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2行终173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秀婷，女，1965年5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市民政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村路300号6号楼4层-12层。
法定代表人朱勤皓，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永平，上海市民政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杨建华，上海市民政局干部。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法定代表人黄树贤，部长。
委托代理人李威，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干部。
上诉人杨秀婷因诉上海市民政局于2016年12月12日所作的编号为×××号的告知书（以下简称591号告知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以下简称民政部）于2017年4月12日所作民复决字〔2017〕1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28号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7）京0101行初4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2月12日，上海市民政局作出591号告知书，内容为：杨秀婷，本机关2016年11月28日收到你要求获取“2016年5月14日杨秀婷被不明身份的人从府村路500号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押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横沔派出所关押，因此要求公开此次移交的材料”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答复如下：经查，本机关和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未制作或获取你所申请的信息。
杨秀婷不服该591号告知书，向民政部提起行政复议。民政部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12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上海市民政局的591号告知书。
杨秀婷不服，向一审法院诉称，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横沔派出所作出的沪公浦（横沔）行受字〔2016〕3098号《受案登记表》，证明2016年5月14日该派出所民警将杨秀婷从上海市府村路500号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带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横沔派出所处理，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经确认2016年5月14日这天从上海市府村路500号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获取了本案系争信息《训诫书》、上海市驻京工作组制作的《情况说明》、《劝返接回通知单》，可是杨秀婷向上海市民政局申请公开移交手续材料，上海市民政局却回答没有制作或获取。杨秀婷向民政部申请行政复议，民政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作出12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591号告知书。故杨秀婷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591号告知书和128号复议决定，判令上海市民政局依法公开杨秀婷申请获取的信息。
上海市民政局一审辩称，2016年11月26日，杨秀婷通过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网上申请平台向本机关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2016年5月14日杨秀婷被不明身份的人从府村路500号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押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横沔派出所关押，因此要求公开此次移交手续材料”。2016年12月12日，本机关作出591号告知书，告知杨秀婷申请的信息，本机关和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未制作或获取，并于12月14日用挂号信方式邮寄送达杨秀婷。后挂号信被退回，原因是“原址查无此人，且无法联系收件人”。因杨秀婷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所留联系电话为22222222222，故本机关无法与杨秀婷取得联系。2017年1月18日，本机关收到杨秀婷用挂号信（编号：XA12304831331）邮寄的《请求提供信息公开答复的函》，信中称其未收到本机关对其编号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要求本机关将告知书邮寄送达本人，并提供了与其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上填写的通讯地址相同的地址。2017年1月22日，本机关再次将591号告知书邮寄送达杨秀婷。我机关所作的591号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杨秀婷的诉讼请求。
民政部一审辩称，我部所作的128号复议决定符合法定职权和程序，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杨秀婷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上海市民政局作为上海市一级行政机关，具有依行政相对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相应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政府信息不存在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法定情形之一，因此可以说，政府信息存在是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的前提。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已经制作或获取，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因此这种“存在”是指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能是“推定存在”。杨秀婷主张因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向其已经公开了传唤证、《受案登记表》，那么杨秀婷就必然关押在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杨秀婷申请的信息必然存在，就属于一种“推定”。人民法院判断政府信息是否存在，不能基于“推定”，而应当基于政府信息是否“客观存在”。审查判断的方法一般是看行政机关是否确实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本案中，上海市民政局收到杨秀婷的信息公开申请后，询问局机关管理救助的相关部门以及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是否制作或获取过这样的信息，应当视为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其回复杨秀婷所申请的信息未制作或获取并无不当。《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行政机关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本案中，杨秀婷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是2016年11月26日，上海市民政局作出591号告知书的时间为2016年12月12日，系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程序上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本案中，民政部依法受理杨秀婷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向上海市民政局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要求该局提供复议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上海市民政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相关材料，民政部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128号复议决定并送达杨秀婷和上海市民政局，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综上，杨秀婷要求撤销591号告知书和128号复议决定，并责令上海市民政局重新作出信息公开答复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秀婷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秀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上海市民政局作出的591号告知书及民政部作出的128号复议决定书；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上海市民政局和民政部负担。
