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三终字第016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戈。
委托代理人：胡莹，系辽宁瑾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文渊。
委托代理人：贾勤顺，系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怡。
委托代理人：郑洪锁，系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小炳。
委托代理人：于洪伟，系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严岚。
委托代理人：郑洪锁，系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檀。
委托代理人：郑洪锁，系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戈因与上诉人于文渊、上诉人王怡、被上诉人蔡小炳、被上诉人严岚、被上诉人王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初字第03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戈的委托代理人胡莹，上诉人于文渊的委托代理人贾勤顺，上诉人王怡及被上诉人严岚、王檀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郑洪锁，被上诉人蔡小炳的委托代理人于洪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10日，鉴于甲、乙双方要与其他主体在营口联合投资设立一家房地产公司，公司具体名称为营口鼎昌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现甲方和乙方约定，双方的投资以乙方的名义独自出现，甲方仅作为隐名股东，针对乙方代甲方持有股权等事宜，委托人（甲方）即原告与受托人（乙方）即被告签订了一份《代持股协议书》，主要约定：甲、乙双方向该公司出资人民币88万元，占该公司10%股权，其中，甲方以现金人民币352000元出资到该公司，占该公司4%股权，乙方以现金人民币528000元出资到该公司，占该公司6%股权。乙方作为显名股东，代甲方持有该公司4%股权；乙方在此声明并确认，代持股权的投资款系由甲方出资，只是有乙方以其自己的名义代为出资，故代持4%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应为甲方；乙方在此进一步声明并确认，由代持股权产生的或与代持股权有关之收益归甲方所有，在乙方将上述收益交付给甲方之前，乙方系代甲方持有该收益。在代持股期间，乙方应保证所代持股权权属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处置代持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与、放弃或在该等股权上设定质押等；协议双方对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接触或获知的对方的任何商业信息均有保密义务，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该等信息属于公知信息或者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授权。该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然继续有效。任何一方因违反保密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应当赔偿对方的相应损失。同日，被告蔡小炳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约定：我与张戈要与其他主体在辽宁省营口市联合投资一家房地产公司，公司具体名称为营口鼎昌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我与张戈向该公司出资人民币88万元，占该公司10%股权，其中，张戈以现金人民币352000元出资到该公司，占该公司4%股权，我以现金人民币528000元出资到该公司，占该公司6%股权。我作为显名股东代张戈持有该公司4%股权，现已收到张戈的出资款现金人民币352000元，予以确认。查，2009年6月18日，营口市老边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同意在营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老边分局登记注册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金）捌佰万元（人民币），预先核准名称为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以上预先核准的公司保留期至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自保留期内，企业名称不得用于经营活动，不得转让。经企业登记机关设立登记，颁发营业执照后企业名称正式生效。投资人、投资额和投资比例为：宋明喆208万元、26%；宋宝兴200万元、25%；王怡196万元、24.5%；于文渊196万元、24.5%，合计800万元、100%。同年6月22日，上述公司按照上述内容经核准设立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宋明喆。2009年9月14日，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老股东王怡、宋明喆、于文渊、宋宝兴和新股东王怡、于文渊、王檀召开股东会，并签署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向股东以外的自然人转让股权。吸收自然人王檀为公司新股东。一致同意公司股东宋宝兴将其在本公司所占股权的100%（200万元人民币）全部转让给自然人王檀所有。一致同意公司股东宋明喆将在本公司所占股权的50%（10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自然人王怡所有。