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民终35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苏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杨，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彪，江苏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某某与被上诉人李某甲因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6）沪72民初1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苏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杨，被上诉人李某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甲在一审中诉称：李某甲使用其所有的“赣榆渔13185”渔船从事捕捞作业。2015年8月18日，其在翻身闸海域附近进行捕捞作业时，苏某某强行登船并殴打李某甲，将网具砍坏，并将卫导、对讲机丢到海里，还将李某甲渔船及网具、雷达等随船物品予以扣留，一审涉讼前仍在苏某某控制之下。李某甲渔船已经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赣榆院）判令返还，但李某甲损失至今未获赔偿。为此，李某甲请求判令苏某某赔偿渔船营运损失人民币730,000元（自2015年8月18日起算至2016年4月16日止）、网具损失人民币13,536元、卫导及对讲机损失人民币5,500元、船员工资损失人民币21,800元，共计人民币770,836元。后李某甲以渔船尚未实际返还，随船物品、属具等损失尚待进一步确定为由，申请撤回关于网具、卫导及对讲机损失的诉请，其余诉请内容不变。
苏某某辩称：涉案纠纷已由赣榆院依法判决处理完毕，李某甲并未上诉，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驳回李某甲本案诉请；当事人间存在渔获买卖合同关系并长期合作，苏某某多次借款给李某甲作为收购渔获的预付款，同时李某甲应无条件将渔获卖给苏某某，年底双方进行结算，但李某甲自2014年起违约未把所有渔获卖给苏某某，故苏某某并非强行扣留涉案渔船，而是李某甲因违约自愿让苏某某进行留置，赣榆院判决返还渔船后，李某甲亦未来苏某某处领回渔船；李某甲主张的赔偿并无事实依据，赣榆院庭审中，李某甲雇佣的船员均证实已结清工资，并未拖欠；捕捞经营具有不确定性，故李某甲所谓损失并不确定。为此，苏某某请求驳回李某甲诉请。
一审法院查明：
当事人一审中确认，双方间曾存在渔获买卖合同关系，具体模式是李某甲出海前先以借条形式收取苏某某预付款，待捕捞渔获后卖给从事收鲜经营的苏某某。2015年8月，双方就渔获买卖事宜产生纠纷，李某甲遂将苏某某诉至赣榆院。
2015年8月27日，赣榆院立案受理李某甲起诉苏某某返还财产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李某甲诉称，其从事海上捕捞作业，苏某某从事渔船收鲜经营，由苏某某预付渔获款，李某甲向苏某某出售渔获。同年8月18日中午，李某甲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时，苏某某以李某甲未将渔获卖给其为由强行扣留渔船，造成巨大损失。李某甲遂诉请判令苏某某返还渔船，赔偿预付船员工资损失人民币54,500元及无法出海捕捞所致可得利益损失。后李某甲于同年12月11日向赣榆院申请撤回关于各项损失赔偿的诉请，仅要求返还渔船。
根据（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案庭审笔录记载，李某甲曾申请该渔船上船员李某乙、秦某某、徐某某、董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某乙作证称，其在李某甲船上干活约40天，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3,000元/月，已结算完毕；李某甲与苏某某起纠纷时，其看到双方争吵时对讲机被苏某某扔到海里，另网具亦被苏某某砍断，但网具损失的数量不清楚；该渔船被苏某某驶回港口后，其曾帮忙看船数日，当时看到卫导还在船上。证人秦某某作证称，其在李某甲船上干活约18天，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2,000元/月，李某甲已预付其工资人民币12,000元；李某甲与苏某某起纠纷时，其看到卫导被苏某某扔到海里，另网具亦被苏某某割断。证人徐某某作证称，其在李某甲船上干活约40多天，工资标准为人民币9,500元/月，李某甲已预付其第一个月工资，第二个月工资未付。证人董某某作证称，其在李某甲船上干活约20多天，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3,000元/月，船员工资协议系下船上岸后补签的，李某甲已预付其第一个月工资，虽实际未干满一个月，但未向李某甲退还未干满部分的工资。
根据李某甲与各船员分别签订的船员工资协议记载，与船员李某乙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3,000元/月，落款时间空白；与船员秦某某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2,000元/月，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日；与船员徐某某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9,500元/月，落款时间为同年8月1日；与船员董某某约定的工资标准为人民币13,000元/月，落款时间为同年8月2日。上述船员工资协议见证人栏均注明为“东港中介”。
