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1行终4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华盛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9幢536室。
法定代表人顾世民，南京华盛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南平，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集镇。
法定代表人汤小南，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俞吉飞，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艳峰，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华盛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华盛宇公司）、上诉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以下称谷里街道）因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6）苏8602行初5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盛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顾世民及委托代理人李南平，上诉人谷里街道的委托代理人俞吉飞、张艳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12月15日，华盛宇公司（乙方）与南京市江宁区谷里镇人民政府（甲方，以下简称谷里镇政府）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资产为甲方所拥有的原江宁玻璃厂厂房及其他资产”，“本协议签订且乙方支付转让资产价款后，甲方向乙方转让《资产清单》中列明的所有资产。此后，乙方即成为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2005年12月18日，华盛宇公司（乙方）与谷里镇政府（甲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原江宁玻璃厂范围内192.1亩（按实际测量为准）的集体土地租赁给乙方生产经营”，“租用土地年限为10年，从2006年元月1日起到2015年12月31日止”。
2013年4月10日，南京市雨花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称雨花执法局）作出宁城法雨限告字〔2013〕第5000002号《限期拆除告知书》，认定顾世民等六人于2006年至2011年未办理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擅自在雨花台区××街道新建社区原谷里华盛玻璃厂内建设房屋，面积共计115840平方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违法建设行为，告知当事人于2013年4月20日前将面积为11584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自行拆除。2013年4月16日，雨花执法局作出宁城法雨限罚字〔2013〕第500000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2013年4月20日前将违法建筑115840平方米自行拆除。2013年12月27日，案涉建筑被拆除。
2015年11月10日，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雨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雨花执法局作出的宁城法雨限罚字〔2013〕第500000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同时，认定包括案涉建筑在内的建筑物已由谷里街道及华盛宇公司实际拆除。并查明：“2014年1月28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函告南京市雨花台区××街道办事处称：'自2013年12月27日我街道对原华盛玻璃厂地块工业厂房及违建开始拆除以来，经过两次助拆、两次自拆，现该地块内所有建筑物均已拆除，总面积约为11.58万平方米。'”2016年3月9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宁行终字第576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上述判决，同时认定包括案涉建筑在内的建筑物实际拆除者系谷里街道。
一审庭审中，华盛宇公司称：案涉建筑中的工厂大门、门卫室、地磅房系华盛宇公司经资产转让获取。案涉建筑中的职工宿舍楼一部分系经资产转让获得，一部分为后期华盛宇公司扩建。工厂大门、门卫室、地磅房、一部分职工宿舍楼均位于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附图标明的I区域。其中位于I区域的职工宿舍楼共2300多平方米，扩建部分建设时间为2006年。2013年12月27日，华盛宇公司12月27日被拆除的建筑位于上述I区域，面积大约2500多平方米，其中改制所得建筑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包括案涉建筑在内的原江宁玻璃厂地块上的所有建筑均未办理土地及房产相关权属登记，扩建部分亦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谷里街道称：2013年12月27日当天，谷里街道派工作人员到被诉行为现场。
另查明，因1995年行政区划调整，原江宁县谷里乡的梅村行政村用地范围划归现雨花台区××街道新建社区。案涉建筑位于该范围之内。
一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进行。行政机关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获得行政赔偿。本案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案涉建筑是否是谷里街道强制拆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行终字第576号生效行政判决查明，包括涉案建筑在内的建筑物的实际拆除者系谷里街道。此外，结合在案的证人证言、《关于原华盛玻璃厂建筑物拆除的情况说明》及附图、《关于原谷里华盛玻璃厂区域内所有人员限期撤离的通知》、谷里街道于2014年1月28日发给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板桥街道办事处的函件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足以认定谷里街道于2013年12月27日强制拆除了案涉建筑。
二、被诉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辅助或行政协助。谷里街道辩称，被诉行为是对法定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雨花执法局的协助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雨花执法局承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被诉行为的实施主体是谷里街道办，而非雨花执法局，因此不属于行政辅助。其次，《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请求行政协助的内容主要包括：调查、提供具体信息和协助作出行政行为。”可见，行政协助行为既不具有处分性，也不会实际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正因如此，行政协助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但是，本案中，被诉行为明显实际影响华盛宇公司的权利，该行为是典型的行政事实行为，而非行政协助行为。
