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85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邹招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棠，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Ｘ，男，196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标，男，197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星，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ＸＸＸ、张海标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7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邦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ＸＸＸ、张海标连带赔偿邦昊公司5654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6540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5%/年自2016年3月21日起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为10000元）；3.判令ＸＸＸ、张海标连带承担邦昊公司所有诉讼成本，暂计26000元；4.本案一审诉讼费及本案上诉费由ＸＸＸ、张海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举证规则，法律适用有误。1.邦昊公司与ＸＸＸ、张海标达成委托经营合作方案，为此邦昊公司分别在2009年与ＸＸＸ、张海标的代表ＸＸＸ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及2012年ＸＸＸ、张海标的代表张海标签订了《补充协议》，ＸＸＸ、张海标从而获得邦昊公司的授权，允许ＸＸＸ、张海标在北京、天津地区以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名义销售经营邦昊公司品牌服装饰品业务。同时，因为ＸＸＸ作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联络人、张海标作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身份，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ＸＸＸ、张海标对外销售经营并与北京中海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订立租赁《房屋租赁合同》，使用该合同约定的商铺作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经营总部。张海标在庭审中也提交了《内资企业设立登记审批表》，里面已经显示了：“在2010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张海标担任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而本案涉及的追偿权纠纷也是由于ＸＸＸ、张海标拖欠在2012年3月至2012年5月中海公司租金而导致的。邦昊公司与ＸＸＸ、张海标订立合同时约定，由于ＸＸＸ、张海标是自然人无权为邦昊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邦昊公司登记对账使用，因此张海标提出，邦昊公司将结算利润货款转入其妻子名下的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再由该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从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和《补充协议》得到实际履行，为此邦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2年2月、4月、5月及2013年5月由邦昊公司转账至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的支付凭证及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相应发票作为证据证明。张海标代理人则辩称：《补充协议》虽然是由张海标签订的，但该合同是其代表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签署，实际经营人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为此张海标向一审法院提交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及《厂家人员管理协议》作为证据证明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才是与邦昊公司委托经营关系的单位。邦昊公司针对张海标的答辩，已经明确否认其陈述并对其提交的两份证据进行质证指出，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无法有效证明张海标的答辩主张；张海标提供的两份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3月，与ＸＸＸ、张海标在2012年3月至5月经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拖欠中海公司租金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性；邦昊公司否认张海标获得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授权作为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代表与邦昊公司订立合同，更否认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获得邦昊公司的授权在北京、天津地区销售经营邦昊公司品牌服装饰品业务的权利，该举证责任应该由张海标承担，否则应当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在张海标无法加强证据证明其答辩的情况下，错误采信张海标的答辩意见并否定了邦昊公司的合法诉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2.邦昊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指出，ＸＸＸ、张海标是共同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名义在北京、天津地区经营邦昊公司品牌服装饰品业务，为此张海标2012年12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2009年ＸＸＸ《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内容的变更和补充，而且邦昊公司提供了(2014)朝民初字第0225l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证明。庭审中，虽然张海标对此予以否认，并辩称其从未担任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只是答应邦昊公司股东翁建飞的请求，曾担任过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而且与邦昊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且即使在担任负责人期间，张海标的行为也是代表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行为，其没有过错，邦昊公司向张海标主张代位求偿也不成立。而第二次庭审中，张海标却承认其签署了2012年12月29日的《补充协议》且声称是得到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的授权并以其名义签署，上面合同没有盖公章，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是获得邦昊公司的北京销售品牌服装饰品经营授权，为此张海标出示《内资企业设立登记审批表》作为证据。但从该证据内容呈现，其是同意并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作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张海标在两次庭审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首先是张海标否认其曾经是其签订《补充协议》也并非邦昊公司的公司员工，但又声称答应邦昊公司的股东请求成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但张海标一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陈述；从证据上看，除了邦昊公司提供转账给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外，张海标作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期间仅履行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义务而不收取邦昊公司的任何收益，明显不符合常理。3.一审法院及张海标主张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是获得邦昊公司在北京地区的销售资格，所以才有可能获得邦昊公司的支付款项的权利并开具相应发票给邦昊公司的义务，但张海标及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至今没有提供相关的合同证明。本案居然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且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审法院应当依法追加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核查本案的事实情况，为此，邦昊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明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违法。