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123民初2152号
原告：沈良，男，194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丽鸿，浙江浙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遂昌支行。住所地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道公园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355969586XH。
诉讼代表人：巫灵安，行长。
被告：包晓伟，男，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遂昌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燕，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展鹏，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良与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遂昌支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包晓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经审查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沈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丽鸿，被告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包晓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燕到庭参加诉讼。2016年11月3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沈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丽鸿，被告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诉讼代表人巫灵安、被告包晓伟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燕、施展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于2012年5月9日签订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3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67.34万元（自2013年5月6日起至2016年6月5日止按年利率7.28%计算），自2016年6月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7.28%计算其余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原告沈良提出申请，要求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原、被告于2012年5月9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300.89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3年5月6日起按年利率7.28%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3、赔偿原告诉讼费、保全费损失2.04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第二次开庭前，原告沈良又提出申请，要求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编号为20111690112141022-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成立；2、被告返还原告300.89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3年5月6日起按年利率7.28%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3、赔偿原告诉讼费、保全费损失2.04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2年4月，浙江大明特种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明纸业公司）在稠州银行遂昌支行的300万元贷款到期。大明纸业公司无力归还，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春富告知原告，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已同意增加贷款300万元，但要求增加担保人。故潘春富与原告沈良商量，以衢州市健立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立石油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健立石油公司已整体转让给潘春富，潘春富为实际控制人，原告仅为健立石油公司聘任的法定代表人）。
2012年5月，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副行长包晓伟等3人前往衢州原告的住处，告知健立石油公司为大明纸业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后，拿出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原告作为健立石油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原告对签订该合同提出几处疑问后，包晓伟告知原告：1、该保证合同仅为健立石油公司提供担保，而非个人担保；2、因其未随身携带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公章，待其加盖公章后将合同提供给健立石油公司留存。当时原告认为被告系受国家监管的金融部门，所以就信其所言在数份空白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栏下签名。原告在空白合同上签署姓名以后对被告与大明纸业公司的贷款情况一概不知，也从未收到稠州银行遂昌支行的任何合同。
2013年5月，原告沈良将杭州太和广场办公楼进行转让，在办理房产过户时发现价值数千万元的房产以被稠州银行遂昌支行申请遂昌县人民法院查封。究其原因得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于2013年4月24日，以大明纸业公司未归还借款本息，将原告个人作为担保人诉至法院，并查封本人财产。原告为避免房地产交易不能给本人造成的巨大损失，被迫先行向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代偿大明纸业公司的借款本息300多万元。
嗣后，原告沈良遂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丽水监管分局（以下简称丽水银监分局）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被告方篡改合同，提供伪造原告捺印的个人担保合同向原告提起虚假诉讼一事，并要求银行赔偿原告损失。经丽水银监分局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查，分别于2015年4月23日、2016年5月24日向原告出具答复意见：《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沈良签名处的捺印系被告方工作人员所为；合同签订地点并非在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而是在原告衢州的住所，原被告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记载的合同签订地“丽水遂昌支行”纯属虚假，所签合同从未向原告提供；建议原告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双方间的纠纷。
2014年7月3日，原告沈良向遂昌县公安局提出控告，要求追究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副行长包晓伟伪造原、被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刑事责任。同年7月22日，遂昌县公安局答复要求原告向遂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出请求。嗣后，原告向遂昌县公安局请求立案，2016年3月18日遂昌县公安局作出不予以立案通知。2016年3月27日原告提出复议，同年4月28日遂昌县公安局作出维持原决定的复议决定书，同样建议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双方的纠纷。
综上，原告沈良认为，原告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栏下署名系代表法人签名，并非个人行为。况且被告当时也要求原告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被告利用其掌握多份空白担保合同之便利，盗用健立石油公司的法人保证合同，通过实施欺诈的方式在本人签名处捺印，以达到损害原告利益之目的。由于被告方提供违背原告真实意思的虚假合同进行诉讼，导致原告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其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违背法律及金融管理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被告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包晓伟辩称：1、原告沈良是本案借款的担保人，担保合同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担保合同，且签字时合同中已写明原告为担保人；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虽然沈良签名处的指纹系包晓伟所按，但该合同并不具备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2、借款逾期后，原告自愿归还借款本息，已履行担保义务，现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关于房产被查封不得已还款的陈述完全不合常理，其可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申请法院解除查封。3、从沈良还款的资金来源看，是沈良与健立石油公司共同履行了担保责任。4、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是从大明纸业公司账户收回贷款本息，而非从沈良账户中扣款。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对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对待证事实在事实认定中予以陈述；2、原告申请本院向遂昌县公安局调取的沈良控告包晓伟等人伪造证据、合同案的相关材料和对潘春富作的询问笔录，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当事人、证人在笔录中作出的不利于己方的陈述，均予以采信；但笔录中当事人、证人陈述的内容属于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当事人、证人有利于己方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故证言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一致的，均不予采信。
