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5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赖斯婷，女，198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天，男，201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婧婧，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杰明，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区凤娟，女，195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锡煊，男，195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卓鸿，男，200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上述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怡聪，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08号西座1009单元。
负责人：马红伟，该公司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27号院1号楼3层03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伟，该公司总经理。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伟，男，系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赖斯婷、ＸＸ天、区凤娟、陈锡煊、陈卓鸿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5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共同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途牛公司）、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下称途牛广州分公司）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计451763元、退还团费849元，共计人民币452612元。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途牛公司、途牛广州分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陈某有喝酒习惯”、“陈某表现极为兴奋到处找人饮酒”、“陈某存在一定感情问题”、“陈某一人前往云南旅游与一般人习惯不同，且表现为麻醉的方式喝酒而没有家人陪同劝解，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故途牛广州分公司对造成意外的发生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当时发现陈某不妥时，现场已有多名专业人员予以施救且短时间120医生即到来，故抢救过程并无不当”、“虽陈某一直找酒喝，且当时并未表现出不适情形由导游一直陪同”等均属认定事实错误。2.途牛广州分公司与陈某的死亡有直接关联性。从陈某死亡发生的原因分析，陈某死亡虽然与自身饮酒有关联，但他才34岁正当青壮年，其死亡的悲剧并非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如果途牛广州分公司不安排高原饮酒（无限制地供应酒为陈某提供的大量饮酒的机会）的高风险活动项目、如果途牛广州分公司在明知高原大量饮酒极可能发生猝死情况下能对陈某尽到及时、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义务，根本不会发生陈某高原饮酒猝死的悲剧，途牛广州分公司对陈某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3.一审仅认定途牛广州分公司“在应极力规劝、预防或制止酗酒的情形出现以免意外发生的环节存在未极力预防、避免事故发生的预见责任”错误。理由如下：第一，途牛广州分公司安排高原饮酒（且无限制供应酒）这种髙风险、可能导致旅游者死亡的活动项目，是应承担的责任之一。香格里拉的平均海拔3300多米，在高原上饮酒尤其危险，因为酒精可以降低血液运氧能力，加上高原空气稀薄、自然缺氧情况下，当喝酒过量时，酒精可剌激心率加快使心脏每分钟搏血量相应减少，加重脑组织缺氧程度，危及生命，因此，高原上饮酒本来就是应当严控的旅游活动项目。陈某死亡后据当地警方告知，每年在当地因为饮酒死亡的事件非常多，途牛广州分公司作为专业旅游经营者，深刻知道高原饮酒的危险性和猝死的高发性，其公司提供的《安全须知》、《旅游服务告知书》也证明该公司对高原饮酒过量会出现生命危险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陈某不是在途牛广州分公司组织提供的饮酒活动中死亡而是自已另行饮酒而死亡，那么途牛广州分公司承担的责任可能会较少。