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民终14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中，男，1966年9月1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教师，住凯里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东，男，1972年3月11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农民，住凯里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口珍（曾用名王国珍），女，1941年2月25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
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奉军，贵州天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英，女，1943年1月8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
上诉人杨秀中、杨秀东、王口珍因与被上诉人王国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凯里市人民法院（2016）黔2601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杨秀中、杨秀东、王口珍上诉请求：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2016）黔2601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国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诉争征地补偿款不是王付云个人承包所得的个人收益，不能作为遗产继承。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本条规定的是个人承包，不是家庭联产承包。王付云在承包时是以王付云户承包，不是以王付云个人名义进行承包，因此本案所涉土地补偿款依法不属于王付云承包所得的个人收益。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能获得土地补偿款的也是承包方，即农户。王付云死后，其承包户内无其他家庭成员，因此王付云户与发包方签订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便自行解除。第二轮土地延包，王付云仅是名义承包人，实际承包人是王口珍一家，因此本案所涉土地补偿款不能作为王付云的个人遗产处理。二、一审判决认为“王付云死亡后村集体并没有收回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在其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时，村集体组织在扣除村提留后仍将剩余的土地补偿款发放给王国英和王口珍”，系错误认定。王口珍、杨秀中、杨秀东户是第二轮以“王付云”名义所承包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不存在村集体将土地补偿款同时发放给王国英和王口珍的情况。三、王国英主张其出嫁后经常回家探望王付云，与事实不符。四、王国英主张其与王口珍共同出资埋葬王付云，与事实不符。
王国英未进行答辩。
王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杨秀中、杨秀东返还王国英财产共计242251.6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国英与王口珍系同胞姐妹，王国英为老大，杨秀中、杨秀东系王口珍的儿子，王付云系王国英和王口珍的父亲，其爱人早年已经过世。王国英和王口珍于上世纪60年代出嫁，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均在夫家分得责任田土，王付云也分得了责任田土和山林。王付云在世时，前期一人生活，王国英和王口珍都常去看望父亲。后由于王付云年迈，行动不便，王口珍夫妇便将父亲接到家中赡养，此间，王付云的田土由王口珍负责管理。三年后王付云过世，王国英和王口珍共同出资对父亲进行了安葬。王付云过世后，其承包的山林和土地村里没有收回重新发包。后因修建沪昆高铁建设用地，征用了王付云的土地，王口珍先后二次送给了王国英8000元和6000元的土地补偿款。2015年因建设凯里市银田物流园，国家征用了王付云承包的山林，王口珍叫杨秀中送5000元给王国英，王国英嫌少，故不肯打收条。后经王国英到村委会了解，该次征地在扣除村提留后共获得补偿款484503.36元，该款已被杨秀中、杨秀东领取。后经村委会调解，双方均未接受调解意见，故王国英起诉至法院。案经法庭调解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应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公民承包所得的个人收益可以作为遗产继承。本案中，王国英与王口珍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均已出嫁，且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均在夫家承包有责任土地和山林，故其父亲王付云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所承包的集体土地应没有她们的份额。按一个人口只能在一个家庭经济组织承包一份土地的原则，在延长土地承包期时，王付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注明“承包人口1人，现有人口二人”的记载，并不能说明王口珍享有该证书记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王付云死亡后村集体并没有收回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在其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时，村集体组织在扣除村提留后仍将剩余的土地补偿款发放给王国英和王口珍。本案中王国英与杨秀中、杨秀东和王口珍争议的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是承包所得的个人收益，该收益可以作为遗产加以继承。在修建沪昆高铁建设用地时征用了王付云的土地，王口珍还将土地补偿款分配了部分给王国英。可见双方均认可王付云承包农村土地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应作为遗产加以继承。同样的，因修建凯里市银田物流园项目征用王付云的土地所获得的补偿款484503.36元，亦应作为遗产由王国英和王口珍加以继承。本案中的杨秀中属国家公职人员，杨秀东未属王付云承包土地的承包人，故杨秀中、杨秀东均没有权对该补偿款进行分配。王口珍对王付云生前进行了一定期限的赡养，在分配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王付云生前承包的土地所获得的补偿款484503.36元，可折成五份，由王国英享有二份，即193801.34元，王口珍享有三份，即290702.02。因王口珍系杨秀中、杨秀东的母亲，其是否向杨秀中、杨秀东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秀中、杨秀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领取的因建凯里市银田物流园项目征用王付云的土地所获得的补偿款484503.36元中的193801.34元给原告王国英。若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30元，已减半收取的2465元，由原告王国英承担495元，被告杨秀中、杨秀东承担1970元。
