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吉02刑终205号
原公诉机关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邵国强，吉林省吉林市人，住吉林市，公民身份号码×××。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5年9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8日被逮捕。羁押于吉林省新康监狱医院。
辩护人邵红微，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永吉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吉�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名称变更为吉林省拓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及法定代表人均未变更）
法定代表人尉某甲，原系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现系吉林省拓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刘小东，男，汉族，1986年10月18日出生，住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金厂沟四六地村大营子*组。系该公司职员。
原审被告人尉某甲（曾用名尉某乙），吉林省榆树市人，住吉林市，户籍所在地吉林省榆树市，公民身份号码×××。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5年10月15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刘某甲，吉林省永吉县人，住吉林市，公民身份号码×××。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5年10月15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吴某某，吉林省磐石市人，住吉林市，公民身份号码×××。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5年9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9日被取保候审。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审理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邵国强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告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尉氏公司）及被告人尉某甲、刘某甲犯单位行贿罪；被告人吴某某犯介绍贿赂罪一案，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5）丰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邵国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王永彬、卢岩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邵国强及其辩护人邵红微，原审被告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刘小东，原审被告人尉某甲、刘某甲、吴某某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邵国强于2014年8月任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兼案件科科长期间，在办理天津市世纪荣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荣达公司）申请执行被告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欠货款（执行标的金额为人民币163.4365万元）案件时，冻结了尉氏公司账户及其相关人尉氏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尉某甲的妻子叶某某账户。尉氏公司为通过非正规途径解冻账户、不正当履行其法定的偿还义务，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尉某甲在得知被告人吴某某认识该案办案人邵国强后，指使该公司副总经理被告人刘某甲联系吴某某找邵国强请求帮助。刘某甲通过吴某某找到邵国强之后，由吴某某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邵国强通过吴某某告诉刘某甲，表示可以办事，但同时欲将其本人的一台BMW53**i型宝马车（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8.7万元）以人民币60万元的价格卖给尉某甲。刘某甲转告尉某甲后，尉表示同意。邵国强在该案未结案且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将叶某某银行账户解冻，后尉某甲指派刘某甲和叶某某于2014年8月11日，按照吴某某的要求，将叶某某账户内人民币60万元转账至吴某某账户，吴某某于当日又将此人民币60万元从自己账户转至邵国强账户。后邵国强通过吴某某告诉刘某甲、尉某甲，尉氏公司只需再支付荣达公司人民币140万元，此案即可结案。2014年8月15日上午，邵国强在建设银行吉林市解放大路支行未经审批违法解冻了尉氏公司建行账户（账户内余额为人民币1881324.64元），并由刘某甲陪同叶某某从该账户内转款人民币180万元至叶某某个人账户，然后从叶个人账户内提取现金人民币140万作为该案的执行款交给了邵国强。
