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82民初17321号
原告：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市福田路105号海洋商务楼9楼。
法定代表人：孙永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东，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瑶瑶，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华市婺城区站南区营业房6幢1号。
法定代表人：柳杨。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胜，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义乌市盾达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市苏溪镇胡宅村银龙路2号。
法定代表人：蒋照盾。
原告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商小贷公司）与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安仓储公司）、第三人义乌市盾达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达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3月20日、2017年10月31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惠商小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东、喻瑶瑶、被告金安仓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胜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盾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两次开庭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惠商小贷公司诉称：2014年7月9日，原告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义乌市盾达家具有限公司签订《动产监管合作协议》一份，合同编号201414007字第001号，约定由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抵押物进行监管，共计74套红木家具，价值约4288万元。协议第三条第2项第（3）款约定：“监管期间，如抵押物发生短少、灭失等可能影响甲方权益的情形，丙方应当在上述情况发生后立即通知甲方，同时有义务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以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如因丙方监管不善而引起抵押物的短少、灭失应由丙方照价赔偿。”对前述72套抵押物的数量及评估价值，被告予以签字确认。2014年7月1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第三人以其所有的红木家具（详见抵押清单）对借款人蒋照盾在2014年7月11日至2015年7月8日期间的借款在最高额4288万元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其利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同日，双方在义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动产抵押登记。2014年12月11日、12月26日，蒋照盾分别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20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6月10日、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6月25日。2015年5月20日以后，借款人蒋照盾未再按约支付利息，借款期届满后也未按约还款。原告遂起诉主张实现担保物权，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金义商特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红木家具准予采取拍卖、变卖方式依法变价，原告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借款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5年5月21日始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范围内以4288万元为限优先受偿。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案号为（2015）金义执民字第6096号。2015年9月9日，原告发现由第三人提供的抵押物红木家具遗失20套，价值约512.5万元，被告予以确认。2015年12月29日，义乌市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进行清点、查封，抵押物仅余32套。经义乌市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评估，剩余的32套红木家具及新增的8套（件）家具的总评估价为3654000元。这一评估价值与原告享有的债权1400万元本金及利息（截至起诉日，共计18346222元）差距较大，原告的债权不能得到完全实现。即使剩余40套（件）红木家具能顺利以评估价拍卖成功，原告的债权也尚有14692222元不能得到实现。该14692222元债权原有遗失的抵押物42套红木价值作为担保，但因被告的过错使得原告的这部分债权不能实现，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第三人签订的《动产监管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在监管期间，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致使抵押物连续的、大量的遗失，严重影响原告权益。按照协议第三条第2项第（3）款、第七条第1项第（1）款之约定，被告应当就抵押物的短少部分照价赔偿，原告对此赔偿享有优先受偿权。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4692222元（包括本金1400万元，利息暂算至起诉日）。庭审结束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本金117552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5月21日起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被告金安仓储公司辩称：一、《动产监管合作协议》实为被告与第三人的双方协议，被告无须对原告承担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动产监管合作协议》是一个从合同，合同的目的是基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借款合同（主合同），使第三人对被监管家具的所有权以及原告的抵押权，依三方协议得到保障。根据《动产监管合作协议》起始段的约定，该协议针对2014年7月9日至2015年7月8日，第三人与原告的借款合同，由被告对第三人向原告提供的抵押物进行监管，但第三人实际并没有向原告借款，原告自然也没有因此形成相应的抵押权，自然而然，被告对保障原告实现抵押权的抵押物并不存在监管义务。原告的起诉状及义乌市法院（2015）金义商特字第68号裁定书清楚地表明，向原告借款是蒋照盾个人，债务人是蒋照盾两夫妻。第三人为蒋照盾个人的借款设定抵押担保，与第三人为自己的借款设定抵押担保，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三人为蒋照盾个人的借款设定的抵押担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们请问原告，《动产监管合作协议》的主合同，即第三人向原告借款的合同在哪里，为什么不向法院提交，并向被告出示？