三、华盛宇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谷里街道辩称，华盛宇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对所主张的建筑享有权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建筑部分系华盛宇公司自行扩建，部分系华盛宇公司经过改制取得占有。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和法理，首先，华盛宇公司自行扩建部分案涉建筑为原始取得，其当然享有相应权利，至于扩建行为是否合法乃属另一法律关系。由于被诉行为不可分，此一部分权利即足以使华盛宇公司取得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次，华盛宇公司经过改制取得占有的部分案涉建筑，包括大门、门卫室、地磅房、厕所、部分职工宿舍等，其可能的取得方式属于因法律行为产生的继受取得。因华盛宇公司未办理不动产登记，且案涉建筑所在土地性质存在障碍，因此华盛宇公司确实未能取得该部分建筑的所有权。但是，被诉行为实施时，华盛宇公司实际占有案涉建筑，基于占有人的身份，该公司也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至于华盛宇公司认为谷里街道在转让建筑与出租土地时并没有取得规划许可和土地使用权，作为行政机关带头建设违建并以此牟利等，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华盛宇公司若认为因与谷里街道或其他主体之间签订协议的合法性、有效性存在瑕疵导致权益受损，可以合同法律关系为基础寻求救济。
四、谷里街道实施被诉行为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南京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等法律、规章的规定，谷里街道作为县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对案涉建筑实施被诉行为进行强制拆除，明显超越法定职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属于违法行为。考虑到被诉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且已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确认违法判决。
五、谷里街道是否应对华盛宇公司予以行政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该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本案中，被诉行为违法，华盛宇公司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该公司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因此，谷里街道应对华盛宇公司予以行政赔偿。关于谷里街道主张案涉建筑未取得相关建设规划许可证系违法建筑，不应当赔偿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违法建筑物、构筑物不属于合法权益范畴，但是，通过适当、合法方式拆除可得的废旧建筑材料，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六、本案行政赔偿方式和行政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案涉建筑合法性存在严重瑕疵，且华盛宇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支付赔偿金，因此本案赔偿方式应为支付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该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限于与违法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失、财产权的损失限于直接损失，且一般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华盛宇公司的诉讼请求，按照前文论述，认定谷里街道办于2013年12月27日对原谷里镇石坝村原江宁玻璃厂范围内的门卫室、地磅房、厕所、职工宿舍楼、工厂大门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华盛宇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设备损失、误工损失、案涉建筑以外的其他建筑权利损失与谷里街道于2013年12月27日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若上述损失系其他违法行为导致，华盛宇公司可依法另行主张；搬家费、职工安置费等不属于直接损失；案涉建筑中经过改制占有部分，以及围墙、水泥路面、电线杆、树木等财产，华盛宇公司均未依法取得所有权，故华盛宇公司无权主张该部分权利损失。因此，本案行政赔偿范围为案涉建筑中华盛宇公司自行扩建部分，其余部分不予支持。
七、本案行政赔偿数额。首先，关于扩建部分面积，现有证据不足以得出准确面积。一审法院认为，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当被告亦举证不能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合理酌定当事人的损失数额。但是，如果原告提出了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则不能免除原告对该项损失的初步证明责任。本案中，根据华盛宇公司自述以及谷里街道办出具的《关于原华盛玻璃厂建筑物拆除的情况说明》的内容，案涉建筑共计2500余平方米，其中经改制占有约1000余平方米，据此酌定扩建部分面积为1500平方米。其次，关于赔偿标准，华盛宇公司称其扩建部分建设成本约为420元/平方米，并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该标准无明显不合理，予以采信。综合考虑扩建部分建设年代和折旧、建筑材料回收的可能性、建设人工成本占比等因素，酌定扩建部分损失为120元/平方米。因此，本案行政赔偿数额为180000元（1500平方米×120元/平方米），由谷里街道承担。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谷里街道于2013年12月27日对华盛宇公司所占有的门卫室、地磅房、厕所、职工宿舍楼、工厂大门等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二、谷里街道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华盛宇公司赔偿违法拆除职工宿舍楼1500平方米扩建部分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80000元；三、驳回华盛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谷里街道负担。
