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7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沈永明，男，195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联发村（江家桥）。
法定代表人：董生凤，该公司总经理。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杭挺，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春，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许可可，男，198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许幼高，男，194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永明、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许可可、许幼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0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1月30日，许可可（甲方）、许幼高（乙方）与沈永明（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2008年7月26日，许可可、许幼高与樊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许可可、许幼高在杭州尼罗雅花边绣品有限公司的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樊敦，转让价格4000万元，浙江力革塑胶有限公司等三公司承担还款的连带保证责任，但樊敦至今只支付500万元，许可可、许幼高两方已起诉追讨，现许可可、许幼高自愿将其对樊敦等的债权转让给沈永明，现就三方债权转让事宜约定如下：一、许可可、许幼高自愿将其对樊敦等的债权【本金3500万元，利息1085.8万元（暂且计算至2011年11月30日）】转让给沈永明，沈永明自愿受让；二、因许可可、许幼高已就上述股权转让纠纷起诉至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许可可、许幼高存在诉讼风险，在转让债权的前提下，沈永明在此承诺：代理向杭州中院起诉，如果许可可、许幼高两方对樊敦等诉讼最终败诉（特别是凯勒公司担保的败诉），造成许可可、许幼高两方损失，沈永明愿意赔偿支付给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反之，如果胜诉，针对法院最终执行到的金额，许可可、许幼高先得其中600万元，剩余部分的55%归沈永明所有，45%仍归许可可、许幼高所有；三、诉讼费、律师费（2011）浙丰律字第FZ213号等与此案件有关的其他费用全部由沈永明承担；四、许可可、许幼高不可在股权转让纠纷中（与樊敦等的纠纷）与对方调解，如果违反此约定，进行了调解结案的，许可可、许幼高应赔偿沈永明600万元，除非征得沈永明书面同意；五、以上约定经三方认可，是三方的真实意义表示；……七、富阳得兴废旧物资有限公司、金辉公司为本协议沈永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内容。该协议担保方处盖有金辉公司公章。2011年12月1日，许可可、许幼高就与樊敦、浙江凯（科）勒聚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勒公司）、浙江力革塑胶有限公司、杭州力宏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樊敦支付股权转让款3500万元、逾期利息1085.8万元（根据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2倍暂计算至2011年11月30日止，请求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凯勒公司、浙江力革塑胶有限公司、浙江力宏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樊敦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与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经审理，该院于2012年11月16日判决：1.樊敦支付许可可、许幼高2501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其中500万元自2008年8月15日起计算，301万元自2008年9月1日起计算，700万元自2009年5月1日起计算，1000万元自2010年9月1日起计算，以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2.浙江力革塑胶有限公司、浙江力宏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樊敦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许可可、许幼高的其他诉讼请求。此后，许可可、许幼高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该院于2013年3月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4月21日，沈永明出具付款承诺一份，载明根据2011年11月30日沈永明与许可可、许幼高达成的协议，沈永明与其选定的律师作为许可可、许幼高的代理人，在与凯勒公司等的诉讼前及诉讼中由于过于乐观的估计，也未同意许可可、许幼高调解的建议，结合判决结果和履行效果，造成许可可、许幼高经济损失，沈永明同意按协议承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的损失，600万元款项分四期支付：2013年6月30日支付50万元，2013年9月30日支付200万元，2014年6月30日支付200万元，2014年12月30日支付150万元，2014年1月1日开始对未付款项计息，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按付款同期付息，2013年每期付款如超出也按月利率1%计息，如未能按时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则视为全额到期，前述付款不受案件申诉影响。承诺人签名处还盖有金辉公司财务专用章。2013年5月5日，许可可、许幼高（甲方）和沈永明（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2011年11月30日达成的协议，现杭州中院和省高院均已对案件进行了宣判，沈永明要求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现自愿约定：1.