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商终字第12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号金都杰地大厦***层。
负责人：潘建宁，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天如，该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何崇明，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号。
法定代表人：顾国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潇江，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袍江新区三江路以北、规划支路以南。
诉讼代表人：马洪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俞惠南、张燮平，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上诉人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讯公司）、原审第三人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4）绍柯商初字第3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键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靓、王瑜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李佳丽担任记录。上诉人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张天如、何崇明，上诉人斐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潇江，原审第三人飞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燮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27日，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作为甲方（保理银行），与乙方（卖方）第三人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21227001的《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拟采用信用方式销售货物，并向甲方申请获得甲方的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服务；国内有追索权保理即指乙方将其与买方（应收账款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甲方，取得保理预付款融资等服务，如果应收账款到期不能如期足额回收，乙方有义务按照约定金额自行回购应收账款，甲方对乙方享有追索权；应收账款债权指乙方因提供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唯一、具体、排他的无争议合法债权，该债权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甲方按受让应收账款实有金额的60%向乙方提供保理预付款融资，具体单笔融资金额、期限、利率等以《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载明的为准；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融资利率水平加收50%，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融资款项按日计息，日利率=月利率／30，月利率=年利率／12；乙方应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1日；双方另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012年12月27日，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向被告斐讯公司发送了编号为20121227002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鉴于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自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内签订并履行的全部商务合同（该商务合同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订单等，以及产生的全部单据均属于该期间商务合同的一部分），飞泰公司已将上述商务合同有效期内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对于原告已同意受让的商务合同项下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享有的处于无争议或无纠纷状态的每一笔应收账款，不再通知。请按以下方式于到期日前支付上述应收账款：支付至以下保理专户：户名：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账号：07×××86，开户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
同日，斐讯公司出具《签收回执》一份，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且通知书所载事项无误，并承诺按通知要求履行付款责任。另飞泰公司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7日、编号为20121227009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一份并附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9日《应收账款转让清单》，申请转让所附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中所列的应收账款，同时保证已完全履行应收账款下应尽义务，并且无瑕疵地拥有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其中转让清单所列的内容与下述融资发票清单一致。
2013年1月9日，飞泰公司向原告提交了编号为20121227011的《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一份并附融资发票清单，申请金额为1000万元的保理预付款融资，期限从2013年1月9日至2013年7月3日，融资利率为固定利率6.72%，在融资期间内，该利率保持不变；融资发票清单载明发票号码为09767845-09767859（共计十五份），买方为被告斐讯公司；同时备注“合计发票金额为1710万元，转让应收账款金额1710万元，申请预付款金额1000万元”。
2012年12月27日，原告与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21227007的《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并于2013年1月8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登记内容载明：飞泰公司（卖方）与斐讯公司（买方）于2012年10月21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121021097《销售合同》，卖方为买方提供光模块。现卖方将该笔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应收账款金额1710万元（发票号码为09767845-09767859）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并向其申请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同日，原告按约向飞泰公司的指定账户发放融资款1000万元。
2013年5月2日，斐讯公司作为买方甲方，与卖方乙方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XFT201305-0001的《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产品型号分别为FS6800-24、FS6600-24、FS3600-24E的通信设备1000台、2000台、2000台，总价为人民币22577000元，全部货物于2013年5月20日前发货完毕；付款方式为月结105天，如逾期付款或交货，应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按逾期金额的每天千分之一支付逾期利息。同年5月28日，飞泰公司向被告斐讯公司开具了号码为11409427-11409446、价税总额为2257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
