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9民终8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彬，农民。
委托代理人陆艳群。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6层。
法定代表人苏少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宇，北京盈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屹，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刘彬、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4）肃民初字第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于2013年3月4日以1043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保时捷凯宴2995CC越野车一辆，并于当日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被告承保了原告保时捷凯宴2995CC越野车（车辆类型为小型越野客车，进口证书号为XIX5682513，车辆识别代号为WPIAG2920DLA56832）的车损险、不计免赔险等险种，原告共交纳保费28106.35元，车损险的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1043000元，保险期间为2013年3月5日至2014年3月4日。投保单特别约定一栏写有：“经双方协商，在保险车辆未领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正式牌照前，本保险单不负责全车盗抢险赔偿责任”。该投保单“投保人声明”部分写明：“本人已经收到保险条款全文，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部分的条款内容。就保险人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明确说明完全理解。同意并接受本投保单所载各项内容，申请投保并同意按照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并有刘彬本人签字确认。该投保单所附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三、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除本保险合同另有书面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动车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2、……”2013年4月15日，李亚飞驾驶原告车辆与他人驾驶的轿车相撞，造成原告车辆受损，肃宁县公安交警大队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李亚飞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以事故发生日原告车辆没有领取牌照为由予以拒赔。以上事实双方无争议。
原告主张本案事故车辆的车主为原告刘彬，对此原告提供证据有：1、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加盖了售车单位北京百得利汽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专用章。2、车辆购置税发票，用以证明车辆是由刘彬购买并缴纳了相关的赋税。3、保险合同原件，被保险人为刘彬，保险合同中登记车主为刘彬，证明被告对事故车辆的车主是原告是认可的。4、行驶证（复印件）。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我国机动车是以登记为准，不是以发票为准，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为车辆的所有人。原告提交的证据4是复印件不是原件，诉讼法规定复印件和原件核对无误后才能产生证据效力。此外原告取得行驶证的时间是2013年5月8号，事故发生时间是2013年4月15号，原告提交的公估报告委托时间是2013年7月17日。这就证明事故发生时此车是没有行驶证与号牌的，根据常识在办理行驶证时要对车辆进行整体拍照和检验，如果是5月8日发的行驶证当日该车应是修复后完好的。但是从原告提交的公估报告中可以看出，勘验时间是2013年的7月17日，公估报告中车辆照片是未经过修复的，所以这几个证据放在一起是相互冲突的，总有一个是不真实的，所以被告对行驶证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对此原告认为机动车为动产，以交付为转移所有权的凭证，发票上面登记的车主为刘彬，所以原告为本案的车主。行驶证取得的时间虽然是2013年5月8日，但原告申请行驶证的时间以及交警队给原告车辆照相的时间在事故发生之前。
原告主张为确定车损委托了河北圣源祥鉴定公估公司进行了评定，鉴定费43900元，并提交了公估报告书予以证实，该报告书确定的车损金额为878097元。被告质证称对报告书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理由是：第一，此鉴定书属于单方委托的评估，无论是委托鉴定还是鉴定过程，原告都没有通知被告参与。第二，公估公司不具有司法鉴定的资质，既没有北京高级法院也没有河北省高级法院颁发的鉴定资质。第三，原告取得行驶证的时间是2013年5月8号，事故发生时间是2013年4月15号。原告提交的公估报告委托时间是2013年7月17日。这就证明事故发生时这辆车是没有行驶证和号牌的，根据常识在办理行驶证时要对车辆进行整体拍照和检验，如果是2013年5月8日发的行驶证当日该车应是修复后完好的。但是从原告提交的公估报告中看，勘验时间是2013年的7月17日，公估报告中有车辆照片是未经过修复的，所以这几个证据放在一起是相互冲突的，总有一个是不真实的，所以被告对鉴定报告有异议。第四，按照原告提供的证据车辆在2013年5月8号就已经有行驶证和牌照，但是在车辆的公估报告的照片中一直没有体现车辆的前牌照和后牌照，不能证明照片中的车辆就是本案中的涉案车辆。而且公估报告上明确写的“无车牌号码”。第五，在公估报告中写的勘验地点是北京，委托时间是2013年7月17，勘验时间也是2013年7月17，据我们前期勘查了解，车辆发生事故后从没有托运到过北京，而是直接托运到江苏保时捷中心。