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鄂01行终51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陶端阳，男,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三阳路13号。
法定代表人盛洪涛，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鲍明晖，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陶端阳请求法院判令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国土规划局）履行土地行政监督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陶端阳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102行初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陶端阳于2016年5月8日向市国土规划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主张市国土规划局于2005年3月30日对其作出的答复以及2009年2月9日对其作出的答复均违法且与事实不符，该答复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系行政乱作为。故请求市国土规划局依据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赔偿其七十平方米房屋及维权费用。市国土规划局收到后于同年7月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于当日向陶端阳直接送达。市国土规划局调查后在决定书中对其告知：1、原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于2005年3月30日作出的《回复》系对陶端阳申请国家赔偿的回复，对该回复不服，陶端阳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应针对国家赔偿的回复再次申请国家赔偿。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回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陶端阳对《回复》再次申请国家赔偿缺乏法律依据。2、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于2009年2月9日作出的《答复函》系按照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08]第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要求，对陶端阳作出的书面答复，且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认为《答复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答复函》系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对陶端阳的财产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陶端阳对《答复函》申请国家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陶端阳对《答复函》不服，已于2009年3月18日向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表明其在2009年3月18日前已知晓《答复函》的内容，但其直到2016年5月11日才向市国土规划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已经超过请求国家赔偿的法定时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一节对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作了明确规定，陶端阳所申请的维权费用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4、陶端阳在《行政赔偿申请书》中提出的法律依据为《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该文件尚未颁布实施，不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故陶端阳提出的行政赔偿缺乏法律依据。5、陶端阳在《行政赔偿申请书》中提出“法院隐藏以上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的内容，造成[2009]鄂民再申字第00269号、[2002]武民终字第1969号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该事项不属于行政赔偿受理范围。依据上述认定观点，市国土规划局决定对赔偿请求人陶端阳不予行政赔偿。
另查明，陶端阳系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职工，原承租该公司坐落于本市××××室的自管公有住房。1994年，该公司欲对该房屋进行房改，但房改交易所必须的手续均未进行。1999年，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拟在上述房屋原址上集资建房，并办理了建房等相关手续。同年12月3日，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签订了《关于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协议》，约定陶端阳购买一套其原址上新建的经济适用房。2000年3月3日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通知包括陶端阳在内的9户进行搬迁，陶端阳于同年3月15日搬出居住的房屋。同年4月6日，市国土规划局向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颁发了武拆许字（2000）第2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2001年4月房屋建成后，陶端阳入住自选的住房。2002年陶端阳以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在建房、拆迁安置中弄虚作假，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房屋拆迁、集资建房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的民事行为为由驳回陶端阳的诉讼请求。2005年2月18日，陶端阳以市国土规划局向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行为违法向该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市国土规划局收到申请后认为该局向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是2000年4月6日，陶端阳的拆迁行为在先，市国土规划局的颁证行为在后，颁证行为与陶端阳的搬迁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存在侵犯其合法权益，也未对其经济造成损失，于2005年3月20日作出《关于对陶端阳申请国家赔偿的回复》，对其赔偿请求不予受理。因对该回复不服，陶端阳于2006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合同、集资建房行为的效力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陶端阳认为市国土规划局颁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市国土规划局申请国家赔偿，市国土规划局作出不予受理陶端阳赔偿的请求的回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于2006年7月7日作出（2006）岸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陶端阳的诉讼请求。经陶端阳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武行终字第14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9月24日，陶端阳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市国土规划局提出申请，要求市国土规划局识别该局拆迁处的工作人员书写的字迹、复印拆迁安置方案、对拆迁人违反拆迁法规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并依法作出拆迁补偿裁决等行为。市国土规划局收到其申请后未作出答复。同年11月24日，陶端阳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2月23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武政复决[2008]第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市国土规划局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就陶端阳的诉求作出答复并依法送达陶端阳。2009年2月9日，市国土规划局对陶端阳作出《关于对申请人陶端阳反映问题的答复函》，告知陶端阳其房屋拆迁行为与该局核发的拆迁许可证无直接因果关系，其颁证行为亦无违法、违规行为。