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422民初1061号原告：李海洋，男，1964年11月30日出生，东辽县人，住所地东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杰，系东辽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辽支行，住所地东辽大街30号。法定代表人：杨德毓，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沙天琦，系该行内控与法律合规部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越，系该行内控与法律合规部职员。原告李海洋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辽支行(简称东辽农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孟凡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海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杰、被告东辽农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沙天琦、谭越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林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依法予以�除；2、请求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林木款17000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400.84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于1999年11月3日签订林产买卖合同，被告将以物抵债收回的足民乡平岭村五组南山的1750棵落叶松林木，以17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并约定款项交齐后，即取得林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并有权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进行经营和砍伐，但因当时办理林照和林权台账登记需要平岭村向林业部门进行申请，所以未进行实际交接，为此，双方于2000年1月28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内容大致是待被告将林照和林权台账等相关手续准备齐全后再行办理交接,具体时间以被告通知的日期为准。如被告违约除了按照合同价款50%赔偿损失外，还应当赔偿原告其他经济损失。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定交付了17000元，但被告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为原�办理林照和产权交接，致使原告无法砍伐，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但被告的答复是合同无法履行，建议原告走诉讼程序。原告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已明确表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签订的目的无法实现，按照合同法第94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应当予以解除，被告应当将林木款返还原告，并承担违约金责任，赔偿原告全部经济损失。被告东辽农行答辩称，一、本案发生的相关事实背景。原告李海洋曾是东辽农行职工，1998年-2002年任建安营业所副主任，2003年至2006年任建安营业所主任，2006年申请离职与被告终止劳动合同。原告任职期间因贷款经办责任等原因申请离职，于2006年1月得到农行买断款105537.5元，偿还了本人名下贷款本息68091.63元及其他贷款本息后尚余31522.47元，其在农行应得的工资及�个人与农行有关的债权债务均已了结。之后原告李海洋离开农行，自谋职业。被告就李海洋离职前在任职期间的有关事实情况向银监部门提交了调查报告。原告李海洋在1998年-2002年任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副主任期间，建安营业所发生了足民乡平岭村以集体所有林木偿还贷款事项，还贷本金为25000元，利息36250元，林木作价61250元偿还贷款，林地仍由平岭村经营管理。1999年，原告任建安营业所副主任，将前述抵贷林木作价17000元同建安营业所签订了《林产买卖合同》，也就是李海洋作为买方以17000元的价格从农行建安营业所购得价值61250元的抵贷林木。当时林木已成材，可随时申请砍伐。二、原告李海洋就上述林木买卖合同目的在多年以前就已实现。当年足民乡�岭村抵贷的林木已成材，具备砍伐条件，否则也不能用以抵贷。李海洋于1999年11月3日和其所在的建安营业所签订完买卖合同之日即将价款17000元交付给建安营业所，即取得了合同约定的1750株落叶松立木的所有权。之后李海洋如何砍伐，如何处置，被告无权进行干涉。当年平岭村用该林木抵贷之时，原告即任建安所副主任，原告完全具备足够的能力及方便条件按其意思处置林木，无须被告办理所谓的相关手续。林木为立木，其性质也决定了被告不能实际控制，而且林地是平岭村的，所以不涉及所谓的实际交付，也就是说被告收取了原告的林木价款，双方即完成了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原告即成为了林木的实际所有权人，有权找到相关各方及林木采伐管理部门处置其取得的已成材的林木。从1999年李海洋购得上述林木至今已有近18年，林地早已被平岭村收回，这已是不�的事实，原告从未主张过该林木权利，原告不可能也没有任何理由放着1999年价值61250元的林木既不采伐也不主张权利，而是到18年后的今天来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合同款及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53400.84元，这明显的有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有悖常理。