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73民申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1号楼8层。
法定代表人：蔡兆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永志，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梅，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北京祝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永安东里3号楼5层永吉鑫宾馆8228室。
法定代表人：高军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楠，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旭，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北京祝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技术咨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2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请求法院再审。具体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唯一证据《投标策略分析报告》（简称《报告》）系恶意串通伪造的，而且《报告》本身并没有实质内容。国电联合动力公司与祝豪环保科技公司于2012年8月1日签订《风电项目投标方案技术咨询》（简称《合同一》），2013年3月1日签订《技术咨询合同》（简称《合同二》）。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提交有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当时的项目经理徐某签字且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9日的《报告》，用以证明其已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原审法院采信了该《报告》的真实性并据以认定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履行合同义务。但经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在该份《报告》上所盖公章的《印鉴留存卡》显示，该公章刻于2014年12月。这表明该《报告》的形成时间晚于2014年12月。由于国电联合动力公司2012年3月参与投标工作，2012年4月中标，且2012年9月已与工程方签订合同完成了中标工作。因此，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合理怀疑其与徐某恶意串通虚构签收行为，根据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的中标结果制作了该《报告》，并将日期倒签到中标之前，伪造其已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同时，该《报告》所含内容或是对《合同一》、《合同二》的简单摘抄，或是从网上下载获得的信息，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二、原判决认定两合同是针对同一竞标项目的框架合同和确认付款合同，且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从两合同文本内容来看，二者权利义务明显不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合同一》针对项目投标前的投标方案提供技术咨询，《合同二》针对项目中标后的具体设计与实现方案提供服务，两合同是针对同一项目的不同阶段；《合同一》中祝豪环保科技公司的义务是为投标项目提供投标机型选型建议、布机建议、现场干扰性因素排除技术整改建议，《合同二》中其义务是制定风电实时数据采集方案、提供维护方案、进行现场维护并承担事故责任，两合同约定的义务内容并不相同；《合同一》未约定验收方式，《合同二》明确了验收标准和验收方式，现场验收合格后由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出具验收证明，故两合同约定的验收方式也不相同。可见，两合同彼此独立，即使履行也应当有各自不同的报告提交。同时，如前所述，《报告》系伪造的，不能作为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在《合同二》明确约定验收方式的情况下，如果双方真实地进行过验收工作，应当会有双方的往来函件、进行过技术沟通或去过现场等证据佐证，但双方并无验收单或签收证明。因此，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仅凭伪造的《报告》，不能证明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义务；三、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及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由于祝豪环保科技公司针对招投标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违反了《招投标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应当自始无效。而且，由于《合同一》约定的支付条件为，国电联合动力公司获得预付款后15个工作日内，双方另行协商签署咨询费用付款合同。国电联合动力公司于2013年9月27日收到了第一笔预付款，故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日期后的15天开始起算；《合同二》约定的支付方式为，国电联合动力公司与工程方签订合同后30日内支付。国电联合动力公司于2012年9月与工程方签订了合同，故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日期后的30天开始起算。但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的时间为2016年1月19日，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对此，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曾在原审提交的代理意见中提到，但是原判决并未提及。
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提交意见称，本案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法院驳回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的再审申请。具体理由：一、《报告》并非是伪造的证据，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在《报告》上的盖章虽然在2014年12月以后，但该《报告》确实形成于2012年3月9日。涉案项目的履行顺序并非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所述。事实上，2012年1月，双方就开始洽谈合作，随后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开始提供服务。2012年3月9日，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向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提交《报告》，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的项目经理徐某对该《报告》签收，此时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尚未在该《报告》上盖章。2012年3月18日左右，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协助其进行投标工作。2012年4月，国电联合动力公司项目中标。2012年8月1日，双方签订《合同一》，因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未与业主签订供货合同，导致合同金额无法确定，故双方约定待其与业主签订供货合同确认总金额后再另行签订付款合同。2012年9月，国电联合动力公司与业主签订供货合同。2013年3月1日，双方签订《合同二》，是《合同一》的付款合同，约定金额为109.8万元。2013年9月27日，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收到工程方的第一笔预付款。2013年底，国电联合动力公司要求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出具109.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只能向上级税务部门申请代开并缴纳税款。2014年1月，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出具发票并交付于国电联合动力公司。至此祝豪环保科技公司的合同义务全面履行完毕。2015年初，在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多次催要合同款时，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提出祝豪环保科技公司的文件不规范，没有盖章，于是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将《报告》加盖了公章。