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民终20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麻正辉，男，198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麻丽娜，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景君，女，197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迟明山，男，196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华，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霞，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麻正辉因与被上诉人陈景君、迟明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麻正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麻丽娜，被上诉人陈景君、迟明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华、吴艳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麻正辉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7）鲁1502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310000元及自2017年1月15日开始至实际还款之日以31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分支付逾期利息。2、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14年6月11日、2016年11月2日、2017年1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认定“麻正辉辩称2014年6月11日和2017年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变更工商登记使用，不需实际履行，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仅以2016年11月2日股权转让协议和2016年12月15日陈景君出具的证明主张权利与事实不符，其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上述认定错误，双方私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存在两种股权价款明显约定不同的协议。其中一份系在工商局备案即2017年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另一份协议没有在工商局备案即2016年11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之后补充内容。2016年11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内容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的真实意思表示。2014年6月11日、2017年1月5日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方便备案使用的，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上诉人麻正辉占有公司股权的实际份额为33%，被上诉人陈景君在其起诉状中对该份额明确认可，在2016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后的补充协议中均予以认可，但是工商局备案的协议显示上诉人麻正辉占有的股权比例为30%。从该处可以看出，工商局备案的协议与双方的真实约定是不一致的。另外，双方也是按照实际约定进行的利润分红。其次，310000元股权转让款系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后确定。双方私下签订的协议已经部分履行。2016年11月2日的协议明确约定被上诉人陈景君应在2016年12月2日前支付209145元盈利及分红，该约定到期后双方经过协商将盈利及分红数额调整后，被上诉人陈景君当日已经按期履行。再次，2016年12月15日双方关于股权转让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为310000元，支付时间为2017年1月15日付清。因被上诉人陈景君系上诉人麻正辉的亲表姐，且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盈利及分红部分已经履行，上诉人麻正辉有充分理由相信被上诉人陈景君会按时履行2016年12月15日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及支付时间的约定，才在2017年1月5日与被上诉人陈景君签订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配合被上诉人陈景君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最后，2017年1月5日的备案协议第一条关于上诉人麻正辉30%股权以150万元转让给被上诉人陈景君，支付方式及时间不明确，恰恰可以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仍是要履行31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另外，工商局备案的协议涉及的股权转让款数额高达1500000元，双方仅仅是用的格式合同，内容约定非常简单，相反，2016年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数额、具体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该协议还经历多次补充，并形成书面补充协议，协议部分内容也已经实际履行。（二）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土地租赁协议、双方私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被上诉人履行私下协议的打款凭证等证据来证明工商局备案的协议仅是备案使用，并非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向麻某1、麻某2、麻某3等证人调查被上诉人陈景君欠申请人310000元股权转让款及申请人不欠被上诉人陈景君钱款的情况，一审法院并未调取。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麻正辉辩称2014年6月11日和2017年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变更工商登记使用，不需实际履行，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私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私下签订的协议可以证明2014年6月11日与2017年1月5日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仅是备案使用的，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及交易习惯，如交易双方存在互负债务，习惯做法是双方互负的债务予以抵消。