邵国强在办理此�期间，该案申请执行人荣达公司代理人金某某（另案处理）也找到邵国强请求帮助执行，邵国强表示同意，并向金某某要该案件代理费一半作为好处费。邵国强于2014年8月15日收到尉氏公司的执行回款现金人民币140万元后，未存入法院执行账户，对金某某谎称收到执行回款人民币115万元，同时隐瞒了昌邑法院查封尉氏公司的账户内有人民币180余万元资金的事实。金某某在征得荣达公司负责人同意后，收取人民币115万元执行款，余款人民币25万元被邵国强侵吞据为己有。邵国强在给金某某人民币115万元时从中拿出人民币5万元，称用于交纳执行费，其实际向昌邑法院交纳执行费人民币1.8744万元，剩余人民币3.1256万元做为之先与金某某商定的好处费据为己有。金某某收到执行回款人民币110万元后，按照与荣达公司的约定得到代理费人民币30万元，金某某于当天通过银行转�方式又付给邵国强好处费人民币12万元。
吴某某在邵国强卖给尉某甲宝马车由其转交的过程中，见此车较新，遂将该车留下并过户至自己名下，然后把其自己的一台BMW52**i型宝马车（经鉴定，价值人民币23.4万元）替代给了尉某甲，从中获利折合人民币15.3万元。
综上，邵国强受贿人民币36.4256万元、贪污人民币25万元；尉氏公司、尉某甲、刘某甲单位行贿折合人民币21.3万元；吴某某介绍贿赂人民币21.3万元，牟利折合人民币15.3万元。邵国强在执行该案判决中滥用职权，致使本应可为申请执行人荣达公司执行全部标的金额人民币163.4365万元，却采取蒙骗手段，欺骗案件双方当事人，制造虚假执行和解，仅为荣达公司执行回人民币115万元，造成荣达公司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48万余元。
另查明，尉氏公司于2008年9月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尉某甲，该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名称变更为吉林省拓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尉某甲。吉林市丰满区检察院在办理吉林市纪检委移送的邵国强受贿案时于2015年8月31日电话通知尉某甲、刘某甲到吉林市纪检接受询问。尉、刘到吉林市纪检委后向检察院如实交代了通过吴某某向邵国强行贿的事实。侦查部门又于2015年9月1日电话传唤吴某某到检察院接受询问，吴某某到检察院后如实供述了自己为尉氏公司法定代表人尉某甲与邵国强介绍贿赂的事实。吴某某现已将非法牟利人民币15.3万元交至法院。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4日决定对邵国强立案侦查。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2日决定对吴某某立案侦查。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0月15日决定对尉某甲、刘某甲立案侦�。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任职材料、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载明邵国强系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等情况及其他被告人自然信息。
2、民事判决书、委托执行函、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中国农业银行协助查询、冻结、扣划登记簿、冻结解冻通知书、吉林省诉讼费结算专用票据、结案申请、收据，载明尉氏公司拖欠荣达公司货款、逾期违约金等共计约160余万元及之后昌邑法院受天津市北辰区法院委托代为执行民事判决的执行过程。
3、尉氏公司农业银行账户查询，载明尉氏公司银行账户资金流转情况。
4、涉案×××轿车（BMW523Li）和×××号轿车（BMW530Li）档案材料，载明吴某某将其所有的轿车过户给叶某某，并将邵国强所有的轿车过户给自己的事实。
5、交通银行账户查询、交通银行个人存款凭条、账户交易明细、交通银行个人转账凭条，载明金某某于2015年8月15日将实际收到执行款110万元存入其本人账户，后于当日转账给荣达公司83万元，转给邵国强账户12万元。
6、叶某某、吴某某、邵国强建设银行账户查询、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建设银行取款凭条、尉氏公司建设银行账户查询、建设银行电汇凭证，载明尉氏公司通过吴某某向邵国强转账60万元，及向邵国强支付140万元执行款的资金流转过程。
7、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尉氏公司档案材料，载明尉氏公司自然信息及后又更名为吉林省拓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相应情况。
