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8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海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月明，广东海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方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伟平，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伟平
上诉人深圳市方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郭伟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良东，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司海洋与上诉人深圳市方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程公司）、郭伟平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司海洋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方程公司向司海洋赔偿损失187670元；2、请求依法改判方程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是具体货物损失价值不清楚。因司海洋提供新证据，请求依法改判，具体分述如下：一、根据《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郭伟平手写签条证明司海洋在办理货物运输时，已经向承运人郭伟平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而不需要告知其货物的市场价值。二、本案司海洋委托的是郭伟平，其他参与联运或者部分区段的实际承运人均由郭伟平转委托，而不是司海洋直接委托的。其他参与联运或者部分区段的实际承运人均是听取郭伟平的指挥和调配，郭伟平应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这一点在短信沟通记录和录音内容都可以佐证，郭伟平单方面赔偿50000元也能反推郭伟平是愿意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的。三、涉案货物的市场价值是客观事实，涉案货物是胶带，手写签条和短信沟通均有型号和数量。香港雅高（远东）有限公司是3M工业胶带的特约经销商，司海洋提供的雅高远东公司的INVOICE的价格是真实交易往来单据，也能客观的证明涉案胶带的市场价值。司海洋提供新证据能进一步证明涉案货物的真实的具体的价值。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是具体货物损失价值不清楚，司海洋不服该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和货物损失价值后依法予以改判，维护司海洋的权益。
上诉人方程公司、郭伟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305民初字第14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判决方程公司无需赔偿司海洋货物损失18万元；3、判决郭伟平无需对方程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司海洋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方程公司与郭伟平财产混同和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郭伟平从未用个人账户代方程公司接收运费，郭伟平和方程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情况，郭伟平对本案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一审法院认定司海洋与方程公司长期存在委托运输合同是错误的，司海洋没有和方程公司进行3年的委托运输业务合作，只是在2016年3月才有业务往来，也就是本案委托运输合同，司海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曾与方程公司有3年长期委托运输业务合作关系；2、郭伟平没有用私人账号接受方程公司货款，司海洋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虽有一次司海洋转账给郭伟平的记录，但该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郭伟平接收司海洋与方程公司发生货物运输业务往来的运费，该笔两千多元的转账不是司海洋与方程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的运费，而是司海洋还给郭伟平的借款；3、方程公司在2016年才与司海洋发生货物运输业务往来，2015年9月份转账时还没发生业务往来，不可能产生货物运输运费；该证据不能证明郭伟平用私人账户接收方程公司的款项，仅一次转账不能证明郭伟平长期用私人账户接收方程公司的款项，也不能证明是交易习惯。4、郭伟平用其个人账户赔偿司海洋货款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郭伟平和方程公司财产混同是错误的，法院犯了常识性的错误。综上，郭伟平没有与方程公司财产没有混同，郭伟平对本案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司海洋涉案货物未保价，按照物流行业惯例，货物丢失的，承运人按运费的5倍进行赔偿。三、方程公司没有收到司海洋主张的72件涉案胶带，也没有收到涉案货物的运费，方程公司对涉案货物丢失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方程公司只在货物过关后在大陆按照司海洋提供的联系方式前往提货，司海洋指定的送货方香港鹰通物流公司并未将货物运往司海洋指定的接货地点深圳，方程公司获知货物未如期到达深圳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该批货物在香港被他人冒领，香港鹰通物流公司和丢失同一货柜货物的失主已报案处理；2、司海洋提交的短信截屏和通话录音均可证实方程公司没有收到涉案货物；3、司海洋在庭审时说雅高公司发票是货方向司海洋开具的，是用来过关用的，但司海洋并没有提供涉案货物已经过关的证据，证明涉案货物尚未过关；4、司海洋在庭审时说需给方程公司提货单才能提取货物，但司海洋没有给方程公司提货单，司海洋没有证据证明曾给过提货单给方程公司，也就是说方程公司没有收到72件涉案胶带。5、从司海洋的470元仓储费诉求可知，涉案货物在香港处的托运，香港方面系司海洋在负责，方程公司只负责涉案货物过关到大陆后的托运工作。四、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司海洋已经支付涉案货物货款，即没给司海洋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也就不存在任何赔偿问题。1、司海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邱伟安系雅高ART-
