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民终46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伦谟（又名刘伦模），男，196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逍，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359号。
法定代表人：谢建宏，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璐，男，197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系该公司浏阳市分公司综合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承渐，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神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金沙北路868号烟草大楼。
法定代表人：郭旭，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彩霞，湖南秉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浏阳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礼花路一段176号。
法定代表人：易铭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亮，湖南浏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伦谟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以下简称烟草长沙公司）、浏阳神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农物业公司）、浏阳市浏阳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阳河劳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6）湘0181民初6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伦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逍，被上诉人烟草长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璐、马承渐，被上诉人神农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彩霞，被上诉人浏阳河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铭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伦谟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部发【2005】12号）的规定，烟草长沙公司与刘伦谟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1、烟草长沙公司与刘伦谟均具有合法主体资格。2、刘伦谟在烟草长沙公司工作，需严格遵守烟草长沙公司规章制度。刘伦谟的工作内容、工作进度、工作质量、工作要求均受烟草长沙公司统一安排和管理。3、刘伦谟在烟草长沙公司从事的是烟技员、铺导员、初检员,其劳动范畴是整个烟叶生产全程主要工作内容，其提供的劳动是烟草长沙公司工作组成部分。上述事实刘伦谟已向法院提交书证、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二、烟草长沙公司与关联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1999年至2006年，刘伦谟一直在烟草长沙公司上班，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07年开始，刘伦谟虽在烟草长沙公司领导诱导和监督下与相关公司签订短期《劳务协议》、《烟叶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承包合同》、《劳务合同》等，但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安排管理指挥刘伦谟工作的人员均与之前一样，没有改变。关联公司领导和人员从未对刘伦谟的工作进行过安排和指挥，更没有管理和监督。关联公司与刘伦谟均无直接或间接的任何联系。一审查明实际用工主体不实，适用法律不准确。一审法院忽视了从1999年开始至2015年，刘伦谟一直从事同样的工作，一直遵守同样的工作制度，一直听从同样领导的安排，一直服从同样领导管理，没有查明烟草长沙公司运用合法形式逃避劳动法律所要求的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三、每位烟技员、铺导员、初检员每年工作均周而复始，全年工作具有连续性并非季节性。四、浏阳市创先烟农合作社、浏阳市金东烟农专业合作社先后也与刘伦谟签订劳务合同，应追加上述两家合作社为本案当事人。
烟草长沙公司辩称：一、烟草长沙公司与刘伦谟未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无需为其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分公司系烟草长沙公司的分支机构，其以业务承包的方式将浏阳市辖区内的烟叶培植指导与收购等业务发包给了神农物业公司和浏阳河劳务公司等，双方先后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协议，约定由承包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承包事项。刘伦谟先后分时段、非连续与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等订立承包合同，刘伦谟提供服务，对方支付报酬，但无任何证据证明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订立合同。二、刘伦谟未向法庭提供和烟草长沙公司的书面劳动合同，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烟草长沙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
神农物业公司辩称：一、刘伦谟要求神农物业公司连带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失业补助金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007年1月8日，神农物业公司与刘伦谟签订《劳务协议》，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协议期从2007年1月8日至2007年10月31日，共10个月。协议签订后神农物业公司为刘伦谟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并按期按约向刘伦谟支付了劳务费。2007年9月28日，因合同到期神农物业公司书面通知刘伦谟到期后不再续签，并在到期之日来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刘伦谟于2007年10月31日收到该通知书，并办理了离职手续，至此双方没有任何劳务关系。另外，刘伦谟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审时自认与神农物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刘伦谟要求神农物业公司承担连带支付和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刘伦谟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神农物业公司与刘伦谟于2007年10月31日终止劳务关系，刘伦谟签字确认并办理了离职手续。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刘伦谟自2007年10月31日与神农物业公司终止劳务关系至今已有十年。
