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72民初755号
原告：谢艮青（曾用名谢银青），男，196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代理人：卓小燕，温州市永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黄秀善，男，195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代理人：陈文俊，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结凡，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艮青与被告黄秀善海事海商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于同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艮青及其委托代理人卓小燕，被告黄秀善委托代理人李结凡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双方当事人未能在商定的二个月调解期日内达成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艮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黄秀善立即退还渔船回购转产补助款252259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长期从事渔业生产。2004年原告购置了渔船及附属设施，并使用被告黄秀善的编号为温龙内捕（2013）第007号船舶检验证书进行捕捞生产作业。2016年，由于瓯飞工程建设的需要，当地区政府以街道办事处名义收购瓯飞工程建设范围内沿海的捕捞作业渔船，并对退捕随船人员发放了一次性转产过渡补助及自行转港补助以及奖励。原告的渔船获得上述补助款，因船舶挂靠被告名下，原告委托被告全权处理渔船回购事宜。现政府的补偿、补助款均已发放到被告账户，被告扣留了部分。被告应支付原告渔船船体补偿27870元、作业人员转产过渡补助154389元、渔船定置刺网一次性转产过渡补助50000元、奖励20000元，合计252259元。原告因渔船被收购，属于失业人员，无经济收入，被告将政府部门发放的转产补助等占有己有，已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黄秀善当庭答辩如下：本案为补偿款分配争议。根据船舶证书记载，案涉渔船自2013年起所有权系被告所有，案涉渔船补偿款申领，应由被告负责，原告作为随船生产人员，无权办理；被告根据船上人员贡献大小，并征求随船人员意见后，已将政府发放的补偿款予以分配完毕；原告对分配数额有异议，但其主张应得分配款不符客观事实，作业人员转产过渡补助154389元、渔船定置刺网一次性转产过渡补助50000元、奖励20000元，合计224389元，原告可以参与分配的款项，已经分配完毕，且原告分到的款项已经超过其应得金额，被告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无需担责；原告的船舶因无生产证件，属于“三无”船舶，本应取缔，而被告原有的旧船当时需要改造，故原告将其船舶自愿归被告所有，并登记为被告名下，其本人作为被告的随船人员一起经营生产，原告起诉事实中陈述的其船舶使用被告船舶的检验证书从事捕捞作业，不符事实，且原告于2015年才以被告随船人员身份办理了船员证，其诉称是长期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案涉渔船的所有权为被告享有，渔船处理补偿款归被告独立享有，与原告无关；原告的渔船并非挂靠被告名下，且原告主张的船舶挂靠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委托被告办理的是随船人员转产过渡补助款申领事项，不涉及委托渔船政府回购补偿款申领事项；被告及其渔船的随船人员因渔船被政府征收，均成为失业人员，且无经济收入来源，被告不存在占有原告的转产补助款事实；即使原告不确认其为被告渔船的随船人员，被告对原告的无证渔船船体补偿也已经给予结算，原告再另行主张其转产补助款，完全是反悔之举，应予驳回其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案涉“温渔8022”轮登记在被告黄秀善名下，由原告谢艮青等人实际经营生产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3-5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异议认为超过举证期限提交，庭后被告又书面提出进一步的异议。原告庭后补充提交证据7、8，证明原告于2015年前已一直从事渔业生产，以此反驳被告的相关抗辩，被告除对证据8中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①和证据②中的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证据7、证据8中的派出所《证明》及谢银青一代身份证及被告提供的证据①和证据②中的委托书形式真实性，因对方当事人无异议，均予以认定。至于被告对原告证据1-5证明对象的异议及证据6和证据8中村委会出具证明真实性的异议，以及原告对被告证据②中的补偿分配清单真实性的异议和证据①、②证明对象的异议是否成立，结合争议点另行评析。
