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9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阳，男，1983年9月21日出生，水族，住广西天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兴俊，广西越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宁，男，1974年5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贤臣，南宁市阳光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赵志勇，男，1985年10月1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新县。
原审第三人：赵志军，男，1985年10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新县。
原审第三人：何东明，男，1988年4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新县。
原审第三人：梁天华，男，1997年12月2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大新县。
上诉人杨阳因与被上诉人韦宁、原审第三人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2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韦宁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韦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阳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从一审韦宁所提交的用于证明杨阳是受广东茂名石油职业学校中山校区（现在学校更名为：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的委托书分析，尽管杨阳出具的只有复印件，但根据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已实际参加杨阳的委托方所提供的培训，因此，足以体现出，杨阳是基于委托履行受托事务，从而产生本案纠纷应当由委托人承担，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杨阳与韦宁之间的《协调难结果》不应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案中，韦宁向法院提供的杨阳的2015年7月3日发出的手机截屏，可以清楚地显示是需要经过“广州培训基地”收取相关费用的，而结合杨阳于2016年1月4日出具的《收条》可以得知杨阳收到韦宁支付的用于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石油化工培训的费用，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根据杨阳的委托人的安排，在广州南沙广东茂名石油职业学校中山校区（现在学校已更名为：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由于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的原因未继续接受培训，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的单方面脱离培训，导致无法胜任工作岗位的需求。从而，在2016年1月31日韦宁要求杨阳返还9万元，并在派出所协调下出具《协调难结果》，该份书面材料所记载的内容不完整，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三）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不履行参加培训的义务，导致无法安排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工作，责任在于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因此，韦宁要求杨阳返还9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没有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的注册记录，因此，四份培养就业安置协议不能作为杨阳系履行与韦宁就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工作的培训不成立。杨阳认为，即使广东茂名石油职业学校中山校区（现在学校更名为：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或者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的注册记录，但至少，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也应当满足杨阳所提供的案外人的培训要求，才能进一步安排就业，而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在不履行培训义务的前提，杨阳（或者杨阳的委托方）是无法安排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就业的情形，责任在于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韦宁辩称：1.杨阳是适格的受委托人也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事实上，韦宁只知道杨阳，是杨阳称保证能安排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工作，且杨阳接受韦宁的款项然后工作没有安排到，因韦宁催促其还款，杨阳写了承诺，同意退款给韦宁，且也已经退还了1万元，余款8万元做了计划兑现，这些事实证明了杨阳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关于款项支付给案外人的事实没有依据，假设其就算给了案外人，也与本案无关。同时，杨阳在上诉中提到《协调难结果》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杨阳主张不应独立认定，《协调难结果》的产生是杨阳不能按其承诺于2016年1月10日返还9万元的情况下三方通过公安派出所的协调，杨阳当场返还了1万元，余款的处理达成协调难协议，《协调难结果》的产生客观反映了事实的处理经过，足以证实杨阳就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杨阳主张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未继续接受培训，单方脱离培训导致无法胜任岗位，杨阳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1）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从未接到杨阳的通知培训地点、时间、培训的标准。（2）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从未上过岗，何来无法胜任岗位的说法。（3）在一审庭审中，杨阳提交的证据表明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放弃，但杨阳现又提出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不接受培训，杨阳的说法自相矛盾。3.杨阳承诺要退款，却一次次违约，现又以不正当理由上诉，拒绝支付款项，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共同陈述认为：我们原本是想找一份稳定，收入可宽的工作。朋友韦宁得知黄珠旺说有个叫杨阳的人可以安排人到国企中石油广西分公司的(北海)工作，韦宁就推荐我们四个到这地方工作。尔后我们又通过韦宁联系黄珠旺，再由黄珠旺联系杨阳，杨阳答应每人交2.6万元酬劳费保证在一个月内可以安排到北海石油部门工作，一个月内安排不成功的已交的钱全额退给我们。得到这一答复我们内心自感高兴。可是，我们把钱交了后，等待一个月又一个月，就是见不到通知上班的消息。这时就谎了，是不是受骗了，我们找到韦宁要求退给已交的9万元款。开始韦宁帮追回一万元，尚欠8万没能及时退给，我们又继续追，后来韦宁于2016年7月下旬才筹足八万给我们四人。