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2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男，1962年7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飞，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艳华，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1，男，1956年9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芳，北京市致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女，1957年6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1号。
法定代表人高岩，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一泽，男，1983年11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任延忠，男，1960年7月24日出生。
上诉人金×与被上诉人杨×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下简称朝阳分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23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飞、刘艳华，杨×1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芳、刘×，朝阳分局委托代理人赵一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诉至原审法院称：我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号（下称朝外大街房屋），1988年该房拆迁，我迁至北京市朝阳区×1号（下称柳芳南里房屋）居住。1995年我和妻子杨×2为照顾岳父母的方便，将柳芳南里房屋调换至北京市朝阳区×2号房屋（下称涉案房屋），该房系以我名义承租的公房，产权单位是朝阳分局。2009年，朝阳分局开始进行房改，我作为承租人准备买房。我和妻子因为比较繁忙，将购房手续办好后交给其兄杨×1，委托杨×1代为办理房改购房事宜。出于对亲戚的信任，我一直没有过问。直到2013年春节，我才得知杨×1把房产证写成了他的名字。双方因此发生严重的争执，杨×1其后承诺将房屋还给我，但其后杨×1不但没有归还，还将我诉至法院，要求我一家腾房。我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我的利益；根据目前的房改政策，买受人一般都是承租人，杨×1作为房屋购买人主体不适格；并且杨×1的妻子已经参加了其单位的房改，按照政策规定其不能再参加房改。故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二被告就涉案房屋所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
杨×1在原审法院辩称：首先，金×所述与事实不符。金×是明知我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其从未委托我购买涉案房屋。北京市朝阳区×3号房屋（下称201号房屋）的房改购房手续，是杨×2亲自办理的，金×称其夫妻没有时间自己去办理购房手续，所以委托给我办理的事实不能成立。在购买房屋至产权证下发之前的几年时间里，金×及其家人从未对我购买此房提出过任何异议。取得房产证的时间为2013年10月底，不可能出现金×所述其于2013年春节得知房产证写成我的名字之说。其次，相关事实如下。金×所述朝外大街房屋原承租人是我的父亲杨×3。1988年拆迁时，由此房获得了位于柳芳南里房屋，该房承租人为我的母亲金×1。1995年，因为报销供暖费的考虑，柳芳南里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金×。此后，为了居住方便，柳芳南里房屋置换为涉案房屋。2009年朝阳分局房改时，我们全家进行协商后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其中对涉案房屋及201号房屋的权利做了明确约定。在全家人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将此协议书交至朝阳分局，朝阳分局根据政策核算后，我缴纳了购房款，2013年10月22日我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书。综上，朝阳分局作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依照相关政策为我办理合法的房屋购买手续，不存在任何瑕疵，没有违背任何法律原则，我与朝阳分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金×的诉讼请求。
朝阳分局在原审法院辩称：首先，金×起诉我局后，我局经调查确认以下基本事实。柳芳南里房屋系拆迁安置房，1988年9月至1991年12月的承租人为金×1，1991年12月至1995年承租人是金×。1995年我局杨×3以换房方式，获得我局位于新源里的民警宿舍两套楼房，分别为涉案房屋及201号房屋。2010年开始，我局针对新源里的民警宿舍开始办理个人房屋产权证。根据我局登记记录，涉案房屋及201号房屋的相关工作对象仍为杨×3，但当时杨×3已经去世。因此我局根据杨×3的家属的意愿，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登记为杨×1，将201号房屋的产权证登记为金×1，相关人员补交了相关费用。其次，根据上述事实，我局具体意见如下。我局在1995年将涉案房屋及201号房屋分配给杨×3时，性质是福利分房，根据当时的政策，民警交回其他房产的，属于优先分配范围，只要其交回的房屋可以正常分配给其他民警，其来源并不在我局考查范围。故我局分房的对象是杨×3，至于其家庭成员内部如何分配房屋与我局无关。2010年至2013年我局办理个人房产证时，从政策上我局的工作对象仍为杨×3。由于杨×3已经去世，应按照其妻子金×1的意愿办理。根据家庭达成的一致意见，我局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登记为杨×1，将201号房屋的产权证登记为金×1。相关人员补交的费用系根据当时的政策补交的变更产权性质的费用，并不是房屋买卖所交纳的购房款。福利分房与商品房买卖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局与杨×1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综上，我局根据政策对杨×3进行福利分房，与金×及杨×1并无关系，要求驳回金×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杨×3与金×1系夫妻关系，杨×2、杨×1系二人所生子女，金×系杨×2之夫。涉案房屋系朝阳分局的自有公房，杨×3原系朝阳分局工作人员。
