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饶中民二终字第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叶翔。
委托代理人吕丽。
委托代理人毕雪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园娥。
委托代理人陈宝胜，江西兴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
负责人高翔。
原审第三人徐德堂。
上诉人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鄱阳信用联社）因与被上诉人熊园娥及原审被告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以下简称鄱阳城区信用社）、原审第三人徐德堂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2013）鄱民二初字第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鄱阳信用联社的委托代理人吕丽、毕雪平，被上诉人熊园娥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宝胜，原审第三人徐德堂到庭参加诉讼，鄱阳城区信用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徐德堂系被告鄱阳城区信用社主任，2009年6月，第三人徐德堂以为完成被告鄱阳信用联社下达给被告鄱阳城区信用社增资扩股任务的名义，找到原告熊园娥劝其入股，先后三次收取原告熊园娥股金90万元（2009年6月20万元、2009年10月40万元、2010年3月30万元），分别出具了收条并加盖了被告鄱阳城区信用社业务专用章，注明入股股金。2010年3月11日，被告鄱阳城区信用社向原告熊园娥出具了《社员股金证》一份，并收回三份收条。第三人徐德堂收到原告熊园娥股金款后，没有将此款交到被告鄱阳信用联社入账，至2013年，原告熊园娥了解黄向荣股金证的问题后，才知其并未登记在股东名册，故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出资款9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另查明，原告熊园娥系被告鄱阳信用联社理事。被告鄱阳信用联社具有法人资格，被告鄱阳城区信用社是被告鄱阳信用联社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
原审法院认为，股金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对认缴股金的社员（股东）签发的记载股金的证明，是社员（股东）所有权凭证和参与利益分配的依据。办理股金证需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原告熊园娥所持有的股金证在程序、内容、形式上都不符合要求，但也不能将原告熊园娥所持有的股金证定性为虚假的股金证，从被告鄱阳城区信用社乃至被告鄱阳信用联社及其各分支机构的交易习惯、背景以及内部管理制度等综合分析，被告鄱阳信用联社设立的分支机构在募集股金时，给每个员工下达一定的任务，由他们各自去募集，普通的老百姓要入社一般不需要经过申请，他们直接将钱款交给各分社的员工，然后到柜台领取加盖各分支机构业务公章的股金证即可。本案中，原告熊园娥向第三人徐德堂缴纳90万元股金后，领取盖有被告鄱阳城区信用社业务专用章的股金证，符合被告办理股金证的交易习惯，原告熊园娥虽然是被告鄱阳信用联社理事，其理事之职是社员选举产生参加决策的职务，而不是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原告不参加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故原告有理由相信其领取的股金证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关于2009年底股金募集已完成的事实，并未公示，而第三人徐德堂也未向原告释明。因此，原告熊园娥有理由相信第三人徐德堂作为被告鄱阳城区信用社的主任向其募集股金是职务行为。至于原告熊园娥所持有的股金证应该具有何种形式，并没有确切规定。综上所述，原告熊园娥所持有的股金证是合法有效的。由于两被告存在过错，原告投入的股金被第三人徐德堂挪用，导致原告并未享受股东的权利，属违约行为。故对原告熊园娥要求被告鄱阳信用联社、鄱阳城区信用社返还股金款9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利息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第三人徐德堂将原告熊园娥交纳的股金未交给鄱阳城区信用社，两被告支付原告股金款及利息后，可向第三人徐德堂追偿。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2013年6月，原告得知黄向荣股金证有问题，才到被告处查询，才知被告一直未在工商部门将原告登记股东名册，故原告起诉并未超过时效。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熊园娥股金本金90万元并支付自2010年3月1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熊园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鄱阳信用联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熊园娥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熊园娥系鄱阳信用联社理事会理事，是社员选举产生参加决策的职务，其对鄱阳信用联社股金募集、股金证的发放等程序是知晓的，但原审判决以熊园娥不是经营者和管理者为由认定熊园娥不了解股金证发放等程序。