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03民初976号原告：赵超荣,又名赵海富，男，1959年10月xx日出生，香港居民，现住江门市新会区。原告：曾东女,女，汉族，1961年8月xx日出生，住江门市新会区。原告：黄励,女,汉族，1962年12月xx日出生，住江门市，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东海，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苏志鹏，北京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励的委托期间至2017年8月10日止）黄励委托代理人谭天俊，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自2017年8月10日起）被告：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建设路49号之一（嘉华大厦）第六层A-C4-7轴右边第一室。法定代表人：彭涛。被告：梁远武，男，汉族，1969年2月xx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伟亮，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泉，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诉被告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万商公司）、梁远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7月24日、同年8月11日、同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东海到庭，两被告无到庭；第二次和第三次开庭，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东海和原告黄励的委托代理人谭天俊，以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伟亮、陈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2016年2月8日原告赵超荣作为还款人签署的《还款计划书》及原告曾东女、黄励作为保证人所签署的《保证书》；原告赵超荣作为担保人签署的《担保书》；原告赵超荣、曾东女作为担保人签署的《担保书》；2.被告万商公司和被告梁远武向原告赵超荣返还人民币100万元；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赵超荣原为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两单位为国营企业，下统称为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因两被执行人的上级机构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局当时按政策规定，于2003年初需遣散所有下属企业人员，原告赵超荣也因此在经过对2002年12月31日之前作离任审计后，于2003年4月28日经批准离职。而两被执行人也移交由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下属的基业公司接管，其资产及负债均由基业公司负责处理。原告赵超荣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两被执行人的员工，也丧失了两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的资格，更无权去处置两被执行人的资产和负债。况且两被执行人所涉及的两个执行案件亦早在2003年江门市中级法院就以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裁定案件终结执行（执行案号：【（2003）江中法执字第275、278号】）。原告赵超荣由始至终都并非是该两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016年1月27日，被告万商公司竟然捏造事实以有新的财产线索为由，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将作为案外人的原告赵超荣拘留，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6）粤07执恢1、2号《拘留决定书》、《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下午，原告赵超荣在毫不知情下，被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的数名配枪民警从新会户籍地址押至新城派出所，原告赵超荣由于第一次遇到被拘押的情况，当时心里非常害怕，脑子一片空白。被数名配枪民警押至新城派出所后，原告赵超荣并没看见有执行法院的相关人员在场，派出所民警也没有依规定第一时间将原告赵超荣移交给法院处理，而是第一时间通知被告万商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梁远武及其律师关锦华到场。被告梁远武及其律师到场后，串同新城派出所相关人员利用执行法院未查清事实而发出的上述《拘留决定书》和《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对原告赵超荣进行非法扣押，使其失去人身自由，并不断以原告赵超荣如愿代为两被执行人偿还欠款就可以不拘留，如不就范就则不但拘留，还将转为刑事坐牢，让原告赵超荣下半辈在监狱度过等来恐吓、胁迫原告赵超荣。派出所的相关人员亦不断对原告赵超荣施压，称如不就范马上移交法院实施拘留。他们的上述恐吓、胁迫行为，都是为了达到迫使原告赵超荣“自愿”代为无偿还能力的两被执行人偿还债务的非法目的。原告赵超荣在经过长达3个多小时的被恐吓、胁迫后，当时已经觉得身心疲惫及内心十分恐惧，无耐只好初步口头答应被告梁远武的无理要求。被告梁远武在得到原告赵超荣的该初步口头承诺后才以其手机通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员（并非由派出所人员通知）到场。被告梁远武之后继续进一步威胁要求原告赵超荣签署承诺代为两被执行人还款的相关文书，同时还强迫原告赵超荣的女儿（后因原告赵超荣的女儿不同意签字而未果）及妻子原告曾东女、朋友原告三签署相关还款担保文书，威胁称若不签署原告赵超荣不能回家过年。最终，三原告在无法抵御多方的胁迫、在内心极其恐惧、且为了让原告赵超荣能在年初一免受被关押之苦并可以回家团圆、别无他选的情况下，无奈签署了涉案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及《担保书》给被告万商公司，最终在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人员作见证签字后才让原告赵超荣离开。但原告赵超荣由始至终都未见两被执行人及其上级机构的人员到场，且派出所人员、被告万商公司、梁远武及法院执行人员也从没有就两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询问过原告赵超荣，整个过程令原告赵超荣失去人身自由长达超过七个小时之久。原告赵超荣在大年初一遭受了如此惨痛的侵害后，一直心有余悸，虽然签署的三份文件是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应是无效的，但原告赵超荣还是害怕如不按照两被告的要求先行在2016年2月9日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可能还会遭受更加严重的不法侵害，再次失去人身自由。但原告赵超荣当时实在无法承担该100万元，在无奈的情况下原告赵超荣只好向河北的朋友李喆提出借款100万元，并于2016年2月9日通过李喆名下的银行账户（62×××76）向被告梁远武名下的个人账户（62×××02）转账人民币100万元，以拖延时间等春节假期过后向有关部门进行控诉。三原告认为，涉案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及《担保书》，是三原告在遭受恐吓、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虽然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员做签名见证，但这都并非是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如前所述，原告赵超荣在遭受如此限制人身自由、胁迫的情况下若不签署涉案还款计划及担保等文书能全身而退吗？若不是遭受胁迫情况下会在远超出其自身经济承受能力下“自愿”代为已离职十多年的国营公司向素不相识的被告签署还款文书吗？显然不会！原告曾东女、黄励也是一样，若非因原告赵超荣在大年初一遭受非常胁迫，甚至会被关押的情况下，她们会“自愿”签署这样一份可能会令她们倾家荡产都无法承受的担保吗？显然亦不会！