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0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巍，男，197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解本平、冯圆媛，浙江天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临丁路639号2幢。
法定代表人马维增，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轶军、陈秀梅，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韩巍、上诉人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7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7月23日，韩巍、运通公司签订一份宝马越野车购销合同，韩巍购买了运通公司的宝马1997CC越野车（BMWX5xDrive28iLS21）一辆，发动机号为B4231336N20B20A,车架号为WBALS2107G0S57035。车辆销售价格为裸车价651800元，韩巍为新车向运通公司购买精装费用19000元，并为办理按揭手续向运通公司支付10000元服务费。运通公司向韩巍交付上述宝马1997CC越野车并出具相应发票。韩巍通过运通公司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分别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费用分别为950元与15591元，并缴纳购置税58700元。韩巍在办理第三次临牌登记手续时，被告知该车已办理过三次临牌，不能再办理，遂发现本案涉案车辆已于韩巍购买车辆之前办理过临牌登记手续。韩巍认为运通公司在向韩巍售车及交车过程中隐瞒该事实，未向韩巍做出任何告知和说明，存在欺诈，于2016年10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韩巍与运通公司就发动机号为B4231336N20B20A，车架号为WBALS2107G0S57035的宝马X528i越野车的买卖合同；2、运通公司向韩巍返还购车款651800元、精装费用19000元及服务费10000元；3、运通公司赔偿韩巍已支付交强险损失950元、商业险损失15591元、车船税损失150元及购置税损失58700元；4、运通公司赔偿韩巍1955400元。
另查明，案外人王丽芳曾于2016年5月3日向韩巍购买涉案车辆，当日王丽芳缴纳了车款并办理了车辆保险及临牌登记，随即在提车时因对车辆内饰不满，双方办理了退车手续。2016年5月3日当天，王丽芳交还购车发票及保险单原件及客户临牌，2016年5月4日开始着手办理退保、退费手续，并于当月办理完毕。
再查明，韩巍在购买诉争车辆后，自认车辆并不存在质量问题，一直在正常使用至今，并于2016年10月11日到运通公司处做了第一次保养并安装牌照。
原审法院认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和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本案中运通公司隐瞒曾将该车出售给王丽芳的事实，虽然影响了韩巍对商品的知情权及选择权，但损害消费者知情权及选择权的行为并不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适用三倍赔偿的欺诈行为，还应综合考虑侵权行为及结果与惩罚的相当性。本案中车辆曾出售的事实及运通公司的隐瞒行为，并未影响所售车辆的质量及使用性能，运通公司的侵权行为不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适用三倍赔偿的欺诈行为。韩巍遭受侵犯的仅是商品选择权，其要求三倍赔偿的请求与运通公司的侵权行为并不相当，因此，对韩巍该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韩巍发现车辆在其购买前有过出售的事实，仍然采取继续使用车辆至今并自认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说明韩巍客观上选择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因此，韩巍申请撤销合同退车的诉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但考虑运通公司损害了韩巍的知情权及选择权，对韩巍的车辆使用也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应当酌情给予韩巍一定的经济赔偿。原审法院根据车辆价值、运通公司侵害韩巍知情权、选择权的内容等，酌定运通公司给付韩巍80000元经济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运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韩巍赔偿款80000元；二、驳回韩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93元，减半收取为14246.5元，由韩巍负担13663.5元，由运通公司负担583元。韩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运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韩巍及运通公司均不服。韩巍上诉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运通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赔偿韩巍三倍车价款。一、原审法院确认运通公司提供的车辆存在欺诈行为，该欺诈行为虽然属于损害消费者知情权及选择权的行为，但并不当然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适用三倍赔偿的欺诈行为。韩巍认为，运通公司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且已经构成了欺诈。即便该行为暂时未对韩巍的车辆使用造成确实的影响，但运通公司主观上故意隐瞒事实，将二次销售的二手车当作新车卖给韩巍，已严重侵犯了韩巍的合法权益，属于极其恶劣的销售行为。