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锡商终字第00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永利针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东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郑毅军，江苏天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捷丰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万银，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杜庆晖，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阴市永利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捷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3）澄长商初字第0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捷丰公司一审诉称：永利公司于2012年11月21日至2013年8月6日先后向其购买棉纱合计122704.52元。在其多次催要货款的情况下，永利公司支付了货款94972元，然后以各种理由不再付款，现尚结欠其货款27732.52元，请求判令永利公司支付货款27732.52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捷丰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送货单24份，证明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其向永利公司供应棉纱计货款122534.52元；2、增值税发票7份，证明其向永利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122534.52元的增值税发票；3、2013年5月9日其法定代表人黄万银书写的对账单1份，载明了捷丰公司自2012年11月21日起至2013年5月9日止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及永利公司的支付货款情况：捷丰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9日、2013年1月7日、2013年3月22日、2013年4月20日、2013年5月9日开具增值税发票5份，总金额为99482.5元；永利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24日支付1万元，2013年3月28日支付2万元，2013年4月28日支付24272元，2013年5月3日支付2万元，合计74272元；捷丰公司于2013年5月9日出具编号为0070468、金额为74272元的收据1份，载明“以上收作废，凭收据入账”。永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陶东华于2013年5月13日在对账单上签字“财务核对一下”，证明永利公司在2013年5月9日并未实际支付货款74272元，其只是为了便于双方做账而于2013年5月9日出具了金额为74272元的收据1份，金额74272元是永利公司之前4笔付款的合计，2013年5月9日金额为74272元的收据出具后，以前的收条或收据应予作废，对账单中说明了这一情况；4、协助查询存款通知单、陶东华与费丽琴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费丽琴的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费丽琴的农业银行借记卡资料各1份，证明因永利公司否认曾于2013年3月28日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支付其货款2万元，其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根据调查，黄万银农业银行卡上2013年3月28日汇入的20000元系从陶东华妻子费丽琴银行卡上汇入。
永利公司一审辩称：1、其与捷丰公司的确存在买卖棉纱的合同关系。捷丰公司于2013年8月6日提供的725公斤棉涤纱，标明的含棉量为60%、含涤量为40%。但经过检测，该批棉涤纱的含棉量只有28.7%，不符合约定。2013年8月16日，检测报告出来后，其要求与捷丰公司协商解决质量问题，但捷丰公司一直未予答复；2、2011年，捷丰公司开票给其的金额只有837.5元，但是其已支付了120837.5元；2012年，捷丰公司开票给其的金额只有125537元，但是其已支付了263337.25元；2013年，捷丰公司开票给其的金额只有59420.02元，但是其已支付了119244元。综上，其不结欠捷丰公司货款，且已多支付捷丰公司货款，要求双方对近年来的业务进行对账。
