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9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立勋。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纪菊。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群，广东微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杨，广东微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佩佩。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荣，广东信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玉成，广东信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耀智，执行（常务）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策程，公司职员。
上诉人陈立勋、纪菊与被上诉人郭佩佩、原审第三人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地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前民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立勋、纪菊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郭佩佩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陈立勋、纪菊无须返还郭佩佩定金人民币50万元，该定金归陈立勋及纪菊所有；3、判令郭佩佩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事实与理由：一、陈立勋适当完成了合同义务，不构成违约。《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买方同意卖方委托担保公司担保融资赎楼，卖方须于签署本合同之日起18日内与担保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并向担保公司或者其他第三人出具办理赎楼的公证委托书及办理赎楼的其他相关手续，买方须协助卖方办理。卖方虽有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仍不能获得赎楼贷款，或担保公司因其他原因无法将楼赎出的，卖方应自行赎楼、还清贷款。”根据该条约定，陈立勋前后两次办理公证《委托书》，全权授权委托其代理人办理出售涉案房产的相关事宜，陈立勋并未违反该项约定。陈立勋于2014年4月28日出具的第一份公证《委托书》中，全权委托庄君佑、罗德贤二人办理出售房产可能涉及的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1)全权办理赎楼手续（第二条）；(2)全权办理赎楼贷款手续，代为签署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借据等一切相关文件（第七条）；(3)办理房款资金监管以及解除资金监管手续，签署相关文档（第十二条）；(4)到担保融资公司签署与担保融资相关的所有文档，并交纳相关费用（第十三条）；(5)受托人有转委托权（结尾处）。从第一份公证《委托书》的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该份公证委托书已经特别针对赎楼相关事项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陈立勋全权委托代理人办理涉案房产的签约售卖、办理赎楼手续、签署赎楼融资担保相关文件等具体事项，且在买卖双方签约《二手房买卖合同》过程中，代理人庄君佑也向郭佩佩及中原地产出示了该《委托书》，郭佩佩及中原地产未提出任何异议，代理人庄君佑并于2014年5月底凭该份公证《委托书》与担保公司人员一起前往涉案房产抵押银行办理赎楼申请，并与担保公司签署赎楼融资担保相关文件，银行也接受了庄君佑及担保公司的赎楼申请。上述事实也表明包括陈立勋、代理人庄君佑、郭佩佩、中原地产以及担保公司在内的所有人员均认为凭第一份公证《委托书》完全可以办理涉案房产赎楼相关事项。一审法院机械地以赎楼未成功为由认定该公证《委托书》未特别针对赎楼事项出具，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另外，在陈立勋于2016年6月底得知第一份公证《委托书》不符合涉案房产抵押银行的要求、担保公司无法完成担保赎楼的消息后，随即按照中原地产的要求出具了第二份公证《委托书》，重新全权委托陈某某、罗某某、周某某三人办理出售涉案房产。第二份公证《委托书》在第一份公证委托书的基础上，针对赎楼相关的事项更加详细明确了代理人的委托权限，第二份公证《委托书》的附件中还有三份委托书，分别为陈立勋对杨某等5人、对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员工秦某某等4人、对王某某等4人的全权委托。附件的三份委托书是完全根据涉案房产抵押银行的要求，由中原地产提供的样式，陈立勋在第二份公证《委托书》中出具前述三份委托书，也是出于快速有效地配合完成赎楼、促进合同履行的目的。从两份公证《委托书》的内容以及上述事实，足见陈立勋出具公证《委托书》、履行合同义务的真实意思与意愿，并且适当履行了合同的义务，根本不存在违约行为。即便陈立勋出具的第一份公证《委托书》不符合涉案房产抵押银行赎楼审批的要求，存在一定的瑕疵，但陈立勋对此不存在过错，更谈不上陈立勋履约不积极、具有根本性违约的故意。