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9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紫莹，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代理人贺天亮，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宸栋，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国钊，中国香港居民。
委托代理人何群，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紫莹为与被上诉人何国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4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原告出资参股被告经营的深圳××速递有限公司。原告在2014年8月22日汇款被告7万元，9月支付现金1万元，9月27日支付被告8500元，10月3日支付被告2万元。
根据庭审陈述及被告提交的聊天记录，被告经营的深圳××速递有限公司主要是开设网店，为国内客户在美国纽约代购商品。2014年12月期间，被告催促原告补足投资款。原告在2015年4月开始要求退出投资，由被告退还投资款。
2015年6月，原告委托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何群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退还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8500元。
另查，深圳××速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22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股东为吴某某及被告周紫莹。吴某某出资人民币10万元，周紫莹出资人民币40万元。
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投资款1085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24304元（以108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14年10月4日起计算至本金清偿日止，暂计至2015年10月3日）；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原告与被告口头协商，被告向原告转让所经营的深圳××速递有限公司40%的股份。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部分转让款，2015年4月，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投资。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必须签订书面合同，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深圳××速递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吴某某、周紫莹，因原告与被告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原告向被告支付投资款后也未实际参与深圳××速递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分配利润，因此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没有合法的依据，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投资款人民币1085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赔偿原告利息损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人民币108500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10月4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应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人民币2956元，由被告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周紫莹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予以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成立生效。本案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8月份就深圳××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进行口头协商并达成了一致约定，约定被上诉人以人民币16万元价格购买上诉人目标公司40%的股权，随后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参与了目标公司的相关事务决策与处理。前述事实表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合同已成立生效。然而，原审法院却认定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未成立，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的款项没有合法依据，依法应予以返还，其理由是“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必须签订书面合同，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以及被上诉人未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和分配利润。上诉人认为，这显然是错误的。试问，我国哪部法律哪一条款规定了股权转让合同必须是书面形式？原审法院却闪烁其词，仅凭一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含混过去。在我国，股权转让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可以是口头形式，只要合同双方已就主要事项自愿达成一致约定，合同即成立。另外，办理股权工商登记系属于股权权属变动的范畴，股权权属是否发生变动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分配利润更是合同履行或履行后的结果，原审法院却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配利润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要件，这极为荒谬。二、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系被上诉人违约所致。上诉人认为，对于已成立生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应依据诚信原则完全履行，然而被上诉人在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后称其系香港居民，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便办理，又称要委托第三人代持，却一直拖延办理，被上诉人在拖延过程中认为公司效益有所下降，遂口头通知上诉人要求取消股权转让合同，在上诉人拒绝之后，被上诉人又要求变更原先股权转让合同相关约定，将受让40%股权改为受让20%股权，上诉人没有同意，同时继续催促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转让款和办理相关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很明显，被上诉人系违背诚信原则不完全履行合同导致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成立生效，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系被上诉人违约所致，上诉人收取的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并非不当得利，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何国钊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维持原判。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中，被上诉人何国钊提交了双方微信记录截图，用于证明：1、被上诉人要求过退股或者登记股权；2、被上诉人没有参与经营管理，账本也没有给被上诉人看。上诉人质证认为：1、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是股权转让款；2、关于账单的问题，上诉人提交的邮件显示有相关财务汇报给被上诉人。
本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对于被上诉人何国钊向上诉人周紫莹支付人民币108500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认为系上诉人以转让公司股份为名向其收取款项后拒不履行股权转让手续和退款，系非法占有其资金，主张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则主张涉案款项系被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非不当得利。对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一方没有合法依据获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不当得利的特点在于，不当得利人取得利益既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的主张并不成立，理由为：第一，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存在隐瞒深圳××速递有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理人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并无客观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对此并不确认，且社会公众均可自行登录深圳市工商登记机关的网页查询在深圳市注册成立的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情况等工商登记公示信息，被上诉人在本案起诉时即提交了在相关网页上打印的该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协商股权转让时即可自行在相关网页上查询核实其欲投资的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故对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第二，上诉人周紫莹确系深圳××速递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的股东之一，持有该公司80%的股份，其可以依法向他人转让其所持该公司的股份。第三，双方均确认曾于2014年8月口头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让深圳××速递有限公司40%的股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未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他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同时，根据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股权的工商登记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并非生效要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的效力，但并不影响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在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即依法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第四，涉案款项系被上诉人基于双方口头股权转让协议而支付的出资款，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具有合同依据，被上诉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该合同依据依法不成立或已消失，或双方约定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款项的具体情形，其主张该款项为不当得利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系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非不当得利，依据充分，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上诉人返还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退还出资款的主张系双方之间的合同纠纷，双方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有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41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41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驳回被上诉人何国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56元，均由被上诉人何国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