永利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了以下证据：1、陶东华于2013年9月12日发给黄万银的手机短信，其中1条的内容为“那货客人不要！请来一（下）厂里！明天！”，黄万银未予回复，证明捷丰公司提供的棉纱存在质量问题；2、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检测报告1份，证明捷丰公司提供的棉纱含棉量只有28.7%，与2013年8月6日送货单上约定的含棉量60%不相符合；3、毛圈布3米，证明其利用捷丰公司提供的棉纱制成的毛圈布含棉量不合格，致使其客户拒绝收货，造成其经济损失；4、支付捷丰公司货款的凭证13份，证明其于2012年1月10日支付了14750元，2012年4月23日支付了5565元、2012年3月13日支付了5万元、2012年5月9日支付了18000元、2012年9月3日支付了4万元、2012年9月21日支付了8957.25元、2012年10月17日支付了1万元、2012年10月26日支付了1万元、2012年10月29日支付了2万元、2012年12月24日支付了1万元、2013年5月9日支付了74272元、2013年7月30日支付了1万元、2013年8月6日支付了10700元；另外，其还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支付货款（无相关付款凭证），具体情况是：2012年2月19日汇给黄万银60065元、2012年8月11日汇给黄万银20000元、2012年9月3日汇给黄万银14000元、2013年4月30日汇给黄万银24272元；5、4月12日、5月24日的收条各1份，证明其分别于2013年4月12日、2013年5月24日支付捷丰公司货款5565元、2万元。
对捷丰公司提供的证据，永利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送货单及增值税发票无异议；2、捷丰公司确曾提供了对账单让其签字，但其表示应与财务核对，之后双方是否进行了对账，其不清楚，故对对账单不予认可；3、对黄万银农业银行卡上2013年3月28日汇入的2万元系从陶东华妻子卡上所汇无异议。
对永利公司提供的证据，捷丰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其没有收到陶东华的短信，但是接到过电话，叫去永利公司协商棉纱质量问题。其认为，仅凭手机短信不能证明棉纱有质量问题，故对手机短信不予认可；2、因检测报告系永利公司的单方检测，永利公司送检前也没有通知其，故对检测报告不予认可；3、对毛圈布，其认为，如果毛圈布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永利公司就不应该加工，且永利公司也不能证明毛圈布是用其的棉纱所生产，故对毛圈布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4、对永利公司所述付款情况，认可2012年12月24日的1万元、2013年4月30日的24272元、2013年7月29日的1万元、2013年8月6日的10700元。此外，认可永利公司还于2013年3月28日支付2万元及2013年5月3日支付2万元。对永利公司所称的其他货款，其认为系永利公司支付的案涉业务之前双方发生的货款，与本案无关，故不予认可。
根据捷丰公司、永利公司的举证质证，对捷丰公司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1、对送货单和增值税发票，因永利公司无异议，故均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2、因永利公司对协助查询存款通知单、陶东华与费丽琴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费丽琴的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费丽琴的农业银行借记卡资料无异议，故对黄万银农业银行卡上2013年3月28日汇入的2万元系陶东华妻子卡上所汇予以确认；3、对黄万银于2013年5月9日书写的对账单，虽然永利公司未予确认，但综合全案案情。对该对账单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理由如下：（1）黄万银书写对账单的时间为2013年5月9日，因当时双方对案涉业务尚未履行完毕，双方对货款事宜亦未成讼，故黄万银对该份对账单虚假记载的可能性极低；（2）对账单的记载内容与本案事实总体相符，如5次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时间及金额与事实一致，又如双方对2012年12月24日付款1万元、2013年4月28日付款24272元均无异议；对2013年3月28日的付款2万元，永利公司虽予以否认，但经调查亦属实。故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判断，该对账单具有极高的可信度；（3）永利公司是否于2013年5月9日实际支付货款74272元，不仅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亦是认定该对账单真实性的关键。捷丰公司认为，永利公司在2013年5月9日并未实际支付74272元，其于当日出具收据仅是为了便于双方做账，故该74272元不应作为永利公司的付款；而永利公司认为，其实际支付了74272元，所以捷丰公司出具了收据，应当作为其的付款。原审法院认为，捷丰公司的主张应予支持，即永利公司并未于2013年5月9日实际支付货款74272元。理由为：一是对永利公司是否于2013年3月28日向捷丰公司付款2万元的问题，永利公司予以了否认，但经调查，该笔付款属实。故在永利公司提供了2012年以来诸多付款依据，其中亦包括通过银行卡转账支付方式的情形，但却遗漏并否认2013年3月28日转账付款的情况下，有理由对其是否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产生合理怀疑；二是在庭审中，捷丰公司与永利公司确认，双方对业务结算的方式为，捷丰公司先送货，再开具增值税发票，然后永利公司付款。该交易方式是符合企业间的日常交易惯例的，同时亦可由捷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及增值税发票情况予以佐证：捷丰公司于2012年12月9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为45585元、2013年1月17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为3175元、2013年3月22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为5512.5元、2013年4月20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为25725元、2013年5月9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为19485元、2013年6月11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为5522.52元、2013年11月5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为17529.5元。