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36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维群，女，汉族，1973年1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仲仁，男，汉族，1930年5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晨，女，汉族，1996年1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健梅，女，汉族，1998年8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男，汉族，2000年2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
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黎，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黄岩绿通水下疏通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澄江街道江田村。
法定代表人：章祖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军，浙江中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因与被上诉人台州市黄岩绿通水下疏通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8民初4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绿通公司雇佣程某2从事潜水员工作，2016年4月24日，程某2在工作中不幸身亡。
2016年4月27日，经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章祖平与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并约定：由章祖平一次性赔偿给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赡养费、交通费合计1200000元，并支付给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死者程某2的工资30000元；款项分两次支付：于2016年4月27日支付500000元，余款730000元在2016年4月28日死者程某2的遗体火化后付清。同时还明确约定今后双方无涉，不得纠缠。
协议签订后，绿通公司已按约付清了上述款项。现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以绿通公司未支付死者程某2在2015年年度工资180000元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死者缴纳社会保险等为由与绿通公司发生争议，并向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审理后，该委于2016年9月28日裁决驳回了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的仲裁请求。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不服该仲裁裁决，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绿通公司支付给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程某2在2015年年薪人民币180000元及该笔工资自2016年2月起产生的利息损失326.25元；2、绿通公司支付给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自绿通公司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因未与程某2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应当向程某2支付的11个月工资165000元；3、绿通公司支付给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自2015年2月21日起至2016年4月止因未给程某2缴纳社会保险中单位应承担部分的款项61320元。
另查明，张维群系死者程某2的妻子，程仲仁系死者程某2的父亲，程晨、程健梅、程某系死者程某2的女儿及儿子。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要求绿通公司支付程某2在2015年年度工资180000元及该笔工资自2016年2月起产生的利息损失326.25元的诉请。
庭审中，绿通公司称程某2实际在2016年春节后才到绿通公司工作的，不存在支付2015年工资的情形。此争议，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提供了通话录音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该院认为，从通话录音的对话中无法确认被告欠程某22015年的工资180000元，另虽有五位证人证言，但证人黎某、钟某、刘某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伍某1、陈某1、陈某2虽出庭陈述了证言，但三位证人与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存密切关系，其陈述的证言内容缺乏其他证据予以支持，证言的证明力较弱，故该院对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而且，当程某2身亡后，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与章祖平在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如何赔偿已达成一致协议，并已明确今后双方无涉，不得纠缠，实际上绿通公司支付的赔偿数额也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故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提出的该项诉请，依据和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要求被告支付自绿通公司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因未与程某2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应当向程某2支付的11个月工资165000元的诉请。该院认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另一倍工资属惩罚性质，其支付的对象是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履行劳动义务的劳动者，本案的劳动者程某2已身亡，由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已身亡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要求绿通公司支付自2015年2月21日起至2016年4月止因未给程某2缴纳社会保险中单位应承担部分的款项61320元的诉请。因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程某2是在2015年2月入职被告处，且社保缴纳对象程某2已经身亡，故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提出的该项诉请依据不足，该院也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负担。
宣判后，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某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程某2自何时开始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为此上诉人提交了调解协议、证人证言、电话录音等诸多证据，足以认定程某2在2015年全年均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一)证人证言具有证据能力及证明力。本案中，上诉人为了证明工作开始时间，先后遍寻程某2的工友，大多均碍于保住工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心态而不作证，好不容易找到黎某、钟某、刘某愿意作证，但他们又因为现人己不在杭州工作，路途遥远加之不能请假等原因不能出庭，只得写了书面的证言。几人证言中均对程某22015年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事实做了说明，且对于程某22015年居住的地方也进行了明确、具有很高程度的可信性的说明，其不能出庭作证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却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法院应当考虑其特殊性，并本着查清案情的角度，依职权主动给几个证人打电话，或者主动调查滨康小区门面房170号的房东或邻居等，真相自然水落石出。