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40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伟，男，汉族，1979年12月11日出生，住博罗县。
委托代理人：罗静雯，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赖微珠，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一（原审被告一）：邓秋娣，女，汉族，1981年12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二）：王军波，男，汉族，1973年2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三（原审被告三）：朱天益，男，汉族，1975年3月26日出生。
上诉人王志伟与被上诉人邓秋娣、王军波、朱天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2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6年8月1日，原审原告王志伟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三被告连带偿还借款104900元及利息，利息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被告邓秋娣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原告借款104900元，其中分别于2012年9月20日、2014年8月6日、2014年10月4日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共借给被告75000元；另外被告借用原告的信用卡消费了29900元。由于被告违背诚信未及时偿还信用卡，在信用卡还款期限的最后一刻，原告迫不得已垫付了被告消费原告信用卡的29900元，迄今为止借款共计104900元。原告现多次向被告追讨上述借款，被告至今未偿还分文。另被告邓秋娣与被告王军波是夫妻关系，被告邓秋娣与被告朱天益曾是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被告王军波、朱天益应对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邓秋娣辩称：1、追加被告三为被告我有异议，2013年时双方已经离婚，并明确了双方的债权债务由各自承担，所以我认为朱天益不应为本案被告；2、我与王军波是2015年1月9日登记结婚，我与原告的债务都是发生在2015年1月9日前的，所以我认为王军波也不应作为本案被告；3、对于借款事实、微信聊天记录我有异议，我现在欠原告是5万元而不是原告所称105000元，微信聊天记录是不齐全的，2014牟8月、10月的借款是王志伟借我做事的，当时没有约定利息。关于信用卡原告所说的29900元，是之前原告欠信用卡数34000元，这笔钱是由我偿还的，之后原告把卡交我使用，我刷了原告信用卡29900元，这笔钱之后由原告偿还，但实际上29900元是我的，卡上剩余消费额即5100元也是我的。之后我拒绝再帮原告继续养卡，原告因为我拒绝帮他养卡就恼成怒得把我告上法庭，而且扭曲事实、坏我名誉，把之前借我的5万元以高利贷的方式算息，并把我之前帮他偿还34000元信用卡作为我对他的欠款，至于王志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齐全的，根据王志伟提供的聊天记录我仍欠其105000元的本息，王志伟说的105000元是以2014年的5万元本金及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的利息25000元，利息每月1600元，其中1000元是2014年8月至9月的35000元的利息，如此高的利息我并不承认，所谓的信用卡的30000元是我之前帮原告偿还的，那是我的钱，现在我不还，也应由王志伟个人偿还。我个人只承担原告借给我5万元。
被告王军波、朱天益经本院传票传唤，未答辩、未提交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的权利。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0日、2014年8月6日、2014年10月4日，原告王志伟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分别借款20000元、35000元、15000元，共计70000元给被告邓秋娣。2016年5月，被告邓秋娣借用原告王志伟信用卡消费29900元。2014年1月13日，被告邓秋娣通过银行转让还款54000元给原告王志伟。
另查明，被告邓秋娣与被告王军波是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1月9日登记结婚。被告邓秋娣与被告朱天益在2003年12月25日至2013年4月9日期间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3年4月9日协议离婚。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邓秋娣向原告王志伟借款70000元及借用原告王志伟信用卡消费29900元，庭审时被告邓秋娣亦承认该借款70000元及借信用卡消费29900元的事实。被告邓秋娣共计欠原告款项99900元。原告主张被告欠款104900元，因其中的5000元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邓秋娣欠款后于2014年1月13日通过银行转帐还款54000元给原告，其中20000元作为2013年9月20日的借款的还款，34000元是给原告作为借用卡还贷，之后原告才将信用卡交予被告邓秋娣使用。