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541号
原告：胡景霖，住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代理人：黄庆锋、麦海波，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79号8层D单元。
法定代表人：许之丰。
被告：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发展项目办公楼1第17层1701号房。
负责人：许之丰。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奕斌，广东思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景霖诉被告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公司”）、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广州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景霖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庆锋、麦海波、被告富士公司及富士广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奕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景霖诉称:（一）仲裁裁决以原告“属下员工未申报从事与公司有利益冲突的业务，多次收取中间代理费用”为由认定原告存在疏忽管理，但原告事先并不知道也难以掌握属下员工利益冲突的情况，原告已经按照公司的审批流程对属下员工及代理商的情况进行审核并呈报上级，原告不存在疏忽的责任。1.原告属下员工安某故意隐瞒其在代理公司东莞市凯易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凯易公司”）持有股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原告事先并不知道，无法控制属下员工的个人行为。原告作为东莞公司的分经理，已经将公司的《员工守则》、《销售职业道德准则》等公司制度文件，告知给属下安某员工，履行了其公司经理的管理职责。而属下员工安某在知晓公司明确规定员工不得成立有利害冲突的公司及处罚后果的情况下，私自成立代理公司，且在被告多年的调查中故意隐瞒其利益冲突的情况，未向被告申报，并多次收取中间代理费用，系员工安某的个人行为，原告作为公司分经理，主要对包括安某在内的三个销售小组进行销售业绩考核等团队管理（东莞分公司的售后、技术不归原告管理，人事、财务由上海总公司直接管理），客观来说不可能完全掌握及控制员工私下的行为，原告在此前公司的内审报告及个人笔录中均已经表明原告事先并不知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在安某被辞退前事先已经了解到安某存在利益冲突及私自收取中间代理费用的情况。2.原告已经按照公司流程对凯易公司的选聘进行了职责范围内的评估并呈报给上级审批，且代理商的指定并非原告所能决定，未来能发现凯易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是因为公司一般不会对代理商的背景进行调查，公司制度存在漏洞，责任并不在于原告。（1）代理商凯易公司在原告成为东莞分公司经理之前已经作为代理商并与被告有合作，但在原告调任分公司经理之前公司选聘凯易公司作为代理商也未发现凯易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说明原告作为分公司经理之前，被告对于代理商的选聘就不会进行背景调查。（2）根据《销售人员操作手册》第4部分第三方业务市场代理提名及代理费用政策的4.1、5.1的规定，“代理商的提名由销售人员填写《市场代理提名表》，销售经理和区域销售总监对代理商的实际能力及在销售中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进行评估后，由销售人员呈交公司运营副总裁，首席运营官及首席财务官根据内部审批流程（IDMP）的流程共同审批。”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作为分公司经理，主要对代理商在公司销售中能实际起到的商业价值及作用进行评估，一般不会深入到代理商的股东情况（原告对凯易公司的了解源于凯易的营业执照和下属经理的描述，而营业执照并没有记载安某是凯易公司股东的信息，因此原告根本无能力了解到股东情况），且代理商的资料经过原告审批后，会呈交公司上级进行IDMP流程审批并最终指定代理商。在对凯易公司的资料审批过程中，由销售人员填写《市场代理提名表》，原告对凯易公司作为代理商的价值及作用，通过销售人员提交的资料以及与销售人员了解情况，进行评估后将资料呈交给公司上级进行IDMP审批，而公司在IDMP流程审批中也未要求补充凯易公司的股东资料，并最终指定凯易公司作为代理商。说明公司在代理商选任的流程中一直以来都不要求对代理商的股东情况背景进行审核，由此可见，对于凯易公司股东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在公司多年后通过专门的内审才发现，说明更多是因为公司在代理商选聘流程中存在漏洞，而并非原告管理上的疏忽。综上，原告作为分公司的经理，对分公司的经营进行销售团队的管理，在管理上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其一方面不能完全掌控其属下员工的每一个行为，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对代理商的选聘流程进行各方各面且十分深入的审核。尽管原告在当时内审调查报告中承认属下员工安某持有凯易公司股份的情况存在管理上的疏忽，但那更多是迫于两被告有可能开除原告的压力，但事实上原告并不了解安某持有股份的真实情况，且原告在凯易公司的选聘过程中已经尽到职责范围内的责任，对于公司多年来未能发觉安某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更多是因为公司的制度漏洞，而非原告的管理责任。