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10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ORIENTALOCEANSHIPPINGHOLDINGPTE.LTD（东方远洋运输控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143CecilStreet#08-01GBBuildingSINGAPORE（新加坡塞西尔大街143号源美大厦08-01号）。
负责人林文惠，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柳秉东，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丽萍，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瑜，女，汉族，1962年11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谢贤云，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亚娟，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HONGFASHIPPINGPTE.LTD（宏发船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143CecilStreet#08-01GBBuildingSINGAPORE（新加坡塞西尔大街143号源美大厦08-01号）。
负责人林文惠，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HONGYANGSHIPPINGPTE.LTD（宏洋船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143CecilStreet#08-01GBBuildingSINGAPORE（新加坡塞西尔大街143号源美大厦08-01号）。
负责人林文惠，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林文惠，女，196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
上述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柳秉东，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唐丽萍，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ORIENTALOCEANSHIPPINGHOLDINGPTE.LTD（东方远洋运输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东方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民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方公司及原审被告宏发船务有限公司（下称宏发公司）、宏洋船务有限公司（下称宏洋公司）、林文惠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柳秉东、唐丽萍，被上诉人陈瑜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亚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瑜原审诉请判令：一、东方某、宏发公司、宏洋公司、林文惠共同向陈瑜偿还借款40万元及自2011年9月1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2%计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东方某、宏发公司、宏洋公司、林文惠共同负担。
原审查明：2011年9月12日，东方某向陈瑜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兹向陈瑜借到人民币40万元，月息按2%计。借款单位：东方控股有限公司。2011年9月12日。证明：游某、吴正登、吴翊智、吴宁。林文惠在《借条》借款单位的下方签名，《借条》落款处盖有宏发公司、宏洋公司的印章。原审庭审中东方某认可《借条》上的东方控股有限公司即东方某。
原审另查明，东方某系2008年5月设立于新加坡的私人豁免有限公司，股东为林文惠；宏发公司系2008年6月设立于新加坡的私人有限公司，股东为东方某；宏洋公司系2008年5月设立于新加坡的私人有限公司，股东为东方某。林文惠为上述三公司的执行董事和中国董事。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陈瑜与林文惠等人共同投资经营东方某、宏洋公司、宏发公司及案外�香港誉新国际有限公司（下称誉新公司）的船舶运输等业务。
原审再查明，与本案关联的《借条》共三张（包括本案《借条》），另两张《借条》的持有人吴爱凤和吴翊智与本案东方某、宏洋公司、宏发公司、林文惠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同在该院审理中。
原审法院认为，东方某、宏发公司、宏洋公司系在新加坡注册的法人，本案属涉外合同纠纷。林文惠住所地在福建省福州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规定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案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
原审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借条》出具主体；2、《借条》所涉款项的性质以及诉争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3、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的法律责任。
