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陆民初字第1767号原告袁家德，男,汉族，1954年7月16日生，初中文化，陆良县人，农民，住陆良县。委托代理人方定红，云南东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阮美琼，女，汉族，现年60岁，文盲，陆良县人，农民，住陆良县，系原告之妻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袁存学，男，汉族，1952年农历2月12日生，陆良县人，初中文化，陆良县烟草公司退休职工，住陆良县。（未到庭）被告徐芝美，女，汉族，1953年生，文盲，陆良县人，农民，住址同上，系被告袁存学之妻。（未到庭）委托代理人袁张静，男，汉族，1977年10月1日生，大专文化，陆良县烟草公司职工，住址同上，系二被告之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袁家德诉被告袁存学、徐芝美排除妨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家德及其委托代理人方定红、阮美琼，被告袁存学、徐之美的委托代理人袁张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家德诉称：原告系河东村委会第**村民，土地包产到户时，原告承包了位于本村毛狮沟的0.8亩旱地，1999年1月1日就该片土地顺延了承包期。该片土地实际有四小块，但村集体登记土地时没有进行详细登记，只是代表性地登记了其中一块土地的四至界限。2015年3月，二被告家无故拉了一车石头堆放在原告家土地上，双方因此引发纠纷。为落实情况，村委会邀约了9组组长邹忠生、14组组长袁承生及袁荣光实际丈量了该片土地，并制作了原告在毛狮沟的土地的四至界限。现被告所侵占的原告的位于毛狮沟土地面积为138平米，四至界限为：东至袁自光、西至徐芝美、南至北头村、北至大路。现二被告侵占原告的土地，导致原告无法耕种，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二被告停止侵权，恢复原状，将堆放于原告家承包地上的石头搬走。被告袁存学、徐芝美答辩称：争议的该片土地是1982年土地下户时，由共产党分给我家的，我堆放石头在我家承包地内，是我的权利，原告无权干涉。原告在诉状中诉称的：“为落实情况，村委会邀约了9组组长邹忠生、14组组长袁承生及袁荣光实际丈量了该片土地，并制作了原告在毛狮沟的土地的四至界限。”与事实不符。该次丈量土地既没有村委会的领导及调解人员参加，也无我们组的组长参加，原告所述的本村委会9组组长、14组组长、及其它组的村民袁荣光均无权确定争议土地的四至界限。且河东堡村委会根本没有邹忠生和袁承生这两个人，原告是在造假欺骗法院。原告家的《农村土地承包具体情况登记表》上所记录的土地并不包含争议的该138平米的田地。1998年村委会将争议土地所在片区统一收起来承包给另外的7家人种植烤烟及桑树，因争议的该片土地属短拐子田（不规则的多边形），不好耕作，就没有具体承包到户，该片土地由本村村民一家耕种一年，针对这个事实原告在上一次开庭时也无异议，并承认袁鸭才家耕种过一年。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具体情况登记表》是1999年1月1日颁发的，是在村委会就该片区土地统一收起来后才颁发的，故该登记表上所载的原告的承包地根本不包含争议的这138平米的土地。原告提供的村委会的证明是假的，针对这个问题，法院已经询问了村委会的文书谢小狗。且该证明上所载的该138平米的田的东面是袁自光的土地，但原告在上一次庭审中陈述：该138平米的田的东边是北头村的水田。就原被告之间的该纠纷，河东堡村委会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均没有结果。原告所提供的证据除两张照片外，其余的都是虚假的。原告上一次起诉，因其证据不足，理亏，故而撤诉，现原告又用虚假证据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公正判决。在法庭审理中，原告袁家德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证实：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于证实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件一份，证实原告依法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河东堡村委会证明书原件一份，证实争议土地的登记情况及归属；4、村委会调解处理情况意见书原件一份，证实争议土地系原告的承包地。经当庭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争议的土地属原告的承包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3中载明具体情况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为准，且调解人员不是我们村委会的人员，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因调解时，我方没有参加，也未达成调解协议，该次调解不具有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还申请了袁永生、袁侯生、邵忠生三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袁某1称：1982年土地包产到户，1986年我跟原告家去争议的土地上干过农活。该土地位于毛狮沟，原是一块种植烤烟的旱地，后来改良为水田，是转拐子田，其北边是路，南边是原告家的旱地，东边是袁自光家的土地，西边是被告家的旱田。大约在1996年的时候，村委会将该片土地周边的旱地统一收回用于种植桑树，因当时争议的该土地已经是水田，故就没有收回，仍由袁家德家耕种，我媳妇也跟原告家插过秧。