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终85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温益华，男，195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代理人：汤云周，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阳，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钱永泉，男，1964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代理人：李结凡，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文俊，浙江井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益华与上诉人钱永泉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温益华的委托代理人汤云周、韩阳，上诉人钱永泉的委托代理人李结凡、陈文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益华于2016年5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称：温益华从事捕捞业三十余年，2015年9月因脚受伤后一直在家休养。2015年12月初，钱永泉与当地渔政部门的一名协管员一道来到温益华家中协商渔船及相关生产证件的转让事宜。同月3日，温益华与钱永泉达成协议，双方签订一份《渔船牌号生产证件转让协议书》，约定温益华将其名下的“浙龙渔66001”渔船及相应的捕捞证件以10000元的对价转让给钱永泉。协议签订后不久，温益华从其他渔民处得知政府因建设海洋需要已向渔民推出渔船渔民安置的相关政策，且渔船价款远不止10000元。钱永泉在明知政府即将出台安置政策及渔船价格远不止10000元的情形下，以隐瞒真相的欺诈手段与温益华订立合同，使温益华陷入错误认识产生重大误解，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订立显失公平。请求依法撤销温益华与钱永泉之间的渔船牌号生产证件转让协议书。
钱永泉在一审中答辩称：温益华因脚受伤无法从事渔业工作，其所有的“浙龙渔66001”渔船一直闲置，已破损不堪，且大部分船身已沉入水下，钱永泉提出购买该渔船时，温益华明确表示同意以10000元的价格转让，双方签订书面协议，并且温益华已收取钱永泉支付的10000元价款。渔船本身价值不值10000元，且钱永泉在购买该渔船后，又花费了1万余元打捞修理，温益华作为老渔民，对渔船价格是知晓的，合同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关于渔民安置政策，温益华的陈述并不属实，双方协议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当时政策并未出台，钱永泉对相关安置政策也并不知情，不存在恶意隐瞒构成欺诈的情形，且按合同约定，2016年优惠政策应由钱永泉享有。温益华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钱永泉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以钱永泉已履行付款义务，渔船已交付钱永泉实际占有，相关证件也交由钱永泉保管为由，请求确认“浙龙渔66001”渔船为钱永泉所有；并判令温益华协助将“浙龙渔66001”渔船过户至钱永泉名下。
温益华在一审中答辩称：双方订立的合同存在欺诈，渔船交易价款显失公平，应予撤销，捕捞许可证应返还给温益华。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浙龙渔66001”系登记在温益华名下的一艘主机总功率为8.82千瓦的木质渔船。2015年9月，温益华因脚部受伤后一直未出海，“浙龙渔66001”渔船也停止作业，部分船身已没入水中。2015年12月3日，钱永泉在同村村民黄秀善的陪同下前往温益华家中，与温益华协商购买“浙龙渔66001”渔船的事宜。当日，温益华与钱永泉达成渔船转让协议，并签订书面的《渔船牌号生产证件转让协议书》，载明温益华因转行转产的需要，将渔船及相应捕捞证件转让给钱永泉，转让费10000元。钱永泉付清款项后，要求温益华协助办理渔船过户手续，但温益华一直未协助办理。
另查明：双方在签订书面协议后，温益华将“浙龙渔66001”渔船以及相应的捕捞证件均交由钱永泉实际占有，钱永泉雇佣吊车将渔船吊上岸并进行修理。修理完毕后，2016年3月2日渔船经海洋与渔业部门年检合格，相应的年检费由钱永泉缴纳。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温益华与钱永泉经自愿协商就“浙龙渔66001”渔船达成转让协议，双方签订《渔船牌号生产证件转让协议书》，温益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协议书中涉及捕捞许可证转让的相关约定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但该合同并非单独就捕捞许可证进行转让，而是双方在达成渔船转让协议后，约定相应的捕捞资质随船转让，由受让方依据法律规定向行政机关申请，故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钱永泉依约向温益华支付转让费，温益华将渔船实际交付钱永泉占有，现钱永泉要求温益华协助其办理“浙龙渔66001”渔船的过户登记手续，理由正当，予以支持。