但本案中，在高原饮酒且是无限制供应酒的是途牛广州分公司组织安排提供的，而且当时有表演有吃有喝的环境会更加让饮酒的人难以自制，越喝越兴奋，所以陈某会饮醉也是因为途牛广州分公司提供了这样的饮酒场合、环境和机会，如果途牛广州分公司不安排这种可能致旅游者死亡的饮酒项目，只是安排观看表演和正常餐饮，陈某死亡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第二，当陈某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和损害正在发生时，途牛广州分公司根本没有采取及时、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措施，没有阻止陈某人身权益损失的扩大，而是放任损害的继续发生扩大，最终导致陈某死亡的结果，同样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根据从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调取的证据，证实当时导游并无陪伴旅游者而是自己去了吃饭，其后导游知道陈某己经饮醉到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其所谓的救助措施只是让陈某在一旁休息，此时陈某已经出现明显不适，导游应当预见到陈某在高原大量饮酒会存在生命危险、发生猝死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并开始扩大，却一直没有及时采取合理必要的防止和救助措施，只是让陈某独自坐在一旁承受身体的不适，这种方式根本不能有效缓解减轻陈某的身体不适、更加无法降低他死亡的风险、无法避免死亡的发生，证明途牛广州分公司组织了危险的项目却在发生险情时缺少应对的措施，错过了救治陈某的最佳时机。导游不理会陈某高原饮酒过量后的严重不适，一直要等到全团人晚上21:30分聚餐完毕，此时距离在藏民家聚餐饮酒开始时间18:40分已近3个小时，才带陈某回酒店，期间途牛广州分公司是完全有充分的时间将陈某送医院救治的。根据从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调取的证据，证明陈某离开藏民家时己是不省人事，完全无自行站立、行走的自主意识和自控能力，上下旅游大巴均是要两名团友背他，而且陈某上车后己开始呕吐，不适的症状已经十分明显，此时导游更加应当知道陈某醉酒程度已经会危及生命、发生猝死的机会已经极高，居然仍不及时将他送去医院救治。根据途牛广州分公司的两份《情况反映》，饮酒的藏民家到酒店不足15分钟的车程，酒店离当地人民医院只有5分钟的车程，而且同团有两名导游又有许多热心的团友，不论是聚餐期间或是返回酒店途中先将陈某送去最近的医院救治完全没任何障碍，但导游仍坚持将陈某送回酒店，再一次错过了救助陈某的机会。根据从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调取的证据，回到酒店时陈某同样完全没有站立、行走的意识，完全靠同行团友背他入酒店、入电梯，且已经尿失禁，发现陈某没有呼吸提出要马上抢救的也不是途牛广州分公司导游，而是其他团友，对于一直在呕吐陈某，导游居然仍然无意识要将他送医院救治，而是准备送陈某回房间，即导游至此仍然根本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团友发现陈某己无呼吸，尽管后来遇到三位护士帮忙急救，但三位护士到场之前陈某不但早已没有呼吸，而且脉搏和颈动脉没有反映、眼睛也无法合上，护士的人工心肺复苏措施根本无任何效果，120来到时即使再抢救，但此时任何救治己经是回天无力，一审判决居然仍认定对一个己经无生命迹象的人“抢救过程并无不当”，明显是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第三，途牛广州分公司未尽到法律规定的对陈某“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过错责任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途牛广州分公司不仅在高原旅游中安排游客可以无限制饮酒，而且还是旅程的第二晚，团友当天中午才到达香格里拉，还处在适应高原反映的阶段，途牛广州分公司就安排了在高原中无限制饮酒的活动项目，显然没有将旅游者的人身安全摆在首位。二是既然途牛广州分公司安排了这种可能危及旅游者生命的危险活动项目，对旅游者的人身安全注意义务和保护救助义务应当远远高于其他普通的餐饮服务，并且应当对旅游者在高原中饮酒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事故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措施和应急救助措施。但途牛广州分公司两名导游作为专业的前线员工，明知在当地饮酒猝死率极高的事实，途牛广州分公司的专业导游在既然知道陈某在高原大量饮酒，对陈某的注意和保护救助义务应当高于其他团友，应当及时停止对陈某继续供应酒水以有效制止陈某继续饮酒并及时将陈某送医院诊治，但途牛广州分公司导游仅让陈某在一旁休息,肯定不是有效防止危害继续发生、预防陈某死亡的措施，不是必要合理的保护和救助陈某的方式。三是途牛广州分公司主张不可能以专业医护的角度要求导游，但既然途牛广州分公司组织了这样高危的活动项目却不配备有能力应对解决相应危险的导游，明显未对旅游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既然认为导游不具备相应的应急救护枝能,但作为专业导游及当地地陪，对陈某当时是否饮酒过量、是否可能会危及生命最起码应该有能力作出及时、正确的判断，如果在其他普通团友都能判断陈某己经饮醉的情况下，途牛广州分公司的专业导游居然意识不到陈某己经有发生高原猝死的可能，明显是严重的失职，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和常识也没有，至少也应当知道及时将陈某送去医院让医生诊断治疗，而不是以“导游不可能有专业医护的水平和技能”为借口放任陈某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途牛广州分公司对陈某的死亡显然难辞其咎。综上，导致陈某最终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途牛广州分公司在高原饮酒猝死率极高的香格里拉旅游中提供了无限制饮酒这样的危及旅游者生命安全的活动项目，在明知高原大量饮酒可能会猝死的情况下、在陈某死亡的可能性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提供及时、必要、合理的保护和救助，途牛广州分公司不作为的过错严重延误了对陈某的救治，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救助陈某的机会，陈某最终死亡的事实足以证明途牛广州分公司没有一项措施是及时、合理、必要、有效的。