特别是在没有经得两被执行人（即主债务人）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下，原告赵超荣也没有权力单方决定代为两被执行人偿还欠款，并且三原告出具的涉案《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及《担保书》的行为并不属于执行担保，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粤07执恢1、2号执行裁定书和2016年6月8日作出的（2016）粤07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11月10日作出了（2016）粤执复176号执行裁定书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定。此外，被告万商公司还蓄意捏造原告赵超荣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而进行刑事自诉，被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刑初258号刑事判决书及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7刑终391号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三原告签署涉案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及《担保书》是在经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并非系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还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三原告于2016年2月8日所签署的涉案《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及《担保书》应依法撤销；被告梁远武所已收取原告赵超荣的人民币100万元应予返还。此外，新城派出所于2016年2月8日对赵超荣的查控违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车辆问题的若干规定》。《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及《担保书》对三原告显失公平，被告胁迫原告签署50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更有欺诈行为。综上，两被告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三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特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判如所请。三原告在诉讼期间提供以下证据：1、《还款计划书》及《保证书》；2、原告赵超荣作为担保人签署的《担保书》；3、原告赵超荣、曾东女作为担保人签署的《担保书》；4、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案号：（2016）粤07执恢1、2号】；5、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案号：（2016）粤07执异16号】；6、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的《执行裁定》【案号：（2016）粤执复176号】；7、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的（2016）粤0703刑初258号刑事判决书；8、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4日作出的（2016）粤07刑终391号刑事裁定书；9、付款凭证1份；10、拘留决定书；11、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份；12、劳动手册；13、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局证明；14、被告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与案外人的生效法律文书3份；1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车辆问题的若干规定；16、《南方日报》2016年9月8日A17版《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及《南方日报》2016年9月23日A17版《声明》。被告万商公司、梁远武答辩称：一、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称《还款计划书》、《担保书》、《保证书》是在被威胁、胁迫的情况下签署，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均是依职权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赵超荣执行拘留，是履行职务行为，并不存在实施威胁、胁迫。由于两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年2月1日作出（2016）粤07执恢1、2号《拘留决定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115条、第116条的规定，对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赵超荣决定拘留十五日。同时，向江门市公安局作出《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由江门市公安局和新城派出所对赵超荣实施拘留。《拘留决定书》、《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均是法院、公安机关依法对拒不履行生效民事判决的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实施的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在未经有关部门撤销前，《拘留决定书》、《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均属合法有效。法院、公安机关依据《拘留决定书》、《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对赵超荣实施拘留，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更不存在威胁、胁迫。如果赵超荣认为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其实施拘留是违法的，应向上级部门申请复议、申诉，或撤销。（二）万商公司、梁远武均没有对赵超荣等人实施威胁、胁迫。2016年2月8日，新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控制赵超荣后，时任万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远武接到办案民警的电话后，赶到新城派出所处与赵超荣会面，协商落实如何偿还债务。当时除了赵超荣、梁远武外，在场的还有新城派出所的办案人员、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李敬华局长、张志强法官作见证外、还有赵超荣的律师李东海在场，且新城派出所的现场视频监控也可证明，万商公司、梁远武并没有对赵超荣等人实施威胁、胁迫。二、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自愿签署《还款计划书》、《担保书》、《保证书》，对两被执行人拖欠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1、被担保的万商公司主债权合法有效。（1）根据（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82号民事判决书，中国银行江门新会支行对新会旅游经贸部、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有生效法律民事确认的债权。（2）万商公司购买中国银行新会支行的上述债权后，向江门中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江门中院作出（2003）江中法执字第275、278号恢字第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万商公司为（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82号案的申请执行人。（3）根据上述法律文书，暂计至2015年8月13日，两被执行人拖欠万商公司的债务为20854648.67元。即万商公司对两被执行人的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合法有效。2、赵超荣对万商公司主债权的担保符合《担保法》关于保证担保的规定，曾东女、黄励对赵超荣按《还款计划书》规定期限还款作出保证，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赵超荣一直是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两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民事判决偿还债务，法院有权对其采取罚款、拘留措施。