8、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的暂行规定，载明邵国强执行职务过程不符合该规定。
9、破案经过，载明被告人到案情况。
10、说明、风险代理合同、情况说明，载明荣达公司委托金某某代理其公司与尉氏公司的执行案件，并约定了代理费的支付标准，该案实际得款83万元。
11、送达证、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立案审查、流程管理信息表，载明涉案的执行案件立案及昌邑法院向尉氏公司、荣达公司送达裁定情况。
12、情况说明，载明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尉某甲、刘某甲、吴某某接受询问及三人如实供述相关案件事实等情况。
13、价格鉴定结论书，载明经鉴定，原为邵国强所有的宝马车鉴定价格为人民币38.7万元；原为吴某某所有的宝马车鉴定价格为人民币23.4万元。
14、证人金某某证言，证实其是吉林市双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现主动到检察院配合调查，要反映邵国强向其索贿一事。2000年左右其因工作关系认识了邵国强。2013年天津荣达公司陈某某经理与其联系说在吉林市的执行案件效果不明显，其作为该公司的法律顾问找到了邵国强，邵表示要分其案件代理费的一半，其表示同意。2014年春节前后，昌邑法院执行局开始办理尉氏公司的执行案件，后将尉氏公司的账户冻结。2014年7月左右尉氏公司的工程款回款，因账户冻结耽误公司运营，尉氏公司主动向昌邑法院执行局提出和解，其不清楚尉氏公司交给昌邑区法院执行局多少钱，但裁定上体现的是115万元，包括诉讼费、执�费、本金和利息。2014年8月15日，邵国强通知其到昌邑法院办理相关手续，其来到邵国强的办公室后，邵说执行款回来了，得分钱，经计算案件代理费为30万元，邵说一人一半，其表示同意。邵国强从卷柜中拿出了115万元现金，数完后他直接拿走了5万元说是去交执行费，回来后给其1.8万元的执行费收据，并说他先收下剩余的3万元，汇完款后再扣除这3万元钱。随后二人一起去了交通银行存入剩下的110万元钱，当天还汇给荣达公司经理唐某某83万元，汇给邵国强12万元，这样卡里还剩下15万元。其是迫于无奈才同意给邵国强钱的。其二人之间并无债权债务关系。该案结案后，邵国强曾让其出具20万或25万元的收据，说是尉氏公司多给的钱，因执行裁定上写的是115万元，其未同意出具该收条。2014年夏，其与邵国强聊天时曾说起邵在阿里山花园的房子，其想买给父亲，并去看了一下。但其未答应过要购买此房，也未给过购房款或定金，其从未说过要买此房。
15、证人叶某某证言，证实其是尉某甲妻子，尉氏公司欠天津荣达公司货款。2014年，昌邑法院将公司账户和其个人账户均予以冻结，听尉某甲说如不还钱法院要抓他，还听尉某甲说昌邑法院的法官能将此事“摆平”，但是对方要以60万元卖一台宝马车。2014年8月11日，尉某甲让其给吴某某转账60万元钱，说转账后公司和其个人账户就能解冻，当天其就转给了吴某某60万元钱。听尉某甲说吴某某是办事的中间人。吴某某通过刘某甲给其一台宝马523，过户时是吴某某给的身份证。几天后，尉某甲让其到建行预约取款140万元现金交给法院。8月15日，其与刘某甲到银行将尉氏公司的180万元钱分两笔转到其名下的建行卡中，后又与刘某甲到�行解放大路支行，从其银行卡中一次性提取140万元现金交给了昌邑法院的两名法官。
16、证人朱某某证言，证实2014年8月，其和朋友吴某某喝茶时，尉某甲打来电话说他的公司因欠款被其他公司起诉，公司账户现已被昌邑法院冻结。吴某某说认识昌邑法院的人，其便让吴某某帮忙协调一下。其是在后来才知道吴某某用邵国强的宝马530车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尉某甲。其在该事中只是介绍尉某甲与吴某某认识。
17、证人唐某某证言，证实其是天津市世纪荣达商贸公司的副总经理，尉氏公司欠其公司160余万元钱，其公司通过起诉后委托吉林法院执行局将欠款执行了回来，执行回115万元，扣除费用实际收到83万元。其公司在该执行案件中的代理人是金某某，代理费本金部分按18%收取，超出本金部分按50%收�。听金某某说该案最后和解了，对方给了115万元，按其公司与金某某的约定，通过银行给公司汇了83万元，汇款时间是2014年8月左右。
18、证人刘某乙证言，证实其系昌邑区法院执行局执行员。天津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吉林尉氏公司一案是邵国强办理。按规定解除银行冻结手续需办案人提请主管院长签字后向银行发出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银行才能解除冻结。其在解除对尉氏公司建设银行的冻结文书上签名，未经过主管院长签批，是邵国强让其与刘某丙去办理解冻手续的，这样做违反法定程序，责任应由办案人承担。2015年8月15日，其与邵国强到农行、建行解除对尉氏公司账户的冻结，还与他一起去银行取过被申请人的执行款现金140万元，尉氏公司的人让邵国强出具收条但他没有出具，钱带回法院后就由邵国强处置了。按规定执行款应划�执行账户，如被申请人提供现金，应由申请人在场直接将款提走。其与邵国强去取款时申请人并不在场，这属于违规扣划。收款时是银行清点好由尉氏公司的人交给了邵国强。
19、证人寇某某证言，证实其系昌邑法院审判管理室主任。邵国强有权利提出变更办案人，该执行案件结案标的金额是邵国强自己填写的。
