水电费合计5000.00元、为该种薯的挑选花去人工费30080.00元，合计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231840.00元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郑仕海《证明》及郑仕海、王桂兰《证明》中均未标明费用发生的具体用途，且费用发生的时间与原告所述将马铃薯产成品运抵湖北省十堰市的时间亦不相吻合，出具证明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据真伪，该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2016年4月10日六里坪农业技术推广站门市部出具的《证明》中无相关负责人签字，落款单位与所用公章内容不符，该门市部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该《证明》不符合证据形式，且不能证明原告所销售的马铃薯即是我为其代耕产出的马铃薯产成品，不应予以采信。高思荣于2016年10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中的单位及证明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据真伪，无法证明原告运输到湖北省十堰市的种薯是我为其代耕生产出来的，不应予以采信。我已依约履行代耕合同，原告接收马铃薯产成品后发生的储存、运输、拣选、销售等费用均与我无关。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运往湖北省十堰市的马铃薯是从我公司购进的，其因此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均与我公司无关。
5、中共大石寨镇大石寨村支委会（以下简称大石寨村支委会）、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镇大石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石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共大石寨镇平安村支委会（以下简称平安村支委会）、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石寨镇政府）出具的《证明》、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镇东沙布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沙布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科右前旗禾益脱毒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禾益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刘泽恒出具的《马铃薯种植费用证明》、依荣军出具的《马铃薯种植成本估算证明》、杨利出具的《马铃薯种植直播、喷灌成本介绍单》、朱爱华出具的《西口村本地马铃薯种植成本证明》各一份，证明2014年大石寨镇及五岔沟镇马铃薯种植成本明显低于原告与被告张岩代育合同中约定的亩均成本1500.00元，而原告每亩实际支出种植成本达到1900.00元，原告依此请求二被告返还77600.00元不当得利款及按每月2.4%计付不当得利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因种植地域、种植品种及耕作方式等存在差异，必然导致马铃薯种植成本各不相同，我与原告在代耕合同中已对代耕每亩均支出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原告依约向我支付代耕费，不存在产生不当得利的问题，原告所举上述证据中的有关单位及个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据真伪，且各证据间不能相互印证，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代耕合同关系，其所举上述证据均与我公司无关。
6、李某、郭莹福、孙明志、王双芳、周某、孙明阁、成桂兰、李琳鹏、宿宏萌、张淑兰、郭旺波、张翠英、郭宇齐、王凤琴、周宝杰、周小敏、雷淑云、王雪飞、大石寨村支委会、大石寨村委会共同出具的《关于强烈要求金玉薯业赔偿严重经济损失的证明》、姜淑华、王斯八根、高万仁、吕永珍于2015年4月29日出具的《证明》、李某、成桂兰、郭莹福、孙明志出具的《证明》、李某、成桂兰于2015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孙明志、王双芳于2015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视频光碟一张，证明原告自二被告处购进种薯并转卖给大石寨镇部分村民种植后，苗情不好，秋后产量低，给上述村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二被告不具备种子经营资质，外销种薯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原告证据无法证明其销售给大石寨镇部分村民的种薯就是我为其代耕生产出来的，其以此为由要求我赔偿经济损失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其证据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2014年我公司未向原告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出售过马铃薯种薯，原告证据也不能证明他转卖给大石寨镇部分村民的种薯就是从我公司购进的，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与我公司无关。
7、工票、记账单、手机信息单各一份，证明金玉公司董事长梁秀荣参与了原告80亩马铃薯的秋收事宜，且发生记工错误的情况，多记支出给原告造成损失，另外，记账单显示原告2014年秋收时随车带来的一块篷布、十条棉被被二被告占用，应由二被告予以返还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我没有占用原告的篷布和棉被，他带来的相关物品都在他装完马铃薯产成品后随车带走了，故不存在需我向他返还篷布和棉被的问题，即使原告所说的事情属实，也属另一法律关系，原告应当另案解决。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公司不是代耕合同的当事人，梁秀荣仅在原告2014年秋收时帮助记账，所记账目得到原告认可，并支付相关秋收费用，我公司未占用原告所说的篷布和棉被，原告该诉请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8、照片六张，证明被告张岩是被告金玉公司的职员，被告金玉公司尚处于经营之中。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金玉公司是代耕合同的当事人，只能证明我和原告都是金玉公司的职员。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公司成立后，于2014年8月29日授权原告为我公司常驻湖北等地的销售总代理，但后来双方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该项授权与原告和张岩签订的代耕合同无关。
9、2015年8月3日马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从金玉公司购进荷兰十五种薯10000斤，由马某出车自五岔沟运回大石寨，原告妻子周宝荣为此支付运费3000.00元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该证据要证明的事情与我无关，且仅凭该证明无法证实马某出车运输的马铃薯就是从金玉公司购进的，《证明》中的付款人周宝荣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据真伪，该证据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2014年我公司未向原告销售过种薯，上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
