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民终3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弟银，女，1936年1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永，贵州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昌伦，男，1941年3月2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永，贵州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饶传芬（又名饶芳），女，1955年6月8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承文，男，1952年7月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因与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7)黔0382民初4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弟银、袁昌伦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仁怀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382民初4901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采用证据错误。1、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如乙方继续占用甲方的库房，原则上不得超过1年，且每月按3500元的租金缴纳给甲方’可知，原、被告之间主要租赁物为基酒生产厂房而不是库房，不管是2013年的租金35万元还是2014年的租金20万元，对价物主要为基酒生产厂房，因此，被告在2015不再烤酒之后不再使用基酒生产厂房应该扣减租金与原告协商属情理之中”。这纯属是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订立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断章取义而作出的臆断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开篇订立合同的目的部分就已明确了上诉人是将其白酒生产厂房、二层楼房、三层楼房作为一个整体出租给被上诉人使用，由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按年向上诉人支付租金，该协议第十条所约定的是，租期届满后，被上诉人如继续占用上诉人的库房，其库房的租金才单独以每月3500元计算。然而，原审法院却断章取义，想当然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尚在租期内的租赁物进行割裂单独计价，并作为被上诉人2015年不再烤酒未使用酒厂厂房应扣减租金与上诉人协商属情理之中的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当中，上诉人按约将白酒生产厂房及二层楼房、三层楼房各一栋交付被上诉人使用后，被上诉人则应按双方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租金。至于被上诉人2015年是否烤酒不仅与上诉人无关，而且更不是被上诉人可以扣减租金的理由。上诉人将租赁物交付给被上诉人后，其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也就随之转移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要利用租赁物烤酒还是闲置都是被上诉人对权利的自由行使。如若原审法院所谓的情理之中能成立的话，任何人都完全可以将一栋大楼承整体租下来而以自己只居住一间房屋，其它若干间房屋未居住使用为由而扣减租金，并能得到法院的认可与支持，这不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鼓励交易，维护已成立合同的稳定性相悖吗？2、原审法院认为：“《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第一条载明：原协议中2012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租金不变，第三条载明2014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的租金由甲、乙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重新协商签订，第四条载明此子协议书未尽事宜按2012年5月5日双方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为准，不难看出，虽然第一条陈述租金不变，但此后第三条单独说明2015年的租金由甲、乙双方重新协商签订，而第四条约定子协议未谈及事宜才以《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为准，反之谈及的则以《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已经确定的为准。说明双方均认同2015年的租金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协商签订，而不是沿用《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确定的35万元”。原审法院这样对合同的主从不分，对合同的条款进行肢解解读，将一切有利解释归于被上诉人明显违反法律规范的逻辑，不公正的甄别案件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是基于双方签订《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后，因市场经济原因而致被上诉人无力支付2014年35万元租金，经双方协商后将2014年的租金调整为20万元。该子协议书并未对《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所约定的租赁物、租赁期等主要内容进行变更后而独立存在，而是完全依附于《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仅对2014年的租金进行补充约定。所以该子协议书才明确约定2012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租金不变，只对2014年的租金进行调整。子协议书第三条约定，2014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的租金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重新协商的前提，是在本年租金35万元不变的情况下而协商签订。