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03民初880号
原告：刘恩来，男，198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矛锐，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平，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重庆恒通云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八一路260号（恒通云鼎国际公寓）1单元2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42863526K。
法定代表人：张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川云，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刘恩来与被告重庆恒通云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云鼎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恩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矛锐，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川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恩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2400元（2600元/月×12个月×2倍）；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2年4月28日入职被告处上班。2008年1月1日，双方补签了两年期劳动合同。2010年1月1日，双方又续签了五年期劳动合同，期间原告先后在被告行政处和客户中心工作。2015年11月26日，被告擅自对原告作出除名处理，并通知了原告。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2月23日订立了一纸《调解协议书》，约定“被告一次性了结‘上述事项’（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11月3日被告未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金额为18000元，原告一直认为仅仅就“上述二倍工资差额事项”从此不再追究被告任何责任。签订协议后，原告后续又追究了被告拖欠原告劳动报酬未能支付、擅自将原告作出除名处理的经济赔偿以及未给原告办理离职等手续导致原告遭受了失业保险损失和未休年休假待遇等法律责任。并且原告于2016年4月5日就上述三案向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仲裁委均支持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并作出了裁决。
但被告在此后对上述案件的裁决提出了不服或撤销之诉，其抗辩理由在于该《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的条款。事实上，原告签订该协议时仅仅是为了与被告了结二倍工资差额一事，不可能会理解和知悉公司会欺瞒其他可能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事项，诸如擅自将原告除名的赔偿、未办理相关手续而导致原告遭受失业保险损失等情况。同时，原告在签订该协议时面对着被告方的胁迫和被告方在场律师诱导（信息不对称），如不签协议就无法获得被告方的积极给付。故而协议中多次强调“上述事项”，仅仅是意味着对双方之间未签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处理，不代表原告理解为对其他诉权和重大经济利益的放弃。总之，协议中载明的“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条款不仅是原告的重大误解，而且严重显失公平，极大的侵害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裁决撤销原、被告双方订立的《调解协议书》中的“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条款。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受案后于2017年5月4日作出编号为2017-710号证明，认为：本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情形。原告随后就该项争议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被告以原告长期违反劳动纪律、多次警告无效，以原告旷工，根据相关法规和被告假缺管理规定，对原告除名。原告没有被告所称的除名事由，其除名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告经仲裁后，起诉至法院，请予支持。
被告恒通云鼎公司辩称，原告陈述的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受到了胁迫和在场律师的诱导不属实。被告只去了一个员工，不存在胁迫的问题。调解协议书是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协商后达成的，原告本人也是三十多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应该清楚所有劳动争议不再追究的含义，不能仅凭自己主观想法就否定协议的效力。原告从2015年8月开始，就没有进行正常的考勤打卡。被告对2015年8月、9月、10月的考勤统计后，通知原告到公司处理旷工事宜，但原告未理睬，才在2015年11月夜工，根据公司规定，向原告发出了除名通知。原告所称无故开除不属实。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月1日，刘恩来与恒通云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月1日止，岗位为行政工作。2010年1月1日，双方续签期限至2015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书》，岗位为客户中心工作。
2015年11月3日，刘恩来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要求恒通云鼎公司向其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3400元。
2015年11月26日，恒通云鼎公司向刘恩来发出《通知》，通知上载明：“刘恩来：因你长期违反我公司劳动纪律多次警告无效，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及我司《员工假缺管理规定》，我司决定自2015年11月26日起对你作除名处理。”刘恩来在2015年11月30日前收到了该《通知》。刘恩来被除名前，系恒通云鼎公司客服公司经理。其在此前12个月的工资为2029元、2677元、2494元、2714元、2706元、2706元、2671元、5390元、2698元、2723元、2739元、2706元。