2013年5月2日，斐讯公司作为买方甲方，与卖方乙方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XFT201305-0002的《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通信设备520台，总价为人民币11，020，400元，全部货物于2013年5月20日前发货完毕；付款方式为月结105天，如逾期付款或交货，应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按逾期金额的每天千分之一支付逾期利息。
2013年5月4日，斐讯公司作为买方甲方，与卖方乙方飞泰公司又签订了编号为SXFT201305-0003的《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单价为150元的光模块40000PCS，总价为人民币600万元，全部货物于2013年5月30日前发货完毕；付款方式为月结180天，如逾期付款或交货，应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按逾期金额的每天千分之一支付逾期利息。同年5月31日，飞泰公司向被告斐讯公司开具了号码为11409447-11409450、11502413、11502414，价税总额为6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
2013年6月24日，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作为甲方（保理银行），与乙方（卖方）第三人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6240001的《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按受让应收账款实有金额的70%向乙方提供保理预付款融资，具体单笔融资金额、期限、利率等以《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载明的为准；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融资利率水平加收50%，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乙方应按约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1日；双方另对其他权利义务的约定与上述保理合同一致。
2013年6月24日，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向被告斐讯公司发送了编号为201306240002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鉴于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自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内签订的并履行的全部商务合同（该商务合同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订单等，以及产生的全部单据均属于该期间商务合同的一部分），飞泰公司已将上述商务合同有效期内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对于原告已同意受让的商务合同项下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享有的处于无争议或无纠纷状态的每一笔应收账款，不再通知。请按以下方式于到期日前支付上述应收账款：支付至以下保理专户：户名：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账号：07×××86，开户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
同日，斐讯公司出具《签收回执》一份，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且通知书所载事项无误，并承诺按通知要求付款责任。2013年6月24日，被告斐讯公司向飞泰公司账号为19×××78的银行账户汇款195万元，又于2013年6月27日向上述19×××78账户汇款405万元。
2013年6月27日，飞泰公司向原告提交了编号为201306240015的《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一份并附融资发票，申请金额为2000万元的保理预付款融资，期限从2013年6月27日至2013年12月10日，融资利率为固定利率6.72%，在融资期间内，该利率保持不变；融资发票清单载明发票号码为11409427-11409439（共计十三份），买方为被告斐讯公司；同时备注“合计发票金额为1454万元，转让应收账款金额1454万元，申请预付款金额1000万元”。同日，飞泰公司另提交编号为201306240003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一份并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申请转让所附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中所列的应收账款，同时保证已完全履行应收账款下应尽义务，并且无瑕疵地拥有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其中转让清单所列的内容与融资发票清单一致。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则于同日出具编号为201306240004的《应收账款受让通知书》，确认受让上述应收账款。
2013年6月27日，原告与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6240011的《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登记内容载明：飞泰公司（卖方）与斐讯公司（买方）于2013年5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5-001《销售合同》，卖方为买方提供通信设备。现卖方将该笔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应收账款金额1454万元（发票号码为11409427-11409439）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并向其申请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同日，原告按约向飞泰公司发放融资款1000万元。
2013年7月1日，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作为甲方（保理银行），与乙方（卖方）第三人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7030001的《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内容均与上述保理业务合同一致。2013年7月4日，飞泰公司向原告提交了编号为201307030010的《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一份并附融资发票，申请金额为2000万元的保理预付款融资，期限从2013年7月4日至2013年12月10日，融资利率为固定利率6.72%，在融资期间内，该利率保持不变；融资发票清单载明发票号码为11409440-11409450、11502413、11502414（共计十三份），买方为斐讯公司；同时备注“合计发票金额为14037000元，转让应收账款金额14037000元，申请预付款金额980万元”。同日，飞泰公司另提交编号为201307030003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一份并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申请转让所附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中所列的应收账款，同时保证已完全履行应收账款下应尽义务，并且无瑕疵地拥有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其中转让清单所列的内容与融资发票清单一致。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则于同日出具编号为201307030004的《应收账款受让通知书》，确认受让上述应收账款。
2013年7月1日，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向被告斐讯公司发送了编号为201307030002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鉴于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自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内签订的并履行的全部商务合同（该商务合同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订单等，以及产生的全部单据均属于该期间商务合同的一部分），飞泰公司已将上述商务合同有效期内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对于原告已同意受让的商务合同项下飞泰公司对斐讯工农公司享有的处于无争议或无纠纷状态的每一笔应收账款，不再通知。请按以下方式于到期日前支付上述应收账款：支付至以下保理专户：户名：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账号：07×××86，开户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7月1日，斐讯公司出具《签收回执》一份，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且通知书所载事项无误，并承诺按通知要求履行付款责任。