这点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鉴定机关出庭人员称照片是他本人拍摄的但其无法描述该车在北京的停放地点。第六，原告没有出示委托公估和鉴定协议。也没有出示相应的发票。所以我们对公估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原告认为公估人是在河北省高院入围的司法鉴定机构，在法院的司法鉴定名录中可以体现。勘验地点在北京，我们用其他车辆将争议车辆运送到北京，地点已记不清。车牌照下来后就没有在车上挂，所以车上就没有显示牌照，且出事故的时候牌照尚未下来。行车证的照片是在事故发生之前对车辆的拍照。原告进行单方委托鉴定是因为事故发生后，被告拒绝理赔，故原告进行了单方委托。根据诉讼法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可以单方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之一柴某出庭接受了质询。承认此案是自己审核的，鉴定机构的现场勘查的工作人员韩宏伟到现场看到过实物并拍摄了损失照片，自己和候封涛根据损失照片确定了项目，并按照鉴定机构的系统的报价（也是4S店的价格）得出了鉴定结论。并向法院提供了公估报告书正本、原告刘斌的公估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候封涛和柴某的资格证书扫描件。
原告主张被告应赔偿原告车辆损失。理由：本案车辆投保时就未上牌照，也就是被告承保的就是一个没有上牌照的车，保险单中有特别约定，未领取正式牌照前盗抢险不予赔偿，被告收取了原告的保险费除盗抢险以外的保险事故应该予以赔偿。被告所说的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根据保险法第19条规定，被告违反了诚实公平原则。即使不属于无效条款也是格式条款中的没有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应当对条款的内容进行明确说明，被告应该采用加黑加大的条款明示义务。根据保险法第11条规定，也不产生法律效力。对此原告提交证据为：证据1、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据2、保险合同一份。证据3、电话通话录音证据一份（原告代理人当庭播放手机录音，并提交的了录音光盘及书面通话录音整理）。电话为保险单上所留的电话：010683××××1，时间为2014年7月15日二审庭审前，就本案争议的类似问题向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咨询，并进行了录音。为了印证这个录音的真实性，并提交中国移动公司的通话详单和缴费发票证明主叫号码的机主是原告代理人陆艳群。被告质证称：对事故认定书和证据保险单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我司不认可。因为保险单是附有保险条款的，根据车辆损失险条款第7条中的第3款第1项中规定，我们才予以拒赔的。原告所说的特别约定，是针对盗抢险的特别约定，这个险种和原告起诉引用的事由没有关联性，是原告单方面对该险做出的扩大的解释。我们拒赔是依据保险合同来的。原告所说的条款认定无效，我们根据道交法第8条、11条、95条规定，保险法解释二第10条规定，我们履行了说明义务。被告对证据3的录音及附属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理由：第一、因为原告的录音设备是自己的手机，手机上的时间及一些东西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所以手机录音是不具备公信力的。原告所拨打的电话不是95××0这个电话，我们无法进行录音核实。所以我方不认可。第二、当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也拨打了95500的电话，原告没有提交，95500的电话我公司是自动录音的，我方要求原告提交这个录音。第三、原告是2014年6月30日打的电话，我们是在13年3月投保的，两件事相隔时间很长，我司规定可能有修改。现在的证据证明不了之前的情况。第四、原告在打电话时只随意询问，并未说明具体情况，只是说没有牌照。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作为拒赔的证据：证据1、原告签名的投保单一份附完整的保险条款。该投保单“投保人声明”部分有刘彬本人签字确认；证据2李亚飞的笔录；证据3刘彬的笔录；证据4临时号牌一份，被告主张此号牌是理赔时原告提供的，但是经被告核对是假的。原告代理人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我方认可，签字是刘彬所签的。保险法的司法解释明确说明要把免除条款的概念、内容、后果等以书面的形式或笔录的形式做出说明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实践当中被告也确实没有说明，只是在流程上让被保险人签字，特别约定中确实说未领取正式牌照不负责盗抢险的赔偿。入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的通常做法都是违反保险法的规定不履行说明义务，本案也是这样，被告根本没有向我方进行明确说明，所以保险合同中其主张免责的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另外保险合同根本没有进行加黑加粗，没有尽到提示义务。从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中只是说明了刘彬对仔细阅读了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部分的条款内容，对该条款完全理解。但是这份声明并未提到保险人进行了解释。尤其是对概念、内容、法律后果这三个方面，为此提供一个学理解释进行佐证证实被告保险公司并未做到明确说明义务。证据2李亚飞的笔录，李亚飞是本案的证人，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询问，故被告以笔录的形式提交我方不予认可。对于刘彬的询问笔录，首先在庭审前我问过他是否在其他保险文书上签过字，故我们对询问笔录上的刘彬的签字不认可，待庭后问过刘彬后再对该证据真实性发表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事故发生前原告确实没有领取正式和临时牌照，其行为确实违反了道交法的规定，但这些行为是行政处罚的理由和情形。并不是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所以保险公司不能以牌照的问题拒赔。对临时号牌我们不知情。
