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4民终28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莉。
委托代理人：刘炽先，广西顺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国慧，广西顺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旭标。
上诉人王莉因与被上诉人黄旭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莉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炽先和刘国慧、被上诉人黄旭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30日被告王莉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约定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被告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月息3%。同年9月11日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将200万元转到原告在中国银行广西梧州市分行福星支行的账号62×××25，并出具了《指定付款账户的函》给被告，次日被告王莉将该200万元汇入原告黄旭标的账户，同日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代表莫大田出具了收据，收据主要内容为“今代表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收到黄旭标通过中国银行梧州分行转来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王莉的借款200万元，本人保证将此笔款项用于开展梧州佳源实业有限公司相关业务的开支”。2015年1月18日被告出具了收条，收条主要内容为“收到莫大田交来现金200万元，此款是本人原借给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本人于2014年10月30日将该笔借款转由广西人从众投资有限公司。现该公司法人莫大田将此笔欠款归还于我”。2013年9月13日莫大田通过中国银行分别转款40万元、45万元、45万元共130万元至王莉的账户。2013年12月12日，原告黄旭标通过中国银行账户62×××25向被告王莉转款70万元。2014年8月8日，原告黄旭标代被告王莉在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5900元。2014年2月21日，被告王莉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灏景支行向原告黄旭标的账户转账10万元。另2013年12月11日莫大田没有向原告的账户转款82.45万元。由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70.59万元未果，向该院起诉成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认为其转给莫大田的200万元，莫大田在次日回转130万元外，原告不认可其受莫大田委托转款剩余的70万元，故本案的70万元应由莫大田退回，应追加莫大田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原告黄旭标向被告王莉的账户转账支付70万元和代被告缴纳案件受理费5900元，有中行内转账汇款记录、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回执在卷佐证，该院予以确认。由于原、被告没有存在借贷关系，故该705900元认定为被告王莉的不当得利。被告辩解其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后，于2013年9月12日转款200万元给原告，莫大田出具了收到原告转交200万元的收据，故200万元由莫大田掌控，莫大田于次日转款了130万元给被告，本案的70万元是莫大田委托原告转款，但原告不予认可，根据银行的交易流水记录莫大田在2013年12月11日没有转款824500元给原告。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了2013年9月12日的200万元是被告根据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指定转至其账户，且被告于2015年1月18日出具了收到莫大田归还200万元的收条，因此对被告辩称涉案的70万元是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及莫大田委托原告返还其于2013年9月12日转款200万元的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认为其向莫大田支付了案件受理费，再由莫大田转交原告，但没有提供证据佐证，故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扣除被告于2014年2月21日向原告转账的10万元，被告尚应返还原告605900元。被告要求追加莫大田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莫大田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故该院不予追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被告王莉应向原告黄旭标返还605900元。案件受理费10859元，保全申请费4020元，合计14879元，由原告黄旭标负担1538元，被告王莉负担13341元。
上诉人王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程序错误。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并且在庭审过程中也一直以民间借贷纠纷审理，现判决却以不当得利结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规定。1、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称“被告没有还款”，并且在提交的证据目录中也声称“原告汇款70万元给被告，用途为借款”，庭审过程中也是一直主张“借款70万元给被告”，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很清楚知道他与上诉人之间是“借贷”关系，本案争议的70万元不存在“没有合法根据使上诉人取得财产而造成被上诉人损失”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规定，被上诉人在诉状、庭审过程中承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2、一审法院受理该案时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整个审判过程均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组织质证、调查、辩论，但却以“不当得利”结案，这严重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自由处分原则。同时若一审法院发现被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其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变更诉讼请求，因此，人民法院只能依据被上诉人主要内容的诉讼请求确立案由，不能依职权变更该案案由，但一审法院却以“不当得利”作出（2015）长民初字第1301号民事判决，显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自由处分原则及不告不理原则。3、一审法院经过法庭调查后也在判决书中认为：“原、被告没有存在借贷关系”，那么就应该直接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不能自行变更案由并作出判决。二、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以下事实没有查清：1、既然原法院认为“原、被告没有存在借贷关系”，那么为什么被上诉人会转70万元给上诉人，并且在长达一年半时间没有主张返还权利？2、被上诉人在起诉时自认为借款，而非转错给上诉人或者存在不当得利事由，为什么原审判决认为双方存在不当得利？依据何在？3、在2014年8月8日被上诉人还作为上诉人的代理律师事先帮上诉人支付诉讼费，如果仅仅是一般的代理关系，会事先帮支付诉讼费吗？双方来往如此密切，关系如此熟悉，如果真的存在汇错、转错或者没有其他事由被上诉人会不要求上诉人返还？4、在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中，除了莫大田在2013年9月13日分三次共汇130万元给上诉人外，另外70万元也就是本案争议的70万元就是该收条上面所述的款项，这四笔款项共同组成该收条所述的200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莫大田也就是基于三方清理了这200万元，所以上诉人才应莫大田的要求出具该收条。如果上诉人在一审的陈述不是事实，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四次转款给上诉人，而且款项不多不少刚好200万元？