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6民初14630号
原告：周建清，女，1968年12月25日生，汉族，住本市浦东新区。
原告：钱涛，男，1994年7月1日生，汉族，住本市浦东新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汉兴(系原告周建清的父亲)，男，1937年3月28日生，汉族，住本市浦东新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恺，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住所地本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丁强，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剑云，上海市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再冉，上海市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建清、钱涛与被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汉兴、康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再冉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2月9日至6月13日期间，上海市医学会就鉴定意见作出补充说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3,977.7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营养费120元、护理费210元、死亡赔偿金954,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2,706元、误工费4,200元、律师费70,000元、鉴定费3,500元，共计1,118,973.78元(审理中放弃护理费主张。)
事实和理由：两原告分别系患者钱余兴的配偶、儿子。2015年8月6日20时10分，患者被送往上海市东方医院急诊，经CT检查后提示左侧基底节区血肿，建议送被告处手术，遂于当晚8时45分转往被告处。被告在CT检查后认为未达手术指征，将患者安排在神经内科观察。次日凌晨2时40分，患者出现呕吐、失语等症状，被告给予CT检查后告知达到手术指征，并给出三种治疗方案：一是立即手术，但风险极大；二是等待，也许能止血；三是第二种方案失败后再进行手术。鉴于被告在告知风险时的语气及倾向性意见的表达，患者家属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至4时10分，患者再次呕吐，意识程度下降，但神经内科医生却未采取任何措施。5时10分，患者意识程度继续下降，家属同意手术治疗，然而被告直到6时30分才安排神经外科会诊，会诊1小时后才进行CT检查，在CT检查结论出来之前，神经外科医生拒绝手术，但CT检查结论出来后，无论家属如何请求，神经外科医生却以手术风险太大且没有实际意义为由拒绝手术，最终患者于8月8日15时30分死亡。两原告支付了医疗费3,977.78元。
两原告认为被告诊疗有过错，遂提起诉讼。在诉前调解阶段，上海市医学会接受本院委托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并于2016年5月3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1、诊断方面：家属发现患者倒地后送往外院急诊，CT检查明确为“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继而转往医方治疗，医方对患者诊断正确。2、治疗措施：患者来院时神智尚清，CT显示颅脑中线结构无移位，实施的止血、脱水、降颅压等保守治疗措施正确；其后医方观察到患者的血肿增大并出现中线移位，建议手术治疗符合规范。3、手术指证：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意识状况恶化，CT复查显示血肿增大，有手术适应症。而该手术的获益与风险，在临床上尚存在争议。4、告知方面：依据送鉴病历资料，医方曾先后两次建议手术治疗，履行了必要的告知，而家属考虑相关风险确认保守治疗，故最终丧失手术时机非医方的缘故所致。5、死亡原因：患者系急性脑出血，渐进性血肿增大致严重颅内高压，其病症凶险，变化急骤，病情自身演变是死亡的根本原因。据此，该会认定本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原告支付了鉴定费3,500元。
两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诊治摘要不持异议，但不接受该鉴定结论，理由是：一，8月7日4时10分患者尚处于之前选择的保守治疗期间，何来“暂停手术”，故该日“病史汇总”记录与事实不符；二，患者及家属之所以选择保守治疗是基于被告告知风险时的语气，让患者及家属认为保守治疗更有利，如果该选择影响了后续的治疗，相应的责任应由被告承担；三，8月7日4时10分患者再告病危，直到7时29分被告才给予CT检查，时间过长，且先会诊后进行影像检查的诊疗顺序也错误，之后家属坚持要求被告进行手术时医生一再拒绝，最终致患者死亡，被告拖延治疗明显存在，故鉴定结论不客观。两原告认为被告存在告知不当及延误治疗的过错，且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承认两原告主张的患者在被告处诊治、死亡的事实，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中诊治摘要部分无异议，亦接受医疗损害鉴定结论。