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106民初3895号原告：田艳华，女，197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应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洪斌，男，195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维忠，男，195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左雄彪，男，196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英，湖北英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诉被告左雄彪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艳华、原告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涛、被告左雄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左雄彪立即向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承担上列原告受让武汉人和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后共同承担的一笔71900元赔偿款；2、左雄彪赔付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损失50000元；3、由左雄彪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08年8月14日左雄彪从他人处通过股权转让，成为武汉人和苑公司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人和苑公司）独立全资股东，同日，左雄彪将人和苑公司更名为武汉人和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人和缘公司）。2012年6月7日，左雄彪将其持有的人和缘公司的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了田艳华（受让40%股份）、刘洪斌（受让40%股份）、赵维忠（受让20%股份），股权转让后由田艳华出任法定代表人。左雄彪在协助办理相关变更手续时，曾于2012年4月23日向武昌区公安分局出具一份《股权转让证明》，表明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与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无关。2013年3月25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通知人和缘公司，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4日作出的（2012）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书，要求人和缘公司更名前的人和苑公司对2007年7月22日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损失236671.5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一审、二审均未判决人和苑公司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同时做出裁定，查封了人和缘公司的基本账户，现已依法强制执行赔偿款及利息共计71900元。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认为，根据左雄彪在将人和缘公司股权转让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时所作债权债务与新法人无关的承诺，（2012）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人和缘公司赔偿71900元损失与公司全体股东即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无关。由于人和缘公司损失是全体三股东的损失，即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的损失，故左雄彪应承担该71900元的损失。为此提起诉讼。被告左雄彪辩称，案涉人和缘公司股东之间非股权转让关系，实为承包经营关系。人和缘公司、左雄彪、李海利均认可人和缘公司是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设立，权属于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李海利与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签订的是承包合同，李海利与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之间是承包经营关系，左雄彪与李海利之间也是承包经营关系。李海利为自己经营的便利在工商部门作了股权、法人代表及营业执照的变更，导致酒店的经营权和所有权混淆，形式上是股权转让，各方之间实质上是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本案与左雄彪没有关系，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在李海利经营酒店期间，应当由李海利承担此期间人和缘公司对外的民事责任。上列原告提供的2012年4月23日《股权转让证明》，并非左雄彪本人所写。股权转让协议是2012年6月4日签订，工商变更是6月7日登记，股权转让证明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时间链接不上，逻辑不符。上列原告主张因受让左雄彪股权后承担71900元赔偿款由左雄彪承担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上列原告认为公司的损失就是股东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在法律上公司和股东是不同的法律主体，而公司对外是承担有限的责任，与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责任不能相混淆。上列原告主张50000元损失无任何证据佐证，也不应由左雄彪承担。经审理查明，2007年10月22日，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朱海英等诉至本院，起诉称，人和苑酒店司机景和平，驾驶其所在酒店法定代表人李海利非正常途径购置的车牌号码广K-16386号车辆前往菜市场采购途中交通肇事逃逸，致彭汉涛抢救无效死亡。请求判令景和平、人和苑酒店、李海利赔偿经济损失。2009年6月30日，本院作出（2009）武区民二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一、景和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朱海英因彭汉涛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丧葬费7221.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5750元、死亡赔偿金229700元，共计262671.5元，景和平已赔偿26000元，还需再赔偿236671.5元；二、丁德泉、陈汉文对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三、景和平赔偿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朱望英因彭汉涛死亡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已支付）；四、驳回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朱望英的其他诉讼请求。