1988年9月14日，金×1承租了柳芳南里房屋。1991年12月19日，该房承租人变更为金×。后，杨×3将柳芳南里房屋交给朝阳分局调换为涉案房屋。1995年6月2日，金×与涉案房屋的管理单位北京华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了涉案房屋。2013年7月15日，杨×1（乙方）与朝阳分局（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按照1996年房改成本价1560元／平方米出售给乙方，房屋总价57009.13元；双方签订合同后，由甲方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待乙方付清全部房款后，甲方将产权证发给乙方。合同签订后，杨×1交纳了房款57009.13元及公共维修基金2219.57元。2013年10月22日，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至杨×1名下。
原审庭审中，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其提出理由有二：
其一，朝阳分局在没有调查清楚涉案房屋来源的情况下，将房屋卖给杨×1，二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金×的利益。对此，朝阳分局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涉案房屋系杨×3以其他房屋与朝阳分局调换而来，用以调换的房屋的来源其并不知情。房改系针对杨×3，因房改时杨×3已死亡，其依据杨×3家庭内部的协议，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杨×1。庭审中，杨×1提交于2008、2009年左右形成的手写材料一页，内容如下，“本人金×1，今年82岁，老伴杨×3于97年元月19日病逝，至今已十余年。因自己长年体弱多病，个人生活无法自理，小女儿杨×2在六楼居住，一直是小女儿和小外孙女伺候和照顾。自己年事已高，愿意将×3号的二居室给小女儿杨×2居住（因她小时候体弱多病至今身体一般）。我百年之后×2号的二居室给儿子杨×1居住。这就是我多年的心愿。希望得以实现。全家人无争议”，末尾签有“口述金×1，杨×4，杨×5，杨×1，杨×2，金×”，个人姓名上另按有手印。二被告一致确认，上述手写材料形成后，由杨×1提交给了朝阳分局。朝阳分局表示，关于上述材料内容中所述将涉案房屋给杨×1居住的含义，其根据上述内容及当时的分房政策理解为归杨×1所有，根据上述内容杨×3家庭内部就由杨×1购买涉案房屋达成一致意见，故其将涉案房屋售与杨×1。
其二，杨×1购买涉案房屋不符合国家购房政策。一是不符合由公房承租人购买的政策。但原告自认，因涉案房屋是朝阳分局自有公房，关于自有公房的改革方案，国务院规定由各单位自行制定，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规定。朝阳分局提交了此次公房改革的实施方案，其中并无关于购房资格的相关规定。二是不符合一对夫妻只能参加一次房改的政策。
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工龄调查表、收据、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买卖合同、手写材料干警住房分配登记表、房屋租赁契约、办理新源里宿舍楼个人房产权证工作的实施方案、房屋建设档案等相关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金×要求确认二被告之间就涉案房屋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金×对存在上述法定事由负有举证责任。关于金×所提二被告恶意串通、侵害其利益一节，二被告予以否认，金×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法院难以采信。关于金×所提杨×1不符合购房政策一节。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行政法规，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强制性规定才产生合同无效的后果，违反购房政策并不导致合同无效。故杨×1是否符合购房政策并不影响二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该项事实不属于本案必须审查的事实范围。如相关人员对于杨×1购房是否符合政策存有异议，可通过合法途径予以反映。其次，涉案房屋属于朝阳分局的自有公房，其有权自行制定并解释房改政策。根据现有证据，杨×1购买涉案房屋并不违反朝阳分局当时实施的房改政策。金×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二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其他法定无效的事由，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金×要求确认二被告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金×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在已确认柳芳南里房屋承租人为“金×”的前提下，仍认定是“杨×3将柳芳南里房屋交给朝阳分局调换为涉案房屋”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金×对涉案房屋的承租权系以其他公房承租权调换所得，其性质与朝阳分局分配的其他自有公房不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涉案房屋是朝阳分局的自有公房，其有权自行制定并解释房改政策。”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严重损害金×合法权益，且被上诉人无权处分涉案房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我方一审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杨×1、朝阳分局同意原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诉讼中，金×提供了私房租赁契约（朝外大街杨×5），房屋租赁契约（柳芳南里×1号金×1），房屋租赁契约（柳芳南里×1号金×）、朝阳分局干警住房分配登记表、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新源里西×2号金×）以证明朝阳分局无权处分涉案房屋。杨×1一方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金×的证明目的。朝阳分局的质证意见同杨×1质证意见。
