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5民终52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盛松，男，197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春财，男，198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平，男，197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松溪县。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鲜锋，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莉，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停生，男，197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传挺，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楠，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聪远，男，198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培邻，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伟，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邵武捷，男，1971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江盛松、潘春财、杨平因与被上诉人林停生、林聪远、原审第三人邵武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6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盛松、潘春财、杨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鲜锋、黄佳莉，被上诉人林停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传挺、李泽楠，被上诉人林聪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培邻、黄少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林停生涉嫌诈骗罪，建议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林停生、林聪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股权转让系股权代持行为，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行为。1、原审法院认定江盛松关于借款的陈述不符合常理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江盛松与林停生虽未签订代持协议，是因为林停生帮助其融资，江盛松基于对林停生的信任，将股权转由林停生代持。其中的100万元转账款备注为借款，且录音显示是代持，具有高度盖然性。2、从涉讼两公司的资产价值看，用300万元的交易价格转让涉讼两公司的股权是明显不合理的。江盛松从欧阳国煌处受让股权支付5500万元，但却以300万元对价转让给林停生、林聪远，与常理不符，应是代持。且公司经评估可获得4000万元的征迁补偿款，前期投入也远超800万元，故以300万元对价转让不符合常理。3、公司员工均证明即使在股权变更后江盛松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日常工作由江盛松或其指定的人负责安排，林停生始终未真正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之中。二、双方的股权转让系基于虚假的意思表示及为达到非法的目的进行的，应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恢复两公司的股权登记原状。林停生以欺骗手段让江盛松将涉讼两公司的股权虚假转由其代持，实际目的是为了虚构虚假资产对外借款。江盛松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基于双方共同的虚假意思表示，故无效。林停生利用不属于自己的资产即两家公司的股权去骗取他人借款，其行为目的是非法目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三、原审法院对江盛松申请调取本案关键性证据即两家公司的资产评估结论不予支持，剥夺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四、林停生、林聪远涉嫌诈骗，建议移交侦查机关立案调查。江盛松基于其与林停生的特殊关系而陷入错误认识，而由林停生以骗取的方式将江盛松股权转由他代持，且林停生虚构不属于其资产骗取他人借款，已涉嫌诈骗罪，应移交立案侦查。
林停生辩称，一、若江盛松认为其系诉争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林停生仅是名义股东，那么江盛松应以诉争公司为被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而不应将林停生列为本案被告。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且已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依法应受法律保护。江盛松、潘春财、杨平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委托林停生代持股份，且林停生在受让股权后即实际经营管理诉争公司，江盛松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二、本案诉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且已经工商部门备案并根据转让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江盛松、潘春财、杨平在一审时并无确认诉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二审提出该请求，林停生认为该请求依法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的范围。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一方面请求撤销诉争股权转让协议，一方面请求确认诉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身就自相矛盾，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三、林停生认为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可以查明的情况下，对调查取证不予支持是正确的。