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民（商）初字第20483号
原告杨智红，女，1979年12月21日出生。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运河支行，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通胡大街25号院10号楼10-3号，组织机构代码80245XXXX。
负责人姚华跃，行长。
委托代理人郝瀚，北京市善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童健，北京市善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智红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运河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运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燕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智红及建行运河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童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杨智红诉称：原告杨智红于2010年9月29日在建行运河支行开户，办理了一张卡号为×××的银行卡。2015年8月16日晚22时原告杨智红收到银行发来信息，通知原告杨智红卡内15160元被分五次取走，每次取款3000元，每笔扣划手续费32元。原告杨智红得知信息后，立即报警并电话申请银行办理了挂失手续。后原告杨智红到建行运河支行询问银行卡被盗刷事宜，建行运河支行不予处理，故原告杨智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建行运河支行返还原告杨智红借记卡金额15160元；2、诉讼费由建行运河支行承担。
建行运河支行辩称：不同意原告杨智红的诉讼请求。首先，建行运河支行的银行卡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原告杨智红无证据证明银行在本案所涉及的取款交易中存在过错。建行运河支行的银行卡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磁条信息格式和使用规范》的相关要求，上述对银行卡磁条信息格式与使用规范的要求是磁条类银行卡的行业标准。建行运河支行发行的银行卡符合强制性行业标准，已经尽到了保障安全性的义务。其次，储户使用借记卡交易必须持办卡时设立的密码，密码是识别持卡人身份的唯一标准，保守密码是保障存款安全的关键性措施，是储户在储蓄合同中应尽的义务。原告杨智红的银行卡发生的ATM交易属于使用私人密码进行的交易，密码的特点及功能决定了“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应视为本人行为，这是办卡协议中明确约定。”在发生ATM交易时，建行运河支行通过后台交易处理系统履行了审查银行卡磁条信息及密码正确性义务并兑付，属于完全、适当地履行了合同义务。作为支付凭据的密码亦由持卡人完全控制，因此银行无法干预原告杨智红对密码的使用和处分，无论是原告杨智红是否存在泄漏密码的主观意思，除非查明密码是通过银行方泄漏，非本人使用密码的情形均构成原告杨智红的违约，由原告杨智红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涉案银行卡的明细可知，原告杨智红在日常用卡中经常使用第三方支付系统，而此类系统均不属于建行运河支行开办的义务，虽然方便快捷但存在一定漏洞，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取得持卡人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因此原告杨智红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再次，不能排除“密码规则”的适用。随着现代电子金融交易技术的发展，产生多方主体的复合型法律关系、交易方式和支付条件，体现出网络化、无纸化和即时性特点，以第三方支付、电子现金交易等交易途径的出现和普及更加说明银行卡并非交易的必要条件。而在任何凭密支付交易中，密码是始终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现代金融交易中身份验证最根本也是最便捷的要素，若只要怀疑有伪卡的存在，就排除密码规则的适用，是对银行非常不公平的，更是有违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原则。最后，本案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还有赖于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现在无法确定原告杨智红的损失是否实际发生，是否为伪卡盗取，如无证据表明，则应当由原告杨智红自行承担责任，如存在伪卡交易，则应查证不法分子是通过何种途径取得的银行卡信息，如何获得交易密码，原告杨智红在密码保管方面是否存在过错，排除持卡人串通他人侵害银行合法权益的可能，从原告杨智红的现有证据不能说明本案系伪卡交易。因此，在本案民事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杨智红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29日，原告杨智红在建行运河支行开办银联储蓄卡一张，卡号为×××。2015年8月16日22时1分、22时2分、22时3分该银行卡在厦门银行通过ATM机连续发生五笔取款交易，取款总额15000元，手续费共计160元。原告杨智红收到建设银行客服95533发送的短信提示后于当日23时向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已受理，但刑事案件尚未结案。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调取了刑事卷宗材料及涉案银行卡2015年8月16日的ATM机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上述五笔交易均为他人通过伪卡的形式在厦门市的厦门银行ATM机上操作完成。
上述事实，有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表、银行卡领卡签收单、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涉案银行卡交易明细、受案回执、短信记录、涉案银行卡、刑事案件卷宗材料、监控录像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杨智红与建行运河支行所形成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其中包括对储户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即银行首先要对所发的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其次银行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使用。因此，建行运河支行为原告杨智红提供借记卡服务，理应确保该银行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窃取并加以使用。银行卡是储户和银行之间储蓄合同的有效凭证，银行作为储蓄凭证的发证机构，也是经营存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掌握或应当掌握银行卡的制作技术和加密技术，具备识别真伪的技术能力和硬件设施，故应当承担对银行卡真伪的实质审查义务。伪卡盗刷行为的发生说明建行运河支行制发的借记卡信息存在被复制的安全隐患以及交易系统无法识别伪卡的技术缺陷，故建行运河支行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建行运河支行应对原告杨智红对于密码泄露是否有过错负有举证责任。建行运河支行抗辩称密码由持卡人设定，无论原告杨智红是否存在泄漏密码的主观故意，除非查明密码系通过银行方泄漏，非本人使用密码的情形均构成原告杨智红的违约，由原告杨智红承担违约责任。建行运河支行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杨智红对其持有的借记卡没有妥善保管或合理使用致使密码泄露，其提出的上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建行运河支行提出银行卡在交易时是基于正确的密码完成操作，排除“密码规则”的适用对银行不公平。本院认为，使用正确的密码完成操作的前提是持卡人使用的必须是真实的银行卡进行交易，持伪卡进行交易不能免除银行的责任。因此，建行运河支行在无证据证明原告杨智红存在违约或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应先行承担资金损失。
对于建行运河支行提出的“先刑后民”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可见，需要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必须是经济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情形。本案系原告杨智红与建行运河支行基于储蓄存款合同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与案外人涉嫌的信用卡诈骗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所涉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具有相关参照依据。因此，本案的处理不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前提。虽然公安机关在受理了原告杨智红的报案后至今尚未结案，但这并不能排除建行运河支行应当依据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对储户尽到保障其银行卡内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运河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杨智红存款损失人民币一万五千一百六十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九十元，由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运河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张 燕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沈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