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10100号
原告：周彦，男，1957年4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光，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闻，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牟强，男，1983年9月20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岩，北京市信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庚，北京市信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周彦（以下称原告）与被告牟强（以下称被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光、闫闻，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晓岩、陈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90.8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8月19日至实际返还之日至的利息（以90.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均为中非（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非公司”）及中工德远（北京）工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德远公司”）的股东。其中，原告持有中非公司44%的股权，持有中工德远公司35%的股权。2015年8月19日，经中非公司及中工德远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原告分别与被告及吴XX就上述两个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一、由原告将其持有的中非公司23.5%的股权转让给吴XX，转让价款为90.8万元；原告将其所持有的中非公司20.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款为79.2万元（合计170万元）。二、原告将其持有的中工德远公司的17.5%的股权转让给吴XX，转让价格为人民币一万元；原告将其持有的中工德远公司的17.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格为人民币一万元（合计2万元）。上述全部《股权转让合同》均约定，被告与吴XX应当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分次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被告与吴XX称希望立即取得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证明，以便尽快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但被告与吴XX同时又提出目前资金较为困难，希望可以先共同向原告实际支付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余款按照合同约定在15日内付清。考虑到各方此前良好的合作关系，原告同意按照被告与吴XX提出的方案配合办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证明。合同签订的当天下午，原告及被告、吴XX共同前往招商银行望京西园支行办理转款手续。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进行了一系列资金划转手续。通过资金划转手续，被告及吴XX取得了已经向原告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证明，原告实际收到被告及吴XX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30万元。因被告与吴XX未能及时向原告付清欠款，原告于2015年11月17日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与吴XX支付股权转让款142万元。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及吴XX辩称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且被告及吴XX辩称原告向被告转账908000元以及向吴XX转账512000元的行为系偿还被告及吴XX的个人先前债务。然而，被告及吴XX辩称的所谓“先前债务”并不存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均系原告在中非公司和中工德远公司担任股东期间的分红款，被告取得原告所支付的908000元的款项没有任何合法依据。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借股权转让之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了原告损失，依法应当将其所获取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原告，并承担原告的损失。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一、按照原告的主张，转款实际是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未履行完毕，这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缺少权利基础，�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对不当得利之规定，通说认为其请求权的构成要件需要民事行为没有法律根据，即基础法律关系。从法律适用上来看，基础法律关系是判断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先决条件，若原告的主动给付行为使被告在取得金钱利益时具有了法律根据，原告如不能对其主动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提出相反证明，应当认定其不当得利之诉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由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针对同一转款行为其曾以股权转让纠纷为案由向法院起诉过，之后又撤诉。在本案中虽以不当得利为案由主张转款行为没有原因，却在起诉状和证据中明确表示三方所进行的资金划转行为是有其他原因或约定的，例如原告一会儿称所称转让相关款项时经协商，因被告和吴XX称公司资金困难而将一部分转让款转回，一会儿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未�行完毕，可以看出原告观点明显自相矛盾。此也足以说明原、被告虽对所涉款项转让的原因存在争议，但双方均认为转款行为是有原因的，是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因此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故意绕开基础法律关系直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应承担请求权基础不存在的不利法律后果，如不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应对其予以驳回。二、依原告的逻辑，既然认为此笔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则意味着原告认可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款已经履行完毕，但却在被告多次催告下仍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由此可见，原告收取股权转让款才是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原告所主张不当得利的两笔款项是以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为前提的，而在证据三中其又主张被告和吴XX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完毕，可以看出原告主张相互矛盾；且依其逻辑，若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就是不当得利，那么在取得股权转让款后经被告多次催告却仍拒不履行约定转让义务，原告的行为才构成不当得利，且由当天的转款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告在这一系列行为中并没有任何资金损失，反而是取得了相关款项，应当返还财产的也不是被告和吴XX，恰恰应是原告自己。原告主张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无法自圆其说。三、原告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一）关于原告起诉状中所述事实不真实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被告对原告诉状中所称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无异议，但是原告在诉状中主张被告与吴XX在汇款交易时提出资金困难先支付部分款项以尽快取得股权转让款支付证明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原告所述的两个公司经营状况始终良好，不存在原告谎称的被告或公司急需使用其股权转让款的情形。假设如原告所述，公司境况不佳，那么按照常理，原告不可能将已经收取的转让款再次投入原公司且无需公司或被告出具任何表明收到款项的文书，可见原告的陈述根本不符合事实逻辑，而是其为了达到非法目的而编造的谎言。在汇款交易实际履行过程中也并非像原告所称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资金划转手续。被告和吴XX为取得中非（北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工德远（北京）工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应股权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依合同约定价款分别向原告进行了四次转账（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中已标注），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其余转账为原告出让股权退出公司时向吴XX及公司清偿其相关债务的行为，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无直接联系。