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终19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涛。
委托代理人：王草泉，辽宁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百政。
委托代理人：卢长卫，辽宁诚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铭高。
委托代理人：田雄英，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孟凡东。
委托代理人：王草泉，辽宁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任百政、周铭高与原审被告冯涛、原审第三人孟凡东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2015）开民初字第2084号民事判决，冯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冯涛本人和冯涛与原审第三人孟凡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草泉、被上诉人任百政的委托代理人卢长卫、被上诉人周铭高的委托代理人田雄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任百政一审诉称：2005年6月11日,我和周铭高及阳荣作为买方与冯涛签订了“企业转让协议”,约定冯涛将其所有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杨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大杨工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杨工贸有限公司大杨服装专卖店(下称大杨服装店)转让给我方,转让价格50万元,首付20万元,余额于2006年6月30日前付清,冯涛承担费用并负责办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我方按照约定支付了首付款20万元,但冯涛却没有按照约定办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大杨工贸和大杨服装店因被吊销营业执照现已无法恢复主体及经营资格,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请求判令解除“企业转让协议”,判令冯涛向我支付50万元。
原审原告周铭高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并在一审对其询问时称：“企业转让协议”签订后，由于冯涛的原因，目前无法办理大杨工贸和大杨服装店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请求判令解除“企业转让协议”，要求冯涛向任百政及我本人共同支付50万元。
原审被告冯涛一审辩称：原告任百政及原告周铭高所述与事实不符，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双方所签订的“企业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并且我已经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包括向买方交付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各项手续,买方也实际接收该企业并进行实际经营管理。我认为，我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办理所转让企业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是因为买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办理房屋抵押手续,因此其违约在先。同时，由于买方怠于办理正常的工商企业年检等相关经营管理手续，导致所转让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无法恢复主体资格。案涉“企业转让协议”不存在解除与否的问题。
原审第三人孟凡东一审述称：同意被告冯涛的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6月11日，原告任百政、原告周铭高及案外人阳荣作为买受人(下称任百政、周铭高及阳荣为买受人)与作为出卖人的被告冯涛(下称冯涛为出卖人)订立“企业转让协议”，约定：出卖人将大杨工贸、大杨服装店及其项下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全部转让给买受人；转让价款为50万元，买受人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向出卖人付款20万元，余款自2005年7月1日始至2006年6月30日的每月月底前分期付清；出卖人于“本协议生效当日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所有证件、相关文件、手续、物品等移交给买受人”，并在买受人“提供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海里小区3#2-5-2(房屋的)房产证作为抵押担保公证后次日算起30日内”办理完毕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出卖人承担；出卖人与买受人任何一方未依协议履行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因)违约事项所造成的损失的两倍作为赔偿”；出卖人所“转让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明细附协议后”。
前述“企业转让协议”订立后，买受人向出卖人冯涛支付转让款20万元。由于买受人未支付其余转让款30万元，冯涛于2006年以任百政及周铭高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任百政及周铭高共同支付企业转让款31.4万元及利息。该案诉讼过程中，任百政及周铭高提出反诉，要求冯涛返还企业转让款20万元并赔偿经营损失76,370元。一审法院于2006年8月4日对该案作出(2006)开民合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企业转让协议”签订后，冯涛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交付给任百政及周铭高经营，任百政及周铭高向冯涛交付转让款20万元，但没有办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海里小区3#2-5-2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2006年3月31日，任百政及周铭高向冯涛出具欠条，确认尚欠冯涛企业转让款31.4万元。该判决还查明：大杨工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孟凡东，股东为孟凡东及丁勇，大杨服装店的负责人为孟凡东；冯涛与孟凡东原系夫妻；双方于2005年3月10日协议离婚；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管理局认可，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归冯涛所有；孟凡东及丁勇已对外声明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资产及经营权转让给冯涛，冯涛可继续经营或处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并配合出具相关手续及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大杨服装店系大杨工贸的分公司，未参加2004年工商年检，未被吊销营业执照。该判决认为：冯涛虽然不是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明确表示该企业已转让给冯涛，冯涛对该企业有处分的权利，且“企业转让协议”的内容系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任百政及周铭高接管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即应当知道该企业的工商登记情况，大杨服装店虽未进行2004年的工商检验，但并未被吊销企业的营业执照，并不影响买卖双方协议的效力，且在双方签订合同后，任百政及周铭高已实际进行了经营；冯涛以欠条载明的数额向任百政及周铭高主张权利合理有据，任百政及周铭高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任百政及周铭高给付冯涛31.4万元及利息并驳回任百政及周铭高的反诉请求。
