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1民终48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州市土地房屋开发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五一中路7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154441909F。法定代表人：周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祥，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霆，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道山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54960470P。法定代表人：张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平，福建格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声春，福建格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上诉人福州市土地房屋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土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4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土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祥、林霆、被上诉人建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平、黄声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土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2013年3月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无效；3.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溢价款”15291028元；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协议书》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系被上诉人利用控制上诉人之便订立的。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协议书》的签订存在乘人之危、受人胁迫的情形，不能证明《协议书》第四条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的这种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已经查明，2012年10月12日开始被上诉人下属单位福州市坤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鸿公司”）对上诉人进行全面管理。被上诉人正是利用坤鸿公司控制上诉人公司之便，签订了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愿的《协议书》。由于被上诉人能够实际控制上诉人，双方的地位已不对等，被上诉人根本不需要上诉人的同意，就可以使用上诉人的印章，在这样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不符合合同法平等、自愿的原则。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了上诉人受其控制的事实，被上诉人在这种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将原本属于上诉人的款项，划归到被上诉人名下，正是乘人之危的行为，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关于“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的规定，《协议书》第四条应为无效条款。二、《协议书》第四条内容虚假，且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上诉人开发建设的福州市福湾新城夏雨苑79套住宅，但由于最终没有用上，上诉人将购房款全部退还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退还的购房款的行为，表明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购买上述房屋。但《协议书》第四条却又称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出售上述房屋，这显然不是事实。另外，该79套住房为社会保障房，不是商品房，这也是法律规定不得随意出售的房屋，只能用于安置被征收土地的人，被上诉人受让后可以用于安置居民，但无权再加价转让盈利，所以当时受让该保障房时本约定用于光明港项目的征收安置，后因情况变化，不再需要，因此只能将该保障房退还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另行转让给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现被上诉人要强占该溢价款，明显违反法律原则，有失公平。三、上诉人已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协议书》是被上诉人委派的坤鸿公司的李勇擅自所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协议书》是李勇擅自所为，而上诉人已提供了《领款单》，该领款单上27886853元款付给被上诉人时，领导签批处就是李勇签名，而不是周林签名，当时上诉人公章和周林的法定代表人章全由李勇管控，上诉人全公司人员以及与上诉人有业务关联的单位、个人等来公司盖章的人都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福州市土地房屋开发总公司实行托管的决定》也能证明是李勇所为。建发公司辩称，一、本案讼争《协议书》是诉讼双方在充分协商、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上诉人主张《协议书》的签订是乘人之危缺乏证据，且与事实相悖，其关于《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讼争的《协议书》是在2013年3月3日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不仅包含本案诉争夏雨苑房屋溢价款的归属问题，还包括答辩人向上诉人提供扶持的巨额建设资金的返还清偿等问题。协议也是答辩人根据双方之间资金往来情况，以及答辩人资产运作状况进行的统筹安排。答辩人接受福州市国资委的授权作为上诉人的出资人，履行出资人义务，有权对上诉人的相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进行相应的资产整合和调配。因此《协议书》的内容也完全反映了答辩人作为出资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上诉人对其主张的《协议书》的签订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应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在法庭释明的情况下，上诉人仍表示无补充证据，因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是完全正确的。此外，胁迫和乘人之危属于可撤销合同的情形，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本案《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3月3日，诉争溢价款转账时间为2013年3月18日，即使按照起诉状中上诉人自认的2014年年底上诉人向答辩人发出《关于要求支付代建管理费及返还溢价款的报告》，其提出撤销请求的时间也早已超过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限，不能得到支持。二、答辩人将本案讼争夏雨苑房源收购归入答辩人名下，之后又根据需要调剂对接给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并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溢价款归答辩人所有，上述行为未违反任何法律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关于上述行为内容虚假、行为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答辩人系福州市国资委出资成立的国有企业，答辩人及下属各子公司组成了承建福州市经济适用房、保障房、廉租房等政府建设项目的国有企业集团公司。2009年11月福州市国资委和市国土局下发《榕国资法规【2009】409号》文，决定根据市政府同意组建融资平台和产业集团运作方案的批复，将上诉人公司注入答辩人公司，市国资委授权答辩人对上诉人履行出资人职责。