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37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富民县丁家营村。
法定代表人：申定国。
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青云街道办事处白龙寺村***号。
法定代表人：申定国。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圳，云南曲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道彬，男，1964年8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四川省富顺县，现住昆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坚，云南法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树龙，云南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平,男,195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旭，男，198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系被上诉人陈建平儿子，一般诉讼代理。
上诉人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屠宰公司）、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肉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道彬、陈建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5）富民初字第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本案经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扣除审限两个月。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屠宰公司、中企肉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道彬一审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第一，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本案中，陈建平虽然在2014年、2015年缴纳了承包费，但经核查，该款是陈建平补缴2011年至2013年的承包费，并不能视为承包期限就此延续。陈建平与被上诉人周道彬签订的买卖合同及所出具的收条、收据，其行为并非受两上诉人委托，且签订上述买卖合同及收条时，陈建平与上诉人的承包合同期限已经届满，亦不能认定为陈建平的上述行为对两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第二，一审法院并未对本案标的款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审查，被上诉人周道彬仅凭陈建平单方出具的收条等主张的债权，依据不足。第三，本案可能涉嫌诈骗刑事犯罪，一审法院过早将本案界定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四，事实上，被上诉人明知本案债务应当由陈建平独自承担，而仍将上诉人列为一审被告，只是因为陈建平缺乏履约能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周道彬共同答辩称：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陈建平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
原告周道彬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被告与原告的生猪肠肚买卖合同；2、二被告返还原告保证金60万元及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10日起至返还日利息；3、判令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2010年11月20日，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申定国与陈建平签订承包合同，约定陈建平承包富民县城生猪定点屠宰厂，承包期限从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进场前交诚信金150万元及半年承包费，当年6月30日交另半年承包费，第一年的承包费为400万元，如中峰生猪屠宰厂（在昆明市）等四家一家都没有关闭，每月承包费5万元；如果关闭一至三家每月承包费10万元；如四家全关闭，宰杀生猪超过18万头，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奖励陈建平200万元；宰杀生猪超过15万头，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奖励陈建平150万元；宰杀生猪超过10万头，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奖励陈建平100万元；第二年的承包费为400万元，如陈建平全年宰杀生猪超过15万头，超过部分应交承包费20元/头；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负责陈建平承包的富民县生猪定点屠宰厂涉及政府部门的一切工作，确保屠宰厂用电用水和猪肉进入昆明主城区销售等，并于2010年12月31日前移交富民县生猪定点屠宰厂的设施设备及公用具；陈建平不承担经营费外的费用和税收，应及时上交承包费，延期按每天千分之一收滞纳金并可终止合同；陈建平还应按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要求上报报表和资料，确保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承包期内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自承担债权债务；富民县生猪定点屠宰厂原有员工移交陈建平使用，富民县生猪定点屠宰厂技改投资由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负责。陈建平其后交给了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2011年承包费200万元；2012年交承包费200万元；2013年交承包费400万元；2014-2015年交承包费140余万元。陈建平承包的富民县生猪定点屠宰厂在富民县××村北边××国道（昆禄公路段）东侧，门前挂有两块牌子，一块是“富民县生猪定点屠宰厂”，一块是“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的临时屠宰证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2016年5月，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按政府要求关闭。在政府协调下，2016年5月13日，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与昆明黎阳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达成补偿协议，屠宰场地上的临时设施移交昆明黎阳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使用，补偿款236万元，移交当天付226万元，剩余10万元在完成资质证照注销后两日内支付。2016年6月2日，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在完成屠宰场地上的临时设施移交后获得补偿款226万元。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于2008年2月4日成立，当时的股东是莫建昆、陈海、富民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3月17日股东变更为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2011年6月17日股东变更为申定国、申立、张运华、申俊英。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的股东是申定国、张利琴、申俊英。2010年3月17日以来，申定国一直是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和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均在51%以上（持后一个公司股份90%），两个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均涉及生猪屠宰销售。陈建平承包富民县生猪定点屠宰厂后，以“昆明市富民县佳城生猪屠宰场”、“富民佳城屠宰场”、“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等名义对外经营。2013年5月5日，陈建平以“昆明市富民佳城生猪定点屠宰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屠宰场老车间屠宰生猪的小肠销售给原告，价格随行就市，十天结算一次，交订金60万元。2014年8月30日，陈建平收取原告小肠定金60万元。2015年3月29日，陈建平与周道彬、刘世海、邓小红、黄明权等人在富民佳城生猪定点屠宰场协商就陈建平继续经营及其他副产品商的承包费及收取各副产品商的费用进行协商，并形成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陈建平自行组织资金改善经营，按时交纳屠宰场承包费用，保障各副产品商的利益，逐步退还各副产品商的押金；陈建平如不能经营屠宰场，须全部退还各副产品商的押金，并将屠宰场移交回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生猪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标志牌本身具有专属性，不得出借、转让。