另查明，原告主张2013年7月28日，在没有进行维修的情况下将肇事车辆以3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蠡县的留史第一轿车修理厂，并当庭提交车辆转让协议予以证实。被告对该协议质证称这个协议真实性关联性都不认可，我认为是伪造的。上次开庭后，我们和刘彬的家属了解这个事情，当时这车在江苏常州没运回本地，卖给当地的一个人了，所以不可能卖到蠡县的留史第一轿车修理厂。我们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认为原告提交的这个协议，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原审认为，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告提交的购车发票、车辆购置税发票、行驶证、保险合同与被告提交的对原告和李亚飞的询问笔录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可以证实保险车辆肇事时原告是车主。保险事故发生时，原告作为肇事车辆的车主及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具备保险合同纠纷的原告资格，原告在车辆肇事后将车辆变卖不影响其起诉的权利。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交原告不是车主的任何证据，故对被告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
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主张发生交通事故时被告李亚飞驾驶的车辆没有登记号牌，依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不负责赔偿。对此原告有异议，认为本案车辆投保时就未上牌照，也就是被告承保的就是一个没有上牌照的车，保险单中有特别约定，未领取正式牌照前盗抢险不予赔偿，被告收取了原告的保险费除盗抢险以外的保险事故应该予以赔偿。本院认为，虽然保险单所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七条有“除本保险合同另有书面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动车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不论因何种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的相关表述，但是双方在投保单显著位置的﹤特别约定﹥中约定“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正式号牌前，不负责全车盗抢险的赔偿责任”，并没有包含车损险及其他险种，该特别约定的位置比后面保险条款第七条第三款第一项的免责条款位置更为明显，客观上影响了原告的判断，特别约定的效力应优于一般条款的效力。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被告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明知原告的车辆在投保时尚未取得登记号牌，但仍同意车损险的承保，且其特别约定中的表述与车损保险条款第七条第三款第1项的内容相互矛盾，容易让人产生不同理解，对此应作出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被告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故对被告提出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878097元车损，提交了河北圣源祥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报告书。且鉴定人柴某出庭接受质询，完整的叙述了鉴定经过，并向法院提供了公估报告书正本、原告刘斌的公估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候封涛、柴某的资格证书扫描件。被告对鉴定机构、鉴定地点、鉴定时间、鉴定价格、鉴定机构委托的出庭人员等均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故被告异议不能成立，原告车损应予认定。但是原告认可自己的车辆在没有维修的情况下以32万元的价格出售，故878097元不是原告的实际损失，且如果被告按公估报告书确定的车损878097元赔偿原告，公估报告书确定的车损与肇事车辆售车款总计11980997超过了原告购买该车辆的价款1043000元，原告作为投保人将会从财产保险合同中获利，违背了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故被告应赔偿原告的实际损失为1043000-320000=723000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鉴定费，没有提交鉴定费票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赔偿原告723000元。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19.9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承担10190元，由原告承担2829.9元。
宣判后刘彬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刘彬上诉理由是：一、刘彬的损失有鉴定意见可以证实。公估报告书确定刘彬的车损为878097元，原审中鉴定人出庭作证证实了本案有关情况，并且鉴定人是法院和保险公司入围的鉴定机构，因此鉴定意见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二、原审判决的损失计算方法有误。原审判决按照刘彬购买车的价值1043000元，减去卖车的价值32万元即723000元，以此来认定刘彬的损失，显然错误。刘彬以1043000元购车，车辆购置税为104300元，共花费1147300元，因此车辆的价值1147300元。刘彬以32万元的价格出售车辆，该32万元包含税款104300元，故刘彬的实际损失为827300元。