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10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昊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文芬。
委托代理人张振扬、赖小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玉花。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自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英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司菊花。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闫东方。
原审被告卢兵。
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新塘支公司。
负责人尹毅桦。
上诉人上海昊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原审被告卢兵、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新塘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3）杭余民初字第2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3月23日凌晨2时许，卢兵驾驶登记在昊畅公司名下的沪B×××××号自卸车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的世贸·西西湖工地内倒土作业过程中，由东向南倒车时，由于违反禁令标志且未确保安全，致使车辆向右侧发生侧翻，并将路边的一简易工棚压塌，导致住宿在该工棚内的被害人司某、骆某及骆思伟被埋，造成被害人司某当场死亡、被害人骆某受伤的事故。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司某符合胸腹部受挤压致窒息死亡。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后出具路外交通事故责任建议书，卢兵负事故全部责任，司某、骆某无事故责任。另，该路外交通事故责任建议书还载明：卢兵持有准驾“B2”的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11年8月31日。2013年3月26日，司某在杭州市余杭区第二殡仪馆被火化，年龄64岁（1950年3月16日出生）。因本案交通事故，该院（2013）杭余刑初字第79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卢兵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本案交通事故的另一伤者骆某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被鉴定人骆某在2013年3月23日，因路外交通事故窒息、呼吸心跳骤停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后，目前呈植物性生存状态，其伤残等级，评定为1级伤残；其护理依赖等级，评定为完全（一级）护理依赖。该院受理本案的同时，受理了骆某诉卢兵、昊畅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3）杭余民初字第2659号一案，骆某诉请主张2215231.85元。该案庭审中，骆某的委托代理人就太平洋保险公司保险金额的赔付陈述，“我方拿走72万，余款40万由另案朱玉花等领取”。本案庭审中，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的委托代理人就太平洋保险公司保险金额的赔付陈述“我方拿走40万，余款由另案骆某领取”。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山西园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主要载明：我辖区居民司某，于2013年3月23日去世，其妻朱玉花现无工作、无收入，没有生活来源，且身体患有严重疾病，生活特别困难。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余杭派出所出具证明，主要载明：我辖区居民司某，于2013年3月23日去世，其妻朱玉花，该夫妻共生育三个子女；长子司自立，次子司英会，长女司菊花。司某的户口簿载明：非农业家庭户，司某，男，汉族，1950年3月16日出生。2013年3月26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刑侦大队余杭中队向昊畅公司的车辆专管员吴超制作的询问笔录，吴超主要陈述：（你从事何工作）我是昊畅公司的车辆专管员；（你是否知道沪B×××××号自卸车）知道的，这辆车是挂靠在我公司的一辆自卸车；（既然汽车挂靠在你公司，与你公司是否有协议）协议是没有的；（汽车挂靠在你公司是否收取有关费用）不收取；（汽车是否参加保险）我公司帮汽车购买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既然汽车挂靠在你公司，你公司有无进行日常管理）我们对汽车有日常管理的，不仅建了档案，这些档案有经营和运输的档案；（沪B×××××号自卸车平时在何处运营）因为该车平时只是挂靠在我公司，不在我公司营运的。2013年2月25日，卢兵与郑兰彪签订《旧机动车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售车郑兰彪，购车方卢兵；车牌号码沪B×××××号，该车转让价123000元。庭审中，卢兵就车辆的转让款陈述“只付了8万元，余款未支付”。沪B×××××号自卸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122000元，投保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并购买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后因各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于2013年11月12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卢兵、昊畅公司赔偿因司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死亡赔偿金5873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6952.50元、丧葬费20046元、亲属处理丧事误工费6000元、交通费2000元、衣物损失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762848.50元；2.判令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等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上述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金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案，卢兵违反禁令标志且未确保安全，致使车辆向右侧发生侧翻，并将路边的一简易工棚压塌，导致住宿在该工棚内的被害人司某、骆某及骆思伟被埋，造成被害人司某当场死亡、被害人骆某受伤的事故。卢兵负事故全部责任，司某、骆某无事故责任。卢兵应承担本案全部的赔偿责任。卢兵驾驶的沪B×××××号自卸车挂靠在昊畅公司名下，故昊畅公司对本案的赔偿与卢兵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沪B×××××号自卸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故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损失。昊畅公司关于其不是实际车主的抗辩。该院认为，首先，昊畅公司仅举证旧机动车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其公司是肇事车辆的名义车主，为防止昊畅公司对其内部关系的举证妨碍，在昊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肇事车辆无挂靠关系的情况下，该院推定挂靠关系成立。其次，不论昊畅公司是否收取管理费、挂靠费，也不论收取了多少，挂靠经营作为商业经营行为，昊畅公司应当意识到机动车使用中存在高度危险，那么就必须承担这种经营风险。