陶端阳认为该答复函未按照行政复议的要求进行答复，故于2009年3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市国土规划局作出的答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出（2009）岸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陶端阳的诉讼请求。经陶端阳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武行终字第12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对市国土规划局于2016年7月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不服，陶端阳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根据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十六号第四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对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处以罚款；责令市国土规划局要求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限期原地赔偿陶端阳105平方米房屋，如拆迁人不能赔偿，则由市国土规划局予以赔偿；因市国土规划局未依法监督拆迁安置方案的执行并隐瞒上述拆迁安置方案，责令市国土规划局承担陶端阳自2000年至今的诉讼维权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陶端阳提出的要求市国土规划局根据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十六号第四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对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处以罚款的诉讼请求，该项请求内容系要求市国土规划局履行对拆迁行为进行监管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市国土规划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陶端阳应当提供其向市国土规划局提出申请的证据。本案庭审过程中，针对陶端阳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合议庭当庭询问陶端阳在起诉前是否向市国土规划局就该事项提出过申请，陶端阳表明其在起诉前未提出过申请，亦未提交其曾经就该项内容向市国土规划局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故陶端阳针对该事项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
针对陶端阳提出的要求市国土规划局责令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限期原地赔偿陶端阳105平方米房屋，如拆迁人不能赔偿，则由市国土规划局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首先，如陶端阳主张该房屋由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进行赔偿，则该请求事项属于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次，如果陶端阳主张该房屋由市国土规划局进行赔偿，则该诉讼请求事项属于单独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本案中，陶端阳向市国土规划局提出行政赔偿的申请，其主张赔偿的理由系市国土规划局于2005年3月30日及2009年2月9日对其作出的答复均违法，系行政乱作为，据此向市国土规划局主张行政赔偿。通过查明的事实，陶端阳分别于2006年及2009年向一审法院就上述两份答复提起过行政诉讼，且经一审法院一审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驳回了陶端阳的诉讼请求。市国土规划局否认其行政行为违法。且并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行为的存在。陶端阳现单独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针对陶端阳主张因市国土规划局未依法监督拆迁安置方案的执行并隐瞒上述拆迁安置方案，要求市国土规划局承担陶端阳自2000年至今的诉讼维权费用的诉讼请求，该请求事项仍属于陶端阳要求行政赔偿的事项。同理，市国土规划局否认其行政行为违法。且并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违法行为的存在。陶端阳现单独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综上，陶端阳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陶端阳的起诉。
上诉人陶端阳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未履责并隐瞒拆迁人擅自改变经批准的安置方案，其答复不予赔偿违背上诉人依法持续申诉及法官接谈工作笔录和法律法规，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赔偿决定书，依据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十六号令第四十六条第（五）款处以对拆迁人罚款，限期拆迁人改正原址赔偿上诉人105平方米房屋；被上诉人未依法监督安置方案并隐瞒，承担十七年维权费用。
被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局辩称，陶端阳为房屋拆迁事宜诉讼信访长达十余年，很多内容是重复诉讼和已经处理的，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根据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十六号第四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对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处以罚款的诉讼请求，实质系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对拆迁行为进行监管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责。上诉人庭审中自认其在起诉前未提出过申请，亦未提交其曾经就该项内容向被上诉人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故上诉人针对该事项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反观本案，上诉人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责令拆迁人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限期原地赔偿陶端阳105平方米房屋，如拆迁人不能赔偿，则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维权费用的诉讼请求。如上诉人主张该房屋由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进行赔偿，则该请求事项属于陶端阳与中国电子物资中南公司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进行赔偿，则该诉讼请求事项属于单独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事项，应当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相关的行政行为被有权机关确认违法。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提出行政赔偿的申请，其主张赔偿的理由系市国土规划局于2005年3月30日及2009年2月9日对其作出的答复均违法，系行政乱作为，据此向被上诉人主张行政赔偿。但通过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分别于2006年及2009年向一审法院就上述两份答复提起过行政诉讼，且经一审法院一审及本院二审，均驳回了陶端阳的诉讼请求，并无有权机关确认违法行为的存在。故上诉人现单独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以及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调取证据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一）证据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址等基本情况；（二）拟调取证据的内容；（三）申请调取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中，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申请调取“《向最高人民法院远程视频接谈交材料目录》及历年相关信访笔录材料”明显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申请调取的证据对本案的审理缺乏关联性和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丽
审判员 罗 浩
审判员 罗东辉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彭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