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民终6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北青公路3988号。
法定代表人：李正一，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沈波，上海市沪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永慧，男，198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伟杰，男，198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叶青，浙江美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金巧丽，浙江美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雄公司）因与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7）浙1081民初14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雄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温岭市人民法院2018年1月10日作出的（2017）浙1081民初1470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徐永慧、孙伟杰向上诉人支付货款336155.6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徐永慧、孙伟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供了第三方物流公司《托运单》及《送货单》的情况下，忽视贸易常识，仅凭徐永慧、孙伟杰否认收到货物的口头辩解，即对上诉人于2015年9月14日；2016年1月8日、2月23日、2月29日、3月8月、5月5日、5月16日等八笔交付的货物不予确认。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重要证据，第三方物流公司（商富物流）的托运单及送货单即应当确认徐永慧、孙伟杰应已经收到上述八笔货物。而不能仅凭徐永慧、孙伟杰陈述即予以否认。1、物流公司的托运单真实有效，应当予以全部采信。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自2015年8月27日后的25份托运单，已明确上诉人在与徐永慧、孙伟杰之间的长期买卖合同关系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惯例，即徐永慧、孙伟杰将所需货物的品种、数量以电话通知上诉人，上诉人按徐永慧、孙伟杰的要求准备好货物及货物清单（送货单），再委托物流公司发货致徐永慧、孙伟杰处。对于双方的上述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予以确认。但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却无视上述交易习惯，仅凭徐永慧、孙伟杰的无理狡辩，对未签收的八份托运单不予确认。上诉人认为，第三方物流公司系专业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企业，托运单是证明上诉人委托该企业将托运货物发送给徐永慧、孙伟杰的重要凭证，其上面明确记载了托运货物的数量（重量）及送货地址，已经清楚证明货物送达了徐永慧、孙伟杰处。应当予以全部采信。2、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真实有效，应予以全部采信。根据交易惯例，双方并未指定专门签收人员，所以一直是由徐永慧、孙伟杰任意人员签收。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是《托运单》的随单附件，是物流公司将货物安全送达收货人的重要凭证。该组证据是上诉人从第三方物流公司处调取的原始凭证，能够清楚的证明货物已经送达徐永慧、孙伟杰。而徐永慧、孙伟杰却以送货单上未签字为由否认收到货物。上诉人认为，徐永慧、孙伟杰的狡辩完全违背了基本贸易常识。通常情况下，徐永慧、孙伟杰如果没有收到这八笔货物，即应及时通知上诉人，而上诉人如得知价值数万元的货物“失踪”，则在未查明货物去向之前（尤其是徐永慧、孙伟杰还拖欠上诉人货款的情况下），则不可能再向徐永慧、孙伟杰供货。更何况，徐永慧、孙伟杰在之后还陆续向上诉人支付了货款。如果未收到货物，在未得到解决之前，徐永慧、孙伟杰会支付货款吗？因此，徐永慧、孙伟杰的狡辩完全是妄图逃避责任的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其观点，也不符合逻辑推理和普通的贸易经验，应当不予以支持；而应对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予以全部采信。综上。上诉人认为徐永慧、孙伟杰辩称未收到部分货物的陈述，既无证据支持，也不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根本经不起推敲，完全是妄图逃避法律责任的狡辩；而上诉人的诉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全部支持。而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徐永慧、孙伟杰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温岭市人民法院（2017）浙1081民初1470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韩雄公司原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韩雄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本案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1、原审判决仅就被上诉人向原台州恒通植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为268300元，就认定双方于2015年3月至2015年8月27日之间发生货款268300元系认定事实错误。