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2民终18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路12号A3栋401室。
负责人：邵宝利，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肖鹏，该单位风险管理部主管。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山东晋泰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黄庄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旭，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松，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六区4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起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宏，该单位职工。
一审第三人：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宁海新区。
法定代表人：陈玉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丁相飞，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5）钢商初字第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念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吴峰、鞠荣荣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鹏，被上诉人山东晋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旭、潘松，一审被告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吕宏，一审第三人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丁相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晋泰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诉称：2014年8月25日晋泰公司、山东钢铁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国际贸易公司）、天津思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拓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协议约定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货物港口货运代理人，办理港口经营人、仓储、提货等手续。协议第五条第4款明确约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应严格按照甲方指令发货，及时将发运数量等疏港信息书面通知甲方，若未按甲方同意私自放货，由其承担责任并赔偿甲方损失。”货物到港后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仓储保管，在甲方没有下达放货指令时，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私自处分代为保管的货物，造成晋泰公司货物损失，依照代理协议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应赔偿晋泰公司的货物损失及因货损造成的其他损失。通过工商登记信息查询得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为中物储公司的分公司，根据法律规定中物储公司应对其分公司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中物储天津分公司返还代为保管的货物PB粉21000吨，如不能返还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1296.43万元（按照价格617.35元/吨），其他损失113.37万元，以上合计1409.8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25日，山钢国际贸易公司、晋泰公司、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思拓公司四方签订货运代理协议，约定山钢国际贸易公司在天津港代理晋泰公司和思拓公司进口货物事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山钢国际贸易公司、晋泰公司、思拓公司三方协商选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货物港口货运代理人，并办理港口的经营人、仓库、车队、天津商检、海关办理进口货物报关报检、卸船、短倒、理货、仓储、提货等手续，包括代表山钢国际贸易公司与实际作业方签订委托合同，特订立本进口货物口岸代理协议。协议中第一条货物信息载明货物为PB粉93962吨、PB块74724吨，船名为FRONTIERISLAND(弗兰特)。协议第三条约定在山钢国际贸易公司转让货权到晋泰公司后，晋泰公司按实际收到的思拓公司货款将货权及时转移，并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发出邮箱为operation@jingtasteel.com的书面放货指令，晋泰公司电话确认联系人：陆宁，电话：xxxx-
xxxxxxxx，手机：1583868，晋泰公司有权随时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了解报检、报关进度，并给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下达指令。协议第四条约定，在山钢国际贸易公司转让货权之后，由实际货权所有人负责通知、反馈各方所需的单据、放货、提货、结算等事宜。协议第五条约定，外轮到港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派指定人员对各环节的操作进行监控……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监管所有实际作业方进行的卸船、倒运、仓储的全过程，对损害货物所有权人合法利益的操作行为进行制止，并及时通报。若产生损害，代表货物所有权人向实际作业方索赔……货物的放行，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严格按照山钢国际贸易公司指令发货（按本协议约定的邮箱发送的扫描件和本协议确定的确认人电话确认后有效），及时将发运数量等疏港信息书面通知山钢国际贸易公司，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未经山钢国际贸易公司同意私自放货，则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承担责任并赔偿山钢国际贸易公司损失。山钢国际贸易公司转移货权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凭实际货权所有人指示办理发运、疏港等事宜。协议第六条作出了关于山钢国际贸易公司、晋泰公司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支付相关垫付代付款项及代理费的相关约定。