任百政及周铭高不服前述判决，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该案，于2006年10月23日作出(2006)大民合终字第176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该判决认为，冯涛作为出让方与任百政、周铭高作为受让方签订的“企业转让协议”有效，依协议约定任百政、周铭高应对其欠款向冯涛承担民事责任，冯涛的诉讼请求有理，予以支持；由于冯涛有权经营和处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其并没有隐瞒出让企业的注册情况，且任百政、周铭高已接管了出让企业并进行了经营，加之冯涛取得出让企业后未作股东变更只是违反了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不产生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任百政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终字第1764号民事判决，于2008年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8年11月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辽立三民申字第368号民事裁定，该裁定认定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故驳回任百政的再审申请。
另查，2011年，任百政以冯涛为被告、以周铭高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冯涛履行“企业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其办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转让无形资产等，一审法院对该案予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1)开民初字第384号。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1年11月10日对该案作出(2011)开民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判决冯涛协助任百政及周铭高办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企业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冯涛负担。
2013年11月19日，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2013)开立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2011)开民初字第384号案件。一审法院为此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理。2014年10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开审民初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大杨工贸于2009年12月29日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大杨服装店于2006年12月27日因未按规定时限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2011年9月6日，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工商【2011】80号文件《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废止了大工商【2003】80号文件《关于对注(吊)销登记企业恢复主体、经营资格的程序规定》；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因被吊销营业执照已无法恢复主体及经营资格，无法办理企业变更手续。该判决认为：“企业转让协议”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任百政及周铭高虽未依约履行提供房屋抵押担保的义务，但其此后向冯涛出具欠款欠条，冯涛接受欠条，视为双方协议变更了合同的该项内容，冯涛据此提起民事诉讼，经判决任百政及周铭高向冯涛偿还欠款，该判决已生效；任百政要求冯涛协助办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冯涛应予协助并应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但由于在2011年11月10日作出原审判决时，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业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已无法恢复主体、经营资格，无法办理企业变更登记手续，因此任百政的该项诉讼请求无法得到实现，故判决撤销(2011)开民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任百政的诉讼请求。
任百政不服(2014)开审民初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并提出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大审民再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该判决认为，根据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年检状况和工商部门的文件规定，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且无法恢复主体及经营资格，无法办理企业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判决维持了（2014)开审民初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
再查，由于买受人尚欠冯涛转让款31.4万元未予支付，冯涛申请强制执行(2006)开民合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2年8月29日将执行任百政的款项31.4万元划入一审法院执行账户。该31.4万元现仍存于一审法院执行账户，该款及此前买受人交付冯涛的转让款20万元，合计为51.4万元。就此，买受人已完成了案涉“企业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转让款之义务。
本案庭审过程中，任百政称冯涛于2005年6月向买受人交付的证照包括大杨工贸的营业执照及大杨服装店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任百政现同意向冯涛返还上述证照，冯涛以其向买受人交付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时该企业状况完好及买受人对该企业现状负有责任为由表示不予接收。
本案庭审过程中，任百政称冯涛于2005年6月向买受人交付的物品包括：大杨西服2套、收据1本、服装包装袋约100个。冯涛称除任百政陈述的上述物品外，其还向买受人交付了大杨工贸和大杨服装店的印章、法人印章以及生产流水线设备等。任百政对冯涛的该项陈述不予认可，并提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扣留财务通知书”及“财物清单”、“处罚决定书”证明其收到的物品下落：上述材料显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因大杨工贸“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而于2006年1月6日扣留该公司大杨西服2套、收据1本、服装包装袋若干。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于2006年1月26日作出开工商处字[2006]2号“处罚决定书”，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没收前述侵权西服2套并罚款1万元。前述“处罚决定书”已履行完毕。