首次，陈立勋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其不清楚大陆房地产交易的具体流程，更不知道涉案房产抵押银行对中原地产赎楼委托公证有如此严苛的规定或要求；其次，在买卖双方签约过程以及首次办理赎楼申请的过程中，除了买卖双方外，包括中原地产以及融资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等专业人员均认为第一份公证《委托书》完全符合抵押银行赎楼的要求，故在第一次申请赎楼前并没有要求陈立勋出具新的公证委托书；再次，郭佩佩自始至终是知晓并同意由陈立勋的代理人代为履行合同交易相关事宜，并且郭佩佩在2014年8月份之前，也没有对因第一份公证《委托书》不符合涉案房产抵押银行要求一事表示任何的不满或者异议；最后，直至郭佩佩提出解除合同时，根本不存在第二份公证《委托书》不能办理赎楼申请的情形，并且买卖合同中并未对陈立勋完成赎楼的时间作出明确约定，郭佩佩从未提出待陈立勋完成赎楼后才办理购房款资金监管的要求，反而是多次以不存在的理由或借口就公证委托书中的瑕疵问题向陈立勋发难，试图以此掩盖其因不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无法按时完成剩余购房款监管的违约事实。二、纪菊按时补签合同，且签署了《委托书》并公证授权担保公司担保融资赎楼，积极履行了合同的义务。2014年5月18日，庄君佑代表陈立勋与郭佩佩签署《二手房买卖合同》时，纪菊尚身在上海，故代理人庄君佑与郭佩佩签署合同在该合同第十四条【备注】的第二点约定：“因另一产权人纪菊不在深圳，无法到现场签署合同及相关资料，陈立勋的代理人庄君佑巳告知纪菊合同条款及相关法律责任，庄君佑承诺纪菊将于2014年5月22日前（含当日）补签合同，如逾期卖方纪菊未办理则视为卖方违约，产权人陈立勋及代理人庄君佑同意承担由此引致的一切相关违约责任，买家有权即时解除合同并有权追究卖方及代理人庄君佑的违约责任。”其后，纪菊专程从上海飞到深圳并补签了《二手房买卖合同》，并于2014年5月22日与中原地产的工作人员及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蔡某（女，电话：136xxxxxxxx）一起前往深圳市南山区公证处办理担保赎楼《委托书》公证，并在蔡瑜的指导下签署了《担保服务合同》、《担保书》、《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等担保赎楼所需的相关文件。上述《担保服务合同》、《担保书》、《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等相关文件，代理人庄君佑也于2014年5月底与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前往涉案房产抵押银行办理赎楼申请时予以签字确认。陈立勋在2014年7月23日出具第二份公证《委托书》之后，陈立勋重新委托的代理人罗某某、陈某某也对庄君佑签署的上述赎楼文件予以签字追认。上述《担保服务合同》、《担保书》、《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等相关文件中的担保人虽为“普宁市润任达投资担保”，签署欠缺规范，但该《担保服务合同》等相关文件确实是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给陈立勋要求签署的，事实上这也符合二手房交易中第三方担保融资赎楼的交易习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委托担保公司担保赎楼需办理全权委托公证，委托人在办理授权公证时或之前，会根据担保公司的要求签署授权委托书以及相关的担保服务合同、担保书、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划款委托书等空白文件，以备办理担保融资赎楼之用，赎楼担保的实际担保人往往由担保公司指定。即便陈立勋、纪菊签署的担保服务合同存在瑕疵，但结合陈立勋、纪菊办理公证委托书的行为，可以确定的是：陈立勋、纪菊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均已按照《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委托担保公司办理担保融资赎楼的事实，陈立勋前后两次出具公证委托书，其代理人也及时与中原地产及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抵押银行办理赎楼申请，尤其是第二份公证《委托书》更是明确授权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全权办理赎楼等事宜，纪菊也向担保公司出具了公证《委托书》全权委托办理赎楼。郭佩佩在《律师磋商函》中以及一审庭审过程中均对陈立勋、纪菊前述赎楼事实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也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却以陈立勋、纪菊未与担保公司签订服务合同进一步履约为由认定陈立勋、纪菊对于委托担保公司赎楼一事不积极，显属错判。三、一审法院过分加重陈立勋、纪菊的义务，郭佩佩根本不存在适用合同先履行抗辩权的情形。《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六条只是规定了陈立勋、纪菊须在合同签订后18天内委托担保公司担保融资赎楼，向担保公司或者其他第三人出具办理赎楼的公证委托书以及其他相关手续。但该条并没有规定陈立勋、纪菊完成赎楼的具体时间，更没有要求陈立勋、纪菊必需在郭佩佩监管剩余购房款之前完成。事实上，陈立勋在签约之前已经办理《委托书》公证，全权委托代理人负责涉案房产的出售、办理赎楼手续、委托担保赎楼等相关手续；纪菊也在2014年5月22日向担保公司出具公证的《委托书》委托赎楼，陈立勋的代理人庄君佑并于2014年5月底与担保公司人员前往银行办理赎楼申请并获银行受理。