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4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某，男,住广东省揭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法定代表人：陈某。委托代理人：罗玉川，惠州市某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某，男，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刘某，男，汉族，户籍地址：湖南省华容县，现住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廖某，男，汉族，户籍地址：江西省，现住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刘某，男，汉族，住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吕某，女，汉族，住惠州市市辖区。上诉人杨某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审诉辩意见原审原告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裁定杨某合同违约，解除惠城区公安分局与杨某2012年5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立即交还租赁房屋。二、判决杨某支付第三人损失、赔偿。三、判决由原告杨某支付本案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2012年5月31日，时任惠城区公安分局政委简精民与杨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惠城区公安分局(甲方）将原东湖派出所一楼档口出租给杨某（乙方），期限为2012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合同第五部份租赁条件中第14项明确注明：在租赁期间，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房屋转租、转让他人。但2012年6月合同签订后，被告杨某立即将从原告处所承租来的原东湖派出所一楼档口转租给第三人林某、刘某、廖某、刘某，从第三人处收取租金。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依合同行事，不得将档口转租他人，但被告久拖不理，至今仍将档口转租给第三人，据此，起诉到法院。被告杨某辩称：一、原告所述不属实，原告是知道转租的情况，而且是原告叫我转租的，没人与我协商不要转租。2009年天志公司退了合同，陈永华在我的档口边上贴了公开招租广告，然后我知道，通过派出所所长认识了陈某华。我通过正常程序，从公安局内勤领取、提交合同。我承租后，我立即书面、口头通知第三人不继续转租，而且2012年6月11日通过原告的协警发给第三人的。后来是保障办曾某主任对我们两个老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我们继续转租。当时内勤李会计、钟某华等人清楚。我很尊重曾某主任，他派了吴某、陈某1两个人办理。我不愿意转租，我是在公安局领导要求的情况下继续转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过了一年半后才起诉我，不应予以支持；二、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四份第三人的《刑事询问笔录》均为在刑讯逼供下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第三人刘某述称：2006年底，这个房屋原来是向杨某儿子杨旭东租的，一直使用，签到2016年。2012年5月的时候，杨某说我们这个合同到期，我就去公安局询问相关情况。公安局的一个主任就让我们与杨某协商。后来公安局同意，我就与杨某协商签了协议，还把协议交给一份给公安局，当时是拿给曾某，交给吴某。第三人林某述称：情况与刘某差不多，我是2009年3月开始租的。在廖某档口商量的，公安局的陈某1，吴某也在。第三人廖某述称：我的情况与林某一样。第三人刘某述称：这个没有转租的，是我过来帮我干爹杨某做的。反诉原告杨某诉称：反诉人因被反诉人诉反诉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现依法提出反诉如下：一、请求确认惠城区公安分局与杨某2012年5月续签的租赁原东湖派出所一楼档口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关于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收到房租后不出具正式发票，而是“出具收取凭证”的约定违法无效；二、请求判令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依法向杨某出具正式发票共49张，具体每张发票的金额见证据（1）49张租金收据；三、请求确认杨某享有惠城区东湖中路48号一楼的租赁权，判令被反诉人继续履行与反诉人的房屋租赁合同；四、请求确认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与吕某2011年3月签订的租赁惠城区东湖中路48号一、二楼的房屋租赁合同违法无效；五、请求法院将惠城区公安分局涉嫌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移送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立案侦查，并依法向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六、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反诉被告惠州市某区公安局辩称：一、反诉原告请求的第一项不开具正式发票及第二项出具的是收据，对此双方在合同约定中，双方自愿约定出具收据，是合法有效的，如果反诉人要求出具发票，我局可以出具发票，反诉原告可以到我局领取；二、第五项公安机关私设小金库，其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投诉，与本案无关。要求将所诉的罪名移交给相关部门处理，所有公民发现公安机关违法，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处理，反诉原告的这个请求与本案所诉民事案件没有关系；三、对于反诉第三点，反诉人请求确认其与我局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与原告起诉的是矛盾点。我局与杨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第14条明确表示，未经我局同意，杨某不得转租。我方已经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将档口一分为四转租给第三人，杨某已经违约。四、第四点，确定我方与吕某签订的合同无效。我方与吕某签订的合同是在2011年，签订合同比与被告签订的要早，没有理由确认与吕某合同无效。如果杨某违约，我局与杨某的合同解除，我局有权与吕某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反诉第三人吕某述称：2011年初，看到公安局有招租公告，我就打电话与公安局联系，就在3月3日与公安局签订租赁合同。我多次到公安局交租，但是他们说没有搞掂房子，不敢要我收租。合同约定是要原东湖派出所办公场所的1、2层。但是一楼一直没有弄好给我，我就想装修第二层的时候，就有人出来阻止我装修。还有就是当时签租赁协议的时候，说是移动监控设备费用由我负责，就不收我这个租赁房子的转让费，后来这个费用我出了，公安局一直没有能把租赁的房子交给我使用。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间至2012年5月31日前，原告将原东湖派出所一楼档口出租给被告杨某的儿子杨某东，杨某东将上述档口分别于2006年12月分租给第三人刘某经营绝味鸭脖店、于2008年9月分租给第三人廖某经营糖尿病食品店、于2009年3月分租给第三人林某经营林福记炖品早餐店，留存一间自行经营，由第三人刘某代为经营。