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1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昌宝花，女，196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晓敏，商河明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主要负责人：白彬，总经理。
上诉人昌宝花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商河县人民法院（2017）鲁0126民初1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昌宝花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晓敏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宝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昌宝花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3年10月18日，昌宝花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昌宝花在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附加险为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为昌宝花的丈夫李佃河。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李佃河于2017年4月23日被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确诊患有以下重大疾病:1.主动脉夹层动脉瘤(DebakeyIII型注: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权威医学科普提供的词条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是一较为少见的致命性疾病);2.高血压病II级(极高危);3.脑梗塞。2017年5月8日被保险人李佃河在该院行“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覆膜支架置放腔内隔绝术+左侧”手术，5月22日出院。为治病昌宝花家庭支付医疗费多达四、五十万元，造成极度贫困，虽然有亲朋乡邻及善心人士捐助接济，但昌宝花现在生活仍然难以为继。本指望人寿保险公司能积极履行保险合同、支付保险金3万元，昌宝花却遭到多次推诿，被逼迫无奈昌宝花提起了诉讼，可人寿保险公司藐视法律，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二、一审认定的事实是“…该合同同时约定了主动脉手术属于重大疾病，并对主动脉手术定义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主动脉指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不包括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的分支血管。投保人昌宝花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了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以上“事实”的核心要义是：保险公司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手术方式必须保险合同约定。这在众多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纠纷案例中，基本都是保险公司抗辩、拒赔的理由。但本案中作为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公司拒不到庭应诉、也未书面答辩，对昌宝花的诉讼请求更未抗辩，不知何因这却成了一审判决不支持昌宝花的理由。关于告知义务问题，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2004）灌民二初字第325号、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连民二终字第36号对保险公司告知义务所作判决合情合法合理、让人口服心服，但本案一审判决的认定却与此截然相反，把人寿保险公司应承担的义务强加在昌宝花应当理解上，作为几近文盲、地地道道的农民，无论是昌宝花的认知能力、还是昌宝花的医疗及法律素养均不可能达到一审法院对昌宝花的强求。关于手术方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2期42-44共3页发布一起保险纠纷案件审判指导案例，即王玉国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淮安市楚州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确立了该类保险纠纷最新的司法指导标准，即: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格式条款限定被保险人患病时的治疗方式，既不符合医疗规律也违背保险合同签订的目的。被保险人有权根据自身病情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而不必受保险合同关于治疗方式的限制。保险公司不能以被保险人没有选择保险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本案案情与指导案例基本相同，被保险人李佃河所患主动脉夹层动脉瘤（DebakeyIII型)，首选是“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覆膜支架置放腔内隔绝术+左侧”手术，也可以外科手术治疗。在指导案例中，即便保险公司出庭应诉以格式条款对手术方式予以抗辩，但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然支持了投保人，而本案一审法院在人寿保险公司没有应诉、抗辩的情况下，居然不支持昌宝花。其中原因昌宝花无从知道，难道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唯独对商河县人民法院不起指导作用？在手术方式选择上，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2010年4月9日对“原告王景兰、万科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同样是支持了投保人，驳回了保险公司的出庭抗辩。类似本案案情及手术方式的众多保险案例，被保险人诉求都得到了法院支持，甚至有的保险公司主动理赔，像昌宝花请求被驳回的极为少见。三、在本案中投保单内虽有投保人昌宝花签名的“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了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等内容，但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项目繁多。不具单一的告知书性质，且是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事先拟制好的格式条款，不容易引起投保人注意，人寿保险公司也未证明其业务员确实已就投保单中相关文件的相关内容向昌宝花作了解释、告知。一审判决的错误就在于机械地理解、适用人寿保险公司的格式条款，机械认定昌宝花理解了保险产品、应承担相应后果，不符合客观事实。在司法实践中，鲜有法院认定、适用保险公司格式条款，但不知何因一审法院却过分强调适用人寿保险公司的格式条款，为人寿保险公司抗辩，机械地将被保险人的手术严格限定为保险合同中的“开胸或开腹”手术，并且对昌宝花在一审期间搜集并提供的部分相似或相近的案例也置之不理。另外，2016年度保费并非2017年7月7日缴纳，而是在缴费有效期(2016年10月18日至2016年12月18日)内通过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魏可勇转交、2017年7月7日打印的发票，因为根据保险合同2017年7月7日无法缴纳2016年度保费，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的机械程度。人寿保险公司推销保险产品时积极主动热情、出险后被动冷漠无情，其作为可以说已引起民愤，也令昌宝花深恶痛绝。虽然3万元的保险金(且含昌宝花已交保费12572元)对人寿保险公司算不上毫末，但对昌宝花来讲可算得上“救命稻草”。作为老百姓，昌宝花无力与保险公司抗衡，只好在多方咨询法律、医疗、保险等专业人员并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求助于法院，可一审这样判决让昌宝花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不过，昌宝花仍然相信法律，在维护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公平正义上不会有丝毫的动摇。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明查事实、为民做主、依法公正裁判。