而捷丰公司于2012年12月9日前的送货单金额为45115元，与2012年12月9日开具的发票金额45585元基本相符；捷丰公司在2012年12月9日后、2013年1月17日前的送货单金额为3175元，与2013年1月17日开具的发票金额3175元完全相符；捷丰公司在2013年1月17日后、2013年3月22日前的送货单金额为5535元，与2013年3月22日开具的发票金额5512.5元基本相符；捷丰公司在2013年3月22日后、2013年5月9日前的送货单金额为45200元，与2013年4月20日开具的发票金额（25725元）、2013年5月9日开具的发票金额（19485元）共45210元基本一致；捷丰公司在2013年5月9日后、2013年6月11日前的送货单金额为5550.02元，与2013年6月11日开具的发票金额5522.52元基本相符；捷丰公司在2013年6月11日后、2013年11月5日前的送货单金额为17529.5元，与2013年11月5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为17529.5元完全相符。从以上捷丰公司送货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可知，双方的交易惯例的确是捷丰公司先送货，再开具增值税发票；对永利公司的付款情况，永利公司辩称，从2011年起，其每年支付捷丰公司的货款均远远超过捷丰公司的开票金额，其预先付款了，捷丰公司尚结欠其棉纱或货款，要求双方对近年来的交易予以对账。而捷丰公司则认为，双方对2012年11月之前的业务均已结清。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永利公司的抗辩不应采信，首先，永利公司所述自2011年起每年超过开票金额支付货款明显违反常理，亦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永利公司对其抗辩也仅进行了口头陈述，未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进行合理解释，对其要求双方对近年来业务进行对账的请求不予准许；其次，在双方于2012年11月21日开始发生案涉业务至2013年5月9日，捷丰公司送货金额为99025元，而根据永利公司的陈述，截至2013年5月9日，其支付货款的情况为：2012年12月24日支付1万元、2013年4月12日支付5565元、2013年4月30日支付24272元、2013年5月9日支付了74272元，合计114109元，远远超过实际交易额。如果算上永利公司主张的之后付款，即2013年5月24日2万元、2013年7月29日1万元、2013年8月6日10700元，共计154809元，不仅远超本业务总标的，也在上年已超开票金额支付货款的基础上再行超额支付货款，明显违反常理，故对永利公司所称预付货款的抗辩不予采信；三是捷丰公司在对账单中注明“以上收作废，凭收据入账”，虽然该句子文义有所不通，但根据上下文，可以推断出“以上收（条）作废，凭收据入账”的意思表示。据此，结合捷丰公司于2012年12月24日曾出具永利公司收到货款1万元的收条的情况，及捷丰公司对74272元具体构成的说明，捷丰公司的陈述可信度极高。综上，对捷丰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的效力予以认定，即截至2013年5月9日，永利公司已付案涉货款为74272元，捷丰公司于2013年5月9日开具的收据是对永利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24日、2013年3月28日、4月28日、5月3日，合计支付的74272元的一个确认，之前开具的收条作废，永利公司并未实际支付2013年5月9日收据中的74272元。
对永利公司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1、因仅凭短信内容，无法得出棉纱存在质量问题的结论，且据陶东华陈述，黄万银未对其短信内容予以回复，即捷丰公司并未认可棉纱存在质量问题。故对手机短信的效力不予认可；2、对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因系永利公司的单方检测，永利公司也未能提供送检的棉纱系捷丰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捷丰公司亦不予认可，故该检测报告不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3、对毛圈布，永利公司同样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毛圈布系用捷丰公司提供的棉纱所制作，且永利公司提供的毛圈布本身是否存在其所述质量问题亦不可知，捷丰公司亦不认可，故对该毛圈布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4、对永利公司提供的2012年、2013年的付款凭证及其陈述，根据上述论证，因永利公司预付货款的陈述不符合常理，且有违双方发生业务的事实情况，故不予采信；且永利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要回答法院询问的“针对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6日之间的货款，你公司共支付了多少货款”问题时，明确表示：“2012年12月24日付了1万元、2013年4月12日付了5565元、2013年4月30日付了24272元、2013年5月9日付了74272元、2013年5月24日付了2万元、2013年7月29日付了1万元、2013年8月6日付了10700元”，故首先对永利公司于2012年12月24日前支付的款项不予认可；根据对捷丰公司对账单的认证，对永利公司于2013年5月9日支付货款74272元的主张不予认可；对永利公司提供的捷丰公司于4月12日（金额5565元）、5月24日（金额2万元）出具的两份收条，因收条中未注具体年份，捷丰公司认为系其于2012年4月12日、2012年5月24日出具，而非2013年出具，故不予认可。