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甘02行初38号
原告袁吉明，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
委托代理人王晴，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铭林，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张掖市畜牧兽医局，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法定代表人马永才，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杰，甘肃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法定代表人魏玉明，该中心主任。
被告甘州区畜牧兽医局，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滨河新区。
法定代表人张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小平，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代宏峰，该局法律顾问。
被告甘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滨河新区。
法定代表人徐子华，该站站长。
委托代理人王东辉，该站副站长。
委托代理人代宏峰，该局法律顾问。
被告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滨河新区。
法定代表人韦鹏，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杨大鹏，该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代宏峰，该局法律顾问。
原告袁吉明诉被告张掖市畜牧兽医局（以下简称市畜牧局）、张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市疫控中心）、甘州区畜牧兽医局（以下简称区畜牧局）、甘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以下简称区畜牧站）、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以下简称区动监所）确认畜牧行政强制行为违法一案，于2017年9月1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吉明及委托代理人王晴、陈铭林，被告张掖市畜牧兽医局出庭应诉负责人陈多宏及委托代理人王杰、张掖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法定代表人魏玉明、甘州区畜牧兽医局委托代理人马小平、代宏峰（同为甘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委托代理人），甘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委托代理人王东辉、甘州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委托代理人杨大鹏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吉明诉称，2016年12月26日，原告饲养的10头奶牛在挤奶大厅因水槽漏电集体同时死亡，当时不明死因，27日市区畜牧部门接到报案后在下午2时30分召集联席会议（本案五被告参加）作出决定”5、由甘州区兽医局联系当地镇政府和村委会，做好蓄主思想工作，组织人力，在市区监督所指导下，对所有死牛及剩余900余斤鲜奶进行焚烧深埋无害化处理。”当日下午6点，被告市、区疫控中心作出实验室和解剖结果，排除奶牛因炭疽等”疫病”感染致死。被告区畜牧局即调派区动监所和新墩镇畜牧站工作人员执行联席会议决定，于27日夜晚强制将10头奶牛尸体和900余斤鲜奶装车拉运作焚毁处理。当晚7时许，在拉运过程中，原告发现并告知在场监督执行装车的4名行政执法人员奶牛死亡原因为电击致死，但该4人仍坚持执行销毁措施。原告认为五被告共同作出销毁原告动物产品的决定是违法的，同时执行该决定并实施销毁原告动物产品的强制措施同样是违法的，侵害了原告合法的财产权利。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强制销毁原告动物产品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会议记录、袁吉明口述奶牛死亡的情况、新墩分所作出的甘肃省动物卫生监督检查记录单、甘州区新墩镇流泉村三社奶牛不明原因死亡情况汇报、高台县人民法院（2017）甘0724行初16号行政裁定书、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2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2、证人杨某、王某证言。
被告市畜牧局辩称，原告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中经初步诊断，奶牛死因不明，即使事后查明是电击死亡，根据《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试行）》规定，对死亡奶牛及产品也应进行无害化处理，动物疫病监督机构要求原告对死亡奶牛及鲜奶进行无害化处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死亡情况汇报》系管理部门的内部材料，不是行政决定、命令，对原告的实体权益不产生实体影响，原告认为是五被告共同作出销毁原告动物产品的决定是违法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依据《食品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牛屠宰检疫规程》等相关规定，原告的奶牛死亡在前，没有依法进行检疫，其死亡奶牛已无经济价值，因此对死亡奶牛等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影响原告实体财产权益。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在举证期限内，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魏玉明工作记录、何彦春工作记录；2、甘州区疫控中心采样登记表（编号01）、市疫控中心动物疫病监测报告书、袁吉明口述奶牛死亡的情况、甘州区新墩镇流泉村三社奶牛不明原因死亡情况汇报；3、照片、奶牛无害化处理登记表、袁吉明在高台县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起诉状、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和行政起诉状、行政撤诉裁定书。
被告市疫控中心辩称，1、我中心是动物疫病的技术诊断部门，不是动物、动物产品的法定监管机构，没有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监督和无害化处理的权限，也没有参与对死亡奶牛尸体、牛奶的无害化处理，我中心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死亡情况汇报》不是具体行政决定，仅为畜牧监管部门依据工作流程作出的内部材料，我中心在该材料上签字，只是对事实状态的一种确认。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在举证期限内，除未提交奶牛无害化处理登记表、袁吉明在高台县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起诉状外，被告市疫控中心提交的证据与被告市畜牧局提交的其他证据相同。
