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2民终2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兴勇，男1958年4月4日出生，汉族，龙江县电业局退休工人，住黑龙江省龙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天材，男，1951年6月21日出生，退休干部，住黑龙江省龙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江县哈拉海乡红旗村委会，住所地黑龙江省龙江县哈拉海乡红旗。
法定代表人：吴振胜，该村主任。
上诉人关兴勇因与被上诉人龙江县哈拉海乡红旗村委会（以下简称红旗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2017）黑0221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虹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颖莉、审判员王红娜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王宝亮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关兴勇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龙江县人民法院（2017）黑0221民初字3434号民事判决，改判红旗村委会继续履行协议书，协助关兴勇办理标的剩余的577棵树木采伐手续。二、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本案事实是，2003年9月18日,原龙江县华龙木器加工厂（以下简称华龙木器厂，现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关兴勇与龙江县哈拉海乡红旗村委会签订协议书，约定红旗村委会将所有的杨树卖给华龙木器厂，范围包括红旗村屯西头到公路村路两旁的所有杨树一处和苗圃房后东西走向林带一条，以5万元的价格卖给华龙本器厂，交款后以上范围内所有杨树归华龙木器厂所有。涉案范围的红旗村红旗屯西头到公路村路两旁一处杨树为677棵，红旗村委会苗圃房后东西走向林带一条杨树为810棵。2013年12月份在红旗村委会的协助下，华龙木器厂办理了采伐手续，批准采伐1024棵华龙木器厂对红旗村苗圃房后东西走向林带所有的810棵杨树进行了皆伐，对红旗村红旗屯西头到公路村路两旁一处所有的677棵杨树间伐了100棵。到目前为止，按协议书约定归华龙木器厂所有的红旗村红旗屯西头到公路村路两旁一处的杨树还剩余577棵未伐。二、法院判决认为：“但该协议约定不明，虽约定了树木范围，但未注明树木棵数、单价、总价。该协议虽有村委会公章，但无村委会成员签字，红旗村委会代表一栏仅有韩国林签名，而韩国林却不是红旗村村民。”是错误的“协议书”和“协议书补充说明”是红旗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粟荣国代表村委会履行职责与华龙木器厂签订的，虽然没有村委会成员签字，但并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因为协议书有村委会加盖的公章具有公信力。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法律并没有规定协议书非得村委会成员签字不可。协议书上韩国林的签字是受村委会委托的行为，是村委会的意思表示，至于韩国林是何村人并不影响行使受委托的职责，且与华龙木器厂无关。此协议书一式两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和适用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红旗村委会拒不提供持有的对己不利的协议书，推定为红旗村委会持有协议书。本案协议书是双方自愿订立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红旗村委会不履行协议书的义务是严重的违约行为。三、法院判决认为：“原告举证的收款票据（第二联）所写：大公路下路两旁，苗圃后井西到边，总价伍万元的字样，该字样非票据书写人贾维良所写，村委会存档的第三联也没有以上字样，本院对上述的证据不予认可……，但收款票据作为双方协议的必要补充，涉案杨树的具体株数应以收款票据记载为准。”是错误的。华龙木器厂持有收款票据上所写“大公路下路两旁，苗圃后井西到边，总价5万元”的字样，尽管确定不了是谁写的，但是有无此字样与主合同的协议书并不矛盾，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应当以协议书为准，因为收款票据不是补充协议，没有华龙木器厂关兴勇的签字，收款票据只是红旗村委会财会起的记账凭证的单方面行为。四、法院判决认为：“哈拉海乡纪检部门对伐树棵数的调查结果，本院予以认可”。是错误的。哈拉海乡纪检部门做出的通报包括伐树的棵数的调查存在诸多瑕疵，即没有落款日期，也没有通报处分对象具体决定，还没有上报登记备案，它是一种行政行为，对华龙木器厂没有约束力，而本案协议书纠纷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与乡纪检部门的通报行政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另外乡纪检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替代不了合法有效的的协议书，所谓的协议书己履行完毕是哈拉海乡纪检部门、红旗村委会的主观臆断的违约行为。
