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34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国良，男，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现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代理人李坚，浙江绍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森强，男，196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文莉、周尤剑，浙江文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国良因与被上诉人邵森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3民初9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10日，胡国良向邵森强转账400000元。2015年12月17日，邵某因与胡国良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向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胡国良支付800000元退伙款的剩余400000元。该院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2015）嘉南商初字第1692号民事判决书，以邵某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现已生效。该民事判决书查明案件事实如下：“邵某与胡国良曾共同经营赣浙会酒店。2015年2月3日，胡国良出具承诺一份，写明：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赣浙会酒店的经营责任由本人胡国良负责，酒店在2015年2月4日止，以后酒店发生任何事情都与邵某无关。”在该案庭审过程中，胡国良陈述因与邵某协商赣浙会酒店转让事宜，支付给邵森强400000元作为预付款，且支付该款项后胡国良曾经营了赣浙会酒店一段时间。胡国良于2016年12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邵森强立即返还胡国良40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邵森强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根据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本案庭审过程中双方陈述，案涉400000元系胡国良与邵某协商赣浙会酒店转让事宜时支付的预付款，支付该款项后胡国良已实际经营赣浙会酒店，且在此之前又出具了承诺书承诺赣浙会酒店自2015年2月4日以后与邵某无关。虽然另案中邵某要求胡国良支付退伙款4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未获支持，但不排除胡国良已支付的400000元系其支付给邵某的退伙款或赣浙会酒店转让款。故邵森强收取该400000元的行为，并未获得不当利益。现胡国良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邵森强返还款项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胡国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胡国良已预交），减半收取计3650元，由胡国良负担。
宣判后，胡国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以“不排除胡国良已支付的400000元系其支付给邵某的退伙款或赣浙会酒店转让款”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属认定事实不清。（一）该40万元系退伙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若该款是退伙款，则必然存在一个前提，即上诉人与案外人邵某存在合伙关系。但在案外人邵某与上诉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邵某并未提供任何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亦驳回了邵某的全部诉请。（二）该40万元系支付给邵某赣浙会酒店转让款的可能性亦不存在。邵某在（2015）嘉南商初字第1692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即“承诺”，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接受酒店并经营的事实。该承诺系上诉人的单方意思表示，相当于邀约行为，其成立需得到邵某的同意和交接义务的实际履行，但该承诺既无邵某的确认，亦无邵某实际转让酒店而产生的交接行为，更无提及40万元款项。二、该40万元款项系接手酒店的保证金，不当得利的事实依法成立。（一）邵某经营酒店出现困难，急于转手，遂找到上诉人，上诉人考虑到与邵某岳父母的关系，同意进行转让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邵某要求上诉人支付接手酒店的保证金，双方就选择被上诉人作为中间人，管控该40万元保证金，约定如果转让成功即支付给邵某，不成功则返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发现酒店实际情况与邵某所述差异巨大，转让对价谈不拢，遂放弃接手该酒店，故双方未协商一致，该40万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被上诉人却称已将该款项交给邵某而拒绝返还。（二）该40万元款项的所有权在汇款前系上诉人，而被上诉人与该酒店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亦与上诉人就该款项存在争议，故即使该款项为转让款或退伙款，其并无取得之权利，亦无代上诉人支付他人之权利，除非有上诉人的授权，而本案中并无此授权的事实，被上诉人亦未主张有此事实，故被上诉人的处分行为明显不当，不当得利的情形依法成立，被上诉人需承担返还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40万元，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邵森强答辩称：一、本案中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本案中并不需要考虑上诉人与案外人邵某之间的关系，只要被上诉人确实只是该40万元款项的代收人，代收即是合法依据；被上诉人也将款项交付给了实际的收款人邵某，并未取得任何利益，即不存在不当利益；上诉人实际取得赣浙会酒店的经营权，亦不存在损失，况且，即使上诉人存在所谓的“损失”，也与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二、上诉人一方面否认存在退伙或转让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称该40万元系接手酒店的保证金，存在矛盾。上诉人甚至否认其与邵某存在合伙的事实，并无诚信可言，事实上，该40万元款项确系退伙款。（一）若该40万元并非退伙款，邵某不可能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剩余40万元退伙款。（2015）嘉南商初字第1692号虽然驳回了邵某的全部诉请，但不影响退伙事实的存在，该判决仅是因为邵某未提供书面退伙协议，无法证明其相应主张。且对双方存在合伙的事实，虽然上诉人在本案中予以否认，但在（2016）浙0402民初388号孔祥军起诉邵某和上诉人的案件中，上诉人当庭认可其为浙赣会酒店的股东；在（2016）浙0402民3373号浙江省嘉兴市港航管理局起诉邵某和上诉人的案件中，该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邵某共同经营赣浙会酒店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2015）嘉南商初字第1692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认定上诉人与邵某共同经营赣浙会酒店的事实。（二）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足以证明该40万元款项并非其所称的“保证金”。