本院根据上述认定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事实，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9月28日，黄秀善作为“温渔8022”轮船东及全体随船人员的授权代表，与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海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事处）签署《渔船政策处理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街道办事处根据渔船转产和转港安置核实情况，对案涉渔船按其主机总功率35.28千瓦，以7500元/千万的标准给予退捕补助264600元；船体补偿按评估价格确定为277870元；一次性转产过渡补助按51463元/人标准，计算3年过渡时间，5人为771945元；定置刺网作业类别一次性补助250000元。协议还对在规定时间签订协议书和上交渔业船舶证书、移交船舶到指定地点的渔民规定了每人20000元的奖励标准，街道办事处在协议中确定案涉渔船及其生产人员的各项补偿款合计1664415元，等等。之后，黄秀善向街道办事处申领了渔船退捕补助264600元、船体补偿277870元、5人按3年计算的转产过渡补助计771945元、定置刺网作业类别一次性补助250000元、5人奖励计100000元，合计1664415元。同年12月31日，原、被告协商约定，“温渔8022”轮的渔船及渔船里附属设施归原告所有，原告同日收取了被告支付的渔船及渔船附属设施折价款250000元。被告将剩余款项扣减其中的14415元作为费用外，对余下1400000元与其他的3名申报生产人员另行平均分配。
另认定：2013年11月22日，原告谢艮青出资建造的船长14.20米、型宽3.30米、型深0.90米、主机功率为35.28千瓦的木质渔船经法定检验合格，取得全套《内河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并以“温渔8022”命名，于同日在龙湾渔港监督办理了所有权登记，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为被告黄秀善。之后，原告一直随“温渔8022”船生产作业直至该渔船由街道办事处回购退捕之日止。
㈠对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渔船因政策收购的补偿款分配争议，本院评析如下：
原告主张，案涉渔船船体的实际所有权归原告，当初因无捕捞许可证，将船舶挂靠被告名下经营，且双方有约定，“温渔8022”轮的渔船及渔船里附属设施归原告所有。现船体收购折价款277870元应全部归原告所有，被告无权占有。其他渔业生产人员转产补助等款项，原告作为实际生产经营人，也应该分得国家的相应补助及奖励。原告以证据3-6佐证其主张成立。
被告抗辩认为，原告出资建造的木质渔船没有捕捞许可证，属于当时政府取缔的“三无”船，其为取得合法捕捞资格，自愿将其建造的渔船登记为被告所有，原告则作为被告渔船的生产人员从事捕捞，享受捕捞收益；原告已分得的250000元大于其作为生产人员应得到的各项补助及奖励合计金额，被告已考虑原告对船体的贡献。被告以证据①和证据②佐证案涉渔船自2013年起已为被告所有。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5异议认为，三份材料不能证明原告主张成立，被告作为船舶所有人，本身有权领取案涉渔船的各项补偿，被告领取其他随船作业人员转产的补助款及奖励系原告与其他生产人员授权委托后代领；对原告提供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录音系原告方在双方谈话内容中间段录制，缺乏连贯性、完整性，不能完整证明待证事实；录音不合法，原告方未经过被告方同意偷偷录制，且录制行为系在被告处以窃听方式取得，属于非法证据，不应采纳；录音与本案中原告所主张补偿的船体及附属设施补助款不具关联性。即使录音内容真实，也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对象成立，反而证明了：原告清楚知晓针对船舶的全部补偿款分配事宜，双方已按照补偿款的各个项目进行协商，折价25万元对原告进行补偿，该补偿款不是按照过去搭股时的船体价格，也不是按照现在船价计付，而是按照各搭股人的贡献大小协商分配后，双方予以确定原告应得分配利益具体金额的客观事实；原告承认在2013年已将船舶作为合伙财产，其明知船体现并非个人所有；原告按照25万元领取补偿款是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双方签字的《收付款证明》相佐证，证明原告签字认同被告关于案涉船舶补偿款分配方案。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①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对象成立，案涉渔船船体是原告实际所有，被告原从案外人徐国荣处转让的船只，于2013年作为“三无”船申报处理，留下证书套在原告渔船上，两艘船只规范不同，油补均按双方约定由被告领取。对被告提供的证据②中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其待证事实不成立；委托人中的王月弟系被告女婿，非实际随船人员，徐国荣系“温渔8022”轮的前一任所有人，非案涉渔船随船人员；对《渔民补偿分配清单》和《渔船政策处理补偿款分配的确认书》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向签字人之一的徐国荣核实时，该人否认其有过签字行为，且对书写内容不清楚，原告怀疑系被告伪造资料。原告当庭陈述：其渔船是2013年9月在瑞安私下建造；黄秀善曾拥有过一艘无证船，徐国荣拥有一艘有证船，但船轴断裂弃用，徐国荣将其渔船证书私下转让黄秀善，黄秀善将其无证渔船套用该渔船证书经营；2013年，黄秀善将其渔船作为“三无”船申报，由政府收购处理，保留了渔船证书，原告新造渔船同年挂靠黄秀善名下，沿用原有船舶证书；2015年渔船年检合格后，原告独自生产，雇佣了一名帮工。