本案中，如上诉人麻正辉确因2014年股权转让行为欠被上诉人陈景君1500000元股权转让款，2016年双方私下协议转让股权时会将之前存在的债务予以抵消，被上诉人陈景君不会为自己设定几十万的债务，更不会实际履行协议内容。结合2016年的协议已经部分实际履行，可以充分证明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反映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协议，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方便变更登记使用的。被上诉人陈景君另案起诉称上诉人麻正辉欠其150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三、二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迟明山应对被上诉人陈景君所负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上诉人陈景君辩称，一、上诉人一方面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一方面又否认其取得股东资格的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不能成立。一审已经查明了本案中诉争公司的成立及股东变化过程。上诉人并没有参与公司最初的成立及出资，上诉人享有股东权利、取得股东资格的基础是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2014年6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1500000元，工商登记机关是依据此协议将上诉人登记备案为公司股东，上诉人也是依据该协议取得了股东资格，并享受了股东权利，上诉人同时亦应当按照该协议履行其相应的义务，即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0元。上诉人作为股权受让方，在享受股东权利的情况下，并没有按照约定支付15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对此，上诉人辩称，该协议是不实际履行的，该说法完全是为了逃避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首先，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上诉人取得股东身份的基础，没有该协议，上诉人不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其次，上诉人辩称该协议并不实际履行，完全是为了逃避其应支付15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辩解。股权转让企业的注册资本达到5000000元，均已实缴到位，上诉人没有任何投资进入该公司，被上诉人陈景君不可能分文不取的将该公司近三分之一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上诉人。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写明了股权转让价格，工商登记部门依据该协议变更了股东，上诉人依据其股东身份享受分配红利，作为法定部门变更股东，在法定部门登记备案的协议，不能仅凭上诉人一句不实际履行就推翻。退一步，如果像上诉人所主张的，该协议并不实际履行，那么，上诉人取得股东身份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上诉人也就不是诉诉争公司的实际股东，其要求股权转让款当然也就没有依据。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印证了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应该支付1500000元而没有支付的事实。双方因经营过程中不同意见，上诉人麻正辉退出公司股东，不再参与经营，对于麻正辉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陈景君，双方经多次协商后，最终于2017年1月5日签订了《山东聊城百利成管业制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第一条第二款明确写明了转让费0元，且第四条转让费用的负担亦未填写，为空白，说明双方确认转让价格为0元，陈景君不支付麻正辉股权转让款，足以证明麻正辉在2014年6月11日取得该股权时的股权转让款应支付而尚未支付陈景君，以至于麻正辉再将该股权回转给陈景君时，陈景君不支付转让款，0价款回购股权。工商登记部门依据该转让协议变更了公司股东，将麻正辉的股东身份予以去除。该协议足以与2014年6月11日协议相互印证，证明了麻正辉尚欠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1500000元未支付，所以，在上诉人退出股东身份时，无偿将股权回转给被上诉人。四、上诉人一直在强调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6年11月2日及2016年12月15日有被上诉人签字的协议一份及证明一份，用以证明麻正辉将自己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陈景君，其中两年红利155345.6元，股权转让款310000元。用以证明陈景君应支付麻正辉股权转让款310000元，该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麻正辉的主张。在2016年12月15日，麻正辉收到了红利155345.6元，以上证据只能证明麻正辉享受了股东权利，而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陈景君应支付麻正辉310000元股权转让款，因为对于麻正辉将股权回转给陈景君，双方在2017年1月5日重新达成了协议，该协议中麻正辉将股权回转给陈景君，陈景君不支付对价，该协议并经工商登记部门备案并依据该协议完成了股权转让，所以双方2016年11月2日及2016年12月15日所签订的协议及证明亦因新的协议达成及履行而不再继续履行，上诉人以双方已经变更不再履行的协议证明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故其要求支付310000元股权转让款没有依据，其诉求应当予以驳回。五、根据法律的公平合理的原则，无论是于情还是于法，陈景君均不应支付麻正辉股权转让款。对于麻正辉主张要求310000元股权转让款而提供的2016年11月2日及2016年12月15日有被上诉人签字的协议一份及证明一份，已经论述了不应再予以履行的法定理由，同时根据本案的事实情况，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陈景君亦不应支付该款项。