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烟民再终字第7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述霞。
委托代理人：张仁友，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烟台日江网具有限公司。住所地：长岛县长山路**号。
负责人：宋祖德，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殿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岛县商务局。住所地：长岛县步行街。
法定代表人：宋祖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殿合。
再审申请人刘述霞因与被申请人烟台日江网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江公司）、长岛县商务局（以下简称商务局）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本院（2012）烟民一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1日作出（2013）鲁民申字第31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刘述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仁友，被申请人日江公司和被申请人商务局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王殿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8月10日，一审原告刘述霞起诉至长岛县人民法院称：原告1989年在长岛县织袜厂工作，由于是非农业人口，因此参保成为计划内临时工。1991年织袜厂与日江公司合并后进入日江公司工作。1999年2月单位通知职工放长假。2007年单位通知合同制工人签订协议挂档，但没有通知原告，原告到公司代他人签协议时发现了自己的《工作手册》，便拿到就业办挂档。2011年公司清算安置职工，原告作为计划内临时工有政策享受合同制工人的同等待遇。请求判令被告：1、补发1999年至2002年底的失业金8955元；2、补发2001年至2002年底的生活费4608元；3、支付10.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6300元；4、退还1999年至2010年应由单位缴纳的社保费45811.29元。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1999年至2001年底的失业金11352元；2、2000年至2001年底的生活费4608元；3、1989年至2001年的经济补偿金4440元；4、1999年至2009年的社会保险费40173.56元；共计60573.56元。
一审被告日江公司答辩称：1、在企业清算期间，清算小组查阅大量资料也未查找到原告的名字，因此原告在公司的工作时间应截止到1998年底。2、被告为原告等6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至1998年底，后协调延至1999年1月，2003年原告想把劳动关系挂在县就业办，经多次与领导协商，采取由原告将需缴纳的款项缴至单位，再由单位缴至劳保处，故将1999年2月至2002年12月的劳保金补上。3、原告于2007年7月9日到劳动就业办办理了委托档案合同书，而起诉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被告商务局答辩称：原告起诉的主体不适格。
长岛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刘述霞于1989年在长岛县织袜厂工作，身份为计划内临时工。1991年织袜厂与塑料厂合并后，刘述霞继续在该厂工作。1992年日江公司成立时，该厂的全部职工转入日江公司。1999年后由于日江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景气，刘述霞再未到公司上班，日江公司为刘述霞缴纳劳动保险至1999年1月份。2003年1月16日，刘述霞自己出资，通过日江公司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了1999年2月至2002年年底的职工养老保险金。2003年以后的养老保险均由刘述霞个人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2007年7月9日，刘述霞在长岛县劳动就业办公室办理委托管理档案合同书，档案中有刘述霞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及日江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县劳动服务公司：刘述霞同志，女，1965年出生，曾是我公司职工，于99年2月解除劳动关系，本人在单位名下将劳保金续交到2002年12月底，特此证明。烟台日江网具有限公司二00七年七月九日”。
2011年1月20日，刘述霞向长岛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补发失业金、生活费、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费。2011年1月25日，长岛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刘述霞的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书。刘述霞遂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刘述霞与日江公司均未能提供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
另查，商务局是日江公司的主管部门。日江公司于2002年7月1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长岛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07年7月9日刘述霞在长岛县劳动就业办公室办理委托管理档案合同书，此时应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刘述霞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即应依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解决，而刘述霞一直怠于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直到2011年1月20日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因超过仲裁时效，长岛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刘述霞的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刘述霞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未提供时效有中止、中断的证据，故对刘述霞的请求不予支持。故长岛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0日判决：驳回刘述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述霞负担。
