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2民终4545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庄某1，女，197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泰里**号***室，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宁套，福建信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4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女，194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3，女，195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杰，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4，男，194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5，女，194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原审第三人：庄某2，男，196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东砖仔埕**号，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上诉人庄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原审第三人庄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明初字第10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某1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2015）思民初字第10669号案件第一项、第六项判决，改判为支持庄某1一审的诉讼请求，即：1.确认陈耀泰将厦门市思明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赠与庄某1的行为合法有效；2.判令厦门市思明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归庄某1所有。二、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处理”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即便其文义中无法体现包含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系断章取义，有失偏颇。本案中，2015年2月22日陈耀泰出具的字据载明：“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交由远霞处理，房产证交远霞处理”。同日，陈耀泰出具另一份《申明》，载明：“故宫路华盛花园94号之六804室的装修款是由远霞出资的”。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故本案中上述两份字据的解释应当从以下角度出发：1.从闽南人的语言习惯来说，“交由远霞处理”具有交付、给予远霞的意思；2.从文义解释来说，“交由远霞处理”具有委托、授权远霞处分、专断的意思。结合“陈耀泰2014年底就将讼争房屋交给庄某1装修并居住至今”的事实，可以看出，陈耀泰立此字据的目的是为了将房屋“赠与”给庄某1居住使用的，否则，其所立此字据就变得漫无目的、毫无意义；3.从常理来说，陈耀泰的现金存款是足以装修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的，其为何不自己装修反而交给庄某1装修。显然，陈耀泰是出于“赠与”的意思表示，才会将房屋交给庄某1装修并居住。庄某1也正是基于陈耀泰“赠与”的意思表示，才敢花费巨资精装房屋的。4.因陈耀泰将房产证借给高某抵押贷款，无法及时将房产证交给庄某1，故其在字据上特意注明“房产证交远霞处理”，将房产证指示交付给庄某1，进一步完成了房屋“赠与”的行为。5.庄某1提供的录像资料是对陈耀泰所立字据系“赠与”的最有力的补充，该证据是在陈耀泰早已作出赠与意思表示并将房屋交由庄某1居住使用后，因陈耀泰病重，庄某1、庄某2恐其继承人因该房屋产生纠纷而录制的，是对之前所立字据的补充确认，一审法院以引导性发问为由，不予认可，显然不妥。另外，在该录像资料中，对庄某1及庄某2的赠与确认是在同一句话中完成的，显然，陈耀泰对庄某1的赠与意思表示与对庄某2的赠与是一样的。6.赠与合同系诺成合同，作出就已成立，且陈耀泰在生前就已将讼争房屋交由庄某1实际居住、使用。二、陈耀泰之所以要将讼争房屋赠与给庄某1，正是基于庄某1对其生活的照顾的事实以及在相处期间产生出来的亲情。但一审法院对讼争房屋的判决，对真正关心、照顾孤寡老人的社会公众来说，无异于泼冷水，显然不利于鼓励社会公众关注、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三、庄某1一家从2015年1月至今一直占有使用讼争房屋，且陈耀泰生前对此也是明知、认可的，若按一审法院对讼争房屋的判决，必然会因诉讼双方之间的纠纷，使讼争房屋权属状态不稳定，导致房屋空置，不利于物尽其用的立法目的。四、一审法院对“交由远霞处理”的理解与判决，讼争房屋必然会产生使用权、装修损失等新的诉讼纠纷、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浪费司法资源。总之，一审法院未结合陈耀泰立字据的目的、习惯等，且不认可录像资料等核心证据，断章取义“处理”两字，必然导致错误判决。