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17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浩远，男，1990年12月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三平，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萍萍，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博瑞奕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3号院1号楼2207Ｎ。
法定代表人：李广贺，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三平，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萍萍，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龙飞，男，1982年8月1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效洪，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浩远、北京博瑞奕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奕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龙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65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三平、吴萍萍，被上诉人高龙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效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高龙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与高龙飞约定，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向高龙飞借贷100万元，但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实际收到了高龙飞88万元，当时高龙飞向余浩远承诺剩余12万元为高龙飞代替余浩远向北京众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喜公司）的入资，但事实上高龙飞并没有履行承诺将该12万元入资，甚至余浩远的其他100多万的投资款也没有如实入资众喜公司，而众喜公司出具的证明称已收到高龙飞代余浩远缴纳的注资款12万元也是子虚乌有，因为高龙飞是众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众喜公司出具的证明均为高龙飞一手操纵。虽然本案开庭后余浩远另行起诉高龙飞返还投资款，但是开庭后已经变更诉讼请求，将这实际并不存在的12万元剔除，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包含这12万元对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是极其不公平的，应予改判。二、本案高龙飞以投资理财纠纷立案，开庭时又申请变更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三方及一审法院也均认可变更后的案由，说明三方对该笔款项重新定性为借款，而一审法院却将民间借贷与投资理财混同，认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却又适用《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的15%投资理财回报率。双方对借款利息并没有约定，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无须支付高龙飞利息。三、《委托投资协议书》第六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生效，但是合同中没有余浩远个人的签字，只有公司的盖章，不符合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应是无效的。
高龙飞针对余浩远和博瑞奕华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的上诉请求。
高龙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博瑞奕华公司、余浩远返还本金100万元并给付利息10万元，同时由博瑞奕华公司、余浩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9日，博瑞奕华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高龙飞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乙方出资100万元委托甲方办理房产质押、银行电子、过桥业务，以求获得较好利益；甲方对乙方的投资资金使用只能作为甲乙双方协定的项目，不得将资金挪作它用或从事违法活动，以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乙方委托投资期限为1年，在1年内乙方不得撤资，投资年化收益为15%，委托期限到期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返还乙方投资款，双方也可续签投资协议；乙方需于2014年10月1日前向甲方支付投资款，甲方收取投资款的账号为余浩远的尾号4746的银行账号，投资期限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委托期间乙方不得提前撤资，否则乙方承担违约责任；甲方应按期支付乙方投资利息；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生效；保证本金返还，利息年付，与本金一同返还等。甲方（签字+盖章）处加盖了博瑞奕华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未见签字。
次日，高龙飞向余浩远和案外人赵安妮的账户分两次汇款38万元、50万元。高龙飞向手机号138****5555发送信息称“赵安妮中国农业银行山西太原长治路分理处，转款50万。中国银行北京西海大厦支行，余浩远，转款38万。减去欠款12万，投资理财款100万已付清，请查收”。该手机号码持有人回复称“全部收到”。余浩远认可该手机号码为其持有。
高龙飞提交了众喜公司的股东出资证明载明：2014年9月30日，由自然人股东高龙飞代替余浩远缴纳给众喜公司作为股东出资款12万元。
2015年9月1日的股权变更情况说明载明：截至2015年9月1日止，股东余浩远实际支付的出资金额为165万元，并未缴足其应支付的出资金额。余浩远作为当事股东、高龙飞作为董事会主席、总裁在该说明上签字确认。余浩远表示：对该份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余浩远签署该份文件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合伙人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注册资金1500万元，余浩远投资300万元占20%股份；余浩远陆续将170万余元转给高龙飞个人账户后，高龙飞却欺骗余浩远没有将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如实注册；余浩远是在欺骗下签订的该情况说明。
一审诉讼中，双方一致确认高龙飞所汇88万元为借款。高龙飞认为余浩远因个人临时周转向高龙飞借款，但余浩远以个人出资的博瑞奕华公司名义与高龙飞签署合同，因此应由博瑞奕华公司与余浩远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余浩远则表示借款为高龙飞给余浩远个人的借款。2014年7月至2015年之间，余浩远陆续向高龙飞汇款共计174.5万元。余浩远表示在借款之后已经陆续还款，自2015年1月4日起已向高龙飞汇款101万元，其中2015年5月7日的3万元、2015年6月15日中汇款的5000元为借款利息、2015年8月12日为另案劳动争议的诉讼费5万元、2015年8月3日的赔偿金1万元，均为口头约定应由余浩远承担的费用。余浩远对此予以否认。
一审诉讼中，余浩远以高龙飞为被告以委托合同纠纷另行提起诉讼，在该案起诉状中，余浩远称其向高龙飞账户转账174.5万元投资款。博瑞奕华公司、余浩远表示：一开始谈的是理财，后来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一审法院认为,高龙飞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本案诉讼，高龙飞与博瑞奕华公司、余浩远一致认为本案争议的高龙飞与余浩远之间的款项往来系借贷关系，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民间借贷双方主体为何人，一审法院认为，高龙飞认可余浩远以个人名义向其借款，余浩远也认为应为其个人借款，因此，借款关系应发生在高龙飞与余浩远之间。但在借款之时，博瑞奕华公司以自己名义与高龙飞签订合同，且博瑞奕华公司亦表示在之后的履行过程中款项性质由理财款转为借款，因此，博瑞奕华公司应为共同借款人。故一审法院认定高龙飞与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之间形成借贷关系，该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关于借款金额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高龙飞实际汇款金额为88万元，但在高龙飞提交的与余浩远的短信证据中，高龙飞将12万元欠款与88万元合计计算为100万元本金，余浩远对此当时是认可的。且高龙飞提交的股东出资证明及庭审陈述表明，当时高龙飞替余浩远向众喜公司入资12万元，也是双方认可的。只是双方对于12万是否实际注入众喜公司有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众喜公司出具证明表明已收到高龙飞代余浩远缴纳的注资款12万元，余浩远是否将12万元实际注资与本案并无实际关联，余浩远若认为高龙飞未实际注资，应另行提起相关诉讼解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高龙飞向博瑞奕华公司、余浩远的出借金额应为100万元。