一致同意公司股东宋明喆在本公司所占股权的50%（10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自然人于文渊所有。股权转让后，资金结构为王怡出资300万元，占出资比例37.5%，王檀出资200万元，占出资比例25%，于文渊出资300万元，占出资比例37.5%。股权转让后，宋明喆、宋宝兴不再是本公司股东，对本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力与义务，同时免去宋明喆、宋宝兴在本公司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同年9月16日，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按照上述股东会决议进行了相应项目的变更，变更后法定代表人为于文渊，股东为于文渊，认缴出资额300万元，持股比例37.5%，实缴出资额60万元，货币出资；王怡认缴出资额300万元，持股比例37.5%，实缴出资额60万元，货币出资；王檀认缴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25%，实缴出资额40万元。2009年9月28日，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老股东于文渊、王怡、王檀与新股东于文渊、王怡、王檀、严岚、蔡小炳召开股东会并签署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向股东以外的自然人转让股权。吸收自然人严岚、蔡小炳为公司新股东。一致同意公司股东王檀将其在本公司所占股权的44%（88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自然人蔡小炳所有。一致同意公司股东王怡将其在本公司所占股权的29.33%（88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自然人严岚所有。股权转让后，资金结构为王檀出资112万元，占出资比例14%，王怡出资212万元，占出资比例26.5%，于文渊出资212万元，占出资比例26.5%，蔡小炳出资88万元，占出资比例11%，严岚出资176万元，占出资比例22%。同日，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按照上述股东会决议进行了股东变更，变更后股东为于文渊认缴出资额212万元，持股比例26.5%，实缴出资额60万元，货币出资；王怡认缴出资额212万元，持股比例26.5%，实缴出资额60万元，货币出资；严岚认缴出资额176万元，持股比例22%，实缴出资额0；王檀出资额112万元，持股比例14%，实缴出资额40万元，货币出资；蔡小炳认缴出资额88万元，持股比例11%，实缴出资额0。2009年12月29日，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实收资本800万元，上述股东全部按照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再查，2014年1月14日，蔡小炳向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提出《退出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投资申请书》，内容为：本人蔡小炳于2011年6月22日前向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88万元（二期投资），成为该公司合法股东。因本人的个人原因特向公司申请退出公司股东投资，并要求按投资额折算本人在公司股权资产。同时本人愿意就本人的股权在公司内转让给其他股东。2014年1月15日，甲方蔡小炳与乙方王檀、王怡、于文渊、严岚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在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本金为人民币88万元，占公司11%的股权，将甲、乙双方协商确认，甲方在公司的11%股权利折价公司的资产价格为人民币1140万元。经甲、乙方双方协商，把撤股及协议等相关手续办完后一周内，乙方给付甲方人民币7113388元现金，其余4286612元用两套房产折抵（分别为：君悦澜湾小区22号别墅472.12㎡，每平方米单价8000元，合计3776960元和65号楼1单201号141.57㎡，每平方米3600元，合计509652元，两房合计4286612元）。甲方收到上述转让款及办理房屋转让手续后，甲方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在办理完上述手续后，甲方与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再无任何股权及其它利益。同日，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老股东于文渊、王怡、王檀、严岚、蔡小炳与新股东于文渊、王怡、王檀、严岚召开股东会并签署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一致同意公司股东蔡小炳将其在本公司拥有的2.75%的股权（22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自然人王檀所有。一致同意公司股东蔡小炳将其在本公司拥有的2.75%的股权（22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自然人王怡所有。一致同意公司股东蔡小炳将其在本公司拥有的2.75%的股权（22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自然人于文渊所有。一致同意公司股东蔡小炳将其在本公司拥有的2.75%的股权（22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自然人严岚所有。股权转让后，资金结构为王檀出资134万元，占出资比例16.75%；王怡出资234万元，占出资比例29.25%；于文渊出资234万元，占出资比例29.25%；严岚出资198万元，占出资比例24.75%。另查，2014年7月28日，原告张戈和第三人于文渊通话，原告向第三人于文渊询问被告蔡小炳卖股权的相关事宜，主要内容为，原告说：“我当时，去年元旦的时候给我打电话问我股权的事，我告诉你4%的话，那你应该知道我4%的股权，你怎么能把那4%的股权一起卖了呢？”