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再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南大街支行。
负责人：王某丙，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壮，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洁，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邯郸市团亿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玉书，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爽，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邯郸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家骏，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罗爱国。
一审第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东城支行。
负责人：莫伟民，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博铿，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南大街支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因与被申请人邯郸市团亿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团亿公司）、一审被告罗爱国及一审第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东城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票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142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壮、于洁，被申请人团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爽、黎家骏，一审第三人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胡博铿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罗爱国因下落不明，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后仍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团亿公司是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缺乏事实依据。（一）根据票据法规定，非以背书方式取得票据的，须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持票人，而团亿公司并非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二）团亿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曾持有过案涉票据，原审判决仅凭团亿公司提供的与案涉票据的记载无关的证明，认定团亿公司曾持有过案涉票据，缺乏证据证明。原审中，团亿公司提供了济源市东城金旺物资供应站（以下简称金旺物资供应站）、邯郸市巨泰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泰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其为票据持票人，但这两公司在案涉票据上均未记载，并非票据上的背书人。（三）团亿公司未提供其取得案涉票据时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交易合同、交货提货手续、会计收付款凭证、发票等证据，不能证明团亿公司曾经合法持有过案涉票据。二、原审审理本案程序不当。本案是票据权利纠纷，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芝罘区法院）起诉的案件系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请求。根据两案的立案受理、判决和生效时间，芝罘区法院的判决时间早于本案，在芝罘区法院判决对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的问题已经作出认定的情形下，原审判决又作出结论冲突的认定和判决，从而导致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与团亿公司均可依生效判决向同一票据上的付款人请求付款，审理程序不当。三、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办理贴现过程中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且支付了对价，为案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办理案涉票据的贴现过程中，已经审查了贴现主体资格、开户情况以及贴现申请人提供的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已经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且在取得票据时已经将贴现款支付到贴现申请人亿康达（天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康达公司）办理贴现时在恒丰银行开设的账户中，不属于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否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规定指的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而非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结果。五、原审超过法定审理期限，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邯市民一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团亿公司的诉讼请求。
团亿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确认团亿公司是票据权利人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团亿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其系通过非背书转让方式合法取得案涉票据权利。二、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系基于重大过失取得本案票据，不应享有票据权利。（一）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利用伪造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私刻的贴现人公章及其法人章、伪造的法定代表人签名、购销合同、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书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虚假背书的方式将案涉票据转让给自己并办理贴现，系因重大过失取得案涉票据权利。（二）案涉汇票的贴现款转入了李某控制的以亿康达公司名义开设的账户上，未脱离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实际控制，对此亿康达公司明确表示其对收取贴现款的账户和实际入账的账户均不知情，故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办理本案汇票的贴现，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三、原审判决与芝罘区法院生效判决不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二者可以并存。（一）本案是票据权利确认之诉，芝罘区法院的案件是基于票据追索权而发生的给付之诉，两案的法律关系不同，不属于重复诉讼。（二）本案与芝罘区法院的案件不矛盾。本案中，原审判决确认团亿公司享有票据权利；而芝罘区法院的案件中，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虽然行使了追索权，但并没有票据权利人主张其追索权行使不正当。至于芝罘区法院认定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系善意持票、原审法院认定恒丰银行烟台支行系恶意持票，是两个法院分别作出的法律判断，可以互不干扰。（三）上述两案不存在无法协调的冲突。基于原审判决已经确认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无票据权利的情况下，该行根据芝罘区法院的判决行使了追索权，该情形构成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不当得利或者侵害了团亿公司的财产权利。据此，团亿公司可以通过另案诉讼，要求该行返还不当得利或者追究其侵权赔偿责任。四、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只需要对票据权利人承担付款义务即可，无须承担两次付款的义务。（一）原审判决确认团亿公司是案涉票据权利人，不会导致团亿公司依据该判决向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再次请求支付票据款。而且，团亿公司在再审庭审中明确放弃对原审判决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因此，该判决不会导致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的利益受损。（二）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已经依法向形式上的持票人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支付了票据款，因此其基于案涉票据的付款义务已经完成，无需再次付款。而且，原审判决只是确认了团亿公司对案涉汇票享有权利，并没有判决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承担责任。
