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川民申287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88号1栋1单元901号。法定代表人：游礼树，该公司执行董事。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家贵，男，1965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现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再审申请人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江家贵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4民终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昌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本案认定的：“2016年2月3日政府部门组织民工班组代表、项目管理人许洪、昌达公司代表付晓芳进行协调”属于虚假事实认定。2.本案认定的“2016年2月3日许洪向民工班组负责人出具欠条并约定2016年4月30日支付”属于虚假事实认定。3.本案认定的“业主已向昌达公司支付大部分工程款”属于虚假认定。（二）二审判决认定的主要证据“欠条”是伪造的。本案审理过程中，江家贵向法院提交欠条，昌达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书面申请追加许洪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查明事实。1.江家贵未出具借条原件，一审法院所谓的证据锁链也不成立，依法不应当采信。2.一审法院未依昌达公司申请追加许洪为本案当事人，导致欠条的相关情况未查清。3.欠条内容不符合常理。欠条所涉劳务费属于廖良银与江家贵之间的欠款，按照常理应由廖良银出具欠条，但本案中，在没有廖良银确认的情况下，许洪进行相应确认，与其职权和身份不符，有违常理。因此，该欠条不具备真实性。4.江家贵没有提供欠条原件，即使欠条真实，也可能存在涉案款项虚假，原件已经收回、销毁等情况。在现有证据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江家贵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二审法院根据米人社函（2016）67号文及昌达公司出具的关于“米易县第三小学校建设项目所欠民工工资的解决方案”认定江家贵与昌达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1）二审法院已经认定江家贵是与劳务分包人廖良银建立的劳务关系，而非与案外人许洪及昌达公司建立的劳务关系。（2）米人社函（2016）67号文与“解决方案”廖良银均未参与，在没有廖良银参与的情况下，这两份文件无法确定江家贵与廖良银之间的债权。（3）“解决方案”没有确定江家贵的劳务费用。该方案中记载“该项目劳务分包人廖良银应付未付民工工资共计40.08万元，其中……抹灰班江家贵4.5万元”；该方案中明确欠款人是廖良银，欠款金额有待确认，4.5万元仅仅根据江家贵讨薪时所报送金额的简单陈述，江家贵主张的劳务费需要进一步举证廖良银签字确认的劳务费结算单据，本案中江家贵未完成举证责任。2.二审法院根据许洪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认定“昌达公司应对许洪关于2016年4月30日前支付江家贵4.5万元劳务费的承诺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许洪是案涉项目挂靠人，其自行组织案涉项目施工，不是昌达公司的负责人。许洪关于2016年4月30日前支付江家贵4.5万元劳务费的承诺没有事实依据。案涉劳务由许洪分包给廖良银，再由廖良银分包给江家贵。应由廖良银与江家贵结算欠款，许洪无权出具欠条。在廖良银未确认的情况下，许洪向江家贵出具欠条不合常理。3.二审法院以许洪已经做出承诺为由未支持昌达公司关于“工程尚未结算、业主也未将工程款拨付给昌达公司、解决方案上的付款条件尚未产生，即便是江家贵尚未领取劳务费，也应当等业主支付工程款后再受偿”的主张，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解决方案经江家贵签字认可，且出具时间在欠条之后，付款时间应以解决方案上的时间为准。（四）二审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遗漏江家贵的合同相对方廖良银以及实际施工人许洪。（五）本案及相关36个案件均属于虚假诉讼案件。1.涉案项目中标价约2823万元，业主已经拨付约2123余万元，昌达公司收到款项后已经向许洪拨付约2067万元，向劳动监察大队支付129万元民工工资，向许洪出借25万元。因案涉工程产生诉讼36个，涉案金额1900万元，若诉讼均真实的情况下，涉案工程需向许洪拨付款项超过4121万元。即2800多万的项目却产生4100多万元的支付，明显不合常理，存在重大虚假诉讼嫌疑。2.2016年2月3日的讨薪纠纷中，江家贵领款6万元劳务费，领款时涉案劳务已经完成，不可能新产生。昌达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八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二审判决是否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1.米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米易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米易县教育局在2016年5月5日就昌达公司不按其于2016年2月3日作出的承诺支付民工工资，向昌达公司发出关于协调解决民工工资的函〔米人社函（2016）67号文〕。对此，昌达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向米易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等部门提出《解决方案》并经劳务班组签字。米人社函（2016）67号文与《解决方案》结合双方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证实一、二审判决中认定“2016年2月3日政府部门组织民工班组代表、项目管理人许洪、昌达公司代表付晓芳进行协调”的情况属实，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2.二审判决认定“2016年2月3日许洪向民工班组负责人出具欠条并约定2016年4月30日支付”系依据许洪出具的欠条复印件作出的。该欠条虽为复印件，但与米人社函（2016）67号文及昌达公司出具的《解决方案》相互印证，可以确认该欠条的真实性。因此，二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不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3.本案二审法院所办理的昌达公司的关联案件（2017）川04民终485号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庭审中，昌达公司陈述案涉项目的中标价是2800余万元，业主已经实际拨付2240万元。因此，二审法院认定米易县第三小学建设项目的业主方已经向昌达公司支付大部分工程款不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二）关于二审所采信的欠条是否是伪造的。1.虽然江家贵未提供欠条原件，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解决方案》充分证明昌达公司欠江家贵劳务费4.5万元的事实，结合米人社函（2016）67号文、农民工领取劳务费签收表，足以印证该欠条复印件的真实性。2.根据许洪在昌达公司与米易县草场乡中心学校签订米易县第三小学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及在处理该工程相关事宜时，均以该工程现场负责人身份在签到表上签名以及昌达公司在《解决方案》中将许洪确定为涉案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的情况来看，许洪作为案涉项目的负责人，有权利向劳务人员出具欠条，其出具欠条的行为亦符合常理。因此，昌达公司关于该欠条是伪造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江家贵与昌达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如上所述，许洪在昌达公司米易县第三小学校建设工程中担任项目负责人，其出具的欠条得到昌达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出具的《解决方案》的印证，该方案明确昌达公司载明欠江家贵劳务费4.5万元。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江家贵与昌达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案涉项目主方已向昌达公司支付大部分工程款，结合《解决方案》中“昌达公司对上述应付未付的民工各班组劳务费及后续未完工工程的劳务费在该项目竣工验收后业主拨付的工程款中优先支付”的相关约定，昌达公司应当支付所欠江家贵的劳务费。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二审是否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许洪担任昌达公司该涉案项目的负责人，许洪将劳务分包给廖良银，廖良银再将各工种分派给各工组。在涉案工程存在应付未付劳务费用的情况下，经有关部门和涉案项目相关人员共同参与，昌达公司出具的《解决方案》对欠付江家贵劳务费4.5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并达成由昌达公司支付该费用的调解方案。据此，昌达公司成为该劳务费的债务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本案不存在遗漏许洪、廖良银的问题。（五）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的问题。存案证据和查明事实表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存在虚假情形。至于其他案件是否存在虚假情形，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解决方案》中明确载明诉争的4.5万元劳务费系应付未付的费用，并非新产生的劳务费，与江家贵已经领取的6万元劳务费并不冲突。综上所述，昌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何 华审判员 阎 涛审判员 张 杨二〇一七年十月二日书记员 何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