再次，挂靠车辆对外经营时，是以昊畅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的，而且车辆登记及行驶证所登记的车主均为昊畅公司，因此对受害者而言，与他发生法律关系的不仅是驾驶人卢兵，而且包括昊畅公司。因此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家属向昊畅公司主张权利正当。综上，昊畅公司应当与肇事车辆及其驾驶人卢兵承担连带责任。故昊畅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太平洋保险公司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抗辩。该院认为，昊畅公司同时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受害人司某的损失超出交强险限额，应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其精神抚慰金，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商业险射幸合同的补偿功能，昊畅公司可实现赔付利益的最大化。首先，从设立目的和赔偿范围看，交强险属于具有强制性的特别保险，其突破了一般商业保险“自愿、只赔偿直接损失”原则，目的在于扩大投保范围，为受害人司某提供基本需要保障。交强险限额为12万元，且将精神抚慰金纳入死亡伤残赔偿范围。本案中，应当赔偿的费用总计660381.97元，而昊畅公司还另行购买了100万元商业三者险，故所有损失也在112万元总限额范围内。因此，商业险可对交强险进行补充赔付。而昊畅公司之所以选择购买商业险，也是希望最大程度转移自己的风险。如以精神抚慰金超出交强险限额为由不赔，而根据商业险条款也不予赔付，不仅有违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也不利于交强险功能的发挥。其次，从债权特性出发，因交通事故导致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求偿权，可视为标的物上并存的互不存在排他性和优先性的债权，彼此具有相容性和平等性。本案中，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总和虽超出了交强险限额，但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可以选择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顺序，并非对抗债权的相容性和平等性，而是行使其作为债权人对数个债权的处分权。而保险公司在案件审理中主张在保险范围排除精神损害，实质是替代债权人行使债权处分权的行为，颠倒了二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构成了对债权人债权实现方式的限制。再者，从充分保护第三人利益出发，现阶段我国的交强险总限额虽有所提高，但在受害人伤亡较大的情况下，交强险可能还是难以充分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故在同时购买商业险时，受害人选择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精神损害将更好、更充分弥补其损失。同时，保险人太平洋保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也应当预见到自己的义务是保险限额下的所有损失，应允许请求权人选择在交强险赔付范围先行赔付精神损害，这未超出保险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合理预期，也未增加其负担。综上，保险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经审查确认，本次交通事故的相关损失费用计算如下：1.死亡赔偿金，司某死亡时年龄为63岁（1950年3月16日出生），按其户籍性质为城镇标准，死亡赔偿金为587350元（34550元／年×17年）；2.丧葬费为20043.50元（40087元／年÷12个月×6个月）；3.受害者家属处理丧事的误工费为988.47元（109.83元／天×3人×3天）；4.交通费，酌定为2000元；5.财产损失即衣物损失，因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未举证证明该项损失，故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6.被扶养人生活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对夫妻相互扶养义务的规定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是经济上的协助，更是精神上的扶助，强调的是婚姻家庭的稳定。因此，不能依照《婚姻法》对夫妻相互扶养义务的规定在夫或妻一方发生交通事故时计算另一方的抚养费，否则不仅是对《婚姻法》条文的狭义理解，更是对“被扶养人生活费”概念的误解。本案中，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以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山西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朱玉花现无工作、无收入，没有生活来源，且身体患有严重疾病，生活特别困难”为据，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但该证明非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故不予采信。同时，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7.精神损害抚慰金。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是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侵权责任法是法律，其效力上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且侵权责任法出台在后，二者若有抵触，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分别保护的是公权和私权，性质不同，不存在双重处罚的问题。同时，侵权人有无赔偿能力，也不能作为判定其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标准。本案，卢兵的侵权行为致司某死亡、骆某构成1级伤残及护理依赖为完全（一级）护理依赖；其损害程度特别严重故应适当提高赔偿金额。综合以上理由，该院对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50000元。以上所列各项费用合计为660381.97元。本案的具体赔付为：1.交强险部分，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12万元的范围内赔付。2.商业三者险部分，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100万元的范围内赔付。鉴于本案同一交通事故有另一伤者骆某，且骆某的委托代理人与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的委托代理人就保险金额的赔付作了分配，即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领取保险金额40万元，故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40万元。3.侵权人卢兵的赔付为260381.97元（660381.97元-40万元），昊畅公司为此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昊畅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太平洋保险公司缺席，亦未提交反驳证据，应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反驳、辩论等权利和对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诉请的认可。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诉讼请求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新塘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支付给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各项损失40万元；二、卢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各项损失260381.97元；三、上海昊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为上述第三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28元，减半收取5714元，由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负担512元；由卢兵负担5202元，上海昊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