浏阳河劳务公司辩称：一、1999-2006年，刘伦谟未提出有效证据证明其与烟草长沙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即使存在劳动关系，亦过了劳动法规定的劳动争议一年的诉讼时效。从2007年1月以后，刘伦谟先后分时段与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金东烟农合作社、创先烟农合作社分别签订了承包、劳务合同，为这些单位提供烟叶培植、收购工作并非被烟草长沙公司安排；在此期间的劳动报酬，也是由与其签订合同的这些单位支付；在此期间烟草长沙公司也未对其进行管理，故浏阳河劳务公司认为，从2007年1月以后，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二、要求浏阳河劳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2015年间，刘伦谟与浏阳河劳务公司签订了数个承包合同、劳务合同，均是在平等、自愿、协商后的结果；刘伦谟为浏阳河劳务公司提供烟叶培植、收购工作，是双方达成合意后的选择。刘伦谟辩称是被诱导签订的合同无事实依据，如果刘伦谟认为是被诱导作出的民事行为，法律赋予了一年的期间可以行使撤销权，刘伦谟非但没有行使撤销权，而且该行为持续五年之久，并签订了数份合同。浏阳河劳务公司在刘伦谟为烟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金东烟农合作社、创先烟农合作社提供工作期间，不存在过错，双方亦无为其工作提供连带责任的约定。三、一审法院未遗漏必要的当事人。2013-2015年期间，刘伦谟与金东烟农合作社、创先烟农合作社签订了承包、劳务合同，并为其提供了工作、领取了其报酬，刘伦谟在起诉之前就知道且应当知道自己与金东烟农合作社、创先烟农合作社建立了有法律关系，在起诉时刘伦谟自行放弃对其权利的主张，不属于一审法院遗漏必要的当事人，而且一审法律在查明相关事实部分已十分清楚，无追加的必要。
刘伦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自1999年10月至2015年10月存在劳动关系；2、烟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连带支付刘伦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5000元；3、烟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连带赔偿刘伦谟失业补助金损失（1112×24）26688元；4、烟草长沙公司为刘伦谟补缴其工作期间的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定：烟草长沙公司系一家经营卷烟、烟叶的销售，烟草专用农药、肥料的销售等的全民所有制公司。神农物业公司系一家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的有限责任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系一家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家庭服务等的有限责任公司。烟草长沙公司还在浏阳市、官渡镇、普迹镇等烟草种植较多的乡镇设立了未注册登记的烟草站。一审法院庭审中要求烟草长沙公司提交其下设烟草站员工名单，烟草长沙公司提交的1999年、2009年、2015年度的职工花名册中均无刘伦谟的名字。2007年1月10日，刘伦谟（乙方）与神农物业公司（甲方）签订《劳务协议》，约定甲方因工作需要，需聘请乙方为劳务派遣人员。双方约定，“按甲方工作需要，乙方将派遣到浏阳市烟草专卖局（营销部）官渡烟草在（部门）承担烟叶生产培植工作任务。”协议期限从2007年1月8日至2007年10月31日。协议还约定：“甲方根据乙方所在岗位付给乙方每月1000元的劳务费，绩效挂钩部分根据《浏阳市烟草专卖局（营销部）绩效考核管理办事（试行）》考核排序后进行发放。其他补助按浏阳市烟草专卖局（营销部）有关规定执行。”协议又约定，甲方为乙方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乙方须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及浏阳市烟草专卖局（营销部）工作中的各项操作规程和制度。协议还约定了解聘及其他事项等。2007年9月28日，神农物业公司以劳务协议将要到期、不再与刘伦谟续签为由，通知刘伦谟办理离职手续，刘伦谟于2007年10月31日签收载明前述内容的《解除劳务协议通知书》。神农物业公司还为刘伦谟缴纳了8个月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2010年4月1日，刘伦谟作为承包方（乙方）与浏阳河劳务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签订《烟叶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承包合同》，约定“为促进浏阳市烤烟种植业的科学、有序发展，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签订本合同。”合同还约定，“本项目为烟叶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承包合同，承包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熟悉国家烟叶种植政策、具有多年烟叶栽培种植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知识，具备独立完成承包事务能力的自然人。”甲方将对浏阳市田溪村的数个种烟农户的烟叶生产进行组织管理和技术指导业务承包给乙方，并支付承包报酬，合同期限为5个月，自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止。合同还约定了承包的内容、范围和要求、服务报酬和支付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约定、承包事务处理成果交付及验收标准、合同的解除和终止、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办法、附则等事宜。刘伦谟与浏阳河劳务公司还于2010年12月1日签订《烟叶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劳务合同》，期限自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双方于2011年11月10日签订《烟叶种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承包合同》，期限自2011年11月10日至2012年8月31日；2012年12月1日，双方签订《烟叶种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承包合同》，期限自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合同的主要内容与双方于2010年4月1日签订的《烟叶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承包合同》一致。