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9民终2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新权，男，197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万，建湖县建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仁驷，男，195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村民，住东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系高仁驷之子），1982年3月31日出生，汉族，村民，住东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新权因与被上诉人高仁驷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17）苏0981民初4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新权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被上诉人负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将与他人经营交易的货款计152712.7元向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显属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一审还将“录音”作为结合认定的证据同样是不公正的。二、一审认为，2015年2月17日双方结账欠239000元，此前“已结算的销货清单中却存在他人代为签收的情况”以及一审认为“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以此作为判决依据显然是严重的地方保护，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不知“他人代为签收”的人员是谁；2、是否到庭作证是为上诉人签收；3、这个“他人代为签收”的人，被上诉人应有依据，排除不是其本人经营交易人员；4、2015年7月17日之前的被上诉人提交的“他人”是否就是本案的“他人”。高仁驷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对其反驳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负有举证责任，但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录音证据，在法庭释明的期间内没有申请鉴定，是放弃举证权利，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综合原审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及原审被告当庭陈述，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高仁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孙新权支付高仁驷货款169200元及利息（以16920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仁驷向孙新权供应桥架，2015年2月17日，经双方结算，孙新权尚欠高仁驷桥架款239000元，并出具欠条一份，载明：“2015年合计桥架款下欠￥239000元整（贰拾叁玖仟元整）孙新权2015.2.17”。后高仁驷陆续供应桥架，孙新权陆续支付货款，双方的业务一直未予结算。高仁驷于2015年3月15日供应桥架价值40943元，并在编号为0034702的销货清单（即②）金额15198.40元下方加上①（即编号为0034701的销货清单）金额25744.90元，合计40943元（四舍五入），再加上2014年下欠239000元，等于279943元，吴宏军在0034701销货清单的左下角和0034702销货清单的累计金额左下方空白处签名；高仁驷于2015年4月2日供应桥架价值20337.80元，并在编号为0034703的销货清单右侧的金额20337.80下方以竖式计算方式加上279943元等于300281元（四舍五入），再减去40000元（已付货款），等于260281元，孙新权在该竖式计算左侧空白处签名；高仁驷于2015年4月16日供应桥架价值25955元，并在编号为0034707的销货清单（即③）金额129.40元下方以竖式计算方式加上①（即编号为0034705的销货清单）金额11673.30元，加上②（即编号为0034706的销货清单）金额14152.50元，合计25955元（四舍五入），再加上2015年4月2日的260281元，等于286236元，孙新权在该三张销货清单的右下角签名；高仁驷于2015年4月25日供应桥架价值28403.70元，并在编号为0034708的销货清单金额28403.70元下方以横式计算方式把该天的28403.70元加上4月16日的286236元等于314640元（四舍五入），孙新权在该横式计算的右下方空白处签名；高仁驷于2015年5月9日供应桥架价值29266.90元，并在编号为0034709的销货清单金额29266.90元的下一行以横式计算方式把该天的29267元（四舍五入）加上4月25日的314640元减去5月5日40000元（已付货款）等于303907元，孙新权在该销货清单的右下角签名；高仁驷于2015年5月15日供应桥架价值28511.50元，并在编号为0034714的销货清单（即②）金额1437.30元的下方以横式计算方式把①（即编号为0034713的销货清单）金额27074.20元加上②的金额1437.30元，再加上5月9日的303907元等于332419元（四舍五入），孙新权在该销货清单的右下角签名；高仁驷于2015年6月23日供应桥架价值38081.10元，并在编号为0034716的销货清单（即②）金额22869.20元的下方以横式计算方式把①（即编号为0034715的销货清单）金额15211.90元加上②的金额22869.20元再加上5月15日的332419元减去6月13日的68000元（已付货款）等于302500元（四舍五入），徐汉勇在该两张销货清单的左下角签名；高仁驷于2015年7月3日供应桥架价值46705元，并在编号为0034718的销货清单（即②）右侧金额4247元的下方以竖式计算方式加上①（即编号为0034717的销货清单）的金额42457.90元，合计46705元（四舍五入），再加上6月23日的302500元等于349205元，后减去8月25日的10000元（已付货款），徐汉勇在编号为0034717销货清单的右下角和0034718的销货清单的竖式下方空白处签名。