本案涉案车辆2016年2月17日开始办理运输，3月23日已经进到中国境内办结进口手续，该车第一次销售时间是2016年5月3日，车辆为现车，车辆已经在4S店，第一购买人在对车辆确认无误的情况下，支付了购车款项，并购买保险、办理临牌，满足全部的车辆上路行驶条件。因该车的实际里程数将近100公里，4S店与第一手车主协商退回了该车，并于2016年8月3日第二次销售给了韩巍，两次销售间隔三个月，无法确认该车是否被使用过。本案的实际情况有别于4S店为了业绩冲量将车辆登记在员工名下获得更多的奖励的行为。因放在员工名下不需要购买保险、不需要办理临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在车辆销售后因车辆存在瑕疵将车辆进行退回处理，并由4S店进行维修，但4S店为了将该车继续作为新车进行销售，而未上传维修记录，但第一次购买的保险记录和临牌记录是无法去除的。退一步讲，车辆质量与使用性能是否存在问题不是构成欺诈的必要条件，根据《民通意见》第68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三倍赔偿属于惩罚性条款，因为一触即发，只要4S店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就应当支付三倍赔偿，不需要与侵权行为的程度相当。一审判决实际上对有明文规定的条款进行了自由裁量，违背了该惩罚性条款的立法本意。本案诉争车辆曾向案外人销售过，已买过保险、上过临牌，但案外人退车后，运通公司进行了二次销售，且未将相关情况告知韩巍。如果韩巍购车时，知道此车为二次销售车辆，坚决不会购买此车。运通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存在隐瞒重大事实的行为，消费者购买汽车系大额消费，是否购车、购买哪款型号的车以及具体到购买哪辆车，均需在充分掌握信息基础上，慎重作出决定。关于车辆是否曾经做过销售的情况，对消费者的选择权存在重大影响。在消费者与汽车销售商本身就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故意排除消费者对此类信息的知情权，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应得到严厉的惩罚。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韩巍从未自认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韩巍不是相关专业人士，对车辆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即便是现在都是无法确认的，该车本身即是因为质量问题而导致案外人退车，究竟运通公司对车辆进行了何种维修，韩巍无法确认。不能因运通公司处不存在维修记录，就确定该车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因为种种原因运通公司为了保证车辆不贬值，完全可以做到只维修不上报记录，把二手车当新车卖。涉案车辆目前没有发现质量问题不代表该车系合格的新车，不存在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本案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整个浙江省的汽车行业有重大影响，退车事件时有发生，对退车进行折价处理也是行业的惯例，若维持一审判决，4S店的违法成本将大幅度降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将会得到纵容。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运通公司针对韩巍的上诉答辩称：一、1、运通公司的行为不存在欺诈，无需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赔偿韩巍三倍车价款。此案事实上不构成欺诈，运通公司无主观上故意隐瞒情况，客观上对韩巍无任何损害事实，没有影响到韩巍购买车辆的选择权、知情权，且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立法目的是针对欺诈、制假贩假，销售劣质产品的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其目的是为了预防此行为的再度发生。《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六条详细约定了销售者的禁止性行为即欺诈行为。本案中交易买卖的核心是车辆，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看，车辆不存在任何质量瑕疵问题，因此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欺诈，无需退一赔三。二、一审酌定判决8万元经济赔偿，其核心是一审法院认为运通公司在本次汽车销售过程中告知不充分，因此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运通公司认为告知是充分的、合法的。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3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对能完全恢复到初始销售状态无理由退货商品可以作为全新商品再次销售，对不能够恢复到初始状态无理由退货后商品再次销售的应当通过显著的方式将商品的实际情况标注。反观本案，运通公司与王丽芳并未完成销售行为，也可以说运通公司做了一次无理由退货行为，运通公司理应有权将案涉车辆作为全新商品出售，而无需做出显著标注或告知。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主要是商品的基本情况和商品的性质状况，比如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等，运通公司在本次销售过程中已经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所述的知情权的范围告知了韩巍，另，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服务指引》第8.2条也明确的告知了经销商需要告知客户的具体内容，从此份行业自律文件可以看出即使车辆出现划伤、喷漆只要修复未到达全车半数以上工位（根据各车车型不同，13-15个工位）都无需告知买受人。