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4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功桐。
委托代理人刘雅莉，湖北峰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辉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承兵。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周西陵，秭归县茅坪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王功桐因与被上诉人刘辉德、吴承兵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秭归县人民法院（2014）鄂秭归民初字第01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晓燕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建敏、胡晓静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4月28日，刘辉德、吴承兵、王功桐协商一致，共同出资购买sy-215型挖机一台，而后又出资购买拖车一辆和破碎锤一把，合伙从事挖机租赁业务。其中，拖车和破碎锤价值各80000元，sy-215型挖机则是以王功桐名义向宜昌四力工程矿山设备有限公司购买，总价840000元，首付款400000元，而后自2011年6月至2012年9月期间分期支付了余款440000元。合伙经营一年后，三人于2012年5月18日补充签订了《合伙购买挖机协议》，协议载明：王功桐、刘辉德、吴承兵于2011年4月28日合伙够买sy-215型挖机一台，购买拖车一台，购买140破碎锤一把。总价值1000000。具体出资情况及分工如下：机主王功桐出资320000元，负责挖机全面工作；会计刘辉德出资380000元，主管财务；出纳吴承兵出资300000元，主管现金收支。三人按资分股，共同管理挖机。协议签订后，三人按照协议内容继续合伙经营。2014年6月，刘辉德与长江宜昌航道管理局签订挖机租赁合同，将挖机以每月30000元的价格租赁给长江宜昌航道管理局使用，租赁期限为2年。但是，王功桐却在未与刘辉德、吴承兵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挖机从茅坪工地上运回沙镇溪一人占有使用，三人由此产生矛盾。虽然三人此后多次就挖机经营问题进行协商，依然未能化解矛盾，无法继续合伙经营。2014年8月9日，三人召开会议讨论协商一致，同意将合伙财产包括挖机、拖车、破碎锤作价500000元转让。之后，刘辉德、吴承兵找到王功桐商量转让挖机的时候，王功桐拒不配合，以合伙账目未结算清楚为由拒绝处理挖机。之后，挖机一直由王功桐控制经营，刘辉德、吴承兵无法参与，也未获任何收益。2014年9月25日，刘辉德、吴承兵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双方合伙关系并进行结算，王功桐自2014年8月10起至解除合伙之日止按照每天1000元的标准向刘辉德、吴承兵补偿租金损失。
原审判决同时认定，2014年8月9日，刘辉德、吴承兵、王功桐对合伙期间的收支情况进行了结算，就利润分配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在利润分配协议上签字确认。协议载明：1、2011年4月至2014年8月总收入533591.00元。2、利润分配：32%王功桐170749.00元，30%吴承兵160077.00元，38%刘辉德202764.00元。3、王功桐已分配171484.00元，多余735元应支付吴承兵。吴承兵160077元刘辉德结账后支付。刘辉德202764元，因已分配360952元，余账支付给吴承兵。庭审中，三人均认可上述分配协议中的收入虽然部分只是应收账款，但三人已将债权分配清楚，可以视为三人已经实际持有相应利润，即王功桐实际持有合伙利润171484元，刘辉德实际持有合伙利润360952元，吴承兵实际持有合伙利润1155元。
原审法院认为：各方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对于王功桐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合伙关系解除，理应进行合伙结算。关于三人的出资问题。三人在2012年5月18日签订的《合伙购买挖机协议》中对出资数额进行了明确约定，即出资总额为1000000元，刘辉德、王功桐、吴承兵分别出资380000元、320000元、300000元。根据双方庭审陈述，挖机、拖车及破碎锤的购买价格总额为1000000元无疑，三人出资总额与协议内容相符。王功桐辩称刘辉德与吴承兵实际上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二人分别只出资80000元和100000元，但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只能根据协议认定三人的出资情况。同时，从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合伙购买挖机协议》是三人已经购买挖机、拖车和破碎锤并经营一年多以后补充签订的，当时购买拖车和破碎锤的价款已经全部付清，而挖机的按揭贷款大部分也已经偿还，三人的出资情况也基本上都已经明确且实际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人签订协议，对出资比例明确约定，那么协议中约定的出资情况应该是与实际出资情况相符的。况且，三人在2014年8月9日对合伙期间的利润进行分配的时候也是按照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来分配的，各方就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比例均未提出异议，由此也可以看出各方当时在分配利润对协议记载的出资比例是认可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刘辉德、王功桐、吴承兵三人的出资数额分别为380000元、320000元、300000元。
