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藏01民终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住所地西藏拉萨市。法定代表人：全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保汝，女，200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学生，系受害人之女，现住甘肃省靖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保霖，女，200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学生，系受害人之女，现住甘肃省靖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宝材，男，201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学生，系受害人之子，现住甘肃省靖远县。上述三名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张彩霞，女，198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务工，系受害人之妻，现住甘肃省靖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万同，男，1956年8月2日出生，汉族，务农，系受害人之父，现住甘肃省靖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芳，女，195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务农，系受害人之母，现住甘肃省靖远县。上述五名被�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西藏子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彬，男，198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经商，现住西藏拉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春梅，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密密，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以下简称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闫万同、朱永芳、朱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17）藏0103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陈林，被上诉人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闫万同、朱永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被上诉人朱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春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2017）藏0103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相应免责条款无效，该认定是错误的。对于在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保险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或者对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的，认定该格式条款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产生效力。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的提示义务。”结合上诉人提交的一份由本案被上诉人朱彬本人填写的《投保单》及《车辆保险合同签收回执》，可证实，被上诉人朱彬在向上诉人就本案所涉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后，上诉人向其送达了包括《保险条款》在内的五项资料。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关于责任免除的条款保险人用黑色字体标注，完全符合《保险法》解释二中对于免责条款提示规则的规定，且，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投保单》的第二页，被上诉人朱彬写下了”本人确认投保勾选险种，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并签字确认。被上诉人朱彬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亲笔书写下的这段文字能够表明其认可保险人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因此，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就免责条款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是可以约束双方当事人的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八条第二款第六项及第二十四条第六款明确规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者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者其他必备证书，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朱彬在上诉人处投保的机动车的性质属于营运车辆，根据上述两条合同条款约定，必须要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但在事发时被上诉人并未取得相关许可证，因此上诉人做出的拒赔决定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合同条款对于合同相对人约束的效果。一审法院认定该免责条款中免除上诉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这显然是没有全面审查《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免责条款效力问题规定所导致的错误结果。二、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承担责任，但一审判决计算依据错误，赔偿费用过高。1.一审法院认定由被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属于显失公平，应依法予以纠正。一审法院结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因此次事故中被上诉人朱彬承担主要责任，需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这是显失公平的。在交通事故中，不论是机动车方还是行人方都应当对因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事故后果承担与行为相适应的责任，本着公平原则，应当认定主次责任的划分是70%与30%较为妥当。死者闫海强在事故发生时处于醉酒状态，在神志不清、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在车行道内停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其也要对本次事故承担次要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仅是对形成本次交通事故的成因的一个判断过程，也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的双方责任的划分。一审法院应充分考虑双方的行为对事故结果的作用，而不是因为在事故中有人死亡就将法律的天平随意倾斜，随意使用法律赋予其的酌情裁判权。2.一审法院认定死者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证据不足，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连续居住是指至起诉或事故发生之日连续一年以上而不是曾经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按照我国治安户籍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确认公民是否在外地长期居住最重要的证据是《暂住证》，按照甘肃省的规定，凡外省人员在本省拟暂住一个月以上，年满18周岁、来甘从事务工、经商和其他经济活动的人员，均应领取《暂住证》。一审法院要认定本案死者经常居住地在甘肃城镇，应由被上诉人提交死者在甘肃居住的《暂住证》，如不能提交，就不能认定其经常居住地在城镇。在一审中，上诉人对于死者的被扶养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城镇长期生活，相反，从其提交的户籍证明及死者的死亡注销证明中明确了其户籍性质是农业户籍，所居住的地址是在”甘肃省靖远县东湾镇红柳村五社27号。”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明》，加重了上诉人的赔偿责任。3.交通费用计算过高。按照《解释》规定，上诉人只承担受害人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的交通费用。一审法院在认定交通费用时完全采纳�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可被上诉人主张的金额，而对其不合理部分没有相应的扣除，上诉人认为其审理不公。交通费用按照规定只能计算受害人亲属三人以内的交通费用，并且只能是处理丧葬事宜和交通事故的合理、必要开支。出租车票过多，并且是连号，其来源不真实，对交通费请二审法院予以公平、合理裁决。4.一审法院判令支付死者20000元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之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判令支付给死者相应数额的死亡赔偿金，又酌情支持部分精神抚慰金，属于重复判令，应在相应赔偿额度中予以扣减。被上诉人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闫万同、朱永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朱彬辩称，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朱彬所驾驶的肇事车辆是营运车辆。且上诉人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应为无效条款，上诉人拒赔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对赔偿费用的计算正确，合理合法，应予维持。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闫万同、朱永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赔偿费用共计1043403元，包括：死亡赔偿金557500元、交通费16601元、住宿费1072元、伙食费7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94284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0日3时59分许，被告朱彬驾驶藏A530**号轻型普通货车，沿金珠西路由东向西行驶，当行驶至工兵十五团路口时，与行人闫海强发生碰撞，造成闫海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017年7月24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调处大队作出拉公交认字（2017）第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朱彬对此次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死者闫海强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死者闫海强的妻子张彩霞等五人从兰州市前往拉萨市处理本次事故的相关事宜，并于2017年7月10日、7月28日向被告朱彬出具《收款收据》、《收条》各一份，载明其收到被告朱彬支付的冷冻费5000元、丧葬费55000元。另查明，死者闫海强（1984年3月6日出生），现尚有父亲闫万同（现年61周岁）、母亲朱永芳（现年59周岁）、婚生女闫保汝（现年10周岁）、婚生女闫保霖（现年7周岁）、婚生子闫宝材（现年6周岁）、妻子张彩霞及兄弟姐妹四人。