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82民初8113号
原告：宁波米菱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市龙山镇海甸戎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0955370378。
法定代表人：沈成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强，浙江古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琳君，浙江古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慈溪市宁峰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市龙山镇淞浦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720459776E。
法定代表人：任聪利，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民，慈溪市慈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宁波米菱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菱公司）与被告慈溪市宁峰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峰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米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强，被告宁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聪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民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供的《租房协议》中沈国良的签名真实性以及《协议》中的文字、印章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经审查后分别以缺乏必要性和双方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必要的比对样本为由未予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米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即时返还原告租金75000元，支付违约金800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钢棚搭建费；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了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2016年初，被告采用拉电闸，对原告法定代表人恶意诉讼等无赖手段迫使原告搬迁。为避免生产受到更加致命的打击，原告被迫紧急临时租赁其他场地进行了搬迁。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指《协议》第七条）约定，构成违约。
被告宁峰公司辩称：被告成立于2000年3月8日，初始登记股东为任聪范、任亚儿父女。任亚儿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职务的时间为2000年3月8日至2015年7月10日。2010年12月，任亚儿经人介绍，与沈成义结婚，并于2013年7月生育一女。期间，任亚儿为了抚育女儿，任聪范因担任另一企业宁波长风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原因，基本不理被告业务。沈成义利用与任亚儿、任聪范的关系反客为主，占用了被告企业厂房、设备，掌控了被告所有的法定证照（包括印章）。2014年3月，沈成义与其父亲沈国良登记成立原告时向登记机关提供了《租房协议》，尽管在出租方处加盖了被告印章，但没有出租方代表人签名，协议也只有一份，并注明了本资料仅供工商部门办理业务使用。被告当时的股东任亚儿、任聪范对此浑然不知，原告也未按照《租房协议》约定支付过租金。因此，即使合同有效，出租人也有权解除合同。在（2016）浙0282民初3693号排除妨碍纠纷案件审理时，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立案，同年5月11日开庭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沈成义作为该案的被告，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却无视举证期限，在2016年6月21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时才当庭举证了《租房协议》，且从未举证过《协议》。如果《协议》确实存在，沈成义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举证《租房协议》则没有意义。因此，被告认为原告举证的两份租房协议是虚假的，尤其是《协议》不但双方均无代表人签名，而且加盖在甲方的印章与第一份《租房协议》明显不同，也没有在登记机关进行备案，属于造假之物。协议中表述的内容不但有悖日常生活正常的交易习惯，而且显失公平。被告认为原告举证的两份书证相互矛盾，缺乏真实性、合法性，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成立于2000年4月19日，初始股东为任聪范、任亚儿父女，其中任亚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聪范同时为长风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主要业务系为长风公司加工通气扇、排气扇等。2010年12月2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任亚儿与沈成义登记结婚，并于2013年7月21日生育一女。2011年春节前后，任亚儿、沈成义在被告厂区搭建了钢棚。2015年7月1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任亚儿姑姑任聪利。被告厂区使用的变压器登记在案外人长风公司名下。长风公司、被告均已于2015年年底停产。
2014年，沈成义与其父亲沈国良筹备建立原告，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时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4日的《租房协议》一份。《租房协议》载明的出租方为被告，出租房为宁波米菱电器有限公司（筹），约定：承租方因经营需要向出租方租用位于龙山镇松浦村的房屋500平方米（原告庭审中明确原告向被告租赁的是小范方被告整个厂区），双方协商如下：1.租用期自2014年3月24日至2017年3月23日；2.租金每年人民币20000元，于每年3月24日前交付等，并注明：“本资料仅供工商部门办理业务使用”，出租方处加盖了被告公章，无经手人签字，承租方处由沈国良签字。后原告于2014年3月27日登记成立，初始股东为沈成义和沈国良，法定代表人为沈国良，实际控制人为沈成义。2014年9月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沈成义。原告经营项目和被告经营项目相同。原告未在被告厂区内悬挂过原告的厂名，现原告的经营场所不在被告厂区内。
