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0民初12210号
原告：冯宝选，女，197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梅，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国梁，男，197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梅，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晏军，男，197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代理人：杨新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宝选、潘国梁（以下简称二原告）与被告晏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高高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9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国梁及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梅，被告晏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新生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0日、3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梅，被告晏军的委托代理人杨新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起诉称：其二人系原杭州富爵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富爵公司）股东。2013年3月31日，原富爵公司与晏军签订《欧帝帝品牌羽绒服省代经销合同书》（以下简称《经销合同书》），约定原富爵公司授权晏军为欧帝帝品牌羽绒服经销商。2013年6月15日，双方签订《关于2013年欧帝帝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原富爵公司给予晏军每件衣服150元的房租补贴，补贴以货品的形式发放给晏军。其后，原富爵公司按照约定向晏军发货，给予房租补贴。2014年3月28日，原富爵公司与晏军签订《合同终止协议》，约定晏军在2014年7月份前将3500件以内2013年ODD羽绒服退回原富爵公司清理完毕，原富爵公司在清理完之后将货款以现金方式退给乙方晏军。其后，二原告依法于2014年6月25日办理了原富爵公司注销登记手续。
2015年11月8日，临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临商初字第17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晏军已经履行了前述《合同终止协议》中的3450件衣服的退货义务，原富爵公司应返还晏军货款1785750元，因原富爵公司已注销，故作为原富爵公司股东和清算组成员的冯宝选和潘国梁应承担赔偿责任，并作出判决。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并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310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为此，二原告将前述判决确定的判决款项交付至临安市人民法院，但在向被告晏军要求返还关于3450件所退衣服的每件150元，合计517500元的房租补贴时，晏军拒绝退还。故此，二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晏军赔偿原告房租补贴款5175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晏军承担。
二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原富爵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一份，用以证明二原告系原富爵公司股东，原富爵公司已于2014年6月25日注销的事实；
2.《经销合同书》、《补充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富爵公司于2013年3月31日授权晏军为欧帝帝品牌羽绒服的2013年的省代经销商，并于2013年6月15日协议确定按每件衣服150元的标准给予晏军房租补贴，且该补贴以货品形式予以发放的事实；
3.《合同终止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原富爵公司与晏军于2014年3月28日约定终止协议，晏军应在2014年7月份前将3500件2013年的ODD牌羽绒服退还给原富爵公司的事实；
4.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商初字第178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临安法院判决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310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杭州中院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法院判决确认晏军已向原富爵公司退回了3450件羽绒服的事实；
5.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第21页）一份，用以证明晏军承认已按每件150元标准收取了原富爵公司支付的房补的事实；
6.《重庆、四川20**年欧帝帝羽绒服总订单》一份，用以证明晏军与原富爵公司2013年订单服装总量有29614件的事实。