原审中，上诉人提供了2005年12月19日赣银监复（2005）286号文件第五项核准熊园娥等九人为县联社理事，熊园娥任理事职务直到2010年换届时止。熊园娥在担任理事职务期间，一直按联社章程履行了理事职责。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递交了理事会议记录予以佐证，且熊园娥在原审中对自己是理事并参加会议决策的事实不持异议，可见熊园娥对股金募集的期限、完成情况（2009年底已经全部完成）、股金证的发放权限（鄱阳城区信用社无权发放股金证、徐德堂不能私自上户收取股金）、股金分红的时间等等是知情的，而原审认为在认定股金证效力时将熊园娥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熊园娥与徐德堂交易后果应与其他公民与徐德堂交易后果区分开来。熊园娥作为鄱阳信用联社理事，是决策层人员，对于2009年底股金募集已完成的事实是无需公示就应该知晓的，也无需徐德堂进行释明，因此，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三、熊园娥是否向徐德堂交付90万元明显存疑。熊园娥在诉状中陈述其在2010年3月11日一次性支付股金款90万元，可庭审中熊园娥又说是多次分批给的，前后矛盾，足以说明熊园娥与徐德堂恶意串通，该行为无效。证人万某的证言有不合常理之处，该证言是轻率的。熊园娥对本案90万元股金问题多年来不闻不问，从未关心，在徐德堂刑事犯罪终审判决定论后才起诉本案，应当查明真相。四、熊园娥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熊园娥入股的90万元股金从未分红，却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鄱阳信用联社理事会通过的《变更注册资本的请示》载明，前10位股东名单中第10名个人股金只有15万元，而熊园娥称其在2009年6月份已入股20万元、10月份入股40万元，本应在前十名之列，参加本次理事会议的熊园娥此时就应该明知自己根本没有入股县联社。从此时开始计算，本案已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熊园娥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主要理由：一、股金证是证明入股的唯一合法有效的文件。熊园娥拥有两份股金证，一份是2005年10月13日入股11万元获得的，另一份是本案中2010年3月11日入股90万元获得的，两份股金证一模一样，所获得的途径也是一致的，上诉人对前一份2005年的股金证给予认可，熊园娥也认同了第一次的入股模式和交易习惯，故后一份2010年的股金证同样应该是合法有效的，熊园娥没有任何过错。二、熊园娥虽然是鄱阳信用联社理事，但其理事身份是因为联社增资社员入股而获得的，熊园娥并非鄱阳信用联社的正式员工，不拿工资报酬，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故对上诉人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经营方案并不知情。三、徐德堂作为城区信用社主任，向熊园娥募集资金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熊园娥完全有理由相信。四、上诉人强调其2009年底就完成了股金募集工作，但事实上上诉人是在2010年4月2日才完成的，上诉人入股在此期限之内。五、熊园娥将90万元股金交与徐德堂属实。大众超市会计万某的证言是真实的。2009年6月15日给付20万元，是大众超市出纳会计万某给付的；2009年10月13日给付40万元，是万某和其姨娘朱清平共同给付到徐德堂账户的；2013年3月上旬，熊园娥给付30万元，万某、邹某在场。上述款项，徐德堂予以承认。六、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熊园娥于2010年3月11日取得股金证，是2013年6月黄向荣打官司才知道自己权益受到损害，故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6月起算。
被上诉人徐德堂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熊园娥工作简历一份，2009年5月22日鄱阳信用联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记录、社员大会见证书，2009年股金募集公告，欲证明熊园娥了解鄱阳信用联社经营管理和增资入股情况，参与过增资入股会议，且作为理事，对徐德堂的行为有辨别能力。
2、购物中心工商登记一份，欲证明熊园娥是该中心法定代表人。
3、李小霞、徐海英的股金证两本，欲证明2009年之后鄱阳信用联社启用了新版股金证，而本案诉讼的股金证是老版本。
4、入股协议书，欲证明入股需要提供申请，与理事长签订协议。
