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10民初5408号原告：郭田田女，1997年9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四川省江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铁金妮，天津君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清国，天津君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君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天津富民实业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范素华女，198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美的暖通设备销售有限公司职工，住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天津沙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田田与被告郭君、范素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田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铁金妮、彭清国，被告郭君，被告范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田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二被告于2017年3月20日所签订的《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郭君与原告系父女关系。2010年8月19日，被告郭君与原告之母田情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夫妻共有的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号房屋（下称“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2017年3月20日，被告郭君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与被告范素华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下称“诉争合同”），欲将涉案房屋卖给范素华。范素华明知郭君没有处分权，仍恶意与其串通签订了诉争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之（二）、第六十条之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如所请。被告郭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属郭君所有，其有权出卖该房屋，二被告对涉案房屋的买卖是有效的。被告范素华辩称，二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互不相识，涉案房屋交易价符合市场价格，此点已经中介方所确认。范素华属于善意第三人，其已经取得房屋贷款，仅差最后的过户程序。原告权利并未受到损害，如原告认为其与被告郭君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可向郭君追偿，与范素华没有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庭审中，以下事实经原、被告确认无误，本院再结合自江油市民政局所调取的《离婚协议》及原告所提交的1××1号《房屋产权证》、2016年12月11日《房屋买卖协议书》予以确认如下：被告郭君与案外人田情于1997年3月31日登记结婚，原告郭田田系双方婚生女。2007年9月，郭君取得涉案房屋即天津市东丽区择月里1#2-601-604室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登记权利人为郭君。该房屋曾设立有他项权登记，但已于2010年5月11日涂销完毕。2010年8月19日，郭君与田情办理离婚登记，双方于离婚协议第三条约定“双方现有位于天津钢管公司生活区择月里1-2-601室房一套归婚生女郭田田所有”。现涉案房屋仍登记在郭君名下，并在其占有之中。二、2016年12月11日，二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郭君将涉案房屋出卖给范素华，房价为26万元；郭君转让房屋应无家庭纠纷，其房屋主要成员承认签章，如发生纠纷，一切后果由郭君负责，除退清房款及费用外，并须赔偿乙方中介费损失费1.5万元。双方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约定：房价为24万元，首付款为8万元，余款以银行贷款方式支付，贷款手续应于2017年9月21日前办理完毕；于2017年9月15日前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2017年3月24日，被告范素华将首付款8万元打入监管账户，其贷款申请也已获银行批准放款。本院亦自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调取二被告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时所备案留存的《离婚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第三条的内容被篡改为涉案房屋“归郭君所有”，协议所加盖的“江油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印章亦与真实印章有明显差别。三、就本案审理过程中所发现的可能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犯罪的情况，本院已将相关线索、材料于2017年9月14日移送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9月20日，东丽分局以“犯罪证据不足”为由将本院移送的材料退回本院。四、原告及被告郭君均主张，被告范素华从原告处取得《离婚协议》（原版）后对该协议进行了篡改，且二被告对篡改一事存在共谋。被告范素华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第一次见到的《离婚协议》就是篡改后的《离婚协议》，其对该协议是否经过篡改并不知情，更不存在与郭君合谋篡改一事。（一）被告郭君申请证罗某学出庭作证，罗某学出庭证实，被告范素华曾在2017年3月8日至11日期间到涉案房屋处，从证人处取走《离婚协议》（原版）。经庭审质证，被告范素华对该证言不予认可。证人自述其与郭君系恋人关系，故其与郭君具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因此，本院对该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二）被告郭君提交《起诉状》一份，以证明其曾就涉案房屋起诉前妻田情，且将起诉情况告知了被告范素华。经庭审质证，被告范素华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经认证认为，据被告郭君所述，该案并未立案，且被告范素华亦非该案当事人之一，故该证据无法达成其证明目的。（三）被告郭君提交《离婚协议》（原版）一份为证，认为其在2016年12月20日即调取了该协议，故被告范素华肯定知情。本院认为，只有在调取后将协议内容告知范素华，范素华才可能知情，故不能仅依据“协议调取时间”即推断“协议调取后范素华知情”的待证事实。因此，本院对郭君的上述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纳。（四）本院依据被告郭君申请于2017年8月16日书面通知证郑某喜（房屋中介）出庭作证，但开庭郑某喜未能出庭。本院认为，按原告主张，其主张诉争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有二：一为二被告恶意串通，不仅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且扰乱了国家房屋交易的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第1次庭审笔录p5第17-18行）；二为二被告以合谋篡改离婚协议的方式骗取了房管部门的审批，对行政机关存在欺诈（第1次庭审笔录p11倒数第1行；同笔录p12第1行）。就其上述主张，本院分述如下：一、按照法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之一系合同双方主观上存在通谋，如一方不知道或不应知道该行为存在的，则不构成通谋。另依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必须证明二被告存在通谋，具体讲，即应至少证明“被告范素华明知离婚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赠与的约定”、“范素华参与篡改离婚协议”的待证事实，其上述主张方可成立。首先，原告主张，《房屋买卖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应理解为“应经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原告及田情签字确认”，在协议未经原告及田情签字的情况下，二被告还继续签订诉争合同，说明其存在串通故意。解释合同的方法，首推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且应尊重交易习惯。以该条款文义出发，结合后半段对郭君科以违约责任的内容，可推知该条款应理解为被告郭君的单方承诺，“主要成员承认签章”亦应理解为“主要成员承认郭君的签章”，而不应理解为“主要成员承认后签章”，故其约定并未提出要求被告郭君家庭成员签字的要求。原告的上述主张违反了合同解释规则，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原告另主张，通过证罗某学得知，被告郭君曾就出卖涉案房屋问题咨询律师、房屋中介和房管部门，说明二被告已经预见到出卖房屋可能遭遇原告的阻碍，其串通和共同欺诈的故意较明显（第1次庭审笔录p5第21-30行）。即使原告上述事实主张得以证实，逻辑上也仅能说明被告郭君一方预谋在先，而并无法说明被告范素华与郭君进行了合谋。第三，原告另主张涉案房屋系被告郭君与案外人田情的夫妻共同财产（第1次庭审笔录p4倒数第6-8行），其对涉案房屋无处分权，影响合同效力。然而，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仅登记为被告郭君一人，且亦无证据证明郭君曾向范素华展示过《离婚协议》（原版），故难以认定被告范素华系在明知房屋赠与约定的情况下购房。另外，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即使果如原告所述，被告郭君的处分权具有瑕疵，法律效果上，买卖合同关系本身的效力亦不受其影响。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最后，原告就其上述主张亦并未提供其他有力证据，被告郭君的相关证据，其证明目的亦未被本院采纳（已在“事实部分”详述）。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二、按照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在欺诈行为中，一方当事人须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并须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因此，因欺诈而订立签订合同，受欺诈者应为合同一方，但按照原告主张，受“欺诈”者为房管行政部门，其并非诉争合同的主体。另外，房管行政部门设立存量房交易监督管理流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秩序、保证交易资金安全、保护交易双方合法权益，而非意在解决房屋赠与、房屋权利分配等问题。因此，即使原告主张的“欺诈”情形存在，也至多影响原告与被告郭君间的私益，并不会对二被告间的交易秩序产生影响，更不会损害所谓的“国家利益”。因此，原告上述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田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郭田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张梁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常婧本判决所依照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68．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