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14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益洋，住广东省从化市。
委托代理人：方亮，广东创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晶,女,198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达道路*号。
委托代理人：陈思远，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柴兰芳，住广东省从化市。
委托代理人：邓清卫，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益洋、王晶因与被上诉人柴兰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民二初字第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柴兰芳与廖益洋是朋友关系。廖益洋以生意周转为由，于2014年间多次向柴兰芳借款，截至2014年7月2日廖益洋向柴兰芳借款共1000000元，同日廖益洋向柴兰芳出具了《收条》，该《收条》显示廖益洋收到柴兰芳现金1000000元整，并于2015年1月1日结清。借款到期后，柴兰芳多次向廖益洋催告还款未果。另查明，廖益洋与王晶于2009年1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10月8日登记离婚。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廖益洋对其收到柴兰芳1000000元整的事实予以确认。
柴兰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请求：一、廖益洋、王晶偿还所借柴兰芳的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和利息15.96万元，共计115.96万；二、廖益洋、王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柴兰芳提供了《收条》证实其与廖益洋之间存在合法的借款合同关系，且廖益洋未向柴兰芳清还借款10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虽然廖益洋主张其与柴兰芳之间是生意合作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但本案当中，柴兰芳提供的《收条》反映出柴兰芳与廖益洋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借款金额已经确定，且借款款项已经交付，足以证实柴兰芳与廖益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且廖益洋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对于廖益洋主张其与柴兰芳之间是生意合作关系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为此，柴兰芳要求廖益洋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的请求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柴兰芳要求支付逾期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首先，借款利率的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当中，《收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对逾期利率进行约定，为此，柴兰芳要廖益洋支付逾期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柴兰芳要求按照银行迟延履行利息4倍计息已明显高于法律所规定的逾期年利率6%，为此，原审法院仅对未超过年利率6%的部分予以确认，对于超出的部分不予确认；其次，逾期借款利息的确认。根据《收条》的约定，涉案借款需于2015年1月1日前清还，但直至目前为止，廖益洋仍未向柴兰芳返还过借款。为此，柴兰芳要求廖益洋支付从2015年1月2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2015年8月18日）的逾期借款利息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廖益洋应向柴兰芳支付从2015年1月2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2015年8月18日）的逾期借款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
对于柴兰芳要求廖益洋、王晶共同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逾期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廖益洋与王晶于2009年1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10月8日登记离婚，而涉案借款1000000元均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日间由廖益洋向柴兰芳所借，借款时间在廖益洋、王晶的婚姻存续期间内，此外，廖益洋、王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务属于柴兰芳与廖益洋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涉案借款债务应当按廖益洋、王晶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为此，对于柴兰芳要求廖益洋、王晶共同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逾期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廖益洋、王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柴兰芳借款1000000元及支付从2015年1月2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2015年8月18日）的逾期借款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柴兰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5236元，减半交纳7618元，由廖益洋、王晶负担。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廖益洋、王晶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廖益洋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廖益洋与柴兰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廖益洋出具的100万元收条系柴兰芳出借给廖益洋的借款。对此事实的认定，廖益洋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廖益洋与柴兰芳之间是合伙关系，廖益洋与柴兰芳共同承包工程项目，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事实上双方确实存在合伙关系。其次，廖益洋向柴兰芳出具的是收条而不是借条，按正常人的思维，如果廖益洋系向柴兰芳借款的话，廖益洋出具的应当是借条，柴兰芳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在商场上打拼多年的，不会连收条和借条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白的，廖益洋给柴兰芳出具收条时，柴兰芳没有提出异议，也正说明本案争议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廖益洋与柴兰芳之间合伙经营的利润分成；第三，该收条上写明“2015年1月1日结清”此种写法也说明廖益洋与柴兰芳之间并不是借贷关系，结清的意思表明廖益洋与柴兰芳应当对双方合伙的账目进行对帐后，根据利润多少结算双方应得的具体金额。后由于双方关系恶化，廖益洋与柴兰芳拆伙，拆伙时双方没有进行对合伙期间的利润进行结算，导致收条上写明的2015年1月1日结清也没有完成。综上，廖益洋认为，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双方真实存在的合伙关系，仅依据柴兰芳单方陈述就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应予以纠正。二、本案争议的事实与王晶无关，其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廖益洋与柴兰芳是合伙关系，系廖益洋个人行为与其家庭及王晶没有任何关联，王晶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综上，原审法院有认定事实不清的错误。