红旗村委会辩称，红旗村委会对协议书不认可，协议书是和韩国林签订的，和红旗村委会没有关系，红旗村委会卖树的时候没有协议，票据上只写树的数目和钱数，对方已经伐了1024棵，小树还没有计算，红旗村委会村长没有通过任何人将树卖了，村里人才上访。韩国林不是红旗村村村民，也不是村干部，2005年的时候对方没有这份协议，也没有合同。
关兴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红旗村委会继续履行买卖树木协议书，协助关兴勇办理采伐树木手续；要求红旗村委会停止侵权、排除妨害，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经济损失；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9月18日，红旗村委会与龙江县华龙木器厂签订协议，约定：红旗村委会将所有的杨树卖给华龙木器厂；杨树的位置和范围，红旗村红旗屯西头到公路，村路两旁一处和苗圃后东西林带一条；双方议定价格，交款后以上范围内所有树木属于华龙木器厂所有；树林成材后，华龙木器厂办理采伐手续。该协议加盖红旗村委会公章、华龙木器厂公章，华龙木器厂代表关兴勇签名，红旗村委会代表一栏签名人为韩国林。2003年9月19日，华龙木器厂向红旗村委会红旗村委会交款50,000元，交款事项一栏注明：收树款、2块、860棵，该票据加盖村委会公章，时任村会计贾维良签名。2003年12月20日，经红旗村委会申请，龙江县林业局允许涉案林地采伐，其中苗圃林地810棵皆伐，公路两旁林带间伐214棵。此后，华龙木器厂皆伐810棵，间伐99棵，林带内未采伐树木570棵。
2005年，因红旗村村民代表上访反映红旗村委会的问题，哈拉海乡纪检部门成立调查组，调查红旗村委会，其调查事项中包括红旗村委会与华龙木器厂的杨树买卖事宜。调查后，哈拉海乡纪检部门以没有合同协议、没有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没有经管站审批、华龙木器厂所伐杨树棵树已超过票据记载棵树等事由，决定剩余570棵树收归红旗村所有，由村委会通知华龙木器厂。此后，华龙木器厂未采伐涉案树木。
另查明，华龙木器厂为关兴勇企业，现已注销。2003年9月19日，红旗村委会出具的票据第二联（关兴勇持有），上有“大公路下路两旁，苗圃后井西到边，总价格5万元”的字样，该字样非村会计贾维良所写，村委会存档的第三联也没有以上字样。
一审法院认为,华龙木器厂为关兴勇企业，虽已注销，但关兴勇有权向红旗村委会主张权利。华龙木器厂与红旗村委会签订协议，约定杨树买卖事宜，但该协议约定不明，虽约定了树木范围，但未注明树木棵树、单价、总价。该协议又存在瑕疵，该协议虽有村委会公章，但无村委会成员签字，红旗村委会代表一栏仅有韩国林签名，而韩国林却不是红旗村村民。关兴勇举证的收款票据（第二联）所写“大公路下路两旁，苗圃后井西到边，总价格5万元”的字样，该字样非票据书写人贾维良所写，村委会存档的第三联也没有以上字样，本院对上述字样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
鉴于红旗村委会已实际收取卖树款，并为华龙木器厂出具收款票据，本院认定，红旗村委会与华龙木器厂的杨树买卖关系合法有效，但收款票据做为双方协议的必要补充，涉案杨树的具体棵树应以收款票据记载为准。哈拉海乡纪检部门对伐树棵数的调查结果，本院予以认可，即华龙木器厂所伐杨树棵树已超出票据约定的860棵，红旗村委会与华龙木器厂的杨树买卖协议，已履行完毕，故关兴勇无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红旗村委会拒绝将涉案林地其余杨树交付关兴勇，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关兴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00元减半收取525.00元，由关兴勇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华龙木器厂与红旗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中只约定了红旗村委会出卖杨树的位置和范围，未明确约定采伐树木棵数。2003年9月19日，华龙木器厂向红旗村委会交纳树款，红旗村委会出具的收据上注明：收树款5万元，2块860棵。2005年因村民上访，龙江县哈拉海乡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红旗村部分党员、群众上访问题的处理意见为：“一、关于红旗村在2003年9月份和12月份卖树一事。1.2013年12月份卖给华龙木器厂林带，当时只有收款据，标有林带两块，860棵树，价格5万元。……华龙木器厂当时已絶伐810棵，间伐99棵。另外，还有300棵未在计算。（12公分以内），按收据标的860棵，已超放49棵（已采伐证为准）。现在两条林带还有570余棵未采伐，决定将570棵林权归红旗村委会所有，由村通知华龙木器厂。”虽然协议中约定了树木范围，但未注明树木棵树、单价、总价。故应认定双方的买卖协议书已履行完毕。关兴勇要求继续履行买卖树木协议，协助办理采伐树木手续；停止侵权，排除妨碍，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的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关兴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0元，由关兴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虹
审判员 李颖莉
审判员 王红娜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