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民终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南门关，组织机构代码21478457-6。
法定代表人：徐金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新，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宝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新产业园仰桥路18号，组织机构代码76475223-7。
法定代表人：杜光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永英，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秀娟，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冶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宝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宝龙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5）蜀民一初字第01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11月26日，安徽宝龙公司（发包人）与贵州冶金公司（承包人）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尾气光学实验室；工程内容：钢结构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全部工程设计内容；自2013年11月30日开工，至2014年1月30日竣工（含阴雨及冬季施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90天；合同价款1650000元；承包人应按期完成总工程量，如有特殊情况，应有发包人同意；采用双方商定的一次性承包的固定项目价格，不再另行调整；每月按工程量80%付工程进度款，竣工验收合格后付总造价（协议约定价格）90%，全部竣工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后付95%，其余5%作为质保金，一年后付清全部工程款”等内容。
合同签订后，贵州冶金公司于2013年11月30日进场施工。2014年10月28日，安徽宝龙公司、贵州冶金公司及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共同确认了案涉工程存在的部分施工问题。后经整改施工，案涉工程的结构安全性鉴定合格，安徽宝龙公司、贵州冶金公司于2015年2月9日办理了工程竣工交接手续。该日形成的《安徽宝龙工业园区实验楼竣工交接手续报告》中贵州冶金公司落款处，除加盖“贵州冶金建设公司宝龙环保科技公司资料专用章”（以下简称“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另有宋怀臣、陈明的签名。
案涉工程施工期间，安徽宝龙公司支付工程款情况如下：2013年12月12日、2014年3月13日分别向贵州冶金公司转款330000元、400000元；2014年4月14日向徐辉转款100000元，陈明出具收据，加盖“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4月19日向徐辉转款100000元，贵州冶金公司出具收据，加盖“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4月30日向陈彦朋转款100000元，陈彦朋出具收据；5月12日向陈彦朋转款26000元，陈彦朋出具收据；5月15日向徐辉转款60000元，贵州冶金公司出具收据，加盖“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5月15日向陈彦朋转款26000元，陈彦朋出具收据，加盖“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5月20日向陈彦朋转款50000元，贵州冶金公司出具收据，加盖“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5月29日向陈彦朋转款100000元，陈彦朋出具收据，加盖“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7月1日向陈彦朋转款73000元，陈彦朋出具了60000元的收据；7月17日向陈彦朋转款50000元，陈彦朋出具收据，加盖“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8月6日、8月18日、8月21日、9月4日、9月19日分别向陈彦朋转款30000元、20000元、30000元、50000元、38000元。合计付款1570000元。
2015年2月12日，贵州冶金公司向安徽宝龙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我公司保证在2015年2月13日把宝龙实验楼壹佰伍拾柒万（1570000）元发票交到宝龙公司。”
案涉工程现场至今尚有贵州冶金公司的设备、模板，以及红砖等建筑垃圾。
另认定：贵州冶金公司向安徽宝龙公司申请钢结构分部工程施工的《工程开工报审表》上，加盖了“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
陈彦朋曾以贵州冶金公司名义向安徽宝龙公司作出承诺：“钢管、脚手架租赁期间发生丢失、损坏或无力偿还租赁费，可从项目部工程款中扣除”。该《承诺书》除有陈彦朋的签名，上加盖“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
2015年2月15日，贵州冶金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今有我宝龙工业园实验楼项目部负责人陈彦朋与李勇所签窗户制作安装协议¨¨¨此款项由宝龙公司直接支付给李勇”等。
诉讼中，安徽宝龙公司陈述：陈彦朋与陈明系同一人，是贵州冶金公司在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持有资料专用章。贵州冶金公司则述：不确定陈彦朋与陈明是否系同一人，《竣工交接手续报告》中“陈明”的签名确系陈彦朋书写。陈彦朋虽持有资料专用章，但并非公司员工，仅是劳务分包人，负责组织工人支模板、浇筑混凝土、砌墙等。
再认定：安徽宝龙公司还与陈彦朋签订一份《贴瓷砖施工协议》，约定将案涉工程中的地面瓷砖施工项目发包给陈彦朋施工，合同价暂定39600元等。2015年2月13日，安徽宝龙公司向陈彦朋转款39600元。
安徽宝龙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贵州冶金公司返还安徽宝龙公司多支付的工程款人民币42100元；2、贵州冶金公司支付安徽宝龙公司经济损失100000元；3、贵州冶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诉讼中，安徽宝龙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贵州冶金公司立即清除剩余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安徽宝龙公司与贵州冶金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陈彦朋是否有权代表贵州冶金公司接收工程款？如属无权代理，陈彦朋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贵州冶金公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陈彦朋虽无贵州冶金公司的明确授权，但在案涉工程由陈彦朋组织工人施工的情况下，其同时持有“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而该枚印章系贵州冶金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除公章外使用的唯一印章，且陈彦朋接收工程款后亦以贵州冶金公司名义出具收据。