2013年7月3日，被告斐讯公司向飞泰公司账号为07×××86的银行账户汇款10020400元，后又于次日即7月4日向上述07×××86账户汇款7079600元。
2013年7月4日，原告与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6240011的《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并于次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登记内容载明：飞泰公司（卖方）与斐讯公司（买方）于2013年5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5-001《销售合同》以及2013年5月4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5-003《销售合同》，卖方为买方提供通信设备、光模块。现卖方将该笔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应收账款金额14037000元（发票号码为11409440-11409450、11502413、11502414）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并向其申请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2013年7月5日，原告按约向飞泰公司发放融资款人民币980万元。
2013年7月26日，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向被告斐讯公司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十五份，金额合计为16493600元，其中通知单载明的销售方为飞泰公司、购买方为斐讯公司、货物名称为通信设备、数量合计为3600，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理由为“未收到货”。
2014年5月28日，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以被告斐讯公司未向其履行货款支付义务为由起诉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遂成讼。
另查明，本院已于2013年12月3日裁定受理了飞泰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款198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99万元，支付逾期利息2732400元（违约金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逾期利息按逾期金额的每天千分之一支付，从2013年12月11日起暂计至2014年4月28日，以实际履行日为准）；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158400元（按标的额的0.8%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飞泰公司有无按约履行编号为SXFT201305-0001《销售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原告及第三人主张上述销售合同项下货物均已向被告斐讯公司进行交付，卖方飞泰公司也已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并办理了应收账款的转让登记；被告斐讯公司则抗辩称因飞泰公司未按约交付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故斐讯公司无需全额支付合同价款。对此，首先，原告及第三人飞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飞泰公司已按约履行合同项下的全部交付义务；其次，被告斐讯公司提交了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2013年7月26日开具的价税总额为16493600元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书十六份，虽然上述各份通知书未能显示与销售合同项下的各份增值税发票存在一一的对应关系，但通知书所载的货物名称、单价均能与销售合同及发票相对应，开具红字发票的三类货物数量亦在合同约定的各类销售数量范畴中，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理由也载明为“未收到货”，通知书开具时间亦在约定的交货期限届满之后；再次，虽然红字发票的金额与被告斐讯公司确认的实际交易金额之和，与合同项下发票总额存在3，800元的差额，但斐讯公司已当庭就税务操作障碍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最后，原告在与飞泰公司签订保理合同过程中，也未就上述销售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向飞泰公司和斐讯公司进行核实，或由斐讯公司就应收款数额进行书面确认。据此，原告关于飞泰公司已按约履行SXFT201305-0001《销售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被告斐讯公司于2013年7月3日、7月4日所支付至原告保理账户的10020400元、7079600元是否系支付在先的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款项。原告主张上述款项系被告支付签订在先的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应收款；被告斐讯公司则抗辩称10020400元及7，079，600元中的100万元系支付2013年5月2日编号为SXFT201305-0002的《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剩余6079600元系支付本案讼争的编号为SXFT201305-0001的《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告提交了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以及编号为SXFT121021097的销售合同复印件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但第三人飞泰公司管理人表示现无法核实合同的真实性，被告斐讯公司对于该销售合同亦不予认可，且明确表示未收到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经本院向上海松江区国家税务局调查，上述十五份发票也确实未经认证抵扣；其次，原告、第三人对于编号为SXFT121021097的《销售合同》的交易情况包括货物的交付情况也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再次，对于编号为SXFT201305-0002的《销售合同》的真实性，第三人已予以了确认，被告所主张的清偿指向及付款金额构成亦能与各合同价款对应一致；最后，第三人虽主张被告的付款与其主张的合同之间不存在相对应关系，但对于讼争两笔付款的清偿对象以及前帐之欠款情况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可以认定被告斐讯公司于2013年7月3日、7月4日所支付的10020400元、7079600元并非是支付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款项，2013年7月4日支付的7079600元中的6079600元则系清偿本案讼争货款。
三、被告斐讯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6月27日支付至非指定保理专户的195万元、405万元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对此，本院认为，2013年6月24日被告在《签收回执》上盖章，确认收到原告及第三人向其发送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并承诺按通知要求对原告履行付款责任。然在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已明确指定保理专户为应收账款的收款账户，被告仍于2013年6月27日向非指定保理账户汇款405万元，显然违背了其承诺，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于2013年6月24日通知同日的汇款，双方对于签收回执及汇款行为的先后顺序均未能予以举证，但结合被告自认其系在5月份便已签署相关材料的陈述，被告作为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本院对于被告的该次付款亦不予认可。据此，被告斐讯公司未按约定方式履行付款义务，故其仍应向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支付应收账款600万元。