关于合伙期间的利润。三人在2014年8月9日已经对合伙期间的利润进行了结算并达成了书面分配协议，协议记载合伙利润为533591元，三人均签字确认。王功桐在庭审中对利润总额不予认可，但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协议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故对王功桐的该项抗辩意见不应予以支持。三人合伙期间的利润总额应认定为533591元，其中王功桐持有171484元，刘辉德持有360952元，吴承兵持有1155元。根据三人约定的利润分配方案，王功桐尚应支付吴承兵735元，刘辉德尚应支付吴承兵158188元。
关于合伙财产中挖机、拖车、破碎锤的处理。诉讼中，三人一致同意将挖机、拖车、破碎锤作价500000元进行变价处理。刘辉德明确表示愿意以500000元价格购买，王功桐、吴承兵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可。
关于王功桐是否应当自2014年8月10起至解除合伙之日止按照每天1000元的标准向刘辉德、吴承兵补偿租金损失的问题。三人在2014年8月9日协商解除合伙关系，并将挖机变价处理，但王功桐在协议达成之后拒绝处理合伙财产，长时间独自占有使用挖机，客观上给另外两名合伙人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应当予以补偿。从2014年6月27日三人的会议记录来看，三人已经一致同意将挖机从茅坪的工地运回，解除与长江宜昌航道管理局的租赁关系是三人的一致意见，因此，刘辉德、吴承兵要求王功桐按照每天1000元的标准补偿租金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至于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在此期间三人的合伙关系并未解除，因为王功桐的原因导致刘辉德、吴承兵既不能处理合伙财产也无法参与合伙业务，那么，在此期间内挖机的经营收入应当仍然作为合伙收入进行分配，刘辉德、吴承兵应当享有的部分应由王功桐予以补偿。在双方都无法证实挖机在2014年8月9日之后的经营收入状况的前提下，法院只能根据三人合伙期间的利润水平酌情认定这一时间段内的挖机收入。2011年5月至2014年7月期间挖机总利润为533591.00元，平均每月利润为14041元，自2014年8月10日至今以9个月时间计算，挖机利润应为126369元，按照三人的分配比例，刘辉德应获48020元，吴承兵应获37910元，对此王功桐应当向二人予以补偿。
根据当事人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意见及合伙期间的盈亏状况，三人合伙关系解除后，结算情况如下：1、挖机、拖车、破碎锤归刘辉德所有，刘辉德则应分别向王功桐、吴承兵支付折价款160000元、150000元；2、王功桐、刘辉德应当分别向吴承兵支付合伙期间的利润735元、158188元；3、王功桐应当分别向刘辉德、吴承兵补偿2014年8月10日后的经济损失48020元、37910元。
基于上述理由，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之规定，判决解除刘辉德、王功桐、吴承兵的合伙关系，刘辉德、王功桐、吴承兵合伙期间购买的挖机、拖车、破碎锤归刘辉德所有，王功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刘辉德交付挖机、拖车、破碎锤，刘辉德同时应向王功桐支付折价款160000元，向吴承兵支付折价款150000元、合伙利润158188元，王功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吴承兵支付合伙利润735元及补偿经济损失37910元，向刘辉德支付经济损失48020元。原审并同时决定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辉德、王功桐、吴承兵各负担4600元。
上诉人王功桐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双方合伙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关系，三个人的出资应该各自举证，而不是由某一个合伙人来举证。原审已经查明刘辉德、吴承兵出资不足，二人补齐出资后才应该按照约定份额进行分配。2、挖机停止经营期间的损失只能计算至法院受理之日，且原审按照1000000的总资产在合伙期间所获取的利润计算挖机损失不当。3、刘辉德已结算沙镇溪政府工程款410000余元，应一并作出分配。因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刘辉德、吴承兵支付王功桐合伙利润132578.88元，王功桐仅需赔偿刘辉德、吴承兵合伙利润32762.33元。
