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4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震华，男，195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杭州市。
委托代理人李峰，浙江虎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强华，男，195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佩琪，女，195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朱震华为与被上诉人朱强华、于佩琪为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坐落于流水苑×幢×单元×室的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朱强华、于佩琪。现因朱震华居住其中不肯搬离，朱强华、于佩琪提起本案诉讼，诉求依法判决朱震华腾退杭州市下城区流水苑×幢×单元×室属于朱强华、于佩琪共有产权住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案涉房屋的登记情况，朱强华、于佩琪系位于流水苑×幢×单元×室的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朱强华、于佩琪有权行使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而朱震华占有房屋并无相应法律依据。故朱强华、于佩琪要求朱震华腾退案涉房屋的主张，系属所有权人为保护其物权的一种民事权利。故朱强华、于佩琪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朱震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腾退位于流水苑×幢×单元×室房屋于朱强华、于佩琪。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朱震华负担。
宣判后，朱震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
首先，2002年3月8日，父母和姐姐朱某，二哥朱某2夫妇，弟弟朱某3夫妇及被上诉人草拟《分居协议》,制定“方案一”、“方案二”，但未马上实施。上诉人未参加会议，也未签名。2003年父母与二哥朱某2再次发生矛盾，搬到上诉人的三宝新村家居住。父母再次提出分居，于是朱某2将父母共同居住的青春坊的房屋出售，得房款39.5万元。全家再次在三宝新村开了家庭协调会：被上诉人朱强华提出实施“方案二”，并要求修改和补充：1.原定7万要增加2万，共计9万。2.房屋买给父母居住，房产证上的名字仍旧是父亲。3.将来这9万元及增值部分由五姐弟平分。为此二哥朱某2将9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于被上诉人朱强华为父母买了房。此次协调修改的内容未做书面记录，但参与协调人员朱某2、朱某3可以出庭作证。根据这一事实，诉争房屋产权证上的名字应是父亲朱某4，至少按实际出资比例也是父母和两被上诉人按份共有。上诉人认为，首先应对父母出资的9万元及增值部分的财产权利进行析产后，才能由被上诉人处理自己的那部分财产权利。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程序上存在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其次，上诉人是在父亲过世后，应被上诉人邀请，替兄弟姐妹来照顾母亲，搬来和母亲同住。由于生意失败，三宝新村房屋被银行拍卖，所得余款亦用于照顾母亲的日常生活中。十多年来，上诉人已把母亲家当做自己家。2016年8月3日，母亲去世，还未办完丧事，被上诉人就提出赶上诉人离开。所以上诉人认为至少应得到相应补偿。
第三，上诉人在2017年4月10日发生急性脑梗塞（俗称中风）现半身不遂，光棍一人且无依无靠，仅有的居住地就是母亲留下的房屋的那间朝北的小房间，确无其他可搬之处。上诉人请求依法发回重审，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朱强华、于佩琪发表答辩意见称：
首先，朱震华在上诉状中提到的2002年3月8日，全家人达成的《分居协议》是一份“草拟”的协议，与事实不符；尤其是上诉状中所谓的全家人再次召开协调会，对“方案二”进行修改和补充，则完全是捏造出来的。