上诉人华盛宇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以“一行一诉”为由要求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上诉人以同一理由曾于2016年4月1日起诉被上诉人，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以诉讼时效问题裁定驳回，经上诉人上诉于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后二审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本案才得以立案并进入诉讼程序。但本案二次立案时，一审法院又以“一行一诉”为由要求上诉人变更诉请。被上诉人以宁城法雨限罚字(2013第500004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对上诉人名下的涉案房产进行强制拆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谷里街道的全部作为都是一个“行政行为”即“强制拆除”行为。其中断水断电、一次强拆、二次强拆、三次胁迫拆除(所谓的自拆、助拆)都是强制拆除行为的手段与方式，并非数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但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述被上诉人进行断水断电、一次强拆未果、二次强拆部分、三次协迫拆除都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应分别立案诉讼，即“一行一诉”。上诉人认为，本案被上诉人针对本案上诉人就“强制拆除”所作出的所有有关的职权上的作为都是同一个行政行为的范畴，不应人为的将相关的作为、手段、方法等视为若干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违法行政的范围局限到涉案建筑的很小一部分，最终导致上诉人大部行政赔偿权益的丧失，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通过胁迫的方式让上诉人自行拆除涉案建筑是被上诉人实施强制拆除的一个重中之重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性。首先，上诉人的主厂房为强制拆除范围。其次，企业被强制断水断电。第三，职工宿舍、企业大门、地磅房、门卫室、厕所等被强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己完全没有可能恢复生产，企业的死亡已成为必然。再有公安部门公然介入，上诉人签字自行拆除是被迫所为。所谓的“自行拆除”不过是强制拆除的变通方式方法而已。由此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理应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进行赔偿。三、关于行政行为与上诉人经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及直接经济损失的范畴与结果的认定。(一)首先，关于18万元赔偿费用的合理性问题。一审法院将本案的违法行政的直接经济损失定格为18万元是显失公平。1500平方的建筑按每平方120元赔偿明显偏低，南京市人民政府当时对涉案建筑的拆迁补偿为参照征地补偿标准进行，每平方120元完全是一审法官自由裁量权不合理运用的结果。(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通过“因果关系”论将行政赔偿范围局限在2013年12月27日实施强制拆除部分厂房的受损范围内不具有合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所规定的直接损失，应包括现有财物的损失以及既得财产性利益的损失。上诉人是正常生产的企业，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名下的大门、厕所、地磅、职工宿舍、门卫室强制拆除后，企业即无法生产，企业的停产损失也属于直接损失。一审法院将停产损失界定为间接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交的赔偿清单与被上诉人谷里街道的强制拆除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且都为直接经济损失，被上诉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四、被上述人对强制拆除涉案房产的法律依据是宁城法雨限罚字(2013)第500000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而该决定书已于2015年11月10日被（2015）雨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为违法，一审法院理应将雨花执法局追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判其承担应负的法律责任。没有错误的宁城法雨限罚字(2013)第500000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就不会有被上诉人违法行政的错误行为，现将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交由被上诉人一方承担，显失公平。综上，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将行政行为与行政手段混淆，以因果关系论和直接损失论将上诉人的巨额财产损失弱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将本应由两个行政机关承担的违法责任交由一个行政机关承担，最终导致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确认被上诉人谷里街道于2013年5月底对上诉人华盛宇公司进行强制断水、断电、2013年6月8日对上诉人厂房进行强制拆除(未果)、2013年12月27日对上诉人部分厂房进行强制拆除、2014年1月底协迫上诉人实施“自拆助拆”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请求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共计3459.56万元。
上诉人谷里街道上诉称，上诉人谷里街道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中，谷里街道与华盛宇公司各自提供了一份资产评估报告，两份报告虽然文号相同，但评估基准日期以及资产范围完全不同。一审法院经过调查，中介机构明确华盛宇公司所提交的一份报告是应当收回的报告，因此，该报告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在查明该事实的基础上，却同时认定两份报告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显然与事实不符，也自相矛盾。二、本案中，华盛宇公司主张通过改制以及扩建，实际购得并占有的房屋范围包括大门、门垛、门卫室、宿舍等，但就其主张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对相关资产享有权益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就改制资产部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资产评估报告，属于应收回该份报告，该报告本身并不符合最终转让情况，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取得并占有有关资产的范围。2、就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扩建部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仅提供了证人证言，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且证人中有的是被上诉人的员工，有的是与被上诉人合伙投资建房的，有的是与被上诉人有尚未结清工程款项的施工人员，均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均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另外，证人在庭审所作的陈述，对于扩建的时间、面积、层数等基本问题，也是表述不清、互相矛盾，根本不能采信。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赔偿被上诉人扩建的部分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前提不仅是要有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而且还要有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本案中，即便假设被上诉人确实存在扩建行为，但因其扩建行为本身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建筑。违法建筑物、构筑物不属于合法权益范畴，一审法院对此并无异议，但又认为“通过适当、合法方式拆除可得的废旧建筑材料，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谷里街道认为，该认定不能成立。