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11民初3491号
原告：蒋忠平，男，196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梨，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利克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587467952T），住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蟹浦镇北海路1469号。
法定代表人：青木光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川磊，浙江同舟（宁波石化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艳霜，浙江同舟（宁波石化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蒋忠平与被告宁波利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克化工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忠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梨、被告利克化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艳霜到庭参加诉讼。后又于2017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忠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梨、被告利克化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川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忠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91663元（8333元×11个月）；2.被告向原告支付15个月的周六加班工资45452元，并支付滞纳金45452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200元（8333元×1.5个月）。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15个月的周六加班工资22987.59元（8333元÷21.75天×2天×2倍×15个月），以及迟延支付工资的赔偿金5746.9元（22987.59元×25%）。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4年10月24日至2016年1月13日期间在被告公司工作，在生产管理岗位从事管理工作，月薪8333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每月需加班两个周六，被告未支付加班工资。2015年11月18日，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迫使原告于2016年1月13日离职。原告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故向法院起诉。
被告利克化工公司辩称，原告于2010年10月8日进入利克（宁波）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克日用品公司）工作，双方口头约定了工作岗位和年薪100000元的工资报酬，直至离职前都未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与利克日用品公司自2011年10月8日起视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4年10月份，被告因业务发展需要，与利克日用品公司签订员工借用协议，将原告借调到被告公司工作，双方约定保留原告在利克日用品公司的劳动关系，任命原告就职被告设备部和内部总务部两个部门的部长，工资待遇保持不变。原告接受调令后一直在被告公司工作至2016年1月中旬，之后因其向利克日用品公司提出辞职而离开被告公司。被告认为，首先，原告是利克日用品公司的员工，职位本身是人事管理，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不在被告；其次，原告的工资支付形式为年薪制，100000元的年薪中已经包含了加班费，被告无须再另行支付；最后，原告系主动辞职，不是被告违法辞退。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被告利克化工公司的辩称意见，原告蒋忠平称，首先，原告的职务并不包括人事管理。被告没有单独的人事管理部门，与原告等员工都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个别员工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是由利克日用品公司的人事部门派员负责与被告的员工签订合同；其次，原告所称“年薪”意指每年的总收入，不是年薪制下的“年薪”，工资按月支付，未包含加班工资；再次，原告并未主动离职，是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赔偿金；最后，被告与利克日用品公司系关联企业，存在双方之间互相出示文书及替对方部分员工代缴社保、公积金的行为，所以并不能以此来否认劳动合同的存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提交公司组织机构图打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的工作岗位。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一直在设备部工作，在离职前一段时间监管过生产部跟设备有关的工作，有时候也监管一下物流管理部，但是被告公司不存在总务部和业务部，财务部也只有一个人。本院认为，该公司组织图系被告单方制作，证明力较弱，故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及原告工作岗位的确定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2．被告提交加班审批表4份（其中2014年12月1日的审批表系复印件，其他为原件），津贴发放审批单原件1份，拟证明原告在被告处的工作岗位和职责。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加班审批表总负责人处的签名及津贴发放审批单落款处的“同意”字样、签名均为原告本人所写，但认为系为了统计晚餐人数及核实生产计件所需，与计算加班工资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原告工作岗位的确定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3．被告提交员工借用协议原件1份，拟证明原告系从原单位借用，仍保留原工资和职务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在职期间两家公司系关联企业，协议存在事后伪造的可能，也没有落款时间，而原告对借用并不知情，法律上也不存在借用的用工关系。本院认为，该协议加盖了被告及利克日用品公司的公章，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形式真实性可以确认，但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及是否对原告具有约束力，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4．被告提交辞职申请表原件1份，拟证明原告本人主动提出离职请求，并已得到劳动关系所在单位利克日用品公司同意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辞职申请表系原告在2016年1月15日为提取公积金余额，去利克日用品公司办理手续时应该公司要求所签，双方劳动关系实际已于2014年10月23日终止，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内容真实性和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原刘某证人高松松、王其高、刘永杰出庭高某本院予以准许。