虽然恒通公司收到了韩雄公司开具的上述价税金额为268300元的增值税发票，但并不能就此认定恒通公司收到了货值相同的相应货物。2、原审判决对案外人林守超、杨光平及王春华签收送货单的行为认定为恒通公司收货并予以确认相应货款金额也系认定事实错误。案外人林守超、杨光平及王春华并非系受恒通公司指派或受托收货的人员，故其无权代表恒通公司收取有关货物。同时，上述案外人是否真实签收韩雄公司交付的上述货物，恒通公司并不清楚，更未收到。退一步讲，即使案外人林守超、杨光平及王春华签收了送货单，也不能简单认定为恒通公司收到了韩雄公司交付的上述货物。3、原审判决对本案所涉恒通公司已经向韩雄公司退货140079.95元货物的事实不予认定也是错误的。韩雄公司自行提供的起诉证据及其庭审陈述均能证明本案涉及退货的事实，且上诉人也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已经向韩雄公司退回货值140079.95元货物，故该笔退货款项应于总货款中予以扣减。二、原审判决对本案证据的认定或处置存在错误。1、原审法院对韩雄公司提供的证据1（六张增值税发票）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显然是错误的。该组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的数字并非真实、准确记载双方实际发生的货物往来，更非与韩雄公司送货给恒通公司的托运单、送货单日期一一对应，更不能证明韩雄公司与恒通公司自2015年3月16日至2015年8月27日间发生货值268300元的货物往来。上述增值税发票仅限于方便恒通公司用于税务抵扣使用，且双方的真实货物价款将于日后在共同结算后予以进一步确认准确的金额，并非简单的认定增值税发票价税金额即为双方实际发生的货款金额。2、针对韩雄公司提供的证据2与3（送货单），原审法院以“按照交易（交货）习惯……未提出异议……故可推定”这一逻辑将案外人林守超、杨光平及王春华签收送货单的行为认定为恒通公司收货并予以确认相应货款金额，进而对上述案外人签收的送货单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显然也属于证据认定错误。3、针对韩雄公司起诉时提供的账目明细，原审法院不组织安排进行质证，显然也是错误的。由韩雄公司自行向法院提供的该账目明细能够证明恒通公司已向韩雄公司退货140079.95元货物的事实，对此，原审法院应组织安排对该证据进行举证质证，方能查清事实辩明真相。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证证据存在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特提起上诉，恳请依法公正判决。
韩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两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及清算义务人因违法清算而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赔偿原告货款本金损失人民币196075.65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017年5月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赔偿金额：赔偿原告货款损失336155.6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017年5月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有：（1）原告提供的证据2、3中被告孙伟杰签收的送货单和被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孙伟杰在2015年8月27日之后签收的货物七笔，计金额68559元；（3）恒通公司支付给原告货款共计258100元。对有争议的事实，即恒通公司与原告之间发生货物交易的金额问题。该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增值税发票，被告否认收到上述增值税发票，但恒通公司已将上述增值税发票在温岭市国家税务局进行认证，税款已经抵扣，能够证明恒通公司收到该增值税发票，且对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内容予以认可，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共计268300元，增值税发票的备注栏中备注“2015.03.16；2015.05.01；2015.05.21；2015.06.02/08；2015.07.18/28/30；2015.07.01；2015.07.27/28；2015.08.07；2015.08.15；2015.08.24；2015.08.26”，该备注栏中的数字与2015年8月27日之前原告送货给恒通公司的托运单、送货单的日期相对应，同时可以证明原告与恒通公司自2015年3月16日至2015年8月27日间的交易的真实性，对该证据的证明力该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案外人林守超签收2015年9月9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14日的送货单，与其对应的货物托运单“上海全源物流有限公司0005763、0006273、0006575、0006902、0007204、0007228”，被告均否认收到案外人林守超签收的货物，按照双方交货习惯，原告委托物流公司运输，货物托运单收货人一栏填写是“孙伟杰、联系电话189××××0366”，物流公司在货物运到指定地点后，按照收货人的联系电话联系后，由恒通公司安排人员收货，况且号码为29427314的增值税发票的备注“2015.07.27”，其对应的收货单就是案外人林守超所签收的，林守超多次收货，在收货时间上林守超、孙伟杰之间有穿插现象，若出现林守超收货而恒通公司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应当能够及时被发现，而恒通公司一直没有异议，故可推定恒通公司收取了上述货物，故对案外人林守超签收的2015年9月9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14日的六张送货单，该院予以确认，计金额为79262元。