本案更不属于需要告知范畴。3、运通公司的行为未侵犯韩巍的选择权，无需支付赔偿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的选择权，系自主选择、选择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服务方式、自主选择是否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对商品服务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本案中运通公司并未侵犯韩巍的选择权。综上，请求驳回韩巍的上诉，并依法支持运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运通祥宝公司上诉称：一、运通公司并未曾将案涉车辆销售给王丽芳，不存在隐瞒事实。1、案涉车辆先前虽有意向购买人王丽芳缴纳车款、缴纳保费和上临牌的情况，但实际上，王丽芳仅为意向购买者，在2016年5月3日缴纳了相关款项并随即以所谓的内饰不喜欢为由提出退款，王丽芳在运通公司店内无理大闹，最终运通公司从大局出发，考虑正值杭州G20峰会，在警察的调解下，退还了其缴纳的全部款项，期间时间相隔不到3小时。2、运通公司与王丽芳并未进行车辆交付，王丽芳甚至都没拿到过车钥匙，更没有驾驶过案涉车辆。车辆买卖行为不仅包括“支付车款、缴纳保险费、上临牌”，更包括“车辆的检查及双方对标的物的交接”，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即视为车辆完成一次销售，运通公司与王丽芳并未进行车辆交接，因此双方并未完成车辆销售行为，运通公司更不存在隐瞒出售事实的行为。二、就车辆之前存在的付款购车并退款的情况，运通公司认为该事项不属于运通公司应当告知的范畴，未侵犯韩巍的知情权、选择权。该观点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即将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立法精神契合。同时，该观点也符合汽车流通领域的行业惯例，符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下发的相关文件的规定。1、纵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立法精神与上诉人观点一致。2016年上半年，国家工商行政总局为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有关问题，代国务院起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时间已于2016年9月5日截止。该条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对能够完全恢复到初始销售状态的无理由退货商品，可以作为全新商品再次销售；对不能够完全恢复到初始状态的无理由退货商品再次销售的，应当通过显著的方式将商品的实际情况标注。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相关立法精神是如果商品可以做到恢复到初始销售状态，则可以作为全新商品再次销售，如果做不到，则需要显著告知。反观本案，上诉人与王丽芳并未完成销售行为，车辆退回的原因并非是车辆存在瑕疵，而系王丽芳对车辆的内饰不喜欢，亦可以说运通公司做了一次“无理由退货”行为，那么运通公司理应有权将案涉车辆作为全新商品出售，而无需做出显著标注或告知。2、运通公司为4S汽车经销商，属于汽车流通行业，归属该行业内组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行业管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其是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汽车流通行业唯一的国家级社团法人组织）在2017年3月10日发布了《乘用车新车售前检查服务指引》（试行），该指引第8.2条明确规定了经销商需要告知客户的相关内容，从此份行业内自律文件可以看出，即使车辆出现划伤喷漆，只要未达到全车半数以上工位的修复，都无需告知买受人。那么反观本案的实际情况，更不属于需要告知范畴。行业协会之所以出具此类文件，正是考虑到汽车流通行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行业内进行相关自律，平衡各方权益的结果。因此，运通公司的做法是符合汽车流通行业惯例的。3、韩巍购买该车辆时，车辆存放在店内展厅，对这一事实韩巍是明知的，且购买时也享受了部分优惠折扣（约15%）。韩巍能够接受购买展厅车辆，先前的付款退款行为不可能会影响到韩巍的选择权。4、各行各业，意向购买人付款后再退款情况很多，商品的信息也非常之多，如果追根溯源，则无究无尽，如果把这些情况都认定为需要告知的范畴，那明显加大了经营者的责任，显然对交易双方是不公平的，其最终将会对交易双方造成伤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显然运通公司遵守了上述全部规定，将车辆的上述情况告知了韩巍，由韩巍自由选择。三、运通公司无任何侵权行为，无需承担任何损失赔偿。1、本案先前意向购买人付款、退款以及上过临牌的行为并未对韩巍构成任何影响。本次交易买卖的核心是车辆，依据目前查明的实际情况，车辆并未有任何质量问题，也不存在任何人先前使用情况，完完全全就是全新的车辆。2、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从本案的事实来看，运通公司并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述的隐瞒销售给王丽芳的事实情况，韩巍的合法权益更未受到任何侵害，因此运通公司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反观韩巍，过度维权，故意浪费本已非常紧张的司法资源，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另，韩巍所述的车辆交给韩巍时里程数有近100公里不是事实。综上，运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不符合立法精神，存在矫枉过正之嫌，也助长了过度维权。