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2民终6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刚琴。
委托代理人王中斌，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发生，男，生于1962年9月16日，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智利，男，生于1974年10月30日，汉族。
上诉人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5）万法民初字第07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8日，成立时股东有徐智利及其母亲韩万梅。2013年3月18日，该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股东由徐智利、韩万梅变更为徐智利、王宇、余昌元。2012年8月8日至2013年3月17日，被告徐智利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3年3月18日变更股东之后，徐智利不再任法定代表人，改任副总经理，王宇任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2015年3月1日，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发包方）与余昌元（承包方）、徐智利（承包方）、王宇订立《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将公司经营权提供给承包方，期限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由承包方负责公司经营，约定未经发包方及王宇同意，承包方不得以康鼎公司资产进行抵押贷款等融资活动或提供担保。
另查明，2015年4月29日，被告徐智利以公司经营需要周转资金为由，经人介绍向原告易发生借款100000元，出具了一张加盖有“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内容的印章的借条。约定借款2015年7月28日前归还，借款方式为转账95000元，现金支付5000元。同时口头约定月利率5％并于2015年5月29日、2015年5月30日给原告易发生汇款4000元、1000元作为第一个月利息。此后徐智利未再还款。在借款之前，被告徐智利向原告易发生介绍了公司经营情况、自己的现任职务，并让被告易发生参观了公司经营情况。之后在徐智利的副总经理办公室内向原告易发生出具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股东证明书及《公司承包经营合同》，证实了自己的股东身份及拥有公司经营权。
再查明，被告徐智利在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4月18日之间，通过银行卡多次向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转账，金额合计2757500元。
还查明，借条上使用公司财务章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现在所使用的财务章不是同一枚。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借条、付款回执单、承包合同，被告康鼎电子有限公司提交的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被告徐智利的询问笔录及提交的转账明细，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股东变更登记资料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应当由谁承担还款义务？
在本案审理中，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始终坚持认为，徐智利在外借款并未经过公司授权，徐智利在公司负责销售，不负责财务，其在借条上所使用的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财务章并非是公司正在使用的财务章，且徐智利在外借款并未直接进入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账户及财务，对徐智利以公司名义借款的行为不予认可，认为该借款系徐智利私人借款，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徐智利所提交的银行卡转账明细表，能直观反映出徐智利自2014年10月8日开始，将融资款转入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已转入2757500元，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所陈述的徐智利负责销售，不负责财务以及徐智利借款并未进入公司账户及财务相矛盾。并且徐智利在借款前让原告参观公司经营状况，出示其股东证明书及《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在“副总经理”办公室签订借条并加盖财务章的行为，让原告方能够确信钱是借给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用作周转资金。同时，《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也证明了徐智利在2015年4月29日是作为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之一，因此，对于该借款行为，应当认定为徐智利作为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为公司经营所借，该笔借款用于公司融资经营，也属于正常的经营范围。约定“未经发包方及王宇同意，承包方不得以康鼎公司资产进行抵押贷款等融资活动或提供担保”，系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对于徐智利所使用的财务章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现在所使用的财务章不是同一枚的问题，并不影响徐智利行为在本案中行为的定性。因此，被告徐智利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原告易发生诉称，被告徐智利系被告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2015年4月29日，被告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100000元，约定在2015年7月28日前归还借款，并由被告徐智利出具带有公司财务章的借条一张，口头约定月利率为5%，2015年5月底支付了一个月利息。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借款，被告推拖至今仍未归还，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自立案之日起至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被告徐智利辩称，借款100000元属实，但借条中未约定利息，2015年5月底汇给原告的5000元是偿还本金而非支付利息。2012年8月8日公司注册时，被告徐智利以法定代表人身份注册了公司公章，2012年底公章遗失，被告徐智利凭借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去印刻了公司公章和公司财务章。2013年5月被告徐智利将股份转让出去，但未将两个章交出去，后公司需要融资，另外两个股东王宇和余昌元让被告徐智利代表公司进行融资，被告徐智利便一直以之前保留的两个章代表公司进行融资，且融资款大部分进入了公司账户，小部分用于支付前期贷款利息。被告徐智利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被告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辩称，借条上的公司财务章与公司现用的财务章不是同一枚，公章并未遗失，现在公司用的是2012年8月8日的公章，2013年5月份股份转让时被告徐智利也交出了他印刻的公章。公司也没有授权徐智利进行融资，并且借款是直接汇到徐智利的银行账户上，该笔借款为徐智利的私人借款，与公司无关。徐智利在2015年6月之前都是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销售，不负责融资，2015年6月之后就开除了。另外2015年3月1日公司将经营权承包给了徐智利和余昌元，根据签订的《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第四页中第九条第4项约定了“未经发包方和王宇同意，承包方不得以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的无形和有形资产从事抵押贷款等金融活动，亦不得以康鼎电子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对外提供担保”，徐智利在外面借钱没有得到公司和王宇的同意，与公司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易发生于2015年4月29日借给被告徐智利100000元用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经营，借贷关系成立，且已经履行了借款义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应予支持。