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28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淑玲，女，197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鹭华，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丹阳，女，196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志、王楚，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福建省泉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内厝村。
法定代表人：曾水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胜，员工。
原审第三人：厦门百信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46号11B室、11C室。
法定代表人郑振兴，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郑振兴，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ＸＸ里*号***室。
以上两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志、王楚，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淑玲因与被上诉人陈丹阳、原审第三人泉南公司（以下简称泉南公司）、厦门百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信公司）、郑振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9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淑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吕淑玲转给陈丹阳的二笔款项，系代泉南公司履行还款义务，陈丹阳代百信公司收款，缺乏依据，明显与事实不符。1、百信公司在本案中关于讼争款项系代泉南公司偿还的借款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以及在案的陈述存在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不足以成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另案民间借贷生效判决载明：由于泉南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授权吕淑玲汇款，百信公司指定收款人陈丹阳收款，吕淑玲没有出庭接受质询，百信公司又不予认可。因此，以上款项不仅不能认定为泉南公司向百信公司无论是还款保证书之前还是之后的还款，也不能因此推翻付款之后双方所进行的结算。该认定关于“百信公司不予认可”的表述，无从推定一审判决解读的因泉南公司存在证据的瑕疵，百信公司的“不予认可”仅限于对瑕疵证据本身的不予认可，相反，泉南公司既然通过举证的方式主张了百信公司存在指定陈丹阳收款的事实，百信公司表示不予认可当然包含对泉南公司主张的该事实的否认。在前述民间借贷案件的生效判决中百信公司的答辩意见明确表示，吕淑玲向陈丹阳转款，是案外人与案外人的关系，没有到庭接受质证，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存在代收款和代付款，表明百信公司自认本案项下的转款是案外人之间的关系，与其和泉南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不存在关联。该自认与前述百信公司对泉南公司主张百信公司指定陈丹阳收款的事实不予认可的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百信公司在该民间借贷案件中已明确主张且自认本案项下的转款不是泉南公司委托吕淑玲代为偿还该民间借贷的借款，百信公司也没有委托陈丹阳代收款项，且该转款事实与该民间借贷之间的法律关系无关。由此可见，百信公司既在另案民间借贷案件中主张本案项下的转款与其和泉南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没有关联，又在本案中改称本案项下的款项系吕淑玲代泉南公司还给百信公司的借款，不仅存在明显矛盾，且违反民事诉讼中禁止反言的原则，也与民事诉讼应遵循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2、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认定的规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吕淑玲转给陈丹阳的二笔款项性质为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之间民间借贷关系项下的还款，陈丹阳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百信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收关系。一审判决仅依据百信公司在本案中对陈丹阳还款代收人的身份无异议的单方陈述，即认定陈丹阳与百信公司存在委托代收关系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5条关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本案百信公司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单方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证据认定规定。
二、本案讼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陈丹阳对其取得的款项本息负有返还责任。吕淑玲主张的不当得利属于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的不当得利。虽然泉南公司曾委托吕淑玲代为转款给其自认为的代收人陈丹阳，但鉴于百信公司在另案民间借贷案件中已明确不认可其委托陈丹阳代收款项的事实，且在答辩中明确本案项下的转款系案外人关系，即与泉南公司、百信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无关。本案不存在百信公司委托陈丹阳收款的事实，陈丹阳接受吕淑玲的款项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显属不当得利，应依法返还给吕淑玲。