经农行对平岭村前村长林忠清询问，当年以林还贷协议中的林木早在2000年就已经被采伐，当年如果不是购买林木的所有人进行的砍伐行为，他人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作业，而平岭村还会不予干涉。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原告何以会在林木被砍伐多年之后，才想起与被告解除合同？李海洋1998年-2002年任建安营业所副主任，2003年至2006年任建安营业所主任，作为林木的利害关系人和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负责人，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力来实现自己购买的林木的采伐权利。原告在任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的负责人期间，作�《以林还贷协议书》（四方协议）中乙方的负责人，同时又作为《林产买卖合同》的甲方和乙方，怎么会不和足民乡平岭村办理交接事宜，既不主张作为乙方的权利，也不履行作为甲方的义务。何以到18年后的今天才想起利用这么一纸林产买卖合同来做文章？三、原告诉请解除与被告的林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返还林木款17000元及经济损失合计53400.84元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被告不否认当年将抵贷林木卖给原告的事实，而原告已将林木进行了处置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当年的林木为立木长在平岭村林地之上，不在被告的管控之下，不涉及实际交付事宜。原告李海洋交付价款即取得所有权，被告对其之后的行为无权也没有必要进行参与，原告合同目的早已实现，合同已履行完毕，被告不曾给原告造成过任何损失。四、原告此次诉讼行为应属滥用诉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的合同目的多年以前就已实现，没有法定和约定的解除事由。本案涉案事由事隔已近18年之久，涉案客观事实及细节已无从考查。当年价值6万元的林木，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单位角度，都不会弃之不管，从而导致林木灭失，最终使合同无法履行，这不符合常情也不符合常理。《合同法》第94条明确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原告没有证据支持其诉讼主张。假使原告仍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法律为防止违约方利用违约获取‘不当得利’，赋予守约方解除权，这是公平公正要求的体现，但是如果允许解除权人在过长的期限内解除合同，动辄废止既有的合同关系，且恢复原状，则破坏�存的法律秩序，走到了公平公正的反面，原告行为会再次损害了被告的权益，给被告带来双重的损失。18年前原告已获得购买抵贷林木的利益，18年后又想通过解除合同再次获得利益，原告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诉讼时效，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于1999年11月3日和其所在的建安营业所签订完买卖合同之日即将价款17000元交付给建安营业所，即取得了合同约定的1750株落叶松立木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林产买卖合同》就已经履行完成。从1999年至今已经近18年，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审理此案，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以林还贷协议一份，证明（1）平岭村将自有的林木价值50100元抵顶给东辽县农行建安营业所，偿还平岭村在该单位的贷款；（2）该协议经各级主管部门批准，协议已经生效；（3）平岭村承诺办理该林木的所有手续，并可以转让。2、林产买卖合同一份，证明东辽县农行建安营业所取得该林木后，依法转让给李海洋，并签订了合同。3、林产品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一份，证明银行承诺办理完该林木手续后及时通知李海洋，但没有约定办理林木手续的时间，李海洋可以随时要求银行履行，同时也约定了违约责任。4、交款收据一份，证明李海洋依据�面的协议，向东辽县农行建安营业所缴纳了购买林木的款项，李海洋履行了合同义务。5、足民乡平岭村出具的事实证明一份，证明林木已经抵顶给银行，但村上没有给银行办理林权手续。6、履行合同申请及送达证明各一份，证明李海洋于2017年要求银行办理该林木的相关手续，欲砍伐该林木，并且李海洋与张学文一同将“履行合同申请”送达给东辽县农业银行，由副行长接待。7、证人张学文的证言，证明我和原告及邵永春于2017年5月31日去农业银行行长室送达履行合同申请，当时是农行赵副行长接待的，留了申请的复印件，李海洋向赵副行长递交了合同、收据、补充协议及履行合同申请。8、证明�料三份，分别由林忠清、平岭村委会和足民乡林业站出具，证明李海洋从未在足民乡平岭村五组砍伐过任何林木。9、证人范子库的证言，证明原告李海洋买林款17000元是我收的，还证明补充协议是我和丁主任还有原告在场签的，丁玉山的签字也是他本人签的。当时李海洋买林子办不了林照，找到单位要求单位办林照，否则就退钱，单位办不了林照，李海洋就要求与单位签订一份补充协议。10、短信记录，证明我在2017年9月份找过农行要林照。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李海洋在1998年至2006年的任职证明文件三份，证明李海洋在1998年至2006年期间有足够的权利和能力来实现自己购买林木的采伐权;李海洋在2003年至2006年期�作为建安营业所的负责人与林产买卖合同主体混同，既是合同的甲方负责人又是合同中的乙方权利人。