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18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钰帆，女，1995年3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星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小卫，男，1967年2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沁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庆，男，河南省沁阳市怀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朱钰帆因与被上诉人范小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5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钰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坤、牛星丽，被上诉人范小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钰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范小卫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范小卫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朱钰帆出具《欠条》的性质为“确认欠款”，并认定《欠条》出具的依据是范小卫及其妻子对朱钰帆母亲的照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两行为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一审判决第二页载明“2016年2月28日朱钰帆向范小卫出具《欠条》，确认欠范小卫40000元”；第三页写明“根据范小卫提供的欠条，可以证明朱钰帆承诺于2016年3月28日前给付范小卫40000元，且庭审中，朱钰帆亦认可范小卫及其配偶曾对朱钰帆母亲进行照顾护理，朱钰帆即应当按照承诺的内容履行相应义务，故本院对范小卫要求朱钰帆支付4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上述属于错误认定。朱钰帆与范小卫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更不存在所谓的“确认欠款”。第一，朱钰帆多次强调《欠条》是在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具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出具了相关录音证据。2016年2月28日凌晨，范小卫及其妻子以帮忙办理丧葬事宜为由，将朱钰帆围堵在兰州市家中，并且恶意阻挠朱钰帆办理母亲丧葬事宜，范小卫称如果朱钰帆不给钱或不出具欠条，就阻止其母亲火化，朱钰帆被迫无奈出具了欠条。第二，范小卫本人并未对朱钰帆的母亲进行照顾。第三，范小卫妻子看望、照顾朱钰帆母亲的行为，是基于亲情的情谊行为，属于无偿行为。纵然如此，朱钰帆也已经向范小卫的妻子、妹妹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一审中，朱钰帆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范小卫的妻子、妹妹支付了25000元。假设范小卫妻子进行的是有偿护理，朱钰帆支付的25000元也远超过合理的护工费用，故不真实的欠条与基于亲情的护理行为，根本没有任何关联性。（二）一审判决认定范小卫对朱钰帆的母亲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照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出于诚实信用，朱钰帆认可范小卫的妻子断断续续照顾过其母亲，但是范小卫本人并不存在“照顾其母亲2个月左右”的事实。此外，范小卫妻子照顾朱钰帆母亲期间的所有花费均由朱钰帆支付，对此朱钰帆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欠条》属于合法的债权，基于此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法院审理案件，应当先确定诉讼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再进行审理。一审中，范小卫依据“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但是一审庭审中其又自认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本案中诉讼双方是什么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并未阐述。第二，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下，“欠条”与“借条”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区别。本案中，《欠条》并未写明欠款原因，因为《欠条》内容本身就是虚假的，根本不存在客观的欠款原因。第三，本案中，在《欠条》没有写明欠款原因的情况下，不能强行推定欠款原因是“已经支付合理费用的无偿亲情护理行为”。退一步说，假设《欠条》合法有效，在没有写明欠款原因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赠与。而赠与是实践行为，在履行完毕之前，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第四，在一审判决主文中，仅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该条仅仅是对债的概念进行法律解释，并不涉及裁判规则。