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8民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普洱市思茅区华阳租车行。
经营者:谢华东，男，汉族，l985年6月11日生，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人，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菊英，女，1977年5月18日生，四川省人，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乐雅，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乃福，男，1982年6月14日生，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人，现住址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莉（系原审被告张乃福之妻），女，1986年8月9日生，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址不详。
上诉人普洱市思茅区华阳租车行（以下简称华阳租车行）与被上诉人王菊英、张乃福、李莉财产损害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在无法联系被上诉人张乃福、李莉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的情况下，依法采取了公告送达。现已审理终结。
华阳租车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对该案进行改判，驳回王菊英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王菊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华阳租车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偿王菊英车辆折价款55000元明显有失公平。首先，本案双方签订的虽然是《汽车租赁挂靠协议》，但这仅是表面现象，王菊英未以华阳租车行名义登记车辆，本案不是挂靠和租赁合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挂靠关系，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的租赁合同。而是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只要符合平等、自愿原则，应为有效合同，不应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确认该约定无效。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王菊英只是利用华阳租车行的平台，未将车辆变更登记在华阳租车行名下，委托华阳租车行将车辆对外出租，华阳租车行与第三人张乃福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后，将王菊英的行车证和车辆移交给张乃福，该车辆租赁合同约束的是王菊英和张乃福。对车辆出租后无法找回的损失责任应向张乃福及妻子李莉主张赔偿。其次，华阳租车行接受王菊英委托后，对王菊英的车辆进行代管代租，但王菊英也在该车辆的手机和电脑上安装了GPS定位系统，王菊英并非对车辆完全失控，其对车辆仍有管理和监督权，对该车辆有与华阳租车行共同的监督和管理义务。华阳租车行收取王菊英一定的服务费，这种费用是其为王菊英提供各项服务收取的费用，只是王菊英营运利润中产生的30％运行利益，这种费用是基于王菊英以华阳租车行名义经营而产生的，而王菊英收取的是70％的运营利润，其才是该车运营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华阳租车行在收取的服务费范围内承担较小的民事赔偿责任较为合适。但该案让华阳租车行承担全部责任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所以，华阳租车行在委托关系中已经尽到合理的管理责任，王菊英的损失应由车辆承租人张乃福及其妻李莉承担。
王菊英未进行答辩。
王菊英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华阳租车行向王菊英赔偿车辆价款55000元，手续费500元，保险费、车船税3793元，合计5929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阳租车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3日，王菊英以55000元价格向马莉购买了一辆黑色颐达DFL7160BB小型轿车（车牌号码：云Ｊ×××××，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发动机号：×××××，并于2014年8月4日在景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为该车办理了变更登记，注册登记表登记王菊英为该车辆的所有人，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牌号为云Ｊ×××××。王菊英购车后于2014年8月4日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普洱市思茅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损失保险（1078.43元）、第三者保险（957.60元）、车上人员责任保险（98.84元）、玻璃单独破碎险（88.13元）、不计免赔率（320.20元）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950元），共支付保险费3493.20元，车船税300元，合计3793.20元。
2015年1月16日，王菊英、华阳租车行签订《汽车租赁挂靠协议》，约定王菊英将其所有的云Ｊ×××××号尼桑颐达小型轿车委托华阳租车行代管代租，华阳租车行按王菊英车辆出租所得租赁费的30％收取管理费用，剩余70％租赁费由王菊英享有，车辆租赁期限满一月后华阳租车行付清王菊英当月租金。并约定华阳租车行只负责给王菊英联系客户，签订租赁合同，车辆在租赁过程中如果遇到车辆毁灭，被盗或者发生人身意外事故，由承租人或王菊英承担，华阳租车行不负任何责任及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2015年1月26日，华阳租车行在验看过张乃福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后与张乃福签订《车辆租赁合同书》，约定华阳租车行将王菊英所有的云Ｊ×××××号尼桑颐达小型轿车出租给张乃福使用，租赁期限预计2015年1月26日9时25分至2015年1月28日9时25分，租金按日计算，日租金260元，张乃福向华阳租车行预付定金500元后将该车辆开走。同日，该车辆在王菊英的手机及电脑上失去GPS定位信息，王菊英当即向华阳租车行询问，华阳租车行答复该车辆已经出租给他人使用，过几天就能拿回来，在张乃福租赁该车辆后，该车辆丢失，至今下落不明。2015年4月30日王菊英向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控告华阳租车行经营者谢华东诈骗，经审查，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决定不予立案。王菊英的车辆至今下落不明。