我是组长，土地登记是我登记的，但具体是由袁保静负责处理的，袁保静现在已经去世了，争议的土地现在已经堆放了石头。证人袁某2称：我与袁存学家是亲戚，且关系较好。土地下户时，我与袁保静（已去世）参与了分田，争议的土地是分给袁家德家的，面积是138平米，该田是多拐子田。1983年袁家德家将该片土地改为水田，后来承包土地又重新划分，由集体统一收起来种植烤烟，1988年又归还承包者，之后原告就一直耕种该片土地至今，袁家德家在毛狮沟共有两块旱地，争议的是其中的一块，总共有138平米。证人邵某称：原告家在毛狮沟有两块旱田，1982年土地下户时该片土地是分给原告家的旱地，后来改为水田，我家的房子与争议的土地距离较近，我一直看见原告家在争议土地上耕种。该地之前是种烤烟的，后来改种桑树，烤烟和桑树是集体连片种植，但管理还是各家管理各家的。我是河东堡村委会9组组长，2015年8月份我在袁荣光的邀请下参与了丈量该片土地，但没有制作四至界限，去丈量土地的只有我跟袁荣光，丈量土地是上一次开庭结束后进行的。经过当庭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3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无异议，该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原则，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3、4，被告均提出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2系陆良县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中载明原告袁家德在毛狮沟共有旱地0.8亩，其四至界限为东至水田、南至德云、西至坟、北至见德，未涉及争议土地的四至界限及面积，故该证据不能证实争议的该片土地系原告的承包地。原告提供的证据3，因参与丈量土地的人员，未得到土地管理部门或村委会的授权，其无权对争议土地进行测量并制作四至界限，虽然河东村委会在该证明上签章，但没有相关负责人签字，在村委会签章处还载明：“具体情况按承包经营使用证”，因此该证据的来源不合法，真实性也不能确定，故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4，无相关调解人员的签字，且村委会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部门，其无权对争议土地的权属作出认定，故该证据也不予采信。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3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其证言均不予采信。被告袁存学、徐芝美针对自己的答辩主张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1、证人袁某3证言复印件一份，证实争议土地曾经被集体收回，之后原告家与袁自光家因为这138平米的土地发生过纠纷，纠纷是袁某3帮助解决的；2、证人袁某4、李某、袁某5证言材料复印件各一份，证实争议的土地是被告家的；3、袁侯生在第一次开庭时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证实袁侯生的证言前后矛盾。经过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3组证据均系孤证，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不能证明争议土地是被告家的。袁侯生的证明材料是其上一次开庭时提交的，但被告提交的是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不认可。本院认为：二被告提供的证据1、2均系复印件，且袁某3、袁某4、李某、袁某5均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均不能确定，故均不予采信。二被告提供的证据3，系袁侯生在上一次开庭时所提供的，其在该证明材料中陈述的内容，与本次开庭的陈述基本一致，但因其陈述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故也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被告系同一村人，方均在本村毛狮沟处承包了土地。2015年3月二被告在双方争议的土地上堆放石头，原告于2015年9月7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决二被告停止侵权，恢复原状，将堆放于原告家承包地上的石头搬走。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对争议土地的四至界限、面积、及其归属作出明确界定，而原、被告双方又均在毛狮沟处有承包地，故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土地权属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本案双方均对争议土地主张权利，应由相关政府部门处理。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袁家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00元，免于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云祥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关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