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85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海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孙文仲，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运来，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文，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号建发国际大厦**层。
法定代表人：张勇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曲骥原，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贝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港集团）因与被申请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建发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作出的（2016）津民终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唐山港集团申请再审称：（一）唐山港集团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唐山港集团在再审申请中补充提交《仓储保管合同补充协议》《丰南场站业务明细表》《丰南场站进仓确认书》《丰南场站业务发票》《迁安场站业务明细表》，拟证明涉案《仓储保管合同》签订的背景系钢材运输和仓储综合物流业务，而非木材仓储业务。涉案《仓储保管合同》仅适用于钢材综合物流业务，而不适用木材仓储业务。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根据涉案《仓储保管合同》审理涉案木材仓储业务错误。（二）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涉案《进仓确认单》等证据证明实际存货方为建发物流（天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发天津公司）和福州建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建发公司），且其支付了相关费用。涉案木材仓储业务发生于建发天津公司、福州建发公司与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物流公司）之间，唐山港集团和厦门建发公司并没有参与。《仓储保管合同》中委托方为厦门建发公司及其在附件中列明的八家下属控股公司，建发天津公司和福州建发公司不在其中。一、二审判决不认定建发天津公司、福州建发公司为本案适格主体，却认定该两公司与港口物流公司之间的木材仓储业务适用涉案《仓储保管合同》错误。（三）二审判决认定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一审庭审笔录和一审判决对厦门建发公司出示的证据和唐山港集团的质证意见叙述不详，唐山港集团二审开庭前通过二审法院要求厦门建发公司提供全部证据原件以查明案件事实。厦门建发公司在二审庭审时当庭拒绝提供，二审法院亦未要求厦门建发公司出示证据，二审法院在未审核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不当。（四）一、二审法院未调查收集唐山港集团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为查明丢失木材的市场价格，唐山港集团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涉案木材市场价格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接受该申请，却以“（进口价格+增值税+银行费+保险费+港杂费）／入库方量”计算木材成本价，忽视木材的实际价值和市场行情变动等情况；唐山港集团在二审中提出一审法院未进行价格鉴定程序违法，二审法院亦未审理。唐山港集团申请二审法院分别向建发天津公司和福州建发公司调取有关货物进口保证金的证据，二审法院未予以调取，反而调查唐山港集团和厦门建发公司均未申请调查取证的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应指存货方因货物毁损、灭失所直接遭受的实际损失。建发天津公司和福州建发公司进口木材时向进口委托方收取保证金（进口木材价款的15%-20%），这部分损失未实际发生，一、二审判决未扣减该部分货款，认定事实错误。（五）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货物丢失情况由唐山市公安局海港分局侦查，且相关刑事案件将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建发天津公司和福州建发公司列为受害人，即作为未来的受偿主体，这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受偿主体为厦门建发公司不同。本案一、二审判决导致基于同一事实的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所确定的损失金额和受偿主体不同。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本案应当先进行刑事侦查，或者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刑事办案机关处理。（六）二审判决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在本案当事人均未申请的情况下，分别到建发天津公司和福州建发公司了解情况并形成笔录，引导该两公司转让权益、放弃诉权，损害唐山港集团的利益。综上，唐山港集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是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根据唐山港集团的再审申请，本案审查的重点包括：涉案《仓储保管合同》的适用范围、涉案纠纷的适格主体、赔偿责任认定以及一、二审审理程序的正当性等问题。
