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29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储好，男，195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荣，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健慧，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凝，女，195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荣，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健慧，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仲衡，男，196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斯国，男，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华，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亚丽，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储好、丁凝、仲衡因与被上诉人李斯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4民初5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储好、丁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荣、章健慧，上诉人仲衡，被上诉人李斯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储好、丁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斯国于2012年3月退出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判令由仲衡返还李斯国股权退出结算款4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斯国、仲衡承担。事实和理由：1.储好与李斯国、仲衡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协议》后，已将XX公司交由李斯国、仲衡经营，履行了合同义务，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系因李斯国及仲衡未履行支付股权对价而暂缓，储好仅是名义上的股东，并不实际享有股东权益，亦不再参与公司经营，一审认定2017年4月7日为《股权转让合同协议》解除日，不符合客观事实；2.李斯国自2012年3月已退出XX公司，由仲衡实际控制，后仲衡找到康某接手，并要求以储好及丁凝的名义直接转让给康某，为避免工商变更手续繁琐，储好同意，但其间商洽及相关手续全部由仲衡办理，一审认定储好、丁凝存在“一股二卖”及储好为本案股权结算款支付主体，均与事实不符；3.储好仅收到股权对价30万元；4.李斯国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
李斯国辩称，不同意储好、丁凝的上诉主张。本案请求权基础是系争《股权转让合同协议》已经解除，李斯国获得返还转让款的权利。2014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是对返还款项的确认，故储好是付款义务人。本案两次股权转让及收款均系储好，对于李斯国而言与XX公司结算就是与储好及丁凝结算。《股东会决议》是储好妻子丁凝代签，其应当与储好共同承担责任。储好、丁凝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仲衡辩称，不同意储好、丁凝的上诉请求。储好与李斯国之间的协议，与仲衡无关，李斯国是否2012年3月退出XX公司，亦与仲衡无关。对于康某受让XX公司股权，仲衡仅是牵线搭桥，不存在一手操办之说。
仲衡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判决储好、丁凝在返还李斯国100万元的基础上，由李斯国支付给仲衡6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储好、丁凝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仲衡作为康某接受XX公司之前的实际控制人”定性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仲衡支付给李斯国的60万元为2014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项下的股权结算款”与事实不符。
储好、丁凝辩称，不同意仲衡的上诉主张。仲衡是XX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斯国退出XX公司是李斯国和仲衡之间达成的协议，《股东会决议》确定了李斯国退出XX公司的事实。
李斯国述称，仲衡支付给李斯国的60万元是为储好代付，其应另案起诉。
李斯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斯国与储好于2010年8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协议书》于2012年3月解除；2.判令储好、丁凝返还股权结算款100万元，并支付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18日，（甲方）储好与李斯国（乙方）、仲衡（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协议》。约定：一、1、甲方同意将持有XX公司的60%的股份，以22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金额购买上述股份。甲方同意将持有XX公司的30%股份，以110万元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按此金额购买上述股份。2、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甲方35万元，作为履行协议的定金。丙方同意在本合同签订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甲方15万元，作为履行协议的定金。在三方待审批机关办理有关股权手续之日，乙方再支付甲方150万元，丙方再支付甲方80万元。至股权变更手续生效后一周内乙方付清转让价的余额35万元，丙方付清转让价的余额15万元。二、2、XX公司在股权变更手续之前的应收款和应付款，仍属甲方。三、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变更登记后，乙方、丙方即成为XX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等等。协议签订后，XX公司股东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2012年6月6日，储好委托律师向李斯国发送《律师函》，主要内容为，协议签订后，贵方陆续支付115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剩余款项经多次催讨未付，导致股权工商变更手续至今未完成。自2011年1月1日起，贵方和仲衡已经事实上接受掌管和控制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成为公司实际股东……贵方在律师函签发后一周内按原先协议的约定支付70万元股权转让款，以便正式办理后续的公司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工作。同年8月17日，储好委托律师再次向李斯国发送《律师函》，主要内容为，正式通知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涉及贵方的相关条款约定，收回原拟转让给贵方的公司股份，解约善后事宜，包括相关费用的结算问题，请贵方联系储好处理。