因此，经万商公司与赵超荣协商，赵超荣自愿在《担保书》、《还款计划书》上签名并按捺指印，以个人的信用担保代两被执行人偿还拖欠万商公司的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关于保证担保的法定要件，合法有效。同理，曾东女、黄励对赵超荣按《还款计划书》规定期限还款作出保证，也同样符合《担保法》关于保证担保的规定，合法有效。而且，在2016年2月9日赵超荣等人偿还了100万元给万商公司，足以证实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签署《担保书》、《还款计划书》时，是清晰明确签署《担保书》、《还款计划书》的法律后果和责任的，并曾经按约定偿还部分款项给万商公司，《担保书》、《还款计划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三、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签署《还款计划书》、《担保书》、《保证书》是受到胁迫、威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3、根据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提交的证据可知，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签署《还款计划书》、《担保书》是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受到胁迫、威胁，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请求撤销《还款计划书》、《担保书》、《保证书》，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4、对于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还款计划书》、《担保书》、《保证书》时，是否存在起诉状所称的胁迫、威胁的事实，法院可依法向江门市蓬江区公安局、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办案人员调查，或调取当时现场的监控录像予以核实。四、梁远武只是履行职务行为，并不是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16年2月8日，当时梁远武还是万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根据新城派出所的通知，到现场与赵超荣协商还款，以及在《还款计划书》中借用梁远武的个人账户给万商公司收取赵超荣偿还的款项，是万商公司委托梁远武个人代为收取款项，均是履行职务行为。对于用梁远武个人账户收取款项的事实，赵超荣也是认可的，否则不会在《还款计划书》上签名按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梁远武履行职务行为与赵超荣等人协商还款计划、借账号给公司收取款项，其民事责任应当由万商公司承担。而且，梁远武作为个人从来没有要求赵超荣划款，梁远武与赵超荣协商还款计划、借账号给万商公司收取款项，均只是履行任万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赵超荣的提供担保、还款的对象也只是万商公司，并不是梁远武本人。因此梁远武并不是适格的被告，不应负连带赔偿责任。赵超荣等人故意捏造事实，对梁远武恶意攻击，梁远武将保留追究对方诬告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还款计划书》、《担保书》、《保证书》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却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和返还财产，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万商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2、（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3、（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275、278号恢字第1-1号执行裁定书；4、应付债务统计表；5、2016粤07执恢1、2号拘留决定书；6、担保书；7、还款计划书；8、保证书。被告梁远武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万商公司营业执照；2、证明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根据以上证据及综合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查明以下事实：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下称新会中行）诉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3年5月23日分别作出（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及利息和3429668.29元及利息给新会中行，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新会中行的申请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03）江中法执字第275、278号。同年10月20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江中法执字第275、278号执行裁定书，以本案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案件终结执行。2010年1月20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万商公司的申请作出（2003）江中法执字第275、278号恢字第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万商公司为上述两案的申请执行人，案件恢复执行。案件恢复执行后，由于两被执行人一直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万商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司法拘留申请书》，申请拘留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赵超荣。为此，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6）粤07执恢1、2号拘留决定书，以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赵超荣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构成妨害民事诉讼为由，决定对赵超荣拘留十五日，并于同日向江门市公安局发出《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委托该局对赵超荣协助查控。2016年2月8日，江门市公安局根据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对赵超荣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将其带回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在新城派出所，赵超荣与万商公司协商，赵超荣在一份《担保书》担保人处签名并捺指印，该《担保书》抬头为“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记载内容为“关于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所欠贵公司的款项人民币20854648元（截至2015年8月13日）[案号：（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本人赵超荣（身份证号码：）自愿担保代上述两单位于2016年2月12日前向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上述两判决规定的义务。”该《担保书》备注“送交一份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附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张志强在上述材料上写下了“见证人：张志强”的字样。