原告以被告邓秋娣转帐的54000元并非是起诉借款的还款，而是以前借款的还款且2014年1月之前原告的借用卡是被告郑秋娣在使用为由进行抗辩，因原告对其抗辩理由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综上，被告邓秋娣仍欠原告借款45900元，原告请求被告偿还欠款104900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自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还清款日止。因原告的借款并未有约定还款日期及借款利息，故被告从原告起诉之日起即2016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原告请求被告朱天益对欠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被告朱天益与被告邓秋娣已于2013年4月9日解除婚姻关系，而两被告婚姻存续期间于2012年9月20日的借款20000元，被告邓秋娣已偿还，故对原告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王军波对被告邓秋娣的借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被告王军波与被告邓秋娣是于2015年1月9日登记结婚，被告邓秋娣于2014年8月6日、2014年10月4日的借款共50000元并非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故对原告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王军波、朱天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作缺席判决。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2016）粤1322民初2915号判决：一、被告邓秋娣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欠原告王志伟借款本金459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王志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19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邓秋娣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原审原告王志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322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三被上诉人连带偿还借款104900元及利息（利息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邓秋娣欠款（欠款70000元及借用被上诉人王志伟信用卡消费29900元）后于2014年1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款54000元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邓秋娣于2014年1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54000元给上诉人，其中20000元是作为2013年9月20日借款的还款，另外34000是给上诉人涉案信用卡在2014年1月份的还贷。（详见判决书第4页）首先，20000元的借款并不是发生于2013年9月20日。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网银交易流水可得知，20000元的借款是发生在2012年9月20日，而不是2013年9月20日。被上诉人邓秋娣在庭审中如此辩称是在情急之中胡乱编造的谎言，而一审法院竟然罔顾上述明显的事实，错误认定。更重要的是，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邓秋娣的聊天记录，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邓秋娣尚欠上诉人七万多以及信用卡消费的29900元时（详见公证书第0060JPD及第0061JPD）,被上诉人邓秋娣没有否认，也没有提及2014年1月13日已向上诉人偿还过借款54000元，无疑被上诉人是默认涉案全部借款及信用卡消费款项的。并且，被上诉人邓秋娣对于转账给上诉人王志伟54000元中的34000元是归还涉案信用卡于2014年1月份的消费款项，无任何证据证明。因为被上诉人虽然提交了转账记录，但是并无具体明确的证据证明该34000元是用于归还涉案信用卡的欠费。对于该点，被上诉人应该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邓秋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确认该点，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邓秋娣在答辩时承认“现在欠原告5万元”（详见判决书第三页），但一审法院却判决邓秋娣欠上诉人款项45900元，明显不符合邓秋娣自认的借款款项50000元。足以可见一审法院草率下判。3、2012年起涉案信用卡已由被上诉人邓秋娣使用消费，而不是从2014年1月才开始使用该信用卡，该卡交�邓秋娣使用时是没有负债的。从该信用卡2012年12月份的对账单可以得知，该卡在2012年12月13日至2012年12月14日仅两日内，共14次消费在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博罗分局的账户上，消费金额高达41040元。