对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大明纸业公司从2011年起就向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借款300万元，由龙游恒昌笋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潘春富、吴小兰、黄昱俊、张水萍担保，约定保证期间从2011年4月26日至2013年4月25日止。
2012年，大明纸业公司在向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贷款300万元的基础上，拟增加贷款300万元，总计600万元。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要求增加担保人。
2012年5月2日，稠州银行丽水分行信用审查委员会向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发出【信审委（丽）字（2012）年第048号】业务通知单，主要内容为：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上报申请核定大明纸业公司授信额度600万元，由恒昌公司担保，并追加健立石油公司、潘春富夫妇、黄昱俊夫妇、沈良个人担保，授信期限一年。评审结果为授信额度300万元，其他内容与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上报的内容相同。
2012年4月25日至5月9日期间的某一日，沈良在健立石油公司，同时在四份或更多份稠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尾页“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处签字，签字时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时任副行长包晓伟及员工占宏伟等人在场。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包晓伟认为：沈良签字时，《最高额保证合同》中除印刷内容外，仅在第四条“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金额处填写“叁佰万元整”字样，其他需要书写的内容均未填写。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和包晓伟认为，在沈良签字前已经口头告知，系由健立石油公司和沈良个人为大明纸业公司贷款300万元提供担保；沈良认为，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工作人员在签字前仅告知系健立石油公司为大明纸业公司新增的3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其系以健立石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
沈良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后，包晓伟、占宏伟等人带走沈良签字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包晓伟在至少一份沈良签字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沈良签名上按指纹，后由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员工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书写以下内容：保证人为沈良，编号为20111690112141022-4，债务人为大明纸业公司，保证额度有效期间自2012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止，本合同一式三份，债权人、保证人及公证机关各执一份，合同签订地点为丽水遂昌支行，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9日等。大明纸业公司至少在一份沈良签字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公章）”处盖企业印章，在沈良签名旁边盖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沈良），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员工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书写保证人为健立石油公司，其他书写的内容除合同编号外均与保证人为沈良的合同相同。庭审中，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包晓伟陈述，载明的保证人为健立石油公司和沈良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仅各保存了一份，其他多余的合同均已经销毁。上述两份合同格式条款还约定了保证方式、保证范围等内容。
2012年5月9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与大明纸业公司签订《承兑协议》，约定大明纸业公司向稠州银行遂昌支行申请承兑汇票一份，金额为600万元；大明纸业公司现金300万元存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作为保证金；保证人为沈良、健立石油公司、潘春富、吴小兰、黄昱俊、张水萍、恒昌公司，还约定了手续费、还款等内容。合同签订后，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大明纸业公司均依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
2012年11月12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与大明纸业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11月12日至2013年5月8日止，合同中载明的担保人为沈良、健立石油公司、潘春富、吴小兰、黄昱俊、张水萍、恒昌公司。同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按约向大明纸业公司发放贷款300万元。大明纸业公司借款后按约支付利息。2013年4月24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以“借款人大明纸业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担保人健立石油公司涉诉且财产被法院保全”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作出（2013）丽遂商初字第244号民事裁定，并于次日查封了沈良坐落于杭州市××城区××广场××、××室的房产。
2013年5月6日，沈良在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开设一个账户。当日，按时间先后顺序，该账户中收到沈健（双方当事人均陈述系沈良儿子）汇款的113万元和190万元，共计303万元；然后，又收到健立石油公司大额来账630499元和1269501元，共计190万元；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收取二笔费用共1元；之后，以开出本票方式支付给沈健190万元；又以代偿贷款本金及利息为由转账支付给大明纸业公司300.89万元；最后，以交诉讼费及保全费转账给稠州银行遂昌支行2.04万元。次日，沈良支取该账户余款，并销户。
2013年5月6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从大明纸业公司账户扣款300.91万元，用于归还涉案借款本息。同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向本院申请撤诉和解除诉讼保全。本院于同日分别作出准许撤诉和解除诉讼保全的载定，并裁定诉讼费用由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负担。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交纳诉讼费用2.04万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54万元，保全费0.5万元。
之后，沈良向丽水银监分局反映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违规签订担保合同等情况。丽水银监分局于2015年4月23日对相关问题作出书面答复，并建议沈良通过司法途经解决合同效力问题。
沈良以包晓伟等人伪造证据、合同于2014年向遂昌县公安局报案。遂昌县公安局，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沈良不服，向遂昌县公安局申请复议。遂昌县公安局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维持原决定的复议决定书。沈良不服，向丽水市公安局申请复核。丽水市公安局于2016年6月1日作出维持原复议决定的刑事复核决定书。
庭审中，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包晓伟先承认本案贷款本息由沈良归还；后又否认该事实，认为系从大明纸业公司账户收回贷款，与沈良无关。