关于还款金额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各方一致确认余浩远陆续向高龙飞汇款共计174.5万元。在另案诉讼中，余浩远称其汇给高龙飞的174.5万元均为投资款，与本案中所述不符。本案陈述发生在前，余浩远另案起诉发生在后，由此可见，余浩远对于174.5万元的款项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该款项已在另案中主张为投资款，故不能在本案中再视为还款。综上，博瑞奕华公司、余浩远关于已还清欠款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利息标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余浩远作为博瑞奕华公司的联系人未在《委托投资协议书》上签字，但是之后在高龙飞发出短信息表示“投资理财款100万元已付清”时，余浩远仅表示“全部收到”，并未否认100万元为投资理财款。由此可见，至少在当时，各方对于《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事实是不持异议。《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了15%的年收益率，虽然现在各方一致确认高龙飞向余浩远所汇88万元为借款，但并不影响高龙飞根据之前约定的收益标准向余浩远主张利息。综上，高龙飞要求余浩远给付利息1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高龙飞借款本金100万元并给付利息1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一组，包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具的（2016）京0105民初43185号案件受理案件通知书、该案民事起诉状及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众喜公司开户许可证以及账户名称为“北京众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活期存款明细单32张，用以证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高龙飞替余浩远向众喜公司入资12万元的事实不存在，高龙飞没有实际入资，在余浩远起诉高龙飞要求返还投资款一案中，余浩远也没有将12万算入余浩远的投资款中要求返还。
高龙飞对于余浩远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高龙飞已经将众喜公司200万的注册资金进行了实缴，实缴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9日，其中包括代余浩远出资的40万元，本案争议的12万元包含在40万元之中，就此高龙飞向本院提交存折三张对于出资缴纳情况予以证明。
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对于高龙飞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亦认可高龙飞代余浩远实缴出资40万元的情况，但主张12万元不包含在内。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因双方均对于对方证据的真实性表示认可，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对于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
关于高龙飞和余浩远之间代缴出资的情况，高龙飞于2014年10月29日代余浩远向众喜公司实际缴纳出资40万元；高龙飞主张其承诺代缴出资的12万元借款包含在该40万元以内，余浩远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在众喜公司成立前后，已向高龙飞实际支付出资款164.5万元，故该实缴出资40万元内不包含本案争议的12万元借款。
关于借款利息，高龙飞主张2015年9月15日余浩远向其支付了5万元利息，故本案中仅主张了剩余10万元利息，余浩远主张该5万元为归还的借款本金。
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龙飞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且高龙飞与博瑞奕华公司、余浩远一致认可高龙飞与余浩远之间就本案诉争款项往来为民间借贷关系，故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基于双方的陈述以及合同的具体签订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余浩远与博瑞奕华公司为共同借款人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应当偿还的借款本金的数额；二是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是否应当向高龙飞支付借款利息以及利息的标准。
关于焦点一，高龙飞主张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其中包括实际汇款88万元以及高龙飞代替余浩远向众喜公司注资的12万元；余浩远对于88万元的汇款表示认可，但主张剩余12万元高龙飞并未实际代其缴纳出资，故不应当作为借款本金予以偿还，因此，双方的争议为该12万元是否应当作为借款本金由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向其高龙飞偿还。本院认为，首先，在高龙飞提交的2014年9月30日与余浩远的短信证据中，余浩远对于该12万元作为高龙飞对其借款的一部分予以认可，亦作出了“全部收到”的表示；其次，根据高龙飞二审提交的存折证据显示，高龙飞于2014年10月29日代余浩远向众喜公司实缴出资40万元，且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对于缴纳出资情况表示认可；再次，虽然余浩远主张其在众喜公司成立前后向高龙飞支付的投资款超过40万元，本案争议的12万元不应算在40万元以内，但因其向高龙飞支付的投资款与高龙飞代其向众喜公司注资的40万元无法一一对应，且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40万元中不包含本案争议的12万元，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高龙飞已经按照双方的约定将借款12万元代替余浩远向众喜公司注资。如余浩远与高龙飞因代缴出资问题产生争议，其可另行起诉解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高龙飞向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的出借金额应为1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余浩远和博瑞奕华公司应当向高龙飞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
关于焦点二，虽然余浩远作为博瑞奕华公司的联系人未在《委托投资协议书》上签字，但是之后在高龙飞发出短信息表示“投资理财款100万元已付清”时，余浩远表示“全部收到”，故应当认定该100万元为《委托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且当时各方对于《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事项未持异议。故在《委托投资协议书》约定了15%的年收益率的情况下，高龙飞根据该标准向余浩远主张利息，其主张符合双方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余浩远与博瑞奕华公司关于《委托投资协议书》上余浩远未签字故该协议无效，并以此要求不按照协议约定的标准支付利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依据该利息标准，本案诉争借款的利息应为15万元，现高龙飞自认2015年9月15日余浩远向其支付了5万元利息，并要求余浩远和博瑞奕华公司支付剩余10万元利息，本院予以支持，余浩远主张上述5万元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余浩远、博瑞奕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已交纳），由余浩远和北京博瑞奕华投资有限公司各负担4600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巴晶焱
审 判 员 田 璐
代理审判员 王天水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矫冰玉
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