而经法院释明，永利公司不申请对该两份收条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故永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两份收条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综上，对永利公司于2012年12月24日支付的1万元、2013年4月30日支付的24272元、2013年7月29日支付的1万元、2013年8月6日支付的10700元及于捷丰公司自认的永利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支付的2万元、2013年5月3日支付的2万元予以认定，以上已付货款合计94972元。
根据上述证据，查明以下事实：捷丰公司与永利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由捷丰公司为永利公司提供棉纱。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捷丰公司向永利公司提供了送货单价值122704.52元的棉纱，并开具了金额为122534.52元的增值税发票，后永利公司支付货款94972元。
审理中，捷丰公司明确以增值税发票金额122534.52元作为货款总额主张权利，故永利公司尚结欠捷丰公司货款27562.52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送货单、增值税发票、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查询单、人口信息查询表、结婚登记处理表、收条及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有权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永利公司结欠捷丰公司货款27562.52元，有送货单、增值税发票、对账单等证据为凭，应予以确认。永利公司未能及时支付货款是纠纷产生的原因，理应承担给付之责。故对捷丰公司要求永利公司支付货款27562.52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永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捷丰公司货款27562.52元。二、驳回捷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5元，由捷丰公司负担1.5元，永利公司负担243.5元。
永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捷丰公司截选了2012年11月21日至2013年8月6日的送货单及2012年12月9日至2013年11月5日的发票，向永利公司主张欠款，掩盖了双方之间全部的往来情况。实质上捷丰公司已多收了永利公司货款55710.23元；2、捷丰公司2013年5月9日出具的编号为0070468的收据，捷丰公司持有的存根联上书写的“以上收作废，凭收据入账”的字样，系捷丰公司自己填写，永利公司持有的第三联上并无此字样，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3、永利公司提出对2012年11月21日前双方的往来是否结清的情况进行调查，并要求进行对账，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原审法院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捷丰公司辩称：1、除本案诉争款项之外双方的往来已经结清，不存在捷丰公司多收货款的情况，无需对双方之前的往来进行对账；2、捷丰公司出具的编号为0070468的收据存根联上并无“以上收作废，凭收据入账”的字样；3、原审法院审理中，已告知永利公司如其认为多支付了款项，应提出反诉，永利公司也明确表示可能提出反诉，故无需对双方的全部往来进行对账。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永利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捷丰公司于2009年8月1日至2012年11月2日开具的发票26份，合计金额545484.11元。
2、永利公司2008年9月8日至2012年12月24日的付款凭证38份，合计金额628756.86元。具体付款情况为：（1）2008年9月8日永利公司以现金支票方式支付21980元，永利公司陈述该笔业务往来的发票，捷丰公司开在2009年的发票中；（2）2009年度，永利公司合计支付34275元，捷丰公司合计供货51820元，永利公司认为与2008年支付的款项合计，其多支付了4435元；（3）2010年度，永利公司共计付款143106.86元，捷丰公司供货125561.86元，其多支付了17545元；（4）2011年度，永利公司合计支付120837.5元，捷丰公司供货120587.5元，其多支付了250元。（5）2012年度，永利公司合计支付308557.5元，捷丰公司供货293099.75元，永利公司认为其多支付了51042.75元。其中2012年5月22日支付了2万元，8月11日支付了2万元，9月3日捷丰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4万元，该收据上载明凭此收据做账，收条作废。2012年10月17日支付了1万元，10月25日支付了1万元，10月29日捷丰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永利公司2万元；（6）2013年度，永利公司合计支付94972元，捷丰公司供货76949.52元，其多付了18022.48元。