四、被告斐讯公司是否应向原告支付销售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逾期利息以及律师费。基于上文之分析，在本案中，被告斐讯公司对于原告之付款义务并不因其错误支付而免除，并应就其不适当履行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同总额5%的违约金及每日按千分之一计付的逾期利息，对此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又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损失情况，故本院酌情将原告主张的违约责任调整为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另原告及第三人均未与被告就律师费的承担事项进行约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代理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第三人飞泰公司之间签订的《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预付款融资申请书》、《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受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第三人飞泰公司与被告斐讯公司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被告斐讯公司出具的《签收回执》等，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并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人飞泰公司作为出卖方已按约履行了编号为SXFT201305-0003的《销售合同》项下的供货货义务，被告斐讯公司理应及时支付相应货款。飞泰公司与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的债权转让行为，原告已于2013年6月24日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被告并由被告出具了签收回执，应认定被告已收到债权转让通知，故飞泰公司与原告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现要求被告斐讯公司向其支付编号为SXFT201305-0003的《销售合同》项下货款，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之其余诉请，因无充分之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斐讯公司应支付给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人民币6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11月3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2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65204元，由原告负担123346元，被告负担41858元，其中被告应负担部分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交纳。
上诉人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针对2013年5月2日，斐讯公司与飞泰公司签订的SXFT201305-0001号《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有无交付上诉人及飞泰公司不能举证，而斐讯公司却已经提交了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开具的载明为“未收到货”的红字发票，从而认定上诉人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所举证据已经足以证明自己的证明对象。首先，2013年6月4日，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交付的《应收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编号20130624002）载明：飞泰与斐讯自2013年5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的全部商务合同，飞泰公司已将上述商务合同有效期内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上诉人，对于上诉人已同意受让的商务合同项下的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享有的处于无争议或无纠纷状态的每一笔应收账款，不再通知。同日，斐讯公司出具的《签收回执》也确认了通知所记载事项无误，并承诺按通知要求付款，上诉人正是在斐讯公司确认情况无误之后，6月27日方才向飞泰公司发放1000万元保理融资款。而斐讯公司提交的国税局2013年7月26日开具的16份载明“未收到货”红字发票，显然不能作为法院推定斐讯公司未收到货的依据。众所周知，国税局开发票或红字发票绝不会真正到企业去核对货物交易的真实情况，而只是按照自己申报的情况开具发票的，一审法院武断地据此认定未收到货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2013年6月24日、6月27日，斐讯公司已经分别向飞泰公司账户支付195万元、405万元的行为也已经被一审法院认定为基于该合同项下应向上诉人履行的付款义务。最后，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就销售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核实也是没有依据的，本案的第三人飞泰公司正是因疏于管理而已经破产导致上诉人无法深入核实，而上诉人曾经数次前往斐讯公司核实未果。总之，针对SXFT201305-0001号《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在上诉人起诉之前，斐讯公司不仅拒绝与上诉人对账，而且从未向上诉人或飞泰公司提出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明知飞泰公司已经就该笔货款向上诉人办理了1560万元保理融资款的情况下，斐讯公司无论如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斐讯公司于2013年7月3日、7月4日支付至上诉人保理账户的10020400元、7079600元是支付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货款，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保理合同、编号为SXFT121021097的《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等一系列证据，一审法院以《销售合同》是复印件为由未予采信，由于上诉人不是《销售合同》的当事人，只能是在核对无误时留存复印件，而飞泰公司在没有原始合同档案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显然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时，该合同项下增值税发票未经认证抵扣也不能证明斐讯公司没有收到货物。三、斐讯公司提供的所有付款凭证全部发生于各销售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到期日之前，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发生债务众多，账款也无法对应。综上所述，斐讯公司与飞泰公司的销售合同都是真实有效的，上诉人已经依据保理合同的约定将融资款交付给了飞泰公司，斐讯公司理应支付本案的债权转让款。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立刻支付欠款1380万元，违约金99万元，逾期利息2732400元（违约金按合同总额5%支付，逾期利息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从2013年12月11日起暂计至2014年4月28日，以实际履行日为准）；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斐讯公司答辩称：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在上诉状中说斐讯公司向国税局提交的未收到货物的红字发票不能作为依据不能成立。第三人没有向斐讯公司交付货物的证据，斐讯公司已经将收到的部分发票进行抵扣，如果没有收到货，不能进行抵扣，不管是第三人向斐讯公司是否有交付货物的证据，还是斐讯公司将收到货物和未收到货物的发票进行分开记帐，依照法律规定，法院认定斐讯公司没有收到该笔货物符合事实和法律。南京银行杭州分行说多次去斐讯公司核实应收帐款不真实，其是在倪小永涉案之后才来的，在发放保理融资款之前没有来核实过，公证书可以证明这一点。斐讯公司仅仅收到了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和第三人送达给斐讯公司的两份应收帐款转让通知书，但是上面没有具体写哪一份销售合同的应收帐款由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作保理融资。斐讯公司仅仅知道第三人要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做保理融资业务，但是具体是哪一笔斐讯公司不知道。关于SXFT121021097号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斐讯公司不认可，斐讯公司没有签订过该合同，也没有收到过15张增值税发票，在飞泰公司的帐上也没有记载过相应事实。一审法院专门去松江税务局调查了是否抵扣的情况，证明没有抵扣过。这份合同是不存在的，不能作为向斐讯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的依据。