本案所谓废旧建筑材料，只有水泥、混凝土、砖瓦等结构性材料，上述材料不具有独立性，已与涉案建筑物产生混同，无法区分，没有可回收利用的可能性。由此，即便谷里街道对其建筑实施了违法强拆行为，也不应予赔偿。同时，一审法院认定扩建部分的赔偿标准为120元每平米也没有任何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由谷里街道承担赔偿责任主体错误。本案中，涉案违法建筑位于雨花台，雨花执法局应是法定的行政强制拆除主体。雨花执法局在《限期拆除决定书》中明确告知，如当事人逾期不拆除，将由江宁区相关部门择日依法对其上述违法建筑执行强制拆除。而且，该《限期拆除决定书》在涉案建筑拆除时并未被撤销。因此，即便本案存在拆除行为，上诉人在实施中，也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意志，应认定是在雨花执法局前期行政执法行为基础上，经南京市相关部门协调所实施的、对法定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雨花执法局的协助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雨花执法局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华盛宇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华盛宇公司承担。
原审原告华盛宇公司、原审被告谷里街道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认定，一审质证、认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认证的证据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职权法定原则，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进行。行政机关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获得行政赔偿。2013年4月16日，雨花执法局作出宁城法雨限罚字〔2013〕第500000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以下称《限期拆除决定书》），同年6月27日，华盛宇公司就该《限期拆除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在华盛宇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对该《限期拆除决定书》进行司法审查期间，上诉人谷里街道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及相关行政机关委托的情况下，自行于同年12月27日将涉案建筑强制拆除，其行为超越了法定职权且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据此认为上诉人谷里街道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且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正确。华盛宇公司和谷里街道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承担违法责任主体错误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华盛宇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要求其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就其诉讼请求进行处分。华盛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变更申请》，请求确认谷里街道于2013年12月27日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虽然一审法院就华盛宇公司的诉讼请求问题进行了释明，但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仍然由华盛宇公司自行决定。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变更系华盛宇公司自行处分其诉讼权利的结果。故华盛宇公司提出的关于其变更诉讼请求问题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谷里街道提出的资产评估报告的采信问题，本院认为，华盛宇公司和谷里街道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是2005年进行资产转让时，为确定资产转让价格，由南京市江宁区谷里镇企业服务中心委托南京长城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江宁区谷里镇玻璃厂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所作的评估。该资产评估报告中涉及华盛宇公司的部分表述为“区域一：为顾世民承租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该区域共有房屋17幢，总建筑面积5610.11平方米，大部分房屋外观较差。”两份评估报告中对顾世民承租部分的表述相同。一审法院采信该资产评估报告系以之确定华盛宇公司在改制时接受转让的资产情况，而两份报告虽然存在差异，且一审法院就该评估报告进行调查时，接受调查的评估机构表示华盛宇公司所提交的评估报告是应当收回的报告，但因为两份评估报告对于2005年资产转让时顾世民所承租的资产表述一致，且双方当事人提交评估报告的证明目的均为证明2005年资产转让时华盛宇公司所获得的资产情况，故一审法院对两份评估报告均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关于华盛宇公司的经济损失及赔偿范围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华盛宇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本案所理涉的内容为谷里街道于2013年12月27日的强制拆除行为，其经济损失也应当限于该强制拆除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华盛宇公司提出的其他方面的损失不属于本案理涉的范围。对于12月27日拆除的建筑物面积，谷里街道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明确的面积与一审法院庭审中华盛宇公司所称的面积基本一致，双方均认可约为2500平方米，其中因改制获取的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因华盛宇公司由改制获取的部分已经得到补偿，故一审法院确认应当赔偿的部分为1500平方米具有事实依据。因华盛宇公司称其扩建部分建设成本约为420元/平方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扩建部分建设年代和折旧、建筑材料回收的可能性、建设人工成本占比等因素，酌定扩建部分损失为120元/平方米，从而确定行政赔偿数额为180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华盛宇公司和谷里街道关于行政赔偿问题的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华盛宇公司及上诉人谷里街道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京华盛宇实业有限公司和上诉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各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苏文
审判员 洪 途
审判员 黄 飞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孙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