许可可、许幼高继续按照沈永明要求配合律师提起诉讼；2.提起申诉后，若以后申诉执行到的款项，先支付沈永明按《付款承诺》中对许可可、许幼高未付清的款项600万元后，再支付沈永明在杭州中院和浙江省高院中所付的费用400万元，以及以后在最高人民法院中支出的费用，余下执行到的款项按比例分配，许可可、许幼高得30%，沈永明得70%；3.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诉讼、申诉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和保全不当造成的损失由沈永明承担；4.金辉公司、富阳得兴废旧物资有限公司继续为2011年11月30日协议和本协议及沈永明2013年4月21日的《付款承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2年等内容。该《补充协议》担保方处盖有金辉公司印章。2013年7月2日，许可可、许幼高（甲方）和沈永明（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2011年11月30日达成的协议，现杭州中院和省高院均已对案件进行了宣判，沈永明要求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现自愿约定：1.许可可、许幼高继续按照沈永明要求配合律师对担保人凯勒公司提起申诉以及对樊敦申请强制执行；2.提起申诉以及申请强制执行后，从樊敦或凯勒公司执行到的款项，先支付沈永明按《付款承诺》中对许可可、许幼高未付清的款项600万元，沈永明在杭州中院和浙江省高院中所付的费用400万元以及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申请强制执行需支出的费用。扣除上述费用后剩余部分款项，许可可、许幼高得30%，沈永明得70%，领取执行款时，许可可、许幼高应将接受执行款的银行卡或存折交付给沈永明保管；3.若有保全错误需赔偿损失的，由沈永明承担；4.金辉公司、富阳得兴废旧物资有限公司继续为2011年11月30日协议和本协议及沈永明2013年4月21日的《付款承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2年等内容。该《补充协议》担保方处盖有金辉公司印章。许可可、许幼高认可沈永明通过案外人账户支付了部分款项，具体款项为：2013年7月前已支付17万元、2013年7月19日支付35万元，2013年11月14日支付100万元，2015年2月17日支付40万元，2015年8月28日支付30万元，2015年9月30日支付20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争议焦点为《债权转让协议》中第二条是否有效。许可可、许幼高认为该条款是债权转让对价特殊支付方式的约定。沈永明认为该条款为委托代理合同，沈永明不具备参与诉讼和委托代理的基本资格，故系无效条款。经审查，从该份协议整体内容上来看，第一条双方明确许可可、许幼高自愿将其对樊敦等的债权转让给沈永明，沈永明自愿受让。争议的第二条约定，“在转让债权的前提下，沈永明承诺代理向杭州中院起诉”等内容。第三条约定诉讼费、律师费等，由沈永明承担。如按沈永明所说是聘请其担任诉讼代理人，则无需存在再聘请律师的约定。此外，付款承诺中沈永明表示“我与我选定的律师”。因此，虽然争议的第二条中双方使用了所谓的“代理”“起诉”等字样，但结合上下文及其它文件可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诉讼代理协议，而是双方对处置债权内部分工的一个约定。沈永明主张该条款无效并要求返还已支付款项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合《债权转让协议》、付款承诺及两份《补充协议》，实际系双方对收回债权的风险、利益等做出的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于诉讼前，该协议明确约定如关于凯勒公司担保败诉，由沈永明赔偿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诉讼后，沈永明也出具付款承诺、《补充协议》，多次对应向许可可、许幼高支付的款项予以了确认，其中在付款承诺中明确表明在诉讼前及诉讼中由于其与其选定的律师过于乐观的估计，也未同意许可可、许幼高的调解建议，结合判决结果和履行效果，造成许可可、许幼高经济损失，同意分期支付许可可、许幼高损失并约定逾期支付相应利息。现沈永明未付清上述款项，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虽然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若申诉以及申请执行得到的款项，先支付沈永明按《付款承诺》中对许可可、许幼高未付清的款项，但该约定并未免除沈永明的支付义务，因此，沈永明的相应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未付款项沈永明仍需承担给付责任。许可可、许幼高主张的延期付款利息，在付款承诺中有明确约定，该约定应属有效，沈永明应按约履行。沈永明最后一次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诉讼时效中断，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故许可可、许幼高的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担保期限一般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一段时间，《补充协议》约定担保期间2年，一般理解为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2年，金辉公司自愿为沈永明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按约定的保证方式和保证范围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许可可、许幼高主张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沈永明主张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沈永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358万元；二、沈永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利息126万元；三、沈永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358万元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四、金辉公司对上述第一至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沈永明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55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0520元，由沈永明负担，金辉公司负连带责任；反诉案件受理费31706元，减半收取15853元，由沈永明负担。
