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民终34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1，男，194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慧英，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薇，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3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6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2，女，197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常曈，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胜红，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方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6）闽0111民初4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陈某1、陈某2、方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某1、陈某2、方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陈某1、陈某2、方某2享有本案的继承权，系认定事实错误。陈某1、陈某2、方某2所谓继承讼争房的权利来源于方某3，但方某3与被继承人郑依妹无任何法律关系，故陈某1、陈某2、方某2并非本案的继承人，无权分得任何财产。郑依妹仅育有一子一女，大姐为詹某，遗腹子为方某1。方某3实为郑依妹胞妹的女儿,未与郑依妹形成养母女关系。因郑依妹的丈夫方有冰去世很早，郑依妹难以抚养两个亲生孩子，便将詹某送养给他人，故郑依妹不可能有能力收养方某3。从客观事实上看，当年方某3的父母出国南洋，留下方某3，时常汇生活费给方某3，还给其买过自行车，双方之间常有联络，从未断绝父母子女的关系。而方某1一家与方某3仅是普通亲戚，因当时流行大锅饭，故两家才在一起共食。但方某3有自己的住处，饭后就回家，生活上无过多交际，未形成收养关系。后方某1因读书、工作，将户口迁到外地，虽未与郑依妹共同生活，但在经济上，方某1独立承担了郑依妹的全部费用，且当时郑依妹身体健康，无需他人照顾。时至郑依妹身体欠佳时，方某1一家已回到福州生活，早已将郑依妹接来团聚、生活，直至1998年12月5日郑依妹在方某1家中过世。郑依妹生病期间，方某1的胞姐詹某守在病床边悉心照顾，但方某3一家从未来看望过。而且陈某1、陈某2、方某2所谓在方某1不在福州期间，其一家照顾郑依妹也不是事实，相反其一家利用郑依妹是文盲，处心积虑占有郑依妹的房产，将郑依妹的天井擅自搭建，至今仍占为已有。一审中陈某1、陈某2、方某2提供的证人所称方某3曾照顾郑依妹并不客观，证人与方某3均属亲友，双方具有利害关系，证人存在偏袒方某3的可能，而且郑依妹曾照顾过方某3，后方某3适当照顾姨妈兼邻居的郑依妹，也是人之常情，不能说明双方之间形成了母女关系。同时，方某1本可找到诸多证人来证实方某3与郑依妹之间未形成收养关系，但因证人怕得罪陈某1、陈某2、方某2一方，招来报复，故最终未出庭作证。二、一审以福州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于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认定方某3系郑依妹的养女，该证据与事实不符，不应采信。本案应当采信方某1提供的亲属登记表及公证书，以排除方某3的养女身份。（一）新店派出所证明并不客观真实。该证明是基于《常住人口登记表》作出，而1964年时值人口大普查，制度混乱。从两份证据的内容可知该人口关系明显有误，方某1身为郑依妹之子却没有任何记录，而方某3为郑依妹胞妹的女儿，为方某1的表姐，却被登记为“长女”。而且郑依妹当时所住房产为黄铺13号，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出具的郑依妹《死亡户口注销单》上的住址也为“鼓楼区黄铺13号”，但新店派出所却在《证明》上载明郑依妹的原住址为黄埔12号，明显与事实不符。（二）方某1在一审中提供了1968年、1982年、1991年的亲属登记（载于方某1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业务、技术骨干人员登记表、干部登记表中），该证据年代久远，证据真实、合法，客观反映当时方某1一家的亲属关系，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实属不公。（三）2000年9月10日福州市晋安区公证处作出的（2000）榕晋证字第514号《继承权公证书》，能证明方某3非郑依妹的养女。该公证书载明：“郑依妹与其夫方有冰生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育一子一女即子方某1，女：詹某……上述房产中郑依妹的产权份额由方某1继承。”在该公证书作出之时，方某3未去世，如果方某3系郑依妹的养女，公证处在进行调查时，应当对此进行查证，然而公证处经过调查核实，确认郑依妹的子女为方某1及詹某，进一步印证方某3非郑依妹的养女。三、一审在追加詹某为共同被告后，却未列明其被告的身份地位，显然违反程序，也损害了詹某作为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在得知詹某系郑依妹的亲生女儿后，曾于2017年1月18日通知方某1及詹某到法庭制作笔录，方某1及詹某均表态同意追加詹某为共同被告。法庭也通知詹某于2017年2月17日开庭。开庭当日，詹某虽未到庭，但法院仍应确认詹某为共同被告，对其缺席判决，而不是完全忽视其共同被告的身份。虽然方某1当庭表态不追加詹某为共同被告，但一审法院早已依职权追加詹某为共同被告，方某1也无权替詹某决定是否作为共同被告。詹某早年被送养，但早在1957年便被认养回来，且多年来一直悉心照料郑依妹，完全尽到了女儿应尽的义务，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忽略早已追加成共同被告的詹某，未认定詹某系郑依妹女儿及未确认詹某系本案继承人，显然有违客观事实。