20、证人隋某某证言，证实其系昌邑法院执行局书记员兼该局内勤。该执行案件结案标的金额是邵国强自己填写的。庭长有变更办案人权限。
21、证人夏某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7月6日起到昌邑法院做临时性会计工作。按规定案件执行款应该进入到法院的执行款专户。其不了解2014年天津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尉氏公司欠款一案，也没有该案的钱款汇到法院专户。
22、证人董某某证言，证实其自2009年12月起任昌邑法院会计。按规定案件执行款应该进入到法院的执行款专户。其不了解2014年天津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尉氏公司欠款一案，其自2014年7月底至2015年年初休产假，上班后没有该案的钱款汇到法院专户。
23、证人王某某证言，证实其自2013年12月开始任昌邑法院副院长，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分管执行局，邵国强是执行局副局长。产生异议的和要采取强制措施的执行案件需向其汇报，也必须经其审批，包括账户的解封。邵国强从未向其汇报过他控制或保管过案件执行款的事情。按要求执行款必须进入执行账户。其不了解2014年天津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尉氏公司欠款一案，对尉氏公司和叶某某账户的冻结及解除冻结均未经过其审批。邵国强未向单位上交过该案的执行款。该执行案件�结存款通知书中院长签字处不是其本人签的。冻结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应直接扣划到法院执行款专用账户中，不允许办案人私自提取现金。
24、证人李某甲证言，证实其自2006年起在昌邑法院执行局工作。天津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吉林尉氏公司的案子是邵国强办理的，其协助他到建设银行办理过尉氏公司银行账户冻结。冻结银行账户需主管院长签字，但邵国强未按照程序经主管院长审批，冻结存款通知书上的签字不是王某某院长的签字，应该是邵国强签的。2014年5月，王院长给执行局开会时曾说过办理查封、冻结、扣划和支付执行款需要由院长签字。
25、证人李某乙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到昌邑法院执行局监督科工作。天津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吉林尉氏公司的案子由其立案，执行立案都是邵国强审批，其不清楚是否需副院长批准。当时立案手续不全，其请示了邵国强，邵国强让立案。立案表上手写的“邵国强”是其写的，是邵国强将案子调度过去的。
26、证人刘某丙证言，证实其自2009年开始在昌邑法院执行局工作。天津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吉林尉氏公司的案子由邵国强办理，其曾协助他到建设银行办理过尉氏公司银行账户冻结。其与刘某乙一同去办理过解冻手续。邵国强未找过主管院长审批，如果出现问题，应由办案人承担后果和法律责任。
27、被告人邵国强供述与辩解，供认其自2011年起任昌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兼案件执行科科长。天津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吉林尉氏公司欠货款一案是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委托昌邑法院执行的，其是该执行案件主办人。该案最后执行和解，执行了115万元，是现金支付。其与刘某乙还有尉氏公司的人在大东门的建设银行由尉氏公司支取了115万元现金，其将钱装进警车带回法院并通知荣达公司的代理人金某某来取钱，随后就将该115万元现金支付给金某某，并让金出具了收条。在执行该案时吴某某找过其帮助尉氏公司，其建议做工作争取和解。2012年，其以约50余万元钱购买了一台BMW53**i宝马车。2014年七、八月间，其让吴某某将这台宝马车以60万元的价格卖掉，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到其建设银行卡中（即2014年8月11日13时49分转入），当时其不知道他卖给了谁。金某某于2014年8月15日转给其的12万元钱是购房款，其与金某某之间没有书面购房协议。其与尉氏公司、吴某某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执行该案期间法院冻结了尉氏公司及相关个人的三个账户，账户在尉氏公司给付115万时被解封。其于2014年8月将宝马车作价60万卖给吴�某时感觉该车不值60万元，就又送给吴两幅字画。
