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建斌,男,197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宇雄，广东品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秋妹,女,196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森，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建斌与被上诉人黎秋妹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11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本案中，罗建斌向黎秋妹送货的最后日期为2015年4月15日，依据双方还款日期为签单日起25日内的约定，还款日期应为2015年5月10日前，目前罗建斌尚未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货款的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2015年5月1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由于该法是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故对于之前的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罗建斌的诉讼时效于2017年5月10日届满。至于罗建斌能否因《民法总则》颁布重新获得诉讼时效延续问题，应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罗建斌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罗建斌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本案中，根据双方约定，黎秋妹应于2015年5月11日前支付完相应的货款，罗建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间应为2015年5月11日，该日起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超过二年，诉讼时效已届满，法院不予保护，二是合同相对人的既得利益保护。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合同相对人�于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的可以主张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如果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的普通诉讼时效，就是剥夺合同相对人的既得利益。对于不愿在二年诉讼时效届满前依法主张债权的，且期待被动等待时效届满后通过《民法总则》规定延长时效期间为三年的债权人，不应予以支持。三是基于立法目的考虑。诉讼时效设立的立法目的是督促债权人尽快主张债权，如果让诉讼时效已届满的债权因为新法颁布重新获得诉讼时效，有违诉讼时效设立的目的。综上，由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法院对于罗建斌的主张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款的规定，判决：驳回罗建斌的所有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98.5元，由�建斌负担。
原审判后，上诉人罗建斌不服上诉称：一、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是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的，而《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通则》规定与《民法总则》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规定。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按《民法总则》规定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2、目前没有《民法总则》中诉讼时效的进一步司法解释前提下，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所以，本案在一审期间，《民法总则》已经施行的，本案参照上述规定可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相关规定，且《民法总则》将诉讼时效延长三年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二、本案没有约定履行期限，诉讼时效应为本案立案时起算。而一审认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2015年5月10日前是错误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上诉人的《送货单》记载的并不是付款期限。虽然四张《送货单》下方有日期，但日期只是收货日期，且备注l：“还款期为签单日起25日内，逾期还款按欠款金额万分之五每日计收利息。”是表示为收到货物后超过25日没有支付的，须支付利息并不是付款期限。因此，《送货单》没有明确付款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所以，本案没有明确付款期限，上诉人向法院立案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起算。三、上诉人诉讼时效前曾经多次向被上诉人催讨货款。首先，按正常日常生活经验习惯，上诉人不可能从�货最后日期为2015年4月15曰起两年内没有向被上诉人催讨货款。其次，上诉人提供新的证据证实上诉人于2016午lO月17日向被上诉人以微信方式催讨货款。因此，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所以，上诉人于2016年10月17日向被上诉人发出微信的催讨通知，则本案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诉讼时间。综上，上诉人罗建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粤0115民初47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全部上诉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黎秋妹答辩称：第一、关于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是否应当适用《民法总则》还是适用《民法通则》，这里一审已经作了详细解释，被上诉人认同一审法院的观点。第二、关于本案是否约定付款期限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查明事实认定的付款日期准确，如按上诉人所说的。双方没有约定付款的期限，那么应当按照合同法第161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跨约定不明确，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提出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也就是说如果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期期限的情况下，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的4月16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在2015年5月11月开始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的诉讼时效于2015年5月11日开始计算，其于2018年1月10日才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得不到法律保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关于上诉人罗建斌上诉所称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所作规定的问题。从庭审证据显示，上诉人罗建斌向被上诉人送货的最后日期为2015年4月15日，双方约定还款日期为签单日起25日内支付货款。即被上诉人付款日期应为2015年5月10日前，该付款日期亦应为上诉人罗建斌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目前原告尚未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货款的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中止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2015年5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是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从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2015年5月11日起计算，至2017年5月11日止�已届满两年。即上诉人罗建斌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至届满两年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日之前。因此，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确定本案的诉讼时效。由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日之前的《民法通则》规定，上诉人罗建斌的诉讼时效于2017年5月10日届满，则此时被上诉人已经确定取得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辫权，且该抗辫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故上诉人罗建斌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确定本案诉讼时效，其对被上诉人主张支付货款的权力之起诉仍在诉讼时效内的主张，系其对法律的错误认识，故本院不予分采纳。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法对上诉人罗建斌主张权力之诉讼时效作出的认定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期间，上诉人罗建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被上诉人的证据，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和认定，在此不再赘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罗建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97元，由上诉人罗建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湛
审判员 林幼吟
审判员 黄 钜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沙志明
赵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