宣判后，沈永明、金辉公司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将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概括为“系双方对处置债权内部分工的一个约定”、“系双方对收回债权的风险、利益等作出的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查明案涉基础法律关系。2.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债权转让，但双方关于债权转让的约定没有成立、没有生效，更没有实际履行。2011年11月30日，沈永明与许可可、许幼高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沈永明以许可可、许幼高的名义诉讼，债权自始至终未发生过任何转移。同时，根据法院的终审判决，许可可、许幼高的合法债权仅为2501万元，与转让协议约定的3500万元债权及利息相距甚远。根据终审判决确定，债务人的担保人凯勒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债务人的范围有了明显变动，且债权转让协议未约定受让方支付受让对价等等。基于上述事实，即便双方自愿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由于协议签订后，债权主体并未发生任何变动，债权数量的变化系法院依法认定所致，故所谓的债权转让事实上并没有成立，没有生效，更没有实际履行。在此前提下，无论其合法性如何，都谈不上承担责任问题。3.《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实质为，沈永明代理诉讼，如果胜诉，约定如何分配；如果败诉且造成许可可、许幼高损失，则赔偿600万等等。本案中的协议双方并非专业人士，签订此协议，纯属对案件结果不同的预期所致，以预测案件的最终结果作为获利或者赔偿的依据，本质上属于赌约质。赌约本身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的民法原则，基于赌约作出的包打官司约定也明显违反合同法中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一审判决笼统认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于实于法明显相悖。4.《债权转让协议》中对胜诉、败诉的约定不明。《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沈永明承担600万元赔偿款有两个基础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案件败诉。生效判决判定有效债权为2501万元，判定担保人凯勒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结果属于合法、生效判决，许可可、许幼高属于维权并最后胜诉的一方，并未败诉。第二个条件是败诉给许可可、许幼高造成损失，该案中许可可、许幼高所有合法的权益都得到依法支持，并无损失。至于暂时无法执行到位，系股权交易本身风险所致，与诉讼之间并无任何关系。而且该案审理过程中虽有过调解意见，但金额只有一二百万，调解不成的原因系差距过大造成，与沈永明并无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沈永明应当支付600万元，明显忽略两个基本前提成立与否的事实判断。5.2013年7月2日的签订的《补充协议》对600万元赔偿款的处理已经达成了新的约定：“申请强制执行后，从樊敦或者凯勒公司执行到的款项，应支付乙方（即上诉人）按付款承诺中对甲方未付清的款项。”这一约定应当视为关于沈永明600万元未付清的部分，双方已经寻求了新的解决方案，即从执行款中予以支付，支付方式已经明确发生改变。6.金辉公司保证期限已超过约定时限，无须承担保证责任。许可可、许幼高于2016年6月23日提起诉讼，金辉公司最后一次担保承诺在2013年7月2日，保证期限为二年，起诉时已经超过保证期限。保证期间则是除斥期间，不以债务人的履行发生中断或者延长。7.基于前述理由，沈永明与许可可、许幼高之间的协议因法定原因应被确认为无效，许可可、许幼高因无效合同取得的款项理应返还，一审判决驳回沈永明反诉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沈永明不承担任何支付责任，并改判许可可、许幼高返还全部已收款项，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许可可、许幼高承担。
许可可、许幼高辩称：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同纠纷，原审判决书也予以确定。许可可、许幼高与沈永明之间应当是一种对于债权处置的风险、利益作出约定的合同，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债权转让，而是一种兼有债权转让与债权处置的合同纠纷。2.关于《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沈永明认为是赌约，显然与事实不符。从《债权转让协议》的上下文联系来看，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许可可、许幼高享有对案外人的债权，但是债权的实现存在诉讼、执行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将债权的收益权部分转让给了沈永明，其中，600万元的收益是沈永明承诺的最低保障，是由沈永明直接先行支付给许可可、许幼高的，剩余债权双方再进行约定、分配。后续的付款承诺、两份补充协议，对于600万的支付以及后续执行款到位后如何分配，均是围绕这一意思表示出具。原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之间对于债权处置分工的约定符合客观事实。3.《债权转让协议》对于败诉、胜诉约定明确。案涉协议第2条中约定，对于凯勒公司担保的败诉，沈永明要承担债权实现的最低的保障义务。付款承诺由沈永明出具，已经造成了败诉，沈永明需承担相应的责任。4.2013年7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不是达成一个新的约定，而是对于之前达成付款承诺的补充。沈永明在2013年之后仍旧向许可可、许幼高付款，说明原付款承诺依然有效，双方仍然在继续履行。5.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时并未过担保期间。