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民终767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解庆望，男，197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武鸣区。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武鸣光阳二手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标营三产安置J区20号。
法定代表人：解庆望。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苏朋，男，199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磨广识，南宁市武鸣区宏正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解庆望、武鸣光阳二手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苏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桂0122民初第1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解庆望、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解庆望，被上诉人刘苏朋委托诉讼代理人磨广识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解庆望、光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判决，驳回刘苏朋一审的诉讼请求；2、支持解庆望、光阳公司一审反诉的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造成合同无法继续的责任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导致车辆被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以下简称赢时通公司）收回，致使光阳公司、解庆望客观上就《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的车辆所有权交付义务履行不能。”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的。”本案中刘苏朋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也承认明知深圳赢时通公司对桂Ｂ×××××面包车保留所有权的事实，同时《车辆转让协议》里明确约定12个月后（即2016年12月27日后）到车管所办理过户手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刘苏朋主观上是恶意的，刘苏朋就不能取得汽车所有权，因此刘苏朋就不存在对车辆所有权有任何期待权，更不存在光阳公司“车辆所有权交付义务履行不能”。2、一审法院把车辆的毁损、灭失归责于解庆望、光阳公司也是错误的。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光阳公司和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赢时通公司）签订保留所有权的汽车买卖合同，桂Ｂ×××××面包车的价格是22000元，光阳公司的首付款和七个月的分期款已经实际支付18300元，占车款的83.1%，已经超过75%，因此深圳赢时通公司已经丧失取回权。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光阳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就把桂Ｂ×××××面包车交付给刘苏朋，根据本案事实以及法律规定，刘苏朋就应该对车辆的毁损灭失自己承担责任，何况车辆是被偷走的，因此主张返还购车款没有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把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归结于解庆望、光阳公司一方承担也是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三》第三十条规定，本案车辆不能及时追回的责任是刘苏朋造成的，刘苏朋应该自己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约定桂Ｂ×××××面包车在合同签订后12个月后才去进行车辆过户的事实，以及刘苏朋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里和一审庭审过程中也承认，刘苏朋是明知车辆权属于深圳赢时通公司，刘苏朋对《车辆转让协议》的签订与解庆望、光阳公司存在同样的过错。在刘苏朋知道车辆权属情况下，如果能够及时与解庆望、光阳公司进行沟通，就不存在任何纠纷，更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4、一审法院单方对车辆的按照3000元占用折旧费予以扣减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桂Ｂ×××××面包车是2013年5月生产，按照正常的二手车市场评估，截止车辆被扣走时的市场价格不会超过12000元，可是一审法院在没有对车辆做任何评估的情况下，私自断定车辆的占用折旧费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次，一审法院对刘苏朋实际使用桂Ｂ×××××面包车478天仅抵扣3000元，也明显不合理。按照一审法院的3000元进行折算，刘苏朋实际使用车辆478天，每天使用费6.2元，别说一辆面包车，连一辆共享单车都不如，而且6.2元还包含折旧费，因此这种算法是极为不合理。应该按照解庆望、光阳公司提供的汽车租赁合同及二手车租赁市场价格进行参考核算。5、一审法院判决解庆望承担连带责任也是错误。从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也可以看出，合同的双方分别是刘苏朋和光阳公司，解庆望只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光阳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出资人仅在出资限额里承担法律责任，况且出资人已经实际出资，同时光阳公司有自己的独立账户，企业经营独立进出账，企业财产和出资人的个人财产独立分开，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解庆望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在辩论终结后，允许刘苏朋变更诉讼请求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对增加、变更诉讼请求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由此可见，在开庭辩论终结后，刘苏朋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应不予支持，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虽然做了相关释明，但是刘苏朋并没有对变更诉讼请求做任何表示，而是在第一次开庭的辩论终结后，才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书》，一审法院再次组织开庭，程序违法，并支持刘苏朋的主张更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刘苏朋辩称：解庆望、光阳公司与刘苏朋买卖协议因解庆望、光阳公司没有履行协议义务，导致刘苏朋的车辆不拥有所有权，由于解庆望、光阳公司的过错导致刘苏朋损失。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解庆望、光阳公司的上诉请求。
刘苏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刘苏朋与光阳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为无效协议；2、判令光阳公司赔偿刘苏朋因购买桂Ｂ×××××号五菱之光面包车造成的经济损失23000元；3、判令解庆望对光阳公司所承担的赔偿义务负连带赔偿责任。后经一审法院依法释明，刘苏朋变更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刘苏朋与光阳公司、解庆望于2015年12月27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2、判令光阳公司、解庆望共同赔偿刘苏朋因购买桂Ｂ×××××号五菱之光面包车造成的经济损失23000元。