故基于上述事实情况，安徽宝龙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彦朋有代理权，陈彦朋接收工程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贵州冶金公司承担。同时，贵州冶金公司曾于2015年2月12日向安徽宝龙公司承诺开具1570000元的发票，其虽辩称该《证明》仅为承诺先行开具发票，并非确认已收到该数额的工程款。但依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时间，竣工验收后安徽宝龙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为1567500元（1650000元×95%），而非1570000元。贵州冶金公司的相关辩解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另，贵州冶金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承包方，在2015年2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中已确认陈彦朋系案涉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诉讼中，贵州冶金公司亦自认与陈彦朋并未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故其关于陈彦朋仅为劳务分包人，无权代表公司接收工程款的抗辩意见，缺乏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纳。综上，对贵州冶金公司已收到工程款1570000元的事实，该院予以认定。安徽宝龙公司据此主张贵州冶金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2500元（1570000元-1567500元）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1650000元，故安徽宝龙公司关于与陈彦朋签订的《贴瓷砖协议》项下已付款39600元，系向贵州冶金公司多支付的工程款，应予返还的诉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安徽宝龙公司要求贵州冶金公司支付经济损失100000元的诉请，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不予支持。双方已在合同中约定贵州冶金公司负有清运建筑垃圾的义务，故安徽宝龙公司的该项诉请，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安徽宝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款2500元；二、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运安徽宝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尾气光学实验楼的建筑垃圾；三、驳回安徽宝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142元，由安徽宝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087元，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负担55元。
贵州冶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陈彦朋接收工程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陈彦朋系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人，在涉案工程包工不包料，其与上诉人系劳务分包关系。陈彦朋持有的“贵州冶金建设公司宝龙环保科技公司资料专用章”并非上诉人交由陈彦朋所有，且该枚印章名称与上诉人名称不符，该枚印章系伪造。根据该枚印章的名称，纵观涉案工程建设施工全过程，该枚印章的作用应为接收工地建筑材料并不具有代表上诉人主体资格之功能。被上诉人在未得到上诉人的变更支付方式声明及未与上诉人商议的情况下，将后期款项直接支付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外第三人，明显存在重大过失或不良企图，且有悖常理不符合同约定，应属于无效支付行为。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一份《证明》，内容为“我公司保证在2015年2月13日把宝龙实验楼壹佰伍拾柒万（1570000）元发票交到宝龙公司”。该份“证明”内容系被上诉人员工所手写，要求上诉人加盖公章，诱骗上诉人称，只要盖章，被上诉人就支付工程款。由于上诉人急于索要工程款，就在其提供的“证明”上加盖公司公章。但事实上，上诉人并未收到被上诉人工程款。本案中，涉案工程建设过程中，被上诉人在工程未竣工验收过程中，将涉案工程的瓷砖铺贴工程发包给陈彦朋。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陈彦朋也存在劳务分包关系。除了本案工程外，被上诉人与陈彦朋是否有其他工程承包关系，被上诉人支付给陈彦朋的款项，是否在支付案外工程款？二、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徐辉、陈彦朋及陈明为第三人而未追加，应当传唤徐辉、陈彦朋及陈明到庭询问而未传唤，且陈明身份不明，法院也未查实。本案中，被上诉人自第三笔工程款支付开始一直系支付给徐辉、陈彦朋及陈明。该三人与该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审理及判决，但一审法院未对该三人的收款行为进行查实，径行认定收款的法律效力，未能排除该三人联合或该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联合进行欺骗从而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嫌疑。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徐辉、陈彦朋及陈明为本案第三人，至少应就案件情况询问徐辉、陈彦朋及陈明，更应核实陈明的身份信息。三、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认定陈彦朋接收工程款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该条规定的系行为人对外代表被代理人订立合同，而非履行合同。即使表见代理行为而订立的合同对被代理人有效，该合同的内容也应依法由被代理人履行。本案中，陈彦朋是在接收被上诉人的工程款，但并非系代表上诉人在对外订立合同。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此条认定陈彦朋的接收材料款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实属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清运涉案工程的建筑垃圾，无事实依据。涉案工程工地现存的建筑垃圾为建筑用小红砖。而涉案工程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并无小红砖。此建筑垃圾并非上诉人所产生，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进行清运无事实依据。