两人之间所转让股权的涉案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15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主要是陈景君与父亲经营，在其父亲因意外去世后，考虑麻正辉与陈景君亦是表兄妹，将30%的股权转让给麻正辉，从麻正辉取得股东资格到股权回转给陈景君为止，既没有投入任何资产，亦没有支付给陈景君股权转让款，在没有任何投入及尚欠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陈景君考虑亲戚关系，让他享受了股东利益，分配了红利。在两人因经营产生分歧、公司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况，上诉人退出公司，将该股权予以回转的情况下，上诉人利用自己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取得的股东身份，利用陈景君一心想好好经营公司的迫切心理，要求310000股权转让款，明显的是不公平的。正是基于该实际情况，经过多次协商，最终两人对股权转让重新达成协议，被上诉人以0元（即不支付款项）将股权回转，上诉人借用股东身份取得的公司红利及上诉人所欠的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也鉴于亲戚关系而选择了退让。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迟明山辩称，同意并认可陈景君的答辩意见，迟明山不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一方当事人，即便是本案中陈景君作为债务人被列为被告，其与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迟明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驳回对迟明山的诉求。麻正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陈景君、迟明山支付股权转让款310000元并自2017年1月15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31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山东聊城百利成管业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百利成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15日，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元，宋利出资额3000000元，持股60%，陈海龄出资2000000元，持股40%。2013年8月23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陈景伟和陈海龄，其中陈景伟出资3000000元，持股60%，陈海龄出资2000000元，持股40%。2014年1月11日，陈海龄去世，股权由陈景君继承。2014年6月11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将陈海龄的1500000元股权转让给了麻正辉，500000元转让给了陈景君；陈景伟将3000000元股权转让给了陈景君，工商登记变更为陈景君出资3500000元，出资比例70%，麻正辉出资1500000元，出资比例30%。2014年6月11日陈景君与麻正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陈海龄的1500000元股份转让给麻正辉，麻正辉在十日内支付1500000元转让款。2016年11月2日，陈景君与麻正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麻正辉将其持有的股权作价300000元转让给陈景君，陈景君支付麻正辉分红209145元。陈景君于同年12月2日通过银行将155345.6元分红款打给了麻正辉。同年12月15日，二人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陈景君欠麻正辉310000元转让款，支付时间为2017年1月15日。2017年1月5日，二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麻正辉将股权以1500000元转让给陈景君，陈景君在签订协议1日内，将转让费0万元支付给麻正辉。另查明，陈景君系陈海龄之女，曾用名宋利，与陈景伟系姐弟关系，系麻正辉之表姐。2014年1月11日，陈海龄去世，其股权由陈景君继承。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双方于2014年6月11日、2016年11月2日、2017年1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应予确认。2014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通过股东会决议，麻正辉在十日内支付1500000元股权转让款即成为公司的股东，但麻正辉并未支付转让费，对公司也未有任何投资，以其名义签订的7份土地租赁合同也均由公司支付的租赁费。虽然2016年11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麻正辉将300000元的股权转让给陈景君，后二人协商转让款变为310000元，支付期限变更为2017年1月15日，陈景君为此也作了说明，但2017年1月5日的转让协议约定了麻正辉将1500000元的股份转让给了陈景君，陈景君在1日内将0元的转让费支付给陈景君，说明了二人之前虽多次发生股权转让行为，但均未按约定支付转让费的事实。至此，山东百利成管业制造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公司，股东为陈景君。原告麻正辉辩称2014年6月11日和2017年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变更工商登记使用，不需实际履行，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仅以2016年11月2日股权转让协议和2016年12月15日陈景君出具的证明主张权利与事实不符，其主张显然不能成立。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麻正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75元，由原告麻正辉承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新证据：证据1为付款明细一份（系复印件），证据2为银行流水一份，证据3为2017年《山东聊城百利成管业租地租金付款明细》一份，上述证据拟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土地租赁协议只是以麻正辉的名义代为签订的，所有的土地租赁款项全部是由公司予以支付，上诉人没有向出租土地的个人支付过任何出租费用。