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23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运年，男，196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汝芹，湖南省浏阳市淮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贤尾，男，197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婷（系孙贤尾前妻），女，197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水利（系孙贤尾之兄），男，197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邹运年因与被上诉人孙贤尾、朱婷、孙水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181民初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运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孙贤尾、朱婷、孙水利偿还借款10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2月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11月的利息为7975元）；2、案件诉讼费由孙贤尾、朱婷、孙水利承担。邹运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2、由三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份，刘碧武找到邹运年称孙贤尾需要资金周转，问是否借20万元给孙贤尾，借期3个月。邹运年当初没这么多钱，最多只能借10万元给孙贤尾。2013年12月13日，刘碧武带着三被上诉人到邹运年家中以邹运年妻子蒋伟花的名义借10万元给孙贤尾。孙贤尾、朱婷出具了借条。2014年初，孙贤尾又打电话给邹运年，说还要借10万元。邹运年答应了，但是当时自己只有3万元，所以找朋友黎敏借了5万元现金，并在自己的工地筹集2万元现金。通过银行转账3万元、现金7万元共计10万元借给孙贤尾。孙贤尾出具了借条并称15天归还。一审判决以邹运年仅提交3万元转账记录为由认定借款本金仅为3万元依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朱婷辩称：我与孙贤尾已经离婚，他在借款时与案外人同居并生下一个小孩。我们六年未生活在一起了。本案10万元我不知情，直到一审才知道。我们有两个小孩，都是我一个人抚养，孙贤尾后来赚的钱和借的钱都没有给过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贤尾、孙水利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运年与案外人蒋伟花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1年3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6月29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约定各自经手的债权归各自享有，但未明确债权的详细情况；孙贤尾与朱婷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1年11月26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月28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约定158.5万元夫妻共同债务中欠付邹润（运）年的10万元由孙贤尾负责偿还，未提及欠付蒋伟花的借款；孙贤尾与孙水利系兄弟关系，两人与邹运年均系朋友关系。2013年12月13日，孙贤尾因承包工程缺少资金，经孙水利的朋友刘必武介绍向邹运年的前妻蒋伟花借款。孙贤尾向蒋伟花出具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一张，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未书面约定利息。当日，邹运年通过其弟弟邹仲坤在中国工商银行浏阳工业园支行开设的账户向孙贤尾转账5万元，同时还从该账户内取款2万元交付给孙贤尾；2014年1月5日，邹运年通过其在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洞阳支行开设的账户向孙贤尾转账3万元。2014年1月6日，孙贤尾向邹运年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如下：“今借到邹运年现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元），本款20号归还，孙贤尾，2014.1.6，电话133××××6558，身份证：43012319750110031X”。邹运年主张该10万元借款中的3万元系转账支付，7万元系现金支付，孙贤尾则主张上述借条系其应邹运年的要求针对蒋伟花出借的10万元借款而重新出具的，邹运年和蒋伟花向其交付的借款总额仅10万元。此后，孙贤尾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同年5月20日，孙贤尾向邹运年出具承诺书，内容如下：“本人孙贤尾承诺借邹运年人民币壹拾万元，在2014年7月15号前付清。中间计划付贰万元，如7月15号前未付清，以全部车子坐抵押（湘Ａ×××××），承诺人：孙贤尾，2014.5.20”。孙水利在承诺书的右下角签名。此后至今，孙贤尾未向邹运年偿付任何本息。另查明：2016年1月14日，邹运年前妻蒋伟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孙贤尾、朱婷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蒋伟花在诉讼过程中主张10万元借款以转账方式支付7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邹运年向孙贤尾提供了借款，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该案借款本金的数额如何认定？