一审法院调查查明，江盛松、潘春财、杨平所申请调查的资产评估报告系政府为收回涉案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做的评估，与市场上股权交易价值并不能直接等同，故认为该评估对案件审理没有直接影响是正确的，且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单位受委托正式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四、江盛松、潘春财、杨平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移送侦查机关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林停生保留向江盛松、潘春财、杨平追究责任的权利。五、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主张撤销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林停生认为该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只有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合同相对方或受损方方能行使撤销、变更权。然而，本案江盛松、潘春财、杨平并未举证证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其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六、江盛松、潘春财、杨平请求将股权变更回其与邵武捷名下，但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主张的邵武捷是替其代持股权的说法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相反邵武捷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声明书及公证书，可证实邵武捷不存在为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代持股份的情况，邵武捷将其股份转让给林停生与江盛松、潘春财、杨平无关。
林聪远的答辩意见与林停生答辩意见一致。
江盛松、潘春财、杨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江盛松、潘春财、杨平及第三人邵武捷与林停生、林聪远签订的《泉州市海滨旅游休闲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林停生、林聪远协助配合将该公司各项登记恢复原状，变更回江盛松、潘春财、杨平及第三人邵武捷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30日，欧阳国煌、孙华美与江盛松、邵武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欧阳国煌将泉州市海滨旅游休闲有限公司（下称海滨公司）70%股权（认缴出资额210万元）以210万元转让给江盛松，将海滨公司20%股权（认缴出资额60万元）以60万元转让给邵武捷；孙华美将海滨公司10%股权（认缴出资额30万元）以30万元转让给邵武捷，双方并召开股东会达成决议。泉州市滨海欢乐岛水上乐园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欢乐岛公司）召开四次股东会，会议内容均为协商表决公司变更登记事宜，并达成决议：同意原股东欧阳国煌、林顿、江盛松将公司股权转让给杨平、潘春财，欢乐岛公司于当日变更工商登记。2014年7月31日，海滨公司申请变更工商登记，将股东由欧阳国煌、孙华美变更为江盛松、邵武捷。2014年11月7日，林停生转账100万元予江盛松，款项备注为借款。2014年11月11日，双方及涉案公司进行如下行为：1、杨平与林停生签订《泉州市滨海欢乐岛水上乐园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杨平同意将其持有的欢乐岛公司70%股权（认缴出资额70万元）以70万元转让给林停生。2、杨平与林聪远签订《泉州市滨海欢乐岛水上乐园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杨平同意将其持有的欢乐岛公司20%股权（认缴出资额20万元）以20万元转让给林停生。3、潘春财与林聪远签订《泉州市滨海欢乐岛水上乐园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潘春财同意将其持有的欢乐岛公司10%股权（认缴出资额10万元）以10万元转让给林聪远。4、欢乐岛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内容为协商表决公司变更登记事宜，并达成决议：同意杨平、潘春财将股权转让予林停生、林聪远，选举林聪远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担任法定代表人，林停生为公司监事。杨平、潘春财与林停生、林聪远出席会议。5、邵武捷与林聪远签订《泉州市海滨旅游休闲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邵武捷同意将其持有的海滨公司30%股权（认缴出资额90万元）以90万元转让给林聪远。6、江盛松与林停生签订《泉州市海滨旅游休闲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江盛松同意将其持有的海滨公司70%股权（认缴出资额210万元）以210万元转让给林停生。7、海滨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内容为协商表决公司变更登记事宜，并达成决议：同意江盛松、邵武捷将股权转让给林停生、林聪远，选举林聪远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担任法定代表人，林停生为公司监事。江盛松、邵武捷与林停生、林聪远出席会议。8、江盛松出具《承诺书》两份交由林停生、林聪远收执，载明欢乐岛公司、海滨公司在2014年11月11日前无任何对外债权债务关系，同时不存在任何对外经济纠纷问题，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原股东即杨平、江盛松承担，与现股东即林停生无关。2014年11月12日，林停生转账200万元予江盛松。欢乐岛公司申请变更工商登记，股东由杨平、潘春财变更为林聪远、林停生。2015年11月7日，林聪远向泉州市公安局泉秀派出所报警称，江滨公园管理处办公室内存放于保险柜的公司公章、私章及财务会计凭证等资料被盗。一审法院认为，杨平、潘春财虽为涉案公司原股东，但二人自认系代江盛松代持股份，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变更登记系江盛松将股权交由林停生、林聪远代持还是存在真实交易。因本案双方就本案股权变更登记签署书面协议，并已完成付款及变更登记，故江盛松、潘春财、杨平应就代持事宜进行举证。一、江盛松关于借款的陈述不符合常理。首先，法院多次要求其明示为何不用自己名义借款，而采取将公司交予林停生，再由林停生借款的形式，江盛松却只陈述为客观原因。其次，江盛松认为两家公司价值上亿元，却将涉案两家公司股权交由林停生代持，又未另行签订代持协议。且若仅是代持，双方无需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但在协议签订前后，江盛松却实际收取林停生支付的与转让款数额相近的款项，即协议签订前四日收取100万元，变更登记当日收取200万元。对于该两笔款项江盛松未作出合理解释。再次，其与林停生的录音表述含糊，并不能直接证明林停生承认代持股份的事实。另外，第三人邵武捷对原告江盛松主张的代持并不认可，其亦出具声明书及作公证陈述股权转让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二、涉案公司的资产并无直接证据证实。