上诉人质证认为，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恰恰可以证明一个客观事实，即2014年6月11日在工商局备案的协议关于15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仅仅是备案使用，因为上诉人提供的该组土地系在2011年前后从村民手中租赁所得，后来根据与陈景君的私下约定将该组土地提供给公司使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为复印件，证据3为其单方记载，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予以认定，根据该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百利成公司的部分用地系通过麻正辉从第三方租赁，2017年6月17日百利成公司向麻正辉支付租地款10944.53元。对“被上诉人，你方解释下2016年11月2日及2016年12月15日与上诉人方签订两份协议的相关情况”的询问，被上诉人称“麻正辉欠陈景君15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陈景君为麻正辉书写证明是双方各自算账，并不代表麻正辉不应支付所欠的股权转让款，也不代表陈景君放弃要求麻正辉支付股权转让款，只是便于说明各自应付的金额。陈景君支付了分配利润后，要求麻正辉支付所欠的15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后经双方协商，鉴于亲戚关系，陈景君以0元收回了股权”。对“上诉人，你解释下2017年1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月10日股东会决议签订的情况及原因”的询问，麻正辉称“2017年1月5日当天电话通知因公司需要贷款，需要股东签名，实际依据双方私下签订的协议我已退出公司，为了配合对方的要求，所以才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的字。2017年1月10日股东会决议签订是为了陈景君办理公司手续”。对“被上诉人迟明山，你在公司是否任职”的询问，迟明山称“我任公司厂长及管理”。二审中，上诉人申请对被上诉人陈景君测谎，陈景君不同意。上诉人另申请法院对证人麻某1、麻某2、麻某3进行调查，本院依据上诉人提供的地址及联系方式书面通知上述证人到庭接受询问，该三名证人未在规定时间到庭。另，就2014年6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1500000元的股权转让费，陈景君作为原告以麻正辉为被告向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之诉，后于2017年6月14日撤回了起诉。二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的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麻正辉与被上诉人陈景君之间存在四份股权转让协议，即2014年6月11日陈景君以其父陈海龄的名义将1500000元股权转让给麻正辉，2016年11月2日麻正辉将其持有的股权以300000元的价格转让为陈景君，2016年12月15日转让费由300000元变更为310000元、付款期限延至2017年1月15日，2017年1月5日麻正辉将名下1500000元的股权以0元转让给陈景君。首先，麻正辉曾取得百利成公司的股东资格及股权的事实应当予以确定。上述四份协议证实麻正辉曾为百利成公司的股东，结合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及百利成公司租赁的土地经由麻正辉承租的事实，不管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1500000元麻正辉是否实际出资到位，麻正辉均取得该公司的股权资格，并持有一定的股权。其次，麻正辉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为中间的两份协议，该两份协议，前者中约定的分红事项已经履行，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且陈景君在其上书写“此证明中的款项叁拾壹万元为：2016年11月2日麻正辉和陈景君所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33%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卖方麻正辉和买方陈景君在2016年11月2日所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支付期限由原来的1年改为2017年1月15日付清，金额由原来的叁拾万元改为叁拾壹万元。陈景君”[详见（2017）鲁1502民初1374号卷宗第26页]，进一步明确了2016年12月15日协议的效力。再次，被上诉人陈景君对2016年11月2日的协议、2016年11月15日的证明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其以麻正辉未支付第一份协议中1500000元的出资主张其免除涉案股权转让费，依据不足。且就该协议中麻正辉的出资问题，陈景君另诉解决。最后，双方之间第一份协议与第四份协议涉及的转让价格均为1500000元，两份协议内容上存在呼应。被上诉人称第四份协议是对前三份协议内容的变更，但第四份协议签订时第三份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并未到期，被上诉人称第四份协议的签订说明双方约定由陈景君无偿回购股权，依据不足。对被上诉人提出的第四份协议签订后前几份协议发生变更、无需履行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被上诉人陈景君应向上诉人支付约定的310000元的股权转让费。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利息的主张。双方之间第二份协议虽然涉及利息的约定，该约定与本案情形不符。其后，双方之间第三份协议仅涉及转让费和支付期限，未涉及利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2%的月利率支付利息，其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迟明山与被上诉人陈景君为夫妻，涉案股权转让发生在其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迟明山参与百利成公司的管理，与陈景君共同经营该公司，故涉案股权转让产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迟明山虽辩称涉案股权转让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应就麻正辉主张的股权转让费与陈景君共同承担责任。综上，麻正辉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137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陈景君、迟明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麻正辉支付股权转让款310000元;三、驳回上诉人麻正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均由被上诉人陈景君、迟明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红审 判 员  刘 颖审 判 员  吴艳锋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  董 慧书 记 员  杨 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