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2民终30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金宝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号9-1。法定代表人：郭金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曲晓楠，均系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镁格尼西塔耐火材料（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湾里西街*号。法定代表人：路易斯·古斯塔沃·佩罗蒂·罗莎托，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新、付振彤，均系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金宝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宝汽车）因与被上诉人镁格尼西塔耐火材料（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镁格尼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辽0291民初2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宝汽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请即判令被上诉人返还购车款32.9万元及利息。其提出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院仅依据公诉机关在王广华所涉合同诈骗罪一案中所作的庭审说明认定王广华已支付了超过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郭金宝所交付的购车款的租金，遵循后账抵前账，故上诉人不存在损失，不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但此项结论无实质性证据，公检机关均未在正式的法律文书中予以确认，并无第三方对该结论予以证实，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一直存在业务往来，除案涉两辆车外还存在其他车辆租用，上述结论仅系王广华为减轻罪行的推脱之词，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关于后账顶前账的结论是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合同的时间和约定的租金而计算的王广华给付上诉人的款项40多万，以及另外×××一台车顶了10多万，并没有对帐单以及上诉人的自认说明，一审依据上述错误说明认定事实显然错误；此外，购车款与租金完全系两个概念，以交付的租金用以抵顶购车款无任何法律依据；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案涉两份《用车协议》时，王广华是被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负责办理车辆业务，且在此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有业务往来，均系王广华代表被上诉人出面与上诉人联系，且在案涉两份《用车协议》履行中，上诉人已按协议约定支付了购车款，被上诉人也已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并加盖其财务专用章，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王广华系代表被上诉人订立《用车协议》，依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案涉两份《用车协议》合法有效；虽然事后证实王广华犯合同诈骗罪，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务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不能仅因王广华犯合同诈骗罪而认定案涉两份《用车协议》无效进而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即使一审认定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双方应针对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现案涉车辆已经被上诉人方控制并出让给案外人，应视为上诉人已将车辆返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理应将所收取的款项返还给上诉人。镁格尼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一审判决。其主要答辩观点为：1、根据王广华刑事犯罪卷宗材料，上诉人是王广华最早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王广华以案涉《用车协议》作为手段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骗取上诉人财物，故案涉《用车协议》是王广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签订的合同，依法应为无效合同，对被上诉人不具约束力，上诉人无权据此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所谓的购车款；王广华工作职责中并不包括出售车辆，被上诉人从未委托王广华办理过车辆出售事宜，上诉人不具有相信王广华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基础，上诉人未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王广华具有代理权，王广华将车辆出售后高价返租甚至租金数额在短短一年左右即可与购车本金相当，有违常理，且被上诉人作为公司如出售车辆怎么可能要求上诉人将23万元支票款项存入刘子琴的账户而不存入公司账户，被上诉人虽租赁过上诉人的车辆作为班车，但均是正常的租赁形式，均由上诉人购买并提供车辆，从未出现过被上诉人将车辆出售给上诉人后返租的形式，上诉人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情形，王广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关责任与被上诉人无关；2、根据王广华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在庭审当中的说明、公安机关出具的《王广华诈骗案相关情况统计》及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郭金宝的询问笔录，三者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王广华已向上诉人返还款项50余万元，即上诉人被王广华骗取的款项均已得到退赔，甚至退赔的数额远超其被骗取的数额，故不存在所谓的民事责任，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