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民申31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楼巧珍，女，196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韦笑媚，女，196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再审申请人楼巧珍因与被申请人韦笑媚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商终字第2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楼巧珍申请再审称：本案韦笑媚起诉楼巧珍要求返还款项187万元没有依据，理由如下：一、一审庭审中，韦笑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可楼巧珍于2013年5月14日将讼争款项从浙江泰玉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玉隆公司）支取出来交付给其弟楼钢平周转已经过韦笑媚同意，该代理人系全权代理韦笑媚参加庭审，其陈述等同于韦笑媚本人的陈述，不可随意撤回，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委托代理人与原告本人陈述不一致，应以原告本人陈述为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2013年5月15日，楼巧珍通过楼钢平将讼争款项汇入案外人王旭东名下的事实也已得到韦笑媚的认同，纵观整个事件发展的情况不难看出，韦笑媚对于讼争款项后续的去向明知。三、根据2014年2月4日的确认书记载，楼巧珍将包括本案讼争207万元款项在内的两笔款项的收款单位统称为“泰玉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实际上另一笔100万是2013年10月18日汇入黄建华账户，由金华玉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借条，可见韦笑媚认可讼争款项已经重新投入到泰玉隆体制内，且双方认同泰玉隆公司及其相关关联企业或个人均可统称为“泰玉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四、泰玉隆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或个人实行1+8的经营模式，由泰玉隆执行董事金向阳担任董事局主席，领导其他股东管控体制内的所有企业及个人，对上述企业及个人吸收的款项进行统一调配及风控管理。韦笑媚通过楼巧珍投资巨额资金，其对泰玉隆公司1+8的经营模式很清楚，其在庭审中也认可泰玉隆公司存在很多关联企业，且其对于其投资的9笔款项也未提出过任何意见。五、基于泰玉隆公司1+8的经营模式，本案讼争款项不管是汇入泰玉隆公司，还是浙江富玉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玉宝公司），对于韦笑媚而言，收益和风险都是一样。而在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存在越权行为造成损失的，才赔偿损失。本案中，楼巧珍不存在超越委托权限，擅自处理委托款项的行为，退一步讲，即便存在该越权行为，由于泰玉隆公司也早已经资金链断裂，韦笑媚的款项投入泰玉隆公司也同样无法收回，楼巧珍的行为即便构成越权，也未给韦笑媚造成相应的损失。六、一审法院在管辖异议裁定后没有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对于楼巧珍2015年10月22日提交的证据没有组织质证，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综上，本案楼巧珍接受韦笑媚的委托后，没有非法侵占财产，也向韦笑媚披露了款项的走向，确保了资金在泰玉隆公司l+8体系内，已经履行了委托义务，依据韦笑媚和楼巧珍的约定，本案讼争款项的风险应由韦笑媚自担，韦笑媚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楼巧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韦笑媚提交意见称：（一）案涉187万元款项被取出一事，韦笑媚确实不知情。1.案涉款项在2013年5月14日即被楼巧珍提前取出，而2014年2月4日楼巧珍出具给韦笑媚的书面材料中载明该笔款项以楼巧珍名义存入泰玉隆公司，并于2014年4月24日到期，由此可见，在2014年2月4日，楼巧珍仍对韦笑媚隐瞒款项早已被其支取的事实。2.楼巧珍提交的债权人为楼钢平的借条明确载明款项到期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由此可知该笔借款与案涉187万元没有任何关联，且该借条中“楼巧珍”的名字系其自行添加，韦笑媚根本不知情款项取出一事。3.韦笑媚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已明确有一笔207万元的款项由楼巧珍出借他人使用未归还，对该笔款项的转借韦笑媚并不知情，该陈述也明确其不知情的事实。4.韦笑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与本案情况不一致，已由韦笑媚本人在第二次庭审中予以纠正。5.韦笑媚提交的证据4，清楚证明楼巧珍擅自取出207万元款项的事实。（二）楼巧珍主张其通过楼钢平将讼争款项汇入王旭东名下已得到韦笑媚的认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王旭东出具给楼钢平的借条载明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5月14日，而楼巧珍出具给韦笑媚的确认书载明案涉207万元款项到期日为2014年4月24日，明显存在矛盾，可见该两笔款项没有关联。2.