宣判后，昊畅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昊畅公司与卢兵就肇事车辆之间没有挂靠关系，一审推定存在挂靠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从一审证据来看，昊畅公司只与郑兰彪之间就沪B×××××号车辆存在挂靠关系，昊畅公司从未与转让后的新车主卢兵就挂靠关系达成合意，没有与卢兵就车辆有过任何的挂靠协议和挂靠事实，对转让后的车辆也不进行实际支配和运营管理，卢兵在使用涉案车辆运营时也从来不以昊畅公司的名义进行。二、事故发生之时，车辆已经由实际车主郑兰彪出售给了卢兵，车辆已经实际交付并发生了所有权转移，仅仅只是车辆登记信息还未变更。所有权的转让和挂靠关系的转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郑兰彪和卢兵之间的车辆转让协议转让了车辆的所有权，转让后车辆的占有、收益、处分的权利全部由卢兵行使，但车辆与昊畅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并不能当然的随之转让，在昊畅公司与新车主卢兵之间就挂靠关系达成合意之前，涉案车辆与昊畅公司间的挂靠关系已经解除，更不能推定存在挂靠关系。三、一审将昊畅公司与卢兵视为对受害人而言的一个整体，错误将动产物权变更后风险的承担归责到了名义上的原物主，同时错误地适用了机动车侵权归责原则。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动产的所有权随动产的交付而变更，风险也随之转移。肇事车辆由实际原车主郑兰彪转让给卢兵，并已经完成了车辆交付，车辆对外所产生的风险也应由转让后的实际车主卢兵负责。另外，机动车侵权归责适用过错原则，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昊畅公司作为车辆转让前的名义车主对车辆转让后的事故发生存在过任何过错，昊畅公司不应对事故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昊畅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共同答辩称：一、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公安机关对昊畅公司车辆管理员的询问笔录不难看出，昊畅公司对案涉肇事车辆挂靠在该公司名下是自认的，对车辆也是有管理的；公司对于该车实际车主已将车辆出让是明知的，但仍然让该车继续挂靠。昊畅公司要想推翻之前的自认，必须举出相反的证据并达到足以推翻的要求，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昊畅公司提交的证据尚未达到上述要求。二、所谓机动车挂靠，主要是指为了满足车辆运营管理上的需要，个人将自己出资购买的机动车挂靠于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的公司，向该公司缴纳或者不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由该公司为挂靠车主代办各种法律手续，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对外运输经营。本案肇事车辆沪B×××××号自卸车完全符合挂靠的特征，该车的档案由昊畅公司管理，该车所有的法律手续均由昊畅公司代办，该车的实际车主都不具备运输的资格。三、以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为由否认挂靠关系的存在没有道理。机动车运输是高度危险的作业，因此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经行政许可才可进行。昊畅公司将其行政许可租借给他人，允许卢兵以昊畅公司名义将机动车投入运行，就等于开启了危险作业的大门，并自愿承担了卢兵在运营中可能带来的风险。昊畅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拒绝挂靠来避免这种风险，但本案中，昊畅公司明知道车辆所有权转让，继续允许卢兵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当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两原审被告卢兵、太平洋保险公司均未作答辩。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举证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昊畅公司是否应对沪B×××××号车辆所致他人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昊畅公司系该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根据事发后昊畅公司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该车辆系昊畅公司名下的挂靠车辆，但否认有挂靠协议。一审中，昊畅公司提交了一份案外人郑兰彪与卢兵签订的《旧机动车转让协议》（复印件），卢兵对于该证据无异议，并陈述知道该车辆挂靠于昊畅公司的事实。本院认为，机动车运输属高度危险作业行为，我国对道路运输经营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只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主体才能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该制度的设立目的，一方面在于加强对车辆运输经营活动的监管，降低车辆运营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是保证经营主体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保障受害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昊畅公司作为专门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主体，应当知道车辆运营存在的风险，在此情况下同意案涉车辆挂靠于自己公司名下进行运营，就依法对该车辆的运营负有监管的义务，同时也对该车辆运营所致第三人的损失负有赔偿的责任。该义务的履行和责任的承担，不仅来源于被挂靠人与挂靠人之间形成的挂靠协议，更内含于《道路运输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对道路运输营运主体的强制性规定。昊畅公司主张其与案外人郑兰彪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但又否认签订了书面协议；其自述对案涉车辆进行了日常管理，但又辩称对车辆实际车主发生变更一节在事发前并不知情。昊畅公司的上述陈述如果属实，则更加说明了其对挂靠车辆疏于监管，显有过失。现昊畅公司以实际车主变更为由主张无需承担被挂靠人的赔偿责任，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第三项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3）杭余民初字第265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变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3）杭余民初字第265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海昊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428元，减半收取5714元，由朱玉花、司自立、司英会、司菊花负担512元；由卢兵负担5202元，上海昊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6元，由上海昊畅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代理审判员 官家辉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