一审法院认为，王菊英与华阳租车行签订《汽车租赁挂靠协议》，将其所有的云Ｊ×××××号尼桑颐达小型轿车交由华阳租车行进行代管代租，华阳租车行按租赁费的30％收取服务费，租赁费的70％支付给王菊英，王菊英与华阳租车行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不得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本案中王菊英的车辆注册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华阳租车行出租车辆应属营运车辆，租赁车辆应取得营运许可资格方可从事汽车租赁，而王菊英的非营运车辆进行出租营运，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王菊英与华阳租车行之间的租赁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的规定，本案的委托合同无效，应由与王菊英达成委托关系的华阳租车行返还王菊英的车辆，王菊英的车辆现已下落不明，无法返还，应折价补偿王菊英车辆损失。王菊英车辆的价值问题，庭审中王菊英已提交证据材料证实其于2014年8月3日以55000元向马莉购买云Ｊ×××××号尼桑颐达小型轿车，王菊英购买后于2015年1月将车辆委托华阳租车行代管代租，因王菊英的车辆现已遗失无法对实物进行价值评估，王菊英的车辆价值，一审法院按购买价55000元进行计算，故华阳租车行应补偿王菊英车辆损失费用为55000元。《汽车租赁挂靠协议》签订主体系王菊英与华阳租车行，根据合同相对性，该协议无效应由华阳租车行向王菊英返还财产，故对华阳租车行主张应由张乃福、李莉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菊英要求对其所交保险费用计算为车辆损失的请求，因保险费用不属车辆价值计算范围，对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华阳租车行张乃福、李莉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是其自行处分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华阳租车行普洱市思茅区华阳租车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偿王菊英车辆折价款55000元。二、驳回王菊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2元，由王菊英承担102元，华阳租车行承担1180元。
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一、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王菊英与华阳租车行签订《汽车租赁挂靠协议》，将其所有的云Ｊ×××××号尼桑颐达小型轿车交由华阳租车行进行代管代租，华阳租车行按租赁费的30％收取服务费，租赁费的70％支付给王菊英。王菊英向华阳租车行提供其车辆出租后，华阳租车行直接与张乃福签订《车辆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的租金是华阳租车行与承租人张乃福确定，并非王菊英与承租人张乃福约定，租金、押金也由华阳租车行收取。现车辆下落不明，由华阳租车行返还王菊英车辆已无法实现。王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为华阳租车行向王菊英赔偿车辆损失，故本案应该定为财产损害纠纷。一审认定本案性质为委托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华阳租车行是否应该偿还王菊英的车辆损失的问题。王菊英与华阳租车行签订的《汽车租赁挂靠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菊英已将车辆交华阳租车行代管代租，现租赁物车辆丢失，至今下落不明，已无法继续履行《汽车租赁挂靠协议》，该协议应予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华阳租车行系《汽车租赁挂靠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对王菊英的车辆未尽到的管理责任，应补偿王菊英车辆损失。故对华阳租车行主张应由张乃福、李莉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庭审中王菊英已提交证据材料证实其于2014年8月3日以55000元向马莉购买尼桑颐达小型轿车，于2015年1月将车辆委托华阳租车行，现车辆已遗失无法对实物进行价值评估，一审法院按购买价55000元计算王菊英车辆的价值，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另，华阳租车行与张乃福签订《车辆租赁合同书》，约定华阳租车行将王菊英轿车出租给张乃福使用，租赁期限预计2015年1月26日9时25分至2015年1月28日9时25分，租金按日计算，日租金260元，张乃福向华阳租车行预付定金500元后将该车辆开走，华阳租车行与张乃福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因车辆是华阳租车行向承租人张乃福出租的，华阳租车行有权另行向承租人张乃福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华阳租车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不当，但不影响判决结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元，由普洱市思茅区华阳租车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 荣
审判员 赵 键
审判员 邱 继 娇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欧阳成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