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68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戴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陈莲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慧，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黄俊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琼，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仲怡，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汕头经济特区鸿基实业发展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法定代表人：李红文。再审申请人深圳市戴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广东公司）、汕头经济特区鸿基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5民终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戴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争议的焦点不是二审判决抽象表述的“涉案的汕头市濠江区过溪‘三角仔洋’面积20650.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仍属鸿基公司，戴源公司申请执行上述土地使用权是否应予支持”，而应具体表述为“韩江支行未按规定及时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其土地权利是否仍受法律保护，戴源公司的执行申请是否应予支持”，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一方面承认《物权法》对本案没有溯及力，另一方面却在引用国家土地管理局给最高法院的《复函》时断章取义。1、二审判决引用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人民法院裁定转移土地使用权问题对最高人民法院经(1997)18号函的复函》（简称《复函》）第一条全文是：“以出让、转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当事人自有财产，人民法院对土地使用权（包括以土地为载体的各种权利、义务）转移的裁定，应作为土地权属转移的合法依据，土地管理部门应根据法院的裁定，进行变更土地登记。但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应明确告知当事人三十日内到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土地登记，并将裁定或判决内容以有效法律文书形式及时通知土地管理部门。”二审判决书只引用了前半段，而不引用后半段法院应同时履行的两项义务：应明确告知当事人三十日内到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土地登记并将裁定内容以有效法律文书形式及时通知土地管理部门。2、引用《复函》第二条时断章取义,只引用了办理变更登记时取得权利时间的前半句。《复函》第二条全文是：“土地管理部门在对裁定的土地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时，其权利取得的时间，应以人民法院裁定取得时间为依据。对不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或逾期申请的，其土地权利不受法律保护。”这里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前半句，指的是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形，即“其权利取得的时间，应以人民法院裁定取得时间为依据”。二是后半句，指对不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或逾期申请的情形，即“其土地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本案属于后一种情况。3、因涉案土地使用权未办理变更登记，其土地使用权利不受法律保护而被查封。⑴以物抵债《协议书》是一份附生效条件的的合同，其条件是：“抵贷物使用权和处理权自申请执行人报上级行批准之日起并办妥登记过户之日起生效。”因183号裁定书未告知当事人要在30日内办理变更登记，加上当事人疏忽，结果从2001年作出裁定至今，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韩江支行未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其土地权利不受法律保护。⑵2007年2月28日，戴源公司申请查封时，因未办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涉案土地使用权仍登记在鸿基公司名下，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戴源公司申请，作出了查封该土地使用权的裁定。该查封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而韩江支行因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其土地权利不受法律保护。4、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83号裁定书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本案二审判决书维持183号错误裁定是为掩盖、开脱责任制造借口。二审庭审时，审判长对《协议书》设定的生效条件作了详细询问，华融公司代理人只是说多次向国土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因国土部门机构变动而未果，但未提供任何具体证据证明其论点，即其根本就没有申请过变更登记。这说明，二审法庭对当事人未申请变更登记，土地使用权未发生转移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本案二审判决是为了掩盖183号裁定书存在的错误。二、二审判决在戴源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将案外人华融公司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于申请执行人戴源公司，造成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l、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华融公司应首先对其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证明责任，否则不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案外人华融公司，应就其对执行标的“汕头市濠江区过溪”三角仔洋，面积20650.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华融公司向法院提供2005年5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的《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协议》，将上述抵债的土地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给华融公司，企图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此主张并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二）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除前项所列合同之外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三）该法律文书系案外人受让执行标的的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以物抵债裁定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从法律文书的主体看，以物抵债协议书及183号裁定书的主体，是韩江支行和鸿基公司，而非华融公司，故以物抵债裁定书效力并不及于华融公司，华融公司不是权利人，且因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土地使用权并未转移给韩江支行，其土地权利本身就不受法律保护。第二，从《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看。华融公司举证的用以主张权利的此文件，既不是与鸿基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也不是法院的裁判文书，而不过是当事人之间的一份经济合同，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执行标的并不归属于华融公司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第三，从华融公司所取得的财产权利的性质看。