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5，证明了被告已经领取案涉渔船的各项补助金额，被告对其领取款项数额并无异议，且证据5已明确原、被告对案涉渔船的相关财产权分割，被告对证据3-5证明对象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证据3-5均予以认定；证据6系偷录音频文件，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内容已涉及原、被告对案涉渔船补偿款分配存有争议，不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①系船舶登记部门存档材料，证明力较强，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②中委托书，落款的委托人有四人，委托事项载有“委托黄秀善全权处理温龙内登（2013）第007号渔船回购政策处理相关事宜”，与被告提出的案涉渔船自2013年起就归其个人所有的抗辩事实不符，从案涉渔船登记为被告所有的角度判断，街道办事处对案涉渔船退捕和船体补偿款领取，不需要被告提供委托书办理，而案涉渔船生产人员一次性转产补助等针对人员的款项领取，由被告作为代表领取时，出具上述委托书才有必要，原告在《渔船转产和转港安置现状申报登记核实表》上与其他三名随船作业人员一起签名捺指模时，应当清楚案涉渔船申报的随船作业人员数量和具体人员名单，而《渔船转产和转港安置现状申报登记核实表》上的随船作业人员和委托书中的四名委托人名字对应，该委托书涉及的具体委托事项应认定为委托被告代领取案涉渔船的随船作业人员转产补助等针对人员的款项，原告对此异议理由不成立，委托书予以认定。
㈡对原告作为随船作业人员应得的各项补助是否已经分配完毕的争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主张被告已支付的250000元仅是针对船体的补偿，其作为随船作业人员的退捕转产安置补助尚未取得。被告抗辩已支付的250000元已包括原告作为随船作业人员应享受的各项补助在内。
本院认为，原告随案涉渔船生产作业至该船舶退捕之日止的客观事实，原、被告双方并无争议，按照街道办事处对退捕渔船转产人员的补助标准，原告可以享受3年的转产过渡补助154389元、定制刺网作业类别一次性补助50000元、奖励20000元，合计224389元。被告抗辩其支付的250000元已包括上述退捕渔船转产人员安置补助款在内，综合原告对案涉渔船退捕所应享有的船舶补偿补助款金额，显然被告支付原告的250000元畸少，明显不合理。原、被告签署的《收付款证明》中，未提及原告作为退捕渔船转产人员所应获得的安置补助款的处理意见，且原告又未明确表示放弃上述安置补助款，因此，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其代领的退捕渔船转产人员安置补助款。原告庭后补充提交证据7、8，是针对被告当庭提出的对原告从业生产资格抗辩的反驳，因原告有无渔民证或渔业船舶船员证书与原告是否与被告共同享有案涉渔船的实际所有权和捕捞权争议无关，谢艮青换发二代身份证之前曾使用“谢银青”名字，已为原告辖区派出所证实，“谢银青”与“谢银清”谐音，但原告随案涉渔船出海生产前是否从事过渔业生产并持有船员证书，与本案争议无关，被告对上述两份证据关联性的异议成立，证据7、8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此外，本案中，原、被告就双方之间民事关系性质问题，争议很大，双方均未提供书面合同印证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成立。原告主张双方存在船舶挂靠经营关系，被告予以否认，且抗辩原告、被告及三名案外人存在五人合伙船舶合伙关系。
本院认为，长期以来，原、被告双方对案涉渔船生产合作方式都未作书面协议，各取所需，导致本案中对案涉船舶退捕前的实际权属出现争议。根据现有在案证据以及原、被告庭审陈述，案涉渔船退捕前系国家主管部门准许从事渔业捕捞生产的船只，该渔船于2013年登记时已存在船舶所有权与实际不符的现象，且系更新船舶。原告主张的船舶挂靠经营关系无法律依据，且又不能提供挂靠经营合同之类的证据佐证，庭审中，原告又确认其从未负担过案涉渔船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因此，对原告主张的船舶挂靠经营法律关系，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抗辩认为原告的“三无”船因遭政府取缔，已无偿替代被告原有的报废船后并为被告所有，但该抗辩显然与《收付款证明》记载内容不符，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我国渔船是采取国家许可捕捞登记制，不允许船、证分离。被告原有的旧渔船，按照当时政府主管部门整顿要求，旧船船体申报拆解，继之申办船舶更新，其以原告出资建造的新渔船办理法定检验合格后，替代其拆解掉的旧船从事捕捞生产。因此，在特定历史时期，原告出资建造的船体和被告原有渔船的捕捞权已经合二为一，混合衍生的财产权登记为被告一人名下，该渔船所有权登记虽对外具有公示力，但对原、被告内部，仍可按照约定各享有相应船舶份额。现案涉渔船已退捕处理完毕，原、被告均无法证明其对案涉渔船的内部份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而根据本案中的《渔船政策处理补偿协议书》记载，退捕补助和船体补偿合计542470元，均是针对渔船的补助补偿款，原、被告均有权享有。