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9民终22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玉平，男，197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红，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肥城市。法定代表人：李传颖，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国，山东同成（肥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玉平、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城农商银行）因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15）肥商初字第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玉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袁玉平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刘静原系肥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肥城农信）职工，自1986年12月至2000年3月先后在肥城农信王瓜店信用社储蓄所工作，后调任其他储蓄所。2004年左右刘静找到袁玉平妻子郝庆云，要求帮忙完成存款任务，因为郝庆云和刘静从小就认识，加之刘静一直在肥城农信工作，于是袁玉平就陆续将存款交于刘静存入信用社，刘静给袁玉平办理了信用社股金证，股金证上盖有信用社公章。期间袁玉平因股金证多次存取款，股金证换过多个，原来也有红色的，最后这次换的绿色的。起初的存款，袁玉平可以随时提取，存、取款业务基本上由刘静办理。至2014年4月28日刘静把袁玉平的股金证收回去，说是换银行机器打印的存单，当时刘静还让袁玉平将股金证上的存款记录抄写了一遍，袁玉平共计存款金额为1,073,950元。之后再也联系不上刘静了。袁玉平和其他储户到公安机关报案，于2015年9月29日一审法院判决刘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2015年3月6日公安机关第一次对刘静的讯问笔录刘静供述，刘静2000年开始在橡胶厂储蓄所上班适用股金证揽储，靠业绩发工资，股金证个人在信用社领取，起初拉的存款交到信用社，后来拉的存款没有交回信用社。2015年3月16日公安机关第二次对刘静的讯问笔录刘静供述，2002年开始在橡胶厂储蓄所适用股金证揽储，其在储蓄所专门负责过跑存款业务。股金证从储蓄所拿的，领取时有储蓄所的印章，没用的放家里了。2015年3月25日公安机关第三次对刘静的讯问笔录刘静供述，2008年左右股金证就换成机打的，之前绿色或红色的股金证就不再通用了。2009年其使用不再通用股金证向袁玉平等人揽储，没有告诉袁玉平等人股金证已经不能再用了，其揽储的存款没有交回信用社。二、袁玉平与肥城农信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1.肥城农信使用股金证面向社会进行高息揽储，是为了规避金融管理制度。事实上，被肥城农信的各储蓄网点均使用该股权证面向社会公开高息揽储，性质就是储蓄，在整个股金证的使用过程与储蓄没有什么不同。在案件发生后，袁玉平了解肥城农信在其他乡镇亦使用同样的股金证对社会成员进行存储业务。在一审过程中，袁玉平提供了肥城市安驾庄镇一位储户的股金证，还有同村其他村民证实该股金证就是存单，使用时可随时存款和取款。2.一审认定“存款业务应通过金融机构柜台办理或有ATM机进行，而袁玉平却将存款交予刘静······”，从该认定里足以看出袁玉平和肥城农信之间已经形成存款关系即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实际上肥城农信所聘用的农村信贷员办理储户存款、取款的过程，均不需要储户亲自到柜台或ATM机办理，是储户将存款交予信贷员，由信贷员去办理，而后信贷员将存折或存单交予储户。储户取款时只需要将存折或存单交予信贷员，并告诉信贷员需取款数额就行，信贷员办完后将取款后的存折或存单和储户所取用的数额交予储户。本案袁玉平所办理存取款程序和肥城农信办理的其他存取款业务没有任何区别。一审法院认定袁玉平所持有的“股金证”与肥城农信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三、袁玉平对使用股金证存款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存款本息的损失承担责任。一审认定“存款业务应通过金融机构柜台办理或有ATM机进行，而袁玉平却将存款交予刘静，且刘静当时在老城信用所工作，其持有的股金证加盖的却是橡胶厂储蓄所公章，故袁玉平对于股金证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其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本案肥城农信职工刘静2000年开始在橡胶厂储蓄所上班使用股金证揽储，当时橡胶厂储蓄所是肥城农信直属所，股金证上加盖其公章，橡胶厂储蓄所作为肥城农信直属所只是在股金证上用数字代表。作为普通储户是无法辨别的。即使是本案股金证加盖的是橡胶厂储蓄所公章，肥城农信揽储的工作人员可以面向社会任何成员揽储，何况袁玉平知道刘静在橡胶储蓄所工作过，袁玉平也不清楚肥城农信内部人员及股金证的管理规定。将其内部管理规定强加给袁玉平知悉有失公允。袁玉平只知道刘静是肥城农信的工作人员，股金证是肥城农信的。四、肥城农信管理不善，对给袁玉平造成的存款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财务会计部）鲁农信联财〔2009〕51号第四条“······严禁在空白股金证上预先加盖印章······”。本案肥城农信工作人员持有加盖肥城农信公章的股金证向袁玉平进行高息揽储，肥城农信管理不善，对给袁玉平造成的存款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行为人个人涉嫌经济犯罪，对行为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单位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肥城农商银行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肥城农商银行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肥城农商银行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承担合同责任正确，但判决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超出了袁玉平的诉讼请求范围。