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四中法民再终字第000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邓琼，女，土家族，1964年2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邓云，男，土家族，1966年3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邓芳，女，土家族，1968年2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邓华，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上列四再审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周志民，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刘兴琼（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君孝之女），土家族，1956年8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刘兴成（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君孝之子），土家族，1971年2月11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上列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王义勇，重庆经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与被申请人刘兴琼、刘兴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8日作出(2013)石法民初字第00669号民事判决，刘君孝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2013）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109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再审申请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2014）渝四中法民申字第00014号民事裁定，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再审中，原被申请人刘君孝于2014年12月24日死亡，本院遂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2014）渝四中法民再终字第00016-1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16年3月14日，本院依职权追加刘君孝之子女刘兴成、刘兴琼为本案再审被申请人，继续本案诉讼。2016年4月5日，本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邓华及其与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委托代理人周志民、被申请人刘兴成、刘兴琼及其二人的委托代理人王义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系刘君容的子女，刘君孝是刘君容的哥哥，刘君容在生前合法取得谭定富位于西沱镇竹景山村棕树堡组的房屋产权（即涉案房屋）。刘君容于2010年10月1日去世，2011年西沱镇因为修建生态移民工业园区，需要对本案争议房屋进行拆迁，在进行拆迁登记的过程中，西沱镇人民政府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刘君孝之女刘兴琼的名下，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2）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044号行政判决，确认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8月6日向刘君孝颁发的西集建（1999）字第36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违法。刘君孝不服该行政判决，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至本案一审终结，该行政诉讼案尚未二审审理终结。
本案争议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是由胡勤俭亲笔书写，胡勤俭系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姨父、刘君孝的妹夫，双方在本次诉讼中均只向法庭提交了该协议的复印件。其中协议上房屋持证人“刘君容”、房屋继承人“刘君孝”、在场人“邓云、刘尚珍、邓华、罗建红、邓琼、毛富祥、邓芳、谭凤祥、张术梅、刘兴平、刘兴华、刘君兰”的签名均是由胡勤俭书写。1998年8月6日，刘君孝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国土局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西集建（1999）字第363号]，将涉案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2008年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刘君孝办理了新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石国土房管审字[2008]714号），同时将刘君孝先前持有的西集建（1999）字第363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予以注销。