（二）退一步说，即使原告确实存在疏于管理，也仅仅是一般的疏忽并未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直接辞退的处罚明显过重，且两被告已经对原告进行了口头警告的处罚，以同一事实辞退原告属于重复处罚。1.被告的公司制度并未规定可以直接辞退原告。2.被告原告管理疏忽应施予对等等程度的处罚，直接辞退原告的处罚明显处罚过重，且被告此前已经就同一事实对原告施予过口头警告，不应重复处罚。（三）原告及其属下员工并无购置假发票，仲裁委未认定该事实，被告也不得以此为理由辞退原告。1.仲裁裁决书载明“经本委调查，查明原告的属下员工在工作中产生的费用报销均需将发票扫描后录入公司电脑系统申报报销，在被告公司的电脑系统中显示，原告在职期间，原告本人及其下属员工在不同月份报销均有提交连号发票的情况。”然而仲裁委在调查上述事实时，未告知原告，也未通知原告一同前往进行监督，对于调查结果，仲裁委也未组织原被告进行质证，而由于电脑由两被告控制掌握，不排除两被告对原告及属下员工提交的发票进行了替换。2.退一步说，即使原告及属下员工提供的发票连号，也有可能是同一家公司出具的，在报销时将发票粘贴在一起，偶尔发票连号的情况很正常，在无相关税务部门或者司法部门认定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上述发票是假发票，且仲裁委也并无认定上述发票是假发票。3.被告在《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中辞退原告的理由仅仅是“属下多名员工伪造费用报表，购置假发票来骗取报销”，并无提及原告伪造费用报表、购置假发票，故被告在仲裁委审理中也不能又另外提出以原告伪造费用报表、购置假发票为理由辞退原告。据此，原告及其属下员工并无购置假发票，被告不得以此为理由辞退原告。综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18176元。
被告富士公司、富士广州分公司共同辩称:（一）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受理费由原告承担。理由如下：1.本案基本事实。本案的基本事实双方在仲裁阶段已确认如下：原告于2001年6月15日入职被告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2012年6月15日公司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4年8月29日公司因原告严重失职、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营私舞弊等行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解除合同前，原告担任东莞分公司经理一职，主要负责管理东莞分公司，最后工作日为2014年8月29日，所有工资已结清。2.原告存在严重违纪事实。原告担任东莞分公司经理期间，属下经理安某采取隐瞒手段，私下成为东莞凯易的股东，并将其包装成公司销售业务的代理商，虚拟捏造其在销售业务中的代理服务，向公司申报及骗取公司支付的代理费用再转为个人所得。安某及相关销售人员通过此不正当方式令公司蒙受大额代理费的损失，累计达70多万元，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公司员工手册及销售职业道德准则的情形。而且安某还与东莞分公司其他员工私分公司支付给代理商的代理费。而原告负有应对代理商进行背景调查（包括但不限于是否构成利益冲突等）、并作为区域销售经理对代理商的实际能力及在销售中的实际价值与必要性进行评估，同时负有管理分公司员工的职责，却严重失职，默许、包庇安某等员工的违纪行为，致使公司蒙受重大损失；另外原告还存在本人与其管理的销售团队用虚假发票骗取公司报销的营私舞弊及串通闲书欺骗公司的行为，其所作所为已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及职业道德，并给共了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公司提前解除其劳动合同，依法有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具体事实与理由详述如下：（1）原告对下属安某担任客户股东的严重违纪行为，存在严重失职、默许、包庇的行为，应给予同样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在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公司的《员工手册》及《销售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中，均明确规定禁止公司员工担任任何第三方的股东，而且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员工将承担被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无需支付离职补偿金的责任。同时，《销售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第6.9条还规定：“直接经理若有参与下属的违纪行为，或怂恿、默许、包庇下属的违纪行为的，将按本准则给予同等处罚。除此以外，公司还可酌情对该经理人员进行疏于管理与教育责任的处罚。”而原告本人对其失职也予以承认。（2）原告还直接参与其管理的东莞分公司利用虚假发票，骗取公司的交通报销的营私舞弊行为。公司在审计中发现，东莞分公司存在员工以大量的连号过期虚假发票骗取公司的交通费报销的营私舞弊行为，而其中就发现原告本人在2014年3月至6月间，多次出现相隔两个月报销的出租车票连号的不正常现象，该事实有原告在公司电脑系统申报确认的发票号码为证，以及原告下属关于购买发票的电子邮件，足以认定原告管理东莞分公司期间，直接参与了整个东莞分公司违反公司报销制度，以购买发票的方式，骗取公司的交通报销的违纪行为，而根据目前已查明的单据显示，原告在2014年3月至6月间的连号虚假发票金额已超过1500元，整个东莞分公司的虚假连号发票报销金额更达到97517元。