2015年8月28日，刘伦谟（乙方）与浏阳河劳务公司（甲方）签订《劳务合同》，合同约定，“鉴于甲方承包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的烟叶收购操作性业务需雇请劳务人员，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自愿为甲方提供劳务，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28日至2015年月日烟叶收购点收购工作结束，具体时间以完成收购工作结束为准。”合同还约定，乙方提供劳务的地点为官渡烟站烟叶收购点，提供劳务的内容为仓库管理员。劳务报酬按100元/天结算，支付方式为：乙方完成全部劳务事项，双方进行结算后，核实支付全额报酬。合同还就双方权利义务、特别约定、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办法、负责等进行了约定。庭审中，刘伦谟与浏阳河劳务公司均认可，双方2015年8月28日签订的合同于2015年12月中下旬终止。刘伦谟提交2009年6月的《2009年烟叶质量标准集中培训学员手册》和2011年7月的《浏阳市2011年烟叶质量标准培训培训手册》，拟证明刘伦谟曾以官渡烟草站初检组长的身份参加浏阳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的烟叶质量标准培训，两份培训手册上并无培训单位的盖章，亦无工作人员的签名，两份培训手册均不予认可。刘伦谟在2009年、2011年、2012年获得政府授予的优秀培植员荣誉。2010年3月30日，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甲方）与浏阳河劳务公司（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浏阳市烟叶种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承包给具有农业技术服务资质的乙方。合同期限自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甲方根据合同实施情况可以提前终止或者延续本合同期限。承包内容为：甲方所辖范围（浏阳市内）种烟农户的烟叶生产管理和技术指导服务。承包费用标准：按乙方提供技术服务区域的烟叶总量（按符合质量要求的合格产品计算，以2010年业务外包区域内的烟叶实际收购量为准），按20元/担的标准计算（含乙方提供服务、完成所有劳务外包事项所必须的所有开支费用以及甲方预付烟农辅导员2009年12月-2010年3月报酬和费用，但不含烟农辅导员兼驾驶员的承包费用，其报酬参照甲方机关驾驶员标准执行）。承包费的最终结算：最终补差价款（元）=最终实际总报酬（元）-已预付报酬，最终结算时按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补差。最终实际总报酬根据甲方对乙方承包业务过程验收结论和烟叶质量验收结论，以2010年服务区内的烟叶实际收购量为准计算最终实际总报酬，计算公式为：最终实际总报酬（元）=实际收购量（担）×20元/担×（过程验收得分+烟叶质量验收得分）/100，该合同还约定了过程验收得分和烟叶质量验收得分的计算方式。承包费的支付方式：按月预付，每月预付时间为次月上旬；月预付标准：1500元/月，每月预付时间次月上旬；结算时，按确定的总价款（实际委托报酬），由乙方到税务部门开具本合同期内报酬总额的发票，甲方扣除前期已支付给乙方的阶段预付款后，由甲方一次性付清；结算时，按确定的总价款（实际委托报酬），由乙方到税务部门开具本合同期内报酬总额的发票，甲方扣除前期支付给乙方的阶段预付款后，由甲方一次性付清。合同还就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约定，承包事务处理后果交付及验收标准，合同的解除和终止，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办法，附则，等事宜进行了约定。2010年12月1日，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与浏阳河劳务公司又签订期限自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的《烟叶种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承包合同》，其合同主要内容与前述《承包合同》基本一致。2011年8月24日，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与浏阳河劳务公司签订《2011年度烟叶收购承包协议书》；2012年7月16日，双方签订《2012年度烟叶收购劳务承包协议书》；2012年12月1日，双方签订《烟叶种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承包合同》；2013年8月21日，双方签订《2013年度烟叶收购承包协议书》；2014年8月，双方签订《2014年度烟叶收购业务承包协议书》。前述数份合同或协议约定，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将所辖范围内的11个烟叶收购站点所需烟叶收购劳务事项承包给浏阳河劳务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安排劳务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承包事项。双方还就合同期限，承包费用及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特别约定，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办法等事宜进行了约定。2013年12月1日，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将其烟叶种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承包给案外人浏阳市创先烟农专业合作社；2015年4月20日，湖南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将其烟叶种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承包给案外人浏阳市金东烟农专业合作社。承包双方签订《烟叶种植生产技术指导服务承包合同》，双方还就承包内容，合同期限，承包费用及支付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约定，承包事务处理成果交付及验收标准，合同的解除和终止，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办法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至2015年8月期间，浏阳市金东烟农专业合作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伦谟支付报酬。刘伦谟还向本院提交数份工作牌或上岗证：其中一张上岗证加盖的公章为“浏阳市优质主料烟开发技术培训中心”；有两张工作牌内容系手写，但并未注明工作单位；有一张工作牌内容上单位处填写为“小河乡烟办”、职别为“培植员”、姓名为“刘伦模”、编号为“2”；有一张印制的工作牌其内容为“浏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刘伦谟”、“官渡烟草站”；另有一份印制的内容为“浏阳市烟草长沙公司烟叶收购，初检验级员，编号：005”的工作牌，该工作牌上无刘伦谟姓名、亦无工作牌所属单位盖章。刘伦谟提交数份证明：一类系陈海兵、吴新国等自然人出具，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为刘伦谟系张坊镇的培植员，证人能证明的最早工作时间为2001年；一类系浏阳市烤烟生产办公室和浏阳市烤烟生产服务办公室分别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分别为：刘伦谟自2004年9月至2015年10月受浏阳市官渡烟草站指派，在浏阳市负责烤烟培植工作，该份证明缺乏经手人的签名；刘伦谟自1999年10月至2000年10月、2001年10月至2002年10月在浏阳市从事烤烟培植指导工作。