陈某1、陈某2、陈某3答辩称：庄某1主张“赠与合同系诺成合同”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8条的规定，赠与合同系实践合同，且房产赠与关系的成立及生效以房产过户为前提，如未过户，需同时具备如下条件：1.存在书面赠与合同；2.产权证已经交付给受赠人；3.受赠人已实际占有、使用房产。而案涉的故宫路房产并未办理过户手续，且本案并不存在书面赠与合同，房产证也未交付给庄某1，而庄某1在陈耀泰患病期间侵占故宫路房产并不构成赠与意义下的占有使用。具体分析如下：（一）字据并不属于书面赠与合同，且字据内容并未体现赠与的意思表示。第一，从形式上，本案并无陈耀泰和庄某1共同签字的书面赠与合同。庄某1所提交的字据仅载明“故宫路94号之六804交由远霞处理，房产证交远霞处理”，缺少“赠与内容”、“房屋及产权证书交付”、“税费处理”等核心条款，因此，该字据在形式上不构成书面赠与合同。第二，从内容上看，字据并未体现赠与的意思表示。字据中“处理”的含义并不清晰，无法直接推定为陈耀泰要将故宫路房屋遗赠给庄某1。陈耀泰作为处级干部，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其完全知晓“处理”和“赠与”的区别。对比陈耀泰出具的两张字据，在2015年2月10日给庄某2的字据中使用了“赠与”，而其却在2015年2月22日对庄某1书写的字据中使用了“处理”，可见，陈耀泰并未有将故宫路房屋赠与或遗赠给庄某1的意思表示。第三，庄某1以“装修申明”及“录像”印证赠与关系成立是站不住脚的。1.庄某1并无有效证据证明故宫路房屋系其装修，且庄某1称2014年已受赠取得故宫路房屋且装修发生在2014年底，却又于2015年2月22日让陈耀泰在《申明》上签字证明装修款由其出资，显然不符合常理，因为如果故宫路房屋确由其于2014年受赠取得，则此后进行的装修相当于为自己房屋装修，根本无需证明装修款由其出资，因此，该《申明》反而印证故宫路房屋并未赠与给庄某1的事实；2.庄某1提交的“录像”在形式上为录音遗嘱，但因无遗嘱见证人而不具备法定生效要件，不构成有效的遗嘱。从录像内容看，陈耀泰当时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躺在病床上，而庄某1在与陈耀泰对话时采用诱导式的发问方式，即便如此，陈耀泰的应答内容亦无法体现其有将故宫路房屋赠与庄某1的明确意思表示。第四，无论是字据、装修申明还是录像，当时均没有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房屋赠与属于重大财产处分，尤其是陈耀泰当时处于病危住院期间，且庄某1又并非陈耀泰的法定继承人，于法、于情、于理都应当通知其他亲属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并核实该赠与行为是否为陈耀泰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庄某1“先入为主”、单方炮制的字据、申明和录像等证据并不具备客观真实性。第五，根据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司公通字[1991]117号）明确规定，房产赠与需办理赠与公证和接受赠与公证，但陈耀泰生前并未办理赠与公证，庄某1也未办理接受赠与公证，进一步证明赠与关系不存在。二、陈耀泰并未将故宫路房屋的房产证交与庄某1。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故宫路房屋的房产证目前由陈永东保管，并未交与庄某1。庄某1辩称“字据中‘房产证交远霞处理’的表述构成指示交付”不能成立：第一，如上述所，本案不存在书面赠与合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的情形。第二，“房产证高交远霞处理”并不能得出房产证归庄某1所有的意思表示。第三，指示交付必须具备“让与人应当将所有权转让的事实通知标的物的实际占有人”的条件，而陈耀泰生前并未通知高某（故宫路房屋当时抵押担保的债务人）将房产证交与庄某1，也未向高某告知要将故宫路房屋赠与他人。因此，故宫路房屋的房产证并未交与庄某1。三、陈耀泰并未将故宫路房屋无偿交与庄某1占有、使用。第一，如上述所，本案不存在书面赠与合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占用、使用房屋”的情形。第二，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陈耀泰同意庄某1无偿占有、使用故宫路房屋。第三，庄某1在陈耀泰患病期间占有、使用故宫路房屋的行为属于侵占，并不构成赠与意义下的占有、使用。2015年1月7日陈耀泰病危入院，当时陈耀泰已经无暇顾及故宫路房屋情况，庄某1在此情况下擅自占用、使用故宫路房屋并在陈耀泰去世后仍占用该房屋，实质上无异于侵占。因此，故宫路房屋并未无偿交与庄某1占有、使用。综上，陈耀泰与庄某1之间不存在书面赠与合同，陈耀泰未将房产证交与庄某1，亦未将房屋无偿交与庄某1占有、使用，本案不存在有效的赠与，庄某1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陈某5答辩称，其没有霸占被继承人的财产，讼争房产是被继承人自己给其子女居住的，被继承人生前主要是由其一家人在照顾。陈某4、庄某2未提交答辩意见。陈某1、陈某2、陈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依法继承陈耀泰的全部遗产，包括1、思明区万寿北路13号703室房产，2.思明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房产，3、圆信永丰基金1L1000034850内的份额，4、陈耀泰名下工行账户62×××28截止2015年4月9日的余额及之后的利息，5、陈耀泰名下工行账户62×××41截止2015年3月25日的余额及之后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陈某5承担。