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民终70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滕玉政，男，1946年2月1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俊锋，辽宁弘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业伟，辽宁弘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集成，男，1960年11月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爱娟，女，1958年7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系李集成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业彤，辽宁金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滕玉政因与被上诉人李集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初字第2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滕玉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业伟，被上诉人李集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爱娟、关业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玉政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认定双方履行买卖合同义务，基于李集成出示的两份收条即1999年12月17日4万元、2000年11月23日1.6万元，两份收条金额超出合同标的6000元，认定事实有悖常理。一审法院依据司法鉴定中确定的签字及1.6万元收条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以双方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无需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全部物资归滕玉政所有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3、一审将大连市《南部海域清理整治事实方案》（大政发[2006]85号）文件中确定的转产补助金诉请驳回是错误的。本案双方虽在1999年12月11日签订了一份买卖协议书，但在2001年4月10日的补充协议约定的十分清楚，李集成买的是海上养殖所有的全部物资，海域所有权归滕玉政所有，且在2005年4月1日把所有的养殖筏交给滕玉政。根据该文件规定，转产补助金主体要求持有各级政府和海洋渔业行政部门发放的养殖许可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本地渔民于2002年1月1日前与当地政府签订承包合同的，才是此项补偿主体，本案中李集成不具备上述主体资格。即使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李集成也无权得到该项补偿，充其量是物资补偿。二、海域系不动产，使用海域，属于用益物权，必须依法登记或签订承包合同。原审将其按照动产对待，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对李集成履行付款方式及海域的合法使用权人及海域征收补偿费的归属未查清。四、原审对海域承包、转让等合同纠纷及相关侵权纠纷，依法没有管辖权。李集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对收条部分事实认定错误，该种说法没有依据，因为在一审法院庭审中，作为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了双方买卖及款项交付事宜。多出的6000元是双方另有物资的买卖情况。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的另有15000元收条没有证据，另外出具的35000元欠条没有时间，是虚假的，且无法证明和本案具有关联性。上诉人上诉状中称的证人陈述一手交钱一手协议当时是庭审过程中作为被上诉人当时认为证人更有效力，开庭后告知代理人有收条，因此我们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出具了相应收条，我们认为与当事人所证的并不矛盾，收条和证人陈述恰恰证实了上诉人已收到台阀买卖的相应款项。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提交的补充协议与本案事实相悖不予采信，我们认为合法有据。因为上诉人在提交的该补充协议，首先是虚假的，另外，该补充协议上诉人称是由于被上诉人没有给付台阀买卖的款项后补签的补充协议，上诉人的该种说法与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的台阀买卖的合同及交付款项的相关证据相矛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补充协议不能证明本案相关情况，是正确的。三、在案涉台阀买卖之后，本案被上诉人一直在海上经营所购买的台阀，一直到该台阀被动迁，根据当时的动迁方案可以确认，所有补偿是给予2002年1月1日之前记在该海域进行生产养殖的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作为本案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购买了台阀并在海上生产养殖直至动迁，符合动迁补偿中确定的相关主体，因此，政府予以动迁补偿，作为上诉人将上述台阀卖给被上诉人之后，并没有在海上进行生产养殖，因此，不应当得到相应补偿。上诉人称即使得到补偿也是物资补偿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一直称台阀卖给本案被上诉人之后，一直由被上诉人经营、管理、使用并在海上实际经营养殖，当地村民当时之间的台阀之间的买卖，不是物资的买卖，而是实际上海上的台阀及海上海域使用权均包括在内，因此，所有补偿均应归被上诉人所有。关于管辖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滕玉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李集成于1999年12月17日与滕玉政签订的《买卖合同书》项下养殖筏所占海域使用权项下征占补偿费归滕玉政所有，合计788328.50元；补偿滕玉政自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10月10日19台浮筏经营损失177369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2月17日，滕玉政、李集成订立《卖买合同书》，约定：滕玉政将”高筏两台、近排筏壹拾柒台，共壹拾玖台卖给李集成，(作价)人民币伍万元整；毛石12台、圈网5台、35址12台、小满北面12台、牛头7台、于永吉2队5台海筏，共43台，高筏19台，共62台，一切物资作价全清”。同日，滕玉政向李集成出具《收条》，载明：”收李集成肆万元整”。该收条记载收款人为滕玉政并由其签名及捺印指纹。本案庭审过程中，滕玉政称上述收条中的签名及指纹非其本人书写及按捺，滕玉政据此申请对《收条》中滕玉政的签名及按捺手印是否系其本人书写及按捺进行鉴定。2015年11月2日，辽宁明鉴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5]痕鉴字第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前述《收条》中的指纹为滕玉政右手食指所留。2015年11月5日，辽宁明鉴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5]文鉴字第1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前述《收条》中收款人”滕玉政”三字与案涉《卖买合同书》、《收条》、《大连开发区海域养殖物清理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庭审笔录中”滕玉政”三字为一人所写。前述鉴定产生鉴定费4560元、鉴定人出庭质证费3000元。