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27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郝长夫，男，195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军锋，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天祥，男，195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刚，萧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寿翊锋，男，198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英，女，195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寿翊锋、李国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男，196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301211962********，住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北干一苑**幢*单元***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萧山国庆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丰东村。
诉讼代表人：杭州萧山国庆机械有限公司清算组（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叶晓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苏苏，系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郝长夫为与被上诉人沈天祥、寿翊锋、李国英、杭州萧山国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庆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0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沈天祥、郝长夫、寿国庆均系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丰东村（以下简称丰东村）村民。1998年7月7日，寿国庆为在丰东村设立国庆公司需要，分别以寿国庆、郝长夫的名义向指定验资银行账户94×××60缴入现金40万元、10万元。同日，国庆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其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郝长夫（出资10万元，占出资额的20%）、寿国庆（出资40万元，占出资额的80%）。次日，寿国庆将验资银行账户94×××60内的50万元转入国庆公司的银行账户内。随后，又从国庆公司的银行账户内汇款50万元给戎丙贤。
国庆公司自成立时起，郝长夫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2000年6月18日，国庆公司与丰东村签订协议，约定丰东村将现有3幢厂房折价52.80万元、设备折价40.89万元转让给国庆公司。协议签订后，国庆公司向丰东村支付转让款93.69万元。2000年9月1日，寿国庆、沈天祥签订《投资办厂协议》，载明：经双方协商，共同投资150万元购买国庆公司，其中寿国庆出资占总投资的51%，沈天祥出资占总投资的49%，税后盈亏也同样按此比例分配（承担）。由寿国庆任总经理（法人代表），沈天祥任副总经理。寿国庆负责外接业务及财务，沈天祥负责内部生产技术管理及仓库材料进出等内容。郝长夫作为鉴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同日，国庆公司分别向寿国庆、沈天祥开具了金额为66.99万元、73.50万元的投资款收款收据。
2009年8月，国庆公司厂房被政府部门征收。2010年10月，郝长夫向国庆公司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未果。2010年11月9日，郝长夫起诉国庆公司，要求查阅、复制国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2011年1月10日，该院作出（2010）杭萧商初第3365号民事判决，判令国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其从1998年7月7日起至2010年11月9日止的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给郝长夫查阅、复制；将其从1998年7月7日起至2010年11月9日止的会计账簿提供给郝长夫查阅。2011年7月18日，郝长夫起诉国庆公司，要求解散国庆公司。2011年8月16日，该院作出（2011）杭萧商初字第210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国庆公司自2011年8月16日起解散。
另查明，寿国庆于2015年10月17日死亡，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母亲胡彩凤、妻子李国英和儿子寿翊锋，后经全体继承人协商确定，寿国庆的遗产由寿翊锋继承。
原审法院认为,寿国庆在国庆公司的股权投资发生在寿国庆、李国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国英可分割得的部分不属于寿国庆的遗产，故李国英、寿翊锋均为本案的被告。寿翊锋、李国英对继受的国庆公司的股权未进行分割，寿国庆名下的股权由两人共同享有。