晋泰公司提交山钢国际贸易公司货权转移通知三份，该三份通知证实山钢国际贸易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15日转移15000吨PB粉货权给晋泰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转移1000吨PB粉货权给晋泰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转移24000吨PB粉货权给晋泰公司，晋泰公司自山钢国际贸易公司共计取得40000吨PB粉货权。晋泰公司另提交晋泰公司放货通知书两份，该两份通知书证实晋泰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16日通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放货PB粉16000吨给思拓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通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放货PB粉3000吨给思拓公司，两次共计放货PB粉19000吨给思拓公司。晋泰公司另提交2014年12月29日山钢国际贸易公司为其开具的1721吨铁矿粉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该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含税价格为679.77元/吨，晋泰公司主张购自山钢国际贸易公司的PB粉采购价格单价按617.35元/吨计算。晋泰公司未放货的21000吨PB粉已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凭2014年11月20日放货通知书予以放货。晋泰公司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无放货通知书私自放货导致其剩余21000吨PB粉损失主张其进行赔偿，庭审中，晋泰公司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中物储公司、中物储天津分公司赔偿货物损失21000吨617.35元/吨=12964300元，其他损失以12964300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晋泰公司实际获得货权2014年10月15日、10月16日、11月20日分别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提交11份晋泰公司放货通知书，其中包括8份PB块放货通知书，共计放货74724吨PB块，对此晋泰公司没有异议。另有3份PB粉放货通知书，包含晋泰公司提交的2014年10月16日、2015年4月16日共计19000吨的两份PB粉放货通知书，还有1份载明2014年11月20日放货24000吨PB粉的放货通知书复印件，晋泰公司不予认可，认为从该份材料的形式上看与其他放货通知书存在明显的差别，有涉嫌伪造的嫌疑，因此请法庭要求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出具2014年11月20日放货通知书的原件。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提出对2014年11月20日放货通知书加盖的晋泰公司合同专用章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后因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不能提供鉴定申请项目的原始检材，致使鉴定机构无法获取必要鉴定材料进行鉴定而被终止对外委托。对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提交的该份2014年11月20日24000吨放货通知书，因晋泰公司不予认可，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又不能提供原件且不能证实该份通知书加盖的印章是否为晋泰公司的印章，故该份通知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由以下六点：一、晋泰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是否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二、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三、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对晋泰公司所诉货物是否负有监管、保管义务；四、晋泰公司所主张的赔偿数额有无依据；五、本案是否应追加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及天津思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六、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
一、关于晋泰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是否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的问题。晋泰公司与山钢国际贸易公司、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思拓公司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为四方主体共同签订，虽然名称为《货运代理协议》，但其在内容中明确为进口货物口岸代理协议，在内容上不仅包含晋泰公司与山钢国际贸易公司的进口代理合同关系，亦包含山钢国际贸易公司、晋泰公司、思拓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虽晋泰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不存在直接的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仍是基于晋泰公司与山钢国际贸易公司之间的进口代理合同关系，并且不管是进口代理合同还是委托代理合同均属于委托合同的范畴，故晋泰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晋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应当根据协议约定履行代理人的义务。
二、关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中物储天津分公司辩称因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与晋泰公司并不存在所诉案由进出口代理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对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也就没有具体的诉求，晋泰公司起诉对象错误，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庭审理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并对案由作出相应的变更。本案虽然立案案由为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但本案审理的晋泰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之间实际存在的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且晋泰公司对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有明确的诉讼请求，晋泰公司将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被告起诉，中物储天津分公司被告主体适格。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中物储公司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中物储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主体适格。
三、关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对晋泰公司所诉货物是否负有监管、保管义务的问题。根据晋泰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明确约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办理港口的经营人、仓库、车队、天津商检、海关办理进口货物报关报检、卸船、短倒、理货、仓储、提货等手续，负有监管所有实际作业方进行的卸船、倒运、仓储的全过程以及凭实际货权所有人指示办理发运、疏港等事宜的合同义务，并约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收取代理费，因此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为有偿代理。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因其未尽到监管义务、无晋泰公司放货通知书而放货导致晋泰公司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关于晋泰公司所主张的赔偿数额有无依据的问题。