其所谓的购车款；3、上诉人支付的所有款项均未进入被上诉人账户，与被上诉人无关，且从《用车协议》的签订时间以及支票的出票日期看，王广华向上诉人出具收据在先而收取款项在后，因此上诉人应就其在收到收据后足以支付相应款项承担举证责任，另郭金宝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亦明确表示其所支付的购车款均通过支票支付，根据现有证据，上诉人实际向王广华支付的款项数额仅为支票支付的29万元，对余款39000元，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金宝汽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329000元及利息（其中99000元自2008年2月22日起至还款之日止；230000元自2011年8月3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供的2008年2月22日盖有原、被告印章的《用车协议》载明：被告将其名下的×××号车辆卖给原告，车辆出卖后由原告继续给被告发班车；车辆价款18万元，原告先付10万元给被告，余款从每月班车费用中扣除，扣至9个月后，被告开始每月支付原告车辆使用费，使用期限五年，自2008年2月22日至2013年2月21日，使用金额为每月9000元，结算时间为月初的十日内结清，以现金或支票方式付给原告。原告提供的2008年2月22日盖有被告财务专用章的专用收款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购车款，金额99000元。2008年2月28日，被告工作人员王广华在原告处领取了支票，金额为6万元。其余39000元，原告主张其通过现金方式给付。原告提供的2011年7月30日盖有原、被告印章的《用车协议》载明：被告将其名下的×××号车辆卖给原告，车辆出卖后由原告继续给被告发班车；车辆价款32万元，原告先付23万元给被告，余款从每月班车费用中扣除，扣至6个月后，被告开始每月支付原告车辆使用费，使用期限五年，自2011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使用金额为每月15000元，结算时间为月初的十日内结清，以现金或支票方式付给原告。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1日盖有被告财务专用章的专用收款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购车款，金额23万元。2011年8月3日，被告工作人员王广华在原告处领取了支票，金额为23万元。案涉两辆车辆现已转让给案外人。一审法院另查明，王广华于2013年3月21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于2013年4月24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1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2014）开刑初字第70号刑事判决书，该案经二审、重审程序后，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2014）开刑初字第504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于2015年5月4日发生法律效力。在刑事侦查及审判阶段，王广华自认了与本案原告及其他受害人的以签订合同骗取款项的事实。2013年6月21日，公安机关出具情况统计表显示，王广华收取×××号别克商务车购车款9.9万元，支付租金40余万元，收取×××号汉兰达越野车购车款23万元，支付租金10余万元。公诉机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在审判阶段庭审中提交了案涉两辆的《用车协议》以及专用收款收据作为公诉证据，并说明：郭金宝是王广华在最早开始实施犯罪时第一个被骗的当事人，王广华前后与郭金宝签字了三辆车的租车和《用车协议》，王广华最终支付了超过郭金宝所交付的购车款的租金，因此，公诉机关在整体案件事实认定的过程中，遵循以后帐顶前帐，如果顶清的话，就不认定为是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认为受损失的原则，将郭金宝认定为刑事案件的证人，王广华本人及其辩护人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源自案涉两份《用车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从证据上看，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及履行案涉《用车协议》的均系王广华，王广华在刑事侦查及审判阶段，自认了与本案原告及其他受害人的以签订合同骗取款项的事实，在本院审理王广华涉嫌合同诈骗罪庭审中，公诉机关提交了案涉两辆车辆的用车协议以及专用收款收据作为公诉证据，并说明郭金宝是王广华实施犯罪时第一个被骗的当事人，王广华支付了超过郭金宝所交付的购车款的租金，公诉机关按照以后帐顶前帐，如果顶清的话，就不认定为是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认为受损失的原则，认定郭金宝为刑事案件的证人，公诉机关所称的郭金宝应指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原告公司，由引可见，王广华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及履行案涉两份《用车协议》，实际系王广华个人所为的诈骗行为，案涉两份《用车协议》应属无效合同，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况且，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统计表亦显示出，原告收取两辆车租金50余万元，超出原告支付的购车款32.9万元，原告在王广华犯罪过程中实际上并未受到损失，原告现起诉要求被告向其支付32.9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连金宝汽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36元，由原告大连金宝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本案一审卷宗、王广华合同诈骗案刑事卷宗材料记载，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被上诉人镁格尼西塔耐火材料（大连）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大连美顿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主张根据公安机关对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郭金宝的询问笔录、公诉机关在刑事案件庭审中的陈述及王广华的自述，可证明王广华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数额远超被上诉人给付王广华的款项，故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损失。