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徐民终字第55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吉泉，驾驶员。
委托代理人秦景敏，江苏恒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旭，驾驶员。
委托代理人张先力，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吉泉与上诉人梁旭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开民初字第01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吉泉及其委托代理人秦景敏，被上诉人梁旭及委托代理人张先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1月15日11时20分许，在大庙镇徐州银塔混凝土有限公司食堂，董吉泉与梁旭因吃饭时使用食堂的凳子问题发生争吵，后双方相互厮打，导致董吉泉脚踝处骨折及面部受伤，梁旭的面部被董吉泉抓伤。2013年12月27日徐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目前董吉泉的右踝部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该纠纷发生后经徐州市公安局大庙派出所调解，董吉泉、梁旭双方于2014年7月9日达成刑事案件和解协议书一份，协议内容为：一、犯罪嫌疑人梁旭承认其殴打董吉泉的事实，且对该事实真诚悔过；二、犯罪嫌疑人梁旭愿意向被害人董吉泉赔礼道歉，并愿意赔偿董吉泉的医药费（其中包括前期梁旭已付给董吉泉的医药费13000元及董吉泉的后期治疗费用）、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7000元，且获得董吉泉的谅解。三、被害人董吉泉愿意此次和解，董吉泉和梁旭双方通过此次调解一次性解决此事，董吉泉不再追究梁旭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等任何责任，梁旭也不再追究董吉泉的任何责任。当天，双方还经公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大庙派出所调解工作室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协议内容为：一、梁旭自愿赔偿董吉泉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总计57000元（包含已付的医药费13000元）。二、双方互不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三、双方经调解一次了结，不得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履行方式、时限：2014年7月31日之前付清余款44000元。协议签订后，梁旭给付董吉泉赔偿款20000元，余款24000元至今未付。
经原审法院委托，2015年4月2日，董吉泉之伤经徐州医学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董吉泉的损伤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董吉泉为此支付法医鉴定费700元。
同时查明，董吉泉持家庭户口。董吉泉持有徐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核发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编号为：1001250926；徐州市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通知单载明：董吉泉原单位名称为徐州市利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养老保险参保日期为2011年5月，养老保险截止缴费日期为2013年12月；2013年12月徐州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为董吉泉出具的徐州市就业转失业人员失业登记告知书载明：“董吉泉本次失业前工作单位为徐州市利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董吉泉、梁旭之间就赔偿问题在公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大庙派出所调解工作室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以及本案的民事责任如何分担。双方当事人在签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时，董吉泉对其损害程度及后果并不明知，且无法预知，行为人在行为时因重大误解而导致意思不真实，致使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所以此签定协议的行为属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但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申请撤销此协议，因此应当认定签定协议的行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达成协议双方无异议的部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为有效，梁旭未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应继续支付尚欠的赔偿款项24000元。据此，对协议中已列明的赔偿项目，不再予以审理，对协议中漏列的费用，梁旭应当赔偿的项目，根据公平原则，董吉泉可请求梁旭予以赔偿。梁旭以协议中约定的“双方经调解一次了结，不得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条款为由拒绝赔偿，显失公平，梁旭应对董吉泉因伤残所造成的残疾赔偿金及鉴定费予以赔偿。
关于董吉泉请求的残疾赔偿金68692元，事故发生时董吉泉持家庭户口，在事故发生前其在城市工作，且根据其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情况已满一年以上，因此，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根据鉴定机构为董吉泉鉴定的伤残等级及其实际年龄，按照2014年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确认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对董吉泉的该项请求予以确认。关于董吉泉请求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董吉泉未提供其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证据，因此对董吉泉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董吉泉请求的法医鉴定费700元，系董吉泉因本次鉴定而必需支出的费用，结合董吉泉提供的相关发票，对董吉泉的该项请求予以确认。