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国庆公司成立和《投资办厂协议》签订时，有关公司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公司法也不承认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投资者为了规避法律，常常采取隐名或寻找挂名股东的方式进行投资。为了公司经营顺利或获取相关利益，有投资者也会将该部分股份赠送给对公司有重要影响的人员，形成所谓的“干股”股东，即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但自身并未实际出资的股东。本案中，郝长夫对其陈述的将10万元现金交给寿国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并自认国庆公司设立时的50万元资金都由寿国庆缴入验资账户，且寿国庆对该验资资金的来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结合寿国庆陈述的为了国庆公司经营便利而送给郝长夫“干股”，以及郝长夫从未参加国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在《投资办厂协议》上以鉴证人身份签字等事实，本院认定国庆公司实质上为寿国庆一人的公司，郝长夫为国庆公司设立时的“干股”股东，未实际出资也不参与经营，但享受公司的红利。“干股”股东不同于挂名股东。“干股”股东自身未出资并不等于实际没有出资，只不过其出资是由公司或者他人代为交付。对公司而言，股东用于出资的财产来源于何处，是自有或是借贷，并不产生特别法律问题，只要财产本身没有实物及权利上之瑕疵，其出资即能达到法律要求与目的。如果“干股”股东的股份是基于违法犯罪行为取得，也并不妨碍从民事法律关系上认定其股东资格，对“干股”股东的刑事制裁，通过拍卖转让其股权，收缴其违法所得即可。因此，该院对郝长夫在国庆公司设立时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定。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也可以终止合同的履行。寿国庆、沈天祥于2000年9月1日签订的《投资办厂协议》确定，双方共同投资150万元购买国庆公司，并各占总投资的51%和49%。郝长夫作为鉴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可以表明郝长夫对该协议书上确定的出让国庆公司，以及公司当时的股权价值和寿国庆、沈天祥在收购后的国庆公司持有的股份比例并无异议。同时表明郝长夫与寿国庆就国庆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权收益进行最终结算，郝长夫不再享受此后的“干股”红利。国庆公司的全体股东已在该协议上签字认可，故《投资办厂协议》依法成立并有效。根据沈天祥提供的国庆公司的收款收据和财务账册，沈天祥已向国庆公司支付了相应的投资款，国庆公司也已将其出资情况记入公司账册。郝长夫在知道国庆公司被寿国庆整体出让后未提出异议，也从未参与国庆公司此后的实际经营活动，因此，郝长夫仅对收购国庆公司的150万元按照其与寿国庆之间的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对出让后的国庆公司不再是“干股”股东。沈天祥作为实际投资人未要求寿国庆、郝长夫和国庆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由此形成了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关系。
实际投资人享有的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名义股东享有的股东权益，此两种权益是可以分割的。实际投资人要取代名义股东成为公司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除郝长夫以外的其他股东均同意沈天祥成为公司股东，国庆公司也已将沈天祥的投资记入公司账册，仅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故沈天祥请求确认其为国庆公司股东，享有国庆公司49%的股份，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国庆公司依法负有及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义务，但沈天祥在本案中未就此向公司提出主张，可另行处理。郝长夫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郝长夫对收购国庆公司的150万元所享有的相应权利，可另行处理。《投资办厂协议书》对沈天祥受让的股权的来源未作出明确约定，结合国庆公司整体出让前后的股东变化情况，该院确定沈天祥享有的49%股份包括现登记在郝长夫名下的20%股份和寿国庆名下的29%股份。国庆公司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该院于2017年3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确认沈天祥为国庆公司的股东，享有49%的股份（包括现登记在郝长夫名下的20%股份和寿国庆名下的29%股份）。案件受理费80元，由国庆公司负担。
