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4）徐行终字第00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丽。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魏。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石启雷，江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继民（系黄魏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和计划生育局。
法定代表人张国昌，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忠诚，邳州市××和计划生育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沙永春，江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艳丽、黄魏因诉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计划生育行政处理一案，不服邳州市人民法院（2013）邳行初字第003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魏及其李艳丽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石启雷、黄继民，被上诉人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委托代理人魏忠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李艳丽系邳州市碾庄镇中心卫生院职工，聘干身份。原告黄魏系邳州市铁富中心卫生院职工，工人身份。2011年3月26日，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作出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该处理意见载明：2007年9月黄魏、李艳丽结婚，2008年12月生育第一胎女孩，取名黄玉婷，2011年3月21日群众举报该夫妇于2010年5月违规生育二胎男孩，取名黄玉成。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执法监察大队依法立案查处，通过调查核实，认定黄魏、李艳丽夫妇生育二胎情况属实。经研究决定，按以下意见处理：1、按相关手续，对黄魏、李艳丽夫妇予以辞退；2、根据相关规定，一次性足额缴清社会抚养费；3、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2012年4月13日，邳州市卫生局作出邳卫发（2012）45号《关于给予黄魏、李艳丽辞退处理的决定》决定给予黄魏、李艳丽辞退处理，二原告后被辞退。原告不服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向邳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邳州市人民政府认为该处理意见系人事处理建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受理范围，依法决定不予受理。原告认为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作出处理意见是错误的，也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法，遂起诉要求法院确认被告认定二原告“超生”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依法撤销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及邳卫发（2012）45号《关于给予黄魏、李艳丽辞退处理的决定》分别系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邳州市卫生局下发的文件，该两份文件不足以证明原告夫妇违法超生系被告认定作出的事实，故，原告关于请求确认被告认定二原告“超生”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请，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任免等决定属于不可诉的行为，何况二原告系邳州市碾庄镇中心卫生院及邳州市铁富中心卫生院职工，而该二单位系独立事业法人。且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作出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系人事处理建议，不属行政处罚行为，因而对原告被辞退行为依法也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果原告对该辞退行为不服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先行人事劳动仲裁。另，由于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系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作出，而该领导小组并非被告设立。因此，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故，原告关于请求撤销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的诉请，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魏、李艳丽的起诉。
上诉人李艳丽、黄魏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及邳卫发（2012）45号《关于给予黄魏、李艳丽辞退处理的决定》分别系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邳州市卫生局下发的文件，该两份文件不足以证明原告夫妇违法超生系被告认定作出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也与自己所认定的事实是相矛盾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小组作出的邳人计发（2011）6号文及邳州市卫生局作出的邳卫发（2012）45号文两份证据，均载明“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执法监察大队依法立案查处，通过核实调查，认定黄伟、李艳丽夫妇生育二胎属实”，一审法院也认可了该两份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既然两份文件均真实的证明了是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执法监察大队依法立案查处，那么就足以认定是被上诉人作出了上诉人夫妇“违法超生”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以，一审裁定的“该两份文件不足以证明”显然是错误的。二、一审裁定认定“由于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系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作出，而该领导小组并非被告设立。因此，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这一认定同样错误。上诉人在起诉请求里明确要求确认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超生”的行政行为违法。正是被上诉人违法的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上诉人“违法超生”，才导致后面的一系列的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的处理意见、处理决定纷纷出笼，这些严重侵犯上诉人权益的始作俑者就是被上诉人的违法认定，其作为被告适得其所、理所当然。其违法作出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侵犯上诉人夫妇合法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要被确认为违法。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此，上诉到中院，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上诉人所提原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2011）6号文件中描述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执法监察大队依法立案查处，通过调查核实的字样，但是该份文件是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所签发，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监察大队是受领导小组之委托进行的调查行为，该调查行为当属行政过程行为，行政过程行为对相对人不能够直接产生实质的权利和义务，且行政过程行为本身具有不可诉性，一审法院认定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系邳州市政府所设立，并非被上诉人所设立，因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具备适格的主体资格。
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判决书不再累述。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本院庭审质证认证，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即本案原审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以及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等进行了法庭辩论。
上诉人李艳丽、黄魏坚持上诉状意见并认为，通过我们提交的二份证据，能清楚的证明被上诉人立案查处作出了上诉人夫妇违法超生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始终未向上诉人送达，在立案查处的过程中没有告知上诉人申辩的权利、各种救济的权利，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无效的，理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答非所问，一方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另一方面又说二份文件不足以证明二上诉人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系被上诉人作出，其说法相互矛盾，至于领导小组的意见不在此案的诉请之中，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其他的就不攻而破，请求二审查清事实，正确的适用法律，给上诉人一个公道。
被上诉人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认为，通过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是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该机构是邳州市政府设立的，上诉人一再强调是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执法监察大队依法立案查处，该观点被上诉人在答辩时已作陈述，在此不再赘述。同时被上诉人认为，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是该案的适格主体，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上诉人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上诉人李艳丽、黄魏所诉请撤销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但该份文件是由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签发。该领导小组是由邳州市人民政府所设立，而非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设立，该文件所产生的义务不应由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承担。本院认为，邳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两原审原告诉请确认原审被告认定其“超生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依据不足。二，关于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是否具有可诉行问题。由于邳人计发（2011）6号《关于黄魏、李艳丽同志违规生育的处理意见》并非被上诉人作出，原审被告不适格，故，该处理意见可诉性问题，不属本案诉讼审查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李艳丽、黄魏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小兵
审 判 员 刘 红
代理审判员 徐 冉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