试问，上诉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怎么可以这么频繁地在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博罗分局的账户上消费。作为仅有普通常识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即使购买社保，也不用一次性缴纳41040元的费用，被上诉人虽然有购买社会保险，但是社保部门系统会自动扣取被上诉人名下银行账户的钱，而不用亲自去社保部门刷卡，被上诉人不存在在该部门刷卡消费的可能性。反而，被上诉人邓秋娣之前是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博罗分局杨村分所的所长，其明显是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使用涉案信用卡刷卡套现。所以非常明显，2014年1月前，被上诉人邓秋娣已在使用涉案信用卡�被上诉人邓秋娣称2014年1月才使用该卡不是事实，被上诉人邓秋娣的诚信存在极大问题。4/2014年1月份的涉案信用卡对账单显示应还金额为48799.98元，并非被上诉人邓秋娣所说应还金额是34000元。这也说明被上诉人邓秋娣诚信存在极大问题。退一步讲，假设被上诉人邓秋娣给涉案信用卡还贷34000元，而剩下未还的14799.98元也是被上诉人邓秋娣消费的，而在一审中法院对这点未给予考虑。5、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支付宝信用卡还款电子回单》可以明确，在邓秋娣使用涉案信用卡期间，被上诉人帮还信用卡消费款1800元。故该1800元的借款合法有据，但一审法院却未予以支持。二、被上诉人王军波应该对被上诉人邓秋娣因使用涉案信用卡消费所欠的29900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被上诉人王军波与被上诉人邓秋娣于2015年1月9日登记结婚，该部分债务属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王军波作为被上诉人邓秋娣的配偶，理应对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被上诉人朱天益应该对被上诉人邓秋娣在2012年9月20日借款的2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该部分债务发生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两人于2013年4月9日前是夫妻关系，于2013年4月9日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朱天益作为被上诉人邓秋娣的配偶，理应对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邓秋娣作为公务员，作为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博罗分局杨村分所的所长，及作为博罗县杨桥镇政府的常务委员，诚信却严重缺失，欠债不还，良心尽丧，连一个普通公民都不如。试问，这样的人怎有资格作为老百姓的领导，为老百姓谋福利？但是一审法院却偏帮邓秋娣，官官相护。上诉人没有其他办法，只求上诉贵院，请贵院为上诉人主持公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邓秋娣二审答辩称：1、请法院认可我转给原告王志伟54000元的事实（转账原件与复印件）。2012年9月20日的借款20000元我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还给王志伟，试问已经还清的债务还有必要再提及混合到未还的债务来吗？原告认为是还了2012年还是2013年这个时点上，我只能说我个人认为是法院工作人员的失误把年份打错了，如果原告认为是我编造的，我无话可说，现在我提供一份原告追加的证据清单，原告说在2015年7月5日替我还了信用卡消费的29×××99.21的事实，我想请原告出示还款证据。当时王志伟跟我说再给他34000元还信用卡的，因为卡是他名下的，消费信息及账单都是直接发给王志伟本人的，对于他的账单是怎样的我并不知情，所以作为朋友他这样子说还信用卡我在法庭时也说是给他还信用卡的，谁知他提供出来的账单竟然没显示，王志伟将该笔钱用在何处我也不知道，只能说他给我设了个圈套。2、因为王志伟提供的转账证据是70000元和29900元，在一审中法院认为王志伟提供的证据是99900元而不是原告所说104900元，而我提供的是54000的转账证据，王志伟的信用卡额度是35000元，当初我给他34000元，到我最后一次为王志伟还款时卡里还有5100元（详见原告提供的公证书0017.JPG和0018JPG），所以一审在判决中认定我还欠原告王志伟45900元，我认为是无误的。3、至于原告所说的2012年12月13、14日仅2天内就在惠州市社保基金管理局博罗分局消费41040元，我只能说我是好心办了坏事，每年的10月至12月是我市城乡居民缴纳下一年度医保的时间，而我们为了确保社保资金不被挪用，所以在村委统一收缴后会上缴到我们社保所的账号，由社保所给村委开具政府收据，在完成刷卡工作后再把刷卡的票据给回村委会工作人员核对人数与金额，当时王志伟跟我说现在我们这边缴纳医保，现金比较充足，能不能用他的信用卡来刷卡缴费，然后给回他现金，当时我想只要能缴费，用谁的卡都无所谓，所以就让他把卡拿过来刷了二天，在这二天期间，除了刷村委统一收的医保费外，还有自行来缴费的群众，我们是窗口服务单位，会尽自己的能力让群众不跑冤枉路，一次就能办成事情，有的群众来缴费没带卡，而我们工作人员在自己带有银行卡的情况下都会方便群众给予刷卡缴费，让群众尽量不用多跑，我以为也算是能为群众做的一些实事，提供一些实在的帮助，却没想到今天成�让原告反咬一口说我利用职务之便刷卡套现的说词。4、王志伟的账单一直都是直接发给他的，账单多少他也没告诉我，而我也是在2014年1、2月份以后王志伟才将他的卡给我一直使用。5、这1800元是王志伟要我为其办事时我先垫付的，过后他问我直接还到信用卡上可以不？