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328民初648号
原告：罗元仲，男，1948年9月16日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告：赵益，男，1966年10月1日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告：陶应章，男，1963年7月28日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告：赵德富，男，1935年4月16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贵州省安龙县，未到庭。
被告：王安，男，1967年2月4日生，布依族，安龙县人民法院干警，住贵州省安龙县，未到庭。
被告：赵会，女，1969年6月18日生，汉族，安龙县人民医院职工，住贵州省安龙县，未到庭。
被告赵益、赵德富、王安、赵会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待尧，男，1969年2月2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罗元仲诉被告赵益、陶应章、赵德富、王安、赵会合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元仲，被告赵益、陶应章及被告赵益、赵德富、王安、赵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待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赵益、陶应章、赵德富三被告签的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2.判令被告赵益支付原告合伙分红12602元；3.判令被告赵益返还原告支付给工人的生活费1300元；4.判令被告赵益赔偿拖欠原告前述款项(合计13902元)从2005年6月起至本案判决确定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赵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4年3月，被告王安、赵会与原告联系，要求原告到龙山找个煤矿合伙开采，并说由王安、赵会投资，由原告和被告赵益出力，分红按四股平分。原告找到文家岩煤矿后，和被告陶应章说明了合伙开采煤矿的意向。2004年6月1日，由被告赵益代表原告和被告王安、赵会(作为乙方)与被告陶应章(作为甲方)、被告赵德富(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注：被告赵德富的名和手印山被告赵益签名按印)，合同约定对矿井的投资按三股进行投资，所产生的效益甲、乙双方各占35%，丙方占30%。合同签订后，煤矿开始生产，主要由原告、被告赵益和被告陶应章的弟媳陈福鲜管理，原告负责记账、造工资册，被告赵益负责销售和收款，陈福鲜负责记收入账和平时支出，在未产生效益时，原告垫付了1300元给掏煤洞工人作为生活费，其他被告均未投资。2005年2月7日和3月31日，煤矿在有结余后进行了两次分红，甲方和被告赵益代表的乙方各分得50408.75元，丙方分得48280.5元，2005年4月4日，被告赵益拿着原告做好的分红账本付给被告陶应章分红款后，回龙山把矿上剩余的约十车煤及所有设备卖掉占为己有，不再继续开采煤矿。2005年5月28日，被告赵益电话通知原告到其家中，当时被告王安、赵会也在，王安说其哥(指被告赵益)是董事长，愿给谁多少就多少。然后被告赵益拿出事先准备的领条要原告签名，原告认为被告赵益给的款不对，拒绝签字。事后，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赵益按当初的约定支付合伙分红及返还原告垫付的工人生活费，但至今被告赵益仍分文未付，使原告产生了利息损失，为此原告特提出此诉讼，请法院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复印件），证明各方当事人合伙的事实及相关约定，甲方是陶顺明、乙方是赵益。
2.2004年6月1日的《开采合同书》，证明原告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与各被告签订的开采煤矿协议。
3.原告自己书写的关于文家岩煤矿分红数据（复印件），证明合伙人对开采煤矿的收益进行分红的事实。
4.陶应川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罗元仲支付过1300元给陶顺明作为预支工人的生活费用。
5.申请书，证明本案向安龙县招堤街道办事处调解委会申请过调解，但调解未果。
被告赵益辩称：我没有和原告合伙开煤矿过，原告说的不是事实。
被告陶应章辩称，通过罗元仲介绍，王安、赵会、赵益、罗元仲四人和我父亲陶顺明协商，开采我家文家岩石煤矿，分红各占50%，但不到半个月，王安又和罗元仲说手续不好办让我家让出15%，第二次合同是罗元仲带我和我二兄弟陶应刚到王安家签的合同，合同内容从原来甲乙方各占50%变成各占35%，新增加一个丙方占30%(赵益代表丙方，赵德富代签的字和手印)。同时，由原乙方负责清除洞里岩土和补充部分设备变为三股投资，在开工时，罗元仲拿了1300元给我父亲，我父亲又转给我三兄弟陶应川付给掏煤洞的工人，作为预支生活费，但在结帐时赵益已扣帐；2004年6月12日，在王安家就已口头承诺，甲乙丙三方各选1人到煤山上生产管理在山上管理的人员，每月有600元的野外补贴，通过决议后，甲方代表是陈福鲜(我三弟媳)代表陶应刚、陶应章、陶应川三兄弟，乙方代表是罗元仲(代表王安、赵会、赵益)，丙方赵益代表赵德富，分工是罗元仲做帐、造工资册，卖煤、收款、发工资，陈福鲜记收入帐，生产一年多，从没有变更过；2005年4月4日，赵益拿着罗元仲的帐本到我家付了我应得的50408.75元，我认可。过后，赵益回龙山，把剩余约10车煤、设备全部卖完，作为己有，至今都不结算。综上，望法庭给予正确处理。
被告赵益、赵德富、王安、赵会的代理人辩称：原告的诉请的事实没有依据，王安、赵益、赵会是亲兄妹，其支持自己的兄弟做事并不能认为是合伙，原告认为是赵益代签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要求解除协议，但原告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没有主体资格，该请求不能支持，合同已经履行十三年且履行完毕，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被告赵德富庭前提交书面答辩称：我与陶应章签订的协议系双方自愿，且该合同已经履行数十年，原告主张撤销合同于法无据。我未与原告有过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更无任何形式的合伙关系，其诉讼没有依据属无中生有，于法无据。