被告区畜牧局辩称，依据规定，我局具有防控全区动物疫情的法定职责，对辖区内死牛事件进行宏观指导，并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进行沟通汇报，是正常业务行为。2016年12月27日10时，我局接到原告报案后，及时进行安排部署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现场处理并向市畜牧局报告案情。市畜牧局迅速派工作人员进行解剖采样检验，排除炭疽疫情。因条件限制，奶牛死亡原因一时无法确定。至27日6点，奶牛死亡近18小时，尸体因肠胃内容物发酵逐渐膨胀。为了避免尸体腐败污染环境、防治死牛及产品流入市场引起食品安全事故或不明疫情造成更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故，根据相关规定，决定由甘州区疫控中心采集病料送省疾控中心进行检验确定，同时联系新墩镇政府和流泉村村委会，做好原告的思想工作，在市、区动监所的监督指导下，对所有死牛及剩余牛奶进行无害化处理。27日下午7时许，在原告的同意、配合和亲自参与下，由原告本人安排装车，将死牛等拉至宏金雁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理。按照法律规定，无害化处理死因不明的动物，是原告的法定义务。我局接到报案后组织有力，措施得当，也取得了原告的支持和配合，我局的行政行为于法有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甘区政发办〔2003〕42号《甘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畜牧局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办发〔2012〕236号《甘肃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责任体系》的通知，许鸿、赵海执法证复印件，市、区畜牧兽医局关于奶牛死亡处理的会议记录；2、区动监所作出的甘肃省动物卫生监督检查记录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区动监所行政监督通知书、新墩分所作出的甘肃省动物卫生监督检查记录单；3、甘州区疫控中心采样登记表（编号01）、市疫控中心动物疫病监测报告书、袁吉明口述奶牛死亡的情况、甘州区新墩镇流泉村三社奶牛不明原因死亡情况汇报；4、甘州区疫控中心采样登记表（编号02），市疫控中心送样介绍信，奶牛死亡现场、问询、解剖、实验室检测等照片18张，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人员出差审批单、差旅费报销单及退票费报销单复印件；5、新墩镇畜牧站租车费发票；6、袁吉明在高台县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起诉状；7、证人陈某、浦东证言；8、依申请法院调取的有关袁吉明报案甘州区公安局案卷材料；9、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清单。
被告区畜牧站辩称，甘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甘州区疾控中心）为我站的内设机构，为我市动物防疫责任体系中的技术支撑部门，没有行政执法权限，也没有决定和销毁动物及其产品的行政强制权，更没有作出和实施无害化处理死亡奶牛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办发〔2012〕236号《甘肃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责任体系》的通知，市、区畜牧兽医局关于奶牛死亡处理的会议记录；2、甘州区疫控中心采样登记表（编号01）、市疫控中心动物疫病监测报告书、袁吉明口述奶牛死亡的情况、甘州区新墩镇流泉村三社奶牛不明原因死亡情况汇报；3、甘州区疫控中心采样登记表（编号02），市疫控中心送样介绍信，奶牛死亡现场、问询、解剖、实验室检测等照片18张，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人员出差审批单、差旅费报销单及退票费报销单复印件。
被告区动监所辩称，1、我所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监督指导对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具有法律依据。2、原告没有证据证实10头奶牛确因电击死亡。我所对奶牛事件的处置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合法。3、我所对死牛和牛奶进行无害化处理系行政指导，并且原告给予了支持和配合。我所不存在行政行为违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甘州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重新核定部分单位人员编制的通知》甘区机编〔2011〕43号、甘区机编〔2015〕77号；2、电话记录单，许鸿、赵海执法证复印件；3、市、区畜牧兽医局关于奶牛死亡处理的会议记录；4、市疫控中心动物疫病监测报告书、袁吉明口述奶牛死亡的情况、甘州区新墩镇流泉村三社奶牛不明原因死亡情况汇报；5、奶牛死亡现场、无害化处理等照片11张；6、袁吉明在高台县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起诉状、在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起诉状；7、证人鞠某证言。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市畜牧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不认可，认为个人的工作记录不能证明形成的时间，该证据可以随时完成；对证据2中甘州区疫控中心采样登记表（编号01）的合法性有异议，该采样登记表没有原告签名，程序违法；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对被告区畜牧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中许鸿、赵海执法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无关联性；对证据2中区动监所作出的甘肃省动物卫生监督检查记录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和证据4中市疫控中心送样介绍信，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人员出差审批单、差旅费报销单及退票费报销单复印件以及证据5不认可。证据9中GB-16548-2006《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安全处理规程》已经废止，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本案中并不适用。认为证人陈某、蒲某参与了死亡奶牛事故的调查，作为工作人员必然有倾向性，行政行为发生应当以书面形式固定证据，两位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除与被告市畜牧局提交的相同的证据外，对其他的证据均无异议。对被告区动监所提供的证人鞠某的证言，质证意见与对证人陈某、蒲某的意见一致。