2014年4月25日，储好（甲方）、丁凝（乙方）与案外人康某（丙方）签订《XX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XX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原由储好、丁某出资持股。其中储好出资450万元，占公司90%股权；丁某出资50万元，占公司10%股权。2010年8月18日，储好曾就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与李斯国、仲衡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协议书》，但该协议尚未履行完毕，也没有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公司登记股东仍为储好、丁某，法定代表人仍为储好。丁某前年已经去世，丁凝保证其家庭内部全体法定继承人确认由丁凝继承父亲丁某在公司的全部股份，并继承丁某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可以公司股东身份签署本协议。转让方和李斯国、仲衡另行协商签署退股协议，并与康某就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署本协议条款。甲方将所持有公司90%股权作价108万元转让给丙方，乙方将所持有公司10%股权作价12万元转让给丙方，上述股权转让后，丙方持有XX公司100%股权，股权转让款合计120万元。转让方储好、丁凝保证：本协议签署之前XX公司所有已经产生的债权债务问题以及因处理这些债权债务问题所产生的税费和风险（包括履行与原公司参股人李斯国、仲衡之间的退股协议）全部由转让方储好、丁凝与原参股人李斯国、仲衡协商解决，与受让方康某无关。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康某成为XX公司的实际股东，XX公司公章和相关证照资料及经营、控制权等均已由公司原参股人仲衡交付给康某。
之后，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2014年11月4日，储好、丁凝与康某另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对此，储好、丁凝及康某均表示以2014年4月25日的转让协议作为实际履行的依据。2014年11月11日，青浦区XX局准予XX公司股东变更为康某。XX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一审庭审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传唤康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康某述称，其从储好、丁凝处受让XX公司全部股权之后，共支付了7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的20万系XX公司应当支付给康某的工程款，但考虑到要支付给储好、丁凝股权转让款，当时丁凝表示李斯国要退出公司，其要支付给李斯国结算款，故该20万元就留在XX公司的账上，作为康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另外50万元支付到储好个人账户，尚余5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另外，康某表示当时与其具体协商转让价格的人是仲衡，因为当时XX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仲衡。
2014年8月16日，李斯国称其向储好发送《律师函》，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但因时隔几年之久，《律师函》原件无法提供，只提供了快递面单等证据。对此，储好表示这份《律师函》的寄送地址是XX公司位于青浦的地址，并非储好的居住地且当时储好已不是该公司股东，其未收到该《律师函》。
2014年9月26日，李斯国（甲方）与仲衡（乙方）签订《股东会决议》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于2012年3月退出上海XX有限公司经营，经公司股东与甲方协议最终120万元结算。仲衡手写加注：此款为2014年4月前XX公司的应付款。落款处有李斯国、仲衡及丁凝签字。对此丁凝表示其并非以配偶的身份代表储好签字，而是应仲衡的要求，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字。
一审另查明，2015年9月7日，仲衡在一审法院起诉被告储好、第三人李斯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要求确认仲衡与储好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自仲衡起诉之日起解除，案号为（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9959号，该案生效判决确认仲衡、储好于2010年8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协议书》于2015年9月7日合意解除。2016年5月5日，李斯国在一审法院起诉仲衡、丁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6）沪0104民初16840号，要求仲衡、丁凝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储好、XX公司为第三人。该案基本事实及相关证据与本案基本相同，李斯国于2016年7月13日庭审时陈述，根据2014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120万元的结算价，其已从股东仲衡处收到了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其中20万元已由（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995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另外60万元由仲衡通过几次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并当庭出示了40万元的银行转账明细，其余20万元表示暂时找不到银行转账凭证。对此，仲衡当庭抗辩称其支付给李斯国的6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与李斯国之间另外的借贷关系，但其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其抗辩主张。2016年11月7日，李斯国以补充证据为由，主动申请撤诉。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李斯国对基于相同事实进行两次诉讼，以及在前案庭审中陈述其已收到120万元股权结算款中的80万元这一节事实，其表示系前案诉讼失误所致，但表示认同前案中仲衡的抗辩意见，80万元中的20万元确认收到，但60万元是与仲衡之间其他借贷关系的款项。
另，2017年4月7日，一审法院依法向储好、丁凝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争《股权转让合同协议》、《股东会决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为：1.系争《股权转让合同协议》是否具备解除条件？2.股权结算款的支付主体是谁？3.仲衡支付给李斯国60万元的款项性质？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XX公司经历两次股权转让，李斯国于2012年3月实际退出XX公司，系争转让协议的另一名当事人仲衡，也通过诉讼的方式于2015年9月7日与储好合意解除了该协议，现在XX公司的全部股权已变更至案外人康某名下。现李斯国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协议》，鉴于该转让协议在李斯国与储好之间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现实基础与可能性，本案诉讼前，双方就解除事宜皆有意思表示，至2014年9月26日，李斯国与仲衡、丁凝签订《股东会决议》，确认李斯国于2012年3月退出经营并以120万元了结股权转让关系，但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解除的时间，故确认以2017年4月7日诉状副本送达日为该转让协议的解除日。