文件明确将上诉人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国家资本、对外担保等整体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拨给答辩人，因此答辩人在履行出资人职责期间对上诉人进行的管理完全是合法有效的。现本案中涉及的答辩人对上诉人的资金支持、房源调配、资产整合等相关内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政府对于答辩人集团公司组建产业集团的规划和定位，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因此，答辩人将本案讼争夏雨苑房源收购到自己名下进行相应统筹安排不仅没有偏离答辩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市政府赋予的特殊职责要求，相反正是基于上述政府文件精神，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出发点和目标而实施的整个企业集团项下所属各公司的资产整合。答辩人的做法符合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同时也未违反任何法律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任何国有资产利益，答辩人正常的经营和管理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正面评价，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所谓协议无效的诉讼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三、上诉人认为讼争《协议书》的签订是坤鸿公司李勇个人擅自所为，该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对所谓的“个人擅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一审庭审时，诉讼双方均已确认《协议书》的盖章是真实有效的，上诉人同时也确认虽然其认为李勇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侵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但上诉人至今没有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报案。上诉人在《协议书》签订后长时间内未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其实际上对《协议书》的有效性一直是认可的。此外，讼争《协议书》签订时，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周林等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并无变动，《协议书》亦是在与上诉人公司领导层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签署的。因此《协议书》不仅内容合法，而且在文书形式上亦没有任何法律瑕疵。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6、7、8，答辩人根据市国资委关于加强管理、整合资源、做大做强企业的有关精神，拟将原福州直管公房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坤鸿公司”）与上诉人合并成立新公司，同时由坤鸿公司对上诉人进行全面管理。因此李勇作为坤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领款单》上的签名代表的是坤鸿公司，而不是其个人，上诉人主张的所谓“个人擅自行为”完全违背上述事实。此外，《领款单》上不仅有公司领导的签名，还有部门领导及财务人员、经办人员的签名，符合形式要求。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其关于李勇“个人擅自行为”的主张无法提供证据，又在庭审中表示未曾依法定程序追究李勇相关责任，并据此推定上诉人所述情况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土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3年3月3日土发公司与建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无效；2.判令建发公司向土发公司归还15291028元；3.判令建发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经市政府批复、立项，土发公司获得福州市仓山区福湾路西侧福湾新城夏雨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投资、建设了福湾新城项目。2009年11月2日，福州市住宅发展有限公司（甲方，即建发公司）与土发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房产代购协议书》，约定建发公司为解决首山路2号地拆迁安置用房的需要，代购土发公司开发的福湾新城夏雨苑79套住宅，总建筑面积7458.6平方米，购房总价款20533529元，协议中双方还约定了财务结算、产权办理及交房标准等内容。11月18日，建发公司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土发公司转账支付19506853元。11月30日，土发公司出具的记账凭证（第0020号）显示，土发公司收到建发公司转账支付的19506853元预收账款。之后，由于拆迁安置未用到上述房源，2012年12月5日，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甲方）与土发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房产代购协议书》，约定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为解决光明港四段综合整治工程（台江段）房屋征收项目安置用房需要，代购土发公司开发的福湾新城夏雨苑79套住宅，总建筑面积7458.85平方米，购房均价按5250元/m2计算，购房总价款39269212.5元，协议中双方还约定了财务结算、产权办理及交房标准等内容。同年12月11日，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通过其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户向土发公司账户汇入39269212.5元购房款。同年12月17日，土发公司的领款单显示，土发公司向建发公司退还79套夏雨苑购房款19506853元，并还借款838万元，共计27886853元。该领款单上有公司领导、财务及经办人员的签名。同年12月20日，建发公司向土发公司出具收款收据（NO.0024287），显示建发公司已从土发公司处收回往来款838万元。次日，建发公司向土发公司出具收款收据（NO.0024288），显示建发公司已收到土发公司退回的夏雨苑79套购房款，共计19506853元。上述两张收款收据上盖有建发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3年3月3日，土发公司与建发公司签署《协议书》，双方就土发公司向建发公司借款未清偿、建发公司委托土发公司代为销售所购的福湾新城夏雨苑房源溢价款结算未完成所涉事宜达成协议，约定：1、乙方（土发公司）未及时偿还甲方（建发公司）借款本金2000万元；2、乙方（土发公司）自愿按银行贷款利率6%上浮1%计算资金占用费，截至2013年3月5日应付资金占用费6587141元；3、上述借款尚欠本金及资金占用费计26587141元，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4、福湾新城夏雨苑房源溢价款18291028元归甲方（建发公司）所有，所涉税费由甲方（建发公司）承担，甲方（建发公司）预留300万元给乙方（土发公司），其余款项于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至甲方（建发公司）账户，今后双方按实结算，多还少补。该协议书上盖有双方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章。2013年3月15日，土发公司的领款单显示，向建发公司汇款15291028元，用途为：原购买福湾新城夏雨苑79套实为77套房屋的溢价款，已预留300万元税款。该领款单上有公司领导、部门领导、财务的签名。同日，土发公司通过其福建海峡银行账户向建发公司汇款15291028元。另查明，建发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25日，2003年至2015年间，公司名称、住所、股东（出资人）、公司章程或协议（备案）、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发生过数次变更，其中，2008年12月30日，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州市住宅发展有限公司”，2010年12月6日，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州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月11日，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州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并沿用至今。