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藏01民终3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岳晓琳，女，汉族，务工，现住山东省菏泽市，系死者刘守明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润泽，男，汉族，现住山东省菏泽市。
法定代理人：岳晓琳，系原告刘润泽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秋芝，女，汉族，现住河南省台前县，系死者刘守明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纪先，男，汉族，现住河南省台前县。
上述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布白玛，北京市盈科（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佳维，北京市盈科（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墨乐，男，经商，现住拉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岳晓琳、刘润泽、郭秋芝、刘纪先与被上诉人吴墨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岳晓琳、刘润泽、郭秋芝、刘纪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布白玛、董佳维，被上诉人吴墨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晓琳、刘润泽、郭秋芝、刘纪先上诉请求：1.撤销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17）藏0103民初241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为由否定其证据能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几组证据（吴墨乐、何对侠、刘守军等人在堆龙交警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刘守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与被上诉人吴墨乐存在共同饮酒的情形，且当晚未曾回过住处）均为刑事卷宗材料，在举证时已说明证据来源。在举证质证阶段，被上诉人也同样以该几组证据向法庭进行举证，欲证明其不应当对刘守明的死亡后果承担责任。但一审法院不以查清案件事实为目的综合全案案情对该几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效力进行审查核实，而是武断的以该几组证据系复印件为由，直接否定了该几组证据的证据能力。一审法院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关于证据复制品是否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相关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第6组证据即（2016）藏01刑终26号《民事裁定书》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证据系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该生效文书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无需再次举证，但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认定的事实不予认可，属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判决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吴墨乐对其与刘守明之间存在共同饮酒行为，进而产生了基于共同饮酒的先前行为产生的对刘守明醉酒后其应当妥善照顾、护送、通知其家属等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否认。上诉人也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通过客观事实（刘守明醉酒后因交通事故死亡，且事发地点离家较远）以及相关证据（同住者刘守军的证言，当晚刘守明未曾回到过住处），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即安全地将醉酒后的刘守明护送回住处。并且被上诉人的不作为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对刘守明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反驳其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此时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吴墨乐承担，而不是由上诉人承担。但一审判决错误地将被上诉人吴墨乐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上诉人，并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复印件从而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的这一做法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书说理不充分，逻辑不紧密，判决书不能体现形式上的公正，有失判决书的公信力。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集中体现，是对整个诉讼活动最精炼、最完整的概括。它不仅是宣传司法公正又是体现法律真义的司法产品。一份好的民事判决书，除了要求事实叙述清楚，证明事实的证据有力外，更重要的在于说理的充分透彻，这样才能保证判决结果的准确，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在认定事实部分没有体现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庭认证三个一连贯的情况。判决书中虽列举了当事人的证据，但未写明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未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法庭的认证意见去写。对采信的证据不详细说明理由，对不采信的证据也不说明理由（如：对上诉人提交的第6组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第4、5组证据不予采信）且存在应予采信的证据不予采集的情况，采信的证据与判决结果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关系没有分析论证（如：一审判决书写明”原告已另案得到赔偿”这一表述，首先上诉人无法从一审判决书得知该表述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其次，上诉人已另案得到赔偿与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之间有无关系，有无因另案得到赔偿而驳回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等，一审判决也未进行分析论述，最后，该表述与其后一句”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前后不搭，更与判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存在说理不充分，逻辑不紧密，体现不出判决书形式上的公正以及认定事实部分的可信度。庭审上诉人补充了以下两点上诉理由：一是原审判决引用侵权责任法第一百零九条错误，因为侵权责任法没有第一百零九条，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错误，因为一审不存在缺席判决；二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错误，因为本案不符合简易程序条件，属于审判庭组成不合法，应发回重审。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吴墨乐辩称，其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对受害人刘守明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饮酒后也把刘守明送回住处，一起饮酒与损害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岳晓琳、刘润泽、郭秋芝、刘纪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69327.872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4日晚上22时左右，刘守明（交通事故遇难者）与被告吴墨乐等人在世邦欧郡前的秦香源面馆喝酒。23时32分许，在金珠西路西郊加油站门前道路上行走的刘守明与杨晓林（另案处理）驾驶的由东向西行进中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刘守明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后经司法鉴定证明刘守明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处于醉酒状态。