关于争议焦点二，李斯国主张根据2014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为结算依据，虽然在该决议上仲衡手写添加了“此款为2014年4月前XX公司的应付款”，但李斯国认为结算款的支付主体应为储好，因为系争款项是股权结算款；储好、丁凝则表示根据该决议内容，支付主体应为XX公司。一审法院认为，XX公司股权经历两次转让，转让方均为储好与丁凝，李斯国从储好处受让60%XX公司股权，支付给储好股权转让款115万元；之后，康某又从储好处受让90%XX公司股权，支付给储好个人股权转让款50万元。对此，既然双方当事人对于2014年9月26《股东会决议》手写部分的理解存在分歧。那么，就从同一股权所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对象为角度，更为直观，储好持有XX公司90%股权，其就同一股权分别从李斯国及康某处获得了两笔股权转让款，为一股二卖。XX公司的股权最终是以储好、丁凝的名义转让出去，受让方付款对象为储好、丁凝。现XX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康某，李斯国已退出。故系争股权结算款的支付主体应为储好。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9959号与（2016）沪0104民初16840号两案中查明的事实，李斯国曾当庭陈述收到80万元股权转让款，含仲衡支付的60万元，但在本案中对于该60万元李斯国又予以否认。基于相同事实，李斯国均作为原告但在前后两案庭审中的诉讼意见相悖。虽然庭审中，李斯国解释称系前案诉讼失误所致，但根据李斯国与仲衡分别就该60万元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单显示，金额与交易时间并不完全一致，除此之外，其二人均未提供其他证据对此作出进一步合理解释。李斯国在前案中确认该60万元为仲衡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本案中，李斯国无足够的证据推翻前案事实。故而，难以采信该60万元为李斯国与仲衡之间借款的主张；结合康某的证人证言，仲衡作为在康某接手XX公司之前的实际控制人，其代表XX公司向李斯国支付股权结算款，存在合理性，故认定仲衡支付给李斯国的60万元为2014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项下的股权结算款。
关于储好、丁凝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李斯国于2012年3月退出XX公司，但直至2014年4月25日，储好、丁凝再次将XX公司股权转让给康某时，储好、丁凝与李斯国、仲衡之间于2010年8月18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合同协议书》并未履行完毕。储好、丁凝在与康某的转让协议中也明确其与李斯国、仲衡需另行协商签署退股协议。因此，就李斯国退股结算事宜的了结，涉案各方始终都在协商过程中，本案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丁凝作为储好的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理应与储好共同承担上述股权结算款的返还责任。综上，储好、丁凝应共同返还李斯国股权结算款40万元。关于该40万元的利息损失，由于诉讼前，涉案各方对于股权结算款的支付主体有不同理解，且在实际操作中已付款项具体的金额和时间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故对于李斯国主张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仲衡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李斯国、储好2010年8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于2017年4月7日解除；二、储好、丁凝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李斯国股权转让款400,000元；三、驳回李斯国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斯国负担8,280元，由储好、丁凝共同负担5,520元。
本院二审期间，储好、丁凝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协议书一份，证明在2015年5月11日，XX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是仲衡；2、储好的银行流水一份，其中2014年4月25日入账的50万元是康某付给储好，当天储好转出20万元给了仲衡，证明XX公司股权转让后，仲衡是实际控制人，储好、丁凝仅是名义上的股东。
李斯国经质证表示，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均为储好与仲衡之间的往来，应另案处理。
仲衡经质证表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仲衡控制XX公司的事实，该协议书系因当时XX公司工程款支付事项，仲衡作的证明；对证据2中2014年4月25日储好转给仲衡账户20万元的事实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储好、丁凝的证据与李斯国无关，与本案李斯国与储好、丁凝间股权转让纠纷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仲衡、李斯国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XX公司工商登记，XX公司的股权系以储好、丁凝的名义转让给康某。同时，根据既已查明的事实，储好作为XX公司原股东，分别与李斯国、康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并分别获取了股权转让款。鉴于李斯国与储好之间2010年8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协议书》已经解除，即李斯国已不可能基于该份合同成为XX公司股东，故其要求储好返还股权结算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储好、丁凝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对于仲衡提出其向李斯国支付60万元款项，要求储好予以返还的请求，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仲衡的其他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述判决理由充分详尽，本院不再赘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100元，由上诉人储好、丁凝负担7,300元，仲衡负担9,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文芳
审判员 卢 颖
审判员 何 玲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程勇跃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