我说可以，因为这时卡是在我手上，还款也应由我来还的，所以我不认同只要王志伟经过银行转账方式给我的钱就是我欠他的，在我还不会用网银时，我都是以现金方式与他人进行经济方面的往来的，如果说王志伟通过转账的方式与我往来，他有转账依据就可以随意起诉或者到处诬蔑，而我没有这些所谓的银行转账依据就认定我对别人的帮助是无效的，那我无话可说。二、我与王军波先生于是2015年1月9日登记结婚，我与王志伟先生的债权债务发生在2015年1月9日之前，所以我认为王军波先生不承担连�责任。（根据婚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婚后也作为一方的婚前财产，这里所指的“婚前财产”也包括债权债务，意味着一方的婚前债务也应由该方负责）三、我与朱天益先生于2013年4月9日离婚，离婚协议书上明确注明了各人名下的债权债务由各人负责（附离婚协议书原件与复印件）。而我与王志伟在2012年9月20日的20000元债务于2014年1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偿还了，因此我认为朱天益先生不承担任何的连带责任。鉴于王志伟先生现在的所作作为，最后我想陈述一下我与原告王志伟先生的关系：我与原告王志伟是在2002还是2003年通过相亲认识的，当时我与我前夫朱天益在谈恋爱，由于家人的反对，而我表姐跟我妈说介绍一个男的给我，我妈就要求我去相亲，我不愿意去，但为了老人家我瞒着朱天益去见了王志伟，我想着反正我也不会看上别人的，于是就这样到了王志伟的家里，坐了一会，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就走了，后来王志伟约我出去，我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我是被家人逼着来相亲的，不好意思，然后王志伟就说他看上我了，做不成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吧，就这样我和王志伟也算是认识了，后来双方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而且大家居住的也相隔不远，有时见面也有招呼打，就这样慢慢算是成为熟人了吧。在2009年左右王志伟和他妻子闹离婚，还闹上法庭了，他曾要求过我也离婚和他过，我拒绝了，说不会为了他放弃我的家庭，而他不知为何后来不离了，2013年，在他得知我和我前夫离婚后，找到我，说为了我他现在也可以离婚的，我说没那必要，他看我一个女人离婚了什么都没有，还要在外面租房子住，他不想看见我受苦，说想让我过好点，当时养殖业很红火，我前夫也是搞养殖的，于是王志伟给了我五万块钱�说我认识的人比较多，让我自己来搞养殖，当时也没说借也没说什么时候给回他，就说等我有钱了再给回他，更没约定利息，于是我就在我朋友的养殖场里承包了一排猪圈请人养猪，谁知也就是因为他给的这些钱让我在养殖业越投越多，我只是一名靠工资过日子的办事员，为了养殖场我就办了多张信用卡来维持运转。在2015年王志伟得知我再婚了，很生气，就多次在他给我的信用卡上做限额消费的小动作（详见原告提供的公证书0018.JPG）。我多次责问他什么意思，而他在2015年底竟然提出让我对这五万元支付高达3分多的利息，我不乐意但我当时也没五万元还他，所以就出现了他在微信中所说的我欠他十多万，我提出了以车抵债，王志伟在得知我今年有机会担任党委委员时，不依不饶的非要上法庭告我，利用我和他的聊天记录和银行转账记录把我告上法庭，试图阻止我�选，当时我爱人王军波先生为了我的名誉，就约对方到杨村法庭调解，我爱人愿意支付这高额的利息，并约定在11月份左右要是还不了就以车抵债，可原告还要我们支付他请的律师费，我爱人觉得他太得寸进尺了，于是调解不成功。在调解不成功的当晚，王志伟就发信息威胁我，说要拿着我与他的聊天记录到上级信访我（而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是不齐全的）并且打电话到我前夫的姐姐家去大肆宣传我欠他多少钱，已经把我告上法庭了，连她弟弟也一起告了，于是这件事在我前夫姐姐家成了一股风，到处都在传这件事，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扰，也让我年迈的父母成为人家的笑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王志伟对于我当年和现在没有选择他而对我进行名誉抵毁。我想请问法官：1、王志伟在给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后未判决的情况下有没有权力四处散布案情？2、王志伟有没有权力利用这些不完整的聊天记录到政府的信访部门去上访我？3、他打电话到我前夫家的行为和发短信威胁我要到上级部门信访是否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和人身权？
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2014年1月13日，被上诉人邓秋娣通过银行转让还款54000元给上诉人王志伟，其中20000元作为2012年9月20日借款的还款。
本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结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现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王志伟与被上诉人邓秋娣之间真实发生借款的具体数额；2、被上诉人王军波、朱天益应否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具体评述如下：
