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78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楠，男，1976年5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词，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高科园北园二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孙作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卫东，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治忠，男，1960年9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恒，北京市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楠因与被上诉人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京泰公司）、被上诉人赵治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3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词，被上诉人日照京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卫东，被上诉人赵治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日照京泰公司关于确认赵治忠与杜楠签订的转让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帅公司）股权的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日照京泰公司、赵治忠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于日照京泰公司与赵治忠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有误。杜楠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对于日照京泰公司依据其与金帅公司原股东（包括本案赵治忠）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提出了质疑。其一，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日照京泰公司的公章。其二，该《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即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掩盖非法转让国有土地的目的。其三,金帅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对该《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未能生效。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对于上述问题所涉及的事实并未进行逐一阐明，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与法律规定不符。（1）一审法院以“日照京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作海及原股东在该合同上签字，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为由认定“杜楠称该合同未经日照京泰公司盖章，故无效……本院不予采信”的观点不能成立。日照京泰公司作为该协议中的乙方，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当签字并盖章，但该协议只有其法定代表人孙作海个人的签字，并没有加盖公司的合法印鉴。而且事后，日照京泰公司也没有再与金帅公司股东签订任何协议或文件以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加以进一步的确认，更没有要求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的股权登记在日照京泰公司名下。因此，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日照京泰公司并没有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工作，该协议并没有依法成立。一审法院以“协议约定签字生效”的理由豁免公司盖章的义务及责任，明显于法不合。日照京泰公司依据一份没有成立的合同主张权利，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2）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日照京泰公司收购金帅公司股权的真实目的是收购金帅公司名下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及1000余平方米的地上建筑物，以及没有办理房改的员工宿舍3500余平方米。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国有划拨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属于不可以买卖的资产，员工宿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也应当进行房改。除这些固定资产外，金帅公司无任何经营业务，也没有可预期的收入，因此，日照京泰公司收购金帅公司股权是为了实现上述不可买卖的房地产的目的。此外，日照京泰公司为了掩盖其非法目的，还在《股权转让协议》第十六条约定，双方需要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用于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日照京泰公司不能依据一份无效的合同提起诉讼，故日照京泰公司无诉讼主体资格。但一审法院对此没有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进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3）一审法院自始至终并未阐明赵治忠在其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应当获得的转让款的具体金额。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日照京泰公司以4000万元(不含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的价格购买金帅公司100%股权，但该协议并没有明确每名股东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仅约定了支付的条件和时间。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金帅公司章程的规定，金帅公司应当召开股东会对上述股权转让予以确认，但金帅公司并没有召开股东会，股东也未就个人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予以确认。在《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条款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与法律规定不符。2、一审法院作出《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未解除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杜楠及赵治忠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日照京泰公司已经认可其与金帅公司原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分别为日照京泰公司工作人员撤离的证据，以及日照京泰公司在其他法院提起的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土地出让金诉讼的相关证据。杜楠认为，日照京泰公司通过其行为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履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认可其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事实。若日照京泰公司不认为其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则其不可能向其他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土地出让金，也不可能撤回其派往金帅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审法院认定“日照京泰公司在其他人民法院提起与本案相反的诉讼，虽以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作为背景，但诉讼请求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也未作出与本案基本观点明显矛盾的陈述，其他人民法院未就案件实体问题作出生效裁判，故上述诉讼的进行不必然对本案产生影响，对此不予确认。”由此可见，对于日照京泰公司行为性质的认定以及日照京泰公司在另案起诉状中自认事实的定性上，一审法院作出的结论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混淆了判决认定事实与当事人自认事实的关系。其他人民法院判决仅需确认金帅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而对于事实问题，在日照京泰公司自认以及杜楠将此文件作为证据提交的情况下，三方均无异议，此事实应当作为本案事实予以确认。故杜楠认为日照京泰公司与金帅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3、杜楠取得股权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构成善意取得。杜楠与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一审法院认定“新股东认可原股东告知其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并承认己方未对此进行审查”，以及“新股东称在未对该协议是否解除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即认定原股东的陈述可信”与事实严重不符。