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1民初2647号
原告：北京钮因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西三旗环岛东200米2号楼2108室。
法定代表人：王若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莹，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群，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联创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阎富路1号-B52。
法定代表人：王庆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农黛黎，上海市汇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钮因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联创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5年2月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6月作出（2015）房民（商）初字第04359号判决。被告不服该判决，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6）京02民终7524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商）初字第04359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重审。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群及赵大莹、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农黛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806040元；2.被告向原告给付因逾期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以8060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军方出具涉案货物审价报告之日即2014年5月2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5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货合同》，约定原告根据被告要求提供导弹推进剂及放射性损伤急救箱组配套产品。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供应了全部产品。2011年8月13日，产品使用方即军方对原告提供的产品进行验收，原告产品符合质量要求。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在军方审价后按军方审定价格支付合同余款。2014年5月20日，军方对产品进行审价。后原告多次致电被告要求结算，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今仍未支付合同余款。故诉至法院。同时，原告还陈述，原告实际供货总价值为2230402.8元而非1130190元。2011年4月26日，原告与被告经中间人南新中介绍签订编号为FHK-110420、金额为2230402.80元的《购货合同》并附有《购物合同明细表》。该合同约定需方应在签约后一周内预付100万元定金，并在产品验收合格后一周内付清余款1130402.8元。合同签订当天，被告向原告出具一张110万元的转账支票作为预付款，该支票已入账。后被告不断催促原告开具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当时原告规模小，一时难以开具11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找到第三方开具该金额的发票。同时，为了与涉案合同所载药品的价格、数量相对应，原告委托第三方北京星海景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公司，该公司已于2012年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向被告开具了总金额为1100212.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为不是原告出具的发票，被告表示合同方与发票开具方名称不一致无法入账。故经协商，双方约定将上述总金额为2230402.80元的大金额合同拆分成两个小金额合同。其中一个小金额合同为1100212.8元，接近110万元的转账支票金额，正式盖章签字的合同编号为TY-110512，供方为发票开具单位星海公司，需方为被告。剩余金额为1130190元的购货合同，供方为原告，需方为被告，编号仍为FHK-110420。同时将购货合同明细表与拆分后的小金额合同予以相应调整。同一个货物交易不能同时存在几个有效并冲突的合同，故原告将其持有的金额为2230402.80元的原大金额合同粉碎处理，并要求被告销毁其持有的同一金额合同。而拆分后的两个小金额合同均由原告实际履行供货义务。星海公司仅是在表面上与被告签订购货合同，既不参与涉案货物交易，亦不收取货款。星海公司仅是代开发票，故为了减少法律风险，仅在所签小金额合同中加盖单位公章，而不在供方代理人处签署具体个人姓名，后被告还要求中间人南新中在供方代理人处签字。而南新中是双方交易的中间人，见证了合同的签订过程，重要的邮件往来也均通过南新中进行中转。此外，被告的肖春志在2011年7月12日发给中间人南新中的电子邮件即药品收货明细表所载明的药品，在拆分后的两个小金额合同所附购物明细表中均有涉及。且该邮件所载明的所有破损药物均是由原告补齐并发货的。此外，被告也未能提供星海公司实际交付货物的任何合法证据。如被告所述属实，肖春志应根据两个小金额合同区分不同的供货人，在邮件中注明不同供货人所供货物的破损情况，而不应完全依据双方原来所签大金额合同的购物明细表注明破损药品情况。正是因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原来签订的大金额合同，故被告才会在已付110万元的基础上，又于2011年12月5日向原告支付324150元而非剩余的合同金额30190元。
