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17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桂玉成，男，198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
委托代理人李彬，上海恒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承浩，上海恒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文，男，196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代理人陈佳吉，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玉成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5）静民二（商）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日，桂玉成、王伟文签订《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甲方（王伟文）出资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收购乙方（桂玉成）在江苏大家银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家银公司”）7%的股权。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甲方需向乙方支付收购总金额的10%，即五万元整，作为收购定金。乙方在收到甲方收购定金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股权转让双方具体守约条款和去工商局等机构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甲方收到乙方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在2个工作日内支付四十万元。甲方将收购总金额的剩余部分五万元在工商局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的9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期间乙方不得作出任何有损于大家银公司的行为，如发现上述情况，甲方有权不予支付剩余的金额，如情节特别严重，造成巨大损失，甲方保留对乙方法律追究与经济赔偿的权利。同日，桂玉成出具《承诺书》，承诺：本人在把大家银公司股份转让于王文伟先生后，出于对收购人负责，维护公司稳定以及职业操守，作出以下承诺，1、在未来3个月内不得转移公司的客户；2、在未来3个月内不得使用接纳销售部的员工；3、不得转移公司的任何财产；4、不得散播任何对公司不利的言论；5、不得转移公司现有的媒体资源。以上五条违反任何一条都将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日，桂玉成收到王伟文股权转让款45万元。
桂玉成认为王伟文拒绝支付剩余的5万元股权转让款，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王伟文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
原审另查明：上海千干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干升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3日。投资人为桂玉成、姚远、陈琛（姚远、陈琛两人分别为另案与王伟文发生股权转让纠纷的原告），后于2015年7月变更为陈琛。
原审再查明：原大家银公司客户焦永自2014年7月起，在江苏坤能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能公司”）名下开始交易，坤能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与千干升公司签订《居间商协议书》。此外，原大家银公司员工沈溢、蔡玉琳于2014年5月离职，自2015年1月起由千干升公司为其二人缴纳社会保险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桂玉成与王伟文签订的《股权收购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恪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伟文认为桂玉成违反《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以及《承诺书》的约定，故王伟文有权不予支付剩余转让款的理由是否成立。《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中约定，在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90个工作日内王伟文不得做出任何有损于大家银公司的行为；《承诺书》中约定，在协议签订未来三个月内，不得具有约定的五种情形。综观上述约定，双方对于股权转让款余款设定支付条件的目的正如《承诺书》所表述的，系出于对收购人负责，维护公司稳定以及职业操守。因此，判断桂玉成是否违反约定或承诺，应从双方约定的协议目的，以及维护社会最大诚信、保证交易安全的角度综合判断。根据庭审中王伟文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大家银公司客户焦永自2014年7月起即在坤能公司名下开始交易；原大家银公司员工沈溢、蔡玉琳于2014年5月离职，后供职于千干升公司；两名证人亦证明在2014年4月底左右，桂玉成等人劝说其离开原公司到桂玉成处工作。桂玉成认为，客户的转移以及员工的离职、入职系个人行为，且与约定的时间段以及《承诺书》的五条内容并不能完全对应。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中约定王伟文不得做出任何有损于大家银公司的行为，《承诺书》中五条承诺系对具体行为的细化，但如果将判断标准仅局限于该五条内容的文字表述，则关于不得做出任何有损于大家银公司的行为的协议本意将无法充分体现和落实。同时，上述客户转移、员工入职等情况在发生时间上可能与约定的禁止时间不能完全对应一致，但上述情况发生时间与桂玉成是否在约定的时间段内存在相关行为并不能简单等同。因此，王伟文提供的相应证据在证明力上达到高度盖然性，共同证明了桂玉成存在违反约定及承诺的相应情形，王伟文不同意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成立。故原审法院对于桂玉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对桂玉成要求王伟文支付股权转让款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桂玉成负担。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桂玉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涉案《承诺书》中明确约定了桂玉成不得出现的几类行为以及时间节点，原审法院不应超越当事人的约定对此作出扩大解释。2、王伟文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足，原审采信前述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理由不充分。故认为原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桂玉成的原审诉请。
