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闵民二（商）初字第2112号
原告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HeinzThomasKoch。
委托代理人刘克韬，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丽霞，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岑岭。
被告沈晓虎。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邢妍，上海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与被告岑岭、沈晓虎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亦兵独任审判。因案情复杂，故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克韬、张丽霞与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邢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诉称，原告投资方代表于2010年初委派新的董事会成员和通过新的董事会产生的管理层前来重组公司之时，时任原告总经理的岑岭和财务负责人的沈晓虎，为掩盖职务侵占犯罪事实，拒不配合移交公司全套会计账簿和相关财务资料。前述职务侵占犯罪业经（2011）闵刑初字第59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随后，在公安局机关侦查二被告团队涉嫌职务侵占罪之时，被害人提出返还会计资料的要求。公安机关的笔录显示，岑岭令沈晓虎将会计资料移交岑岭保管，岑岭在笔录中承认，他自以为原告的新的管理层没有资格，并没有移交该等资料。再后，于2011年4月，原告新的管理团队通过国家商务部下文特批，在缺失原始证照等资料的情况下，对公司实施了重组，完成了变更；原告于2011年8月份，在卢湾区公证处（有现场摄像和公证）的见证下，进入原告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莘建东路的办公室，发现二被告团队用来存放诉争资料并放置于财务室的十多个大型保险柜早被清空。综上，岑岭作为时任总经理、沈晓虎作为时任财务负责人，二人有责任移交公司诉争资料；然其至今未交，给原告财务统计、税务等工作带来不便。现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返还原告自2004年1月1日至2011年4月2日（工商注册变更之日）期间的原始财务凭证及会计账簿等相关财务资料。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登记资料及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岑岭是原告总经理，沈晓虎是原告的财务负责人。
2、董事会决议、询问笔录和公证书和各1份，证明原告在公证情况下进入被告控制的办公场所，发现电脑硬盘已经被拆走、财务资料已经被拿走的事实。
3、公司变更资料1组，证明原告现控制人取得公司控制权的艰难事实。
4、经备案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原告在变更时缺失营业执照和财务资料的事实。
5、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二被告职务侵占的背景以及被告不返还证照的原因，同时证明被告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二被告岑岭、沈晓虎共同辩称，1、原告在2010年2月即知晓财务资料灭失，但是一直未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2010年年初原告现控制人冲击原告武汉工厂并掌控了工厂，又于同年4月冲击了被告所在的办公场所并带走了一大批材料。3、2010年6月22日，岑岭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时二被告对原告的公司管理权已经丧失，财务账册不在二被告控制之下。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证据及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二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询问笔录、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各1份，证明原告知晓财务账册灭失的时间是在2010年2月8日，原告一直没有主张，现诉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2、（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1434号民事裁定书、工商局变更通知书各1份，证明2010年至2011年4月20日期间案外人郭修范并非原告的董事，期间岑岭是原告董事、总经理，沈晓虎是原告财务总监，郭修范无权要求被告移交财务账册。
3、询问笔录及证明各3份，证明早在2010年初，郭修范带人争抢原告在上海的财务资料，原告武汉工厂被郭修范控制，被告无法带出财务账册。被告在武汉也曾多次报警。2010年6月22日起由于被告被刑事拘留，失去对原告的财务控制权，因此财务账册不在被告处。同时证明原告现控制人对公司进行全面接管，财务账册被现控制人控制的事实。
证人唐某到庭陈述，证明原告公司只有电子账册的事实以及2008年之前原告公司财务原始凭证存放于原告金山工厂、2009年原始凭证存放于原告武汉工厂、2010年原始凭证存放于原告上海办公场所的财务室、2010年6月底突然发生办公人员不能进入原告上海办公场所的事实。
证人郭某某到庭陈述，证明原告只有电子账册的事实以及2007年、2008年的财务原始凭证存放于原告金山工厂、2009年原始凭证存放于原告武汉工厂、2010年原始凭证存放于原告上海莘建东路财务室、2010年6月底突然发生财务室不能进入的事实。
证人朱某某到庭陈述，证明原告武汉工厂存放财务原始凭证的财务室及仓库的门锁于2010年3月上旬被原告现控制人更换的事实以及原告新、旧控制人分别雇佣的保安共同当班进行保卫工作、部分财务资料存放原告金山工厂财务室的事实。
证人刘某某到庭陈述，证明原告武汉工厂财务室门锁于2010年3月被原告现控制人更换的事实以及新、旧控制人分别雇佣的保安共同当班进行保卫工作的事实。
证人温某到庭陈述，证明原告现控制人于2010年4月实际控制原告的事实。
在庭审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被告经质证后共同认为，证据1无异议，但是岑岭的职务因被刑事拘留只持续至2010年6月22日，沈晓虎于2010年7月29日被逮捕失去人身自由，故二被告对原告失去控制，二被告不清楚财务资料的去向。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与本案无关。关于董事会决议，由于两名投资人之间存在争议，故原告单方面召开的董事会被告不认可；关于询问笔录，能够显示部分财务账册原告已经接管；公证书和摄像光盘不能证明财务账册的移交情况，因此与本案无关。证据4均为原告方的自述，不能作为本案证据；证据5的职务侵占罪认定与本案财务账册的移交无关，且岑岭对企业的控制行为由董事会决议及相关的工商登记为准，无需在此处证明。