被告晏军答辩称：一、原富爵公司在案涉3450件退货前并没有对该批服装进行房租补贴，二原告要求被告晏军退还案涉房租补贴或要求赔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对于2013年的房租补贴的发放标准和政策，双方在《经销合同书》和《补充协议》系有不同约定的，从《补充协议》载明的内容看，150元/件的房补发放政策，是需以晏军不能在2014年6月25日交付100万元预付款为前提，现因时间久远，被告晏军已不能确定双方间的房补系以哪种政策进行核算，虽然被告晏军在杭州中院的案件调查庭审中，做出过“对方拿给我多少件，我卖了多少，对方补给我每件150元”的陈述，但该陈述意见仅是对案涉合同房补条款内容的解释，并非对实际执行房补情况的陈述，且该意见也没有要表达“被告每提一件衣服原富爵公司就即时给予被告150元房补”的意思。实际上，原富爵公司是在2013年年终根据被告及二级经销商的实际销售情况，并扣减了《经销合同书》第七条确定的20%退货率，才与被告进行房补核算。而双方在2014年3月28日签订的《合作终止协议》所确定应退还的“3500件以内衣服”，即为20%退货率中所确定的服装，故原富爵公司并未将该服装所涉的房补核算在内向被告支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二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返还所退3450件衣服所涉及的房补，应当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富爵公司已向被告支付了该部分房补，而二原告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原富爵公司就该3450件退货服装已向被告晏军支付了房租补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此外，在杭州中院的案件庭审中，二原告的代理人俞星红已陈述：“……确定3500件是因为在此之前被上诉人（晏军）欠原富爵公司房子补贴51余万元，所以3500件正好是这件数额”。而后，二原告又于2015年12月18日将被告晏军起诉至余杭法院，要求晏军归还相关房租补贴320万元，余杭法院已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5）杭余商初字第3276号民事判决，判决晏军向二原告支付房租补贴款518127元，该款项金额与本案二原告起诉主张的517500元，金额相吻合。故此，退一万步讲，即使原富爵公司向被告支付了该3450件退货所涉及的房租补贴，法院也已做出了生效判决，二原告不应该重复要求被告退还。
二、冯宝选、潘国梁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代原富爵公司起诉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案涉《经销合同书》及相关《补充协议》系被告与原富爵公司所签订，原告虽系原富爵公司的股东，但与原富爵公司系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况且，二原告作为原富爵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在进行原富爵公司清算解散时，已在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的《公司清算报告》中，陈述原富爵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完结”，表明原富爵公司在清算注销时对外已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若即使存在债权，也已进行了放弃。现原富爵公司已经注销，二原告作为原富爵公司的股东，已无权代原富爵公司行使相关合同和诉讼权利，更无权代原富爵公司起诉被告，要求返还房租补贴。
因此，被告认为，其退还案涉3450件衣服时，无需向任何方返还任何房补，故请求本院依法裁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晏军为证明其抗意见，向本院提交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关于2013年欧帝帝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原富爵公司与被告在2013年6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后，于同日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的事实；
2.《房屋金额差价使用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富爵公司因房补差价问题与原富爵公司签署相关说明的事实；
3.《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第1页、第19页各一份，用以证明二原告在杭州中院的案件中陈述说明《房补金额差价使用说明》中所涉及的51万余元的房补差价系本案所涉及的“3500件退货范围内”的服装房租补贴的事实；
4.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327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本院于2016年8月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房租补贴款518127元，并主张该金额与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请金额相符的事实；
5.《公司清算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原富爵公司在清算注销时已确认对外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晏军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3、4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主张150元/件的房屋补贴，需以被告按时支付100万元预付款为前提条件，并根据被告实际销售情况于当年年终或第二年年初进行核算支付，而非按订货量在被告晏军提货时，即时核算和支付，且补贴核算还需核减20%的退货率；对证据5的证明力提出异议，主张晏军所述的“对方拿给我多少件，我卖了多少，对方补给我每件150元”，仅是对案涉合同房补条款内容的解释，并非对实际执行房补情况的陈述，该陈述不能证明晏军已确认收取案涉3450件衣服的房租补贴的事实；对证据6认为系复印件，晏军的签名需核实确认。二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主张证据1《补充协议》中所涉的150元/件房租补贴，原富爵公司是在每次给被告发货时即时给予的，证据2、3、4与本案无关，证据5不能证明二原告已放弃债权。