被上诉人刘辉德、吴承兵答辩称：各自的合伙出资情况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挖机损失的计算方法不存在不当，一审的利润分配对刘辉德、吴承兵来说是比较少的。
二审中，王功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拟作为新的证据：
1、秭归县沙镇溪镇三峡移民工程项目办公室于2015年8月6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还有410000元的工程款已办理结算，应作为三方利润进行分配；2、章涛于2015年6月5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破碎锤是由王功桐购买，王功桐共出资58000元。
刘辉德、吴承兵质证认为，证据1不能达到王功桐的证明目的，410000元的工程款属实，可是其中的160000元利润已经进行了分配；对证据2，章涛在原审中已经就案件情况做了陈述，两次陈述内容不一致，破碎锤不是王功桐个人购买。
被上诉人刘辉德、吴承兵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王功桐的证据1，因刘辉德、吴承兵对其形式要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对其证明效力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评述。对证据2，王功桐拟通过章涛的证明证实其对破碎锤的出资情况，从2012年5月18日《合伙购买挖机协议》内容来看，三人对挖机、破碎锤、拖车的出资是经各方签字认可的，即使证据2中章涛的陈述属实，即破碎锤的后期款项系王功桐出资，直至2014年才付清，若三人实际出资额与2012年合伙时约定的比例不同，在2014年8月9日的结算中，王功桐应对此提出异议，但其后的结算或者会议记录中，均无相关内容的记载，再考虑章涛在原审中曾有”最后一笔款项于2013年春节前支付”、对三人出资情况”不清楚”的陈述，与二审中证明的内容存在矛盾，本院对章涛的该份证明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1、关于三人出资额的认定问题。
（1）王功桐上诉认为刘辉德、吴承兵出资不足额，应补足出资后再按约定进行分配。本院认为，刘辉德、吴承兵、王功桐于2012年5月18日签订了《合伙购买挖机协议》，明确三人于2011年合伙购买了挖机、拖车、破碎锤总价值1000000元，并载明了三人各自的出资额，若此时刘辉德、吴承兵未足额出资，王功桐完全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载明，但前述协议中并未对此有任何记载，且直至2014年三人解除合伙关系时，期间三人共有六次结算或会议记录，亦从未记载刘辉德、吴承兵出资不足的问题，相反一直是按照最初的约定进行利润分配。（2）对出资问题，王功桐在2014年11月11日的庭审中陈述，挖机的后期款项是”2011年至2012年刘辉德用挖机挣的钱还的”，随后又称刘辉德、吴承兵用分配的利润支付了320000元，余下120000元是王功桐支付的，上诉时又称仅认可吴承兵出资100000元购买挖机，刘辉德仅出资80000元购买拖车，其陈述前后矛盾且与三人签字认可的协议相悖，原审根据三人签字认可的协议认定三人出资情况，并据此对三人利润进行分配并无不妥。
2、关于沙镇溪政府工程款是否应进行分配的问题。
二审中刘辉德、吴承兵认可存在410000元的工程款，但认为对该项工程的利润已经在2014年8月9日进行了分配，根据2012年12月14日的对账单，此时沙镇溪政府工程的收入帐已经明确，且三人均签字确认，即王功桐此时已经知道该工程的收支情况，即使工程款未结，亦可以在其后合伙关系解除进行清算时提出对该项工程的利润进行分配，结合三方当事人2014年8月9日的利润分配说明以及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2014年8月9日三人对利润进行分配时，已经对应收债权一并进行了处理，故本院认定沙镇溪政府工程的相关利润在2014年8月9日已经进行了分配，王功桐认为应将该工程款一并纳入分配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挖机损失应计算至何时的问题。
2014年8月9日三人进行清算后，约定将挖机等机械作价处理，但并未确定具体方案，此时挖机尚属三人共同财产，其经营利润三人仍可按照约定进行分配直至合伙关系解除。后因三人一直不能达成一致，刘辉德、吴承兵通过诉讼方式请求解除三人合伙关系并清算，原审法院审理后判决解除并对合伙财产进行了清算，在此期间挖机一直由王功桐占有使用，原审法院判令其按照合伙期间的平均利润向刘辉德、吴承兵进行赔偿直至合伙关系解除并无不当，王功桐上诉认为仅应计算至起诉之日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88元（王功桐已预交），由上诉人王功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晓燕
审 判 员 李建敏
代理审判员 胡晓静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冀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