关于董吉泉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本次事故造成董吉泉十级伤残，但董吉泉在本案所涉纠纷中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对董吉泉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从公安机关在事发后制作的刑事案件和解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及公安机关依法取得的多份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分析，董吉泉、梁旭双方因吃饭时使用食堂的凳子问题而发生纠纷并相互厮打，在厮打过程中致董吉泉受伤，梁旭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梁旭抗辩董吉泉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伤情是由梁旭造成的，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发生纠纷均未能理性处理而采取过激手段，在本案所涉纠纷中均存在过错，综合考虑纠纷发生的原因以及双方在纠纷过程中的行为等因素，酌定减轻梁旭50%的赔偿责任。综合前述，董吉泉的残疾赔偿金为68692元、鉴定费为700元，共计69392元。梁旭应赔偿董吉泉其中的34696元（69392元×50%）；同时，梁旭还应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尚欠董吉泉的赔偿款24000元，共计支付董吉泉58696元。遂判决：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梁旭一次性赔偿董吉泉人民币58696元。二、驳回董吉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董吉泉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主张的再次住院手术治疗期间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以及构成十级残疾后产生的精神抚慰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是错误的。主要理由如下：1、虽然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但该协议内容并不包括二次手术治疗期间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任何费用。而在构成十级伤残的情况下，除了残疾赔偿金外，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抚慰金也是法定的赔偿项目。2、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时，是依据扶养人的伤残等级来确定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并进而确定抚养费数额的。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另行提供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证据是不合法的。何况对方也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原审法院在直到判决前也从未给予任何释明。3、至于精神抚慰金，也同样是根据残疾等级进行计算，即便受害人有过错，也应按照过错程度判决分担，而非全部不予支持。因此，原审判决结果与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相违背。4、对原判关于责任分担比例的认定也不服。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梁旭针对董吉泉的上诉答辩称：1、2014年7月9日的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有效协议，协议中明确表示总共赔偿57000元，双方纠纷一次性了结，因此，董吉泉依据新的伤情变化再行起诉没有依据。2、当然原协议梁旭已大部分履行，尚欠24000元，对此部分梁旭本人愿意履行。3、对于董吉泉再行主张的所有相关费用因在调解协议中已做了了断，其再行诉讼不应得到支持。
上诉人梁旭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从2013年11月15日事发，到2014年7月9日达成协议，时间跨度八个月。董吉泉对自身损害程度及结果都是明知的。2、原审法院对涉案协议既认为重大误解同时又显失公平，既然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丧失了撤销权，协议有效，那么协议中的条款都是有效的。法释（2002）29号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无效的调解协议或者被撤销的调解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调解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一审法院既未认定哪些条款有效，又未认定哪些条款无效；既然认定协议是有效的，协议中的条款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都是有效的。3、“双方经调解一次性了结，不得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不构成显失公平。协议中的款项达到57000元，而医疗费仅为13000元，且在董吉泉诉请中未见到任何医疗费的发票，无法确定手术是因本次纠纷而发生。结合其他标准及证据，补偿董吉泉44000元，已完全能弥补其损失。在董吉泉明知自己伤害程度及后果情况下，自愿接受调解协议中的内容，根本不构成显失公平。4、事件的起因主要是董吉泉，事件的发展是董吉泉开始辱骂并动手，双方在撕扯时董吉泉摔倒导致脚踝伤害。无论是从过错程度还是因果关系，董吉泉在此事件中应承担全部责任。原审法院“酌情减轻梁旭50%的赔偿责任”，对此梁旭不予认可。5、涉案协议约定“双方经调解一次性了结，不得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原审法院既然认为协议是有效的，且需继续履行。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计算方法，肯定存在重复计算，一审法院没有使用公平原则平等的对待诉讼的双方主体。6、董吉泉诉请中有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主张，但未见到相关证据，一审法院直接用“协议中已列明的赔偿项目，本院不再予以审理”的方式，回避董吉泉举证不能，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涉案协议中既然提到了后续治疗费和鉴定费，那么董吉泉对自身伤害的损害结果是明知的，否则不可能连鉴定费都写到协议中。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支持梁旭的上诉请求。