就此，原审分析如下：一、1.陈瑜庭审陈述和代理意见陈述：因东方某经营困难向有参与东方某投资的股东包括林文惠、吴翊智、吴爱凤、陈瑜等人按投资比例借款。其勉强同意借款给东方某使用。其认为实际借款人是东方某。起诉宏发公司、宏洋公司是因为《借条》上盖有该两公司的章。2.《借条》落款处明确载明借款单位东方某。东方某对其出具《借条》无异议。3.陈瑜庭审陈述：《借条》是在林文惠办公室里由本案证人游某一次性写三张，林文惠在场并签字，让我转交给吴爱凤和吴翊智。当时《借条》没有盖章。应我要求，第二天把《借条》拿到公司要求盖章，林文惠的丈夫在，他手头正好有两个公司（宏发公司、宏洋公司）的章，就盖上了。从上述证据分析，东方某未在《借条》上盖章，而是以该�司执行董事林文惠在借款单位下方签名的方式对该公司出具《借条》予以确认，该借款签约方式合法有效。故林文惠在《借条》上签名是其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由前述查明的事实看，陈瑜第二天要求补充盖章的本意是要求东方某补充盖章，《借条》上之所以盖有宏发、宏洋公司的印章，具有偶然性。虽然宏发、宏洋公司在答辩时陈述“由东方、宏洋、宏发公司签署《借条》”可视为对《借条》盖有该两公司印章的追认。但该陈述系以其主张《借条》是“暂扣款”为前提，并非认可该两公司是借款人，故仅以《借条》上盖有宏发公司、宏洋公司的印章，不足以证明宏发公司、宏洋公司是《借条》出具主体。综上，原审认为，陈瑜自认本案实际借款人是东方某，借款用途是东方某经营所需，落款处借款单位为东方某，故《借条》出具主体应是东方�。
二、东方某答辩称本案《借条》所涉款项是陈瑜应付给合伙体利息的暂扣款，《借条》实际是暂扣款凭证，是书写人游某误写成《借条》。原审认为，证人游某是退休教师，有一定社会阅历、经济文化常识，林文惠长期经商，两人理应明了借款和暂扣款性质、法律责任明显不同，更应知晓《借条》的法律责任。证人游某在书写时不仅在抬头写明《借条》，而且明确载明借款金额、借款单位并约定利息，该《借条》内容亦得到东方某的执行董事林文惠当场签字确认，故证人游某和东方某对《借条》系误写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借条》项下的款项来源是双方合伙经营誉新公司“金信一号”售船款陈瑜应得分红款这一事实均无异议，陈瑜主张该分红款即是本案出借款，东方某主张该笔分红款是“由誉新公司代为暂扣以抵偿陈瑜在合伙中应付的利息”。原审认为，东方某提供的本案现有有效证据誉新公司《收款收据》，其内容“收陈瑜代借款40万元”不能证明该款项系暂扣款，亦不能证明该款项与东方某等人主张的合伙利息纠纷存在关联性；如前述对东方某证据的认证意见，东方某提供的《承诺函》和《股民强烈要求》、《记账凭证》及相关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真实性或关联性，不予采纳。故其抗辩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双方若有合伙纠纷，可另行协商或另案处理。东方某抗辩称其未收到《借条》项下的款项。对此，原审认为，在《借条》出具之前，陈瑜以其在誉新公司分红款向东方某交付出借款40万元，后东方某出具《借条》载明“借到陈瑜40万元”，该内容是东方某对其收到借款和对陈瑜出借款交付方式的确认。誉新公司《收款收据》亦佐证陈瑜已履行其交付出借款的�务。东方某等人的该抗辩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综上，东方某向陈瑜借款4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陈瑜可催告东方某在合理期限内还本付息。《借条》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可予支持。陈瑜现起诉请求东方某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予以支持。林文惠在《借条》上签名是其履行公司执行董事的职务行为，依法不对东方某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陈瑜对林文惠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陈瑜未提供证据证明宏发公司、宏洋公司与其之间有达成借款或为东方某借款提供担保的合意，陈瑜起诉宏发公司、宏洋公司偿还借款，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ORIENTALOCEANSHIPPINGHOLDINGPTE.LTD（东方远洋运输控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瑜借款人民币40万元及利息（按月息2%从2011年9月12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驳回陈瑜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人民币9320元由ORIENTALOCEANSHIPPINGHOLDINGPTE.LTD（东方远洋运输控股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东方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借条》项下的款项已经发生实际交付，并判令上诉人承担偿还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客观上并没有发生被上诉人将《借条》项下的出借款项支付给东方某的实际资金�付行为，东方某至今未收到《借条》项下的款项。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借条》项下的款项已经发生实际交付，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1.原审判决加重了自然人对法律的认知能力。