途牛广州分公司根本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陈某的死亡具直接关联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上诉人主张该公司至少承担40%的赔偿贵任有理有据，一审只酌情判决该公司给予10万元补偿是分配责任错误、判决错误。4.一审判决认定途牛公司对途牛广州分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总公司对分公司的债务承担的不应当是补充责任而是直接清偿责任，因补充清偿责任会导致执行难，增大债权实现的难度，有违效率、公平的原则。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民诉法解释》第五十二条和《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应判决途牛公司、途牛广州分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据此，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维护其合法权益，还死者公道。
途牛公司、途牛广州分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两公司与陈某意外死亡不具关联性。藏民家的项目不是高风险的项目，项目本身不可能直接导致客人死亡，客人根据自身情况，自取饮食，两公司已反复提醒陈某不要大量饮酒，但每个人的酒量是由其个人判断和决定的，我方无权限制，所以项目本身与陈某死亡无关。途牛公司、途牛广州分公司救助并不无当，导游一直陪伴和照顾，及时抢救并打120救助，已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2.途牛广州分公司在旅游合同、安全需知中已告知不要大量饮酒，但陈某不听劝阻，大量饮酒才导致死亡。3.旅行社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我方以合理的注意义务提供合同项目的旅游服务，旅行社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合理限度范围内，并不是无限扩大的，更不是将客人自身过错造成的后果转价给旅行社，我方提供的旅行项目本身并无问题，并且我方多次提醒陈某不要大量饮酒并进行劝阻，事故后也及时进行救助。4.陈某作为成年人，在旅行社多次提醒大量饮酒风险的情况下，仍以麻醉的方式饮酒，其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对一审认定导游未极力预防或制止事故发生，我方是有异议的，导游已多次劝阻，但也无权剥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
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途牛广州公司、途牛公司共同向赖斯婷、ＸＸ天、区凤娟、陈锡煊、陈卓鸿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费用451763元和退还团费849元，共计人民币452612元；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途牛广州公司、途牛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陈某于1982年7月10日出生，其父母为区凤娟、陈锡煊，另其父母生育一名女儿；2006年11月21日，陈某与简秀婷生育儿子陈卓鸿；2010年12月23日，赖斯婷与陈某结婚，于2012年5月17日生育儿子ＸＸ天。2016年5月20日，陈某被申请户口注销。另途牛广州公司为途牛公司独资开办的不具法人资格的机构。
2016年4月11日，陈某一人参加途牛广州公司提供的自2016年5月9日至5月14日间共6天五夜云南旅游，费用849元，同意采取拼团方式旅游。途牛广州公司签具的合同中明确旅客陈某。条款包括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游者选择自己能够控制风险活动项目，并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旅行社已尽到警示及事后协助义务的，旅行社不承担责任。另安全须知中的饮食卫生注意事项中明确外出旅游，忌暴饮暴食，应多喝开水，多吃蔬菜水果，少抽烟，少喝酒。温馨提示明确相应健康问题的患者请勿报名；2016年5月10日，陈某在《迪庆州普达措国际旅行社旅游告知书》附页签名确认看完该告知书，合共签名共20人并各自留取电话。高原旅游须知中明确由于香格里拉是高原地区，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大，每个来自低海拔的人都会不同程度出现高原反应，导致人体缺氧，引起高原反应。并将高原反应前兆一一列明。自费项目包括藏民家访门票每人180元。注意事项中明确香格里拉地处高海拔，有部分客人在用餐与参加娱乐时喜欢饮酒，在这里特意要提醒大家，不要饮过量的酒，饮酒过量后心跳会加快呼吸困难，有可能会导致心肌梗塞出现生命危险等。2016年5月12日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死亡证明》确定陈某2016年5月10日在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豪庭藏驿酒店二楼电梯口死亡，经现场勘验，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死因系猝死。2016年5月12日途牛广州公司向赖斯婷发送慰问函并送上慰问金1万元。上述旅行团员19人在打印的《情况说明》中签名，确定告知书签名真实，行程安排自费项目“藏民家访”并由导游告知客人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适量喝酒，在高原地区应尽量不饮酒或少饮酒。但据团友黄晟展告知陈某在藏民家观看节目时极度兴奋，不断向团友敬酒，已有部分拒绝与其喝酒，期间导游询问是否有不适症，也劝其不能再继续喝酒并安排其稍作休息，但在过程中陈某并无不适症并一再要求导游安排第二场娱乐活动。导游一再陪护劝解，待藏民家访结束于当地时间21时30分陈某仅表现喝多的样子。21时45分抵达酒店由团友背上陈某上二楼，在二楼发现其在呕吐，5分钟后发现陈某呼吸困难，随行团友马上实施急救措施并由导游拨打120，医院于21时55分到场急救无效后宣告陈某已死亡。21时50分酒店拨打110报警，10分钟后警察到达现场。