楼巧珍主张将案涉款项出借给王旭东得到韦笑媚的认可，除楼巧珍单方陈述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三）楼巧珍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内容，均系楼巧珍捏造，企图混淆视听，混乱案件事实。（四）楼巧珍所谓泰玉隆公司1+8体制、关联企业、统一调配风控管理等说法完全系由其自创，与法律关于公司的定义、组织、地位等相违背。韦笑媚二审中提交的泰玉隆公司及泰玉隆公司与富玉宝公司出具的证明，明确泰玉隆公司一直独立，不存在体制和由谁控制的情况，且楼钢平存入王旭东名下的500万元与案涉委托款项并无任何关联。综上，楼巧珍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楼巧珍应否对韦笑媚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此，评析如下：其一，本案韦笑媚委托楼巧珍出借款项给泰玉隆公司事实清楚，各方均不持异议，应予确认，楼巧珍作为受托人，应当谨慎勤勉按照韦笑媚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向其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并转交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其二，根据2014年2月4日楼巧珍出具给韦笑媚的书面材料记载，韦笑媚系委托楼巧珍将案涉207万元款项出借给泰玉隆公司，楼巧珍主张其于2013年5月14日将该207万元款项从泰玉隆公司取出，并于2013年5月15日以其楼钢平名义转借王旭东已得到韦笑媚的同意，并无证据证明，也无证据证明该转借行为得到韦笑媚的追认，故楼巧珍该转借行为已超出了韦笑媚的委托事项范围，存在重大过错。其三，尽管韦笑媚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表示对2013年5月14日楼巧珍将讼争款项从泰玉隆公司处取出一事知情且同意，应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该代理人并未认可韦笑媚同意将讼争款项以楼钢平名义转借给王旭东，结合一审中韦笑媚本人出庭否认上述事实以及其提交的2014年2月4日楼巧珍出具给韦笑媚的书面材料中明确记载讼争借款系存入泰玉隆公司且款项到期日为2014年4月24日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韦笑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作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定，认定楼巧珍将案涉207万元款项以楼钢平名义出借给王旭东未征得韦笑媚的同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并无不当。其四，楼巧珍另主张泰玉隆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或个人实行1+8的经营模式，讼争款项是否汇入泰玉隆公司，对韦笑媚而言，收益和风险是一致的，其不存在越权行为；且即使其将案涉款项出借给王旭东的行为未征得韦笑媚的同意，因泰玉隆公司的资金链也早已断裂，也并未给韦笑媚造成相应的损失。经审查，楼巧珍提交的证据虽能证明泰玉隆公司与王旭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富玉宝公司等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并不能证明相关公司之间在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楼巧珍提出其转借行为未超越委托事项范围，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其五，一审法院在作出管辖异议裁定后未依法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虽存有不当，但鉴于二审中楼巧珍已充分行使了举证权利，并未损害楼巧珍的诉讼利益，其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六，因楼巧珍的越权行为造成韦笑媚遭受经济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二款：“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楼巧珍对本案韦笑媚出借款项不能返还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一、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楼巧珍返还韦笑媚委托款项并支付利息损失，在法律适用上存有不当，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予以确认。
至于再审审查期中楼巧珍为主张泰玉隆公司与其关联企业或个人存在1+8的经营模式而提交的（2016）浙07民终312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7月11日楼巧珍转让韦笑媚账户7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泰玉隆公司的QQ群、泰玉隆公司的百度介绍文件、泰玉隆公司成立一周年时的公司高管及员工合影照等证据，形式上均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也难以推翻一、二审认定的事实。
综上，楼巧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楼巧珍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何忠良
代理审判员 周进海
代理审判员 颜晓杰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曼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