案外人杨光平签收的2015年12月3日送货单，对应“上海全源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0007756”，杨光平签收后，原告又多次发货，之后有孙伟杰、林守超收货，若恒通公司没有收到该笔货物，应早就向原告提出，但恒通公司没有对该笔收货提出异议，故对案外人杨光平的收货该院予以确认，金额为22965.8元。案外人王春华签收的2016年4月29日送货单，对应“上海商富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160429-004”，王春华签收的2016年5月13日送货单，对应“上海海善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托运单160505-025”，被告也是否认收到上述货物，按照原告与恒通公司的交易习惯，货物托运单收货人一栏填写的是“孙伟杰、联系电话189××××0366”，物流公司在货物运到指定地点后，通知运单上的收货人收货，恒通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公司人员不可能只有两股东，且两次托运货物，两个不同的物流公司，而两次收货人均是案外人王春华，故原告有理由相信案外人王春华是受恒通公司指派或受托收货的人员，故对王春华签收的二张送货单该院予以确认，计金额46332元。对货物托运单“安岗物流150914-0014、160108-0040、160223-0015、160308-0017、”、“上海商富物流有限公司160229-007”、“上海衡福物流有限公司5803420”、“上海海善国际物流有限公司160505-025、160516-008”八笔，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一栏没有签字，被告否认收到上述八笔货物，虽有托运单据，但无法确认谁收取了货物，对该证据该院不予确认。综上，恒通公司收到原告的货物共计485418.8元。另查明，恒通公司于2015年2月6日成立，2017年5月4日核准注销，股东为徐永慧、孙伟杰（即本案被告）。2017年3月14日两被告向温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毕……。本企业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自愿，内容合法，依法应认定有效。恒通公司向原告购买货物后，应当及时支付货款，经原告催告后仍未支付的，应赔偿给原告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经计算，本案恒通公司尚欠原告货款485418.8元-258100元＝227318.8元。被告辩称有部分退货，没有提供证据，该院不予采纳。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解散后，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恒通公司解散后，未经依法清算，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对本案的货款应由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徐永慧、孙伟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货款227318.8元，并赔偿给原告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42元，减半收取3171元，由原告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负担1030元，被告徐永慧、孙伟杰负担2141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向本院提交了二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系上诉人韩雄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时提供的对账单，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用以证明该对账单反映出2016年8月5日恒通公司向上诉人韩雄公司退货140075.95元的事实。经上诉人韩雄公司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确实系其提交，但不是对账单，而是其的账务草稿，并没有盖公章，8月5日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确实提到过退货，但上诉人韩雄公司不同意退，因此双方的账没有清。本院认为，该账单系上诉人韩雄公司在原审起诉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要求清算赔偿上诉人韩雄公司货款本金损失196075.65元及相应利息损失时，作为证据材料提供的，虽上诉人韩雄公司在审庭中否认这一证据材料中确定的退货金额140079.95元的事实，并变更诉讼请求为336155.6元，但不影响该账单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账单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系上诉人孙伟杰与上诉人韩雄公司的销售人员李登山的微信截图11张及手机一台。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用以证明：1、李登山是上诉人韩雄公司销售经理，是一直负责与恒通公司的业务主管；2、2016年8月李登山与上诉人孙伟杰之间的微信往来确认退货事实，有李登山向上诉人孙伟杰发送的货物托运单（系恒通公司委托）以及上诉人韩雄公司的退货单、入库单、退货明细，均能够证明恒通公司向上诉人韩雄公司退货数量、品名以及总金额为140079.95元。经上诉人韩雄公司质证，认为对李登山是上诉人韩雄公司的销售人员无异议，但其没有权利与徐永慧、孙伟杰谈退货的事情，且对方提供的宇航托运单及入库单，特别是入库单都不能代表上诉人韩雄公司已签收。本院认为，因上诉人韩雄公司对该手机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应予认定。李登山作为上诉人韩雄公司与恒通公司的销售人员，其实施的行为系代表上诉人韩雄公司的行为。李登山与上诉人孙伟杰之间的手机微信截图内容反映出李登山向上诉人孙伟杰发送了宇航物流货物托运单（系恒通公司委托）、退货单（恒通公司清单、上诉人韩雄公司实收清单）、入库单、台州恒通退货明细，且李登山发送的上述退货依据与上诉人韩雄公司原审时提供的上述第一组证据在退货数量、品名以及总金额140079.95元上都能相吻合，故可以认定上诉人韩雄公司已收恒通公司的退货货物的金额为140079.95元。
