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08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桂花，女，197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华，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孙长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钊，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丹婷，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信隆发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邓时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益群，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桂花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成公司）、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信隆发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隆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桂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丰成公司立即向江桂花支付款项508678.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08678.0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5%，从2016年4月26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都由丰成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在本案中，根据《丰成贸易有限公司材物料订购单》的约定，信隆发公司在向丰成公司发货时，须履行随货送达发票的义务”的认定不当。1.丰成公司与信隆发公司没有“随货送发票”的约定。关于《材物料订购单》，信隆发公司仅是对《材物料订购单》第l条(即料号、品名规格、客户名称、制造单号、数量、单价、USD单价、备注)予以确认，对丰成公司关于“随货送发票”的主张并不认可。信隆发公司主张，一般情况下都是丰成公司向信隆发公司支付货款后，信隆发公司才向丰成公司出具《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材物料订购单》既无信隆发公司的盖章确认，也没有信隆发公司员工的签名确认，且信隆发公司也仅是对《材物料订购单》第1条确认，因此，《材物料订购单》仅是丰成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而不是丰成公司与信隆发公司达成的合意，对信隆发公司不具有约束力。2.丰成公司关于“随货送发票”的主张不符合现实情况。从本案证据材料可知，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信隆发公司每向丰成公司送一批货物，即附上该批货物货款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试想下，货物都还没有验收，数量、价款都还未最终确定，怎能就随货附上该批货物货款的发票。而且信隆发公司与丰成公司也没有必要一批货物一结一发票，这多费事。事实上，信隆发公司与丰成公司也都是在月底进行结算，而不是一批货物一批货物的结算。因此，丰成公司关于“随货送发票”的主张显然是不能成立的。3.丰成公司关于“随货送发票”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发票。”这也说明开具发票的行为发生在收款之后，而不是发生在收款之前。因此，丰成公司关于“随货送发票”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关于“因信隆发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争议的2016年1月的货物己开具发票给丰成公司，故丰成公司有权拒绝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的认定不当。1.丰成公司以信隆发公司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纵观本案证据材料，丰成公司与信隆发公司之间，既无信隆发公司必须先向丰成公司开具发票，丰成公司才向信隆发公司支付货款的约定，也没有如信隆发公司不向丰成公司开具发票，丰成公司即可拒绝向信隆发公司支付货款的约定。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开具发票的行为发生在收款之后，而不是发生在收款之前。因此，丰成公司以信隆发公司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本案信隆发公司应向丰成公司开具发票，丰成公司可另行向法院起诉要求信隆发公司履行。2.从诚实信用的角度来讲，丰成公司也应当支付款项。丰成公司以未开具发票这一附随义务来抗辩丰成公司向信隆发公司支付货款的主给付义务的履行，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3.从公平原则的角度来讲，丰成公司也应当支付款项。本案中，丰成公司确认应付未付给信隆发公司的货款为818714.76元，同时也确认信隆发公司仅是该笔货款未开具《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818714.76元按17％的税率开具《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13918l.51元。丰成公司以139181.51元拒付信隆发公司货款818714.76元，显然有悖公平原则。综上所述，丰成公司以信隆发公司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款项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不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江桂花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丰成公司答辩称：1.丰成公司要求信隆发公司在交货时开具发票，是因为丰成公司作为出口企业必须考虑成本，如没有发票，丰成公司等同于用多一倍的价钱购买货物。2.丰成公司至今没有提出反诉和另案起诉，因为税务机关对信隆发公司的失控状态还在查处中，丰成公司2017年7月27日还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书，因为未察看终结，故丰成公司的损失还未确定，如确定则丰成公司会另案起诉信隆发公司主张赔偿损失。3.根据丰成公司与信隆发公司的交易习惯，一直以来都是先交付发票，一个月后丰成公司支付货款。而且该交易习惯与各方的送货单约定一致。这么长的交易过程来看，各方对于发票和货款的支付顺序已经形成了交易习惯。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信隆发公司答辩称：同意江桂花的上诉请求。丰成公司应支付江桂花货款508678.07元。