但是，杨阳在上诉中说我们未能接受继续培训，所以不能安排工作责任在我们。杨阳并无证据证实通知我们到何地培训。事实是杨阳拿了我们交的9万元酬费后，叫我们在家等一个月听后通知上班，到头来什么消息也没有。其次，我们只懂得交了钱就是要得到在北海石油部门工作，这也是杨阳事先说好了的。事前我们并没有听说交了钱后要进行培训多久，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上班。综上，杨阳收了我们交的款，却安排不了我们到北海石油部门工作，且承诺全额退款又不完全履行义务，杨阳的行为已违约，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杨阳上诉无理，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韦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阳立即偿还80000元给韦宁；2.判令杨阳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8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履行期满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给韦宁资金占用费；3.判令杨阳负担诉讼保全担保费1000元；4.本案受理费由杨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宁通过案外人黄珠旺于2015年5月26日向杨阳支付9万元，用于办理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培训就业事宜。后因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未被安排就业，韦宁遂将9万元返还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韦宁、杨阳确认以上事实。
2015年7月6日，杨阳通过银行向收款人“*娟”名下账户转账支付7万元。
2015年7月21日，杨阳通过短信向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和黄珠旺发出以下内容：“通知石油学员的家长和老师：本批石油的所有男性学员，将统一安排到中石油勘探集团广分公司（北海）。属中央企业，试用期2个月，工资1500元+餐补900。转正后工资3500以上，年终奖12000以上，第一年年收入不低于50000。合同与单位直接签署，第一次签三年，第二次签两年，第三次签终身合同。由于安置成本提高，广州培训基地将自行向学生收取4000元/人的安置费，请各位理解。特此告知。”
2016年1月4日，杨阳书写《收条》，内容如下：“今收到韦宁（身份证）交来人民币玖万元整，通过黄珠旺银行转账，用于赵志勇、梁天华、何天明、赵志军共四人的石油化工培训及安置事宜。如办不妥，于2016年1月10日前退回，如不退，按法律标准定。收款人：杨阳。身份证452726198309210019”。
2016年1月31日，韦宁、杨阳双方因前述退款事宜发生纠纷，在公安机关协调下签署书面协议，约定：“1、杨阳本人退回一万元整给韦宁；2、余下的八万元整将于2016年8月前通过双方业务来往对账结清；3……”。
杨阳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两份《委托书》复印件，除落款单位及加盖印章不同以外，内容均为：“兹委托杨阳（身份证号码……）、常娟（身份证号码……）两位同志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在广西地区联系招生业务，有关招生事宜按招生简章办理……2014年12月23日”，一份《委托书》落款为“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并加盖有同名印章，另一份《委托书》落款为“广东茂名石油职业学校中山校区”并加盖有“广东茂名石油学校中山校区”印章。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韦宁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主张杨阳从未向其或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出示上述委托书，仅向其口头说明自己有能力安排人员到北海石油企业工作。
2．《培养就业安置协议》复印件四份，甲方为“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乙方分别为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均约定甲方负责安排乙方广东省内外的企业就业，学校收取就业安置费2000元，就业跟踪服务费200元/年（一次性收取5年）。韦宁确认该协议真实性，但是认为仅为培训协议，并非就业安置协议。
3．网页截图，显示“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
学校概况”，并将“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训基地”与“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并列。杨阳还主张招生主体是广东茂名石油职业学校，与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合作合办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杨阳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上述主张。韦宁和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对杨阳主张的上述内容不予确认。
4．录音资料，拟证明“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训基地”通知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面试就业遭拒，韦宁及赵志军对录音资料不予确认。杨阳没有就录音资料中对话人员身份举证予以证实。
杨阳另出具《关于赵志勇、赵志军、梁天华、何东明四名学生的学费证词》，落款没有签名，打印有“证明人：常娟”，另捺有手指摸，内容是反映常娟与杨阳同手委托负责广西地区招生，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的学费由常娟支付给了学校校长莫粤聪。
经一审法院查询，并无“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训基地”企业注册登记资料，杨阳也未提供“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训基地”作为合法主体开展相关业务的证据。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杨阳申请依法作出（2016）粤0115民初2105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杨阳名下银行存款1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本案案由的确定问题。韦宁向杨阳交纳相应费用，用于杨阳办理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培训就业事宜，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
杨阳主张其系受“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及其他主体委托开展培训就业安置事项，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虽然其提供了加盖有“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印章的《培养就业安置协议》以及委托书以证实自己主张，但是杨阳提交的委托书系复印件，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另外杨阳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系合法存在的主体，经一审法院调查也显示该基地并未经工商注册登记，其主张系受该“基地”委托从事相关培训就业工作的事实，以及该“基地”由广东茂名石油职业学校和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合办的事实均缺乏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在案涉的委托合同关系中，韦宁系委托人，杨阳系受委托人，双方应当依照法律及双方约定承担相应义务。