2015年12月13日，赣榆院作出（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民事判决并查明：同年4月7日李某甲从他人处购买“赣榆渔13185”渔船从事海上捕捞作业，苏某某则从事渔船收鲜经营。同年8月18日，李某甲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时，苏某某强行将其渔船扣留并驶至当地港口。截止该判决作出时，该渔船停泊于石桥镇下木套港口，并处于苏某某控制下。赣榆院在该民事判决中认为：苏某某先前并未合法占有李某甲的渔船，且其所称李某甲欠其借款与渔船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其抗辩不予采信。最终，赣榆院判决苏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某甲返还“赣榆渔13185”渔船。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根据李某甲所持渔业捕捞许可证记载，涉案“赣榆渔13185”系木质刺网捕捞渔船，2004年6月15日建成，船籍港赣榆；船长22.27米，船宽5.40米，船深2.10米，主机功率257.30千瓦；总吨位59吨，净吨位20吨；作业场所为江苏沿海。一审诉讼中，苏某某确认该渔船目前仍停泊于石桥镇下木套港口，并处于其控制下。
就渔船营运损失，赣榆区柘汪镇甘县村村委会出具证明称，根据该村流刺网捕捞渔船收入调查统计，主机功率200-300千瓦渔船净收入均值，2015年8月至11月为人民币334,500元，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为人民币186,000元，2016年2月16日至4月16日（开始捕捞鲳鱼、梭子蟹）为人民币284,000元。据此，可计算得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净收入月度均值为人民币89,389元/月。后该村委会又出具甘县村渔船收入调查汇总表，列明自2015年1月至5月（6月至7月休渔期），2015年8月至12月及2016年1月至5月的各月度渔船收入、支出及净收入数据，并另出具证明以2015年8月为例，详细列明了该月收入、支出及净收入的具体计算情况。据此，可计算得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净收入月度均值为人民币104,944元/月。
一审法院认为：
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当事人间虽存在渔获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已生效的（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民事判决所作认定，苏某某占有该渔船并非基于行使留置权，同时该判决亦已责令苏某某向李某甲返还该渔船，故涉案纠纷系苏某某非法占有李某甲所有的“赣榆渔13185”渔船所致，即本案系基于侵权诉因的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换言之，无论李某甲、苏某某在渔获买卖合同项下产生何纠纷，基于买卖合同的性质，均不涉及苏某某对李某甲所属渔船的依约合法占有及留置问题；而在案亦无任何证据证明李某甲曾同意通过向苏某某移转渔船占有的方式来合意设定质权。无论涉案纠纷是否系因双方间曾经存在的渔获买卖合同关系所引发，基于李某甲选择的侵权诉因，均与渔获买卖合同纠纷无关。故对苏某某关于其基于渔获买卖合同关系非强行扣留涉案渔船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李某甲在（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案中主张返还原物，而在该案中主张赔偿损失，前后案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无涉一事不再理原则，故对苏某某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
苏某某强行扣留李某甲所有的“赣榆渔13185”渔船并非法占有至今，其行为出于故意且已构成侵权，应对由此导致的李某甲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李某甲主张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
首先，关于网具、卫导及对讲机损失，无论在海上产生纠纷时因苏某某侵权行为当场灭失，抑或在苏某某非法占有李某甲渔船期间所短少，苏某某均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赣榆院所作生效判决已责令苏某某向李某甲返还“赣榆渔13185”渔船，但至今该渔船仍在苏某某控制下，尚未实际返还。现李某甲以渔船尚未实际返还，随船物品、属具等损失尚待进一步确定为由，申请撤回关于网具、卫导及对讲机损失的诉请，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的处分，且在完成渔船接收清点后再行主张有利于对李某甲合法权益的完整保护，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损失在本案中不作处理。
