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199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彭丽兰，女，汉族，1957年8月13日出生，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涛，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全正均，男，朝鲜族，1980年5月2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雄，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罗兴林，男，汉族，1965年6月28日出生，住所地：吉林省梅河口市，原审第三人：洪冶，身份信息不详。上诉人深圳市彭丽兰因与被上诉人全正均，原审第三人罗兴林、洪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丽兰的委托代理人彭涛，被上诉人全正均的委托代理人张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罗兴林、洪冶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丽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2、支持彭丽兰的反诉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全正均承担。事实和理由：1、陈某于2014年10月9日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分别寄给彭丽兰及全正均的《律师函》并不具有解除2013年4月22日彭丽兰与蓝某签订的涉案A26号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律效力。理由如下：一、涉案A26号店铺房屋租赁合同是由彭丽兰与前业主蓝某于2013年4月22日直接续签的，而不是与陈某签署。并且，蓝某也从未向彭丽兰出示或提交陈某的授权委托书。同时，就涉案店铺买卖，其卖方蓝某与买方陈某也从未将该涉案店铺已经转让的情况告知彭丽兰。因此，彭丽兰基于与蓝某之前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承租合同及此次与蓝某直接面对面续签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事实，有充分理由相信于2013年4月22日与蓝某续签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只能是蓝某和彭丽兰，而不应当是陈某等任何其他第三人。彭丽兰基于以上事实，仍合理确信蓝某，而不是陈某是该涉案店铺房屋业主没有任何过错。涉案店铺最早是由彭丽兰于2008年7月左右从王魏及邹洁松两人手中直接转租而来的，而不是如原审判决书所称的最早是由彭丽兰与涉案店铺所有人蓝某于2008年5月15日签订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真正于2008年5月15日与涉案店铺所有人蓝某签订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是王魏及邹洁松两人。另外，对于王魏及邹洁松两人将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转让给彭丽兰，虽然合同约定有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转租的条款，但出租人蓝某得知该涉案店铺转租后，并未表示任何反对，而是用实际行动接受了彭丽兰对于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继续履行。虽然几个月之后，于2008年10月7日彭丽兰再次与出租人蓝某签订涉案店铺《房地产租赁合同》，但该次签订的合同完全是为了彭丽兰办理涉案店铺餐馆营业执照之用。除此之外，该次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并无其他实际意义。二、陈某于2014年10月9日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分别寄给彭丽兰及全正均拟解除2013年4月22日彭丽兰与蓝某签订的涉案A26号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律师函》，除了陈某本人声称是涉案店铺房屋的业主及声称已授权委托蓝某与彭丽兰于2013年4月22日签订该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以外，该《律师函》并未附随或提供任何其他可以佐证，并且能够使收到该《律师函》的彭丽兰或全正均至少初步相信陈某是该涉案店铺房屋业主或2013年4月22日彭丽兰与蓝某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是基于陈某授权委托蓝某而签订的任何必要证明资料，该《律师函》依法既不能赋予或证明陈某具有解除2013年4月22日蓝某与彭丽兰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权利，也不能赋予或证明陈某对于涉案A26号店铺享有当然的房屋所有权。接到《律师函》后，彭丽兰还专门打电话找过出具《律师函》的律师，追问《律师函》究竟是怎么回事并要求见陈某本人，但律师回答说，“你只要找蓝某就可以了”。之后，彭丽兰又打电话给蓝某，要求蓝某解释《律师函》的事情并要求当面见陈某，但蓝某又推脱说具体要找出具《律师函》的律师，并始终未能安排陈某与彭丽兰直接见面。甚至直到现在为止，彭丽兰也没有见到陈某本人。三、全正均于2016年3月25日第二次开庭时当庭提交的陈某于2016年1月29日出具的《关于房屋管理人及租金收取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系陈某证人证言。因其证人陈某并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且与本案审判结果存在相当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依法应不予采信。1、该《说明》系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对于证人证言，法律明确规定，如无特殊情况，证人应当依法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否则，其证人证言依法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陈某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能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的特殊情况，证人陈某应当依法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2、证人陈某与本案审判结果存在相当利害关系。