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民再1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蔡锷支行，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二段111号华联大厦七楼中国银行。
法定代表人：王闯，该银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兰，湖南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正军，湖南正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屈文彬，男，196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喜，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蔡锷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与被申请人屈文彬劳动争议纠纷一案，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5日作出（2016）湘0102民初字第1119号民事判决。屈文彬不服，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2016）湘01民终416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湘民申166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兰、苏正军，被申请人屈文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3月9日，屈文彬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作出的《关于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以下简称开除决定），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2、中国银行蔡锷支行支付工资58229.72元（2015年7月至12月工资45629.72元、2015年4月至12月交通费1200元月合计10800元、通讯费每个月200元合计1800元）、医疗费3731.11元（2015年9月至12月每个月500元医疗补助费2000元、住院医疗费1731.11元）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3、本案诉讼费由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负担。
被告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答辩：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合法。请求驳回屈文彬的诉讼请求。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屈文彬于1998年10月从部队转业到中国银行分行工作，2005年6月20日，屈文彬与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约定：屈文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第二百九十条规定：“违反规定，参与客户之间资金借贷、融资担保、集资经商等活动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或者予以辞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2014年12月13日通过）第三百一十四条（三）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辞退或者开除处分：（三）为他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的。”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发生的违规行为，尚未处理的适用本办法。此前有关规定不认为违规或处理较轻的，依据原规定进行处理。依本办法施行之前的办法认为违规，但本办法不认为违规或者违规较轻的，适用本办法。”2013年2月，屈文彬开始担任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下属的窑岭支行行长，2015年3月24日，屈文彬向行领导出具《关于为民间借贷担保的情况说明》，对其对外四笔担保行为（涉及担保金额418.5万元）予以承认。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以屈文彬的对外担保行为违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第三百一十四条（三）款规定为由，同月停止屈文彬行长职务，同年8月11日，屈文彬向行领导出具《屈文彬违规担保事实见面材料》，对其对外四笔担保行为予以承认，同月18日对屈文彬作出开除处分。同年11月4日，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在办公楼向屈文彬送达《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屈文彬拒绝签收。中国银行蔡锷支行拍照留存。
屈文彬的绩效工资发至2015年6月，基本工资发至2015年10月。屈文彬担任的行长可每月享受交通费1200元、通讯费200元、医疗补助费500元。2015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因病住院花费1731.11元。
屈文彬不服，向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终止双方劳动关系违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中国银行蔡锷支行支付工资58229.72元、医疗费3731.11元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3月1日作出湘劳仲案字[2016]252号裁决书：驳回申请人屈文彬的仲裁请求。屈文彬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
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
1、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有事实依据。屈文彬认为，中国银行蔡锷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屈文彬存在违规担保行为；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则认为，屈文彬出具的《关于为民间借贷担保的情况说明》、《屈文彬违规担保事实见面材料》证明其存在违规担保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屈文彬于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期间，以个人名义为该行客户谭雄以及朋友陈亮四笔民间借贷提供担保，涉及担保金额418.5万元。屈文彬对外担保行为被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发现后，其向行领导书面承认了对外四笔担保事实，屈文彬违反中国银行规章制度，为他人民间借贷提供巨额担保，存在违规担保行为。
2、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解除劳动合同程序是否合法。屈文彬认为，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作出的《开除决定》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的条文存在错误，应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第二百九十条规定，且以开除处分的形式解除劳动合同违法。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则认为，其作出《开除决定》是经过内部审核，并送达了《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认为，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作出《开除决定》是其内部劳动纪律管理，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正式文件是《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向屈文彬送达了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程序合法。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三）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第二百九十条规定：“违反规定，参与客户之间资金借贷、融资担保、集资经商等活动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或者予以辞退。”中国银行对员工对外担保行为作出的劳动纪律规定符合银行业风险控制的商业准则，屈文彬身为银行业从业人员，违规为本行客户提供巨额担保，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认定该违规行为特别严重并无不当，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向屈文彬送达了《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屈文彬要求判令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终止双方劳动关系违法，请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屈文彬要求判令中国银行蔡锷支行支付工资58229.72元（2015年7月至12月工资45629.72元、2015年4月至12月交通费10800元、通讯费1800元）、医疗费3731.11元（2015年9月至12月医疗补助费2000元、住院医疗费1731.11元）并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屈文彬因违反劳动纪律从2015年3月停止行长职务，与该职务相对应的交通费、通讯费、医疗补助费待遇不应继续享受，2015年6月至10月因屈文彬待岗，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只发放基本工资、未发放绩效工资并无不当。2015年11月4日解除劳动合同，屈文彬主张2015年11月以后相应的工资、社会保险待遇，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屈文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