故华融公司根据《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合同》所取得的仅是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期待权，而不是土地使用权，其权利不足以排除戴源公司的执行。2、戴源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申请继续执行的理由充分、合法。由于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没有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在产权登记部门的档案中，该土地使用权人仍为鸿基公司。濠江法院在2007年2月28日作出(2007)汕濠法民二初字第15-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涉案土地使用权，以及以后的多次续封，都是根据产权登记部门的登记情况及宗地红线记载，依法审查后作出裁定进行查封的，戴源公司对鸿基公司土地使用权的查封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二）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戴源公司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二审却认为“申请执行人提出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需以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为基础”不符合法律。据此，戴源公司申请再审请求：一、撤销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512民初4号民事判决和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5民终914号民事判决；二、裁定驳回华融公司的执行异议，恢复执行(2008)汕濠法执字第14号案，依法拍卖汕头市濠江区过溪“三角仔洋”面积20650.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得执行款优先支付戴源公司1600万元本金及迟延履行双倍利息；三、原审诉讼费用由华融公司和鸿基公司承担。华融广东公司答辩称，一、华融广东公司已取得执行标的土地使用权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华融广东公司与戴源公司之间不存任何债权债务关系。1、本案是戴源公司提出对执行标的（即涉案的汕头市濠江区过溪“三角仔洋”面积20650.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需以被执行人鸿基公司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为基础。2、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01年8月17日作出(2001)汕中法执字第183号民事裁定书，将执行标的作价9338763.52元抵偿给韩江支行；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仅已向韩江支行送达以物抵债裁定书，还向汕头市濠江区国土部门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2005年5月27日，华融公司根据财政部财金函60号《关于委托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中国工商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通知》，与工商银行签署《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协议》，受让取得执行标的土地使用权并已支付相应对价（必须强调的是：华融公司虽然以转让方式取得执行标的土地使用权，但实质上是根据财政部的统一安排实施，属于政策性收购项目；且华融公司是根据规定以非信贷风险资产类别对执行标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收购，即属于实物资产的转让收购，并非债权转让）。2004年11月15日颁布、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二十九条规定：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权属登记时，当事人的土地、房屋权利应当追溯到相关法律文书生效之时。故本案执行标的权属在2001年8月17日(2001)汕中法执字第183号民事裁定书作出并送达韩江支行时已转移给韩江支行，韩江支行在2005年5月已依照规定将执行标的剥离转让给华融公司；而戴源公司申请对执行标的进行查封的时间是2007年2月28日，此时鸿基公司已不是执行标的权属人。一、戴源公司再审申请的事实和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1、戴源公司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韩江支行未按规定及时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其土地权利是否仍受法律保护，戴源公司的执行申请是否应予支持”片面，因本案是戴源公司要求对执行标的予以查封、拍卖的执行异议之诉，戴源公司的诉求是基于其与鸿基公司的债权债务而产生。因此，鸿基公司是否为执行标的权属人，是戴源公司执行申请能否得到支持的基础；韩江支行未及时办理土地变更登记而引起的权利是否受法律保护问题，与戴源公司的执行申请毫无关系。戴源公司归纳的争议焦点，回避了鸿基公司对执行标的是否仍然拥有土地权利这一核心问题。2、戴源公司曲解了《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人民法院裁定转移土地使用权问题对最高人民法院经(1997)18号函的复函》的规定。原审所适用的法律，除了《复函》内容外，在判断执行标的权属转移时间点问题上，更重要的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二十九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第二十七条规定，而戴源公司在再审申请中对此却只字不提。3、韩江支行及华融公司取得执行标的土地权属的依据是(2001)汕中法执字第183号民事裁定书，并非以物抵债《协议书》；其次，(2001)汕中法执字第183号民事裁定书明确指出以物抵债的原因，是“经三次公开拍卖均无人竞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百零二条规定”而作出，也不是以物抵债《协议书》。4、华融公司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是举证证明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华融公司早已向法庭提交了(2001)汕中法执字第183号《民事裁定书》、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订立的非信贷风险资产管理协议和财金函(2005)60号文件，充分履行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因此，戴源公司主张原审将华融公司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于戴源公司的说法毫无依据，故请求驳回戴源公司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将履行登记过户手续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是针对作为物权变动原因之一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作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进行的法律行为，而在执行中的以物抵债裁定是公权力对物权变动的介入，其效力并不以登记为要件，进行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仅具有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自法院作出的以物抵债裁定生效之日起，房产的所有权即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本案中，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7日作出（2001）汕中法执字第183号民事裁定，将鸿基公司名下的涉案土地抵给韩江支行，自该民事裁定书生效之日起，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即已转移。2005年5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华融广东公司签订了《非信贷风险资产转让协议》，将涉案的抵债土地作为不良资产剥离给华融广东公司，故原审认定华融广东公司有权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并对涉案土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综上，戴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戴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王 庆审判员  熊 忭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黎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