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26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梅，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进，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锦林，男，1951年5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卿，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玉梅因与被上诉人方锦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1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进、被上诉人方锦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梅上诉请求：1.撤销（2016）京0108民初3181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方锦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方锦林的起诉；2.本案诉讼费用由方锦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纠纷事实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错误。二、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应由方锦林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动辄数百万元的借款只有转账而没有借条或者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不符合常理。三、方锦林起诉的法律关系和诉讼请求与其在公安机关的主张不一致，方锦林多次在刑侦大队和派出所作笔录时，认为双方是委托关系，按照方锦林描述的委托关系，刘学英和刘秀兰应当为本案被告，王玉梅应该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四、方锦林欺骗法院，双方实际上是赠与关系。本案审理期间，王玉梅称其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方锦林、龚美玲之间的婚姻登记错误，王玉梅、方锦林系夫妻关系，认为该案处理结果影响本案事实认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方锦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首先，案件适用什么样的审理程序由法院决定。其次，方锦林起诉主张就是民间借贷关系，提交的证据指向的也是借贷。王玉梅称方锦林欺骗法院，没有任何依据。方锦林报警是因为王玉梅涉嫌盗窃案涉320万元借款的借条和合同。
方锦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玉梅偿还方锦林借款320万元；2.王玉梅承担方锦林律师费16万元；3.诉讼费由王玉梅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锦林、王玉梅经他人介绍结识，后二人维持情人关系。2015年6月2日，方锦林向王玉梅转账支付220万元。同年6月22日，方锦林再次向王玉梅转账支付100万元。
针对上述320万元，王玉梅称系方锦林赠与其的款项，并提交《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一份，该合同第1页主要内容为：“甲方（即方锦林）与乙方（即王玉梅）在2002年3月认识后至2015年2月，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2号楼2门908室以夫妻名义同居至今，甲方为保证乙方今后生活无忧，特赠与乙方房屋及货币；第一条，甲方决定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莲花2号楼2门908室的房屋一套无偿赠与给乙方；第四条，甲方为保证乙方今后老有所养，同时，为了补偿乙方多年来为甲方作出的牺牲和付出，特赠与乙方人民币玖佰万元，作为乙方今后的养老金、医疗费和其它不可预见的开支费用。”合同第2页为签字页，该页无合同正文，签字日期为2015年3月10日。
2016年7月14日，方锦林以王玉梅盗窃其借据欠条（共计330万元）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刑侦支队报案。2016年8月4日，海淀刑侦支队传唤王玉梅进行了询问，王玉梅否认出具过欠方锦林款项的借条，称其与方锦林认识十二三年，一起生活，但没有结婚证，王玉梅同时称方锦林欠其900万元，有赠与协议为证。
2016年11月6日，王玉梅至方锦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2号楼2门908室的家中，期间，王玉梅向方锦林出示《共同财产分配协议》一份要求其签字，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即方锦林）与乙方（即王玉梅）在2002年3月认识后，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2号楼2门908室以夫妻名义同居至今，在同居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电缆、仪表等业务，共同积累了柒仟多万元的财产和收入……1、考虑到双方对共同财产和收入的贡献，甲方同意将在其名下财产和收入的七分之一约定为乙方所有，即一千万元；2、甲方已将约定的一千万元中的三百二十万元支付给了乙方，其余六百八十万元暂时由甲方保管，甲方保证在乙方需要时支付给乙方；3、乙方在收到三百二十万元后，保证继续同甲方共同生活，直至结婚生子。”庭审中，王玉梅称上述《共同财产分配协议》由其与方锦林共同起草于赠与协议之前，但双方并未签字，后双方签署了赠与协议。