在此期间由东湖派出所及惠州市保安服务中心向杨旭东收取每月的租金并出具《收据》、《非税收入通用票据》给杨旭东。2008年8月东湖派出所另迁新址。2012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杨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上述档口租赁给被告，期限为2012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租金为4000元/月，租金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支付，原告出具收取凭证。被告一直按时足额缴付租金。2012年7月17日，被告将上述档口继续转租给上述第三人经营。在此期间，档口的租金由惠州市保安服务中心向被告收取并出具《非税收入通用票据》给被告。2011年3月3日，原告与反诉第三人吕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原东湖派出所一、二楼（约750平方米）出租给反诉第三人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站使用。被告辩称其将上述档口转租是在当时公安局的保障办曾某主任派了吴某、陈某1两个人协助办理转租的事宜；同时称2006年6月13日公安局干警陈某2向杨旭东出具了欠杨旭东档口押金的《欠条》一张，并向本院提出请求上述人员出庭作证的申请。本院依法传唤证人曾某、吴某、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并将《出庭通知书》交由原告代为传唤。经传唤，上述四证人均未到庭作证。原告述称，曾某现在是惠州市看守所所长，因开会不能到庭；吴某、陈某1已退休；陈某2与本案无关。在第一次开庭时，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其本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4月17日作出了广湖司鉴所（2015）文鉴字第2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该租赁合同为被告杨某所签。被告缴纳了鉴定费3000元，原、被告对此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将上述档口于2006年就出租给了被告的儿子杨旭东，杨旭东当时就已经将上述档口分租给了本案的第三人经营到现在。在2008年8月份东湖派出所搬迁到新址前，东湖派出所就在档口的楼上办公且收取杨旭东交纳的租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定原告是知道上述档口分租的事实。在2012年5月31日租赁期限届满时，由本案被告继续承租，并没有改变上述分租经营的状况。考虑到本案被告与杨某东是父子关系，本案的租赁也有其相承关系。2012年5月31日被告承租后，被告辩称当时并不想转租，但当时原告的物业管理部门领导要求被告继续予以转租。因上述证人均为原告的干警，对此，被告向本院提出了申请证人出庭的申请书，本院亦已将要求证人曾某、吴某、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的通知书交给了原告，由原告安排相关证人出庭作证，但原告并没有安排上述证人出庭作证。据此，可以认定被告的转租行为原告当时是知情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合同关系，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反诉原告认为与反诉被告约定的开具收据作为收款凭证的条款为无效及将现有的收据兑换为发票的请求，属于税务部门的行政监督问题，反诉原告可向税务部门的监察部门反映，本院不予处理。反诉原告请求确认反诉被告与反诉第三人吕某签订的租赁合同违法无效的请求，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不予处理；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存在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行为，要求本院予以处理的请求，亦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对于反诉原告请求确认其享有惠城区东湖中路48号一楼的租赁权，判令反诉被告继续履行与反诉原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对此请求，在本诉中已作了说明，对该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惠州市某区公安局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应继续履行与被告（反诉原告）杨某于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本诉的诉讼费100元及反诉的诉讼费100元共2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惠州市某区公安局负担；鉴定费3000元由反诉原告杨某负担。当事人的二审意见上诉人杨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将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中的“2015年”更改为“2012年”；二、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号民事判决书第三判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三、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认定的事实进行确认；四、请求二审法院将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涉嫌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移送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并依法向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五、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中的“2015年”应为笔误，请二审法院将此处更正为“2012年”。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已阐明对上诉人关于“确认杨某享有惠城区东湖中路48号一楼的租赁权,判令被反诉人继续履行与被反诉人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而上述房屋租赁合同是在2012年所续签,原审判决第二判项中的“2015年”应为笔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更正。