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辩称，一、同意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再审申请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团亿公司是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张汇票只能有一个权利人，司法不应让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承担两次付款义务。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已因芝罘区法院的生效判决被该院强制扣划了案涉票据款项。原审判决又确认团亿公司是案涉票据的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这意味着团亿公司可以依据该判决要求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再次支付票据款，存在明显的冲突，显然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损害了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的合法权益。因为两地矛盾判决，案涉票据款被芝罘区法院强制执行后，一审法院认定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擅自解冻已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财产，对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罚款90万元。之后经复议，二审法院变更罚款为40万元。这是对一张票据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确权判决而引发的不当民事制裁行为，严重损害了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的合法权益。
2012年4月10日，团亿公司向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罗爱国、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按票面金额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连带责任共8900685元；二、判决团亿公司享有诉争汇票的票据权利，判决罗爱国、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返还案涉汇票；三、判决第三人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承担票面金额的付款义务。一审庭审后，团亿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团亿公司享有讼争汇票的票据权利。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一、2011年9月19日，出票人东莞市和明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从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处，开出票号：30900053/23164768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8900685元，付款银行：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收款人：东莞利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通公司），到期日：2012年3月19日。利通公司收到上述汇票后，于2011年9月20日交付转让给金旺物资供应站，金旺物资供应站于同日将该汇票交付转让给巨泰公司，巨泰公司于同日交付转让给团亿公司，团亿公司将该票据交予罗爱国让其帮忙贴现，罗爱国将该汇票交给了耿某某，后汇票丢失。
二、本案所涉银行承兑汇票票面显示，利通公司背书转让给郑州富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博公司），富博公司背书转让给亿康达公司，亿康达公司向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申请贴现，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办理贴现取得汇票后，转贴现（背书）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兰州分行），招行兰州分行转贴现（背书）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大连分行），华夏银行大连分行转贴现（背书）给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
三、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持有汇票，向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请求付款，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以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冻结该汇票为由，未予承兑。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遂以票据追索权纠纷为由，以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为被告在芝罘区法院提起诉讼。芝罘区法院于2012年6月8日作出(2012)芝商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限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经该院偿付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票据款及利息。该判决生效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向芝罘区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2年8月20日作出(2012)芝执字第1477-1号执行裁定书，将被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及一审法院查封冻结（在查封冻结期间）的该票据上的款项及利息强制扣划。
四、本案所涉汇票由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办理贴现的经过如下：团亿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某将本案所涉汇票交付罗爱国，罗爱国交付耿某某，耿某某交付王某甲，王某甲交付王某乙。王某乙、李某（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工作人员）在富博公司及亿康达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存在王某乙处（李某伙同他人伪造的）富博公司相关手续及亿康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个人章等物品，用伪造的富博公司与亿康达公司的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公章、法定代表人个人章、法定代表人签名等方法，将该汇票由富博公司背书给亿康达公司。同样在亿康达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亿康达公司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书，以亿康达公司的名义，将持有的该汇票向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申请贴现，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对该汇票进行了所谓的形式审查，即将该汇票的款项转入李某、王某乙指定的账号上，导致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持有该汇票（第一次持有）。此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将该汇票背书给招行兰州分行，招行兰州分行背书给华夏大连分行，华夏大连分行背书给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第二次持有）。
五、天津市河西区国家税务局于2011年11月23日致函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称：本案所涉富博公司给亿康达公司，购货单位为富博公司，销货单位为亿康达公司的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200104140，号码00653650-00653685），不是该税务局发售（系伪造）。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团亿公司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谁是诉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
一、团亿公司是讼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团亿公司系非经背书转让取得的诉争汇票，其已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证明曾经是该汇票的最后合法持票人。
二、因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向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贴现前持有该汇票，故需要查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是否是合法取得该汇票以及取得该汇票时是否具有重大过失。该院认为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不是该汇票的合法持票人。理由如下：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富博公司将案涉汇票背书给亿康达公司，是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工作人员李某等人伪造富博公司相关材料及亿康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个人章、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采取违法手段，在两个公司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汇票由富博公司背书给亿康达公司的；同样在亿康达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伪造的方法，以亿康达公司的名义，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签订了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书，由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将本案汇票的款项转入李某、王某乙指定的账号上，导致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持有该汇票。