原告认为，被告吴墨乐在明知刘守明当晚已经在他处喝过酒的情况下，依然与其大量饮用白酒，且在饮酒后未能对刘守明进行护送，导致刘守明在醉酒的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4日23时32分许，杨晓林驾驶翼F78920(临时牌照)重型自卸货车沿金珠西路由东向西行驶，行至金珠西路西郊加油站门前道路时，与在机动车道内行走的行人刘守明相撞，造成刘守明当场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杨晓林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刘守明因未在人行道行走负次要责任。另查明，原告岳晓琳、刘润泽、郭秋芝、刘纪先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碑店支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中心支公司、保定中汇物流有限公司得到赔偿款共计677311.488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9327.872元的诉讼请求，原告虽提交7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第1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2、3、4、5、7组证据均为复印件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以上证据及第6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另《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死者刘守明因未在人行道行走导致死亡负次要责任，（2016）藏0103刑初11号《民事判决书》、（2016）藏01刑终2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已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碑店支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中心支公司、保定中汇物流有限公司得到赔偿款共计677311.488元。故对被告第1、2、3组证据予以采信，第4、5组证据不予采信。该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认定死者刘守明的直接死亡原因是因其本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未在人行道行走与重型自卸车发生碰撞所致，原告已另案得到赔偿，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故该院对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岳晓琳、刘润泽、郭秋芝、刘纪先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在事实方面的主要争议仍是被上诉人吴墨乐在与刘守明一同饮酒后是否将刘守明送回到了住处？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出于不同证明目的分别提交了同样的三份询问笔录复印件，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其真实性应予认定，一审以复印件为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该三份询问笔录中基本一致的陈述，可以证明刘守明在与被上诉人吴墨乐一同饮酒一杯左右。在询问笔录中吴墨乐称其将刘守明送到了刘守明的家门口，何对侠称其与吴墨乐一起将刘守明送到了刘守明的住处。吴墨乐、何对侠并非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在交警部门进行上述询问时，吴墨乐、何对侠亦未面临被索赔或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该二人在交警部门所做陈述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本案中的证人张某亦当庭陈述称看到吴墨乐与何对侠开车去送了刘守明。何对侠、张某作为面馆服务人员与被上诉人吴墨乐不存在特殊的利害关系，三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吴墨乐将刘守明送回了住处的事实。刘守军称未看到刘守明回到了住处以及刘守明在住处之外独自行走并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吴墨乐曾将刘守明送回住处之事实。
本案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及所依据的证据与原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吴墨乐对刘守明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吴墨乐对刘守明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刘守明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吴墨乐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刘守明与被上诉人吴墨乐在一起并未大量饮酒，上诉人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吴墨乐对刘守明存在强行劝酒或大量饮酒等不当行为，亦非上诉人吴墨乐主动约刘守明饮酒，且之前刘守明在其他地方已有饮酒行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吴墨乐在与刘守明一起饮酒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况且从交通事故发生时刘守明能够独自行走的事实来看，刘守明并非处于酒后人事不省的状态，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吴墨乐对刘守明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交通事故造成的，与被上诉人吴墨乐无直接因果关系。生效裁判文书（2016）藏0103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藏01刑终2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机动车一方对该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并赔偿80%的经济损失，受害人刘守明因其未在人行道内行走的违法行为而负次要责任，并自行承担20%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请赔偿的169327.872元，即为上述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由受害人刘守明自行承担的20%的经济损失。刘守明在案发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其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根据上述分析，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吴墨乐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吴墨乐的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发生亦无直接因果关系，受害人刘守明对其自身过错造成的损害应自负其责，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被上诉人吴墨乐是否因与受害人刘守明一同饮酒而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不存在第一百零九条；本案一审判决亦非缺席判决，故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是否应因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而发回重审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有职业律师出庭，在一审开庭宣布适用简易程序以及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均未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应视为对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认可，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虽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6.64元，由上诉人岳晓琳、刘润泽、郭秋芝、刘纪先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永伟
审 判 员 杨东平
代理审判员 扎 宗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晓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