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55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玉军，女，1967年11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7号。
法定代表人杨才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刚，男，1978年4月24日出生，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马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玉军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新洋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26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蒙瑞担任审判长，法官程磊、法官王奔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4月25日、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玉军、被上诉人湖北新洋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玉军在一审中起诉称：因湖北新洋丰公司原因造成田玉军无法工作，田玉军工资标准应按不低于2014年度北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仲裁裁决确定的2015年2月18日至4月28日期间工资数额过低，计算有误；同时，湖北新洋丰公司未与田玉军签订劳动合同，侵犯田玉军合法权益。故田玉军不服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2486号裁决书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田玉军2015年2月18日至2015年4月28日期间工资4926.32元，支付田玉军2014年4月25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9374元，并要求湖北新洋丰公司承担诉讼费。
湖北新洋丰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田玉军所述与事实不符。首先，湖北新洋丰公司注册地在湖北省荆门市，田玉军从未为湖北新洋丰公司工作，此案不应由通州仲裁委、通州法院受理；其次，田玉军在北京中服通达经贸有限公司工作至2011年12月31日，田玉军自认此后未再提供劳动，双方于2012年12月6日书面解除劳动合同；最后，京通调字（2013）第0498号调解协议书约定双方无其他争议和纠葛，田玉军与湖北新洋丰公司无劳动关系。故不同意田玉军的诉请。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湖北新洋丰公司原名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变更为现名。2008年，田玉军与案外人北京中服通达经贸有限公司（该公司由湖北新洋丰公司投资成立，以下简称中服通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2009年1月1日，田玉军与中服通达公司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终止日期为2011年12月31日。
2012年2月16日，湖北新洋丰公司决议解散中服通达公司。同年12月6日，田玉军出具收条，主要内容为：田玉军收到其与中服通达公司、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因劳动合同关系相关事宜争议和解款10000元；田玉军承诺与中服通达公司、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因劳动关系涉及的劳动经济补偿金、社保补偿金赔偿金和其他形式的补偿赔偿事宜均已解决，不再向中服通达公司或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提出任何形式支付要求，也不再向相关行政或司法机构提出申请。
2013年，田玉军以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同年10月21日，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出具京通调字（2013）第0498号调解协议书，内容为：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田玉军拖欠工资、未缴纳保险赔偿金10000元（已付清）；田玉军放弃其余仲裁请求；今后双方无其他争议和纠葛。
2014年，田玉军再次提起劳动仲裁，要求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支付2013年1月18日至12月31日期间拖欠工资、2008年1月至2013年12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以下简称通州区仲裁委）经审理作出京通劳仲字（2014）第1164号裁决书，裁决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田玉军2013年1月18日至12月31日期间工资16043.68元，驳回田玉军的其他仲裁请求。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2014年11月19日，田玉军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监察队投诉，要求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支付2014年1月1日至11月15日期间工资16380元。经北京市通州区劳动监察队处理，湖北新洋丰公司人事负责人将10000元现金交至监察队，监察队于2015年3月13日向田玉军发放上述10000元，田玉军申请撤回投诉。
2015年2月25日，田玉军再次申请仲裁，要求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及25%经济补偿金。通州区仲裁委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证明，说明该案无法在审限内审结。田玉军据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通民初字第111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田玉军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2月17日期间工资3238元，驳回田玉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湖北新洋丰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129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4月28日，田玉军再次申请仲裁，要求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2015年2月18日至4月28日期间工资4926.32元，支付2014年4月25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9374.25元。通州区仲裁委作出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2486号裁决书，裁决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田玉军2015年2月18日至4月28日工资2550.57元，驳回田玉军的其他仲裁请求。田玉军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湖北新洋丰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一审庭审中，田玉军主张湖北新洋丰公司承诺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待岗工资，湖北新洋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田玉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通州区仲裁委裁决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田玉军2015年2月18日至4月28日期间待岗工资，湖北新洋丰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视为认可该仲裁裁决。田玉军主张湖北新洋丰公司承诺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待岗工资，湖北新洋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田玉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田玉军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通州区仲裁委确定的上述期间工资数额有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故对田玉军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过高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田玉军认可自2011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此情形至2014年4月25日已持续超过一年，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田玉军要求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2014年4月25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田玉军2015年2月18日至2015年4月28日期间工资2550.5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田玉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田玉军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田玉军并未领取湖北新洋丰公司交至北京市通州区劳动监察队的10000元现金，也不认可与湖北新洋丰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未认定田玉军要求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不同意田玉军申请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监察队调取相关材料，向中国农业银行调取账户信息的请求存在错误。故田玉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田玉军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田玉军2015年2月18日至2015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4926.32元；3.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田玉军2014年4月25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为钱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9374元；4.诉讼费有由湖北新洋丰公司负担。