第二，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工作人员李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伪造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利用私刻的公司公章及法人手章、伪造法定代表人签名、购销合同、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书、伪造其直接前手亿康达公司及间接前手富博公司的所有手续，违规、违法操作，进行了富博公司与亿康达公司、亿康达公司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虚假背书，导致该汇票形式上背书连续，实质上是伪造的后果。李某是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工作人员，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行为，应当视为是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行为。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四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李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实施了伪造行为，存在恶意及重大过失。在此背景下，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非法取得诉争的汇票后，随后又经过三次背书，最后又背书至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并不影响其不享有票据权利的认定。
三、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以芝罘区法院作出的判决主张自己对案涉汇票享有权利的理由是否成立。该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团亿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恶意取得该汇票，故芝罘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不影响对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不享有票据权利的认定。
四、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将该汇票的对价转到李某指定的账号上，是否能认定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支付了对价，对该汇票构成善意取得。该院认为，票据的善意取得应当同时具备五项要件。即：1、须从无处分权人处取得票据；2、须以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取得票据；3、须取得有效票据；4、须无直接恶意或间接恶意；5、须给付对价。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取得该票据，不是以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取得汇票，同时存在恶意和违法行为，不符合票据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不是合法持票人，故其不应享有该汇票的票据权利。
五、团亿公司在开庭后撤销自己的部分诉讼请求，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应当予以准许。
综上，该院认为，团亿公司是本案诉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对付款行享有该汇票的付款请求权。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虽曾持有该诉争汇票，但其不是以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取得汇票，同时系恶意取得，存在重大过失，不是合法持票人。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6日作出（2012）邯市民一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团亿公司是汇票号为30900053/23164768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享有该汇票的票据权利。案件受理费741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79100元，由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负担。
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驳回团亿公司的诉讼请求。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团亿公司的诉讼请求与芝罘区法院起诉一案是否是同一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二、一审判决认定团亿公司是最后合法持票人是否正确。三、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票据贴现过程中是否尽了审查义务、支付了合理对价，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四、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是否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虽然本案与芝罘区法院受理的案件涉及的标的物相同，但是所涉及的具体案件事实、案件当事人均不相同，本案中的汇票是团亿公司的工作人员直接交予罗爱国，委托其向银行帮助贴现，团亿公司作为失票人向罗爱国及现持票人主张权利，罗爱国作为直接从团亿公司接受票据人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均规定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被告罗爱国住所地在河北省邯郸市辖区，团亿公司在本案被告之一罗爱国住所地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并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6日作出（2012）冀立民终字第139号裁定也确认了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因此，对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取得票据权利有二种方式，一种是经背书转让，另一种是非经背书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本案中，团亿公司提供了利通公司、金旺物资供应站、巨泰公司的证明及巨泰公司与团亿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上述证据证明了团亿公司取得票据的合法性和连续性。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主张团亿公司不是案涉汇票的合法持有人，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一）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本案相关人员韩某某、杨某某、赵某、李某、王某乙、王某丙在邯郸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询问笔录，该笔录是公安机关出具的，在民事案件中属于书证，可以佐证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本案属于民事案件，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提出的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所根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本案中并不适用。（二）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对于企业公章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要求经工商部门、公安机关备案，并且必须在当地公安机关指定的单位刻制，其他任何私自刻制印章的行为包括授权均系违法行为。（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三十二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后手是指在票据签章人之后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本案中，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工作人员李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伪造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利用私刻的公司公章及法人手章、伪造法定代表人签名、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书、伪造其直接前手亿康达公司及间接前手富博公司的所有手续，采取违法手段，在两个公司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汇票由富博公司背书给亿康达公司；同样在亿康达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伪造的方法，以亿康达公司的名义，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签订了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书，由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将本案汇票的款项转入李某、王某乙指定的账号上，导致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取得该汇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商业银行“严禁承兑、贴现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并且在办理贴现过程中要求审查贸易背景和增值税发票，而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负责复核贴现业务的工作人员对此应当是明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综合本案的事实和交易背景看，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贴现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四）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完成贴现业务后，贴现人亿康达公司并未取得票据贴现款，贴现款汇入的是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工作人员李某控制的以亿康达公司名义设立的账户上，其法定代表人赵某对此并不知情，该贴现款实际并未脱离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控制，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主张其已支付了对价的证据不足。