被告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已分两次向原告支付了货款，已履行了付款义务，且被告实际给付的货款金额已超出了合同实际价款，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应退还被告多付的货款。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26日，被告与军方签订《后勤装备采购合同》，约定该公司为军方提供一批急救箱组设备，并约定了相关权利义务条款。
2011年4月20日，被告（需方）与星海公司（供方）签订编号为TY-110512、金额为1100212.8元的《购货合同》（附购货合同明细表），约定需方向供方购买一批急救箱组药品，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涉案急救箱组规范起草人之一的南新中在该合同供方代理人处签名。星海公司于同年5月份向被告开具了金额为110021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1年5月12日，经南新中介绍，原告（供方）与被告（需方）签订编号为FHK-110420的《购货合同》（附购货合同明细表）。该合同约定：供方向需方提供一批急救箱组药品，产品名称、型号、数量见合同附表；合同金额共计1130190元；供方完成产品生产后通知需方到供方所在地验收；供方确保于6月20日前提交验收；供方收到全部货款后一周内将货物发送至需方指定地点，运费由供方负担；货物到达需方指定地点后由需方自行提货、卸货；合同签订后，需方预付药品定金40万元，同时供方提供增值税发票；军方审价后，双方按照军方审定价格作为本合同的最终结算价格，需方按照军方审定价付款；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该合同签订前，被告已于2011年4月26日向原告付款110万元。同日，南新中向被告出具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肖春志交来北京联创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票一张，金额为壹佰壹拾万元整，支票号：80051105.用于支付合同号为FHK-110420的预付款。”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了价值1130190元的药品。
2011年8月，被告提供的急救箱组经军方验收合格，其中包括钮因华信提供给被告的涉案药品。
2011年11月，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总金额为3241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12月5日，被告向原告付款324150元。
2014年5月20日，军方对涉案急救箱组出具审价报告，其中，原告和被告所签金额为1130190元的购货合同所载药品的审定价格与该合同约定价格一致。同年，军方向被告付清全部货款。
后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被告提起反诉，后又撤回了反诉。
诉讼中，原告申请证人南新中出庭作证。南新中陈述：其系军方核与推进剂卫生防护科主任，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系同学；被告与军方所签供货合同共涉及四种装备，其负责该装备的研制工作；该装备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无论谁签订购货合同，均需要其所在单位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故在签约之后，被告请求其帮助指导该公司生产该批设备；作为技术人员，其基于对货物质量负责的考虑，要求被告应按照装备定型的状态进行生产以确保产品质量，被告也表示同意；对于设备中最关键的部件，其均要求被告从参与该设备研制的单位中选择采购方，其中包括参与研制药品的原告，被告也表示同意；因原告与被告并无任何业务往来，故均要求其在合同协商签订过程中予以沟通协调；2011年4月下旬，原告草拟出一份金额为223万余元的合同模板后，经过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被告的肖春志，肖春志经修改后予以回复，双方就此达成合意；同年4月26日，肖春志携带110万元的支票及打印好并加盖被告公章的、金额为223万余元的四份购货合同，与其一起来到原告处，原告收到该支票后，在被告提供的四份合同上盖章，双方各持两份；因原告未出具相应收据，故肖春志又让其出具一张收据以说明该支票的用途；而后肖春志提出让原告尽快开具金额为11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但原告因故在短时间内无法开具如此大额的发票，故双方经协商，将上述223万余元的大金额合同拆分成两份小金额合同，其中一个合同的金额尽量接近110万元，被告已付的110万元就作为该合同的全部货款，同时因上述11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将以案外人名义出具，故该合同就用案外人的名义作为供货方，另一个合同的金额为113万余元，以原告名义签订；2011年5月12日，其草拟出合同模板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双方分别进行确认，双方均表示同意拆分合同，并将修改意见反馈给其；后原告找到案外人星海公司开具了110万的增值税发票，并让该公司在相应的金额为110余元的小金额合同上盖章，后通过其将该合同交给被告，原告同时毁掉原来所签的223万余元大金额合同；2011年6月，涉案产品生产完毕后，双方约定在原告位于北京的库房进行验收，因被告不了解产品形态，故其与被告一起参与验收；验收现场存放有许多货物，其随机打开其中两箱进行验收，并表示该批货物的质量没有问题，但数量在北京不再清点，而是由原告将货物发送至广东后再由被告的人员收货并验收货物数量，缺多少货再补多少货，双方对此均表示同意；原告将该批货物发送至广东后，被告进行装箱，并将缺少的货物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其，其又通过电子邮件让原告将货补齐；2011年7月底，肖春志与其一起去广东查看装箱过程，其看完后表示可以交由军方验收了；同年8月，军方组织验收，其作为技术专家参与了验收；关于113万余元的小金额合同，其并不了解该合同的签订过程，2011年底，该批货物交付军方后，原告告知其该公司一直未收到该合同的货款，并请其帮忙催要，为此，其与被告联系，被告表示让原告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后才付款；直到2014年，军方已向被告付清货款，但被告一直未向原告付款；关于涉案药品，原告作为研制参与者肯定有能力生产制作，至于其他公司能否生产制作其并不清楚，军方也未曾委托其给被告指定采购单位；关于原告的供货数量，其曾在原告生产过程中去过该公司，在北京验收时其也在原告的库房看到存放有较多货物，而在被告于佛山向军方交货时，也未曾出现货物遗漏情形，原告发货后，被告告知其部分货物破损需要补发并提供了破损清单，其也将该清单转发给了原告，综上，其认为原告一共向被告提供了价值223万余元的货物。对此，被告以证人所述与事实不符、且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其证言不予认可，仅认可分别与原告和星海公司签订了两份合同，并已与军方结算货款。
