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9民终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忻州市忻府区天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团结街忻府区法院东侧。
法定代表人：翟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娟玮，山西新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繁峙县祥云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繁峙县杏园外贸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石呈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山，山西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忻州市忻府区天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繁峙县祥云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云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繁峙县人民法院（2017）晋0924民初4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娟玮，祥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归还借款系自愿偿还自然债务，不能理解为对剩余债务的重新确认，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属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的行为应视为对债务的重新确认，自然之债在还款后转化为法定之债，应受法律保护。同时，被上诉人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的行为是作出了同意履行债务的表示，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1年9月19日起重新起算。债权人分别在报纸上发布了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上诉人于2017年5月2日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没有签发时间、签收时间为由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进而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错误。从《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内容可推断出，被上诉人应是在2009年3月23日当天或之后签收，该证据并不影响认定被上诉人重新对债务确认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否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当。即便认定被上诉人是2009年3月23日签收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签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后，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本案的债权从2009年3月23日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祥云公司辩称，我公司没有在2011年9月19日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是复印件，无法质证其真实性。且该证据上没有我方人员的签字及公司印章，不能证明该事实存在。即便假设我公司归还了3000元借款本金，并不能推定我公司对该份合同总额11万元的重新确认。《民法通则》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诉讼时效的中断只能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而超过该期间则不发生中断的情况。退一步讲，该3000元借款本金只涉及1997年8月15日的合同标的为11万元的借款合同，不涉及其余三份合同，不会中断其他借款合同的债权时效。上诉人公司一直有人照管，从未下落不明，因此即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上诉人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也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而且上诉人主张我公司于2009年3月23日签收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如果签收属实，说明我公司没有下落不明。一审判决关于《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送达时间的认定是正确的。我公司是与农业发展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与农业银行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没有关系，故上诉人主张的债权来源不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天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祥云公司支付借款本金2107000.00元；二、判令祥云公司支付从欠息之日起至本案执行完毕的利息；三、诉讼费用由祥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997年6月26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与祥云公司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祥云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本金800000.00元，借款期限内年利率为9.15%；借款期限从1997年6月26日起至2001年6月26日止；祥云公司以其自有的房产与机器设备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提供抵押担保（详见抵押物清单），并于1998年12月22日办理了《抵押物登记证》。1997年8月15日，祥云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祥云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本金110000.00元，借款期限内年利率为6.6%，借款期限从1997年8月15日起至1998年8月15日止；祥云公司以其自有生产设备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提供抵押担保。1998年12月23日，祥云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祥云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本金800000.00元，借款期内年利率为5.925%，借款期限从1998年12月23日起至2001年12月23日止；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万分之三计收利息；祥云公司以其自有的房产与机器设备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提供抵押担保（详见抵押物清单），并于1998年12月22日办理了《抵押物登记》。1998年4月7日，祥云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本金400000.00元，借款期限内月利率为4.2‰；借款期限从1998年4月7日起至1998年10月7日止；祥云公司以其自自有的生产设备、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签订上述合同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依约分别向祥云公司发放了全部借款本金共计2110000.00元。在祥云公司欠款期间，农行忻州分行一直以向祥云公司发送《债务催收通知》及在报纸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催收债务，但祥云公司一直未履行还款付息义务。2016年10月21日，”农行忻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签订了《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将其对祥云公司的债权转让至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名下，并于2016年11月27日在《山西经济日报》发布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2017年2月10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又与天顺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祥云公司的债权转让至了天顺公司名下，并于2017年2月24日联名在《山西省经济日报》发布了”转让催收联合公告”，履行了债权转让的法定通知义务。截止2015年12月1日，祥云公司尚欠天顺本金2107000元、利息2046106.26元。一审庭审中，天顺补充称：其中有一笔13万的借款因祥云公司逾期未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与祥云签订了剩余借款11万元的欠款合同。
祥云公司答辩：1、我公司未收到农业银行的债务催收通知；2、我公司是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借的款，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无权转让债权；3、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4、本案的债权转让不合法。综上所述，应驳回天顺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祥云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2110000元，约定了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并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营业部与祥云公司间的借贷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祥云公司1997年6月26日所借800000元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1年6月27日起至2003年6月26日止；1997年8月15日所借110000元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1998年8月16日起至2000年8月15日止；1998年12月23日所借800000元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1年12月24日起至2003年12月23日止；1998年4月7日所借400000元借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1998年10月8日起至2000年10月7日止。关于中国农业银行繁峙县支行向祥云公司发出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因没有签发日期及签收时间，无法认定祥云公司签收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时间，故本院对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不予认可。天顺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在以上期间曾向祥云公司主张权利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因此债权人分别于2011年7月7日、2013年6月20日、2015年6月3日在报纸上发布的”债权催收公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在受让本案债权后于2016年11月27日在《山西经济日报》发布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天顺公司在受让本案债权后于2017年2月24日在《山西经济日报》发布的”转让催收联合公告”，均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祥云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归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本金3000元，因该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成为了自然债权，因此祥云公司偿还的该部份款项，是其自愿偿还自然债务的意思表示，不能理解为是对剩余债务的重新确认，亦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天顺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向法院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天顺公司要求祥云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忻州市忻府区天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56元，由忻州市忻府区天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祥云公司提交了证人石某、胡某的书面证明各一份，拟证明该公司一直在经营场所经营，不属于下落不明。经质证，天顺公司对证人石某、胡某的书面证明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天顺公司在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向原金融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担保人主张权利以实现债权而提出起诉，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11］41号）的规定，本案应当为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审判决认定为债权转让合同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天顺公司主张的四笔贷款分别是：1、祥云公司于1997年6月26日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80万元；2、祥云公司于1997年8月21日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11万元；3、祥云公司于1998年4月7日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40万元；4、祥云公司于1998年12月23日向中国农业银行繁峙县支行营业部借款80万元。其中第一、第二和第三笔的贷款人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第四笔的贷款人为中国农业银行繁峙县支行营业部。一审判决认定祥云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借款211万元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天顺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一、天顺公司是否合法受让本案所涉债权的问题。