上述证据以证明永利公司与捷丰公司的所有往来情况，永利公司已多支付了55710.23元。
捷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永利公司提供的发票、付款依据均不完全。2008年9月8日永利公司支付21980元，其已将该笔款项永利公司的其他付款，合并开具了30860元的收据，并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永利公司称该款项的发票开在了2009年，捷丰公司从未开具过该金额的发票。根据2009年度双方全部往来进行结算，永利公司结欠捷丰公司17545元。故2010年度双方结清全部当年往来后，永利公司多支付了17545元，所以2009年度的款项也已结清。2011年度双方也结清了往来款项。2012年5月22日永利支付了2万元，8月11日支付了2万元，捷丰公司将上述两笔款项合并于9月3日出具了收据4万元，并在该收据上载明凭此收据做账，收条作废，永利公司重复计算了4万元。2012年10月17日、10月25日各支付了1万元，10月29日捷丰公司将上述2万元合并出具2万元的收据，捷丰公司重复计算了2万元。
捷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2008年4月19日至2011年12月19日捷丰公司向永利公司开具的发票及相应付款凭证，具体为：（1）2008年度，捷丰公司于2008年4月19日开票1980元，10月13日开票30860元，11月13日开票6500元，捷丰公司分别于上述时间分别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永利公司1980元、30860元、6500元，其中30860元永利公司具体支付方式为8月19日支付500元，8月28日支付1515元和1365元，9月8日支付21980元，10月7日支付5500元；（2）2009年度，捷丰公司合计开票87874.96元，收到永利公司付款合计70329.96元，永利公司结欠捷丰公司货款17545元；（3）2010年度，捷丰公司合计开票139361.86元，永利公司付款156906.86元，永利公司多支付了17545元，结清了上年度结欠的款项；（4）2011年度，捷丰公司开票合计126887.5元，永利公司付款127137.5元，捷丰公司于12月19日退给了永利公司250元，永利公司实际付款126887.5；（5）2012年度，截止2012年11月2日，捷丰公司开票247514.75元，永利公司至11月20日合计付款247514.75元。
2012年12月9日至2013年11月5日捷丰公司合计开票122534.52元，永利公司合计付款94972元，永利公司结欠捷丰公司27562.52元。
以上证据证明捷丰公司与永利公司除诉争之外的款项已全部结清。永利公司结欠捷丰公司货款27562.52元。
永利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发票载明的货物已收到。2011年12月19日收到了捷丰公司退还的250元，不认可2008年9月8日支付的21980元，捷丰公司已合并出具了30860元的收据。永利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8月1日分别支付的2万元，与捷丰公司于9月3日出具的收到永利公司4万元的收据，是分别支付的款项，不存在重复计算。永利公司2012年10月17日、10月25日各支付的1万元，与10月29日捷丰公司出具的2万元收据，亦是分别支付的款项，不存在重复计算。认可2012年5月9日捷丰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的74272元，为之前4笔付款合并出具的收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永利公司、捷丰公司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本案双方有长期买卖合同关系，捷丰公司一审中提供了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的相应送货单、增值税发票以证明该段时间永利公司的结欠货款情况，永利公司提出其还有其他付款，其不结欠捷丰公司货款情况下，应对双方之间的全部往来进行核实，故双方二审中提供的双方之间全部往来发票、付款凭证等，与本案争议均具有关联性。捷丰公司对永利公司提供的2008年9月8日21980元支付凭证，2012年5月22日、8月1日各2万元的支付凭证，10月17日、10月25日各支付1万元的支付凭证之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将在判决理由中再作出相关认定。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永利公司提供的发票载明自2008年9月8日至2013年8月6日，其共计向捷丰公司购买棉纱545484.11元，永利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载明其共计向捷丰公司付款合计554484.86元（628756.86-74272=554484.86）。
捷丰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载明其共计向永利公司供货763513.59元，捷丰公司确认永利公司共计向其付款735951.07元，截止2012年11月2日，双方该日之前的往来全部结清。捷丰公司提供的2012年12月9日至2013年11月5日增值税发票载明该期间捷丰公司向永利公司供货122534.52元，捷丰公司认可该期间永利公司合计付款94972元。其中永利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支付了2万元，8月11日支付了2万元，9月3日捷丰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4万元，该收据上载明凭此收据做账，收条作废。永利公司2012年10月17日支付了1万元，10月25日支付了1万元，10月29日捷丰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永利公司2万元。