陈某1、陈某2、方某2辩称，一、方某3是郑依妹的长女，有权继承郑依妹的财产。方某3去世时，郑依妹的财产尚未分割，陈某1、陈某2、方某2作为方某3的继承人，有权转继承郑依妹的财产。方某1认为方某3和郑依妹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完全违背客观事实。方某3的生母系郑依妹的胞妹，方某3出生不久生父去世，其生母将方某3送给郑依妹夫妇抚养后就去了南洋，未曾留下房子给方某3，当时方某3随郑依妹夫妇在方家老宅（黄铺53号）共同生活。1940年代初，郑依妹怀方某1期间，方某3的养父方有冰去世。之后方某1因读书原因将户口迁出，并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方某3招陈某1为上门女婿，子女都姓方。1960年代，郑依妹盖了黄铺12号（现门牌号为××，即讼争房屋），郑依妹和方某3一家从方家老宅搬入黄铺12号共同生活。1992年方某1调回福州时，郑依妹已80岁高龄。1998年郑依妹去世时，方某3以女儿身份披麻戴孝。一审庭审中，证人方某4、方某5、郑某（系方某3和方某1的堂兄弟和表妹）出庭证明郑依妹和方某3是母女关系。义井村村委会亦出具情况说明，证明方某1长期在外地求学工作，郑依妹的生活起居都由长女方某3一家照顾。新店派出所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证实郑依妹和方某3系母女关系，该证明内容和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的信息一致。在1991年的福州市郊区农业人口粮油供应证上，郑依妹和方某3及陈某1、陈某2、方某2也是作为一家人登记。因方某3在上世纪30年代被郑依妹收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2年才实施，当时不可能对收养行为进行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的规定，完全可以认定郑依妹和方某3存在收养关系。二、新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和《常住人口登记表》均能证实方某3系郑依妹的养女，而方某1提供的亲属关系登记表和《继承权公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方某1至今未能提供证据推翻派出所的证明，因此，一审将该证明作为定案依据，是完全正确的。而方某1提供的亲属登记表是其单方填写的，不能作为认定身份关系的证据。所谓的《继承权公证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无效法律文书。三、一审法院未追加詹某为被告，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方某1提供的《继承权公证书》上明确詹某自小被收养，郑依妹的继承人只有方某1一人，但方某1的上诉状中又提到1957年就已将詹某认回。既然方某1认为詹某是郑依妹的继承人，则《继承权公证书》上又未体现詹某的继承权，说明《继承权公证书》是违法作出的，方某1的陈述也不可信。方某1已在一审庭审中表态不追加詹某为被告，而詹某已经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其对郑依妹的遗产没有继承权，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一审未追加其为被告不存在程序违法。
陈某1、陈某2、方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陈某1、陈某2、方某2系郑依妹的继承人；二、确认陈某1、陈某2、方某2享有被继承人郑依妹位于福州市晋安区××义井村××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三、确认陈某1、陈某2、方某2享有原郑依妹名下位于福州市晋安区××义井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二分之一权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部分，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关于陈某1、陈某2、方某2、詹某是否是被继承人郑依妹的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福州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于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表明方某3是郑依妹的长女，陈某2是郑依妹的外孙，方某2是郑依妹的外孙女。方某1未能就福州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内容提供相反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依照福州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内容认定身份关系。郑依妹于1998年死亡。方某3于2008年死亡。方某6于2011年6月23日死亡。方某3继承郑依妹的遗产部分依法由陈某1、陈某2、方某2转继承。方某1是郑依妹的儿子，依法享有继承权。方某1未能举证证明詹某的身份信息，故其辩称詹某应列为本案继承人，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的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被继承人郑依妹的遗产由方某3以及方某1继承。方某3死亡后，从被继承人郑依妹继承的遗产中属于方某3遗产的部分由方某3的继承人陈某1、陈某2、方某2转继承。
坐落在福州市晋安区××义井村××房产的征收安置权益系郑依妹遗产。2016年9月10日，方某1代郑依妹与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福州市鼓楼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补偿金额为1518478元，安置情况为福飞路改造工程安置房二期一区对接105平方米房产一套以及退还的现金271078元。前述征收安置权益应由陈某1、陈某2、方某2继承所有二分之一；由方某1继承所有二分之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位于福州市晋安区××义井村××房产的征收安置权益由原告陈某1、陈某2、方某2享有权益二分之一份额，由被告方某1享有权益二分之一份额。