4.张海标指出(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并判决认定其是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负责人也是错误的，其作为该案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对该判决提起再审申请推翻该错误认定，否则该份判决书应当作为邦昊公司有利的证据证明张海标、ＸＸＸ是共同经营管理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有利证据，并由此证明在ＸＸＸ、张海标共同经营管理期间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名义拖欠中海公司租金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该份证据的合法证明效力予以认定，错误否认ＸＸＸ、张海标的共同销售经营北京、天津地区邦昊公司品牌服饰的业务事实。5.邦昊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是张海标签署确认的，是作为ＸＸＸ签署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内容上的补充与变更，两份合同中从经营范围、区域、权限等均是意义相符的，合同内容是相互承接环环相扣，两者是延续性的法律关系，但张海标否认《补充协议》是《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延续，但无法解释其为何签署《补充协议》而非其他委托协议或经营合同，同时张海标无法提供《补充协议》的前份协议或合同证明其代表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订立北京、天津地区销售经营邦昊公司服装饰品业务的主张。由此，邦昊公司认为据此可以认定《补充协议》是《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延续，且ＸＸＸ、张海标在2009年至2014年共同经营邦昊公司北京、天津业务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未从法律逻辑思维的角度考虑，错误认定事实。6.关于一审法院认为ＸＸＸ应按照《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支付保证金，而该合同书约定才生效。邦昊公司认为，主张合同效力的主体应当是订立合同的双方或三方，张海标否定该合同主体资格，ＸＸＸ也不出庭参与庭审，自愿放弃其权利，何况ＸＸＸ至终没有否定其与张海标实际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在北京、天津地区销售经营邦昊公司品牌的服装饰品业务。一审法院仅凭邦昊公司没有回应是否收取了ＸＸＸ、张海标保证金情况就认定该合同因为没有生效，从而抹杀了双方长期以来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实际交易，否定了双方的实际交易事实，该判决确实有违法理。另外从《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中关于保证金的约定作用可以看出，该保证金是用于ＸＸＸ、张海标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销售经营义务时而作出抵扣的保证，当双方结束授权销售经营的法律关系后，邦昊公司退还给ＸＸＸ、张海标，故不能简单认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补充协议》生效的唯一标准。但一审法院漠视事实更错误适用法律，判定《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没有生效，严重损害了邦昊公司的合法追偿权益。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对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证金，属于违约行为，但是不能阻碍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合同，按照合同对方应承担其在自营业务中产生的损失。一审认为合同没有支付保证金，合同未生效是违背事实的，双方2009年12月-2014年已按照合同及补充协议来履行托管费以及损失的约定。综上，一审法院在没有调查清楚案件情况，在认定事实不清、真伪不明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作出损害邦昊公司合法权益的判决。请求支持邦昊公司的合法诉请。
被上诉人张海标辩称：不同意邦昊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邦昊公司应当视为没有提出上诉。邦昊公司的《民事上诉状》最后一页“上诉人”后只有邦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邹招海的个人签名，并没有加盖邦昊公司的公章；同时，张海标收到邦昊公司的《民事上诉状》时间是2017年9月1日，而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时间是2017年5月22日，邦昊公司已经过了上诉期间，应视为邦昊公司没有提出上诉。（二）邦昊公司将其与ＸＸＸ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故意“嫁接”张海标与邦昊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张海标并非本案的被告。1.邦昊公司提供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中并没有张海标的签名，合同书中的签名为ＸＸＸ，只能证明该合同书中是邦昊公司与ＸＸＸ建立了合同法律关系，张海标并非是合同书中的合同相对方，在此合同书中，张海标并没有与邦昊公司建立合同法律关系。邦昊公司应按合同相对性原则向ＸＸＸ去追究合同责任，而不能追究张海标的责任。2.邦昊公司提供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不得而知，因为该合同书中第11条附则中第11.1款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收到乙方(ＸＸＸ)的保证金时生效。”本案中邦昊公司并未提供其收到乙方(ＸＸＸ，也没有ＸＸＸ的身份证号码)保证金的证据，该合同书中也没有记载时间，因此，该合同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同时该合同书(12页)只有最后一页上有ＸＸＸ签名，但并没有ＸＸＸ的骑缝指膜印，故该合同书的真实性存疑。3.从(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看出邦昊公司的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间的欠缴租金直至该租赁合同被法院判决解除时间：2012年5月16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租赁中海公司租赁期间是从2012年3月1日开始至2012年5月16日止，邦昊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中合同时间是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此是邦昊公司单独与张海标发生的业务合作关系，张海标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欠缴中海公司租金一事没有任何关联性。4.《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合同期间为2009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张海标与邦昊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期间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两个合同的签字人、时间、地点、内容完全不相同。（三）邦昊公司没有将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间签订的《关于租赁××之房屋租赁合同》提交，故只能从各时间段证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所欠缴的租金与张海标没有任何关联性。1.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注册成立时间为：2008年8月14日(负责人为黄建静)，而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的《关于租赁××之房屋租赁合同》时间是2009年11月21日【见（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判决书】，邦昊公司提供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时间为2009年12月1日开始生效，这足以证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的《关于租赁××之房屋租赁合同》是在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之前；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欠缴中海公司租金(￥119038元)时间为：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5月16日，而张海标成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时间是2012年10月30日之后，从上述时间段上可以证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所欠缴租金与张海标没有任何关联。2.邦昊公司恶意不提交《关于租赁××之房屋租赁合同》(邦昊公司可以到北京××人民法院档案室复制)，故导致该合同到底是哪个主体与中海公司签订，故邦昊公司应当承担此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中显示张海标是邦昊公司及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在此期间张海标行为是代表公司行为，张海标没有过错，邦昊公司对张海标的进行代位求偿也是不成立的。