一审判决认定，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具体到本案，方锦林作为债权人应就借款金额、期限、利率、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进行举证，现方锦林虽未就借贷合意进行充分举证，但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其向王玉梅交付320万元款项的事实，考虑到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双方不订立书面借据亦属常见，故方锦林已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王玉梅虽认可收到方锦林交付的320万元，但主张该320万元系赠与性质，并提交了《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予以佐证，但首先，该合同系由两页独立的页面构成，所有合同条款均记载于第1页，该页没有任何人的签字，第2页未记载任何合同正文，仅有当事人签字，基于双方当事人的特殊关系，该证据在形式上存有瑕疵；其次，2016年8月4日，王玉梅在回答海淀刑侦支队的询问时仍称方锦林欠其900万元，并有赠与合同为证。若涉案320万元确系赠与性质，针对如此大额的款项，王玉梅理应将其从900万元中予以扣除；最后，2016年11月6日，王玉梅持《共同财产分配协议》至方锦林住处要求其签字，庭审中，王玉梅称该协议系其与方锦林共同起草于赠与合同之前，然而根据《共同财产分配协议》第2条“甲方已将约定的一千万元中的三百二十万元支付给了乙方”的约定，显然该协议系形成于方锦林向王玉梅交付320万元之后，亦即形成于赠与合同所记载的签署日期之后，王玉梅的陈述明显自相矛盾。同时，若涉案赠与协议确系真实，320万元确系赠与性质，则王玉梅无要求方锦林另行签署《共同财产分配协议》之必要。综上所述，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前后一致性，该院认为王玉梅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320万元系赠与性质，故该院采信方锦林的主张，认定其与王玉梅就涉案32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
基于以上认定，该院认为，方锦林与王玉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方锦林作为贷款方，已依约向王玉梅交付了借款，王玉梅作为借款方，亦应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因双方未就还款期限进行约定，故方锦林作为贷款方有权随时向王玉梅主张，现方锦林以提起诉讼方式要求王玉梅还款，王玉梅理应将尚欠款项偿还给方锦林，故该院对方锦林要求王玉梅偿还借款3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方锦林要求王玉梅承担律师费16万元的诉讼请求，因涉案当事人并未就律师费的负担进行过约定，且律师费并非方锦林的必要损失，故该院对方锦林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玉梅的答辩意见与该院查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判决：1.王玉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方锦林借款320万元；2.驳回方锦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王玉梅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2014年5月17日《共同财产分配协议》，方锦林在一审提供的该协议是伪造的，根据执法记录仪显示，该协议是王玉梅打印后拿到方锦林处要求签署的，在执法记录仪3：58：40显示王玉梅把该协议放回了自己包里，所以方锦林不可能持有。证据2.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证明方锦林认可双方之间是夫妻关系。证据3.证明，证明方锦林将王玉梅打伤，该证明原件上有王玉梅的血迹。证据4.承诺书，证明方锦林要求王玉梅签订承诺书后才签订《共同财产分配协议》，但王玉梅签完承诺书后方锦林将承诺书藏匿，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并报警。证据5.2005年5月10日和12日的两份协议和照片一张，证明方锦林之前也通过和本案相类似的方式诱骗张冬艳。证据6.两张借条，证明双方之间若发生借款均有借据。证据7.短信记录，证明本案款项不是借款而是赠与。王玉梅认可证据3、4不属于新证据，但主张证明事项有变化。方锦林对王玉梅提供证据2、4、5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并主张结婚证是伪造的；对证据1、3、6、7真实性不认可。方锦林向本院提交个人尾号109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涉案320万元是王玉梅借款，王玉梅曾向方锦林支付过1.5万元和4.5万元利息。王玉梅认可证据真实性，但主张该笔款项是方锦林向王玉梅借款。本院对王玉梅提供证据2、4、5及方锦林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方锦林申请本院调取王玉梅盗窃方锦林手机的录像和报警记录，证明王玉梅二审期间提供的新证据7短信记录是盗用方锦林手机给自己发送的信息。因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借款事实，亦不能直接证明赠与关系，无调取的必要，故不予准许。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方锦林以王玉梅盗窃借据、欠条为由报案，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并未就王玉梅盗窃事实作出认定。
一审期间，邵楠为方锦林出具说明，称看见方锦林转款给王玉梅220万元后王玉梅又向刘秀兰转款，此款应属于方锦林；邵楠为王玉梅出具说明，称其为方锦林出具的证明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方锦林误导其签字。刘秀兰为方锦林出具说明，称看到方锦林、王玉梅写了借条；刘秀兰为王玉梅出具说明，称没有看清王玉梅在银行写的是什么，不可能看到些什么内容。邵楠、刘秀兰分别为双方当事人出具证人证言，且陈述内容相互矛盾。二审期间，本院通知方锦林、王玉梅就其提供的邵楠、刘秀兰、刘学英证人证言通知证人到庭接受质证，但三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