证人高松松到庭陈述称，其在2009年6月份入职利克日用品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原告在2010年入职利克日用品公高某否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高松松不高某后因为安装设备需要，高松松与原告一起从利克日用高某到利克化工公司工作。高松松到利克化工公司重新签订了1份书面劳动合同，由于利克化工公司没有人事，合同是利克日用品公司的人事签的，用人单位是利克化工公司。利克化工公司的所有人事和财务高某克日用品公司管理的。高松松的社保从利克日用品公司转到了利克化工公司，在利克化工公司工作期间社保由利克化工公司缴纳。原告负责设备，后来高某安全检查，不管人事。高松松的工资从利克日用品公司到利克化工公司一直沿用，标准没有变化，实发到高某大概不到4000元。高松松对原告离职的原因不清楚，不知道是原告自行辞职还是被辞退，只听说原告管安全生产，日本老板让工人把酒精倒地上，把产品埋地下，原告怕查到承担高某和日本人吵架了。原告与高松松一样，高某有两周的周六需要加班，高松松的加班工资已经补发了。
证人王其高到庭陈述称，其在2012年入职利克日用品王某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后王其高与原告一起到利克化工公司工作，工作内容仍是设备维修，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利克化工公司没有人事和财王某由利克日用品公司管理。王其王某保转到了利克化工公司。王其高回去过利克日用品公司，但被告知其是利克化工公司的员工。原告在利克化工公王某备这一块，没有管人事。王其高在利克化工公司的工资按照利克日用品公司的标准加了300元环境补王某个月5000元多一点。王其高对原告离职的原因不清楚，不知道是原告自行辞职还是被辞退，只听说原告管安全生产，日本老板让工人把酒精倒地上，把产品埋地下，原告怕查到承王某就和日本人吵架了。原告与王其高一样王某月有两周的周六需要加班，王其高的加班工资已经补发了。
证人刘永杰未到庭。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原告的工作内容不包括人事管理，劳动合同都由利克日用品公司派员签订，每月两个周六存在加班，被告因安全问题与原告发生冲突遂辞退原告等事实。被告认为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告在利克化工公司的待遇、岗位等均与在利克日用品公司时一致，证人系月薪制，工作岗位与职责与原告不一致，薪资水平也低于原告，原、被告之间有一定矛盾，离职原因是辞职抑或辞退应以证据为准。本院鉴于原、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予以确认。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向宁波市镇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镇海仲裁委）调取了立案审批表、仲裁庭审笔录各1份。经质证，原、被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根据已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0年10月8日，蒋忠平进入利克日用品公司工作，年收入100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10月24日，蒋忠平应利克日用品公司及利克化工公司总经理山本研要求，到利克化工公司工作，工作职位与薪酬标准不变，亦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蒋忠平在利克化工公司工作期间，每个月需固定加班两个周六。利克化工公司每月支付蒋忠平工资8333元，未另行支付加班工资。蒋忠平2010年11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利克日用品公司缴纳，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利克化工公司缴纳，公积金一直由利克日用品公司缴纳。被告制作并向原告发放了厂牌，载明的部门为开发部。利克日用品公司（甲方、借工方）与利克化工公司（乙方、用工方）签订《员工借用协议》，双方约定：借用员工蒋忠平；借用期限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9月31日止；在甲方派遣员工到乙方工作期间，甲方应与借用员工建立劳动关系，员工人事档案及劳动关系均保留在甲方；借用员工在乙方工作期间的工资由乙方向借用员工支付，支付标准由乙方参照借用员工原先的工资情况进行确定；借用员工因工作需要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按其标准予以支付，甲方不予承担；借用员工的社会保险及相关福利等费用由乙方负责，办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由甲方确定；甲乙任何一方侵害借用员工权益引起劳动争议或法律诉讼，经有权机关调解、仲裁或判决应给予赔偿或补偿的，则该赔偿或补偿费用及其他因争议或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诉讼案件受理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等）最终由实施侵害方承担。该协议加盖了利克日用品公司和利克化工公司的公章，签订时间未填写。利克化工公司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盖章，落款日期2015年11月18日，载明蒋忠平工作岗位工程师，本公司用工起始日2010年10月8日，本单位连续工作年限5年4月，与本单位劳动合同解除（终止）日为2016年1月14日。蒋忠平在《辞职申请表》上签名，落款日期2015年12月14日，载明：部门为化工厂，辞职日期为2016年1月13日，入职日期为2010年10月9日，辞职原因为家庭、孩子上学问题需要回老家。利克日用品公司在上述《辞职申请表》上加盖了公章。后利克日用品公司又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盖章，落款日期2016年1月15日，载明蒋忠平工作岗位工程师，本公司用工起始日2016年10月8日（“2016年”应为笔误，实际为“2010年”），本单位连续工作年限5年4月，与本单位劳动合同解除（终止）日为2014年10月23日。上述两份证明书的正文手写部分均为蒋忠平所写。2016年7月15日，蒋忠平向镇海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利克化工公司支付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加班费及滞纳金、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仲裁过程中，蒋忠平曾自述其年薪100000元。2016年10月28日，镇海仲裁委作出镇劳人仲案字（2016）第34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蒋忠平的仲裁请求。
另查明，第一，利克化工公司的股东原为利克日用品公司，后者占有前者100%的股权，2016年3月7日股权全部转让给上海骏河日用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法定代表人青木光男、经理冈田泰、监事山崎雅弘均无变化；第二，利克日用品公司的股东原为利克株式会社，后者占有前者100%的股权，2016年6月20日股权全部转让给钱建波，法定代表人由青木光男变更为钱建波，经理冈田泰、监事山崎雅弘亦变更他人，2016年11月7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力享（宁波）日用品有限公司，2016年11月25日股权全部转让给胡仙珍。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如存在劳动关系，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是否归于原告；3.如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是否应另行向原告支付加班费；4.如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是否应就劳动关系的解除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第一，原、被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被告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原告，原告受被告的劳动管理，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原告提供的劳动亦属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原、被告满足劳动关系成立的一般条件。第二，从协议相关内容看，“借用”近似于劳务派遣，而劳务派遣作为劳动合同法中特别规定的用工方式，最大特点是劳动力的雇佣与使用相分离，被派遣的劳动者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和发生劳动关系。