KOFAREASTLTD（雅高远东有限公司）负责人以及与雅高公司有任何关联，且司海洋转账的对象是个人，法院直接认定司海洋银行转账给邱伟安系司海洋支付雅高公司涉案货款是错误的。2、司海洋辩称已转账邱伟安23万元并提交《个人账户明细查询》和《个人网上银行》以证明，但司海洋提交《个人账户明细查询》和《个人网上银行》系打印的复印件，没有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和关联性，法院直接认定没有原件的复印件是错误的。3、司海洋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货物款项已经转账给ART-
KOFAREASTLTD（雅高远东有限公司）公司账户。4、司海洋提交的《购销合同》付款的时间与司海洋辩称的实际付款时间自相矛盾，《购销合同》显示是签订合同的7天内，即2017年1月30日至2月6日，司海洋辩称的转账给邱伟安的时间系2016年2月23日、3月10日、3月24日、4月5日，其支付时间不一致，支付次数也不一致，该段时间司海洋已经知道涉案货物在香港被他人诈骗冒领而丢失，但司海洋还辩称多次支付已经丢失货物的货款，这明显有违常理，证明司海洋辩称不真实，司海洋的该辩称没有事实依据。五、司海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货物货值237670元，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司海洋提交在香港形成的没有经过香港律师公证《发票》和《购销合同》是错误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香港雅高有限公司也没有出庭作证，对《发票》和《购销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认可该证据上记载237670元的金额，实际上涉案货物价值只有五万元，郭伟平已经赔偿了司海洋五万元。1、司海洋提交的《发票》（雅高有限公司），系雅高有限公司单方制作，系司海洋伪造，司海洋提交的《购销合同》中雅高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系司海洋伪造，《发票》和《购销合同》两份证据材料均在香港地区形成，雅高有限公司在香港，《发票》和《购销合同》没有经过香港律师公证和相关送达程序，不具证明效力。根据(1)自1981年起司法部开始委托其认可的香港律师办理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关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公证事宜，其中包含对在香港的当事人在香港发生的事实和行为进行调查证明。随着委托律师的增加，为了便于文书使用单位准确的辨认委托律师出具的证明，1991年11月12日，司法部在《关于再委托23位香港律师办理公证事务并改变出证方式的通知》中，对被委托香港律师办理证明的程序，在(85)司发公字第251号通知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个程序，即委托律师在公证书上签字盖章后，在经过司法部与贸促会在香港设立的“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在公证文书上加盖转递章，才能拿到内地使用。(2)1996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司发通(1996)026号《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再次明确在办理涉港案件时，对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均应要求当事人出具并经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章转递的公证证明，否则不具有证明效力。(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综上所述，对在香港地区形成的《发票》（雅高有限公司）和《购销合同》证据材料，须先经香港律师进行公证证明手续，和由香港注册的中国法律服务中心加章转递送达程序，方可确认其真实性。2、对司海洋提交的《发票》和《购销合同》，香港雅高有限公司也没有出庭作证，对该《发票》和《购销合同》也没有经过方程公司确认，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3、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未经香港律师公证的《发票》和《购销合同》上的货物及货物数量就认定涉案货物价值是错误的，司海洋提交的《发票》与《购销合同》系司海洋在2016年5月9日郭伟平书写《手写签条》之后伪造的，司海洋要伪造与《手写签条》相同的数据轻而易举。综上，对司海洋提交的《发票》和《购销合同》，不认可其真实性，也不认可其合法性，该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其关联性，因该《发票》和《购销合同》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其《发票》和《购销合同》记载的237670元的货物金额也无法确认。实际上涉案货物价值只有五万元。一审法院用猜测的语句并直接认定在香港形成的没有经过香港律师公证的《发票》和《购销合同》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六、一审法院认定方程公司在香港报的案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需提供《购销合同》和《发票》才能去报案也是错误的。1、去报案的不是方程公司，报案人系丢失涉案货物同一货柜的其他失主黄民凯、李建和张玖玲等，方程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伟平曾督促司海洋去报案；2、方程公司不可能拿着司海洋伪造的《购销合同》和《发票》去报案，这也不是报案的必备材料，一审法院判案凭空想象，毫无依据。七、司海洋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司海洋与方程公司已经协商一致赔偿5万元。如涉案货物没追回则方程公司只需赔偿司海洋涉案货物5万元整，如货物追回则退回该5万元。八、司海洋不用早已经注册好的东莞市海泓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与他人进行业务往来，而以不存在的虚假的未注册的天发公司与他人签订合同进行业务往来，涉嫌诈骗方程公司。