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72民初1102号原告：王东，男，198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现住浙江省岱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华，北京大成（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傅全海，男，196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被告：夏军泽，男，197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原告王东与被告傅全海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华、被告傅全海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且审理中原告王东要求追加被告夏军泽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案于2017年12月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傅全海、夏军泽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傅全海支付拖欠原告的工资18000元，且该款对被告夏军泽所有的“浙岱渔15388”船享有船舶优先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傅全海于2017年2月12日签订《社渔船与雇工协议》，原告受雇于被告傅全海在“浙岱渔15388”船从事蟹笼船抓笼作业，协议约定雇佣时间截止至2017年上半年船休洋后一个星期作业结束，雇佣薪资为58000元。雇佣结束后，被告傅全海仅向原告支付40000元，对尚欠的18000元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为维护权益，现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傅全海答辩称，对原被告签订雇佣协议，原告在“浙岱渔15388”船从事蟹笼船抓笼作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原被告签订协议当时约定的“2017年上半年船休洋后一个星期作业结束”是按2016年休渔期6月1日来认定的，签订协议船舶出海后一个多月才收到渔业管理部门通知，2017年的休渔期变更为5月1日，故船舶海上作业至4月底就回港休渔，原告的实际工作时间比约定的时间缩短了1个月，约定的工资理应也按比例扣减，以40000元作为上半年的雇佣工资公平合理，被告已全额支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夏军泽向本院口头辩称，其于2017年9月自傅全海处处购得“浙岱渔15388”船，并申请将船名变更为“浙岱渔15566”船。对傅全海经营期间是否欠工资款的情况不清楚。被告夏军泽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原告王东为证明其诉请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渔船基本信息，拟证明傅全海是“浙岱渔15388”船所有人的事实；证据二、社渔船与雇工协议，拟证明傅全海雇佣王东在“浙岱渔15388”船任船员，及双方对于雇佣期间、工资等相应权利义务约定的事实；证据三、农业部通告《2007》3号文件、《农业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拟证明早在2017年1月20日农业部即已发布公告明确2017年5月1日为休渔时间的事实；证据四、渔船信息资料，拟证明2017年9月15日傅全海所有的“浙岱渔15388”船卖给夏军泽，夏军泽向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船名为“浙岱渔15566”船，行政管理部门经审核，同意其申请的事实。被告傅全海为证明其抗辩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文件《浙海渔政[2017]3号》，拟证明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于2017年3月1日发布我省海洋捕捞禁渔规定通知，确定笼壶类船舶作业休渔时间为2017年5月1日12时至8月1日12日，该调整后的休渔规定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证据2、岱山抲渔人渔业专业合作社出具的《情况证明》，拟证明在该社挂靠船“浙岱渔15388”船船东傅全海于2017年2月12日雇佣王东约定上半年工资为58000元，3月1日浙江省新的伏休政策调整，将原蟹笼船6月1日伏休调整为5月1日，提前1个月。5月16日，傅全海与王东等人到该合作社，就上半年雇佣工资支付事宜要求协调。经协调，每人减少18000元，实付各4万元，王东等表示同意。但未议定调解协议等事实。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夏军泽未质证。被告傅全海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义，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三被告傅全海认为真实性不能确定，其来源于网络，对其内容不知情，本院认为其虽来源于网络，但两份证据能相互印证，且其中的《农业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来源于中国渔业政务网，本院对其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效力将在下文综合评判。证据四系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所出示，被告傅全海未质证，但该证据内容与傅全海口头表述的船舶已转卖给夏军泽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傅全海提供的证据，原告王东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认为3月份发文之前大家已经知晓；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合作社与傅全海有利害关系，且原告王东也未与傅全海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该《情况证明》内容与夏永祥的陈述内容吻合，且岱东镇航管站也盖章证明其情况属实，本院对其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效力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综合评判。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岱山抲渔人渔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夏永祥调查相关案件事实，其陈述内容与该合作社出具的《情况证明》基本一致，并讲到抓笼船员上半年工资一般为4万元，58000元高于普通标准；2017年2月份时合作社对休渔期变更事宜尚不知情。经质证，对夏永祥的陈述，原告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夏永祥代表岱山抲渔人渔业专业合作社，与傅全海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极低，且原告并未与傅全海就40000元工资款达成一致意见。本院对夏永祥的陈述也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予以综合评判。