1.(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中显示张海标是邦昊公司、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海标在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期间并无任何过错，张海标没有侵占邦昊公司、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财产等过错行为，亦没有对邦昊公司、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进行承诺，因此，邦昊公司不能因张海标担任过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而向张海标进行追偿。2.(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并不能证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租赁中海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就是与ＸＸＸ经营的北京专卖店有关联性。（五）从邦昊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补交的中国工商银行流水可以证明邦昊公司自2012年2月21日前便与张海标的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1.邦昊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补交的《资金汇划补充凭证》(借)可以证明了邦昊公司自2012年3月1日前与张海标的“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并没有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名义发生业务。2.张海标提供的“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间的《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协议书附件一》可以看出张海标是以“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莎商场合作，并没有以“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与北京燕莎商场合作，张海标也没有以“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与中海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六）邦昊公司的诉讼请求的数额中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案中邦昊公司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传唤后竟然不参与庭审，放弃自己的诉权，导致邦昊公司最终须承担的具体租金数额与违约金数额是多少及是否合理无法确定，邦昊公司没有履行该判决产生扩大利息损失是无权获得求偿权的，对超出的租金、违约金、利息损失完全由邦昊公司自行承担。2.邦昊公司诉求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诉讼成本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中6.1条中只是约定邦昊公司的经济责任、赔偿责任由乙方(ＸＸＸ)承担，律师费、差旅费不能计入邦昊公司的经济责任、赔偿责任，由邦昊公司自行承担。综上所述，邦昊公司要求张海标赔偿邦昊公司的699251.02元的损失及律师费、差旅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邦昊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ＸＸＸ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作出答辩。
邦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ＸＸＸ、张海标连带赔偿邦昊公司663251.02元；2.ＸＸＸ、张海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663251.0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5%/年自2016年3月21日起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为10000元）；3.ＸＸＸ、张海标承担邦昊公司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诉讼成本暂计26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ＸＸＸ、张海标承担。诉讼中，邦昊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ＸＸＸ、张海标连带赔偿邦昊公司565407元；2.ＸＸＸ、张海标向邦昊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56540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5%/年自2016年3月21日起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为10000元）；3.ＸＸＸ、张海标承担邦昊公司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诉讼成本暂计26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ＸＸＸ、张海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的事实。
2009年，邦昊公司（甲方）与ＸＸＸ（乙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北京市、天津市CHAARIOL品牌托管商，负责该区域的市场拓展和经营管理业务，乙方享有委托管理权，并享有应得的报酬，乙方需积极完成各专卖店的销售经营管理目标等。该合同书第3条约定：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400万元，合同期满，如乙方无违反合同约定，甲方应于双方结清最后一个月收入分成后30天内不计息返还乙方，保证金分两次收取，首批保证金200万元在2009年11月25日前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余额200万元保证金分两次收取，其中100万元在2009年12月30日前到账，另100万元在2010年1月31日前到账。第4.2、4.3、4.4条约定：专卖店的所有收入款项，均需汇入甲方的账户，并由甲方收到后方能执行双方的分成收入结算，双方同意乙方每月按销售货物的种类及实际销售额按比例计算提成，每月结算一次托管费，对账确定后甲方在20日结款给乙方。第6.1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以“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名义管理北京市、天津市两地专卖店，乙方保证遵照国家和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经营该专卖店，按时交纳各种税费，并保证CHAARIOL品牌在该区域内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诚信声誉，否则，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由此产生了甲方经济、法律连带责任造成甲方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责任，甲方有权没收保证金。第11.1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收到乙方的保证金时生效。该合同落款甲方处加盖邦昊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签约代表处有ＸＸＸ的签名，签约时间为空白，该合同中并未约定合同期限。
2012年12月29日，邦昊公司（甲方）与张海标（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CHAARIOL品牌在京津地区变更合作方式达成本协议，北京、天津市由乙方托管变更为由甲方经营管理，另甲方委托乙方维护北京市现有店铺的商场关系，双方终止天津市合作，甲方不再支付乙方天津市托管费并同意退还天津托管押金90万元给乙方……。双方签订的合同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作终止，甲方应在终止之日起30日内退还乙方托管押金210万元。本协议如有与双方签署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协议相冲突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该补充协议落款甲方处加盖邦昊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签署代表处有张海标的签名。
庭审中，邦昊公司主张《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补充协议》虽然由ＸＸＸ、张海标分别签署，但实际上《补充协议》是对《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补充约定，ＸＸＸ、张海标自2008年起一直使用“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共同履行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其二人中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即可代表双方的共同经营行为。张海标确认《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但否认其与ＸＸＸ存在共同经营行为，认为其并未在《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签名，该合同书的签订、履行及产生的法律责任均与其无关，该《补充协议》并非对《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补充约定。
