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8民初7797号
原告：郑宝利，男，1971年11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原告：刘俊平，女，1967年5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上述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史瑞英，天津睿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地址天津市静海区。
法定代表人：苏运峰，镇长。
委托代理人：刘静安，天津金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小郝庄村村民委员会，地址天津市静海区。
法定代表人：刘怀俊，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告：陈占崇，男，1958年4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被告：刘振花，女，1964年4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被告：陈某，男，2002年2月23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法定代理人：陈占崇（被告陈某之父），身份信息同上。
被告：苗加忠，男，1965年4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被告：张淑兰，女，1966年3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被告：苗某1，男，2002年8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法定代理人：张淑兰（被告苗某1之母），身份信息同上。
被告：苗加坤，男，1962年10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被告：苗某2，男，2000年12月26日生，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区。
法定代理人：苗加坤（被告苗某2之父），身份信息同上。
原告郑宝利、刘俊平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小郝庄村村民委员会、陈占崇、刘振花、陈某、苗加忠、张淑兰、苗某1、苗加坤、苗某2地面施工、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审理过程中，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申请追加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小郝庄村村民委员会为本案被告，本院准予，并依法通知其参加诉讼。原告郑宝利、刘俊平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史瑞英，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刘静安，陈占崇（被告陈某法定代理人），刘振花，张淑兰（被告苗某1法定代理人），苗加坤（被告苗某2法定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其余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宝利、刘俊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543110元的50%，计271555元。2.判令被告陈占崇、刘振花、陈某、苗加忠、张淑兰、苗某1、苗加坤、苗某2连带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543110元的20%，计108622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死者郑某2的父母，被告陈占崇与被告刘振花系被告陈某的父母，被告苗加忠与被告张淑兰系被告苗某1的父母，被告苗加坤系被告苗某2的父亲。2016年8月23日中午，被告陈某给死者郑某2打电话，要求死者与他们一块出去玩耍。随后被告陈某、苗某1、苗某2骑电动自行车到接着死者一块出去玩耍。2016年8月23日下午14时许，村民郑香利给原告郑宝利打电话，告知其儿子郑某2在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所有并管理的铁路支渠溺水了，让其迅速赶往事发地点。原告郑宝利在接听电话后立刻赶至事发地点救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至当日下午16时许，郑某2被施救上岸后，已经死亡。郑某2的死亡，给原告及其家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出事地点的所有人与管理人是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由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未尽安全保障的管理义务，造成郑某2的死亡，应赔偿二原告所有损失的50%。被告陈某、苗某2、苗某1组织郑某2出去玩儿，事发后没有积极报警施救，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陈某、苗某2、苗某1及其三人父母连带赔偿二原告所有损失的20%。综上，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镇政府不清楚二原告之子因为何事在何地发生的事故，诉状中不清楚，原告开庭前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不知道起诉政府的具体理由；其次，本案的案由是地面施工、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而镇政府没有在地面施工，也没有设置致人损害的地下设施，更没有原告所说的取土，如果原告认为是取土造成的人身损害，原告应告相关责任人和单位；再次，诉状陈述出事地点是镇政府所有并管理的铁路支渠，如果是支渠管理部门应该是铁路部门，非铁路部门应是小郝庄村民委员会，各级政府的管理部门对水渠河道仅仅是行政管理的职责，也就是负责河道的维护建设，负责泄洪排水，政府部门不是经营单位，河道也不是经营场所，因此人民政府没有对自行下河道的人保障安全的义务，故关于二原告诉请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对其子溺水死亡赔偿的诉讼请求，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陈占崇、刘振花、陈某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二原告诉状中陈述，被告陈某于2016年8月23日中午给死者打电话与事实不符，当时是放学时间，11点刚过学生放学，被告陈某给死者打电话是为了放学路上结伴同行，并不是喊着死者去玩，因当时死者没有带电话，电话通了之后是别人接的，就没有说具体的事项。事发当天，三未成年被告均未到接死者，而是三未成年被告中午放学后骑车带着死者回家，三未成年被告到刘巨贤家打游戏，死者回家吃饭去了。午饭后，死者也来到刘巨贤家，喊三未成年被告出去洗澡。被告陈某之前一直在青县补习功课，根本不知道事发地点有水塘，不可能是组织者。此外，死者下水出现危险后，三未成年被告有简单的施救措施，也打电话报警了，但是孩子毕竟还小，不能到深水区施救。所以死者的死亡与三未成年被告没有关系，三未成年被告及其监护人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苗某1、张淑兰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诉状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首先，三未成年被告在刘巨贤家玩，是死者两次去喊三未成年被告出去玩；其次，被告苗某1没有下水，死者下水了，所以被告苗某1不可能组织一起去下水游泳；再次，学校对孩子是有关于安全方面的教育，说过如果发生危险不建议同龄孩子施救，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最后，关于报警的时间问题，唐官屯派出所出警的记录可以证明。
被告苗某2、苗加坤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状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死者落水后，三未成年被告采取积极施救措施，在死者打捞上来前，被告苗加坤全程参与了施救，但是死者郑某2在打捞上岸后已经死亡。
其余被告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原告为证实其庭审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死者郑某2户口注销证明，证明死者于2016年8月23日溺水死亡；
证据二，案外人郑某1（原告郑宝利之叔）证人书面证言，证明三未成年被告喊死者郑某2一起去的事发地；
证据三，事发地照片10张，证实出事地点被非法取土，造成河水变深，致使死者的死亡。这10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不同，有一部分是出事后当时照的，看不出水深浅；剩下的部分通过痕迹可以看出水的深浅。
证据四，网络通讯截图，系本案被告陈某所用电话号码182××××1667在事发当天向死者拨打电话的记录，拨入时间系事发当日上午11时44分，证明系被告陈某将死者从家中唤出。
证据五，静海县河道管理办法，证实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该办法第四条，明确载明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本辖区内支、斗、毛渠及坑塘水系的监督管理人。
