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8601民初21号
原告：张德勤，男，198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律师（实习），住安徽省肥西县。
被告：上海铁路局，住所地上海市天目东路80号。
法定代表人：郭竹学，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熹禧，男，该局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伯武，男，该局员工。
原告张德勤诉被告上海铁路局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张德勤于2016年6月17日以本案具有典型意义为由对本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提出异议，经审查该异议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九条之规定，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7月19日、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德勤、被告上海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鲁熹禧、陈伯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德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退票费21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日7时47分，原告通过铁路12306购票系统购买了6月3日8时由合肥南站开往汉口站的D2373次列车客票，并用支付宝客户端通过银行卡支付票款105.5元。原告于6月3日7时30分许来到合肥南站得知D2373次列车停运，原告被迫重新购买最近一列8时08分开往离汉口站最近的武汉站的G1113次列车客票，原告购买该次列车客票时，售票人员用原告身份证为原告办理了D2373次列车退票手续，并将原价105.5元购票款退回原告银行卡。原告认为，铁路电子客票是以电子数据形式体现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与纸质车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从售出车票时起成立，至按票面规定运输结束旅客出站时止，为合同履行完毕。原告购买D2373次列车客票后24小时以内，上海铁路局停运D2373次列车并退票，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原告支付票款的20％向原告支付退票费。
上海铁路局辩称，1、因水害造成涉案列车的停运，应属自然灾害所致的不可抗力造成，铁路运输企业对此应当免予承担责任；2、涉案列车的途经客站（包括合肥南站）电子公告屏上均进行了不间断的公告，且12306网站于同日21时16分以点对点短信的形式提醒原告相关涉案列车停运及办理退票等事宜，铁路运输企业已在合理时间及时通知了包括原告在内的旅客不能正常运输的理由，尽到了勤勉通知的义务；3、依照合同法第299条的规定，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原告办理了退票并另行购票，自主行使了法律规定的选择权；4、原告以铁路运输企业构成违约为由，要求被告支付20％退票费，既有违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亦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应当免责的基本常理相悖，且其又在涉案列车停运后自主行使了可供选择的法定退票权，原告主张理应不予支持。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针对被告辩称，原告发表以下补充意见：一、原告购买的D2373次列车客票因列车停运、上海铁路局退票而致合同终止，原告购买的G1113次列车客票是重新订立的合同，不是合同的变更；上海铁路局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运送旅客义务，上海铁路局构成违约。二、从D352次等列车停运公告看，D2373次列车停运前，上海铁路局对宜万线铁路途径的地区已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害已有预见，上海铁路局依然在12306系统于6月2日7时46分向原告出售6月3日运营的D2373次列车客票，D2373次列车停运后未能及时通知原告，故上海铁路局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且不再适用不可抗力免除自己责任。三、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应当平等，在旅客退票情况下铁路运输企业规定了旅客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发生退票行为，也应平等承担给付退票费的违约责任，上海铁路局应按票面价款的20%即21元退还给原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合肥站开往巢湖站的K2905次列车订单详情、未出行订单、退票详单、12306和支付宝客服短信、支付宝交易记录等，被告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且该证据要证明的证明目的在原告提交的铁总运〔2013〕102号通知已有明确规定，认定不具有证据效力；2、被告提交的调度命令及相关车次停运的截屏、12306网站（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及合肥南站有关公告，经本院审核能相互印证，认定具有证据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原告购票及因列车停运而退票等基本事实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D2373次列车停运，被告是否构成违约？二、原告主张被告应按票面价款的20％支付原告退票费21元有无依据？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庭审调查，本院对以上争议焦点审查认定如下：
一、D2373次列车停运，被告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D2373次列车停运致原告退票系合同解除，而非合同变更。
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是违约行为还是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的行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法定解除的五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是否符合该情形涉及水害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后两者双方无争议，争议在于是否不能预见。原告以气象预报及其他之前的车次停运作为“可以预见”的依据，认为不构成“不能预见”进而认为并非不可抗力。但导致火车停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下雨，水害还是下雨引发次生灾害对火车安全运行的影响。如果是下雨，水害可以预见，但次生灾害对火车安全运行的影响则需因时、因地、因环境，综合评估判断，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因此并非一开始就能预见。铁路企业通过调整运行密度、降低速度、取消部分车次运行、改双线运输为单线运输等措施来最大限度的保证铁路旅客运输安全，系铁路企业合理安排运力、科学运输，杜绝或减少运输事故，就本案而言，D352次等列车的停运，不能必然得出D2373次列车停运的结论，故原告关于上海铁路局对宜万线铁路途径的地区已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害已有预见，上海铁路局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且不再适用不可抗力免除自己责任的诉称理由本院不予采纳。鉴于火车停运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公共安全，对停运的可预见性特别是售票时的可预见性应当从严把握。因此，本案构成不可抗力，被告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且被告已经适时的通过短信发出停运通知，停运通知即为解除合同的通知，通知到达被告即生效。到达指的是到达被告手机，与其是否阅读，何时阅读并无关系。原告认为被告于2016年6月2日21时16分是在半夜非工作时间以短信通知，系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的诉称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因此，被告系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由于本案被告系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不构成违约，故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而本案中，被告已经全额返还了原告的购票款，被告也尽到了勤勉告知义务，且原告已经购买了与停运的D2373次列车时间间隔最短、离原目的地最近的武汉站的G1113次列车客票，也完成了旅行，几无损失可言，因此，本案被告在因不可抗力行使法定解除权的过程中没有过错。故应当全部免除责任。
二、原告主张被告应按票面价款的20％支付原告退票费21元有无依据的问题。
1、20%退票费用的性质：是违约责任还是结算清理条款？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成立以承运人交付客票为标志，无论是在售票窗口购票还是网上购票，旅客取得车票的前提均是全额支付票款，按照票面约定乘车是旅客的权利，而不是旅客应履行的义务，旅客未按约定乘车是对权利的放弃，不是违约，因此旅客退票承担退票费并非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20%退票费实际属于结算清理条款。结算清理条款类似合同履行的一种兜底条款，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
2、客运合同虽然为格式合同，由承运人事先拟定，中国铁路总公司涉及铁路运营的有关公告、通知等应视为旅客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旅客的购票行为是对合同条款的承诺。20%的退票费发生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车票改签、退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中，不属部门规章，应属合同约定的组成部分。因此，并非法定而是约定。该约定并没有对不可抗力等法定解除原因造成旅客退票应退还旅客20%退票费作出约定，属于未约定，而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无效条款，也不是合同法所规定的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故不适用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无效的规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应按票面价款的20％支付原告退票费21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合同法框架下，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原告的主张既无合同约定,又无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支持。鉴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张德勤要求被告上海铁路局支付退票费21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德勤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赵旭东
审 判 员 张 明
人民陪审员 郑荣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伍倩倩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