上海市民政局、民政部均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一审中，杨秀婷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
证据1、沪公（浦）（横沔）行受字〔2016〕3098号《受案登记表》，证明2016年5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横沔派出所民警将杨秀婷从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带往派出所调查处理，证明5月14日杨秀婷被关于救助管理二站；
证据2、沪公浦（2017）32号-答《告知书》；
证据3、浦府复决字（2017）第18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2和3证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勾结，两机关只是说训诫书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并没有否认训诫书存在，证明杨秀婷曾被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关押；
证据4、沪公浦（2017）33号-答《告知书》；
证据5、沪公浦（2017）34号-答《告知书》；
证据4和5证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只是承认上海市驻京工作组制作的《情况说明》以及《劝返接回通知单》不属于政府信息，并没有否认其存在，证明杨秀婷被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关押。
一审中，上海市民政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杨秀婷申请公开时间及公开内容；
证据2、告知书及寄出后退回凭证，证明本机关12月12日作出告知书并于12月14日以挂号信方式送达，12月17日挂号信被退回；
证据3、杨秀婷《请求提供信息公开答复的函》及收到凭证，证明2017年1月18日，本机关收到该函；
证据4、本机关591号告知书及送达凭证，证明2017年1月22日向杨秀婷邮寄送达告知书；
证据5、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2016年11月30日情况说明，证明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2016年1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救助人员进出站记录，无杨秀婷的登记信息，故无此救助人员；
证据6、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管理二站的主要职责。
一审中，民政部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证明2017年2月15日收到杨秀婷提交的材料及复议内容；
证据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查询单，证明2017年2月16日，民政部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上海市民政局答复，并提交证据和依据；
证据3、行政复议答复意见及证据目录，证明2017年2月28日上海市民政局提交答复书及证据材料；
证据4、128号复议决定及邮寄查询单，证明2017年4月12日，民政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行政行为，并送达双方。
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上海市民政局及民政部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纳。杨秀婷提交的所有证据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6日，杨秀婷通过上海市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网上申请平台向其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2016年5月14日杨秀婷被不明身份的人从府村路500号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押往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横沔派出所关押，因此要求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公开此次移交的材料”。当事人所留联系方式为22222222222。2016年11月30日，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出具《情况说明》，内容是经查该救助站2016年1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救助人员进出站记录，无杨秀婷的登记信息，故无此救助人员。2016年12月12日，上海市民政局作出591号告知书，并于2016年12月14日以挂号信方式邮寄送达杨秀婷。2016年12月17日，该挂号信以“原址查无此人”理由被退回。2017年1月17日，杨秀婷向上海市民政局邮寄《请求提供信息公开答复的函》，告知其并未收到编号为×××的告知书，要求上海市民政局将该告知书邮寄送达其本人，送达地址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的地址一致。上海市民政局于次日收到该函后，于2017年1月22日再次邮寄送达591号告知书，并于2017年1月24日送达。杨秀婷对591号告知书不服，向民政部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2月15日，民政部收到原告杨秀婷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次日，民政部作出民复答字[2017]40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上海市民政局自收到之日起10日内，对该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书面答复。上海市民政局于2017年2月20日收到后，于同年2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书》，2017年4月12日民政部作出128号复议决定，维持了591号告知书。
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已经制作或获取，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因此这种“存在”是指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能是“推定存在”。本案中，上海市民政局接到杨秀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询问局机关管理救助的相关部门以及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是否制作或获取过这样的信息，应当视为尽到了积极的检索、查找义务，其回复杨秀婷所申请的信息未制作或获取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行政机关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本案中，杨秀婷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是2016年11月26日，上海市民政局作出591号告知书日期是2016年12月12日，系在15个工作日之内作出，程序上并无不妥。
关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民政部依法受理杨秀婷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向上海市民政局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要求该局提供复议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上海市民政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相关材料，民政部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128号复议决定并送达杨秀婷和上海市民政局，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综上，杨秀婷请求撤销591号告知书和128号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秀婷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杨秀婷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杨秀婷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 丽
审 判 员 陈 丹
审 判 员 刘彩霞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黄井沛
书 记 员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