上诉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同乡的证人伍某2、陈某1、陈某2等出庭进行了作证，原审法院却认定证人证言因具有利害关系或者他们不能证明自己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而认定其证明力较弱。首先，在被上诉人这样不规范的公司工作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保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行业通行的实践做法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强求证人在作证前必须先去劳动仲裁委提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证人回答的细节也显示出证言不是虚假的、编造的。再者，在建筑工地、水下作业等行业内，劳动者多为同乡互相介绍，且均没有劳动合同、社保等书面凭证。被上诉人存续这么多年，公司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保的记录吗?公司是如何运转的?一次次外出作业是谁完成的?当公民的权利被侵害，只因为他们法律知识欠缺，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事实真相就被掩盖吗?(二)电话录音具有法定效力。证据中的通话记录是经过公证的，具有法律效力。在电话录音中，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章祖平认可了程某22015年全年均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事实以及程某2全年工资为18万的客观事实。在当时的语境中很明显两人谈的是2015年全年工资的事情，正常如果程某22015年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章祖平应当否认该期间在此工作的事情，而不是默认，更不会接着默认程某22015年全年工资18万，况且录音中章祖平还对每个月工资如何扣罚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如果程某22015年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章祖平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和说辞!原审法院的认定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章祖平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高级管理人员，当然有权利代表被上诉人。(三)原审法官未对证明劳动关系的关键细节进行核实。庭审中，被上诉人称程某22015年在江苏、江西等地工作，只是有空了临时才会过来，双方系临时性的用工关系。那么被上诉人从何渠道自什么时候招聘的程某2、被上诉人有什么证据证明程某22015年在江苏或江西工作、程某2在这么远的三个省份跑来跑去是否符合常理、临时性的用工具体是多长时间、每次是如何联系的程某2前来工作、为何2016年成了全职等等问题就成了本案的关键细节，原审法官却未向被上诉人核实或者确认这些细节，上诉人发问时被上诉人也均未回答。这些细节的缺失，也导致了本案事实认定的不清与错误!(四)原审法官对调解协议内容的理解出现偏差。本案中的调解协议中解决的问题系仅针对程某2工亡事宜以及2016年2个月的工资事宜，“双方无涉、不得纠缠”也是针对这个事情，本协议签署后并不排除上诉人就其他劳动关系存续时存在的侵犯程某2合法权益的事情向被上诉人继续主张，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也是错误的!此外，在调解协议签订过程中，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章祖平多次在众人面前承认程某22015年全年在公司工作的事实，且调解协议中所载“工资”一项也是指基于公司与程某2双方约定的2015年全年工资18万的基础之上计算出的，指的是程某22016年发生工亡事故前、在被上诉人处已经工作了2个月的工资。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劳动合同法》规定应签未签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双倍工资，是针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和惩戒，以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本案中，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已经发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受到相应的处罚，不应当因为劳动者工亡而对用入单位的违法行为不予追究。被上诉人未给程某2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的行为侵害了程某2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该合法权益并不因劳动者过世而消失。并且，因被上诉人未缴纳社保公积金等，导致作为继承人的上诉人无法继承程某2公积金等，导致上诉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绿通公司支付程某22015年全年工资共计人民币18万元及自2016年2月起的利息326.25元；支付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应签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计人民币16.5万；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给程某2缴纳社会保险中被上诉人应承担的部分共计人民币61320元。
被上诉人绿通公司答辩称：证人证言证明力问题，一审处理正确，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都是上诉人的老乡，有利害关系。证人身份也无法证实。关于录音问题，录音中，法人没有对相关事实进行明确的回答，法人在录音中都是含糊的，并没有默认的说法。关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在仲裁以及一审，都对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因上诉人缺乏证据，不予认可。对调解协议的理解，仲裁以及一审对调解协议的理解是正确的。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事实上，受害人程某2在2015年没有在被上诉人上班，双倍工资就没有事实依据了。社保以及公积金的问题，首先社保不存在公积金一说，另社保方面，上班只有一个多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或经调解组织调解，就工伤待遇、加班工资、经济补偿等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后，劳动者以数额过低要求用人单位补足差额的，不予支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经协商签订了协议，其中有“不得再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双方签订协议后互不追究任何一方经济责任”等类似表述，在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该协议应当认定有效，作为裁判依据。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如何赔偿已达成一致协议，并已明确今后双方无涉，不得纠缠。被上诉人按调解协议实际已经履行，且被上诉人支付的赔偿数额也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现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健雄上诉要求被上诉人绿通公司支付程某22015年的工资180000元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健雄主张被上诉人绿通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向程某2支付双倍工资的请求，因程某2已经死亡，且双方在程某2死亡后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已经达成协议，故上诉人再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交纳社保中单位应承担部分的请求，现上诉人主张社保缴纳对象程某2已经死亡，且社会保险费是支付至社保基金的，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其支付于法无据，故本院对上诉人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健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张维群、程仲仁、程晨、程健梅、程健雄负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张一文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何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