第三人于文渊答：“不是，因为蔡总不跟我讲这事，咱是只对法律上的事，我不能说我对你个人，是不是？”原告张戈：“你元旦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吧，我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我占4%，对吧？”第三人于文渊答：“是，不，张戈是这么回事，但是你要说。”原告张戈说：“但是元旦的时候吧，你给我打电话，你说问我股权的事，对吧，完了我说占4%，完了你也知道，完了你回头卖4%，卖10%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你要是知道的话。”第三人于文渊答：“不，张戈，这个事哈，咱俩谈论了好几次，但是我问过蔡总，我不是没问蔡总，他也就等于说默认这个事了，我说那你这个事，你跟张戈怎么讲，是我跟他讲还是你跟他讲，这个包括在卖股权的时候，我跟蔡总都讲了，我踉王总和蔡总都讲了这个话，蔡总说这个事你不用管了，我自己去处理，那么你说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怎么讲，我是不是就得跟蔡总说，那你就处理好，你就别让我为难，你就处理好这个事就完了。”……第三人于文渊说：“我知道，这个事吧，就等于我做大了，就等于我当时办这个事的时候没跟你讲，这个事你就觉得我办的不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吧，我跟你讲，张戈哈，这个事，我为什么我一直，你给我打电话来，我都很耐心的跟你讲，因为我确确实实觉得我这个事，我当时我办的不好，我应该告诉你一下，但是吧，当时，我就特别相信，我就太相信他了，他跟我一讲，我去跟你讲，他去解释去，那我就，我就没有办法再去截他那一下了，你知道吧。”原告张戈说：“哎，王总，王总他不也知道吗？”第三人于文渊答：“王总也知道，当时是我们俩一块，是在时代广场里的时候，就是他办公室，问的他这个事，包括你，包括老五，包括杨树。”原告张戈说：“那你元旦的时候跟我打电话，问我股权的事的时候，王总知不知道这个，王总让你打的电话问的啊？”第三人于文渊答：“对啊，我们都知道，包括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记得有两次，一次有我忘了，王总就在旁边，我们当时就在想知道小蔡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不想让他影响到我们，就这么回事。对，然后这是后来才有的这个，也是王总，，也是王总问的小蔡，这个事你到底怎么办，因为当时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原告张戈说：“那当时知道，你签字转股权的时候，王总没问小蔡说，张戈这个股权？”第三人于文渊答：“问了。包括好多人，包括你，包括老五、包括老杨都问，说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跟我们之间都有交集，然后就问过我们，说张戈事你们打算怎么办，就是问小蔡，打算怎么办，然后我不就问小蔡，然后这些人都问我们了，我们也都认识，那么我就说你，这方面你准备准备，你是说我跟他讲呢，还是你跟他讲，小蔡当时的意思是这些人，这些事我来通知，那么我就说好，那你来通知，你就通知，就是这么回事。”……原告张戈说：“我现在就是说，你都知道我有4%的股权，你还把那个股权让他一遭卖了，你都不跟我说一声，或者你哪怕说你卖6%，那4%你给张戈留着，对不，也或者你，咱当面说，或怎么样，咱都有话，有这话。”第三人于文渊答：“是是是。我当时怎么想的张戈，因为老蔡一个是爱面子。我要是说一跟他拆穿，你这里是不是还有张戈4%，你怎么弄，我要是明说了，我以后跟他也没法处了，我要是想，就那么干，不做事了，以后见面打个招呼，叫个朋友还是可以的。但是我没想到后来事情能发展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吧，我是实在是想不到，确实想不到。”庭审中，第三人于文渊表示上述通话非其本人，其从没有和原告张戈进行过上述通话。而后，原告申请对其提供的视听资料中声音是否是于文渊本人的声音以及视听资料的完整性进行鉴定。本院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委托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原审法院多次通知于文渊配合鉴定，但于文渊未予配合。2015年8月11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大恒声鉴（2015）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经综合检验分析，鉴材录音未发现编辑加工痕迹。同时，该鉴定所出具说明函，内容为关于鉴材录音是否是于文渊本人的声音，由于于文渊逾期未到我所采集声音样本，无法检验。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被告蔡小炳将其名下11%的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四位第三人，其中包括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该公司4%股权，原告认为该4%的股权四位第三人各受让1%，对此被告予以认可，第三人表示不知情，在被告转让股权协议中未明确其中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4%股权的转让方的情况下，原告主ＸＸ均分配，并无不当，被告也予以认可，四位第三人未提出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四位第三人分别受让被告代持的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上述公司1%的股权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原审法院认为，第三人于文渊、王怡不构成善意取得，第三人严岚、王檀构成善意取得，理曲如下：首先、被告转让的股权己经办理了变更登记，已分别由四位第三人持有，已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善意取得的第三个条件；其次、虽原告认为转让的股权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值，被告也予以认可，但仅系其单方陈述，原、被告对此均未