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任百政称买受人于2005年6月25日接管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后经营了半年左右，后由于冯涛交付的商品涉嫌侵权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查封及拖欠员工工资而停止经营，故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没有企业财务、人事等档案材料。冯涛对此表示异议，认为买受人经营时间超过一年，停止经营系其经营不善所致。冯涛对买受人接管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后是否建有企业财务、人事等档案材料表示不清楚。原、被告及第三人均不能提交买受人接管后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财务账簿等企业相关档案材料，亦无法说明或举证证明买受人接管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详情。对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现存资产状况，原告表示没有任何资产，被告表示不清楚，原、被告对此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又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阳荣于2015年10月27日向一审法院陈述称：其虽系“企业转让协议”的买受人之一，但后来已退出，故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其对任百政及周铭高的诉讼主张不发表意见，“也不要一分钱”，因此拒绝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截至本案法庭调查结束前，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工商登记状况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大审民再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时没有改变，仍无法恢复经营资格。根据2015年11月6日的工商登记情况记载，大杨工贸成立于1992年1月23日，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孟凡东，投资者为孟凡东及丁勇，吊销日期为2009年12月29日；大杨服装店成立于1997年11月10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孟凡东，吊销日期为2006年12月27日。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现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无法恢复经营，亦因此无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一、案涉“企业转让协议”有效。由于系列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即一审法院(2006)开民合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书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终字第1764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2014)开审民初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审民再终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案涉“企业转让协议”有效，故“企业转让协议”的合同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二、案涉“企业转让协议”现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予解除。根据“企业转让协议”之约定，该协议的合同目的为冯涛向买受人转让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大杨工贸于2009年12月29日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大杨服装店于2006年12月27日因未按规定时限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因此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已无法恢复主体及经营资格，亦无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等手续。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企业转让协议”现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由于发生了签约各方在订立“企业转让协议”时无法预见且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即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无法恢复主体及经营资格、无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合同目的现已不能实现，故一审法院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对买受人任百政及周铭高关于解除“企业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照准。
三、一审法院对导致案涉“企业转让协议”解除的法律责任的评判。根据“企业转让协议”之约定，出卖人冯涛在买受人“提供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海里小区3#2-5-2(房屋的)房产证作为抵押担保公证后次日算起30日内”办理完毕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买受人未“提供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海里小区3#2-5-2(房屋的)房产证作为抵押担保公证”，出卖人冯涛亦未办理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此合同权利义务尚未全部履行完毕的情形下，无论作为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实际处分者即出卖人，还是作为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的实际接管者即买受人，其双方均负有关注企业并维系企业生存发展之职责。然而，在“企业转让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由于出卖人及买受人均采取放任的态度，互相推脱责任，怠于履行职责，进而导致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因未进行年度检验而先后被吊销营业执照，以至于无法恢复经营、无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后果。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作为出卖人的冯涛及作为买受人的任百政、周铭高及阳荣均负有过错，买卖双方的责任比例各为50%。
四、一审法院对案涉“企业转让协议”解除所致损失数额的认定。关于“企业转让协议”解除所致出卖人及买受人损失数额，原、被告及第三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除原告任百政提交其向冯涛交付企业转让款的证据外，原、被告及第三人各方对此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由于就买受人接管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后至今该企业的资产变更情况、经营盈亏状况等相关问题，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能提交可供审计评估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无法通过对大杨工贸及大杨服装店进行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方式确定因“企业转让协议”解除所致各方损失的数额。上述情况说明，对案涉“企业转让协议”解除所致损失数额，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能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亦无法通过审计评估等方式予以确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通过下列方式对此予以认定：虽然出卖人与买受人在“企业转让协议”中约定大杨工贸、大杨服装店及其项下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转让价款为50万元，但是由于案涉系列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显示，在“企业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买受人于2006年3月31日向出卖人出具欠条确认其尚欠出卖人企业转让款31.4万元，出卖人予以接受，对此应视为双方协议变更了合同的该项内容，即企业转让费变更为51.4万元。这说明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大杨工贸、大杨服装店时，双方对该企业及其项下资产的价值为51.4万元均予以认同。同时，由于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大杨工贸、大杨服装店现阶段仍存在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因出卖人与买受人的混合过错所致“企业转让协议”解除的损失数额为51.4万元。
