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慈商再字第5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史某某，农民。
委托代理人：沈志均。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秦某某，个体经商。
委托代理人：钱梁。
委托代理人：陈旭初。
申诉人史某某与被申诉人秦某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甬慈商初字第957号判决，于2014年7月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2014）甬慈商申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史某某的再审申请。后史某某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甬检民（行）监（2015）33020000039号民事抗诉书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15日作出（2015）浙甬民抗字第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甬慈商再字第5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7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施丹莹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史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沈志均与被申诉人秦某某的委托代理人钱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5月8日，原审原告秦某某起诉称：2009年8月11日，秦某某见到《都市快报》刊登的分类广告后，通过史某某与杭州某某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就承包某某宾馆事宜进行接洽，并于同年8月18日与某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各一份，约定由秦某某承包经营某某宾馆，每年向某某公司支付固定金额利润。2009年8月17日，秦某某与史某某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史某某作为原承包人在收取秦某某所给付的300000元补偿金后退出经营，并约定承包期限按甲方期限同步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后，秦某某依约支付承包款及补偿金。然，2009年12月23日，某某公司在未经秦某某同意的情况下，突然强行将秦某某工作人员驱逐出宾馆，单方面终止了承包经营协议的履行。秦某某于2010年11月17日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于2011年4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查明某某公司及其股东在与浙江预备役步兵师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中均约定，该公司的场所租赁权截止于2011年4月，无法同步至2014年6月15日。秦某某认为史某某作为某某宾馆客房的原承包人显然应当知晓某某公司场所租赁期限截止于2011年4月的事实，但史某某为谋取秦某某支付的补偿款而未向秦某某告知，致秦某某无法通过签订合同实现长期承包经营至2014年6月15日的目的。现秦某某诉请：1.判令解除双方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史某某返还秦某某支付的300000元补偿款；3.本案诉讼费由史某某负担。
原审被告史某某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
原审查明：2009年8月11日，秦某某在见到《都市快报》刊登的分类广告后，通过史某某与某某公司就承包某某宾馆事宜进行接洽。2009年8月17日，秦某某与史某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史某某作为某某宾馆的原承包人在收取秦某某支付的300000元补偿金（包括因史某某退出某某宾馆的承包经营会造成的一定损失）后退出经营，并协助秦某某与某某公司达成承包经营协议，且承包期限同步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在未全面审查并完全掌握史某某向某某公司承包经营某某宾馆的截止期限以及某某宾馆场所租赁期限的情况下，秦某某于2009年8月18日与某某公司贸然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后，秦某某依约支付承包款及补偿金。但因秦某某与某某公司就合同履行问题发生纠纷以及某某公司在签约时隐瞒其场所租赁权截止至2011年4月的事实，导致秦某某实际承包经营某某宾馆期限未能实现至双方约定的2014年6月。
原审认为本案讼争焦点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秦某某与史某某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能否解除？二是史某某应否返还秦某某支付的补偿款以及返还多少？
对于第一个问题，综合审查秦某某、史某某签订的协议书，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史某某退出承包经营，秦某某接续经营；二是史某某协助原秦某某与某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宾馆协议；三是秦某某与某某公司签订的宾馆承包经营期限进行到2014年6月15日。协议书签订后，史某某确实如约退出某某宾馆的承包经营，且已促成了秦某某与某某公司订立了某某宾馆承包经营合约。2009年12月23日，秦某某因与某某公司之间就承包经营协议的履行问题发生矛盾而起诉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5日就该纠纷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确认某某公司与浙江预备役步兵师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仅约定某某公司的租赁权截止于2011年4月，导致秦某某实际经营某某宾馆至2014年6月15日的预期目的不可能实现。故从客观上讲，协议书只是实现了订约的部分目的，因史某某未能如约确保秦某某的实际承包经营期限至2014年6月，以致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全部实现，故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考量，秦某某有权要求解除该协议书。
对于第二个问题，在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可予解除的基础上，根据合同解除的后果，“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综合考量本案中，协议书签订后，史某某确实退出了承包经营，也放弃了对宾馆场所内相关使用设备的所有权以及可得利益等，已履行了部分协议书内容，仅是客观上未能确保双方协议内容的全部实现，就像秦某某承包某某宾馆一样，史某某在其承包某某宾馆当初，非必然对某某宾馆经营场所的租赁情况有充分了解和完全掌握。根据秦某某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史某某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史某某对某某宾馆租赁期限截止于2011年4月的事实已当然知晓；况且，根据秦某某陈述，其在与史某某签订协议书过程中，虽曾要求史某某及某某公司就承包经营期限等出示书面协议，但在仅仅得知某某宾馆的场所是由某某公司向浙江预备役步兵师租赁的情况下，未再进一步确认某某宾馆场所的租赁期限以及史某某与某某公司之间确切的承包经营期限，便盲目与史某某签订协议书，秦某某亦未能尽到充分审慎审查的义务，故秦某某在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这一结果上亦负有一定责任。