前述第一笔、第二笔和第三笔贷款是祥云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之间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天顺公司主张是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将此三笔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又将该三笔债权转让给天顺公司的。在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天顺公司均未提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繁峙县支行将该三笔债权转让给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的相关证据。二审期间，在祥云公司对此明确提出异议后，本院专门指定举证期限由天顺公司提供相应证据，但天顺公司亦未提交，故天顺公司不能证明其合法受让了前述三笔债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天顺公司主张祥云公司支付其1997年6月26日的借款80万元，1997年8月21日的借款11万元，1998年4月7日的借款4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祥云公司关于天顺公司主张的前述三笔债权来源不合法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二、天顺公司所主张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前述四笔债权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分别为2001年6月26日、1998年8月21日、1998年10月7日和2001年12月23日，那么诉讼时效届满日分别为2003年6月25日、2000年8月20日、2000年10月6日和2003年12月22日。天顺公司主张，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于2009年3月23日向祥云公司送达了前述四笔债权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祥云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归还了3000元借款本金。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分别于2011年7月7日、2013年6月20日、2015年6月3日、2016年11月27日和2017年2月24日在《山西经济日报》和《山西工人报》上发布了催收公告。天顺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
1、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权人提出履行要求和债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所产生的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问题。
诉讼时效作为消灭时效，是指在法定期间内权利人不行使权利，则产生相应法律后果的制度。而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时效中断的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即不会因债权人提出履行要求和债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务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７号）的规定，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但诉讼时效中断与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二者截然不同，当事人对原债务进行重新确认是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同关系。可见，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不会产生对原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前述四笔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日最晚的时间是2003年12月22日，即便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于2009年3月23日向祥云公司合法送达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其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若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于2009年3月23日向祥云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那么从2009年3月23日起至祥云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于2011年7月7日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时均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均不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2、关于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向祥云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是否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问题。
首先，由于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合法受让了前述第一笔、第二笔和第三笔债权，故即便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向祥云公司合法送达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也不能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对前述第一笔、第二笔和第三笔贷款债权的催收合法，亦不能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其次，《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加盖有祥云公司的印章，且有祥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呈虎的签字，故可以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向祥云公司送达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１９９９〕７号）的规定，祥云公司对前述第四笔债权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但是，《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既有”债务人声明”一栏，又有”签收时间”一栏，此两处均为空白，不能证明向祥云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确切时间。《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虽有”到2009年3月23日止......”的字样，不能据此认定《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送达时间即为2009年3月23日，真实的送达时间存在早于、晚于2009年3月23日或者就是该日的多种可能性，故《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不能证明祥云公司于2009年3月23日对第四笔债务进行了重新确认。一审判决后，天顺公司对此未补充证据予以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一审判决对《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不予认可正确。
第三，即便天顺公司关于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于2009年3月23日向祥云公司送达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主张成立，但从2009年3月23日起至祥云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于2011年7月7日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和天顺公司2017年5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时，亦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3、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和天顺公司在《山西经济日报》和《山西工人报》上发布催收公告是否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纪要》”）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可见，《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了特殊的处置规则，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应当严格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适用。如果将《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也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天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原办事处于2016年10月21日从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收购，不属于《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故本案依法不适用《纪要》。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于2011年7月7日起开始在报纸上发布催收公告，其时已远远超过第四笔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天顺公司主张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和天顺公司依据《纪要》通过报纸刊登催收公告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和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亦不构成祥云公司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天顺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祥云公司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形，祥云公司亦明确主张该公司一直在原住所地经营，故依据前述规定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通过报纸刊登催收公告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4、关于天顺公司主张祥云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的行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问题。
首先，天顺公司仅提交了一页盖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分行特殊资产经营部”印章的网页打印件，该证据中既没有还款人名称和还款账号，又无归还哪笔债务的说明，亦未经祥云公司的确认，故不能证明祥云公司归还了3000元借款本金。
其次，即便祥云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归还了3000元借款本金，其时已远远超过四笔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可能。祥云公司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的行为只能证明其自愿归还借款本金3000元，不能据此认定祥云公司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全部债务同意履行，且没有证据证明祥云公司作出了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全部债务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故亦不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是针对诉讼时效中断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的规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补充解释。而本案所涉债权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可能，故天顺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为依据主张祥云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天顺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对前三笔债权已经合法受让。本案中所主张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祥云公司2011年9月19日归还3000元借款本金，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分别于2011年7月7日、2013年6月20日、2015年6月3日、2016年11月27日和2017年2月24日在《山西经济日报》和《山西工人报》上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均不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中国农业银行忻州分行向祥云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行为虽依法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但因天顺公司不能证明确切的签收时间而无法认定祥云公司对原债务重新确认的起算时间。且即便依天顺公司的主张从2009年3月23日起算，至天顺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时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判决驳回天顺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
综上所述，天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56元，由忻州市忻府区天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杨建荣
审判员冯慧波
审判员刘海霞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张雅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