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0281行初42号
原告李伟林，男，住长沙市。
委托代理人许征鹃，湖南楚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朱冉，湖南楚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醴陵市解放路东段劳动大夏。
法定代表人李子平，局长。
本次诉讼负责人张朝文，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丁宝玲，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石伟，湖南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一般代理。
第三人醴陵市供销合作总社（醴陵市行业办公室），地址：醴陵市胜利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永辉，主任。
委托代理人郭朝勇，湖南华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特别授权，代为承认、变更诉讼请求，代收法律文书。
原告李伟林诉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立案后，于当日向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醴陵市供销合作总社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伟林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征鹃、朱冉，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次诉讼负责人张朝文及其委托代理人丁宝玲、石伟，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郭朝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78年12月30日参加工作，招工于原醴陵县城关供销社，后醴陵县城关供销社改为城区供销社，再改为市供销社华湘经贸总公司。原告一直按规定缴纳了社保金并参加了企业改制，纳入“4050”范围，并办理了再就业证。现原告已经年满60周岁，达到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原告遂向被告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但被告为原告办理的职工退休证上记载的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95年9月。原告认为被告认定原告1995年9月参加工作与事实不符，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的规定，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职工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可以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发放基本养老保险金。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8年12月，而非1995年9月。为维护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给原告李伟林办理的职工退休证（社会保障号：430219195603071654），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李伟林的身份证，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及身份信息；
第二组证据：原告职工退休证，拟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退休，2016年10月27日领取退休证，退休证上记载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5年9月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原告就业证，拟证明2006年原告所在单位改制后，原告下岗失业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原告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卡，拟证明原告于1978年12月参加工作，工作单位为醴陵市城区供销社，原告从1993年开始缴纳养老保险且补缴了1988年10月至1993年时段的养老保险的事实；
第五组证据：招工（减员）指标招工进厂花名册、华湘公司职工安置费用应发部份明细表、计提在职人员医药费花名册、医保册，拟证明原告是1978年12月通过招工进入醴陵市城区供销社，性质为集体职工，2006年单位改制时原告仍在该单位工作的事实；
第六组证据：醴陵市供销合作总社证明，拟证明原告系醴陵市供销社华湘经贸公司改制职工，于1978年12月30招工，2006年企业改制进入“4050”人员事实；
第七组证据：原告李伟林退休审批公示表及城镇职工退休待遇核定表，拟证明被告因原告档案遗失的原因，按实际缴费年限认定原告工龄；
第八组证据：湖南省醴陵市劳动局所发原告的劳动手册，拟证明原告1978年12月参加工作至1997年11月24日发该证时原告仍为该单位员工。
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被告为原告发放的退休证是按正常退休审批流程办理，并经原告本人在退休待遇核定表上签字认可，原告提出撤销其退休证是不合理的。随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即工龄）划分为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是指参保人员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前按国家有关政策计算的连续工龄，实际缴费年限是指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后参保单位和个人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时间。醴陵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建立个人账户时间为1995年9月。企业职工视同缴费的认定是根据国家有关工龄认定政策，通过严格审核职工的原始档案来确定。原始档案对于企业职工的工龄认定至关重要，因为档案记载年龄、身份、工作经历、是否受过处分等信息，这些都是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必不可少的依据。对于原始档案遗失或毁损的，被告通常会从人性化角度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补充完善档案的办法进行办理。补办的企业职工档案，需提供当事人的原始招工手续存根、社保相关信息、职工履历表，原单位及主管部门证明等，证明材料需原单位及主管部门通过调查核实的办法，对职工是否受过开除、除名、刑事处分进行证明。原告系1956年3月出生，经其本人申请，于2016年10月27日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时间为2016年3月，养老金待遇从退休次月起发放。原告的原始职工档案遗失，虽补充了如企业职工招工进厂花名册、改制职工安置名册等，但无职工履历表，其工作经历记载不详，其原单位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李伟林同志情况的说明”并未对其在原单位是否受过处分进行说明。因为根据国家有关工龄认定政策，职工曾经被开除、除名甚至刑事处分，工龄认定会有很大影响。因此，被告对原告视同缴费年限暂时无法确定，工龄只能按实际缴费年限认定，即1995年9月。综上，被告对原告工龄的认定符合现行国家政策规定，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申请办理退休的三份资料（关于李伟林同志情况的说明、湖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公示表、城镇职工退休待遇核定表），拟证明原告办理退休的时候，没有提交职工档案，被告无法认定原告的视同缴费年限，只能确认其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被告审核依据和办理核定退休的程序合法。
第二组证据：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文件《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劳社发[2002]68号）、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文件《关于印发<省直管养老保险参保企业职工退休审批程序>的通知》（湘劳社工字[2005]15号）、《湖南省关改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养老金计发办法的实施意见》（湘劳社政字[2006]10号），拟证明办理职工退休审批流程的规定，被告为原告办理退休手续符合规定，程序合法。
第三组证据：关于工龄计算的政策，拟证明职工如果受过刑事处罚再回到原单位工作的，有相应的关于工龄认定的依据。
第三人醴陵市供销合作总社述称，原告确实是第三人下属华湘公司的职工，其系1978年12月参加工作，2016年因其档案遗失，在办理退休存在问题的时候，第三人已经按照规定向被告提供了原告的招工进厂花名册及改制员工的花名册等证据，至于原告的退休问题，应该由被告来进行确认，与第三人没有关系。