孙新权在2015年农历年底给付货款70000元，2016年9月1日给付货款30000元，2016年农历年底给付货款70000元。自2015年2月17日至今，孙新权共计向高仁驷支付货款328000元。高仁驷提供的2016年5月13日与孙新权的通话录音中，当孙新权被问到现在总共欠高仁驷多少钱时，回答是“我知道，二十多万元”，在对方说是二十六万九时回答“嗯”、“二十多万元，有什么账我们都可以算的，这个没关系，不可能赖账的，这是实话”，并多次称“总共多少钱，我们都是有账的，你说我欠你一百万就一百万……”,当提及徐汉勇的两笔账时，称“前面二十七万，还有两笔没给你钱啊…都说了二十七万了，你还要说多少万…什么意思，想算账吗…我没有签字……你想起来一笔是一笔，不要乱来”。高仁驷陈述吴宏军和徐汉勇均系孙新权雇佣取货的驾驶员，孙新权称不认识吴宏军和徐汉勇，也从未委托过其他人代收货物。高仁驷提供2015年2月17日之前与孙新权的交易销货清单一本，其中有他人代为签收货物和与本案所涉销货清单的记账方式相似的记载。经高仁驷催要后，孙新权未能给付尚欠货款，故高仁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高仁驷与孙新权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孙新权在收到高仁驷交付的货物后，负有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新权所欠高仁驷货款数额的确定问题。首先，孙新权对双方结账的239000元和其本人签字的八张销货清单上的132475.10无异议，合计为371475.1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孙新权虽对吴宏军和徐汉勇签字的计六张销货清单合计125729.30元不予认可，并称从未委托其他人代为签收，但双方之前已结算的销货清单中却存在他人代为签收的情况。并且双方一致认可孙新权自2015年2月17日至今共计给付货物328000元，除2016年9月1日和农历年底分别给付30000元和70000元外，其余228000元均在2016年上半年之前已给付，再结合2016年5月13日的通话录音开始部分，孙新权被问及还差高仁驷多少钱时，其回答是二十几万元，对提到的尚欠货款数额269000元和徐汉勇签字的两期货物也未予以否认；再次，孙新权先是称双方系合伙经营关系，双方没有进行结账、对账，双方还未散伙，2015年4月16日双方合伙的账目已经结算，在此后合伙账目没有核对和结算，又称是买卖合同关系，并分别于农历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底对账。先称桥架需要按照具体的尺寸生产，又称向高仁驷购买的桥架是常规、简单产品。先称双方先对账后付款，2016年底对账时欠高仁驷四万多元，又称2016年年底给付货款70000元。在通话录音中称双方都是有账的，但在庭审中拒不承认自己有记账，均以高仁驷的记账为准。综上，孙新权的陈述前后相互矛盾，且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经一审法院多次告知释明，拒不提交证据，其主张无法采信，高仁驷提供的证据和陈述的内容对其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可以认定双方自2015年2月17日至今的货款（含欠条所载的239000）总额为497204.40元，减去已付的328000元外，孙新权尚欠高仁驷货款为169204.4元，故对高仁驷要求孙新权支付1692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孙新权辩称桥架存在质量问题等，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高仁驷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此辩解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孙新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高仁驷支付货款169200元及利息（以169200元为本金，自2017年8月2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3685元，保全费1370元，合计5055元，由孙新权负担。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汉勇和吴宏军是否受孙新权委托前往高仁驷处提货，孙新权对此应否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本院认为：高仁驷与孙新权之间买卖合同中，对2015年2月17日结账时孙新权下欠高仁驷货款239000元以及结账后销货清单有孙新权签名确认的部分，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对吴宏军和徐汉勇前往高仁驷处提货的行为，孙新权以不知“他人代为签收”的人员是谁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高仁驷与孙新权常年保持买卖合同关系，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交易习惯，除了孙新权随车提货外，在与高仁驷就桥架尺寸确定后也存在委托驾驶人员代为提货的事实。况且，高仁驷在通过电话向孙新权主张权利时，孙新权对欠款事实亦未否认。仅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又提供不出证据加之证明，故孙新权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3685元，由孙新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维群审判员  胥 霞审判员  钟红梅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徐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