庭审中，张海标认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并未生效及实际履行，因该合同书中并未记载签订时间，且邦昊公司亦未举证证明ＸＸＸ已向其支付合同书中约定的保证金，不符合该合同书中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对此，邦昊公司口头陈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签订时间是2009年12月，履行期限为2009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关于经营管理过程中是否进行过结算分成，邦昊公司提供其于2012年2月、4月、5月及2013年5月向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付款的中国工商银行支付凭证，称张海标在北京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时没有开具发票的权利，故与张海标约定直接汇款至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并由该公司开具相应发票用于冲账，实际收益由张海标获取，至于是否已实际收取保证金的问题需要庭后核实，但庭后并未向一审法院补充书面意见及相关凭证。
经查，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是张海标、江海燕于2003年4月8日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张海标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二、关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设立的事实。
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是邦昊公司于2008年8月14日登记设立的分公司，原负责人为黄建静，后于2012年10月30日变更登记为张海标。
张海标提供的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批表中所附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表显示，1997年7月至2010年4月期间，张海标担任北京市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0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张海标担任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
三、关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拖欠中海公司租金的事实。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2日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21日，中海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租赁中海公司的房屋，租赁期限为38个月，合同对免租期、租金标准、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具体约定。后因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自2012年3月起拖欠租金，中海公司因此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拖欠的租金、免租期租金、优惠期租金、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等。（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如下：一、确认中海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附件于2016年5月16日解除；二、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邦昊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中海公司2012年3月1日至2015年5月16日的租金119038元、免租期租金94620元、租金优惠期租金94620元、违约金164340元；三、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邦昊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中海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19038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四、驳回中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书生效后，中海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6年3月11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京0105执3973号，并于2016年10月25日扣划了邦昊公司案件执行款合计565407元，至此该案已全部执结完毕。
邦昊公司主张与中海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由张海标代表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所签，前述款项是ＸＸＸ、张海标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名义进行对外经营活动期间所产生的债务，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约定，应由ＸＸＸ、张海标承担。
庭审中，张海标否认其曾代表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确认其设立的“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与邦昊公司有业务合作，并以其个人名义与邦昊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但所有业务包括收付款等均是以“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其并未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名义向外开展业务，并提供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及《厂家人员管理协议》，拟证明其经营地点为北京燕莎友谊商场，并非中海公司提供的租赁场地，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与其无关。邦昊公司则认为张海标提供的与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及《厂家人员管理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3月，时间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张海标未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名义与中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诉讼中，邦昊公司书面申请一审法院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取（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2016）京0105执3973号两案卷宗材料，后又撤回该申请。
诉讼中，邦昊公司主张其因委托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进行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22000元，因前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查阅（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2016）京0105执3973号两案卷宗材料产生往来机票费用2350元及住宿费、餐饮费等损失酌定合计26000元，要求该部分费用由ＸＸＸ、张海标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补充协议》能否作为邦昊公司向ＸＸＸ、张海标行使追偿权的依据？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拖欠中海公司的租金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否应当由ＸＸＸ、张海标承担？