原审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史某某未全面履行合同，客观上存在协议书约定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的实情；秦某某在缔约过程中也未能尽到全面审慎审查的义务，致其与某某公司的合同未能全面履行，双方对此均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并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损失。综合考量双方在协议书签订过程中的过失以及对合同解除所负责任，史某某应承担主要损失。史某某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予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秦某某与史某某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二、史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秦某某经济损失200000元；三、驳回秦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史某某在履行《协议书》中并不存在导致秦某某合同目的落空的违约行为，慈溪市人民法院（2013）甬慈商初字第95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法律适用不当。理由如下：一、史某某已经履行其在《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法院认定史某某未全面履行合同系事实认定有误。根据史某某与秦某某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史某某作为转让人应负的无争议的合同义务有：其一，退出某某宾馆客房部的经营；其二，协助秦某某直接与某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且促成双方订立的承包经营协议中的承包价格不变（156万／年）。史某某不负有确保转让的承包经营权能实际持续至2014年6月15日的义务，其仅负有确保秦某某与某某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中约定的承包经营期限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的义务。根据本案前后两份合同签订的实际情形，史某某与秦某某签订《协议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转让承包经营权，即将史某某原享有的承包价格为每年156万元、承包期限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的某某宾馆客房部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秦某某，该目的的实现有赖于秦某某与某某公司签订的《某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有效成立。在《某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签订之后，《协议书》约定的史某某作为转让人应负的义务即履行完毕。至于秦某某的承包经营权是否能实际持续至2014年6月15日，这是秦某某与某某公司之间履行《某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的问题，应为某某公司应负的主要义务，若将某某公司应负的主要义务苛加于史某某，使史某某在仅取得30万元补偿对价的情况下，确保转让的经营权实际持续近五年，明显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二、从涉案《协议书》的内容看，该《协议书》的性质为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同目的是受让人秦某某取得承包经营权，且该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该《协议书》具备转让合同的基本法律特征，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合同标的为某某宾馆客房部的承包经营权，合同目的是受让人秦某某取得承包经营权，且该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价格为每年156万元、承包期限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根据秦某某与某某公司于2009年8月18日签订的《某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涉案《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因此，本案不存在“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事由，原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系法律适用不当。三、即使史某某转让的承包经营权存在瑕疵，使《协议书》存在可撤销的事由，该瑕疵也因秦某某怠于行使撤销权而归于消灭。根据秦某某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其认为《协议书》约定的承包期限未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史某某在签订协议时“刻意的欺诈”，未如实告知某某宾馆客房部可实际经营的期限。本案中，根据秦某某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其知道受到欺诈的时间节点是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理（2010）杭江商初字第1063号其与某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此，即使从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杭江商初字第1063号民事判决书的时间2011年3月22日起计算，秦某某能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止于2012年3月21日。因秦某某怠于行使撤销权，使撤销权归于消灭，《协议书》从效力待定合同转化成有效合同，在双方各自已将合同义务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法院也不能判决解除合同。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史某某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