江桂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丰成公司立即向江桂花支付款项508678.07元及逾期利息（以508678.0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5%，从2016年4月2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丰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桂花与邓时英存在借贷关系。2013年12月12日，江桂花通其名下开立账号为62×××49的银行账户向邓时英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20万元；2014年12月12日，邓时英向江桂花出《借据》一份，《借据》的内容为：“今邓时英向江桂花借现金人民币2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月息2分，即每月4000.00元息汇入江桂花账号；本金借用时间：暂定一年，如需要提前还款的，需要提前30天向借款人预约。此据”。2014年7月31日，江桂花通过名下开立账号为62×××49的银行账户向邓时英指定的账户汇款30万元；2014年8月1日，邓时英向江桂花出具《借据》一份，《借据》的内容为：“今邓时英向江桂花借现金人民币3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月息2分，即每月6000.00元息汇入江桂花账号；本金借用时间：暂定一年，如需要提前还款的，需要提前15天向借款人说明。此据”。上述两份《借据》的借款人签名一栏处均有“邓时英”的签名字样。
2016年4月1日，信隆发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记载，同意将公司2015年11月30日至2016年1月6日对丰成公司享有的货款债权508678.07元转让给江桂花。参会股东有邓时英、黄兴华，且该两股东代表信隆发公司股份数额的100%。会议由邓时英主持，黄兴华记录。该两股东在决议上签名确认，并加盖信隆发公司的印章。
2016年4月11日，信隆发公司（甲方/转让方）、江桂花（乙方/受让方）、邓时英（丙方/债务人）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记载：“一、甲方对第三方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成公司）享有预期债权，即甲方于2015年11月30日至2016年1月6日期间共计向第三方丰成公司送货人民币伍拾万捌仟陆佰柒拾捌点零柒元（￥：508678.07），该款项本应由第三方丰成公司于2016年3月1日前支付给甲方。二、丙方系甲方的工作人员，为甲方经营资金周转，曾于2014年12月12日借到乙方款项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00）、于2014年7月31日借到乙方款项人民币叁拾万元（￥：300,000.00）、共计向乙方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均未约定具体的借款期限。三、乙方现需收回借款，经与丙方协商还款方式，甲方愿意以对第三方丰成公司享有的预期债权，作为偿还丙方对乙方的借款，以此来清偿乙、丙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
信隆发公司与丰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信隆发公司供货给丰成公司，丰成公司向信隆发公司支付货款，丰成公司凭信隆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出口退税。在江桂花、丰成公司提供的订购单、送货单下方“注意事项”第五点写明：“随货送发票，若须邮寄支票，请附回邮信封”。
另查，《关于协查出口货款税收有关情况的复函》记载，信隆发公司因“企业查无下落”，于2016年2月29日被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厚街分局认定为“非正常户”。根据《出口货物税收函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第11号）第十五条的规定，在供货企业被注销或被认定为非正常户后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得办理出口退税，对已办理出口退税的，应将出口退税款追回。
庭审中，信隆发公司确认案涉借款实际上是由信隆发公司所借，邓时英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借款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丰成公司确认应付未付给信隆发公司的货款为818714.76元。
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协议》是江桂花、邓时英、信隆发公司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导致协议无效的情形。该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对协议签订各方具有约束力。信隆发公司将对丰成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江桂花，并已通知丰成公司，该债权转让行为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为合法有效的行为，江桂花亦据此取得与债权有关的权利。因转让的债权508678.07元并未超过丰成公司应付未付给信隆发公司的货款，故江桂花主张丰成公司支付款项508678.07元，依法有据，应予支持。
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在本案中，根据《丰成贸易有限公司材物料订购单》的约定，信隆发公司在向丰成公司发货时，须履行随货送达发票的义务。因信隆发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争议的2016年1月的货物已开具发票给丰成公司，故丰成公司有权拒绝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此外，因信隆发公司被税务部门认定为“非正常户”，导致丰成公司未能正常办理出口退税，亦将导致丰成公司的损失。据此，丰成公司依法享有对信隆发公司先履行的抗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故丰成公司对信隆发公司的先履行抗辩权，可以直接向江桂花主张。在信隆发公司未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丰成公司有权拒绝向江桂花支付款项。
