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海终字第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杭州恒华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宁飞。
委托代理人：郑伦海。
委托代理人：黄陈巧。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宁波达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负责人：刘彬。
委托代理人：楼红磊。
委托代理人：郑发国。
上诉人杭州恒华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华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宁波达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达升杭州分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09）甬海法商初字第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伦海；被上诉人达升杭州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发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3月24日，达升杭州分公司接受恒华公司委托从上海出运一批唛头为Mellini的女装至德国汉堡。货物于2008年4月20日到港后长达11个月无人提货，由此造成约10000美元的费用。为此，达升杭州分公司与恒华公司经协商于2009年3月12日签订了《代理退运协议》，约定达升杭州分公司接受恒华公司委托代理退运该票货物，达升杭州分公司负责货物的全部运输清关事宜，并运到恒华公司在杭州下沙的恒华仓库。协议第1条约定，恒华公司对此货物在汉堡及到上海后送货至下沙恒华仓库退运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约90000元人民币）只负责承担40000元人民币，对退运手续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予以承担；支付方式分两次，第一笔20000元人民币作为预付款在2009年3月17日前支付，达升杭州分公司在到账后办理退运手续，第二笔20000元人民币在货物到下沙仓库后当天支付。协议第3条约定，如果达升杭州分公司未能办理货物清关事宜，则应退还预付款20000元人民币。协议还对其他有关事宜做了约定。之后，恒华公司支付了2万元人民币预付款，达升杭州分公司随后办理相关的退运手续。货物退运至上海后，因未能缴纳相关进关税款而无法办理清关手续。双方就关税等有关税款应由何方承担产生争议，经多次协商未果，达升杭州分公司遂于2009年8月13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双方之间的《代理退运协议》并判令恒华公司支付其代理费用19000元人民币；恒华公司亦提起反诉，请求判令达升杭州分公司返还20000元人民币的预付款、赔偿补税损失23067.20元人民币及货物损失104850.87元人民币（按货值50%计算�。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
一、上海商神储运有限公司浦西仓库（以下简称浦西仓库）中唛头为Mellini的货物是否是涉案退运货物。恒华公司在2010年1月5日的庭审中提出货物是否已退运至上海不清楚，并主张达升杭州分公司至今未能交货，应视为货物已灭失。后经同年1月8日进行现场查验，确有一批唛头为Mellini的货物存放在浦西仓库。恒华公司在同月12日的庭审中又提出，无法确认浦西仓库内存放的货物即为涉案退运货物。该院认为，1月8日的现场查验发现浦西仓库中的货物外箱包装及服装本身所附标签均表明货物唛头为Mellini，与货物出运时的提单记载一致，只是提单上的英文为大写字母，可证明浦西仓库中的货物即为本案退运货物。恒华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其抗辩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二、应由何方承担涉案货物进关税款。从双方争议来看，货�未能清关的直接原因就是进关税款未能缴纳，明确了应由何方承担税款即明确了何方应对货物未能清关负责，也相应明确了何方应对《代理退运协议》在货物退运回上海后未能继续履行负责。恒华公司认为，根据《代理退运协议》的约定，因退运而产生的关税及增值税已包括在双方约定的“所有相关费用”中，故该费用应由达升杭州分公司承担。该院认为，恒华公司此项主张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与常理，理由如下：1.达升杭州分公司仅是为恒华公司代办退运清关事宜的代理人，因此相关的退运费用和税款等应由恒华公司承担。2.退运费用和进关税款是不同性质的两笔款项，双方签订的《代理退运协议》第1条关于费用的约定是：“甲方（指恒华公司）对此货物……退运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约RMB9万左右），只负责承担RMB40000，对此退运手续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予以承担”�此项约定应视为双方对退运费用所做的一揽子包干约定，这种约定包干运费的方式在货运代理业中是常见做法，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明确约定，这种包干运费不意味着货运代理人应承担货物的进口或出口税款。事实上，本案双方关于费用的约定中只提到“退运”，未提到“清关”，更没有提到进关税款包含在退运费用之中或由恒华公司承担。3.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及在往来函件中的交涉，涉案货物的进关税款达75000余元人民币，如果此金额属实，则恒华公司仅支付40000元人民币的退运费用却要求达升杭州分公司承担高出运输费用近一倍的货物税款，显然有悖常理。综上，本案货物在上海的进关税款应由恒华公司承担。恒华公司拒绝承担税款导致货物未能清关，进而导致代理退运协议无法进一步履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恒华公司认为应由达升杭州分公司承担责�并向达升杭州分公司提起反诉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