同日，赵超荣还在一份《还款计划书》还款人处签名并捺指印，该《还款计划书》抬头为“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记载内容为“关于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所欠贵公司的款项人民币20854648.67元（截至2015年8月13日）[案号：（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本人承诺如下：本人自愿代上述两单位还款人民币2000万元整给贵公司（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收款帐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江门分行营业部；户名：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账号44×××66。或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港口支行；户名：梁远武；账号：62×××58）。还款期限为2016年2月12日前（其中2016年2月9日偿还人民币壹佰万元。”同日，曾东女、黄励在该《还款计划书》下面的《保证书》的保证人处签字并捺指印。曾东女确认的《保证书》记载内容为“本人曾东女（身份证号码：）与赵超荣是夫妻关系，本人自愿担保赵超荣依2016年2月8日签订的还款计划规定的期限还款。否则，本人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励确认的《保证书》记载内容为“本人黄励（身份证号码：）与赵超荣是朋友关系，本人自愿担保赵超荣依2016年2月8日签订的还款计划规定的期限还款。否则，本人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还款计划书》备注了“送交一份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附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张志强在该《还款计划书》上写下了“见证人：张志强”的字样。同日，万商公司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记载内容为“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案[案号：（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现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赵超荣已与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因此，申请人特申请贵院解除对赵超荣的拘留。请批准”。2016年2月9日，赵超荣通过银行转帐100万元至万商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梁远武名下的银行账户，此后，再没有支付剩余款项。2016年2月14日，万商公司以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未按协议履行义务为由，申请追加三人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并执行三人价值1900万元的财产，后来认为三人的行为构成执行担保，遂变更请求，要求直接执行三人价值1900万元的财产。因该请求涉及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重大执行措施决定，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5日举行听证，申请执行人万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关锦华、张学利，案外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委托代理人李东海，苏志鸿到庭参加了听证，被执行人旅游经贸部、商品供应公司经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没有到庭参加听证。在听证过程中，万商公司变更申请，认为《还款计划书》不属于执行担保，请求裁定追加三人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并执行三人的价值1900万元的财产。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则认为《担保书》、《还款计划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支持万商公司的请求。该案经审理，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了（2016）粤07执恢1、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万商公司上述申请，认为万商公司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予以救济。万商公司不服该裁定提出异议，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了（2016）粤07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万商公司的异议。万商公司不服该裁定申请复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粤执复176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万商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7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另查明，赵超荣户籍住址是江门市××区会城××701，身份证号码是，其还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该身份证姓名是赵海富（曾用名赵超荣），香港身份证号码是P282690(2)，通行证号码是H0074924301。本院认为，原告赵超荣提供了其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及回乡证，应认定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8条“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的规定，本案属涉港民事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分属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而且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均未就争议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作出明确的选择和约定，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双方争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处理。另外，被告万商公司和梁远武住所均在本院辖区，且两被告在答辩期间均没有就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享有本案管辖权。本案是因三原告向被告万商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后，以他们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上述文件为由，要求撤销《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而产生的纠纷。由于无专属案由，应适用上一级案由，因此定性为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讼的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三原告是否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上述《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对此，本院作如下评判：一、从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和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看，赵超荣为该两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万商公司的申请作出对赵超荣司法拘留的决定，并向江门市公安局发出《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以及江门市公安局根据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对赵超荣采取控制措施，并将其带回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的行为，均属相关职能部门执行公务的情形。依照上述拘留决定，相关执法人员执行上述公务的内容就是限制赵超荣的人身自由，其本身就具有强制的性质，三原告认为赵超荣被采取控制措施带回新城派出所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形，属于他们之后被胁迫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事实理由，显然缺乏理据，不能成立。