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1民终1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镇江市国泰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中市三茅街道指南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刘全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全志，江苏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丰市丰安电气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中镇工业园兴业路。法定代表人：张美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盛德安，江苏国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镇江市国泰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丰市丰安电气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2015）扬商初字第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全志、被上诉人丰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盛德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丰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丰安公司仅凭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不能说明其实际履行的供货金额。2、丰安公司仅提供没有国泰公司人员任何签收记载的发货清单，不能证明实际交付的货物数量。3、丰安公司就本案仅提供了三份合同，除此之外的货款计算应根据实际收货数量和单价予以确认。由于丰安公司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货物单价及数量，故无法查清货款金额，丰安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丰安公司辩称：欠款的构成是由丰安公司的送货清单、财务凭证以及增值税发票等多方证据予以认定。一审庭审前，国泰公司多次表示对此案进行调解，其对欠款数额没有异议，仅仅要求适当予以减免。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丰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国泰公司给付丰安公司货款51239.22元。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至2013年期间，丰安公司多次向国泰公司供应绝缘用品。原审审理中，丰安公司向法院提供了其与国泰公司签订的三份产品购销合同（签订时间分别是2012年9月14日、2013年3月21日和4月16日），合同上约定了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和单价，同时约定按实际重量结算，付款方式：月结。丰安公司同时陈述双方并不是每笔交易往来都签订合同，也有是通过传真或电话联系确认好型号、价格后，丰安公司再通过快递方式送货至国泰公司处，国泰公司签收后，丰安公司再开具发票给国泰公司。一审中丰安公司为证明其履行供货义务以及供货金额，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开具给国泰公司的五张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81352.5元）、十一张发货清单（清单上记载的货物价款共计81352.5元），以证明2011年期间丰安公司供货情况。2、开具给国泰公司的七张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59591.1元）、二十五张发货清单（清单上记载的货物价款共计59591.1元），以证明2012年期间丰安公司供货情况。3、开具给国泰公司的四张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34264.8元）、十一张发货清单（清单上记载的货物价款共计34264.8元），以证明2013年期间丰安公司供货情况。上述增值税发票金额和发货清单上的货款金额均合计为175208.4元。原审另查明，发货清单上均记载收货单位“镇江市国泰电气有限公司”即本案中的国泰公司，同时详细列明丰安公司所供的每一种绝缘用品的名称，规格、数量（Kg）、单价、金额，合计金额、合计件数。2011年期间的全部发货清单以及2012年部分发货清单上均记载“鑫飞鸿”签收，此外的发货清单上没有记载签收情况，但在其中部分发货清单上注明“快捷”、“申通”、“客车托运”等字样。原审审理中国泰公司对上述发货清单以没有其工作人员签收为由不予认可，并主张丰安公司仅凭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不能证明其供货金额，丰安公司应提供国泰公司签字认可的送货单才能作为确认供货金额的依据。对于国泰公司付款情况，丰安公司向原审院提供了七张付款凭证，证明国泰公司付款金额共计123969.18元。国泰对丰安公司主张的上述付款金额没有异议。原审审理中，丰安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记录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其与国泰公司交易往来的原始记账凭证，记账凭证上详细列明了丰安公司每笔供货的金额，国泰公司的每笔付款金额情况。清单上列明的每笔供货金额能与发货清单相一致。原审法院认为，丰安公司与国泰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其供应绝缘用品，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该院予以认定。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丰安公司供货金额的认定。该院认为，国泰公司审理中抗辩丰安公司供货金额的确认应以国泰公司签收的发货清单为据，并无不当，但发货清单并不是证明丰安公司供货金额的唯一证据。从丰安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来看，虽然有部分发货清单上载有签收人“鑫飞鸿”或“快捷”、“申通”、“客车托运”等运输方式的信息，但仍缺少直接能证明国泰公司签收的相关信息，因此仅就发货清单的证明力而言，丰安公司以其证明供货以及供货金额并不充分。但同时亦应看到，除上述发货清单外，丰安公司还提供了与供货相关的增值税发票，以及原始记账凭证。而且增值税发票金额能与发货清单上的货款金额相一致，原始记账凭证上记载的每一笔货款金额亦都能与发货清单吻合。因此发货清单与增值税发票、原始记账凭证三者之间对丰安公司供货能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能共同反映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明细情况。换言之，三者对证明丰安公司实际供货金额客观上已能够形成证明力。另从双方交易方式而言，因国泰公司每次向丰安公司购买的绝缘用品的数量、金额都较小，而且每个月购买的次数又较多，因此双方采用口头方式先商订好产品型号、数量、价格，然后丰安公司以快递方式再将货物送至国泰公司处，国泰公司确认收到后，丰安公司再向国泰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以便结算，较为符合此类简捷交易的习惯。对于发货清单上国泰公司主张的没有其签收的问题。该院认为，因国泰公司每次购买的货物数量较少，丰安公司为节约运输成本，不采用直接送货而是选择快递方式，难免会发生丢失或无法找到国泰公司签收的快递回单的情况，而且送货至今已超过四年多时间，再让丰安公司找回这些快递回单客观上亦不可能。再言，丰安公司每批送货后，亦均按供货金额及时向国泰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国泰公司并已接收亦未提出过异议，丰安公司因此有理由相信国泰公司已认可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即是货款金额，其能成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国泰虽然主张其付款金额12万多元即是丰安公司的实际供货金额，但并未能举证说明系如何计算所得，因此难以让人信服。另从诚信角度而言，国泰公司如确对丰安公司主张的供货金额有异议，理应选择由其经办人员与丰安公司详细核对每笔供货情况，而非仅以丰安公司没有提供国泰公司签收的供货清单为由，一概不予认可；更不是在收到丰安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四年多后，在丰安公司对其诉讼追索欠款时再主张增值税发票不符的问题。综上，该院认为，丰安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原始记账凭证以及增值税发票，对证明丰安公司主张的供货金额175208.4元，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院应予认定。丰安公司于2013年12月全部供货结束后，国泰公司理应及时付清货款，其无正当理由至今拖欠货款51239.22元（供货金额175208.4元-已付款金额123969.18元）不付，显属不当。丰安公司诉讼要求国泰公司付清上述欠款，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国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丰安公司货款51239.22元。案件受理费1081元，减半收取540.5元，由国泰公司负担。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丰安公司与国泰公司之间的货款金额应当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于曾经发生过业务往来以及国泰公司已经支付了123969.18元的货款没有争议，但对货款总额有争议。丰安公司提供了发货清单、原始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以及三份《购销合同》来证明货款总额为175208.4元，上述证据详细记载了货物的名称、规格、单价、金额以及交易时间等相关信息，且相互之间可以一一对应，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国泰公司对于送货清单予以否认，认为双方必须以有国泰公司签字认可的收货凭证进行结算，但对双方已经支付的123969.18元货款的结算依据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一、二审审理过程中法庭要求其说明增值税发票是否入账以及抵扣、国泰公司的经办人、双方货款往来结算依据及国泰公司记账凭证等相关情况亦不予正面答复。结合国泰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后，对于发票中记载的货物数量及金额均未及时提出异议，且已将上述发票全部抵扣的事实，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往来货款总额为175208.4元。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1元，由上诉人镇江市国泰电气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卫   芳代理审判员 李洁代理审判员陶然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许   宏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