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庭审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2月12日，王东与“浙岱渔15388”船的船东傅全海签订《社渔船与雇工协议》，约定傅全海雇佣王东在该船任船员，雇佣时间至2017年上半年船休洋后一个星期船做工完毕。上半年工资为58000元，工种为抓笼。2017年1月20日，中国渔业政务网公布《农业部关于调整海洋伏休季休渔制度的通告》，规定东海海域笼壶类船舶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8月1日12时。2017年3月1日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布《浙海渔政[2017]3号》文件，发布我省海洋捕捞禁渔规定通知，确定笼壶类船舶作业休渔时间为2017年5月1日12时至8月1日12时，该调整后的休渔规定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2017年4月底，“浙岱渔15388”船回港休渔。5月中旬，傅全海向王东支付工资40000元。2017年9月15日，傅全海将其所有的“浙岱渔15388”船转让给夏军泽，夏军泽向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船名为“浙岱渔15566”船，行政管理部门经审核，同意其申请。原被告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告傅全海是否尚欠原告王东工资款及其金额。根据雇佣协议约定，雇佣时间至“2017年上半年船休洋后一个星期”为止。因往年的休洋时间为5月1日，今年改为6月1日，原被告对雇佣终止时间理解不一致。基于渔业生产的特点，上半年的生产季仅有两三个月，该一个月的时间差异对于船员工资影响较大，故对协议中的休洋时间理解是本案关键。原被告于2017年2月12日签订雇佣协议，从现有证据看，原告主要提供了2017年1月20日农业部在渔业政务网发布的休渔通告，用以证明协议签订之前，原被告均已知晓休渔期变更为5月1日开始，约定的雇佣终止时间即为5月1日。被告傅全海提供了2017年3月1日发布，4月1日施行的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文件，用以证明协议签订时，并不明确休渔期已经变更，雇佣终止时间仍为以往的6月1日。本院认为，虽然农业部的通告发布较早，但是对渔民而言，该网上发布的通告对其尚不能产生直接的约束力，渔民听从层层而下的行政指令，从而决定其生产期间更为符合渔区的管理模式及作业习惯。故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协议时尚不能确定休渔期的变更，对协议中的“休洋”时间理解为仍与2016年相同的6月1日较为公平合理。原告自2017年2月12日签订合同后即上船作业，至同年4月底船舶回港，其实际的船上作业时间约两个半月余，比约定时间缩短一个月，故被告抗辩原约定的58000元工资应酌情扣减具有一定合理性。基于夏永祥及其合作社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及其合作社的书面说明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已就40000元付清工资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舟山渔区同工种工资水平、签订合同时船员紧缺、合同范本由被告傅全海提供，其作为雇主应承担一定缔约过失责任等特殊情况，本院对原告上半年可获得的工资在58000元基础上酌情减少5000元，即53000元。被告傅全海已支付40000元，尚欠13000元。本院认为：原告受被告傅全海雇佣在“浙岱渔15388”船担任船员，原告与被告傅全海之间船员劳务合同关系成立。被告傅全海尚欠原告工资款13000元，应承担继续支付的责任。原告自下船之后一年内行使船舶优先权主张，原告就职的船舶已被转让给被告夏军泽，故原告就上述工资款依法对现由被告夏军泽所有的该船具有船舶优先权。综上，对原告诉请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傅全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东工资款13000元；二、原告王东就上述工资款对被告夏军泽所有的“浙岱渔15388”船（拟更名为“浙岱渔15566”船）享有船舶优先权；三、驳回原告王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元，由原告王东负担69元，被告傅全海负担1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凌云审 判 员  孟云凤人民陪审员  刘晓静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代书 记员  余滨言附页：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报酬。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下列各项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一）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根据主审人到合作社的调查情况来看，双方签订合同时政府有关休渔期文件还没有正式下发，而往年的休渔期都是6月1日，涉案合同仅称工作至休渔期工资5.8万元，具体时间没有明确，根据合同订立当时的情形，涉案合同所指休渔期应指6月1日，后因政策变化，导致原告仅工作至5月1日，故被告扣减原告部分工资的理由有一定合理性，原告要求全额工资5.8万元理由不足。考虑舟山渔区同工种的工资水平、签订合同时船员紧缺，被告作为雇主应当承担的一定缔约过失责任等特殊情况，原告工资可以5.8万元基础上酌情扣减5000-10000元，具体由主审人定。原被告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告傅全海是否尚欠原告王东工资款及其金额。根据雇佣协议约定，雇佣时间至“2017年上半年船休洋后一个星期”为止。因“休洋”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原被告理解各异，原告认为是5月1日，而被告傅全海认为是6月1日。2017年休洋时间比2016年整整提前一个月，基于渔业生产的特点，上半年的生产季仅有两三个月，该一个月的理解差异对于船员雇佣工资必然产生影响，故对于休洋时间的理解是本案关键。原被告于2017年2月12日签订雇佣协议，从现有证据看，原告主要提供了2017年1月20日农业部在渔业政务网发布的休渔通告，被告傅全海提供了2017年3月1日发布，4月1日施行的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文件。前者发布于协议签订之前，后者发布于协议签订之后。本院认为，虽然农业部的通告更早，但是对渔民而言，该网上发布的通告对其尚不能产生直接的约束力，渔民听从层层而下的行政指令，从而决定其生产期间更为符合渔区的管理模式及作业习惯。结合原被告陈述、合作社《情况说明》及合作社负责人夏永祥的讲法，签订协议时，虽然双方对休渔期的变更当时可能已有所预料，但尚并不能确定，参考同种类船舶同工种船员的工资标准，本院认为，原被告约定上半年工资58000元时，对协议中的“休洋”时间理解为仍与2016年的6月1日相同较为公平合理。原告自2017年2月12日签订合同后即上船作业，至同年4月底船舶回港，其实际的船上作业时间约两个半月余，比约定时间缩短一个月，其可获得的工资报酬也应相应减少。考虑到被告傅全海系急于开船的状况下签订本协议，原被告以稍高于同工种船员的工资标准约定也属合理，且合同范本也由被告傅全海所提供，本院从相对有利于原告角度出发，酌情减少5000元，即认定原告上半年工作可获得的劳动报酬为53000元。被告傅全海已支付40000元，尚欠13000元。?*ArabicDas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