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浙民申字第210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程玲琳，女，198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衢州大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衢州市荷四路***号。法定代表人：周小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何卫红，浙江泓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程玲琳为与被申请人衢州大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典当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衢商终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程玲琳申请再审称：一、新证据证明原审判决认定错误。二审判决后，孙某与周小兵的联系中所留的短信证明，周小兵明确“公司账跃洪最清楚”“帐会计和跃洪管的！我不清楚”等，已经证实了周跃洪是本案的关键人物，是公司出借、收取借款本金利息的经管人，其行为与本案及被申请人公司均是有关联的、有法律效力的。申请人收集到“周跃洪银行账户清单”复印件，周跃洪银行账号为62×××10的银行账户在2012年9月4日至9月12日的交易清单证明：周跃洪已经将孙某通过程玲琳账户、其本人账户等途径归还的款项交付给大唐典当，本案的借款已经偿还的事实。该还款事实与孙某二审中的证言已经偿还本案借款相互印证；同时，该清单是复印件，当事人自己无法收集到原件，也是证明了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必要性。二、大唐典当公司伪造程玲琳的900万元借款合同。二审判决对于已经开庭质证证明系大唐典当公司伪造与程玲琳900万元的借款合同，没有认证否定其证明力，也没有依据民事诉讼法予以处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三、申请人申请法院调取案件主要证据，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调查收集。本案诉讼中，申请人经了解后得知本案的900万元款项已经由孙某通过各种途径归还给大唐典当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消灭的事实。但是，由于申请人不是该借款、还款、中转的当事人无法收集银行转账凭据等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该还款的证据。由于原审法院的不作为，致使本案的根本事实不清，即900万元是否存在不确定。四、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应当移送刑事立案侦查而没有移送。本案的事实证据已经证明了大唐典当公司及相关人员周小兵、周跃洪、孙某、应远等人合谋伪造程玲琳的900万元借款合同，将公司款项通过程玲琳账户转到孙某账户，本案的900万元由孙某实际使用，隐瞒了孙某实际已经归还本案的900万元、债权债务消灭的事实。大唐典当公司向法院虚假诉讼，隐瞒了实际由孙某借款而虚构程玲琳借款的事实，获取法院判决，利用司法机关骗取程玲琳的财产，存在诈骗嫌疑，应当追究其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五、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法律禁止不能成为认定事实依据。二审判决认为大唐典当公司将900万元借给股东孙某为法律禁止事项，但是，正因为是不合法的事项，周小兵、周跃洪、孙某、应远等人才绕道通过程玲琳的银行账户转到孙某账户，形成合法的表象，掩盖他们违法的事实。2.银行进账单是大唐典当公司伪造借款合同后形成的违法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3.民间借贷中借款人指定出借人将款项交付给（转账打款或现金交付等）第三人是支付借款的方式之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0条“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借款人或者借款人指定、认可的接收人时生效”。所以，不能将接收人认定为就是借款人，两者不能等同。4.大唐典当公司举证的其他证据与周跃洪的录音两份、应远短信一份、孙某短信一份、证人朱某、李某证言等证据，均不能证明程玲琳与大唐典当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900万元借贷合意。5.大唐典当公司自认孙某借款的事实。大唐典当公司代理人在一审二次开庭中明确承认“孙某自己想借钱”、“孙某与周跃洪协商”、“孙某出面与周小兵协商”等事实，证明与大唐典当公司形成借贷合意的是孙某，不是程玲琳。6.申请人已举证证明900万元不是程玲琳借款，而是孙某借款的事实。7.大唐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自认与程玲琳在2011年8月9日之前均没有见过面，也没用就借款事宜进行协商，而是周小兵与孙某及周跃洪等人协商。程玲琳更没有委托孙某向大唐典当公司借款。在本案起诉之前，没有人向程玲琳催索该款。8.大唐典当公司拒绝提供孙某书写的借条，而且在2014年12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承认900万元是做账的，但其又没有提供法院要求提供的《公司的账本或者记录的材料》。所以，大唐典当公司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即900万元是孙某借款、且已经归还的事实。六、二审判决认定900万元孙某借款时与程玲琳的共同债务，完全错误。1.程玲琳与孙某曾经同居生活，并非是一直同居生活，两人已分居且各自生活多年。2.孙某借款900万元是经营大唐典当公司的需要，并非同居生活的需要，更非属于两人共同经营。3.申请人没有偿还的义务。