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粤71行终7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某，男，196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委托代理人：马某某、张某某，分别为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所律师、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吉祥路**号。法定代表人：彭某某，主任。委托代理人：朱某某，该委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某某，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第三人：杨某某，女，196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同和。原审第三人：刘某某，男，196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原审第三人：刘某超，男，197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上诉人周某某因房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行初字第38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现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2月8日核准登记，向杨某某核发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广东省房地产权证。原告为证明其与本案被告向第三人杨某某发证的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提供证字第14××91号房地产所有证，3281号房地产共有权执照，穗房地证字第××号广州市房地产证（复印件），(2000)穗证明内宇第5108号公证委托书（周开云、周维桐委托刘某某），《合资建房协议书合约》，刘某某、周某某与余志敏2001年签订的《承包建房合同书》、居民户口簿、地名证明（进步里曾名进士里）、署名“刘某某”的2011年12月5日保证书，署名“刘某超”的证明、“刘某超”与周某某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及信件、公告等。其中穗房地证字第××号广州市房地产证（复印件）载明，惠福西路进士里3号，权属人为周开云、周维桐(1936年12月份向司徒有买，1999年灭失登记)。对此，被告陈述表示原告对本案发证行为没有诉权。信件等资料不能证明原告对本案涉案房产享有继承权，户口本簿只说明居住情况，与产权无关。而原告提供的其与“刘某超”之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没有签名及签署日期，尚未生效，保证书没有产权人及所列保证人刘某超签名确认，而有“刘某超”签名的因刘某超未到庭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第三人刘某某陈述同意被告的意见。另查，2010年3月19日，被告向刘某超核发了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产权证，其中注明房屋坐落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进士里3号二楼，权属人为刘某超，地号2202图12幅292等。2013年8月26日，被告向刘某超核发了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广东省房地产权证，其中注明房屋坐落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进士里3号二楼，权属人为刘某超，地号D2202图12幅131等。原审法院以(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1520号受理周某某诉刘某某、刘伯权、刘某超，第三人杨某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广州市惠福西路进步里3号二层房屋所有权属原告所有，并判决该案被告将广州市惠福西路进步里3号二层房屋过户给原告所有。2015年7月3日，原告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原审法院裁定准予原告撤诉。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及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就在先转移登记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不服本案中被告将第三人杨某某核准登记为案涉房产权属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备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其权益应与该房地产的权属存在物权性质的利害关系。而原告虽称案涉房产为其祖屋，但所提供的信件、户口登记资料等不足以证明原产权人周开云、周维桐已死亡而原告与上述两人存在法律规定的继承关系；另现原告提供的《合资建房协议书合约》、保证书等，亦未经包括申请登记、民事裁判等法定程序取得或确认为物权性权利，相关材料尚不能证明其系案涉房地产的权属利益主体。故原告与被告在本案中的登记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对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此外，本案讼争房产虽原产权人为周开云、周维桐，但此后已经过多次转移登记。原告仅对后续的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也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周某某的起诉。上诉人周某某上诉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讼争房产是上诉人祖辈周开云、周维桐共同共有，后由于俩人移居美国，该房屋交由上诉人祖父周乐怡托管，传至上诉人父亲周立夫再传给上诉人。户籍登记资料显示上诉人及家人一直实际占有、使用和管理该房屋。上诉人与讼争房产存在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刘某某伪造文件骗取房产，被上诉人未尽合理审慎职责，一再错误办理转移登记，侵犯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上诉人对房屋的首次转移登记及后续转移登记一并提起诉讼，上诉人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判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及原审第三人杨某某、刘某某、刘伯超在二审中未提交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且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999年12月1日，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向周开云颁发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其中注明房地座落越秀区惠福西路进士里3号，权属人周开云，共有权属人周维桐，权属来源1936年12月向司徒有买，1999年灭失登记，建筑结构及层数为砖木结构、混合结构2层，共用地面积123.70平方米，备注栏内亦说明土地未办有偿使用手续。2010年3月19日和2013年8月26日，被上诉人就讼争房产先后向刘某超核发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广东省房地产权证，两证均注明权属人为刘某超，房屋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购买,土地共用面积125.74平方米，附注说明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证明以上事实的有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证、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广东省房地产权证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提供该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有关证据。本案中，周某某称讼争房产是祖辈所留，所提供来往书信、户籍证明、保证书等证据不具有物权证明效力，不足以证明周某某对讼争房产拥有所有权，故周某某与被上诉人向杨某某的颁证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上诉，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周某某诉请撤销被上诉人核发给杨某某讼争房产产权证，经查讼争房产权属人从1999年周开云、周维桐到2014年变更为杨某某，期间已经过若干次转移变更登记，原告仅对后续转移变更登记至杨某某名下的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予以驳回，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周某某认为刘某某、刘某超以欺骗手段获得自己房产，并恶意转让给杨某某，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杨立志审 判 员  杨 芳代理审判员  姚 伟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伍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