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重新协商或者协商不成，则子协议第四条才又约定，未尽事宜，仍按《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约定的35万元为准。这本是子协议书层层递进对租金的金额是否进行调整，以及该怎样进行调整的补充协议，但是，原审法院却硬将一份完全依附于《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予以剥离后，进行逐条解读得出2015年的租金不再沿用《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约定的35万元简直荒谬。3、原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数次找其协商过未烤酒后占用库房每年租金35000元，但原告未答应，被告提供了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双方已经达成了未烤酒后年租金35000元的口头协议，结合2015年白酒市场持续低迷和被告未再投入资金用于生产的实际，上坪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证明原告袁昌伦从2014年每年反映被告只是差欠租金而不是就租金多少未达成协议产生纠纷，本院采信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即原、被告之间就只租用库房储存白酒的租金35000元在2014年11月份达成口头协议，因此，双方之前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因2014年11月协商一致达成新的口头协议而解除”。原审法院的这一认定完全颠覆了民事诉讼证据的证人证言效力远低于书证证明效力的认证规则，这样的认定完全是在脱离本案事实依据的前提下而作出的霸王认定。首先，原审法院先抛出上诉人袁昌伦在庭审中认可被上诉人数次找其协商过未烤酒后占用库房每年租金为35000元的大前提，从而得出采用被上诉人申请作证证人证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于2014年11月份达成了租金为35000元口头协议，这一看似合理的结论实属推论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袁昌伦认可被上诉人数次协商租金为35000元的主要依据，是源于本案的第二次开庭笔录第2页上诉人在庭审当中的一段陈述，但该段陈述却被明显的进行篡改。正是篡改后的内容当中才增加了“租金问题第一次谈、第二次谈……”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袁昌伦认可被上诉人数次找其协商租金为35000元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庭审笔录是对整个庭审活动记录，只能由书记员记录完成，且庭审笔录应由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签名捺印予以确认。本案当中，针对上诉人袁昌伦在庭审笔录中陈述部分，被篡改增加的内容并没有上诉人的捺印认可，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该篡改增加的内容是何人、何时篡改增加，为什么要篡改增加作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从而以还司法的公平与公正。其次，原审法院结合2015年白酒市场持续低迷和被上诉人未再投入资金用于生产的实际，便采用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证人的证言，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11月份达成租金为35000元的口头协议，并推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书面协议完全有悖于事实及法律。2015年白酒市场持续低迷原审法院是以何依据作出该认定的呢？就即便2015年的白酒市场持续低迷，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也不是被上诉人减少和不支付租金的理由和条件。既然白酒市场持续低迷和被上诉人未再次投入资金用于生产的时间是在2015年，难道被上诉人可以未卜先知，能在2014年11月份就与上诉人达成口头协议将35万元的年租金降至35000元，并且还只有口头协议。最后，本案原审当中，被上诉人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该三位证人一人是被上诉人雇请的工人，另外两人均是被上诉人的朋友，从证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上不言而喻。更为凑巧的是证人况小平、李某一个家住湖南怀化，一个家住遵义，居然2014年11月份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所谓的口头协议时，均不约而同的到了被上诉人承租上诉人的酒厂里，并且还见证了上诉人与被上诉达成租金为35000元一年的口头协议。对于几位证人证词的相互矛盾之处上诉人在此不再过多赘述，请二审法院详查上诉人代理人在原审的质证意见。然而，就是这样不真实，也不客观的证言却被原审法院一一采用，并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及子协议书已解除的主要依据，这明显是原审判决越俎代庖的嫌疑之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作为长期从事粮食销售及白酒生产的商人，其对经商的风险把握远高于一般常人，这一点从被上诉人将2014年35万元的年租金与上诉人协商降至20万元都要与上诉人产生一份书面的子协议书便可知晓。如果被上诉人真的与上诉人协商一致解除双方签订协议，并将35万元的租金变更为35000元的情况下，难道会没有一纸书面协议，而仅是口头约定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有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但对于本案的交易性质，不是简易的，亦不宜简易，更不符合被上诉人的行事风格。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书面协议真的解除，那么双方之间的租赁关系也不复存在，被上诉人又是在何时将租赁物返还给上诉人的呢？原审法院在判决书既已认定上诉人出租的酒厂厂房及二层楼房、三层楼房一直由被上诉人控制占有，并判决被上诉人予以返还。原审法院这样的认定及判决，简直就是给了被上诉人占用着35万元年租金的租赁物，而只支付35000元年租金的优厚待遇。这显然是用被上诉人擅自解除合同，杜撰口头约定租金为35000元的根本违约行为绑架上诉人。二、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为了达到规避上诉人租金的目的，在上诉人起诉前便开始悄悄转移其生产的白酒。