根据全正均于2016年3月25日第二次开庭时当庭提交的其妻子崔爱子与证人陈某于2014年12月11日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表明，该合同是合同双方为追求涉案店铺额外非法租赁利益，非法利用彭丽兰曾对该涉案店铺进行大量投资装修装饰创造的条件，相互串通共同对彭丽兰涉案店铺合法租赁利益实施直接侵害的结果。具体表现即是，先各自通过非法解除与彭丽兰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然后双方再重新直接签订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从而达到出租人陈某多收取租金及全正均少交纳租金的目的。然而，所有这些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或重新签订以及涉案店铺额外房屋租赁利益的取得，其实质均是建立在假定陈某的《律师函》具有解除2013年4月22日彭丽兰与蓝某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法律效力之上。四、证人蓝某虽然于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出庭作证称2013年9月22日与彭丽兰签订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是受陈某的委托签订，并称当时已向彭丽兰出示了陈某的授权委托书（注：彭丽兰当即给予了反驳及否认），但因其证言内容与证人蓝某是否尽职履行陈某受托事务直接相关，与证人蓝某自身利益存在相当利害关系，且证言严重不合常理，其证人证言依法应不予采信，并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正如陈某于2016年1月29日出具的《关于房屋管理人及租金收取的情况说明》称，陈某与蓝某是朋友关系，并称在蓝某将涉案店铺转让给陈某之后，由于陈某不方便管理，陈某遂委托蓝某继续负责管理涉案店铺事宜，委托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的出租、租金的收取、租赁合同的解除等。由此不难看出，陈某与蓝某的关系绝非仅仅是一般朋友关系。2、证人蓝某是陈某涉案店铺委托事务的直接受托人，其执行委托事务是否妥当及是否按委托人的指示严格执行委托事务，应当直接关系到受委托人蓝某是否尽职履行受托事务的评价，及是否由于履职不当而应当追究相应委托代理责任。蓝某作为证人出庭，其作证称2013年9月22日与彭丽兰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是受陈某的委托签订，并称已按委托人陈某的指示，向彭丽兰出示了陈某的授权委托书，因其证言内容与证人蓝某是否尽职履行受托事务直接相关，与证人自身利益存在相当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依法应不予采信。3、证人蓝某既然是受陈某之托于2013年4月22日与彭丽兰签订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并且根据委托人陈某的指示已向彭丽兰出示了陈某的授权委托书，为什么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方仍为蓝某，而不是委托人陈某？同时，既然蓝某已经意识到陈某授权委托书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在与彭丽兰签订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时，还特地将授权委托书出示给彭丽兰看，为何又不要求彭丽兰对已出示授权委托书的事实进行书面签字确认？显然，蓝某的证人证言极端违背常理，无法令人相信！五、蓝某将涉案店铺转让给陈某的真实性相当存疑，甚至不排除蓝某假借陈某之名虚假进行涉案店铺房屋产权登记，即陈某是涉案店铺名义上的房屋产权所有人，而蓝某则是涉案店铺房屋产权的实际所有人。因为，根据全正均于2016年3月25日第二次开庭时当庭提交的并于2015年12月22日在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的不动产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显示，涉案店铺早已于2011年3月15日由蓝某转让给了陈某。但令人不解的是，直到现在为止，作为该涉案店铺承租人的彭丽兰却从未见到过陈某本人。同时，蓝某也从未向彭丽兰告知或透露过涉案店铺已经转让给陈某的任何信息。更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蓝某早已于2011年3月15日将该涉案店铺转让给了陈某，为什么蓝某还要于2014年6、7月份口头委托彭丽兰四处张罗涉案店铺新的买家？这期间，徐长明便是彭丽兰张罗的涉案店铺新的买家之一。并且，为促成涉案店铺买卖，彭丽兰于2014年8月5日左右，还特地约请卖家蓝某与买家徐长明在全正均餐馆吃饭，详细洽谈涉案店铺买卖事宣。不过，最后终因买卖双方对涉案店铺转让价格分歧较大，该笔买卖并未谈成。关于此事，彭丽兰已于2015年5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反诉状时提交了徐长明等相关证人证言。正是由于以上种种情况，以致于彭丽兰当时在接到陈某的《律师函》时，几乎不敢相信涉案店铺已经转让给了陈某，而且更没有想到早在2013年9月22日在与蓝某续签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之前就已转让。蓝某真的将涉案店铺转让给了陈某吗？对此，彭丽兰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六、彭丽兰未能及时支付涉案店铺租金给陈某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彭丽兰对陈某拟解除2013年4月22日彭丽兰与蓝某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主张的接受和承认。因为，造成彭丽兰未能及时支付涉案店铺租金给陈某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陈某与全正均双方为了追求涉案店铺额外非法租赁利益，相互串通共同对彭丽兰涉案店铺合法租赁利益实施侵害所直接造成的结果，是陈某与全正均及其妻子崔爱子共同合伙直接地非法地剥夺了本应属于彭丽兰应当每月向全正均收取涉案店铺租金的权利。