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经质证后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而且证据1和证据2相互矛盾。证据2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变更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岑岭的移交义务在通知后即应该配合。证据3中岑岭的询问笔录真实性不认可，原告的工厂里没有重要财务资料，重要的财务资料均在上海的办公场所；唐某的询问笔录真实性不认可，在本案中的性质是证人证言；其他人均与原告发生过冲突，证明的可信度不高，且作为证人证言应该出庭作证。所以所有证明原告均不予认可。不能直接证明被告的证明效果，不能证明其履行了移交义务，也不能证明原告拿走了账册。对于证人证言，原告认为唐某的证言证明了原告的主要经营地点在上海。二被告在2009年年底时就实际控制了原告财务材料，证人不是核心人物，证人接触的均不是最重要的资料。所谓的重要资料是证照、公章及涉及岑岭职务侵占的资料。证人朱某某、温某的证言均为主观臆断或主观看法。总之，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
对本院出示一份调查材料（关于原告金山工厂存放财务账册的记录），原告认为无异议；被告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公安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未拿到财务账册，是否被岑岭隐匿只是办案人员的主观臆断。
本院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存在由二被告取走财务资料的事实。证据3与本案争议无关。证据4系原告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二被告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目的。证据2与本案争议无关。证据3中的询问笔录真实性予以确认。朱某某出具的证明与其出庭陈述一致，可以作为证人陈述。其余出具证明的证明人因未到庭接受质询，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唐某等五名证人作证时提供了与原告的身份关系资料，本院确认五名证人曾系原告员工的身份。五名证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原告财务资料分别在原告的武汉工厂、上海金山工厂、上海莘建东路办公地点三处存放的事实。
本院对本院调查的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陈述内容的认证意见为：办案人员的相应陈述具有主观猜测。被告的质证意见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调查的内容的质证、认证并结合庭审陈述，本院确认本案如下事实：
（一）原告成立于1996年3月27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2005年7月，岑岭为董事会董事之一。2007年，岑岭担任原告总经理，沈晓虎担任原告财务总监。
（二）财务资料分别在原告的武汉工厂、上海金山工厂、上海莘建东路办公地点三处存放。
（三）2010年1月始，原告投资方任命原告新的管理层试图接管原告，数次与岑岭为首的原管理层在上海莘建东路、武汉工厂等地发生正面冲突，争夺公司印章、财务资料等。2010年4月，新管理层强行接管了武汉工厂。
（四）经原告新管理层报案，2010年6月22日，岑岭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而刑事拘留。同日，沈晓虎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取保候审。嗣后，由于拖欠保安费等原因，原告财务人员等被案外人突然阻止进入上海市莘建东路办公地。2011年7月27日，原告人员与公证人员进入上述办公场所，发现电脑硬盘已经被拆走，无财务资料。
（五）被告在公安机关于2010年6月22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公章和我的私章是我保管的，财务账册和报表由财务主管保管的，营业执照的证照由行政和人事部门保管的”；“公司的财务账册在我这里，在今年的3月份，郭修范到公司抢财务账册，于是我把财务账册拿来保管了，一部分放在金山工厂里，还有一部分在武汉”。
被告在公安机关于2010年7月13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今年2月份财务总监沈晓虎将公司财务账册移交给我，2010年6月22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后我带你们到金山工厂（我公司在金山的分公司，朱行镇上）只发现公司从1996年至2006年的账册，2007年至今的账册没有，这些账册应该放在武汉工厂里的”；“我不知道，郭修范（自称是收购我们公司的人）带着一帮人到武汉工厂，对方控制了工厂，2007年至今的财务账册同时被他们控制了，现在在不在还不清楚，很有可能这些账册被他们拿走了”。
2011年4月26日，被告沈晓虎在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0年2月份左右郭修范（自称接受公司）到我公司要岑岭办理交接手续，岑岭认为不合法，不交接，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公司打了报警电话。这件事发生后岑岭叫我把这里所有的账册及凭证交给他，我按其指示将我办公室所有的账册及凭证送到岑岭办公室，岑岭没有给我收条”；“我记得给岑岭的账册就是我们公司这几年的经营账册及凭证（我办公室只要有的剩余的）”；“历年的财务账册放在武汉工厂里的”。
本院认为，不当持有公司财产的民事主体，无论是公司内部的高管、股东还是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均应承担相应的返还之责。本案诉讼请求的标的物为公司的财务资料，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公司财产，而是特殊财产，此类财产通常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管持有、使用，若公司有相应规章制度的，一般按照对应内容予以实施。本案中，被告岑岭、沈晓虎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按照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经营、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岑岭作为原告总经理，并不负有直接掌管财务资料的责任和义务。财务资料系由公司财务部门保管和掌控。而依据查明的事实，原告的财务资料分别存放于武汉工厂、上海金山工厂以及上海市莘建东路办公场所内。在公司新、旧管理层对控制公司发生严重冲突时，旧管理层的财务部门已经不能有效控制公司财务资料，唯一直接控制的上海市莘建东路办公场所财务室内的财务资料，亦因被他人突然阻止进入而失去控制，且当时二被告均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非正常失去对原告经营场所内存放的财务资料的控制。之后，上海市莘建东路办公场所内存放的财务资料的去向，原告不能证明是在二被告处。本案不同于新、旧管理层的正常交接，现原告以二被告未将财务资料移交作为二被告承担返还责任的依据，与事实有悖。原告的财务资料，一直存放于原告经营场所内。本案中，原告举证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标的由二被告掌控的事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科朗曼化工（武汉）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亦兵
人民陪审员 陈秀芬
人民陪审员 黄讚美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 侃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