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一审诉称，其父亲邓礼培与刘君容生前系合法夫妻，育有邓琼、邓云、邓芳、邓华四子女。邓礼培与刘君容生前合法继承取得谭定富位于西沱镇竹景山村棕树堡组（原刘家林组）的土木结构瓦房二间、偏厦厨房一间及厕所一间，后对土木结构瓦房进行扩建。刘君孝子女分家后无房屋居住，刘君容念及刘君孝系自己哥哥，允诺自己到西沱街上居住后，该房屋让其居住。2000年左右刘君容搬到西沱街上居住，刘君孝于2001年春节搬到涉案房屋居住。2011年因修建移民生态工业园区，需要拆迁涉案房屋，西沱镇人民政府在登记时将该房屋登记在刘君孝之女刘兴琼的名下，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遂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庭审中，刘君孝提供了由胡勤俭代书、落款时间为公元1999年3月2日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该协议约定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房屋转让人刘君容、房屋受让人刘君孝均未在协议上签字，在场人邓云、刘尚珍、邓华、罗建红、邓琼、毛富祥、邓芳、谭凤祥也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本院判决后，刘君孝不服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至本案起诉之日该案正在审理中。邓琼等四人及其母亲刘君容均不清楚房屋转让的事实，也未在协议上签字，事后也未追认，刘君孝也未在协议上签字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条、44条规定，该合同未成立，不产生法律效力，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由胡勤俭代书落款时间为1999年3月2日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无效。
刘君孝一审辩称，首先，涉案房屋确系邓礼培、刘君容生前从谭定富处合法继承取得，此为不争的事实。其次，邓礼培去世后，刘君容体弱多病，又没有经济收入来源，加之居住房屋系土木结构，年久失修，地处偏远农村，经济价值不大，自己也在西沱街上随子女生活，遂请胡勤俭执笔于1999年3月2日与刘君孝签订转让协议，将无人居住的农村房屋转让给刘君孝，刘君孝当时没有钱，是由其女儿刘兴琼出钱购买。1999年8月6日，刘君孝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西集建（1999）字第363号《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并于同年下半年入住该房屋。其三，移民生态工业园区是在2009年开始动员测量等，刘君容于2010年10月1日去世，生前没有对刘君孝购买房屋和居住房屋提出任何异议。本案纠纷的发生是因为竹景山村棕树堡组修建移民生态工业园区，房屋价值大增而引发。其四，刘君容生前已经对本案争议的房屋进行了处置，故邓琼等四人对争议房屋不享有遗产继承权，也不享有房屋所有权，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是《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无权主张合同无效，依照《合同法》第91条规定，《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已于1999年8月履行完毕，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故不享有诉权。综上所述，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主张的事实和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对本案是否享有诉权；《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是否产生法律效力。
一、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系刘君容的子女，如若刘君容生前未对涉案房屋作出处置，则在刘君容去世后，邓琼、邓云、邓芳、邓华对涉案房屋依法享有继承权，而刘君容是否对涉案房屋作出处置，亦即对《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如何评判，对双方都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享有诉权，其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条件，是适格的原告，刘君孝辩称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享有诉权，不予支持。
二、根据《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此协议一式二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应当是协议当事人（即刘君容与刘君孝）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后才生效，而此协议中包括刘君容、刘君孝的签名都是由胡勤俭代书的，即作为《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刘君容、刘君孝均未在协议上签名或盖章，故《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无效。邓琼、邓云、邓芳、邓华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由胡勤俭代书落款时间为1999年3月2日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无效，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刘君孝主张《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有效，应当对协议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刘君孝并未提供协议原件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协议订立、生效的证据。因此，刘君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该协议无效。刘君孝在庭审中辩称其已经向刘君容支付《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购房价款4000元，其房屋也在1999年过户登记到了自己名下，合同已经实际上履行完毕，因此应当认定《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有效，但刘君孝并未提供付款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因此，对刘君孝的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胡勤俭代书落款时间为1999年3月2日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刘君孝负担。
