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0民终20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水利工程总公司江西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西路近水花园住宅2号楼一单元1401室。
负责人：向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雪梅，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祥深，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弘，男，196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元安，男，196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县。
原审被告：江夏水电工程公司（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艾溪湖三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庆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荣中，浙江神仙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飞雄，浙江神仙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水利工程总公司江西分公司（以下简称水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邹弘、邹元安、原审被告江夏水电工程公司（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以下简称江夏水电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7）浙1024民初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水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邹弘、邹元安的起诉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邹弘、邹元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邹弘并非工程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认为邹弘是实际施工人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邹弘为工程实际施工人主要依据是上诉人向其出具委托书、赋予邹弘开设银行结算账户、办理结算权利。上诉人认为，邹弘、邹元安与上诉人之间因有明确的委托书，完全可以证明邹弘仅属于上诉人委托的施工代表。另，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在册人员工资表、资金或支付管理人报酬为由，从而否定邹弘与上诉人属内部进行工作安排的委托关系是错误的。理由是：受委托的代表人不一定必须是委托方的工作人员，委托方可以委托自己的人作为施工代表，也可以委托自己公司以外的人作为施工代表。邹弘、邹元安并非工程实际施工人，仅仅是上诉人委派至仙居工程的负责人，上诉人才是工程真正的施工承包人。邹弘、邹元安一审诉称上诉人将工程全部转让其施工，因违背客观事实而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江夏水电公司与上诉人于2012年3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证实上诉人已取得工程分包人资格或地位；2.上诉人于2012年5月28日向江夏水电公司工程项目部出具的《委托书》，证实邹弘是仅受上诉人委托的代表人，代表上诉人进行工程款结算手续；3.被上诉人邹弘提交的证据《中期结算表》中，明确记载了施工单位为上诉人，邹弘仅为上诉人的一名委托代理人，该证据充分证实工程分包人或施工主体为上诉人的事实；4.被上诉人邹弘本人提交证据《武警二总队仙居项目部关于下发在场分队信息的通知》中，明确记载了C4标段的施工单位为上诉人，邹弘仅为上诉人的一名负责人，该证据同样充分证实工程分包人或施工主体为上诉人的事实；5.原审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在一审法庭审理中坚持认为，江夏水电公司从来不认为邹弘、邹元安为实际施工人，真正的施工方是上诉人，邹弘、邹元安仅仅是施工方的代表；6.被上诉人邹弘向一审法庭出示的工资表中列举了自己工资数额，老板不会为自己造工资，这反映了被上诉人邹弘仅是一名管理人员，并不是实际施工人。被上诉人邹弘、邹元安却没有有效证据证实自己为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出具委托书、赋予结算账户、办理结算权利，就认为邹弘属于挂名施工，显属不当。二、上诉人与邹弘之间不存在分包行为，更不存在违法分包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存在违法分包行为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与江夏水电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真实有效。具有承包、施工资质的上诉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与发包单位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显然真实有效。关于这一点，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述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派遣邹弘作为施工代理人参与管理，邹弘在仙居工程项目进行施工均是以上诉人为名义进行。其次，本案不存在工程分包情形，更不存在违法分包情形。