对五被告彼此间提交的证据中相同的证据已发表意见的，原告不另行发表质证意见。五被告对彼此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并认为被告区畜牧局、区动监所申请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的证言均真实可信且原告均予认可。
对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的证言，被告均认为杨某的证言部分属实，其中认为杨某陈述是原告的亲戚们帮助原告将死牛拉运至无害化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和不清楚拉运过程中原告是否告知在场的行政人员牛是电死的事情是属实的；对照事故奶牛的现场照片和调取的当天气温情况室外温度在零上3度，杨某所称事发当天室外温度零下有20多度和事故现场死牛没有出现异味、溃烂、出血等现象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因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王某没有参与拉运死亡奶牛，故五被告对其证言均无意见。除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外，被告市畜牧局、市疫控中心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中除新墩分所作出的甘肃省动物卫生监督检查记录单不清楚外，对其他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余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因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证人杨某所陈述的事发当天天气情况及死亡奶牛未呈现异状的内容，对该证人陈述的该部分内容，不予确认。被告市畜牧局提供的GB-16548-2006《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安全处理规程》已经废止，不予确认。综合当事人各方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27日凌晨0时许，原告养殖的10头奶牛死亡。原告怀疑有人投毒，先向”110”报案，后又向区畜牧局报案。当日，甘州区公安局与畜牧部门分别受理后，区公安局和市、区两级畜牧、疫控、动物监督等部门安排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工作人员到达事故现场进行了询问、勘验、解剖采样、送检等调查活动。14：30分，在市畜牧局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市、区两级畜牧局、疫控中心及市动监所参会的死牛处置紧急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包括：1、对死牛所在地5公里范围内的所有饲养牛进行拉网式排查；2、由市、区疫控中心采集病料，做炭疽检测，若无炭疽病，采集病料由区疫控中心送省疫控中心；3、由区兽医局负责对畜主饲养场地进行消毒灭源工作；4、由新墩镇牧畜站负责对其他奶牛进行隔离观察，防止移动或外卖；5、由区畜牧局联系当地镇政府和村委会，做好畜主思想工作，组织人力，在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所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对死牛及剩余的鲜奶进行焚烧、深埋等无害化处理；6、做好畜主和周围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防止引起社会恐慌。同日，被告市疫控中心对送检样品”牛耳尖血片、牛耳尖组织”进行检验，作出《动物疫病监测报告书》，结论：非炭疽感染。同日，由参加死牛处置紧急会议的五部门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形成《甘州区新墩镇流泉村三社奶牛不明原因死亡情况汇报》，初步诊断结论为：初步排除因传染病引起的死亡。
2016年12月27日19时许，原告在其亲属的帮助下自行安排叉车对10头奶牛尸体和11桶约330公斤牛奶装车，区动监所、新墩镇畜牧站相关工作人员在拉运现场。在装运过程中，牛舍有漏电现象，原告怀疑奶牛系电击死亡，遂告之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在被在场的工作人员告之奶牛死亡时间已经18小时之久且死因不明仍需进行无害化处理后，继续装车，原告并跟随拉运车转运至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新墩镇畜牧站支付了拉运费用。2016年12月28日，原告以奶牛系电击死亡为由向甘州区公安局撤案。市疫控部门因原告所称奶牛系电击死亡，遂终止向省疫控中心送检病料。
另查明，区疫控中心系区畜牧站的内设机构。被告区畜牧站向原告送达了市疫控中心动物疫病监测报告书、甘州区新墩镇流泉村三社奶牛不明原因死亡情况汇报。
以上事实由上述确认的证据、当事人庭审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认为奶牛确系电击死亡，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不予采信。奶牛在2016年12月27日凌晨0时许死亡至12月27日下午7时许装运进行无害化处理，时间长达近19小时，虽经市疫控中心检测初步排除炭疽病感染，但是基于当地检测条件的限制，奶牛死因未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动物产品，是指动物的肉、生皮、原毛、绒、脏器、脂、血液、精液、卵、胚胎、骨、蹄、头、角、筋以及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奶、蛋等”，奶牛尸体不属于动物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甘肃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指导。”被告区动监所等动监部门有依法对死亡不明奶牛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对于饲养环节出现的死因不明动物、动物产品，畜主承担无害化处理的主体责任。原告配合监管部门及时对死亡不明的奶牛尸体和可能传染疫病的牛奶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死因不明奶牛及所产牛奶流入市场，杜绝了危害公共安全情况的发生，其行为值得肯定。
被告履行各自职能，对突然发生的死因不明的奶牛事件及时调查、解剖、采样、送检、检验，同时联席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被告作出的《甘州区新墩镇流泉村三社奶牛不明原因死亡情况汇报》是对奶牛死亡事件进行调查以及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开展的汇总材料，非实施强制措施的行政决定也非行政命令，不具有行政强制性。原告以此作为被告行使了强制销毁其动物产品的依据，明显不当。被告也没有实施强制措施对原告的死亡奶牛和牛奶进行销毁的行为，原告的主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吉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步全梅
人民陪审员 李 蓉
人民陪审员 张艳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田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