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02民初309号原告：刘瑞兰，女，194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原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退休职工，住桂林市秀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小鹏，广西绮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志坤，广西绮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国营长海机器厂，住所地：桂林市长海路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198864436E。法定代表人：谭升海，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卿艳瑛，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继奎，广西卓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瑞兰与被告国营长海机器厂(以下简称长海厂)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瑞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小鹏、卫志坤、被告国营长海机器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卿艳瑛、宋继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瑞兰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承担清偿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以下简称：星光厂）拖欠原告2001年至2013年的福利费（包含中秋加餐、春节加餐、体检费、生活补贴）共计25500元债务的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向主办企业提供配套产品或劳务服务等方式资助兴办了厂办大集体企业，大集体企业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工资福利等待遇参照国有企业执行。桂林市长海知青加工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被告开办的，1981年更名为“长海机器厂附属工厂”，工商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告被登记为主管部门，1988年变更为“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星光厂所使用的土地有2600平方米，是国有划拨土地，所有的厂房及设备是利用历年的公共积累修建、购置的，这些土地、厂房及设备为星光厂的资产。原告在星光厂工作期间，与被告厂内大集体工人的身份一样，也享有180元/月的生活补贴、逢年过节的加餐费、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等福利待遇。原告退休后不久，星光厂因经营困难，没有实际兑现，只是列表记账，至2013年度尚欠原告福利费25500元，但承诺一旦条件许可就补发。2015年至2016年，被告干预星光厂自主权，未经星光厂全体职工同意，未经合法清算，强行将星光厂注销，承接了所有财产（主要为土地和厂房，价值超过400万元）。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如企业要关闭或改制，应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用企业财产清偿债务。被告强行注销星光厂，接受了星光厂的财产，致使星光厂无法清偿拖欠原告的债务，侵犯了原告的利益，应当在其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超过400万元）承担清偿责任，故诉至法院，提出如前所诉。被告长海厂辩称，一、星光厂与被告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星光厂是被告投资成立的，属于厂办集体企业，星光厂所使用的划拨土地产权应属于被告；二、原告所诉星光厂拖欠其福利性债务并不客观存在。从证据上看，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星光厂存在类似的福利制度可作为计付福利费用的依据，而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上也未规定此项福利性债务应当且必须发放，因此原告所诉债务并不客观真实存在。从32个系列案的原告诉请金额来看，她们各自退休时间不同，但主张的退休后福利费债务有26人主张的金额完全一致，均为25500元，显然这是诉请债务缺乏事实依据所导致的计算方法无据可查的原因。三、星光厂和被告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各自享有对企业的自主管理权，在对退休职工的待遇制度上两单位之间存在不同也属常理，二者之间完全不具有法律上的参考性，更不能成为法院认定债务存在的依据。四、星光厂已经依法注销，并在注销前对退休职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星光厂作为被告的厂办大集体企业，由于其不具备重组改制条件等原因，被告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并获得核准，合法有效。在对星光厂债权债务清理过程中，被告作为主办企业，依法清理清偿了星光厂退休职工的各项债务费用，包括工资、社保、医保等，在星光厂资产不足以清偿自身债务的情况下，被告不仅垫资清偿，还基于人道主义扶助自行垫资支付了原告4000元的困难补助。星光厂注销前已按照相关规定在桂林日报上刊登了公告，而原告对其本案中所诉称的债权并未在公告有效期内进行书面申报。根据2016年2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协议书，明确约定在星光厂注销前，星光厂与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全部终结，故被告作为星光厂的主管部门和主办方不再对原告承担任何义务。鉴于以上事实，原、被告双方对星光厂注销前的退休职工债权债务予以清理，并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对本案原告所诉债务依约不应在协议之外再负清偿责任。综上，星光厂的注销虽然并非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范畴，但应当认定注销合法有效，且在原告诉称的债务并不存在的前提下，要求被告承担所诉债务的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有违双方协议约定，故请求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对于原告举证的认定1.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改革方案报告》及附表《2001至2012年星光厂退休人员各项补贴明细表》，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证明内容不能成立：其认为该报告及附表并非星光厂出具和认可的内容，仅是部分原告的单方意思陈述，不构成债权凭证，也不能证明福利费真实存在，附表中的数据未经被告和星光厂确认，此表所列的各项补贴来源及计算标准无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经审查，本院认为，该报告及附表并未加盖星光厂的公章，仅在该报告文尾载明：“此报告当年已上报给长海厂。赵小凤2017.1.5”。赵小凤并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实该证据得到了星光厂的确认。因此，该项证据性质仅为一方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凭据。2.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协议书、证据9电脑咨询单、证据10《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基本情况》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署时无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星光厂并未拖欠原告所称的债务，协议书已予以确认，星光厂是经法定程序注销，原告若对注销的行政行为有异议，应另案提行政诉讼。