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8民终6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巴雅尔，男，1974年8月29日出生，蒙古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斯庆嘎，男，1982年7月29日出生，蒙古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卫，内蒙古磐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巴雅尔因与被上诉人斯庆嘎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0824民初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巴雅尔、被上诉人斯庆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巴雅尔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0824民初99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l、被上诉人截至目前非法经营上诉人的4842亩草牧场，是呼毕力其其格于2003年将巴雅尔的4842亩草牧场以5.5万元的价格转包给被上诉人的母亲承包经营，后被上诉人母亲去世由被上诉人继续承包经营巴雅尔的4842亩草牧场。被上诉人于2003年7月份未取得草牧场所有人巴雅尔同意的情况下，从呼毕力其其格手中擅自非法转包巴雅尔的4842亩草牧场。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011年8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草场使用协议书》时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2、被上诉人当庭出示的所谓2011年8月9日签订的《草场使用协议书》，仅仅是为了领取禁牧款的发放而签订的分割款项协议，并不是《草牧场承包协议书》，也不是《草牧场流转协议书》和一审我方提出的诉求不符，巴市中院(2016)内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已有结果，表述清楚，无论是第二人还是第三人的转包，全是无效的，所以原审判决又以一个己被终审认定的无效合同认定是从2003年7月以后对该草牧场所签的任何协议都是无效的，而且是《草牧场使用协议书》从签定之日起直到现在上诉之日时，被上诉人至今非法占有上诉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原件合同编号（1-10-007）和《草原承包经营证》原件编号（1-10-007）使上诉人无法扫描入微机，导致（2011-2015）五年国家发放的12万禁牧款未领己过期，所以乌中旗人民法院不应该拿一个一直未履行的协议为依据，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草场使用协议书》，法律规定的主要条款都不具备且未报发包方登记，就连涉及双方利益关系最大的“流转价款”都没有约定，双方只是约定了“禁牧款”补贴分配比例，因此，这样的《草场使用协议书》根本就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草牧场承包协议”或者“草牧场流转协议”。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是约定了“禁牧款”补贴分配比例的《草场使用协议书》，直接定性认定为“草牧场流转协议”，使得本案的性质发生偏离，判决结果错误也就在所难免。3、呼毕力其其格在其非法承包上诉人的4842亩革牧场期间，再次违法流转承包给了本案的被上诉人斯庆嘎（或者他的母亲）经营，同时也将上诉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10-007）原件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编号：1-10-007）原件一并转交给了被上诉人。不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1年8月9日签订的《草场使用协议书》是否属于“草牧场承包协议”或者“草牧场流转协议”，是否受到法律保护，均不影响上诉人在一审中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10-007）原件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编号：1-10-007）原件”；因为被上诉人至今非法占有上诉人的以上证件。该证件原件并不是基于双方签订的《草场使用协议书》取得的，而是被上诉人早在2003年从呼毕力其其格手中转承包上诉人4842亩草牧场获得的，是呼毕力其其格交付给被上诉人的，与2011年8月9日签订的《草场使用协议书》没有半毛钱关系。一审法院以所谓的“物权发生变动”为由，对上诉人在一审中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签订了《草场使用协议书》就导致上诉人的4842亩草牧场“物权发生变动”了吗？证件原件以及乌拉特中旗草原管理站备案登记上面登记的“所有权人”不是还是上诉人巴雅尔吗？即使《草场使用协议书》认定为“草牧场承包经营流转合同”，哪条法律又规定“草牧场承包经营流转”，人民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给草牧场“所有权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原件和《草原承包经营证》原件必须同时交付给承包人占有或者扣留不返还？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斯庆嘎辩称，1、一审法院依据“草场使用协议书”的判决与巴市中院(2016)内08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并不相互矛盾。我们看到巴市中院(2016)内08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呼毕力其其格转包被答辩人的该草牧场未经被答辩人同意系非法转包，答辩人从呼毕力其其格手上取得的该草牧场也是无效的。但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11年8月9日，被答辩人又与答辩人签订了一份“草场使用协议书”，该协议书并非向被答辩人所说的仅仅是为了领取禁牧歀的发放而签订的分割协议。该协议内容第一条乙方（指答辩人）有权终身使用此草场，但乙方不准转让及出售。我们就清楚的看到该份“草场使用协议书”是一份双方认可的，受法律保护的草牧场使用权流转到2028年的草牧场流转协议书。所以一审法院依据该协议书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与巴市中院(2016)内08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并不矛盾。2、本案不存在返还原物一说，答辩人留有被答辩人“草场使用协议书”是当地牧民转包草牧场对使用权保护的一惯作法。“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留在答辩人手中是因为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承包的该草牧场使用权期限到2028年二轮草牧场承包结束之日，所以答辩人只有留有这两样凭证书，答辩人的使用权才能得到保障。3、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的正确判决。
巴雅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草牧场4842亩（合同编号1-10-007）；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10-007）原件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编号：1-10-007）原件；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巴雅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草牧场4842亩；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合同编号为1-10-007号《草牧场承包合同书》；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呼勒斯太苏木温更嘎查牧民，1998年5月22日原告与乌拉特中旗杭盖戈壁苏木温更嘎查签订了《乌拉特中旗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原告一家三口承包了集体4842亩草牧场，承包期限为30年（1998年5月15日至2028年5月15日），承包合同同时经乌拉特中旗畜牧局牧区经营管理站鉴证。后原告一家外出打工，将承包的集体草牧场委托原告的姐姐阿拉腾桑代管。2003年6月25日阿拉腾桑未征得原告同意，擅自将代管的4842亩草场流转给呼毕力其其格。2011年原告始知其承包的4842亩草牧场被其姐阿拉腾桑流转给他人，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2015年原告将阿拉腾桑和呼毕力其其格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了阿拉腾桑与呼毕力其其格签订的流转原告草牧场的协议无效，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另外，呼毕力其其格在其非法承包期间，再次将草场违法流转给本案被告，同时将原告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原件和《草原承包经营证》原件一并转交给被告。