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视为被告转让股权价格合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善意取得的第二个条件；再次、原告虽主张第三人王檀、严岚在受让股权之前均知道被告转让的股权中包括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4%股权，被告也予以认可，但仅系其单方陈述，在第三人王檀、王怡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原、被告对此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视为第三人王檀、严岚在受让股权时系善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善意取得的第一个条件；最后、原告主张第三人于文渊在受让股权之前知道被告转让的股权中包括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4%股权并提供录音证据，第三人于文渊虽否认录音中系其本人声音，但在原告提出鉴定后拒绝配合鉴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视为录音中系第三人于文渊声音，该录音证据经鉴定后结论为未发现编辑加工痕迹，在该录音中，第三人于文渊已明确认可在转让前其就知道被告名下的11%股权中有4%系原告享有实际权利。另外，在本案的录音证据中，第三人于文渊已明确陈述王总也知道被告转让的股权中有4%为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事实，原告和被告均认可该王总系本案第三人王怡，且被告陈述的转让过程也和录音中提到的“时代广场他的办公室”等情况吻合，可认定第三人王怡在受让被告名下的11%股权中前就知道其中有4%系原告享有实际权利，故第三人于文渊、王怡在明知被告向其转让的其中1%股权为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情况下，却未要求被告提供相应的原告授权手续或文件，也未向原告核实相关情况，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就受让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股权，并非善意，不构成善意取得。综上、被告分别向第三人于文渊、王怡转让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1%股权的行为无效，被告向第三人王檀、严岚分别转让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1%股权的行为构成善意取得，应为有效。关于第三人均辩称原告非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并不享有该公司4%的股权一节，原、被告已签订代持股协议书，被告也已签订收条并认可收到出资款，况且在录音中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于文渊也认可在其受让被告股权之前就知道被告转让的股权中包括原告享有实际权利的该公司4%股权，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认定被告在转让其名下的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11%股权给第三人时，原告对其中4%股权享有实际权利，故对第三人该辩称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名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蔡小炳向第三人于文渊转让张戈享有实际权利的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1%股权的行为无效；二、蔡小炳向第三人王怡转让张戈享有实际权利的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1%股权的行为无效；三、驳回张戈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5500元（含案件受理费5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戈负担2750元，蔡小炳负担1375元，第三人于文渊负担687.5元，第三人王怡负担687.5元。
原审法院宣判后，原审原告张戈、原审第三人王怡、于文渊均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张戈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于文渊、王怡、王檀、严岚共同向张戈返还其享有的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4%的股权。其依据的主要理由是：蔡小炳在转让股权之前，于文渊与王怡的持股比例均为26.5%，相加为53%，二者的持股已经达到控制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的情形，且于文渊还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文渊与王怡已经知晓张戈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当时的交易环境及于文渊在录音中承认问了好多人，不可能公司另外两个股东对此事毫不知情，并且王檀与王怡实为姐妹关系；蔡小炳已经在经过公证的声明书中写到转让股权的实际价值及转让价格，当事人陈述本身也是证据的一种，如无相反证据应被采信，即认定蔡小炳转让的4%股权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值；善意取得的证明责任应由原审第三人承担，即在本案中，应由原审第三人证明其取得过程是善意的及价格是合理的，如无证据，则应认定其为恶意；在四被上诉人购买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又未约定具体比例的前提下，应当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对上诉人承担共同偿还4%股权的责任，偿还比例大小应当由四被上诉人协商解决，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于文渊与王怡各自受让1%股权的行为无效予以返还；四位股东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真正权利人张戈存在的前提下仍然与蔡小炳签订股东会决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张戈权益的行为，股东会决议无效，致使其后依据股东会决议而作出的《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全部归于无效。