陈丹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吕淑玲所称的关于民间借贷案件中百信公司的答辩意见，实际并不是答辩意见，而是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当时做出这个质证意见并不像吕淑玲所述是反言。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泉南公司提供本案的转账凭证是为了推翻双方结算的尚欠1442万元这个金额，所以百信公司对此作出的简单质证意见。且泉南公司的举证是有瑕疵的，另案中有瑕疵的举证不能到本案中变成证据优势。关于代收款和代付款关系问题，吕淑玲一审起诉时直接表明了泉南公司的身份和款项的走向，认可讼争款项是替泉南公司还款，可以证明是代收款和代付款的关系。
泉南公司陈述，讼争款项不是吕淑玲为其向百信公司偿还的借款，陈丹阳应依法归还讼争款项。泉南公司因与百信公司债权债务发生纠纷。泉南公司因资金状况较为紧张，口头要求吕淑玲帮忙，吕淑玲出于与泉南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亲戚关系，主动用自己的个人款项为泉南公司向百信公司偿还债务。自汇款至今，泉南公司均未与吕淑玲约定讼争款项的性质、后续处理问题等事宜。由于泉南公司资金情况一直较为紧张，吕淑玲鉴于亲戚关系，表示待泉南公司资金情况好转后再议，一直未与泉南公司协商讼争款项如何处理。百信公司与泉南公司最终因债权债务纠纷诉至法院，根据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讼争款项不属于吕淑玲为泉南公司向百信公司偿还的借款。既然吕淑玲的转款不构成代为还款，那么泉南公司也未受益，无需也无义务偿还该笔款项，讼争款项的处理权利应属于吕淑玲。吕淑玲应依法向实际受益人陈丹阳追索上述款项，泉南公司同意支持吕淑玲的诉求。
百信公司、郑振兴陈述，没有新的意见，以其一审的陈述意见为准。
吕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丹阳返还不当得利款89.76万元及利息（其中59.76万元的利息从2011年8月3日起算，30万元的利息从2011年10月3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吕淑玲系泉南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水獭的妻子。陈丹阳系百信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振兴的妻子。
2011年8月3日，吕淑玲通过网上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陈丹阳597600元。2011年10月31日，吕淑玲通过网上银行支付给陈丹阳300000元。
百信公司于2013年诉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泉南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442万元及利息等。2013年12月23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泉民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了百信公司的全部诉求。泉南公司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4月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3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审法院的审理中，均将该案借款本金是1000万元还是1442万元作为事实部分争议焦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345号民事判决对该争议焦点的认定为：2012年11月6日，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签订了《还款保证书》，载明：截止2012年5月31日，泉南公司尚欠百信公司借款本金1442万元，利息算至2012年10月31日止共计129.78万元（月息1.8%），合计1571.78万元，现泉南公司保证在2012年12月31日前还清该款，即日起终止执行2012年6月2日双方签订的《债务处理协议书》及特别声明。该《还款保证书》系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对2012年11月6日之前借款的结算；此外，二审庭审中泉南公司提供吕淑玲的书面证言，证明泉南公司两次转给百信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陈丹阳两笔款项共计89.76万元，但泉南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授权吕淑玲汇款，以及百信公司指定陈丹阳收款，且吕淑玲也未出庭接受质询，百信公司又不予认可，且汇款行为发生于《还款保证书》之前，因此，吕淑玲汇给陈丹阳的款项不仅不能认定为泉南公司向百信公司无论是《还款保证书》之前还是之后的还款，也不能以此推翻付款之后双方所进行的结算。据此，认定泉南公司尚欠百信公司借款本金1442万元。泉南公司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泉南公司主张案外人吕淑玲向陈丹阳支付的89.76万元，属于泉南公司向厦门百信实业公司支付的借款利息，但其在原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曾授权吕淑玲汇款，百信公司曾指定收款人陈丹阳收款，吕淑玲与陈丹阳又非该案当事人，亦未出庭作证，百信公司又不予认可，因此，泉南公司有关该项支付系其向百信公司支付利息的再审理由亦不成立，最后，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泉南公司的再审申请。
泉南公司曾于2010年、2011年向郑振兴借款1000万元，泉南公司已于2010年、2011年已还清相应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吕淑玲称其当初转给陈丹阳的该两笔款项是用于泉南公司偿还百信公司的借款，后由于在百信公司与泉南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经两审终审认定吕淑玲转给陈丹阳的该两笔款项与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的债权债务无关，不属于泉南公司向百信公司的还款，由此认为陈丹阳取得吕淑玲转付的两笔款项属不当得利。由此可见，吕淑玲所主张系给付不当得利，是属于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的给付不当得利，即在给付时确有法律上的原因，但其后该原因不复存在。该类不当得利包括因合同解除产生的不当得利和其他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的给付不当得利。据本案所查明之事实，在百信公司与泉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泉南公司辩称吕淑玲代其将本案讼争之两笔款给陈丹阳时，其目的是代还款给厦门百信实业公司，而陈丹阳也是代百信公司收取还款。因此，该两笔款项在吕淑玲、陈丹阳之间的流转实则是对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的履行，不过是体现为代付款及代收款的形式。