郝长夫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郝长夫系国庆公司自设立至今的真实、实际股东，原审法院将郝长夫认定为“干股”股东，认定事实错误。1.郝长夫与寿国庆合作设立国庆公司，并按出资要求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由沈天祥提交的证据《解款单》证明），缴纳了10万元的出资款，且有工商登记予以确认，足以证明郝长夫为国庆公司的真实股东。以郝长夫名义缴纳的出款以及工商登记的股东身份，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以及公示公信力，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该事实，否则法律不应当否认郝长夫的股东身份以及股东资格。2.在原审法院（2010）杭萧商初字第3365号案件中，国庆公司已对郝长夫的股东身份提出否认，但原审法院未支持寿国庆的主张，确认了郝长夫作为公司实际股东的身份，并判决国庆公司配合郝长夫行使股东知情权。国庆公司以未上诉的实际行为表明了其对判决结果的认可。当时国庆公司尚未强制解散，寿国庆为国庆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此，对于生效判决书已经确认的事实是免于证明的。3、在原审（2011）杭萧商初字第2106号案件中，郝长夫起诉要求解散国庆公司，该案最终调解，国庆公司同意郝长夫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且在调解书中明确于2011年8月16日起解散公司并办理手续。在当时寿国庆与郝长夫已经就公司剩余资产分配问题发生重大矛盾并诉诸法律的情况下，寿国庆及国庆公司在该案中已经以实际的行为及明确的意思表示认可了郝长夫的实际股东身份。
二、因郝长夫的股东身份产生的纠纷，是郝长夫与寿国庆之间的纠纷，与沈天祥无关。郝长夫的股东身份问题是郝长夫与寿国庆之间的法律纠纷，即使其股权、股东身份存在瑕疵，也应当由寿国庆向郝长夫主张，而非由沈天祥来主张。国庆公司于1998年7月7日设立，《投资办厂协议》于2000年9月1日签署，郝长夫与沈天祥之间就郝长夫在公司设立时取得的股东身份以及股东权利的问题是不存在任何交集的。郝长夫与寿国庆之间就郝长夫股东身份的问题从2010年股东知情权诉讼至后来的一系列案件中均提出过，且法院或者国庆公司、寿国庆本人都支持了郝长夫的股东身份和股东资格。因此，不能通过一个对郝长夫股东身份确认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沈天祥起诉的案件来予以否定，并直接推翻前述那么多案件的结论。即使因郝长夫股东身份发生纠纷，鉴于郝长夫与沈天祥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沈天祥也无权直接向郝长夫主张权利。
三、寿国庆挪用公司资金、抽逃出资款的行为不能否定郝长夫的合法权利，而是应当对郝长夫的合法权益予以充分的保护。郝长夫对于寿国庆挪用公司资金及抽逃出资的行为并不知情，即使国庆公司的原股东寿国庆抽逃自身出资40万元，并挪用郝长夫缴纳至公司的出资款10万元，那么也是寿国庆侵害了国庆公司以及郝长夫的合法权益，法律更应当保护郝长夫这位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的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应当要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经营者寿国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原审法院确认《投资办厂协议》有效，并对郝长夫产生约束力错误。1.郝长夫对《投资办厂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原因等，因时间过长，没有什么印象。但是，郝长夫作为公司股东从公司设立至今从未有过对外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也从未签署过相应的法律文件。签署该《投资办厂协议》应该不是协议记载的书面意思，而是出于实际控制人寿国庆的其他目的，所以书面记载的文字不伦不类，不应当按字面意思发生法律效力。2.即使《投资办厂协议》有效，那么郝长夫并非协议的当事人，除以鉴证人身份确认协议系由协议各方真实签署的义务外，协议内容不对郝长夫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不产生任何约束力。3.《投资办厂协议》即使有效，对郝长夫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但鉴于协议条款极为简单、笼统，文字歧义较大，也只能作为一个意向性协议，而非可以直接实际操作的协议，并不对协议各方当事产生直接履行的约束力，而是应当与其他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或者资产收购协议等正式的法律文件配合才能发生该协议中可能想达到的目的及法律效力。例如：沈天祥、寿国庆如果目的是收购股权，那么只要收购郝长天的20％股权就可以了，则郝长夫有理由相信该150万元是沈天祥、寿国庆应当支付给其的股权转让款。
五、《投资办厂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原审法院关于沈天祥、寿国庆履行《投资办厂协议》的事实认定错误。1.寿国庆、沈天祥并未对国庆公司实际投资。沈天祥、寿国庆、寿翊锋、李国英的代理人曾多次在本案及其他相关案件庭审中陈述，寿国庆与沈天祥的66.99万元、73.50万元投资款主要用于丰东村的厂房、设备收购协议。但郝长夫认为沈天祥、寿国庆的投资行为是虚假的，理由是：⑴各事项发生时间冲突，相互矛盾。国庆公司与丰东村收购厂房、设备的协议书的签署日期为2000年6月18日，丰东村出具的收款收据的时间为2000年6月20日。但是，《投资办厂协议》以及国庆公司出具66.99万元、73.50万元的投资收款收据却在2000年9月1日。付款在前，收款在后，除非“穿越”，否则无法以后面收到的款项去履行前面发生的付款行为的。⑵证明付款的证据均为收款收据，没有银行汇款凭证、银行取款凭证等其他凭证可予以佐证，甚至所谓国庆公司的出具给沈天祥、寿国庆的收款收据都未加盖公司印章，只有一个个人草签的“李”字。而案件发生时，国庆公司已被强制解散，相关印章应该已经在管理人处。⑶丰东村出售的资产并不存在，国庆公司并未实际交付款项，该交易也未实际发生，丰东村与国庆公司之间的所谓收购资产事项是虚假的（该事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向丰东村予以核实），协议及相关收款收据仅为国庆公司的对外融资需求、财务账面好看而签署出具。《投资办厂协议》、国庆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丰东村的协议及出具的收款收据均系为达到该目的而产生。2.即使寿国庆、沈天祥履行了对国庆公司的投资行为，也不是履行《投资办厂协议》的约定。《投资办厂协议》的约定很明确，为“共同投资150万元，购买萧山市国庆机械有限公司”，购买公司的理解一是为购买公司股份，另一是为购买公司资产，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向公司投资。因此，即使有对公司的投资行为，也不是履行《投资办厂协议》的行为。
