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03民初5594号
原告：鲁方菊，女，197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重庆远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住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902901959A。
法定代表人：史原，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昌林，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建红，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原告鲁方菊与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被告杨建红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鲁方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昌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鲁方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对杨建红名下的三笔存款单继续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鲁方菊与杨建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依法向贵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查询到杨建红在被告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处有三笔存款合计83万，2016年11月15日，被告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向贵院提起了执行异议，法院经审理后作出裁定书，该裁定书中认定被告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杨建红签订了《质押合同》，故认定被告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对涉案的三笔存款单享有质押权，2017年2月17日原告收到该裁定书，不服该裁定，现提起诉讼。原告认为，被告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对涉案存款单不享有质押权理由如下：1、从权利凭证的交付来看，因被告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没有证据证明杨建红向其交付了存单，故根据《物权法》第224条规定质押权未设立，2、从权利凭证的交付时间来看，因中信银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杨建红在权利质押合同签订时（即2014年11月12日、2015年2月12日）向其交付权利凭证，故根据《物权法》第224条之规定中信银行没有证据证明质押权于2014年11月12日和2015年2月12日设立，所以中信银行没有证据证明在鲁方菊与杨建红执行一案之前中信银行已设立质押，故假定质押权的事实，但因质押时间晚于鲁方菊与杨建红执行一案，所以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3、因金额为30万元的存单标明“不得抵押质押”，根据最高院的裁判意见，中信银行存在重大过失对该张存单不享有质押权。4、从贷款合同的效力来看，因中信银行向杨建红发放的两笔贷款均违反《个人定期存单质押贷款办法》，故其合同无效，权利质押合同为从合同，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从合同也无效。
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辩称，一、《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个人消费借款合同》及《权利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主张“答辩人与杨建红签订的《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个人消费借款合同》及《权利质押合同》因违反了《个人定期存单质押贷款办法》而无效”。答辩人认为，前述主张无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个人定期存单质押贷款办法》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该《办法》第七条第二款以及第八条是为了降低银行风险、保障银行的贷款安全而作出的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前述规定不能成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即使答辩人没有按照前述规定发放贷款，也不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答辩人与杨建红签订的《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个人消费借款合同》及《权利质押合同》合法、有效，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且杨建红以案涉存单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具体。杨建红已经将存单交付给答辩人，质权成立并生效。原告关于“没有证据证明杨建红向答辩人交付了存单”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2014年11月11日，答辩人与杨建红签订“2014信渝银权质字第660478号”《权利质押合同》，约定杨建红以编号的存单（存款金额为500,000元）向答辩人提供质押担保。2014年11月12日，杨建红将存单交付给答辩人。2015年2月9日，杨建红将的存单（存款金额为30,000元）交付给答辩人。2015年2月12日，杨建红将存单（存款金额为300,000元）交付给答辩人。同日，答辩人与杨建红签订两份《权利质押合同》，约定杨建红存单向答辩人提供质押担保。所谓“交付”，是指将标的物或权利凭证移转给受让人占有的法律事实。2014年11月12日、2015年2月9日、2015年2月12日，杨建红分三次将存单交付给答辩人，答辩人一直占有保管存单至今。为证明存单交付的事实，答辩人提交了《权利质押合同》、《存单》、《质押物、抵押品单证清单》、《代保管有价值品实物清单》等证据材料。在《权利质押合同》以及附件《出质权利清单》中，答辩人与杨建红一致约定将存单质押给答辩人，明确载明存单的名称、编号、面值等信息。杨建红在交付50万元、3万元的存单时，与答辩人工作人员共同填写了《质押物、抵押品单证清单》中，明确载明客户名称、账号、证件号码、联系电话、物品名称、物品价值、质押类型、协议号等内容，清单中不仅有杨建红的签字捺印，而且有答辩人工作人员的签章。杨建红在交付30万元的存单时，与答辩人工作人员共同填写了《代保管有价值品实物清单》，清单中不仅有杨建红的签字捺印，而且有答辩人工作人员的签章。原告称《代保管有价值品实物清单》不是权利质押的交付清单，此种说法无事实依据。答辩人认为，无论是《质押物、抵押品单证清单》、还是《代保管有价值品实物清单》，抑或其他某种清单，都只是证明物品或者凭证交付的一种形式。不管该等单据属于何种形式，只要能证明存单交付这一事实即可。退一步讲，即便是没有任何交付清单，只要转移了存单的占有，交付这一法律事实即宣告完成，质权人即取得存单的质权。因此，答辩人对杨建红的三张存单的质权成立并生效“不得抵押质押”的字样不影响答辩人取得质权。原告主张“30万元的存单上加盖了‘不得抵押质押’的字样，故答辩人不能取得该存单的质权”。答辩人认为，原告的前述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不得抵押质押”的字样是与“开立存款证明”、“到期”、“不得支取”字样共同使用的，答辩人在为存款人开立存款证明时都会在存单上加盖该前述印章，“不得抵押质押”的字样是为了防止存款人在开具存款证明后将存单质押给答辩人以外的第三人，并不代表该存单不能质押给答辩人。其次，退一步讲，即便30万元的存单上加盖“不得抵押质押”的字样是指“存单不能质押给包括答辩人在内的任何人”，也仅是答辩人与杨建红之间的约定，双方可以另行达成协议或通过实际行为改变前述约定。事实上，杨建红与答辩人就质押30万元的存单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并将30万元的存单交付给答辩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以及交付行为即变更了此前“不得抵押质押”的约定，此举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属合法有效，质权可以依法设立。