刘君孝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关键事实错误且不清：未准确认定争议纠纷的起因；未对刘君容生前对《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1999年8月6日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在生前从未发生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错误；未对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享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不享有本案诉权的事实作出认定错误；认定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结果显失法律公正。请求本院判决：一、撤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石法民初字第006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起诉；三、由被上诉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二审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刘君孝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房子的经济价值不大不是事实，刘君孝说一审法院因为没有协议原件就认定协议无效也并非事实。三、关于诉权问题，刘君孝假设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情况下认定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没有诉权是错误的。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确认合同无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本院二审审理中，二审上诉人刘君孝提供了杨某平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刘君容生前曾经向其陈述该争议房屋在三峡移民时已经卖给其哥哥刘君孝。二审被上诉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质证认为，证人的基本身份情况不明确，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对其真实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涉案房屋不属于三峡移民拆迁的范围，且证人与刘君孝具有利害关系。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1999年3月2日，刘君容与刘君孝双方签订《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由于刘君容住居西沱镇于上，难于管理，年久失修，而其家兄刘君孝，子女甚多，无法住居，因此，经刘君容与刘君孝兄妹充分协商，并征求刘君容子女同意，由刘君孝付还刘君容赡养费及安葬费共四千元正，刘君容继承生母谭定富自有房屋二间、偏厦厨房一间、牛棬厨房一间之所有权转让给刘君孝所有。此协议一式二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以上协议共同遵守。”其中，刘君容、在场人邓云、刘尚珍、邓华、罗建红、谭凤祥、刘君兰名字后有钢笔书写“同义”字样，邓琼、毛富祥、邓芳、张术梅、刘兴平、刘兴华名字后有钢笔书写“同意”字样。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是否享有诉权，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
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符合该条第二、三、四项关于起诉的要求。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系刘君容的子女，根据1996年6月2日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与刘君容签订的《房屋产权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如父母双故此房还未处理时，即为四子女共同所有，共同处理。”可知，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依法享有对房屋的继承权，而《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涉及到对此房屋的处置，与刘君孝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满足提起诉讼所必须的全部要件，是适格主体，刘君孝认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享有诉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效力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刘君孝主张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诉讼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焦点二。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提交的《房屋产权协议书》，用以证明代笔人胡勤俭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此份协议书中的当事人、在场人均是自己签字捺印，并注明捺指纹的指拇，而同样是由胡勤俭执笔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均由其一人代笔，则草率不合情理。但根据刘君孝提交的胡勤俭调查笔录中的表述可以看出，胡勤俭自认《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确系其本人书写，并且刘君容、刘君孝均在场，且由二人分别签字。证人谭某芬的证言证实，其女儿刘某兰想以6000元购买该争议房屋，后刘君容讲刘君孝不同意，不久之后刘君孝便搬到争议房屋居住；证人胡某芬证言证实，其曾意欲以4500元购买此争议房屋，刘君容嫌价低没有卖，后来听自己的父母讲，刘君容将争议房屋卖给刘君孝。从以上证言可以看出，刘君容曾想将争议房屋进行出售的事实。在场人刘某平的证言证实，其名字后所签的“同意”系其本人书写；在场人刘某华的证言证实，其本人名字后及其母亲张某梅名字后所签的“同意”均系其本人书写。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提出在场人不真实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证人杨某平的证言证实，因三峡移民的事情问过刘君容，但刘君容说房子已经卖给刘君孝的情况。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刘君容在将房屋转让给刘君孝之前，已经具有出售房屋的意思，后在有在场人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并且有刘家组原队长杨某平的证言证实，刘君容曾亲口告诉他房屋已经卖给刘君孝的事实。且代笔人胡勤俭与双方均具有亲属关系，其明确表示有刘君孝、刘君容双方及在场人在场的情况下由其代笔拟定的上述协议。