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民初49号
原告：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180号。组织机构代码07409969-9。
法定代表人：黄爱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林，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南丰镇海丰路1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20582752725194R。
法定代表人：朱海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斌，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0日作出（2015）鄂宜昌中民二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2016）鄂民终545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孙林，被告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姜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大客户政策；2、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投入资金造成的直接损失1817320.75元，因已与客户签订37份销售合同而可得利益损失（按合同约定的进货价与销售价价差计算）1975104元，合计3792424.75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23日，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春洲汽车2014年度合作协议》，约定：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认可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其所经销的春洲牌汽车（卡威皮卡及SUV）湖北总代理，全年销售任务为3000台。同年4月1日，双方又签订了《卡威专用汽车、厢式系列2014年度大客户政策》，对经销车型、价格、驻点车政策、运输政策、区域保护政策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即着手成立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租赁并装饰经营场地、组建销售队伍、举行开业庆典、对外签订销售合同并因此分别于2014年3月26日及27日向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发出了41台车的订单，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但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除于2014年4月10日向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交付了6台卡威皮卡（其中1台有合格证被销售，4台因无合格证只能作样车，1台因质量问题被退回）外，未再向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供货。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曾多次催促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履行发货义务，但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却以“其上级公司，即江苏卡威集团（为负责卡威汽车生产、销售的集团公司）又与武汉另一家销售商签署了湖北地区总代理合同”为由，表示暂不能发货，致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此，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江苏卡威集团经过多次协商并催告其履行合同，未果。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给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姑且不论3000台销售任务（按国家税务机关核定的3%行业利润计算）的利润约844万元，单就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支出费用及已签销售合同而可取得的预期收益即达3792424.75元。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提起诉讼。
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1、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商务政策均未生效，因为商务政策明确载明“本政策适用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春洲汽车2014年度经销协议》并按协议交纳履约保证金的经销单位”，而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未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故本案合同未生效。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虽于2014年3月18日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了经销协议，但由于江南汽车制造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系独立法人主体，故该经销协议不能视为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虽交付了6台样车，只能视为该6台车辆参照前述合同履行，不能视为双方已开始履行合作协议；2、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因其自身违约行为而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且合同能继续履行。双方往来函件表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拒绝再向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供货系因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未支付已交付的4台车辆货款而行使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故涉案合作协议未能履行的原因系因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违约行为所致，并不能享有合同解除权。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尤其是录音资料载明的被录音人陆中华因该次经销代理行为已于2014年11月自动辞职，故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既不能核实录音内容是否系其陈述，且不能排除其因需对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责任而作出对公司不利陈述。退而言之，即便“江苏卡威集团与他人签订了湖北地区总代理合同”之事实存在，但由于江苏卡威集团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系不同法人主体，该事实也不能作为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违约的证据。同时考虑到“湖北总代理”并不意味着湖北地区只能允许存在唯一经销商，故前述事实亦不能证明涉案合同“因卡威集团就卡威汽车销售与他人签订了湖北地区总代理合同”而不能继续履行；3、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就其相关房屋租赁及装修损失等而提交的相关证据因支付凭证均系收据而不是正规的税务发票、装修场所系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场所且其又不能证明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即为履行涉案合同而设立，同时，部分开支（如服装、礼品、日常办公支出等）存在单价明显不合理或支出主体不明问题，因前述大部分支出对应的物质（如服装、办公用品、电器）或残值（如装修）尚有利用价值，不能将全部支出均视为损失。人员工资支出项中没有劳动合同及社保等证据佐证领薪人员身份。因此，前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4、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37份汽车销售合同中，部分合同的购置人签字明显系同一人笔迹，故申请人民法院对该部分合同是否系同一人签署进行司法鉴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抗辩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2014年1月23日，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营江南汽车制造公司所生产的春洲牌汽车销售，与春洲牌汽车制造商江南汽车制造公司同属江苏卡威集团子公司）签订《春洲汽车2014年度合作协议》，约定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经销的春洲牌汽车湖北总代理，并应在该年度销售汽车3000台，同时载明《春洲汽车2014年度商务政策》、经销协议（该协议事实上双方并未签署）为合同附件。在2014年4月1日签署的商务政策中载明了销售价（即零售价）及经销价（即进货价），并约定由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送车服务”。前述协议签订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同年2月即为履行合同而进行门店选址与装饰事宜，于同年4月成立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同月13日举行了开业庆典并开始对外进行汽车销售工作，期间共向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出了80台春洲牌汽车订单。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汽车销售的副总经理陆中华参加了庆典仪式，还提供了春洲牌汽车6台（其中1台有合格证被销售，且货款已由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汇给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4台因无合格证未能销售，1台因质量问题被退回）。由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未收到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货，遂于2014年5月起发函催促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货，并分别于2014年7月3日、2014年7月30日派员至该公司协调，江苏卡威集团及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予以接待，并以“江苏卡威集团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就湖北地区汽车销售代理商的选任事宜出现疏忽，致江苏卡威集团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各自选任了湖北总代理”为由，表示“在江苏卡威集团就此事进行答复前，暂不能履行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间的合作协议”；前述两公司还提出“由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广东或新疆地区总代理的解决方案”，被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拒绝。