董吉泉针对梁旭的上诉答辩称：1、本案纠纷的产生是因为梁旭因董吉泉将就餐时的板凳拿走而先行辱骂，进而发生厮打，董吉泉身上也有梁旭留下的脚印，董吉泉受伤的事实是客观的，梁旭应承担主要责任。2、原协议中约定双方经调解一次性了结不得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但事实上，梁旭并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完全履行，不能以此认定事情已经一次性了结，否则董吉泉要求梁旭支付剩余的款项也就没有了依据。3、董吉泉要求梁旭按照协议支付约定剩余的24000元款项是在协议达成之前而产生费用的一部分，绝非仅是医疗费，董吉泉主张的金额除了该24000元外，其他费用都是在二次手术及因构成伤残等级的鉴定下计算得出的，对此应予以支持，不存在将某个项目赔偿款抽出来单独计算的问题。4、董吉泉因伤致残的结果是在达成协议时无法预知也不可能预知的，因此就残疾而引起的赔偿梁旭理应赔偿。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调解协议是否有效；2、董吉泉的诉求赔偿数额是否有重复计算问题；3、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恰当合理；4、董吉泉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如何确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一、关于涉案调解协议是否有效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调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纠纷发生后，经公安机关调解，董吉泉、梁旭双方于2014年7月9日达成刑事案件和解协议书。当天，双方还经公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大庙派出所调解工作室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以列举的方式对赔偿项目进行了细化，且约定了履行方式及时限：2014年7月31日之前付清余款44000元。协议签订后，梁旭给付董吉泉赔偿款20000元，余款24000元至今未付，双方为此发生争议。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董吉泉可就此提起诉讼，梁旭关于双方纠纷一次性了结、董吉泉已丧失诉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同时，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人民调解协议为有效协议，因双方均未提出申请变更、撤销此协议，故对协议中双方无异议的部分，原审法院认定为有效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有效的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梁旭未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应继续支付尚欠的赔偿款项24000元。但签订协议后，2015年4月2日，董吉泉之伤经徐州医学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董吉泉的损伤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为调解协议签定后出现新的事实，且调解协议并未涉及伤残赔偿金，为协议中漏列的赔偿项目。梁旭应对董吉泉因伤残所造成的残疾赔偿金及相关的鉴定费予以赔偿。
梁旭还主张，协议中“双方经调解一次性了结，不得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不构成显失公平。本院认为，尽管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双方经调解一次性了结”，但在签定涉案调解协议时，董吉泉对其伤残程度并未鉴定，且调解协议也未涉及伤残赔偿金，梁旭如以上述条款为由拒绝赔偿，会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调解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该条款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梁旭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董吉泉诉求中的赔偿数额是否有重复计算问题。本案中，梁旭主张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计算方法，肯定存在重复计算问题。首先，在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以列举的方式对赔偿项目进行了细化，从双方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项目看，调解协议并未涉及伤残赔偿金。其次，虽然调解协议当中也约定了鉴定费，但从本案案情看，协议中的鉴定费系2013年12月27日徐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人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时的费用。而本案董吉泉支付的鉴定费700元，系董吉泉在徐州医学院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时产生的费用，名称相同但前后时间不同。对基于调解协议中未涉及的伤残鉴定产生的鉴定费予以裁判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梁旭关于一审法院重复计算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审法院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恰当合理问题。本案中，董吉泉对原审法院责任比例不服，认为对方责任比例过低；而梁旭则主张董吉泉在此事件中应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对责任比例有争议。从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分析，董吉泉、梁旭双方因吃饭时使用食堂的凳子问题而发生纠纷并相互厮打，在厮打过程中梁旭致董吉泉受伤，双方发生纠纷时，均未能保持理性态度而是采取过激手段，在本案事故均存在过错，原审法院结合纠纷发生的原因、双方在纠纷过程中的行为以及纠纷造成的后果等因素，酌定梁旭承担50%的赔偿责任符合本案实际，并无不当，梁旭与董吉泉的该项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四、关于董吉泉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如何确定问题。本案中，董吉泉主张，涉案协议中不包括后续治疗期间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费用，对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抚慰金也应支持。本院认为，从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看，双方当事人以列举的方式对赔偿项目进行了细化，原审法院对调解协议中包含的部分不予支持符合调解协议的约定。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计算，原审法院要求其另行提供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证据符合民事诉讼规则。再次，对于精神抚慰金，本次事故虽造成董吉泉十级伤残，鉴于董吉泉在本案所涉纠纷中存在过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对董吉泉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
综上，董吉泉与梁旭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6元，由上诉人董吉泉负担499元；由上诉人梁旭负担4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超
审 判 员 赵淑霞
代理审判员 黄传宝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