鉴于双方当事人对前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仅就部分材料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提出主张，本院结合材料内容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意见，本院认定的本案事实如下：
原富爵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4日，住所地杭州市××××号，注销前股东为冯宝选、潘国梁，法定代表人为冯宝选，经营范围为服装、服饰生产加工，服装、服饰销售。自2011年起，晏军代理销售原富爵公司生产的ODD品牌羽绒服。
2012年6月20日，原富爵公司作为甲方，与晏军作为乙方签订《ODD（欧帝帝）品牌羽绒服省代经销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重庆市ODD品牌羽绒服经销商。双方就合同经营权限、双方权利义务、终端支持推广、渠道销售政策、供货方式、付款方式、返货政策、违约责任等合同事宜进行了约定。其后，双方依约开展经销业务。
2013年3月31日，双方经协商后又签署《经销合同书》，主要内容约定甲方（原富爵公司）授权乙方（晏军）为ODD品牌羽绒服经销商，其中合同第四条（终端推广支持）约定：“1、房租报销：A.2013年新开终端店铺销售300件公司给予5万元房租返还，销售400件给予6万元房租返还，销售500件给予7万房租返还，销售600件给予8万元房租返还，以此类推（老款、促销款、赠品不计在内）房租返还于当年销售季节（1月5日前），公司以货品方式给予报销；二类以上商场属于返还范围；（2012年6万元以下房租已返客户2013年不在进行返还）；B、2013年房租报销，县级区域首单需有400件起订量，地级市需有600件起订量；C、2013年房租报销，签约当日需打品牌保证金壹万元，订货会后7日内需打齐订货款总金额30%的预付款，8月30日前订单总金额货款需全部到位；D、报销货品部分：一是2013年当年新款；二是5月初公司订货会客户自行下单；货品的结算价格，为终端货价，而非零售价；季末报销货品，为反季价格；E、2013年，原则上，县级（含县级市）开店不得超过两家，地市级开店不得超过三家，省会城市不超过十家，特殊情况需向公司单独申报。F、三线市场，终端客户要把店开到当地黄金路段（A类地段开设不低于80平米以上形象店，不得在C类地段开店）；开到品牌聚焦区（位置一类在品牌商圈，而非批发市场）。G、二类市场，终端客户要把店开到当地繁华路段（须在A或B类地段开设不低于60平米以上形象店，不得在C类地段开店）。……3.F、货品补贴的结算价格，新款为终端供货价、老款为总公司直供价。……”；合同第五条（供货方式）约定：2013年，货品供应有两种方式：订货制、现货制。订货制：供货折扣在4.5折，甲方根据乙方订单安排发货。现货制：现货是指9月中旬上市后，在乙方订单之外的货品。现货、补货折扣较订货折扣高出2个点（4.7折）。1、首单：4月中旬订货，县级400件、地市600件起订；订货基数不得超过享受房租基础的20%；（例如：600件*20%=720件）交货时间为9月10日。2.补单：根据试销情况及时补定的货品。3.订单取消：乙方不得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取消订单，否则不予退还货品定金。4.发货异议处理：乙方收货后在三天内提出异议，逾期甲方有权不受理。第六条、付款方式：1.预付款分两次：一是签约15日内，二是5月初甲方订货会后7日内，乙方付款占比为首单订货款总额的30%。A、签约7日内，乙方首付100万元（可冲抵首批订单款）。B、甲方订货会后15日内，付订货总额的30%的预付款（含7日内已付款）。2.乙方60%的余款于2013年8月30日前逐步到位。3.补货付款方式：根据乙方在甲方的账目余额发货（不含保证金），如乙方余额不足时，甲方拒绝发货。4.结算、正季销售结束后（次年4月15日前）进行返货结算，乙方根据合同约定返货数量进行返货或转反季销售，如在约定时间内没有完成返货或未转代销处理的，则视同已经销售，乙方须足额付货款给甲方。第七条、关于返货政策：1.返货率：乙方退还率为20%。（不含买断款，按实际回款额算退货率，回款超过新款发货额的按新款发货额算退货率。费用报销不算回款，为应收账款）；……。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限至2014年3月30日。合同备注载明：原2013年1月31日签署的四川合同即日起作废，以此合同为准，从即日起四川、重庆的结算账户统一为一个结算账户结算（含退货）。前述合同还就经营权限、双方权利义务、渠道销售政策、供货方式、付款方式、返货政策、经销保证金、违约责任等合同事宜进行了约定。其后，晏军向原富爵公司下发了29614件服装的订单。
2013年6月15日，原富爵公司（甲方）与晏军（乙方）签署《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前述2013年《经销合同书》中部分条款修改事宜达协议，主要内容约定：一、乙方给甲方的预付款的调整，2013年冬季“欧帝帝”原合同里第六条的付款方式更改为：预付款现金于6月25日先付壹佰万元，不准时到款，原合同中第四条的房租补贴政策变更为：甲方13年仅对乙方下线店铺单店加盟合同中的基础量部分给予按公司标准执行的150元/件房租补贴。2012年在羽绒服上货前甲方向乙方供应的反季货品、夏季货品等，其货款欠款总额将不可超出4月16日订货总额的30%，超出30%乙方需向甲方现款结算。乙方的预付款及在甲方的账户总余额（包括甲方已收到的合理退货款）均可作为2013年羽绒服首批上货的货款，甲方将不按比率进行预付款抵充，甲方遵循款到发货原则给乙方进行货品上货。乙方需保证在11月30日前全部提完所定货品。甲方以150元一件房租补贴的金额计算，以货品的形式发放乙方，乙方未提完订单货品，甲方有权取消乙方当季退货率，并扣除乙方各项补贴款项。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同日，双方又在晏军持有的《补充协议》中将“乙方需保证在11月30日前全部提完所定货品”修改为“乙方需在2014年1月5日前全部提完所定货品”，并在该条约定下方添注：“2013年2月15日前提完订单确保剩余未提部分5000件以内；2013年12月16日前向甲方下补贴款式。”
