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民终2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卫东，男，1967年11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国刚，湖北真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87417775977，住所地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后山村九组。
法定代表人：汪永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永红，男，1966年8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汪卫东因与被上诉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永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鄂0528民初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汪卫东上诉请求：请求撤销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鄂0528民初33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汪卫东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鄂Ｅ×××××号客车是汪卫东购买并挂靠在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从事客运业务，双方约定保险费由汪卫东承担。保险费实际也由汪卫东支付，只是借用了公司的名称。保险金应当实际支付给汪卫东，由汪卫东赔偿给受害人。2.汪永红在执行中自书的给付4万元，是在法院主持下形成，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可以直接采纳，不属另一法律关系。3.一审不当得利的案由系一审法院立案时拟定的，如结案与立案的案由不一致，人民法院应根据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变更案由。一审法院直接以不当得利相关条款认定和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4.本案中的保险赔偿款均支付给了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就如何支付提交相应证据，该项举证义务不应当分配给汪卫东。
被上诉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永红辩称：1.因汪卫东与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为挂靠关系，对外公司要承担运营风险，故自行购买的责任险。汪卫东如认为由其所交费，应当提供相应证据证明。2.执行阶段的承诺，是汪永红受到欺骗所写，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而且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支付的费用达40万元，并在一审中提交了相应的证据。3.一审法院只是依据汪卫东的请求和事实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汪卫东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没有索要保险费，只是被受害人起诉，才又提起诉讼。其中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保险费不是由汪卫东购买，无论依据何种法律关系，最后均应驳回汪卫东的诉请。4.汪永红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在本案中不能作为共同被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汪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与汪永红及时返还汪卫东交通事故车辆的保险赔偿款本金7万元、赔付长期占用利息20160元（7万元×2008年存款年利率3.6%×8年）。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05年12月8日，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支公司（以下简称长阳人保公司）签订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保险单号为PZDS200542052800000003，被保险人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投保车辆数总计为7辆，核定载客人数总计为149人，每人责任限额为7万元，投保座位数为142个，累计责任限额为994万元，费率为4‰，保险费为14200元，保险期间为2006年1月9日零时起至2007年1月8日二十四时止，特别约定清单显示7辆车分别为鄂Ｅ×××××号、鄂Ｅ×××××号、鄂Ｅ×××××号、鄂Ｅ×××××号、鄂Ｅ×××××号、鄂Ｅ×××××号、鄂Ｅ×××××号。2005年12月8日出具的号码为00310517的保险业专用发票显示，付款人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承保险种为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险单号为PZDS200542052800000003，保险费金额14200元。
2007年1月7日上午，汪卫东驾驶鄂Ｅ×××××号“东风”牌大型普通客车，载客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西）沿318国道往龙舟坪镇（东）方向行驶，9时40分，行驶至1304公里+340米弯道路段，在超越一辆“丰田”牌轿车过程中，遇朱代红驾驶的鄂Ｄ×××××号“华川”牌低速自卸货车相向驶来，由于汪卫东驾车未保持安全车速、违法超车，朱代红所驾车辆制动不良、未保持安全车速，致使朱代红所驾车辆车尾向左侧发生侧滑失控，车厢左后角与汪卫东所驾车辆左侧发生碰挂，造成鄂Ｅ×××××号客车上乘车人张加芬、王海平、龚新民、覃泽光、马俊峰及汪卫东本人受伤，乘车人张加芬、王海平因伤势过重，在送医途中和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发生后，长阳人保公司依合同约定共支付保险赔偿款246548.37元。
2016年10月26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覃泽光与被执行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卫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时，组织二被执行人座谈，座谈记录显示：“汪永红：保险公司10万，汪卫东给现金1万；支出：安葬费王海平1万，张家芬1万＋3万；汪卫东要求汪永红给6万，汪永红只承认给3万。经双方协商汪永红给汪卫东付4万元。”汪永红在座谈记录上同时自书：“鄂Ｅ×××××车2007年1月7日交通事故赔偿全部结案之日付汪卫东现金4万元。汪永红及安达公司不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该座谈记录汪卫东、汪永红均签名。2016年11月24日，长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鄂0528执197号执行裁定书认定：被执行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卫东应赔偿申请执行人覃泽光98288.97元，并负担诉讼费450元，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申请执行人覃泽光只要被执行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卫东赔偿4万元，下余部分自愿放弃；被执行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卫东自愿定于2017年1月20日前付2万元，2017年12月30日前付2万元。因汪永红拒不承认并履行2016年10月26日座谈记录中自书的“付汪卫东现金4万元”，故汪卫东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现有的证据显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既是PZDS200542052800000003保险合同的交款人，也是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长阳人保公司与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取得的保险赔偿款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汪卫东向法院起诉，以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永红扣留其所有的保险赔偿款本金7万元属不当得利为由，要求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永红返还所有的保险赔偿款本金7万元、赔付长期占用利息20160元，但汪卫东没有向法院提交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永红不当得利的证据；汪卫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汪永红在法院执行期间自书的“付汪卫东现金4万元”系另一法律关系。汪卫东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永红不当得利的事实，故汪卫东要求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永红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汪卫东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既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交款人，也是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长阳人保公司与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依据保险合同取得保险赔偿款。2.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与汪卫东之间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是连带责任，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也是赔偿义务人之一，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取得保险赔偿款。3.汪卫东与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连带赔偿责任，但双方的责任比例并未进行划分，汪卫东不能说明其赔偿数额超出了自己应当承担的比例，也不能说明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赔偿的数额未达到自己应当承担的比例。汪卫东现也不能行使追偿权。4.汪永红在执行案件中的承诺，系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赔偿，与本案的追偿或不当得利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综上，汪卫东请求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永红返还赔偿款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4元，由上诉人汪卫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焕春
审 判 员 袁红文
代理审判员 张 端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