六、对公司投资无法达到转让股权的目的，原审判决关于沈天祥的投资产生的法律效果的理解错误。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公司新旧股东之间的交易行为，与公司无直接关系。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公司股权，只能新旧股东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进行。对公司投资根本不能产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
七、沈天祥的股东身份虚假，系恶意诉讼。1.2009年政府征收；2010年起郝长夫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一系列的诉讼；2011年8月16日公司解散，此后强制清算。2015年5月12日，沈天祥提起股东资格纠纷。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政府征收开始，郝长夫积极、努力在救济自己的权利（股东知情权纠纷、解散公司纠纷、强制清算申请）。而沈天祥（若按《投资办厂协议》记载、沈天祥和寿国庆的陈述，沈天祥为49％的股东并任总经理，负责内部生产技术管理及仓库材料进出，可以说是厂区的直接负责人）作为持有公司近半股份的股东，近乎负责公司所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经营者，在巨额拆迁赔偿款分文未被分得的前提下，其在2009年至2015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从未主张过任何权利，未与郝长夫有任何沟通。而是在寿国庆与郝长夫的纠纷基本定格，公司强制清算拖延时间实在太长，基本已经无法再拖下去的前提下，才突然诉至法院，意图拖延时间，否认郝长夫股东身份，侵害郝长夫的股东权利，这不符合一个真实的权利人对自己的权利保护情况。而且2010年至2015年之前，寿国庆也从未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过尚有沈天祥这样一个股东的存在。2.沈天祥与寿国庆的代理律师一致，庭审过程中沈天祥的律师与寿国庆、寿翊锋、李国英的代理人相互配合，证据材料共享。
综上，郝长夫系公司设立至今的实际股东，应当享有股东权利，沈天祥未经郝长夫同意，未签订内容清楚、意思表示准确的相关协议，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能取得任何国庆公司的股份。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天祥对郝长夫的原审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沈天祥、寿翊锋、李国英、国庆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沈天祥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郝长夫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沈天祥提交了《投资办厂协议》及一系列会计账册和财务凭证来证明其具有国庆公司股东资格且占股49％。郝长夫虽然对会计账册和财务凭证中涉及沈天祥部分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推翻，且郝长夫在之前提起了一系列诉讼，其在2011就可以查阅国庆公司的会计账册和财务凭证。郝长夫之前提起诉讼的目的很明显，因为国庆公司厂房被政府征收，有一笔补偿款，郝长夫想分得这笔补偿款。按常理分析，郝长夫在查阅会计账册和财务凭证过程中应当会充分重视对其不利的证据，但郝长夫在之前一直未提出异议。据此，无论从日常经验判断还是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应当对沈天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二、郝长夫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郝长夫在《投资办厂协议》上作为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确认，证明其认可国庆公司新的股权架构，即沈天祥占股49％，寿国庆占股51％。沈天祥在协议签订当日就履行了出资义务，此时沈天祥就取得了股东资格。《投资办厂协议》形成于2000年9月1日，当时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人们法律意识淡薄，所以不能用现在的要求来审查该份《投资办厂协议》，且从会计账册和财务凭证中印证了沈天祥签订《投资办厂协议》的真实意识表示是取得国庆公司49％的股权。2.郝长夫认为沈天祥为恶意诉讼，更是无从说起。沈天祥一开始没有提起诉讼，是因为寿国庆承诺过，自己的利益不会受损，后来因为寿国庆患病，沈天祥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才提起诉讼。沈天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主要证据均形成于2000年，沈天祥是无法预料到2009年国庆公司的厂房会被政府征收，除非像郝长夫所称的“穿越”。综上，从证据分析，要在郝长夫和沈天祥中认定一人作为国庆公司的股东，显然沈天祥被认定为股东更符合证据规则。