被上诉人得知后随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于立案当天向原审法院递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在接受上诉人的申请后是否采取保全措施，都应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但时至今日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原审法院却未作出任何裁定，以致被上诉人有恃无恐，诉讼期间仍继续转移白酒。三、原审法院判决错误。本案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当中，并没有要求原审法院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1月份签订的库房租赁口头协议，被上诉人也未提出反诉主张解除。原审法院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1月份签订所谓的库房租赁口头协议实属超裁超判。既然原审法院判决解除的是口头协议，又何谈签订之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口头协议又是以怎样的方式签订的呢？不仅如此，原审法院既然判决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白酒生产厂房一栋，工具及二层房屋一栋、三层房屋一栋，这足以说明上诉人出租给被上诉人的租赁物一直是由被上诉人占有使用，上述租赁物一直是上诉人出租给被上诉人使用，双方而且按合同约定年租金就是35万元，然而，原审法院在租金的判决部分却只按年租金35000元进行判决，并还按该金额多判决被上诉人继续使用3个月，原审法院这样的判决结果实属是对同一案件、同一主体、同样的权利义务事实采用不同的标准区别判决，这样的判决岂能让人信服。
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答辩称：一、2013年、2014年我们租原告袁昌伦酒厂烤酒两年，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15年仁怀、茅台的酒厂普遍停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我们2013年烤完酒后，2014年都是亲朋好友借钱，用住房贷款，拖欠东北客户的高粱款来艰难地烤完了酒，把各种费用付清，把工人的工资付清，就己经负债累累了。2015年不可能再烤了，2014年底，我们就和袁昌伦协商，租用他酒厂的酒库存放酒，租期不定期，租金是每年3.5万元，就租金3.5万元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我们都认为偏高，所以都协商了几次，最后袁昌伦同意说每年3.5万元一分钱都不能少了，由于我们考虑到搬走工作量有点大，也同意了3.5万元一年的酒库租金。二、在烤酒两年结束后，以前签的两个合同己经失效了，在决定租酒库存放酒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签定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认为双方都很熟了，互相都信任，并且好多人都在场，都知道。我们觉得3.5万元一年的租金也能够承受，袁昌伦家听他说他们家很有钱，也不在乎一年3.5万元的租金，觉得口头承诺口头协议也算合同，就没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就造成了今天这个官司。三、去年八月份原告袁昌伦提出要35万一年的租金，我们当时就被吓倒了，怎么可能这样翻脸不认帐，当初双方谈妥认可的事情,那么多工人在场，并且村支书都在场，为啥现在不认帐了，现在想来实际上是个圈套，故意的从开始就不来收库房租金，第三年后再来收就不是3.5万元一年了，他就提出要收35万一年，茅台的实际情况是其它的酒库1.5万至2.5万一年的租金，普遍都是这个行情，我们考虑到搬库麻烦，就同意了一年3.5万元的租金，现在原告方提出35万一年的租金，任何人都觉得怎么可能？原告方是有意三年不收库房租金，其目的是想最后进行敲诈。四、关键的事实是我们只租酒库存放酒，不是租酒厂来烤酒，这个事情烤酒的工人承认，周围的村民承认原告方本人在茅台法庭开庭上也承认，这就是铁的事实。租原告酒厂烤酒两年，租金55万付清了的，厂房、工具、用具移交了的，最后才双方同意租的酒库。
张弟银、袁昌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于2012年5月5日、2013年11月19日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赁协议书》和《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2.判决被告立即将位于仁怀市××镇××村铁匠××组的白酒生产厂房一栋及生产设备、工具返还给原告；3.判决被告立即将位于仁怀市××镇××村铁匠××组××房屋××以及××房屋××栋返还给原告；4.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2013年10月19日至2017年10月19日的租金共计1,130,000元；5.判决被告自2017年10月20日起每日支付原告租金（房屋占有使用费）958.9元至上述白酒生产厂房及房屋返还原告之日止；6.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5月5日，甲方袁昌伦、张弟银与乙方饶传芬、阮承文签订《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内容有：“经甲、乙双方共同自愿、平等协商，甲方将茅台镇下坪村石坝组袁家住房右后侧的基酒生产厂房（占地面积约800m2,内有窖坑12个）和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一栋及三层楼房一栋出租给乙方使用；租用年限为3年，从2012年10月20日起至2015年10月19日止，三年期满后，双方自愿另行协商，原则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满足乙方租用；每年的租金350，000元，租用期满后，如乙方继续租用，其租用时间及租金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凡生产房内大型工用具（实际已配齐）所缺部分由乙方购买，甲方出资，所有工用具由甲、乙双方共同交接，采用表册式登记一二份，承包期满后，按表册共同点交；三层楼房一栋（1、2楼为库房，3楼为住房、厨房）出租给乙方使用，但不得在其内作踩曲用，同时应保持房内清洁、无损坏，租用期满，如乙方继续占用甲方的库房，原则上不得超过1年，且每月按3，500元的租金缴纳给甲方，超出1年的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处理”。2012年11月17日，双方对基酒生产厂房工用具交接并形成交接表，具体工用具有“0.7锅炉1台、石甑子2口、石冰缸2口、不锈钢冷却器烟焊2套、不锈钢甑盖2个、打槽机1台、鼓风机3台、吊机1台、打曲机1台、磨粮机1台、搅拌机1台、曲药罐1个、洗澡间冲水罐1个、磅秤1把、斗车4个、刁甑子杆2套”。