既然涉案店铺房屋租金收取的权利已被非法剥夺，又哪有什么涉案店铺房屋租金再交与陈某。彭丽兰未能及时支付涉案店铺租金给陈某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彭丽兰对陈某拟解除2013年4月22日彭丽兰与蓝某签订的涉案店铺房屋租赁合同的接受和承认。七、全正均对于一个严重缺乏合同解除权利要件，并且严重缺乏信任事实基础的陈某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函》给予不应有的信赖，并据此断然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全正均应依约赔偿彭丽兰相应经济损失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全正均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维持。1、原审已经查明彭丽兰已经收到了业主陈某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通过邮政EMS寄发的《律师函》，该律师函明确称因彭丽兰未经业主陈某的同意而转租涉案房屋，陈某解除了与彭丽兰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彭丽兰收到该律师函后并未作出回复，亦未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彭丽兰因未能就陈某解除合同的《律师函》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并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与陈某的租赁合同关系已经解除。2、在收到陈某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通过邮政EMS寄发的《律师函》，彭丽兰知道自己理亏，便停止向陈某支付租金。在陈某要求全正均搬离涉案房屋之后，全正均为减少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失，与陈某协商。陈某同意全正均按全正均与彭丽兰签订合同支付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后，可租用涉案房屋。由此可见，彭丽兰与全正均的租赁关系已实际解除。3、陈某解除了与彭丽兰的租赁合同关系之后，彭丽兰于2015年2月2日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书也可以印证全正均所主张的事实，且彭丽兰针对该《协议书》提起诉讼，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2016）粤0304民初2855号判决，认为彭丽兰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签署《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驳回彭丽兰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该协议书也证明彭丽兰自知无权转租涉案房屋，其与陈某的租赁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全正均同意退还房屋押金和水电费押金，共计41000元。罗兴林未到庭，未答辩。洪冶未到庭，未答辩。全正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彭丽兰返还房屋押金36000元、水电费押金5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2014年4月30日计算至本息还完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000元）；2、彭丽兰返还租赁税5400元；3、彭丽兰承担本案诉讼费。彭丽兰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全正均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店铺租金136080元及迟延支付利息1905.12元（暂计至2015年5月，每月店租19440元，同期贷款年利率5.6%）；2、没收全正均违约店铺租赁押金及水电押金41000元；3、彭丽兰与全正均房屋租赁合同继续履行并依法判决全正均继续交纳房屋租赁押金36000元及水电押金5000元；4、驳回全正均在本诉中的全部诉讼请求；5、本诉及反诉费用由全正均全部承担。原审法院查明，位于深圳市××区××楼××房产（下称涉案商铺）原为蓝某所有，后转让给陈某，并于2011年3月15日办理了变更登记。陈某又将该房产转让给了张银霞，并于2015年7月23日办理了变更登记。2008年10月7日，彭丽兰（承租方、乙方）与蓝某（出租方、甲方）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房地产权利人为蓝某；月租金为6000元；租赁期限自2008年7月30日起至2013年7月30日止；租赁期间，乙方不得将租赁房产全部或部分转租予他人。2013年4月22日，双方再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乙方用作餐饮，租赁期限为60个月，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租金为每月13500元；乙方应于2013年4月22日前向甲方支付租赁押金25000元；在租赁期限内，乙方不得将该物业部分或全部转租给他人（经甲方书面同意转租的除外），如乙方未按约定私自转租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全部租赁押金。自2015年5月1日起，租金每月递增5%，即每月租金为14175元。2013年9月22日，彭丽兰（出租方、甲方）与两第三人（承租方、乙方）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商铺出租给第三人，租赁期限自2013年10月8日至2016年10月8日；租金为每月18000元，乙方应于每月8日前向甲方交付租金；租赁期满，租赁押金除抵扣应由乙方承担的费用、租金或按本合同约定乙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外，应如数（不计利息）返还给乙方（店租押金36000元）；租赁期间，因使用该物业产生的物业管理费、租赁税、水电费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在租赁期限内，乙方不得将该物业部分或全部转租给他人（经甲方书面同意转租的除外），如乙方未按约定私自转租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全部租赁押金；店租从第二年起每月递增8%，即自2014年10月8日起，每月应交租金为19440元。