现在莫大田和被上诉人否定该事实，那么收条上面所述的“收到200万元”莫大田是如何交给上诉人的？5、被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2日转款70万元给上诉人，在12月11日该笔款项是被上诉人从一名名为李坚明的市地税局公务员转款而得，既然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为什么那么碰巧就在转款给上诉人的前一天被上诉人要从这个人手里要82.45万元并且第二天立刻转70万元给上诉人？唯一的理由就是被上诉人、莫大田与上诉人另有约定，并且是因为上诉人追莫大田还70万元，莫大田才委托被上诉人转款给上诉人，以清偿收条上面的那200万元。6、本案证据相互矛盾，200万元表面上是由上诉人借给广东中汽进出口公司，由该公司指定被上诉人转给莫大田，然后又由莫大田指示上诉人将该债权转给广西人从众投资有限公司（莫大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被上诉人为共同股东），但事实上上诉人转出的200万元一直在莫大田和被上诉人手中，当上诉人收到莫大田在2013年9月13日的130万元和被上诉人转的70万元后，三方都知道该200万元已经全部归还给上诉人了，所以上诉人才出具收条，所以长达一年半时间莫大田和被上诉人才不要求上诉人退还，才不向法院起诉，更不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旭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应予维持。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王莉申请证人桂某甲、桂某乙出庭作证。桂某甲述称：其于2014年担任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是其妻子季真任法定代表人。上诉人王莉并未向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追讨过200万元债务。桂某乙述称：其是桂某甲父亲，也是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王莉借款200万元后，其通过电话通知莫大田将200万元借款退还给上诉人王莉。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莉向法庭提供三组新证据：证据一，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用以证实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是家族生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桂某乙。证据二，桂某甲、桂某乙证言，证实公司已经收到上诉人200万元借款，并于当日指示莫大田、被上诉人旭标将200万元退还给上诉人，公司从来没有收到王莉的任何催收函。证据三，《协议书》、上诉人的出入境记录、《承诺书》，用以证实上诉人与广西人从众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内容的《协议书》并非真实。
经法庭质证，被上诉人黄旭标认为上诉人的新证据不真实，与本案并无关联。
对于上诉人王莉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为：因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可与本案其他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相互吻合，故上述证据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王莉借款200万元后，桂某乙通过电话通知莫大田将200万元借款退还给上诉人王莉。上诉人王莉并未向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追讨过200万元债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王莉应否向被上诉人黄旭标返还黄旭标转入王莉账户的70万元及5900元诉讼费。关于本案的案由应定为民间借贷还是不当得利的问题。因被上诉人黄旭标在二审时仍主张其向上诉人汇款的70万元是借款性质，故本案的案由应为民间借贷。关于被上诉人黄旭标向上诉人王莉汇款70万元款项的性质的问题。被上诉人称当时莫大田说王莉资金紧缺，让其借70万元给上诉人，故该70万元是借款性质。上诉人则称因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借到200万元后，桂某乙又立即通知莫大田退还200万元，故莫大田通过汇款将130万元归还上诉人，另70万元是莫大田通知黄旭标通过汇款归还的，故该70万元是还款性质。对于被上诉人的主张，本案仅有汇款凭证证实资金的走向，其所陈述的内容也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况且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确认就借款给王莉之事并未与王莉协商，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黄旭标与上诉人王莉之间并未就借款内容进行协商，更未达成一致的处置意思，故双方并不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其要求王莉还款70万元并不存在合法的合同依据。即使被上诉人所述属实，是莫大田求助于被上诉人让其借款给上诉人，但在王莉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所构成的法律关系也仅是黄旭标与莫大田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王莉并不负有向被上诉人黄旭标偿还70万元的合同义务。对于上诉人的主张，即称被上诉人汇款70万元是受莫大田委托偿还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200万元余下的7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向法庭申请了桂某甲、桂某乙出庭作证，其证言证实了“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王莉借款200万元后，桂某乙通过电话通知莫大田将200万元借款退还给上诉人王莉。上诉人王莉并未向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追讨过200万元债务。”的事实，况且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黄旭标被询问其“转款70万元给王莉是根据谁的指示？用途是什么？”的问题时，被上诉人的回答是“王莉的贷款需要偿还利息，其通过莫大田要求黄旭标转账70万元”，由此可见转款的真实用途是用于偿还上诉人王莉的贷款，而本案中莫大田向王莉偿还了130万元后，王莉对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贷款恰好仅剩余70万元，故此。上诉人所举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实被上诉人转款70万元是用于归还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所贷200万元借款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如前所述，上诉人王莉与被上诉人黄旭标并未构成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70万元是受莫大田委托用于归还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所贷200万元借款，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故被上诉人现要求上诉人归还70万元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5900元诉讼费，因上诉人于2014年2月21日已经向被上诉人转款10万元，已多于被上诉人主张的数额，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王莉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130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黄旭标要求上诉人王莉归还70.59万元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85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020元，合计14879元（被上诉人黄旭标已预交），由被上诉人黄旭标负担14879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859元（上诉人王莉已预交），由被上诉人黄旭标负担10859元。上诉人王莉已预交的10859元，由被上诉人黄旭标直接向上诉人王莉支付，本院不再退回。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创祥
审 判 员 任 军
代理审判员 龙 跃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黄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