2013年11月19日，因白酒市场形势困难，张弟银、袁昌伦与饶传芬、阮承文就租金通过上坪村村委组织协商达成《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内容有“原协议中（2012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租金不变。其中经协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0月19日全年租金为200,000元；乙方提出要换两套不锈钢的甑子经商定，甲、乙双方各做一个（其中一个由乙方垫付货款），乙方租用期满后，由甲方退还乙方垫付款；2014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的租金，由甲、乙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重新协商签订；此子协议书未尽事宜，按2012年5月5日双方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为准”。此后，饶传芬于2014年7月9日支付租金100,000元，2015年2月13日支付租金20,000元，2017年4月17日支付租金20,000元。
庭审中，双方均认可2013年的租金350,000元已经支付完毕，本次提供的证据均不包括该350,000元的支付情况；饶传芬垫付的酒甑款为15,000元；2013年、2014年饶传芬、阮承文在租赁的厂房内烤酒。袁昌伦自述“饶传芬数次找我商谈将租金减至每年35，000元，但我答复称要商量后办个手续才作数”，饶传芬为证明双方已经于2014年11月份达成口头协议，申请程某绪坤、况小李某小龙出庭作证证明双方在袁昌伦家中就每年房租35,000元达成了口头协议。
另，生产厂房、二层楼房、三层楼房均只能从厂大门进入。未烤酒后，饶传芬将已经生产的酒存放于酒库并聘请专人居住在厂内看守。2017年8月24仁怀市××镇××村坪村调解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从2014年1月开始，袁昌伦每年向调委会反映饶传芬、阮承文拖欠租金未付请求调解。2017年7月30日，饶传芬明确调委会无权处理房租事宜，后袁昌伦、张弟银诉来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于2012年签订了《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约定了租赁厂房的范围、期限、租金金额、支付时间等内容，后被告2013年在租用厂房内烤酒，因白酒行情下滑，原、被告经上坪村委会组织协商，双方达成《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将2014年的租金降为200，000元，并约定“2014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的租金，由甲、乙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重新协商签订”。此后，被告未再使用厂房烤酒，但实际控制厂房钥匙并将已经烤出的酒存放在三层楼房的酒库里至今，双方因未就2014年之后的租金形成书面协议，各执一词，酿成纠纷。
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的请求，被告辩称双方已经在2014年11月份达成口头协商订立新的协议因而上述协议已经于2014年11月解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如乙方继续占用甲方的库房，原则上不得超过1年，且每月按3，500元的租金缴纳给甲方”可知，原、被告之间主要租赁物为基酒生产厂房而不是库房，不管是2013年的租金350，000元还是2014年的租金200，000元，对价物主要为基酒生产厂房，因此，被告在2015年不再烤酒之后因不再使用基酒生产厂房应该扣减租金与原告协商属情理之中；第二，《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第一条载明“原协议中2012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租金不变”，第三条载明“2014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的租金，由甲、乙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重新协商签订”，第四条载明“此子协议书未尽事宜按2012年5月5日双方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为准”，不难看出，虽然第一条陈述租金不变，但此后第三条单独说明2015年的租金由甲、乙双方重新协商签订，而第四条是约定子协议未谈及事宜才以《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为准，反之谈及的则以《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已经确定的为准。说明双方均认同2015年的租金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协商签订，而不是沿用《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确定的350，000元；第三，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数次找其协商过未烤酒后占用库房每年租金35，000元但原告未答应，被告提供了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双方巳经达成了未烤酒后年租金35,000元的口头协议，结合2015年白酒市场持续低迷和被告未再投入资金用于生产的实际、上坪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证明原告袁昌伦从2014年起每年反映被告只是差欠租金而不是就租金多少未达成协议产生纠纷，本院采信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即原、被告之间就只租用库房储存白酒的租金35,000元在2014年11月份达成口头协议，因此，双方之前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因2014年11月协商一致达成新的口头协议而解除。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白酒生产厂房一栋及生产设备、工具、二层房屋一栋的请求，被告辩称原告可随时行使其除酒库之外的权利。