五、被告冯涛应返还原告任百政及周铭高25.7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由于买受人前期已交付出卖人20万元，且一审法院在强制执行(2006)开民合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过程中于2012年8月29日将执行任百政的款项31.4万元划入一审法院执行账户，因此买受人已完成了案涉“企业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转让款51.4万元之义务。依据出卖人与买受人的过错责任比例，双方各应负担损失数额的50%即25.7万元，故出卖人应支付买受人25.7万元作为赔偿。尽管案外人阳荣系“企业转让协议”的买受人之一，但由于其对任百政及周铭高的诉讼主张不发表意见，“也不要一分钱”，因此出卖人冯涛应向任百政及周铭高共同支付赔偿款。任百政及周铭高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冯涛应向任百政及周铭高共同支付25.7万元(该款现存于一审法院执行账户)。
六、关于案涉“企业转让协议”解除后证照的返还。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任百政认可冯涛向买受人交付的证照包括：大杨工贸的营业执照及大杨服装店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虽然任百政现同意向冯涛返还上述证照，但冯涛表示不予接收。鉴于此情况，由于冯涛未于本案对证照的返还提出反诉主张，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和评判，冯涛可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综上，原告任百政、原告周铭高关于解除“企业转让协议”及要求被告冯涛支付赔偿款25.7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告任百政及原告周铭高主张的超出部分，无据认定，不予支持；被告冯涛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任百政、原告周铭高及案外人阳荣与被告冯涛订立的“企业转让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冯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任百政及原告周铭高共同赔偿25.7万元(该款现存于一审法院执行账户);三、驳回原告任百政及原告周铭高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原告任百政及原告周铭高共同负担4,277元，由被告冯涛负担4,623元。
冯涛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1、合同目的是企业财产的移交，目的已经实现，现被上诉人已将财产转移致企业变为空壳，原审判令合同解除不当；2、企业交付后，完全由被上诉人控制，未办理年检致企业被吊销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原审判上诉人承担一半责任不当；3、被上诉人接管企业时，企业资产价值为50万元，现如合同被解除，而企业资产已不存在，原审认定合同解除所致损失数额为51.4万元不当。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任百政、周铭高在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任百政二审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认为上诉人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上诉人任百政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审判合同解除正确，请求维持。
周铭高二审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同意一审判决内容。
孟凡东二审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并表示愿意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
本院补充查明：在实际给付的20万元合同款中，任百政出资12万元，周铭高出资8万元。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2008）甘民合初字第1582号和（2008）大民一终字第3190号民事判决书，任百政和周铭高的询问笔录在卷为凭，业经本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二被上诉人购买案涉两家企业除为获得企业的有形、无形资产外，还应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实现对两家企业的实际控制。而案涉两家企业由于营业执照未及时年检被吊销导致工商变更登记无法办理，原审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据此确认合同解除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合同解除后损失额的认定问题，由于各方均无据证明各方在交接两家企业时交付了哪些财产，也无据证明两家企业目前的财产状况，原审依据转让协议标的额认定合同解除的损失数额为51.4万元并无不妥，本院亦予维持。
对于责任比例的认定一节，因冯涛交付两家企业时已出现企业未及时年检的情形，且其在被上诉人给其出具欠条变更原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方式的情况下，应当及时为被上诉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任百政、周铭高接收两家企业后也未能及时办理或要求对方配合办理年检，各方对于两家企业因未及时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均有过错，原审判令两方各负担50%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三项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第二项判令冯涛向任百政、周铭高共同赔偿25.7万元并无不当，但因任百政、周铭高在二审期间均同意按其实际出资比例获得赔偿，并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调整，为减少诉累，使原审判项内容更具有可执行性，本院同意对原审判决第二项予以调整。基于案涉51.4万元的合同款中任百政共支付了43.4万元，周铭高实际出资8万元，双方实际出资比例为5.425：1，则25.7万元赔偿款应按此比例在任百政和周铭高之间进行分配，即任百政应获得21.7万元赔偿，周铭高应获得4万元赔偿。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初字第208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变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初字第20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冯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百政赔偿21.7万元，向周铭高赔偿4万元；
三、驳回上诉人冯涛的上诉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5,155元（冯涛已预付），由上诉人冯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丽明
审判员 王慧莹
审判员 宁 宁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