2013年11月，原富爵公司（甲方）与晏军（乙方）签署《房补金额差价使用说明》一份，载明：“关于乙方晏军房补总公司相差518127元，作以下使用说明：1.差价部分设为晏军信用金，归还公司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归还后作为2014年冬装定金使用，不作其他用途。2.2013年冬装按30%定金分批解冻提货。3.如2014年放弃经营ODD，取消所有退货率及所有合作期内的补贴”。
2014年1月1日，原富爵公司作为甲方，与晏军作为乙方再签订《ODD（欧帝帝）品牌羽绒服省代经销合同书》一份，主要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重庆市ODD品牌羽绒服经销商，乙方需完成2014年度订货任务880万元（按出厂价计算，不含返季销售）。合同就经营权限、双方权利义务、渠道销售政策、终端推广支持、供货方式、付款方式、退换货政策、经销保证金、网络销售、违约责任等合同事宜进行了书面约定。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0日。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
2014年3月28日，晏军与原富爵公司签订《合作终止协议》，协议内容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特达成以下协议。一、在订货会结束后，乙方2014年7月份前将3500件以内2013年ODD羽绒服退回公司清理完毕，公司在清理完之后（3日之内）将货款以现金方式退还给晏军。二、双方账目清算后将合同保证金退还给晏军”。
2014年6月20日，原富爵公司出具《公司清算报告》，载明：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在该报告清算组成员一栏有冯宝选、潘国梁签名。2014年6月25日，原富爵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
2014年9月1日，晏军以《合作终止协议》签订后已退还ODD羽绒服3450件以及冯宝选、潘国梁未退回保证金为由，向临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冯宝选、潘国梁赔偿经济损失1885750元（其中包括退货款1785750元，保证金100000元）【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商初字第1785号案】。对于前述《房补金额差价使用说明》，晏军先是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2014年3月28日的合作终止协议已经写清楚，原告（晏军）将货物退还给被告，被告（冯宝选、潘国梁）返还货物，这50余万已经在与被告协商的过程中冲账冲掉了，我们的销售模式是先付钱后提货，这个钱相当于我进货的钱”、后又补充质证认为“50万余元房补差额的由来是，晏军所核算的2012年的房补是320万元，原富爵公司核算的金额是270万元，双方核算金额相差51万余元，但是该51万余元，原富爵公司并没有支付给晏军，所以才起草了这份使用说明，在该说明中约定将该差额部分作为晏军2014年冬装定金使用，不存在晏军向原富爵公司退还50余元差额的问题，2014年3月双方终止合同，该51万余元转换成2014年冬装定金无法使用，所以晏军不应退还原富爵公司该部分房补差额。”案经审理，临安市人民法院认为冯宝选、潘国梁抗辩所称的房补问题与该案争议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冯宝选、潘国梁要求直接进行抵销的意见不予采纳，并于2015年11月8日作出（2014）杭临商初字第17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冯宝选、潘国梁赔偿晏军经济损失1885750元。冯宝选、潘国梁不服临安市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晏军向冯宝选、潘国梁归还2012年房租补贴320万元。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晏军与冯宝选、潘国梁清算责任的上诉案后，冯宝选、潘国梁的代理人俞红星在该院组织的调查中陈述：“从潘国梁在一审法院所作的笔录可以明确，确定3500件是因为在此之前被上诉人欠原富爵公司房子补贴51余万元，所以3500件正好是这个数额”（记载于《调查笔录》第19页），晏军陈述：“销售过程中对方拿给我多少件，我卖了多少，对方补给我每件150元”（记载于《调查笔录》第21页）。嗣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该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临安市人民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认为冯宝选、潘国梁所提出上诉请求中关于房补金额在上诉案件中予以抵销的问题，因该争议与该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并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31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受理冯宝选、潘国梁诉晏军合同纠纷案【（2015）杭余商初字第3276号】后，经审理认定晏军按2012年《经销协议书》约定受领了原富爵公司补给的2012年房租补贴320万元，认为《房补金额差价使用说明》中所涉的518127元房补差价系属双方2012年房补给付过程中原富爵公司多支付的，晏军需予返还的房补款项，并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5）杭余商初字第32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晏军支付冯宝选、潘国梁房租补贴款518127元；二、驳回冯宝选、晏军的其他诉讼请求。现该案判决已生效。
