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木平。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海芬。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文龙、罗英，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飞。
委托代理人董少文，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董木平、尹海芬因与被上诉人刘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曲中民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木平、尹海芬及其委托代理人罗英，被上诉人刘飞及其委托代理人董少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董木平与上诉人尹海芬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刘飞与朱爱萍系夫妻关系。自2011年7月起，董木平与刘飞多次发生借贷往来，曾出具过多张借条，并多次还款。2011年7月21日至2014年3月7日期间，刘飞及其妻子朱爱萍通过银行分8次转款给董木平共计人民币637000元，未载明资金用途；董木平通过银行分17次转款给刘飞和朱爱萍共计人民币3489500元，其中一部分转款凭证中载明资金用途为工程款、周转资金或工资。2014年3月7日，董木平向刘飞出具借款人民币2500000元的借条一张，其中载明：“今借到刘飞现金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2500000.00元），期限自2014年3月7日至2015年3月7日”。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此后，朱爱萍于2014年4月4日通过银行转款给董木平人民币24000元；董木平通过银行分12次转款给朱爱萍共计人民币734000元，其中11次转款凭证中载明资金用途为工程款。后因双方就还款一事发生纠纷，刘飞遂于2015年3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刘飞及其妻子朱爱萍与董木平、尹海芬之间除借贷关系外，并无其他业务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董木平与刘飞自2011年7月起建立借贷关系，并通过刘飞及其妻子朱爱萍的账户进行借还款资金往来，因三方之间仅存在借贷关系，故董木平与刘飞和朱爱萍的银行交易明细均为本案借贷关系的资金往来。就“本案借款2500000元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董木平、尹海芬提出“借款本金只有661000元，2500000元借条系在胁迫下所写，包含已偿还但未收回借条数额”的答辩意见，依其陈述借款本金为661000元，约定了高额利息，但即便按其陈述的月利率7至8分计算利息，亦不能得出与其还款相当金额，与其主张“出具借条前已偿还3489500元”的总数相差过大，不符合常理，且其也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过利息。本案中，刘飞虽通过自己和妻子朱爱萍的账户转款给董木平的款项仅有661000元，但因双方借贷时间长，刘飞分多次借款，董木平出具有多张借条并分多次还款，2500000元的借条又系多笔借款累计后形成，而董木平又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借条系受胁迫所写并包含有已还款数额，故该借条应为双方对之前借贷资金往来的结算。刘飞向董木平提供借款，董木平出具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双方对之前借贷资金结算后所形成的借款合同，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董木平虽不认可双方存在现金交易，但其此后又通过朱爱萍账户还给刘飞734000元，与其提出的主张相互矛盾，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另外，刘飞在结算后通过妻子朱爱萍账户转款给董木平24000元，因其认可借款数额为2500000元，故本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2500000元。就“是否已清偿了借款”的问题，董木平于2014年3月7日前转给刘飞及朱爱萍的款项，系双方结算之前的借款资金往来，不能认定为其偿还借款2500000元的款项。董木平于2014年3月7日之后通过朱爱萍账户转给刘飞的734000元，虽然转款凭证中载明资金用途为工程款，刘飞也不认可为还款，但因双方并无其他业务往来关系，而只有借贷关系，故该款项应认定为董木平偿还刘飞的款项。就刘飞提出“该部分款项系替董木平过账”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董木平的借款中扣除已经偿还的734000元，还应偿还借款本金1766000元。就刘飞提出“董木平应支付相应利息”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之规定，借款到期后，董木平未按时还款，刘飞要求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起诉之日后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利息从刘飞所主张的起诉之日即2015年3月24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本金176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就刘飞要求“尹海芬共同偿还借款”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银行转款的资金往来中没有尹海芬，尹海芬也没有在借条中签字，故刘飞主张尹海芬为共同借款人的证据不足。但本案借款发生在董木平、尹海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且尹海芬也知晓董木平向刘飞借款，其应对该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刘飞的该主张成立。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由董木平、尹海芬于该判决生效后30日内共同偿还刘飞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766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3月24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76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刘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800元，由刘飞负担7869元，由董木平、被告尹海芬共同负担18931元。