2014年8月30日，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再次向江苏卡威集团及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函，以“因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敦促履约未果”为由，提出“重新拟订代理合同相关条款（增加优惠）”的处理方法。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回函称“因初次合作，出现一些问题难免；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接收的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4台车辆未付款”，并拒绝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重新拟订代理合同相关条款的意见。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回函称，目前并非只是出现一些分歧的问题，而是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因湖北地区已另外出现春洲牌汽车总代理商而构成根本违约问题；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付的4台车辆因无合格证而不符合货物交付条件，且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基于相对方已实际上不能履行合同而暂不付款也符合不安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还在函中提出了赔偿方案。2014年9月24日，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回函称，若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4台车辆的货款，其即刻给付4台车辆的合格证；同时其在函件中对自己存在违约行为予以否认，并对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赔偿要求予以拒绝。由于双方协商未果，遂起纷争；
2、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证明其履行合同而支出的费用，提供了如下证据（涉及费用合计1817320.75元）：分别与他人于2014年2月7日签订经营场地（年租金290000元）、职工住宿房屋租赁合同（年租金60000元），于2014年2月8日签订《装饰工程承包合同》（经营场地装饰工程合同金额285000元），于2014年2月10日签订《办公家具采购合同》（办公桌椅、文件柜等办公设备采购金额82590元）、于2014年3月5日签订《电器采购合同》（电脑、复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采购金额70327元），于2014年3月3日签订《工作服采购合同》（工作服60套共90000元），为筹备开业庆典于2014年2月20日签订《礼品采购合同》（烫金字专用雨伞及保温杯等160000元），于2014年3月10日签订《开业庆典合同》（他人组织、策划、运作开业庆典支出65811元），经营期间支出2014年1-6月人员工资651500元及办公经费（管理、招待、差旅等）62092.75元。经审查，由于办公经费中3张支出票据（涉及金额518元）载明的消费主体并非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或主体不明，故该部分费用不予认定（即确认办公经费支出费用为61574.75元）；职工住宿房屋租赁费60000元及2014年1-6月人员工资651500元，因未提交其他证据（如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起始点）证明该部分人员系其为履行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合同而与之建立的劳动关系，故本院对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张的该部分损失不予支持。
3、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认为“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就其相关房屋租赁及装修损失等而提交的相关证据因支付凭证均系收据而不是正规的税务发票，故该证据不应采信”，但本院认为，由于前述证据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开始营业且对外销售，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还参加了开业庆典仪式”之事实相符，而前述投入事项与支出也与其经营模式（设立展示厅）及规模（预计全年毛收入844万元）相符，故本院予以采信；至于支出凭证是否为税务发票，仅涉及是否违反税务管理规定问题，不能作为民事证据审查的主要依据。另外，关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认为“装修场所系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办公支出亦然），而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不能证明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即为履行涉案全同而设立，故有关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的问题，本院认为，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的发函（载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履行代理合同而成立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所参加的开业庆典仪式（为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业庆典）、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就已收货款开具的发票（载明来款为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足以表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明知“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系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履行合作协议而成立的公司”之事实。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还认为“部分开支（如服装、礼品、日常办公支出等）存在单价明显不合理，故相关数额不应认定”，本院认为，前述开支所载明的单价并未明显过高且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未提交该单价过高或不真实的证据，故本院结合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提交的相关支付凭证对前述证据予以认定。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还认为“人员工资支出项中没有劳动合同及社保等证据佐证领薪人员身份，故对工资支出凭证不应认定”，本院认为，前述职工人数及工资支付数额与拟履行合同规模、本地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支薪期间也与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存续期间一致，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劳动合同及社保等补强性证据缺失，不影响本院结合本案案性予以综合认定。
4、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还提交了于2014年3月至4月与他人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37份，拟证明由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供货致其未能履行前述销售合同而产生的预期差价收益损失1975104元之事实，但本院认为：（1）从法理上讲，就违约而致损失的计算方法而言，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所主张的前述销售差价的取得建立于其前期投入的基础之上（前期投入相当于经营成本，即前期投入将消耗于经营过程中并以将取得的销售差价为回报），故直接投入成本与对应的销售差价收益不能同时主张。由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本院释明后仍坚持“直接投入损失”与“已对外签订销售合同而对应的差价收入损失”同时主张，故本院仅能择一进行审理并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不予审理；（2）相比较而言，由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该37份销售合同中的部分合同之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且即便该37份销售合同是真实的，其形成的差价收益也并非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预期收益，更非其预期收益的全部，而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也没有主张其全部预期收益，故本院基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提交了其为履行合同而支出直接费用之事实，仅审理其直接损失数额，即，本院对前述37份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及可取得的销售差价数额不予审理，同时对湖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请求对销售合同中部分“签字可能系同一人所签署的合同”进行笔迹鉴定之申请不予准许；