二、一审法院认定肥城农商银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肥城农信对股金证的管理不存在任何过错，自刘静在橡胶厂储蓄所任职至2006年该储蓄所撤销期间，空白股金证与储蓄存款凭条一样，储户可以在柜台领取，并在柜台办理入股或存款手续，手续办理完毕后再行加盖印章交给储户作为相关债权或股权凭证；不存在刘静自述的加盖印章的空白股金证的事实存在。刘静与袁玉平陈述存在加盖印章的股金证，以及刑事判决书关于使用空白作废股金证的认定，因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与民事案件事实认定标准不同，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应在民事案件中进行质证后作为定案依据。涉案股金证未经肥城农商银行进行质证，涉案股金证作为重要证据已经灭失、侍证事实真伪不明，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袁玉平承担。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肥城农商银行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2.袁玉平的损失系刘静的诈骗行为及袁玉平自身过错造成的，应通过追赃程序实现其权益。一是刘静系老城信用社工作人员，袁玉平及妻子帮助刘静吸收存款，袁玉平轻信刘静，在明知存款后应索要存单的情况下，未索取存单。二是无论是储蓄存款还是股金入股均应在柜台办理，但袁玉平从未在柜台办理业务，其轻信刘静及他人将存款直接交付，存在明显过错。三是橡胶厂储蓄所在2006年已经撤销，刘静在老城信用社工作却使用作废橡胶厂储蓄所的股金证揽储（如股金证真实存在），袁玉平对此应尽合理注意义务，产生合理怀疑。四是袁玉平具有追求高额利息的故意。作为正常的普通人，对银行存款利率应当是明知，袁玉平系为追求高额利息存入刘静处，对此袁玉平有明显的过错；且刘静称为袁玉平出具了借款凭证。综上，袁玉平的损失系刘静的诈骗行为及袁玉平自身过错造成的，不应承担责任。3.本案袁玉平与案外人郝圣富对涉案款项的所有权存在争议，袁玉平主体资格不合法。袁玉平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袁玉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肥城农商银行赔付袁玉平本金1,073,950元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静自1985年12月在肥城农信工作，2000年在肥城农信橡胶厂储蓄所任职，2006年该储蓄所撤销，刘静至老城镇信用社工作，2014年5月11日，刘静主动辞职，2014年5月23日肥城农信党委会决定同意刘静辞职，并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13年3月至2014年2月，刘静手持其原在肥城市信用社橡胶厂储蓄所工作期间领取的加盖橡胶厂储蓄所印章手写山东农村信用社社员股金证，但故意隐瞒该股金证已不能使用的事实，向袁玉平揽储1,073,950元，取得款项后，刘静并未将上述款项交由肥城农信入账。2014年4月，刘静以将手写股金证换成机打股金证为由，从袁玉平处骗回股金证，并由袁玉平手抄存款记录一份。2015年7月，刘静因诈骗袁玉平等被害人，由肥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刘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5万元，并责令刘静退赔239.2896万元违法所得。袁玉平于2015年11月12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肥城农信承担赔付责任。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财务会计部）于2009年11月12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股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一条规定：“县级联社应集中统一管理股金，并指定相关部门专人负责，不得将管理权限下放至基层网点”。第四条规定：“严格按照规定对股金证使用情况进行二次销号监督，严禁在空白股金证上预先加盖公章”。肥城农信于2008年已经将股金证交由营业部凭证管理员统一管理，股金业务均由客户本人到柜台办理，使用股金证时，由经办柜员向凭证管理员发起领用申请，凭证管理员向其调拨后再使用，刘静从未领取过股金证。庭审中，肥城农信表示7日内提交股金证空白凭证领取手续及作废收回手续，但至今未提交相关证据。肥城农商银行系于2016年5月18日由肥城农信改制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刘静原系肥城农信正式工作人员，其故意隐瞒手写股金证不能使用的事实，持有股金证向袁玉平等人吸收资金，对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股金证是合作金融下的产物，具有投资性质，不是严格意义的储蓄存款，袁玉平与肥城农信之间虽不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但这仅能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以及肥城农信不存在应当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但肥城农信因其过错侵害了袁玉平的民事权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肥城农信虽称对其股金证严格管理，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当时加盖橡胶厂储蓄所印章的股金证已经全部收回的证据，后刘静仍能持有股金证揽储，这说明肥城农信在股金证管理上存在严重过错，而且这种过错是导致刘静诈骗得逞的重要原因，故肥城农信应对损害结果的产生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存款业务应通过金融机构柜台办理或有ATM机进行，但袁玉平却将存款交予刘静，且刘静当时在老城信用所工作，其持有的股金证加盖的却是橡胶厂储蓄所公章，故袁玉平对于股金证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其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可适当减轻肥城农信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肥城农信应对袁玉平之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袁玉平对其自身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关于袁玉平损失，一审法院作出并已生效的（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审理查明刘静骗取袁玉平存款数额为1,073,950元，故一审法院确定袁玉平的损失为1,073,950元。