本案属于被上诉人欲逃避支付工程款的法律责任而进行的恶意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宝龙公司答辩称：一、陈彦朋收取工程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1、上诉人称陈彦朋系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人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陈彦朋是案涉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上诉人于2015年2月15日向李勇出具的证明中也确认陈彦朋系案涉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原审中上诉人亦自认与陈彦朋未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也未提供相关有效证据佐证。且在原审诉讼中贵州冶金公司也向法院陈述“竣工交接手续报告中的陈明签名确系陈彦朋书写”，故陈彦朋与陈明系同一人。2、上诉人称陈彦朋持有的“贵州冶金建设公司资料专用章”系伪造与事实不符，且与一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原审中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多次向法庭承认并陈述“该枚印章系该公司所有但交由陈彦朋保管并使用，且该枚印章系上诉人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除公章外使用的唯一一枚印章”，另外《竣工交接手续报告》、《工程开工报审表》及《承诺书》中均盖有“贵州冶金建设公司资料专用章”，且上诉人对此并不持异议，足以证明该枚印章真实、合法、有效。正因为陈彦朋作为案涉工地项目部负责人，同时手持该枚印章，促使宝龙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彦朋有代理权，其收取工程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3、施工过程中，宝龙公司向陈彦鹏支付工程款，上诉人从未对此支付模式提出过异议，坚持将整个工程施工完毕。上诉人在2015年2月12日向宝龙公司出具《证明》，承诺开具157万元发票，与宝龙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总额完全吻合，上诉人称基于宝龙公司欺骗出具的理由不能成立。4、宝龙公司向徐辉支付工程款的主要原因在于工程进度缓慢，为赶进度，由徐辉带钱陪同陈彦朋购买材料，故打款至徐辉账户，但支付给徐辉账户的款项均有上诉人出具收据并加盖“贵州冶金建设公司资料专用章”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定陈彦朋收取工程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事实及法律适用均正确。三、原审已查明陈彦朋系案涉工地的项目部负责人，且陈彦朋与陈明系同一人，另支付至徐辉的款项均加盖“贵州冶金建设公司资料专用章”予以确认，事实清楚，案件处理结果与徐辉、陈彦朋及陈明均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无需追加第三人，且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也未申请追加第三人。四、案涉工程仅上诉方一家施工，从原审提供的证据来看，案涉工地现存的建筑垃圾除小红砖外，还有设备、模板等建筑垃圾，上诉人称涉案工程采用的材料并无小红砖未提供依据。原审法院根据合同约定判决上诉人清运建筑垃圾并无不妥。五、案涉工程所约定的工程造价为固定价165万元，不存在增项，且存在多质量问题，上诉人拒绝维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陈彦朋收取工程款行为的认定问题。贵州冶金公司上诉称，其与陈彦朋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但对此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与其公司于2015年15日出具《证明》确认陈彦朋系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的事实相悖，故对于其关于陈彦朋仅系案涉工程劳务分包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在本案原审审理期间，贵州冶金公司自认其将“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交由陈彦朋管理使用，并对于相关施工资料中资料专用章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二审审理期间又称资料专用章系伪造而并非贵州冶金公司交付给陈彦朋，该意见与其原审自认的事实相悖，且无充分证据推翻其自认的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对其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来看，因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未对于工程款的支付账号作出明确约定，安徽宝龙公司基于陈彦朋在案涉工程中代表贵州冶金公司履行施工义务，并持有贵州冶金公司所交付“贵州冶金公司资料专用章”及以贵州冶金公司名义出具收据的情况，有理由相信陈彦朋有收取工程款代理权，而贵州冶金公司在本案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安徽宝龙公司在付款行为中存在非善意及过失行为，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陈彦朋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确定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贵州冶金公司负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通过贵州冶金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承诺向安徽宝龙公司开具1570000元发票的事实来看，该款数额与安徽宝龙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一致，侧面印证了安徽宝龙公司在诉前了解该付款金额且并未对于工程款数额提出异议，贵州冶金公司关于受安徽宝龙公司诱骗而出具证明的理由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就贵州冶金公司收取了1570000元工程款的事实认定有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对于支付工程款的相关事实可以通过案涉合同当事人双方举证来认定，原审法院未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贵州冶金公司关于原审审判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清运建筑垃圾问题，因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贵州冶金公司负有清运建筑垃圾的义务，在原审审理期间贵州冶金公司亦认可并未实际退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已经履行清运建筑垃圾的义务，安徽宝龙公司要求贵州冶金公司履行清运垃圾义务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142元，由上诉人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思
审判员 王莉
审判员 沈静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罗晶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