10、白狼小小打字复印社于2014年11月30日出具的打字复印费《收据》、科右前旗大石寨镇小芬打字复印社于2015年8月3日出具的打字复印费《收据》、杨凤林于2015年8月22日出具的复印费《收据》、乌兰浩特市乐美照相馆于2015年9月7日出具的打字复印费《收据》、乌兰浩特市钰海复印打字社于2016年3月17日出具的打印费《收据》、乌兰浩特市钰海复印打字社于2016年4月7日出具的打印费《收据》各一份，证明原告为打印诉讼材料合计花去242.00元打印费，该款应当由二被告负担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未标明用途，看不出与本案的关联性，且不符合证据的形式，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与我公司无关。
11、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
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其证言与事实不符，我与证人所种植的地块不同，病虫害防治所用的农药也不尽一致，2014年在五岔沟种植土豆出现晚疫病的情况相当普遍，田间管理所用的人工费成本也不尽相同，证人证言不切实际，不具有普遍性，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我公司不是代耕合同的当事人，证人证言与我公司无关。
12、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
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地反映了证人从我处购买的种薯来自于金玉公司，该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事实。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只能证明他于2015年从原告处购买的荷兰十五种薯来自于五岔沟，但不能证明该种薯就是我为原告代耕80亩马铃薯生产出来的，该证言与本案无关。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我公司2014年未向原告销售过种薯，证人证言也无法证明其自原告处购买的种薯来自于我公司，不应予以采信。
13、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
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于2015年5月自原告处购买的种薯就是我为原告代耕80亩马铃薯的产成品，原告2014年秋收时的确随车带来过运输马铃薯产成品需用的篷布和棉被，但这些物品都在原告发货时随车带走了，不存在被我占用需要返还的问题。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我公司未借用或占用过原告的篷布和棉被，不存在需向原告返还的问题。
被告张岩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如下：
1、《记账凭单》一份，证明被告张岩为原告代耕80亩马铃薯使用的种薯是农牧业局从种业中心购买并由梁秀荣领用的荷兰十五原种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被告张岩代育种薯所用种子的来源无异议，其代育的马铃薯种薯质量不合格主要是原因他在履行代育合同过程中对马铃薯进行田间管理时防治病虫害不力造成的，他代育所用的种薯合格并不能保证其代育出的种薯一定是合格产品。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2、2014年马铃薯秋收现场照片三张，证明被告张岩为原告代耕的马铃薯产成品为合格产品，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对病虫害防治不力的情形。
原告质证认为对这份证据不予认可。通过照片无法确认秋收现场收获的就是2014年被告张岩为我代育产生的马铃薯种薯，也不能证明照片中的马铃薯质量合格，马铃薯产成品质量是否合格需要进行科学鉴定才能确认。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3、被告张岩于2014年9月11日为原告出具的10000.00元借据一枚，原告于2014年10月8日为张岩、梁秀荣出具的6194.00元欠据一枚、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16）内2221民初83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妻子周宝荣经手于2014年9月11日借给被告张岩的10000.00元已于2014年10月8日结算原告马铃薯秋收人工费时通过抵顶部分秋收人工费的方式偿还完毕，该事实已得到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16）内2221民初83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目前尚欠被告张岩6194.00元秋收人工费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4、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信，能够证明我依约为原告代耕产生的马铃薯产成品质量合格，此事实与原告曾在五岔沟出售马铃薯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其证言应当予以采信。
原告质证认为证人陈述前后矛盾，且与事实不符，原告未将由被告张岩代育产生的马铃薯产成品卖与证人，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应当予以采信。
5、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能够证明我为原告代耕所产生的马铃薯产成品不存在质量问题，已被其正常销售的事实，应当予以采信。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该证人证言与已出庭作证的证人王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除证人王某向原告购买过被告张岩为其代耕产生的马铃薯产成品外，还有其他人向原告购买该批马铃薯产成品，该马铃薯产成品并非如原告所说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证人证言应当予以采信。
原告质证认为证人与被告张岩存在多年的雇佣关系，其证言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不能客观反映真实情况，不应予以采信。
5、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原告接收我为其代耕的马铃薯产成品后就地销售的事实，在原告授意下由证人马某出具的书面证言与事实不符，不存在原告从金玉公司购买一万斤种薯的事实。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该证人的证言与证人王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可证明被告张岩为原告代耕产生的马铃薯产成品被原告就地销售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该证人与被告张岩系同乡，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含糊不清，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予以采信。
法庭调查秦传革（2016年10月9日）笔录一份。
原告质证认为朱林权是本案的重要证人，能够证明二被告为原告繁育的种薯因质量不合格发生严重腐烂的事实，法院依我的申请曾派员前往朱林权家调查取证，但其家中无人，致使调查未能实现。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法庭调查秦传革（2016年10月9日）笔录一份。
原告质证认为我曾于2016年4月5日向法院申请对涉案种薯是否合格进行司法鉴定，并就此向黑龙江远大司法鉴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咨询，该公司提出需要有1-300个马铃薯产成品样品，而且需要有该马铃薯样品的种植现场才能作鉴定，但因该批种薯收获于2014年秋季，已经无法恢复种植现场，现不具备鉴定所需条件，无法再做种子质量司法鉴定了。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无异议。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