泉南公司在其与百信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中虽举示了该两笔款的转账记录及吕淑玲的书面证言，但因未进一步提供吕淑玲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百信公司据此认为泉南公司的证据存在瑕疵而从证据的角度不予认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百信公司与泉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的终审判决中对该两笔转款的认定也是从泉南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存在瑕疵，百信公司又不予认可，且该两笔款项发生时间在泉南公司出具《还款保证书》之前，故而认定该两笔款项“不仅不能认定为泉南公司向百信公司无论是《还款保证书》之前还是之后的还款，也不能以此推翻付款之后双方所进行的结算。”从终审判决的上述认定中可以解读如下信息：泉南公司关于其辩称该两笔款项系返还百信公司借款的证据存在瑕疵，即无证据证明泉南公司授权吕淑玲汇款，百信公司指定陈丹阳收款，吕淑玲在借贷纠纷中也未出庭接受质询，当然百信公司也未予认可；此外，吕淑玲、陈丹阳的该两笔转款发生于泉南公司出具《还款保证书》之前，而《还款保证书》已被终审判决认定为系对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2012年11月6日之前借款的结算，因此，即使吕淑玲、陈丹阳的转款行为系代泉南公司返还百信公司借款的行为，也因该转款发生于最终结算之前，可以推定为已包含于《还款保证书》的结算中。综上，在本案审理中，吕淑玲、陈丹阳作为讼争两笔转款的当事人，明确了各自的代付款与代收款的身份，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无异议，但百信公司还表示该两笔转款虽是代泉南公司还给百信公司的借款，但已包含于泉南公司出具给百信公司的《还款保证书》中。吕淑玲、陈丹阳及泉南公司、百信公司在本案中的意思表示，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的生效判决认定意见并无冲突，即吕淑玲转给陈丹阳的两笔款项确系泉南公司偿还百信公司的借款，但已包含于2012年11月6日泉南公司出具给百信公司的最终结算《还款保证书》中，该两笔转款不能抵扣《还款保证书》项下的借款。因此，从吕淑玲所主张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来考量，吕淑玲转给陈丹阳的两笔款项是基于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吕淑玲代泉南公司付款的法律原因是代泉南公司履行还款义务，陈丹阳收款也是基于代收还款的法律原因；只是该两笔款项已经经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于2012年6月2日结算后，由泉南公司出具《还款保证书》予以结算。（2014）闽民终字第345号民事判决并未使上述付款及收款原因归于消灭。因此，吕淑玲转给陈丹阳两笔款项共计89.76万元存在法律上的原因，并不属于不当得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吕淑玲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吕淑玲陈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表述“曾凤玲、曾文超、吕淑玲向陈丹阳的转款，是案外人与案外人的关系，且没有到庭接受质证，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代收款和代付款”，该部分表述是百信公司在答辩部分的陈述。陈丹阳、百信公司、郑振兴认为上述表述是百信公司针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和说明。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吕淑玲陈述其汇给陈丹阳的89.76万元是用于代泉南公司偿还向百信公司的借款，因百信公司与泉南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经生效判决确认其转给陈丹阳的89.76万元不属于泉南公司向百信公司的还款，据此主张陈丹阳取得89.76万元没有合法依据。根据吕淑玲的上述陈述，吕淑玲系接受泉南公司的委托汇给陈丹阳89.76万元，泉南公司在本案一审中也已确认吕淑玲汇给陈丹阳的89.76万元系代其向百信公司偿还所借的款项，故吕淑玲转款时并不存在对收款人、金额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形，而是基于泉南公司的委托履行对百信公司的还款义务而向陈丹阳汇款。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生效的（2014）闽民终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中，根据该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认为吕淑玲汇给陈丹阳的89.76万元不能推翻汇款之后百信公司与泉南公司所进行的结算，《还款保证书》系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对2012年11月6日之前借款的结算和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据此认定泉南公司尚欠百信公司借款本金1442万元。可见在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生效判决系依据泉南公司出具的《还款保证书》认定泉南公司尚未偿还给百信公司的借款本金数额为1442万元，同时还认定吕淑玲在《还款保证书》出具之前汇给陈丹阳的89.76万元不能推翻此后泉南公司与百信公司结算形成的《还款保证书》。现吕淑玲主张百信公司与泉南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经生效判决确认其转给陈丹阳的89.76万元不属于泉南公司向百信公司的还款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吕淑玲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陈丹阳取得89.76万元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以不当得利为由向陈丹阳主张返还讼争款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76元，由吕淑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
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代书 记员 陈荔云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