2009年12月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武民二终字第115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丁德泉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4日作出（2011）鄂民申字第595号民事裁定书，指定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2012年8月2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景和平于2007年8月31日、9月8日分别出具《情况说明》、自述其为人和苑酒店职工，主要负责后勤管理和采购工作，其驾驶挂广K-16386柳州五菱微型小客车权属人和苑酒店所有，并在人和苑酒店领取报酬以及报销汽油费。景和平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述证明的事实也予以认可，并且担保人丁德泉也认同景和平所述事实，亦证实景和平是人和苑酒店的司机出事后人和苑酒店法定代表人李海利也组织人员，解决处理交通事故的赔偿事宜。故景和平在事发后不久的陈述可信度较高，据此可以认定景和平与人和苑酒店雇佣关系成立，同时也可以认定肇事车辆属人和苑酒店。本案在发回重审后，景和平于2008年8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在监狱向景和平作的调查笔录，景和平虽然否认其以前的陈述，认为其已在2007年6月就离开了人和苑酒店，出事故时李海利及人和苑酒店没有聘用关系和工作关系，肇事车是自己购买等陈述，是在景和平发生交通事故后一年之久，且在服刑期间所作出的，综合本案事实，景和平的该陈述可信度较低，不予采信；关于人和苑酒店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景和平与人和苑酒店存在雇佣关系，在使用人和苑酒店的车辆进行采购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履行职务行为，景和平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人和苑酒店对景和平的民事赔偿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再审终审判决：一、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武民二终字第1121号民事判决及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09）武区民二重字第五号民事判决书；二、景和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朱望英因彭汉涛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中丧葬费7221.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5750元、死亡赔偿金229700元，合计262671.5元，景和平已赔偿26000元，还需再赔偿236671.5元；三、人和苑公司、丁德泉、陈汉文对上述判决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景和平赔偿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朱望英因彭汉涛死亡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已支付）；五、驳回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朱望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人和苑公司于2006年5月19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40万元。2007年4月5日，公司股东由武汉东亚旅行社有限公司（持股60%）、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持股40%）变更为李海利(持股90%)、李华（持股10%）。2008年1月23日，李海利与左雄彪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李海利同意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大东门荣发小区一号楼9-10号的人和苑饭店承包给左雄彪经营。经营期限为四年，从2008年2月10日起至2012年1月9日止。饭店所有的设备设施交左雄彪使用，承包到期后如数交还。左雄彪承包前期，李海利在经营期间的对外所有债权债务均由李海利自行负担其民事责任，李海利在左雄彪经营期间不负担任何民事责任。2008年8月14日，李海利、李华将人和苑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左雄彪。同日，人和苑公司更名为人和缘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2012年4月23日，左雄彪出具《股权转让证明》，载明，“人和缘公司法人左雄彪因人和缘公司经营租期已至，将人和缘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新法人田艳华，并将公司的特种经营证、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及印章全部移交给新法人。转让前的债权债务与新法人无关。”落款为“人和缘公司原法人左雄彪”，并盖有左雄彪的印章。2012年6月4日，左雄彪分别与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签订《出资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人和缘公司的100%股份分别转让给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40%、40%、20%。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在企业内享有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股东的义务。2012年6月7日，人和苑公司股东由左雄彪变更登记为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2013年3月25日，本院向被执行人景和平、丁德泉、陈汉生、人和苑公司发出（2010）武区执字第921号执行通知书，载明，申请执行人黄兰珍、彭震宇、彭静黎、彭浪村、朱望英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要求被执行人履行下列义务：一、景和平支付黄兰珍款项236671.5元，人和苑公司、丁德泉、陈汉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承担案件执行费3450元。2013年8月29日、30日，本院强制执行人和缘公司款项共计41900元。2014年1月24日、黄兰珍另收到人和缘公司赔偿款30000元。本院执行局证明，人和缘公司分别于2013年8月29日支付申请执行人赔偿款39100元、2013年8月30日支付申请执行人赔偿款2800元，2014年1月24日支付申请执行人赔偿款30000元。共计71900元。2015年8月26日，人和缘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左雄彪、李海利承担已被执行的款项71900元并赔付损失50000元。左雄彪在该案的庭审中陈述，人和缘公司是武汉服装工业公司的财产，不是李海利的个人财产。李海利将酒店空转给左雄彪，左雄彪接着空转给田艳华，没有股权转让方面的材料。股权协议的签订是李海利本人和左雄彪签订的。左雄彪认为是承包经营关系，当时如果不将股权变更为左雄彪，无法经营，所以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左雄彪向李海利每月缴纳承包和房租费，一年40多万。李海利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追偿权的行使应当由李海利的股权的被转让方左雄彪作为原告起诉，而不应由人和缘公司起诉李海利。李海利已将股权转让给左雄彪，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李海利与左雄彪之间不是承包关系，即使双方之间签订有《承包经营合同》，签订该合同也是李海利的职务行为，且该合同未履行。本院在该案审理中，对原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副经理钟晓臣进行了调查。钟晓臣陈述，人和苑公司前身是凯宫饭店，注册资金40万元，由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出资。后承包给李海利，公司将酒店转让给李海利，相当于公司将酒店无偿提供给李海利使用。李海利每年向公司缴纳22万元。当时李海利为了向外显示自己的财产，将营业执照转到自己的名下，公司也是默认的。