一审法院庭审时法官提问为什么以没有注册的天发公司与他人签订合同，司海洋回答说天发公司没有注册成功，法官又问司海洋是否注册了其他公司，司海洋回答有注册公司，名称为东莞市海泓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泓公司）。法官追问为什么不以司海洋注册的海泓公司与他人签订合同、海泓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司海洋则称海泓公司系2016年10月份注册，总之一句话，就是在发生本案（2016年3月）之后注册的。经查，海泓公司是2015年9月30日注册的，司海洋公然欺骗法庭，由此可见司海洋是个不诚实的人，其在法庭上的其他陈述也不可信；再者，司海洋不用早已经注册好的海泓公司与他人进行业务往来，而是用未注册的天发公司与他人进行业务往来，其中必然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九、一审法院在庭审时承诺给予20天的调解期，但法院并未遵照该调解时间的承诺，在2017年3月7日下午开庭，2017年3月15日就作出判决，从开庭和判决相隔时间只有8天，法院并没有给予当事人其承诺的20天调解期，有违程序，也有违法院公信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方程公司、郭伟平的全部上诉请求。
上诉人司海洋针对上诉人方程公司、郭伟平的上诉辩称，一、司海洋直接与郭伟平订立货运代理合同，方程公司、郭伟平应当对丢失货物对司海洋承担赔偿责任。在一审中，方程公司、郭伟平已经确认就涉案72件3M交代受司海洋委托进行运输，并且郭伟平亦承认《手写签条》为其亲自书写，即司海洋与方程公司、郭伟平的运输合同已经成立，方程公司、郭伟平应当按时将货物运至约定地点。司海洋直接委托的是方程公司、郭伟平进行运输，香港鹰通物流公司是由方程公司、郭伟平转委托，而不是司海洋直接委托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司海洋只委托了方程公司、郭伟平，方程公司、郭伟平应当对全部运输过程承担赔偿责任，至于香港鹰通物流公司对方程公司、郭伟平的违约责任应当由方程公司、郭伟平向其追偿，而是作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二、本案丢失的货物价值已经有委托运输合同、发票进行证明，并且有同时期其他供应商的报价进行佐证，司海洋主张的货物价值合法、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的时货物达到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司海洋提供的《委托运输合同》、《发票》记载的货物明细及数量与郭伟平出具的字句可以相互印证，并且司海洋也提供了中信银行个人帐户明细记录，证明司海洋的工作人员王海瑛分别在2月23、3月10日、3月24日4月5将货款共计18万元支付给了该批货物的供应商雅高远东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邱伟安，退一步来说，即使以上证据无法认定涉案货物的价值，但是起码该批货物的数量和规格是可以确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可以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当地的市场价格计算，从司海洋在同时期从其他供应商后进同样的型号的3M胶带的采购价来看，司海洋主张的价格远低于内地的市场价格，所以司海洋主张的价值也是合理的。三、郭伟平作为方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用私人帐户接收运费，又用私人财产进行赔偿，已经构成财产混同，应当与方程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方程公司应当就丢失货物对司海洋承担赔偿责任，司海洋所主张的货物价值187670元合情、合理、合法，郭伟平与方程公司财产混同，应当对司海洋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方程公司、郭伟平针对上诉人司海洋的上诉辩称，司海洋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司海洋的上诉请求，依法支持方程公司和郭伟平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1、方程公司和郭伟平没有收到司海洋主张的相关涉案货物72件胶带，该字条系司海洋以伤害郭伟平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胁迫方程公司法定代表郭伟平写下的，且未写品牌和重量规格等。2、方程公司在涉案货物和过关后大陆按照天发公司提供的联系方式前往提货，天发公司指定的送货方香港鹰通物流公司并未将货物运送至深圳。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司海洋已经支付涉案货物货款，即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也就不存在任何赔偿问题，司海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邱伟安系雅高远东有限公司负责人以及与雅高远东有限公司有任何关联，司海洋在一审法院提交的《个人网上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查询》证据材料系其自行打印的打印件，没有原件核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银行转帐主体系案外人王海瑛，而非司海洋，故该证据不但不真实，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司海洋主张已经支付涉案货款的主张不成立。4、司海洋一审法院提交的《发票》和《委托运输合同》材料系在香港形成的，没有经过香港律师公证，雅高远东有限公司也没有出庭作证，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5、司海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货物值237670元，实际上货物价值只有五万元，方程公司已经赔偿了五万元。6、方程公司没有与司海洋发生任何的业务往来，司海洋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司海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方程公司向司海洋赔偿货物损失187670元及入仓费470元；2、郭伟平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方程公司、郭伟平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司海洋以天发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的名义与方程公司长期存在委托运输关系，双方从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方程公司确认司海洋曾就涉案72件货物委托其进行运输。