所谓分包，一般情况下，在形式上应当有书面分包协议，即便没有书面分包协议，也应有口头协议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加以约定。上诉人已交纳给江夏水电公司2%的管理费，却没有收取邹弘任何承包费用，也没有约定管理费。上诉人作为经营性公司，在前期投标等环节都有资金投入，一审法院没有考虑上诉人的合理费用。一个没有约定或收取任何承包费用、标的额高达数千万的建设工程被认为存在分包行为，却没有任何书面分包协议，显然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在双方已有明确委托书的情况下，不认定邹弘属于上诉人受委托的代表人，却错误地认为上诉人与邹弘之间存在违法分包行为。三、上诉人对仙居工程已进行了投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对仙居工程给予资金支持是错误的。上诉人负责人胡小弟在施工期内代表上诉人进行了600000元的资金注入，一审原告对600000元是认可的，仅仅是对款项的性质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600000元款项性质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没有对工程给予资金支持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即：所承包工程是如何转至邹弘负责施工的，上诉人是基于与邹弘什么关系才将工程委托其负责管理。一审法院未查清上述事实和分包过程的情况下，以谁在现场施工就认定谁是实际施工人显然是错误的，不符合建设工程承包的基本交易习惯。五、上诉人对邹弘自称实际施工人，非法侵占公司资金的“偏轨”行为，早已提出异议，并进行了纠正或制止。工程中后期，上诉人发现邹弘自称实际施工人，并存在将上诉人应得的工程价款非法占为己有的“偏轨”行为，于2015年11月8日紧急向江夏水电公司发函，要求江夏水电公司今后的工程结算款项不再转向邹弘而转至胡小弟。上诉人于2015年11月8日向江夏水电公司的发函，不仅仅是结算汇款账号的变更，而是结算汇款对象的变更，这显然是对邹弘、邹元安在工程后期出现的“偏轨”行为提出的异议。该发函的事实，足以证实上诉人不认可邹弘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六、被上诉人依据中期结算报表提起诉讼，该中期结算报表不是最终的结算依据，也不是最终的结算数额，因此，被上诉人漏掉了工程保证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应该按照最终的工程结算数额才有权利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邹弘为工程实际施工人，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邹弘起诉。
邹弘、邹元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违法分包合同的实际施工人，符合客观事实，且证据充分。上诉人与江夏水电公司下属的仙居工程项目部签订分包协议书后，上诉人将讼争工程转交给被上诉人进行施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隶属关系，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分包关系。由于被上诉人为自然人，不具备法定资质，这种分包显然违法。被上诉人承接讼争工程后，自行投入资金并组织施工管理，上诉人自始至终未参与工程施工及管理，被上诉人履行了建设工程合同义务。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了详实的证据，而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观点。一审法院基于这些事实，认定被上诉人为实际施工人是合法合理的。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上诉人在上诉状的事实理由中称邹弘、邹元安与上诉人是内部工作安排的委托关系，是其委派至仙居工程的负责人没有事实依据。1.被上诉人如与上诉人之间是内部工作安排，那被上诉人属上诉人内部员工，这与上诉人称“可委托自己公司以外的人作施工代表”的说法相矛盾。2.上诉人于2012年5月28日向江夏水电公司仙居项目部出具的《委托书》无法证明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担任讼争工程的负责人。被上诉人为方便结算月进度款，向江夏水电公司请求在仙居县的农行网点开设账户，江夏水电公司同意该请求，但要求上诉人出具同意开设账户的委托书。经被上诉人与胡小弟联系，取得该份《委托书》，委托书的内容只涉及两项：一是委托邹弘在当地农业银行开设一个个人账户（用于工程款结算）；二是委托邹弘与项目部办理工程结算。该份委托书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实际施工人身份，否则上诉人不会同意将工程款拨付到被上诉人的个人账户。上诉人列举的《中期结算表》、《武警二总队仙居项目部关于下发在场分队信息的通知》在施工单位一栏写着山东水利，《中期结算表》委托代理人一栏写邹弘，这些都是为了与上述《委托书》相吻合，其事实是被上诉人为实际施工人。3.上诉人上诉理由中认为老板不会为自己造工资。真实情况是，被上诉人承接的讼争工程是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工资是为了体现公平，是合伙之间的约定。再者，被上诉人领取的工资并不是由上诉人发放。4.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是其委派至仙居工程的负责人，但上诉人未提供被上诉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及劳动合同关系证明，未派驻财会人员监管财务，却同意被上诉人开设私人账户接收项目部拨付的工程进度款，该进度款由被上诉人自由支配。被上诉人自行投入资金、自带机械设备进场组织施工管理并支付人材机的费用，而上诉人从未向工地投入机械设备、派过工作人员，从未支付过工人工资、机械租赁费等所有工程施工费用。上诉人从未对工地进行过指导管理，被上诉人至今只认识胡小弟一人，且对其身份也深表怀疑。