2016年2月23日，恒通云鼎公司（协议中称甲方）与刘恩来（协议中称乙方）在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协商后，在关于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纠纷仲裁申请的《收件回执》的下方空白处签订了《调解协议书》，约定：“上述事由，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事项：乙方同意甲方一次性了结上述事项金额为壹万捌仟元整（￥18000元），乙方就上述事项从此不再追究甲方任何责任。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该协议内容文字由刘恩来手书，其中“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条款是协议前面内容签订后在恒通云鼎公司的要求下由刘恩来手书添加，并由刘恩来摁了指纹。协议签订后，恒通云鼎公司向刘恩来支付了协议款项，刘恩来也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撤回了未签订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纠纷一案的仲裁请求。
2016年4月5日，刘恩来分别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恒通云鼎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200元、失业保险金损失15700元、欠付的劳动报酬2600元和未休年休假工资19126.44元。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缺席审理后，2016年9月30日，作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6]第62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了刘恩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仲裁请求；作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6]第6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恒通云鼎公司向刘恩来支付失业保险待遇14000元；作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6]第630号《仲裁裁决书》，终局裁决恒通云鼎公司向刘恩来支付2015年11月的劳动报酬2600元；作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6]第6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恒通云鼎公司向刘恩来支付2015年未休年休假待遇1312元。以上裁决书均未载明刘恩来与恒通云鼎公司在2016年2月23日签订有《调解协议书》的事实。恒通云鼎公司对以上裁决不服，于2016年10月20日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支付欠付工资案的渝中劳人仲案字第630号仲裁裁决；于2016年10月19日向本院起诉要求不支付失业保险待遇损失和未休年休假工资两案，本院受理后另案处理。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恒通云鼎公司关于撤销渝中劳人仲案字（2016）第630号仲裁裁决的申请，经审查查明，刘恩来在仲裁审理过程中，未向仲裁委员会举示其与恒通云鼎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书》。该院同时认定，刘恩来与恒通云鼎公司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对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全部处理，刘恩来不再追究恒通云鼎公司劳动争议方面的责任，刘恩来称未放弃对二倍工资差额赔偿之外的劳动争议诉权不成立。据此，该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渝05民特1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渝中劳人仲案字（2016）第630号仲裁裁决。
2016年10月26日，刘恩来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恒通云鼎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2400元。同年11月8日，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案作出渝中劳人仲不字[2016]第12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刘恩来基于同一事由再次申请仲裁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刘恩来对此不服，以本案请求起诉来院，要求处理。同时，刘恩来以恒通云鼎公司为被告直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撤销原、被告双方订立的《调解协议书》中的“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条款。因该请求涉及具体劳动权利义务争议，且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7）渝0103民初24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刘恩来的起诉。
2017年2月21日，刘恩来向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撤销其与恒通云鼎公司之间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的“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条款。该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是否受理决定，并于2017年5月4日向刘恩来出具了“本案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情形”的《证明》。随后，刘恩来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另案处理。
对于上述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为否认恒通云鼎公司的假缺管理制度，举示了重庆恒通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公司<管理制度>的通知》1页、《<管理制度>勘误表》1页、《奖励与处罚制度》3页，拟证明被告的假缺管理制度已改为办公制度。该通知载明：从2005年4月25日起开始执行修改的《管理制度》等规范文件，2004年2月12日恒通云鼎物业管理公司颁发的《关于印发公司有关管理制度等规范文件的通知》从新《管理制度》执行之日起废止。《<管理制度>勘误表》中载明：第11页末一行“员工假缺管理制度”更正为“员工办公制度”。被告对以上文件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举示的是2005年4月25日开始执行的制度，但被告在2006年6月8日开始实施重新制定的制度，原告也拿不出完整的文件来。
