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5）湖德行赔初字第31号
原告李忠发。
委托代理人刘奎，贵州雍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吉县公安局，住所地安吉县递铺镇石佛西路266号。
法定代表人吴佩勋，该局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叶锋，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程虎，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原告李忠发诉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公安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11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向被告安吉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奎，被告出庭应诉负责人叶锋、委托代理人程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8月27日上午，原告在安吉县看守所劳动完毕休息时，与张国桃因琐事发生纠纷，后张国桃踢了原告左腹部一脚，致使原告感觉腹部有疼痛感。2013年9月2日上午，原告在劳动过程中感到疼痛加剧。被告下属机构安吉县看守所于同年9月5日凌晨，在无法忍受疼痛的原告极力要求下，才将原告送到安吉县人民医院，经诊断为外伤性脾破裂，行脾切除手术。经依法鉴定，原告所受伤害系张国桃伤害行为所致，并造成脾切除的六级伤残损害后果。以上事实采信于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5）湖安刑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书中所记载的法律事实。因被告下属机构安吉县看守所在服刑人员劳动后无人监管，导致原告被张国桃伤害，之后未及时将原告送到医院治疗延误最佳治疗时间，最终导致原告脾切除。据此，可以断定原告六级伤残损害结果完全系被告的一系列渎职行为所导致。因此，被告依法应当对原告的损害结果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另关于对原告的伤害结果在刑事上的伤势评价—原告伤势为轻伤，原告对此有异议，认为脾切除的损害后果应当评价为重伤才符合相关鉴定规定。在此，原告保留向被告追究相关刑事责任的诉权。综上所述，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赔付因其渎职（监管不力）导致同时服刑人员张国桃对原告实施伤害致六级伤残损害赔偿金5734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后经本院释明，原告将损害赔偿金明确为563390元（计算依据：2014年职工平均工资56339元×丧失劳动力系数0.5×20倍=563390元）。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安公行赔字（2015）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2、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意见书。
被告辩称，一、本案原告地位不适格。被告于2015年11月18日收到本院寄送的本案起诉状及副本材料，起诉状中列明的原告为“李发忠”，经查询，2103年被告看守所内服刑人员并无李发忠，故本案李发忠并无请求资格，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资格。二、本案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符合赔偿范围。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为：“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因其渎职（监管不力）导致同时服刑人员张国桃对原告实施伤害致六级伤残损害赔偿金5734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原告的伤势是张国桃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该事实已由安吉县人民法院（2015）湖安刑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书确认，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被告看守所工作人员未殴打、虐待也未唆使、放纵他人侵害原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明显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其次，原告诉称的“因在安吉县看守所在服刑人员劳动后无人监管，导致原告被张国桃伤害。”该理由不能成立。被告看守所在服刑人员劳动场所专门装有视频探头进行时时监控，张国桃对原告踢了一下，时间仅为几秒的瞬间，被告看守所工作人员无法在极短的瞬间内发现并赶赴现场制止。再次，原告诉称的“因看守所未及时将原告送达医院治疗延误最佳治疗时间，最终导致原告脾切除。”该理由不能成立。2013年8月27日上午，原告在劳动工场休息时，罪犯张国桃与原告因琐事发生纠纷，后张国桃踢了原告左腹部一脚。事发后原告及其张国桃及其他事发当时在场的被监管人员均未向看守所监管人员汇报此事，原告的伤势也并非外观上能察觉到的体表伤。同年9月2日上午，原告在看守所内劳作时被推车把手撞到左腹部。同年8月27日至9月4日上午期间，原告和张国桃及其同监室其他人员均没有向管教民警报告，在此期间原告也无所内就医的相关报告记录且在此期间原告本人因担心打架被处罚而故意隐瞒情况，照常参加劳动、情绪稳定，未见其异常。直至同年9月4日中午原告才第一次向被告看守所管教民警报告其腹部疼痛，原告又故意隐瞒上述实情，看守所内医生对其观察治疗并嘱咐原告如有异常疼痛及时报告，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原告又因突然腹部疼痛报告看守所后，看守所工作人员立即紧急将原告送往安吉县人民医院就医，经医院诊断为脾脏破裂，行脾切除术。被告立即对该案立案调查，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李忠发的脾破裂符合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其脾包膜下血肿形成时间符合48小时左右，脾实质内多发血肿形成时间符合5-6天以上。