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06民初866号
原告：赵敏坤，男，196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彧，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辉，男，198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
被告：高凤娟，女，197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林，江苏永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三星，江苏永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赵敏坤与被告余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后,原告赵敏坤申请追加高凤娟为共同被告，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情形，于2017年3月23日裁定转换为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孙军、人民陪审员姚刚、人民陪审员肖鸣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敏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彧、被告高凤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辉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敏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余辉、高凤娟共同归还借款本金38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2017年2月3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诉讼费用由余辉、高凤娟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赵敏坤与余辉经江某,4介绍成为朋友。余辉、高凤娟原系夫妻。2014年11月至2016年4月，余辉以买房、花店经营等缺乏资金为由多次向赵敏坤借款，赵敏坤陆续累计出借38万元。第一笔借款5万元发生在2014年11月，起初余辉向江某,4借钱用来支付买房首付款，江某,4没有出借能力，于是介绍赵敏坤与余辉认识，赵敏坤将5万元现金在余辉、高凤娟共同经营的花店交付。余辉、高凤娟当场书写借条。没过多久便归还。后来余辉瞒着高凤娟要求继续使用这笔钱，单独出了借条；第二笔系同年12月，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余辉又借了5万元，赵敏坤提现交给余辉；第三笔系2015年4月，余辉因手头紧，急需2万元，赵敏坤在中信银行取款交给余辉；第四笔是2015年12月，余辉在电话中讲需要3万元救命，赵敏坤向其他朋友借了3万元，答应几天后偿还，因过期未还，余辉将此前的4笔借款重新出具借条，金额为15万元，原先的借条全部收回。第五笔借款是在2016年4月，余辉要扩大经营，在丹凤街另开一家花店，也是瞒着高凤娟的。因店面租金、装潢等需要资金，拟向小贷公司借款。经审核余辉不符合贷款条件，故以赵敏坤的名义办理了两笔贷款，贷款金额分别为88000元和18万元，扣除38000元的手续费，剩余的23万元，赵敏坤先取款20万元直接交给余辉，后来又到账3万元，赵敏坤也取出来交给余辉，余辉分别出具20万元、3万元的借条各1份。以上各笔借款，均与余辉约定月息3%，余辉仅归还过很少部分利息。案涉借款发生于余辉与高凤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夫妻夫同债务，高凤娟应对余辉的还款义务承担共同责任。同时，余辉与高凤娟离婚时，所有财产均归高凤娟所有、孩子亦由余辉负责抚养，且协议离婚后，余辉还是共同经营花店，高凤娟也承认离婚后代余辉还过债，可以认定双方以离婚恶意逃避债务，高凤娟应对所有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经催要无果，现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余辉未答辩。
被告高凤娟辩称，赵敏坤所述不实，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是高凤娟与余辉已于2016年5月11日协议离婚，赵敏坤主张的借款中，有1笔3万元的借款，借条记载时间发生在婚姻关系解除之后，与夫妻共同债务无关；二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余辉从未补贴过家用，家庭开支均由高凤娟依靠经营花店维持。一直以来，高凤娟并不知晓余辉有赌博恶习，直到离婚后，经常有人至花店向余辉讨债，高凤娟才知道余辉欠下巨额赌债。离婚后，因余辉多次被债主威胁，高凤娟变卖车辆代余辉偿还了部分债务，即使借款属实，亦未用于家庭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三是赵敏坤与高凤娟并不熟识，赵敏坤偶尔来花店，但谈话从来都是避开高凤娟的。赵敏坤称在花店交付5万元、高凤娟在借条上签名，纯属捏造。听其他人讲赵敏坤也是余辉的债主之一，债务均系赌债所欠，借条记载金额与实际借款金额相距甚远，一般借5000元，会打1万元的借条。赌债是非法债务，赵敏坤无权主张偿还，更无权以夫妻共同债务要求高凤娟共同偿还；四是余辉目前下落不明，借条所载借款金额与实际借款是否符合，余辉是否有过还款及还款金额，均无法核实。赵敏坤对借款经过的陈述前后矛盾，不能还原完整的借款事实，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赵敏坤的诉讼请求，均应驳回。