杨阳主张未能安排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就业的原因系因为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拒绝接受安排的工作，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能明确对话双方的身份，也未能得到韦宁以及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的确认，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杨阳主张系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原因导致委托事项不能完成的抗辩主张因缺乏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根据杨阳向韦宁书写的《收条》，杨阳承诺在不能安排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就业的情况下在2016年1月10日向韦宁返还所收取的培训安置费用9万元，其主张该《收条》系受胁迫书写，但是没有举证证实，而且双方在2016年1月31日就返还款项事宜再次发生纠纷时，已经由公安机关介入调解。此时公安机关并未对杨阳主张的“胁迫”情形予以处理，相反是主持双方就返还款项事宜进一步达成协议，因此杨阳主张《收条》内容系受胁迫书写的事实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根据杨阳在2016年1月31日在公安机关主持调解下与韦宁达成的协议内容，其承诺于2016年8月将剩余的8万元培训安置费用返还韦宁，应当依约履行自己义务。虽然协议约定系“通过双方业务来往对账结清”，但是仅系对于杨阳还款方式的约定。虽然双方对于在2016年8月若不能通过业务往来结清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未予明确约定。但是结合上述协议内容以及2016年1月4日杨阳书写的《收条》内容来看，可以认定杨阳已承诺在未能安排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工作的情况下同意退还韦宁交付的9万元费用，并且已经实际退还了其中1万元，可见杨阳对返还韦宁款项不存在异议，现其拖欠款项不予支付属于违约。韦宁起诉主张杨阳退还剩余8万元，符合双方约定，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阳以韦宁没有提供相应业务为由而免除还款义务缺乏合理依据。
杨阳拖欠款项，确会造成韦宁相应资金被占用的损失，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于计算的起始时间，考虑到双方对在2016年8月无法通过业务返款的情况未约定如何处理，故可从韦宁之后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即从2016年10月18日起诉之日开始计算。
至于韦宁要求杨阳负担其因申请保全而支出的保险费用，该费用属于韦宁行使诉权而产生的诉讼成本，韦宁要求杨阳负担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韦宁一次性支付8万元以及利息（以欠付金额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2016年10月1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韦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25元、保全费1020元由韦宁负担受理费25元、保全费144元，由杨阳负担受理费1800元和保全费876元。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2016年1月31日，韦宁、杨阳在公安机关协调下签署书面协议名为《协调难结果》，该协议中还约定“有任何疑问双方加强沟通，任何乙方不得不接对方的来电”。
另查，二审庭审中，杨阳陈述称其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录制于2015年10月20日。
本院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杨阳是否本案适格被告，以及杨阳是否应向韦宁返还8万元款项及支付相应利息的问题。
关于杨阳是否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杨阳上诉主张其系受“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等委托开展培训就业安置业务，但其在一审期间提供的委托书仅为复印件，而其提供的《培养就业安置协议》虽加盖了“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的印章，但杨阳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中国精英教育石化人才培养基地”为合法存在的主体；况且，本案中，杨阳已先后向韦宁出具《收条》和签订《协调难结果》，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韦宁构成涉案事实委托合同关系的应为杨阳。综上，杨阳主张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但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杨阳为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韦宁和杨阳之间形成的事实委托合同关系出自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杨阳是否应向韦宁退还8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问题。杨阳上诉主张导致其未能安置四原审第三人工作的原因是四原审第三人拒绝培训和工作，为此，其提供了录音资料予以证实。对此，本院认为，杨阳虽提供了录音资料，但并无辅助证据证实录音中的人员即为四原审第三人；且二审期间，杨阳确认该录音录制于2015年10月20日，但在杨阳于2016年1月4日和2016年1月31日向韦宁出具的《收条》和《协调难结果》时，并未向韦宁提出该异议，亦无其他证据证实杨阳曾向韦宁提出该异议。此外，杨阳还主张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署《协调难结果》的，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从《协调难结果》中有关于“有任何疑问双方加强沟通，任何乙方不得不接对方的来电”的内容来看，结合《协调难结果》中仅有关于杨阳确认欠付韦宁9万元的内容，而无杨阳主张的四原审第三人拒绝培训和工作的内容，该《协调难结果》应为韦宁向杨阳追索款项的情况下签署的。故杨阳主张系赵志勇、赵志军、何东明、梁天华原因导致委托事项不能完成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现韦宁提供了由杨阳出具的《收条》和《协调难结果》，杨阳在《收条》和《协调难结果》中对欠付韦宁的款项金额、退款条件和退款期限进行了确认，但至今为止，杨阳并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收条》和《协调难结果》约定的返还款项条件已成就。至于《协调难结果》中“余下的八万元整将于2016年8月前通过双方业务来往对账结清”的约定，结合《收条》的约定内容来看，《协调难结果》的上述约定仅为对余款8万元付款方式的约定，现杨阳亦未依照上述期限及付款方式履行，故杨阳主张韦宁应向其返还款项8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另因杨阳未按期付款确会造成韦宁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据此判令杨阳还需向韦宁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杨阳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杨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罗雅之
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