2、方程公司、郭伟平确认司海洋提交的2016年5月9日郭伟平的字据确系郭伟平所签，但其一方面辩称“收”天发公司胶带72件并非“已经收到”而是“将为天发公司代收”的意思，同时方程公司、郭伟平称该字据系司海洋以威胁伤害郭伟平及其家人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胁迫郭伟平所写。如该字据确系郭伟平“将为天发公司代收”之意，则司海洋根本没有必要在威胁郭伟平的情况让其接受委托运输。可见，方程公司、郭伟平的答辩意见存在自相矛盾之处。3、虽然双方就委托运输事项未进行书面约定，但根据方程公司、郭伟平的答辩意见和庭审情况以及郭伟平于2016年6月21日至2016年7月26日期间分五次共向司海洋支付赔款5万元的事实，且方程公司、郭伟平亦确认该款项系用于赔偿司海洋关于涉案货物的损失。可见，方程公司虽未实际收到涉案货物但已就涉案货物的损失向司海洋赔偿损失并向警方报警。方程公司的上述行为，与司海洋主张的香港地区的运输由方程公司联系其他物流公司完成相吻合。4、关于涉案货物的价值，司海洋虽提供了雅高公司开具的发票和司海洋与雅高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同时司海洋主张货款23万元分别于2016年2月23日（共支付12万元）、2016年3月10日（支付3万元）、2016年3月24日（支付4万元）、2016年4月5日（支付4万元）支付至雅高公司指定的收款人邱伟安的账户。法院认为，虽然司海洋未能举证证实其向邱伟安支付的上述款项系其与雅高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所支付的货款。但通过郭伟平出具的字据能够确定涉案货物的明细及数量，司海洋提交的《购货合同》及发票记载的内容能够与此相对应，且上述资料系方程公司报案所需的必要资料，方程公司、郭伟平对司海洋提交的证据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任何反驳证据，亦未就其主张涉案货物价值仅为5万元加以举证证实。法院认为，司海洋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方程公司、郭伟平的质证意见不足以反驳司海洋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法院对司海洋主张的损失数额予以采信。5、2016年5月9日，郭伟平出具的字条表示“方程公司、恒基物流”收天发公司胶带72件，可见，郭伟平的上述行为系作为方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为。虽然各方均确认，司海洋与方程公司之间存在委托运输关系。但司海洋提交的证据显示，在与司海洋的合作过程中，郭伟平有代收方程公司运费的情况，且向司海洋支付的5万元涉案货物的赔偿款亦是由郭伟平的个人账户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司海洋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方程公司未能完成司海洋委托的运输事项，未能在承诺的期限内向司海洋交付涉案72件货物。对此，方程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对司海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赔偿的数额，双方并无约定，又未能协商确定，司海洋主张按照其向雅高公司的购货价格予以赔偿，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司海洋主张其通过邱伟安向雅高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为23万元，应以该数额作为确定司海洋货损的标准。扣除司海洋已收到的赔偿款5万元，司海洋尚有损失18万元。另司海洋主张的入仓费470元，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司海洋的诉讼请求中超出18万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司海洋提交的证据显示，郭伟平作为方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确有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故司海洋要求方程公司、郭伟平对司海洋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方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司海洋赔偿货物损失18万元；二、郭伟平对司海洋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司海洋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方程公司、郭伟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司海洋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送货单。证据二、销售出货单。证据三、订购单。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证据一至证据三证明：涉案丢失货物的市场价格，司海洋主张的货物价值已经低于市场价值，司海洋主张的价值是合情合理的。证据四证明：司海洋的工作人员王海瑛受雅高远东有限公司的指示将货款直接支付给邱伟安，司海洋已经完全支付了货款。方程公司、郭伟平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送货单》，没有相关公司的盖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没有收货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系司海洋单方制作，不认可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对证据二《销售出货单》，该证据显示购货单位为东莞市海泓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也无相关公司的盖章，系司海洋单方制作，不认可其真实性，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订购单》，真实性无法确认，《订购单》中的产品名称与规格与涉案产品的规格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涉案货物价格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不认可司海洋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四《微信聊天记录》，系打印件，没有原件核对，无法确认聊天记录的双方的人员身份，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不认可司海洋的证明目的。