2、原平岭村村长林忠清的证明一份，证明以林还贷协议中的林地当时为30年林龄，并于2000年已被采伐，村里又重新种植了树种。3、证人丁玉山的证言，补充协议中这个签字中的“丁”和“山”像我签的，但“玉”字不像我签的，我记不清了，但这件事我当时有点印象，我记得李海洋第一次找我我没给签，第二次找我签没签我记不清了。张光明找过我要买这片林子，是在李海洋买之前找过我要买这片林子，但他没交钱，后来李海洋交钱买了，当时我就说的谁交钱卖给谁。林子在我任职期间是否被伐我不知道，在我不当主任后知道林子被伐的。经本院审理查明：1998年9月3日东辽县足民乡平岭村与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签订以林还贷协议,平岭村以村集体所有的位于平岭村五组场院南山的落叶松以林还贷给东辽农行。1999年11月3日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与原告李海洋签订林产买卖合同，合同内容为“一、经县行信贷科、信息咨询部、监察室、营业所、主管行长实地考察，将平岭村五组南山1750株落叶松立木作价人民币壹万柒仟元整，出售给乙方。二、四至以东辽县人民政府一九九一年颁发的东字NO.025697号林照为准。三、签合同同时交齐全部款项，乙方取得林木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乙方必须按照国家森林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依法经营现管护，砍伐必须取得林业主管部门的采伐许可证，如果滥砍滥伐，造成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关。采伐后林地交给平岭村育林。四、乙方买后不得反悔，违约按价款的50%包赔损失。五、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支行有关部门一份”，东辽农行将以林还贷收回的平岭村五组南山落叶松1750株以17000元的价格出卖给李海洋，李海洋于签订合同当日交齐全部价款。2000年1月28日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又与李海洋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为“一、原条款第三条，因平岭村以林抵债时，由村、银行、林业站、乡政府四方一起办理的协议书，其中由平岭村申请林业部门办理林照、林权台账登记手续，所以现在不能把林照及时交付给乙方，故李海洋没有得到经营权、管理权。经双方协商待甲方将林照及林权台账等相关手续准备齐全后再行办理正式产权交接。二、砍伐时间由乙方自行决定，乙方申请砍伐时，告知甲方，甲方有责任通知林业部门，协助乙方完成办理相关手续的义务。三、原条款没有规定交接日期，现以甲方通知乙方的时间为准。四、原条款第四款，乙方不得反悔，违约按价款50%包赔损失，此条款明显有失公平”。协议签订后东辽农行未通过平岭村与李海洋办理过产权交接，但李海洋在购买林木前由前平岭村原村长林忠清陪同实地勘察，据现任平岭村书记陈成和该村原村长林忠清证实，该林木于2000年左右已被原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信贷员张光明砍伐。另查明，1998年间，丁玉山为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主任，李海洋为副主任，张光明为信贷员；2003年间，李海洋为东辽农行建安营业所主任。该林木是丁玉山任主任期间将林木出卖给李海洋，丁玉山任职期间未将该林木出卖给其他人。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以林还贷协议、林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交款收据、足民乡平岭村出具的事实证明、证人张学文的证言、林忠清、平岭村委会和足民乡林业站出具的证明、范子库的证言及被告提供的李海洋在1998年至2006年的任职证明文件、平岭村村长林忠清的证明、证人丁玉山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原告李海洋与被告东辽农行于1999年11月3日签订林产买卖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原告李海洋在交付购林款17000元后即取得林木的所有权、管理权，而在李海洋购买该林木时，根据丁玉山的证实，张光明也要购买，因未先于李海洋交钱而未成，那么可以认定张光明知道该林木被李海洋购买，又根据原告提供的平岭村于2017年6月26日出具的证明，李海洋在购买该林木前原平岭村主任林忠清陪同其进行了实地勘察，说明平岭村也知道该林木李海洋购买；而该林木于2000年左右被张光明砍伐时，李海洋当时仍任建安营业所副主任，后于2003年任主任，并且据丁玉山证实自己在不任主任后也知道了林木被张光明砍伐这一事实，而对张光明的砍伐行为李海洋却称不知情，明显不合常理。原告李海洋要求被告东辽农行返还购林款17000元的请求，其应在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林木被砍伐后二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而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00年林木被砍伐至2017年5月3日要求被告履行合同期间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被告在答辩中提出的原告诉讼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理由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海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0元减半收取57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孟凡君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谷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