至此，陈立勋、纪菊严格按照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期限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郭佩佩不存在其所主张的合同先履行抗辩的情形。其后，虽陈立勋第一次出具的公证《委托书》存在瑕疵、不符合涉案房产抵押银行的要求，但陈立勋也及时按照中原地产要求，并按照抵押银行的标准重新出具第二份公证《委托书》，郭佩佩也完全知晓陈立勋、纪菊前后出具两份《委托书》的情况，并且在此期间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异议或不满。陈立勋、纪菊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及中原地产的要求履约，根本不存在违约行为。同时，《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四条规定：“买方须于2014年8月30日之前（含当日）将定金之外的全部楼款支付至买卖双方指定的第三方监管账号”；第五条：“在买方按照本合同第四条约定将楼款一次性支付至买卖双方指定的第三方监管账号或者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函，且卖方已取得房产证原件（产权无抵押、无查封）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买卖双方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但最晚不得迟于赎出卖方房产证两个工作日（含当日）。”根据上述合同条款约定，可以得知本案买卖双方交易的过程中，合同中买卖双方只对卖方赎楼方式的选择次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先委托担保公司赎楼、赎楼不成再自行赎楼。但合同中对卖方赎楼完成时间与剩余购房款监管时间的先后顺序并没有作出硬性规定，合同第五条但书条款实际上要求买方先监管购房款，待卖方赎楼完成后再办理递件过户，这种规定与二手房交易的一般流程与交易习惯也是完全相符。陈立勋及纪菊，在合同签署之前或在合同签署后规定的时间内，已经向其代理人或担保公司出具公证委托书，在陈立勋重新出具第二份公证《委托书》后，已经完全可以完成赎楼，并且郭佩佩自始至终并没有明确要求陈立勋、纪菊在限定的期限内完成赎楼义务，郭佩佩不符合行使任何合同抗辩权利的条件。另外，《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八条关于税费承担的问题，该条明确约定赎楼公证费、赎楼担保费和短期利息等赎楼相关费用均由郭佩佩承担，陈立勋、纪菊以及其一审代理律师在与郭佩佩沟通过程中多次表示如果担保公司告知不能发放赎楼贷款，陈立勋、纪菊将自行赎楼、还清贷款。陈立勋、纪菊愿意自行赎楼，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也有利于减少郭佩佩的购房成本、促进合同交易，这足以认定陈立勋、纪菊履行合同的诚意。并且，合同还约定包括定金在内的全部购房款监管在第三方之中，即便最终双方交易不能，也不会对郭佩佩的资金安全构成任何不利或者给郭佩佩造成损失，郭佩佩却无理拒绝配合履行合同。退一步来说，即便认定陈立勋、纪菊出具第一份《委托书》存在瑕疵，不符合合同的约定，陈立勋、纪菊也不构成根本性违约，事实上第一份公证《委托书》存在的瑕疵问题不会造成上诉人赎楼延迟，更没有对郭佩佩履行合同义务造成任何不便或者损害其合同权益。陈立勋、纪菊在2014年7月23日出具第二份公证《委托书》时，距离郭佩佩完成剩余购房款监管的期限还有一个多月，并不会对郭佩佩办理剩余购房款监管的或者合同履行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若郭佩佩配合陈立勋、纪菊履行合同，买卖双方完全可以在2014年8月31日前完成赎楼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根本不会出现赎楼延迟。一审法院认为郭佩佩须一次性支付一千多万的购房款，从而单方面认定郭佩佩负担的交易风险较高，是完全不合理的。一审法院以陈立勋出具的第一份公证《委托书》中存在的瑕疵问题从而认定陈立勋、纪菊构成根本性违约，更是明显过分加重陈立勋、纪菊的合同义务，该判决显属错判。四、郭佩佩逾期未办理购房款监管，在经陈立勋、纪菊多次催告仍拒不履约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构成根本性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前述事实，陈立勋、纪菊已经适当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构成违约。郭佩佩无正当理由拒不履约，并在2014年10月8日委托广东信荣律师事务所发出《解约通知书》单方解除合同，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陈立勋、纪菊有权按照《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十条的约定追究郭佩佩的违约责任，没收郭佩佩已支付的50万元定金。综上所述，陈立勋、纪菊特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郭佩佩辩称：一、陈立勋、纪菊上诉称双方合意变更赎楼方式为现金赎楼不是事实，合同履行过程中，就赎楼方式仅体现在合同第六条第三项，并无任何合意变更，同时无论是额度赎楼还是现金赎楼，都需要以陈立勋、纪菊做全权委托公证给担保公司，并与担保公司签订担保服务合同为前提条件，而实际情况是陈立勋、纪菊中只有纪菊曾公证委托中恒泰融资担保公司，但并未与该公司签订合法有效的担保服务合同，无法确定该公司接受担保同意赎楼，而陈立勋至今既未公证委托该担保公司，又未与该担保公司签订担保服务合同，其根本违约行为事实清楚。二、陈立勋、纪菊上诉称其所递交的担保服务合同、担保书、借款合同等文件合法有效，不是事实。该系列文件，一方面并没有担保公司盖章确认，所有内容均为空白。同时，我方注意到签字人有庄君佑、陈某某共同签字，陈某某实际取得授权时间是2014年7月23日以后，不可能与庄君佑同时签字，能够证明该相关证据均系上诉人事后伪造，不能认定为其依约履行了公证委托义务。