晋泰公司自山钢国际贸易公司取得40000吨PB粉的货权，其发放给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放货通知书，共计放货19000吨PB粉给思拓公司，现仍有21000吨PB粉由晋泰公司享有货权，但是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已凭2014年11月20日24000吨的PB粉放货通知书将晋泰公司的PB粉予以放货，导致晋泰公司丧失该部分PB粉，给晋泰公司造成损失。因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不能证实2014年11月20日24000吨的PB粉放货通知书系由晋泰公司出具发放，且晋泰公司不予认可，故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对于晋泰公司21000吨PB粉放货是在没有取得晋泰公司指示的情况下所为，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对于该损失应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进行赔偿。晋泰公司按照其自山钢国际贸易公司的进货价进行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应赔偿晋泰公司货物损失12964300元。晋泰公司主张自取得货权日起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作为间接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私自放货导致晋泰公司长期不能获取该部分货款，给晋泰公司造成间接损失即货款利息，晋泰公司要求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予以赔偿该部分损失，应予支持，因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凭2014年11月20日放货通知书导致晋泰公司损失货物，应自2014年11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以129643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五、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天津港五公司及思拓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因《货运代理协议》约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有权代表山钢国际贸易公司与实际作业方签订委托合同，且天津港五公司明确表示其与晋泰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而是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称晋泰公司的货物损失系由天津港五公司造成，应当由天津港五公司赔偿晋泰公司损失，该院在审理中认为天津港五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为查明案件事实将天津港五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思拓公司与晋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晋泰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相同，本案中晋泰公司选择基于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主张权利而非基于与思拓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思拓公司不应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在审理中，晋泰公司明确其对于第三人天津港五公司无诉讼请求。
六、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称天津港公安局正对思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学彬及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因思拓公司私提货物涉嫌合同诈骗罪进行全面刑事调查，本民事案件的审理应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前提，故本案应中止审理。首先，天津港公安局侦办的合同诈骗案是否包含本案中的晋泰公司损失的21000吨PB粉，是否与本案有关，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次，根据委托合同约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系凭晋泰公司的放货通知书办理相应手续予以放货，晋泰公司本案中主张的也是因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未收到放货通知书情况下予以放货给其造成的损失，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最后，即使该21000吨货物由思拓公司私提，晋泰公司选择依据其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而非其与思拓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主张，亦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在对晋泰公司进行赔偿后，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相关行为人进行追偿。综上，本案并非必须以天津港公安局侦办的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不应中止审理。
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系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且具备一定财产基础，同时，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系中物储公司的分公司，因分公司不具由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与中物储公司共同承担清偿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晋泰公司129643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4年11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晋泰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31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23934元，由被告负担99384元。
上诉人中物储天津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上诉人的代理人身份，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货运代理合同》第五款第二条、第六款的约定，明确表明了上诉人的代理人身份，并向被上诉人披露了实际作业方的存在。作为代理人，上诉人的责任仅限于监管实际作业方并通知相关情况。本案实际是货物的保管人是五公司及其指定的转栈仓库违规操作、不按流程放货导致被上诉人货物丢失，上诉人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应直接向五公司及其转栈仓库索赔，或者按合同约定授权委托上诉人向实际作业方索赔，而不是直接向上诉人索赔。二、一审法院对五公司提供的提货凭证记录没有审理和认定，对被上诉人损失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不是适格诉讼主体。根据《货运代理协议》第五款第四条的规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未经甲方同意实施了私自放货的行为，二是甲方因丙方的私自放货行为遭受了损失，三是接受赔偿的主体是甲方而非乙方，即是山钢国际贸易公司，而非晋泰公司。从第一个条件看，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11月20日的《放货通知书》，一审法院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而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却认定“晋泰公司未放货的21000吨PB粉已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凭2014年11月20日放货通知书予以放货”，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并未按照此放货通知进行放货。