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60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荣梅，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裘学军，男，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金一，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尔臣，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爱玉，女，196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被告）：济南昌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商河县。
诉讼代表人：朱峰，济南昌润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岩，山东鲁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泺源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张尔臣、刘爱玉、济南昌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润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泺源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张尔臣、刘爱玉向我行偿还贷款本金166671.22元，利息3659.38元（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0月27日，实际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3.昌润公司对上述第2项请求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包括本诉、反诉）全部诉讼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张尔臣、刘爱玉、昌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商品房销售合同》解除时间认定错误。张尔臣、刘爱玉与昌润公司已于2008年6月21日解除，而并非2016年5月9日。从商河县人民法院（2016）鲁0126民初581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张尔臣与昌润公司于2008年6月21日签订退房协议，并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且商河县人民法院对其双方已经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张尔臣、刘爱玉与昌润公司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于2008年6月21日解除。二、一审判决对张尔臣与昌润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认定不清。首先，张尔臣与昌润公司已于2008年签订《退房协议》解除了《商品房销售合同》，且《退房协议》中约定：买受人在工行泺源支行的剩余贷款由出卖人负责偿还银行或买受人。由于上述事实涉及我行的利益，张尔臣、刘爱玉、昌润公司对该事实均有义务告知我行，而张尔臣非但没有将上述事实告知我行，且在长达七年的时间中仍向我行还款；其次，《商品房销售合同》已于2008年6月21日以协商方式解除，我行在本案起诉后，张尔臣于2016年3月10日向商河县人民法院起诉再次要求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第三，2008年6月26日《商品房销售合同》解除时，张尔臣仅要求昌润公司返还其首付款163037元，而放弃了其已偿还超过两年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以及首付款占用期间的利息；第四，2016年3月10日，张尔臣向商河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再次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时，其依然仅仅请求了首付款163037元，而放弃了其已偿还七年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以及首付款占用期间的利息。以上事实严重违背了常理，并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张尔臣与昌润公司在上述所有的行为中，并未考虑到我行的利益，甚至放纵其双方分割我行的利益。因此，上述违背常理和对我行隐瞒事实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张尔臣、刘爱玉、昌润公司之间的恶意串通。三、本案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判定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张尔臣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已超过其解除权行使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的规定，张尔臣在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后并未通知我行，导致我行无法催告，应视为我行无须催告即起算解除权行使期限或我行于《商品房销售合同》解除时已经催告。因此张尔臣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行使期限应自《商品房销售合同》解除时，即2008年6月21日开始起算。自张尔臣《个人购房借款合同》解除权产生至张尔臣提起反诉要求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已经过8年之久，显然已经超过解除权行使期限，张尔臣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解除权消灭。其次，《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贷款发生后，借款人与售房者就该房产有关质量、条件、权属或其他事宜发生的任何纠纷，均与贷款人无关，本合同应正常履行”。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约定优先原则，该约定应优先适用。因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不应解除，张尔臣、刘爱玉应承担还款责任。而一审判决对该约定未作任何认定，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张尔臣与昌润公司在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后，并未将该事实告知我行，且在其后的7年时间中继续还款，应当视为张尔臣已经放弃了《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解除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这一焦点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不应解除。四、一审判决免除张尔臣、刘爱玉还款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便《个人购房借款合同》解除，也不得免除张尔臣、刘爱玉的还款责任。首先，一审判决损失赔偿责任及贷款返还责任应由开发商承担的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主体的认定义务，该贷款款项实际收取人是借款人张尔臣、刘爱玉，并非开发商。而开发商最终获得该笔款项系基于《商品房销售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该借贷关系的实际收款方应是张尔臣、刘爱玉。《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解除，溯及至合同成立时即消灭效力，则应恢复原状，即《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双方互相返还财产，张尔臣、刘爱玉作为《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并且我行有权要求张尔臣、刘爱玉对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本意旨在为了降低各方诉累，简化返还财产程序，使给付尽量扁平化。