庄某2、庄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独立诉讼请求：1.确认陈耀泰将厦门市思明区万寿北路13号703室赠与庄某2的行为合法有效；确认陈耀泰将厦门市思明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赠与庄某1的行为合法有效；2.判令厦门市思明区万寿北路13号703室所有权归庄某2所有，厦门市思明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归庄某1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陈耀泰与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系兄弟姐妹关系。其父亲ＸＸ魁与母亲陈秀娥分别于1996年11月18日和2012年6月8日先于被继承人去世。ＸＸ魁与陈秀娥共生育十子女，分别为：长子陈耀闾（1999年死亡）、次子陈某4、三子陈某1、四子陈耀中（2014年死亡）、五子陈耀泰（2015年死亡）、六子陈耀仁（2002年死亡）、长女陈某2、次女陈某5、三女陈丽真（1958年死亡）、四女陈某3。被继承人陈耀泰于2015年3月6日死亡，无配偶及子女。陈耀泰名下的财产范围如下：1.陈耀泰名下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账户1L1000034850内基金份额；2.址于厦门市开元区万寿北路13号703室的房产；3.址于厦门市开元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的房产；4.陈耀泰名下尾号6141和尾号9928的工行卡余额。另查明，2015年2月10日，陈耀泰出具一份《赠与书》，载明：“将位于远铭”。庄某2自2009年12月起居住、使用该房屋。2015年2月22日，陈耀泰出具一份字据，载明：“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交由远霞处理，房产证交远霞处理”。同日，陈耀泰出具另一份《申明》，载明：“故宫路华盛花园94号之六804室的装修款是由庄某1出资的”。经一审各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的《赠与书》、《字据》、《申明》中“陈耀泰”签名字迹进行鉴定，三份字据中“陈耀泰”之签名与陈耀泰的样本签名字迹为同一人书写字迹。还查明，截止2015年3月6日，陈耀泰名下尾号6141的工行卡尚有余额586382.98元，尾号9928的工行卡尚有余额13911.7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陈耀泰名下基金账户尚有圆信永丰双利A类99061.96份，参考市值109364.4元。证人孙某（系陈耀仁遗孀）称，陈耀泰生前未表示将其名下房产赠与他人，万寿路的房产系暂借庄某2居住，陈耀泰住院期间由家族众人共同照顾。证人施某（系陈耀泰生前好友）称，陈耀泰生前未提及房产处理事宜，两处房产陈耀泰均未实际居住，其中一处由其外甥居住，曾经听其提起万寿路的房产系其外甥装修。证人高某（系陈耀泰生前好友）称，陈耀泰生前未提及房产处理事宜，陈耀泰生前与庄某2关系密切，万寿路的房产系由庄某2装修并居住。陈耀泰一直自己生活，陈耀泰曾将该房产为证人担保贷款，证人在还清房子贷款后，将产权证交予陈永东。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陈耀泰于2015年3月6日死亡，未留有遗嘱，依法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陈耀泰去世时，无配偶子女，父母均已去世，由其兄弟姐妹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对陈耀泰的遗产享有继承权，故陈某4、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5作为陈耀泰的法定继承人，对陈耀泰的遗产享有继承权。陈耀泰于2015年2月10日出具《赠与书》，表示将其所有的址于厦门市开元区远铭。本案审过程中，经委托鉴定，确认该《赠与书》上“陈耀泰”三字系被继承人生前亲笔签名，故该《赠与书》所载内容系陈耀泰真实意思表示，且系其对其名下合法财产的处置，未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该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因此，庄某2所提独立诉讼请求，诉请确认上述房产归其所有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赠与合同系诺成合同，上述赠与行为发生于被继承人死亡之前，赠与之意思表示自承诺作出时成立，且该房产在被继承人生前已实际交由庄某2实际居住、使用，故万寿北路房产不属于陈耀泰的遗产范围。庄某1主张陈耀泰于2015年2月22日出具书面确认书，将其所有的址于厦门市开元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房产赠与庄某1，庄某1对此提供书面字据及录音录像进行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陈耀泰于2015年2月22日出具的书面字据仅能体现的内容为：陈耀泰愿将故宫路房产交由庄某1处理。然而“处理”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即便其文义亦无法体现包含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第三人所提交的录像资料中显示，均系庄某1作主导性的发问，陈耀泰作答，即便上述谈话内容，也未能体现陈耀泰作出了明确的愿将讼争房产赠与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故对庄某1之诉请，因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进行充分证明，故不予支持。