游某虽为老师、林文惠虽长期经商，但作为自然人显然是单纯的认为因本案被上诉人陈瑜等人挪用合伙人的资金420万元，经合伙人强烈要求后陈瑜等人将挪用的420万元本金归还，但陈瑜等人承诺的利息（挪用资金产生的利息计至当时就达196万多元）一直未还。所以在此期间，誉新公司将其名下的“金信一号”轮船卖掉，合伙人进行分配。为此，众多合伙人强烈要求将被上诉人等人在誉新公司的分配款项予以暂扣，以抵还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利息。至于游某为何会将“暂扣款”误写成《借条》，其在原审中也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应当较符合客观实情。但对此，原审判决�予以认可，显然是错误的。2.上诉人在一审举证的誉新公司《记账凭证》和《收款收据》足以证明，该款项至今仍在誉新公司的账目上。即使原审判决认定《记账凭证》是单方面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也无法改变真实存在的客观情况，该材料的真实性应当得到确认，原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的做法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将本案的事实进行割裂理解，显然是错误的。《承诺函》出具的时间是2011年9月10日，《借条》出具的时间是2011年9月12日。《借条》项下的款项就是《承诺函》里涉及的款项，并未发生实际的款项交付。4.被上诉人一审举证主张，该款被誉新公司暂扣后，已借给“南方公司”，并认为“南方公司”就是“东方某”。这也表明连被上诉人本身也已经认可该款没有借给“东方某”，而是借给“南方公司”的事实。至于“南方公司”就是“东方某”的说法则完全是不能成立的。二、本案的借贷关系未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应由本案被上诉人承担证明已经履行交付出借款项的义务，但本案被上诉人至今未举证证明其有将款项交付给上诉人使用。本案只能证明该款项在誉新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款项已经由誉新公司转至上诉人。原审判决既然认定案涉借款就是被上诉人在誉新公司的分红款，那就应当举证该款已经实际由上诉人收取或收到上诉人付款的指示，显然本案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事实。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借条》项下的款项已经发生实际交付是正确的，上诉人主张客观上并没有发生实际资金运动，属对交付的狭隘理解。二、一审法院对证人游某关于《借�》是误写的陈述不予采纳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誉新公司《承诺函》、《记账凭证》、《收款收据》的认定是正确的。四、上诉人关于款项在誉新公司，未在上诉人处的主张不能成立。五、原审被告宏发公司、宏洋公司及林文惠是《借条》的共同出具人，亦应当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判决驳回答辩人此部分诉讼请求不当。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东方某对原审查明的“2011年9月12日，东方某向陈瑜借款40万元”有异议，其认为2011年9月12日当日并没有借到款。除此之外，各方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证据：《金信一号及北极洲返还投资表》（下称《返还投资表》）、《中国农业银行明细对账单》（下称《对账单》）、《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公司福建省分行账户历史数据查询单》（下称《查询单》），以此证明2011年9月12日被上诉人陈瑜已经收到“金信一号”及“北极洲”扣除借款后的剩余分红款，该笔款项系从林文惠的账户转入，金额与《返还投资表》完全一致，印证该《返还投资表》的真实性，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实际支付了借款。
上诉人东方某质证认为：对《返还投资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是为了证明已经将该款转借给了“南方公司”，并不是证明分到的分红款的金额，被上诉人最终收到多少分红款与借给东方某或“南方公司”没有关联。《对账单》的真实性由法院判断，该证据是二审庭审期间法院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对账单》记载的内容看，只能看出被上诉人在某天收到某金额的款项，不能看出款项的汇出人及汇出地，也不能证明这是“金信一号”及“北极洲”船的分红款。即使如被上诉人陈述的金额与《返还投资表》吻合，也不能证明该数额就是《返还投资表》项下的分配款。对《查询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查询单中有一组是关于“陈海银”的账户信息，这个“陈海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查询单》所体现的信息是2011年9月12日从林文惠账户转账的若干金额的款项，在摘要中记载有“金信卖”、“转存”字样。但应明确，誉新公司的出纳就是被上诉人陈瑜，“金信一号”船舶出卖后的美元收入转成人民币时用了林文惠的账号，这也是陈瑜一手操作的。信息单上体现的林文惠账号的银行卡，实际就是誉新公司的人民币账户之一，始终都由作为公司出纳的陈瑜一手保管、使用。如果该信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陈瑜等人已经从誉新公司实际分到了该信息查询单体现的金额。同样也说明了陈瑜等人还有应分而未分的90万元确实是仍被留在誉新公司，而根本没有借给“东方某”而且，对于“金信一号”船经营分红问题如有纠纷，也应当由海事法院审理，根本不属于福州中院一审审理的范围。本案的二审也不可能进行审理。