董木平、尹海芬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其中第一项，并由刘飞负担一、二审诉讼费。其理由有两点：第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借贷数额错误。董木平、尹海芬一审提交《曲靖市商业银行复函》的证据已清楚的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借贷数额，该证据通过双方之间的账户往来可以直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661000元人民币，且一审法院通过向曲靖市商业银行麒麟支行调取的刘飞、朱爱萍与董木平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及转账凭条完全可以证实借款数额的真实性，并能与《曲靖市商业银行复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罔顾该事实不予认定，明显违反证据的认定规则。一审法院仅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又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借款本金为2500000元，明显有违法律规定。第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还款数额错误。董木平、尹海芬提交的《曲靖市商业银行复函》已证明二上诉人向刘飞还款4223500元人民币的事实，且一审法院通过向曲靖市商业银行麒麟支行调取的刘飞、朱爱萍与董木平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及转账凭条完全可以证实还款数额的真实性并与《曲靖市商业银行复函》相互印证。但一审法院却断章取义，不予认定，明显违反证据的认定规则。如果一审法院认定还款734000元，那么其他的还款属于什么性质呢？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认定。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公正。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董木平、尹海芬于2014年3月7日向刘飞借款人民币2500000元的事实，有董木平出具的借条、尹海芬向曲靖市商业银行的《情况说明材料》、《曲靖市商业银行关于尹海芬举报刘飞相关问题的复函》、《曲靖市商业银行调查回复》、诉讼双方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明细账目、一二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董木平、尹海芬的上诉理由和刘飞的答辩意见，诉讼双方在二审阶段所争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董木平向刘飞的借款数额究竟是2500000元还是661000元？二是董木平、尹海芬是否有证据证明已归还刘飞借款4223500元？本院结合双方的举证和质证情况，分别评判如下：
对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飞提供了由董木平出具的借条，对该借条的形成原因、形成时间、地点等方面，双方的陈述一致，且与尹海芬向曲靖市商业银行的《情况说明材料》中陈述的借款金额相印证，能够证明董木平向刘飞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500000元。而董木平、尹海芬虽然辩称借款金额为人民币661000元，但作为当事人，董、尹二人对借款本金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在诉讼之前，尹海芬在向曲靖市商业银行的《情况说明材料》中陈述的借款金额是“人民币2500000元”（该材料第1页顺数第8行）；在一审阶段，董木平陈述的借款金额是“60多万元”（一审正卷第67页倒数第7行）；在上诉状中，二人陈述的借款金额是人民币661000元（该上诉状第2页）；在二审阶段，二人陈述的借款金额是“本金减去第一个月利息后为661000元”（二审庭审笔录第8页倒数第2至第3行），此其一。其二，根据董木平、尹海芬的陈述，其二人向刘飞银行账户转入的款项系偿还利息，而偿还的前提必须是利息确定，否则就无法计算。但在二人的陈述中，对利息具体是多少，前后也不一致。在诉讼之前，尹海芬陈述“刘飞每月向董木平收取银行年化率72-96%不等的高额利息”（《情况说明材料》第1页顺数第9至第10行）；在一审阶段，董木平陈述的利息是“月息大概是7、8分”（一审正卷第67页倒数第7行）；在二审阶段，董、尹二人陈述的利息是“月息8分”（二审庭审笔录第9页倒数第2至第3行）。其三，董、尹二人主张借款金额为661000元的依据，是双方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明细，即从2012年10月12日至2015年1月13日，刘飞、朱爱萍共向董木平的银行账户转入资金661000元，但该款系从2012年3月23日至2014年4月24日期间，由刘飞、朱爱萍分9次转入董木平银行账户的，其中最后1次是在董木平向刘飞出具人民币2500000元借条之后发生的，与董木平、尹海芬“661000元是本金减去第一个月利息”的陈述不符。其四，从双方银行资金往来的时间看，刘飞首次向董木平银行账户转款发生于2012年3月23日，而董木平首次向刘飞银行账户转款发生于2011年7月21日，这也与董、尹二人“先借钱，然后不停地还利息”的陈述不符。其五，根据刘飞所保留的由董木平、尹海芬分别出具的借条证明，仅从2012年2月23日至同年10月29日期间，董、尹二人曾向刘飞借款4次，借款金额累计人民币2350000元，这不仅与其二人所主张的借款数额存在矛盾，而且证明仅凭双方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明细无法确定借款数额。其六，直至二审判决作出前，董、尹二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董木平与刘飞之间的借款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因此，董、尹二人所主张的借款金额不成立，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对第二个问题，本院认为，董木平、尹海芬向刘飞和朱爱萍的账户转入资金共计人民币4223500元是事实，但该款是从2012年10月至2015年1月之间所形成的，而董木平向刘飞出具借条的日期是2014年3月7日，两者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同时，董木平和刘飞均认可，该借条是对双方以前债务进行结算后累计形成，因此，董木平、尹海芬的还款时间只能从2014年3月7日起开始计算。在此期间，董、尹二人向刘飞和朱爱萍的账户转入资金共计人民币734000元，在双方只存在借贷关系的前提下，只能认定董木平、尹海芬仅归还借款人民币734000元。
综上所述，董木平与刘飞之间依法成立的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董木平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依法应当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的民事责任；尹海芬作为董木平的妻子，亦应承担与董木平共同还款的民事责任。董木平、尹海芬的上诉理由因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据此，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800元，由上诉人董木平、尹海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上诉人董木平、尹海芬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其未自动履行本协议，被上诉人刘飞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任志祥
审判员 吴福智
审判员 杨凌萍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罗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