《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中虽然明确约定“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上述证据已经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协议中存在的瑕疵不足以影响到协议的效力，故本院对双方签订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依法予以确认，邓琼、邓云、邓芳、邓华请求确认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部分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撤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石法民初字第006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被上诉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负担。
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服本院二审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本院再审判决：一、撤销本院（2013）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109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石法民初字第00669号民事判决；三、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如下：一、原二审判决认定由胡勤俭代书落款时间为公元1999年3月2日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系刘君容与刘君孝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证据支持。（一）原二审判决以证人刘某华、刘某平证实自己名字后面的同意是自己亲笔书写，张某梅后面的同意是其子刘某华代签，就认定在场人均在场是错误的，应凭证据说话，不能用不靠谱的推理来认定。原二审法官未依法审核认定证据，反而凭空错误推理出在场人均在场的错误事实。（二）原二审判决以刘君容生前有卖房的意思，又有执笔人胡勤俭、证人杨某平的证言证明刘君容将涉案房屋卖给了刘君孝，刘君容后面又有“同义”二字，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认定由胡勤俭代书落款时间为公元1999年3月2日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系刘君容与刘君孝的真实意思表示错误。再审申请人认为胡勤俭、杨某平等证人证言是虚假，刘君容也未签“同义”二字，其证据链并未形成。首先，刘君孝并未在《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其次，刘君孝在一审法院庭审中陈述，刘君容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故刘君容名字后面的“同意”二字并不是刘君容所签；其三，按常理以及签字习惯，要签字也是签自己的名字，不可能签“同义”二字，也反证刘君容名字后面的“同义”二字并非本人签写，综上三点，足以说明胡勤俭的证言虚假。此外，杨某平系刘君孝干儿子，有利害关系，所作证言系伪证。假如涉案房屋买卖属实，既然购房款由刘兴琼所出，就应当有刘君容出具的收条，刘君孝自始没有提供购房屋收据。（三）1999年3月2日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约定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原二审判决则把刘君孝、刘君容未签字的行为认定为是瑕疵，这明显是避重就轻。二、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是被申请人仿造的且未经过申请人质证。该协议既未经双方当事人签字，也没有四再审申请人签字，其相关人员名字后所附的“同义”二字也非本人签名，该协议显系伪造。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一是认证上存在严重错误；二是将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说成是无足轻重的瑕疵错误；三是原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条、44条错误；四是将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错误；五是邓琼见到刘君孝生前在二审闭庭后提交的所谓原件后，要求进行形成时间鉴定，而二审法院在未作任何释明的情况下，直接否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程序严重违法；六是二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9日通过石柱县法院告诉再申申请人，要么撤诉，要么和解，否则就判再审申请人败诉，明显先入为主，以权压法，更是严重的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刘兴琼、刘兴成答辩称，首先，本案经二审终审判决后，不应当启动再审程序，该纠纷长期未解决，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产和生活。合同的相对方刘君容与刘君孝都已经去世，现在谁对事实都无法说清。再审申请人并不享有本案的诉权，其母亲生前已经对房屋作出了处置，不再属于遗产继承的部分，继续本案诉讼可能会导致本案的混乱及无法处理，法院也处于尴尬的地位。其次，按照正常程序，被申请人刘君孝死亡后，应当追加其八个子女全部参加诉讼，现只追加刘兴成、刘兴琼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刘君孝因其不知道自己会活多久，早已经完成了分家析产，在死亡前并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是由其子女赡养。刘兴成、刘兴琼慎重提出，二人放弃对刘君孝的遗产继承权，除了今天的庭审活动后，不再参加任何本案的庭审活动。启动再审程序不当；其三，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自刘君孝购买房屋，到进行拆迁安置，刘君孝居住了十几年，刘君容均没有提出异议，只是刘君容死亡后，其子女听说该地区拆迁可能涉及到大量补偿款，才提起本案诉讼。此外，被申请人还提供了大量长辈、亲戚及同村组干部、村民的证人证明房屋转让的事实客观存在。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二审判决。