即使是上诉人放货，根据五公司提供的提货凭证显示，全部涉案货物总共被提27938.52吨，而按被上诉人承认已通知放货19000吨，其差额也就8935.52吨，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承担21000吨的赔偿责任，无任何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另外，三份提货凭证的结余数为66023.48吨，五公司及其指定转栈仓库有交付结余货物的义务，如果货物无法交付，那么也是五公司及其转栈仓库无单放货所为，应该由其承担不能交付货物的责任。以上三张提货凭证还显示，货物提货人均非上诉人的员工，而是思拓公司员工，应将思拓公司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且根据《货运代理协议》，被上诉人须于货物卸船后支付相关费用共计6895883.68元，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在先。被上诉人在付清上述港口费之前，没有权利提取货物。从第二个条件看，被上诉人实际已经收取思拓公司保证金1600万元，此保证金已足以提供补偿，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损失。因此，不存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的问题。从第三个条件看，根据《货运代理协议》赔偿主体为山钢国际贸易公司，被上诉人没有权利主张赔偿，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三、即使法院认定上诉人有责任，应首先判决上诉人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如果不能交货，再赔偿损失。一审法院直接判决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晋泰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自相矛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晋泰公司取得货权后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明确，在未取得晋泰公司放货指令或货权转移通知的前提下，违规放货，将货物丢失，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诉讼系晋泰公司基于委托代理关系提起的诉讼，即代理人存在过错给受托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晋泰公司要求其承担责任有明确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对于四方货运代理协议项下的到港货物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义务，直到货物放行前，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实际货权人的发货指令放货，并及时将发货数量、疏港信息等书面通知实际货权人。晋泰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15日、16日、11月20日共计收到山钢国际贸易公司货权转移共计4万吨pb粉，而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发出的货权转移通知是在2014年10月16日、2015年4月16日，共计1.9万吨pb粉，尚有2.1万吨因思拓公司未付货款而未放货权。原审中，中物储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提交的晋泰公司货权转移通知明显与晋泰公司实际取得的货权数量不一致，晋泰公司从未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做出过2.4万吨的货权转移通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也无法提供2.4万吨货权转移通知的原始件，从形式上涉嫌仿造，对此，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从五公司提供的0022200号进口货物提货凭证上也明显可以看到93962吨pb粉分别于2014年9月28日提走4万吨和33962吨，10月24日提走2万吨，这个时间也明显与晋泰公司货权转移时间不同，由此可知，只有所有pb粉均被提走后该单证才转移到仓储单位手中，否则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应当持有，而该公司无法提供相应单据的情况下将货物丢失明显存在过错，给晋泰公司造成损失2.1万吨，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被告中物储公司陈述意见称：中物储公司同意天津分公司上诉状的所有请求和理由。另外补充，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将立案由从进口代理合同变更到委托合同，因此认定上诉人为原审适格被告错误。四方于2014年8月25日签订《货运代理协议》，该协议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委托代理协议，上诉人是其他协议三方的共同货运代理人。在港口业务中货运代理人与实际保管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货运代理人听命于委托人办理各项手续，而实际仓储保管人存储和控制货物。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仓储保管合同关系，涉案货物实际保管方是五公司及其指定仓库，四方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明确规定了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并详细描述了其要办理的手续，而不是装卸仓储作业本身。一审法院混淆了监管跟保管的概念，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是上船接货、卸船、倒运仓储的全程监管而不是后续提货的监管，上诉人的监管义务到货物卸到仓库时终止，后续的保管义务应由实际保管人履行。因此，上诉人已经尽到监管义务，不应再承担责任。二、晋泰公司没有通知放货，上诉人也没有通知实际仓储人放货，这在提货凭证中已得到印证，一审也没有提出上诉人放货的实际证据。在本协议中上诉人的放货通知行为是受到严格制约的，但其他三方的放货行为是不受制约的，合同并没有约定放货必须要经过上诉人，货物的丢失存在多种可能性，一审法院对多种可能性没有做出排除。三、五公司提供的三份提货凭证记录共发货27938.52吨，被上诉人正常通知放货19000吨，即多发了8935.52吨，如果晋泰公司有损失，也应以8935.52吨为作为计算基础。如果被上诉人损失在有保证金保证的前提下，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显然双重得利，属于不当得利。四、本案实质是仓储保管合同纠纷案，存货方是被上诉人，仓储保管方是五公司及指定的仓储经营者，三份提货凭证就是仓储合同成立的证据，被上诉人应该要求五公司及指定仓库履行保管合同，应按提货凭证所示继续履行结余货物交货义务，如果不能交付，五公司及指定仓库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第三人五公司陈述意见称：关于本案责任问题，应该从业务流程分析。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货方委托的货运代理人，负责报关、报检、安排港口、码头的卸船及仓储，货物到港之前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会指定作业码头以及存货的仓库，由于五公司自有仓库满足不了全部货物的存储，有一部分货物要存到港外其他仓库中，涉案货物一部分放在五公司自有仓库，一部分放到北江二库。放货的流程是，首先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拿船代签发的提货单到五公司，把码头费用结清，五公司就收回盖有红章的提货单，然后签发出去一份提货凭证（业务中叫做黑卡，一式两联，上面一联是黑色，下面一联是红色，里面填写货物的信息），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拿着提货凭证去仓库提货，根据货代协议，在向仓库办理提货时，中物储天津分公司需要得到委托人的放货指示，然后把红联交给仓库，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存有黑联，每提一笔货仓库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一起消数，记录什么时间提走了多少吨货物，提货人签字等。