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湖民终字第1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立医院。
法定代表人：洪志成。
委托代理人：陈健。
委托代理人：王曼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有良。
委托代理人：许智荣。
委托代理人：许青叶。
上诉人苏州市立医院（以下简称市立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余有良医疗损害责任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法院（2013）湖长和民初字第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苏州市立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陈健、王曼梅，余有良的委托代理人许智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10月10日，余有良因腹部疼痛不适入住市立医院，院方医生在接诊时，将余有良的户籍记载为“长青乡”，名字记载为“袁友良、袁永良”。经检查余有良为脾脏破裂，市立医院对余有良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进行了输血，血液来源为苏州市血站，后余有良于1993年10月22日康复出院。2012年8月，余有良因眼睛不适到湖州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检验发现已感染丙肝病毒，同年9月29日，经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检测，余有良所患丙肝为1b基因型。另查明，余有良与赵文芳于1990年12月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并同居，后于2008年12月26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两人于1991年12月22日生育一子余凯强，赵文芳、余凯强两人未感染丙肝病毒。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余有良是否曾于1993年10月10日在市立医院处接受脾脏切除手术。根据医院保存的病历资料，可以反映出在1993年10月10日，市立医院接诊了一位来自浙江省“长青乡”，名叫“袁友良、袁永良”的脾脏破裂病人，资料中还记载有出院时家属签字为“余志清”，即余有良之父。一般病历资料中所载文字除患者及患者亲属签字外，其余应系患者口述，由接诊医生记录书写，考虑到余有良当时因脾脏破裂引起的剧烈疼痛以及方言口音等因素，病历所载内容与实际有部分出入显属正常。本案余有良曾做过脾脏切除手术，其父亲名叫“余志清”，且余有良能清晰记得自己1993年在市立医院处接受住院治疗，根据常理可以认定，本案余有良即市立医院病历所载的“袁友良、袁永良”，至于病历中所载的病人妻子为“王红”，因余有良已证明其合法妻子为“赵文芳”，且至今未发生婚姻情况的变化，故病历所载该项内容应属错误，不予采纳。二是余有良感染丙肝的结果与苏州市立医院在1993年的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市立医院应当就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且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93年2月17日卫医法（1993）2号文《血站基本标准》及3月20日《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对供血者必须检查丙肝抗体，规定自1993年7月1日施行。本案所涉手术发生在1993年10月10日，手术用血须检查丙肝抗体，但综观各方提交的证据，未能发现市立医院在手术过程中使用的来自苏州市血站的血液是否已按规定进行丙肝病毒检测。市立医院辩称手术用血来自苏州市血站，已检测合格，但未能在举证期限内向该院提交血液检测报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该院认定余有良感染丙肝病毒的损害结果与市立医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市立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市立医院申请追加苏州市血站为本案共同被告，余有良明确表示拒绝追加，该院认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故余有良可以仅选择直接提供血液产品的医院为被告而不及其余，至于血源供应者的责任市立医院可另案追讨。
原审法院核定余有良损失为：医药费66.55元（其余无医药费发票予以证明）；后续治疗费80000元，因现有证据尚不能确定该费用是否必须发生及具体的数额，对该费用可待实际发生之后另行起诉；精神抚慰金5万元过高，依据双方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以及给余有良造成的后果等情况，酌情考虑20000元。上述项目合计20066.55元。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判决：一、市立医院赔偿余有良20066.55元，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二、驳回余有良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38元（缓交），减半收取1469元，由余有良负担469元，由市立医院负担1000元。
宣判后，市立医院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对余有良身份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余有良”与“袁友良、袁永良”不仅姓氏不同，名字也有出入，仅凭余有良在法庭上自述因“口误”造成就认定其与“袁永良、袁友良”系同一人依据不足，特别是住院过程中是经过袁友良自己更正口音后改为袁永良的，所以93年住院过程不能反映余有良在市立医院住院治疗的事实。其次对余有良婚姻关系的认定也缺乏依据。原始病历上记载，余有良入院时王红是作为夫妻关系签字的，而赵文芳与余有良是2008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的，而村委会不具有婚姻关系的证明资质，却作出了他们婚姻关系存在的证明，所以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王红与余有良的关系，也没有查明王红的身体健康状况。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感染丙肝的途径有很多种，如不洁注射、针刺、修面、扦脚、拔牙、血液传播等均可能感染丙肝。余有良既没有证明自己在93年前身体健康状况的证据，也没有93年前密切生活者即父母健康状况的证据；既没有作为妻子的王红当年健康状况的证据，也没有之后的赵文芳在93年前身体健康状况的证据。假如真如一审法院认定的输血感染丙肝，那么余有良作为一个患有丙肝的患者，是很有可能在感染丙肝时将丙肝病毒传染给其他密切生活者，而客观事实是他周边的人在93年前后都未有丙肝感染者，此足以说明余有良的丙肝感染在时间上难以确定是在93年住院输血之时发生，之后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都有可能因种种因素导致感染丙肝。