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38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房军，男，1975年11月2日生，汉族，溧阳市人，农民，住溧阳市。
委托代理人王巧生，溧阳市竹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富生，男，1970年9月26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个体工商户，住溧阳市。
委托代理人李静，江苏立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姜国平，男，1968年8月15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原审被告王求芳，男，1962年6月18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上诉人房军因与被上诉人葛富生、原审被告姜国平、王求芳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6）苏0481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房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葛富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本案的全部事实。2015年5月19日上午9时许，我将自己的卡车停放在被上诉人葛富生汽车维修店门前的公路上，该停车地点和位置对被上诉人没有丝毫妨碍，既不影响他工作也不影响他生活，但被上诉人却不依不饶破口大骂，双方由此而发生争吵。被上诉人非常冲动，冲上来对着我的头部就一拳，导致双方发生了揪扯肢体冲突。后经王求芳和姜国平劝阻，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被上诉人的冲动行为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特性。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无论从事件的发生、发展及伤害的过程来看，被上诉人均占主动地位。从其伤情来看，主要是精神症状，而精神症状被上诉人早已有之。正是其早有的该症状才会使常人看似平常的停车行为在他看来十分不正常，才会引起纷争并在纷争中表现出极度的狂躁。在本案中我也是受害者，由于被上诉人的侵害，我身体也受到了伤害，不但住院治疗而且产生了医疗费2673.4元。以上事实由证人证言、病历、出院小结、医疗费发票等予以佐证。然而一审法院却置事实与不顾，判令我承担被上诉人损失的80%，这明显违反法律的规定，更与事实相悖。二、一审法院实体处理不当。《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因本人精神的原因挑起事端，肆意殴打上诉人，理应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又以精神原因住院治疗，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理应由其自己承担，并对我的全部损失予以赔偿。
被上诉人葛富生在法定答辩期内未作书面答辩，其在二审中当庭辩称：1、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全部的事实，未认定姜国平、王求芳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正是因为房军、姜国平、王求芳三人对我实施侵权行为才导致我严重的伤情。2、房军受伤就医的相关事实与本案无关。且根据其提供的材料，其各项检查报告均显示其身体健康状况良好。3、我的精神问题与本次打架事件有大部分的关联关系，是经鉴定部门鉴定认可的。我因被房军等人殴打造成精神损害，房军等人应赔偿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而一审法院未认定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与事实不符、与法无据，但我考虑到诉讼成本等问题，未提起上诉。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姜国平、王求芳共同答辩称：首先，一审法院判决我们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在本次纠纷中，我们只是劝架人。葛富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们的劝架行为对他造成了伤害。虽然葛富生在一审中将我们列为被告，但法院审理后判令我们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其次，关于房军上诉所称的其不应承担80%赔偿责任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秉公裁判。房军与葛富生就本纠纷的成因和经过，我们已在溧阳市公安局别桥派出所调查时作了如实说明，在庭审中也作了必要的陈述。
葛富生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5年5月19日上午9时左右，房军将其车牌号为苏Ｄ×××××的车辆停在我经营的汽车维修店前，我遂要求其将车往前面移一点，房军对此表示不满，并冲入我屋内对我进行殴打。姜国平、王求芳看见房军殴打我后，两人各抓住我的左、右手任由房军对我进行殴打。我为此受伤严重，经溧阳市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可能抑郁症状，肯定有焦虑症状。2016年2月16日，经常州市德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我的精神症状符合应激症状相关障碍诊断标准，且该病症与2015年5月19日打架事件之间存在大部分关联关系。嗣后，我多次向他们要求赔偿，其均置之不理。为此起诉，要求房军、姜国平、王求芳赔偿我医疗费9413.8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4元、营养费300元、护理费2730元、误工费24246元、交通费3000元、鉴定费5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等合计55033.88元。
房军辩称：葛富生与我发生肢体冲突是事实，但我没有到葛富生的房屋内对其进行殴打。在发生纠纷时，王求芳、姜国平是拖架，没有殴打葛富生，也不是如葛富生所陈述的是王求芳、姜国平抓住葛富生的手臂任由我殴打。葛富生对该起纠纷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的各项赔偿请求，我在庭审中发表质证意见。