被告斯庆嘎辩称，2003年原告的姐姐阿拉腾桑将本案争议的草场以适当的价格转让给呼毕力其其格,同年呼毕力其其格又将该草场以55000元的价格流转给被告母亲,被告母亲转包后就该草场的围封及基建等设施投资近100万元，后被告母亲去世,该草场由被告继续承包经营。2011年8月9日,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了“草场使用协议书”，约定本案争议的草场由被告经营至2028年，并对草场补贴款的分配进行了约定。现原告违反合同约定，擅自解除合同，要求被告返还草场，其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编号为1-10-007号乌拉特中旗集体所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编号199801929号乌拉特中旗集体所有草场承包合同鉴证书、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2015）乌中民初字第1203号民事判决书、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8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巴雅尔与斯庆嘎于2011年8月9日签订的草场使用协议书，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系本人亲历所为，签订的协议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对该证据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的保护。原、被告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签订的草牧场流转协议，部分内容虽然约定流转期限为终身，但根据相关法律可以解释为流转期限（即剩余承包期限）至第二轮草牧场承包经营期限届满为止，故对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草场使用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另外，草牧场承包经营流转合同生效相应的承包经营权设立，即物权发生变动,故对原告巴雅尔要求被告返还4842亩草场及《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经营证》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斯庆嘎诉讼代理人提出的事实及理由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巴雅尔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31元，由原告巴雅尔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1、乌拉特中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合同书复印件一份（2016年-2020年），证明草场是我的，所以国家才给我奖励，给我补贴款，和我签订此合同。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1号证据真实性认可，上诉人说的草场经营权属于上诉人我方也认可，从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留有上诉人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和经营权证，并不影响上诉人对该草牧场享有经营权，所以对上诉人举证意图不认可。
二审期间本院查明，被上诉人斯庆嘎从2003年后就已实际占有、使用、管理上诉人巴雅尔4842亩草牧场。被上诉人斯庆嘎占有上诉人巴雅尔的该草牧场来源于2003年上诉人的姐姐阿拉腾桑将本案争议的该草牧场有偿转让给呼毕力其其格,同年呼毕力其其格又将该草牧场以55000元的价格流转给被上诉人母亲,同时也将上诉人巴雅尔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10-007）原件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编号：1-10-007）原件一并转交给了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母亲去世,该草牧场由被上诉人经营至今。2011年8月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草场使用协议书”，内容为，“草场使用协议书，甲方：巴雅尔；乙方：斯庆嘎。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定下事项。第一、乙方有权终身使用此草场，但乙方不准转让及出售（草场证编号1-10-007）。第二、草场补贴款、禁牧款的分配甲方享有全额补贴款的30%；乙方享有全额补贴款的70%。任何补款都按上述条款分配。第三、持一卡通的一方必须上卡后15天之内给对方该享受的那部分，否则受法律责任。甲方：巴雅尔；乙方：斯庆嘎。2011.8.9。”2015年巴雅尔将阿拉腾桑和呼毕力其其格诉至乌拉特中旗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签订的草牧场转让合同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确认了被告阿拉腾桑与被告呼毕力其其格签订的转让原告巴雅尔草牧场的合同无效，二审巴彦淖尔市中院维持了该一审判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斯庆嘎是否应返还上诉人巴雅尔草牧场4842亩及返还上诉人巴雅尔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10-007）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编号：1-10-007）的原件。经审查，被上诉人斯庆嘎取得经营上诉人巴雅尔草牧场使用权的理由或来源是2003年上诉人巴雅尔的姐姐阿拉腾桑将本案争议的草牧场有偿转让给呼毕力其其格,同年呼毕力其其格又将该草牧场有偿流转给被上诉人斯庆嘎母亲后被上诉人斯庆嘎取得了占有、使用、经营该草牧场的使用权，该草牧场由被上诉人斯庆嘎经营至今。同时被上诉人斯庆嘎也一并持有上诉人巴雅尔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10-007）原件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编号：1-10-007）原件至今。上诉人巴雅尔与被上诉人斯庆嘎虽然于2011年8月9日签订了草场使用协议书。但经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草场使用协议书的内容并不是草牧场流转协议事项，而是草牧场补贴款和禁牧款的分配事项，该协议内容实为双方按比例领取草牧场的补贴款和禁牧款的约定，故该协议不应视为双方对草牧场转包或流转的约定，被上诉人以其持有的草场使用协议书视为草牧场流转协议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在巴雅尔诉案外人呼毕力其其格确认合同效力一案中，已经确认呼毕力其其格与巴雅尔姐姐阿拉腾桑所签订的草牧场流转协议无效，被上诉人基于无效协议取得的经营权不应受到保护。因此，被上诉人应将本案诉争的草牧场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巴雅尔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10-007）原件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编号：1-10-007）原件亦一并予以返还。
综上所述，巴雅尔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0824民初99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斯庆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上诉人上诉人巴雅尔4842亩草牧场及上诉人巴雅尔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1-10-007）和《草原承包经营证》（编号：1-10-007）的原件。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8262元，由上诉人巴雅尔负担4131元，被上诉人斯庆嘎负担41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 彬
审判员 康民德
审判员 高建宏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柳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