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49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仲琦，男，1994年3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4，女，1963年11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蒲春燕，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5，女，1968年3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尚×2、李×5代理人）尚×1，男，1948年2月20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尚×2，男，1971年4月6日出生。
原审被告李×2，男，1960年2月13日出生。
上诉人李仲琦因与被上诉人李×5、尚×1、原审第三人尚×2、原审被告李×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18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尚×1在一审法院起诉称：北京市朝阳区1009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系军产房，承租人为白玉兰，后因房屋改革，可以成本价购房。当时李×2、白玉兰等人考虑到工龄等问题，故以张×1的名义购买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张×1名下。2001年，尚×1向张×1、白玉兰支付18万元购房款。当时由于政策所限，产权无法直接过户到尚×1名下，张×1、李×2、白玉兰、李×3等人多次承诺在以后政策落实后会协助尚×1办理过户手续。尚×1于2001年搬入诉争房屋，并办理了物业、供暖、水电过户等，一直居住至今。2008年6月6日张×1去世。现尚×1诉至法院，要求李×2、李仲琦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尚×1将涉案房屋位于过户到尚×1名下。如果法院将涉案房屋判归李×5所有我也同意。
李×2在一审法院答辩称：尚×1所述情况均属实，我同意尚×1的诉讼请求和意见。涉案房屋的买卖过程我都清楚，之前办理公证也是律师支的招，为的就是把涉案房屋的买卖完成，完成我爸妈的身后事。
李仲琦在一审法院答辩称：首先，尚×1与张×1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尚×1声称自己于2001年向张×1、白玉兰支付18万元购房款购买涉案房屋，但没有提交双方的书面房屋买卖合同，同时涉案房屋也未办理过户，故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而且尚×1提供的收据上经手人为白玉兰，并无张×1的签名或捺印，因此该收据不能证明尚×1向张×1支付了房屋价款。李×2在张×1去世后，隐瞒还有其他继承人的事实，办理了独自继承诉争房屋的公证书，并以此为依据将涉案房屋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然后于2010年4月2日与尚×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这些行为已经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19026号判决书认定为违反法律规定，确认为无效，且判决书未对尚×1与张×1之间的买卖合同作出认定。其次，尚×1与其儿媳李×5两次购买诉争房屋的行为前后矛盾。1998年张×1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以下简称三五零一工厂）签订《驻京军队企业化工厂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购买涉案房屋，成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此后尚×1提交的证据显示有两次对涉案房屋的买卖行为。如果尚×1在本案中要求履行的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其在2001年通过与张×1订立合同购买了诉争房屋后，李×5没有理由在2002年又向三五零一工厂再次购买同一房屋。另外，2002年李×5也并未主张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当时涉案房屋不具备上市条件。由此可知，尚×1前后两次自相矛盾的购买行为足以证明其声称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第三，涉案房屋系张×1与李×1的夫妻共同财产，张×1于2002年将涉案房屋退回三五零一工厂的行为未经李×1的同意，属于无权处分行为，该行为无效。第四，2002年李×5与三五零一工厂签订的《驻京军队企业化工厂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系无效合同。由于张×1未经李×1同意擅自将涉案房屋退还给三五零一工厂的行为无效，故三五零一工厂并未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其无权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因此，2002年李×5与三五零一工厂签订的协议无效。第五，公房房改后五年内不允许上市销售，故从房屋属性的角度来讲，即便张×1出售诉争房屋，其也无权在2001年出售给尚×1，当然李×5也无权购买。第六，尚×1、李×2在相关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陈述的事实与其在本案中陈述的事实相矛盾。尚×1在几次庭审中分别陈述过“2001年2月份房屋所有权人张×1与我签订了书面的房屋买卖协议”、“1998年张×1以成本价购买的1009室，买后不能上市交易，因为一直是军产，不允许上市”、“不存在真实的换房”等内容，自相矛盾，足以证明其与张×1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无权要求李仲琦协助履行合同。第七，即便现在涉案房屋具备上市交易条件，尚×1也无权主张要求我方履行合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因为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至于李×5的主张，在原审的时候李×5曾经作为证人出庭，证明购房人是尚×1，与现在的陈述自相矛盾，我方不予认可。
第三人尚×2在一审法院述称：我同意尚×1的意见，这房屋当年是为了方便我妻子李×5上班方便而购买的。具体的经过和事实尚×1都已经陈述过了，我们家庭内部没有矛盾，涉案房屋归尚×1所有或归李×5所有我都没有意见。
第三人李×5在一审法院述称：购买涉案房屋的各项手续及协议上都有我的签名，而且自购买涉案房屋开始至今我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所以涉案房屋应当归我所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房屋归我所有，李×2、李仲琦配合我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1（2009年12月19日死亡）与张×1（2008年6月6日死亡）育有二子，分别是李×2和李×3（2004年1月14日死亡）。