故上述伤势是在他人实施侵权伤害行为和原告自己在劳动过程中又再次被硬物碰及先前被人打击部位且又因原告自己担心打架被处罚而故意隐瞒伤势所致。因原告伤势为体内伤，看守所内并无专门的医疗诊断检测设备，在看守所受医疗检测设备限制和原告故意拖延不及时报告并隐瞒实情的情况下，看守所于2013年9月5日凌晨将原告带到医院救治是及时的，并无原告所诉的延误原告最佳治疗时间的情况。最后，原告诉称对其伤势评定为轻伤有异议。被告认为被告在办理张国桃故意伤害案件时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其进行了重新鉴定，属刑事诉讼法调整范围，不属于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三、被告看守所已对原告的损伤在双方真实、自愿的情况下做出了补偿。2013年12月30日被告看守所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看守所在承担原告全部医疗费用的基础上一次性支付原告伤残补助金、休息期间生活补助及其他一切费用共计四万元，且已支付给原告。综上，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之事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国家赔偿申请书；2、行政赔偿决定书；3、送达回执；4、邮寄凭证；5、调解协议；6、在押人员基本信息表；7、证明；8、讯问张国桃笔录；9、询问李忠发笔录；10、受案登记表；11、行政处罚决定书；12、拘留执行回执；13、立案决定书；14、拘留证；15、不批准逮捕决定书；16、取保候审决定书；17、刑事判决书；18、谈话教育记录；19、询问赵敏志笔录；20、赵敏志从医职业查询记录；21、值班记录；22、询问瞿书平笔录；23、询问赵毫笔录；24、询问肖朋笔录；25、李忠发病历资料；26、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意见书；27、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资质；28、安吉县公安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29、湖州市公安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30、鉴定意见通知书；31、询问李忠发笔录；32、调查笔录；33、2013年8月27日监控录像制作说明及光盘。被告另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浙江省公安机关办理人身伤害案件法医学鉴定的若干规定》，作为其不予赔偿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统一认证如下：
一、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
二、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4、证据6、证据8、证据10-18、证据20、证据22-32没有异议；证据5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用工伤补偿代替国家赔偿；证据7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9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在劳动中受伤和法律事实不符；证据19、证据21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并没有隐瞒受伤事实。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5能够证明被告就原告因工受伤部分给予了补偿，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能够证明被告看守所内2013年并无李发忠该服刑人员，本院予以确认；证据9能够证明原告受伤系受到张国桃的故意侵害及劳动中二次受伤引起，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9、证据21均能证明原告受伤后存在故意隐瞒实情的事实，本院均予确认。各方提供的其他证据，因对方无异议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关联性，本院均予确认。
根据上述已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2013年8月27日上午，在安吉县看守所劳动工厂休息时，被羁押人张国桃与李忠发因琐事发生纠纷，此过程中张国桃在李忠发左腹部位置踢了一脚。事发后，张国桃、李忠发及在场其他被羁押人员均未向安吉县看守所工作人员汇报此事。同年9月2日上午，李忠发在劳作中又被推车把手撞到左腹部。后李忠发因腹部疼痛加剧，于同年9月4日中午被送至看守所医务室检查治疗。同年9月5日凌晨，看守所工作人员在发现李忠发病情仍未好转的情况下，将其送至安吉县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外伤性脾破裂，行脾切除术。同年10月14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忠发的脾破裂符合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其脾包膜下血肿形成时间符合48小时左右，脾实质内多发血肿形成时间符合5-6天以上。同年12月26日，安吉县公安局对李忠发第一次损伤进行了伤势程度鉴定，鉴定意见为李忠发第一次损伤达到轻伤程度，李忠发及张国桃均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同年12月30日，李忠发与安吉县看守所在安吉县递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李忠发受伤一事达成调解协议，由安吉县看守所承担李忠发医疗费等全部费用肆万元。此后，李忠发于2014年3月21日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安吉县公安局于2014年6月10日委托湖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李忠发伤势作出重新鉴定，鉴定意见为李忠发2013年8月27日的损伤程度为轻伤，2013年9月2日的损伤不予损伤程度评定。2015年6月23日李忠发向安吉县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安吉县公安局于同年8月23日作出不予国家赔偿的行政赔偿决定。