湖北新洋丰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田玉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田玉军和湖北新洋丰公司有多起案件。2011年3月起田玉军就没有再上班。湖北新洋丰公司虽然未提起上诉，但并不同意支付田玉军2015年2月18日至2015年4月28日期间工资。
二审审理中，田玉军向本院提交8份证据：1.许×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许×是湖北新洋丰公司员工，已签订劳动合同，故湖北新洋丰公司也应和田玉军签订劳动合同；2.田玉军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2010年6月2日至2013年6月21日的明细对账单，证明田玉军2011年的月工资应该是1160元，是当时北京市最低工资；3.京通劳仲字（2014）第1164号裁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田玉军的工资标准是北京市最低工资；4.通州区法院2014年8月4日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诉田玉军劳动争议案开庭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同上；5.手写记录复印件一张，记录2011年梁××（田玉军称其为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组长）写的田玉军的工作内容，证明田玉军的工作范围；6.内资企业法人2008年度年检报告书，证明当时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中没有田玉军；7.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查询的工商档案，证明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将名称变更为湖北新洋丰公司；8.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12974号判决书复印件，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
湖北新洋丰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和本案无关，许×是干部，田玉军是工人，湖北新洋丰公司对此管理不同；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这是田玉军在职期间的工资；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仲裁裁决书本身生效了，但是仲裁裁决不是按照当时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判定的，故不予认可；证据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湖北新洋丰公司当时按照裁决书上支付费用，但是是为了息事宁人，并不认可此事；证据5.没有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工商登记的情况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员工人数；证据7.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认可；证据8.真实性认可，但是判决结果主要是依照调解协议，故证明目的不认可。
关于田玉军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许×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第三人与湖北新洋丰公司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田玉军无关，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证据2.田玉军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2010年6月2日至2013年6月21日的明细对账单，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田玉军以该证据证明其在2011年的月工资为1160元，但湖北新洋丰公司主张该工资为田玉军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经询，田玉军亦认可该工资系其正常工作期间发放的工资，故本院仅对田玉军2011年正常工作月份的月工资为1160元不持异议。证据3京通劳仲字（2014）第1164号裁决书及证据4通州区法院2014年8月4日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诉田玉军劳动争议案开庭笔录复印件，本院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裁决及庭审笔录本身并不能体现湖北新洋丰公司与田玉军曾约定过田玉军现主张工资的发放标准；证据5.手写记录复印件，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不作为本案证据进行认定；证据6.内资企业法人2008年度年检报告书，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不作为本案证据进行认定；证据7.湖北新洋丰公司的工商档案查询材料，关于更名事实各方均认可且并非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对此不持异议；证据8.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12974号判决书复印件，本院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2486号裁决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关于工资。
田玉军主张其在2011年3月应单位要求在家待岗，但主张曾与单位约定待岗期间工资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湖北新洋公司对此不认可，其主张该工资系中服通达公司向田玉军发放且系田玉军正常提供劳动期间的工资，而中服通达公司于2011年12月停工后即与田玉军解除劳动关系。综合本案现有事实查明情况，田玉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湖北新洋丰公司承诺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支付待岗工资。现田玉军主张其处于待岗，于2015年2月18日至4月28日期间未提供劳动，一审法院判决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田玉军2015年2月18日至4月28日期间待岗工资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湖北新洋丰公司未提起上诉，视为对一审法院判决结果认可。田玉军主张湖北新洋丰公司承诺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待岗工资，湖北新洋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田玉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田玉军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另，通州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11144民事判决以北京市最低工资70%的标准判决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田玉军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2月17日的工资，田玉军服从一审法院判决未上诉，湖北新洋公司上诉后，本院二审以（2015）三中民终字第1297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田玉军认可自2011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此情形至2014年4月25日已持续超过一年，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田玉军要求湖北新洋丰公司支付2014年4月25日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判决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田玉军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田玉军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田玉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蒙 瑞
代理审判员 王 奔
代理审判员 程 磊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安康书记员田静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