陈立勋、纪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二手房买卖合同》已于2014年10月8日解除，陈立勋、纪菊不予返还郭佩佩定金人民币50万元，定金由陈立勋、纪菊没收；2、案件受理费由郭佩佩承担。
郭佩佩的反诉请求：1、陈立勋、纪菊双倍返还郭佩佩定金共100万元；2、判决中原地产对陈立勋、纪菊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均由陈立勋、纪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诉房屋位于深圳市xx区xxx路xxxxx溪谷（x期）x栋A-14层A单位，建筑面积为206.1平方米，房地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xxxxxxxxxx号”，登记日期为2010年5月12日，所有权人为陈立勋、纪菊（陈立勋50%、纪菊50%），陈立勋、纪菊系夫妻。
2014年5月18日，陈立勋、纪菊（陈立勋由其委托代理人庄君佑）与郭佩佩在中原地产的居间下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纪菊系2014年5月22日补签合同），约定陈立勋、纪菊为卖方，郭佩佩为买方，该中原地产为居间方，卖方将涉诉房屋以116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买方；涉案房产有抵押，卖方应于签署本合同之日起18日内（含当日）与担保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并向担保公司或其他第三人出具办理赎楼的公证委托书及办理赎楼的其他相关手续，买方须协助卖方办理；卖方虽有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仍不能获得赎楼贷款，或担保公司因其他原因无法将楼赎出的，卖方应自行赎楼，还清贷款，办妥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并须于注销抵押登记后三日内将红本房地产证原件交予上述第三方或第三方指定的担保公司；买方在本合同生效当日向卖方支付定金20万元，在生效后5日内再向卖方支付定金30万元，由双方约定的第三方监管；剩余部分楼款，买方采取一次性支付方式，其须于2014年8月30日前（含当日）将除定金之外的全部楼款1110万元支付至监管机构的指定账号中；如买方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卖方有权要求买方以转让成交价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如买方逾期履行超过五日，卖方可解除合同并选择要求买方支付转让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承担违约责任或没收买方已支付的定金；如卖方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买方有权要求卖方以转让成交价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如卖方逾期履行超过五日，买方可解除合同并选择要求卖方支付转让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承担违约责任或双倍返还买方已支付的定金；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
同日，陈立勋、纪菊及中原地产签署《资金托管协议》，约定将定金交由中原地产托管。郭佩佩按约先后支付定金50万元，陈立勋、纪菊代理人庄君佑出具了《收款收据》确认收款，该定金现托管在中原地产处。
陈立勋、纪菊为证明己方已在约定时间内办理了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的委托赎楼手续，提交了陈立勋分别于2014年4月28日及2014年7月23日出具的《委托书》、（2014）深南证字第xxxx、xxxx号《公证书》及《担保服务合同》等系列赎楼文件。郭佩佩认为陈立勋、纪菊并未先行履行该项义务，故拒绝在随后的2014年8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剩余购房款。
陈立勋提交的上述2014年4月28日的《委托书》，系陈立勋向案外人庄君佑及罗某某出具，并经过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内容是授权庄君佑全权办理其与纪菊的共有财产，包括涉案房产的赎楼手续（第二条）、转卖该房产的过户及转移登记的相关手续、办理涉案房产的房款资金监管及解除资金监管手续、签署相关文档、收取房款、到担保融资公司签署与担保融资相关的所有文档并交纳相关费用（第十三条）等事项，同时注明受托人有权转委托。受托人庄君佑依据该份《委托书》与郭佩佩签署涉案合同。