被申诉人秦某某辩称：首先，抗诉书及史某某申诉意见错误的理解了涉案合同的合同性质。该合同并非居间协议，史某某所需要履行的义务也并非仅限于为秦某某与某某宾馆提供签约的机会，该协议书在本质上是申诉人将其与某某宾馆签订的承包协议的权利义务转让于被申诉人，其转让标的为某某宾馆的承包经营权，而承包经营权的外在表现不可能仅止于签订一纸承包经营合同，而应当包括了合同的签订之后的整个履行过程。抗诉书及史某某单纯地将史某某义务理解为促成秦某某与某某宾馆缔结合同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涉案协议书第四条也有明确的体现，该条明确约定“承包期限按甲方期限，同步进行2014年6月15日”，由此可知，协议中就史某某的义务是有明确约定的。显然在秦某某没有获得截止于2014年6月15日的承包权的情况下，史某某的行为构成违约。而秦某某之所以没有取得完整的承包经营期限，并非由于自身过错，而是史某某在签约过程中没有告知秦某某该承包经营权所实际存在的缺陷。基于前述的论述，在秦某某与史某某所约定的承包经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史某某的义务没有履行完毕，协议书也没有因权利义务履行完毕而终止。本案原审在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判决解除该协议书，完全符合法律事实。而史某某在获得30万元对价的情况下，确保转让的经营权实际持续近五年，并未违反公平原则。30万元补偿款的对象是史某某在其自身承包经营期间已经作出的投入，而对于转让之后由于承包经营本身具有赢亏风险，该权利本身没有必然的经济价值，此时史某某转让经营权的行为不存在违反公平原则之处，而其保障经营权持续近五年，是经营权本身剩余年限所需，更不存在不公平的说法。综上，抗诉书及史某某的申诉意见，错误的理解了涉案协议书的实际性质，也错误的理解了协议书所转让的标的物，片面地认为在秦某某与某某宾馆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后的义务已经完结，进而引发本案讼争。故请法院驳回史某某之申诉。
再审中秦某某向本院提供（2011）浙杭商终字第667民事调解书一份，以证明秦某某与某某公司间的合同纠纷于2011年8月11日调解结案。史某某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故（2010）杭江商初字第1063号民事判决书未生效。
根据认定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案再审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09年8月17日，秦某某与史某某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就某某宾馆客房承包事项约定：史某某原承包经营的某某宾馆客房部自2009年8月17日退出经营，由秦某某承接经营；由于史某某退出承包会造成一定损失故秦某某同意一次性补偿史某某30万元；史某某协助秦某某直接与某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承包价格不变为每年156万；承包期限按史某某期限同步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如需要延续，具体事项和发包方协商；秦某某补偿金应在协议签订后2日内一次性支付；秦某某进验后，双方交接清楚后，所有事务均与史某某无关。当日，史某某出具收条一份，确认秦某某补偿金30万元已收悉。次日，秦某某与某某公司签订《某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某某宾馆客房房间承包给秦某某，承包期限自2009年8月18日至2014年8月17日，承包金为每年156万元；合同另就承包金付款方式、相关费用承担、添置装饰设施等物品归属及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某某公司同日交付客房经营权。后因秦某某与某某公司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某某公司向秦某某提出解除合同，《某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于2009年12月23日终止履行。秦某某与某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秦某某于2010年11月17日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其与某某公司间的承包经营协议，并要求某某公司返还房租及押金82万元、赔偿其经济损失30万元。该院于2011年3月22日作出（2010）杭江商初字第1063号民事判决书，以某某公司在签订客房承包经营合同时未向秦某某披露其实际可享有的房屋使用权期限，客观上已构成欺诈为由，判决撤销秦某某与某某公司间的承包经营协议；同时认为因合同已撤销，秦某某主张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了秦某某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某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组织调解于2011年8月11日双方达成协议［即（2011）浙杭商终字第667号］，由某某公司支付秦某某18万元，某某公司与秦某某间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本院认为，秦某某与史某某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成立且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涉案协议书虽非直接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但与秦某某和某某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协议存在有机联系，该协议以秦某某以同等价格获得期限至2014年6月15日的承包经营权为合同目的。基于该合同目的秦某某向史某某支付了30万元补偿金，史某某收取补偿金应负有实现该合同目的的相应义务。本案中，秦某某实际未能依约取得完整期限的承包经营权，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未能完全实现，故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考量，秦某某有权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协议书签订后，秦某某向史某某给付了补偿金30万元，就该补偿金的性质、内容，双方未在协议书中予以明确约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中，该类转让经营权的补偿金受原经营者先期支出的装修费等费用、经营环境、对原经营者的补偿及原经营者的承包经营年限等诸多因素影响，一般承包经营年限越短转让费越低。现史某某认为该款仅是对其先期投入的补偿与承包经营年限无涉，却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史某某该项说法，本院难以采纳。故综合考虑本案中，合同目的未能全部实现客观上秦某某、史某某均存在审慎审查上的过失，史某某退出了承包经营、转让其对客房相关设施所有权以及可得利益等协议履行情况，及原告实际承包经营的时间等因素，原审酌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甬慈商初字第957号判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琪琦
审 判 员 许建素
代理审判员 潘国锋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代书 记员 胡利娜
附：本判决所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另附：执行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18条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或移送执行法律文书已经生效；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6）属于受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