5、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交了其原销售副经理陆中华的辞职报告、社会保险机构证明、陆中华向公司出具的承诺等证据，拟证明“陆中华已于2014年11月辞职，故其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证言不具可信性”，但本院认为，陆中华作为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履职期间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至于其事后是否在职，不影响事实查明与处理，故本院对前述证据不予审理；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还以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录音证据因系“偷录”且录音载体（U盘）上显示的文件编制时间系2009年为由，认为前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本院认为，由于该录音证据形成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办公场所，记录内容为双方就合同履行进行的协商过程且能反映本案诉争发生的原因，故不存在侵犯隐私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属本案关键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予以采信。同时，由于录音显示的内容与其他证据（如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江苏卡威集团与他人另行签约并成立的湖北卡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名片、宣传单页及照片”、函件载明的“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开业并向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出了订单”等）能相互印证，录音资料内容显示谈话时间（如录音资料中表述“到现在已经7月份了”）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陈述录制时间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该录音转录至U盘并在U盘上编制存盘文件名时未更新时间所致瑕疵，不影响对该录音资料内容真实性的审查，且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并未申请对该录音证据真实性进行鉴定，故本院对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就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提交录音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所提异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双方合作协议是否生效？二、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三、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合同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合作协议附件（商务政策）载明：“本政策适用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春洲汽车2014年度经销协议》并按协议交纳履约保证金的经销单位”，而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还未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但因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参与了该合作协议履行平台（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开业庆典，并提供6台春洲牌汽车供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销售，同时收取了已供货（按商务政策规定价格）的货款并催促余款，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也向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发出了订单并敦促对方供货，故应视为双方实际上开始履行合作协议，且“双方以纠纷处理过程中均从未主张过合作协议未生效”之事实，也证明双方均已将前述履行行为视为对整个合作协议的履行行为，现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诉讼中主张合同未生效，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诚信原则，故本院对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张“合作协议未生效”之抗辩不予采纳；
二、关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问题。在本案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由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上级关联公司（江苏卡威集团）就同型汽车在湖北区域销售另行确定了总代理商并已开始经营，致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已事实上不能继续履行而造成双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责任应由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现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基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事实，主张解除合同并由违约方赔偿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1、虽然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湖北总代理不意味着排他性，即湖北地区就春洲牌汽车销售可有两个总代理商”为由，辩称前述合作协议仍可继续履行，但本院认为，依行业惯例，一种品牌在一个地区的“总代理”，即意味着该代理商在该地区就该品牌享有独占且排他性的经营权，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江苏卡威集团另行确定代理商后即不能向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再行供货（甚至不能提交已供货的合格证）之事实也表明涉案合作双方遵循了该行业惯例，故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由于江苏卡威集团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系各自独立的法人企业，故江苏卡威集团确定春洲汽车湖北总代理商的行为，不能视为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违约行为，更不能视为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能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但本院认为，无论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江苏卡威集团关联关系（系母公司与子公司关系）、还是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纠纷发生后的协商过程来看（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本院已采信的录音证据中陈述“总部又与武汉另一家销售商签署了湖北地区总代理合同，现总部还没有就此事进行答复，所以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得到答复之前无法履行合作协议”），江苏卡威集团对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较强干预与指导性，即江苏卡威集团不撤销其与他人汽车销售公司无法履行本案合作协议。因此，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辩称涉案合同仍能继续履行，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退而言之，即便依据法人责任理论，“江苏卡威集团另行确定代理商”之事实本身不能视为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违约，也不论该原因行为是否导致涉案合作协议不能履行，单就“自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履行合同而成立的宜昌彦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开业起，至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提起诉讼之日（即2014年12月）止，虽然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已近届满，且经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多次催告，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仍拒不履行交付订单所载明春洲牌汽车的义务”而言，属于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且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根本违约行为。此时，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而行使合同解除权，也于法有据，本院对该请求也应予以支持。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虽辩称“其拒绝再向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供货，系因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多次未支付已交付的4台车辆货款而行使的先履行抗辩权，故涉案合作协议未能履行的原因系因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违约行为所致”，但本院认为，该抗辩意见不仅与本院已查明的不能供货原因系“因江苏卡威集团另行确定了湖北总代理商”之事实不符，而且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双方就合作协议履行进行协商未果、且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提出赔偿要求时，才于2014年9月催收该4台车的货款”之事实（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此前敦促其发货时，其从未通知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其基于先履行抗辩权而拒绝发货”）不符，故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担问题。由于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致合同解除，其应据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诉请对该公司因合同解除而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现查明，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证明其履行合同而支出的直接费用包括：经营场地（年租金290000元）、经营场地装饰装修（金额285000元）、办公设备采购（金额82590元）、办公自动化设备（金额70327元）、工作服订购合同（金额90000元）、开业庆典礼品（金额160000元）、开业庆典支出（金额65811元）、办公经费（金额61574.75元）等，由于其中办公设备及办公自动化设备（合计采购金额152917元）因具有通用性而具有残值，对该部分损失本院酌情按50%计算为76458.50元，其他部分因具有专属性或已实际消耗而视为损失。据此，前述直接损失为1028844.25元，应由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赔偿。
综上所述，原告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直接经济损失1028844.25元；
二、驳回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139元，由张家港市江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0093元，由湖北美好乡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70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唐兆勇
审判员 赵春红
审判员 肖小月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张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