永利公司2012年财务原始凭证账簿中，捷丰公司2012年9月3日出具给永利公司收到4万元货款的收据注明：“凭此收据做账，收条作废”，该收据与捷丰公司2012年9月3日出具给永利公司的说明，装订在同一份证记账凭证明细表之下。该说明载明：永利公司购棉纱发票已开齐，已付款5月10日18000元，5月24日、8月12日各2万元。2012年10月29日捷丰公司出具的2万元收据夹在了永利公司2012年10月17日、10月25日分别支付1万元的付款凭证当中。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8年9月8日永利公司支付的21980元是否包含在捷丰公司2008年10月13日出具的30860元收据中；2、永利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8月11日各支付的2万元，是否即是捷丰公司于9月3日出具的收据载明的4万元；3、永利公司2012年10月17日、10月25日各支付的1万元，是否即是10月29日捷丰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的2万元。
本院认为：2008年9月8日永利公司支付的21980元包含在捷丰公司2008年10月13日出具的30860元收据中，永利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8月11日各支付的2万元，即是捷丰公司于9月3日出具的收据载明的4万元，永利公司2012年10月17日、10月25日各支付的1万元，即是10月29日捷丰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的2万元。不应重复计算。理由：1、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从捷丰公司送货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来看，双方的交易惯例是捷丰公司先送货，再开具增值税发票，永利公司再付款。该交易方式是符合企业间的日常交易惯例的，同时亦可由捷丰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及增值税发票情况予以佐证。2、永利公司主张其共计向捷丰公司购买棉纱545484.11元，而捷丰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共计向永利公司供货763513.59元。永利公司称其共计向捷丰公司付款合计554484.86元，捷丰公司自认永利公司共计向其付款735951.07元。永利公司不仅少记捷丰公司的多笔供货，甚至漏记多笔自己的已付款项，足以证明永利公司的财务管理极为混乱。而捷丰公司在举证证明其供货金额远大于永利公司陈述的金额前提下，同时认可永利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已付款554484.86元之外，尚有付款181466.21元。故关于双方之间往来情况捷丰公司陈述的可信度，显然高于永利公司。3、关于2008年9月8日永利公司支付的21980元，永利公司陈述该年度双方无往来，该款项是其预先支付，该陈述与企业间的日常交易惯例不符，且其也未能提供该笔款项对应往来的相关发票。捷丰公司认可其收到了该笔款项，同时认可还收到了永利公司该年度支付的其他款项，并对该21980元支付情况作出了合理解释，且从捷丰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2008年双方之间的往来是结清的，这也符合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而发生买卖往来的通常情况。本院对永利公司关于该笔款项未计算在其总付款中的意见，不予采信。4、关于2012年9月3日的收据载明收到4万元货款的问题，该收据注明“凭此收据做账，收条作废”，表明该收据并非真实收到了4万元的意思表示，而是仅作为做账的凭据，同时，永利公司2012年财务原始凭证账簿中，该收据与捷丰公司的说明装订在了一起，足以表明两者存在关联性。而说明中即记载了5月24日、8月12日永利公司各支付2万元，虽然付款时间上与双方争议的2012年5月22日、8月11日两笔付款时间上存在1至2天的差异，但实际上5月24日、8月12日永利公司并未付款，故该情况仅是双方记载时间上的不同。说明中提及的各2万元，即是指的2012年5月22日、8月11日的两笔付款。故应认定2012年9月3日的收据载明收到4万元货款，即是2012年5月22日、8月11日永利公司各支付的2万元。同时，按照捷丰公司计算方法，截止2012年11月2日，双方的往来亦是结清的。本院对永利公司关于2012年9月3日的收据载明的4万元，不是5月22日、8月11日永利公司各支付的2万元的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同理，本院认定2012年10月29日捷丰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的收到2万元，即是永利公司10月17日、10月25日各支付的1万元。
综上，本院对双方之间的所有往来情况进行核实后，永利公司确结欠捷丰公司27562.52元。永利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0元，由永利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云彪
代理审判员 胡 伟
代理审判员 瞿俊鹏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