上诉人提出提货凭证上还有结余，有一份提货凭证出库记录处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出库记录，主张货物应当还有库存，但是据我们向北江仓库了解，涉案货物已经全部提走了，提货凭证的黑联他们也收回了。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上诉人是否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履行合同中在是否存在私自放货行为，应否赔偿被上诉人损失，数额为多少，责任如何承担；3、本案应否追加思拓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被上诉人的损失应否以思拓公司的保证金予以赔偿。各方当事人对该争议焦点无异议、无补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被上诉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四方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第五条第四项约定“丙方严格按照甲方指令发货……若丙方未经甲方同意私自放货，则由丙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甲方损失。甲方转移货权后，丙方凭实际货权所有人指示办理发运、疏港等相关事宜。”山钢国际贸易公司将40000吨pb粉货权转移给晋泰公司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应根据晋泰公司的指令办理放货、发运等事宜，现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在没有晋泰公司货权转移通知书的情况下放货，导致货物灭失，应对货物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主张其赔偿的主体为山钢国际贸易公司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上诉人是否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履行合同中在是否存在私自放货行为，应否赔偿被上诉人损失，数额为多少，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根据《货运代理协议》，山钢国际贸易公司、晋泰公司、思拓公司协商选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港口货运代理人，办理港口的经营人、仓库、车队、天津商检、海关办理进口货物报关报检、卸船、短倒、理货、仓储、提货等手续，负有监管所有实际作业方进行的卸船、倒运、仓储的全过程以及凭实际货权所有人指示办理发运、疏港等事宜的合同义务。晋泰公司取得货权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委托代理人，应按照晋泰公司的指令办理发运等事宜。中物储天津在未取得晋泰公司放货指令的情况下，违规放货，将货物丢失，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其作为代理人，责任仅限于监管实际作业方并通知相关情况，本案货物的保管人是五公司及其指定的转栈仓库，被上诉人应直接向五公司及其转栈仓库索赔，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货运代理协议》的约定，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对到港货物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义务，并严格按照实际货权人的发货指令放货，及时将发货数量、疏港信息等书面通知实际货权人。现上诉人因未尽到监管义务导致被上诉人货物损失，应赔偿其损失。从业务流程看，上诉人得到委托人的放货指示需要提货时，应把提货凭证的红联交给仓库，上诉人持有黑联，双方共同记录提货时间、提货数量等，货物全部提出后，上诉人将黑联交给仓库。也就是说，需要提货时，上诉人必须持有提货凭证才可以提货，现在提货凭证的黑联已经交到仓库手中，说明货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但无证据证实上诉人收到晋泰公司的放货指令，因此，上诉人应承担相应责任。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即使五公司及其转栈仓库存在过错，导致货物损失，上诉人也应当赔偿被上诉人损失，其赔偿后可向实际作业方追偿。上诉人还主张因被上诉人未付清港口费，故无权提取货物。首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支付6895883.68元港口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一审并未提出反诉，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其次，即使被上诉人未支付上述费用，也不能免除上诉人的保管义务。故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货物损失数额及责任承担问题。上诉人主张根据五公司提供的三张提货凭证显示货物总共被提27938.52吨，其差额为8935.52吨，并非21000吨。五公司提交的提货凭证中记载的提货时间在晋泰公司取得货权之前，与晋泰公司放货给思拓公司的时间也不一致，故该提货凭证中记载的提货记录不能认定为系晋泰公司所放货物。根据山钢国际贸易公司的货权转移通知书及晋泰公司的放货通知书，晋泰公司共取得40000吨货物的货权，转移给思拓公司19000吨，剩余的21000吨货物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未取得晋泰公司放货通知的情况下予以放货，因此，对该21000吨货物损失应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赔偿。上诉人还主张即使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应首先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如果不能交货，再赔偿损失，一审法院直接判决上诉人赔偿损失错误。经审理查明，涉案货物已经不存在，上诉人无法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一审法院根据货物的价值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本案应否追加思拓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被上诉人的损失应否以思拓公司的保证金予以赔偿的问题。上诉人主张三张提货凭证显示，货物提货人均非上诉人的员工，而是思拓公司员工，应将思拓公司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被上诉人已实际收取思拓公司保证金1600万元，此保证金已足以提供补偿，被上诉人不存在损失。本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涉案货物系由思拓公司提取，即使是思拓公司提取，在晋泰公司未收到货款，未发出放货指令的情况下，上诉人私自放货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系基于与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与思拓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且无证据证实思拓公司系涉案货物的提货人，故一审法院不予追加思拓公司参加诉讼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是否收取思拓公司1600万元保证金以及如何处置，系被上诉人与思拓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主张以思拓公司的保证金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318元，由上诉人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念波
审判员 吴 峰
审判员 鞠荣荣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