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40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1，女，1959年10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樊志勇，北京市中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1，男，1949年12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2（兼刘×1、刘×2、刘×3之委托代理人），男，1973年6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1，女，1950年7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2，女，1953年8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3，男，1954年9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女，1973年10月27日出生。
王×之委托代理人李诗怀，北京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1、郭×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7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由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1在原审法院诉称：屯佃村的房产属于刘×4、赵×所有，刘×4与赵×是夫妻，共有三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刘×1、二女儿刘×2、三女儿袁×1，刘×1和郭×1原是夫妻，刘×2和刘×3系夫妻，郭×2和王×原是夫妻，我幼年时其父母一家从北京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生活，当时家境贫寒、气候不服无力抚养我，而父母的朋友袁×2、李×无女儿，只有一儿子已经接近成年，很想养一女儿，看到我父母的困�后即主动寄养、照顾我，后我父母在1961年左右返回北京，将我留在袁×2、李×家，并更改姓氏，我父母和袁×2、李×保持往来，袁×2去世后，刘×4于1997年10月17日去世、赵×于1998年12月16日去世，之后大姐刘×1、二姐刘×2一直也没有和我商量父母遗产继承分配事宜，在今年走亲戚时我得知刘×1、刘×2将父母的遗产全部赠与她人，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为此我认为父母刘×4、赵×去世后没有遗嘱，其遗产并没有经过继承析产，我系法定继承人之一，而刘×1、刘×2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遗产物权，因此刘×1、郭×1、郭×2、刘×2、刘×3、王×签订的《赠与协议书》不仅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而且无效，故依法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刘×1、郭×1、郭×2、刘×2、刘×3、王×于2012年12月11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书�无效。刘×1、郭×1、郭×2、刘×2、刘×3、王×承担本案诉讼费。
刘×1、郭×1、郭×2、刘×2、刘×3在原审法院辩称：袁×1是刘×4、赵×夫妇的子女，其依法享有继承权，同意袁×1的诉讼请求，认可袁×1所述的事实。并且在2012年12月3日，刘×1、刘×2、郭×1已经将涉案房屋卖给了案外人郭×4，钱已打到郭×1的帐户中，房屋也交付了，郭×4一家至今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所以我方也认为协议是无效的。当时签订协议书是为了维护家庭稳定才签订的，所以我方认为买卖协议是有效的，赠与协议是无效的，因此房屋已经卖给了郭×4，再赠与就属于无权处分，故赠与协议无效。将房屋卖给了郭×4后，郭×4夫妇一直在院内北房东数第一间内居住。
王×在原审法院辩称：袁×1与刘×4、赵×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因此袁×1对刘×4、赵×的遗产没有继承权，所以袁×1无权干涉�产处分问题。袁×1不具备原告资格。卖给郭×4的买卖协议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上次他们撤销赠与合同的诉讼中没有提到买卖协议。请求法院驳回袁×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4、赵×系夫妻，生有三女，长女刘×1、次女刘×2、三女袁×1。刘×1与郭×1原系夫妻，双方于2013年5月离婚，二人生有二子，长子郭×2、次子郭志刚。刘×2与刘×3系夫妻。郭×2与王×原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女郭×3。刘×4于1997年10月17日去世，赵×于1998年12月16日去世，二人均未留有遗嘱。郭×1、刘×1、郭×2、刘×2、刘×3、王×、郭×3于2012年12月11日签订《赠与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赠与人刘×5（即刘×1）夫妻、刘×2夫妻将屯佃村房产自愿赠送给王×及郭×3，双方就有关具体事宜达成协议内容如下：一、刘会芹、刘×2的父母刘×4、赵×在屯佃村有宅院一座，内有北房三间。1993年刘�4、赵×经申请审批拆除该宅院老北房三间翻建成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二间。