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8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丹丹，女，198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钱梁，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林敏，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琳，女，198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一同、刘慧，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丹丹因与被上诉人朱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8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金丹丹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7)浙0108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琳承担。上诉理由为：第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自相矛盾。原审判决认为由于原告没有对无权代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所以法院无法认定股权转让时是否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事实上，上诉人在一审中尽到举证义务。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了双方的短信通话截图及存有该短信的载体手机，证明了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对股权转让一事不知情，《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本人所签。其次，双方2017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被上诉人书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非其本人所签并拒绝追认。在证据如此充分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仍认为难以认定朱琳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况的结论，逻辑矛盾，认定事实错误。第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而撤销权是形成权，上诉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已经到达被上诉人，该协议自上诉人通知到达之日已撤销。原审法院已确认上诉人于2017年8月25日通知撤销该协议，法院应当适用《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判决撤销该协议，而不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作出举证不能的认定。第三，原审判决举证采信不当。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短信通话截图，证明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对股权转让一事不知情且不追认。尽管该证据和10月19日的协议书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被上诉人代理人也未否定该号码系被上诉人所有，原审法院却不加调查核实，违反了证据规则。第四，原审判决认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已无必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为了撤销2017年3月31日的股权转让，在工商登记部门并无专门的撤销程序的情况下，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签订。但因杭州海勒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被另案查封冻结，导致目前不能完成工商变更，故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已撤销为解决问题的的唯一途径。综上，通过原审查明的实施，已经充分证明2017年3月3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被上诉人签字一事系无权代理。上诉人已经行使了撤销权，并通知到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协议已撤销。因此，原审法院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朱琳辩称：第一、上诉人一审时，其提供的证据内容不具有连贯性、完整性可以说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极有可能是断章取义。微信等聊天记录均可以完整的导出打印，上诉人可以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的所有聊天记录的内容，但是上诉人却采取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提取证据材料是在刻意回避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不采信这样的证据是正确的，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二点是短信中也没有反映出被上诉人有不予追认的意思表示，且2017年10月19日协议书是被上诉人受欺诈的情况下所签订，非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事实认定正确。第三点是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从不知晓内容的协议书作为证据，现在又因证明结果对其不利，主张只是办理变更登记的程序需要，其出尔反尔的主张，不应当采信。第二，退一步讲，即便是无权代理，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是善意的。撤销权是保护善意相对人而设置，上诉人在本案中并非善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其明知是张涧代被上诉人签订，因有利可图而其从未提出异议，直到张涧出事，公司出现危机，上诉人急于撇清自己，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现在想要撤销合同。后又欺骗被上诉人签下了一份协议书。如果公司一直是运营良好，上诉人绝不会以被上诉人不知情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显然本案中上诉人并非善意，是在滥用撤销权。如果支持上诉人的诉求，合同可以被随意地撤销，即不利于交易的稳定性。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是证据的，没有适用合同法的第48条的规定也是正确的，所以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求，维持一审原判。
被上诉人金丹丹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双方于2017年3月31日签订之股权转让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朱琳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31日，金丹丹与朱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朱琳将拥有杭州海勒科技有限公司29%的2958万元股权转让给金丹丹，本次股权转让，朱琳实际到位290万元股权，转让的价款为290万元，转让价款的交割方式为银行转账，在2017年3月31日前交割，未到位的2668万元股权由金丹丹于2027年12月31日前承担到位义务，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朱琳当庭表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朱琳的签字是其丈夫张涧代签的，表示追认。
2017年8月25日，金丹丹向朱琳发函撤销上述《股权转让协议》。
2017年10月19日，朱琳与金丹丹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双方于2017年3月31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朱琳将杭州海勒科技有限公司29%的股权转让予金丹丹；朱琳对前次转让并不知情且不愿对该转让进行追认且在前次转让前朱琳未告知、金丹丹未能实际了解到海勒公司真实经营及负债情况；独立于前述事实之外，朱琳自身亦自愿向金丹丹回购海勒公司29%股权；金丹丹将海勒公司29%股权转让予朱琳，朱琳同意受让；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与前次股权转让相同，双方同意将两次股权价款抵消；朱琳应促使海勒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办理完毕本协议约定之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金丹丹以存在无权代理为由，主张撤销其与朱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朱琳当庭表示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金丹丹应对存在无权代理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现有证据，本院难以认定朱琳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况。另双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签订《协议书》，约定金丹丹将案涉股权再转让予朱琳，该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本院予以确定。该《协议书》应视为双方对涉案纠纷协商一致所作出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双方应按该《协议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已无必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金丹丹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金丹丹提供了两份证据。证据一支付宝信息查询记录，用于证明朱琳、张涧的手机号码。证据二公证书，用于证明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均客观真实。被上诉人对于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对象是有异议的，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朱琳、张涧的手机号，不能证明短信就是由他们发出的。对于证据二，被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只能证明部分聊天记录的存在，不能证明事情的全过程，且同样不能证明聊天的对象就是朱琳或张涧。本院认可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于第一份证据，因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来证明手机号码不由朱琳或张涧掌握，故本院认可其证明效力。对于第二份证据公证只截取了部分的聊天记录，故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成立，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事情的全过程。
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故本院认可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于2017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朱琳的签字系其丈夫张涧代签，且朱琳未提供证据证明当时已告知金丹丹该情形，故张涧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金丹丹已于2017年8月25日向朱琳发函撤销该协议，而从双方2017年10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可以看出直至2017年10月9日，朱琳均表示对《股权转让协议》不予追认，因此金丹丹的撤销行为已经成立。原审法院认为朱琳当庭表示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难以认定朱琳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况，显然与第二份《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不符，且朱琳的追认行为发生在2017年11月8日，晚于金丹丹行使撤销权的时间，故原审法院认定错误。朱琳抗辩认为第二份协议书是在其被欺诈的情形下签订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其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金丹丹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8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上诉人金丹丹与被上诉人朱琳于2017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上诉人朱琳负担,朱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琦
审判员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