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苏民申45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文新，男，196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波，河南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赵艳红，女，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波，河南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江市超伦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东方市场色坯东商区3幢10号。法定代表人：曹尼霞，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银，江苏名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陈文新、赵艳红因与被申请人吴江市超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民终6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文新、赵艳红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认定程习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015年10月24日之后陈文新与超伦公司之间并无货物交易，陈文新未向超伦公司下过订单，双方在2015年7月3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书中约定如果陈文新向超伦公司购买布料需向超伦公司付款50%，而陈文新也未付过款，故超伦公司在2015年11月13日、11月19日、11月23日三次向程习军所发的货物，并非是陈文新向超伦公司所购。一、二审法院依据超伦公司提交的货物托运单、由程习军签名的发货单、双方的交易习惯，认定程习军签收上述三份发货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述三笔货物属于超伦公司向陈文新履行交货义务，与事实不符。2、程习军二审时的出庭证言足以证明上述三笔货物并非陈文新向超伦公司所购，超伦公司应向程习军主张权利。程习军还陈述超伦公司提交的所有发货单上的签名是2016年6月2日在其家中补签形成，2015年11月13日、11月19日、11月23日的发货单上的签名系其顺手所写；其仓库中的案涉三份发货单单下的布料至今无人确认，其愿意退还给超伦公司。但二审法院未采信程习军的证言。3、关于2015年7月3日对账单下陈文新确认的欠款数额89207.3元，陈文新在2015年10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133200元即包含该笔布料款以及44000元的秋羽绒服款，双方其后又多次对货物及货款进行确认，陈文新对于之前的欠款已在2015年10月24日对账前支付给超伦公司，故不存在还拖欠该笔89207.3元货款的事实。二审法院改判陈文新向超伦公司支付该笔货款错误。4、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欠款金额有误。超伦公司提供总交易明细主张双方之间总货款为1427778.5元，陈文新通过银行转账支付910714元（包括布料款和羽绒服款），未支付的货款为517064.5元，陈文新后来又支付了251100元，尚欠货款为265964.5元，此数额与二审判决认定的陈文新还拖欠265993.8元布料款不符。其原因是超伦公司提交的货物明细不真实，系单方制作，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5、二审法院未认真核实双方的实际货物交易情况。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超伦公司提交意见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陈文新、赵艳红的再审申请。1、一、二审判决认定程习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正确。在超伦公司和陈文新进行交易的过程中，一直由程习军代陈文新收取货物并保管在程习军的仓库中，而程习军与超伦公司之间并无货物交易。2、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超伦公司已就2015年7月3日对账单下的欠款数额89207.3元的形成过程进行说明，双方之后的对账单中并未包含该款项，陈文新一直未支付该款项。本院复查阶段，陈文新、赵艳红欲提供程习军的书面证言以及其录制的程习军讲话的视频，拟证明2015年11月13日、11月19日、11月23日的三份发货单项下的货物非其向超伦公司订购。超伦公司认为，程习军在二审中已经出庭作证，且认可其代陈文新收到上述三份发货单项下的货物，故陈文新、赵艳红提交的上述材料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程习军在二审中已经出庭作证，其证言也经双方质证，二审法院亦对其证言是否采信作出认证意见，故陈文新、赵艳红现提供的上述材料并非新证据，其效力明显低于程习军的出庭陈述，故本院不予理涉。本院认为，陈文新、赵艳红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二审法院认定由程习军签名确认的2015年11月13日、11月19日、11月23日的三份发货单项下的货物系超伦公司向陈文新履行合同义务，并无不当。超伦公司为证明该三份发货单下的货物系陈文新向其所购，其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将货物通过物流公司发送给陈文新指定的收货人程习军，提交了其公司人员董会德与陈文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陈文新于2015年11月2日、11月9日、11月13日通过微信下单订货，并在2015年11月23日对超伦公司制作的上述三份发货单予以确认；还提交了货物托运单以及程习军以收货人身份签名确认的三份发货单。陈文新认可超伦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红色中间有“寿”字的微信头像系其所使用，但称其微信名并非陈文新，且他人可能使用同样的头像。本院对陈文新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因为陈文新认可其和超伦公司在2015年11月之前的货物交易大多数是通过微信方式向董会德下单，货物由超伦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发送给其指定的收货人程习军，并存放在程习军的仓库，程习军根据其指示进行服装加工，程习军二审中也到庭对超伦公司提交的包括本案争议的三份发货单在内的发货单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认可收到货物，从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案双方交易过程的现有证据可见，在陈文新和超伦公司进行货物交易的过程中，存在陈文新通过微信方式下单，超伦公司根据陈文新的指示将货物发送至程习军处，由程习军代收的交易习惯，而本案争议的三份发货单下的货物交易流程与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相符，故二审法院作出上述认定意见，并无不当。此外，二审法院未完全采信程习军的证言亦正确。程习军既认可签收货物的事实，却又称其签收货物时仅对发货方进行核实，对于订货方从来不加核实，其一向是被动地等待订货方向其下达加工布料的指示。程习军从事的是来料加工服装业务，其必然要根据面料的订货方的指示进行服装加工，而其却称其在代收面料时不核实订货方，此显然不符合常理和正常的交易习惯。其次，二审法院改判陈文新向超伦公司支付2015年7月3日（系陈文新在对账单上签字的时间）对账单下结欠的89207.3元货款，亦无不当。陈文新和超伦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至10月24日期间对双方2015年4月6日至10月19日期间的交易进行四次对账并形成四份对账单，陈文新对结欠货款的数额进行了确认，其中2015年7月3日的对账单载明双方自2015年4月6日至2015年6月21日的往来明细，确认交易金额合计189207.3元，超伦公司收款10万元，陈文新欠款金额为89207.3元。陈文新和超伦公司均认可该份对账单中确认的欠款数额与之后三份对账单确认的交易及欠款数额无关。陈文新主张其在2015年10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超伦公司支付的133200元即包含2015年7月3日对账单项下所欠的89207.3元布料款和44000元的秋羽绒服款，故其已付清该份对账单下的货款。本院认为，因陈文新和超伦公司之间还存在秋羽绒服交易，而陈文新提供的133200元汇款凭证中并未注明款项用途，超伦公司也不认可陈文新的主张，陈文新亦未能提供其付款总额已经超过双方交易总额的证据，故二审法院认定陈文新尚未支付2015年7月3日对账单下的89207.3元欠款，亦无不当。至于陈文新提出的其他申请再审理由，因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文新、赵艳红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马 燕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