从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与陈建平签订的承包合同及陈建平交纳承包费和对外经营的事实上看，实际上兼有内部承包和外部承包的双重性质，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虽然领有营业执照，具有法人资格，但受控于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并没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承包人在承包期间，以承包企业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产生的债务，而承包企业并没有法人财产权，承包企业和发包人应当与承包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告请求解除生猪小肠买卖合同的请求，原告与被告陈建平签订的生猪小肠买卖合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合同的履行期限已届满，此后双方未续签新合同，也未实际履行涉案合同，且该企业已被告相关部门关闭收回，故一审法院确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但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故被告应按合同约定返还原告保证金及退还预付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原告请求判令解除被告与原告的生猪小肠买卖合同因该合同已自然失效，勿须解除；对要求返还原告定金6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陈建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退还原告周道彬生猪小肠定金人民币60万元，并从2015年6月10日起至返还日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二、被告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和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二审中，上诉人屠宰公司、中企肉联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终止合同通知（复印件）。欲证明本案承包合同已于2014年2月20日终止。经质证，被上诉人周道彬、陈建平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在二审期间才出示，并非新证据，同时该证据系上诉人自己出具，陈述内容与事实不符，事实上2014年2月20日之后上诉人仍向陈建平收取承包费。
二、承包费计算清单及转账流水。欲证明陈建平尚欠承包费300万元，陈建平于2014年、2015年缴纳的承包费实际上是补缴之前所欠费用。经质证，被上诉人周道彬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系上诉人单方制作，并未经得承包方认可，且根据承包合同，承包费每年均有浮动，并非按上诉人方制作的费用清单以单一一个标准计算得出。被上诉人陈建平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承包费已经交清。
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对于上诉人屠宰公司、中企肉联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其单方制作，并无证据证明已经送达对方当事人且经对方当事人核实，故本院不做确认。
二审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补充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本案《承包合同》中承包项目“云南省富民县县城生猪定点屠宰厂”即是指本案上诉人屠宰公司。
综合归纳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辩论焦点如下：1、屠宰公司、中企肉联公司是否是本案责任主体及承担责任的方式；2、本案应当返还的金额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针对焦点一，屠宰公司、中企肉联公司是否是本案责任主体及承担责任的方式。关于屠宰公司的责任认定。首先，根据本案确认事实，2010年11月20日，中企肉联公司与陈建平签订《承包合同》，约定中企肉联公司将屠宰公司承包给陈建平经营。而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生猪屠宰必须具备相应资质，陈建平个人并无相关资质，陈建平实质上是通过签订《承包合同》，向屠宰公司按期缴纳承包费的方式，凭借屠宰公司的生猪屠宰资质对外进行经营。也就是说，陈建平关于生猪屠宰、收购、猪副产品买卖等行为均需依赖于屠宰公司的特有资质及经营规模进行，而不能脱离屠宰公司独立实施。其次，本案买卖合同中亦明确列明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屠宰公司，且二审中，被上诉人亦表示其系与屠宰公司建立买卖关系，买卖活动属于屠宰公司的经营范围，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合同向对方即为屠宰公司。综上，本院确认本案中，与被上诉人建立猪副产品买卖关系的合同向对方是上诉人屠宰公司。之后因陈建平承包的屠宰公司自身经营出现问题，导致无法继续履行买卖合同，上诉人屠宰公司作为买卖合同向对方应当承担买卖合同终止后的合同返还义务，即负有向被上诉人周道彬返还猪副产品定金的义务。至于陈建平，如上所述，其基于《承包合同》实际经营管理屠宰公司，亦系直接收受猪副产品定金的主体，故应当与上诉人屠宰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关于中企肉联公司的责任认定。二审中，中企肉联公司与屠宰公司一致表示两个公司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人员混同，财务混同，业务混同，且本案中，亦是以中企肉联公司的名义将屠宰公司承包给陈建平经营，故上诉人中企肉联公司亦应当在屠宰公司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虽然最终判决认定两上诉人与陈建平均承担责任，但对于三主体内部责任法律关系并未厘清，本院予以纠正。两上诉人虽然抗辩主张：上诉人与陈建平之间的承包关系已经于2013年终结，本案陈建平签订买卖合同及收受定金发生在2013年之后，故陈建平收受定金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不及于上诉人。但对其抗辩，两上诉人均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印证，而根据本案确认事实，至2015年，陈建平仍向两上诉人缴纳承包费，两上诉人亦未以承包期已超过为由提出及时且有效之异议。故对两上诉人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据此认为陈建平与屠宰公司承包期未经过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焦点二，本案应当返还的金额如何确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周道彬一审起诉主张被上诉人陈建平及两上诉人向其返还猪副产品定金及利息，并提交与陈建平与其签订的买卖合同及收条佐证，两被上诉人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印证，且经审查，本院注意到，2015年4月，在陈建平承包经营屠宰公司期间，上诉人与陈建平、款项支付人已因返还猪副产品定金、押金、猪款等事项发生纠纷，并经富民县农业局牵头组织各方协商解决，其协商过程及协商内容能够与案涉款项相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返还款项金额并未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性质及内部法律关系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5）富民初字第681号判决。
二、上诉人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陈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被上诉人周道彬生猪小肠定金人民币6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2015年6月10日起至返还之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三、上诉人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对上诉人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的上述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由上诉人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被上诉人陈建平、上诉人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由上诉人富民县佳诚生猪定点屠宰有限公司、昆明中企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建
审判员 李 鸿
审判员 符圆圆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