合同约定最后一次付款期限在2014年12月30日，保证期间为两年，则保证期间最晚应到2016年12月30日，而许可可、许幼高向法院起诉的时间在2016年7月，显然未过保证期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沈永明与许可可、许幼高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法律关系，结合上下文文义，实质上是双方关于债权转让和转让后的风险承担及利益分配的约定，原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沈永明所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本质上属于赌约、违反法律规定的意见，经审理认为，许可可、许幼高与沈永明对于许可可、许幼高与樊敦等人合同纠纷案件判决结果存在不同预期，基于预期的不同，双方对于收回债权的风险承担、债权转让的利益分配进行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沈永明所提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沈永明所提2013年7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对于沈永明未付款部分达成的新的约定，经审理认为，该《补充协议》系对之前双方达成的关于《付款承诺》等协议的补充，并非新的约定，并未否定前述约定的效力，故沈永明所提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金辉公司所提保证期限已经超过约定时限、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经审理认为，保证期间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起算，沈永明最后一次付款在2015年9月30日，金辉公司约定的保证期间为2年，并未超过保证期限，金辉公司应按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沈永明在此承诺：代理向杭州中院起诉，如果许可可、许幼高两方对樊敦等诉讼最终败诉（特别是凯勒公司担保的败诉），造成许可可、许幼高两方损失，沈永明愿意赔偿支付给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经查，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商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樊敦应支付许可可、许幼高2501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许可可、许幼高对樊敦的债权3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本金差额为999万元，所谓“许可可、许幼高对樊敦等诉讼最终败诉”的原因是该999万元本身不属于许可可、许幼高所有，而“凯勒公司担保的败诉”系“2008年9月24日的《还款（付款）证明》变更了2008年7月26日的生效条件，协议变更未经凯勒公司同意……许可可、许幼高向凯勒公司主张担保责任依据不足。”故许可可、许幼高并未损失，而是未获得其本不该享有的期待利益，并且该“损失”并非许可可、许幼高对樊敦等诉讼最终败诉（特别是凯勒公司担保的败诉）所造成的，二者并无因果关系，故许可可、许幼高要求沈永明赔偿600万元依据不足。2013年4月21日沈永明向许可可、许幼高出具《付款承诺》，表示在与凯勒公司等的诉讼前及诉讼中由于过于乐观的估计，未同意许可可、许幼高调解的建议，结合判决结果和履行效果，造成许可可、许幼高经济损失，沈永明同意支付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此后，沈永明与许可可、许幼高签订两份《补充协议》对上述《付款承诺》进行补充，上述《付款承诺》及两份《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虽然许可可、许幼高未举证证明其二人具有损失，但通过沈永明出具的《付款承诺》和实际付款行为，可见许可可、许幼高确有损失，鉴于许可可、许幼高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沈永明不同意其二人调解建议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本院在尊重双方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沈永明实际支付242万元、为许可可、许幼高与樊敦等人的案件中所支付的诉讼成本以及未按约定付款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根据公平原则，酌情确定沈永明还需向许可可、许幼高支付300万元，逾期付款利息按《付款承诺》中的约定计算。沈永明所提相关意见部分予以采纳。综上，本院对沈永明的上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略有不妥，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0087号民事判决；
二、沈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3000000元；
三、沈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利息1054000元；
四、沈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3000000元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
五、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至四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六、驳回许可可、许幼高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沈永明的反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55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0520元，由许可可、许幼高负担8204元，由沈永明负担42316元，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反诉案件受理费31706元，减半收取15853元，由沈永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520元，由许可可、许幼高负担7392元，由沈永明负担38128元，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
许可可、许幼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沈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王依群
代理审判员 丁英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