本条款并未也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这一基本的合同法原则，因此本条款也并没有改变还款责任的主体。对于该论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汇编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问答》一书中对该问题也作出了解答，该书中第160问：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解除以后，买受人购房款如何处理？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应当区别具体的诉讼情况而定。如果银行没有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在该合同被确认的无效撤销或者解除后，依据相应的处理原则，应将出卖人已经收取的购房款（包括购房贷款）的本金及利息退还给买受人。如果银行已经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商品房买卖合同诉讼中来，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按揭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给银行和买受人。这主要是基于充分利用有限的诉讼资源解决尽可能多的纠纷，避免当事人的诉讼，并在此基础上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因此，可以看出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并非是对还款责任主体的规定，并非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而只是还款程序的规定。结合本案，在张尔臣解除商品房销售合同一案中，我行并未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完全符合该问答前半部分的情形，购房款应当由昌润公司返还张尔臣。所以，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关系中，就应当由张尔臣、刘爱玉向我行还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我行与张尔臣、刘爱玉《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依法不应当解除，也不应当免除张尔臣、刘爱玉的还款责任。
张尔臣、刘爱玉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工行泺源支行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张尔臣与工行泺源支行、昌润公司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目的是购买房产，因商河县人民法院（2016）鲁0126民初581号民事判决已生效，解除了昌润公司与张尔臣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本案《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故一审判决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是正确的。2.工行泺源支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尔臣与昌润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张尔臣作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的买受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出诉讼，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是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合法处分，与工行泺源支行无任何关系，更没有损害工行泺源支行的合法权益。且在本案原二审期间，工行泺源支行就已明知张尔臣在商河县人民法院起诉，如果工行泺源支行认为该案侵害其权益，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动参加诉讼或者在合法期限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其均未行使权利。故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恶意串通的行为。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本案中，涉案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和《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均被解除后，应由昌润公司将收受的购房贷款返还给工行泺源支行，故一审判决免除张尔臣、刘爱玉的还款责任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昌润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对于昌润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请法庭判决。
工行泺源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尔臣、刘爱玉归还工行泺源支行贷款本金166671.22元，利息3659.38元（暂计算至2015年10月27日，以后的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判令昌润公司就上述第一项诉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由张尔臣、刘爱玉、昌润公司共同承担。
张尔臣、刘爱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解除张尔臣、刘爱玉与工行泺源支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2.反诉费用由工行泺源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2月8日，张尔臣与昌润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尔臣购买昌润公司开发的位于商河县温泉路1号齐鲁水郡温泉岛小区沁园八区一号楼C座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78.2平方米，房屋总价款513037元。签订合同当日，张尔臣向昌润公司支付房屋首付款163037元，昌润公司为张尔臣出具房屋销售专用收据一张。2005年12月23日，张尔臣向工行泺源支行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申请审批表，申请贷款350000元，用于购买济南市商河县昌润路1号沁园八区1号楼C座房产。张尔臣与刘爱玉系夫妻关系。同日，张尔臣、刘爱玉出具共同还款及抵押声明，承诺以个人财产及夫妻共同财产对35万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自愿将其购买的位于济南市商河县昌润路1号8-C-1住房一套抵押给工行泺源支行，用以申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2005年12月26日，张尔臣（借款人）与工行泺源支行（贷款人）、昌润公司（保证人）共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约定：工行泺源支行向张尔臣提供购房贷款35万元，贷款期限为15年，自2005年12月26日起至2020年12月25日止;张尔臣授权工行泺源支行以张尔臣购房款的名义将贷款一次划入昌润公司的账户；自贷款发放的次月起，张尔臣按照等额本息还款法按月归还贷款本息共180期;昌润公司自愿为张尔臣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另，张尔臣、刘爱玉与工行泺源支行签署了抵押物清单作为合同附件一，但未填写抵押物的具体信息。工行泺源支行亦未办理抵押物的抵押登记。借款合同签订后，工行泺源支行按约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2005年12月26日至2015年4月29日期间，张尔臣逐月向工行泺源支行正常偿还借款本息。截至2017年4月11日，张尔臣、刘爱玉尚欠工行泺源支行贷款本金164509.45元，利息13187.13元。