三、关于上诉人将讼争工程分包给被上诉人施工的事实真相。上诉人与江夏水电公司下属的仙居工程项目部签订协议书后，胡小弟找到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讼争工程进行施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约定承包费。2015年11月，工程已完工，胡小弟以上诉人的名义向江夏水电公司发了《关于申请变更结算支付账号的报告》，但江夏水电公司并未变更支付账号。上诉人称其已交纳给江夏水电公司2%的管理费，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实是江夏水电公司在给被上诉人结算的单价中，就已经将2%管理费、代缴的税金、5%质保金一并扣减。因此，不存在上诉人向江夏水电公司交纳2%管理费的事实。四、上诉人根本没有对仙居工程投入资金。被上诉人施工有两个资金来源：一是被上诉人及其合伙人筹集的资金；二是江夏水电公司仙居项目部拨付的进度款。由于项目部资金紧张，不能及时、足额拨付进度款，被上诉人只能垫付资金维持施工，直至现在，仍有近4000000元的垫资款未收回。至于上诉人称其负责人胡小弟已在施工期内代表上诉人为工程进行600000元的资金注入，这不符合事实。该600000元是胡小弟借给邹元安，属于私人借款，并非上诉人的资金（钱是从胡小弟个人账户上转给邹元安的），并且该600000元只借了几个月，邹元安就通过银行汇入了胡小弟的个人账户（胡小弟本人也认可钱已还清）。因此，该600000元是私人借款，不能说明上诉人向讼争工程注入了资金。五、一审认定江夏水电公司与水利公司签订的协议有效是不正确的，被上诉人认为该协议无效，理由：1.该协议没有经过监理、业主方的审批；2.主合同中没有约定哪些工程要分包。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为独自投入资金、组织“人、材、机”进行施工的民事主体，对讼争工程任务进行了实际承担，全面履行了建设施工义务，其“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无可争辩。被上诉人无相应施工资质，其与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但讼争工程质量合格且早已投入使用。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公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且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江夏水电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将案件受理费判由江夏水电公司承担，不合理。1.江夏水电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双方之间发生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江夏水电公司按照上诉人2012年5月28日的委托书授权，与被上诉人进行工程款结算，完全合法，被上诉人一直是以上诉人代表名义进行施工。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工程款归属问题上存有纠纷而引起诉讼，本案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与江夏水电公司没有实质性的利害关系，江夏水电公司的诉讼地位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一审将案件受理费判由江夏水电公司承担，显系不合理，请求二审予以变更。二、一审判决江夏水电公司从2016年11月6日起按人民银行规定利率偿付利息损失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是错误的。首先，江夏水电公司一直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没有拒绝或迟缓支付工程款1194895.50元。其次，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工程款结算方式上发生纠纷，鉴于上诉人于2015年11月8日向江夏水电公司发出《关于申请变更结算支付账号的报告》这一法律事实，为履行谨慎义务，保障工程款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江夏水电公司暂停工程款支付完全合法。为此江夏水电公司多次调解，期待矛盾解决后再行付款，江夏水电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一审却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矛盾引起的工程款缓付损失判由江夏水电公司承担，违背了“过错责任”法律原则，请求二审予以改判。三、江夏水电公司愿意按照生效判决支付工程款。江夏水电公司再次向法庭表示，愿意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对象与方式支付工程款1194895.50元。综上，原审判令江夏水电公司承担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与“过错责任原则”不符，确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邹弘、邹元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江夏水电公司立即支付1194895.5元，并从2016年11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偿付利息损失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2日，被告江夏水电公司中标浙江仙居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土建施工工程。