另查明，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3日对张国桃犯故意伤害罪一案作出（2015）湖安刑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判决张国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原告李忠发尚未对该案加害人张国桃提起民事诉讼。
又查明，原告李忠发因涉嫌盗窃等违法行为，现被羁押于安吉县看守所。经本院核实，本案诉讼系由原告李忠发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提出该案诉讼非原告李忠发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规定，看守所是对被依法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的法定场所，并负有保护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和义务。看守所履行保护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的行为，是行政法规赋予的行政职责行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使国家侦查职权的司法行为。因此被羁押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同仓人致残所引起的国家赔偿，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程序处理。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李忠发应当对自己所受伤害的损害结果及其该损害结果与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未履行法定职责存在因果关系，提供相应证据加以支持；而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应当对其及下属机构看守所应当负有的法定职责及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数额方面，提供相应证据。对于原告李忠发被张国桃踢伤所导致的损害结果，原告李忠发虽未举证证明，但通过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在庭前提交的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5）湖安刑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书及复旦大学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安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湖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能够证明原告李忠发的伤势系由张国桃的伤害行为导致，且原告李忠发的该次损伤程度为轻伤。对于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是否已履行其法定职责，原告李忠发主张其在看守所内被同仓人致残即已经能够证明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未尽到法定监管职责。本院认为，判断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是否已履行其法定职责不能仅仅依据被羁押人致残这一损害结果直接推论得出，而应当根据公安机关监管看护的法定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加以判断。首先，根据《看守所组织在押人员劳动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有条件的看守所应当组织在押人员劳动。对于有迹象表明可能实施行凶、脱逃、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影响监管秩序行为的在押人员，不得参加劳动。本案中，涉案两名被羁押人均不属于上述不得参加劳动的情形，应当参加劳动。而涉案事件系被羁押人张国桃与原告李忠发在安吉县看守所劳动工厂休息时发生，依据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提供的事发时录像资料显示，张国桃与原告李忠发发生冲突的整个过程为十五秒，而张国桃踢原告李忠发腹部的伤害行为，时间在三秒之内，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无法预见该突发性事件，也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阻却危害行为的发生。其次，根据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提交的几份对事发时同监室被羁押人的询问笔录显示，在原告李忠发受伤之后至其病发就医之前的期间，原告李忠发和张国桃及其同监室其他人员均未向工作人员报告，被告安吉县公安局提供的看守所内医生赵敏志从医职业查询记录中亦没有原告李忠发上述期间内就医的相关记录。因此，本院认为原告李忠发对于自身的伤情存在隐瞒的情形。再次，原告李忠发于2013年9月4日中午向被告安吉县公安局看守所工作人员报告其腹部疼痛，看守所内医生即对其观察治疗并嘱咐原告李忠发如有异常疼痛及时报告。至次日凌晨1时许，被告安吉县公安局看守所监管人员在接到原告李忠发提出的就医报告后，立即将其送往安吉县人民医院就医，在此过程中，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因此，被告安吉县公安局已履行其对原告李忠发的看护监管的法定职责，原告李忠发的损害结果并不能归责于被告安吉县公安局。综上，原告李忠发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忠发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章 溯
代理审判员 沈 堃
人民陪审员 施安成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代书 记员 方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