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一，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一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没有关联性；关于证据二，该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质证，而且该证据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无关；关于证据三，原告主张取土导致河水突然加深，但从照片不能看出是谁取土，更不能证实是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取土，照片上可以看出河水较深，一般孩子是不敢下水的，郑某2的死亡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没有关系；关于证据四，通话记录不能证明通话的内容，原告之子与被告之子的通话情况，以及孩子们至水中游泳的情况，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不能证实政府有任何过错；关于证据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指出的第四条第三款是对水系的监督管理责任，是一种行政责任，而非民事上的安全防范义务。
被告陈某、陈占崇、刘振花、苗某1、张淑兰、苗某2、苗加坤的质证意见为，关于证据一，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关于证据二，对其不认可，证人所证实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证实三未成年被告喊着死者去的事发地；关于证据三，我们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关于证据四，拨打的电话是被告陈某在学校门口向死者拨出，是在放学的时候喊着死者路上结伴回家，当时死者手机并未带在身上，电话是死者妹妹接的，没有任何与死者的通话内容；关于证据五，不发表质证意见。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郑某1出庭作证，证人证实死者郑某2系被三未成年被告喊去玩耍。
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认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证实二原告之子的死亡与镇政府有任何的关系。
被告陈某、陈占崇、刘振花、苗某1、张淑兰、苗某2、苗加坤认为，证人真言系虚假陈述，对其不予认可。
其余被告未参与庭审，未发表质证意见。
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前往现场勘察并制作现场勘察笔录，各方均无异议，本院附卷予以佐证。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所举证据一能够证实二原告之子郑某2系溺水死亡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所举证据二，郑某1书面证言及出庭证言，郑某1证言只是听死者郑某2说要与他人共同外出玩耍，该证人与原告系亲属，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且被告方均对其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故二原告以此主张三未成年被告组织死者前往事发地点游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所举证据三，可以证实涉案铁路支渠确系取土形成，该组照片可以证实事发现场的地貌情况，但不能作为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具有侵权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原告所举证据四，仅能证明被告陈某曾于事发当日向死者郑某2手机拨打电话，并不能证明被告陈某拨打话的通话内容以及通话目的，故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四用以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所举证据五，仅能证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系涉案铁路支渠的监督管理人，而不能证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负有在河道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遭受损害的法定义务。
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和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郑宝利、刘俊平系夫妻关系，本案死者郑某2系二原告之子。被告陈占崇、刘振花系夫妻关系，被告陈某系二被告之子。被告苗加忠、张淑兰系夫妻关系，被告苗某1系二被告之子。被告苗某2系被告苗加坤之子。
2016年8月23日，二原告之子郑某2与被告陈某、苗某2、苗某1相约至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小郝庄村铁路支渠游泳，该铁路支渠为东西流向，北侧系一条铁路（该铁路形成时间较长，当地人称其系军用铁路，平时少有火车经过），四周为农田，并非紧邻村庄。四人到达铁路支渠后，郑某2、陈某、苗某2下水游泳，被告苗某1未下水。后死者郑某2游至深水区不慎发生溺水。被告陈某、苗某2、苗某1组织施救未果，被告苗某2电话告知其父苗加坤赶来参与施救。后被告苗加坤报警并通过案外人郑香利（音）联系原告郑宝利前来进行施救工作。郑某2被打捞上岸后已死亡。
2016年8月24日，二原告与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小郝庄村村民委员会签署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由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小郝庄村村民委员会补偿二原告60000元，双方互不追究任何责任。补偿款60000元于协议签订后已给付二原告。
庭审中，被告苗加坤述称被告苗某2在施救未果后曾拨打报警电话报警。
另，二原告明确表示不向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小郝庄村村民委员会主张赔偿权利。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现场勘察的实际情况，事发铁路支渠系早年国家为了建设铁路形成。河道存在危险是公开、明显、可预知的。支渠两旁并非行人或行车通道，亦非公众活动场所等，河道的岸边与铁路间有二十余米的绿化隔离带，起到一定的隔离和警示作用。依此，事发河道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供公众活动和集散的公共场所，不适用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的相关规定。
二原告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负有在河道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遭受损害的法定义务，亦不足以证明死者郑某2系因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在涉案铁路支渠挖坑、取土、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其损害，即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不存在过错，与郑某2的死亡亦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承担郑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欠缺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原告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死者郑某2系受三未成年被告组织前往事发铁路支渠。在死者郑某2溺水后，被告陈某、苗某2、苗某1积极采取了施救措施，进行了与其民事行为能力相当的救助行为，被告陈某、苗某2、苗某1不存在过错，与郑某2的死亡亦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陈某、苗某2、苗某1及其监护人承担郑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欠缺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结合本案实际，事发时，死者郑某2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辨识能力，其应知河道可能存在的危险。但郑某2在事发当日放学后，仍与被告陈某、苗某2、苗某1相约至铁路支渠游泳，使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其明知存在危险而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是导致其溺水死亡的根本原因，应由其本人及其监护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宝利、刘俊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维锋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荆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