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所举证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供的1号、2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部分确认；其余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熊园娥、原审第三人徐德堂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11日，鄱阳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向熊园娥出具《社员股金证》一份，该证登记内容为：社员姓名熊园娥，入股（资金）90万元，经办人栏盖有潘学迅私章，负责人栏有徐德堂的签名，发证信用社栏盖有“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业务公章”的印鉴，发证日期为2010年3月11日。本案诉讼期间，熊园娥称徐德堂以完成鄱阳信用联社下达给鄱阳城区信用社增资扩股任务的名义，找到熊园娥，劝其入股。之后，徐德堂先后三次收取熊园娥股金90万元（2009年6月收取20万元、2009年10月收取40万元、2010年3月30日收取30万元），徐德堂于2010年3月11日向熊园娥出具《社员股金证》一份并收回三份收条。熊园娥为此提供了证人万某、邹某的证言，徐德堂对熊园娥主张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并承认其收到熊园娥90万元股金后，没有将该款交到鄱阳信用联社入账。至2013年，熊园娥了解到黄向荣相类似的股金证问题后，方知其并未登记在股东名册，故而诉至法院，请求原审被告返还其出资款90万元及相应利息。
另查明，2005年12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批复同意鄱阳信用联社开业，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该联社下设的信用社、分社、储蓄所不具有法人资格，在该联社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该联社承担。熊园娥从2005年开始担任过两届鄱阳信用联社的理事，其以联社理事身份参加过2009年5月22日鄱阳信用联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等相关会议，但熊园娥不属于鄱阳信用联社的职员，不在该联社领取工资，不参与该联社的日常经营业务工作。此外，鄱阳信用联社于2005年10月31日向熊园娥发放了《股金证》一本，载明熊园娥于2005年10月31日入资格股一万元整、入投资股10万元整，该证发证单位一栏加盖了鄱阳城区信用社业务公章，理事长一栏加盖了徐德堂的私章，鄱阳信用联社对该份股金证的效力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熊园娥称其向徐德堂交纳了90万元股金，有鄱阳城区信用社盖章的股金证和相关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且徐德堂对此不持异议，故对于熊园娥的该项事实主张，本院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熊园娥虽然时任鄱阳信用联社的理事，并参加过社员代表大会等相关会议，但其不是该社职工，不参与该社的日常业务工作，其对单项投资入股业务的具体办理情况并不知情，且熊园娥于2005年10月31日办理的股金证，上诉人并未否认其效力，因此，熊园娥仍然有理由相信徐德堂作为鄱阳城区信用社的负责人向其募集股金是职务行为、其所领取的股金证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即使上诉人认为徐德堂在鄱阳信用联社募集股金工作中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均应当认定徐德堂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发放股金证的代理行为有效。同时，熊园娥向时任鄱阳城区信用社负责人的徐德堂交纳90万元股金后，领取了盖有鄱阳城区信用社业务公章及会计潘学迅私章和单位负责人徐德堂签字的股金证，也符合当地信用社当时办理股金证的交易习惯。上诉人存在用人不当、公章管理失控、账户公私不分、过期股金证未及时收回等过错，这些过错与熊园娥投入的股金被徐德堂挪用具有因果关系，导致熊园娥支付了股金却并未得到股东应有的权利，属根本性的违约行为。结合熊园娥的诉讼请求以及上诉人对熊园娥的股东资格一直不予承认、本案出资入股的合同难以实际履行的情况，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熊园娥的股金及利息，并无不当。由于徐德堂将熊园娥交纳的股金款挪作他用，上诉人支付熊园娥股金款及利息后，可向徐德堂追偿。此外，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熊园娥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计算。上诉人提交的《变更注册资本的请示》落款时间为2010年1月15日，而此时熊园娥讼争股金证尚未办理，且仅凭《变更注册资本的请示》中前10位股东名单的排序，也不足以证明熊园娥当时就已经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因此，原审法院未采纳上诉人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是正确的。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蕾
审 判 员 徐迎风
代理审判员 徐志峰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邱露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