本院认为，双方虽然于2014年11月份解除了《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但至今厂大门的钥匙仍保留在被告手内，原告未与被告聘请人员联系无法进入，《基酒生产厂房工用具交接表》的工用具亦未移交，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上述物品应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三层房屋一栋，因原、被告于2014年11月达成的协议为口头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釆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和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上述物品，实质是双方解除2014年11月签订的口头协议之后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租赁物，考虑被告尚有白酒存储于此，短期内无法完全转移，而生产厂房、二层房屋均只能从厂大门进入，为了避免双方再起纠纷引发新的矛盾，酌定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将上述物品返还给原告为宜。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的至2017年10月19日的租金1，130，000元及从2017年10月20日起的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请求。上坪村委会调解委员会已经证实，原告从2014年起每年均反映被告未支付租金并要求处理，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因此原告的请求未过诉讼时效。经核实，被告已经支付2013年11月19日至2014年11月19日之前的租金140，000元，被告实际差欠2014年租金为60,000元。从2014年11月20日起至被告返还酒库之日止的租金，则按每年35,000元计算，至本案辩论终结之日2017年9月15日为98，863元（35,000元/年÷365天x1031天），之后被告实际占用房屋的费用亦按此计算至返还之日止。被告垫付不锈钢甑子费用15,000元，本案中抵扣差欠原告的租金，对于被告主张的在生产期间购买的发电机、磨粮机的费用，《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约定为“乙方购买甲方出资，但应双方共同交接，采用表册登记的方式共同点交”，因发电机与磨粮机并未补充登记在《基酒生产厂房工用具交接表》上，属于未与原告协商一致并经原告同意自行购买，其要求原告承担购买费用不符合约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张弟银、袁昌伦与被告饶传芬、阮承文于2014年11月份签订的库房租赁口头协议；二、被告饶传芬、阮承文在本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自仁怀市××镇××村台镇上坪村铁匠弯的白酒运仁怀市××镇××村台镇上坪村铁匠弯的白酒生产厂房一栋、工用具（见审理查明部分)、二层房屋一栋、三层房屋一栋返还给原告张弟银、袁昌伦；三、被告饶传芬、阮承文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差欠原告张弟银、袁昌伦截止至2017年9月15日的租金143,863元（已扣除甑子费15,000元）和后期房屋占用使用费（从2017年9月20日起按年租金35,000元计算至全部返还第二条列举的生产厂房、二层房屋、三层房屋之日止）；四、驳回原告张弟银、袁昌伦其佘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85元（已减半），由原告张弟银、袁昌伦承担5,896元，被告饶传芬、阮承文承担1，589元。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2017）黔0382民初5971号民事裁定书；2、照片。证明：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出租的白酒生产厂房以及二楼房屋一栋以及三楼房屋一栋，至今仍然还在使用，上诉人将石头堆放在出租给被上诉人使用的白酒生产厂门口时，被上诉人向仁怀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排除妨碍，仁怀市人民法院已裁定先予执行并确认被上诉人对白酒厂房是在生产经营的；2.上诉人出租给被上诉人使用的库房有另外的大门及通道进出，其该库房并非一定要通过上诉人出租给被上诉人使用的白酒生产厂房才能进出。经被上诉人质证，对裁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持有异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生产厂房里面是有一栋存酒的库房，被上诉人在2013年、2014年所生产的白酒全部存放在该库房当中，上诉人用石头堵住了通往酒厂酒库的通道，导致被上诉人无法正常通行来将其生产的小部分白酒进行销售，因此才提起诉讼。
二审查明，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2014年11月份达成租用库房储存白酒租金35,000元的口头协议不属实，本院予以纠正。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与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之间的租赁关系是否在2014年11月份协商解除。2、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主张的租金如何认定。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与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在签订《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以后，并未签订解除租赁合同的书面协程某次，关于程李某况小平、李小龙的证人证言能否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于2014年11月解除租赁合同的问题，（1）三证人均与被上诉人存在一定程某系，其中程绪坤是被上诉人的李某况小平、李小龙与被上诉人有买卖关程某2）证人程绪坤表示2014年11月在上诉人家中听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库房房租一年35000元李某议，证人李小龙则表示是在2014年年底在厂房旁边听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谈租库房的事，故两位证人证言并不一致；证人况小平只是听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谈房租的事，但商谈的具体结果况小平并不清楚。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程某的规定，程李某况小平、李小龙的证言并不能充分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11月口头协商解除了租赁合同。