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1刑终355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红卫，小名小虎，男，198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石家庄市深泽县，系打工人员。2016年5月20日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暨委托代理人高利超、杨雪凯，系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男，1973年6月3日出生，住石家庄市深泽县，系肇事车辆冀Ａ×××××号重型自卸货车车主。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女，198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石家庄现代职业服装用布有限公司业务员，户籍地石家庄市鹿泉区，住石家庄市新华区，系被害人李某4之妻。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2，男，200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学生，户籍地，系被害人李某4之子。
法定代理人李某1，系李某2之母。
李某1、李某2委托代理人刘彦词，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3，男，195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及住址石家庄市鹿泉市，系被害人李某4之父。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庞某，女，1954年5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及住址石家庄市鹿泉区，系被害人李某4之母。
李某3、庞某委托代理人李满友，男，195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鹿泉区，系李某3、庞某亲属。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6号人民保险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翔，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玉婷、武叔红，系河北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审理新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袁红卫犯交通肇事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庞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一案，于2016年11月3日作出（2016）冀0105刑初2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新华区人民检察院不服提起抗诉，被告人袁红卫、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均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齐丙正出庭履行职务。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及其代理人刘彦词，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3及其代理人李满友，原审被告人袁红卫及其辩护人高利超、杨雪凯，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委托代理人王玉婷、武叔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6年3月21日20时许，被告人袁红卫驾驶严重超载且制动、灯光均不合格的冀Ａ×××××号重型自卸货车，顺石家庄市石某由西向东行驶至石家庄市新华区纳帕溪谷小区东时遇有醉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同向行驶的被害人李某4至此发生交通事故，致李某4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袁红卫继续驾车行驶。证人刘某驾驶汽车行驶至此见到袁红卫所驾汽车与李某4发生交通事故，且袁红卫没有停车后，遂驾车在袁红卫汽车后面跟行，并用汽车远近灯光示意袁红卫停车。袁红卫驾车行驶1.5公里后停车。民警接群众报案后赶往现场处警。河北津实司法鉴定中心接受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警大队委托，对袁红卫驾驶的冀Ａ×××××号货车与李某4的电动自行车的接触痕迹、二车的行驶方向以及对李某4骑行、推行电动车进行了鉴定，结论为：袁红卫驾驶的冀Ａ×××××号货车前保险杠右前角划擦痕迹及其后方擦蹭痕迹符合与李某4的电动自行车左侧闸柄外端划痕、左侧车把擦蹭痕迹接触所形成；事发时袁红卫驾驶的冀Ａ×××××号货车与李某4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均由西北向东南同向行驶。此事故经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警大队勘验、调查、综合分析，认为事故形成原因为：袁红卫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严重超载的机动车；李某4醉酒后骑电动自行车。该交警大队对事故责任认定为：袁红卫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严重超载的机动车，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李某4醉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在此事故中，袁红卫发生事故后逃逸负主要责任，李某4负次要责任。袁红卫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申请复核，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不予受理。
另查，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是冀Ａ×××××号肇事汽车的所有权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保公司是该肇事汽车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责任限额为30万元，本案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再查，被害人李某4生前系河北中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职员，经常居住地为石家庄市新华区宏基花园广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3、庞某、李某1、李某2分别是李某4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四人均系鹿泉区村民，农业户口。其中，李某3、庞某实际生活居住地在该村，该村至今没有设立居委会，没有完成社区改造；李某1、李某2经常居住地同李某4，即石家庄市区。李某3、庞某共生育三个子女，李某4系长子。四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本次交通肇事遭受的损失范围及数额总额为：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为523040元，丧葬费为26204.5元，被扶养人李某3、庞某的生活费按照农业人口赔偿标准计算分别为53026.83元、54505.6元，被扶养人李某2的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为76039.35元，尸检费1000元、检验鉴定费为12000元，合计745816.28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袁红卫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交并经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被告人袁红卫在公安机关供述，证人刘某证言，122接处警综合记录单照片，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公交认字【2016】第6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送达回证》，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肇事汽车划擦痕迹、擦蹭痕迹、喷溅血迹以及李某4电动自行车车筐血迹附着等照片，被害人皮某内侧擦蹭痕迹及尸体照片，模拟骑行状态照片，《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河北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冀医法鉴【2016】毒检字第382号、【2016】毒检字第383号法医毒物检验报告书，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冀盛唐司鉴中心【2016】病鉴字第36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津津实【2016】法医物证鉴字第102号个体识别检验报告书及送检材料照片、法医物证个体识别采样单/检材收领单，河北津实司法鉴定中心河北津实【2016】司鉴字第202号鉴定意见书，石家庄市晟新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及《送达回证》，冀Ａ×××××号肇事货车行驶证，袁红卫的驾驶证，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被告人到案经过，被害人及其直系亲属户籍证明信、被告人常住人口基本信息，中国人保公司机动车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收费1000元凭证、河北津实司法鉴定中心收费12000元凭证，河北中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关于李某4等同志任免的通知》、李某4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工资表，李某1购买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路宏基商城住房的《定向建购商住楼认购协议书》、《补充协议》、《交房通知》、交纳购房款收据，石家庄市鹿泉区大河镇中落凌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李某3、庞某夫妇有三个子女的证明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户口本。