28、被告人尉某甲供述与辩解，供认其自2008年开始任尉氏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15年4月更名为吉林省拓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一直担任法定代表人。其公司欠天津荣达公司货款。2014年三、四月份，昌邑法院执行局邵国强副局长带人来公司，说荣达公司申请执行，当时因公司没钱，这件事情就搁置了。2014年7月，公司账户因被查封取不出钱，其听朋友朱某某说吴某某认识邵国强，欲帮其找吴某某，其表示同意。其让刘某甲全权处理此事。后听刘某甲说通过吴某某联系到邵国强，邵称事情很严重，属拒不执行判决罪，可以抓尉某甲。邵国强还称事情可以办，但要将一辆宝马车作价60万元“顶”给其，并再给荣达公司140万元就可以了结此案。其表示花多少钱�要将事情“摆平”。因公司账户被查封，手里没钱，邵国强表示可先将叶某某账户解封，然后再给钱。叶某某的账户被解封后，其让叶某某付了60万元车款。该车是宝马523，当时以为是邵国强的，后来才知道是吴某某的宝马车。其将公司账户的180万元钱转到叶某某账户，让叶某某提现140万元交给了邵国强，该笔款是结算来的工程款。其欠荣达公司80.4万元货款，但法院说加上利息等执行标的好像是220万元。其认为找人办事得花钱，邵国强是执行法官，其想不管花多少钱只要把事办了就行。之前其与邵国强不认识，也无债务往来。其与吴某某亦无债务。
29、被告人刘某甲供述与辩解，供认其自2012年始任尉氏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8月，尉某甲让其找朱某某，再让朱某某带其找吴某某办理公司与荣达公司执行案件一事。吴某某与昌邑法院的邵国强关系很好，执行案件就在邵国强手中。其听吴某某说事情很严重，法院有权抓人，但他说这事能办，并称邵国强有辆宝马车，想作价60万元顶给尉某甲。尉某甲对其说抓紧“摆平”此事就行，还说因账户都被查封，能否先解封再买车。其将此话转达给了吴某某，之后吴说再给荣达公司140万元，这事就结了。过不久，吴某某打电话说账户已解封，并让其将钱汇到他自己的账户。尉某甲让叶某某从她自己的账户转出60万元钱给吴某某。后吴某某又打电话告诉其到银行预约提款140万元，法官到银行时给现场解封。第二天在大东门附近的建设银行，邵国强和法院的另一个人先将查封的账户解封，后叶某某从尉氏公司的账户提出180万元转到她个人银行卡里，再从她的银行卡里提取140万元现金交给了邵国强。当时让邵国强出�条，他说不能出收条，法院出具结案手续。过了几天，吴某某让其到茶楼取车，是一台二手宝马523。法院文书上的案件申请标的额是160万元，而邵国强说的是220万元。
30、被告人吴某某供述与辩解，供认其认识邵国强，其帮助尉氏公司办理过执行欠款一事。2014年七、八月某天，其和朱某某、尉某甲在茶楼喝茶时遇见邵国强，便邀请他一同喝茶。此后朱某某打电话让其找邵国强帮忙处理尉氏公司执行一案，并说尉某甲“不差事”（即事成后会有好处）。其向邵国强谈及此事，邵国强表示可以办，但得将他妻子的一台宝马530作价60万元“顶”出去。几天后，朱某某将尉某甲的妹夫刘某甲介绍给其认识，刘某甲说尉某甲同意60万顶车。邵国强表示得先将60万元钱汇过来才能办事，尉某甲说现�没钱，能否将账户解封后再汇款。邵国强说可先把尉某甲妻子的账户解封。第二天邵国强将叶某某的账户解封一事告之于其，并让尉某甲把钱先汇给其，由其再将该笔钱转给他。当天下午，叶某某将60万元汇到其建行的银行卡，随后其又转汇到邵国强的银行卡内。邵国强将他的宝马车送过来时，其看到该车比自己的宝马车车况好，就留了下来，而将自己的宝马车顶给了尉某甲，尉知晓此事。过了几天，邵国强说荣达公司同意执行和解，让其告诉尉准备140万现金交给昌邑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邵国强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邵国强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邵国强在执行判决活动中，滥用职权，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执行判决滥用职权罪。邵国强作为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执行判决滥用职权行为，同时构成受贿罪，依法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故在邵国强同时构成受贿罪、执行判决滥用职权罪的情况下，以受贿罪对其定罪处罚。被告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被告人尉某甲身为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应对本单位行贿犯罪负刑事责任，被告人刘某甲作为直接责任人亦应负刑事责任。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尉某甲及刘某甲，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被告人吴某某向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介绍贿赂罪。吴某某在接受检察机关询问时主动交代了其介绍贿赂的犯罪事实，在审理期间其将非法牟利的人民币15.3万元返还，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可免除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予以支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人邵国强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六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一万元；二、被告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三、被告人尉某甲犯单位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四、被告人刘某甲犯单位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五、被告人吴某某犯介绍贿赂罪，免予刑事处罚；六、依法追缴被告人非法所得，上缴国库。