另据申请，一审法院前往香格里拉市公安局调取相关的询问笔录，其中：1.团友黄晟展称与陈某在5月9日在昆明机场接机上认识，当时他一人。当天晚上坐火车前往丽江，车上陈某就买了两罐啤酒。5月10日藏民家访，看表演1个小时左右陈某就喝醉了，导游一直陪着陈某，我也感觉酒醉了，醒来时已在医院。当时与陈某喝了10杯左右的青稞酒，后陈某就和其他人喝酒去了，具体喝了多少不清楚；2.团友唐素敏称其有参与急救，因其在学校学习过，在看完表演后有一男团友背陈某进去，在二楼听到有人躺地上没有呼吸，与邱丽珠一同前去看，发现脉博和颈动脉没有反映，眼睛也无法合上，就帮他做心肺复苏，一直到医护人员到来接手，但已不行了。当时三个护士（三人均认识）抢救了5分钟。保险属于自行选择购买。在藏民家喝了青稞酒，看表演期间看见导游陪着陈某；3.酒店工作人员赵和芳称5月10日22时30分左右房间客人死亡，其报的警。当时旅游团一个男子被人背着到酒店内，还有一名男子在酒店外，后酒店外男子坐到大堂沙发上，之后我发现该男子（非死者）吸氧气，接着被送医院。21时30分左右，旅行团回，到了22时来了救护车，上酒店二楼见陈某在电梯口，医生在抢救，后听主管称已死亡；4.导游姚远称一团42人属于散客拼团，通过途牛网报的团。5月10日21时30分左右从藏民家访回酒店，下车时陈某被人背下车，在二楼电梯口4名护士对陈某进行施救，其打120后再抢救，10多分钟医生称没有生命体征。在藏民家访看表演后其就下楼，过了10几20分钟左右，地陪打电话来称有一客人喝酒醉了，我见陈某一直在拉着其他客人喝酒，我们团的人不与他喝，他就找其他团的喝，之后我就将陈某扶到火塘边坐着，他还找酒喝，帮其倒了杯白糖水，他一直比划着手指，要求第二场。我请了两人将陈某抬到门外休息区，他靠在我身上就睡着了，一直到家访结束将陈某抬上车回酒店。听团友说陈某喝了四壶青稞酒，还听说他是因为感情受挫；5.团友何维辉，到藏民家访后，很多团友离开，地陪要我帮他一下，将陈某背上车，但没有发现陈某有何不对劲的地方，到酒店后将他背上房间，在二楼准备问下几楼时，放予电梯口发现其脸色不对，感到其不呼吸，导游摸了心跳说没有了，这时电梯打开，来了4人是职业护士开始帮他做急救，非常专业，先清理口腔异物同时做人工呼吸和心脏复苏等，约5-10分钟120过来再进行抢救，但未能救过来。6.团友邱丽珠称其学过急救，在5月10日21时30分左右见一男团友背着陈某进电梯，后上电梯至二楼见其已瘫在地上，听说没有了呼吸，本能反应出去，见陈某无自主呼吸，触摸颈动脉勃动消失，后三名护士进行急救到120医生到，但还是抢救不来；7.赖斯婷到场称确认陈某，被询问为何陈某一人旅游，其回答他只有十天年假，也没有跟我说他要出来，5月9日他父母告诉才知，对死因没有异议；8.另附图片说明当时情形；9.申请书，2016年5月12日赖斯婷签名同意公安机关的初步结论，不同意进行尸检要求出具死亡证明，一切责任由其家属自行承担与公安机关无关。
赖斯婷、ＸＸ天提供陈某工作证明，确定由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番禺支付签章出具确定陈某属于其公司员工，于2005年7月入职至2016年5月去世，其去世前一年即2015年工资总额118175元。赖斯婷、ＸＸ天所主张的死亡赔偿、丧葬费、抚养费共计1129408.15元明细为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年收入34757.28元计20年为695145.60元、被抚养人生活包括父母、两个儿子计397933.05元、丧葬费按平均工资72659元的6个月计36329.50元。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参加途牛广州公司组织的云南旅游并在网络签订《团队境内旅游合同》，据此双方的旅游合同关系成立，途牛广州公司在成团起行后，应尽可能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陈某权利继承人，已有生效调解予以确定，不再复述。
本案争议在于陈某死亡的因果关系及责任大小。综合本案的事实和各方陈述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团友询问笔录，足以反映，2016年5月9日成行后，陈某独自一人前往，并在去香格里拉的火车上喝酒，有一定的喝酒习惯。在到达香格里拉后在藏民家访的看表演中，其表现极为兴奋，到处找自己的团友或其他团的人员酒喝，同时反映陈某存在一定的感情问题，故可以判断，陈某一人前往云南旅游与一般人习惯不同，且其表现为麻醉的方式喝酒而没有家人陪同劝解，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故途牛广州公司对造成意外的发生不具直接关联性。对于相应的急救措施，当时发现陈某不妥时，现场已有多名专业人员予以施救，且短时间120医生即到来，故抢救过程并无不当。陈某死亡被认定为猝死，其表现在于藏民家访的一个多小时期间，虽陈某一直找酒喝，且当时并未表现出不适情形并由导游一直陪同，但作为旅游专业人员，应予极力规劝，预防或制止酗酒的情形出现，以免意外的发生，该环节存在未极力预防、避免事故发生的预见责任。审查各项损失及责任大小，一审法院酌情对于造成本次意外，途牛广州公司给予10万元的补偿为宜（包括了未使用的团费退还）。至于陈某家属的内部如何分配，属于其内部关系，本案不作调处。途牛广州公司为途牛公司不具独立法人的机构，其资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依法由途牛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判决如下：一、途牛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赖斯婷、ＸＸ天、区凤娟、陈锡煊、陈卓鸿款10万元；二、途牛广州分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上述第一判项的债务时，不足部分由途牛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赖斯婷、ＸＸ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70元，由赖斯婷、ＸＸ天负担2785元，途牛广州分公司、途牛公司负担2785元。