2016年7月15日，刘伦谟向浏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1.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自1999年10月至2015年10月存在劳动关系；2.烟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连带支付刘伦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5000元，并连带赔偿刘伦谟失业补助金26688元；3.烟草长沙公司为刘伦谟补缴其工作期间的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费。刘伦谟在仲裁委的庭审中自认，其与神农物业公司以及浏阳河劳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经审理作出浏劳人仲字﹝2016﹞第168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主要内容：1.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能确认；2.驳回刘伦谟的其他仲裁请求。刘伦谟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于2016年1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另认定：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分公司系一家经营卷烟、烟叶的销售以及烟草专用农药、肥料的销售等的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成立于2006年7月7日，该公司现仍在存续期间，并依法办理了注册登记，其登记机关为浏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刘伦谟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将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分公司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虽具有合法的劳动者和用工主体资质，但刘伦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烟草长沙公司具有人身依附性，也不足以证明其受烟草长沙公司的管理从事其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第一，依据案件现有的合同来看，刘伦谟在2007年1月至10月、2010年4月直至2013年8月31日、2014年至2015年8月等烟叶种植的季节，先后分时段与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案外人浏阳市金东烟农专业合作社等单位订立合同。双方约定，刘伦谟为这些单位提供烟叶培植指导工作，对方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刘伦谟的工作亦由合同相对方安排、受其管理。而刘伦谟并无证据证明其与烟草长沙公司直接订立有合同关系，刘伦谟亦非烟草长沙公司派遣至前述单位工作的。第二，浏阳市辖区内的烟叶培植指导和收购等业务，系由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以业务承包的方式全部发包给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案外人浏阳市金东烟农专业合作社、案外人浏阳市创先烟农专业合作社，前者支付承包费用，后者雇人完成承包事项，承包费用按烟叶收购量来计算，包含人工工资和采购烟叶的对价等。因此，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案外人浏阳市金东烟农专业合作社、案外人浏阳市创先烟农专业合作社等雇请刘伦谟从事烟叶培植工作，是为了完成前述承包事项，刘伦谟也非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派遣至前述单位工作的，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的分支机构——湖南省烟草长沙公司长沙市公司浏阳市分公司之间亦无直接的法律关系。第三，刘伦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数份工作牌或上岗证上，均无烟草长沙公司的公章或部门公章，亦无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名，部分工作牌系手写制作，其真实性难以确认。刘伦谟提交的证人证明以及浏阳市烤烟生产办公室和浏阳市烤烟生产服务办公室分别出具的证明，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证人证明的真实性，浏阳市烤烟生产办公室出具的证明无经手人的签名，且证人证明和两份单位证明的内容均与案件查明的事实有出入。因此，一审法院对刘伦谟的前述证据均不予采信。第四，刘伦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自1999年10月起与烟草长沙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刘伦谟所提交的2009年、2011年两份培训手册真实性难以核实，烟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对该证据均不予认可，且仅有两份培训手册不足以证实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刘伦谟提交的政府授予的嘉奖，其内容亦无法证实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仅可说明刘伦谟在烟叶培植员工作中表现较好。因此，刘伦谟要求确认其与烟草长沙公司自1999年10月至2015年10月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伦谟与神农物业公司之间的合同于2007年10月终止，双方此后未再订立合同关系，刘伦谟要求神农物业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和赔偿失业补助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再者，刘伦谟在仲裁委的庭审中自认与神农物业公司以及浏阳河劳务公司之间并无劳动关系，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刘伦谟要求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赔偿失业补助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伦谟要求烟草长沙公司补缴刘伦谟工作期间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费的诉讼请求，因双方之间并不构成劳动关系，且补缴社会保险应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监督，由保险经办机构核算具体缴费金额，故对刘伦谟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伦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伦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伦谟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微信对话记录，拟证明刘伦谟的工作受官渡烟草站的安排。