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袁红卫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制动、灯光等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且严重超载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关于袁红卫在交通肇事后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肇事后逃逸。证据证实：在事故发生前，袁红卫驾驶汽车与李某4骑着电动自行车同向行驶，袁红卫在超车过程中其汽车前保险杠右前角及其后方与李某4所骑电动自行车左侧闸柄、左侧车把接触，后汽车右后轮碾压李某4头部，造成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袁红卫没有按照规定立即停车，而是继续前行，期间有跟行汽车灯光示意其停车，其在行驶1.5公里后停车。对此，袁红卫驾驶汽车在直行路段超车过程中所驾汽车前保险杠右前角及其后方先与被超电动车发生碰撞，之后车轮碾压过被害人身体致死亡，袁红卫作为有多年驾驶经验的司机，应当明知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其未在事故现场停车，未履行救助义务，未立即投案，并且，从2016年3月事故发生至今已近八个月，袁红卫对被害人亲属未予赔偿。以上行为足以说明袁红卫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属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公诉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袁红卫离开事故现场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其不属于肇事后逃逸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袁红卫是否构成自首。所谓自首，是指行为人在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的行为。本案袁红卫在犯罪后逃离现场，警察是在接到群众报案后接警处警；其在归案后至今一直供述其在事故发生前见到所驾汽车前方道路上有一辆倒地的电车，没有见到人，该供述与证据证实的在事故发生前其驾车与被害人骑着电动车同向行驶的事实相悖，其没有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故袁红卫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辩护人提出袁红卫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观点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民事部分。本案的发生是由被告人袁红卫与被害人李某4共同违法导致，分别负事故的主次责任。故袁红卫除依法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以外，还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以70%为宜。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是肇事汽车的所有权人，尽管袁红卫和张占辉均称该汽车在事故发生前已经由张占辉卖给袁红卫，但因没有变更机动车登记，且张占辉、袁红卫是亲属，又均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观点不予采纳。张占辉作为肇事汽车所有权人，所提供的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灯光不合格、制动不合格，机件不符合技术要求，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故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保公司是肇事汽车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中国人保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11万元内先行赔偿；因袁红卫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中国人保公司应当免除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具体赔偿范围和计算依据为，被害人李某4及其妻子李某1、儿子李某2虽系农业人口，但经常居住地为石家庄市市区，故赔偿时应当按照城镇居民对待；李某4的父母李某3、庞某是农业人口，也实际生活居住在农村，虽然所在的鹿泉区被调整为石家庄市行政区，但其生活居住的鹿泉区大河镇中落凌村至今尚未设立居委会，没有完成社区改造，故李某3、庞某应当按照农业人口对待。（1）死亡赔偿金，按照河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标准26152元，按20年计算为523040元。（2）丧葬费，按照河北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2409元，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26204.5元，原告人主张26204元计算有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火化费、整理费、骨灰袋等与殡葬有关的支出属于丧葬费范畴，另行主张不予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规定，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7587元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9023元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其中，李某3的生活费为：9023元/年×（20年-2年4个月13天）÷3＝53026.83元。庞某的生活费为：9023元/年×（20年-1年10个月16天）÷3＝54505.6元。李某2的生活费为：17587元/年×（18年-9年4个月7天）÷2＝76039.35元。（4）尸检费、检验鉴定费，以鉴定部门收费凭证票面额计分别为1000元、1200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讼请求中超出以上范围、数额的部分不予支持。精神赔偿依法不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内，不予支持。为了打击犯罪，保护公共安全不受侵犯，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袁红卫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庞某死亡赔偿金110000元；三、被告人袁红卫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庞某死亡赔偿金413040元、丧葬费26204.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3571.78元（其中，李某353026.83元、庞某54505.6元、李某276039.35元）、尸检费1000元、检验鉴定费12000元，合计635816.28元中的70%，计445071.4元；四、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庞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袁红卫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原判决认定被告人袁红卫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造成罪刑不相适应，故提起抗诉，请依法判处。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袁红卫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属认定事实错误，抗诉正确，予以支持。
原审被告人袁红卫不服原判，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袁红卫不存在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发现场的主观故意，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袁红卫在事故发生后意识到自己可能轧人后，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并在原地等待，配合交警处理事故，主动向刑警中队投案，如实交待自己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事实，应认定自首；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一审判决未考虑受害人过错，导致对袁红卫量刑过重；上诉人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已向被保险人进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赔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害人的损失应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先行赔偿，一审法院判决超出交强险的损失由上诉人承担，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三项，对上诉人从轻判决，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被害人的损失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袁红卫辩护人高利超、杨雪凯辩护意见同上述上诉理由。