诉讼中，原告提交了经41884号公证文书公证的南新中与邮箱地址为×××的发件人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其中2011年10月14日的邮件载明发件人系肖春志；2011年7月12日的邮件所含附件系药品收货明细。原告据以证明通过南新中与被告股东肖春志的往来电子邮件可知，被告已于2011年7月12日前收到原告提供的13种药品，该批药品的规格型号及品种数量与双方最初所签金额为2230402.8元的大金额合同约定一致。对此，被告认可肖春志系该公司股东，但否认×××系其邮箱，并以电子邮件具有可更改性为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同时表示即使上述邮件属实，也仅能证明被告曾收到价值223万余元的货物，并不能证明这些货物均由原告提供，鉴于南新中向被告指定了原告和星海公司两个供货商，故被告一并向其告知货品缺损情况也符合常理。同时，原告还提交了经28113号公证文书公证的南新中与×××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其中部分邮件所含附件为金额共计2230402.8元、双方当事人为原告和被告的购货合同及其修改版本；部分邮件所含附件为金额共计1100212.8元、双方当事人系原告和被告的购货合同及其修改版本；部分邮件所含附件为金额共计1130190元、双方当事人为被告和北京金格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格公司）的购货合同及其修改版本。原告据以证明被告于2011年4月与原告签订了金额为2230402.8元的购货合同，后双方经协商又将该合同拆分成两个小金额合同；南新中与肖春志在上述往来电子邮件中对相关合同模板及修改进行了多次沟通；两个小金额合同在签订时对供货方予以了调整，但实际供货方均为原告。被告以相同理由否认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同时认为即使该邮件真实，也仅能证明双方曾通过电子邮件对合同的拟定进行过协商，但最终并未签字盖章，而合同应以双方签字盖章为准。
诉讼中，原告提交了被告向军方出具的《承诺书》及《（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据以主张被告向军方提交的上述明细表中所载药品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价、数量、排列顺序均与双方所签大金额合同的附件一致，由此可证明被告系依据与原告所签大金额合同向军方提交上述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对此，被告表示，该公司的确向军方提交了上述明细表，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表中所载药品均由原告提供给被告。
诉讼中，原告还提交了一张运费发票。该运费发票载明：发货人及收货人均为北京钮因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钮因泰克公司）、货物名称为药品、运费为765元、时间为2011年7月11日，但未载明所运药品的规格型号、价格金额等具体信息。原告据以证明其通过其关联公司钮因泰克公司在2011年7月11日前已将价值2230402.8元、共计13种、49箱的涉案药品发送到被告指定地点，但在开票时因失误将发货人与收货人均写成了钮因泰克公司。对此，被告表示，该运费发票并未写明药品的名称、数量、金额等信息以及具体送货地址，且该发票所载收货人并非被告，被告也未收到过该批货物。此外，原告还提交了一张包裹单。该包裹单载明货物名称为药品、时间为2011年7月20日、件数为2、声明价格为220、地址为广州，同时左上方还有“陈泽文”的签名。原告据以证明该公司于2011年7月20日补齐第一次所发货物中破损的部分货物，并发送至广州，并主张被告指定的收货人即沃尔富公司时任总经理陈泽文在该包裹单上签字确认，但对被告与陈泽文之间的委托关系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对此，被告表示，该公司及陈泽文均未收到过该批货物，陈泽文也并非被告指定收货人，且该包裹单也未载明所运药品的名称等信息及具体送达地址。同时，案外人广东智纤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纤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为：该公司为回收式伤员清洗装置的专利权人，该产品为涉案急救组箱内的配套产品之一；该公司原名称为广东沃尔富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陈泽文系该公司更名前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与被告仅为场地租赁关系，该公司及该公司员工陈泽文均未收到过原告发给被告的药品，原告及被告也从未委托该公司及陈泽文代为收取药品；原告提供的2011年7月20日包裹单上的签字并非陈泽文本人所签；被告的收货、发货均由被告派驻在仓库的员工进行，智纤公司及其员工从未参与其中，仅系生产厂家及仓库出租方，与涉案纠纷无关。
诉讼中，被告解释称，南新中在该公司与星海公司所签购货合同的供方代理人处签名系因为该合同系经南新中介绍所签，该公司在与星海公司签订该合同后发现供方代理人处未签字，故找到南新中，南新中表示由其代签即可。同时，原告及被告均表示无法联系到星海公司。本院根据相关工商信息也未能找到该公司。