人寿保险公司未答辩。
昌宝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履行保险合同，支付赔偿金30000元；2.判令人寿保险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8日，昌宝花（投保人）为其丈夫李佃河（被保险人）在人寿保险公司处投保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间39年，保险金额为10000元。向昌宝花销售该保险合同的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为魏可勇。保险合同于2013年10月19日生效。昌宝花于2013年10月19日向人寿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3188元，2014年、2015年通过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魏可勇将保险费转交给人寿保险公司，2017年7月7日向人寿保险公司交纳2016年度保险费3188元。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利益条款第六条规定“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附加合同终止，本公司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该合同同时约定了“主动脉手术”属于重大疾病，并对“主动脉手术”定义为“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主动脉指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不包括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的分支血管”。投保人昌宝花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了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2017年4月23日，被保险人李佃河因突发胸痛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外科入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主动脉夹层动脉瘤（DebakeyⅢ型），2.高血压病Ⅱ级（极高危）”。2017年5月8日，李佃河在该医院行“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覆膜支架置放腔内隔绝术+左侧”手术，并于2017年5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主动脉夹层动脉瘤（DebakeyⅢ型）；2.高血压病Ⅱ级（极高危）；3.脑梗塞”。
以上认定的事实，有昌宝花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为证，经法院审查，可以采信，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昌宝花、人寿保险公司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的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保险合同已约定被保险人取得30000元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的条件是“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因首次发生并经确诊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而该合同亦对重大疾病的范围进行了约定，昌宝花主张被保险人所患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中的“主动脉手术”，该保险合同中又约定主动脉手术是指“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本案被保险人所行手术为“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覆膜支架置放腔内隔绝术+左侧”手术，法院认为，昌宝花主张被保险人所患疾病为重大疾病中的“主动脉手术”，从字面意义理解，被保险人所行的手术为置放手术，而非保险合同约定的“开胸或开腹”手术，若需要延伸解释，则应由“专科医生明确诊断”，非医学专业人士不能理解，且人寿保险公司已向昌宝花就保险责任范围、免除责任条款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昌宝花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保险人所患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中的“主动脉手术”，故对昌宝花请求人寿保险公司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昌宝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昌宝花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另，根据昌宝花一审提交的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魏可勇出具的证明，保费是通过魏可勇转交的，2016年保费发票于2017年7月7日打印。
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昌宝花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而言，签订医疗保险合同的目的就是在于发生重大疾病获得治疗后可以获得赔偿，投保人、被保险人有权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选择具有创伤小、死亡率低、并发症发生率第的治疗方式而使所患疾病得到有效治疗，这是病患的基本权利。保险人通过限定治疗方式来限制投保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赔偿的权利，实际上是以特定义务的履行作为承保风险的要件，属于隐藏性义务条款，该条款将保险人控制风险的责任转嫁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应属无效。本案中，当事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重大疾病的保险范围包括主动脉手术，而该合同的第五条第二十五款规定，主动脉手术指为治疗主动脉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置换、修补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主动脉指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不包括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的分支血管。动脉内血管成形术不在保障范围内。根据李佃河的出院记录应认定其患有主动脉疾病，李佃河有权结合自身身体状况，选择具有创伤小、死亡率低、并发症发生率低的治疗方式而使自己所患疾病得到有效治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人寿保险公司以限定治疗方式的格式条款来限制被保险人获得理赔的权利，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从而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该条款应认定无效。并且，人寿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应就保险合同中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或限制责任条款提请对方作特别注意，向投保人作明确的说明或作出特别的解释，但在本案中人寿保险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及解释义务。一审判决认为人寿保险公司不应理赔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昌宝花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商河县人民法院（2017）鲁0126民初1795号民事判决；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昌宝花保险金3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志忠
审判员 杨 莉
审判员 韩 梅
二〇一八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