二、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上诉人关于“确认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与杨某就原东湖派出所-楼档口2012年5月续签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关于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收到房租后不出具正式发票,而是‘出具收取凭证’的约定违法无效（见反诉状）”以及“判令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已依法向杨某出具正式发票共49张,具体每张发票的金额见证据2--49张租金收据（见反诉状)”的反诉请求,“属于税务部门的行政监督问题”,“本院不予处理”(原审判决第7页第二段第二、三行),最后判决不会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1、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原审判决第7页第二段第三行)认为上诉人关于“确认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与杨某就原东湖派出所一楼档口2012年5月续签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关于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收到房租后不出具正式发票,而是‘出具收取凭证’的约定违法无效”以及“判令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依法向杨某出具正式发票共49张,具体每张发票的金额见证据2--49张租金收据”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处理”,与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上诉人的该项反诉请求是自相矛盾的,明显混淆了驳回诉讼请求、驳回本诉起诉和对反诉裁定不予受理的区别。对本诉驳回起诉是人民法院对已受理的案件,经过审理,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和法院的立案条件而裁定予以驳回的行为。驳回起诉实际上是将诉讼请求排除在法院审理本案的审理范围内,对该诉讼请求不作法律上的评价,不进衍审理和实体判决。通常情况下,如果本诉起诉人提供新的材料或证据证明重新起诉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和法院的立案条件，则本诉起诉人可以重新起诉,法院经审查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必须予以受理,而不受原驳回起诉的裁定所制约。再者，驳回起诉并不意味着实体权利的丧失,本诉起诉人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后可以寻求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对反诉不予受理是因为反诉请求与本诉请求涉及的诉讼标的和法律关系不同,没有关联性,不在本案中予以审理。对于反诉的不予受理,2015年2月4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团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对此法律明确规定反诉裁定不予受理后法院必须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驳回诉讼请求,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立案受理的案件经审理后,发现原告请求法院保护的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因而对原告的请求不予保护的司法行为,它所要解决的是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问题,针对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请求,用判决的方式作出的。显而易见，一审法院“本院不予处理”上诉人上述两项反请求,是将这两项反诉请求排除在法院审理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却又不经审理做出剥夺上诉人实体权利的“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显然是自相矛盾和错误的。2015年2月4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即使一审法院认为该反诉请求与本案没有关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也只能裁定不予受理,并且要在裁定书上告知上诉人有另行起诉的权利。那么上诉人即可将裁定书作为另行起诉的凭据继续行使诉权。但一审法院却不经审理以判决的第三判项――驳回上诉人的该项反诉请求的方式导致上诉人丧失了胜诉权,致使上诉人丧失了另行起诉的法定权利,这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极大的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2、事实上,一审法院指派审理本案的业务庭和立案庭已经审查受理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上诉人的《民事反诉状》是上诉人直接上交到惠城区人民法院指派的业务庭的主审法官和跟案书记员手中的,在上诉人上交了反诉状后,本案业务庭的主审法官在审查了反诉状后亲自通知上诉人到立案庭交诉讼费,由立案庭出具了受理通知书。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是经过惠城区人民法院指派进行审判的业务庭和立案庭两个部门审查过后才决定立案受理的。充分说明惠城区法院认为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与本诉诉讼标的有关联,并决定与本案合并审理。否则.惠城区法院当时就应该就这一项反诉请求“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了。因此,最后判决认为该反诉“本院不予处理”与法院之前的受理行为是相矛盾的。3、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上诉人关于“确认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与杨某就原东湖派出所一楼档口2012年5月续签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关于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收到房租后不出具正式发票”而是‘出具收取凭证’的约定违法无效(见反诉状)以及“判令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依法向杨某出具正式发票共49张,具体每张发票的金额见证据2――49张租金收据(见反诉状)”的反诉请求,“属于税务部门的行政监督问题”,“本院不予处理”(原审判决第7页第二段第二、三行)的意见是错误的。众所周知,税务部门只能对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是否依法纳税的行为进行行政监督，而并不能对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和民事主体签订的合同的条款是否合法有效做出法律评价和确认,而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是要求法院“确认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与杨某就原东湖派出所一楼档口2012年5月续签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关于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收到房租后不出具正式发票,而是‘出具收取凭证’的约定违法无效”,这种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明显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而要求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依法向杨某支付正式发票是请求法院判令民事主体依法做出民事行为的一项民事诉讼请求，与行政行为的行政处罚权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不会造成冲突。