姜国平、王求芳辩称：2015年5月19日上午9时左右，葛富生与房军为停车问题发生争执，导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葛富生从自己的修理店拿铁榔头砸房军，情况十分严重，当时现场无其他人，为防止事态扩大和流血事件，我们上前拖架。我们与葛富生、房军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们拖架完全是出于良心和现场的惊心场面，主观上无偏袒一方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一方的损失后果。若不是我们多次抢夺葛富生手持的铁榔头、铁块和锄头等工具，造成的损害后果会更大，葛富生却要求我们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真是颠倒黑白，其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的拖架行为对其造成了伤害，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受伤害是我们阻止其实施暴力而造成，更没有证据证明我们对其进行了不法侵害。请求法院查明事实，责令葛富生向我们赔礼道歉，我们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2015年5月19日上午9时左右，房军将其车牌号为苏Ｄ×××××的卡车停放在葛富生经营的汽车维修店门前的公路边，房军下车后，就与正在葛富生隔壁浇水泥地面的姜国平和王求芳说话，葛富生遂要求房军将其车辆往前面移动，不要挡着店面，房军对此表示不满，与葛富生发生争执，继尔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相互揪住对方殴打。葛富生从修理店内拿起铁榔头砸向房军，但未砸中，姜国平、王求芳见状，急忙上前将双方拖散。葛富生与房军又多次互殴，姜国平或王求芳也多次上前拖架。后葛富生顺手操起店门口的锄头欲打房军，被围观的在场人拖散，事态平息。葛富生受伤后先后到溧阳市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上海华山医院住院和门诊治疗，经诊断为头皮血肿、右额头皮撕裂伤、多处软组织伤，住院观察8天，支付医疗费9413.88元。2015年8月4日，溧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葛富生的伤势进行鉴定，确定其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016年1月13日，溧阳市公安局委托常州市德安医院司法鉴定所对葛富生有无精神疾病作司法鉴定，2016年2月16日该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确定葛富生精神症状符合应激相关障碍诊断标准，该病症与2015年5月19日打架事件之间存在大部分关联关系。葛富生为此支付司法鉴定费3520元。
2016年4月11日，原审法院根据葛富生的申请，委托常州市德安医院司法鉴定所就葛富生的误工期、营养期和护理期作司法鉴定，2016年5月20日该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葛富生伤后需设置的误工期以150日为宜，护理期以30日为宜，营养期以30日为宜。葛富生为此支付司法鉴定费1680元。本次纠纷发生后，经溧阳市公安局别桥派出所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葛富生遂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审理中，葛富生述称：“我是本次纠纷的受害者，我的陈述最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打架的情况；房军有监控录像，应向法庭提供影像资料予以证实打架的情况；在场人史青松的询问笔录内容证明，在房军的店门口我被姜国平和王求芳拖着，房军拳击我的脸部。房军、姜国平、王求芳认为史青松不在场、且其系我的外甥、其证明力低，但史青松确实目睹了三人殴打我的部分过程，史青松陈述的相关内容与事实相符；我与房军发生扭打时，姜国平、王求芳分别抓住我的左、右手臂，固定住我任由房军殴打，同时姜国平、王求芳在拖拉我时对我进行推搡。若姜国平、王求芳在整个打架过程中是不偏不倚、正确地拖架和劝阻，不可能造成我与房军如此悬殊的伤情，姜国平、王求芳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明显偏袒房军；司法鉴定意见书已明确我的症状与打架事件存在大部分关联关系，该症状是由上述三人联合殴打所致，所有损失费用应由该三人承担；我遭受三人的殴打，致使产生抑郁症、焦虑症，对我的精神造成很大伤害，该三人应赔偿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我因有抑郁症和焦虑症曾多次到溧阳、南京、上海等各地医院进行治疗，且作伤残等级鉴定多次至常州，由家人的陪同，共计支付交通费3000元。公安机关的鉴定是针对我的伤情与被殴打有无因果关系进行的，该鉴定结果证明我的精神症状符合应激相关障碍诊断标准，该症状与2015年5月19日打架事件存在大部分关联关系，我支付的司法鉴定费应由上述三人承担。2016年3月，我领取溧阳市别桥锋锐汽车修理部营业执照，在纠纷发生前我已从事汽车修理行业，我的误工损失应按汽车维修行业平均工资每年58999元计算。
房军认为，史青松系葛富生的外甥，事发时不在现场，根据证据规则规定，有亲属关系的人证明效力要明显低于其他人，史青松的询问笔录内容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葛富生的症状与2015年5月19日打架事件之间存在大部分关联关系，是与该纠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并非全部的因果关系；葛富生从事汽车修理行业，应当提供营业执照或税务部门登记证，同时也应提供租赁房屋手续，其营业执照领取时间为2016年3月，其应当举证证明其在纠纷发生前从事的相关行业，葛富生至今未向法庭提供，故其要求按照汽车维修行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损失证据不足，我方认可按照农村居民在岗职工工资标准予以计算；葛富生支付的医疗费应以正式医疗费票据为凭，结合治疗情况予以确认。我方认可交通费为300元，不认可精神损害抚慰金。对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的司法鉴定费亦不予认可。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是葛富生跑到房军的场地上，对房军进行无端指责、谩骂，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房军没有责任，即使房军承担相应责任葛富生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姜国平、王求芳在房军和葛富生发生纠纷时，是劝架、拖架，并没有参与殴打，姜国平、王求芳不应承担责任。
