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民申289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炜铭，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代理人：许勇、何胜兰，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宋广菊，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负责人：徐志恒，社长。
再审申请人徐炜铭因与被申请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保利集团）、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下称琶洲经联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66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徐炜铭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审法院）在没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认定回迁户型属于《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下称《安置协议》）的主要或核心条款，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就本案讼争的回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协议，进而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9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安置协议》约定了预约条款，合同合法有效，保利集团应履行双方约定的预约条款。《安置协议》第一条第一款关于确定回迁户型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的条款属于预约条款，保利集团有义务履行该预约条款，即提供户型供申请人选择，并就具体回迁户型与申请人协商。但由于保利集团建设的住宅不足，导致保利集团必然无法就回迁户型与全部村民进行协商确定，从而构成违约。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保利集团履行该预约条款，完全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2.一、二审法院以协议双方未达成补充协议就认为双方根本没有达成合同，显然不符合维护交易稳定性的合同法精神。《安置协议》签订时，回迁户型根本没有确定，当然无法就具体回迁户型直接作出约定，故双方约定了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的条款，这在实践中也时常发生。合同除了对回迁房型未约定，对临迁安置补助费、逾期支付临迁费的违约金及逾期交楼的违约金计算方式等安置补助情况都进行明确约定。如果按照一、二审法院的逻辑，未在合同中穷尽一切情况的合同都应当被认定为双方根本没有达成协议，这显然不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性。3.申请人与保利集团就回迁户型曾进行过协商并形成书面文件，但由于保利集团隐瞒了公寓的商业性质和进行设计变更，导致双方确定的户型最终无法履行，尽管如此，法院也不能以此认定双方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4.《安置协议》具备安置补偿的具体标准等核心内容，对回迁的具体标准等核心内容作出了详细约定，回迁房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住宅或商铺，就不会因为户型影响安置协议的成立。况且回迁户型不属于合同的主要或核心内容，即使一时无法确定，也不应当以此否定《安置协议》的成立。5.二审法院错误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立法目的都是为了促成合同目的的实现。本案双方当事人本着保利集团能拆除申请人的房屋并对申请人进行安置补偿的目的而签订了《安置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故二审法院应当按照有利于协议双方合同目的的实现进行裁定，而非简单粗暴地认为法律对回迁房屋如何确定没明确规定就否认双方的合同关系。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适用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形，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了《安置协议》，故不适用该批复。7.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效的复函、答复、批复，裁定法院有权审理本案。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问题的复函》（[2007]民立他字第54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答复》（法研[2001]116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法研[2001]5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2号】的内容可知，针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案件予以受理，并就实体问题作出判决。8.《安置协议》约定因履行本协议（包括预约条款和本约条款）发生争议应由人民法院审理解决。（二）《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下称《安置方案》）的内容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村民自治是对涉及“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进行自我管理，表现为村民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无需再与村民签订协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列明的“自治事项”看，“自治事项”的范围仅限于集体财产的使用、收益、处置和基于村民社员权享受的公益事业，并非对成员私有财产作出处理。2.《安置方案》涉及对申请人私有财产的处分，超越了村民自治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等相关规定，申请人对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对地上房屋等私有财产享有排他的所有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安置方案》涉及被拆迁房屋的阳台、超建面积、临迁费、弃产的补偿以及复建安置、办理产权证等事宜，归根结底是关于申请人房屋的方案，不包括对所有权属于集体的宅基地的处理，可见，《安置方案》完全是对村民私有财产相关权益作出补偿的约定，超越村民自治的范围。（三）即使《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并不绝对排斥申请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寻求司法的介入。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即使明显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承包经营权与相关主体发生纠纷，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法院都应当受理。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履行《安置方案》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从而认定本案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与一、二审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自相矛盾。《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穗府【2009】56号，现已失效）的附件2《关于广州市推进“城中村”（旧村）整治改造的实施意见》第五条第二十四项规定：“对不履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决定通过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参照该规定，一、二审法院对琶洲经联社依据《安置方案》起诉申请人等琶洲村民要求拆除房屋的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并没有以《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围而驳回琶洲经联社的起诉；但到了回迁阶段，村民同样因拆迁方不履行《安置方案》约定的义务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却以《安置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围为由驳回村民的起诉。