关于袁玉平主张要求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刘静虽已因其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判决书也已责令追赃，但商事案件与刑事商事所涉事实并不完全相同，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存在时，受害人就其未能追回的损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故对肥城农商银行不是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肥城农商银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袁玉平损失751,765元；二、驳回袁玉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65元，由袁玉平承担3,148元，肥城农商银行承担11,31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肥城农信名称变更问题，肥城农商银行提交的主体资格材料中《山东银监局关于肥城农商银行及分支机构开业、李传颖等20人任职资格的批复》（鲁银监〔2016〕160号）载明：······一、同意肥城农商银行及肥城农商银行新城支行等40家分支机构开业，······三、肥城农商银行开业的同时，肥城农信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肥城农商银行承担。······另，就袁玉平一审提交的案外人郝圣富出具证明的问题，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向案外人郝圣富进行了核实，其本人表示该证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关于肥城农商银行主张的袁玉平与案外人郝圣富对案涉款项存在所有权争议问题。袁玉平一审提交郝圣富出具的证明，欲证实郝圣富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的90.125万元的实际所有人为袁玉平，对此，本院向案外人郝圣富进行了核实，其本人表示上述证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袁玉平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刘静故意隐瞒其在肥城农信橡胶厂储蓄所工作期间领取的手写股金证已不能使用、持有该股金证编造高息揽储存入肥城农信的理由，骗取袁玉平案涉款项。上述事实已为一审法院（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肥城农商银行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其上诉主张因涉案股金证灭失、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不能成立。关于肥城农商银行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股金证作为农村信用社对认缴股金的社员签发的记载股金的证明，是社员所有权凭证和利益分配的依据，肥城农信理应严格管理，但其未举证证实对股金证使用情况进行了严格管理，亦没有妥善保管已经作废但加盖其真实公章的股金证。事发时，刘静作为肥城农信在职工作人员，持有已不能使用的肥城农信股金证，非法对外高息揽储，给袁玉平造成了经济损失，而袁玉平之所以将案涉款项交付刘静，与之前双方已多次从事股金证存取的事实和刘静所具有的肥城农信工作人员身份密切相关。肥城农信在管理上存在的重大过错，致使刘静取得案涉股金证，并以其为凭证向袁玉平吸收存款，这种过错是刘静诈骗得逞的主要原因，肥城农信应对刘静给袁玉平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关于袁玉平是否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问题，高息揽储并非肥城农信的业务范围，刘静向袁玉平允诺的利率明显超出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刘静高息揽储的行为，超出了肥城农信的业务范围，对此，一般理性人应是明知的。但袁玉平为追求高息，对面临的风险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进一步促成了刘静诈骗结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自身损失承担部分责任。关于袁玉平主张的利息，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静和袁玉平约定的利息应不予保护。山东银监局相关文件已批复肥城农信终止时，其债权债务由肥城农商银行承担。基于上述分析，一审对袁玉平损失的数额、责任主体和比例承担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袁玉平、肥城农商银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65元，由袁玉平负担4,340元、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1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张立胜审判员 邢友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单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