姜国平、王求芳认为，其应该是本案的证人，其在别桥派出所的陈述反映了客观事实，询问笔录具有客观、真实性；葛富生受伤有病历、司法鉴定意见书、公安机关的鉴定文书予以确认，其伤情为轻微伤，无需拍摄照片来证明。从葛富生提供的证据中均不能证明姜国平、王求芳对其有不法侵害行为，姜国平、王求芳是正常的劝架行为，若不是及时劝阻，双方伤害程度会增大，姜国平、王求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房军没有到葛富生店内殴打葛富生，是在葛富生店门口发生争吵，姜国平、王求芳看到葛富生拿铁榔头砸房军，为防止出人命才上前拖架的；史青松是葛富生的外甥，事发时史青松不在场。2016年2月16日的司法鉴定意见，可以证实葛富生现在的相关症状并非打架直接导致，其伤情是轻微伤，并非其所述的遭受严重伤害，正是由于葛富生的过错行为导致本次纠纷的发生和发展，王求芳、姜国平屡次把葛富生与房军拖散，葛富生仍不依不饶，才造成其受伤。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葛富生、房军系近邻，理应和平相处，彼此之间应尊重、宽容，遇事应该商量解决，冷静处置。葛富生与房军仅为车辆停放，就发生肢体冲突，相互殴打致葛富生身体伤害，房军作为侵权行为人，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葛富生遇事没有正确对待，多次持器物与房军发生扭打，其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应当减轻侵害人的责任。姜国平、王求芳作为在场人，在劝拖架中，发现葛富生使用器物，为防止意外发生，上前拉住葛富生的手或手臂，该行为不属于参与殴打葛富生，不构成共同侵权。葛富生要求赔偿的医疗费已提供正式医疗费票据、病历予以证实，予以确认。葛富生虽于2016年3月领取溧阳市别桥锋锐汽车修理部营业执照，但其没有维修车辆资质，也未招聘维修人员，其误工损失只能以一般修理业为标准，以每年49496元计算误工费为20623元。葛富生主张的交通费，根据其门诊次数、治疗医院与其居住的距离和前往常州司法鉴定实际发生的交通费用，酌情认定为1500元。公安机关委托和葛富生申请就其的伤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予以司法鉴定，是为了查明伤害程度是否构成犯罪和确定伤残等级以及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所产生的司法鉴定费5200元属于损失范围。葛富生不构成伤残等级，其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葛富生要求赔偿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和护理费，适用的标准和计算方式无误，对方未提出异议，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确认葛富生因人身损害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9413.8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4元、营养费300元、护理费2730元、误工费20340元、鉴定费5200元、交通费1500元等合计39627.88元，房军应按80%责任赔偿葛富生各项损失为31702.30元。
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1、房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葛富生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司法鉴定费、交通费等合计31702.30元；2、驳回葛富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8元（已减半收取），由葛富生负担205元，房军负担283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车辆停放问题而引发的肢体冲突、相互殴打致人伤害纠纷，属一般侵权赔偿案件，依法应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处理。根据本案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公安派出所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本案纠纷发生的起因是房军将其卡车停放在葛富生经营的汽车维修店门前，并下车与他人讲话，引起葛富生的不满，在葛富生要求房军将车移走时双方引发了口角和肢体冲突。房军并非是与葛富生陌生的路人，其是葛富生的近邻（其经营的商铺位于葛富生汽车维修修店隔壁的隔壁），其应该有条件将自己的卡车停放在自己的商铺门前以免可能影响到他人，然房军却将其卡车停放在他人门前，且下车与其邻居姜国平讲话，此显然表明其并非有急事需临时占道停车，此举对从事汽车维修的葛富生而言，较易引起警觉和不满（担心其业务受影响），故房军的该停车行为未考虑邻居的从业需要和心理感受，有失周全。同时，房军作为邻居，对葛富生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应当有所了解，在葛富生要求房军将车辆移走时（该要求并不过分），房军亦应予理解，并应进行必要的沟通，然而房军却与之发生口角、继而升级为肢体冲突，该行为显然不具有正当、合法性，且其确实导致葛富生损害后果的发生，因此，房军的上述过错行为明显，是本案纠纷发生的主因，其依法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葛富生遇事未能冷静克制，其解决矛盾的方式亦欠理性，其与房军发生口角并直接扭打显然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是纠纷激化的原因之一，故其亦应自负一定责任。原审根据双方的行为性质、过错程度结合纠纷的起因等，确定房军对葛富生的损害后果承担8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房军认为其停车行为对葛富生没有丝毫妨碍，且是葛富生因精神症状的原因挑起事端、情绪冲动先行动手打人，该主张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房军关于应由葛富生承担全部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6元，由上诉人房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瑜净
审 判 员 张丛卓
代理审判员 张国凯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