二审庭审中，廖益洋变更上诉理由称：廖益洋与柴兰芳是合作关系，柴兰芳通过廖益洋开具发票，时间从2013年至2014年底就多次向柴兰芳开具发票，有关高速公路工程沙石物料的发票。廖益洋找到了广州市维洁建材有限公司和广州市日辉公司代柴兰芳开具了几千万元的发票。因为柴兰芳提出税点比较高，所以要求降低税点，相关公司可以将相关预存款存入公司再开具发票可以降低税点。涉案的收条是廖益洋向柴兰芳交付的抵扣税点的发票。抵扣100万元的税点开具了大量的发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开具完。柴兰芳向廖益洋退还未开完的税点款项，其他公司也拒绝退还。廖益洋称口头约定是开不完是不可以退的，所以柴兰芳向廖益洋要求退还税点款项的时候，廖益洋就没有退才引发这起纠纷。柴兰芳在一审时并没有向原审法院陈述这样的这个事实，因此，廖益洋与柴兰芳之间并不是借款关系，借款关系不成立。
廖益洋上诉请求本院判令：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廖益洋无需返还柴兰芳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2、柴兰芳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
上诉人王晶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涉案款项的性质、来源、支付方式及用途等认定缺乏证据支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王晶认为仅凭柴兰芳提供的证据《收条》不能认定其与廖益洋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收条》的内容仅显示廖益洋收到现金100万元，于2015年1月1日结清，而在落款签名中，柴兰芳只是付款人、廖益洋是收款人，从头到尾未提及“借款、借贷”等内容。因此，不能确定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款还是货款，单凭该证据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次，对于《收条》中提及的100万元，柴兰芳未能举证证明其来源及支付方式。按照正常的交易方式，100万元以现金支付是非常不合理的，柴兰芳应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流水或取款记录予以证明，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王晶在一审庭审中也多次提出质疑并要求法院调查取证以核实借款的真实性，但原审法院在未核实相关情况的前提下即作出判决，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最后，在未明确100万元是否属于借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未对借贷的原因、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借贷的时间及地点、资金流向及用途进行严格审查，柴兰芳及廖益洋亦未尽相应的举证责任。可见，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并无充分的证据支持。基于上述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原审判决对涉案款项的性质及交易的真实性等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改判。
二、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款项属于王晶与廖益洋的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王晶于2009年与廖益洋结婚，婚后廖益洋一直谎称在外做生意，两人聚少离多。尤其在王晶女儿王某乙冉出生后，王晶为方便照顾女儿一直居住在其爷爷家(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二横路33号大院1栋501)，未与廖益洋共同生活。2011年起，王晶发现廖益洋有婚外情，生活作风混乱，两人为此多次争吵，感情越发破裂。同时，王晶也听说廖益洋在外不务正业，更是染上长期赌博的恶习，根本没做过任何正经生意。自两人结婚以来，王晶一直都是靠自己的工作收入生活并独自抚养女儿，廖益洋从未支付过家用。反倒是廖益洋经常向王晶借钱，或是请求王晶帮忙向朋友还钱。更有甚者，廖益洋还编造各种理由向王晶的父母亲及其他近亲属长期大额借款，供其与情妇在外赌博挥霍。2014年10月，王晶与廖益洋正式离婚，在离婚后经王晶统计，婚姻期间廖益洋不仅未支付生活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更是拖欠王晶及其家族成员约600万元的巨额债务。结合本案，暂不论10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单从各方提交的证据也足以证明涉案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如下：1、王晶与廖益洋早己感情破裂，即使在离婚前很长一段时间己无共同生活，王晶根本不认识柴兰芳，也未在其提供的《收条》上签字，对其主张的债权毫不知情。2、从王晶提供的证据(工资及税收证明、居住证明、其与廖益洋的银行账目往来等)可反映廖益洋在婚姻期间未支付生活费用于共同生活，生活开销均由王晶以自己的收入承担。3、廖益洋长期在外包养情妇，不务正业更是有赌博恶习，其对外借债都是用于私欲挥霍。另需特别说明的是，王晶为举证证明涉案款项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仍补充大量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审法院未再安排开庭质证并在众多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因此，原审判决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认定存在明显错误。
三、原审判决关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发生在王晶与廖益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正如前面所述，原审法院既未严格查清涉案款项的性质及真实性，又未认真核实王晶提供的证明涉案款项纯属廖益洋个人债务的证据，在此基础上引用法律依据判案必然存在不当。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他字第10号)，已对《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作出批复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根据该规定，即使涉案款项经法院核实后能认定为真实的借款，但王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廖益洋从未借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另补充：王晶向证人了解情况，柴兰芳与廖益洋之间并不是借贷关系，而是买卖发票的纠纷。王晶认为其买卖发票行为是非法的，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柴兰芳一审的诉请是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王晶认为原审判决无论在事实认定方面还是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故请求本院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驳回柴兰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柴兰芳承担。