2015年12月24日，任亚儿发短信给沈成义，陈述其父亲企业破产了，半年前就让沈益锋带话给沈成义，要沈成义从小范方搬走，并限沈成义在半个月之内搬掉。2016年4月19日，任亚儿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判决原、被告离婚，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6）浙0282民初355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任亚儿的诉讼请求。
2016年4月21日，被告以沈成义侵占其厂房，要求排除妨碍为由，诉至本院【案号（2016）浙0282民初3693号】，并提供了慈房权证范市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载明被告厂区共有房屋4幢，总建筑面积为1050.54平方米，其中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866.02平方米）和慈国用（2004）第070014号土地使用权证（该证书载明被告厂区使用面积为1599平方米）。沈成义辩称被告起诉主体错误，使用被告厂房的主体为原告，且原告与被告建立过租赁合同关系，并向法院提供的《租房协议》为证。后被告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6年8月9日裁定准许被告撤回起诉。
现原告以被告在租赁期限内逼迫原告搬迁，违反了2014年10月10日的《协议》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租金75000元，支付违约金800000元。该《协议》盖有原、被告公章，并载明：乙方（原告）因经营需要向甲方（被告）租赁甲方厂房和场地，2014年3月24日甲方和乙方草签了相关租房协议，现补充约定如下并以本约定为准：一、甲方提供给乙方的租赁房屋位于龙山镇松浦村甲方厂区，水电齐全；二、租赁期限从2014年3月至2030年3月底止；三、租赁费用：1.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每年人民币15000元（注：本协议签署之时，已经由乙方一次性交付给甲方5年租金75000元，乙方不要求甲方出具税票，甲方也不另行出具收条）；2.自2019年3月开始，每年人民币20000元，于每年3月底前交付，先交后租：甲方在乙方付款时应提供租赁税票，税金由甲方自理。如乙方逾期付款超过90天，甲方有权要求解除本租赁协议、3.乙方经营期间的水电费用由乙方承担。四、乙方应妥善保管出租房屋，及时维护，相应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五、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转租；六、甲方允许乙方根据经营需要对房屋进行非破坏性装潢，租赁期满，装修归甲方无偿取得；七、鉴于乙方租赁房屋系投入正常企业运转，故甲方不得无故提前解约，如无故解约或虽未解约但采取的措施足以影响乙方正常经营生产如断电、断水、封道等，则应一次性赔偿乙方损失800000元，并恢复乙方名誉。原告在回答本院关于为何要签订《协议》时陈述：我也不知道，他（指任亚儿）签给我的，我怎么知道？在本院追问下，其陈述：2014年之前，我老婆任亚儿和她父亲是属于断绝关系的情况，这个协议不是我起草的，商量是有的，我认为是他们关系不好，因为财产什么的协议给我了，我才签了这个协议。但是在回答本院关于《协议》双方是如何协商的问题时，原告又回答：那时候（沈成义和任亚儿）是很好的，也没有怎么商量，我就跟她说要不签一份协议，她刚开始也说不要签，我说我投入非常大，还是要签一下。另在回答本院关于房屋租金有无实际支付时，原告陈述都是任亚儿办理的。但本院再次询问其75000元（租金）有没有实际支付时，原告回答支付了，支付给了任亚儿，是沈成义用原告赚来的钱给任亚儿的，时间差不多是女儿去上海复检前后，女儿是2014年11月去上海复检的，这个钱是任亚儿逼着给的，并且陈述75000元款项是有汇款凭证的。后原告向本院提供银行汇款记录一份，该记录显示汇款时间为2015年1月9日，汇款人账户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成义，收款人账户为任亚儿，金额为60000元。
任亚儿应被告申请出庭作证，其当庭陈述：我和原告没有关系，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沈成义是夫妻关系，我曾经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但只是挂名的，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是我姑妈。在我担任被告企业法定代表人期间，没有与原告签订过任何书面的租赁合同，被告也没有租赁厂房给原告，但被告的整个厂区沈成义都在使用。我和父亲对于沈成义和他父亲登记成立了原告并不知情，我是今年6、7月份才知道有原告这个公司的。成立被告就是为我父亲工厂（长风公司）做加工的，主要做通风扇、换气扇，长风公司的模具和半成品拉过来做的，具体是沈成义在弄的。公司掌控人是我父亲和我。被告没有单独建帐，营业执照的办理都是长风公司厂里的会计弄的，我结婚以后都是沈成义打理的。因为沈成义当时没有事情做，他自己要求做。现在宁峰公司的钢棚是2011年春节前后搭建的，搭建费用，买材料，办公室用品等等都是我支付的，大概40万元，有银行取款记录，汇款记录为证，被告的印章从2011年到2015年7月中旬一直在沈成义手里。因为当时在做换气扇，沈成义要求的，一直坚持要，我父亲觉得我们都结婚了，给他也没有关系，就交给他了，准确地说应该是交给我的，我自己在我父亲的厂里上班的，一直是沈成义弄的，所以东西都交给沈成义了，当时没有交接手续。2015年7月初，我向沈成义讨公章，他不肯还，经多次催讨后到了7月份中旬才归还。被告在使用的变压器报停是我的主张，那时候我跟沈成义已经分居了，我一直让沈成义搬走，但他一直不肯搬走，从2014年开始宁峰公司的电费一直是长风公司在支付的，然后在2015年年底，我父亲的厂也倒闭了，没钱付电费了，我又让他搬走。被告没有跟原告签订租赁协议，租金也没有收到过，这些是沈成义自说自话。沈国良平时主要就是务农，种田，摆摊。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租房协议》、《协议》、（2016）浙0282民初3693号诉状、应诉通知书、2016年1月9日的银行汇款记录、申请法院调取的历年电费明细，被告提供的股东会既要股东会决议、（2016）浙0282民初3551号民事判决书、任亚儿与沈成义的短信信息、证人任亚儿的当庭证言以及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为证。
现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租房协议》以及《协议》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经审查，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为《协议》第三条第一款以及第七条约定，因此，判断原告主张是否具有依据的关键在于：涉案《协议》是否成立有效，对于《租房协议》的效力本院不作审查。经审查，虽然涉案《协议》上有原、被告的盖章，但是否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诸多疑点：
一、《协议》的形成过程存在疑点。
首先，《协议》上没有经手人签字，现原告陈述的被告经手人任亚儿当庭否认了讼争《协议》的存在，而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成义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的丈夫确有接触被告印章的机会，其虽否定被告印章由其控制，但亦确认使用过被告印章。而其在（2016）浙0282民初3693号排除妨碍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未向法院提供涉案《协议》，却提供了复印自原告成立时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仅供工商部门办理业务使用”的《租房协议》显然不合情理。