出了交通事故后，李海利又转让出去。公司与李海利签订了承包合同，公司只对李海利，李海利将酒店转让给左雄彪后，仍然是李海利向公司缴纳承包费22万元，左雄彪向李海利每年缴纳承包费。2016年1月15日，本院向人和苑公司释明，认为，“你公司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向雇员景和平行使追偿权，而你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左雄彪、李海利承担你公司已被执行的款项7.19万元并赔付损失5万元，即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而引起的纠纷。故建议你公司撤回本案诉讼，另行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为此，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和股东是两个法律主体，均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履行法律义务。在股权转让行为中，原股东是转让方，新股东是受让方，而公司则是目标公司，被转让的股权为标的物，是完全不同的主体。同样，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公司依旧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新、旧股东则按照法律规定和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责任。对债权人来讲，目标公司是债务的承担及清偿主体，不论公司的股权是否转让或者如何转让，企业法人的主体仍是延续的，公司的负债都是由公司承担，这是公司的法人人格独立存在现实意义。据此，无论人和缘公司股东如何变更，名称如何变化，都应当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现人和缘公司已根据生效判决，履行了部分义务，如前所述，债权人向人和缘公司主张权利是没有阻碍的，但债权人主张权利后，人和缘公司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因股权的变更对新的股东利益产生了侵害，这就是涉及瑕疵股权转让的问题。如果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此有约定，新的股东当然可以依据转让协议约定向原股权出让方追偿。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案涉双方当事人就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承担有过明确的约定。若股权出让方与股权受让方内部的债务承担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股权受让方在受让股权时已经知晓其受让的股权存在瑕疵，且没有协议明确约定瑕疵处理方案继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着合同自治的精神，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就已默示其转让股权的对价包含了对价股权及在股权上存在的瑕疵，转让协议有效，股权转让者在股权转让前后因瑕疵股权对外产生债务时不应承担责任。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出让方在出让时，受让方在受让股权时已经知晓其受让的股权存在瑕疵。虽然2012年6月4日，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受让目标公司左雄彪的股份，2012年8月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目标公司承担责任的（2012）鄂武汉民再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才作出。虽然不可归责于左雄彪，但在转让之际，该案正在诉讼过程中，债权人明确主张要求人和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左雄彪有义务将此预期可能的风险告知受让方，尽到适当的提醒注意的义务，但没有证据证明其为之。股份转让除受我国公司法调整外，还主要受我国合同法调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依法定程序转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但不能转让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规定，属于违反信息告知义务的情形，“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属于典型的不作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公司负债情况属于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重要事实，股权出让方负有告知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案涉双方当事人在转让股权时的意思表达真实，按照常识的理解，一方出让股权一方受让股权支付股权合理对价，转让协议有效，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受让方希望受让的是无瑕疵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此本案中转让股权的瑕疵造成的损失应由股权出让方左雄彪承担。本院已执行了71900元，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分别持有人和缘公司40%、40%、20%的股份，根据股东的出资比例，应分别赔付田艳华28760元、刘洪斌28760元、赵维忠14380元；本案原告另诉请左雄彪赔付损失5万元，无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左雄彪辩称在其之前的股权持有人李海利才是真正承担本案中损失的当事方，案涉股权由李海利转让给左雄彪，左雄彪再转让给本案原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原告可向左雄彪主张权利，左雄彪可另行向李海利主张权利。案涉各股权转让协议之间无必然联系，非为必要共同诉讼，且本案原告明确表示只向左雄彪主张权利，李海利可不必参加本案诉讼。关于左雄彪辩称，案涉人和缘公司股东之间非股权转让关系，实为承包经营关系，虽然左雄彪提供了其本人与李海利的承包经营合同，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原告与其他当事人有承包经营法律关系，证据显示，本案原告与左雄彪之间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左雄彪与李海利之间可另行主张权利，左雄彪与李海利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虽然在人和缘公司向本院提起的诉讼中，左雄彪陈述，人和缘公司是武汉服装工业公司的财产，该案在审理中，对原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副经理钟晓臣进行了调查。钟晓臣就此也进行了陈述。本院对此予以关注，但该事实并没有其他的书面证据加以证明，且人和缘公司的股份经多次转让，没有证据显示武汉服装工业公司就此提出过任何异议，在目前情况下，尚不能推翻工商登记机关股权登记的公信力。综上，判决如下：一、被告左雄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田艳华28760元；被告左雄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洪斌28760元；被告左雄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维忠14380元；二、驳回原告田艳华、刘洪斌、赵维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738元，由被告左雄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ＸＸ睿人民陪审员  廖 瑶人民陪审员  于 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谢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