（二）朱婷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三）该案借款是否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结合该案，邹运年主张其向孙贤尾提供了10万元借款，孙贤尾对此予以否认，仅认可向邹运年本人及其前妻蒋伟花借款共计10万元的事实，邹运年虽提交了已注明款项性质为“现金”的借条，但邹运年主张其中3万元系转账支付，7万元系现金支付，故已间接证明借款并非全部通过现金方式给付，且邹运年关于借款如何交付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该借条只能证明邹运年与孙贤尾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不能当然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故邹运年应举证证明该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现邹运年仅提交了3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未能提交余款7万元的转账凭证或取款证明，故邹运年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法认定邹运年出借的本金为3万元，对邹运年要求孙贤尾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部分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该案借款发生在孙贤尾和朱婷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也已明确本案借款为共同债务，协议虽已明确债务由孙贤尾承担，但该约定系双方的内部约定，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朱婷应对该案债务依法担责，其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孙贤尾追偿。综上，对朱婷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朱婷应对本案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朱婷辩称该案邹运年的诉请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孙贤尾于2014年1月6日向邹运年借款，双方最终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4年7月15日，故该案诉讼时效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7月15日。现邹运年于2016年1月13日提起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由于孙贤尾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应向邹运年支付逾期利息。由于邹运年与孙贤尾之间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邹运年可要求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现邹运年仅要求按年利率4.35%计算从2014年2月至2015年11月的利息7975元，此系邹运年对自身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孙水利在承诺书上签名，其签字时虽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但其系借款人孙贤尾的哥哥，与邹运年又系朋友关系，其在内容涉及到借款担保的承诺书上签名，其行为可推定其签名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为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故其应对该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孙贤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付邹运年借款本金3万元及从2014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至2016年1月13日的利息2556元（3万元×4.35%÷12个月×23.5个月），朱婷对上述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孙水利对上述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孙水利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孙贤尾、朱婷追偿；（三）驳回邹运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222元，由邹运年负担853元，由孙贤尾、朱婷、孙水利共同负担369元。二审中，邹运年提交了一份调查笔录，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该调查笔录仅有一名调查人参与对被调查人刘碧武的调查，且调查人未在笔录上签字，形式上本身就不符合规定，且被调查人刘碧武称对本案借款未参与，该调查笔录也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3年12月13日，孙贤尾向邹运年当时的妻子蒋伟花出具借条一张，借条内容如下：“今借到蒋伟花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元），限三个月归还。借款人：孙贤尾，2013.12.13”。当日，邹运年通过其弟弟邹仲坤在中国工商银行浏阳工业园支行开设的账户向孙贤尾转账5万元，同时还从该账户内取款2万元交付给孙贤尾。余款3万元，蒋伟花主张系直接给付现金。孙贤伟在收到借款后，当即给付蒋伟花8000元作为报酬，双方因此没有书面约定利息。再查明：邹运年在一审中陈述：2014年1月3日，孙贤尾又找我借款，我1月6日收到了孙贤尾的借条，我1月6日转了3万元左右给孙贤尾，6.5万元是出条据当天给的。邹运年在二审中陈述：我是先给了4万元给他（孙贤尾），再出的借条，因为少3万元，我后来又转账给他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借款金额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借款合同已生效。具体到本案中，即使孙贤尾向邹运年出具了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也并不当然地意味着孙贤尾与邹运年之间发生了10万元的借贷关系。涉案借条本身内容虽载明10万元系现金支付，而实际上3万元为银行转账，即借条本身载明的内容与实际情形也不相符。而且，邹运年关于10万元交付经过的陈述前后矛盾，在一审中称1月6日收到借条，1月6日转账3万元，二审中又称先出了借条后转账3万元，而法院查明的事实却是转账3万元的时间在先（2014年1月5日），出具借条的时间在后（2014年1月6日）。此外，邹运年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向孙贤尾交付了10万元借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邹运年出借给孙贤尾的本金为3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邹运年上诉称借款本金为10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邹运年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5元，由上诉人邹运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ＸＸ宇审 判 员  欧阳宁代理审判员  邓 安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书 记 员  傅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