本院再审查明，本案的事实争点在于：刘君容生前是否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君孝，双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协议内容是否得以实际履行。围绕该事实争点，本院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一审程序中，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举示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证据1.《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拟证明该协议未经房屋转让人刘君容签字确认，四再审申请人根本不知情，刘君孝也未签字，该协议未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不具法律效力。证据2.本院（2012）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04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是刘君孝提供，故可以推定原件在刘君孝手中；证据3.《房屋产权协议书》，该协议与《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均系胡勤俭书写，前者有刘君容的签名，且当事人、在场人均是自己签字盖手印，并注明盖指纹的指拇，而后者则草率、不合情理，也与胡勤俭的严谨作风相悖，从而说明该协议不真实。第二组证据：证据4.胡勤俭2012年2月26日给刘孝君的证实，拟证明《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系胡勤俭在西沱镇街上杨海家书写，刘君容及所谓的在场人根本没有在场。第三组证据，包括：证据5照片、证据6-7.证人刘某发、谭某芬证实，拟证明涉案房屋系邓礼培、刘君容继承取得，且二人在生前对该房屋进行了扩建。证据8-10.证人张某梅、谭某恒、谭某碧证实，拟证明刘君容对谭定富的生养死葬负责，按儿一样参加家庭财产分配；刘君容分得五柱房两间，刘君孝分得小二间一间，刘君弟分得厕所半间及五柱房一间的楼板；刘君容对五柱房前后进行了扩建。张某梅对1999年3月2日由胡勤俭执笔书写的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不知情。证据11.村委会证明。以上证据经刘君孝质证，对证据1无异议，认为自己也举示了该证据；对证据2无异议，其证明了产权证没有被撤销；对证据3无异议，认为其中能证明刘君容有权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理，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4无异议，证明刘君容将房屋转让给刘君孝的事实客观真实。对证据5即照片无异议；对证据6-10无异议；对证据11即村委会证明有异议，认为现在的村干部已经不是先前的村干部，根本不清楚案件事实，该证据不具证明力。
以上证据经本院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1即《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该证据双方均予以了出示，其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是本案的待证事实，故其客观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2即本院（2012）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044号行政判决书，因为已经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故该判决没有生效，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证据3《房屋产权协议书》的合法性、客观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邓礼培、刘君容夫妇生前曾就诉争房屋有所交代，可以确定四再审申请人在本案中是否享有诉权，但该证据与本案房屋转让关系没有关联，不能以此证明《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是否生效问题，故其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即胡勤俭2012年2月26日证实，但该证据恰好能证明刘君容与刘君孝之间订立房屋转让协议的事实，不能凭该证据反推刘君容及相关在场人未地场的事实，也不能据此否定双方未签订协议的事实；对于证据6-10即证人刘某发、谭某芬、谭某恒、张某梅证言，也仅系证明诉争之房屋由刘君容从谭定富处继承得来并加以扩建，刘君孝对此并无异议。故该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予以采信，其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1即村委会证明，该证明形式上是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的书面凭据，但实质上是经手人的个人证实再加盖村委会公章，实属证人证言，而证人又没有罗列证人名字和身份情况，故该证据的形式不合法，证明内容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程序中,刘君孝举示了如下证据:证据1.《房屋产权协议书》；证据2.对胡勤俭的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3.对刘某平的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4.对刘某华的调查笔录身份证复印件；证据5.对谭某芬的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6.对胡勤芬的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7.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据8.石柱县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批准书；证据9.判决书、裁定书证据10.调查胡勤俭时的手机录像；证据11.调查胡勤俭时的手机录像。刘君孝举示以上证据，拟证明刘君孝与刘君容于1999年3月2日签订该协议，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让给刘君孝，协议由双方的亲戚胡勤俭执笔，房屋款项由刘兴琼实际出资，签订协议时有在场人刘某平、刘某华等人；1999年8月6日，刘君孝对涉案房屋办理了过户登记，2008年10月8日办理了建房迁建手续，刘君容去世之前包括其家人对此均无争议。以上证据经邓琼、邓云、邓芳、邓华质证，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房屋转让协议虚假，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已经转让给刘君孝；证据3.