这里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机动车闯红灯撞伤行人,司机既要承担违章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处罚责任,又要承担对行人进行赔偿的民事责任。又比如醉酒驾驶撞伤行人,司机不但要承担违法犯罪的刑事责任,还要承担对行人进行赔偿的民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以“属于税务部门的行政监督问题”为理由“不予处理”是站不住脚的,是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的。事实上,当一个主体既违反行政法律规定甚至违法犯罪,又损害另一主体民事权益时,这一个主体既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又同时要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既可以要求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对上诉人依照法律强制规定做出支付发票的民事行为,同时还可请求行政机关对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做出行政处罚,甚至还可请求有关部门对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因此,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确认合同中的一条违法条款无效的请求以及判令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向上诉人做出支付发票的民事行为的请求不予处理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反诉原告请求确认反诉被告与反诉第三人吕某签订的租赁合同违法无效的请求,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不予处理”，最后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1、如前所述,“本院不予处理”,与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上诉人的该项反诉请求是自相矛盾和错误的,明显混淆了驳回诉讼请求、驳回本诉起诉和对反诉裁定不予受理的区别。具体理由见本上诉状第二项第1点,这里不再重复。2、事实上,一审法院指派审理本案的业务庭和立案庭已经审查受理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最后判决认为该反诉“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不予处理”与法院之前的受理行为是相矛盾的。具体理由见本上诉状第二项第2点,这里不再重复。3、一审法院认为该反诉请求“与本案没有关系”，这一认定没有给出任何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逻辑依据,这展示了一审法院“人治”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与中共中央和习总书记倡导法定的理念背道而驰。上诉人在提交给一审法院的《民事反诉状》的第5页至第7页共用了1637个文宇详细阐述了该反诉请求与本案密切相关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逻辑依据,明确提出了所适用的法律规定--合同法52条和物权法35条,并为此提供了25项证据,其中重要证据--证据4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与吕某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亦已被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所认可。但是一审法院仅凭7个宇“与本案没有关系”即推翻了上诉人的1637个文宇所阐述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逻辑依据,没有告知上诉人是事实依据错了？还是法律依据错了？甚至是“刑不上大夫”,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中国法律只能适用于弱势的任其拘捕的小老百姓呢？一审法院如此强势地不遵照中共中央法治精神,以“无需法律和道理,我说了算”的“人治”方式判案,令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政令能否上通下达、令行禁止忧心不已。四、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存在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行为,要求本院予以处理的请求,亦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最后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将惠城区公安分局涉嫌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移送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并依法向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1、如前所述,“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与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上诉人的该项反诉请求是自相矛盾和错误的,明显混淆了驳回诉讼请求、驳回本诉起诉和对反诉裁定不予受理的区别。具体理由见本上诉状第二项第1点,这里不再重复。2、事实上,一审法浣指派审理本案的业务庭和立案庭已经审查受理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最后判决认为该反诉“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与法院之前的受理行为是相矛盾的。具体理由见本上诉状第二项第2点,这里不再重复。3、上诉人关于“请求法院将惠城区公安分局涉嫌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移送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并依法向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的反诉请求(见本案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反诉状第一页最后一行至第二页第三行),是有非常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本案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反诉状第二页第二段至结尾共用了3238个文字详细阐述了该反诉请求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明确提出了所适用的法律规定――刑法162、201、211、385、387条,发票管理法19、24条,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4条和最高院法[2012]74号《关于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意见》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法[2012]74号《关于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对审判执行工作中发现的下列问题,人民法院可以向相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提出司法建议，必要时可以抄送该单位的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8)发现违法犯罪行为,需要有关单位对其依法进行处理的”(见本案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反诉状第七页第二段至结尾)。