原告为证明《调解协议书》中的“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条款受到胁迫，还申请其邻居夏家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夏家华出庭作证称：在2016年年初，证人与原告和公司来的一个人在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协议的名称记不清楚了，协议内容是公司赔给原告23000元，后来经过协商为18000元，盖章签字后，又补充了一条，具体细节记不清楚了，协议的文字内容全文都是原告写的，是公司到场人员要求原告添加上去的，不添加不给钱，签订几份协议不清楚。当时公司在场人员的态度是一般的，没有采取暴力或恶言威胁的方式。证人认为原告是在受到公司人员的威胁后添加了协议上的最后一句话。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否认协议签订时证人在现场，并否认签订协议时威胁了原告，对证人的其他陈述内容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通知、勘误表和奖励处罚制度内容不完整，不能完全反映证据内容，本院不予采纳。证人夏家华证言陈述的是原告与被告签订《调解协议书》及添加“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条款的过程，说明了协议双方对协议内容的议定过程，结合协议的签订地点及协议是原告在行使诉权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在签订该协议时受到了恒通云鼎公司胁迫。并且，恒通云鼎公司否认协议签订时证人在现场，故证人认为原告受到胁迫的陈述内容系孤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举示了下列证据：
1、2015年11月10日《通知》及中国邮政邮件跟踪查询系统查询结果打印件，拟证明2015年11月10日，被告根据相关规定邮寄通知给原告回被告处处理旷工事宜，但原告未予理睬。原告质证认为：原告收到了该通知，形式上是真实的，但对证明内容及目的有异议，因为当时原告已经提交了仲裁，被告实际上通知原告补签劳动合同，免除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责任，且原告一直在上班，没有缺勤。
2、2015年11月26日《通知》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中国邮政邮政跟踪查询系统查单，拟证明被告根据《员工假缺管理规定》对原告予以除名。原告质证认为：原告收到了2015年11月26日《通知》，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没收到过《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对中国邮政邮政跟踪查询系统查单的真实性不认可。
3、2015年12月17日《通知》及中国邮政邮政跟踪查询系统查单，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寄送了相关通知。原告质证认为：原告没有收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4、《员工假缺管理规定》及2015年8月、11月员工考勤情况，拟证明被告按照《员工假缺管理规定》第一、三页相关规定，对原告旷工行为进行的处理。原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原告参加学习的假缺管理规定与被告举示内容不同。
5、纸质考勤卡三份，拟证明原告旷工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没有向原告发放过考勤卡，考勤卡上原告的签名也不是原告本人所签。
经审查，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举示的2015年11月10日《通知》及中国邮政邮件跟踪查询系统查询结果打印件、2015年11月26日《通知》，因符合证据形式，且原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5年12月17日《通知》、《员工假缺管理规定》及2015年8月、11月员工考勤情况、纸质考勤卡三份因系原件，原告未能举证否认其真实性，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证明目的和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进行综合评定。对中国邮政邮政跟踪查询系统查单，因系事后的网页打印件，且未载明邮寄签收时间，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针对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2400元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在2016年2月23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中“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的条款是否具有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示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于2015年11月3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被告给付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其后被告作出从2015年11月26日起对原告除名的通知，原告承认收到了该通知。2016年2月23日，原、被告签订了《调解协议书》，随后原告撤回了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申请。据查明事实，协议签订地点在仲裁委员会，签订时间距原告被除名已近三个月，协议内容由原告手书，文本也载明“经双方友好协商”，协议中添加的“所有劳动争议不在追究”条款亦系由原告手书并由其本人摁指纹确认，因此，该《调解协议书》的签订是原告在依法行使诉讼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且是原告在明知被告已经将其除名的情况下签名捺印形成，原告应当知道其与被告之间的所有劳动争议在被除名后已经发生，应当知晓该条款的含义及法律后果，据此，原告签字捺印确认的该条款系原告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是对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的全部处理，明确表示不再追究被告劳动争议的责任，即放弃了再依据劳动争议事项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权利，这是其本人意思的真实表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受到欺诈、胁迫签订该条款，也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情形，故该条款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拘束力。原告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承诺所有劳动争议不再追究后又要求被告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恩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刘恩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彬
人民陪审员 朱 学 军
人民陪审员 陈 邦 碧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彭 小 强
书 记 员 张科群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