关于温益华提出的合同存在欺诈及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是否成立。一、钱永泉是否以欺诈手段致使温益华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温益华认为钱永泉对其隐瞒政府即将出台渔船安置政策的信息，致使其作出出售渔船的错误决定，违背其真实意思，但政策在双方签订买卖协议的当时，并未出台，故交易当时该政策是否出台以及如何安置，均不确定，温益华认为钱永泉在与其签订合同时已掌握渔船安置的信息，与事实不符，尚未出台的政策亦不属于钱永泉应告知的真实情况的范畴，因此不存在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温益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形下作出出售渔船的决定，结合其庭审中陈述受伤后一直未出海作业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温益华转让渔船的意思表示真实。二、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温益华认为钱永泉利用工作身份上的优势，但其仅提供一份载明钱永泉系东门村村民的户籍信息证明，虽然庭审中钱永泉自认系当地水利部门的聘用人员，工作内容为闸门看管，但并不能据此认定钱永泉具有可以掌握内部重要信息的工作岗位和职务优势，温益华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钱永泉该身份足以对其是否出售渔船造成影响。因此，本案中温益华主张钱永泉“利用优势”的情形不成立。温益华主张其缺乏经验，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钱永泉在主观上有利用其没有经验而致使合同显失公平的情形，故温益华主张合同显失公平不能成立。
钱永泉认为温益华是从事渔业生产多年的老渔民，应该对渔船价值十分了解，但渔业生产与渔船交易是两个不同的行业领域，不能据此推定温益华对渔船的市场价值有充分的了解。结合财政部、农业部2015年6月25日出台的财建〔2015〕499号文件中对渔民减船转产的补助标准5000元/千瓦的规定，“浙龙渔66001”渔船在申请拆解的情形下可享受的补助金额为44100元，温益华将“浙龙渔66001”渔船以1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钱永泉，交易价款的确明显偏低，有违等价有偿的原则。温益华基于自身对渔船价值的错误认识而作出的与其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属于重大误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3条的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温益华自愿出售渔船的意思表示真实，从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和交易公平的角度，可酌情对合同交易价款予以变更。渔船价值应以交易当时的市场价为参照，因政府嗣后出台相关政策而导致的市场价格变化，不能作为交易当时价款的参照依据。结合温益华庭审中关于渔船价值应为70000元左右的陈述以及交易当时国家对渔民减船转产的政策性补助标准，综合双方就渔船价值达成10000元转让费的合意，该院酌定2015年12月“浙龙渔66001”渔船市场价格为50000元。
综上，温益华请求撤销合同，其主张的交易对方存在欺诈及合同显失公平的情形均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基于温益华对渔船价值存在重大误解，对交易价款予以变更为5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第73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3日判决：一、温益华与钱永泉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渔船牌号生产证件转让协议书》中就“浙龙渔66001”渔船约定的转让费由10000元变更为50000元，钱永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温益华购船款差额40000元；二、确认“浙龙渔66001”渔船为钱永泉所有，温益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钱永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三、驳回温益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00元，由温益华、钱永泉各负担50元，反诉受理费100元，由温益华负担。
温益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双方签订的《渔船牌号生产证件转让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二、钱永泉并非渔民，其购买船舶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国家的补贴和转产补偿款，故案涉转让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属无效。三、即使案涉转让协议有效，钱永泉明显隐瞒了国家对渔船补偿的相关政策，该协议显失公平，也应予撤销。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针对温益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钱永泉答辩称：一、渔船所有权买卖是国家允许的，按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因渔船买卖或所有人变更是允许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所以案涉转让协议没有违背禁止性法律规定。二、本案没有涉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钱永泉购买船舶时没有涉及到相关政策，购买渔船后也在积极修理和办理年审，不是为了获取补贴。三、根据三农政策和补贴政策，渔船补贴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超过核定用油量才能获得，并不是说拥有了渔船就享有了补贴。四、温益华是渔民，对政策应该比钱永泉更清楚，其提出钱永泉故意隐瞒政策显然不成立。
钱永泉亦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温益华主张渔船价值为70000元左右，此为其单方陈述，温益华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结合其陈述酌定判决系主观臆断。其次，温益华未提起变更的诉讼请求，也没有明确变更的内容，一审判决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再次，本案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根本在于船舶价格，在价格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应经过相关部门的鉴定，一审直接判决缺乏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渔船牌号生产证件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温益华的一审诉讼请求。