死者闫海强的父母年事已高，不能干重体力活，且常年多病，需支出大笔医疗费用。被告朱彬�肇事车辆藏A530**号轻型普通货车的所有人，被告朱彬所持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2017年3月27日，被告朱彬在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为该车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其中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为122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第三者商业责任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一审法院认为，拉萨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事故调处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责任认定准确、客观真实。死者闫海强与被告朱彬应依照该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由被告朱彬承担80%的赔偿责任，死者闫海强自行承担20%的责任。�据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因此次事故产生的相关费用认定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一审法院根据五名原告提交的《证明》及《房屋租赁合同》，可证实虽五名原告系农村户口，但其长期在城镇生活，故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参照2017年西藏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57元计算，对死亡赔偿金509140元予以支持；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八条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一方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该院认为根据五名原告提交的证据，可证实死者闫海强育有原告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三名子女尚未�年，及有父母闫万同、朱永芳两人，兄弟姐妹四人。故参照2017年西藏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7022元计算，对五名被扶养人生活费268096.5元予以支持；3.关于交通费的认定，虽五名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存在部分重复产生的交通费用，但经一审法院查明，事故发生后死者闫海强的妻子张彩霞等五人确实前往拉萨处理事故，故对此5人从兰州至拉萨的往返交通费及出租车费用共计11339元(机票9580元、火车票1679元、出租车费80元)予以支持，对其余费用不予支持；4.关于住宿费的认定，虽五名原告针对其主张的住宿费1072元仅提交了两份《收据》，并未提交正规发票，但两被告对该收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对住宿费1072元予以支持；5.关于伙食费的认定，根据五名原告提交的证据，可证实系在处理事故期间产生的伙食费，故对伙食费766元予以支持；6.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定，死者闫海强在此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其死亡的结果对其亲属及家庭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被告朱彬作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一方，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酌情对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此次事故产生费用为死亡赔偿金5091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8096.5元、交通费11339元、住宿费1072元、伙食费7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810413.5元。本案中肇事车辆已投保于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被告朱彬为该车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故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对五名原告进行赔偿。针对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提出被告朱彬投保的车辆属于营运车辆，而被告朱彬并无�运从业证书，故保险公司不应在机动车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朱彬持有准驾车型为C1的驾驶证，表明被告朱彬具有驾驶资格，其有无从业资格证并不影响其驾驶车辆的资格，且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肇事车辆为营运车辆。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中关于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即可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并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免责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故对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提出的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上述赔偿费用应由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五名原告110000元后，余款700413.5元在第三者商业责任险限额内承担80%的赔偿责任。综上，各类赔偿款项共计670331�（110000元+700413.5元×80%=670331元），对于被告朱彬与被告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之间的理赔事宜不在本案受理范围，故在本案中不作处理。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闫万同、朱永芳赔偿各类款项共计670331元；二、驳回原告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闫万同、朱永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4199.06元减半收取7100元，由原告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闫万同、朱永芳承担1848元，由被告朱彬承担5252元。本院二审期间，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询问笔录及朱彬的行驶证，欲证明朱彬驾驶的车辆为营运车辆。被上诉人朱彬向本院提交其驾驶证及保险拒赔通知书，欲证明上诉人提出拒赔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上诉人闫保汝、闫保霖、闫宝材、闫万同、朱永芳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于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及朱彬提交的行驶证、驾驶证，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提供的询问笔录，朱彬及闫保汝等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朱彬在该份笔录中并未承认其将肇事车辆用于营运，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朱彬提供的保险拒赔通知书，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对其真实性无�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依据格式条款拒赔，理由不充分，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及依据的证据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主张其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朱彬则认为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提供的是格式条款，且并未明确向其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不应产生法律效力。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述法律规定了保险人在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有向投保人交付保险条款的法定义务，并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有提示和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朱彬明确表示对涉案车辆的保险是通过第三人完成，其本人在事故发生前未阅读过该保险单，甚至保险单上的签字也非本人所签，而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向投保人朱彬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应当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安邦保险西藏分公�所主张的一审法院认定责任分担比例不公及赔偿费用过高的问题，本院认为，拉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调处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者闫海强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各自的过错，酌情认定由肇事方朱彬承担80%的责任、死者闫海强自行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妥，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责任划分显失公平，故本院对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对于赔偿费用的问题，根据闫保汝等人提交的证据可证实死者闫海强自2014年9月开始租住在白银市平川区，该地为其经常居住地，其收入来源于城镇，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费用，并无不当；对于交通费问题，本院认为，事故发生在拉萨，死者闫海强的子女年幼，父亲身体欠佳，由亲友协助办理后事亦在情理之中，况且经核算，一审法院计算了五人从甘肃到拉萨的单程机票，但从拉萨返回兰州，仅计算了两人的交通费，对于出租车费，虽然闫保汝等人提供了若干票据，但一审法院仅支持了其中的80元，该费用亦在合理的范围内，一审法院认定的交通费，并无不妥，本院对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对于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主张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闫海强的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安邦保险西藏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3.31元，由被上诉人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文 瑞审判员 杨 东 平审判员 米玛次仁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晓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