1、《承包管理合同书》约定前三年投资不得少于1500万元，但该条款是否实际履行，江盛松、杨平、潘春财并未举证证实。2、江盛松与欧阳国煌的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又与工商部门备案的转让协议内容相冲突，该些材料无法作为定案证据。至于江盛松提供的5500万元的转账凭证，暂不论大部分收款人为孙芬华而非欧阳国煌、资金性质不明的问题，该些款项转账的时间与江盛松自行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约定明显不符。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10月1日，并约定协议签订当日应支付2000万元，2013年1月1日前支付1000万元，2013年4月1日前支付1000万元；全部股权转让款付清后1个月内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对比江盛松提供的转账记录可知，江盛松既已签署当日支付2000万元的协议，却无相应履约行为，最后一笔尾款更是在2013年11月7日才支付完毕。并且，江盛松与欧阳国煌是在2014年7月31日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江盛松提供的上述证据自相矛盾，无法证实其主张。3、涉案公司自行开具的各种清单，系涉案公司自行提交，并未得到任何第三方机构或部门的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4、江盛松另要求向泉秀街道办事处调取涉案两公司的资产评估结论，经调查查明，该资产评估结论系政府为收回涉案公司对江滨体育公园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所作评估，与市场上股权交易价值并不能直接等同，故该评估对案件审理没有直接影响，对于江盛松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法院不予支持。三、公司的经营控制权。从双方提交证据可以体现，至少在2015年11月份，林停生已取得涉案公司的经营控制权。江盛松、杨平、潘春财申请的证人，对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并不知情，其关于江盛松是公园老板的陈述系其主观意见，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无法作为定案依据。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主张股权转让不真实，系林停生、林聪远代持股权，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江盛松、杨平、潘春财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0元，由江盛松、杨平、潘春财各负担1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江盛松向本院提供证据一、谈话录音四份，拟证明300万元款项系借款而非股权转让款，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为虚假转让，过户系为了融资，涉讼公园实际价值为5500万元；证据二许文立与江盛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相关案件材料，拟证明江盛松对外有大量的民间借贷债务；证据三（2016）闽0503民初265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欢乐岛公园10%股权对价为70万元，海滨公司100%股权价值远超300万元；证据四鉴定意见书，拟证明一审提供的“与邵武捷录音”未发现经过剪辑处理，林停生与江盛松之间的股权转让为虚假转让。林停生质证称，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且证据一系江盛松从录音中有意部分截取整理的内容，其中“（）”部分的文字内容系江盛松单方备注并非录音内容，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该录音无法证明该300万元与本案涉诉的股权转让款系相同款项，更无法证明是借款而不是股权转让款，林停生受让股权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融资，故不存在虚假转让的说法，录音不能证实公园的实际价值，也与本案无关。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对传票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材料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体现已经生效，且该判决书仅对支付价款的事实进行认定，并未对股权价值进行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明本案证明对象。该检材无法证明是与邵武捷的通话录音，且与邵武捷在一审期间提供的2016年2月25日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自相矛盾。公证书体现的是邵武捷与林停生、林聪远是真实交易，不存在虚假转让及为江盛松及邵武捷融资目的。
林聪远质证意见与林停生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根据江盛松提供的录音文本显示系形成于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的录音资料，但其未在一审期间提供，也未说明理由，故林停生、林聪远的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林停生、林聪远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林停生的录音表述含糊，内容指代具有不明确性，且录音内容前后不一致，林停生在录音中也明确否认系代持，该证据无法证明拟证明的对象，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二传票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三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的主体非本案双方当事人，且股权转让行为系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行为，前转让价款无法直接推出后转让价格，也不能约束后转让金额，故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纳。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鉴定意见称“通话人员为2位男性”，但不能确定通话主体一方为邵武捷本人，邵武捷本人也未明确表示录音一方系其本人，且邵武捷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经公证的《证言》陈述，其原系海滨公司的股东，其本人实际持有该公司30%股权，其于2014年11月11日将该股权转让给林停生指定的林聪远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证言与江盛松称邵武捷系代持其股权的主张相矛盾，在公证书仍有效的情况下，江盛松未能继续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辅证其主张，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约定杨平同意将其持有的欢乐岛公司20%股权（认缴出资额20万元）以20万元转让给林停生”各方当事人确认应为“约定杨平同意将其持有的欢乐岛公司20%股权（认缴出资额20万元）以20万元转让给林聪远”。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本案一审系原告江盛松、潘春财、杨平与被告林停生、林聪远，第三人邵武捷股权转让纠纷三案，一审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将三案合并审理。