宣判后，刘述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07年7月9日上诉人到长岛县劳动就业办公室办理委托管理档案手续并不等同于上诉人与日江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日江公司“2007年7月9日证明”是事后才放入上诉人的档案中的，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日江公司以上诉人是临时工为由，将上诉人排除在2011年1月职工安置范围之外，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日江公司从未与上诉人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应当一直存续至日江公司发布职工安置方案之日即2011年1月4日，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日江公司答辩称：被上诉人公司与刘述霞于1999年2月解除了劳动关系，2007年7月9日，刘述霞到劳动部门办理了委托管理档案手续。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刘述霞从未就本案争议的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事项向公司主张过权利。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述霞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商务局答辩称：刘述霞起诉我局属诉讼主体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述霞对我局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本案中，刘述霞原系长岛县织袜厂的职工，该厂经改制合并成立日江公司后，刘述霞即被日江公司接收的事实清楚。但刘述霞被接收后未曾与日江公司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双方间无劳动合同的约束。且刘述霞自1999年即离开日江公司，此后刘述霞再未为日江公司提供劳动，日江公司也未再支付刘述霞任何劳动报酬，双方间已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因此，自刘述霞离开日江公司之日起即产生双方间劳动关系终止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认定2007年7月刘述霞办理委托管理档案手续时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并无不当。刘述霞要求日江公司支付1999年至2001年的失业金、2000年至2001年的生活费、1989年至2001年的经济补偿金已超过仲裁申诉时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刘述霞要求日江公司支付1999年至2009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本院不予审理。商务局系政府企业管理职能部门，与刘述霞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述霞对该局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刘述霞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及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于2012年1月2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述霞负担。
判决生效后，刘述霞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1日作出（2013）鲁民申字第31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刘述霞申请再审称：1、被申请人日江公司给申请人建立了《职工养老保险手册》，这就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不在申请人。劳动法自1995年就取消了临时工，申请人1999年离开公司不是本人意愿，是听从公司安排放长假，办理委托挂档也不是自己个体的行为，公司当时承诺挂档与不挂档将来的待遇是一样的。本案的审理应当考虑日江公司对职工进行安置的重大事实背景，2011年1月4日被申请人公布安置方案时，申请人才知道自己并不在安置范围之内，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就应当在此时。2007年7月9日申请人办理档案托管并不等于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申请人也从未收到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或通知。2、申请人办理档案托管手续时，档案中只有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公司当时出具的证明材料是“刘述霞同志1965年出生，是日江网具公司职工，从1999年2月-2002年底向公司补缴劳保金为：5811.29元，特此证明。”可到了打官司复印档案材料时却发现公司证明被更改，因此日江公司单方出具的证明是不真实的，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公司经理王殿合怕负责任，才不敢在更改后的证明里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显然是商务局领导的威逼、迫使。公司的大多数职工在2011年之前都办理了档案托管手续，有的还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但在清算安置时都落实了相关待遇，对申请人是不公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颁布）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二）项的规定，请求撤销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烟民一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依法对本案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日江公司答辩称：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有关证据已提交。申请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来推翻一、二审判决，没有申请再审的理由。申请人所讲的公司证明被更改纯属捏造事实，这份证明是申请人通过私人关系找到王殿合开出来的并由申请人本人送交劳动管理部门的，如果是后期被更改的，那么申请人为什么还在一审时作为证据提交？申请人自1999年起就与日江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了，故不存在必须对申请人实施补偿一说。