二审中，方某1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新店派出所于2017年6月2日出具的证明（经查对1980年至1986年的户口底册后出具），在该份证明中方某6和陈某2的身份分别表述为郑依妹的外甥孙和外甥。方某1提出，陈某1、陈某2、方某2提交的新店派出所于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显示方某6和陈某2均为郑依妹的外孙，说明派出所证明相互矛盾。方某2是方某3的养女，但在该份证明和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里都写成郑依妹的养女。陈某1是方某3的丈夫，但在该份证明和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里亲属关系一栏都是空着，也能侧面印证方某3不是养女。2.华大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体现方某1、陈某1都曾挂户在案外人户口中，证明当时挂户具有随意性，不能因挂户产生继承关系。方某3一家虽然挂户在郑依妹名下，但方某3不具有继承权。陈某1、陈某2、方某2质证称，1.方某1提供的新店派出所证明写明郑依妹和方某3系母女关系，和新店派出所2016年9月19日出具的证明是一致的。关于陈某1的亲属关系登记，因为陈某1是婚招入户，可能派出所的形式登记没有那么详细。2.方某1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和本案无关。综上，方某1提供的两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也不能证明郑依妹和方某3不是母女关系。陈某1、陈某2、方某2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户主为方某3和陈某2（住址均为鼓楼区黄铺13号）的户口簿两本，证明陈某1是方某3的配偶，方某3长子为方某6（已去世），次子为陈某2（已分户）。2.村委会证明，证明方某3与配偶陈某1生育方某6、陈某2，并收养一女方某2。3.五凤派出所出具的方某2亲属关系证明，证明方某2曾与郑依妹登记在同一户内，亲属关系为：户主郑依妹，长女方某3，孙女方某2。方某1质证称，1.对两本户口簿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方某3等人落户在黄铺13号并非郑依妹真实意思表示，系方某3一家利用亲戚、邻居关系错误落户。2.对村委会证明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关于亲属关系，村委会证明不具有公信力，且与本案无关联。3.五凤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与新店派出所的证明相矛盾，关于方某2到底是养女还是孙女，不同证明存在重大矛盾，说明两份证明均不客观，能推论出方某3并非郑依妹养女。本院认为，新店派出所于2017年6月2日出具的证明、户主为方某3和陈某2的户口簿、五凤派出所出具的方某2亲属关系证明都是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或出具的材料，予以采纳。从本案关于身份关系的各种证据材料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综合分析，方某3为郑依妹的长女，陈某1为方某3的配偶，方某6、陈某2为方某3、陈某1的儿子，方某2为方某3、陈某1的养女。至于某些证明和《常住人口登记表》上出现的陈某1和郑依妹的关系留空未填写、方某6、陈某2为郑依妹的外甥孙、外甥、方某2为郑依妹的养女的情况，应为登记时的瑕疵。方某1提供华大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旨在证明挂户的随意性，与本案无关，且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采纳。陈某1、陈某2、方某2提供的村委会证明因村委会并非证明户籍亲属关系的有权机关，不具有证明效力，不予采纳。
关于一审认定的事实，方某1提出一审连基本的事实和人物关系都未认定，陈某1、陈某2、方某2不持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实际上已认定了部分事实，但对于人物身份关系的表述不明确。本院经查明认定如下：被继承人郑依妹于1998年死亡，其配偶方有冰于1944年死亡，其母亲于解放前死亡，其父亲于1958年死亡。郑依妹与方有冰生育儿子方某1和女儿詹某，并收养一女方某3。詹某自小被詹姓夫妇收养。方某3于2008年12月2日死亡。方某3与配偶陈某1生育二子方某6和陈某2，并收养一女方某2。方某6于2011年6月23日死亡。关于方某1代表郑依妹就郑依妹的遗产福州市晋安区××义井村××房产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明，一审已予认定，且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继承人郑依妹和方某3是否存在法律上的母女关系。认定身份关系，原则上应以公安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为依据。新店派出所的两份证明（一份由陈某1、陈某2、方某2提供，一份由方某1提供）和作为户籍底册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上记载的人物关系虽然在填写上存在瑕疵，但对于方某3和郑依妹（户主）的关系为“长女”的记载是始终一致的，可以证实郑依妹和方某3之间存在母女关系。证人方某4、郑某、方某5（系方某3、方某1的亲戚，与方某3、方某1亲疏关系相近）在庭审中均陈述方某3系被郑依妹收养，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义井村委会出具证明称因方某1长期在外地求学和工作，郑依妹的生活起居系由长女方某3一家照顾，上述证据材料也可以作为郑依妹和方某3母女关系的辅证。方某1提供的亲属登记表系其自己填写，不能作为认定身份关系的依据。关于《继承权公证书》，因现已出现足以推翻该公证书记载的相关事实的证据，故该公证书关于郑依妹仅有一子一女（女儿后来被他人收养）的记载亦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关于方某1提出的一审法院在追加詹某为共同被告后，却未列明詹某的被告身份，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经查，一审法院在该问题的处理上确有不妥，但詹某自小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已丧失继承亲生父母遗产的权利，故詹某对于郑依妹的遗产无继承权，未列为被告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方某3、方某1作为郑依妹的子女，对郑依妹的遗产即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义井村××房产的征收安置权益各享有二分之一的权利。因方某3在遗产分割前死亡，其享有的遗产份额转移给其合法继承人即陈某1、陈某2、方某2。综上所述，上诉人方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上诉人方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守霖
审 判 员 俞贤忠
审 判 员 杨淑艳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 青
书 记 员 唐巧灵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