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下建立起来的这种以灵活就业方式为特点的新型劳动关系，一方面促进了就业，另一方面在容易成为用工单位降低用工成本、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手段，因此，我国在立法中劳务派遣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关于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规定，即为了防止将只有两方法律主体的简单劳动关系，人为畸变成三方的劳务派遣关系，为用人单位规避劳动法创造空间，进而破坏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劳动关系稳定和劳动者维权。因此，被告作为利克日用品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过签订员工借用协议，向利克日用品公司“借用”原告的用工方式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劳动法的原则和精神。第三，原告于2014年10月24日到被告处工作，2016年1月14日从被告处离职，时间长达一年多，担任被告的部门负责人。被告自2015年8月起直接为原告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与《员工借用协议》第三条中关于“借用员工的社会保险及相关福利等费用由乙方负责，办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由甲方确定”的约定相左，因为根据上述约定，原告的社会保险费应继续由利克日用品公司缴纳，被告将支出的费用再支付给利克日用品公司。后被告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盖章，载明原告“与本单位劳动合同解除（终止）日为2016年1月14日”，而根据《员工借用协议》，劳动关系保留在利克日用品公司，被告无须为原告办理劳动关系解除手续。被告的上述行为亦与协议约定相左。因此，被告在实际用工过程中突破了借用协议的约定，原、被告之间相互享有的权利及履行的义务与一般的劳动关系并无区别。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本院认定原、被告自实际用工之日即2014年10月24日起建立劳动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被告辩称原告的职责范围包括人事管理，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应归于原告，对此被告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第一，被告提供的组织机构图系单方制作，缺乏证明力，加班审批表和津贴发放审批单亦不能证明原告有权代表被告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且被告未提供原告曾高某签王某合同的证据。第二，证人高松松、王其高均陈述原告不管人事，被告的高某财务实际由利克日用品公司管理。高松松还陈述称其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是与利克日用品公司的人事具体签订。第三，被告盖章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原告的工作岗位为工程师，被告向原告发放的厂牌亦载明部门为开发部。因此，被告的上述辩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难以采信，本院认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属于原告的职责范围，原告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无过错，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根据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的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0月23日期间的二倍工资91663元（8333元×11个月）。原告于2016年7月15日提起仲裁申请，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本院对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于存在加班事实并无异议，但对原告是否实行年薪制存在争议。对此，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原告在劳动仲裁过程中曾作出“年薪100000元”的表述，但根据一般语言表述习惯，“年薪”不是“年薪制”的专用语，亦可解释为“年度薪水100000元”，仅据此确定年薪制依据不足。另一方面，年薪制是以年度为单位，依据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和经营业绩，确定并支付经营者年薪的分配方式，年薪制的产生是为了将经理人的利益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联系起来，形成对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因此实行年薪制的主要对象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由于经营管理人员的工作时间一般都弹性较大，因此用人单位无需另行支付加班工资。本案原告只是部门负责人，不属于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缺乏适用年薪制的基础，且从原告的工资水平来看也未大大超出本部门普通劳动者的水平。因此，本院认定原告的薪酬未实行年薪制，被告应另行支付加班工资。原告的工作期间为2014年10月24日至2016年1月14日，其中2014年10月24日至2015年12月23日为14个月，加班天数28天；2015年12月24日至2016年1月14日不足1个月，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该期间内已加班2天的事实，故本院按加班1天计算。又因加班时间均为周六，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9天的休息日加班工资，计22221元（8333元÷21.75天×2倍×29天）。原告主张的迟延支付工资赔偿金，实为《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计5555.25元（22221元×25%）。
关于争议焦点4，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离职原因为被告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由原告签字、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14日的《辞职申请表》载明辞职原因系“家庭、孩子上学问题需要回老家”。考虑到当时原告对于用人单位系被告抑或利克日用品公司存在认识模糊，以及被告的人事实际由利克日用品公司代为管理的事实，该申请表对于原告从被告处离职的原因认定亦具有证明力。另一方面，原告称其在辞职申请表上签名系为办高某金王某续所需，但未对该事实举证加以证明，证人高松松、王其高亦陈述不清楚原告离职的原因。因此，本院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原告系自行辞职，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对原告的第3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并参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利克化工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蒋忠平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9166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宁波利克化工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蒋忠平休息日加班工资22221元，以及迟延支付加班工资的经济补偿金5555.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蒋忠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谭文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燕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