其次，关于渔船营运损失，赣榆区柘汪镇甘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甘县村渔船收入调查汇总表所载数据，虽非法定权威统计机构数据，但可在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渔船营运损失时予以参考。根据该村委会提供数据，涉案同类型渔船2015年8月至2016年4月净收入月度均值为人民币89,389元/月，或人民币104,944元/月，一审法院择其较低标准加以参考。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当地同类渔船实际收入状况，捕捞经营收入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从事渔船收鲜经营的苏某某经询问未对上述证据中所涉渔船正常营运收入具体数额作出质疑及反驳的事实，一审法院酌定李某甲渔船净收入月度均值为人民币80,000元/月，进而应认定李某甲就渔船营运不能产生损失人民币640,000元。
最后，关于船员工资损失，尽管在赣榆院庭审笔录中记载，船员董某某确认船员工资协议系下船上岸后补签的，但结合四名船员在赣榆院庭审中所作证言，即使个别船员工资协议系事后补签，仍不影响对李某甲预付船员工资、船员实际在船工作等事实的查明与确认。而船员提前终止工作系因苏某某强行扣留并非法占有李某甲渔船的侵权行为所致，由此导致李某甲预付船员工资的损失，苏某某理应予以赔偿。其中，就船员李某乙而言，无证据证明其具体上船时间及月度工作届满时间，无法判定其是否因苏某某侵权行为而提前下船，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李某甲预付李某乙船员工资已产生实际损失；就船员秦某某而言，其在赣榆院庭审中陈述的在船工作时间，与船员工资协议落款时间及苏某某强行扣留李某甲渔船时间可相互印证，应认定其提前12天下船，由此李某甲产生损失人民币4,800元；就船员徐某某而言，其在赣榆院庭审中陈述在船工作约40多天，且李某甲已预付其第一个月工资，第二个月工资未付，结合船员工资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日来看，至其因苏某某侵权行为而提前下船时同年8月18日，应属第二个月工作期间，因其陈述李某甲并未支付第二个月工资，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李某甲就此已产生实际损失；就船员董某某而言，其在赣榆院庭审中陈述的在船工作时间，与船员工资协议落款时间及苏某某强行扣留李某甲渔船时间可大致相互印证，但因其陈述在船工作约20多天，船员工资协议落款时间为同年8月2日，现有证据无法精确认定其具体上船时间及月度工作届满时间，故一审法院酌定其提前10天下船，李某甲产生损失人民币4,333元。由此，应认定李某甲就预付船员工资产生损失共计人民币9,133元。上述所认定的李某甲实际损失共计人民币649,133元，均系苏某某侵权行为所致，其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苏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某甲赔偿损失人民币649,133元；二、对李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1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5,659元，由李某甲负担人民币773元，由苏某某负担人民币4,886元。
苏某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事实及理由为：包括李某甲在内的渔船在连云港近海区域捕鱼，一般集中在开海后的8、9月，李某甲出具的村委会证明完全由李某甲自己拟定好后由村委会盖章的，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反映他们真实的生产情况，不应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而李某甲的木制渔船以及相同型号的马力是不享受燃油补贴的，也不具备出远海作业的条件。并且，李某甲陈述其单据丢失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到年底，每个船主都要凭这些凭据同收鲜船进行结算。这也就是为了要先收定金的理由。所以李某甲应提供相应单据证明其真实的收入及产量。李某甲渔船并没有经检验合格，在买卖时都是一条很陈旧的船，价格在人民币9,500元，同李某甲主张的收入远远不成正比。况且，不经检验合格的渔船不能近海生产作业。至于船员工资，一审中，李某甲自己认可对于预付船员的工资是在事后为了诉讼补签的，因为他们签借条的时间都是8月2日，而李某甲此时整条船都在海上进行作业，不可能在那时签订。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标准及计算的时间、方法均不符合客观实际，依据的数据不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和可信性，不符合客观事实。此外，渔船在苏某某处期间，为了妥善照顾系争渔船苏某某每天还要支付人民币100元的看护费，一审中对方证人也承认这个事实。
李某甲辩称：请求驳回苏某某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为：一审判决是在参考李某甲提供的相关证据并实地到赣榆县渔业部门和李某甲所在地赣榆县甘县村进行了解、核实当地同类渔船的收入状况后，作出的裁判，判决结果合法合理。关于苏某某所述计算损失的时间问题。一审开庭时审判长问是否可以先把渔船还给李某甲？苏某某的回答是“船可以给，必须先把欠的钱还清。”；李某甲到2016年8月4日才通过赣榆区人民法院以强制执行的方式重新取得该船的控制。因此，苏某某所述李某甲怠于行使权利、拒绝开走船只明显与事实不符。另外，苏某某扣押李某甲船只长达12个月，而苏某某为使本案尽快结案，未主张起诉之日自放船之日的损失，因此如果按人民币64万损失来计算的话，李某甲实际得到的每月运营损失赔偿仅为人民币5.3万余元。