2011年11月，发包人浙江仙居抽水蓄能有限公司与承包人即本案被告江夏水电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仙蓄计合DGCSG（2011）24号的《浙江仙居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土建施工合同（C4标）》，约定由被告江夏水电公司承建仙居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土建施工（C4标），并约定下水库工程完工或移交日期为2015年8月31日等内容。2012年3月8日，被告江夏水电公司与被告水利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在仙居下水库切割不超过5000万元给被告水利公司，被告江夏水电公司收取2%的管理费，并将开关站场地的一期开挖及支护、至开关站公路工程、至尾调通气洞公路工程、下水库拱坝下游两岸护坡工程分包给被告水利公司等内容。2012年4月中旬，原告组织人员、设备进场施工。2012年5月28日，被告水利公司向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仙居工程项目部：根据仙居工程施工需要，特委托邹弘（身份证号）同志在中国农业银行仙居县支行开设一专用账户（账号：62×××13，此账户用于工程款结算），并代表本公司与贵部办理工程款结算的相关手续。”2013年10月8日，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发布武项（合）字【2013】第014号《关于下发在场分队信息的通知》，载明被告水利公司所负责标段为C4，内部编号为三分队，负责人为邹弘。2012年5月6日，原告邹弘、邹元安以“仙居抽水蓄能电站江夏水电公司三分队”名义与应秀明签订《机械工程租赁合同》，约定由“仙居抽水蓄能电站江夏水电公司三分队”承租应秀明的日立240挖掘机1台。2012年5月9日，邹元祥以“邹元祥（武警水电二总队仙居工程项目部三分队）”名义向丽水市新宿空压机配件经营部购买价值62300元的空压机一台，价值11500元的潜孔钻机两台，价值16000元的湿喷机一台。2012年6月10日，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委托邹元祥与仙居县陶杰建材经营部订立《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约定由被告江夏水电公司承租该经营部所有的钢管、扣件、套管，原告邹弘以“邹弘C4三分队”名义作为法定代表人在租赁合同上签名，该租赁款于2013年11月18日结算并已付清。2013年10月4日，原告邹弘以“邹弘（江夏水电公司）”名义与赵仕发签订《空压机租赁协议书》，约定由原告邹弘承租赵仕发的空压机（含储气罐）一台。此外施工期间，原告以“邹弘（武警水电二总队仙居仙居工程项目部C4三分队）”、“C4三分队邹弘”、“武警水电C4三分队”等名义支出283460.8元用于运费、设备、材料等。2012年7月、2013年11月、2014年1月，由原告邹弘签字批准向员工发放工资。2013年11月23日、11月30日、12月20日，原告邹弘以施工队负责人名义分别与运渣班、支护班、钻孔班进行了结算并支付了结算款。2013年9月4日，原告邹弘以“C4三分队负责人”名义向被告江夏水电公司提出要求将部分施工项目移交给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并由该公司另行安排队伍施工。2013年11月10日，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内部批示同意该部分工程的移交。2015年10月10日，原告邹弘以被告水利公司名义与被告江夏水电公司进行了结算并形成了《中期结算表（总第14期）。2015年11月8日，被告水利公司向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出具《关于申请变更结算支付账号的报告》，载明：“我公司在贵部分包的开关站场地一期开挖及支护、至开关站公路工程等施工已进入竣工决算阶段，据国家有关规定、同时为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支付，经我公司研究决定，今后结算支付账号变更为：名称胡小弟，账号62×××90，开户行建行南昌八一路财富管理中心。”2016年2月2日，原告邹弘以被告水利公司名义与被告江夏水电公司进行了结算并形成了《中期结算表（总第15期）》。2016年11月6日，原告邹弘以被告水利公司名义与被告江夏水电公司进行了结算并形成了《中期结算表（总第16期）》，结算结果为被告江夏水电公司自开工至上期（即第15期）应付工程款为10397826元，第16期应支付1107011.5元。自2012年7月18日至2016年2月4日，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共向原告邹弘账户汇付工程款42次，共计10309942元。2016年6月，案涉分包工程已实际交付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被告水利公司是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资质，故其与被告江夏水电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为有效协议。但该协议履行中，无论是原材料的购买、设备的租赁、民工工资的发放，还是工程施工、结算，均由原告邹弘以“C4三分队”名义进行，被告江夏水电公司也为明知，因此，应确认原告邹弘是实际施工人。被告水利公司虽抗辩其仅委派原告邹弘进行施工管理，因未能提供邹弘属其下属分支机构或在册职工，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或发放管理人相应报酬的证据，不能推定双方为企业内部承包合同。被告水利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赋予原告邹弘开设银行结算账户，办理与发包方的工程款结算权利，足以证明原告邹弘属于挂名施工。