如果一审法院不能确认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否可以适用于公安机关,一审法院大可层层上报最高院,请最高院联合公安部对本规定的适用对象作出详尽的司法解释,为了中国法治的进步,上诉人不介意对本案的判决等多几年。但是,一审法院跳过最高院明确的司法解释不适用,也不阐明不适用的理由,以“无需法律和道理，我说了算”的“人治”方式判令“亦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显然是违法的。综上,特请求二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将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涉嫌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移送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并依法向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事实和理由见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反诉状第二页第二段至结尾。五、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认定的事实进行确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直接确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所要求证明的待证事实主要有以下几项(详见一审案卷上诉人所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1、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强迫杨某转租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号第一层档口。2、2013年10月12日下午2时至晚上8∶30时左右,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指派经侦大队20名左右干警,出动两部警车,强行关闭受害人刘某、林卫福、廖某、刘某的档口,将四受害人强制抓到公安局,进行非法拘禁和刑事讯问。3、2013年10月12日下午2时至晚上8:30时左右,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指派自称为经侦大队队长等未穿制服、未出示任何有效证件和拘传证的4名大汉在东湖派出所一小房软禁七旬老人杨某近8小时。4、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出租房屋但拒开正规财税发票,涉嫌私设“小金库”,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侵吞国有资产。5、2009年10月份前后,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在惠城区桥东××街××号房屋(即原东湖派出所办公楼)公开张贴出租告示,出租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号第一、二层房屋,其行为性质应属于要约邀请。杨某第一个向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提出租赁的要约,惠州市某区公安局表示同意,双方就合同条款进行磋商,2010年3月22日,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与上诉人经过商量已确定下租赁原派出所二楼的租赁合同条款(见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五),事实上合同即告成立。但因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承办人陈勇华最后一次巨额索贿不成,便故意拖延签订合同。后来,大约在2011年5月,杨某突然听说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撇开第一要约人,秘密将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号第一、二层房屋租赁给关系人桥东办事处东湖社区医疗站吕某,据吕某亲口对杨某说,为租赁该房屋,已在公安局花费了很多钱,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涉嫌受贿。而根据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的阐述:“本院亦已要求证人曾某、吴某、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的通知书交给了原告,由原告安排相关证人出庭作证,但原告并没有安排上述证人出庭作证。据此,可以认定被告的转租行为原告当时是知情的。”一审判决书已说明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拒绝安排证人到庭,且没有提供任何法定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曲不能出庭的。”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持有书证的当事人以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关书证或者实施其他致使书证不能使用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对其处以罚款、拘留。”惠州市某区公安局的干警、保安无论是否愿意出庭,法院应强制其出庭,因为惠州市某区公安局的干警出庭不仅是带头过守法律的表现,更是其应该履行的法定职责。因为本案涉及的档口并非惠州市某区公安局的私有财产,而是全民共有财产.公安局将全民共有的档口出租,必须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这个案件,涉及到惠州市某区公安局代表国家出租国家的档口时有无依法公开公平公正的出租,还是收受贿赂,强行将已租给上诉人的档口再租给吕某的问题。帮助法院认定这个案件的关键事实是公安局干警职工应该履行的法定职责,否则属于行政不作为、渎职,法院应该向纪委和惠州市某区公安局的上级单位提出司法建议,强制要求惠州市某区公安局的干警和职工履行法定职责出庭作证,否则应撤职查办,公安局的现任领导也应一并查办。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笫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规定,由于本案证人，大部分为本案被上诉人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所实际控制下的干部、职员,如果上述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并拒绝法院调查取证,法院应认定上诉人要求证人证明的事实成立。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而一审法院并未对上诉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上所要求证明的待证事实是否成立做出任何说明和回应，亦未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做出任何相关的通知,显然是逃避其应尽的法定职责。困此,在此特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述待证事实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予以直接确认。