七、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原审判决没有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关于举证责任和认证的规定，在大唐典当公司没有证明与程玲琳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合同事实的情形下，就转换举证责任，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成立要件没有依法认定；对于已经消灭的债权债务仍然作出判决清偿，大唐典当公司因此重复获利，为法律所不允许。综上，程玲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大唐典当公司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并无不当。程玲琳要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大唐典当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程玲琳提出的“新证据”为周跃洪的9月11日的交易清单，程玲琳“周跃洪已经将孙某通过程玲琳账户、其本人账户等途径归还的款项交付给大唐典当公司，本案借款已经偿还的事实”的说法没有依据，其是在利用周跃洪的银行交易清单，有意混淆事实，颠倒黑白。为此，大唐典当公司提供该公司银行对账单一份、2012年9月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对公账户明细对账单一份，对程玲琳的说法予以反驳。8月9日程玲琳将公司900万元借出，按照典当行业的相关规定，每笔典当借款不得超过100万元，典当借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因此，公司做账时，按照10份当票总计900万元的模式进行做账。到2012年2月，程玲琳借款已满6个月，必须先归还900万元，然后再借出。因程玲琳无法归还，因此，2012年9月4日程玲琳先汇给周跃洪100万元，由周跃洪利用这100万元在大唐典当公司及10份当票上的所谓的“借款人”之间来回打款，至2012年9月11日，已来来回回打款10次，其中在程玲琳农行账户上显示2012年9月11日来回打款二次，最后这100万元由大唐典当公司又汇给程玲琳。通过来回打款，公司账面上看10份当票上的借款已归还公司后又重新借出，从而延续了程玲琳900万元的借款。因此，大唐典当公司账户上的资金余额没有变化，资金也所剩无几。二、程玲琳通过周跃洪支付的款项，一审庭审质证时，确认为程玲琳支付大唐典当公司的利息，不是程玲琳现在所称的本金。程玲琳只支付了部分利息，并没有归还本金。程玲琳在二审及再审中不断改变说法，先将支付的利息说成本金，又将2012年9月4日至11日通过周跃洪转账的100万元说成是归还了全部的本金，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恰恰说明程玲琳心虚，900万元本金并没有归还。至于程玲琳说的其他再审理由，根本没有依据。尤其是关于程玲琳与证人孙某同居关系的说法，一、二审法院都有明确的认定。既有程玲琳的陈述，也有孙某的陈述，双方分别陈述同居时借款并共同生活、共同养育子女的事实。尤其要注意的就是程玲琳极力推卸责任，孙某极力包揽责任，这是因为孙某在外欠债无数，根本无力偿还，因此两人想通过上述方式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综上，程玲琳所说的其通过周跃洪归还900万元本金的说法毫无根据，通过周跃洪账户往来、大唐典当公司账目及程玲琳的账户往来，恰恰证明了900万元本金没有归还的事实，请求再审法院驳回程玲琳的请求事项。本院认为，再审事由是指当事人据以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法院通过再审撤销或者变更生效裁判所必须具备的事实和理由。当事人必须按照再审事由范围提出原判决应予再审的理由，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本案中，程玲琳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包括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内容，分属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五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一、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再审事由。再审审查期间，再审申请人程玲琳提交了8组证据材料：1、周小兵发送的短信息、手机用户信息。其欲证明周小兵与孙某之间互发信息；周跃洪是公司出借、收取借款本金利息的经营人的事实；周小兵发短信息给孙某催还款，并告知要起诉孙某；孙某发短信息给周小兵，告知其诬告程玲琳是错误的，并要求其撤诉的事实。2、周跃洪银行账号为62×××10的银行账户在2012年9月4日至9月12日的交易清单（复印件）。其欲证明周跃洪已将孙某通过程玲琳账户，其本人账户及个人借贷等途径筹集归还款项交付给大唐典当公司，本案的借款已经偿还的事实；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必要性。3、中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其欲证明大唐典当公司提供周跃洪借款给孙某100万元打入程玲琳中行账户中转；大唐典当公司借给孙某900万元，先是通过周跃洪账户打入程玲琳中行账户，随后取消冲正，次日打入程玲琳中行账户转给孙某；周跃洪账户与大唐热电、大唐典当公司账户混同使用。4、汇款清单。其欲证明孙某通过程玲琳银行账户转账给周跃洪人民币498.08万元，孙某通过其弟弟孙顺风银行账户支付给周跃洪人民币14万元；孙某通过其弟弟孙顺风银行账户转账巫妙珠10万元的事实。5、孙顺风证明。其欲证明孙顺风将其银行卡交给孙某使用银行账户的事实。6、楼如峰证明及银行账户清单。其欲证明楼如峰将其银行卡交给孙某使用银行账户的事实，孙某通过楼如峰银行账户转账给程玲琳账户7万元，后转账给大唐典当公司的事实。7、中国农业银行清单。其欲证明孙某将大唐热电通过周跃洪借款的、打入程玲琳账户的100万元中转给孙某自己的6215银行账户。8、流水账笔记。