二审期间，苏某某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2014年、2015年和李某甲一起生产作业并常年固定供货给苏某某的李某甲同类型的木壳渔船供货单据各一组，以证明同李某甲一起生产并常年固定供货给苏某某的、李某甲同类型的木壳渔船年度生产情况及真实的利润情况，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损失的标准及计算方法均无事实依据、不符合客观情况、也无科学依据、过分高于客观实际等情况。相类似渔船的正常年收入（毛利润）应当在人民币90,000元左右。对此，李某甲质证意见为：该系列证据由苏某某单方制作，真实性存在异议。从单据内容看，捕捞的海产品除了蟹子之外，还涉及到蛏子、鲳鱼等多类海产品，而苏某某仅统计蟹子，而且每斤7元的价格严重偏低。且苏某某所述每年仅2个月的出海捕捞作业期严重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中仅涉及渔获数量等情况，并不包含苏某某主张的相关船只系和李某甲一起生产作业、并常年固定供货给苏某某的、且与系争船舶属同型渔船等证据事实，故该系列证据材料与苏某某相关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2、李某甲渔船渔业船舶检验证书一份，以证明系争渔船未经检验，缺乏相应营运资质，故苏某某无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此，李某甲质证意见为：该船舶检验证书是否伪造应当由相关部门进行鉴定；即使不存在船舶检验证书，也是因为苏某某扣押渔船、无法验船导致不能取得该检验证书；因此造成的相关损失，还是应由苏某某承担。本院认为：渔业船舶依法负有定期检验的法定义务，相关权益主体违反该义务所生之法律责任属于相关渔业船舶行政管理规范调整，与本案讼争民事法律关系判然有别，故该组证据材料与苏某某相关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3、证人苏仕锦的证人证言，以证明与李某甲同类型渔船产量、每年的生产期限，除了养海期两个月之外都可以出海，春天属于淡季，渔获很少，渔工的成本很高，所以渔船一般不作业，相关渔船一般在养海期之后才出海；另外，木制船也出不远，一般也就两个月。苏某某搞收渔获很多年，且一般给与渔船方定金，不管他们出几次海、打上来多少渔获都必须给苏某某，这是双方已经达成的合同关系。对此，李某甲质证意见为：该证人是苏某某的员工，苏某某掌握着证人的工资收入。因此，证人的证言效力存在异议。关于证人所说每年仅两个月出海期，主要是8、9月份。而苏某某的代理人在庭审中所述，另一个证人因为出海无法出庭作证，也就是说在10月底仍在出海，而李某甲目前也是因出海无法到庭。因此，苏某某及证人所述的每年仅两个月的出海作业期不真实。如果按证人所述，每条渔船在收获较好的情况下每天收入仅人民币4,000-5,000元，如依此计算成本收益的话：经扣掉8个船员的工资，就仅剩人民币2万多元；再除去燃油等成本，每条船每天在收入最好的情况下都几乎不能获利；那渔民驾船出海捕捞的意义何在？因此，证人所述渔船收入不属实。本院认为：鉴于该证人系苏某某收鲜船船员，故其证言依法不具备单独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明效力，在苏某某未就其相关待证事实提供其他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过程中，李某甲确认：系争渔船2016年8月4日起已为李某甲控制，该船已于2016年9月于出海捕捞作业过程中沉没。
本院认为：
本案系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李某甲基于苏某某占有系争渔船等行为形成了涉讼民事法律关系。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苏某某对系争渔船的营运损失、船员的工资损失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相关法律责任的具体厘定。鉴于（2015）赣海民初字第743号民事判决已依法发生法律效力，故一审基于既判效力原则，确认苏某某并非基于行使留置权占有李某甲渔船的认定，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据此判令苏某某应就强行扣留李某甲所有的“赣榆渔13185”渔船并非法占有等行为，承担相应之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至于一审对苏某某由此导致李某甲损失所应承担之赔偿责任的具体计算，一审法院已在判决中进行了详尽表示，其相应裁量结论未见不当；二审期间，苏某某就讼争营运收益标准的主张，除有本人陈述外，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系争船舶是否经检验等讼争事实，亦与本案涉讼损失厘定无关；综上，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准确适当。苏某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59元，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91.33元，由上诉人苏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敏
审 判 员 林 岚
代理审判员 胡海龙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