由于第三人未向原告借款，就《动产监管合作协议》而言，实际上只是被告与第三人双方之间的一个仓储保管合同，不是三方协议。且合同的期限是2014年7月9日至2015年7月8日，被告已经履行完毕，第三人确认保管物未有丢失。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以及诚信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必须由合同清楚地明示。本案被告只能就明示的合同当事人，即第三人的抵押物对原告承担保管义务。因此，在借款人是蒋照盾个人而不是第三人的情况下，本案被告无需就《动产监管合作协议》，对原告承担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二、涉案家具并没有缺失，被告已经申请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原告对其主张的家具缺失，未尽举证责任。原告未与第三人及被告共同清点确认家具的数量，原告单方自行认定数量缺失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方世林于2015年9月8日离职，因为无处居住，暂住在仓库，其于9月9日所为签字不发生代表被告履行职务的法律效力，被告也未予认可。相反，方世林证明其9月9日的签字行为受到了误导，并声明家具未有缺失。第三人作为财产所有人，也是保管合同的当事人，也确认保管物未有丢失。第三人因蒋照盾个人的借款，而向原告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也是家具，由于家具数量众多，且《动产监管合作协议》约定的抵押物有最低数量要求，可见两个借款人的抵押合同项下的家具并不必然是重叠的，即使蒋个人借款合同的抵押物有缺失，亦不能表明动产监管合作协议项下的抵押物有缺失。我们要特别强调，《动产监管合作协议》实为第三人与被告的双方协议，家具有无缺失，被告有无违约行为，只能由合同的当事人，即本案的第三人来主张，本案原告不存在主张家具是否缺失的当事人资格。三、原告的诉请在程序上存在错误。综上要求驳回原告诉请。我们想问，原告主张的是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还是侵权请求权？看起来原告主张的好像是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我们要注意到，《动产监管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就抵押物的缺失部分，丙方（即被告）照价赔偿，就丙方的赔偿，甲方（即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享有的抵押权的性质，决定了原告只能在抵押物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而且也只能在抵押物处理完毕，所谓的损失确实已经发生，且金额确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提起诉讼，行使所谓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显然，原告的损失未发生，数额更没有确定，原告行使诉权的请求权基础，到目前都尚不具备，更不要说起诉目的了。而且，根据《动产监管合作协议》，只要抵押物不少74套，不论残余价值多少，被告均无责任；又根据公平原则，如果少于74套，只要价值不低于贷款的数额，原告没有损失，被告也无须担责。原告应先起诉第三人，确定是实现不了优先受偿权，方可主张违约损害赔偿权。综上所述，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请求权基础并未成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针对上述答辩，原告补充陈述称：1、动产监管合同本身在协议第一页有约定银行承兑汇票等其他授信业务合同是包括担保的，因此本案贷款给蒋照盾第三人提供抵押是属于合同担保范围，抵押物的监管在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确定了作为监管方的赔偿责任。原告提供的证据四是第三人发给本案被告的通知书中明确了第三人把货物抵押给原告并明确引用了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中所有的权利义务都是适用的。被告把监管协议和监管货物割裂开来是不合适的。2、双方对第三人把有关的红木家具交付给被告监管数量是没有异议的，原告认为部分遗失，被告认为没有遗失，那么被告可以履行交付义务就可以了。3、原告认为本案程序没有问题。
第三人盾达公司未作答辩，也未提供任何证据。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动产监管合作协议》一份与证据二、《抵押物清单》一份，共同证明原告、被告与第三方约定，由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抵押物进行监管，共计74套红木家具4288万元。
证据三、（2015）金义商特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对抵押物在借款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以4288万元为限优先受偿权。
证据四、《通知书》一份，证明2015年9月9日，抵押物遗失20套。
证据五、义乌市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一份（复印于法院档案），证明义乌市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进行清点、查封，抵押物仅余32套。
证据六、《评估报告》一份，证明抵押清单上的32套红木家具和后来新增的8套红木家具，评估价值人民币3654000元。
证据七、《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一份，证明第三人义乌市盾达家具承诺以其所有的红木家具对蒋照盾在2014年7月11日至2015年7月8日期间的向原告的借款在最高额4288万元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证据八、《借款合同》两份，证明2014年12月11日、12月26日，蒋照盾分别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200万元，共计借款人民币1400万元。
证据九、《网银电子回单》与《支票存根联》各一份，证明原告实际借款给蒋照盾人民币1400万元整的事实。
证据十、义乌市人民法院查封、拍卖清单一份，证明抵押物仅剩34套，低于最低的控制数量。
证据十一、律师费发票，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律师费222290元。
证据十二、执行裁定一份与《关于网络拍卖的告知书》两份，证明义乌市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清单中的红木家具进行司法拍卖，共计42件（其中10件为非抵押红木）。
证据十三、网络拍卖具体成交情况、《关于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优先受偿2244800元的报告》与《执行款发放单》各一份，共同证明：（1）红木家具处置了36件，6件流拍。（2）红木家具共计拍卖所得2742800元，其中抵押性拍卖物的拍卖款2223800元，普通债权性质拍品的拍卖款519000元。（3）所得拍卖款项扣除优先发放工资款、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后，原告获得执行款为2244800元。