首先，从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来看，《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补充协议》分别由不同的主体即ＸＸＸ、张海标与邦昊公司签订，邦昊公司主张ＸＸＸ、张海标是共同经营的关系，《补充协议》是对《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补充约定，实际上ＸＸＸ、张海标均为该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ＸＸＸ、张海标之间存在共同经营行为，张海标对此亦予以否认，邦昊公司主张ＸＸＸ、张海标均为该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证据不足，且从该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上看，关于保证金金额的约定亦不相符，不足以显示《补充协议》与该合同书具有延续性，故对邦昊公司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从《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是否已经生效的角度来看，该合同书第11.1条明确约定该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收到ＸＸＸ的保证金时生效。从该条约定可以看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即除了双方签字、盖章外，还需ＸＸＸ实际交付保证金才生效，本案中，邦昊公司并未提供ＸＸＸ已经实际交付保证金的证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ＸＸＸ已实际履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的内容，故一审法院不能认定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已经生效并得到履行；再次，张海标陈述其一直是以“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邦昊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其陈述的内容与邦昊公司提供的2012年2月、4月、5月及2013年7月向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付款的银行凭证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张海标的上述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邦昊公司关于张海标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名义对外进行经营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中海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09年11月21日，而邦昊公司自述与ＸＸＸ签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时间是2009年12月，与张海标签订《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2年12月，即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早于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无法证明因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产生的债务与ＸＸＸ、张海标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另外，邦昊公司虽主张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由张海标代表所签，但并未向一审法院出示该份《房屋租赁合同》，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邦昊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均为ＸＸＸ、张海标，且该合同书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亦不足以证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与中海公司所发生的债务与ＸＸＸ、张海标之间具有关联性，其依据《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向ＸＸＸ、张海标行使追偿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ＸＸＸ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判决：驳回邦昊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792元，由邦昊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邦昊公司、张海标均表示案涉《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合同期间为2009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邦昊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2010年6月19日批发销售出库单，拟证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购买男士华丽香水出库情况；证据2.2010年6月19日批发销售出库单，拟证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购买男士华丽香水出库情况，张海标签名确认；证据3.2010年10月26日邦昊公司冯总发给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张总的函；证据4.2010年11月17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张海标发给邦昊公司的《关于北京分公司新光店培训申请》；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张海标与ＸＸＸ合作并一起履行与邦昊公司签订的2009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张海标作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行使约定的权益管理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事务，依约独立管理经营并开拓CHAARIOL市场。证据5.2011年1月19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张海标发给邦昊公司的《关于北京分公司服装托管费拨款申请》；证据6.2011年12月31日北京及天津七家服装自营店托管费表，张海标签名确认；证据7.2011年1月25日资金划汇补充凭证；证据8.2011年2月17日资金划汇补充凭证；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张海标实际履行托管合同过程中，要求邦昊公司服装部按照《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支付托管费，并由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代收托管费。证据10.2010年6月至2011年12月《对账表》，并当庭播放姜某邮箱ｊｊｊ×××＠126.ｃｏｍ的附件。拟证明张海标一直按照《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进行托管经营并与邦昊公司进行定期核算。证据11.2009年11月18日《备忘录》复印件。
张海标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真实性：传真件难以确认。合法性：不确认，邦昊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当是一体化对外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关联性：不确认，因为是邦昊公司单方制作，且邦昊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关系是独立核算还是共同经营无法确定，因为邦昊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间并没有任何合同约定双方的责任。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的意见同证据1。关联性：不确认，因为是邦昊公司单方制作，且邦昊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关系是独立核算还是共同经营无法确定，因为邦昊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间并没有合同约定双方责任；同时，张海标在北京于2003年4月8日注册成立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与邦昊公司一直有合作，故该出库单为也有可以出给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的意见同证据1。关联性：不确认，因为是邦昊公司单方制作，且邦昊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关系是独立核算还是共同经营无法确定，从《函》中可以看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费用是邦昊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协商处理。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的意见同证据1。关联性：不确认，因为从该传真件可以看出，北京新光店培训费1200元都由邦昊公司承担，由此可以推断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产生的费用是与邦昊公司协商处理，并不是由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独立承担。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的意见同证据1。关联性：不确认，因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产生费用本应当就由邦昊公司承担。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的意见同证据1。关联性：不确认，因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产生费用本应当就由邦昊公司承担。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的意见同证据1。关联性：不确认，因为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费用本应当就由邦昊公司承担。