诉讼中，被告提交了由星海公司向其开具的总金额为1100212.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对应金额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清单》。该清单载明了相关药品的规格型号、价款、数量、单价等信息。被告据以证明星海公司与被告签订了金额为110万余元的购货合同，并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原告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上述货物均由原告提供，且星海公司已于2012年被吊销，并提供了该公司的工商查询信息。同时，对于为何在原告履行完全部供货义务后，被告在明知原告供货数额的情况下仍向原告超额给付货款，被告解释称，因该公司内部管理较为混乱，相关工作人员在未查明实际供货情况及付款情况的前提下，即根据原告开具的金额为324150元的增值税发票如数付款，现相关人员均已离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后勤装备采购合同》、公证文书、工商信息打印件、急救箱组规范、购货合同、银行进账单、增值税发票、审价报告、承诺书、资金支付结算通知书、证人证言、汇款委托书、《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劳务清单》、收条、验收纪要、证明、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对彼此权利义务经协商达成的合意，即使双方曾在协商过程中拟定过不同的合同版本，但仍应以双方最终通过合法形式订立的合同作为其真实意思的体现。本案中，原告主张曾与被告签订了一份金额为223万余元的大金额合同，后经协商将该合同拆分成两份小金额合同，为此提供了经公证的南新中与×××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被告否认该邮箱系该公司股东肖春志所用，且以电子邮件具有可更改性为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并表示记不清是否曾与南新中发生过邮件往来。对此本院认为，部分电子邮件显示发件人即肖春志，往来邮件的内容也多与涉案药品交易相关，且被告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上述电子邮件曾被更改，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同时，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显示双方曾就不同版本合同的起草进行过协商，不能证明双方最终实际签订过上述大金额合同并经协商将该大金额合同拆分成两个小金额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由双方盖章的合同仅有一份金额为1130190元的买卖合同，而涉案的另一份金额为110万余元的合同也系被告与案外人星海公司所签，同时，被告对原告的主张也予以否认。故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被告与原告所签金额为1130190元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应依据该合同履行各自义务。同时，本院认为，无论双方当事人先后签订过了几份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均在于：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究竟向被告提供了价值多少元的药品？而原告作为涉案买卖合同的供货方，对此负有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的责任。
为此，诉讼中，原告提交了经公证的南新中与×××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同时认为，上述电子邮件及其附件并未明确载明涉案合同履行中药品的实际供货方均为原告，故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最终实际履行了2230402.8元的供货义务。
此外，原告还提交了运费发票和包裹单据以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其中，运费发票所载收货人并非被告，同时也未载明所运药品的规格型号、金额等具体信息，无法据此判断所供货物的具体价值；包裹单则未载明收货人系被告，也未载明所运药品的具体信息，陈泽文所在的智纤公司（即沃尔富公司）也出具证明明确表示该公司及陈泽文从未签收过该批货物，也未在包裹单上签字，更未接受过双方委托代为接收涉案货物。被告也否认收到过上述货物。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
诉讼中，原告还提交了被告出具给军方的《承诺书》及《（产品）外购、外协件成本明细表》，据以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并未明确载明所涉药品均系由原告提供给被告，被告对此也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证人南新中的证言，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其陈述，涉案药品生产完毕后，其曾参与验收，但其仅是对其中部分药品的质量予以随机抽检，并未对全部药品的数量予以完整清点，且其自始至终均未参与过涉案药品的数量清点工作；其次，虽然被告曾通过电子邮件向南新中发送破损货物清单，但相关电子邮件及其附件中均未载明被告所收到的货物含破损货物均系由原告提供，故仅凭此径直推定原告的供货数量缺乏合理性；再次，在被告向军方交付包括涉案药品在内的全部急救箱设备时，虽未出现产品遗漏，但也不能据此推定被告向军方交付的全部涉案药品均由原告提供；最后，南新中也认可虽然作为涉案药品的研制参与方，原告具备生产制作该药品的能力，但其他公司是否也能生产同类药品其并不清楚，故无法排除被告交付军方的部分药品系由案外人提供。综上，本院认为，南新中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价值223万余元的药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鉴于原告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该公司一共向被告提供了价值2230402.80元的药品，也未能提供足够证据绝对排除星海公司履行涉案供货合同的可能性，而被告也仅认可收到原告提供的价值1130190元的货物，故原告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已向原告付款1424150元，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剩余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钮因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元及诉讼保全费四千三百三十一元，由原告北京钮因华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静波
人民陪审员 李 红
人民陪审员 高璐璐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