1997年初，父母与大弟朱某2拆迁后分得青春坊一中套（该房产权属父亲）共同居住，后因同居纠纷不断，父母多次要求子女解决分居问题（父母共育5个子女，本人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弟，为长兄）。2002年3月8日，经全家人多次协商，就分居达成了共识，由小弟朱某3执笔，形成《明华与父母分居的协议》。该“协议”有两套实施方案，以确保最终实现父母分居的愿望，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该“协议”对违约方及违约责任也作了约束（见证据1）。在整个协商过程中，曾多次通知二弟朱震华，但其从不到场，更谈不上签字。总之，这份“协议”是依据父母分居意愿多次协商的结果，是全家人共同认可的“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在“协议”实施过程中，由于“方案一”遇到具体问题难以解决而放弃，父母把分居的希望放在“方案二”的实施上。
2003年春节，父母与大弟朱某2一家再次发生矛盾。大年初三，在小弟媳的帮助下，父母从青春坊逃离至朱震华独居的三宝新村。年过八旬的父亲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如果再不给我买房子分居，我就从4楼跳下去”。与此同时，控制着父亲房产证的大弟朱某2违反“方案二”不卖房的约定，将父亲的房子通过中介裕兴房产出售，并带着中介赶到三宝新村逼父亲在合同上签字。面对自己的房子要被朱某2卖掉，居住了几十年熟悉的地段及依恋的环境将永远失去，父亲老泪纵横，拒绝签字，并要求被上诉人出面予以制止。然而，朱某2却以拿不出现金为由，决意卖房。当时，被上诉人问朱某2：“你房子卖了多少钞票？”他回答说：“39万”。出于对父母处境的担忧，被上诉人向朱某2提出：“你房子卖了39万，难道父母连‘零头’9万元都没有？你至少要拿出9万元，我才能说服父亲签字”。对此，朱某2一口答应。当场，中介去工商银行将9万元转入本人现开的账户，父亲在合同上签了字；朱震华得到了父母暂住三宝新村个月的租金1800元（事后得知父亲的房子卖了39.5万元）。以上就是朱震华上诉状中“7万元变成9万元”的事实经过。
朱震华在上诉状中所谓的“全家人再次在三宝新村开了家庭协调会”，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这种不合正常思维、不合情理、大失公平的协调会内容，谁能相信，哪个能接受？况且，这么重要的“家庭协调会”和所谓的“修改方案”，在一审下城区法院开庭时，朱震华为何不提出、不举证？朱震华在捏造事实后，做贼心虚，所以在上诉状中多了一句“此次协调修改内容未做文字记录”，真是不打自招。父亲的房子被卖后，本人用多年的积蓄共计花费32万元，在流水苑购得房屋一套（含装修、购置家具、家电及生活用品），供父母安享晚年，并按“协议”之约定，产权归被上诉人所有（见证据2），父母居住长达14年之久；朱某2得到卖房款30.5万元，在机神新村购买房屋一套，一家三口享受，产权归其所有。
其次，朱震华在上诉状中还称：“搬入流水苑是应被上诉人的邀请，替兄弟姐妹来照顾母亲”、“由于生意失败，三宝新村房产被银行拍卖”，都属胡编乱造，不是事实。
朱震华自1995年从单位辞职后，无固定工作和收入，连最起码的养老金、医保金从2001年至2009年，长达9年都是本人替其缴纳的。2005年父亲去世后，为了每月能多一笔外快收入，朱震华将其三宝新村的房子出租，自行搬入流水苑居住。由于其经济拮据，且经常出入于麻将室、棋牌房，作息方式日夜颠倒，引起母亲不满及抱怨。在流水苑期间，朱震华还曾经向母亲索要每月1000元的所谓的生活照顾费，为此，俩人经常发生矛盾。2014年，朱震华酒后摔伤，在红会医院住院治疗，医药费自理部分约7000余元也是母亲替他支付的。这种连自己生活都成问题的人，又有谁敢“邀请”他去照顾母亲？另外，社区也将母亲作为独居老人来对待（见证据3），社区里凡涉及母亲的所有事项联系人也是被上诉人。2007年底三宝新村的房产明明是朱震华通过中介信宜房产出售的（见证据4），而他在上诉状中竟捏造事实说成是“由于生意失败，三宝新村房产被银行拍卖，所得房款亦用于照顾母亲的日常生活”，更是天方夜谭。
2007年9月20日，被上诉人从母亲处得知朱震华有卖房念头时，曾严肃地向其指出：“如果你卖房子，那你就必须从流水苑搬出去”。当时，朱震华矢口否认有这样的念头，并写下保证书承诺：“用人格担保不卖房子，如卖掉房子，从此兄弟无关系，断绝兄弟情谊”（见证据5）。后被上诉人从大弟朱某2口中得知，朱震华在2007年底已将房子卖掉，所得房款大部分为其女儿购买天都城的婚房。为此，被上诉人与母亲商量，要朱震华从流水苑搬出，并和母亲说了他写过保证书承诺不卖房一事。母亲虽然怒其不争，但还是一再恳求：“我活着，就让他暂时住住吧！”看在母亲的面上，这件事就拖了下来，但被上诉人停掉了为其缴纳了9年的养老金和医保金。
朱震华从2005年下半年将三宝新村房屋出租收取租金；并且在2007年卖掉三宝新村房子的5年后，向政府申请廉租房货币补贴；再加上被上诉人从2001年至2009年为其缴纳的养老金和医保金约5万余元。仅这三项，朱震华就获利约13万余元。其中，房屋租金及廉租房货币补贴完全是以零成本居住在流水苑被上诉人的房子里才能得到的。如果不是被上诉人宽容忍让，他岂能有这些额外收入？另外，去年被上诉人还奔波了两个多月，帮助朱震华办好了退休手续。对此，朱震华不仅不感恩，反而在上诉状中诬陷被上诉人。