1988年9月5日，李×3与李×4登记结婚，1994年3月4日育有一子，即李仲琦。
1998年10月21日，张×1（合同乙方）与三五零一工厂（合同甲方）签订了《驻京军队企业化工厂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双方主要约定：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军队有关房改售房规定，甲方将座落于北京市朝阳区1009号住房一套出售给乙方，住房建筑面积44.44平方米；上述住房房价执行北京市1997年度公布的公有住房出售价格，成本价1450元；按北京市和军队房改售房规定的各种折扣，该房所处地段、层次、朝向及装修、设备标准等调价系数，调价金额计算，本套住房的实际售价为21008元；乙方购房住用5年后，可依法进入房地产市场，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有优先购买权、租用权。
1999年2月26日，张×1取得1009号房屋的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显示：京房权证军队房改成本价售房）。
审理中，尚×1主张在2001年2月左右与张×1、李×1之间有口头房屋买卖合同。尚×1主张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张×1、李×1将张×1名下1009号房出售给尚×1，尚×1于2001年4月一次性支付购房款18万元。支付房款当日，张×1、李×1将房屋交付给尚×1。交完房款后，张×1、李×1协助尚×1办理过户手续。双方未约定具体的过户时间。”
2001年4月13日，白玉兰（李×2之妻）以经手人的名义出具《收据》：“今收到尚×2购房款计18万元整。（全款）1009。”审理中，尚×1和李×2均表示白玉兰是受张×1委托收款，尚×2（尚×1之子）是受尚×1委托付款；对此，李仲琦表示不认可。此外，尚×1主张2001年4月13日是在涉案房屋内，在尚×1、尚×2、李×5（尚×2之妻）、张×1、李×1在场的情况下，付清了房款，对方给付了钥匙，李×2当时在楼下等候；李×1知道买房的事。对此，白玉兰曾在原审中出庭作证时予以确认。
原审中，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房管员戴建民出庭作证，证明：“我从1976年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工作，2003年后开始做房产管理员。2004年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改制为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2003年我与前任房管员赵玉海交接时，单位的保险柜里就有一个张×1的产权证。2004年、2005年左右，尚×1找到我们，说当时是李×5与张×1互换房屋，1009号房与左家庄一套互换。当时我向领导汇报了，因为大产权是军产，小产权是张×1的，军队房产办公室称只能在下一次买房时办理一进一出，将张×1的房屋退了，将李×5登进去。之后我们也确实这样操作了，但因为当时单位改制等原因，只能将事情往后放。根据保险柜里面的材料，张×1的房屋是换给李×5的，不是换给尚×1的。而左家庄房屋过户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从来没有跟张×1或李×1接触过，从未见过二人。”此外戴建民提供了该厂保留的相关材料：
1、1998年9月15日，张×1作为申请人提交的《购买现住房申请书》，张×1申请按北京市和驻京军房改办的有关政策规定以成本价购买涉案房屋。
2、2001年5月13日，张×1（合同甲方）与李×5（合同乙方）签订的《换房协议书》，内容如下：“今有甲方1009号房主张×1（自愿将成本价格购买的该住房退还3501房管科）经互相看房满意并同意与乙方303号房主李×5换房（换房后按2001年成本价购买）。此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不得反悔，并将张×1房屋所有权证交回3501房管科，应退张×1购房款由新房主李×5交房款时一同办理。”
3、2001年5月13日，张×1向“房管科各位领导”提交的《换房申请》，内容如下：“你们好，我是1009号，产权人是张×1。于98年9月已成本价格购买此房。但因本人年岁已高，离儿女住处太远，给儿女带来很多困难，且楼层较高实属不便，所以准备换到离儿女较近的地方去住，以方便照顾。经朋友介绍，与303号房主李×5互换。该房是二居室38平米。我们两家已互相看好房自愿同意换房。按照房管科的政策要求，我将已交成本价的房子退还，再有新住进来的住户按2001年的成本房价格政策执行，买下此房。我们双方已达成协议，请房管领导批准我们两户的换房申请，并交回房屋现有产权证。”
4、2001年5月18日李×5提交的《购买现住房申请书》，表示李×5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职工，自1988年8月1日参加工作，申请以成本价购买涉案房屋。
5、2002年8月26日李×5（合同乙方）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零一工厂（合同甲方）签订的《驻京军队企业化工厂军产住房出售协议书》，双方主要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44.44平方米，房屋的实际售价为45151元。
原审中，李仲琦对上述《换房协议书》、《换房申请》上“张×1”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提出鉴定申请。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法院依法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2001年5月13日的《换房申请》及《换房协议书》上“张×1”签名笔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2年11月28日，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北天司鉴（2012）文书鉴字第142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日期为2001年5月13日《换房申请》及《换房协议书》上‘张×1’签名笔迹与样本上的“张×1”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李仲琦为此垫付鉴定费4200元。
原审中，李×5出庭作证，证明：“我是尚×1的儿媳，与尚×1之子尚×2于1991年10月6日登记结婚。张×1卖房给尚×1的事我知道。2002年底之前，我、尚×2和尚×1去了向军北里1009号房，对方当时有张×1、白玉兰在场，我们是一起上去的。当时他们在那里给钱写条，我就到处看了看房子。买房的事具体都是尚×1在办。购房款具体是谁出的我不清楚，约定房屋的价格我也不清楚。让我签字什么的，主要是因为我单位可以报供暖费。尚×1这房是买给我和尚×2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我和尚×2买房。现在尚×1起诉这事儿我不参与，都是尚×1和尚×2做主，即使法院判决把这套房过户到尚×1名下我也同意。向军北里现在就我和尚×2居住。”尚×2出庭作证，证明：“向军北里1009号房是尚×1从张×1那里买的，时间大概是2002年左右，总房款是18万元。房子买了以后应该是过户到尚×1名下。现在这房由我和李×5居住。”