上诉人斐讯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在查明讼争的应收账款上诉人已经向第三人付讫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重复支付应收账款，没有法律依据，在一审判决列明的《合同法》相关条款中也没有发现相关规定，故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
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答辩称：对于600万元的问题，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没有收到，至于斐讯公司有没有付给飞泰公司，在证据上也没有看到过。斐讯公司与飞泰公司之间的帐目很乱很多，一审中很多证据都是斐讯公司单方面的证据，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原审第三人飞泰公司答辩称：原审第三人已进入破产程序，合同、财务凭证接收的时候比较乱，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该提供的都提供了。一审法院认定相关事实正确，该判决书应该得到维持。
上诉人斐讯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供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的报告一份，证明斐讯公司全额付清了飞泰公司的货款，而且对于法院还没有查明的5000余万元货款也进行了查明，也没有收到过相应货物，这些增值税发票也没有认证和抵扣过。南京银行杭州分行质证认为，这份审计报告是斐讯公司的股东所委托的。一审中原审第三人管理人对涉及到本案所作出的说明，几乎都是不清楚的，到底有没有收到货物都不清楚。这份审计报告从与本案的关联性来说，不见得比管理人的说明强，对真实性也有异议，是斐讯公司单方面委托的，审计是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材料作的，如果斐讯公司没有提供应当提供的材料，是不能发表相关意见的。飞泰公司质证认为，同意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的意见。这个不是审计报告，只是商定特殊程序的报告，与一般的审计报告是两码事，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也不是很大。本院认为，根据该报告记载和上诉人斐讯公司的陈述，报告系斐讯公司的股东上海国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商定程序作出的报告，相关财务资料由斐讯公司单方提供，且该报告中亦明确执行商定程序不构成审计或审阅，报告仅供委托方了解斐讯公司与飞泰公司往来账的发生情况，故该证据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认定。
上诉人南京银行和原审第三人飞泰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编号为SXFT201305-0001《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有无交付；二、斐讯公司于2013年7月3日、7月4日支付的10020400元、7079600元是否系支付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即编号为SXFT121021097的《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三、斐讯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6月27日支付至非指定保理专户的195万元、405万元是否产生履行效力。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现斐讯公司抗辩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应对货物的交付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2013年6月24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发送编号为201306240002《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书中记载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签订并履行的全部商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但并未明确记载具体包含哪几份合同、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尚欠货款的具体金额，同时也未附相应的债权清单。同时，斐讯公司虽在签收回执上盖章，但回执上并未对收货情况和欠款金额作出明确确认。现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和飞泰公司均未能提供足以证明货物交付的其他证据，应由上诉人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在向飞泰公司发放融资款之前，于2012年12月27日向斐讯公司发送编号为20121227002《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书中记载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签订并履行的全部商务合同项下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但亦未明确记载具体包含哪几份合同、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尚欠货款的具体金额，同时也未附相应的债权清单。之后，飞泰公司向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提交的融资申请书中虽然记载了发票号码及金额，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信息中记载了斐讯公司与飞泰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编号、发票编号及金额，但并未经过斐讯公司的确认。现上诉人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和飞泰公司既不能提供编号为SXFT121021097的《销售合同》原件，证明合同的真实性，也不能提供货物交付的相关证据，且上述增值税发票均未认证抵扣，无法证明货物交付的事实。故上诉人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关于该两笔款项系支付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即编号为SXFT121021097的《销售合同》项下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斐讯公司在签收回执上盖章后，债权转让即对债务人斐讯公司发生效力，其应向债权受让人履行债务，其仍向非指定保理账户汇款，不发生履行效力。对于该款项的支付，斐讯公司可另行向飞泰公司主张。
综上，上诉人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和上诉人斐讯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00元，由上诉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104600元，由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53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键
代理审判员 张 靓
代理审判员 王 瑜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