其次，原告关于《协议》的订立、协商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不合情理。原告在回答本院关于为何要签订《协议》时，陈述：我也不知道，她（指任亚儿）签给我的，我怎么知道？在本院追问下，其陈述：2014年之前，我老婆任亚儿和她父亲是属于断绝关系的情况，这个协议不是我起草的，商量是有的，我认为是他们关系不好，因为财产什么的协议给我了，我才签了这个协议。根据原告上述陈述推理，讼争《协议》的要约人是被告（或被告原法定代表人任亚儿），目的是为了争财产。但是在回答本院关于协议双方是怎么协商的问题时，原告又回答：那时候（沈成义和任亚儿）是很好的，也没有怎么商量，我就跟她说要不签一份协议，她刚开始也说不要签，我说我投入非常大，还是要签一下。从该陈述看，讼争《协议》的要约人是原告（或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成义），目的是为了保障原告的租赁权利。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在《协议》签订前，双方已经签订了《租房协议》，并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备案，原告的租赁权已经具有法律保障（《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在原告法定代表人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关系很好的情况下，原告要求再签订《协议》来进一步保障自己的租赁权利不合情理。
二、《协议》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不合情理。
首先，《协议》第三条第1款载明2014年3月至2018年3月的租金75000元，在协议签署之时已经由原告一次性交付给被告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当庭陈述75000元租金是在沈成义女儿2014年11月去上海复检前后，被任亚儿逼着给的，但其向法庭提供的汇款凭证时间为2015年1月9日，金额仅为6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当庭陈述与《协议》内容不符，且因原告提供的汇款系沈成义与任亚儿之间的交易往来，任亚儿在2015年7月10日已经不再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其性质为原告支付给被告的租金。
其次，根据《协议》内容，《协议》系对《租房协议》的补充，《租房协议》约定租赁面积为500平方米，原告明确其向被告租赁的系被告整个厂区。但被告厂区总建筑面积为1050.54平方米，其中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866.02平方米，厂区土地使用面积则多达1599平方米。后经本院反问被告厂房不止500平方米后，原告又解释（被告）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以前11间二楼占地面积大概400多（平方米），仓库什么的加起来就500（平方米）左右。该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再次，《协议》约定年租金15000元-20000元、违约金800000元不合情理。按照原告的陈述，《协议》签订时原告法定代表人沈成义与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任亚儿夫妻感情很好，原告经营范围与被告完全相同，被告将自己的厂房全部出租给原告，并且仅约定被告无故提前解约或者采取的措施足以影响原告正常经营生产如断电、断水、封道等，应承担一次性赔偿责任，而未约定如原告无故解约或造成出租房屋损害等违约责任，并在双方在整个厂区年租金低至15000元（即使按照原告陈述的5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每月低至2.50元）的情况下约定违约赔偿金额高达800000元显然不合情理。原告称其投入很大，但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三、《协议》有无实际履行无法判断，因此也无法判定《协议》的真实性。
首先，如前所述，《协议》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以及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均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支付租金义务；
其次，原告自认在《协议》有效期间未在被告厂区内悬挂过原告的厂名，原告与被告经营范围相同，在本院要求其提供沈成义对外以原告名义经营的证据时，原告陈述公司业务量不大，未提供相应依据。沈成义在回答使用的设备是否被告设备时，其陈述被告的基本都处理掉了，都很旧了，其自己购买的也有。即其并未否认曾使用被告设备的事实。本院要求其提供原告在租赁期限购买设备的依据，但其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
再次，根据《协议》约定，原告经营期间的水电费用由原告承担，但原告陈述除了2016年1月份的电费是原告支付的，以前的水电费都是任亚儿操作的，但任亚儿当时既不是原告股东，也不是原告工作人员，而是出租方被告的法定代表，且任亚儿陈述水电费都是长风公司支付的，否认原告支付过水电费。对此，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过水电费的事实。
最后，被告在（2016）浙0282民初3693号一案中起诉的被告主体为沈成义，若涉案《协议》真实存在并履行，则其应当起诉原告要求解除租赁关系，而非起诉沈成义要求排除妨碍。因为其应知只要沈成义向法院提供《协议》，则其必然会面临败诉并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等损失。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主张讼争《协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原告向被告支付了租金75000元以及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其应当提供证据对上述事实加以证明。现讼争《协议》存在诸多疑点，本院要求其补充证据证明《协议》履行情况以佐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告仅部分提供了一份汇款记录，但如上所述，该汇款凭证亦不足以证明原告支付租金的事实。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已经依法成立并履行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租金、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条、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米菱电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2550元，减半收取计6275元，由原告宁波米菱电器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张小玲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宓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