综上所述，江桂花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丰成公司的部分抗辩意见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1日判决如下：驳回江桂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72元，由江桂花负担。
二审中，丰成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证据1.2017年7月27日丰成公司签收的增城区国税局发出的增值税抵扣凭证暂不予抵扣通知书；证据2，信隆发公司发票未缴税的表格；证据3，丰成公司与信隆发公司的交易记录（2014年11月-2016年1月）,证据1、2、3证明由于信隆发公司没有交付发票给丰成公司，导致丰成公司的损失。
江桂花发表质证意见称：从一审的证据来看，无法看到该17张发票的号码。故江桂花在未看到发票开具主体前，合理怀疑这些发票与本案无关。丰成公司认为这17张发票对应的是案涉12月份货款，这与丰成公司在一审的答辩意见完全相反。一审中，丰成公司是因为信隆发公司没有提供发票，故主张可以拒绝付款。二审中又认可开具了发票，只是发票问题导致其损失，将主张信隆发公司赔偿损失。按照不予抵扣通知书的内容来看，仅仅是税款不予抵扣，丰成公司应将该19万元税款予以补足，这恰恰证明丰成公司所称的变相2倍价格支付货款是自相矛盾的。发票的问题存在，丰成公司最多只是损失相应货款的税金而已。由此可见，丰成公司以发票未开为由拒绝支付余下款项，显然是不合理的。未开发票最多造成丰成公司的损失只是相应税金不能抵扣。112万元的发票的税款是19万元，是17%的增值税，本案中，如果信隆发公司没有开具发票，造成丰成公司的损失，也仅仅是17%的税额不能抵扣，不是造成全部的损失。故江桂花认为该不予抵扣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信隆发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不予抵扣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通知书不能证明信隆发公司所开具的发票不能进行相应的抵扣。对于信隆发公司发票未缴税的表格的三性不予认可，对于其与通知书的关联性也不予认可。对于信隆发公司发票未缴税的表格中的开票主体不清楚，无法证明是信隆发公司开具的发票及相应金额。对于丰成公司与信隆发公司的交易记录（2014年11月-2016年1月）中的交易的真实性信隆发公司确认，但证明内容不确认，不能证明信隆发公司开具的发票存在不能办理退税的情况。
二审庭询后，丰成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上述《增值税抵扣凭证暂不予抵扣通知书》中记载的1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
二审另查明：1.在丰成公司的订购单下方“注意事项”第五点写明：“随货送发票，若须邮寄支票，请附回邮信封”，信隆发公司的送货单上无上述内容。2.信隆发公司向丰成公司送达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记载，请丰成公司自接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七日内向江桂花履行全部义务。丰成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签收该转让通知书。
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丰成公司能否行使对信隆发公司的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向信隆发公司支付货款，进而有权拒绝向江桂花支付508678.07元款项？本案中，信隆发公司与丰成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卖方交付货物、买方支付货款是各自合同主要义务，开具增值税发票仅是卖方附随义务。信隆发公司已交付货物，丰成公司应履行相应的支付货款义务。“随货送发票”仅记载于丰成公司的订购单上，该记载并未明确表明开具发票是支付货款的前提条件。且从双方交易中实际做法来看，每单送货金额不一，双方对账之后，信隆发公司才应丰成公司要求开具发票，并非每次送货均随货送发票。因信隆发公司仅是未能开具发票，丰成公司在本案中并不享有对信隆发公司先履行的抗辩权，其以信隆发公司未提供发票为由拒付2016年1月货款的主张不成立。若信隆发公司未能开具发票，由此造成丰成公司损失，丰成公司可另循途径解决。因本案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转让的债权508678.07元并未超过丰成公司应付未付给信隆发公司的货款，故江桂花作为债权受让人，主张丰成公司支付款项508678.07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述款项的逾期利息，江桂花主张从债权转让通知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次日即2016年4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应予支持，但按照江桂花一审诉讼请求，如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超过年利率4.5％，则应按年利率4.5％计付利息。
综上所述，江桂花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欠妥，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江桂花支付款项508678.07元及利息（利息以508678.07元为本金，自2016年4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超过年利率4.5％，则按年利率4.5％计付利息）。
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44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市丰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练长仁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方 圆
尤志华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