2016年3月10日，张尔臣以昌润公司为被告诉至商河县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其与昌润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并要求昌润公司返还已付首付款163037元。商河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鲁0126民初5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张尔臣与昌润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昌润公司返还张尔臣已付购房首付款163037元。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已于2016年5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另，昌润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向商河县人民法院申请重整，2016年6月25日，商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商商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昌润置业公司重整，指定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为其管理人。2015年9月7日，商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商商破字第1-2号决定书，决定准许昌润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另查明，本案审理期间，经一审法院释明，工行泺源支行明确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张尔臣与工行泺源支行、昌润公司自愿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张尔臣与工行泺源支行、昌润公司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二、该《个人购房借款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即张尔臣、刘爱玉是否应向工行泺源支行偿还借款本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张尔臣因购买房屋向工行泺源支行申请借款，现张尔臣与昌润公司之间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已经商河县人民法院判决解除，致使张尔臣与工行泺源支行、昌润公司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因此，对张尔臣要求解除与工行泺源支行、昌润公司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工行泺源支行虽然抗辩张尔臣与昌润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相关情形，但对此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关于张尔臣的身份情况，工行泺源支行主张其在2008年12月1日前曾是昌润公司的投资人；但在一审庭审中，昌润公司述称，2005年12月，张尔臣向工行泺源支行申请贷款时的工作单位为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因工行泺源支行的自我陈述前后矛盾，故对工行泺源支行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因解除权系形成权，而非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故对工行泺源支行抗辩张尔臣请求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已过两年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解除后，其解除效力溯及于合同成立时，原则是应当恢复原状，即购房人应当返还所贷全部款项，银行应当返还购房人已经偿还的本金及利息。对于银行因借款合同解除而造成的损失，可要求购房人予以赔偿。在住房借款合同系因开发商违约导致《商品房销售合同》解除而解除时，购房人向银行承担的损失赔偿责任最终由开发商承担。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在《商品房销售合同》及《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均被解除后，应由贷款的实际收取方即开发商将购房贷款返还银行，并直接向银行承担购房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应当由昌润公司向工行泺源支行承担借款偿还责任，张尔臣、刘爱玉依法应当免除借款偿还责任。工行泺源支行仅要求昌润公司承担连带清偿借款责任，并不要求昌润公司承担借款的偿还责任，故工行泺源支行的诉讼请求有悖于上述法律规定，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张尔臣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济南昌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二、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0元、财产保全费137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550元，均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另查明，二审中，本院询问工行泺源支行在本案中要求昌润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工行泺源支行明确本案的还款责任由张尔臣、刘爱玉承担，基于借款合同不应被解除，因此昌润公司的担保责任也不应免除，要求昌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张尔臣、刘爱玉与工行泺源支行、昌润公司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目的是购买房产，因昌润公司与张尔臣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已被（2016）鲁0126民初581号生效判决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目的已不能实现，故一审判决支持张尔臣、刘爱玉要求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
工行泺源支行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对《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中第十一条“发放贷款后，借款人与售房者就该房产有关质量、条件、权属或其他事宜发生的任何纠纷，均与贷款人无关，本合同正常履行”的约定予以审理和认定，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解除《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有误，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在合同中的约定并不能对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上述司法解释对该类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本案中，涉案《商品房销售合同》和《个人购房借款合同》均被解除后，应由昌润公司将收受的购房贷款返还给工行泺源支行，一审判决免除张尔臣、刘爱玉的还款责任，于法有据，应予维持。但工行泺源支行仅要求昌润公司就张尔臣、刘爱玉尚欠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不要求昌润公司返还全部购房贷款，故一审认定工行泺源支行的诉讼请求有悖于上述法律规定，应予驳回，合法有据。
综上所述，工行泺源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培森
审判员 赵永先
审判员 吴 魁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高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