本院另查明：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于2017年6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以共同原告身份参加诉讼。
2016年5月11日14：30，何维辉接受香格里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询问时称：到后来我们藏民家访散场后回到酒店时，有个团友在车上已经吐得一地（不是死者），当时有很多团友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地接导游就请我们帮他一下，他一个人扶不动这个游客，当时我看着车上人也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剩下的身体条件也没有我好，于是我就叫上我们团里我认识的一个团友，就去扶，不过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们车上还有另一个喝醉了的团友（死者），不是之前吐得那一个，于是我在其他人帮助下将这个团友（死者）背在了身上，当时因为车上很黑，我又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把他背在身上之后我不确定是他吐的，还是他之前吐了之后在口里面留着的呕吐物，也粘在了我衣服背上。接着我就将他背着，我朋友在背后推着进了酒店大堂，进酒店大堂之后，我们搭乘电梯后，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他住在几楼几号房间里，于是我就在二楼下了准备去问问他住几楼几号房间，接着就先将他放在二楼的电梯口那里，把他放下来之后我们发现他脸色不对，于是我们就将他放平在地上我和导游一人一边蹲在他旁边，之后我试了他呼吸，我感觉不到他的呼吸，接着导游摸了下他的心跳，接着说没有心跳了，这个时候电梯又打开了，来了四个女的，他们就是我们团里，是职业护士。她们了解情况后就开始作急救，大概过了5到10分钟120过来了，经抢救还是没能把人救过来。导游姚远接受询问称：在酒店门口下大巴车的时候，我看见游客陈某是被他的团友背下车的。背着的时候陈某吐在他的团友身上。背着进电梯的，陈某住在二楼，随行的四个游客是护士，在电梯门口对他进行急救，我就拨打120，120医生抢救了十几分钟说没有生命体征了。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死亡事件是在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安排的自费项目中因陈某饮酒过量导致醉酒而发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行社未尽到安全提示、救助义务的，应当对旅游者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旅游者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经营者未尽到必要的提示义务、救助义务，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自行安排活动期间，包括旅游经营者安排的在旅游行程中独立的自由活动期间、旅游者不参加旅游行程的活动期间以及旅游者经导游或者领队同意暂时离队的个人活动期间等。”由此可见，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限于必要的安全提示义务与救助义务。此所谓必要的提示义务与救助义务，既是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基于旅游合同应承担的合同义务，也属于法律规定的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应承担的法定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根据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本案应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根据诉争双方诉辩意见，本案审查要点是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在组织旅游过程中有无履行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应负的安全保障义务即必要的提示义务与救助义务，是否存在债务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违约行为以及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