关于上诉人王志伟与被上诉人邓秋�之间真实发生借款的具体数额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诉人王志伟于2012年9月20日、2014年8月6日、2014年10月4日通过银行向被上诉人邓秋娣分别转账2万元、3.5万元、1.5万元，共计7万元；另外邓秋娣借用王志伟信用卡在2016年5月27日分四笔共计消费29900元。关于还款的事实，被上诉人邓秋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4年1月13日转账54000元给上诉人用于还款。结合该笔54000元的转账时间，本院认定其中的20000元是用于偿还之前2012年9月20日的20000元借款。至于2014年1月13日转账中的34000元应否认定为偿还本案借款的问题，邓邱娣主张是借给上诉人用于当事人信用卡的到期债务，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称信用卡在2012年后就一直由被上诉人使用、由被上诉人还款，之所以收取该34000元是因为之前上诉人另外拿了5万元现金给邓秋娣。对自己的主张，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直接证据加以证实。本院认为，2014年1月13日转账中的34000元用于偿还此后发生的2014年8月6日之后的借款，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符，对邓秋娣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故此，本院认定就本案借款而言，被上诉人邓秋娣仍欠上诉人王志伟79900元（3.5万元+1.5万元+29900元）未还。至于被上诉人邓秋娣称其中34000元是给上诉人作为信用卡还贷，在本案中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邓秋娣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如邓秋娣此后有其他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邓秋娣偿还104900元依据不足，本院仅支持其中有相应证据查实的79900元。
关于被上诉人王军波、朱天益应否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被上诉人朱天益与被上诉人邓秋娣于2013年4月9日解除婚姻关系，被上诉人王军波与被上诉人邓秋娣于2015年1月9日登记结婚。本案尚欠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6日至2016年5月27日时间段，即发生在朱天益与邓秋益婚姻关系解除之后，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朱天益对邓秋娣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至于此后借款中2016年5月27日发生的四笔刷卡消费29900元，发生在王军波与邓秋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为了妥当保护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兼顾对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保护，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首先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一方主张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邓秋娣、王军波均无举证证明该天发生的刷卡债务应属邓秋娣的个人债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29900元债务应认定属于邓秋娣、王军波的夫妻共同债务，有两人共同偿还。因此，王军波应对邓秋娣债务中的29900元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涉案借款没有约定具体还款日期，亦未约定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支持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给付利息至还清款之日止，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2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第二判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二、变更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2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判项为：被上诉人邓秋娣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王志伟偿还尚欠借款本金799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款日止）；
三、被上诉人王军波对邓秋娣上述债务中的2990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二审受理费2398元，由上诉人王志伟负担615元，由被上诉人邓秋娣负担1783元；王志伟多预交的1783元抵作邓秋娣应负担部分，待执行时由邓秋娣一并径付给王志伟。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莹
审判员 赖锦荣
审判员 邓耀辉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书记员黄美静
法法官助理雷彩霞
附：相关裁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