综上，被继承人陈耀泰的遗产范围如下：1.陈耀泰名下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账户1L1000034850内基金份额；2.址于厦门市开元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的房产；3.陈耀泰名下尾号6141和尾号9928的工行卡余额。以上遗产，由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陈某4、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5依法各继承1/5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陈耀泰名下厦门市开元区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房产由陈某1、陈某4、陈某2、陈某3及陈某5各继承1/5份额；二、被继承人陈耀泰名下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账户1L1000034850内基金份额由陈某1、陈某4、陈某2、陈某3及陈某5各继承1/5份额；三、被继承人陈耀泰名下尾号6141和尾号9928的工行卡余额由陈某1、陈某4、陈某2、陈某3及陈某5各继承1/5份额；四、陈耀泰生前将其名下厦门市开元区万寿北路13号楼703室的房产赠与庄某2的行为合法有效，房产所有权归庄某2所有；五、驳回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庄某2、庄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2015年2月10日，陈耀泰出具一份《赠与书》”及“2015年2月22日，陈耀泰出具一份字据”均不是被继承人主动出具的，而是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由庄某1、庄某2制作好的。庄某1则主张原审遗漏认定以下事实：1.证人高某的证词中提及讼争房产入住的是上诉人一家，入住酒席是上诉人一家办的。2.2014年国庆，被继承人将讼争房产留给上诉人装修居住。3.被继承人2015年1月7日发现病情住院，是由上诉人及其家人陪伴，直到5天后遵循被继承人意见，通知其他兄弟姐妹到场。4.被继承人基本每年的春节、中秋都是与陈某5、庄某1、庄某2一家度过。5.录像里面被继承人明确故宫路和万寿路的房子分别给庄某1、庄某2的，而且是同一句话中说明的。本院认为，原审期间经陈某1、陈某2、陈某3申请笔迹鉴定，已鉴定出讼争《赠与书》、《字据》上的“陈耀泰”的签名系陈耀泰书写，现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该《赠与书》、《字据》的出具不是陈耀泰主动出具、有违其真实意思表示，但缺乏相应的证据证实，故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庄某1主张原审还应查明的上述事实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庄某1主张的被继承人陈耀泰将讼争房产赠与其的事实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也即，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均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被继承人陈耀泰于2015年2月10日出具一份《赠与书》，载明：“将位于远铭”，又于2015年2月22日出具一份字据及一份《申明》，载明：“故宫路94号之六802室交由远霞处理，房产证交远霞处理”及“故宫路华盛花园94号之六804室的装修款是由庄某1出资的”，可见，《赠与书》与字据、《申明》的形成时间相近、均为陈耀泰所出具，但措辞却明显不同，其中《赠与书》直接写明赠与房产，而字据与《申明》均未使用“赠与”或相关的表述，可以反映出陈耀泰对两套房产作出了不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庄某1主张从文义、语言习惯等角度看“处理”即赠与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该主张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庄某1提供的录像资料等证据亦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陈耀泰将讼争房产赠与庄某1，故原审法院将讼争房产纳入陈耀泰的遗产范围予以分割，并无不当。赠与合同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属合同效力的范畴，而本案仅涉及赠与事实是否存在的认定，尚不涉及赠与效力的认定，故上诉人庄某1对赠与合同效力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庄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7元，由上诉人庄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巧铭）审 判 员 （陈丽英）审 判 员 （周宗良）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王国 伟）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