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韩巍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韩巍针对运通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关于王丽芳退车的理由，一审证据上描述的是对内饰不满，但韩巍不予认可。在王丽芳交钱购买保险上临牌前，车辆是现车，王丽芳一定对车辆进行了验收。至于王丽芳究竟是对车辆内饰什么样的原因不满，韩巍不清楚，而且也无维修记录。但是该瑕疵应该是很明显的。对于运通公司称车辆并未交接，韩巍不予认可。若是没有交接，王丽芳不可能为车辆办理临牌。2、根据杭州市车辆的管理条例，每辆新车可以办理三次临牌。案涉车辆在退回之后，韩巍只能办理两次临牌，运通公司对该项权利瑕疵是明知的，因此，王丽芳退回的车辆无法回到初始商品销售状态。运通公司明确认为对王丽芳的销售为无理由退货，对王丽芳退车的行为欣然接受，但却未向韩巍说明、提示曾经向王丽芳进行过销售并办理过保险、临牌的情况。3、关于4S店所述的购车优惠的情况，该事实不存在。王丽芳购买该车的价款为657500元，在三个月后，该车库存期将近6个月，韩巍以651800元购得该车，同时购买了19000元精装费用，可见，运通公司并未因第二次销售车辆采取折价或减价的方式。4、关于4S店所提到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这个协会的性质有待商榷，其所出具的自律文件确认的告知范围并不等于4S店法定的告知义务就仅限于此，不能作为法院衡量4S店告知义务的依据。该指引对本案的情况是否需要告知并未明确，且行业自律规范具有行业保护的倾向性，且与是否具有告知义务无关。5、韩巍认为二次销售必须告知第二次买受人，二次销售对韩巍的知情权、选择权有明显的影响。
二审中，上诉人韩巍未提交证据。上诉人运通公司向本院提交案涉车辆维修及保养记录2页，欲证明目前车辆的行驶公里数，以及该车在售出后出现过一次较大事故，进一步证明韩巍对车辆使用频繁，其并未对该车存在不满。
上诉人韩巍对证据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对证据的形式有异议，系复印后由4S店加盖公章。韩巍对车辆的使用确实较为频繁，因该车系韩巍的唯一车辆，韩巍上班距离远，本人老家在东北，其妻老家在温岭，故该车行驶公里数比较多也是正常。
本院认为运通公司提交的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因运通公司已在法庭说明了韩巍车辆的修理机构，而韩巍作为车辆的所有人有条件提供反驳证据，其仅表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却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另查明，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保险公司在运通公司设有办理保险的业务点，运通公司有车管所提供的系统，可在运通公司直接办理临牌，一般购车后在交车上路前需办好临牌并投保。案外人王丽芳办理涉案车辆保险的时间为2016年5月3日下午15时20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情况。本案中，韩巍主张运通公司隐瞒了涉案车辆系二次销售的事实，构成欺诈。首先，王丽芳办理涉案车辆保险已是2016年5月3日15时20分，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一般购车流程及王丽芳于当日即退车的事实判断，运通公司主张王丽芳实际并未从运通公司提走车辆符合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涉案车辆在出卖给韩巍之前虽发生过一次销售行为，但在买受人实际提取、使用该车前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该情节不会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中所列举的商品的质量、用途、性能等实际属性，不影响韩巍对车辆本身的选择权。对于该情形是否属于商家应当履行告知义务的范畴目前法律未有明确界定。而惩罚性赔偿是指行为人恶意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对该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再判令行为人支付受害人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金。本案情形不足以认定运通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原审法院未判令运通公司支付惩罚性赔偿金正确。但因涉案车辆曾出售并办理临牌的事实，导致韩巍失少了办理临牌的一次机会，对韩巍的车辆使用造成一定影响，应当酌情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但一审确定8万元过高，本院调整为3万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确定的经济赔偿额过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7533号民事判决。
二、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韩巍赔偿款3万元。
三、驳回韩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8493元，减半收取14246.5元，由韩巍负担14000元，由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4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493元，由韩巍负担28000元，由杭州运通祥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93元，双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王 亮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史杰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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