屈文彬不服上诉称：1、一审法院以《关于为民间借贷担保的情况说明》、《屈文彬违规担保事实见面材料》为依据，认定其违规事实错误。上述两份材料是对方欺骗取得，是在行里负责人承诺给予屈文彬若干离职优惠条件的前提下，屈文彬才在相关材料上签字的。事后，屈文彬予以否认。对方在“开除”处理之前，除被骗“自证其错”的材料外，无一份其他证据证明。2、一审法院对银行给我的《处分决定》适用有关规定不当视而不见，有失公允。在尚未查清所谓“违规行为”，且该行为发生在2013年10月前，应当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有关规定。该规定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发生的违规行为，尚未处理的适用本办法。此前有关规定不认为违规或处理较轻的，依据原规定进行处理。对同一违规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比《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处理规定较轻，依法应适用前者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判决《关于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无效，并判令支付屈文彬工资58229.72元、医疗费3731.11元，继续为屈文彬缴纳社会保险金。
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辩称：1、屈文彬于2015年3月24日《关于为民间借贷担保的情况说明》、2015年8月11日《屈文斌违规担保事实见面材料》两份材料上亲笔签名，承认自2013年起至2014年10月，四次为某客户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68.5万元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累计金额418.5万元，并自愿接受开除处分。屈文彬对于该两份亲笔签名材料事实的事后否定并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也违反了禁止反言的规则，应对此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屈文彬身为支行行长，熟知单位规章制度，违规从事担保行为，明知故犯，主观恶意明显，涉案次数多，金额巨大，完全符合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2、《关于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合法有效。双方于2005年6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二十九条约定“严重违反甲方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乙方可以随时解除本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第二百九十条“违反规定，参与客户之间资金借贷、融资担保、集资经商等活动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或予以辞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为他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不能有下列行为：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银监办发（2012）160号《关于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通知》和银监办便函（2012）258号《关于报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处理情况的通知》规定，禁止银行员工向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对违规人员要依法依规从严处理。屈文彬的违规担保行为既为法律所禁止，也符合银监会相关从严处理的情形。依据劳动合同、银行规章制度、银监办通知及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对屈文彬的违规担保行为作出《关于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的处理并无不当，依法成立。3、中国银行蔡锷支行无需承担屈文彬被开除后所发生的任何费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五十条“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被解除合同，甲方不发给经济补偿金”。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屈文彬的上诉请求。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开除屈文彬是否合法。经审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第二百九十条规定：“违反规定，参与客户之间资金借贷、融资担保、集资经商等活动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撤职处分或予以辞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为他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第三百二十七条规定：“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年版）》同时废止。”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本办法施行前发生的违规行为，尚未处理的适用本办法。此前有关规定不认为违规或处理较轻的，依据原规定进行处理。依本办法施行之前的办法认为违规，但本办法不认为违规或违规较轻的，适用本办法。”本案中，2013年2月至2014年9月，屈文彬在担任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下属的窑岭支行行长期间，四次为客户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68.5万元民间融资提供个人担保，屈文彬上述行为属于违规行为。屈文彬的上述违规行为发生在2015年1月1日之前，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施行之后尚未处理，但由于就员工为他人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的行为的处罚规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比《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的规定要轻。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应当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对屈文彬的上述违规行为进行处理，现其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的规定处理，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解除与屈文彬的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故对于屈文彬提出的要求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其2015年7月至12月的工资58229.72元和医疗费3731.11元的上诉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处不当。屈文彬提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2民初字第1119号民事判决；二、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继续履行与屈文彬之间的劳动合同；三、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屈文彬2015年7月至12月的工资58229.72元；四、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屈文彬2015年7月至12月的医疗费3731.1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银行蔡锷支行负担。
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改判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继续享有在职行长享有的各项与职务挂钩的补助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判决将企业管理规定称之为法律并以此否定一审判决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法院错误的认为我行内部管理办法为法律，并且认为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不能解除对屈文彬的劳动合同。本案双方对屈文彬的违规违法行为是没有争议的；另外没有争议的是仲裁过程中是认定事实。二审法院在事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改判，关键在于二审法院错误的归纳了争议的焦点，二审法院将开除和解除混为一谈。一审法院认为，开除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而解除通知才是终止了劳动关系。撤销开除决定不能撤销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这两个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二审将我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上升为法律不妥，请求依法撤销二审，维持一审。