即胡勤俭证实中的“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不知何意，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真实，对该证据的客观性有异议；证据4-5的证明内容虚假，不客观真实，证人刘某平、刘某华当时根本没有在签字现场；证据6-7，即便谭某芬、胡某芬证言真实，也只能证明有人想向刘君容购买房屋，其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联；证据8.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已经被注销，不具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9.石柱县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批准书，当时是要起诉西沱镇人民政府主张房屋转让协议虚假无效的，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能证明对方待证事实；证据10.裁定书、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对方待证事实；证据11.调查胡勤俭时的手机录像，只能看到胡勤俭低头说话，怀疑其是否有底稿，对胡勤俭证明的事实尚且有异议，其证明内容有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经本院审查，刘君孝在一审中举示了胡勤俭的证实，其证明：刘君容由于住在西沱镇上，难于管理，故与刘君孝协商，将其从母亲谭定富处继承得来的房屋，以4000元价款转让给刘君孝，双方于1999年3月2日，由证人胡勤俭执笔拟了《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书》。本院审查认为，胡勤俭作为刘君容、刘君孝的共同姻亲，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姨父，双方亲戚关系相当，与任何一方均无特别的矛盾、利害关系。其作为协议执笔人亲自参与、见证了双方协议的订立及合同的履行过程，且有刘君孝的一审代理人向刘胡勤俭调取证明，并录制录像，能与胡勤俭的证实相印证，且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没有提取相反的证据否定胡勤俭执笔撰写协议的事实，也没有举示证据反驳胡勤俭的证明内容，更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证人胡勤俭所作证明内容虚假，故该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应予采信。证人谭某芬证实，其证明其女儿刘某兰曾经与刘君容协商过购买涉案房屋，因价格没有谈拢，后来刘君容向证人讲述其兄刘君孝不同意卖与外人；证人胡勤芬证实，其证明其曾于1998年在获知刘君容拟出卖涉案房屋的情况下，遂前往与刘君容协商买房事宜，刘君容喊价6000元，其还价4500元，鉴于存在价格差异，双方没有协商好，后来从自己的父母亲处得知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给刘君孝；结合胡某芬在本案再审庭审中的作证，胡某芬的证明内容前后能相互印证，其庭审作证系对其一审中调查笔录证言的补强。该二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呼应，一方面证明了1998年刘君容拟出售涉案房屋，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该房屋最后转让给其胞兄刘君孝的事实，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证人刘某华、刘某平的证实，其中证人刘某平证实：“于1999年3月2日胡勤俭执笔的刘君容与刘君孝房屋继承转让协议上刘兴平所签‘同意’是本人亲笔签书写”；证人刘某华证实：“转让协议上刘兴华所签‘同意’及我母亲张某梅所签‘同意’是我本人亲笔书写”。基于该二自书证实有当事人身份情况的记载，并后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形式及来源合法。同时，刘某平、刘某华系刘君孝、刘君容之胞弟刘君弟的儿子，与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系表亲，与刘君孝系伯侄关系，双方亲戚关系对等，在无证据证明证人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存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证人的证明内容较真实，且该证明内容能与胡勤俭的证明内容相印证，邓琼等虽对此提出质疑，但没有证据反驳，故二证人证实的合法性、客观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刘君孝在一审中举示的西集建（1999）字第36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已经由行政审判决确认，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该使用权证的颁布违法无效，故该书证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应予认定。
二审程序中，二审上诉人刘孝君举示了杨某平自书陈述一份，拟证明刘君容陈述涉案房屋在三峡移民时已出卖给其兄刘君孝。该证据经邓琼、邓云、邓芳、邓华质证，认为证人的基本身份不明确，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涉案房屋不属于三峡移民拆迁的范围，且证人杨某平是刘君孝的干儿子，二者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本院审查认为，证人杨安平自书证实中，没有证人身份情况的记载，也没有附身份证复印件，故该证据的形式不合法，本院对其合法性不予采信。
二审程序中，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没有举示证据。
再审审理中，刘兴琼、刘兴成陈述，其父刘君孝生前育有四子、四女，分别为：长女刘兴芬（已经过世多年）、二女刘兴芳、长子刘兴权、二子刘兴文、三女刘兴琼、三子刘兴云、四子刘兴成、四女刘亚蓉。对此事实，邓琼、邓云、邓芳、邓华无异议。同时，刘兴琼、刘兴成还陈述，刘君孝生前已经将财产分割完毕，没有遗产可供继承;涉案房屋虽名为刘君孝购买，实为代刘兴琼购买，且刘君孝在生前已经将该房屋拆迁利益转让给了刘兴琼。邓华陈述，对刘君孝是否另有遗产可供其子女继承的事实并不清楚，但涉案房屋即为刘君孝遗留下来，之前登记权利人为刘君孝，拆迁后的相关赔偿权利登记人是刘兴琼。