被告徐智利及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应当如约还款。双方约定的月利率5％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已经支付的，超出部分折抵本金，经折抵，截止2015年5月30日，尚欠借款本金96700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徐智利、被告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易发生借款本金96700元及利息（以96700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30日起至还清本金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150元，由被告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承担。此款已由原告易发生先行垫付，由被告徐智利、被告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迳行支付给原告易发生。
判决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5）万法民初字第079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易发生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为徐智利系法律规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并认定本案所涉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错误。上诉人与原审原告之间没有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1、本案己查明徐智利非康鼎电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康鼎电子公司从未授权委托徐智利对外融资借款，原告也明知前述事实，故康鼎电子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中原告陈述其是到厂里看了厂房和车间设备办公楼以及工人，还陈述徐智利把协议、公司章程、承包合同等给原告出示了，于此借款。徐智利自述把公司章程拿出来，是证明其是康鼎电子公司的股东，个人这经济实力向一审原告借款。根据前述陈述，可充分证明一审原告与徐智利之间完全系个人之间的借贷，一审原告与徐智利在借款前实施的行为是想确认徐智利个人是否具有借款偿还能力。如果一审原告认定徐智利是代表康鼎电子公司借款，其到了生产经营场地，最符合基本生活常理的做法就是去找法定代表人或者财务负责人问问是否康鼎电子公司授权徐智利对外借款。显然，一审原告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足以证明一审原告并没有借款给康鼎电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原告陈述根据徐智利提供的内部承包合同借款，而根据该书证更能证明康鼎电子公司与一审原告之间没有真实的借款意思表示，不应承担徐智利个人借款的偿还责任。内部承包合同第二条明确由承包人在承担承包经营期间的有关公司的全部债务和由此引发的全部经济、安全和法律责任，且明确禁止以康鼎电子公司名义对外融资借款，非常明确的排除了康鼎电子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一审原告据此主张康鼎电子公司承担借款偿还责任与其自认事实和证据完全相悖。徐智利为履行内部承包合同对外借款属于其个人债务，而非公司债务。4、从证据形式而言，一审原告持有的借据，载明的借款人系徐智利个人，而不是康鼎电子公司。且所谓的康鼎电子公司的相关印章盖在非正常位置，足以认定该借据本身就严重违背生活常理，一审原告对此不提异议，不向上诉人求证，可以推定一审原告故意避开上诉人，避免伪造印章所盖章形成的借款凭据曝光。于此也可推定一审原告与康鼎电子公司之间并没有一真实的借款意思表示。5、原判决没有查清原告的借款是否到了上诉人账户上，原判决以徐智利作为承包人有向上诉人转款的记录就确认原告的借款必然进入上诉人账户上错误，更不能以此推定该借款用于了公司生产经营，原判决据此确认徐智利因此取得了负责财务工作职责更是错误。因此，原判决认定前述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二、徐智利伪造康鼎电子公司印章、财务印章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骗取借款，可能涉非法集资、伪造公司印章或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涉及人数众多，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将该案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三、根据法释[1998]7号文第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对智利伪造单位印章签订借款合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亦应依法驳回一审原告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判决存在诸多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易发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判决公正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公司和徐智利向我借款，是徐智利因公司经营要求才向我借的钱。借条上面有徐智利签字和公司的印章，说明借贷关系成立。在我借款之前徐智利向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也向我方出具了公司的股东身份，基于这些情况我才向上诉人公司借款的。关于印章的是否伪造与本案无关是徐智利与上诉人公司的问题，与我的借款无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徐智利以公司经营需要周转资金为由，于2015年4月29日，向易发生借款100000元，并出具了一张徐智利签名并加盖有“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借条。虽然徐智利加盖在借条上的“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并非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现在所使用的财务章。但徐智利对该章的由来及借款经过有陈述，且徐智利曾任该司法定代表人，借款时系公司副总经理，在借款之前，徐智利向易发生介绍了公司经营情况、自己的现任职务，并让易发生参观了公司经营情况。之后在徐智利的副总经理办公室内向易发生出具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股东证明书及《公司承包经营合同》，证实了自己的股东身份及拥有公司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同时在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4月18日期间，徐智利通过银行卡多次向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转账金额合计2757500元。由此可见，徐智利系作为公司负责人代表公司借款并用于公司经营。故原审判定让原告方能够确信钱是借给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用作周转资金。同时，《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也证明了徐智利在2015年4月29日是作为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之一，因此，对于该借款行为，应当认定为徐智利作为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为公司经营所借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审判决由徐智利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亦无不当。至于有关本案可能涉嫌犯罪问题，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恰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重庆康鼎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计算。
审判长 李先华
审判员 李洪武
审判员 龙江莉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