一审判决仅列明该法条，未进一步论述该法条如何适用于本案及如何得出本案的裁判结果。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一审中，部分证据未经庭审质证。一审中，对于朱钰帆提交的证据七、八、九、十，因范小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知晓相关事实，无法进行质证。一审法院要求其代理人庭后核实，再发表质证意见。但是，直到朱钰帆收到一审判决书之日，一审法院并未就上述证据再组织质证程序，朱钰帆亦未收到对方书面质证意见，导致朱钰帆无法发表完整辩论意见及代理意见。（二）一审判决更换案由，未进行释明。范小卫一审起诉立案时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朱钰帆收到的起诉状、传票等文书中，均列明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在未进行释明的情况下，在判决中突然将案由更换为其他合同纠纷，明显属于程序违法。
范小卫针对朱钰帆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一、朱钰帆认为范小卫没有照顾其母亲，完全是不道德的说法。朱钰帆的母亲2015年5月查出有病，10月份病重，范小卫夫妇是2015年10月7日去北京，直到2016年2月26日朱钰帆母亲去世，都是范小卫夫妇在照顾。为了照顾朱钰帆母亲，经家里人商量，决定让范小卫夫妇来负责照料，为了照料朱钰帆母亲，家里人让范小卫紧急办理辞职，单位扣了2400余元工资，范小卫妻子也从公司请假，后又辞职，满勤奖也扣除了，对于50岁的人来说，辞职无异于后半生将不再能找到工作，可范小卫夫妇还是无私奉献了。在兰州护理朱钰帆母亲期间，朱钰帆春节放假了，朱钰帆本应好好陪陪其母亲，但其期间主要的事情就是谈恋爱、和朋友K歌，在其母亲去世前几天，还和她的朋友们过“情人节”，令朱钰帆亲属无不愤怒。更令范小卫家人生气的是，朱钰帆母亲病中看范小卫夫妻这样做很是过意不去，当着朱钰帆的面说，给范小卫他们转5万元，可朱钰帆虽当面答应，但总是找原因说不能转账。更让范小卫及其亲戚不能容忍的是，在朱钰帆母亲去世后，后事没有办理的情况下，朱钰帆竟要回北京，从殡仪馆回去，本应招待亲戚，可朱钰帆的回答是已回北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范小卫夫妇请大家吃顿饭。事实上，范小卫不仅照顾朱钰帆母亲，有很多钱都是范小卫夫妇支付的。二、欠条的来历。从朱钰帆母亲有病开始，就让范小卫夫妇前去照顾，期间有范小卫夫妇的路费，辞去工作的损失，照顾的花费，朱钰帆的母亲就让朱钰帆给范小卫夫妇转5万元，但朱钰帆设法推脱，范小卫夫妇也认为是亲戚，什么时候给也无所谓。范小卫夫妇不可能去胁迫朱钰帆给范小卫打欠条，事实上是范小卫夫妇这么长时间没有工作，办理后事需要钱，几个长辈商量让朱钰帆先给范小卫夫妇钱办事用，之后再结算，谁知朱钰帆却曲解好意，说欠钱先打个条，办丧事用钱随后再给范小卫夫妇。三、一审的案由定性是正确的，审理程序是合法的。综上，范小卫对朱钰帆母亲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于情于理于法，无论从哪一点都是无可厚非。本案就是范小卫对朱钰帆母亲从病重到去世的护理费用，朱钰帆当时写了欠条，现在却百般抵赖，望法院驳回朱钰帆上诉，维持原判。
范小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朱钰帆向范小卫给付4000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8日朱钰帆向范小卫出具《欠条》，确认欠范小卫40000元，一月归还。范小卫称上述款项系范小卫及其配偶自2015年10月到2016年2月照顾朱钰帆母亲范某1，朱钰帆同意向范小卫支付的护理费用。朱钰帆则称范小卫及其配偶确实曾帮忙照顾母亲，照顾的时间大概为2个月左右。但欠条是在胁迫下所写，并提交了微信的语音资料。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受法律保护。根据范小卫提供的《欠条》，可以证明朱钰帆承诺于2016年3月28日前给付范小卫40000元，且庭审中，朱钰帆亦认可范小卫及其配偶曾对朱钰帆母亲进行照顾护理，朱钰帆即应当按照承诺的内容履行相应义务，故该院对范小卫要求朱钰帆支付4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但范小卫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过高，该院依法确定。朱钰帆虽抗辩上述欠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仅凭其提供的不具有完整性的录音资料，又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朱钰帆抗辩的胁迫情形，故对朱钰帆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朱钰帆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范小卫4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给付自2016年3月2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范小卫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朱钰帆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朱钰帆和其男朋友杨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一审提交的微信录音的来源。证据2.朱钰帆同学党某的证人证言，证明范小卫威胁朱钰帆出具欠条，朱钰帆和范小卫没有真实的欠款事实，与护理费也没有关系，朱钰帆受威胁写的欠条。