依据病史记载，8月7日4时10分被告向患者家属告知病危后，家属要求暂停手术，5时10分家属同意手术，被告完善术前检查，6时30分家属又决定保守治疗，多次反复，此后当家属再次要求手术时，已错过手术最佳时机，继续进行手术风险过高，且没有实际意义，被告才拒绝手术。故延误的原因在于患者家属，现被告的诊疗行为已经鉴定认定不存在过错，本案不属于医疗损害，故不同意赔偿两原告的损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现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8月7日4时10分患者家属是否要求暂停手术的事实存在争议，但反映该节事实的病史内容并未出现在鉴定意见书的诊治摘要部分。本院据此认为，鉴定专家评定被告医疗行为时未将该节争议的病史作为鉴定依据，亦即表明，该节事实不影响鉴定结论，故在本案中讨论没有必要，本院不作认定。
关于不当告知问题，虽然判断手术的选择权在医方，但是否接受手术的选择权在患方，向患方释明手术风险正是让患方充分了解手术的相关信息，当然，鉴于手术存在获益与风险两方面，特别是本案的获益与风险具有争议，医生在告知时不可避免会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意见，但最后决定是否接受手术仍在患方。现两原告仅以其所感知的语气语调及医方对手术风险的判断认为被告存在不当告知，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
就被告在8月7日4时10分患者再告病危后诊疗是否延误的事实，根据两原告的异议，本院要求上海市医学会进一步说明两个问题：1、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认为，患者有手术适应症，而手术的获益与风险，在临床上尚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手术与否的选择权属于患方还是医方？有无相应的规范性文件？2、患者系脑出血，医方两次告知病危，这样的病人是否属于紧急状态？在此情况下，当确定手术后，经过1个多小时请会诊，再经过1个小时进行CT检查，医方是否存在拖延？若不构成，应详细说明。医学会回复：1、脑出血的手术适应证有相应的规范文件可循，但适应证也要考虑获益和风险。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临床诊疗指南》-神经外科分册(2012年版)P153页，关于手术与否的判断选择权属于医方；2、根据病历资料，当复查患者头颅CT提示颅内血肿较前扩大，经神经外科会诊，告知家属有手术指证，建议手术后，家属要求与家人讨论后决定下一步方案，目前暂时选择保守治疗。当患者意识程度进一步下降后，家属商量后决定保守治疗。据此无法认定医方有存在拖延情况；3、根据送鉴病历资料，患者自8月6日发生脑出血至8月8日死亡，病情有一个发展过程。8月6日22时至被告处就诊时患者神志尚清，CT检查显示颅脑中线结构无移位，医方给予保守治疗，通过临床观察，8月7日2时40分发现病情有加重趋势，CT复查显示颅内血肿有所扩大，故医方认为有绝对手术指证，建议手术治疗，患方选择保守治疗。4时10分患者病情继续恶化，5时10分家属一度同意手术，但在医方术前准备过程中，(6时30分)家属又决定保守治疗，从而使得患者失去了手术时机，最终死亡。基于以上情形，医方的诊疗过程符合规范，无法认定医方的处理存在拖延情况。针对医学会的答复，被告未发表意见，两原告坚持认为由于被告的不当告知导致家属错误选择治疗方案。本院认定，临床医疗行为有其一定之规，即使出现紧急情况，但手术治疗仍有术前准备的客观需要，尤其是临时增加的手术，均要即时落实手术室及手术的医疗团队，且随着病情发展，手术方案还有不断修正的过程，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本案中，从确定手术到家属再次选择保守治疗间隔1小时20分，期间包含术前检查及神经外科会诊，都属于术前准备，目的均在于落实手术的可行性。但由于家属再次选择保守治疗，之前的术前准备客观上被搁置。现医学会的答复不违反客观规律，本院予以采信，据此认定被告在8月7日上午的诊治不存在延误。
本院认为，医疗损害赔偿以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为构成条件。关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由于临床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实践性、复杂性的特点，对医疗行为是否符合实施者应有的医疗水平，是否符合现行的诊疗规范，必须依赖于具有广泛医学科学知识及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医学专业人士。上海市医学会汇集本市临床医学各科专家，是目前本市评判医疗行为是否合规的专业机构，具备对临床诊疗行为是否合规的评判能力。本案中，上海市医学会已对被告的诊疗行为作出评判，两原告并无事实依据及有效的医学证据推翻该结论，故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根据鉴定意见书，患者死亡的原因在于患者自身所患疾病，而被告在诊断方面、治疗措施、手术指证、告知方面并无过错，现两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周建清、钱涛要求被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14,762.15元，减半收取7,381.08元，由原告周建清、钱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薏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朱燕妮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