上诉人邵国强及其辩护人认为：一、原审认定邵国强贪污公款25万元，而该笔款项不属于“公共财产”，不是贪污罪客体所指向的公共财物，且邵国强称其收取尉氏公司的执行款为115万元，故原审认定邵国强犯有贪污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邵国强与金某某之间存在房屋买卖事实，金某某转给邵国强12万元钱款中其中10万元系购房预付款，另外2万元系其先前垫付的执行费，故原审认定邵国强从金某某案件代理费中取得15万余元好处费无事实依据；三、邵国强与吴某某之间是正常的车辆买卖关系，原审将其认定为受贿罪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认定邵国强犯有贪污罪、受贿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改判邵国强无罪。
吉林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采信的证据与原审一致，故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邵国强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方法，将25万元执行款据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其非法收受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为构成受贿罪。原审被告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原审被告人尉某甲身为单位法定代表人、原审被告人刘某甲作为直接责任人亦构成单位行贿罪。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尉某甲及刘某甲，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原审被告人吴某某向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吴某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介绍贿赂的犯罪事实，依法可免予处罚。关于邵国强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认定邵国强犯有贪污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对于邵国强现场收取尉氏公司执行款140万元一事，证人叶某某、刘某乙证言与被告人尉某甲、刘某甲、吴某某供述相吻合，供证一致，且当天银行取款记录亦显示支取现金140万元，足资认定，依照法律规定执行款系国家机关管理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邵国强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对双方当事人隐瞒真相将此款中的25万元据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故本院对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邵国强及其辩护人所提邵国强与金某某之间是房屋买卖关系，涉案10万元是购房预付款的意见，经查，依据证人金某某证言可证实其确与邵国强谈及过购房一事，但其仅仅是具有购买意向，并未就明确购买该房屋与邵达成合意，依据证人唐某某证言及金某某与天津荣达公司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银行转账凭证能够认定金某某应得代理费为30万元，其实际付给邵国强15余万元与其证言“案件代理费一人一半”相吻合，且其给付邵国强钱款的时间亦恰恰为尉氏公司执行款回款当天，上述事实足资证实涉案15万余元系邵国强受贿所得，故本院对该项上诉�见不予支持；关于邵国强及其辩护人所提邵国强与吴某某之间是正常车辆买卖关系不存在受贿的意见，经查，依据证人叶某某、朱某某证言及被告人尉某甲、刘某甲、吴某某供述均能够证实尉氏公司为解除法院对公司账户的冻结及避免相关责任人员被采取拘留措施，尉某甲、刘某甲通过吴某某向邵国强寻求帮助时，邵国强要求将本人的宝马汽车以60万元价格卖出作为“办事”回报，卖车当天的银行转账记录亦显示60万元卖车款由叶某某账户转给吴某某后随即转至邵国强账户，上述事实足资认定邵国强受贿事实的成立，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吉林市人民检察院意见正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关 波
代理审判员 陈 迪
代理审判员 徐建玉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赵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