原告所述并不属实。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的事实：对于原告曾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由向朝阳法院起诉事宜无意义，但对股权转让合同的付款义务已实际履行完毕，反而是原告反悔拒不履行合同约定，因该案中被告吴XX、牟强表示准备提出反诉，且原告对其所主张的事宜皆无法自圆其说，后自行撤诉。现原告又改口以不当得利为由进行起诉，不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且其利用股权纠纷中证据进行错误引导的行为具事实产生误认和混淆的可能。因此，其所主张的事实不具有真实性。（二）关于举证责任及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欠缺原因）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由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前往银行柜台向被告办理转款系亲自、主动的行为，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能够清楚明了地知晓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其主动付款给被告必有原因�对此应当承担举证困难的风险和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若提出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主张，应首先对被告取得款项符合不当得利的全部构成要件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但原告不但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反而是利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的证据对事实进行错误引导，其举证方式明显不符合举证要求，最后所提交的邮件证据不但形式存在问题真实性难以判断，且有多处自相矛盾，根据证据则规定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也由此可见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基础，也根本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同时，原告在作为涉案公司股东期间与吴XX及公司之间有多笔借款及公司为其消费的垫付款，共计约150万余元人民币，其在转让公司股权退出公司时对此债务与公司和当事人进行清偿是合法合理的正当行为。而被告收取该笔款项是因为与吴XX在公司经营中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在之后已�超出部分款项转回吴XX。因此，原告与被告及吴XX因基于股权转让合同及各自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而进行转款并不存在有某一方获得利益或对某一方造成损失，因此也没有利益和损失的因果关系一说，被告基于正当法律关系所取得的款项具有合法合理依据。综合以上因素，本案中情形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所规定的不当得利。原告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也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四、原告主张四笔汇款是之前的分红款是捏造事实，其为此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所述事实，实际上这些款项是偿还此前作为股东期间与吴XX和公司之间的借款和消费垫付款，原告将这些款项转给被告是为了偿还这些借款和代垫款项，否则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无因转给他人款项。原告所提供的公证书并不能证明邮件内容的真�性，且从其内容可以看出所谓的邮件经过编辑改动前后矛盾、存在多处错误，真实性存疑，应当予以排除。同时，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分红款应当有股东决议；此外，根据被告提供的2012年、2013年两公司审计报告，从其数据可以看出原告主张的年度两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具备分红条件，实际也并没有分红。由此可以看出原告的主张和其证据皆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其造的谎言。五、对方的行为是恶意诉讼。自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被告已依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完毕，各方本约定于2015年9月7日共同前往朝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是，原告在收取转让款后却明确表示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且先是编造理由谎称股权转让合同未履行完毕，现在又称被告收到款项为不当得利，并以诉讼为手段拒不履行其合同义务，原告这一行为不仅构成合同违约，且这种利用诉讼为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属于恶意诉讼，已经严重影响到所涉两公司的正常经营运转，并给被告和公司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由于原告的违约行为一直持续不断，这一损失还在不断扩大。因此，被告恳请合议庭给予及时有效、公平公正的处理，以制止此恶劣的行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19日，原告（甲方）和被告（乙方）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分别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中非公司20.5%的股权共102.5万元出资额，以79.20万元转让给乙方，将持有中工德远公司17.5%的股权共8.75万元出资额，以1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权。原告（甲方）和吴XX（乙方）于当日亦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中非公司23.5%的股权共11.5万元出资额，以90.8万元转让给乙方，将持有中工德远公司17.5%的股权共8.75万元出资额，以1万元转让给乙方。
当日，吴XX于15时19分向原告转账90.8万元，原告于15时21分向被告转账90.8万元，被告于15时22分向原告转账79.2万元，原告于15时24分向吴XX转账54.2万元，吴XX于15时26分向原告转账1万元，被告于15时27分向原告转账1万元。
2015年，原告曾将被告及吴XX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及吴XX向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42万元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被告和吴XX在答辩状中称各方本约定于9月7日共同前往朝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并未办理。且原告向被告转账的行为系向被告偿还个人先前债务，与股权转让无关，被告提交工商登记资料、汇款转账凭证及中非公司和中工德远公司垫付原告消费款明细等证据。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汇款凭证中的两笔汇款均系原告在中非公司和中工德远公司担任股东期间的分红款，其提交了其与被告之间的邮件往来记录及公证书以证明，并主张消费款系中非公司和中工德远公司为原告支付的报销款，均非债务。被告对邮件往来记录及公证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经询，原告主张认可已经收到被告给付的股权转让款，但原告向被告转账90.8万元没有依据，要求返还。
上述事实，有股权站让合同、转账凭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就中非公司股权转账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当天原告向被告转款90.8万元，之后被告向原告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金额向原告转款79.2万元。被告主张原被告双方存在先前债权债务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均系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款项往来以及公司为原告报销的消费款项，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90.8万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标准过高，本院酌情予以判处。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牟强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周彦九十万八千元并给付自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以九十万八千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二、驳回原告周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880元，由被告牟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原告周彦)。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娜
审 判 员 李 静
代理审判员 梁 远
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赵帛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