于文渊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张戈的诉讼请求。其依据的主要理由是：张戈提交的《代持股协议》与《收条》签名明显不同，代持股协议约定的内容多处与已查明的事实相悖，真实性无法认定，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就协议真实性提出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程序违法；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表现在：代持股协议约定二被上诉人出资88万元持股10%与公司实际股权比例并不相符，蔡小炳在股权转让前仍书面确认转让股权为其个人所有，与代持股协议冲突，并且原审法院未查明张戈是否据实出资，故原审法院认定张戈实际享有4%股权错误；上诉人曾向蔡小炳确认是否存在代持股情况，蔡小炳均未予承认，至2014年1月14日蔡小炳提交退资申请时仍坚称所有股权为其一人持有，张戈一直未向上诉人及其他股东出示过代持股协议，在蔡小炳否认、张戈只有口头表述的情况下，张戈的口头告知不足以对抗公示的工商登记，亦不足以使上诉人确认张戈代持公司股权，上诉人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信赖受让股权并无过错，不存在恶意。
王怡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张戈的诉讼请求。其依据的主要理由是：张戈提交的《代持股协议》及《收条》真实性无法认定，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不能证明张戈与蔡小炳之间构成代持股法律关系；原审法院未查明张戈是否据实出资，即没有审查资金来源、交付过程、方式、地点等有关交付事实即认定张戈已出资依据不足；张戈与于文渊的电话录音时间为2014年7月28日，形成于股权转让半年之后，难以客观真实反映股权转让前的状况，至2014年1月14日，蔡小炳仍书面确认88万元出资款系由其独立出资，否认代持股的存在，书证与录音证据相冲突，蔡小炳、张戈从未向上诉人出具代持股协议或确认代持股事实存在，上诉人没有可依据的事实来确认代持股的存在，于文渊在录音中表述的多处事实与已查明的事实相悖，该录音证据存在多处疑点不能作为依据认定王怡知晓张戈4%股权的存在；张戈主张蔡小炳无权处分而导致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及《最高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适用法律的解释》的规定，所有权人以无权处分主张买卖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最高法司法观点集成》亦确立了代持股协议原则上不能对抗公司及股东以及依法保护公司股东及善意第三人的原则；上诉人对转让行为不存在过错即为善意，上诉人基于对工商登记公示的股东信赖而受让股权，完全善意的，而且无论该股权是否转让以及由谁转让，上诉人均不会获得额外收益，不存在非善意的事实基础，相反，蔡小炳未向股东披露代持股事项，张戈明知蔡小炳对外欠付巨额欠款，未及时要求蔡小炳向公司股东确认代持股事项、未向股东出示代持股协议、未通过诉讼方式确认代持股关系，存在重大过错，责任应由蔡小炳、张戈承担。
被上诉人蔡小炳答辩称服从原判，坚持原审的陈述，其原审时答辩称原告所诉属实，二审时其还陈述了以下内容：案涉代持股协议及收条都是真实的，蔡小炳与张戈之间代持股法律关系确实存在；蔡小炳与原审第三人在2005、2006年时就认识，2009年5月10日前，蔡小炳与原审第三人商量在营口成立房地产公司，初步商量的名称是鼎昌公司，2009年6月经过工商核准成立了营口鼎昌房地产置业公司，这个名称与代持股协议中的名称相比多了一个“地”字，但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就是营口鼎昌房地产置业公司，当时由于投资的方式没有商谈成功，所以蔡小炳没有成为原始股东；关于持股比例问题，蔡小炳持鼎昌公司股份10%，另外1%不方便说，但双方都清楚系代他人持股；在公司成立之前和之后蔡小炳都讲过张戈作为隐名股东的事，张戈也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四个受让人均知晓其代张戈持有4%股权的事实；关于签订协议的地点，本案的协议有很多份，2014年1月15日协议书没有注明签约的地点在营口，股东会决议是在时代广告地下车库签订的，工商局档案中蔡小炳与四个原审第三人分别签订的四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出现了营口字样，蔡小炳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在工商备案的四份协议，而是蔡小炳与原审第三人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被上诉人王檀、严岚答辩称服从原判，不同意上诉人张戈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其主要观点为：关于善意与非善意取得，张戈完全是推断和猜测，没有证据证明；关于股权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协议的股权价格，股权价格明确，该证据的证明力要大于蔡小炳的言词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外，另查，原审中张戈举证一份经过公证的蔡小炳于2015年1月24日出具的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案涉转让股权过程中，其和其他股东确实是在未经张戈同意的情况下，将张戈所有的4%公司股权转让了其他股东。当时，公司其他股东也确实知道张戈占公司4%股权，但在其转让全部股权时也确实未向其提出提供张戈的授权转让股权的委托书或同意转让股权的文书。