第三人醴陵市供销合作总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的证明及附件，拟证明原告在2006年参加改制之前是第三人的职工。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第二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再就业证体现的是下岗失业的时间，跟本案认定原告的工龄没有关联性；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个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不是认定视同缴费的依据，职工工龄必须要根据职工的档案予以认定；对第五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这只是职工档案里面的一部分证据，并不是认定原告视同缴费年限的依据；对第六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政策规定，这份说明不能替代原告的个人职工档案;对第七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已经注明档案遗失暂按实际缴费年限认定工龄，这是对本案原告人性化的处理，原则上职工没有提供自己的档案是不能够办理退休的；对第八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这个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是1978年参加工作，但之后的工作简历是空白的，不能够替代职工的个人档案。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第一、二、四、五、六、七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八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这份证据不能够证明原告所证明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的计算和认定不符合劳动法及办理退休相关手续，被告的审批表里面没有计算视同缴费年限；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文件规定必须是用人单位携带个人的人事档案前来办理退休，也就是说这不是职工的问题，如果说档案遗失的话，也是用人单位的职责，这不是由职工个人来买单；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因为其中有个文件被告没有提供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文件是否仍然合法有效，这些依据都是规范性文件，被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与劳动法是否相冲突。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发表意见，因为被告怎么认定工龄这是被告的职责；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主要是办理退休的流程，文件中是要求用人单位携带档案到被告处办理退休，因为原告的档案遗失，第三人向被告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至于这个档案里面必须要包含什么，不是由被告来进行认定的，第三人已经履行了自己相应的职责，不应该对档案遗失承担责任。对第三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有异议，这组证据不能够替代职工的档案，对“4050附件”连续工龄的认定是不合法的，因为连续工龄的认定是由劳动部门依照政策规定来认定，不由改制的主管部门来认定。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第一、三、四、五、六、七、八组证据能证实本案相关情况，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系本案需审查的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能证实本案相关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第二、第三组证据系关于养老保险政策的文件，本院予以参考。第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能证实本案相关情况，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伟林生于1956年3月7日。1978年12月30日,原告李伟林经招工进入原醴陵县城关供销社工作，成为集体职工。后原醴陵县城关供销社改为城区供销社，再改为醴陵市供销社华湘经贸总公司。1993年原告单位为原告补缴了从1988年10月至1993年12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之后一直正常缴费至2006年华湘经贸总公司整体改制。华湘经贸总公司改制时，给原告发放了职工安置费用，原告李伟林进入“4050”人员范围。2007年1月，醴陵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原告办理了再就业优惠证。2016年10月，原告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遂向被告申请办理退休手续。被告认为原告的职工档案遗失，无法确定原告的视同缴费年限，工龄只能暂按实际缴费年限计算，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5年9月，并以此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障号为430219195603071654的职工退休证。原告对被告认定的参加工作时间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被告给原告办理的职工退休证，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另查明，根据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原告于1998年受到刑事处罚，但华湘经贸总公司并未对原告作出任何开除、除名处理。原告提供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三人提供的职工工资明细表等证据反映，华湘经贸总公司在原告受刑事处罚期间给原告发放工资、缴纳养老保险费。刑事处罚结束后，原告回到华湘经贸总公司继续工作直至公司改制。
再查明，华湘经贸总公司的主管部门为本案第三人醴陵市供销合作总社，醴陵市行业办公室与醴陵市供销合作总社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本院认为，人事档案是记载个人信息的凭证，不仅代表着身份权，而且代表了一定的财产权，是公民取得就业资格、缴纳社会保险、享受相关待遇所应具备的重要凭证，由法定的部门保管，当事人无权保管。本案中，原告的人事档案，原告无权接触，其档案丢失是档案保管部门没有尽到保管的职责。职工的人事档案，是证明职工参加工作、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等的重要证据，但并非是唯一证据。原告李伟林提供的招工（减员）指标招工进厂花名册、华湘公司改制职工安置费用应发部分明细表、计提在职人员医药费花名册、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再就业优惠证、醴陵市供销合作总社出具的《关于李伟林同志情况的说明》、第三人提供的职工工资明细表等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从1978年12月30日经招工进入醴陵市华湘经贸总公司，到该单位2006年改制一直在该单位工作，未被单位开除、除名。因此，被告以原告档案遗失、暂按实际缴费认定工龄来办理原告的退休审批，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5年9月，并以此颁发职工退休证，被告的认定不具有合理性，属于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因此，原告关于判令撤销被告给原告办理的职工退休证（社会保障号为：430219195603071654）、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10月27日给原告李伟林办理的社会保障号为430219195603071654职工退休证；
二、责令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上诉请求数额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现金缴纳的，直接向农业银行株洲市荷塘支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缴纳。汇款或转账的，开户行：农业银行株洲市荷塘支行，收款单位：代收法院诉讼费财政专户，帐号：18-161101040002686。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
审 判 长 张 慎
代理审判员 游 双
人民陪审员 王邦迪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代理书记员 吴楷汉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