关于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有无对陈某履行必要的安全提示义务的问题，根据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提供的《旅游告知书》、旅游合同、安全须知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香格里拉县公安局对导游姚远、团友何维辉、黄晟展、唐素敏、邱丽珠等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在旅行开始及组织藏民家访前已经对陈某等参团人员告知了在香格里拉地区旅游若干注意事项，特别告知了该地区属于高海拔地区，提醒不要过量饮酒以及过量饮酒的风险。根据上述证据，应认定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对陈某履行了必要的安全提示义务，在此方面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不存在过失。
关于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有无对陈某履行合理、必要的救助义务的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本案有关死亡事件的事实认定。根据陈某死亡前后的表现，其猝死发生在较短时间内。根据团友何维辉、导游姚远的证言，何维辉在酒店二楼电梯口将陈某放下时才发现陈某脸色不对，此时已经不能触及其呼吸、心跳。参与急救的唐素敏、邱丽珠两人的证言可以证明两人在酒店二楼急救时陈某已经没有自主呼吸，颈动脉搏动消失，眼睛无法合上。上述事实与途牛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中关于“在二楼发现陈某呕吐，5分钟后发现陈某呼吸困难”的记载不符，比较上述证言与《情况说明》的证明力，本院采纳何维辉、唐素敏、邱丽珠的证言，认定何维辉在酒店二楼将陈某放下时，陈某已经没有自主呼吸和心跳。案涉旅行团于2016年5月10日12时15分到达香格里拉地区。当晚即参加了由途牛公司组织安排的“藏民家访”活动。藏民家访活动大约在18：30开始，陈某于活动开始后约1小时即已经酒醉。后由导游陪伴其在现场休息。至21：30由团友背负上大巴车随团返回酒店。大巴车到达酒店后，由团友何维辉背负并在另一团友协助下下车至酒店二楼。因不知陈某所住房间，何维辉在酒店二楼电梯口放下陈某时发现其脸色不对，触及其呼吸、心跳已经消失。经唐素敏、邱丽珠等团友（职业护士）及120救护人员先后急救无效。
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定途牛公司对陈某存在疏于履行救助义务的过失，没有完全履行对旅游者的救助义务。此不完全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旅行团当天中午到达香格里拉高海拔地区，尚未适应高原地区气候风土即经途牛公司安排参加当晚自费的提供大量烈酒的“藏民家访”活动。陈某在“藏民家访”活动开始后短时间内饮用大量烈酒（青稞酒）至醉酒，在其经较长时间（约2小时）休息至活动结束时，其仍未能缓解醉酒状态，且已出现无法自主站立和行走，需要依靠他人背负上下大巴车，呈现出严重醉酒状态。在长达约2小时内，现场导游未能对陈某重度醉酒后的生命状态予以适当观察，低估了低海拔地区人士前往高海拔地区发生重度醉酒的严重后果，疏忽大意，未及时将其送医救治，导致陈某失去获得合理救治的机会。对比来看，当晚另一团友黄晟展也喝醉酒，但被送至医院救治。
具言之，从旅游经营者对旅游者的救助义务的内容看，本案旅游经营者应当履行的救助义务，不单是在发现旅游者酒醉时制止其继续饮酒，陪伴其休息，也应包括充分评估旅游者可能面临的生命安全风险，及时将其送医救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旅游经营者应当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发生。”固然不应该要求旅游经营者配备具备专业医护能力或配备具有专业医护能力的人员随团，但也正是旅游经营者不具有专业的医护能力，所以才要求旅游经营者在旅游者面临生命安全风险时及时将其送医救治。在从危险预见能力看，途牛公司对在高原上严重醉酒可能导致危及生命这一后果有充分认识，所以在活动开始前一再提醒和告知团友不要过量饮酒以及过量饮酒的风险。从途牛公司将陈某送医救治必要性及能力看，诚然，人醉酒后未必一定均需送至医院。但本案特殊性在于陈某在未适应高原环境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烈性酒至重度醉酒，且经较长时间的休息后未见缓解。途牛公司作为旅游业经营者，已经预见到此种情形下可能危及旅游者生命安全，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送医救治）以避免醉酒给旅游者带来生命安全风险。“藏民家访”活动现场距离当地医院并不远，要求途牛公司将重度醉酒的陈某送医救治完全在途牛公司能力范围内，难谓苛责。据此，本院认定途牛公司在陈某严重醉酒后，存在不完全履行救助义务的违约行为。
关于本案责任认定问题，公民从事民事活动时，对个人自身安全负有注意义务。成年人应具有一般的辨识能力，趋利避害，注意自身安全。陈某对在高海拔地区易发生高原反应以及饮酒过量的危害本应有所认识，予以避免，但其不避风险，过量饮酒导致醉酒，其个人轻率行为是发生本案不幸的主要因素。本案是在途牛公司安排的自费活动“藏民家访”游玩期间发生，案涉旅游团有42人，且活动现场有多个旅行团，酒水供应量较大。根据团友黄晟展的证言，陈某在活动开始后短时间内（1个小时左右）就已经呈醉酒状态，赖斯婷等人主张途牛公司存在未限制供应酒的过失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途牛公司已经尽其必要的安全提示义务，而陈某对其酒量及高原饮酒的风险应有所认知，其本人应当自觉控制饮酒，也完全应当能够控制饮酒。要求途牛公司安排导游在此过程中全程陪同旅游者并无依据。导游在得知陈某酒醉后制止了陈某继续饮酒，为其冲白糖水醒酒，陪伴其休息，要求导游在游客酒醉后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缺乏依据，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本院不予采纳。