2016年8月24日，冯宝选、潘国梁以被告晏军拒不核算退还（2014）杭临商初字第1785号案件中所涉的3450件退还服装的房租补贴款517500元（按150元/件核算）为由，向本院起诉，请求上判。
另在本案诉讼中，二原告陈述2013年服装的发货数量为20000余件，并自认退还的3450件衣服中，有274件为2012年款式服装，另有30件促销款服装不属于2013年订购的服装。被告晏军则陈述2013年服装的提货数量为20000余件，并确认收到过原富爵公司2013年的房租补贴300余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冯宝选、潘国梁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二是晏军是否应按150元/件的标准核算退还3450件服装的房租补贴。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公司在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或股份比例分配”之规定，公司剩余财产归属股东所有。公司自行清算注销后，公司在清算中遗留未处理的债权或其他财产权益，其利益应归属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对清算中遗留未处理的债权或其他财产权益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于本案中，冯宝选、潘国梁作为原富爵公司的股东及清算义务人，在原富爵公司注销后对遗留在晏军处的权益理应享有诉权，原富爵公司虽在注销过程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公司清算报告》中表示“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但报告应系对清算期间登记、核算的债权债务的处理意见，并不能就此推定原富爵公司对外已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或是对存在债权的放弃。被告晏军主张二原告非本案适格原告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被告晏军和原富爵公司在2013年6月15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中约定：“预付款现金先付壹佰万元，不准时到款，原合同中第四条的房租补贴政策变更为：甲方（原富爵公司）仅13年仅对乙方（晏军）下线店铺单店加盟合同中的基础量部分给予按公司标准执行的150元/件房租补贴”。对于该合同内容的履行，晏军虽主张其已按约定在6月25日前支付了100万的预付款，但无证据支持，故其认为2013年房补政策实际执行依据不能确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根据庭审实际，采信二原告的诉讼主张，确认案涉2013年的房补核算系根据《补充协议》约定，按150元/件的方式予以核算补给。其次，关于2013年的房租补贴履行给付，双方均未提供明确的房补核算列表以及发放清单，且对于《补充协议》中约定应发放房租补贴的“乙方下线店铺单店加盟合同中的基础量部分”，双方也陈述不一，故本院不能据实审核并确定双方2013年的房租补贴发放金额。但是，根据150元/件的房租补贴发放标准，结合被告晏军在庭审中主张其向原富爵公司提取了2万余件2013年服装，并接收了300余万元的房租补贴的意见测算，原富爵公司已向被告晏军支付了2万余件服装的房租补贴。被告晏军抗辩其退还的3450件案涉服装系双方合同允许的20%退货率服装，未给付房租补贴的诉讼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此，本院确认原富爵公司已按每件150元/件标准，对被告晏军2013年所提的2万余件服装，发放了房租补贴，被告晏军退还服装，应返还相应的服装补贴。再次，本院在（2015）杭余商初字第3276号案件判决确认的争议房租补贴系原富爵公司与晏军在2012年合同履行项下产生的房补差价，与本案双方争议的2013年房租补贴无涉，被告晏军抗辩认为（2015）杭余商初字第3276号案件判决中确认的应付款项即为本案争议房补的诉讼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向原富爵公司提货，并收取了原富爵公司以货品发放的方式给付的房租补贴，被告晏军退还了3450件服装，理应退还原富爵公司已支付的房租补贴。因二原告自认退还的3450服装中，有304件非2013年合同项下的房租补贴服装款式，该部分服装不应按150元/件标准核算退还房租补贴。故此，本院核算确认被告晏军应退的房租补贴为471900元【（3450件-274件-30件）*150元/件】。现原富爵公司已注销，二原告作为原富爵公司的股东，有权主张相应权利，故此，对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房租补贴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退还金额以本院核算确认为准。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晏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冯宝选、潘国梁房租补贴款471900元；
二、驳回原告冯宝选、潘国梁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976元，由原告冯宝选、潘国梁负担791元，被告晏军负担8185元；财产保全费3116元，由原告冯宝选、潘国梁负担274元，被告晏军负担284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高高
人民陪审员 陈茂仙
人民陪审员 周燕萍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冯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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