被上诉人寿翊锋、李国英共同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郝长夫的上诉请求。在草拟和酝酿《投资办厂协议》时就考虑到和郝长夫的关系不明不白，想要了断，郝长夫没有实际出资，是干股。2.签订《投资办厂协议》后，沈天祥的出资已经到位。3.郝长夫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同沈天祥的答辩意见，寿国庆所持有的国庆公司股份由原先的80%下降到51%。
被上诉人国庆公司辩称，国庆公司已进行强制清算，本案主要涉及股东内部的纠纷，从账面反应情况无法明确得知，故不发表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郝长夫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分配方案一份，欲证明郝长夫是国庆公司的实际股东，在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享有股东的权利，且郝长夫的权益是30%。
经质证，被上诉人沈天祥认为不属于新证据，看不出出具时间，且因寿国庆已去世而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另不清楚诸小虎的身份。被上诉人寿翊锋、李国英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没有看到、听到过郝长夫在国庆公司持有30%的股份，该证据的上方所载杭州人和机电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寿翊锋，人和公司与郝长夫以前有点经济往来，为了农田自愿给郝长夫一点好处费，与国庆公司无关。被上诉人国庆公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不了解情况。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郝长夫的待证事实，且无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沈天祥、寿翊锋、李国英、国庆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郝长夫申请本院向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丰东村村民委员会、萧山区宁围街道丰东村经济合作社调查2000年6月18日签订的协议中所涉资产转让事项是否真实存在、丰东村是否实际交付资产、国庆公司是否实际支付款项。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调查取证事项属于当事人自行调查收集的范围，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国庆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金50万元系寿国庆以其自己及郝长夫的名义缴纳。结合郝长夫从未参加国庆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在案涉《投资办厂协议》中以鉴证人身份签字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郝长夫为国庆公司设立时的“干股”股东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至于郝长夫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其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而国庆公司同意解散公司亦不代表国庆公司及该公司其他股东即寿国庆确认郝长夫实际出资的事实。故郝长夫关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的意见，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当遵照意思自治以及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的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本案中，从《投资办厂协议书》的名称及内容来看，寿国庆、沈天祥对其投资150万元购买国庆公司后各自持有的股权比例进行了约定，郝长夫对此签字予以了确认。郝长夫关于其仍持有国庆公司20%股权的意见，与《投资办厂协议书》的约定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沈天祥提供的国庆公司的收款收据和账务账册，足以证明《投资办厂协议书》已实际履行，且国庆公司将出资情况记入公司账册。郝长夫上诉称收款收据、丰东村与国庆公司之间的资产收购事项均为虚假，并以此主张《投资办厂协议书》未实际履行，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根据公司自治原则，应认定沈天祥系国庆公司的实际股东。至于国庆公司基于管理缺陷，未及时履行股东变更登记义务，并不影响对沈天祥股东资格的认定。综上，郝长夫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郝长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瞿 静
审 判 员 程雪原
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章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