厦门建发公司与唐山港集团于2011年10月21日签订涉案《仓储保管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储存货物的种类为“钢材等”。唐山港集团提供的《仓储保管合同补充协议》载明双方于2012年11月1日约定保管货物品种为“钢材”。从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的文义对比看，前者约定的货物不仅为钢材，还包括其他货物；而后者约定的货物仅限于钢材，系关于专门仓储保管钢材的补充协议，并不改变前者约定的货物范围。唐山港集团在再审申请中提交《仓储保管合同补充协议》《丰南场站业务明细表》《丰南场站进仓确认书》《丰南场站业务发票》《迁安场站业务明细表》（复印件），这些证据材料载明的货物为钢材，但并不能证明《仓储保管合同》仅适用于钢材，其主张涉案《仓储保管合同》仅适用于钢材综合物流业务而不适用于木材仓储业务，缺乏事实依据。厦门建发公司将涉案木材存于唐山港集团指定的港口物流公司仓库，并按照涉案《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办理交付存放手续，在双方均未就涉案木材的仓储保管另行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仓储保管合同》适用于讼争木材的仓储保管并无不当。
涉案《仓储保管合同》载明合同当事人分别是委托方厦门建发公司（含其下属控股公司）与保管方唐山港集团。尽管涉案货物的10份进仓确认书载明的存货方分别为建发天津公司与福州建发公司，且该两公司均不在《仓储保管合同》附件载明的厦门建发公司下属的8家控股公司之列，但涉案10份进仓确认书中均加盖“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部业务专用章”，港口物流公司向厦门建发公司出具的唐山港集团（码头仓库）库存明细注明涉案货物的所有人为厦门建发公司，港口物流公司出具的厦门建发公司费用明细的抬头部分表明港口物流公司认可委托人厦门建发公司，这些事实表明建发天津公司与福州建发公司以厦门建发公司的名义存放货物。而且，建发天津公司、福州建发公司与唐山港集团、港口物流公司之间并未订立书面仓储保管合同，建发天津公司、福州建发公司接受二审法院调查时也表示其按照涉案《仓储保管合同》将讼争木材存放于港口物流公司，由此可以排除建发天津公司、福州建发公司与唐山港集团、港口物流公司之间另行成立事实上仓储保管合同的可能。一、二审判决认定厦门建发公司为涉案货物仓储保管的委托方，并无不当。根据涉案《仓储保管合同》第四条第六项的约定，唐山港集团可委托其下属控股公司（港口物流公司）履行本协议，唐山港集团下属控股公司（港口物流公司）负责与厦门建发公司沟通，办理出入库手续等。涉案10批木材存放于唐山港集团码头仓库，进仓确认书中“保管方”处加盖“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据此，一、二审判决认定唐山港集团作为涉案货物的保管方委托港口物流公司履行涉案《仓储保管合同》项下的保管义务，并无不当。唐山港集团主张一、二审判决认定其与厦门建发公司为涉案货物仓储保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涉案《仓储保管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货物损耗赔偿标准“按所减少货物成本价（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买价、税收及为该货物支付的各种杂费）计算”。一、二审判决以“（木材进口价格+增值税+银行费+保险费+港杂费）／入库方量”计算涉案木材每方的成本价（不含堆存费），符合合同约定。在合同明确约定损失计算方法的情况下，唐山港集团主张依据木材提货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木材的价值，并申请鉴定丢失木材的市场价格，一、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建发天津公司和福州建发公司是否向进口木材的委托方收取保证金，并不影响涉案《仓储保管合同》项下货物损失的认定，一、二审法院不支持唐山港集团提出货物损失认定应扣除保证金的主张及相关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向案外人建发天津公司和福州建发公司调查涉案货物仓储保管的事实，涉及涉案货物仓储保管合同当事人的认定以及法院是否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厦门建发公司与唐山港集团签订和履行涉案《仓储保管合同》本身并不涉嫌犯罪，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赔偿纠纷的基本事实清楚，本案处理无需以相关刑事案件的侦查与处理结果为依据，唐山港集团主张本案应当先进行刑事侦查或者将全部案卷材料移送刑事办案机关处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于2016年7月6日开庭审理时，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对对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已质证，没有补充意见。唐山港集团主张二审判决认定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与事实不符。唐山港集团认为一、二审判决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唐山港集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余晓汉
代理审判员 黄西武
代理审判员 张可心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