杜楠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的陈述以及一审诉讼中的代理意见，均向一审法院详述了与原股东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对工商部门登记的档案进行查询的情况,对此赵治忠等人也向一审法院陈述了进行工商登记查询的事实。不知何故一审法院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认定。正如一审法院所述，“商事主体在进行股权收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而且不论转让价格的高低均应当进行尽职调查。众所周知，尽职调查是无法达到穷尽的。针对本案，杜楠在进行股权转让之前所能做到的最大善意即为赴工商部门调取金帅公司的工商档案。根据工商登记记录，金帅公司股权在杜楠与原股东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仍均在原股东名下。在金帅公司原股东承诺金帅公司与日照京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日照京泰公司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已经解除的情况下，杜楠已经尽到善意受让人的全部义务。除此之外，杜楠已经支付了合理的股权转让价款，并且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符合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的条件。故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杜楠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日照京泰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1、日照京泰公司与金帅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有效。（1）日照京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属于代表行为，其后果直接归属于日照京泰公司，所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未加盖日照京泰公司印章的事实并不影响协议依法成立。（2）杜楠认为日照京泰公司与金帅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杜楠从事与日照京泰公司本质完全相同的行为，日照京泰公司截至目前并不认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3）关于价格条款问题。价格条款并非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在合同总金额、股东出资份额确定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每名股东所应获得的对价款。2、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金帅公司七名原股东均足额收取了股权转让款，其已经丧失或者不存在解除权，即便有解除权，但至今未通过任何合法的方式行使解除权，从一审诉讼至今从未通知。3、一审诉讼中，日照京泰公司提供了一份金帅公司股东签订的股东会决议，金帅公司向日照京泰公司提供了复印件，该决议的形成时间是2016年4月11日，内容是要求日照京泰公司10日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全部内容，上述决议的内容属于催告履行，足以推翻之前关于解除的主张。4、一审法院未就股权的归属作出判决，因此杜楠关于善意取得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赵治忠辩称，1、赵治忠与日照京泰公司于2011年11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赵治忠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过程不违法，而且赵治忠已全额收取股权转让款。2、赵治忠没有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3、赵治忠在明知已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又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赵治忠受制于金帅公司，按照金帅公司的要求另行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其次，赵治忠明知收取了日照京泰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但另行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因为杜楠向赵治忠承诺出现纠纷时由杜楠来解决，同时金帅公司通过书面形式告知赵治忠可以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金帅公司对此予以保证。赵治忠未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赵治忠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日照京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赵治忠与杜楠签订的转让金帅公司股权的协议无效；2、确认赵治忠转让给杜楠的金帅公司股权归日照京泰公司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帅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赵治忠出资25万元，享有金帅公司5%股权。
2011年11月19日金帅公司股东刘军华、董素平、李福芝、郑建平、赵治忠、吕元霞、王秀莲、胡艳生、宁廷芝、吴厚发、陈立新、范庆春、刘瑞军、赵运清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述股东将金帅公司100%股权以4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日照京泰公司，该协议于日照京泰公司支付100万元定金到位，双方签字后生效，如日照京泰公司违反该协议第四条（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及时间），原股东有权解除合同。
其后，金帅公司未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确认日照京泰公司为其股东，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一审庭审中，原股东确认收到100万元定金。赵治忠确认于2014年7月24日收到日照京泰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74160元。
一审法院另查，赵治忠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治忠将出资25万元转让给杜楠。赵治忠、杜楠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金帅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现有股东三人，其中李东东出资440万元，杜楠出资25万元，赵运清出资35万元。
2016年5月11日，赵治忠出具了收据，记载收到李东东股权转让补偿款174225元。
在一审庭审中，新股东认可原股东告知其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并承认己方未对此进行审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股东、新股东是否恶意串通损害日照京泰公司利益，新股东是否善意取得金帅公司股权。
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日照京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杜楠称该合同未经日照京泰公司盖章，故无效。一审法院注意到，日照京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作海及原股东均在该合同上签字，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故杜楠此项答辩意见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赵治忠称日照京泰公司违约，原股东于2015年初口头提出解除合同，故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章之各项规定，当事人违约并非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法定事由。赵治忠从日照京泰公司收取1574160元仍未退还的实际行为与其关于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的答辩意见相矛盾，且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赵治忠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仍具有法律约束力，日照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
“善意取得”中的善意、与“恶意串通”中的恶意均系法律概念。依据法理，善意是指当事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存在足以影响法律效力的事实；恶意作为与其相对的概念，系指当事人明知或应知存在上述事实；“串通”则是“意思表示一致”的贬义同义词。在本案中，原股东称将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缔结与解除情况告知了新股东，新股东称在未对该协议是否解除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即认定原股东的陈述可信。一审法院认为，商事主体在进行股权收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转让价格较高时尤其如此。新股东的上述答辩意见与商业常识、交易习惯明显不符，不足为信。另，一审法院注意到赵治忠在2016年5月11日收据中称收到“股权转让补偿款”。经一审法院询问，新股东称上述款项即为赵治忠所获全部股权转让对价。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股权转让补偿款”明显少于赵治忠已从日照京泰公司实际收取的1574160元股权转让款，上述交易明显违背经济理性，不足以证明新股东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合理对价。综上，赵治忠、杜楠在明知日照京泰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合同权益的情况下仍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新股东以“股权转让补偿款”诱使赵治忠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至己方名下，双方明显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日照京泰公司的合同权益，故赵治忠、杜楠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原股东提出反诉，要求解除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日照京泰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日照京泰公司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标的为赵治忠、杜楠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虽是本案的基本背景，但并非本案争议之主要法律关系。原股东据此提起反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有权另行起诉。
