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3民初11876号
原告杜雪，女，1976年11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胡大银，北京中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相如山，男，1954年10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浩，北京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雪诉被告相如山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倪晓铭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雪之委托代理人胡大银、被告相如山之委托代理人张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雪诉称：
原被告都是斯迈尔航空地面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迈尔公司)的股东，原告以及斯迈尔公司在航空地服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良好信誉。2015年斯迈尔公司准备上市新三板，被告看到购买原始股的机会便积极找到原告，从原告处购买了原告持有的斯迈尔公司的50万元股权，该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当时已做完。后因其他原因导致斯迈尔公司未能成功上市新三板，被告便拒绝支付拖欠原告的50万元股价转让款。原告遂向贵院起诉被告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目前该案正在贵院审理过程中。但是在该案公开审理过程中，被告向贵院提交了一份书面文件《关于我与杜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情况的陈述》（以下简称《陈述》），在该《陈述》中，被告捏造事实，诬陷原告“在日常工作中，杜雪指使员工私刻公章、出具假材料、出示假报表等做法时常为常”、“春节后，公司公章被杜雪拿走、公司法务部保险柜被私自打开、法律文书全部拿走”、“杜雪惊人的人格缺陷、不可理喻的人格乖戾以及少有的道德缺失，令人无言以对”。被告在该文件中处处污蔑、诋毁原告，甚至侮辱原告人格缺失、道德缺失。同时被告还在业内到处散播、诋毁原告，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使得原告身心疲惫、精神遭受极大痛苦。原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通过北京晚报在北京市范围内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名誉及精神损失费1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相如山辩称：
一、没有被答辩人名誉权受损害的事实。本案被答辩人没有举证证实其名誉受到损害，其所提及的《陈述》是答辩人在另案（该案诉讼相对方是被答辩人）法庭审理阶段当作证据提交的一份书面材料，并非公开发表在有不特定对象环境里的文章。作为证据材料本身，被答辩人有权利在庭审时依据证据的三个属性(“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进行质证，显然，不论该书面材料内容是否成立，被答辩人都有同等机会为自己进行说明以抵消其作用。当天开庭时，该份材料未经宣读，被答辩人代理人直接表示对该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已经完成了否定陈述。与此同时，开庭当时旁听席上没有任何第三方旁听人员。显然，该书面材料对被答辩人名誉权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后果。本案被答辩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判令答辩人“通过北京晚报在北京市范围内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真的让被答辩人在北京晚报道歉，这一事件因道歉行为本身才会发生点影响，不道歉则无影响。这从另一方面表明，并没有被答辩人名誉权受损害的事实。二、答辩人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答辩人向该案审判员呈交《陈述》的行为，是诉讼中的举证行为。诉讼中的举证行为对象是审判人员、行为发生在法庭诉讼过程中、行为的结果由审判员或合议庭审查决定，显然，这一行为从本质上不可能是对诉讼当事人的名誉侵权行为。试想，全国每年发生数量巨大的各类诉讼，常有当事人举证主张对方“恶意欺诈”、“背信违约”、“婚内出轨”等等，如果败诉，这些举证行为都变成名誉侵权行为了么？答案显然为非。三、答辩人的行为没有主观过错。被答辩人所摘引的《材料》中的陈述部分，答辩人均没有脱离他所认知的事实，答辩人的行为没有主观过错：就“在日常工作中，杜雪指使员工私刻印章、出具假材料、出示假报表等做法时常为常”一句，答辩人均掌握有支持其结论的信息：答辩人向本案法庭提交的证据一，因为涉及答辩人自己的签名，显然答辩人有充分的理由判断签名为伪造，从而得出其结论；关于“私刻印章”事，答辩人掌握有相关信息；关于“出示假报表”事，则有因为财务人员耿岚的举报，被答辩人出任该司法定代表人的斯迈尔公司在新三板上市失败的事实为证。以上相关，只是暂未进入司法审查程序而已，并非凭空捏造。就“春节后，公司印章被杜雪拿走，公司法务部保险柜被私自打开，法律文书全部拿走”一句，关于公司印章事，斯迈尔公司除被答辩人及其亲友外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人）从春节后至今都没有看到公章，但是与此同时，体现被答辩人意旨的该公司的相关工商变更事宜还能“悄悄”进行，相关手续需要的公司印章从不缺席。显然，答辩人的这一句表述也并非空穴来风。