根据《员工手册》第10.4条规定：“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无经济补偿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7）涉嫌伪造费用报表，现金支出或任何其他公司付款申请，骗取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对于原告的下属及其本人的上述营私舞弊、骗取公司款项的行为，公司有权对原告予以无经济补偿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公司已发现的东莞分公司的连号虚假发票，数量之多及时间跨度之大，有原告等人的电脑系统申报记录为证，足以证明行为上述违法乱纪绝非原告以“善意取得”、“不能证明是原告提供报销的发票”作为借口所能掩盖及推搪得了的。针对原告提出的发票没有其签字，有可能不是其提供的辩解，应从证据盖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公司为达到开除一名经理不支付赔偿的目的而伪造大量报销凭证的可能性是远远少于原告以虚假发票骗取公司报销的可能性的。（3）原告管理的东莞分公司除上述下属包装其它个人参股公司为市场代理公司，虚拟代理业务，骗取公司支付代理费用的行为以外，还存在代理商及代理费用管理混乱、购置假发票骗取报销以及属下多名员工收受供应商、合作方等其他公司组织的等严重违纪行为，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上述所有行为均应处以无经济补偿立即解除合同的处分。3.对原告违纪事实的查处经过。在安某违规参股代理商凯易公司事件被查处后，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对原告进行了第一次内审，当时并未发现原告除安某参股违规之外的其他违纪行为，故在2014年6月3日只对原告作出了口头警告的处分。但在2014年6月5日，安某给公司管理层发送电邮，指出东莞公司多名员工私分代理费等违规行为，引起公司的关注别着手对原告及分公司进行第二次内审。在为期二个月左右的内审中，公司发现多名东莞分公司员工及经理利用安某参股凯易公司骗取巨额代理费，同时发现几乎整个分公司及原告进行大量虚假报销等违纪行为，他们的行为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二次内审在公司对原告就安某事件进行处理后，在公司进行后续调查时陆续发现的，甚至在仲裁过程中，经过审计发现的虚假报销的违规金额还不断增加。仲裁委也为此专门到公司进行了调查取证，认定了原告在代理商审核以及分公司费用管理中失职造成公司严重损失的行为，同时认定了原告确实存在上述以虚假连号发票骗取公司报销。鉴于在对原告的违纪行为作出口头警告之后，又重新发现其其他更为严重的失职、直接参与弄虚作假、以及在公司调查中怂恿、默许和包庇下属的违纪行为，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其行为的性质已发生重大改变，因此公司在给予原告口头警告之外，对于原告的其他严重违纪行为，于2014年8月份经公司管理层及工会一致批准，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对原告处以无经济补偿立即解除合同的处分，并不存在一事两罚的问题。综上所述，基于原告上述一系列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根据双方劳动合同、《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的规定，以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公司有权立即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无需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1年6月15日入职被告富士公司，工作岗位为被告富士公司的东莞分公司的经理。原告与被告富士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签订三次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是从2012年6月15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原告实际发放的税前工资为28027元，由被告富士公司每月月底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原告上月的工资，通过薪资邮件对账，不需要原告签收。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的最后工作日和离职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工资已支付至2014年8月28日。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8027元。
另查明，原告属下员工安某因与两被告发生争议于2014年6月19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4年7月28日，该仲裁委作出裁决，查明安某为东莞市凯易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持股人之一，但未在被告富士公司《利益申报情况表》中如实申报，且在被告富士公司处审批通过代理协议，安某作为销售经理也收到基于该代理协议而产生的业务提成，致使被告富士公司向该公司支付了代理佣金。该仲裁委认定安某严重违反被告富士公司《员工手册》及《销售人员操作手册》，驳回了安某仲裁请求。