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首先，芝罘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与本案虽然标的相同，但是当事人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也不同，本案的当事人团亿公司也未参加芝罘区法院案件的审理。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团亿公司向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后于2012年3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形成本案，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并无不当，芝罘区法院的判决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2014年5月8日作出（2013）冀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
一、2012年3月22日，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以其对案涉汇票办理了贴现是最后的持票人为由，向芝罘区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汇票付款人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按汇票面额向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支付汇票款本金及利息，芝罘区法院于同年3月27日受理了案件。
芝罘区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9月21日，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向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查询案涉票据的真伪。当日，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回复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称该票据为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签发，暂无挂止冻他查及公催，汇票真伪自辨。2011年9月22日，在加盖有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及亿康达公司公章的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书中载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同意为亿康达公司将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6张（含案涉汇票）办理贴现业务，合计金额102400685元，贴现利率为月息10.3‰，实际贴现金额为96149469.20元。同日，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将贴现款96149469.20元（案涉票据的贴现款为8344570.86元）汇入亿康达公司在恒丰银行烟台毓璜顶支行开立的账户。
芝罘区法院审理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第一，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取得案涉汇票是否合法。首先，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办理案涉票据贴现业务过程中，审查了亿康达公司与富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贴现资料，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不存在重大过失情形，虽然罗爱国、耿某某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该两人并非直接前手，现无证据证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办理案涉票据贴现过程中知道该票据为欺诈、偷盗或胁迫等手段取得，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其次，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支付了票据对价后取得背书连续的票据，属合法取得。第二，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取得票据时是否知道富博公司与亿康达公司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首先，虽然《支付结算办法》等规定了办理贴现业务时要审查贴现申请人提交的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但是基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及贴现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票据转让，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系从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而制定的部门规章，贴现行为违反该规定不构成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过失；其次，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为亿康达公司开立账户、办理贴现、提现过程中有无违规行为，以及亿康达公司与富博公司之间是否有真实的买卖关系，均非本案票据关系中的行为，不影响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享有票据权利。第三，案涉票据权利人并非犯罪嫌疑人罗爱国、耿某某，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涉票据项下的款项冻结不能成为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拒绝付款的理由。
二、2011年10月9日，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作出邯公经立字〔2011〕018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罗爱国、耿某某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对罗爱国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作出（2012）丛刑初字第273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罗爱国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该判决查明，2011年9月20日至23日，被告人罗爱国将团亿公司业务员赵某某、峰峰矿区大兴煤矿运销有限公司业务员常健及邯郸市峰峰东信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武裕声，交给其票面额总值为129394785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转给耿某某（另案处理），耿某某又联系王某甲等人，伪造合同协议书等相关材料，非法进行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活动。该判决对以下证据予以确认：（一）赵某某证明，2011年9月20日、22日，在团亿公司，其分两次给罗爱国23张承兑汇票，票面价值共计73094785元，9月23日罗爱国转到其指定账户上500万元，9月24日向罗爱国要余款，罗说没钱，向他要回承兑汇票，他说票已经出去了。9月26日，和罗爱国失去联系。（二）被告人罗爱国供述，通过朋友认识耿某某，耿某某说与银行领导有关系，可以支付较少的利息贴现承兑汇票，就和她签了一份委托贴现协议，2011年9月19日至23日，给耿某某2亿余元的承兑汇票，没有回款，和耿某某也联系不上，其就到山东淄博市公安机关报案。这2亿余元的承兑汇票中有赵某某、武某某、李某某等人的，还有其自己的近40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三）耿某某证明，其收到罗爱国的承兑汇票后，一般给济南的余某、王某甲，淄博的王某甲等人联系，让李某甲和赵某给他们送票。款回到其指定的账户上后，其再给罗爱国回款。2011年9月18日之前的都给罗爱国回款了，9月23日资金链断了，其就跑了，还有5张承兑汇票和电子银行的U盾都交给李某甲，还欠罗爱国1个多亿。（四）韩某某、杨某某、赵某分别证明，韩某某为帮烟台恒丰银行的李某完成银行开户任务，找到杨某某，杨某某也想用赵某的亿康达公司在恒丰银行开户用于承兑汇票的贴现，就找到亿康达公司的法人代表赵某，经赵某同意，赵某提供亿康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手续，由韩某某将相关材料邮寄给烟台恒丰银行吕志强，具体如何开户，是李某办的。赵某另证，与富博公司无业务往来，没有与该公司签订过钢材购销合同。（五）王某丙（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副行长）证明，其和李某对亿康达公司提供的票面额合计为27900685元的5张承兑汇票，进行审查复核后办理贴现，后又转帖给招行兰州分行。（六）李某（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票据科职员）证明，与王某丙证明基本一致。另证，王某乙找其贴现承兑汇票，说没有贴现户，其让王某乙用富博公司、亿康达公司做贴现户。2011年7月份，其为完成恒丰银行开对公账户的任务，用亿康达公司的手续开的账户。（七）王某乙证明，王某甲说有承兑汇票做贴现，其找到李某，李某让其用富博公司和亿康达公司做背书，贴现后，按王某甲要求将款转走。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有三，一是原审判决认定团亿公司是案涉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是否有事实依据的；二是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是否属于重大过失取得案涉票据，是否为本案票据的合法持票人；三是原审判决是否损害了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利益。