结合承诺的内容，类似的承诺出具的前提显然是已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事实上也是在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上诉人出具该份承诺，并先行支付40万元作为对价，邵某退出合伙。（三）根据（2015）嘉南商初字第169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法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胡国良确认邵某自2015年2月4日后退出赣浙会酒店经营管理的事实。（2016）浙0402民337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相关事实，亦足以证明上诉人确实接手酒店经营。因此，无论是被上诉人的代收行为，还是邵某的收款行为，均不存在所谓的不当得利。上诉人为获得赣浙会酒店的实际经营权当然需要支付相应的对价。三、对该40万元款项的支付，双方从未有任何限制性约定，被上诉人仅仅是代收人。上诉人之所以将该款项汇给被上诉人，系因为其当时与邵某存在矛盾，希望通过被上诉人进行交付，而非其所称的存在限制性约定。且在（2015）嘉南商初字第169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也陈述该款项系经由被上诉人之手转付给邵某。故不论该款项性质如何，上诉人都无权要求被上诉人退还，况且被上诉人仅是代收人，在收到该款项后又立即转付给邵某，并未实际占有该款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胡国良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退伙协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邵某认可该证据反映的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在酒店无合伙股份，其陈述三人系合伙的事实客观不存在，邵某无权取得该40万元。
2、承诺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该承诺书仅系上诉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未得到被上诉人的同意与认可，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实际经营酒店。
3、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已知邵某的帐号，如要支付退伙协议或转让款给邵某不需要借他人之手。
4、工程签证单复印件一份，欲证明邵某在2015年2月4日之后仍然是酒店负责人并处理酒店事务，并未依据承诺将酒店交付给上诉人，故上诉人未实际经营该酒店。
5、（2015）嘉南新商初字第250号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借款20万元给邵某用于员工工资发放，邵某企图以合伙关系规避债务履行，法院已驳回其抗辩理由。
6、领款收据、发票和付款回单各一份，欲证明邵某欺骗上诉人，并未将酒店交予上诉人经营的事实等。
被上诉人邵森强质证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只是该40万元款项的代收人，且将款项交付给了实际的收款人邵某，上诉人亦实际取得了赣浙会酒店的经营权，而上诉人与案外人邵某之间的争议，与本案无关；证据2，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反而证明上诉人在2015年2月4日之后已接手酒店，该事实已经多份生效判决确认；证据3，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使邵某的帐号是明确的，也不能排除其他付款方式的可能；证据4，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2年2月4日酒店已由上诉人实际经营的事实已经多份生效判决确认，即使邵某在相关凭证上签字，也仅仅表明其作为装饰合同的签订方履行合同义务，并不能证明酒店是由其实际经营；证据5，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件中仅仅是因为作为被告的邵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相关事实，却出具了对其不利的欠条，法院才确认上诉人与邵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邵某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多份生效判决确认，且发生在上诉人提交的该判决书之后；证据6，对领款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据无法证明签字人员的真实身份，无法证明系邵某签字，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发票和付款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证据1-4，均系来源于其他案件的证据材料，结合（2015）嘉南商初字第1692号和（2016）浙0402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对证据部分的记载，对证据2、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不予认定，证据3，因缺乏相应的裁判文书予以印证，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6，发票和付款回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领款收据因涉及案外人邵某的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上诉人邵森强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2016）浙0402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在该案庭审中认可其系酒店股东的事实。
2、（2016）浙0402民初3373号判决书一份，欲证明上诉人曾与邵某共同经营酒店，并在2015年2月、6月通过银行向浙江省嘉兴市港航管理局转帐以及代表酒店处理相关赔偿事宜。
上诉人胡国良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判决书表述的内容、证明对象有异议，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邵某共同经营酒店”、“经营一段时间”都是基于承诺书而未进行全面审查认定，邵某在2015年2月4日之后仍是酒店的负责人，上诉人并没有真实获得酒店的经营权，且邵某曾因经营困难找过上诉人谈接手酒店，在谈判过程中上诉人对酒店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了解和跟踪，但这些事实被被上诉人予以利用和扩大，企图掩盖真实的酒店经营情况。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胡国良虽在本案中称案涉40万元系其接手酒店的保证金，邵森强作为中间人管控该款项，并视酒店是否成功转让决定款项支付给邵某返还给胡国良，但并未就此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相反，胡国良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嘉南商初字第1692号案件中陈述该款项系与邵某协商赣浙会酒店转让事宜时支付的预付款，且因为邵某对外存在负债而将款项转给邵森强，与邵森强在该案和本案中均表示40万元款项已转付给邵某，以及邵某在提起该案诉讼时认可已收到该40万元，能够相互印证，又考虑到多份生效判决业已认定胡国良与邵某曾共同经营赣浙会酒店，胡国良亦曾出具承诺书承诺赣浙会酒店自2015年2月4日以后与邵某无关，故在未有证据证明胡国良向邵森强转账案涉40万元款项时对款项的处置做出限制性约定，而邵森强已对该款项的来源和去向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胡国良要求邵森强返还该40万元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胡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亮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