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湖商终字第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师元。
委托代理人：杨永林，浙江浙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伟峰。
委托代理人：刘明明，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师元因与被上诉人史伟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兴县人民法院（2009）湖长矿商初字第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11日对本案进行调查，并于同年4月7日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薛师元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永林，被上诉人史伟峰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明明分别到庭参加调查和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7年8月9日，被告史伟峰向原告薛师元借款150000元，同年8月14日，被告史伟峰向原告薛师元又借款50000元。2009年7月2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史伟峰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同年9月7日，戴新民出具书面凭证一份，内容为“到2009年9月7日止，合计收到小伟代小薛归还我10万元正（大写拾万元）”。
原审另查明，2009年7月25日，原、被告和案外人戴新民达成由原告将结欠戴新民的100000元债务转移给被告的协议。
原审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三笔共计250000元，但其中2007年8月1日50000元的借款，经对涉及该笔借款的借条中包括“史伟峰”签名在内的书写字迹作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非被告所写。而被告于2007年8月9日和8月14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双方对于债务转移的100000元无异议，本案争议标的为100000元。原告主张被告归还尚欠借款100000元，被告辩称已陆续归还，并提交了原告于2009年7月25日出具的1份《收条》。经查，2009年7月25日是原、被告与案外人确定的债务转移日，原告当天已将100000元债务转移给被告，双方间债权债务标的额从原来的200000元成了100000元，被告与案外人间就转移的100000元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从案外人戴新民出具的收条看，截至2009年9月7日被告已还清该借款。至于原告提出的2009年7月25日其出具收到10万元还款的收条，系针对上述债权转移的10万元而出具的意见，因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亦不认可，故不予采信。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鉴定费2500元，合计5800元，由原告负担。
薛师元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三份借据总计250000元中，被上诉人除对2007年8月1日的50000元借据提出异议外，对其余两份借据200000元已经认可。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证人到庭作证及向银行进行调查，是为了证明上诉人已收到被上诉人归还100000元的款项但未出具收据。如果上诉人在2009年7月25日出具的收条并非债权转让款，也不必申请证人作证及法院调查取证。2、如果上诉人在2009年7月25日出具给被上诉人100000元收条与被上诉人要求证人作证及申请法院调查的内容一致，被上诉人只要提交上诉人的收条和案外人戴新民出具的转让款收条即可。但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前未能提交戴新民出具的收条。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违反举证规则。被上诉人提交戴新民的收条是在证据提交届满之后即在第二次庭审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1条规定，不属新证据。一审法院仅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上诉人提交的2007年8月1日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中“史伟峰”的签名不是被上诉人书写的意见，否认50000元的借款不客观。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不仅限于上述250000元的数额，该50000元是在2007年8月1日前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临时周转，当时未出具借据，该借据是事后由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一审法院仅以司法鉴定意见否认该50000元不客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偿付上诉人借款人民币15万元。
被上诉人史伟峰答辩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为20万元。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法院传唤三位证人出庭是为证明上诉人已陆续收到其归还的款项。虽然三位证人的证言未被采信，但能说明之前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还款是不出收条的。2009年7月25日出具的10万元款项不是当天支付，是对以前借款的总数进行核算后出具的，该款项与转让给戴新民的不属同一笔款项。其在上诉人起诉前已经归还了借款现金10万元，并且代上诉人偿还了10万元的债务，所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被上诉人虽在原审第一次庭审时应案外人戴新民的要求未将其收条提交法庭，但后在第二次庭审时予以了提交。对于上诉人提交的2007年8月1日的借条，已经通过司法鉴定确认了该借条不是被上诉人所写，将谋求其他途径追究上诉人的责任。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薛师元为证明其在2009年7月25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与案外人戴新民在同年9月7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系针对同一笔债权转让款的事实，向二审合议庭申请证人戴新民出庭作证。经本院通知，证人戴新民在二审庭审中出庭作证，并陈述：薛师元向其借款10万元，在2009年8月份因要购房其一再要求薛师元还款。薛师元讲无钱还款，后在同年7月25日找其一起到史伟峰处，三人讲定由史伟峰代薛师元归还该10万元。后在当天史伟峰曾将3万元打入其银行卡上，剩余款项陆续付清后，其于2009年9月7日向史伟峰出具了10万元的收条。证人戴新民另陈述，在2009年7月25日看到薛师元给史伟峰写过收条，但未看到收条的具体内容。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史伟峰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案当事人在一审时提供的有关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审查认为，二审中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薛师元于2009年7月25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与案外人戴新民在2009年9月7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是否为同一笔债权转让款。二、上诉人薛师元与被上诉人史伟峰双方发生的借款数额为20万元还是25万元。
关于焦点一，上诉人薛师元提出在案的2009年7月25日及9月7日两张10万元的收条系为同一笔款项，被上诉人史伟峰反驳认为应属两笔不同的款项。审查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戴新民的证言以及在案的收条，能确认被上诉人已向戴新民归还三方约定的转移债务10万元。本焦点的关键在于2009年7月25日上诉人薛师元出具的收条针对的是否为三方约定的转移债务10万元。根据证人戴新民在二审中出庭作证的证言和上诉人薛师元的陈述，可确认该10万元的债权债务转移发生于2009年7月25日，但仅有该事实并不能推导出当日薛师元向史伟峰出具的收到10万元的收条是针对该10万元的债权债务转移而为的结论。现上诉人薛师元虽辩称其出具的2009年7月25日收条是为了10万元债权债务的转让而写，但在当日无10万元的实际还款事实发生和双方与戴新民间的债权债务转移系口头约定的情况下，薛师元当日出具的该份收条并未明确表明该收条的出具起因，显悖常理。上诉人薛师元现就该收条起因所作的辩解，仅有其单方陈述，无确凿证据予以佐证，其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理由不足。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认定证据违反举证规则的问题。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根据以上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的第二次庭审中提交案外人戴新民的收条，上诉人对此收条进行了质证，并提出戴新民收到的10万元就是其7月25日出具收条的转让款。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认定并不违反以上规定。
关于焦点二，审查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2007年8月1日署名史伟峰的5万元借条，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史伟峰的申请，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借条全文是否为被上诉人亲笔书写进行了笔迹鉴定。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借条中的书写笔迹包括史伟峰的签名，不是史伟峰亲笔书写。上诉人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但仍坚持认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是25万元，因上诉人对于5万元借款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发生的借款数额为20万元。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史伟峰于2007年8月9日和8月14日向上诉人薛师元出具的借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属合法有效。上诉人提出在2009年7月25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10万元收条与案外人戴新民在同年9月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10万元收条为同一笔债权转让款以及一审认定证据违反举证规则、采信证据违法的意见，不符事实和法律规定，故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所提的上诉意见，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照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由上诉人薛师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育琴
审判员 杨瑞芳
审判员 潘嘉玲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凌烈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