同日，彭丽兰分别向两第三人开具《收据》两份，确认收到第三人支付的的押金36000元及水电押金5000元。彭丽兰与第三人签署的上述合同中的承租方及上述收据中两第三人的名字后被划掉改为全正均。全正均、彭丽兰双方确认该更改部分为第三人将涉案商铺的承租权转让给全正均时所更改。2014年4月30日，两第三人出具《承诺书》，确认将涉案房产转让给全正均，以前所有债务与全正均无关。同日，全正均向第三人罗兴林转账支付了95000元。2014年9月2日，第三人罗兴林出具《证明》称，两第三人原承租了涉案房产，经营半年后转让给全正均，2014年4月30日收取转让费，该转让费包括承租权、水电费押金、房屋押金。2014年10月9日，陈某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通过邮政EMS向全正均寄发《律师函》称，2013年4月22日，蓝某接受陈某的委托，由蓝某与彭丽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不得转租。据陈某知悉，彭丽兰在承租物业后，于2013年9月22日在未经陈某或蓝某的书面同意下，私自转租，你与彭丽兰签署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陈某在向你发出本律师函的同时，已同时向彭丽兰发出律师函，解除了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请你在接到本律师函之日起5日内无条件迁出陈某的物业。你与彭丽兰之间签署的合同，由你直接与彭丽兰进行协商。彭丽兰确认收到陈某向其寄发的律师函，彭丽兰收到函件后并未作出回复。2014年10月22日，全正均委托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通过邮政EMS向彭丽兰寄发《律师函》称，鉴于涉案商铺业主陈某以彭丽兰未经同意转租而向全正均发律师函要求全正均迁出涉案商铺事宜，遂要求彭丽兰收到函件5日内向全正均出示其转租涉案商铺是否取得蓝某的书面同意的相关的有效书面法律文件，否则全正均有权拒绝支付租金及任何费用，且有权要求退还所有的款项及赔偿损失。该函件于2014年10月23日妥投。彭丽兰确认收到该函件。2014年10月23日，第三人罗兴林出具《证明》称，全正均要将25万元转让费全部支付给我，我提出要给彭丽兰5万，全正均称直接给彭丽兰5万元省事。彭丽兰拿5万元是我自愿给她的属实。2015年2月2日，全正均与彭丽兰签署《协议书》载明，房屋的业主称因彭丽兰无房屋转租权，解除了与彭丽兰的房屋租赁合同。因接手店铺投入巨大需要继续经营，遂联系业主要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自彭丽兰退还房屋押金及水电押金后，因租赁房屋所产生的后续事宜与彭丽兰无关，所有产生的事情由全正均承担责任。彭丽兰退还押金41000元时两张押金收据和房屋租赁合同原件给予彭丽兰收回。经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有关花好园A26铺的租赁合同。另查，彭丽兰于2016年1月21日将本案全正均列为被告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诉至原审法院，案号为（2016）粤0304民初2855号，彭丽兰起诉称，因彭丽兰在签署该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遂诉请解除该《协议书》。目前，该案仍在审理中。全正均为证实双方已就退还押金达成一致意见，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全正均及其妻子崔爱子分别与彭丽兰于2015年2月3日的通话录音予以佐证。录音中彭丽兰称有困难，没有钱退押金给全正均。彭丽兰为举证证明蓝某并未对彭丽兰转租提出异议，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其员工李林辉、罗段丽、刘海泉及物业管理公司的员工蔡建的证言予以佐证，证言均称在彭丽兰张贴转租告示时，蓝某到彭丽兰经营的餐馆用餐，其对彭丽兰转租的事实知情。蓝某另出庭作证称，其对彭丽兰转租的事宜不知情，彭丽兰转租亦未经过其同意，涉案商铺已转让给陈某，于2013年9月22日与彭丽兰签署合同时是受陈某的委托，当时有向彭丽兰出示陈某的委托书。彭丽兰自2014年11月后没有支付涉案商铺的租金。陈某亦于2016年1月29日出具《关于房屋管理人及租金收取的情况说明》称，涉案商铺于2010年从蓝某处购买所得，因其与蓝某为朋友关系，遂委托其继续管理涉案商铺。蓝某于2013年4月22日与彭丽兰签订的合同是其本人授权签署，但要求将租金支付至陈楚冰的账户。彭丽兰支付租金至2014年10月。后因彭丽兰转租，本人已委托律所向彭丽兰发函解除了租赁合同。彭丽兰接到函件后，也接受了解除合同的事实，未再支付租金。因房屋的实际经营人全正均在承接房屋时，投入巨额资金对房屋装修及购物经营，请求本人与其签订租赁合同。本人同意其请求，自2014年11月份之后的房屋租金，也是按其与彭丽兰的租金标准支付。再查，2014年12月11日，陈某（出租方、甲方）与全正均妻子崔爱子（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租金为每月18000元；乙方应于2015年12月11日前向甲方支付租赁押金36000元。合同签订后，崔爱子于2015年1月2日、2月1日分别向陈某转账支付了18000元、36000元。另，全正均与彭丽兰均没有第三人洪冶的身份信息，原审法院经向深圳市公安局查询，亦未查到第三人洪冶的身份信息。一审庭审时，全正均称向彭丽兰支付租金及租赁税费至2014年10月，自2014年11月起未向彭丽兰支付租金。全正均向陈某支付了2014年11月、12月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自2015年1月起全正均按其妻子与陈某签署的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全正均和陈某签订租赁合同时发现彭丽兰一直没有向租赁管理所缴纳税费。后陈某补交了相应的税费并支付了罚款。彭丽兰确认自2014年11月起未向蓝某支付租金。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蓝某出庭作证查明的事实、陈某向全正均发出律师函记载的内容及陈某出具的说明，原审法院认定蓝某与彭丽兰签署第二份租赁合同时是以陈某代理人的身份与彭丽兰签署的。彭丽兰与陈某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该合同明确约定不得转租，彭丽兰违约转租行为可能导致出租人按合同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即彭丽兰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行为可能导致出租人解除合同并收回商铺。