被申请人商务局答辩称：商务局系企业管理职能部门，与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人对商务局提起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称其是日江公司职工，日江公司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本院再审查明，刘述霞主张商务局处置了日江公司的资产，因此应对日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刘述霞未对其该主张提供证据。商务局则认为其作为日江公司的行政主管部门，没有义务对日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离开日江公司的时间和原因，刘述霞称是1999年9、10月份因单位通知放长假才离开公司的，日江公司称于1998年底在给刘述霞及与她身份相同的6个人补齐了工资和劳保金后，予以辞退，但双方没有办理书面的辞退手续，此后公司对临时工全部不再雇佣，1999年底企业不能再经营了，对正式职工进行放假，在放假期间每月发放生活费192元。刘述霞认为其与日江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到2011年清算安置的时候，但同时也表示在其工作期间都是正常发放工资的，但自从离开公司后，日江公司再未为其发放过工资或生活费，其本人也没有去单位就发放生活费的问题提出过要求。
日江公司表示刘述霞的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劳保手册，于2003年被刘述霞拿走。刘述霞则称其是在2007年在日江公司的办公室看到自己的劳保手册被放在办公桌上，就自己拿着去办了挂档。庭审中，刘述霞称其认为挂档就意味着以后交保险就是通过劳动服务公司交钱，跟单位没有关系了。刘述霞还主张其在办理挂档时，日江公司为其出具的证明与目前档案中留存的证明内容不一致，原来的证明内容为：“我公司职工刘述霞，女，1965年出生，于1992年2月到2002年12月底向公司补交劳保金5811.29元，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人填写为王殿合，由日江公司加盖印章，时间为2007年7月9日。而目前存放于其挂档材料中的证明内容为：“县劳动服务公司：刘述霞同志，女，1965年出生，曾是我公司职工，于99年2月解除劳动关系，本人在单位名下将劳保金续交到2002年12月底，特此证明。烟台日江网具有限公司二00七年七月九日”，该证明加盖日江公司印章。刘述霞认为现存于档案中的证明是虚假、伪造的，并不是2007年7月9日形成的，是后期由王殿合更换的，因此申请对该份证明的笔迹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王殿合即为本案日江公司和商务局的诉讼代理人，其当庭表示现存放于刘述霞档案中的证明就是在2007年7月9日由其亲自书写的，是为刘述霞办理挂档而出具的，这份证明是刘述霞自己到单位去拿的并送交劳动服务中心。
日江公司称在2001年12月底合营期满前，所有由单位通知放假、发放生活费的职工都属于安置范围内的职工，而刘述霞不在该范围内。刘述霞则认为其应属于安置职工的范围，提交了日江公司与吕淑华、高秀梅之间的同意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以及日江公司与包秀梅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以此证明无论是否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挂档，都一视同仁地解决合营期间的遗留问题。刘述霞还提交了于祝连的证言，证实于祝连也办理了挂档，在2004年退休时日江公司将她个人垫付的4112.13元保险金予以退还。刘述霞认为吕淑华、包秀梅两人虽然办理了挂档，但日江公司仍给予了相关的安置待遇。日江公司认可吕淑华、包秀梅两人属于安置范围内的职工，但不认可将于祝连缴纳的保险金退还的事实。刘述霞称其没有与日江公司签过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单位在2007年的时候通知过职工去办理挂档，并承诺挂档不挂档都一样，但是日江公司没有通知过刘述霞上述内容。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刘述霞在原长岛县织袜厂改制合并后被日江公司接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刘述霞于1999年离开日江公司，后于2003年1月由其个人出资并通过日江公司缴纳了至2002年底的社会保险金，此后的社会保险金均由刘述霞个人缴纳。在离开单位后，刘述霞再未为日江公司从事劳动，日江公司也再未为刘述霞发放过任何待遇，而刘述霞也从未要求日江公司为其发放生活费等。2007年7月9日，刘述霞到长岛县劳动就业办公室办理委托挂档手续，其主张日江公司承诺无论是否办理挂档都是一样的，但同时也认可日江公司并未向其本人作出过上述意思表示。刘述霞提供的吕淑华、包秀梅两人与日江公司之间的协议和报告中虽有“无论解除劳动合同与否或者办理调动、个人申请挂档等，企业都将按照董事会的意见，一视同仁的解决合营期间的遗留问题”的表述，但这仅能证实在上述两人与日江公司之间存在该约定。在刘述霞未与日江公司签订类似协议的情况下，不能证实日江公司曾对刘述霞作出过相应承诺，刘述霞以此主张其应属被安置的职工范围，证据不充分。刘述霞主张存放于其档案材料中的证明不是2007年7月9日形成的，因此申请对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查，刘述霞在原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在办理挂档时并没有单位出具的证明，只是在2010年底要办理病退时才发现有现存的这份证明；但在申请再审时却称在2007年7月9日由日江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明，经理王殿合签字，并交到劳动就业办公室，只不过当时出具的证明并非现在留存于档案中的证明，在2010年6月、11月仍看到过原来那份证明，直到双方进入诉讼后才发现公司证明被更改。刘述霞在原一、二审期间均未对其档案中留存的证明提出过鉴定申请，而且其关于证明的内容、形成过程的表述前后不一致，故本院对其在再审中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二审认为自刘述霞离开日江公司之日起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告终止，2007年7月刘述霞办理委托管理档案手续时为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并无不当，刘述霞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诉时效。刘述霞主张双方争议的发生之日为2011年1月4日，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二审判决正确，再审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刘述霞申请再审的理由不当，其再审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于2012年1月20日作出的（2012）烟民一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武 静
审 判 员 白月辉
代理审判员 王莉莉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宋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