再审审理中，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举示证据一份，即2012年3月26日，由甲方石柱县土地统征办公室、西沱镇人民政府与乙方刘兴琼所订立的《石柱移民生态工业园区建设项目房屋拆迁及统建置换房安置和货币安置协议书》及所附调查摸底资料，拟证明涉案房屋拆迁的相关权利是由刘兴琼在享受，刘兴琼为本案适格的被申请人。刘兴琼、刘兴成质证称，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是当地政府部门与刘兴琼之间订立的，与本案无关，不具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双方均认为该证据合法、客观，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予以采信。同时，该证据直接牵涉到涉案房屋权利（或权益）的最终归宿，决定本案程序上对当事人的追加、实体上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审查，故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本院对其关联性予以采信。该证据与刘兴成、刘兴琼的陈述内容相印证，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在刘君孝生前将实际上的权属交付刘兴琼，并由刘兴琼享受该房屋被拆迁后的安置权益之事实。
再审审理中，刘兴琼、刘兴成举示如下证据：证据1.证人任某生当庭证实，证人任某生证实，当时自己是双桥村支部书记，1999年的一天，证人在抄电表的路上，遇到刘君容在路边歇气，背上背着背篼和被条，刘君容告诉证人任某生，自己在搬家，涉案房屋已经卖给了其兄刘君孝。邓华等人质证认为，证人任某生所陈述的行经路线与实际路况不吻合，刘君容搬家不可能一个人搬，也不可能只搬一床被条，其证实内容不真实。该证据经被申请人刘兴容、刘兴成质证，认为证人任某生所陈述的路况与实际情况相吻合，当时刘君容经常一个人出入，由于刘君容家境较好，原房屋中的柜子、桌子等烂家具都没有要，都送给了刘君孝。经本院审查，证人任某生与涉案双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由于其在1999年某天看见刘君容搬家系其亲历亲见，故其证明内容应当客观真实，至于涉案房屋是否转让给刘君孝，系刘君容亲口告诉。且再审申请人并没有举示相反证据反驳该证据的证明事实。故对其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2.证人胡某芬当庭证实，当年自己听说刘君容要卖房屋，遂与自己父亲一起前去讲价，刘君容喊价6000元，胡某芬还价4500元，双方未达成协议，后隔了一两场，证人听自己的父亲说，涉案房屋已经卖给了刘君孝。经本院审查，证人胡某芬所作证实与原一审中刘君孝向其所作调查笔录内容相吻合，故胡某芬在再审中当庭所作证实与其在原审中的证实内容一致，实为对原审证据的补强证据。证人胡某芬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利害关系，且证人与其父亲与刘君容协商买房，后听说该房由刘君孝买走等事宜是证人胡某芬或其父亲所亲历亲为，故其证实的证明内容较为客观，该证据力的证明力较强，本院对其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陈述，对于刘君孝不服本院（2012）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044号行政判决而提起上诉的行政案件，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终审判决，双方均收到了该终审判决，判决结果是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决驳回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诉讼请求。而二审改判的原因主要是依据本案二审判决结果。对此事实，刘兴成、刘兴琼予以认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2013）渝高法行终字第00003号行政判决也予以佐证。
本院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确认如下事实：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之母亲刘君容与刘兴成、刘兴琼之父亲刘君孝系同胞兄妹。涉案房屋位于石柱县西沱镇竹景山村棕树堡组（原刘家林组），系刘君容从其母亲谭定富继承所得。1999年3月2日，刘君容与其胞兄刘君孝订立房屋转让协议，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刘孝君。合同名称为：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合同内容为：“谭定富膝下有二子三女，长子刘君孝、次子刘君弟、长女刘君南、次女刘君兰、幺女刘君容。生前生母谭定富与幺女刘君容同居，在无劳动能力时，由刘君容赡养，1990年病逝由刘君容安葬。因此，谭定富死后在刘家林自有房屋二间，偏厦厨房一间、牛圈厕所一间，其界线：前与刘正堂共有地坝为界，后与刘兴顺地坝为界，右与刘君孝牛圈为界，左与刘伯权房屋为界。由于刘君容住居西沱镇街上，难于管理，年久失修，而其家兄刘君孝子女甚多，无法住居，因此，经刘君容与刘君孝兄妹充分协商，并征求刘君容子女同意，由刘君孝付还刘君容赡养费及安葬费肆仟元正，刘君孝继承生母谭定富自有房屋二间，偏厦厨房一间，牛圈厕所一间之所有权转让给刘君孝所有，此协议一式二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以上协议共同遵守”。合同最后罗列了“房屋转让人”刘君容、“房屋继承人”刘君孝，在场人邓云、刘尚珍、邓华、罗建红、邓琼、毛富祥、邓芳、谭凤祥、张素梅、刘兴平、刘兴华、刘君兰，执笔人胡勤俭。而除刘君孝外，其他当事人或者协议上载明的在场人名字后均签署了“同意”或者“同义”字样。之后，刘君容将涉案房屋交付刘君孝使用，刘君孝也将购房屋款4000元交付刘君容。
刘君孝取得受让房屋后，于1999年入住该房屋，并于1999年8月在当地国土管理部门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西集建[1999]字第363号），2010年刘君容病逝。2012年，石柱县决定对西沱进行生态移民工业园区建设，需对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房屋进行拆迁，2012年1月13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拟拆迁对象进行了摸底登记，刘君孝考虑到诉争房屋系刘兴琼出资，遂将诉争房屋拆迁安置权益让与刘兴琼。2012年3月26日，甲方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土地统计统征办公室、石柱县西沱镇压人民政府与乙方刘兴琼签订了《石柱县移民生态工业园区建设项目房屋拆迁及统建置换房安置和货币安置协议》后，对诉争房屋进行了拆除。刘君孝于2014年12月24日病逝。