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沈良以何身份在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二、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成立，及其效力；三、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是否从沈良处取得300.89万元，用于归还大明纸业公司的贷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沈良系以健立石油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主要理由如下：1、沈良签字时知道系健立石油公司为大明纸业公司向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借款300万元提供担保，其系健立石油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当然代表健立石油公司。2、沈良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时，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未告知其个人为借款提供担保。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虽然主张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3、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交给沈良签字的合同中未写明保证人姓名或名称，除非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能够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沈良为保证人，否则在沈良以健立石油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应对事后填写保证人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沈良系担保人。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中沈良名字上的指纹是包晓伟所按，而不是沈良的。5、作为借款人的大明纸业公司，其法定代表人陈述，并未要求沈良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大明纸业公司涉案借款的经办人也陈述，不知道沈良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的事。6、《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格式合同，由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提供。该合同沈良签名处印刷文字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足以使人以为此处仅限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另外，在同一个方框中，“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前方印刷文字为“保证人（公章）”。从文字上理解，公章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印章。“公章”区别于“私章”，私章是个人印章的简称。从此文字上理解，保证人应为机关、团体或企事业单位，而非自然人。另外，从当前社会常识来看，自然人签订合同一般仅为签字、捺印，而不盖章。从沈良签字处的印刷文字理解，沈良也是以健立石油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虽然稠州银行遂昌支行理解为系自然人担保，并表示无论自然人或者法人提供担保，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使用的均是相同版本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合同法规定，对格式条款理解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理解。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未成立，主要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沈良签字时，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未书写保证人的名称或姓名，合同条款不完整；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也未与沈良对合同内容进行约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沈良签字时，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未填写债务人名称及债务的履行期限。3、沈良虽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但其系以健立石油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根据争议焦点一的分析，沈良未以保证人身份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沈良个人与稠州银行遂昌支行间未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成立需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本案中原告沈良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字时的意思表示为“健立石油公司为大明纸业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故本案中原告沈良与被告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意思表示不一致，合同未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未成立自然没有生效。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在第一次庭审中承认系沈良归还本案借款本息，即从沈良处取得的款项用于归还大明纸业公司的借款本息，在第二次庭审中又否认该事实。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撤回承认，未经沈良同意；且经审查稠州银行遂昌支行的承认不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故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不得撤回承认。而且，本案用于归还大明纸业公司借款的款项，客观上也是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从沈良处取得的，理由为：1、健立石油公司支付给沈良190万元的付款凭证中记载为归还借款，结合当时健立石油公司与沈良间有经济往来的事实，以及健立石油公司未将款项存入大明纸业公司的账户，应理解为“健立石油公司归还沈良的借款”，实际上付款凭证中记载的用途也是“还款”；2、若沈良与健立石油公司事先协商一致由健立石油公司代大明纸业公司归还190万元，则沈健无需要先存入沈良账户303万元，在健立石油公司存入190万元后，沈健又取走190万元；3、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从大明纸业公司账户上所扣款项来源于沈良，符合合同约定，也符合行业交易习惯。综上，本院认定系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从沈良处取得300.89万元，用于归还大明纸业公司的借款本息。
综上，本院认为：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未成立，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从沈良处取得300.89万元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应当返还给沈良。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作的笔录中承认，若自然人保证人只签字不捺印的，稠州银行遂昌支行风险部门审核是通不过的，也就是说不能发放贷款。现沈良名字上的指纹系包晓伟所按，其作为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副行长，知道或应当知道银行内部的上述规定。故，若没有包晓伟的指纹，即使沈良与稠州银行遂昌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也不会向大明纸业公司发放贷款，沈良仍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在（2013）丽遂商初字第244号案件中，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交纳了诉讼费、保全费共2.04万元，这是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应当承担的诉讼费用，其不能要求沈良承担。故稠州银行遂昌支行从沈良处取得诉讼费、保全费共2.04万元，没有合法根据，应当返还给沈良。综上，沈良要求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未成立，以及稠州银行遂昌支行返还302.93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的利息损失过高，本院依法确定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5月6日起计算至款返还之日止。包晓伟在本案中，系履行职务行为，所有法律后果由稠州银行遂昌支行承担。沈良要求包晓伟承担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稠州银行遂昌支行、包晓伟辩称，沈良系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当事人、该合同成立并生效；该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编号为20111690112141022-4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未成立；
二、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遂昌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沈良人民币302.93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00.89万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5月6日起计算至款返还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沈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188元，由原告沈良负担2188元，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遂昌支行负担34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建华
人民陪审员 周仁娣
人民陪审员 巫建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晓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