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刘伦谟提供的上述证据，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属于新证据，且无原始载体可以核对，证据形式不合法，亦未体现信息接收人和发送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刘伦谟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烟草长沙公司、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且该证据不能达到刘伦谟的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刘论谟与浏阳河劳务公司签订的期限为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的承包合同约定，技术承包服务的费用和报酬按刘论谟提供技术服务区域内的烟叶总量，每担20元的标准计算（按乙方提供服务、完成承包事项所必需的所有开支费用）。支付方式为每月预付1500元，结算时，扣除前期预付的费用，按确定的总价款一次性付清。此后，刘论谟与浏阳河劳动公司又分别签订了合同期限为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的劳务合同及2011年11月10日至2012年8月31日、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的承包合同，对每担单价和每月预付标准约定有所变化，但费用结算仍以担为标准计算，支付方式仍采用每月预付加最终结算的方式。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以及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自1999年10月至2015年10月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是否应当与烟草长沙公司连带支付刘伦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5000元、失业补助金损失26688元。三、烟草长沙公司是否应为刘伦谟补缴其工作期间的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费。四、一审是否遗漏诉讼主体。
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烟草长沙公司与刘伦谟虽为法律、法规规定的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刘论谟提供的服务亦属于烟草长沙公司的关联业务，但烟草长沙公司已提交证据证实烟草长沙公司浏阳市分公司先后与浏阳河劳务公司、浏阳市创先烟农专业合作社、浏阳市金东烟农专业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将烟叶生产技术指导、烟叶收购等业务发包给上述公司。刘论谟称上述公司与烟草长沙分公司存在关联，通过合法形式规避责任，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院对刘论谟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刘论谟亦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受烟草长沙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其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故不能证明其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之情形，刘伦谟主张其与烟草长沙公司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刘伦谟前后与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多次签订劳务合同、承包合同，明确约定神农物业公司按月支付劳务费，浏阳河劳务公司则以刘论谟交付的工作成果作为结算报酬的依据。刘论谟称上述合同系受欺诈签订，但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刘论谟在上述合同签订后至本案争议发生前长达近十年时间，对合同性质、履行方式及报酬支付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合同约定的法律关系的认可。后因本案争议发生又否认之前作出的民事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刘论谟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刘论谟关于其与烟草长沙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其主张烟草长沙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失业补助金损失亦不成立。
关于焦点二。刘伦谟主张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应对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和赔偿失业补助金承担连带责任。经审查，刘论谟未提交神农物业公司及浏阳河劳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证据及法律依据，且刘伦谟与神农物业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于2007年10月终止，双方此后未再订立合同关系，故其该主张已超过1年仲裁时效。另，刘伦谟在仲裁委的庭审中自认与神农物业公司及浏阳河劳务公司之间并无劳动关系，故刘伦谟要求神农物业公司、浏阳河劳务公司应对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赔偿失业补助金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经审查，刘伦谟与烟草长沙公司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刘伦谟主张烟草长沙公司应为其补缴其工作期间的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补缴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四。刘论谟上诉称其先后与金东烟农合作社、创先烟农合作社也签订了承包、劳务合同，并为其提供了工作，应作为本案当事人。经审查，一审起诉时刘伦谟自行放弃对上述两公司主张权利，且刘论谟与上述两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刘论谟的诉讼请求之间没有必然关联，两公司不参加本案诉讼亦不影响本案审理，两公司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故对刘伦谟提出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导致程序违法，本案应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伦谟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伦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 藜
审判员 黄红萍
审判员 戴 莉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曾 锦
附本案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二十七条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