陈立勋、纪菊提交的上述（2014）深南证字第xxxx、xxxx号《公证书》，目的是要证明纪菊已于2014年5月22日出具经过深圳市南山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书》，委托案外人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及几名个人全权办理涉案房产的银行赎楼贷款、赎楼或到担保公司全权办理该房产的赎楼及担保事宜、代为签署合同及相关资料、办理转让涉案房产的有关手续等。郭佩佩在2014年8月22日向陈立勋、纪菊发出的《广东信荣律师事务所律师磋商函》中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陈立勋、纪菊提交的上述《担保服务合同》、《担保书》、《借款合同》等系列赎楼文件，目的是要证明陈立勋、纪菊已经签署担保公司融资赎楼所需文件，已履行合同义务。上述文件并无陈立勋、纪菊所称的担保公司（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或普宁市润仁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其工作人员或其他合同相对方之签名或盖章确认，应填充之具体内容处亦为空白，仅落款处有纪菊及陈立勋的委托代理人“庄君佑”、“罗某某”、“陈某某”之签名，但均未注明签署时间。郭佩佩对该系列文件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陈某某”于2014年7月23日方获得陈立勋之授权（见陈立勋出具的第二份《委托书》），该三个代理人签字均为同一笔迹，且纪菊已经另行委托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赎楼，又签署上述文件，明显互相矛盾，上述证据应为虚假证据。
另查明，2014年5月底，案外人庄君佑凭陈立勋2014年4月28日出具的上述《委托书》至永亨银行（中国）深圳南山支行申请赎楼，据陈立勋、纪菊陈述，当时同去的还有担保公司人员。该次赎楼并未成功，据中原地产及郭佩佩陈述，原因是庄君佑凭上述授权无法办理赎楼手续。中原地产后告知陈立勋需要重新出具一份《委托书》，陈立勋遂于2014年7月23日重新出具经过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的《委托书》，全权委托案外人陈某某、罗某某、周某某三人办理涉案房产的相关事宜，包括赎楼贷款手续、到担保融资公司签署与担保融资相关的所有文件等，并注明三位受托人中两位同时签署及同意方可处理委托事宜，并可以转委托。该份《委托书》同时宣布2014年4月28日向庄君佑出具的《委托书》无效，并表明不同意纪菊代为处理相关财产。
郭佩佩提交的《房地产权抵押登记查询表》显示，涉案房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为陈立勋一人，抵押权人为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14年8月22日，广东信荣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帆受郭佩佩委托，向陈立勋、纪菊发出《律师磋商函》，表示因陈立勋未依照涉案合同约定的期限向担保公司出具公证委托，其后来即便出具了委托书，均已超过约定期限五日，构成根本违约，因此郭佩佩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现双方可就合同履行的后续事宜当面磋商，在达成一致意见以前，郭佩佩将暂缓监管购房款。
陈立勋、纪菊收到上述函件后，于2014年8月28日委托广东朗骏律师事务所律师任英回函，表示陈立勋、纪菊已分别于2014年4月28日、2014年5月22日及2014年7月23日签署《委托书》委托担保公司赎楼，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郭佩佩应按约定将全部购房款交由中原地产监管，时间可延至2014年9月3日。
郭佩佩的律师于2014年9月2日回复上述函件称，涉案合同约定的赎楼方式为委托担保公司赎楼，而非委托包括庄君佑在内的与担保公司无关的其他自然人，且陈立勋一直未提供委托担保公司赎楼的合法有效公证书，故敦促陈立勋、纪菊在接函三日内进行磋商并提供所需资料及收取监管款项的账号等。郭佩佩同时认为不应由中原地产监管购房款。
陈立勋、纪菊的律师于2014年9月9日回函表示，郭佩佩可以在银行完成监管购房款的单方手续，因其未在约定的及顺延的日期前监管购房款，郭佩佩已构成违约。
上述往来函件均有抄送中原地产。2014年9月2日，中原地产向郭佩佩发出《履约催告函》，敦促其在约定的2014年8月30日前监管剩余购房款。2014年9月14日，郭佩佩律师向中原地产回函表示郭佩佩不存在违约行为，并表示中原地产已经失去中立地位。
2014年10月8日，郭佩佩的律师向陈立勋、纪菊发出《解约通知书》，表示因陈立勋、纪菊一直没有履行全权委托公证给担保公司融资赎楼的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经多次通知后拒不协商，特此通知解除合同，并要求双倍返还定金。
陈立勋、纪菊表示收到解除通知。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涉案合同已于2014年10月9日解除。
另据陈立勋、纪菊陈述，2015年4月，陈立勋的受托人持其2014年7月23日重新出具的《委托书》，向永亨银行（中国）深圳南山支行申请赎楼并最终赎楼成功。
一审法院认为，陈立勋、纪菊与郭佩佩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行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义务。
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第（3）项明确约定由陈立勋、纪菊委托担保公司融资赎楼，在签署合同之日起18日内（即2014年6月9日前），陈立勋、纪菊应与担保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并办理委托赎楼的相关手续；在担保公司赎楼不成之情况下，陈立勋、纪菊应自行赎楼。