综合本案案情，基于上述分析意见，就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所受损害，本院酌定由途牛公司承担30%责任，由陈某自负70%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途牛广州分公司有过错，但判决途牛广州分公司承担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请求途牛公司承担的责任过高，本院也不予支持。关于途牛公司、途牛广州分公司的责任承担，途牛公司与途牛广州分公司是总分公司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一审判决途牛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而非直接赔偿责任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请求途牛公司及其广州分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损害赔偿的计算，因旅游经营者的违约行为造成旅游者固有利益即人身权益损害的，旅游者所受损害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本案造成陈某死亡的后果，依据该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请求途牛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关于死亡赔偿金，应计算为695144元（34757.2元×20年）；关于丧葬费，应计算为36329.5元（72659元÷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并入死亡赔偿金，但应当依据前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单独计算。虽然户籍登记显示陈锡煊是非农业集体户口，区凤娟是农业家庭户口，但两人均为广州番禺区人，区凤娟的登记的户籍性质不足以说明其以务农为业。两人在陈某死亡时虽均已达到退休年龄，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两人无其他经济来源，其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卓鸿于2006年11月21日出生，应从陈某于2016年5月10日死亡之月开始计算，应计算8年另7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ＸＸ天于2012年5月17日出生，按同样规则计算，应计算为14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陈卓鸿、ＸＸ天的扶养人为其父母亲，则陈卓鸿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0180.4元（25673.1元×8年另7个月÷2人），ＸＸ天应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9711.7元（25673.1元×14年÷2人），共计为289892.1元。据此，本案损害为死亡赔偿金69514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89892.1元、丧葬费36329.5元、团费849元，共计1022214.6元。按责分担，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应获得赔偿应计算为306664.38元（1022214.6元×30%）。
关于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的诉讼地位，该三人均是死者陈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该三人应列为共同原告而非第三人。此三人在一审期间也已经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一审列其为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为第三人不当。为减轻诉累，本院对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三人按共同原告地位确定其权利义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认定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551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55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三、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赔偿306664.38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2763元，由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共同负担891元，由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8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63元，由赖斯婷、ＸＸ天、陈锡煊、区凤娟、陈卓鸿共同负担938元，由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325元。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年 亚
审判员 乔 营
审判员 张蕾蕾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何 晶
曾凡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