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上诉理由是：一、我司在与刘彬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将合同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并由刘彬对上述事实进行签字确认。我司已经尽到了对合同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本案中的合同条款为合法有效，应当作为确定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二、刘彬承保的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依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七条第（四）款第1项之规定，我司所承保的车辆损失险不应当进行赔偿。三、在本案中，刘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及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我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免责条款显失公平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五、一审判决认为保险合同中的特别约定误导投保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中引用的特别约定仅针对保险合同中的盗抢险进行了规定，不涉及车辆损失险。在本保险合同中，盗抢险与车辆损失险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的险种，因此该特别约定根本不涉及本案中的车辆损失险，也不存在误导的问题。同时因为该特别约定仅适用盗抢险条款，而不适用车辆损失险条款，因此不能以该特别约定对车辆损失险进行两种不同的解释。六、刘彬并未对保险车辆进行实际修理，无法确认保险车辆的损失是否真实发生及数额。在庭审过程中，刘彬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曾经委派非本案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出庭人员主张其本人为鉴定报告的鉴定人，但该人无鉴定人资格。且该人无法准确的陈述鉴定的时间、地点及损失情况。因此本案中的鉴定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七、一审判决认定刘彬以32万元的价格转卖保险车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众所周知，在我国机动车转让过户需要依法进行，在国家指定的交易场所办理相关买卖手续，并由公安机关办理转让过户手续，私人之间未依法进行的转让为无效行为。刘彬不能够出示国家指定交易场所出具的交易证明，也不能出具公安部门出具的法定过户手续。因此，该车辆转让协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具有证据效力。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
本院认为，刘彬将其购买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车辆识别代码为WPIAG2920DLA56832）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投保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等险种，刘彬共交纳保费28106.35元，其中车损险的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1043000元。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时该车辆没有取得车牌号码。在保险期间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车辆受损，故保险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应依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主张事故发生时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依保险条款的规定，不应当进行赔偿。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系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当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并明确说明，否则该免职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作出了说明，故该免责条款不生效。并且，该车辆在投保时没有取得车牌号码，保险人却予以承保。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不予赔偿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该事故车辆经河北圣源祥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车辆损失进行评估，结论为损失878097元，作出评估报告的公估师柴某亦出庭接收质询，故本院对该公估报告予以认定。事故车辆刘彬以32万元转让给蠡县留史第一轿车维修厂，有转让协议为证，应予认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金额为1043000元，故原审判决赔偿刘彬实际损失723000元（1043000元-320000元=723000元），并无不当。刘彬主张车辆实际损失为8273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05.90元，由刘彬负担2386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13019.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文甲
审判员 关志萍
审判员 刘晓丽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苏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