如三原告认为相关职能部门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或者违法行为，可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复议、控告或申诉，但这都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查的范畴。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三原告认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向被告万商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应当对此进行举证。但在本案诉讼中，三原告并未能就被胁迫的主张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相反，从三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具体情形审查:首先，地点因素。三原告认为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地点是在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羁押室，但从该派出所向本院的视频截图看，双方当事人从开始磋商到签署相关文件都是在该派出所的同一房间，该房间摆放有办公桌、沙发、椅子、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足以证实该地点为双方能够平等交流的办公场所，可见三原告在庭审中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鉴于双方磋商和三原告出具上述文件的地点为公安机关的办公场所，三原告主张其受到对方当事人胁迫的可信性和可能性都较低，况且三原告也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次，时间因素。赵超荣到达新城派出所的时间约为2016年2月8日15时36分，梁远武到达新城派出所的时间约为当日16时36分，三原告最终出具上述文件的时间约为当天21点40分，也即在三原告在出具上述文件之前，双方当事人经历了长时间沟通和协商的过程。而就内容本身来说，上述文件内容字数不多，表述清晰，责任明确,三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所具备的认知能力，理应知悉出具上述文件的法律后果及其责任。可见，《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内容是三原告经过反复考量和酝酿所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人物因素。根据新城派出所向本院出具的视频截图和当事人庭审的指认，赵超荣被带回派出所后，陆续到达派出所的有赵超荣的妻子曾东女、弟弟赵超波、朋友何杰霖、黄励（本案原告）及律师李东海，对方当事人有梁远武、万商公司的律师关锦华，此外还有新城派出所的民警，以及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张志强、李敬华。由此可见，赵超荣的亲人、朋友以及律师都参与了双方当事人协商的过程，而在三原告签署上述文件时除双方当事人与赵超荣的亲人、朋友和律师外，执行法官张志强、李敬华也在场。双方当事人和上述人员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李东海更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张志强、李敬华则是负责处理涉案执行案件的法院工作人员，且张志强还作为见证人在《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上签名，在此情况下三原告认为受到对方当事人的胁迫签署上述文件的主张，可信度极低，不足采信。从三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后的履行情况审查：如三原告是基于赵超荣被限制人身自由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意愿出具上述文件，那么在三原告离开新城派出所时，上述限制及胁迫的情形已不复存在，三原告完全有能力和条件采取拒绝履行和向有关部门申诉、控告等救济措施维护自身的权益，但在次日（2016年2月9日）三原告仍向万商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支付该100万元的情形是三原告在不受任何胁迫和人身自由限制的情况下所作的行为，也即三原告自愿履行了上述《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确定的部分义务，这进一步印证上述文件的内容为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从三原告在诉讼中陈述的主要事实理由本身审查：三原告认为是为了赵超荣不被拘留才被迫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这足以说明三原告出具上述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赵超荣免受司法拘留处罚，基于该目的，三原告出具上述文件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司法拘留制度的确立，其目的就在于惩罚责任人、敦促当事人履行义务或达成和解，在当事人履行了义务、达成和解、具结悔过或者得到对方当事人谅解的情况下，法院解除拘留措施的行为符合立法目的和相关法律规定，在此情况下，三原告一方面为了赵超荣免受拘留处罚而做出履行义务的承诺，另一方面又以此为由主张被迫作出该承诺，进而要求撤销其作出的承诺，这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更有悖司法拘留制度的立法原意和相关法律规定，显然不能成立。至于上述拘留决定是否合法、正确，执法过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等，如前所述，这都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查的范畴。此外，三原告在诉状中还陈述，梁远武对赵超荣威胁后，同时还强迫赵超荣女儿、妻子及黄励签署担保文书，但因赵超荣女儿不同意签字而未果。由此可见，是否签署相关文件是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并不存在不签名就无法离开的事实。这也进一步印证三原告出具上述文件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理由，在三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主张受胁迫出具上述文件的事实不予认定。另外，三原告认为自己并非涉案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文件是三原告在经过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上述文件的内容，三原告虽是无偿加入到涉案两被执行人的债务中，但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作出无偿的民事行为，也没有强制规定任何协议都必须有相等的对价，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文件属于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三原告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三原告认为自己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以及上述文件显失公平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认定。据此，三原告要求撤销上述文件及要求万商公司返还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梁远武作为三原告与万商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本身就无需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况且三原告也无权要求万商公司返还该100万元，故对三原告要求梁远武返还该款的请求也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赵超荣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其他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审 判 长  洪荣锋人民陪审员  李建华人民陪审员  钟伟玲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吴雪念书 记 员  张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