再次，朱震华并非上诉状中所言是“光棍一人，无依无靠”。据朱震华前妻王银珠在去年母亲“三七”时讲，她与朱震华共同生育的女儿年收入有几十万元，且又在城西购买了300多万元的新房，并在天都城的房子里留有给朱震华的房间。
综上所述，朱震华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上诉人朱震华申请朱某2、韩萌芽出庭作证，证明在2002年方案一、二一直没有实施，到2003年，重新发生家庭矛盾后，又开一次家庭会议。
上诉人对以上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两位证人对2003年家庭会议予以确认，也讲了房产证上名字写的是父母，7万变9万也是在三宝协调会共同协商的，可以看出，没有否定方案二，是对方案二的调整、修改和补充，可以相信产权是被上诉人擅自修改为被上诉人的，房产证上抹去了出资9万及按份共有部分，两证人证言都是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
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人的证词前后矛盾，先说没看到过，又说是她起草的，对9万元说从来没有约定过，上诉状上又说是有约定的，对协议内容也是说不清楚的。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朱震华房屋买卖合同，证明三宝新村的房产是朱震华通过中介信宜房产出售的，不是所谓的“由于生意失败，三宝新村房产被银行拍卖，所得房款亦用于照顾母亲的日常生活”。
2.房屋产权查询记录，证明在三宝新村无抵押查封，不存在银行拍卖的事情。
3.朱震华保证书，证明朱震华向朱强华保证不出卖三宝新村房子。
4.母亲独居证明，证明母亲不是由朱震华照顾的。
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和本案无多大关系，证明内容不正确，买房子是朱震华欠银行钱，自己卖掉一部分还银行，一部分用于自己和母亲的生活。对证据3，保证书是朱震华的签字，是上诉人为了卖房子，让被上诉人把房产证拿出来，其不同意卖房子，三宝新村房子的房产证在被上诉人处，但是其没有权利管上诉人，上诉人出具保证书后，被上诉人才把房产证还给上诉人。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社区无权力来证明独居，也不了解这个情况，上诉人一直都是在这里居住。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两证人所作证言，缺乏有效证据予以印证，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
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证据1-4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案涉房屋产权权属登记，两被上诉人系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其有权对该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所有权权能。但该房屋现由上诉人占有使用，其占有该房屋的理由在于，案涉房屋产权应属父亲，且父母在案涉房屋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份额，应当对该房屋进行析产；其照顾母亲多年，亦应由被上诉人对其进行补偿且因患病加之无他处居所，故而其占有案涉房屋并无不当。对此，本院认为，案涉房屋权属登记明确，上诉人对房屋权属提出异议以及对案涉房屋要求析产的主张，缺乏有效依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而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照顾亦属人伦常情也属基本法律义务，故上诉人以其照顾母亲为由要求两被上诉人对其予以补偿并以此为由拒绝腾退案涉房屋，显属无理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有关上诉人二审主张的其身体状况、经济条件以及居住需求，亦不足以成为对抗两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行使所有权权能的正当法律事由，加之根据本案二审证据及上诉人的陈述，表明上诉人与前妻育有子女，且其已将原有房产出卖与他人，故其再行以上述事由主张拒绝腾退，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朱震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审 判 员 周志军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