本院对证据7、证据9、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关于星光电器厂退休工人对协议的不满意》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是原告单方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告在签订协议后的意见，属于当事人陈述的性质，与诉辩焦点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二）对于被告举证的认定1.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协议书、证据2困难补助签收表、证据3星光厂退休人员2001-2003年工资补发签收表、证据4星光厂退休人员2004年后工资补发签收表、证据5垫付社保签收表、证据6垫付医保签收表、证据7医疗费签收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认为协议书中关于星光厂与原告所有权利义务终止的约定是无效的，被告对原告工资福利等债务没有全部清偿。本院对证据1到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2.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8《关于注销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的决定》、证据9债权债务申报公告、证据10桂林市秀峰区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证据11桂林市秀峰区地方税务局征收服务股税务事项通知书、证据12债务清理完结证明、证据13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债权债务清理完毕有异议，原告认为星光厂拖欠原告的福利费并没有清理完毕。由于证据8到证据13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且相关内容与诉辩焦点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星光厂系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管部门为被告长海厂。原告系原星光厂的职工，于1996年6月退休。2006年12月以来，原告等退休职工多次向被告、桂林市就业服务中心、桂林市国资委、桂林市信访办要求享受与被告退休职工同等的退休待遇。2008年7月3日，原告等33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工商行政管理局错误登记星光厂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要求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其提出的星光厂工商登记变更申请作出答复。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作为公民个人不具备申请变更企业登记的主体资格，其诉请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答复于法无据，裁定驳回了原告等33人的起诉。2015年10月30日，被告作出《关于注销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的决定》，决定注销星光厂。2016年1月12日，星光厂在桂林日报发布注销公告，通知债权人、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申报债权债务。2016年5、6月，桂林市秀峰区国家税务局和桂林市秀峰区地方税务局相继办理核准注销登记手续。2016年6月20日，桂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原星光厂注销登记。2016年2月2日原告刘瑞兰作为甲方，被告长海厂作为乙方，由原告签字及被告盖章的协议书载明：“1、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困难补助人民币肆仟元整（4000.00元整）。此后，原星光厂与甲方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终结。2、乙方向甲方提供在长海医院免费体检一次的福利。此后，乙方不再承担相似的义务。3、甲方已经向地方社会保险机构交纳的“五险一金”中，原星光厂应当交纳的企业部分（属于甲方代替原星光厂垫付的性质）。乙方全部将该垫付款返还甲方。至此，原星光厂应当对甲方履行此项费用的义务全部终结。4、甲方在收到本协议确认由乙方支付的款项和享受乙方承诺的福利事项之后，甲方与原星光厂之间的全部权利义务均不再存在。甲方不得对乙方提出任何新的经济利益要求。乙方不再对甲方承担任何义务”。原告签收困难补助4000元及垫付医保385.2元。原告向本院提交《2001至2012年星光厂退休人员各项补贴明细表》，以此主张本案的债权金额。该明细表分项载明：“中秋加餐1900、春节加餐2300、体检费1600、生活补贴17040”。该补贴表无任何签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诉请的福利性债权债务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因此，债的成立依据是合同的约定，或者是法律的规定。原告提出财政部2009年下发的财企[2009]242号《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的总工办发〔2014〕23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证明原告诉请的福利待遇符合国家规定，是星光厂的合法债务。被告辩称两个文件均未提及本案相关的福利费用，而且第二个文件是2014年颁发的，不具有溯及力，不适用于本案诉请的2013年以前的费用。本院认为，一是，财企[2009]242号《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是针对企业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而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根据文件精神，福利费制度应当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批准，福利项目明确、标准合理、核算规范，职工福利费预算应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纳入企业财务预算。原告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原星光厂存在发放诉争福利费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提交其领取过该项费用的相关凭证。因此，原告的该项权利请求不符合相关规定。二是，对于总工办发〔2014〕23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经审查，该通知是2014年7月3日颁布的规定，不适用于原告主张的2001年至2013年期间债权债务关系。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三是，原告提供《桂林市长海星光电器厂改革方案报告》及附表作为其诉讼请求的直接计算依据。但是，该证据没有加盖星光厂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不能确认是企业法人的意思表示，该证据不具备债权成立的基础要件。综上，原告诉请的债权债务，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其提交的证据不具有债权凭证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瑞兰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3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瑞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38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莫 彬审判员 陈 芳审判员 程诗淇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魏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