方程公司、郭伟平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机构信用代码证。证据二、开户许可证，证据三、营业执照，证据四、中国银行对帐单，证据五、总分类帐。证据一至证据三证明：方程公司的主体资料和银行开户资料。证据四、证据五证明：方程公司和郭伟平财产互相独立，两者财产没有混同。司海洋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到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四、证据五：关联性不认可，如果要证明方程公司与郭伟平财产独立，应当同时提交郭伟平的个人银行帐户，以证明郭伟平没有其他的业务收入，从常理来说，公司的公帐收入是只有开发票的时候才会出现，如果不开发票都是走私人帐户，所以应当提交郭伟平的帐户以证明两者的财产独立。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主要有以下争议焦点：
关于司海洋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天发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方程公司、郭伟平在一审庭审阶段自述司海洋系天发公司负责人，结合郭伟平自书的签条，可以认定司海洋以天发公司的名义与方程公司存在委托运输关系，司海洋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方程公司、郭伟平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方程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其一，郭伟平自书的签条记载收天发公司胶带72件，郭伟平主张该字据系受司海洋威胁而写的，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应由方程公司、郭伟平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二，虽然司海洋与方程公司、郭伟平就委托事项未进行书面约定，但根据郭伟平自书签条以及郭伟平于2016年6月21日至2016年7月26日期间分五次向司海洋支付5万元赔偿款（对该5万元，方程公司、郭伟平在一审代理词中确认为赔偿款，在二审庭审中主张为补偿款，根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原则，本院采信其在一审中的主张）的事实，可以认定方程公司虽未实际收到涉案货物但已就涉案货物的损失向司海洋进行了赔偿，该事实与司海洋主张的香港地区的运输由方程公司联系其他物流公司完成相吻合。因此，司海洋提交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方程公司未完成司海洋委托的运输事项，未能在承诺的期限内向司海洋交付涉案72件货物，因此，方程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对司海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金额问题。因双方未约定，亦未协商确定，司海洋主张其已向雅高公司支付涉案货物的货款23万元，并提交了雅高公司开具的发票和《购销合同》。本院认为，郭伟平自书签条所记载的涉案货物明细、数量与司海洋提交的发票记载内容可以相互对应，方程公司、郭伟平虽然对发票记载的货物金额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本院对司海洋主张的损失数额予以采信。因方程公司、司海洋已支付赔偿款5万元，故还需向司海洋赔偿货款18万元。司海洋上诉主张应赔偿187670元，与其提交的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方程公司、郭伟平上诉主张按照运费的5倍赔偿以及涉案货物价值只有5万元，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郭伟平是否应对司海洋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因方程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两名自然人股东，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但司海洋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郭伟平具备上述情形。司海洋主张郭伟平与方程公司财产混同，首先提交的证据并不充分，其次该理由亦非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法定事由，因此，本院对司海洋关于郭伟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审对此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司海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方程公司、郭伟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欠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驳回上诉人司海洋的上诉请求；
四、驳回上诉人深圳市方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郭伟平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深圳市方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31.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53.4元，由上诉人司海洋负担4141.8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方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郭伟平负担58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邢 蓓 华
审判员 蔡 雪 燕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慎杰（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