庭审中，原告主张没有被告富士公司所述的利用假发票伪造报表的行为，不知道其下属员工成立代理公司从事与被告有利益冲突的业务，也不清楚属下员工的瞒报行为。在被告富士公司查明事实后，原告才知道其属下员工从事与被告富士公司有利益冲突的代理公司。原告已经在管理范围内尽到管理责任，并没有收取合作供应商的现金，也不清楚属下员工是否有收取。原告没有购置假发票，因为是使用同一家公司的发票，发票连号也是很正常的，也不清楚属下员工有无该行为，被告富士公司所述的假发票，发票已经是多年前的，且要有相关税务部门或者司法部门认定的法律文书才能认定发票是假的。被告富士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的下属收取现金行为，原告也不知情，何来怂恿、默许、包庇，并且被告富士公司解除原告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没有提及原告伪造费用报表、购置假发票，其当庭提出的原告伪造费用报表、购置假发票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
两被告共同主张，是由被告富士公司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原因与被告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上的一致，即疏于对东莞分公司的日常管理且怂恿、默许、包庇下属的违纪行为。原告与属下员工购置假发票邮件往来中反映，原告提交假发票骗取报销，且不同时期报销的单据连号的问题，说明原告利用收集回来的发票进行报销。同时，被告富士公司提交官方网站上的式样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报销发票的真假。原告提交的报销发票时间相差几个月，仍收到连号发票，连连号发票情况多次发生，因此原告所述的善意收取、不知情没有事实依据，所以被告富士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弄虚作假的行为。被告富士公司依照员工手册10.4条、销售人员道德准则的第6.9条、劳动合同的第9.5条第3款，对原告作出无经济补偿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在安某事件上，原告称其不知道且无责任，但是作为上级，其必须对代理商进行背景调查，原告也承认在此事件上没有进行调查，因此原告在安某事件上存在严重的失职。安某事情发生后，被告富士公司对原告作出口头警告，随着被告富士公司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发现原告有其他的违纪行为，因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是有依据的。
庭后，经仲裁委调查，查明被告富士公司的东莞分公司的销售人员，包括销售经理等，在工作中产生的费用报销均需将发票扫描后后录入公司电脑系统中申请报销，在被告富士公司的电脑系统中可显示，原告在职期间，原告本人及其下属员工在不同月份报销均有提交连号发票的情况；被告富士公司的东莞分公司的员工参股的公司，多次作为代理商，先与被告富士公司签订代理合同，再由被告富士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经济合同，收取代理费。
原告于2014年10月8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两被告共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18176元；2.两被告共同支付代通知金22951.08元。该会于2015年1月7日作出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于2015年1月21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两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原告在被告富士公司的东莞分公司担任经理，负责该东莞分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工作，其属下员工未申报从事与公司有利益冲突的业务，成立代理公司，并多次作为中间代理，收取被告富士公司的代理费用，增加了被告富士公司的经营成本，造成经济损失，对被告富士公司的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原告作为东莞分公司的管理者，未能维护被告富士公司的利益和加强对属下管理，其本身确实存在失职行为。但是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存在怂恿、默许、包庇下属违纪的行为，被告也没有提供公司的规章制度证实当下属违纪，公司有权对负责人予以一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经济补偿的规定，因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告对原告的行为已经予以了口头警告处分，再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两被告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依法支付赔偿金。广州市2014年的平均工资为5694元，原告的工资高于三倍，应按三倍的标准，工作年限已经超过12年，按12年计算，故赔偿金的数额计算为409968元（5694元×3倍×12个月×2倍）。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支付原告胡景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09968元。
二、驳回原告胡景霖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计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利斌
人民陪审员 张黛乔
人民陪审员 黄 伟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丝茗
樊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