再次，被上诉人主张双方租赁合同在2014年11月解除，之后只租赁上诉人的库房，但事实是2014年11月以后至今，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并未将其余的租赁物（生产厂房、工用具、二层房屋、三层房屋等）交还给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如果被上诉人的主张属实，双方在2014年11月解除了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只租用上诉人的库房，那么被上诉人就不应当继续占有上诉人的全部租赁物，被上诉人既然占有全部租赁物，又只交纳库房租金，显然对上诉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故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与2014年11月之后的事实也是矛盾的。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关于双方已于2014年11月口头协商解除租赁合同的辩解无充分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关于租金认定问题，在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中，约定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0月19日期间的租金为20万元，对2014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期间的租金约定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重新协商签订。因双方当事人对于2014年10月20日起产生的租金未重新协商，且被上诉人也不能举证证明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的租金的标准是多少。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参照该《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关于年租金20万元的约定，确定由被上诉人按照每年200,000元的标准，支付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10月19日期间的租金。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于2015年10月19日到期后，双方并未办理交接结算手续，被上诉人继续占有租赁物持续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的规定，双方之间从2015年10月20日起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且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故对于不定期租赁期间所产生的租金，应按照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的约定认定，虽然《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约定的年租金为35万元，但《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已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0月19日全年租金变更为20万元；且2014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9日的租金，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重新协商签订。由于双方未重新协商租金，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对于不定期租赁期间所产生的租金应按照每年20万元的标准确定。同时，上诉人主张解除《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的规定，双方租赁关系应予解除，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租赁物。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7)黔0382民初4901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与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签订的《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基酒生产厂房租用协议书子协议书》。
三、由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仁怀市××镇××村市茅台镇上坪村铁匠弯的白仁怀市××镇××村市茅台镇上坪村铁匠弯的白酒生产厂房一栋、工用具（0.7锅炉1台、石甑子2口、石冰缸2口、不锈钢冷却器烟焊2套、不锈钢甑盖2个、打槽机1台、鼓风机3台、吊机1台、打曲机1台、磨粮机1台、搅拌机1台、曲药罐1个、洗澡间冲水罐1个、磅秤1把、斗车4个、刁甑子杆2套)、二层房屋一栋、三层房屋一栋返还给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
四、由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支付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0月19日期间尚欠的租金60,000元。
五、由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按照每年200,000元的标准，从2014年10月20日起向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支付租金，直至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返还全部租赁物之日止。限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自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
六、由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支付甑子费15,000元。
七、驳回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485元（已减半），二审案件受理费14,970元，共计22,450元，由上诉人张弟银、袁昌伦承担11,225元，由被上诉人饶传芬、阮承文承担11,2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雨
审 判 员 李宗洪
代理审判员 施正高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