在二审举证期间，杨秀中、杨秀东、王口珍提交的证据材料：凯里市洗马河街道金九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王付云去世后，其承包的土地，在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同意由王口珍及丈夫杨锦富继续承包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王国英和王口珍于上世纪60年代先后出嫁，王国英、王口珍成为夫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0年我国实行第一轮家庭承包责任制时，王国英、王口珍均在夫家分得责任田土，王国英、王口珍与王付云不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王付云一人在九寨村五组独自分有责任田土。晚年后，由于王付云年迈，行动不便，王口珍夫妇将父亲王付云接到家中赡养，由王口珍夫妇进行照顾，此后，王付云承包的责任田土，一直由王口珍夫妇进行耕种管理。1993年王付云去世，王国英和王口珍共同出资对父亲进行了安葬，王付云去世后，其承包的山林和土地，没有被集体收回，王付云承包的山林和土地，仍继续由王口珍夫妇进行耕种管理。土地实行第二轮延包时，1998年12月20日以凯里市洗马河街道办事处和金九村民委员会为发包方，颁发的承包证继续以王付云名义进行承包土地，并将第二轮土地延包证发放给王口珍，第二轮土地延包证中记载承包人口1人，现有人口2人，承包地面积5.26亩。后由于王口珍的儿子杨秀中、杨秀东分家，王口珍夫妇选择愿意同儿子杨秀中共同生活，因此，王口珍夫妇耕种管理王付云承包的山林和土地，只分小部分给杨秀东耕种管理。2010年王口珍的丈夫去世后，王口珍耕种管理的土地交由杨秀中进行管理（包括王付云的承包土）。2011年和2012年因国家修建沪昆高铁建设用地需要，征用了王付云的土地，所得征地补偿款，王口珍先后二次分给王国英土地补偿款8000元和6000元。2015年因建设凯里市银田物流园，国家征用了王付云承包的山林和土地，其中征用耕地1.95亩（其中登记杨秀中名下1.112亩，杨秀东名下0.842亩），给予土地补偿33765.12元、安置补助50647.68元、青苗补偿3376.52元、地上附着物补偿60元，合计87849.32元，扣除村每亩提留5%，实际发放86161.06元，杨秀中领取49059.17元，杨秀东领取37101.89元；征收林地10.013亩（其中登记杨秀中名下9.869亩，杨秀东名下0.144亩），给予土地补偿138419.72元、安置补助207629.56元、林木及附着物补偿59214元，合计405326.64元，扣除村每亩提留5%，实际发放398342.30元，杨秀中领取393465.19元，杨秀东领取4877.11元。本次征用耕地和林地共获得补偿款484503.36元，其中杨秀中领取442524.36元、杨秀东领取41979元。王口珍叫杨秀中送给王国英5000元，王国英经到村委会进行了解后，双方发生争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本案涉及征收王付云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是否属于王付云的遗产?杨秀中、杨秀东取得的补偿款是否存在占有了王国英继承王付云的遗产。根据王国英的主张及诉请的事实和理由，本案涉及的是征收王付云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是否属于王付云的遗产问题，王国英和王口珍作为王付云的子女，对于征收王付云的承包地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是否属于王国英和王口珍共同继承的财产，杨秀中、杨秀东占有王付云承包地征地补偿款，是否属占有王国英与王口珍共有征地补偿款应享有的财产份额。因此，本案应当根据王国英的主张及诉请的事实和理由确定案件性质，对杨秀中、杨秀东取得征地补偿款，是不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是否存在占有王国英享有继承王付云的财产，并予返还，因此，本案应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较为恰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诉讼的主体应当为土地的发包方即集体经济组织与王国英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产生争议引发的纠纷，一审法院将该案定性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王国英和王口珍系王付云的子女，在王付云承包土地前已分别出嫁，并成为夫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父王付云不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1980年我国推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时，王国英、王口珍已分别在其夫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以夫的家庭成员参与了土地承包，分有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当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第四条规定“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继承，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王付云承包的土地，不属于王付云的遗产，当然，如在承包土地承包期内，作为王付云的子女享有继续承包王付云承包土地的权利，而本案王付云于1993年去世后，在1998年实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王付云已经不能作为承包主体继续承包土地，王付云所在集体经济组织，考虑到王口珍夫妇过去承担了对王付云的赡养义务，并一直耕种管理王付云承包的土地等情况，事实上是将王口珍夫妇视为王付云的家庭成员，王付云承包的土地发包给王口珍夫妇继续承包耕种。在该承包土地被征收后，在金九村五组的征地补偿款发放清册中，该集体经济组织是将王口珍的儿子杨秀中、杨秀东作为土地承包户，发放征地补偿款。况且，根据征地补偿的规定，征地补偿涉及的范围是对土地所有权人的土地补偿和承包人失去承包土的安置补助，青苗补偿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是对实际承包耕种人补偿，本案王国英既不是金九村五组的集体组织经济成员，又不是土地的承包人，也不耕种该征收土地，其要求参与分配金九村五组集体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以及青苗补偿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不符合法律规定，也缺乏事实依据。征地补偿款，不属于王付云的遗产，杨秀中、杨秀东领取的征地补偿款，不存在占有王付云的遗产。杨秀中、杨秀东、王口珍上诉认为王付云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不能作为遗产继承，要求改判驳回王国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事实理由充分，应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杨秀中、杨秀东、王口珍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应当改判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2016）黔2601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王国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65元，由被上诉人王国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930元，由杨秀中、杨秀东、王口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小平
审判员 王山地
审判员 王大梅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龙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