至于原告提到的最高法院（2002）民二提字第13号案件，答辩人认为，该案件的裁判要旨并不适用于本案。在该案中，投资公司向运输公司交付的存单是由信托公司开具的，该存单涉及到存单开具人信托公司的利益，故其在存单及存款证实书上注明“不得抵押或质押”字样。投资公司将该存单质押给运输公司，侵犯了信托公司的权益。而本案中，30万元的存单是答辩人开具给杨建红的，杨建红作为30万元存单的权利人将存单质押给答辩人，不涉及任何第三人利益，故最高法院（2002）民二提字第13号裁判要旨不适用于本案。终上所述，贵院关于“中止执行鲁方菊的三张存单”的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原告鲁方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1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杨建红签订《中信银行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向杨建红提供贷款470,000元；贷款期限12个月，自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11月12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8.1%；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的150%。同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杨建红签订《权利质押合同》，约定杨建红的存单向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为《中信银行个人经营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双方另就存单签订了《出质权利清单》、《质押物、抵押品单证清单》。2015年2月12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杨建红签订《个人消费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向杨建红提供贷款300,000元；贷款期限12个月，自2015年2月12日至2016年2月12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6.72%；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的150%。同日，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杨建红签订编号分别为“2015信渝银权质字第802335号”、“2015信渝银权质字第802336号”《权利质押合同》，约定杨建红的存单（存款金额为300,000元）存单（存款金额为30,000元）为向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为《个人消费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双方另就存单签订了《代保管有价值品实物清单》、就存单签订了《质押物、抵押品单证清单》。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按约发放贷款，贷款到期后，杨建红未按约偿还。上述三份存单目前均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掌握。
2016年4月28日，本院就原告鲁方菊与被告杨建红借款合同纠纷作出（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10689号、第10690号两份《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杨建红支付鲁方菊借款20万元、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因杨建红未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债务，鲁方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作出（2016）渝0103执5057、505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杨建红银行存款或收入886738元，并向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下达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对杨建红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处开立涉案三个存款帐户进行冻结。因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提起执行异议，本院于2017年2月7日作出（2016）中区法执异7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本院（2016渝）0103执5057、505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被执行人杨建红提供担保三笔存款单的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对涉案三笔存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首先，关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杨建红之间的借款合同效力问题，原告鲁方菊认为其违反《个人定期存单质押借款办法》，该办法并不是合同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鲁方菊以此为由主张借款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目前亦无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定情形，故涉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其次，关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对涉案三笔存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杨建红签订借款合同及书面质押合同，并签订《出质权利清单》、《质押物、抵押品单证清单》、《代保管有价值品实物清单》，上述书证结合三张存款单实际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掌握的事实，可以认定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与杨建红之间订立质权合同、设立质权并交付权利凭证的事实，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对三张存款单质权成立并合法有效，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三，关于存款单标明“不得抵押质押”的问题，系存款人杨建红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之间的约定，此后双方又就该存款单设立质权、为杨建红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应视为双方对不得抵押质押的约定进行了变更，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存款单标明“不得抵押质押”并不影响设立质权的合法有效。综上，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对涉案存款单享有质权，存款单所担保的债权尚未清偿，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对三笔存款单上的存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
综上所述，原告鲁方菊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鲁方菊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鲁方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一航
人民陪审员 张建新
人民陪审员 韩 旭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