双方的争议焦点是陈立勋、纪菊是否按约履行该项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义务应当全面履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纪菊已经向担保公司出具公证的《委托书》委托赎楼，郭佩佩对此无异议，但陈立勋作为涉案房产抵押贷款的唯一借款人，赎楼手续主要由其负责办理，但其并未依约委托担保公司赎楼，而仅是在涉案合同签署前，向庄君佑出具上述第一份《委托书》，授权其处理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夫妻共有财产的相关事宜；该《委托书》并未特别针对赎楼事项出具，另外陈立勋、纪菊均未与担保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以进一步履约，可见陈立勋、纪菊对于委托担保公司赎楼一事并不积极。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郭佩佩须一次性支付一千多万的购房款，负担的交易风险较高，郭佩佩有理由敦促陈立勋、纪菊积极、充分履行先负义务；双方约定先委托担保公司赎楼、赎楼不成再自行赎楼，显然更能保障交易的安全与效率。陈立勋、纪菊虽主张无需委托担保公司即可自行赎楼，但此举明显与约定不符，另外也增加了赎楼是否成功的不确定性，可能延缓交易进程。事实也证明，庄君佑持上述第一份《委托书》至银行赎楼，因授权存在问题，赎楼并未成功，陈立勋遂重新出具第二份《委托书》。结合郭佩佩及中原地产的陈述可以认定，上述第一份《委托书》明显存在瑕疵，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亦事实上导致赎楼迟延，不利于合同履行，应视为陈立勋未在约定时间内办理健全的委托赎楼手续。综上，陈立勋、纪菊未全面履行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第（3）项之义务，已经构成违约；陈立勋虽又重新出具第二份《委托书》，但比约定时间晚一个多月，已逾期五日以上，郭佩佩有权解除合同；合同应自解除通知达到对方时解除，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郭佩佩作为后履行义务一方，在负有先履行义务的陈立勋、纪菊未适当履行的情况下，拒绝在2014年8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剩余购房款，并不构成违约。故陈立勋、纪菊关于不向郭佩佩返还定金50万元并由其没收定金之诉求，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因陈立勋、纪菊违约，双方合同已经解除，郭佩佩反诉请求双倍返还定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陈立勋、纪菊与郭佩佩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于2014年10月9日解除；二、陈立勋、纪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佩佩双倍返还定金100万元（其中50万元托管在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处，由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协助予以返还）；三、驳回陈立勋、纪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郭佩佩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受理费8800元、反诉受理费69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8720元，由陈立勋、纪菊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涉案合同约定，涉案房产有抵押，卖方应于签署本合同之日起18日内（含当日）与担保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并向担保公司或其他第三人出具办理赎楼的公证委托书及办理赎楼的其他相关手续。在本案中，陈立勋、纪菊作为卖方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了与担保公司签订服务合同的义务或在2014年8月30日买方履行支付剩余购房款义务前完成赎楼义务，且迟延履行该义务超过五日，原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根本违约并支持买方郭佩佩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反诉请求有事实与合同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陈立勋、纪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陈立勋、纪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 红
审 判 员 吴 思 罕
代理审判员 邓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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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谢文琦（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