滕玉政对上述鉴定结论不予认可，申请重新鉴定。2000年11月23日，滕玉政再次向李集成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李集成壹万陆仟元整”。合同签订后，案涉养殖筏由李集成管理使用。另查，2006年9月13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街道办事处发布《告示》，载明：根据《南部海域清理整治实施方案》文件要求，依据大连市《南部海域清理整治实施方案》(大政发[2006]85号)文件精神，小孤山村海域清理整治首期工作已经结束，现予以公示，该公示7日后即产生法律效力，对本公示有异议的村民请及时联系清理整治办公室进行申报。该《告示》所附《小孤山村首期分户测量明细公示表(浮筏)》显示：姓名”丛龙军”，测量面积”9.13”，补偿面积”7.3”，备注栏注明”滕玉政与李集成有争议”。2006年10月24目，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街道办事处与滕玉政签订《大连开发区海域养殖物清理补偿协议》，约定：本次清理补偿养殖海域面积24.39亩，按规定扣除20％航道、作业道面积4.88亩，实际补偿养殖海域面积19.51亩。该协议对补偿金额约定为：(一)物资补偿标准为3500元／亩，共补偿68285元；拆除补助标准为500元／亩，共补助9755元；转产补助标准11000元／亩(一类海区)、7000元／亩(二类海区)，共补助214610元；(二)按补偿面积50元／亩／年的标准扣缴被补偿人欠缴的海域使用金，扣缴期为五年(2002年到2006年)，共扣缴4877.50元，扣除海域使用金后，滕玉政实得补偿金287772.50元。该款项因另案财产保全予以冻结。案涉养殖筏所占海域已于2006年10月被依法征占，物资已被清除。一审法院认为，滕玉政、李集成双方于1999年12月17日签订的《卖买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其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滕玉政、李集成双方签订《卖买合同书》后，滕玉政将62台养殖筏交付给李集成管理使用，李集成分别于1999年12月17日、2000年11月23日共计向滕玉政支付转让款56000元，已向滕玉政履行了付款义务，据此可以认定案涉62台养殖筏应为李集成所有。庭审中，滕玉政提交了《补充协议》用以证明因李集成一直未能付清全部款项，故双方约定李集成在2005年4月1目前将所有养殖筏交给滕玉政。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李集成已经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虽然《补充协议》落款处的签名是李集成本人书写，但双方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无需签订《补充协议》，李集成再与滕玉政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全部物资归其所有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故滕玉政提供的《补充协议》证明的问题与事实相悖，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关于滕玉政提出对辽宁明鉴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5]痕鉴字第2号鉴定意见书及[2015]文鉴字第15号鉴定意见书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两项鉴定结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重新鉴定规定的情形，故对于滕玉政的该项申请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案涉海域养殖物清理补偿项目包括物资补偿、拆除补助、转产补助，补偿对象系针对征占海域范围内养殖物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庭审中滕玉政未能举证证明李集成在签订《卖买合同书》后又将养殖筏返还给滕玉政，亦无证据证明在2006年案涉海域清理补偿期间滕玉政为案涉海域养殖物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对此滕玉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滕玉政主张养殖筏所占海域使用权项下征占补偿费归滕玉政所有及请求自2005年4月1日起至2006年10月10日19台养殖筏经营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李集成辩称案涉台筏已全部卖给李集成，由李集成经营至动迁，不同意滕玉政诉讼请求的意见，予以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滕玉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96元，鉴定费7460元，合计34756元，由原告滕玉政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滕玉政、李集成于1999年12月17日签订的《卖买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李集成已分两次交付滕玉政全部款项56000元，滕玉政亦将案涉养殖浮筏交予李集成管理使用。一审法院依据有效的《卖买合同书》和经鉴定确认为真实的40000元收条及滕玉政不持异议的16000元收条，认定李集成已履行完《卖买合同书》约定义务，并否定《补充协议》及欠条的真实性并无不当。李集成举证的40000元和16000元收条合计56000元虽超出合同约定金额50000元，但李集成已作出合理解释，滕玉政未能举出反证加以推翻，对滕玉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集成分两笔共计给付滕玉政56000元，滕玉政也已向李集成交付了大部分台筏并允许其在案涉动迁海域养殖，其后双方再次签订确认案涉海域及养殖浮筏归滕玉政所有的《补充协议》与常理不符，也与有效证据相悖。故一审法院对《补充协议》未予采信有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据此将上诉人滕玉政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大政办发[2006]85号《南部海域养殖物清理整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大政办发[2006]85号文）第三章清理补偿办法和标准规定，此次补偿对象主要为养殖浮筏、养殖网箱、海底增殖和滩涂养殖、养殖围堰、池塘及定置网具、捕捞船只等，并不包括海域使用权的补偿。关于补偿款中转产补助金应归谁所有一节，李集成和滕玉政为同村渔民，李集成在案涉海域动迁时一直在此处从事养殖作业，其符合大政办发[2006]85号第三章第3条第（2）项”2002年1月1日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本地渔民，一直在本村毗邻海域中从事养殖的”之情形，滕玉政未能举证证明动迁时其在案涉海域实际经营管理，一审法院以举证不能为由，未予支持其转产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审时，滕玉政亦无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其提出转产补助金应归其所有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管辖问题，因本案并非海域使用权转让纠纷而是买卖合同纠纷，依法不属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畴，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滕玉政该项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滕玉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96元，由滕玉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刘勇峰审判员李淑红审判员王家永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