三、达升杭州分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合同。恒华公司拒绝缴纳进关税款使得双方协议进一步履行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达升杭州分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四、达升杭州分公司主张19000元人民币的退运费用是否合理。本案的退运包括了两个阶段，一是货物从汉堡运至上海的海上运输，二是从上海运至杭州下沙恒华仓库的公路运输。两个阶段中海运为主要阶段，其费用也远远高于公路运输，达升杭州分公司已办理货物从汉堡退运到上海的代理业务，应视为达升杭州分公司已完成退运的大部分义务。达升杭州分公司要求扣减未履行的公路运输的费用1000元人民币后，由恒华公司再支付19000元人民币，但未能对公路运输仅需1000元人民币费用进行举证，该院酌定公路运费�2000元人民币，恒华公司尚需支付18000元人民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0年1月20日判决：一、解除达升杭州分公司与恒华公司于2009年3月12日签订的《代理退运协议》；二、恒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达升杭州分公司18000元人民币；三、驳回达升杭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恒华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80元人民币，由达升杭州分公司承担15元，恒华公司承担26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629元人民币，由恒华公司负担。
恒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达升杭州分公司未完成《代理退运协议》约定的义务，造成恒华公司的相关损失。1.恒华公司与达升杭州分公司签订《代理退运协议》时，退运货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规定的一年内复运进境的期限，无需交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由于达升杭州分公司的失误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将货物退运，故本案货物关税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达升杭州分公司的过失造成，应由达升杭州分公司承担由此引起的责任。2.按照《代理退运协议》的约定，恒华公司需提供核销单（或已核销证明、已补税证明），恒华公司为此已向税务部门交纳补税款23067.2元以取得补税证明，如果退运货物仍需缴纳关税和增值税，上述补税款就无需交纳，故恒华公司的补税损失应由达升杭州分公司承担。3.达升杭州分公司至今仍扣留涉案货物的提单，导致退运货物下落不明，因而货物损失应当由达升杭州分公司承担。恒华公司主张由达升杭州分公司承担50％货物损失的请求合情合理。二、原判认定事实不当，判决错误。1.原判仅依据达升杭州分公司的指认即认定浦西仓库中的货物为涉案货物缺乏依据。2.双方之间的《代理退运协议》包含了货运合同关系和报关合同关系，导致关税发生的原因在于达升杭州分公司的延误运输，且达升杭州分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关税是否确实存在，报关海关亦未通知交纳税款，故本案税款不应由恒华公司承担。3.达升杭州分公司无权要求恒华公司交纳税款，且其扣留单证造成恒华公司无法及时清关并造成货物下落不明，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与法无据。4.《代理退运协议》约定的40000元费用不仅是运输费用，还包括了报关、清关、通关等费用。原判将上述40000元费用简单归�为货运费用并支持达升杭州分公司主张的退运费用不当。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达升杭州分公司的一审本诉请求并支持恒华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