另查，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双方当庭观看2016年11月6日执法记录仪中录像，录像显示王玉梅出示的《共同财产分配协议》第4行与第5行之间有空白行，而方锦林一审期间提供的协议并无空白行，两协议行文并不一致。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王玉梅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有误，且本案应中止审理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王玉梅、方锦林亦未就此提出异议，本院对王玉梅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另，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至于王玉梅、方锦林与案外人龚美玲之间的婚姻事实关系，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不影响本案审理，故对王玉梅关于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不予准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方锦林主张与王玉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仅能提供转款记录，未能提供借条等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方锦林提供的关于王玉梅盗窃涉案借条的报警记录仅为其单方陈述，且王玉梅在公安机关询问中并未承认盗取借条的事实，公安机关亦未就王玉梅盗窃借条作出认定，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借条存在的事实。方锦林提供的刘秀兰、邵楠、刘学英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320万元款项系王玉梅向方锦林的借款，但三人经法庭通知均未到庭接受质证；且在本案审理期间，刘秀兰、邵楠均为方锦林、王玉梅出具过书面证言，证言内容相互矛盾，证言极不稳定，故不具有证明效力。方锦林二审期间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王玉梅曾向方锦林转款1.5万元和4.5万元，但仅依据转款事实，无法认定上述款项是王玉梅向方锦林支付的利息。综合上述认定，方锦林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款项往来事实，不能证明款项性质为王玉梅借款。
王玉梅提供了《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该合同由方锦林签字捺手印，合同内容明确载有方锦林赠与王玉梅900万元款项的内容，王玉梅据此主张涉案320万元系方锦林赠与款项，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虽然该合同的签字页与合同主文内容并未在同一页面，双方也未在合同两页纸上均签字，但合同第一页主文内容行文已致末尾，在第二页进行签字并不违反常理；且方锦林虽否认该赠与合同的真实性，但既无法说明2015年3月10日曾与王玉梅或者其他人签订过两页纸的其他书面合同的事实，也不就该合同是否存在编造的可能性进行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一审判决指出，王玉梅持《共同财产分配协议》至方锦林处要求方锦林签字，该财产分配协议形成时间应在《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之后，王玉梅陈述称分配协议起草于赠与合同之前，陈述自相矛盾，且如赠与合同存在即无再行签署分配协议的必要。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二审审理查明，2016年11月6日执法记录仪中显示的《共同财产分配协议》与方锦林一审期间提供的协议行文并不一致，方锦林提供的分配协议不能直接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一审法院上述推论的事实前提存在疑问；其次，方锦林提供的《共同财产分配协议》没有载明落款日期，亦没有双方签字确认，既无法判断其形成时间，亦无法据此作为认定双方意思表示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据该协议否定《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再次，王玉梅因方锦林报案而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已经陈明因赠与协议与方锦林存在900万元的债务，因公安机关系针对方锦林报案借条失窃一事进行询问，王玉梅在接受询问时未将本案320万元扣除，并不能直接否定《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依据推论否认《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的真实性不当，王玉梅主张320万元不是借贷关系，具有合理性。此外，方锦林在报案后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失窃借条内容是委托王玉梅向刘学英、刘秀兰等进行放贷业务，结合刘学英、刘秀兰关于知晓其借款系方锦林实际出借的表述，不排除本案款项系方锦林委托王玉梅对外贷款的可能。综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内容，王玉梅对于涉案款项性质的抗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方锦林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此情况下，方锦林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与王玉梅之间320万元转款系民间借贷的事实，仅依据转款记录，无法认定上述320万元系借款，本院对方锦林的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王玉梅关于与方锦林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181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方锦林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6200元，由方锦林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方锦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占山
审 判 员 刘海云
审 判 员 杨清惠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张 岩
书 记 员 亢 娜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