其中，在2013年3月12日公安机关对郭金宝的询问笔录中（侦查员在该笔录尾页注明：以上笔录郭金宝拒绝签字），当公安机关询问郭金宝”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两辆车存在争议”时，郭金宝回答”我一直没有认为我被王广华骗了，只是我发现美顿公司欠我一年租金没付，而且我要过户的时候，美顿公司不给我过户，所以我觉得美顿公司违约，我才起诉的”。大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3年6月22日作出的大公（开）刑诉字〔2013〕28号起诉意见书记载的”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王广华的犯罪事实”中包括”王广华冒用美顿公司的名义，编造美顿公司卖车返租的虚假事实，收取郭金宝（即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三台车购车款40.9万元，付给郭金宝三台车租金73.4万余元”，其中除了本案两台车辆外，还有×××尼桑风度车，具体为：”1、2007年11月，王广华假借美顿公司名义、虚构事实，私自将美顿公司名下一辆牌照为×××尼桑风度出售给大连金宝汽车有限公司法人郭金宝，并与郭金宝签订了车辆买卖及租赁合同，收取郭金宝购车款8万元人民币，租赁合同约定美顿公司每月付租金6500元人民币，王广华按照合同约定付给郭金宝该车三年租金23.4万元人民币；2、2008年2月份，王广华以同样手段将美顿公司名下一辆牌照为×××别克车出售给郭金宝，与郭金宝签订了一份用车协议，收取郭金宝购车款9.9万元人民币，协议约定美顿公司每月付给郭金宝租金9000元人民币，王广华按照协议约定应付给郭金宝该车五年租金54万元人民币，而王广华只支付了40余万元人民币租金，且无力继续履行合同；3、2011年8月，王广华以同样手段将×××汉兰达车出售给郭金宝，与郭金宝签订一份用车协议，收取郭金宝购车款23万元，协议约定美顿公司每月付给郭金宝租金15000元人民币。王广华按照协议约定应付给郭金宝该车五年租金90万元人民币，而王广华只支付了10万元人民币租金，且无力继续履行合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开刑初字第504号刑事判决记载的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中未涉及前述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记载的”王广华冒用美顿公司的名义，编造美顿公司卖车返租的虚假事实，收取郭金宝（即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三台车购车款40.9万元，付给郭金宝三台车租金73.4万余元”事实，郭金宝未被列为该案被害人。另，在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前本院针对本案进行的二审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称其已于2011年10月20日、2011年11月2日将案涉两辆车以抵顶账款及出售的方式处分给他人并已过户至他人名下。本院认为，根据双方所提诉、辩意见，本案焦点问题首先在于对被上诉人是否应对王广华因签订、履行案涉两份《用车协议》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被上诉人虽主张其未授权王广华办理过车辆出售事宜，但案涉两份《用车协议》签订时王广华系被上诉人车队负责人，两份《用车协议》均加盖了被上诉人印章，王广华收取上诉人给付的购车款向上诉人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亦盖有上诉人财务专用章，现有证据情况下，可认定上诉人在客观上有理由相信王广华系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案涉两份《用车协议》。即使王广华与上诉人签订案涉两份《用车协议》的行为涉嫌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则应认定被上诉人应对王广华因签订、履行案涉两份《用车协议》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返还被上诉人购车款32.9万元的问题，首先涉及上诉人主张向王广华给付32.9万元购车款是否足以认定，上诉人主张其通过现金方式给付王广华3.9万元，但其并未对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结合案涉收款收据及支票，可以认定上诉人向王广华给付购车款29万元。因案涉两份《用车协议》涉及的车辆在协议约定的租赁使用期限内因已被被上诉人处分并过户给他人，车辆作为特殊动产其所有权虽自交付时转移，但案涉车辆已因被被上诉人处分并过户给案外人致使上诉人无法继续基于车辆所有权人身份对该车辆进行处分、收益，即案涉两份《用车协议》已实际终止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规定，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已付购车款29万元，且被上诉人应自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之日即2016年9月2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上诉人支付购车款利息。至于被上诉人主张王广华已付租金远超上诉人已付购车款故上诉人不存在损失的问题，因本案双方系基于案涉《用车协议》产生的返还已付购车款的纠纷，与被上诉人主张的租金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其以此为由拒绝返还购车款依据不足，且一审法院现已生效的（2014）开刑初字第504号刑事判决所涉王广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事实中并未包括本案事实，王广华合同诈骗罪一案中上诉人或其法定代表人郭金宝并未被列为被害人，上诉人亦不能从王广华前述刑事案件中得到退赔，则对被上诉人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辽0291民初225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镁格尼西塔耐火材料（大连）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大连金宝汽车有限公司购车款29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9月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三、驳回上诉人大连金宝汽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附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35元，合计9353元，由上诉人大连金宝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109元，由被上诉人镁格尼西塔耐火材料（大连）有限公司负担82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林荣峰审判员赵虹审判员何川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