被上诉人柴兰芳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廖益洋与柴兰芳之间的借贷关系完全具备形式和实质上的构成要件，原审对借贷关系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维护了债权人的权益，体现了法院的公正性。廖益洋签名并按手印确认的虽然为“收条”，但收条的内容完全符合民间借贷合同的要素。因为收条中不仅显示廖益洋收到现金100万元，而不是收到货款或者投资款100万，还明确约定于2015年1月1日结清，故该收条具备了民间借贷合同中借贷具体金额和还款赎条的意思表示的两大要素。该收条的内容是我国众多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协议的缩影，体现了借贷双方缺乏法律保护意识及文化水平决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不足的特点。廖益洋从未向柴兰芳交付过任何货物，双方也不存在任何合伙经营项目，收条已明确显示廖益洋收到柴兰芳的现金尚未结清，如果廖益洋、王晶认为该收条不是借贷关系，由于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和举证责任免除的情形，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廖益洋、王晶应进行实质性举证证明，而不是口头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合伙关系。二、最高院民一庭作出的(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并没有实质上弱化债权人的权利及举债人配偶的义务。在债权人提起的债务纠纷这一对外关系上，该答复明确指出“应当”继续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本案诉争的款项正是廖益洋和王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而在肯定二十四条的规定的后面，该答复补充了一条“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从前后文意来看，该条显然不是在否认二十四条的规定，故该条是指举债人的配偶需要充分地证明该笔款项的具体用途的情况下方可能不需担责，而王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该案诉争的款项的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相反，从廖益洋的陈述中可知，诉争款项是其因生意上需要资金周转而向柴兰芳借款，法律规定婚姻存续期间用于生产、生活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另补充，柴兰芳与廖益洋之间的借贷关系是成立的，并不是廖益洋所称的生意上的关系。在一审中，已经作了非常清楚的陈述。在二审上诉中，税点发票的是不成立的，且王晶与廖益洋提交的证据是不成立的。而王晶与廖益洋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债务关系，在离婚协议书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关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廖益洋和王晶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庭审过程中，柴兰芳称廖益洋向其借款的用途系生意困难周转，并主张从2014年4月起以转账和现金的方式支付借款，廖益洋确认在2014年6月及7月上旬收到款项。廖益洋称婚姻存续期间王晶居住广州，其居住从化，王晶亦称双方分居两地，柴兰芳对此无异议。王晶一审提交了其与廖益洋的离婚协议书、个人纳税清单，柴兰芳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王晶与廖益洋的离婚协议书记载“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支配收入，财产完全独立，无可处分的共同财产，双方债务债权各自享有和承担，无共同债权债务”，同时，协议记载廖益洋尚欠王晶父亲170万元，欠王晶母亲115万元，欠王晶继母200万元，并用王晶父亲的两套房产抵押借款。王晶提交的个人所得税明细信息记载王晶2014年收入为291418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柴兰芳与廖益洋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涉案债务是否王晶与廖益洋的夫妻共同债务。
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廖益洋确认涉案《收条》的真实性，并确认以转账和现金的形式收取了涉案款项，可以认定款项交付的事实确已实际发生；其次，柴兰芳主张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廖益洋上诉状中称双方之间是合伙共同承包工程项目，二审庭审中又称是合作关系，前后陈述不一，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不足以采信；第三，廖益洋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应清楚出具《收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称合伙未结算、发票税点未返还，而任由《收条》交柴兰芳收执而长期未提任何异议，亦不符合常理。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柴兰芳仅依据《收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廖益洋确认收取款项，其抗辩非真实借贷关系，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廖益洋一、二审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并无不当。
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所谓夫妻共同债务，应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或者出于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从法条原意来看，夫妻共同债务的要件，一是要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必须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而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从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以及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带来的共同利益来判断。就本案而言，首先，本案借条并无王晶的签名，表明王晶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柴兰芳称廖益洋系因生意周转向其借贷，廖益洋亦称是因合伙或合作关系借贷，虽其主张均无提交证据，但从借贷双方陈述来看，该借款并非一般意义上为家庭日常生活而发生的借款；第三，从王晶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各方陈述来看，廖益洋与王晶长期分居两地，本案借款发生于2014年4月到7月期间，而廖益洋与王晶于2014年10月离婚，按常理，双方不可能就借款形成合意，即使用于经营，王晶也无法享受该款带来的共同利益；最后，本案借款发生后，无证据表明廖益洋和王晶家庭有大额支出，家庭也无有需大笔举债的情形，而王晶有较高的收入，再结合廖益洋又多次向王晶亲属大额借款的情况，表明借款应是廖益洋个人所为。综上，在王晶并无借款的合意，未分享该借款所带来的利益，且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的情况下，本案借款应认定为廖益洋个人债务，王晶无需向柴兰芳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廖益洋、王晶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部分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民二初字第8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民二初字第8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廖益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柴兰芳借款1000000元及支付从2015年1月2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2015年8月18日）的逾期借款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
三、驳回柴兰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618元，由廖益洋负担6094元，由柴兰芳负担15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36元，由廖益洋负担12188元，由柴兰芳负担30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萍
审判员 庄晓峰
审判员 王泳涌
二〇一七年二月四日
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