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范小卫针对朱钰帆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以法庭核实为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内容断章取义，不是全部的对话；对证据2，证人是朱钰帆的同学，有利害关系，证人不清楚双方产生矛盾的起因，事实上产生矛盾不是因为不打欠条不让火化，是因为朱钰帆答应给钱而不给钱，给钱是早就决定的事情，因为朱钰帆不把钱给范小卫，所以才引起打欠条的过程，出具欠条时，大概有20个左右的亲戚，那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不存在强迫的情况。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朱钰帆提交的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为朱钰帆和杨某1，并非范小卫，故朱钰帆应举证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因微信聊天记录可人为删减，现本院对其真实性、完整性难以认定。关于朱钰帆提交的证据2党某的证人证言，证人党某与朱钰帆系初中同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定。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2016年2月28日，朱钰帆向范小卫出具案涉《欠条》，内容为：“朱钰帆于2016年2月28日，星期日，7：07欠范小卫4万元整。限一月归还。”2016年2月28日7时18分，朱钰帆通过支付宝向范小卫妻子杨某2汇款1万元。朱钰帆和范小卫均称，朱钰帆先用支付宝汇款1万元后，再出具的欠条。当日出具案涉欠条后，朱钰帆离开兰州住处前往殡仪馆为其母亲办理火化事宜。
朱钰帆上诉称其已向范小卫的妻子杨某2、姨妈范某2支付了25000元，具体包括：2016年1月6日其给付范小卫现金5000元；2016年2月19日其通过支付宝付给范某210000元；2016年2月28日其通过支付宝付给杨某210000元。范小卫仅认可2016年2月28日杨某2收到10000元，不认可其收到现金5000元，认为朱钰帆给付范某2的10000元与其无关。
朱钰帆称欠条是其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具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此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朱钰帆与其男朋友杨某1在2016年2月28日凌晨2时9分至3时49分的微信聊天记录，当时朱钰帆及其三舅范小卫、三舅妈杨某2、大舅范某3、舅舅范某4、姨妈范某2、姨夫南某等亲戚均在朱钰帆的兰州家中，朱钰帆将其三舅范小卫、三舅妈杨某2、大舅范某3、姨妈范某2、姨夫南某等人的谈话通过微信语音录音的方式发送给杨某1。2.朱钰帆申请证人党某出庭作证，党某出庭作证称：其在2016年2月28日凌晨1点多赶到朱钰帆在兰州的家中，当时有十多个亲戚，看到朱钰帆所有亲戚胁迫朱钰帆，要求朱钰帆给钱，否则不让其母亲下葬，但是其不清楚要求给钱的原因；当时计划是6点火葬，但是朱钰帆被其亲戚扣押在房间，不让朱钰帆给其母亲下葬，逼迫朱钰帆写欠条才让其母亲下葬；亲戚用什么口音他忘了，听不太懂，除他之外还有两个男同学，写完欠条就一起出门去下葬了。经询，范小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内容不完整。朱钰帆称其在与杨某1微信聊天当晚，也曾给其父亲打电话。
另，范小卫称朱钰帆之母范某1已于2011年离婚。朱钰帆认可范某1在2015年4月确诊肝癌晚期，在患病期间从未请过护工。关于对范某1的护理情况，朱钰帆称2015年4月到2015年11月是其和父亲照顾范某1，2015年11月底范小卫之妻过来帮忙照顾，2015年12月24日范小卫把范某1接到其河南家中，2016年1月6日范某1回到北京，断断续续总共算起来照顾了两个月。
二审中，范小卫之妻杨某2向本院出具证明，证明其和丈夫范小卫在兰州照顾朱钰帆之母范某1直到其去世，当时说好5万元，所有的欠款都由范小卫处理。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范小卫为证明朱钰帆欠付其40000元护理费用，向本院提交了朱钰帆书写的《欠条》。朱钰帆主张其与范小卫不存在债务关系，欠条是其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具，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出具欠条当日，朱钰帆的数位亲属及三位同学均在现场，朱钰帆提交的与其男朋友杨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文字和语音）、党某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因受到范小卫的胁迫而出具欠条。第二，朱钰帆认可范小卫之妻杨某2曾到北京、兰州照顾范某1，范小卫曾将范某1接到其河南家中予以照顾，且朱钰帆签署《欠条》时杨某2在场，杨某2亦认可由其夫范小卫主张欠款，故朱钰帆主张其与范小卫不存在债务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朱钰帆给付范小卫40000元及相应利息，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朱钰帆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另，经本院核查，一审判决并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亦未剥夺朱钰帆的辩论权利。
综上所述，朱钰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朱钰帆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巴晶焱
审 判 员 李 淼
代理审判员 徐 晨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田子阳
法官 助理 石艳明
书 记 员 胡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