本院二审期间，江盛松请求法院依法调取泉州市人民政府、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泉秀街道办事处、滨江北路景观整治提升丰泽区建设指挥部的相关会议纪要、评估汇总表、承包书等材料，拟证明涉讼公司的资产价值及受补偿情况，本案存在虚假转让；向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调取欧阳国煌和孙芬华的婚姻关系证明，拟证明江盛松已向欧阳国煌及孙芬华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向欧阳国煌调查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拟证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客观上利益失衡或者不平衡的显失公平情形。本院认为，江盛松申请调查取证的内容即资产可能的价值与拟证明的对象即存在虚假股权转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中所达成的股权交易价款并不能直接与政府或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直接等同，且江盛松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进行股权转让时的价款即依据或参考评估价进行，故评估与否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本案股权转让的依据。双方对召开股东会决议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也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代持或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或显失公平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
江盛松称林停生以欺诈手段将涉讼公司股权转由林停生、林聪远代持，主张撤销转让股权协议。本院认为，双方并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或其他补充协议明确双方系代持关系，江盛松径行将股权交由林停生、林聪远代持，该行为并不符合商事活动的一般规则和商事习惯，也不符合一名理性的、有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注意义务，且江盛松已实际收取协议约定的转让款，这与一般的代持关系通常并无支付对价不一致，而江盛松对该行为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其仅称系基于信任且系被林停生欺骗故未另行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但均系其单方陈述，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林停生对此予以否认，而邵武捷对代持江盛松股权予以否认，其转让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这与江盛松主张的受欺骗存在不一致。江盛松仍应继续举证证明存在林停生系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或双方并不存在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或林停生系代持行为，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江盛松所提供的证据尚无法证明双方存在代持关系，江盛松也未作出合理解释，其辩解也不符合一般商事规则，故对江盛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江盛松主张交易价格明显不合理。本院认为，商事主体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商事活动，包括价款。双方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江盛松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未来发展等情况应当有充分的了解，双方在召开股东会时对股权价款进行了确定，且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说明涉讼公司股东对该价款是知情的，也是认可的，现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一方利用优势地位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或强迫转让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可能存在其他交易行为或存在隐藏合同或另行达成其他协议，仅就双方仅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转让价格，且系双方自愿协商一致，江盛松不能仅以将来涉讼公园可能获得的征迁补偿款为依据主张转让价格不合理，故江盛松的主张不成立。
江盛松主张股权转让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将股权转由林停生代持的目的系通过虚构虚假资产向第三人借款，其目的是非法的。本院认为，当股权登记在林停生名下时，林停生系公司的股东，并不存在虚构虚假资产的情形。按照江盛松的主张，缔约转让股权合同的目的系以此向第三人借款，但融资的目的也并不能直接认定为非法目的，且融资是否成功除受资本影响外，还可能受信用、实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故对江盛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江盛松、潘春财、杨平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情形或无效合同的情形，故上诉人江盛松、潘春财、杨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江盛松、潘春财、杨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海清
代理审判员 鲍冬凡
代理审判员 李祖山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庄 瑮
速 录 员 庄晓思
附：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