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团亿公司是案涉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首先，根据团亿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利通公司、金旺物资供应站、巨泰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团亿公司与巨泰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虽可以证明案涉汇票由利通公司作为预付款交付给金旺物资供应站、巨泰公司后，巨泰公司又以支付钢材款为由将汇票交付给团亿公司。但是，由于团亿公司未能提交其实际交付钢材的证据，因此，不能认定团亿公司取得案涉票据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其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团亿公司取得案涉票据后，并未签章将自己补记为被背书人，而是将票据交给罗爱国委托其办理贴现，之后罗爱国又将票据交给耿某某、耿某某交给王某甲、王某甲交给王某乙办理贴现。后因中间人资金断裂，贴现款无法回款。因此，团亿公司将票据自主交给罗爱国后，已经丧失了对案涉票据的持有，无法行使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权利。根据已查明事实，只能证明团亿公司曾经持有过票据，而在团亿公司已经自主丧失了对案涉票据持有的情形下，原审判决认定团亿公司为案涉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应予纠正。
关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是否属于重大过失取得案涉票据，是否为本案票据的合法持票人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所依据的李某、王某丙、王某乙等人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接受询问时的笔录，未经法庭质证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其次，根据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罗爱国涉非法经营罪所作出的（2012）丛刑初字第273号刑事判决中确认的李某、王某乙、韩某某、杨某某、赵某等人的证人证言，李某为办理案涉票据的贴现，向王某乙提供了经亿康达公司同意而开立的账户做贴现账户，并用富博公司和亿康达公司进行票据上的背书。上述事实证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办理案涉票据的贴现时，确实没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因此，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办理案涉票据的贴现中存在瑕疵。但由于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已经实际支付了案涉票据的贴现款，而该款根据王某乙的陈述已经按照王某甲的指令从贴现账户中转出，团亿公司虽主张该贴现账户由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实际控制，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在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已经支付了案涉票据的贴现款的情形下，该行办理贴现中存在的上述瑕疵不宜认定属于其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而且，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办理案涉票据贴现后，将案涉票据背书给招行兰州分行，该行再背书给华夏大连分行，华夏大连分行又背书给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因此，应当认定恒丰银行烟台支行基于背书方式取得案涉票据，属于合法持票人，应享有票据权利。原审判决认定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属于重大过失取得案涉票据，不应享有票据权利，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应予纠正。
关于原审程序及适用法律是否适当、原审判决是否损害了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利益问题。芝罘区法院在审理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诉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票据追索权一案中，已对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取得案涉票据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了审理，该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已确认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取得案涉票据不存在重大过失和恶意，属于合法取得，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享有案涉票据权利，据此判决案涉票据的债务人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向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支付案涉票据项下的款项。而本案原审审理中，又对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是否合法取得案涉票据进行了审理，并认定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在案涉票据的贴现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不是合法持票人，不应享有票据权利。同时，原审判决又确认团亿公司是案涉票据的权利人，享有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据此，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和团亿公司均依法有权向票据债务人即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请求支付案涉票据项下的金额。事实上，在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依据芝罘区法院的判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通过强制执行程序从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账户扣划取得案涉票据项下的款项后，团亿公司亦依据原审判决向本案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再次支付案涉票据项下的款项。虽然本案再审中团亿公司主张其已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因而不会因原审判决而使票据债务人两次付款。但根据上述票据法律规定，票据债务人负有向票据权利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因此，在芝罘区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确认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享有案涉票据权利的情形下，本案原审判决又确认团亿公司享有案涉票据权利，导致案涉票据的债务人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基于两份生效判决在法律上负有了两次付款义务，不仅程序不当，而且损害了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的利益，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团亿公司曾经持有过案涉票据，但团亿公司自主将票据交给罗爱国办理贴现后，其已丧失了对案涉票据的持有，已无法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所规定的票据权利，其仅能基于与罗爱国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向罗爱国主张赔偿损失。原审判决确认团亿公司是案涉票据的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同时，在芝罘区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享有案涉票据权利的情形下，原审判决又确认团亿公司是案涉票据的权利人，程序不当，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损害了兴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的利益，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芝罘区法院已生效判决，团亿公司如有异议，可依法另循途径解决。恒丰银行烟台南大街支行的再审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冀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邯市民一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邯郸市团亿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41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1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58200元，由邯郸市团亿物资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华
审判员 马东旭
审判员 张爱珍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马赫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