法庭调查《马铃薯脱毒种薯补贴项目销售（供种）农户清册》、《关于阿尔山市农牧业局发票的证明》、《说明》、《河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B）113001324220号发票联》、《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河北增值税普通发票20905931-20905933号发票联》。
原告质证认为通过我申请调取的梁秀荣领取马铃薯种植补贴款的相关证据可知其所领取的补贴款按政策应该直接补贴给实际种植户，被告张岩为我代育80亩荷兰十五种薯，我应当按用种量或种植亩数享受补贴款，金玉公司应将该部分补贴款返还给我。
被告张岩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梁秀荣是以种植大户名义向农牧业局申请的供种补贴，我只是给原告代耕的，虽然使用了梁秀荣享受补贴取得的种薯，但并未领取该部分补贴款，不存在向原告返还种植补贴款的问题。
被告金玉公司质证认为梁秀荣个人以种植大户名义向农牧业局申请享受的供种补贴与我公司无关。梁秀荣是否应按原告用种量或种植面积向其返还补贴款，与我公司无关，且属另一法律关系，原告应当另诉解决。
被告金玉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庭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告与被告张岩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按原告与被告张岩间的合同约定，原告负责提供秋收前耕种所需一切费用，承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产生的农业种植风险，承担秋收费用，接收农业产成品。被告张岩负责提供耕地、种子、化肥、农药等所有农业生产资料，组织农业生产至秋收前，收取农耕费用，交付农业产成品。合同中并无有关被告张岩代为耕作系为原告培育种薯的内容，故上述合同应视为有偿代耕合同，而非代育种子合同。2014年秋，原告依约选取被告张岩为其代耕的马铃薯地块，亲自参与秋收，支付相关秋收费用，全部接收马铃薯产成品，其当时未对被告张岩代耕的马铃薯产成品的产量和质量提出异议，应视为被告张岩已全部履行代耕合同义务。上述代耕合同签订于2014年4月28日，被告金玉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16日，且被告金玉公司并未在上述代耕合同上补充签字或盖章，上述代耕合同中亦无与被告金玉公司有关的内容，被告金玉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为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也没有上述代耕合同有关的内容，二被告虽均认可被告张岩系被告金玉公司员工，但被告张岩签订代耕合同的行为不能视为职务行为。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该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仅限于被告张岩个人，被告金玉公司不是上述代耕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签订于被告金玉公司成立之前的代耕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与被告金玉公司无关。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返还合同款及其他款项人民币140000.00元、赔偿马铃薯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其虽提供郑仕海、王桂兰、六里坪农业技术推广站门市部、丹江口市浪河镇人民种子农药化肥农资部高思荣《证明》及费用支出清单予以证明，并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但因其就此提供的相关证明中的单位和个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据真伪，且与刘某证言间亦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证明被告张岩在履行代耕合同过程中存在田间管理不善等违约行为，无法证明原告运往外地销售的马铃薯产成品确系被告张岩为其代耕所产生，且上述代耕合同中并无被告张岩违约时应全部返还合同款、赔偿相关经济损失的约束性条款，被告张岩及被告金玉公司对此亦均不予认可，故对原告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77600.00元及按每月2.4%计付不当得利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其虽提供大石寨村支委会、大石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平安村支委会、大石寨镇政府出具的《证明》、东沙布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禾益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刘泽恒出具的《马铃薯种植费用证明》、依荣军出具的《马铃薯直播、喷灌成本介绍单》、朱爱华出具的《西口村本地马铃薯种植成本证明》予以证明，但上述证明的出具单位和个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据真伪，且根据农业生产实际，农业生产经营者所采用及选取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作物品种、种植地域等的差异亦可导致同类农业生产经营者间投资成本的较大差异，故对原告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双方均对被告张岩依约合计收取原告80亩马铃薯代耕费120000.00元予以认可，该数额不违反双方合同中关于代耕亩均支出1500.00元的约定，原告另支付的其他费用不属双方约定的代耕费范畴，被告按120000.00元收取80亩马铃薯代耕费不属不当得利，依法无返还义务，故对原告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按80亩返还马铃薯种植补贴款及按每月2.4%计付上述补贴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上述补贴款系由被告金玉公司法定代表人梁秀荣在该公司成立之前按国家相关政策以农业种植大户名义向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通过接收种薯的方式所取得，被告张岩与梁秀荣当时虽系夫妻关系，且被告张岩在履行代耕合同过程中使用了梁秀荣申请补贴款取得的荷兰十五原种薯，但二被告均非该补贴款的享有者，原告该诉请系另一法律关系，故原告可按国家政策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贴申请，或凭相关证据向该补贴款的实际享有者另诉解决。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合计价值3000.00元篷布和棉被的诉讼请求，因系另一法律关系，原告可凭相关证据另诉。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因销售伪劣种薯给原告及种薯使用者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的主张，因系另一法律关系，故原告或相关种薯使用人可凭相关证据另诉。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秦传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上诉费，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洪海
审 判 员 王 磊
人民陪审员 白秀城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