重审中，尚×1提交了电费、燃气费、有线电视费、税费等费用票据，证明涉案房屋早已交付给自己居住。李仲琦对票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否认证据的关联性。
一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尚×1或李×5与张×1之间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谁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买受人。二是不具备书面形式的房屋买卖合同能否成立并生效。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审、再审的书证、证人证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应当认定就涉案房屋双方存在买卖的合意，且尚×2、李×5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的事实更是佐证了对于涉案房屋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并且已经实际履行。李仲琦在诉讼中提出涉案房屋的出卖未经李×1同意，但并未就此提出相应证据，也无其他线索显示李×1对于张×1出售涉案房屋存有异议，故法院对李仲琦的此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涉案房屋的实际买受人究竟是李×5还是尚×1的问题，三五零一工厂的换房资料中所体现的买受人均为李×5，且尚×1亦自认当初购买涉案房屋系为李×5上班方便，从探寻当事人真意的角度，法院认定李×5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买受人。关于第二个问题，法院认为合同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体现，合同的形式并非判断合同生效与否的绝对标准，在判断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及合同履行的客观情况。涉案房屋的买卖虽然未能遵循相关规定采取书面形式，但房屋价款的支付、涉案房屋的交付均已完成，且尚×2和李×5在涉案房屋内长期居住，而李×1、张×1、白玉兰、李×2、李×3等人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这些客观情况均构成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归李×5所有，李×2、李仲琦应当配合李×5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1009号房屋归第三人李×5所有。二、李×2与李仲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配合第三人李×5办理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1009号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三、驳回尚×1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后，李仲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尚×1一审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1、原审法院对涉案买卖合同是否真实存在及谁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买受人认定不清；2、原审法院对涉案房屋买卖是否征得李润保同意问题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尚×1、尚×2、李×5、李×2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认可李×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依据法律相关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作为裁判依据。
本案中，原审、再审中的书证、证人证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使法院确信就涉案房屋确有房屋买卖关系的存在。尚×2、李×5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的事实更是佐证了该房屋买卖关系真实并且已经实际履行。
关于涉案房屋的实际买受人问题，三五零一工厂的换房资料中所体现的买受人均为李×5，且尚×1亦自认当初购买涉案房屋系为李×5上班方便，从探寻当事人真意的角度，一审法院认定李×5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买受人正确。
李仲琦主张涉案房屋的出卖未经李×1同意。本院认为，涉案房屋于李×1尚在世时即已被李×5、尚×2居住使用多年，李×1以及其亲人张×1、白玉兰、李×2、李×3等人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李仲琦也未提供其他证据或线索显示李×1对于张×1出售涉案房屋存有异议，故法院对李仲琦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
现李×1、张×1均已去世，李×2、李仲琦亦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权利。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归李×5所有，李仲琦、李×2配合李×5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正确。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4200元，由李仲琦负担（已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李仲琦负担（尚×1已垫付，李仲琦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尚×1）。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仲琦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少源
审 判 员 王 朔
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梁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