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65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仁添，男，1958年9月26日生，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上海元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理达，男，1952年3月1日生，现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沂宸，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仁添因与被上诉吕理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8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仁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吕理达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中吕理达虽认可绝大部分款项系通过银行转账，但未提供任何金融凭证，一审法院仅凭《借款确认书》定案，认定事实不清。
吕理达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吕理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仁添归还借款及利息人民币1100万元，以及自2016年2月29日起至判决之日以本金人民币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江仁添赔偿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5万元。
吕理达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5年12月18日，吕理达（甲方）与江仁添（乙方）签订的《借款确认书》一份，主要内容为：1、乙方于2011年9月6日向甲方借款新台币24361009元，经协商按借款日汇率折合人民币600万元，借款利息为年息24%，乙方确认已经收到甲方的出借款项；2、截至2015年12月18日，乙方尚欠甲方本金人民币600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该日乙方尚欠甲方借款利息人民币500万元；3、乙方承诺于2016年2月28日前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利息人民币500万元，若发生纠纷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债务方承担。
2、2014年4月30日，欠款人江仁添签字的《协意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江仁添欠吕理达欠款于2014年5月20日之前归还，若不能如期归还，本人将上海创世电子配件有限公司股份归吕理达先生。
3、2007年2月4日，上海创世电子配件有限公司（甲方）与吕理达（乙方）签订的《借款延期协议书》一份，反映甲方在2006年3月1日以房产作抵押向乙方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及2006年7月28日向乙方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经乙方同意借款延至2017年7月28日还清。
4、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反映2016年8月12日吕理达与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律师陈强为本案一审代理人，代理费为人民币15万元。同日，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向吕理达开具了15万元的代理费发票。
5、2017年2月4日，江仁添本人书写的答辩状一份，主要内容：关于吕理达诉江仁添民间借款纠纷一案，江仁添对吕理达起诉请求除备注无异议，但因江仁添目前资金困难暂时无力偿还。在答辩状下方，江仁添还写明“备注：吕理达汇给本人650万，本人没开收据（借据）给吕理达，此款包括在上面款中。另，2014年本人汇给吕理达120万元正”。下方有吕理达、江仁添签字。
吕理达陈述，江仁添自1995年12月29日开始向其借钱，当天借新台币800万元，1996年1月9日借新台币500万元，1999年7月20日借新台币200万元，1999年7月27日借新台币450万元，2003年又借人民币130万元和人民币100万元，还有一些零散的借款,大部分借款是在台湾通过银行汇给江仁添，小部分是在大陆通过银行汇给江仁添，但由于时间太久，无法提供转帐依据。2015年12月18日，双方对借款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借款确认书，江仁添认可欠借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利息人民币500万元。关于江仁添的答辩状，吕理达陈述，江仁添认为吕理达有一笔汇给其的新台币650万元已包含在对帐金额中，而其在2014年汇给江仁添的人民币120万元却没有在对帐金额中扣除，故该人民币120万元应作为利息在借款中予以扣除。而吕理达则认为新台币650万元并未计入对帐金额，江仁添2014年归还的人民币120万元即是归还的该笔款项，二者已抵销，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借款延期协议书涉及款项还有人民币100万元未归还，该人民币100万元也没有计入对帐金额。
江仁添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吕理达未提交证据证明向其履行的出借金额；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与上海创世电子配件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吕理达借款人民币600万元，已归还人民币500万元，尚欠的人民币100万元未计入对帐金额；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签名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答辩状是在受到吕理达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对答辩内容不予认可。江仁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派出所案件接报回单一份，反映2017年2月25日12时40分，江仁添向虹桥派出所报警称，2017年2月24日15时许，吕理达约其到“慢生活”咖啡馆，吕理达要其签一份关于二人之间合同纠纷的答辩状，其当时不签，与吕理达一起来的朋友罗铭录就打了其一拳，其害怕就签了答辩书。接着另一个朋友史俭生要其签一份欠条，上面写了其欠史俭生200万元，当时罗铭录又用拳头打其一下还踢其一脚，其没有办法就在欠条上签了字。以上内容尚未经公安机关核实。
吕理达质证意见：对公案机关的接报回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该报警内容也仅是江仁添的单方陈述，报警内容尚未经公安机关核实，江仁添被打是因为他欠了罗铭录、史俭生的钱，与其没有关系。