被告金安仓储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因为合作协议第一段部分，明确是与第三人的借款，实际的借款人是蒋照盾，我们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是另案的一个抵押物，并且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没有记载任何时间，通知书中仅写了附件清单，但是通知书中并没有附件清单。证据二抵押物的清单与借款的关联性不清楚，无法证明该清单是哪个合同的附件，我们只看到了从合同，没有借款的主合同。证据三真实性交由合议庭核实，我们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三是蒋照盾个人，而且民事裁定书中没有看到抵押物的清单。裁定书中反映了在清点抵押物的时候蒋照盾没有在场，因此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存在缺陷。证据四三性均不认可，证据四通知书是给本案第三人，通知书下面是打印了原告的名称，但是没有原告的公章，当时该通知书交给了方世林签字，但是方世林的身份无法确认，并且签字后没有写时间，所以说就方世林签字的形式也不具有合法的效力，对方也没有对他进行追认，通知书的落款是9月9日，但是方世林已经于9月8日离职。证据五真实性交给合议庭核实，关联性我们不予认可，具体哪个财产清单我们不清楚，是谁的财产，是哪个案子查封的财产清单，在法院手续中应该有相应的人（财产所有权人，保全申请人，财产的保管人等）签字。证据六《评估报告》的明细表，评估报告的三性我们不予认可，不知道他的出处，不清楚与哪个案子有关及是谁的财产。证据七对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和本案无关联性，借款人是蒋照盾，义乌市盾达家具有限公司是担保人，本案涉及的借款人是公司，不是个人。对证据八的借款合同，也和本案无关联，当事人是蒋照盾，相对于证据七是有限公司公章的，但是借款合同里面没有公章，所以对于蒋照盾来说公司的事情和个人的事情是分的清楚的。尤其是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担保方式是质押，本案涉及的是抵押权不是质押权，质押的话担保物将交由原告保管，担保物灭失的风险由原告自己承担。对证据九电子回单交给合议庭核实。对支票存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和本案无关联，理由同证据七。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和本案无关联性，理由同证据七。证据清单中拍卖清单没有列，只有查封清单，也不能证明家具是不是已经进入拍卖程序了。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还需要有支付的凭证，只有发票无法证明支付的事实。对于证据十二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2015年金义商特字第68号这个案子借款人是蒋照盾，而本案的第三人是本案的担保人而已。68号案子所涉及的家具不一定和本案家具有关联，这种关联性是缺乏逻辑基础的。对网络拍卖书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七。对证据十三网络拍卖成交情况，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理由同证据七。关于证据《关于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优先受偿2244800元的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理由同证据一。结合证据《执行款发放单》可以看出拍卖款没有全部分配掉，还有部分的家具没有拍卖完。从证据十三也能说明原告目前的损失还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对证据《执行款发放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金安仓储公司为证明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提供义乌市盾达家具有限公司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监管下的家具没有缺失的事实。
证据二、提供方世林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监管下的家具没有缺失的事实。
证据三、提供方世林辞职报告及离职员工承诺书一份，证明方世林于2015年9月8日已离职的事实。
证据四、提供社保清单一份，证明方世林的社保至2015年8月份。
证据五、提供资产评估报告一份，证明第三人的家具没有缺失。
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我们认可第三人的证明，但是其他的形式有异议，第三人作为本案第三人应该向法庭陈述事实，但该份情况说明并不是提交法庭的，情况说明说没有遗失及李彦照扣留了等部分我们均不认可，即使是事实法律上也是无效的因为被告与第三人均是仓管合同的义务人，案涉的红木已经抵押后第三人没有处置的权利，第三人保管期限到期后的事实我们不认可，并且也不认可第三人行使该权利。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方世林的说明应适用证人证言，保管方不仅有保管的责任，还应该有交付返还的责任，现在被告保管好了还不够应该交还给权利人。证据三我们也不予认可，在动产监管协议中明确他是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代表被告的行为。方世林的辞职不影响被告的保管义务。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五的资产评估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该报告单的红木并不是案涉红木。
第三人盾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视为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作为《动产监管合作协议》附件的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有异议，因该三份通知书与主合同边缘处共同加盖了合同三方当事人的公章作为骑缝章，并且被告在通知书的确认回执上的监管方处加盖了公章，可以认定为主合同的一部分，故本院对其效力予以认定；证据三的真实性经本院核实，该（2015）金义商特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确由本院作出，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四的三性被告均有异议，但被告并未有提供推翻其真实性的证据，而且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方世林签字的事实，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五因该材料取自诉讼档案，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六的三性被告均不认可，但未提供推翻其事实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七、八，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九被告对支票存根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电子回单交由合议庭核实，因该笔债务已由另案确认，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十、十一、十二、十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的形式真实性原告无异议，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该份证据为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当于当事人陈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5条的规定认定第三人陈述的事实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但该陈述的事实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作证，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原告均不认可，原告主张该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对该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证据三的三性原告均不认可，但并未有提供推翻其真实性的证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四、五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9日，原告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义乌市盾达家具有限公司签订《动产监管合作协议》一份，合同编号201414007字第001号，约定由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抵押物进行监管，协议中的前言部分明确载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自2014年7月9日起至2015年7月8日止签署……及其他授信业务（统称单笔合同），……。