本案原告赵敏坤围绕诉讼请求提供2016年1月5日15万元借条及1张10万元借条的照片打印件及中信银行取款凭证、2016年5月10日20万元借条、2016年5月15日3万元借条、丹凤街花贵坊花店门头照片、赵敏坤建设银行、南京银行交易明细及业务专用凭证、与余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小视频光盘1组，申请证人江某,4、郭某,4出庭作证。
被告余辉未提交证据。
被告高凤娟提交离婚证及离婚协议、花贵坊鲜花店营业执照及花店照片、报警记录1组。申请余辉的父母余ＸＸ、唐厚兰以及邻居王锡梅、缪素梅作证。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证据质证。高凤娟对赵敏坤提供的借条及借条照片，认为借条非其出具，对借条所载借款均不知情，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取款凭证及交易明细和银行业务回单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款项已出借给余辉；花店门头照片所留手机号码确系余辉使用，但是他们仅在许府巷××过一家花店，从未开过分店；对微信聊天记录认可真实性，只能证明余辉曾就借款与赵敏坤有过交涉，不能证明款项已经实际出借及出借金额；对光盘的真实性认为无法核实亦与本案无关；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均系赵敏坤一起开麻将档的牌友，与案件或许还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与赵敏坤陈述有许多矛盾之处，说明赵敏坤及证人均未做如实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赵敏坤对高凤娟提交的离婚证和离婚协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双方系以离婚逃避债务，故借款无论是否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凤娟均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花店营业执照和照片不持异议，余辉及其父母一直共同经营花店；对报警记录不持异议，与赵敏坤及本案事实均无关联；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证人讲赵敏坤打麻将，实际上赵敏坤不会打麻将，只偶尔看别人打，自己从来不打，也从来没有去过证人讲的南汽后面的院子里的麻将档。
被告余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视其已放弃了一审期间的举证和质证等相关抗辩权利。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各项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是关于借条及借条照片，借条上余辉签名，余辉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高凤娟亦未对借条的真实性提出合理怀疑，故本院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借条照片没有原始载体，无法核实真伪，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仅凭赵敏坤的提供的照片，不能证明余辉瞒着高凤娟在丹凤街另开花店，证人郭某,4虽也证明余辉新开一分店，但与案涉借款并无实质关联，该花店现场已不存在，真伪难辩；光盘小视频与案件借款事实亦无实质关联；证人江某,4、郭某,4的证言与赵敏坤陈述在与余辉相识经过、款项交付等多处确有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高凤娟一方的证人余ＸＸ等人的证言，多属猜测，不能和本案建立直接关联，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可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敏坤与江某,4系朋友，经江某,4介绍，余辉与赵敏坤结识并有款项往来。
2016年1月5日，余辉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赵敏坤15万元，用于生意周转。还款日期2017年1月5日。
2016年5月10日，余辉出具第二份借条，载明：今借赵敏坤20万元，用于开花店。
2016年5月15日，余辉出具第三份借条，载明：今借赵敏坤3万元。
赵敏坤中信银行62×××19账户于2014年11月5日支取2万元，12月1日支取5万元，2015年4月13日支取2万元。
赵敏坤建设银行62×××63账户于2016年4月22日、25日分两笔转账存入48000元、4万元。
赵敏坤南京银行账户于2016年5月4日、5月10贷款记账10万元、3万元。
余辉所用微信名“鲜花婚庆”于2015年11月4日21：11与赵敏坤在微信上信息交流，内容有：赵敏坤：“花公子，你还是把钱还给金保吧？这样可能好些吧，毕竟他还是介绍、担保人！”余辉：“好吧。”2015年12月7日下午14：06，余辉：“能借3万最好。”
高凤娟与余辉于2011年11月1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5月11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及车辆均归高凤娟所有，儿子由余辉抚养，高凤娟无需支付抚养费。