全正均自第三人处接收涉案商铺的承租权并承继了彭丽兰与第三人之间签订合同约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在彭丽兰承租涉案商铺的合同未被解除前，全正均与彭丽兰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彭丽兰确认收到了陈某于2014年10月9日发出的关于解除合同的律师函及全正均向其寄发的要求其提交出租人同意转租的文件，但彭丽兰未对该两份律师函件作出回复，亦无证据证明彭丽兰收到函件后就陈某解除合同提出抗辩，且彭丽兰实际于2014年11月开始未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彭丽兰申请的各证人陈述蓝某对其转租涉案商铺知情，陈某无权解除合同的相关陈述，属另一法律关系，彭丽兰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彭丽兰与陈某之间租赁合同关系已实际于2014年10月解除。此时，彭丽兰已无权再将涉案商铺转租给全正均，全正均与彭丽兰之间的租赁合同亦同时解除。彭丽兰确认第三人收取的转让费包含了租赁押金36000元及水电押金5000元。无论全正均与彭丽兰于2015年2月2日就解除合同及退还押金所签署的协议是否为彭丽兰真实意思表示，在全正均与彭丽兰之间的租赁合同非因全正均的原因而实际解除时，彭丽兰收取租赁押金及水电押金已无依据。全正均请求彭丽兰返还租赁押金36000元及水电费押金5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全正均与彭丽兰之间的合同实际于2014年10月解除，此时彭丽兰即应向全正均退还押金，相应的利息应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全正均请求利息计算时间有误的部分，原审法院予以纠正。关于租赁税费，合同约定税费由全正均承担，全正均无权要求彭丽兰返还其按合同约定向彭丽兰支付的税费。至于彭丽兰未向租赁管理所缴纳税费导致陈某补交税费及罚款，属彭丽兰与陈某之间纠纷，与本案无关。关于反诉。如上所述，全正均与彭丽兰之间的租赁合同已于2014年10月份非因全正均的原因而实际解除，彭丽兰请求合同继续履行并支付租金及利息、没收全正均支付的相关押金并重新交纳押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彭丽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全正均退还房屋押金36000元、水电押金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1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全正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彭丽兰的反诉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原审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958元（已由全正均预交），由全正均负担123元，彭丽兰负担862元；保全费494元（已由全正均预交），由彭丽兰负担；反诉受理费2300元（已由彭丽兰预交），由彭丽兰负担。二审查明：双方当事人确认，彭丽兰作为原告起诉的（2016）粤0304民初2855号民事案件已经判决，判决驳回了彭丽兰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根据彭丽兰的上诉内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彭丽兰与全正均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彭丽兰是否应退还全正均有关押金，全正均是否应向彭丽兰支付租金等费用。本院认为，彭丽兰认为其在与全正均签订有关解除涉案租赁合同的《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作为原告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福田区人民法院以（2016）粤0304民初285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彭丽兰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因此，彭丽兰与全正均签订的有关解除涉案租赁合同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解决双方争议的依据。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双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彭丽兰退还押金41000元，因此，全正均起诉要求彭丽兰退还押金符合约定，应予以支持。由于协议书约定签订协议之日解除双方之间的租赁关系，退还押金，因此，彭丽兰退还押金的时间应为2015年2月2日，计算利息的时间应从2015年2月3日起算。原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彭丽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彭丽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全正均房屋押金36000元、水电押金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1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2月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退还之日止）”；四、驳回全正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原审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共计6914元，由彭丽兰负担6700元，全正均负担2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明  亮审判员 路  德  虎审判员 朱    宽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张东阳（兼）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