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皖07行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加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枞阳县公安局，住所地安徽省枞阳县枞阳镇金山大道东28号。
法定代表人王涛，枞阳县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陶应贤，枞阳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李应月，枞阳县公安局OU山派出所副所长。
上诉人陶加顺因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2016）皖0706行初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加顺，被上诉人枞阳县公安局负责人陆大旗、委托代理人陶应贤、李应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日，陶加顺非法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民警发现并予以训诫，并于10月5日由OU山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同日，枞阳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给予陶加顺治安拘留十日的处罚。陶加顺认为枞阳县公安局作出的枞公（OU山）决字{2012}第447号行政处罚决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于2013年1月3日其选择通过邮寄方式向枞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枞阳县人民法院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陶加顺遂向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裁定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为本案的管辖法院，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5日受理本案，因陶加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1日裁定驳回陶加顺的起诉。陶加顺不服本院裁定，向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陶加顺提出其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枞阳县人民法院邮寄了行政起诉状，并有2次邮寄单证实。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确认陶加顺曾于2013年1月3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枞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使诉权未超过诉讼时效，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于2016年11月9日裁定：一、撤销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2016年7月21日作出的（2016）皖0706行初4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审理。故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7日依法再次受理本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中，原告非法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发现并予以训诫，原告的上访行为显已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枞阳县公安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陶加顺辩称事发当天其在天安门地区旅游观光并非上访，不符合事实，其请求撤销枞阳县公安局作出的枞公（OU山）决字{2012}第447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陶加顺请求撤销枞阳县公安局作出的枞公（OU山）决字{2012}第447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陶加顺负担。
上诉人陶加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错误。1、本案中，根本没有《训诫书》，是假《训诫书》。2、省驻京王主任（王爱萍）专车送上诉人回家治病。3、藕山镇工作人员根本也没有把上诉人从北京接回。4、如果上诉人有违法行为，应由北京市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处罚，不应该由枞阳县公安局立案处罚。二、上诉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被上诉人错误的行政处罚。1、上诉人2012年10月1日确实在天安门游玩，有人民大会堂参观证和原始天安门城楼照片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天安门游玩，没有违法。2、天公（2015）第751号、天公（2015）第762号政府信息公开，证实上诉人没有在天安门地区扰乱秩序，并没有立案等移交枞阳县公安局的信息。3、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不足。上诉人确实在天安门游玩，没有扰乱任何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上诉人没有《训诫书》，上诉人有政府信息公开，足以推翻被上诉人的假《训诫书》的证据。三、被上诉人枞阳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拘留上诉人10日，明显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上诉人申请审判长文先平回避理由合理合法，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审判结果当然违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枞阳县公安局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没有依据，一审判决完全正确。其一，被上诉人依照法定程序和期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其中，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书》明确记载上诉人在天安门地区“反映当地政府违法打击报复问题”，而该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也证实上诉人到北京上访并被接回的事实。其二，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在北京非访，被工作人员接回本地，由被上诉人对本案管辖更合适，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本案无管辖权没有依据。其三，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要求审判长文先平回避，因其申请回避的理由明显不是法定的回避事由。2、上诉人提出的“新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提供的“天安门城楼相片”、《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等所谓“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被接纳。其次，“天安门城楼相片”等只能证明上诉人到过上述场所，与上诉人是否在天安门地区上访没有关联性。同样，上诉人提供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的内容反应其未被天安门地区分局立案移交，不能因此否定上诉人到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训诫的事实，且《训诫书》在一审庭审中经过充分质证，上诉人也未持异议。3、上诉人认为天安门是公共场所，公民有权进入，对其处罚是歧视信访人，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公民正常游玩，公安机关不会干涉，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对上诉人的《训诫书》明确记录上诉人在天安门地区上访“反映当地政府打击报复问题”，上诉人到达天安门地区的目的明显不是游玩。上诉人违法了《信访条例》并被公安机关训诫，证明其信访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对上诉人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证据1、两张个人照片和参观券。2、《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和登记回执。证明没有非法上访是在游玩。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1、2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原告）一审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证据，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法院应不予接纳。本案，上诉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二审法院应该不予接纳。对证据1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照片和参观券，参观券没有日期，即使是10月1日当天游玩，也不能否定非法上访的事实。因为游玩和非法上访之间不矛盾，可以边游玩边非法上访。对证据2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反映是上诉人没有被北京天安门地区分局立案移交枞阳县公安局，事实上，对上诉人的处罚是枞阳县公安局受理的，不是北京立案后移交的，北京方面移交了《训诫书》和上诉人本人，由藕山工作人员从北京久敬庄将上诉人接回枞阳县。《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和登记回执，不能证明上诉人没有到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
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上诉人在北京照相和到相关地方参观，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行政处罚没有关联性。《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和登记回执，只能证明上诉人没有被北京公安机关处罚，不能证明上诉人没有违反《信访条例》上访的事实，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行政处罚亦没有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及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陶加顺在二审期间提出《训诫书》是假的，但在一审期间对《训诫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二审期间没能提供证据证明《训诫书》是假的。上诉人陶加顺提出要求一审法官文先平回避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陶加顺到北京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发现并予以训诫，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场所，其信访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上诉人陶加顺居住地在枞阳县，由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被上诉人枞阳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诉人陶加顺作出的（OU山）决字{2012}第447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陶加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陶加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查清河
审判员 姚爱玉
审判员 王继东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洪 意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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