关于“法务部保险柜被私自打开，文书被全部拿走”事，所述是一个直接事实，但是《陈述》也并没有说是“杜雪私自打开保险柜与拿走法律文书”。就“杜雪惊人的人格缺陷、不可理喻的人格乖戾以及少有的道德缺失，令人无言以对”一句，不涉及事实表述，是当事人发表的评论。评人论事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表现，答辩人结合自己的事实经历，根据自己的合理判断，形成自己的评论意见，并非信口雌黄，也就并没有越界。综上，本案被答辩人的诉请是不能成立的，答辩人请求法庭据实依法，公正裁判，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杜雪于2016年3月1日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将相如山诉至本院〔（2016）京0113民初3027号〕，相如山于2016年5月13日提出反诉。在该案的2016年8月12日庭审中，相如山将《关于我与杜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情况的陈述》作为证据予以出示，用以证明杜雪并未实际要求相如山支付股权受让款，杜雪在该庭审中不认可《陈述》的真实性，认为相如山的证明目的缺乏相应的事实及证据依据。
本案庭审中，杜雪将其从（2016）京0113民初3027号案件中取得的《陈述》作为证据，主张《陈述》中的用语损害了其人格尊严、侵犯了其名誉权，其中“杜雪惊人的人格缺陷、不可理喻的人格乖戾以及少有的道德缺失，令人无言以对”是对杜雪的侮辱；“在日常工作中，杜雪指使员工私刻公章、出具假材料、出示假报表等做法时常为常。2016年1月19日，杜雪未经任何法定程序伪造股东会和董事会文件，私自修改公司章程，私自变更公司董事会组成人数、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两份文件上我的签名全系伪造。此类行为，举不胜举”是对杜雪的诽谤。杜雪主张（2016）京0113民初3027号案件为公开审理案件，相如山在该案公开的庭审中出示该证据的行为以及该案裁判文书将会于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公开的事实，均会给杜雪造成恶劣影响。相如山认可《陈述》的真实性，但主张在法庭中提交的书证并非公开发表在有不特定对象环境里的文章，并且庭审当天旁听席上没有旁听人员，因此杜雪不存在名誉权受损害的事实。
经本院询问，杜雪表示不知道相如山是否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出示该《证据》，以及其并无证据证明其本人的社会评价因为该《陈述》而降低。此外，杜雪亦提出相如山不仅在《陈述》中对其侮辱诽谤并且多次在公开场合有员工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侮辱诽谤，在业界给杜雪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但对此主张杜雪亦无证据予以证明。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6）京0113民初3027号案件起诉状、反诉状、证据目录、质证意见以及庭审笔录，《关于我与杜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情况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
本院认为：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只有在行为人所实施的侮辱、诽谤、披露隐私等行为造成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时，才能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本案中，相如山在（2016）京0113民初3027号案件提交的《陈述》是提供给审理该案的审判员，用以证明其主张。该《陈述》在案件审结后即保存于案卷之中，而法院对于案卷材料亦采用密级方式予以管理，并不对外公开。此外杜雪提出（2016）京0113民初3027号案件裁判文书将会于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公开，会对其本人产生恶劣影响，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删除下列信息：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个人信息”，故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并不会因该裁判文书的公开而直接对号于本案原告杜雪。杜雪表示其并无证据证明其本人的社会评价因为该《陈述》而降低。杜雪虽主张相如山多次在公开场合有员工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侮辱诽谤，在业界给其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但对此主张杜雪亦无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杜雪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相如山的行为导致杜雪的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本院难以支持杜雪的全部诉讼请求。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雪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百五十元，由原告杜雪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倪晓铭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范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