再查明，经市国资委授权，自2009年11月起，建发公司对土发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土发公司的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国家资本、对外担保（或有债务）等整体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拨给建发公司。2012年10月12日，建发公司经研究决定，由福州直管公房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坤鸿公司）对土发公司实行全面管理。2013年3月至7月，市政府就土发公司拟作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下属运营公司及移交事宜进行了协调，现土发公司已正式成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下属运营公司。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3月3日，土发公司与建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就相关债务及资产归属进行的约定，该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协议书落款处盖有土发公司与建发公司的公章及法人代表的签章，符合形式要件，合法有效，并且双方已按合同约定实际履行完毕。现土发公司主张建发公司系利用其下属坤鸿公司实际控制土发公司之便利，以胁迫手段，乘人之危，违背土发公司真实意志，与土发公司强行订立协议，其行为损害土发公司合法权利，并以此要求确认《协议书》第四条为无效条款，因土发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约过程中受到了胁迫或因急迫需要处于危险境地，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过程违反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等内部规定，经法庭释明，土发公司庭审明确表示无相关证据补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土发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土发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土发公司又认为李勇作为坤鸿公司负责人无权作为公司领导在土发公司的领款单上签名，其签名违反法律规定，实应由土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林签名，并以此认为李勇系在建发公司的授意下利用职务便利损害土发公司权益。鉴于涉案的领款单上不仅有公司领导的签名，还有部门领导及财务人员、经办人员的签名，符合形式要求且已履行完毕，而土发公司对其所述既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又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未曾依法定程序追究李勇的相关责任。据此，一审法院推定土发公司所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土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25元，由土发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土发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明资料：1.榕地中函[2014]291号《关于出资人变更延迟办理情况的说明函》；2.榕地中函[2013]1166号《函》；3.榕地中函[2013]1010号《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关于市土地房屋开发总公司出资人变更事宜的函》；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办理告知单》；5.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市土地房屋开发总公司出资人变更事宜的函》，拟共同证明被上诉人并未实际成为上诉人的出资人，无权划走上诉人款项；6.证人程某、潘某、谢某的证言，拟证明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被上诉人托管上诉人公司期间签订了《协议书》，公司所有的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都在李勇处，公司所有决策都是李勇个人决定，签订《协议书》不是上诉人的意愿。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建发公司对土发公司提交的证明资料1-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资料4、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资料1-5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根据建发公司一审提交的“榕国资法规[2009]409号”文件，2009年福州市国资委和国土资源局联合发文确定授权建发公司对土发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虽然因企业改制等因素未办理出资人变更登记手续，但上述市国资委和国土资源局依照市政府文件作出的授权是合法有效的；对证明资料6的证人证言，建发公司认为三位证人都是土发公司员工，与土发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且三位证人均非土发公司高层领导，对本案具体事实不知情，其证言缺乏证明力，同时三位证人也确认了李勇系坤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坤鸿公司是建发公司的下属公司，集团授权坤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勇对土发公司实行全面管理，李勇乘人之危签订《协议书》是不成立的。经审查，本院认为，土发公司提交的证明资料1-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是否进行出资人变更登记并非判定建发公司是否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唯一依据，故本院对前述证明资料不予采纳。关于证人证言，因三位证人并未参与讼争《协议书》的签订，不能直接证明待证事实，且三位证人均系土发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土发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建发公司系经福州市国资委授权，自2009年11月起对土发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土发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国家资本、对外担保（或有债务）等整体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拨给建发公司，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期间，由建发公司下属的坤鸿公司对土发公司实行全面管理。讼争《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3月3日，仍在建发公司下属的坤鸿公司对土发公司实行全面管理期间，建发公司有权对土发公司的资产进行管理和调配。土发公司关于建发公司乘人之危，胁迫其签订《协议书》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土发公司开发建设的福湾新城夏雨苑79套住宅，先是于2009年11月2日由建发公司代购，以解决首山路2号地拆迁安置用房需要，但最终未被使用，后于2012年12月5日由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代购，用于解决光明港四段综合整治工程（台江段）房屋征收项目安置用房需要。该79套住宅先后两次均是作为安置房出售，产生溢价款是因购房均价上涨及政府审定价格等客观原因导致，而非土发公司所主张的建发公司加价转让盈利所得。土发公司关于《协议书》第四条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条款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李勇作为坤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领款单》上签名应视为代表坤鸿公司履行对土发公司的管理职能，建发公司对此亦予以确认，土发公司主张该行为系李勇擅自所为，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土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25元，由上诉人福州市土地房屋开发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华代理审判员  段若诗代理审判员  陈 曦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刘 琳（2016）闽01民终4820号共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