可见，一、二审法院明显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四）保利集团作为改造主体承诺承包完成改造项目，一、二审法院无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硬生生地将保利集团基于其与申请人签订的《安置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义务认定为受琶洲经联社所托的代理行为，完全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1.保利集团负责承包完成改造项目，非一、二审法院认定只是受琶洲经联社委托而具体实施《安置方案》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根据保利集团与琶洲经联社签署的《“琶洲村”项目合作合同》第二条、第四条、第七条的约定，改造项目中发生的费用均由保利集团承担，这与《授权委托书》中“代替”的表述也相吻合，因此，申请人要求保利集团承担责任完全有合同依据。2.琶洲“城中村”改造的主体实为保利集团。在琶洲“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地块一、地块三、地块四、地块五、地块十一的使用权人均为保利集团，而不是琶洲经联社；整个“城中村”项目改造也一直由保利集团主导，故其对《安置协议》的履行负有当然义务。3.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保利集团应履行其与申请人签订的《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保利集团如不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申请人就有权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这一案由请求法院判令保利集团履行合同义务。4.保利集团与琶洲经联社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保利集团在本案一审时曾提交其与琶洲经联社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其中明确约定：“保利集团代替琶洲经联社履行与拆迁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义务，享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权利，并具体实施各项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而“代替”不同于“代理”，实际上是琶洲经联社将其在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的权利义务全部交由保利集团概况承受，或者是债的加入；事实上也是保利集团直接向村民交付回迁房及支付安置补助费等。据此，如果是委托代理关系，应当是保利集团从琶洲经联社取得回迁房及安置补助费，再补偿给村民，但事实并非如此，交付回迁房之前，房屋所有权人是保利集团，支付安置补助费的金额也是保利集团承担，故负责拆迁安置补偿的主体就是保利集团，只不过琶洲经联社需共同承担责任而已。5.申请人从未主张涉案纠纷只是其与保利集团之间的纠纷，二审法院作此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五）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的诉请事项不具有确定性，法院无法进行实体审查并作出具有可执行性的判决，这一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申请人诉求回迁安置补偿住宅完全具有确定性，二审法院在未对事实进行论证及依据法律进行说理的情况下，就简单得出申请人的诉求本身不具有确定性，完全不具有说服力，也没有法律依据。（六）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要求保利集团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逾期违约金、宅基地补偿款等诉请，均需以交付回迁安置房的审查结果为依据，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亦无法进行实体审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安置协议》第十条“违约责任”对保利集团逾期支付安置补助费及逾期交付回迁安置房屋的违约责任，约定非常清楚，无需以申请人与保利集团是否就回迁房达成补充协议为前提。事实上，截止至目前，保利集团未向申请人交付回迁房，也逾期支付安置补助费，这些事实是各方都清楚及确认的，故保利集团应向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且《安置协议》中并未将双方是否达成补充协议作为认定违约责任的条件。即使双方未就回迁房屋的情况签订补充协议，也不影响这部分诉求的实体审查，申请人这部分诉求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2.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是确定的，法院能够据此作出可执行性的判决。根据《安置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回迁安置房屋面积是确定的，同地区房产单价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确定下来，违约金的比率也是确定的，故此违约金的计算结果是可以确定的，且应当得到法院支持的。（七）二审裁定未就申请人在《二审补充说明及代理词》中提出二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1民辖终1426号民事裁定（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的裁决结果进行解释。该案与本案相同，也是关于《安置协议》引发的纠纷，经二审法院审委会讨论，认定该案属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而认定原审法院以该案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属适用法律错误。该案的案由与本案一致，但处理结果完全相反，故二审法院对本案的裁决结果应予撤销。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经查，本院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徐炜铭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本院另查明：2014年，徐羽冲、徐园园、徐敏、叶鸿基、徐翔、徐羽丰（下称徐羽冲等六人）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琶洲经联社、保利集团，请求判令：1.确认琶洲经联社、保利集团关于《摇珠分房方案》的摇珠分房、随机分房及收楼行为无效，并立即停止摇珠分房、随机分房及收楼等相关行为；2.受理费由琶洲经联社、保利集团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琶洲经联社与保利集团于2008年5月26日签订《“琶洲村”项目合作合同》，并于2008年8月5日签订《协议书》。2008年8月28日，琶洲经联社公告《安置方案》，并于2008年9月4日表决通过。2010年1月4日，琶洲经联社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保利集团以其名义与被拆迁人依据《安置方案》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0年期间，起诉人与保利集团签订《安置协议》，约定保利集团在起诉人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一年内向起诉人提供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作选择；等。2014年11月3日，保利集团出具《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2014年11月3日，广州市规划局基于琶洲村村民的信访于即日出具的《广州市规划局关于徐志豪等琶洲村民信访问题的复函》确认“尚未发放琶洲村改造回迁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起诉人随后领取了保利集团出具的《摇珠分房方案》。经全体组织成员一致同意，琶洲经联社于2014年11月4日向保利集团出具《关于终止授权分房及收楼的权限告知函》，并于2014年11月14日向保利集团出具《关于终止<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的告知函》。2014年11月14日，琶洲经联社出具《声明书》表示对《摇珠分房方案》不予认可。据此，起诉人认为，保利集团单方面公布《摇珠分房方案》并实施，与琶洲经联社的《安置方案》严重不符；保利集团尚未取得回迁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琶洲经联社作为改造项目的主体，出函终止授权保利集团分房及收楼权限，也对其单方公布的分房方案不予认可，并对摇珠结果视为无效；作为琶洲村改造配套的学校等还没动工建设；保利集团并未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日起一年内向起诉人提供回迁安置户型及面积作选择，保利集团明显违反《安置协议》的相关约定。