其欲证明孙某欠款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申请再审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的规定，新的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且要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的程度。结合程玲琳提供的证据材料1，手机短信息为图片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亦无法确定该证据的来源和形成时间，且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材料2，形成时间为2012年9月早于一审庭审，且程玲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证据属于新发现或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证据材料3，形成时间在二审期间，且与本案事实并无关联性。证据4-5，与本案的事实无关联性。证据6，形成于二审期间，且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证据7，系复印件，且内容不完整，无法证实程玲琳所主张的事实。故程玲琳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二、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这一再审申请事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讼争90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是孙某还是程玲琳，该借款是否属于孙某与程玲琳同居期间所负的共同债务。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大唐典当公司提供了中国银行的900万元进账单（进账单的备注栏内注明该笔款项系借款）和程玲琳向大唐典当公司汇款7万元（款项性质注明系利息）的汇款凭证。上述凭证的内容系当日所记载，该证据可以初步证明大唐典当公司与程玲琳的借贷关系成立。程玲琳若主张其与大唐典当公司未有借款关系，却支付给大唐典当公司的7万元利息，不符常理。程玲琳主张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案外人孙某，但未提供孙某与大唐典当公司的借款合同、还款凭证等相应证据。其虽提供了证据，但尚未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应就抗辩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判未采信其抗辩理由及证据的证明力，并无不当。第二，程玲琳主张大唐典当公司伪造借款合同。但程玲琳主张的伪造借款合同原判对此并未予以采信，且该借款合同是否存有并不影响本案双方当事人存有借款法律关系事实的认定。第三，一审诉讼中，程玲琳、孙某均承认借款时双方属于同居关系，两人共同育有两个子女。二审时，程玲琳的代理人亦提到程玲琳为家庭妇女，孙某向程玲琳支付抚养费等。因此，二审法院认为“讼争借款可以认定为双方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务，应由双方共同偿还”并无不妥。三、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这一再审申请事由。申请人程玲琳称大唐典当公司伪造程玲琳的900万元借款合同。首先，程玲琳主张的伪造借款合同原判对此并未予以采信。其次，原判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证据，按照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大唐典当公司提供的汇款凭证及程玲琳支付相应利息凭证等相关证据，认定程玲琳与大唐典当公司间存有借款法律关系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四、关于“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这一再审申请事由。申请人程玲琳称申请法院调取案件主要证据，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调查收集。本案中，申请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的证据包括大唐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小兵的手机机主信息、程玲琳的中国银行衢州南港支行的进账单、周跃洪工商银行的开户人信息、周跃洪的银行账户交易清单、大唐典当公司的银行账簿、现金账簿等财务资料。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程玲琳账号为62×××94和62×××16的账号历史交易流水以及孙某账号为17×××87及367563794917的账号信息。程玲琳要求调取的案外人周小兵、周跃洪的手机机主信息及银行交易信息，不属于案件的主要证据，周小兵、周跃洪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原审法院未予调取，并无不当。五、关于“原判决、裁定属于法律确有错误的”这一再审申请事由。程玲琳虽然依据该条款提出再审申请，但在再审申请书中并未提出具体的相应理由。而“原判决、裁定属于法律确有错误的”主要情形包括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等六种情形。原判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并无不当。综上，程玲琳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程玲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汤玲丽代理审判员  钱晓红代理审判员  樊清正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陈小青·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