对于誉新公司出售“金信一号”和“北极洲”船的实际分红情况本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本案与该两船分红款有关的事实只有一个，即被上诉人等人确实共有90万元被留在誉新公司。而对此，各方当事人已经没有争议。正如法庭归纳的焦点问题一样，本案争议的只是该90万元款项是否已经被转借给了“东方某”。如果有，那么就可以认定“东方某”对被上诉人负债90万元。如果没有，那么被上诉人的主张就应当予以驳回。而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对于审理上述争议的焦点根本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和关联性。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法庭在提示被上诉人做这些补充举证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誉新公司”分红款的实际支付金额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返还投资表》体现的分红款是否一致，意欲通过该数字金额的一致性来推断该《返还投资表》的真实性，进而推断该《返还投资表》记载的“转借南方公司”的真实性，对此，上诉人认为是完全不能成立。
三位原审被告的质证意见与上诉人东方某一致。
本院认为，《对账单》、《查询单》因系银行出具并加盖公章，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陈瑜在一审阶段即提交《返还投资表》，因其无法提供原件，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虽然该《返还投资表》仅为复印件，但涉及的�容系誉新公司在出售“金信一号”船后有无实际发生给各股东的分红款，而该分红款涉及到本案款项性质的认定，上述证据对本案事实有实质性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的事实，本院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该表中有关返还投资款已经分配的凭证，被上诉人提交了《对账单》、《查询单》予以证明。《对账单》、《查询单》证实2011年9月12日陈瑜收到了林文惠转账来的款项，转账金额与《返还投资表》中的陈瑜应得分红款扣除40万元后的剩余款项数额一致，转账时间也恰好与《借条》出具的时间吻合，被上诉人补强的该证据可以印证《返还投资表》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借条》所涉款项与誉新公司“金信一号”船出售后的分红款有关，在双方均承认有出售“金信一号”船及分红事实的情况下，从《返还投资表》、《对账单》、《查询单》所�映的事实可以确认“金信一号”船的分红款实际由林文惠控制，由林文惠将被上诉人应得的分红款扣除东方某相应的借款数额之后，余额汇至被上诉人的账户。因林文惠为东方某的执行董事且与陈瑜等人共同投资经营誉新公司，结合林文惠履行职务签名并由东方某盖章确认后出具的《借条》的事实，可以佐证被上诉人陈瑜主张的其将应分得“金信一号”船分红款中的40万元结转为本案借款的事实。
本案上诉人东方某为注册在新加坡的法人，因此本案为涉外民间借贷纠纷，应适用集中管辖的有关规定。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条》所涉款项性质及案涉款项是否实际发生。东方某对《借条》的真实性不持异�，但认为《借条》所涉款项的性质系陈瑜等人挪用合伙体的款项后应付利息而产生的暂扣款凭证，被游某误写成《借条》。本院认为，若如上诉人所言，双方对陈瑜等人挪用合伙资金未付利息进行结算，应该由陈瑜等人出具凭证或其他欠款性质的书面证据，不可能采用出具《借条》并约定利息的方式。且既然是陈瑜等人尚欠合伙资金的利息也应该是由陈瑜等人出具书面凭证交由誉新公司或“金信一号”船的合伙人收执，而不该反由东方某出具《借条》。案涉《借条》系在游某、吴正登的见证之下出具的，游某与各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作为证明人，在出具《借条》的当时其身份居中，所反映的事实应较为客观公正，《借条》与暂扣款凭证有着本质的区别，借款单位东方某与分红款所涉主体也明显不同，误写的可能性较小。另，上诉人自己陈述陈瑜等人挪用�金产生的利息高达196万多元，而东方某出具给陈瑜等人的《借条》所涉款项合计只有90万元。对于为何有如此大的差额，东方某无法解释。即便是东方某受托处理被挪用的合伙体资金利息196万多元，在陈瑜等人当时均有足额分红款的情形下，只暂扣其中90万元而归还剩余部分款项的做法亦不符合通常一般人的处理方式，无法让人信服。因此，上诉人东方某关于《借条》项下款项是暂扣陈瑜应付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
上诉人东方某一直主张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本案只有《借条》而没有实际的款项支付，不能认定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本院认为，至于款项交付问题，如前所述，因本案的借款系从分红款结转而来，案涉《借条》项下的款项在出借前并非由陈瑜直接占有，在东方某执行董事林文惠与陈瑜达成合意后，林文惠将实际控制的分红款扣除相应《借条�所涉借款金额后余额归还陈瑜，同时由东方某出具《借条》将该分红款转成案涉借款的行为，应视为陈瑜完成了本案出借款项的支付义务。
综上，东方某与陈瑜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陈瑜依据《借条》主张权利依法应予支持。东方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320元由ORIENTALOCEANSHIPPINGHOLDINGPTE.LTD（东方远洋运输控股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国雄
审 判 员 陈少苓
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