光阳公司、解庆望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请求判令刘苏朋向光阳公司、解庆望支付车辆使用费47800元。(计算方式：时间从2015年12月27日至2017年3月18日共计478天，按照同年限的车型市场租金最低价100元/天计算)；二、请求判令刘苏朋向光阳公司、解庆望返还汽车价款23000元；三、本案一审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费用由刘苏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6日，解庆望与赢时通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车辆销售协议》，约定解庆望以“以租代购”形式向赢时通公司赎买案涉车辆桂Ｂ×××××号面包车，租期从2015年10月26日到2016年10月26日，租期12个月，每期租价1400元，租期未届满或租金未全部支付前该车辆的所有权为深圳赢时通公司所有。合同签订后，解庆望支付首付租金后占有使用案涉车辆。2015年12月27日，刘苏朋与光阳公司、解庆望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约定刘苏朋向光阳公司、解庆望购买车牌号桂Ｂ×××××面包车，购买价23000元，因车辆行驶证载明车主为深圳赢时通公司，双方约定12个月后到车管所办理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刘苏朋支付光阳公司、解庆望购车款23000元；光阳公司、解庆望向刘苏朋交付案涉车辆并随车移交了车辆行驶证和车钥匙。因解庆望未能及时向赢时通公司支付租金，2017年3月19日，当刘苏朋将该车停放在广西东盟经济开发区伊利公司厂区时，深圳赢时通公司派人将该车开走。刘苏朋即报警。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查明上述事实。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解庆望遂于2017年6月向赢时通公司支付完全部车辆租金，但赢时通公司已将该案涉车辆转让他人。刘苏朋与光阳公司、解庆望因此产生纠纷，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刘苏朋与光阳公司、解庆望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是刘苏朋与光阳公司、解庆望进行车辆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在双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案涉车辆因“以租代购”未完成车辆所有权尚未归光阳公司、解庆望所有，光阳公司、解庆望尚未有权处分该案涉车辆，但光阳公司、解庆望因“以租代购”对案涉车辆所有权享有期待利益，其基于此期待利益与刘苏朋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无权处分所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导致合同无效。应认定刘苏朋与光阳公司、解庆望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关于本诉。在《车辆转让协议》签订并已由刘苏朋履行付款义务，光阳公司、解庆望履行交付车辆及行驶证完成部分合同义务情况下，光阳公司、解庆望未能按期支付租金给“以租代购”法律关系中的案涉车辆登记车主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导致车辆被深圳赢时通公司收回，致使光阳公司、解庆望客观上就《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的车辆所有权交付义务履行不能。光阳公司、解庆望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经依法释明，刘苏朋变更诉讼请求，主张解除《车辆转让协议》并由光阳公司、解庆望共同承担购车款返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车辆转让协议》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刘苏朋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且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光阳公司、解庆望应共同返还刘苏朋购车款23000元。鉴于刘苏朋占有使用案涉车辆478天的事实，应酌情按3000元占用折旧费用予以扣减光阳公司、解庆望的购车款返还责任。对光阳公司、解庆望针对刘苏朋变更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反诉。基于上述查明的事实，在刘苏朋没有违约情况下，光阳公司、解庆望要求刘苏朋按其他车辆同年限车型市场租金最低价100元/天标准计算支付案涉车辆占有使用费47800元，以及返还汽车价款23000元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刘苏朋与光阳公司、解庆望于2015年12月27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二、光阳公司、解庆望共同返还刘苏朋购车款20000元；三、驳回光阳公司、解庆望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76元，由刘苏朋负担50元，由光阳公司、解庆望共同负担32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85元，由光阳公司、解庆望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也没有提交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案件事实来看，解庆望通过与赢时通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车辆销售协议》，以租代购形式向赢时通公司赎买一辆桂Ｂ×××××号面包车，并支付首付租金后，光阳公司、解庆望未经深圳赢时通公司同意，便与刘苏朋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将桂Ｂ×××××号面包车以23000元转让给刘苏朋。因解庆望未再向赢时通公司支付租金，深圳赢时通公司便将该桂Ｂ×××××号面包车收回后并已转让他人。为此，刘苏朋主张解除与光阳公司、解庆望之间的《车辆转让协议》并请求光阳公司、解庆望返还相应的购车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光阳公司、解庆望上诉称其与赢时通公司签订保留所有权的汽车买卖合同，已经实际支付18300元，占车款的83.1%，已经超过75%，因此深圳赢时通公司已经丧失取回权。本院认为，光阳公司、解庆望与赢时通公司之间所产生的《汽车租赁合同》、《车辆销售协议》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深圳赢时通公司是否享有或丧失取回权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对此，光阳公司、解庆望可另行向深圳赢时通公司主张权利。光阳公司、解庆望上诉还称其已将桂Ｂ×××××面包车交付刘苏朋，刘苏朋应该对车辆的毁损灭失自行承担责任，刘苏朋主张返还购车款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光阳公司、解庆望未经深圳赢时通公司同意，将尚不具有处分权的桂Ｂ×××××面包车自行转让给刘苏朋，以致该桂Ｂ×××××面包车被深圳赢时通公司收回，导致刘苏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此，光阳公司、解庆望应承担完全过错责任。光阳公司、解庆望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光阳公司、解庆望还认为一审对车辆按照3000元占用折旧费予以扣减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光阳公司、解庆望的过错，导致刘苏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对刘苏朋使用该桂Ｂ×××××面包车期间所产生的折旧损失应由光阳公司、解庆望自行承担。但鉴于一审作出判决后，刘苏朋未提出上诉，故对一审以刘苏朋使用该桂Ｂ×××××面包车期间按3000元占用折旧费予以扣减不作处理。
综上所述，解庆望、武鸣光阳二手汽车有限公司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鉴于刘苏朋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5元（上诉人武鸣光阳二手汽车有限公司、解庆望已预交），由上诉人武鸣光阳二手汽车有限公司、解庆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仇彬彬
审 判 员 陈 健
代理审判员 于代亮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田应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