以及以上主合同的担保合同：编号2014007《最高额抵押合同》……（以下统称为“授信协议”）的履行……”；第一条第五项载明在全部偿清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前，不论第三人是否置换、提货，抵、质押物的数量不得低于原告确定的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由原告向被告出具《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通知书》确定，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通知书中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不得为零；第三条第二项载明在监管期间，丙方承担如下监管义务：“……（3）监管期间，如抵押物发生短少、灭失等可能影响原告权益的情形，被告应当在上述情况发生后立即通知原告，同时有义务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以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如因被告监管不善而引起抵押物的短少、灭失应由被告照价赔偿；……（6）每旬将监管的抵押物进出库和库存的电子数据传送给原告，并自行做好数据备份，在监管人员变动时及时通知原告；……”；第三条第三项载明监管的存续期间，从抵押物由被告代理原告监管时开始，至原告通知被告全部抵押物解除抵押时终止，原告以《解除抵押监管通知书》的形式通知被告；第三条第五项载明被告指定其工作人员方正林（电话：152××××6769）为本协议项下相关事务的联系人，该工作人员的相关行为即认为是被告的行为；第四条第二项抵押物的数量等于抵押物的最低控制数量的，第三人应当事先提出提货申请，经原告同意后，追加或补充保证金，原告向被告签发《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通知书》，下调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第七条第一项载明被告因以下情形给原告、第三人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就被告的赔偿，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七条第七项载明债务履行期届满原告未受清偿的，被告应继续监管抵、质押物。协议还对印鉴及原告签发通知书的盖章样式及指定签发人、三方的其他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被告在原告签发的《查询及抵押物交付监管通知书（附确认回执）》及《抵押物最低数量通知书》回执部分向原告确认抵押物核查一致的结果及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为74套红木家具要求，其中《抵押物最低数量通知书》并未按合同要求由指定签发人进行签字。
2014年7月1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第三人以其所有的红木家具对借款人蒋照盾在2014年7月11日至2015年7月8日期间的借款在最高额4288万元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其利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同日，双方在义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动产抵押登记。2014年12月11日、12月26日，蒋照盾分别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20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6月10日、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6月25日。2015年5月20日以后，借款人蒋照盾未再按约支付利息，借款期届满后也未按约还款。原告遂起诉主张实现担保物权。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金义商特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红木家具准予采取拍卖、变卖方式依法变价，原告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借款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5年5月21日始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范围内以4288万元为限优先受偿。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案号为（2015）金义执民字第6096号。2015年9月9日，原告发现由第三人提供的抵押物红木家具遗失20套，价值约512.5万元，由被告指定工作人员方正林签字予以确认，而该员工与2015年9月8日离职，但该事实并没有通知原告。2015年12月29日，义乌市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进行清点、查封，并将剩余查封物由福田农庄搬至梅湖会展中心地下室进行封存，经核实抵押物为32套。嗣后，经义乌市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评估，剩余的32套红木家具及新增的10套家具的总评估价为3654000元。2016年4月26日，本院裁定对被查扣的所有红木家具进行拍卖。其中30套拍卖成交价为2742800元，11套流拍，1套暂缓，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获得上述家具拍卖款具有优先权部分的2244800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签订《动产监管合作协议》及对第三人向原告抵押的74套家具交由被告保管均无异议。被告在证据《查询及抵押交付监管通知书（附确认回执）》及《抵押物最低控制数量通知书》回执部分已向原告明确表示严格按照编号为210114007字第001号《动产抵押监管第三方合作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系原被告双方就第三人提供的抵押物按照《动产抵押监管合作协议》的约定权利义务履行的明确意思表示，合同三方均受该协议约束。被告主张《动产抵押监管合作协议》的期限为2014年7月9日至2015年7月8日，该主张与协议约定不符，协议约定在原告以《解除抵押监管通知书》的形式通知被告或原告的债权得以实现的情形下合同才到期或终止，故本院对被告的提前到期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告监管责任是保证抵押物不少于74套，经法院查扣，实际只有42套，故被告应对缺失的抵押物32套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无需对抵押物的市场价格的涨跌风险承担责任。故被告应赔偿的数额为2742800÷30×32=2925653.33元。综上，原告诉请合法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损失2925653.3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10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9953元，由原告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6353元，由被告浙江金安仓储管理有限公司23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俞 玮
人民陪审员 骆铠铠
人民陪审员 刘剑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金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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