新股东提出反诉，称因日照京泰公司的起诉而额外支出诉讼成本，要求日照京泰公司和原股东进行赔偿。上述请求属于侵权纠纷，与本案明显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有权另行起诉。
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日照京泰公司增加诉讼请求：确认涉案股权为其所有。一审法院注意到，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金帅公司原股东未作出同意向日照京泰公司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故日照京泰公司尚未取得涉案股权。赵治忠、杜楠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不等同于涉案股权直接归属日照京泰公司。日照京泰公司能否取得涉案股权，取决于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继续履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基于审理之必要而对该协议的效力状态作出了认定，不等同于承认该协议必然能够继续履行。2011年11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本案争议之主要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其实际履行情况及未来履行情况均不予审理，故对日照京泰公司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针对上述事宜，当事人有权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赵治忠、杜楠之间关于转让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出资的协议无效；二、驳回日照京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赵治忠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6年2月28日金帅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2、2016年3月10日金帅公司向各股东出具的《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告知书》；3、2016年金帅公司向井广鹏、董素平、李福芝、吕元霞、赵治忠、王秀莲、郑建平出具的《关于股权转让事宜告知书》，上述证据共同证明金帅公司告知上述七名股东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要求上述七名股东将股权重新转让给杜楠并在《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如果出现纠纷，由李东东、杜楠解决，上述七名股东不承担任何责任。杜楠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七名股东没有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日照京泰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上述证据足以推翻杜楠关于金帅公司股东已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赵治忠在一审诉讼中未提交上述证据，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本院根据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补充查明：《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为金帅公司股东，乙方为日照京泰公司；孙作海代表乙方签字。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在案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并有效的问题。杜楠上诉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因日照京泰公司未加盖公章而未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双方签字或盖章均可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法律并未规定公司订立合同时，必须由公司盖章才能产生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协议乙方为日照京泰公司，而代表乙方签字的孙作海系日照京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孙作海作为日照京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代表其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认可，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日照京泰公司承担，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具备法律规定的成立要件，依法成立，杜楠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杜楠上诉认为由于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取得金帅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金帅公司未就股权转让问题召开股东会、《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每名转让股东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故《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杜楠上述关于金帅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每名转让股东应得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的理由，均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而且，即便日照京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取得金帅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该目的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非法目的。杜楠基于上述理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解除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果日照京泰公司未依约付款，金帅公司股东有权解除合同。杜楠上诉认为日照京泰公司未依约付款，赵治忠已根据上述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但当事人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因此，杜楠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赵治忠通知了日照京泰公司。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赵治忠否认其曾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且日照京泰公司也主张未收到赵治忠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在此情况下，杜楠也未能提供足以证明赵治忠已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据，故杜楠关于赵治忠已通知日照京泰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赵治忠与杜楠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日照京泰公司利益的情形的问题。杜楠上诉认为，其查询了金帅公司的工商登记，不存在恶意，已依法善意取得了金帅公司的相应股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杜楠与赵治忠签订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前，杜楠既已知晓赵治忠与日照京泰公司就相同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在此情况下，仅查询金帅公司工商登记情况，不足以认定杜楠尽到了善良的注意义务。因此，本院认定杜楠与赵治忠签订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日照京泰公司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属无效。
综上所述，杜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杜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岩
审 判 员 闫 飞
审 判 员 张 君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杜彦博
书 记 员 曹颖异
书 记 员 杨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