以上事实可知，祝豪环保科技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出具的《报告》也是真实的，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在自己公司出具的文件上加盖自己公司的公章合情合理，是对自己行为的认可，并不是伪造证据。《印鉴留存卡》只能证明该公章刻制于2014年12月之后，并不能证明《报告》是伪造的。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并没有与徐某恶意串通伪造《报告》的行为；二、原判决认定两合同是针对同一竞标项目的框架合同和确认付款合同是正确的，而且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充分。国电联合动力公司认为两合同从文本内容上看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完全是断章取义、做文字游戏。由于两份合同是格式合同，并非平等主体之间协商的结果，合同的约定义务、履行方式、验收条款等都是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提前拟定好的，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只参与了合同中支付费用和付款条件的协商。而且，就提供服务的时间顺序来看，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提供《报告》在先，双方签订合同在后。2012年8月1日双方于中标后签订《合同一》，约定另行签订付款合同，《合同一》的目的是确定双方的合作关系，也是对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前期工作的认可。随后，2013年3月1日，双方签订《合同二》明确约定了款项。故两合同都是围绕该风电项目中标一个目的，系同一法律关系，《合同二》是《合同一》的确认付款合同。由于两合同倒签于《报告》之后，故《合同二》的内容直接来源于《报告》中的数据，而非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所说《报告》是抄袭了《合同二》的内容。并且，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充分。如前所述，《报告》是否加盖公章并不影响《报告》证明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的作用，而且《报告》也不是认定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唯一证据。事实上，国电联合动力公司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投标工作并成功中标后，倒签《合同一》对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前期完成工作进行确认的行为，也足以证明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履行了约定的义务。同时，2014年1月，祝豪环保科技公司也按照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的要求提供了109.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证据均可佐证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三、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及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文本是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提供的，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也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应属有效合同。而原审庭审期间经过了充分的法庭辩论，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祝豪环保科技公司也未对此进行答辩，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称其在庭后提交的代理意见中提及，是剥夺了祝豪环保科技公司的答辩权利。同时，根据法律规定，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两年。《合同一》约定的履行期限截止到2014年8月1日，故祝豪环保科技公司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审查查明：
2012年8月1日，双方签订《风电项目投标方案技术咨询》对咨询费用约定：1.咨询费用：在甲方获得大唐河南郏县风电（2MW机型）项目的风力发电机组设备供货合同后，按所签订的供货合同总额的1.5%计提报酬金额支付给乙方。2.支付条件：在甲方获得大唐河南郏县风电（2MW机型）项目的风力发电机组设备预付款后15个工作日内，协议双方另行协商签署咨询费用付款合同。
2013年3月1日，双方签订《技术咨询合同》对报酬及支付方式的约定：（一）本项目报酬￥1098000元（大写）壹佰零玖万捌仟元整。（二）支付方式：一次总付￥1098
000元，时间：甲方与项目工程方（大唐集团河南分公司郏县项目公司）签订合同后30日内。
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带有防伪编码“1101080623390”的公章《印鉴留存卡》显示，该印章留存日期为2014年12月25日。
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所于2014年1月13日代开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其中显示，代开企业：北京祝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技术咨询；价税合计分别为人民币1000000元、人民币98000元。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涉及如下焦点问题：
一、关于《报告》是否系伪造证据的问题
《报告》是否系伪造证据与本案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密切相关。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声称双方先签订合同，后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根据合同内容伪造了《报告》；祝豪环保科技公司主张其先提交《报告》，而后双方倒签合同对其提供的服务予以确认。但双方均认可，2012年4月，国电联合动力公司项目中标；2012年8月1日，双方签订《合同一》；2013年3月1日，双方签订《合同二》。故结合双方在项目中标之后又签订《合同一》，约定内容为项目投标方案的技术咨询服务之行为，祝豪环保科技公司主张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在先、双方倒签《合同一》对前期工作予以确认的观点更加符合常理。因此，虽然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所提供《报告》上的公章为2014年12月以后加盖，但并不能据以认定该《报告》是其为证明已履行合同而伪造的证据。故原判决认可《报告》的真实性及祝豪环保科技公司的陈述，并无不当。
二、关于两合同的关系及涉案合同是否已履行的认定
由于两合同系倒签于《报告》及项目中标之后，故对两合同是否为独立合同的判断，不能仅依据两合同的文本内容进行认定。但双方均认可，合同中有关咨询费用和支付方式的约定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因此，根据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先提交《报告》，后国电联合动力公司中标，而后双方先签订《合同一》约定另行协商签署咨询费用付款合同，之后双方签订《合同二》约定支付金额为109.8万元的事实，可以认定两合同是针对整个项目投标工作的框架协议和付款合同，实为同一个法律关系。同时，结合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提交《报告》具体提供技术咨询服务、项目中标后双方签订《合同一》对双方前期工作进行确认以及祝豪环保科技公司提供109.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据此认定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履行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的合同义务。因此，原判决认定《合同二》为针对《合同一》付款时间和数额的确认，且祝豪环保科技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认定是正确的。
另外，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及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由于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构成了法定的合同无效事由，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国电联合动力公司未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国电联合动力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晓霞
审 判 员 宋旭东
审 判 员 章 瑾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杨 振
书 记 员 储惠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