金×另提供朝阳分局警备保障处《房屋证明》和（2014）朝民初字第16555号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开庭笔录，证明朝阳分局与杨×1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杨×1不认可《房屋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开庭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朝阳分局认可《房屋证明》的真实性，但不认可《房屋证明》和开庭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朝阳分局认为《房屋证明》主要是证明诉争房屋的产权证正在办理当中。
金×另提供《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公安局委员会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证》、《老干部离休荣誉证》、《荣誉证书》、《人民警察病故证明书》、《抚恤金发放证明》以证明杨×3系公安系统的老干部，生于1924年1月29日，1984年6月11日离职休养，1997年2月20日因食道癌术后复发导致死亡，去世。1995年5月，杨×3已经71岁，罹患癌症4年，不可能办理换房手续。朝阳分局主动向杨×3的家属提出为其办理换房手续，当时不仅金×所属的诉争房屋进行了更换，甚至杨×3所住的新源里西×3号房屋也由金×办理了更换。杨×1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朝阳分局认为该组证据和本案无关。
金×二审诉讼中还提供了金×1本人在多位亲属面前口述并签署的个人声明，证明金×1证明涉案房屋为金×所有，没有将房屋给杨×1及让起购买的意思表示。金×还提交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诊断证明书》证明金×1精神状况正常，所做表述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杨×1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
金×二审诉讼中申请证人李×、刘×5、王×、秦×出庭作证，证明诉争房屋情况及金×1签署个人声明的情况。杨×1一方对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朝阳分局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朝阳分局认为即使金×1个人证明真实也不能推翻原协议的法律效力，且一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原协议的真实性。
金×二审诉讼中另提供杨×1女儿杨×与他人谈话录音、杨×签字收条、照片以证明该案一审可能存在影响判决结果的不当行为。杨×1不认可签字收条和照片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关联性。针对谈话录音，杨×1申请证人杨×出庭作证，杨×不认可录音的内容，但认可录音里的声音是其本人所录，欠条是杨×本人打的。朝阳分局认为该组证据和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杨×1的上诉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杨×1和朝阳分局签订的诉争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金×的合法权益情形；二是本案的诉争合同是否属于无权处分情形。
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构成恶意串通，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是签署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具有恶意，这是指当事人均明知某种情形的存在，且动机不良，合同的签订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其次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行为，这是指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与沟通，都希望通过签订合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具体到本案，本院认为：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朝阳分局在签订诉争合同时存在侵犯金×合法权益的恶意，亦不足以证明朝阳分局与杨×1存在串通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本院对于杨×1的该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朝阳分局提交的证据，诉争房屋最初以朝阳分局干警宿舍形式存在，朝阳分局是最初的产权单位，足以证明朝阳分局的处分权。且本案的诉争房屋无论是谁购买，出卖人均应是朝阳分局。故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争议的并非是朝阳分局作为出卖人是否享有诉争房屋的处分权，而是购买诉争房屋的资格问题。但该问题涉及福利分房及住房改革，系政策问题，而本案的诉争房屋系朝阳分局的自有公房，在法律、行政法规对购买人资格未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下，朝阳分局有权自行制定并解释该单位内部分房的政策，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的范畴。金×上诉主张本案诉争合同属于无权处分情形依据不足，本院对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金×如认为杨×1购房不符合政策，可通过合法途径向有权机关予以反映。
二审诉讼中，金×向本院申请调取柳芳南里×1号的房屋档案以及1995年换房工作的底档，还申请本院调取金×及妻子杨×2、杨×1的户口迁移情况。本院认为金×的调取证据申请在一审诉讼中并未提出，不属于“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且各方当事人对于金×曾经承租柳芳南里×1号房屋的事实并无异议，而户口迁移情况与合同效力问题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并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故综合考虑，本院不支持金×的调取证据申请。
综上，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金×负担（已交纳3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金×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吉喆
代理审判员 夏 莉
代理审判员 陈 茜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胡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