南京市鼓楼区花贵坊鲜花店系个体工商户，自2015年12月17日，经营者为高凤娟。经营场所在许府巷8号101室。
2016年7月至9月期间，高凤娟、余ＸＸ十余次向鼓楼分局中央门派出所报警，称余辉借了高利贷，债主来花店及家里纠缠闹事，并对其及家人进行人身威胁。
案件审理中，赵敏坤来院谈话时称，案涉38万元借款，高凤娟都不知情，余辉不让告诉高凤娟。当时约定利息为月息2%，支付至2016年1月后没有再付。庭审中，核实前述情况时，赵敏坤称因当时比较紧张随口说说，高凤娟对借款知情，还在借条上签过字，但借条不在了，也没留存复印件。改口称利息口头约定为月息3%。
赵敏坤申请的证人江某,4出庭作证陈述：其认识余辉有两年了，与余辉是朋友。与赵敏坤一起到花店把5万元给余辉有一年左右了，不是15年就是16年，高凤娟和余辉都打了借条，钱还了之后又给余辉拿走了，没有约定利息，就是纯粹帮忙。经常和余辉在南汽后面巷子里打麻将，赵敏坤也会打麻将。2016年余辉在大石桥又盘了一家花店，没经营就转掉了。听讲余辉欠了很多钱，又称余辉打麻将从来不欠钱。赵敏坤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向证人发问的问题之一是：借钱时高凤娟是否在场，为什么高凤娟没有在借条上签字？江某,4答：高凤娟在场也签字的。江某,4在庭后要求修改笔录未获同意，提交一张书面说明，内容是：其于2016年退休，在退休前认识余辉有两、三年。
赵敏坤申请的另一证人郭某,4出庭作证陈述：其与余辉于2011年因婚庆认识继而成为朋友，其可以代为办理贷款。3、4年后，余辉来找他说在丹凤街××了一间花店要贷款，他本人贷不了，就介绍赵敏坤贷款。南京银行贷了13万元或14万元，两家小贷公司贷了8、9万元。贷款是赵敏坤还的，贷款时赵敏坤办了新卡，款下来后，赵敏坤当着他的面，将卡交给余辉并告知密码，卡里大概18万元左右。余辉贷款时也告诫他们，不要让高凤娟知道，开花店是瞒着高凤娟的。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赵敏坤与余辉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是否是赌债、款项是否已经交付、赵敏坤是否有权主张返还以及高凤娟责任的承担，是本案审理的关键。
一、借贷合意以及是否是赌债、款项是否交付。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出借时生效。主张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当事人，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借贷的合意，而且要证明其已履行款项出具义务。余辉出具的借条可以证明其与赵敏坤之间存在借款合意。高凤娟认为借条所载债务系赌债，对此，未能举证证明，故对于高凤娟关于借条系赌博所欠债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款项交付，余辉没有到庭，赵敏坤需就款项交付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为此，赵敏坤提供了其银行取款记录、入账记录等，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赵敏坤曾支取或收到相应款项，支取或收到之后，是否已经向余辉出借，赵敏坤还需进一步进行证据补强。赵敏坤申请证人江某,4出庭作证，拟证明2014年11月14日，赵敏坤在花店当着高凤娟的面将5万元交给余辉，余辉和高凤娟均在借条上签名。江某,4作证时称借款发生在2015年或是2016年，与余辉认识有两年，庭后又要求修改。赵敏坤和证人均陈述高凤娟也在借条上签字，而赵敏坤的诉讼代理人却提问，为什么高凤娟没有在借条上签字。关于赵敏坤是否会打麻将等等事实和细节，赵敏坤及证人前后陈述矛盾随处可见，可以认定，赵敏坤和证人均未做如实陈述，以致于先前的陈述和之后的意见南辕北辙，包括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和意见亦与赵敏坤本人和证人证言不相符。
赵敏坤申请另一证人郭某,4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在贷款下款后，将所贷款项取现交给余辉，而郭某,4却称系赵敏坤将新办理的银行卡交给余辉并告知密码、由余辉自己取现。赵敏坤提供的前述证人证言，不仅不能证明案涉部分借款交付的事实，反而可以认定，赵敏坤明显做了虚假陈述，本院已再三释明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和责任，赵敏坤拒不如实陈述，致使其是否已将案涉借条项下的款项如数出借给余辉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该不利后果应由赵敏坤承担。因赵敏坤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作为出借人，已履行款项出借义务，故其要求余辉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要求高凤娟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亦应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敏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7600元，由原告赵敏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 军
人民陪审员 肖 刚
人民陪审员 姚 鸣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周凤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