刘×4、赵×夫妻不久后相继去世，该宅院的房产一直由刘会芹、郭×1夫妻及其儿子居住使用。刘×5、郭×1之子郭×2结婚后与其爱人王×出资在院内建南房二间，西厢房外又扩建三间门面房，同时将院子封顶。二、刘会芹夫妻与刘×2夫妇自愿将继承父母刘×4、赵×的房产赠与王×及其女儿郭×3；郭×2仅享有房屋的居住权利。三、今后如遇拆迁，所置换的房产及货币补助等全部拆迁利益均归王×及其女儿郭×3所有，王×用拆迁款替郭×2偿还赌债70万元；郭×2对于置换后的房产亦是享有居住权，无所有权。四、今后若王×提出离婚，此协议失效；若郭×2提出离婚，此协议继续履行。五、王×与郭×2共同在该院内所建南房2间及门面房1大间（100平米左右）全部归王×一人所有。六、此协议一式四份，刘×5夫�、刘×2夫妻、郭×2、王×各一份，自各方签字后生效。七、刘×5、郭×1今后赡养由郭×2（大儿子）、王×、郭×4（次子）、于×共同承担。遇拆迁后，四子女共同抚养两位老人（包括提供住所、生活费、医疗费及丧葬费等）拆迁后，老人百年后，由郭×2、郭志刚共同继承财产。”赠与协议书赠与人处有郭×1、刘×1、郭×2、刘×2、刘×3签字，刘×2、刘×3并捺指印；受赠人处有王×签字并捺指印。协议末尾盖有屯佃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刘×1、郭×1于2000年左右从赠与协议所涉院落内搬出居住在屯佃村376号，刘×2、刘×3一直住在西三旗育新小区67-910号，王×婚后与郭×2一直在赠与协议所涉院落居住，郭×3与王×、郭×2一同居住。2013年7月，王×将郭×2起诉至本院要求离婚，我院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211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近几年来双方因郭×2赌博问题及家庭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影响了夫妻感情，并最终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判决“准予王×与郭×2离婚”，此判决现已生效。郭×1、刘×1、郭×2、刘×2、刘×3将王×、郭×3诉至法院，要求撤销2012年12月11日《赠与协议书》，法院以（2013）海民初字第215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郭×1、刘×1、郭×2、刘×2、刘×3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一中民终字第136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刘×4、赵×夫妇50年代被下放到新设村。60年代，因为生活困难，刘×4和赵×夫妇将三女儿交由当地村民袁×2、李×夫妇抚养，随袁×2姓氏，取名袁×1，落户于袁×2、李×夫妇家。之后，刘×4和赵×夫妇携大女儿刘×1、二女儿刘×2回京。袁×1由袁×2、李×夫妇抚养成人。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3）一中民终字第13667号民事判决书、巴彦淖尔市临河�民政局证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袁×1由袁×2、李×夫妇抚养成人并落户于袁×2、李×家的事实，足以认定袁×2、李×夫妇与袁×1的收养关系成立。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由此可见袁×1对刘×4、赵×的遗产没有继承权。因此，袁×1以刘×1、郭×1、郭×2、刘×2、刘×3、王×签订的《赠与协议书》侵犯其继承权为由，要求确认《赠与协议书》无效之诉讼，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驳回袁×1的诉讼请求。
袁×1、郭×1不服原审法院的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确认刘×1、郭×1、郭×2、刘×2、刘×3、王×于2012年12月11日签订的《赠与协议书》无效。袁×1的上述请求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袁×1与袁×2、李×的收养关系成立，该认定不符�实际情况。袁×1与袁×2、李×的关系应为寄养，而非收养。刘×4、赵×一直都给袁×1生活费，且还曾经尝试将袁×1的户口迁回北京。这足以证明袁×1与袁×2、李×未形成收养关系。
刘×1、郭×2、刘×2、刘×3同意袁×1、郭×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同意原审法院的判决。
王×同意原审法院的判决，不同意袁×1、郭×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袁×1由袁×2、李×夫妇抚养成人并落户于袁×2、李×家的事实，足以认定袁×2、李×夫妇与袁×1的收养关系成立，袁×1、郭×1虽辩称袁×1与袁×2、李×的关系应为寄养，但袁×1、郭×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二人所述与常理不符。本院对袁×1、郭×1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4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袁×1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袁×1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由郭×1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良胜
代理审判员 柳适思
代理审判员 范 磊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赵梦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