被上诉人王伟文答辩称：1、原审法院对《股权收购转让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进行了合理解释，反映了当事人签署这两份材料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和签约目的，并未擅自作出扩大解释。2、王伟文提供的一系列证人证言及案外人的书证均能反映桂玉成等人恶意违背《股权收购转让协议》及《承诺书》的约定，损害标的公司利益的事实，故原审基于此认定桂玉成构成违约，于法有据，作出的判决并无误。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中，王伟文认为，桂玉成在签署《股权收购转让协议》及《承诺书》之后违反了双方的约定、作出了有损于大家银公司及王伟文的行为。例如，桂玉成等人在签署前述协议后游说多名员工离职前往桂玉成等人另行设立的千干升公司工作，并直接导致两名员工在前述协议签署后一个月便离职，又于半年后正式入职千干升公司。此外，千干升公司作为中介公司将原属于大家银公司的客户焦永介绍至其合作单位坤能公司，并从中获取中介报酬。而焦永在坤能公司的首笔交易日恰是前述协议签署后的第三个月末。此外，大家银公司的合作单位也证明，千干升公司曾以提高居间报酬的方式拉拢其，后在大家银公司提高报酬挽留后，其才继续与大家银公司合作等等。故而认为前述种种行为均可反映桂玉成违约的事实。基于此，王伟文有权依照协议的约定拒付股权转让尾款。桂玉成则认为，王伟文反映的种种问题并不能与《承诺书》中约定的条款完全对应，例如，《承诺书》中约定的是“在未来3个月内不得转移公司的客户”以及“在未来3个月内不得使用接纳销售部的员工”。而王伟文反映的客户焦永转到其他公司进行交易的时间距离二人签约已超出三个月，且客户系自行转移交易公司，与桂玉成无关。两名员工进入千干升公司工作属实，但时间也已距离二人签约超出了三个月，且该两名员工并非隶属于销售部，而是客服部员工。至于案外人公司及尚未离职的员工，由于和大家银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均不足以采信。从而认为自身不构成《承诺书》中约定的违约情形，王伟文无权拒付股权转让尾款。
基于此，本案二审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王伟文所列举的，大家银公司原客户转移、原员工离职并进入桂玉成新成立的公司工作，以及部分员工及合作单位证明，桂玉成等人教唆员工离职及合作单位解约等种种行为，能否达到证据的高度盖然性，以佐证桂玉成违背了其与王伟文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其作为股权转让一方的附随义务，从而导致王伟文可以其违约为由拒付5万元股权转让尾款。
对此，本院认为，纵观涉案《股权收购转让协议》及《承诺书》的约定内容，可以反映出，双方当事人作出股权出让方不得从事种种行为的特别约定的原因，即在于保护股权受让方的利益以及维护标的公司的稳定。究其实质，无非是股权受让方希望其收购的公司持续稳定地具备之前的业务经营能力，而不因股东的变更导致公司员工以及客户丧失稳定性。且正是考虑到原股东离去后可能出现的挖走员工、撬走客户等种种违反职业操守的后果，双方不仅在《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股权出让方不得作出任何有损于标的公司的行为，否则股权受让方将不予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及情节特别严重须另行追责等的约定，并且在《承诺书》中再次约定，出于对收购人负责，维护公司稳定以及职业操守而签署该《承诺书》，并不厌其烦地一一列明了具体的行为。故本案在审查桂玉成是否存在违反约定的情况时，不宜对前述《承诺书》约定中的文字作严格字面意义上的理解，而应当将双方签约的目的、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与目前出现的事实后果进行综合比对分析，从而判断股权出让方是否存在对收购人不负责、不予维护标的公司稳定、以及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进而构成违约。
本案中，原大家银公司客户焦永经千干升公司居间，至坤能公司开展业务。有记载显示的首笔业务的交易时间为2014年7月2日，恰为2014年4月2日《承诺书》签署后的第三个月末。故即便严格参照《承诺书》的时间节点，千干升公司及桂玉成亦难脱干系。更何况，说服、转移客户等行为的发生必然早于客户正式在其他公司的交易开始之日。故此节事实可以反映桂玉成违反了《承诺书》的第一条。本案中，虽然有记载显示的沈溢、蔡玉琳两名员工在千干升公司开始缴纳社保的时间为2015年1月，但二人早在《股权收购转让协议》及《承诺书》签署后一个月即2014年5月便从大家银公司离职，且并无二人在离职后曾就职于其他单位的证明。故并不排除二人在千干升公司经过了试用期后再行正式签约、缴纳社保的可能性。故缴纳社保的时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二人正式于千干升公司工作的时间。故此节事实可以反映桂玉成违反了《承诺书》的第二条。至于桂玉成所述，二人并非销售部而是客服部员工一节，王伟文认为，客服部隶属于销售部，客服人员的日常工作即对客户进行维护服务，如出现投资亏损等，需要与客户多方沟通，以达到挽留客户及说服客户进一步投资等目的。本院认为，首先，本院在前文中已经表述，本案中不宜对个别字句作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的理解，而应结合双方签约的目的、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综合判断。其次，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划分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事项，王伟文的解释亦具有其合理性。且桂玉成如认为销售部员工的职责职能与客服部存在明显差异的，亦应当由其举证。现桂玉成就此节并无证据提供，故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另，案外人公司及标的公司其余员工的证人证言，亦可从某种程度反映出桂玉成等人存在违反约定的不当行为。故本院认为，结合前述一系列事实，可以推断，桂玉成等人作出了对收购人不负责、不予维护标的公司稳定、以及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故而应当承担相应后果。
另需说明的是，虽然涉案2014年4月2日《承诺书》中约定有“在未来3个月内不得转移公司的客户”、“在未来3个月内不得使用接纳销售部的员工”的期间，但鉴于同一天形成的《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中同样约定有“甲方将收购总金额的剩余部分伍万元在工商局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的9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其间乙方不得做出任何有损于江苏大家银贵金属有限公司的行为，……”的内容。故本院认为，《承诺书》约定的期间及列举的具体行为并非缩小了《股权收购转让协议》的适用范围，仅为语言的表述差异。而《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作为双方签署的主协议，其中约定的“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的90个工作日”及“不得做出任何有损于江苏大家银贵金属有限公司的行为”的约定，更能有效地对抗桂玉成为自己的行为作出的时间节点、具体行为方式等的抗辩。基于此，原审法院认定王伟文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力上达到了高度盖然性，可以证明桂玉成存在违反约定的情形，并支持王伟文不予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判决，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由上诉人桂玉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炜
审判员 陶 静
审判员 杨怡鸣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乐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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