针对恒华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达升杭州分公司答辩称：一、《代理退运协议》约定的40000元费用包含了货物在目的港仓库的保管费用，而本案货物的关税和增值税达75000余元，不可能包含在40000元退运费中。二、达升杭州分公司已多次通知恒华公司提货，但恒华公司认为关税和增值税不应该由其缴纳而拒绝提货，其从未对货物下落提出异议。三、因货物进关需要缴纳的关税和增值税达75000余元，故达升杭州分公司选择先不报关，由恒华公司自行选择缴纳税款还是作弃货处理，但恒华公司以关税和增值税不应由其承担为由拒绝确认，故本案关税和增值税确实存在。四、涉案货物出口的时间为2008年3月24日，《代理�运协议》的签署日期是2009年3月12日，而汉堡到上海的船期至少要20天，故涉案货物不可能在出口之日起1年内退运，达升杭州分公司对此并无过错。五、恒华公司补交的税款与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无关，两者并不冲突。六、本案货物退运实际上是一揽子业务，达升杭州分公司无需出具提单，恒华公司也从未提出要求，恒华公司认为达升杭州分公司扣留提单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中，恒华公司提供了一份达升杭州分公司开具给恒华公司的海运发票，用以证明达升杭州分公司收取的本案货物从上海港到汉堡的海运费为426.72美元，返程费用也应基本相同。杭州分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双方《代理退运协议》约定的40000元中还包括了货物在汉堡港滞留的费用。鉴于达升杭州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并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是：双方在履行《代理退运协议》协议的过程中，哪一方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二审中恒华公司虽对货物的下落和海关税款是否存在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和双方当事人的代表一审中已到上海浦西仓库实地勘察，证实确有相同唛头和规格的货物在上述仓库。恒华公司参与勘察的代表当场并未对上述货物提出异议，其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也仅以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本案货物进行抗辩，故本院认为对货物确已退运至上海的事实可予确认。对于海关税款，双方当事人对本案货物因从出运起已超过一年，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交纳�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这一事实并无异议，且双方往来函件亦可证实双方确因海关税款由谁负担发生争议而导致合同无法进一步履行。因此，虽然海关并无交纳税款的书面通知，本院仍采信达升杭州分公司所称因等待恒华公司答复而尚未正式报关的辩解，认定海关税款确应发生并且是双方合同履行的争议所在。
对于海关税款是否因达升杭州分公司的过失而发生。经查明，涉案货物出口的时间为2008年3月24日，《代理退运协议》的签署日期是2009年3月12日，且协议还约定达升杭州分公司应在第一笔20000元资金到帐后办理退运手续，而恒华公司资金到帐日为2009年3月18日。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规定，一年内复运进境的货物无需交纳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但恒华公司要求达升杭州分公司将货物在出运之日起一年内（即2009年3月24日前）复运入境显然不符合船期的要求，且《代理退运协议》亦未明确约定货物入境的时间要求。因此，本案海关税款的产生不能归责于达升杭州分公司。
对于海关税款应由何方负担。双方《代理退运协议》中已明确本案的由来是因为收货人没有及时提取货物而造成目的港约10000美元的费用，而目的港海关没有自动拍卖或处理货物的法律规定，故双方协商将货物运回。《代理退运协议》第一条中据此约定“恒华公司对此货物在汉堡及到上海后送货至下沙恒华仓库退运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约90000元人民币）只负责承担40000元人民币，对退运手续产生的额外费用不予以承担”。因此，从本案合同目的来看，恒华公司承担40000元人民币是达升杭州分公司基于“货物在汉堡及到上海后送货至下沙恒华仓库退运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约90000元人民币）”给予的优惠，汉堡�发生的费用应包含在内，故达升杭州分公司给予恒华公司的费用优惠也仅限于港口费用、运输费用以及报关环节的费用，不应理解为还包含我国海关进关的税款。因此，原审法院将本案“费用”和“税款”分别解释，从而认定海关税款应由恒华公司负担并无不当。恒华公司拒绝缴纳进关税款，使得双方退运协议无法履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代理退运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但达升杭州分公司并无合同义务交纳海关税款，《代理退运协议》无法履行的原因在于恒华公司拒绝支付海关税款从而导致货物未能清关。因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本案《代理退运协议》，故本院依双方一致意见解除退运协议，并根据达升杭州分公司完成的退运工作的程度确定其应当获得的报酬。因货物已运至上海浦西仓库，故原判扣除上海至杭州下沙的公路运输费用2000元后，判令恒华公司仍应支付达升杭州分公司18000元其余费用并无不当。上诉人恒华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9元，由恒华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胜东
代理审判员 陆 玮
代理审判员 裘剑锋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俞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