本院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确认以外，另认定：恒通公司于2016年8月5日向上诉人韩雄公司退货货款金额为140075.95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恒通公司与上诉人韩雄公司之间发生的货款应如何认定。1、上诉人韩雄公司提供的其开具给恒通公司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3100153130，发票号码294××××7313#至29427316#；发票代码3100152130，发票号码234××××5527#至23435528#），恒通公司已将上述增值税发票在温岭市国家税务局进行了认证，税款已经抵扣，且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的数字与2015年8月27日之前上诉人韩雄公司送货给恒通公司的托运单、送货单的日期相对应，据此，原审法院以增值税发票的金额268300元，确定恒通公司收到的货款金额是得当的。2、上诉人孙伟杰在2015年8月27日之后签收的货物七笔，计金额68559元，应予认定。3、关于案外人林守超签收的货物六笔，计金额79262元；案外人杨光平签收的货物一笔，计金额22965.8元；案外人王春华签收的货物二笔，计金额46332元。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虽对上述三案外人的签收不予认可，但原审法院依据上诉人韩雄公司提供的托运单、送货单，虽所记载的收货人为孙伟杰，联系电话189××××0366，但托运单、送货单都能一一对应，且增值税发票29427314号的备注“2015.07.27”，其对应的收货单就是林守超签收的，同时在杨光平签收之后，孙伟杰、案外人林守超仍在收货，从未向上诉人韩雄公司提出未收到上述案外人签收的货物，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三案外人的签收系受恒通公司指派或受托收货，属恒通公司的收货行为是得当的。4、上诉人韩雄公司提供的货物托运单“安岗物流150914-0014、160108-0040、160223-0015、160308-0017、”、“上海商富物流有限公司160229-007”、“上海衡福物流有限公司5803420”、“上海海善国际物流有限公司160505-025、160516-008”八笔，因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一栏没有签字，且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否认收到上述八笔货物，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虽有托运单据，但无法确认谁收取了货物，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并无不当。综上，恒通公司收到上诉人韩雄公司的货物共计485418.8元。二、关于恒通公司退货问题。本院对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在二审时提交的二组新证据，在上述举证、质证、本院认证环节已作了详细论述（见上），认定上诉人韩雄公司于2016年8月5日已收恒通公司的退货货物的金额为140079.95元。对此，原审法院未予认定，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上述情况，恒通公司共收上诉人韩雄公司货物共计485418.8元，减去已付货款258100元，再减去退货货款140079.95元，恒通公司尚欠上诉人韩雄公司货款87238.85元。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作为恒通公司的股东，在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应对上诉人韩雄公司主张其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7）浙1081民初14706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上诉人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货款87238.85元，并赔偿给上诉人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342元，减半收取3171元，由上诉人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承担2348元，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承担8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42元，由上诉人上海韩雄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承担4696元，上诉人徐永慧、孙伟杰承担16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勇
审判员 黎利荣
审判员 陈文杰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马 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