针对钱永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温益华答辩称：一、钱永泉是水利局的工作人员，非常清楚国家的政策导向，其目的是为了买渔船牌生产证而不是出海捕鱼。钱永泉利用职务之便，比渔民更早地了解政策，骗取国家补偿。二、即使合同有效，法院酌定金额过低。
二审中，钱永泉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材料。证据材料一为农业部办公厅农办渔〔2015〕65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相关实施方案的通知》，该文件要求各地根据499号文件在2015年12月15日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可以证明补贴的具体方案在2015年12月15日之前仍未公布和实施，一审以499号文件来定补贴标准错误。证据材料二为温州市中央财政渔业油价补助申请表，用以证明渔船在生产经营时一年耗油量超过核定用油量，才可以享有财政补贴。
温益华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一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5日，本案中双方签订协议是2015年12月3日，具体政策的实施是必然的，可以证明钱永泉明知有补偿政策。证据二可以证明钱永泉买船根本没有过任何捕捞行为，其看中的是转产补贴。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一农业部的文件要求各地根据499号文件在2015年12月15日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故虽然具体方案在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但一审法院依据499号文件规定的补贴额度确定船舶价值并无不当。证据二显示2013年度温益华申请的渔船油补为14713元，因申请油补需要渔船从事生产为前提，故该金额不能作为认定渔船价格的依据。因此，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作为渔船价值的认定依据，不能达到双方的证明目的。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船舶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对于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案涉协议抬头虽为《渔船牌号生产证件转让协议书》，但协议第四条约定：原老渔船拆解改制新船，上牌过程通过上了上不了，早出晚归生产安全由钱永泉负责，温益华不负其责。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温益华也将渔船实际交付钱永泉占有。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船舶买卖合同并无不当。因上述协议第四条以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农业部令2013年第5号）第二十八条均规定，渔船买卖发生渔船所有人变更的，须按规定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因此，温益华提出本案转让协议违反禁止性规定无效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钱永泉存在欺诈的故意或者有意隐瞒国家相关补偿政策。但是，根据财政部、农业部2015年6月25日出台的财建〔2015〕499号文件中对渔民减船转产的补助标准5000元/千瓦的规定，“浙龙渔66001”渔船在申请拆解的情形下可享受的补助金额为44100元。温益华基于自身对渔船价值的错误认识，将“浙龙渔66001”渔船以1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钱永泉，交易价格明显偏低，并造成较大损失。故一审认定温益华以10000元的价格转让船舶的行为属于重大误解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法院变更合同是否超出当事人诉请的问题。虽然温益华一审主张撤销案涉转让协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3条的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因此，一审法院考虑到案涉船舶已经交付给钱永泉，且钱永泉已对船舶进行修理改装，从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和公平的角度，酌情予以变更合同价款，程序上并无不当。对于变更后的价格，一审法院根据温益华一审庭审中关于渔船价值应为70000元左右的陈述，以及渔民减船转产的补助标准5000元/千瓦的政策性补助标准，酌定2015年12月“浙龙渔66001”渔船市场价格为50000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温益华与钱永泉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后，温益华请求撤销合同。基于温益华对渔船价值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对交易价款酌情予以变更并无不当。温益华关于本案合同应予撤销、钱永泉关于一审判决酌情变更于法无据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温益华负担100元，钱永泉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裘剑锋
审 判 员 郑恩亮
代理审判员 储宁玉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