上述补偿款542470元，原、被告可按份共有。原、被告在《收付款证明》中将案涉渔船及附属设施一致确认由原告所有，体现原、被告内部对财产分割的共同意思表示，其财产分割行为有效。因案涉渔船历年向国家缴纳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原告均未实际承担，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分割财产的金额细微调整尚在合理范围，且原告已当场收取渔船及附属设施补偿款250000元，上述对案涉渔船补偿补助款的分割行为已履行完毕，双方均不该反悔。被告抗辩原、被告及三名案外人构成船舶合伙关系，但原告否认五人之间存在船舶合伙生产经营关系，且被告又无法证明五人存在合伙生产捕捞的事实及各自的股份，被告提供的证据②中的渔民补偿款分配清单、渔船政策处理补偿款分配的确认书，虽有涉及五人生产合伙的内容，但原告没有签名，且其对两份材料真实性有异议，材料上的三名案外人又没有向本院证实其签名真实性，《渔民补偿款分配清单》、《渔船政策处理补偿款分配的确认书》虽已提交了原件，其形式真实性即使能得到三名案外人确认，对原告也不具有拘束力，《渔民补偿款分配清单》、《渔船政策处理补偿款分配的确认书》不作为定案依据。因此，被告抗辩的五人船舶合伙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基于特定历史时期，双方财产权混同合并，已构成渔船实际共有关系。现双方共有的渔船因政策安置产生的补助、补偿款分割，因双方已有分割约定，该约定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原告因其随船作业人员身份可享有的政策补助，应按照政府安置规定专人享受，被告不应多得，其占用的款项应退还原告。原告主张的国家对渔船退捕作业人员转产安置补助及奖励，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其主张的船体补偿所谓差额，因原、被告就船舶补偿款已协商处理完毕，不予支持。被告抗辩其与原告不成立船舶挂靠经营关系成立，予以采纳；被告抗辩其已结清原告有权享有的船体补偿款，已由相关证据印证，予以采信；被告其他抗辩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秀善应退还原告谢艮青随船作业人员转产各项补助合计22438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谢艮青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84元，减半收取2542元，由原告谢艮青承担209元，被告黄秀善承担233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郭临瓯
【附录一】证据目录
谢艮青提供证据：
1、原告身份证1份，用以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成立；
2、派出所出具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成立；
3、《渔船政策处理补偿协议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1.案涉渔船回购处理政策及相关补偿款的补偿、补助情况；2.船体补助277870元、3年的转产过渡补助计154389元、定置刺网一次性补助为50000元/人、奖励为20000元/人；
4、《渔船转产和转港安置现状申报登记核实表》、《承诺书》、谢艮青的《船员证书》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属实际渔船船员、相关补偿款应给付原告的事实；
5、《收付款证明》及补偿补助款标准、领款委托书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渔船挂靠被告名下的事实以及船体补偿款差额为27870元；
6、手机录音刻录光盘及文字整理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在签署《收付款证明》之日对案涉渔船的实际所有人为原告是没有争议的事实；
7、谢银清的《渔业船舶船员证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自22岁起一直从事渔业作业的事实；
8、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谢银青一代身份证复印件、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船员证上的“谢银清”即为原告谢艮青的事实。
黄秀善提供证据：
①《内河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捕捞许可证》、《内河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各1份，用以证明：温龙内登（2013）第007号渔船系黄秀善所有的事实。
②委托书、渔民补偿款分配清单、渔船政策处理补偿款分配的确认书各1份，用以证明：谢艮青等四人系温龙内登（2013）第007号渔船的搭股人，谢艮青等四人自愿委托黄秀善领取和分配渔船政策处理补偿款等事实。
【附录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经营累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