本案原告的主张属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情形，请求法院审查，综上，原告在没有有效证据的情况起诉我，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被告王安、赵会庭前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我们与原告没有过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更无任何形式的合伙关系，其诉讼于法无据。我们与原告无法律上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不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原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起诉我们，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被告赵益、陶应章、赵德富、王安、赵会无证据提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罗元仲与被告赵益、王安、赵会是否存在合伙关系。
审理查明：原告罗元仲与被告赵益的父亲系干兄弟关系、与被告陶应章的兄弟陶应刚是干老亲关系，被告赵会是被告赵益的妹妹、被告王安是被告赵益的妹夫。
2004年5月，通过原告罗元仲介绍，被告赵益与被告陶应章之父陶顺明签订《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合同主要内容约定：一、甲方（陶顺明）用文家岩煤矿（主井和分井）两洞和现有设备作为一股和股，乙方（赵益）负责清除现有岩土和恢复补充设备的资金作为一股进行入股开采。……三、该煤矿投产后利润甲乙双方平等分配，平担风险责任。……。该合同签订后，未实际履行。
2004年6月1日，由被告赵益（乙方）与被告陶应章(作为甲方)、被告赵德富（丙方）签订了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被告赵德富的签名系被告赵益代签。合同主要内容约定：一、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上，对该矿井的投资按三股进行投资。二、所生产的效益甲、乙双方各占35%，丙方占30%。三、丙方负责生产所需的相关后勤工作。……六、原陶顺明与赵益签订的协议合同无效，以本合同为准。……。签订合同后，原告罗元仲、被告赵益，被告陶应章方的代表陈福鲜参加生产经营管理，被告赵德富没有参加管理。合伙期间，被告赵益负责资金管理，但未提供合伙收支账簿和书面凭证。
2005年5月左右，文家岩煤矿被关闭，合伙人被告陶应章、赵益、赵德富无书面结算凭证。被告陶应章认可收到被告赵益支付的人民币50408.75元。
同时查明：2016年4月25日，原告罗元仲向安龙县招堤办事处调解委员会、安龙县招堤办事处海庄社区调解委员会等部门申请调解未果。于2017年1月3日向本院起诉，同年年2月21日向本院申请撤诉，同日本院作出（2017）黔2328民初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罗元仲撤回起诉。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告提供的煤矿开采合同书、调解申请书、（2017）黔2328民初31号民事裁定书附卷印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采信。
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罗元仲与被告赵益、王安、赵会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为证明其与各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提供了“没有时间的《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2004年6月1日的《开采合同书》、原告自己书写的关于文家岩煤矿分红数据、陶应川出具的证明、调解申请书等证据。首先，从证据分析：对于能够证明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没有时间的《文家岩煤矿开采合同书》”和2004年6月1日的《开采合同书》，被告赵益、陶应章认可，本院采信，但两份合同书中均无原告作为合伙人的记载；对于原告自己书写的关于文家岩煤矿分红数据，被告陶应章认可，被告赵益否认，但该证据无合伙人的签字和相关凭证印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陶应川出具的证明，仅证明原告罗元仲向陶顺明支付1300元，且发生在2004年6月1日签订《开采合同书》之前，不能证明原告罗元仲是合伙人；对于调解申请书，仅能证明原告罗元仲单方向相关部门申请调解与被告赵益的纠纷，不能证明原告罗元仲与被告赵益、王安、赵会存在合伙关系。其次，从当事人陈述分析：原告罗元仲主张与被告赵益、王安、赵会存在合伙关系，一方面无书面合伙协议或者合同直接印证，且被告赵益、王安、赵会否认；另一方面，仅有被告陶应章的陈述，无相关间接证据佐证，不能形成证据锁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罗元仲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赵益、王安、赵会存在合伙关系。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称“2005年5月28日，被告赵益电话通知原告到其家中，当时被告王安、赵会也在，王安说其哥(指被告赵益)是董事长，愿给谁多少就多少。然后被告赵益拿出事先准备的领条要原告签名，原告认为被告赵益给的款项不对，拒绝签字。”。此时，双方已经发生争议，原告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原告于2016年4月25日申请相关部门调解的申请，证明其一直在主张权利，从2005年5月28日发生争议至2016年4月25日申请相关部门调解已经十余年之久，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期间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院采信被告的辩解即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及上述理由，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元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8元，减半收取74元，由原告罗元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韦才斌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潘云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