屈文彬答辩称: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对事实的问题，双方对经过是没有异议。理由：1、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对方行为规范本行内部管理，出台了规范性的处理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适用。本案中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本案中我的违规行为发生在2014年前，所以应该适用（2010版）的规定，而根据（2010版）没有规定开除这一规定，而对方套用（2014版）对屈文彬进行开除，是错误的。二审判决认定是正确的。2、对方说是企业内部管理行为，对方对屈文彬做出的两个决定是两个行为，我方认为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我方认为对方欺骗屈文彬进行签字，并以此作为处罚依据，是具有欺骗性。关于4笔贷款，其中2笔200万的贷款已经法院进行裁决，取消了屈文彬的担保人身份。3、关于开除的问题，因为对方开除屈文彬的事实完全是颠倒的，对方在2015年8月份处理了一批干部，唯独对屈文彬的处分是不公平的。在本案中，对方说给银行造成了损失，实际上并没有造成损失。而同样其他的违规行为、甚至是比屈文彬更严重的行为，该行仅仅是作出了记大过处分。按照屈文彬的违规行为最多就是一个警告。综上，对方在处理开除屈文彬的行为上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本院再审查明，2015年8月18日，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作出蔡中银发（2015）65号《关于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该决定主要内容“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第三百一十四条（三）款规定，为他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提供担保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根据该办法有关规定以及省分行的处分意见，经支行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同年11月4日，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又作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该主要内容“因为民间融资提供担保原因，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第三百一十四条（三）款的规定，经研究，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并将于你签收后30日内为你办理离行手续，请予配合。”上述《关于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和《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屈文彬拒绝签收。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和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屈文彬的工资、补助是否应补发的问题。
本案已查明，屈文彬于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期间，以个人名义为该行客户谭某以及朋友陈某四笔民间借贷提供担保，涉及担保金额418.5万元。屈文彬对外担保行为被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发现后，其向该行领导书面承认了对外四笔担保事实，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屈文彬于2005年6月20日与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签订了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屈文彬与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属于劳动合同关系，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对屈文彬作出开除处分决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于银行员工对外从事担保的处理，应当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还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本案屈文彬违规行为发生在2013年2月至2014年9月，其在担任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下属的窑岭支行行长期间，分四次为客户民间融资提供个人担保，虽然对该行没有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但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三）项规定：“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各项业务管理的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三）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屈文彬的违规担保行为发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实施之前，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的规定，对该类违规行为应当适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的相关规定，对屈文彬的上述违规行为没有开除的处理规定。因此，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作出的对屈文彬开除处理决定也不符合其银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0版）》相关规定。故对屈文彬请求撤销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关于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应予支持。2015年11月4日，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又因屈文彬上述民间借贷提供担保的担保行为，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版）》第三百一十四条（三）款规定与《关于给予屈文彬开除处分的决定》处理条款同为一款，又作出解除与屈文彬的劳动合同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作出该处分通知是否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没有证据证明。故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作出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相关程序。对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是否继续，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应当重新作出处理。至于屈文彬提出的要求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应支付其2015年7月至12月的工资、该期间中发生的医疗费费用诉讼请求，中国银行蔡锷支行再审申请称二审对该认定错误。经查，中国银行蔡锷支行于2015年3月停止了屈文彬履行行长职务，因此，屈文彬停职后相应的“行长待遇”不应享受。故中国银行蔡锷支行的该项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屈文彬要求补发的交通费10800元、通讯费1800元，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中国银行蔡锷支行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部分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部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41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4169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
三、变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41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蔡锷支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屈文彬的工资45629.7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蔡锷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英煌
审判员 王 琳
审判员 禹爱民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周 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