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江仁添对吕理达提交的证据1、2、3、4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由于双方均确认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证据1、2、4予以采信，对证据3不予采信；吕理达提交的证据5，江仁添辩称是在吕理达胁迫下出具，并提交了公安机关案件接报回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报警内容仅是江仁添的单方陈述，案件接报回单明确载明报警内容尚未经公安机关核实，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江仁添受吕理达的胁迫出具了答辩状，且答辩状上内容均为江仁添本人书写，对借款的部分事实也提出了异议，也可进一步证明答辩意见是江仁添本人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对答辩状予以采信。江仁添提交的案件接报回单上有公安机关盖章，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审理中，一审法院要求江仁添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但江仁添本人未到庭。
因双方意见不一，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借款金额。首先，吕理达陈述江仁添自1995年12月开始向其借钱，直至2015年12月18日双方对帐后签订借款确认书，江仁添对吕理达的该陈述并不持异议，同时也承认确实向吕理达借了钱，但对借款金额是多少不予明确抗辩，仅是以吕理达未提交款项交付依据而否定借款确认书中认可的借款金额，江仁添的抗辩理由正当性不足；其次，借款确认书除了明确江仁添结欠借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利息人民币500万元，还明确写明江仁添已经收到吕理达的出借款项，江仁添本人在诉讼期间书写的答辩状再次确认了借款事实；再次，双方认可江仁添结欠吕理达借款新台币24361009元，金额已精确到个位数，说明双方对之前的借款已作了详细对帐，江仁添以吕理达未提交款项交付依据而否认借款金额理由不充分；再再次，审理中一审法院要求江仁添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但江仁添本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吕理达虽未能提交款项交付依据，但吕理达对未能提交款项交付依据的原因已作出解释，该解释具有合理性，结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江仁添向吕理达借款人民币60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生效。
关于江仁添在答辩状中提出的2014年汇给吕理达的人民币120万元，根据吕理达对该人民币120万元的陈述，吕理达实际也承认在对帐之前确有人民币120万元在对帐时未作为还款予以扣除，而吕理达称该人民币120万元归还的是对帐时未计入对帐金额的另一笔新台币650万元借款，但没有证据证明，且吕理达在江仁添的答辩状上签字的行为，也表明吕理达认可了江仁添的意见，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人民币120万元应在借款中扣除。因还款时未明确偿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根据相关规定，对已归还的款项应先冲抵利息，后冲抵本金，故该人民币120万元应在利息中予以扣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江仁添借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利息人民币380万元。吕理达主张自2016年2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对本金人民币600万元计算利息，符合约定，也未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提起诉讼解决纠纷的，由债务方承担律师费，故吕理达主张律师费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江仁添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吕理达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380万元，并支付以本金人民币6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9日起至判决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江仁添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吕理达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5万元。案件受理费887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3700元，由吕理达负担7250元，江仁添负担86450元。
二审中江仁添提供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17年2月25日，江仁添（台湾籍）向我派出所报警，称前一日下午15：00许，因其与吕理达（台湾籍）、史俭生（台湾籍）的合同纠纷，收到人身伤害后在对方提供的有关答辩状和欠条上签字的行为，并持续到晚上20：00许，报警内容详见《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此案目前尚在调查处理之中，特此说明。”吕理达对该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情况说明中所提及的《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中未有公安机关的公章，其中的报警内容也是江仁添单方面的陈述，报警内容未经公安机关核实。吕理达并认为吕理达收到人身伤害起因系吕理达与史俭生之间的纠纷，与其无关。
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借款应当清偿。吕理达陈述吕理达自1995年至2003年多次向其借款，双方于2015年12月18日对账后签订了借款确认书。江仁添对其尚欠吕理达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仅对借款确认书中确定的金额不予认可，但江仁添对实际欠款金额在一审、二审中均不能提出明确抗辩，故本院对借款确认书中确定的金额予以采信。本案中吕理达虽未能提供履行付款义务的金融凭证，但其对此解释为时间久远，没有保存，结合双方实际发生借贷的时间，本院对吕理达的上述意见予以采信。且借款确认书中江仁添亦对收到本案借款的事实进行了确认，故本院认为吕理达已经完成出借义务，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综上所述，江仁添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700元，由上诉人江仁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立
审 判 员 沈莉菁
审 判 员 朱婉清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孙楚楚
书 记 员 徐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