张海标注册成立的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本身一直与邦昊公司有单独合作关系。证据8，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认可，邦昊公司与张海标在北京于2003年4月8日成立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发生了业务往来，双方打款属于合法。关联性：不确认，因为邦昊公司与张海标在北京于2003年4月8日注册成立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后与邦昊公司单独有合作关系。证据9，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认可，邦昊公司与张海标在北京于2003年4月8日成立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发生了业务往来，双方打款属于合法。关联性：不确认，因为邦昊公司与张海标在北京于2003年4月8日注册成立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后与邦昊公司单独有合作关系。证据10，真实性：不认可，邮件文件。合法性：邮件文件不认可。关联性：不确认。首先，该对帐表证明不了就是邦昊公司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营对帐表，因为邦昊公司与张海标在北京于2003年4月8日注册成立了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与邦昊公司单独有合作关系。其次，表格中注明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装修费用也由邦昊公司承担，那么其他费用亦可推定为所有其他费用(租金)亦是由邦昊公司承担。证据11，真实性：由于文件上签名为ＸＸＸ一人，并没有张海标签名，ＸＸＸ的缺席，且该文件没有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确认，1、此《备忘录》上只有ＸＸＸ一人签名，张海标并没有签名，该文件对张海标不产生法律效力；2、《备忘录》中第六条第10款“店铺经营亏损风险由总公司全部承担”，从该条款可以看出邦昊公司须对其北京分公司的费用承担责任，该责任不能豪无理由转嫁给张海标承担。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通过法院专递向邦昊公司送达一审判决书，邦昊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签收，并于2017年6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状，并无超过法定的上诉期限。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补充协议》与《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之间的关系，合同主体如何认定，承责主体如何认定。本院对此评析如下：ＸＸＸ在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签约代表一栏签名，并非乙方，而涉案《补充协议》约定：本协议如有与双方签署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协议相冲突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张海标作为协议乙方签订该《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相互印证，《补充协议》是对《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补充变更，具有关联性，张海标并无举证证明其签订的涉案《补充协议》并非承接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无关联性，故张海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海标在一审提交的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内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备案）审批表中所附的法定代表人登记表显示，2010年4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张海标担任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亦由杨凤仙于2012年11月6日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张海标。且邦昊公司二审提交的传真件中有张海标的签名，二审当庭播放邦昊公司提交的其公司姜某邮箱的附件，是由姜某发送给ｙａｎ×××＠ｓｉｎａ.ｃｏｍ的邮件，时间是2012年1月15日，是对于截止到2011年12月的托管费结算，先打开2011年12月服装部的excel表格，表格里面显示2010年9月-2011年12月30日的统计表。邮件中yangfengxian邮箱与张海标一审提交的证据中的工商登记资料对应，故可认定张海标实际经营管理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另虽由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代张海标收款，但张海标提供的“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间的《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协议书附件一》签订时间是2015年3月31日，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在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协议之后，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张海标并无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参与到涉案合同协议中，张海标亦未举证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与邦昊公司有其他合同关系，故邦昊公司主张北京佳宝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只是负责代张海标收款有理，本院予以采纳。因此，张海标是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可认定张海标是合同的主体。根据涉案《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的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以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名义管理北京市、天津市两地专卖店，乙方保证遵照国家和当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经营该专卖店，按时交纳各种税费，并保证CHAARIOL品牌在该区域内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诚信声誉，否则，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由此产生了甲方经济、法律连带责任造成甲方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责任。故张海标在经营管理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发生的债务由其承担，张海标应对邦昊公司依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2251号民事判决书承担连带责任向中海公司支付了邦昊公司北京分公司尚欠的租金565407元承担赔偿责任，并对邦昊公司据此损失的利息以565407元为基数从2016年10月26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以及邦昊公司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25562元，亦应依合同约定予以赔偿。本院对邦昊公司诉请张海标赔偿上述款项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予以驳回。因ＸＸＸ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邦昊公司诉请ＸＸＸ承责，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因二审邦昊公司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对本案予以相应改判。邦昊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对其相应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718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张海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565407元及其利息（以565407元为基数，从2016年10月26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
三、被上诉人张海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律师费、差旅费25562元；
四、驳回上诉人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792元，由上诉人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负担1671元，被上诉人张海标负担91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92元，由上诉人广州邦昊服装饰品有限公司负担1671元，被上诉人张海标负担912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 罗永娟
李玉娟
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