邓琼、邓云、邓芳、邓华不服石柱县人民政府为颁发西集建（1999）字第36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2年9月12日作出（2012）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044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1999年8月6日向第三人刘君孝颁发的西集建（1999）字第36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违法。刘君孝不服该行政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因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对房屋产权存在争议，应当先行解决民事争议，遂中止该行政案件的二审诉讼。在本院（2013）渝四中法民终01097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即恢复该行政案件的审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日作出（2013）渝高法行终字第00003号行政判决，认为石柱县政府的颁证行为本身只是对当事人证载权利的一种确认和登记，权利证书只是证载权利的证明，而不是证载权利的来源凭据。本案而言的房屋买卖、共有、赠与、抵押、继承等法律行为才是导致权利人取得房屋权利的来源。现房屋转让合同的效力得到本案二审判决的确认，故石柱县人民政府对刘君孝的颁证行为并无不当。遂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044号行政判决；二、驳回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合同的订立形式包括口头形式、书面形式等多样形式。采用书面形式，是书面要式合同的“成立要件”，因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的合同，当事人不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则合同由于缺乏形式要件而不成立。故只要当事人之间没有特别约定、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均可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同时，合同法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给予了例外规定，虽然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视为合同“成立”。农村房屋转让，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是否必须以书面合同的订立作为形式要件，即可以口头形式订立，也可以书面形式订立，还可以以其他方式订立。结合本案，涉案房屋的转让，并不以书面形式作为要件。如果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双方有订立转让房屋的合意，或者证明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即可以认定双方合同成立，而不必以拘泥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在书面合同文本上签名盖印。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邓琼等人没有证据否认刘君容签名的真实性，也无证据否定该文本的真实性。即便邓琼等人能证明该协议的签名非刘君容本人签名，但刘君容接受了刘君孝支付的房屋价款，也将涉案房屋交付刘君孝，双方协议已经得以履行，双方协议已经成立。故在此情形下，《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是否经由双方签名已经不再重要，不能以双方是否在此文本上签名反推房屋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或生效。
合同“未成立”与合同“无效”是两码事，未成立表示民事行为（法律行为）自始不存在，无效表示民事行为（法律行为）成立并存在，但因法律给予其否定的价值性评价而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从再审申请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的一审诉状内容看，其请求是要求人民法院确认1999年3月2日的《房屋继承转让协议》无效，而其理由是认为该协议没有经由房屋出让方刘君容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确认，故再审申请人的一审诉称理由与请求相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可知，依据民法基本原理，民事合同成立后，一般推定该合同有效。在利害关系人对合同的效力提出质疑时，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查。有效合同成立的条件：一是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四是合同标的须确定和可能。结合本案，本案一审程序中，合同双方当事人中的刘君容已经于2010年去世，不能就双方当年订立合同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作出确认，而该事实的证明责任应由主张合同无效方承担，现邓琼等人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关于涉案房屋转让时刘君容不具民事行为能力、非刘君容真实意思表示、有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情形存在，故本院难以对双方于1999年订立的房屋转让协议的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由此可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孝君在一审中举示了《房屋继承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所载内容对双方权利义务予以了载明，该协议内容即便没有经由刘君容亲笔签名，也有其他证据佐证双方协议房屋转让的具体事实。而刘君孝在一审中举示了胡某俭、刘某平、刘某华、谭某芬、胡某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证据，证明刘君容将诉争房屋以4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君孝，刘君容已经将涉案房屋交付刘君孝使用的事实。再审程序中，被申请人刘兴成、刘兴容又举示了部分证据，进一步补强了刘君孝先前所举证据的证明效力。故刘君孝生前已经就合同的成立及生效尽到了证明责任。现邓琼等人要请求确认转让合同不成立、无效，其证明合同不成立、无效的责任转由邓琼等承担，而邓琼等人并没有举示充分的证据否定刘君孝所举证证明的事实，故邓琼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邓琼等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1097号民事判决。
再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再审申请人邓琼、邓云、邓芳、邓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庆华
代理审判员 万华瑜
代理审判员 王东义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