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不服原判，提起上诉称：肇事车辆所有权人系袁红卫，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即使肇事车辆系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袁红卫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即使构成逃逸的事实，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已向被保险人进行过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审判决超出交强险的损失由袁红卫赔偿，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改判。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代理人武叔红、王玉婷代理意见为：袁红卫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符合人保公司商业三者险免赔情况；检察院抗诉认为事故发生时被告人袁红卫不可能意识到发生事故从而不认定其逃逸缺乏事实依据；袁红卫驾驶机动车存在多项违法行为，除了灯光、制动存在安全隐患外还严重超载，逃逸、违反安全装载规定都是道交法明确禁止的行为，人保在一审法院提交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已采取加粗加黑区别于其他字体的提示，已尽到提示义务，免赔条款应生效，人保公司商业三者险应当拒赔。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袁红卫交通肇事致李某4当场死亡的犯罪事实清楚，有原审期间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袁红卫在发生事故后继续驾车行驶1.5公里后停车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待公安机关处理，该事实有122接处警综合记录单照片、公安交警大队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被告人袁红卫交通肇事时所驾驶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投保有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为30万元）并附不计免赔，本案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等四人因本次交通肇事遭受的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尸检费、检验鉴定费共计745816.28元。
二审审理期间，被告人袁红卫亲属袁红亮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3等人经协商自愿达成调解赔偿协议，李某1四人对袁红卫交通肇事的行为表示谅解，建议法院对袁红卫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不再追究张占辉民事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红卫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制动、灯光等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有安全隐患，且严重超载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袁红卫驾驶重型自卸货车与李某4所骑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后，袁红卫继续行驶1.5公里停车，在发现其车后轮有血迹后即拨打公安机关报警电话并等待警方接受处理，综合考虑案发时的时间、案发地具体路况、事发经过，不足以认定袁红卫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的主观故意，原审判决认定袁红卫明知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证据不足，故公诉机关抗诉、被告人袁红卫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张占辉上诉所提出袁红卫的行为不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袁红卫在事故发生后意识到自己可能轧人后，虽拨打了报警电话报案，但未保护现场、未拨打急救电话抢救伤者，故袁红卫的行为不构成自首。袁红卫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其系自首的观点，与本案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认定。袁红卫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袁红卫交通肇事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本案的发生是由被告人袁红卫与被害人李某4共同违法导致，分别负事故的主次责任，故袁红卫应当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宜。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是肇事汽车的所有权人，其所提供的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灯光不合格、制动不合格，机件不符合技术要求，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故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依法应当与袁红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上诉称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是肇事汽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中国人保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应当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责任限额11万元范围内先行赔偿被害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被害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30万元。中国人保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称袁红卫交通肇事后逃逸，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其称该情形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范围，本院不予采信；中国人保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称袁红卫违反安全装载规定、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范围，但保险公司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履行了对合同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故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袁红卫上诉及辩护人辩称、张占辉上诉所提出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被害人的损失先行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保险赔付不足部分，应由袁红卫和张占辉按事故责任比例共同承担。鉴于本案二审期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四人和被告人袁红卫亲属经协商自愿达成赔偿协议，双方均应按协议内容履行。袁红卫积极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本院酌情对袁红卫从轻处罚。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造成罪刑不相适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5刑初2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庞某死亡赔偿金110000元。”
二、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5刑初2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项，即：“被告人袁红卫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袁红卫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庞某死亡赔偿金413040元、丧葬费26204.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3571.78元（其中，李某353026.83元、庞某54505.6元、李某276039.35元）、尸检费1000元、检验鉴定费12000元，合计635816.28元中的70%，计445071.4元；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占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庞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红卫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5月20日起至2017年6月19日止。）
四、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庞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300000元。
上述第一、四项所涉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邵彩然
审判员 戚风祥
审判员 张 宁
二〇一七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郅 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