本院另查的事实有蔡小炳出具的声明及庭审笔录在案为凭，已经本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案涉《代持股协议》的效力问题，该《代持股协议》系张戈与蔡小炳签订，张戈与蔡小炳均确认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形，且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张戈与名义股东蔡小炳对该协议的效力无争议，结合张戈举证的录音资料的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原审法院认定该代持股协议有效并无不当。至于于文渊与王怡对该协议内容提出的质疑，张戈与蔡小炳已作出了解释，并且也不足以否定该协议的真实性；在张戈与蔡小炳均认可该协议内容真实的情况下，于文渊上诉主张其曾向原审法院提出对协议真实性进行鉴定并无意义，于文渊据此上诉主张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蔡小炳在未经张戈允许的情况下，将代张戈所持的4%股权擅自转让给原审第三人侵犯了张戈的合法权益，原审第三人对张戈与蔡小炳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是否明知是张戈与原审第三人在本案事实认定上的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上述事实争点亦是确认案渉代持股人蔡小炳向四原审第三人处分张戈实际享有权利的4%股权效力的关键。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本案首先要确认受让人即原审第三人在受让案渉股权时是否是善意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之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戈负有举证证明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义务，根据张戈所举其与于文渊之间的电话录音内容，可以直接认定于文渊对案涉蔡小炳与张戈代持股关系明知；另，录音中于文渊与张戈提及“王总”对此也明知，诉讼中，张戈、蔡小炳均确认“王总”即王怡，于文渊对此亦无反驳，结合蔡小炳陈述的案涉其与四原审第三人所签股权转让过程、地点等内容与录音内容相吻合的情况，原审法院间接认定王怡对案涉代持股关系亦明知于法有据，且王怡、于文渊对此并无相反证据提供，故本院对其主要基于此提出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王檀、严岚是否也明知的问题，虽录音中未直接涉及其二人名字，但通过录音中“张戈问于文渊签字转股权时，王总问没问小蔡张戈的股权，于文渊回答问了，包括好多人…”的内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约方是蔡小炳作为转让方与四名原审第三人作为共同受让方所签，根据该协议，签约时其五人都应在场，因而对王总所问转让涉及张戈的股权应知晓，再结合蔡小炳出具的声明内容涉及其陈述四原审第三人均明知的事实，在原审第三人没有相反证据提供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应认定王檀、严岚在受让时亦对此知晓，原审法院对此所作认定不当，张戈上诉主张有理，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四原审第三人明知蔡小炳转让的股权中含有代张戈持股的4%股权，却未在股权交易时要求蔡小炳提供相应的授权手续以证明其有权处分他人财产，亦未向实际权利人张戈确认、核实相关情况，仅轻信由蔡小炳去通知、处理，未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不应构成善意。另，根据案渉股权转让协议书，四原审第三人是共同受让方，四原审第三人负有共同向蔡小炳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其四人是一个整体，权利、义务是共同的，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不能确定四人受让股份份额，更不能确定其中包含张戈股份的份额，如前说述，王怡、于文渊对此明知不构成善意，由此导致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后果应约束于四原审第三人。综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张戈诉请确认案渉蔡小炳与四名原审第三人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中蔡小炳所转让的11%的股权中代张戈所持4%股权转让无效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初字第3416号民事判决；
二、蔡小炳与于文渊、王怡、王檀、严岚于2014年1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处分张戈享有实际权利的营口鼎昌房产置业有限公司4%股权的行为无效；
三、驳回上诉人于文渊、王怡的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共计6500元（上诉人张戈预交6000元，上诉人于文渊、王怡预交500元），由被上诉人蔡小炳负担3000元，于文渊、王怡、王檀、严岚共同负担3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巍立
审判员 何 川
审判员 林荣峰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葛美玲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五条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五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力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