由于原告邹弘为自然人，不具备法定施工资质，属于违法分包行为，并依法确认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自成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经济利益目的，却仍然产生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一般应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因实际施工人的人工、机械以及投入的资金已经物化为建设工程，属于法律上的不能返还也无法返还的情形，所以只能通过折价补偿方式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结合案涉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事实，原告邹弘作为实际施工人，可以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江夏水电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2015年11月8日，被告水利公司发函给被告江夏水电公司，仅是对结算汇款账号作了变更，并未剥夺原告邹弘对工程款结算的权利。鉴于案涉工程于2016年6月交付使用，形成于2016年11月6日并经被告江夏水电公司认可的《中期结算表（总第16期）》，应作为本案分包工程的最终结算依据。因此，被告江夏水电公司应承担支付工程欠款1194895.5元的民事责任。此外，原告邹元安虽参与“C4三分队”的部分管理工作，但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本人也是实际施工人，故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原告邹弘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江夏水电工程公司（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原告邹弘工程款1194895.5元，并从2016年11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偿付利息损失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邹弘、邹元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95元，被告江夏水电工程公司（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第二总队）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项：一、被上诉人邹弘与上诉人水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是由邹弘负责实际施工，包括组织人员、设备进场施工、采购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支付施工班组工人工资费用，以及领取工程进度款并办理工程款结算等施工活动，根据案涉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邹弘对施工具有实际支配权，应认定为实际施工人。上诉人水利公司认为，邹弘系受水利公司委托，代表水利公司负责施工，但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案涉工程进行过施工的组织管理，也未举证证明上诉人在施工的资金、财务、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进行过任何的投入或支持。虽然邹弘以水利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但邹弘并非水利公司员工，两者不存在内部承包关系，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可以确认上诉人水利公司在承揽到本案工程后将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邹弘施工，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可以认定水利公司与邹弘之间存在非法转包关系。二、实际施工人邹弘是否有权向江夏水电公司主张本案工程结算款。上诉人水利公司认为，按照上诉人与江夏水电公司签订的工程分包协议书，应由上诉人作为分包合同当事人向合同相对方江夏水电公司主张工程结算款。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发包人浙江仙居抽水蓄能有限公司与总承包人江夏水电公司签订的施工总承包合同《浙江仙居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土建施工合同（C4标）》第4.3.2条约定“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工程的其他部分或工作分包给第三人”。本案中，上诉人水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江夏水电公司切割分包给上诉人的部分工程符合工程分包条件，以及该分包已得到发包人浙江仙居抽水蓄能有限公司的同意，故上诉人主张其与江夏水电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合法有效，依据不足。其次，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对案涉工程进行过任何实际的投入、管理和施工，故依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相对等的法律原则，上诉人也无权主张工程结算款。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邹弘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向转包人水利公司、违法分包人江夏水电公司主张工程款。综上所述，水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95元，由上诉人山东水利工程总公司江西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勇
审 判 员 陈文杰
审 判 员 王文兴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赵灵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