综上所述，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判项存在笔误,第三判项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第一判项,更正第二判项,撤销第三判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依法直接确认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所要求认定的事实;依法将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涉嫌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移送检察浣、纪委等相关单位,并依法向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在庭审中补充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第三人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惠州市某区公安局答辩称：针对上诉人的第一项上诉请求，原审判项中的2015年应该是一个笔误，上诉人可以对原审法院提出补正裁定，没有必要作为上诉理由与请求。上诉人对法律也是很有认识的，我方提出起诉后上诉人就提起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裁定下来以后，对方又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后来竟然是公告送达，这就是上诉人一直在拖延。对方要求的赔偿损失，发生合同关系是在2012年，之前是没有关系的，上诉人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合同纠纷何谈精神损失，司法鉴定证明签名确实是上诉人的，费用也肯定是上诉人自己负责。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撤销第三项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实体和程序都做出依法的处理，应当予以维持。对方将很多不属于民事诉讼的事情都牵扯到本次民事诉讼中来，关于原审提出的发票问题，合同当中约定是可以出具收据的，可以不需要发票，收据是统一的财政收款收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如果上诉人要求出具发票的话应当负担相应的税费，如果我方承担相应的税费会依法向上诉人追讨。吕某的合同与本案无关，租赁物是由上诉人实际支配的。原审第三人刘某答辩称：吕某的合同导致了公安局赶我们走，自从2011年起，公安局就多次赶我们走，搞得我们做生意很艰难。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及结果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2号民事裁定书，将（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原告（反诉被告）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应当继续履行与被告（反诉原告）杨某于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的“2015年5月31日”更改为“2012年5月31日”。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时间问题。一审法院已经就双方的租赁事实予以查明，双方当事人对此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称（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原告（反诉被告）惠州市某区公安局应继续履行与被告（反诉原告）杨某于2015年5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2015年为笔误，应当更改为2012年。因原审法院已经对该问题作出（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27-2号民事裁定书，将日期予以更正，故本院对该诉请不予处理。关于上诉人要求确认在一审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调查取证予以证明事实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调查取证申请书》，一审法院也依法通知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实际并未安排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就此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转租行为是知情的，这一内容是对上诉人要求的事实进行的认定，一审法院已经予以处理，一审法院对该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请求将惠州市某区公安局涉嫌单位逃税罪、私设“小金库”、违法一房两租、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移送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并依法向检察院、纪委等相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的问题。本案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属于民事范畴，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并不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罪与罚，两者之间并不能等同。同理，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出具正式发票的问题，属于税务监察范畴，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向税务部门的监察部门反映，本案对此不予处理，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吕某签订的合同无效的问题。鉴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与其签订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诉请已经得到原审法院的支持，本院在此已予以了维持，故被上诉人与其他人所签订的有关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无论效力任何，已在事实上无法履行，不会损害上诉人的应得利益，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诉请，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赔偿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失的问题。因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是在二审中提出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该项问题本案不予处理，上诉人可以另行起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用200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赖锦荣审 判 员  苏丹红代理审判员  胡 江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赵 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