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认为其未尽到举证责任，但实际上其已履行了举证责任倒置的义务，也出示了血站提供的血源合格的证据。根据卫生部用血规定，医院统一使用血站的供血，医院没有对血站提供的血液进行再次检测的法律义务，法律也没有规定医院在用血时必须向血站索要检测报告，检测的法律责任在血站。根据《血站基本标准》，血站对所供血液都要进行检测，所供血液即为合格血源，一审法院把血站的义务强加于其身上，要其出示检测报告，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既不同意其申请追加苏州血站为共同被告，也不依职权追加苏州血站为共同被告，致使本案事实无法查清。综上，请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余有良答辩称：关于其身份问题，虽然病历资料显示的“袁永良、袁友良”与余有良不一致，但系医生记载错误所致。病历中将其住所地“长兴县和平镇后山村”记载为“长青乡和平镇后山”即可佐证。且其提供的原始资料中手术签字人是妻子赵文芳，出院签字人是其父余志清。其发现自己感染丙肝后到苏州市医院复印20年前的病历，也是经市立医院核对后才得到市立医院许可，足以证明1993年在市立医院就医的是其本人。王红是当时送其前往医院就医的驾驶员的妻子，将王红记载为其妻子是医生的笔误，市立医院至今还坚持认为王红是其妻子，是对其的不尊重。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故本案无须追加血站为共同被告，是否追加应由其本人选择。其在市立医院做切除脾脏手术，按医院规定手术前后院方应对其身体进行必要的检查，市立医院完全有能力和可能掌握其手术前和手术后是否已感染丙肝病毒，市立医院没有尽到此项责任。市立医院提供的血液申请单只能证明血液来源是苏州市血站以及供血者血型与原告相符，不能证明市立医院向其所输血液符合输血规范可安全使用。卫生部1993年2月17日发布卫医发1993第2号《关于发布血站基本标准的通知》，该标准在供血健康和血液检查中增加了丙肝抗体检测，并规定自1993年7月1日实施。根据该通知，作为使用者的医院对血液产品质量缺陷损害与提供者血站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手术中，医院应当对血站提供的血液是否携带丙肝病毒等质量缺陷进行必要的审核，最起码应让血站同时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并保存相关检测报告于病历中备查。医院如未尽此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市立医院向本院申请追加苏州血站为第三人，本院认为，本案已进入上诉程序，市立医院该项申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准许。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另查明，余有良病历中关于其入院情况的记载为：“既往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史，对青霉素过敏，无食物过敏史，无手术史。家族史：无家族性遗传病。”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抗辩，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余有良与病历中记载的“袁友良、袁永良”是否为同一人；余有良感染丙肝与市立医院的输血行为有无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没有追加苏州市血站为共同被告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本院认为，市立医院认为不能确定余有良与病历中记载的“袁永良、袁友良”系同一人，其主要理由为三个名字均不相同，以及当时病历中记载的“袁永良、袁友良”的妻子为王红，而余有良的妻子为赵文芳。但综合本案证据，当时余有良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病历中的记载多有矛盾之处，如院方在住院病历中对同一个患者以“袁永良、袁友良”两个不同的名字进行记载，将“袁永良、袁友良”的籍贯记载为“浙江长青”，住址记载为“长青乡和平镇后山”均属明显错误。根据出院小结记载，余有良入院时腹痛12小时伴恶心，精神萎，而病历中关于患者基本身份情况的记载，主要是根据患者自身的陈述，余有良在当时疼痛难忍，加上发音不标准等原因，其所作陈述被院方记录错误并无不合情理之处，加之病历显示余有良之父余志清在出院单上签字，余有良在近20年后仍清楚记得自己曾在市立医院作过脾脏手术等情节，可以认定余有良即病历记载的“袁永良、袁友良”。至于当时病历中记载的王红为余有良妻子之情节，余有良已作出合理说明，且余有良与赵文芳于1991年已育一子余凯强，该记载与余有良的实际婚姻情况明显不符，也应是错误的记载。关于余有良感染丙肝与市立医院的输血行为有无因果关系，余有良确实因脾脏破裂手术在市立医院进行了输血，病历记载当时余有良无肝炎史及家族遗传史，现余有良被确诊患丙肝。市立医院称感染丙肝的途径有很多种的上诉理由，仅表明从医学的角度上余有良存在通过其他途径感染丙肝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市立医院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余有良系因其提出的其他可能途径感染丙肝，该上诉理由并无相应事实依据。市立医院主张余有良的家人与其长期生活却并未感染丙肝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证明只要家庭成员之一感染丙肝，则家庭其他成员必然也会感染丙肝，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至于市立医院主张其无义务对从血站取得的血液进行再次检测的法律义务的上诉理由，无论血站是否有该义务，在因血液是否合格而与患者纠纷成讼时，医院有义务对此进行举证。市立医院提供的血液交叉配合试验申请单只能证明血液来源是苏州市血站以及供血者血型与余有良相符，不能证明市立医院向余有良所输血液合格。市立医院与苏州血站有密切的业务关系，在因血液是否合格与患者发生纠纷后，由其向苏州血站索要检测报告以证明当时使用的血液合格以免除其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合理的。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举证的难易、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等因素，由市立医院承担举证责任，对医院而言并无不公，但市立医院未能对此尽到证明责任，故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现余有良向医疗机构即市立医院请求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追加苏州血站为共同被告，亦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苏州市立医院的上诉请求，因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2元，由苏州市立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国祥
代理审判员 赵哨兵
代理审判员 沈 杰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贾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