对于上述徐羽冲等六人起诉案,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起诉人提交的证据，起诉人与保利集团签订的《安置协议》约定保利集团在起诉人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一年内向起诉人提供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作选择，具体回迁户型由起诉人、保利集团以补充协议形式另行约定。琶洲经联社于2010年1月4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受托人为保利集团，委托事项包括以受托人名义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代替委托人履行与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义务、享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权利并具体实施各项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保利集团于2014年11月3日发出《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同年11月6日发出《摇珠分房方案》，该方案载明‘鉴于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区（地块十一）共14栋楼回迁安置房已按时竣工可以交付使用，为了做好回迁安置房的分房工作，根据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政策、《安置方案》以及2010年被拆迁人对回迁安置房的户型申请情况，结合14栋回迁安置房的实际情况，现制定《摇珠分房方案》……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由此可见，该方案是由保利集团单方发出。现起诉人不同意该方案，视为双方未就具体的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等达成协议，因双方未对该拆迁安置内容达成协议，故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4）穗海法立民初字第232号民事裁定：对徐羽冲等六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徐羽冲等六人不服该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因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必备及主要内容，现起诉人对上述方案有异议，应视为双方并未就具体的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等达成协议。据此，本案中双方并未对拆迁安置内容达成协议，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仅依据保利集团单方制定的《摇珠分房方案》的摇珠分房、随机分房及收楼行为无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依法应不予受理。”二审法院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2015）穗中法立民终字第21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再查，2016年，李翠莲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保利集团、琶洲经联社，请求判令：1.保利集团向起诉人提供总面积不小于171.81平方米住宅性质的回迁房置换之前分配给起诉人的三套办公性质公寓回迁房；2.琶洲经联社承担履行《安置协议》的连带责任和义务；3.保利集团、琶洲经联社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3日，起诉人与保利集团签订一份《安置协议》，约定起诉人回迁总面积为171.81平方米。起诉人依照公示的“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所制定的分房方案申请了一套住宅和两套公寓，后被告知住宅的户型已全部分配，起诉人被迫申请修改为三套公寓。但从之后公开的信息得知，参加摇珠的外地人还可以分配到住宅，并且有起诉人之前申请的住宅户型。而起诉人身为琶洲经联社的村民，《安置协议》涉及的起诉人被拆迁的房屋为农村宅基地房屋，为此，起诉人多次与保利集团、琶洲经联社协商，要求把分配的公寓置换为住宅，但其不予理睬。
对于上述李翠莲起诉案,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起诉人与保利公司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第二条第一项反映，双方是按《安置方案》进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因此，本院认为，起诉人与保利公司、琶洲经济联社讼争的纠纷本质是双方在履行《安置方案》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2016）粤0105民初3540号民事裁定：对李翠莲的起诉不予受理。李翠莲不服该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针对的是其与拆迁单位保利集团签订的《安置协议》，而非对琶洲经联社公告的《安置方案》有异议。上诉人与保利集团作为《安置协议》中合同的相对方，因该协议而引发的纠纷，属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以本案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6）粤01民辖终142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354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受理。
本院认为，徐炜铭依据其与保利集团签订的《安置协议》，以保利集团至今未按约定向其交付回迁安置房屋已构成违约为由而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安置方案》未明确回迁安置房的具体分配方式。《安置协议》只是确定徐炜铭回迁安置的房屋标准和面积、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迁补助费等费用的支付标准、交房期限和交楼标准以及在上述约定内容基础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同时亦明确约定具体回迁户型由双方以补充协议形式另行约定。而保利集团单方公布的《摇珠分房方案》，则对回迁安置房的具体情况、住宅户型、分房的基本原则、分房的规则以及摇珠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等内容进行了具体的约定。因徐炜铭未按照《摇珠分房方案》参加摇珠，讼争双方当事人至今未能就具体回迁房屋的性质、户型等核心条款协商一致。据此，根据徐炜铭起诉本案所主张的第1项诉讼请求以及关联案件当事人李俊等人向保利公司发出的《拒绝收楼通知书》，本案纠纷产生的起因实质是徐炜铭等人认为保利集团应按照《安置协议》的约定，就具体回迁户型与其协商进而达成协议，而不应通过摇珠分配方式进行分房，对《摇珠分房方案》不予认可。而对《摇珠分房方案》有异议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中法立民终字第216号民事裁定认定因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必备及主要内容，如对《摇珠分房方案》有异议，应视双方并未就具体的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等达成协议。因此，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讼争双方未就具体回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裁定驳回徐炜铭的起诉、上诉并无不当。
关于徐炜铭申请再审时所提到的保利集团应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逾期违约金、宅基地补偿款等的问题，徐炜铭之所以没拿到回迁安置房，是因为不认可《摇珠分房方案》，不愿通过摇珠分配的方式领取。因此，在双方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该等主张存在不确定性，且是依附于徐炜铭起诉本案主张的第1项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其主要诉讼请求被认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情况下，对该等主张难以进行实体审查。
关于徐炜铭申请再审时所提到的二审法院（2016）粤01民辖终1426号民事裁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案起诉人李翠莲已经分配到回迁安置房即三套公寓，其是对分配给其回迁安置房的性质不满意，而起诉主张置换为面积相等的住宅房。由此可见，该案的案情与本案不同，不具有同一性。
综上所述，徐炜铭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徐炜铭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詹伟雄
审判员 邹 莹
审判员 邵静红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耿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