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行终6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绿宝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姜家里84号。
法定代表人罗贤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汉洲，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夏梁子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北咀。
法定代表人王凯，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建华，武汉市江夏区开发区法律服务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建华，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绿宝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绿宝公司），上诉人武汉市江夏梁子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简称梁子湖管委会）因其他行政行为及行政赔偿一案，绿宝公司2012年12月28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3年5月22日，本院将本案指定原审法院审理。原审法院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3）鄂汉南行初字第00009号行政判决书，双方均不服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16年3月4日作出（2016）鄂01行终60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审法院（2013）鄂汉南行初字第00009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原审法院作出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3行初4号行政判决后，双方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审经审理查明：1998年4月，绿宝公司与原武汉市江夏区大屋陈乡人民政府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一份，由原江夏区大屋陈乡人民政府将位于该乡北咀村荒地200亩，张家湾村水面200亩、荒山20亩、荒地30亩，共计面积450亩土地租赁给绿宝公司，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50年。1998年5月江夏区土地管理部门向绿宝公司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006年，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梁子湖风景区办事处（即梁子湖管委会）作为原告、江夏区五里界镇人民政府作为第三人（土地原出租人江夏区大屋陈乡已经并入该镇），以绿宝公司为被告，向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江夏区法院于2007年2月13日作出一审判决，解除绿宝公司与江夏区大屋陈乡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该判决书中查明事实称“现武汉绿宝公司在租赁的土地上建有房屋，种有树苗和农作物等，但其中大部分土地处于撂荒的状态”。绿宝公司不服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2007年8月28日作出（2007）武民终字第45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2月，江夏区人民政府将包含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在内的1214亩集体土地征用后，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出让与中科院武汉水生研究所淡水渔业研发中心。涉讼北咀村200亩土地征用补偿工作梁子湖管委会与绿宝公司多次洽谈，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2010年3月20日和2011年6月6日，绿宝公司先后两次委托其公司员工谢志学与梁子湖管委会洽谈土地补偿费及赔偿事宜，其中2011年6月6日的委托书明确授权范围，“……就征地赔偿数额参加洽谈并处理与征地赔偿相关的其它事宜。但签订协议时必须由委托人签字加盖公司公章认可，受托人单方面签字无效……”。2011年8月11日，绿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志学与梁子湖管委会签订《补偿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双方根据国家政策协商约定，对绿宝公司在梁子湖风景区北咀村区域内项目用地地面附着物补偿达成如下协议，所有地面附着物补偿共计人民币260万元，协议签订一周内，绿宝公司将地面附着物处理完毕，否则视同放弃，由梁子湖管委会自行处理。梁子湖管委会当即在协议书上加盖了行政公章确认；谢志学将《补偿协议》交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罗贤军确认时，罗贤军对该协议表示反对，认为补偿价格太低，谢志学超越代理权限，协议书没有加盖公司公章确认，该协议无效。绿宝公司同年8月16日发出《致梁子湖管委会函》，认为北咀村区域内项目用地地面附着物评估价值2000多万元，仅补偿260万元，悬殊太大，显失公平，公司不能接受，要求梁子湖管委会不得毁坏地面附着物等。2011年8月19日，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罗贤军及其公司法律顾问潘宏松共同前往梁子湖管委会与有关领导协商，并强调《补偿协议》无效。因此，双方此次未能达成一致补偿协议。
2011年8月下旬，在梁子湖管委会与绿宝公司就相应的补偿问题未达成协议的情形下，梁子湖管委会将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的200亩土地上的林木及建筑设施推铲拆除。
本案原审期间，原审法院2014年12月16日通过司法鉴定程序，委托湖北八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八方公司）对涉讼土地附着物财产价值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5年4月7日作出鄂八方森评咨字（2015）第008号《评估报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8631200元。
本案在重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审查认为，八方公司的评估报告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依法不予采信；绿宝公司在北咀村涉案土地200亩地上附着物经济损失无证据证实。
本案在江夏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该院依据绿宝公司诉讼保全申请，2012年12月28日作出（2013）鄂江夏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裁定：扣留并提取梁子湖管委会确定给付绿宝公司的地面附着物补偿款260万元。该院2012年10月31日收到梁子湖管委会（江夏梁子湖财政办）人民币150万元并发还给绿宝公司。本案原审期间，依据绿宝公司先予执行申请，2013年12月23日作出（2013）鄂汉南行初字第00009号行政裁定：一、对绿宝公司与梁子湖管委会行政赔偿争议中没有争议的补偿款260万元先予执行；二、扣划梁子湖管委会银行存款人民币260万元，并于2014年1月22日划拨梁子湖管委会在梁子湖风景区财政办事处财政专户的存款人民币110万元并发还给绿宝公司。江夏区法院及原审法院共扣划梁子湖管委会人民币260万元，并已发还给绿宝公司。
绿宝公司起诉请求：一、确认梁子湖管委会组织铲除、拆毁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梁子湖管委会赔偿绿宝公司经济损失20737463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梁子湖管委会作为武汉市江夏梁子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辖区范围内征地拆迁组织和补偿工作的主体，对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上的附着物应据实给予补偿；梁子湖管委会在相应的补偿工作未能与绿宝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形下，强行铲除了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上附着物，梁子湖管委会该行政行为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根据绿宝公司委托代理人谢志学与梁子湖管委会2011年8月11日签订的《补偿协议》，梁子湖管委会至少应补偿绿宝公司经济损失260万元。江夏区法院及原审法院根据绿宝公司的申请，采取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扣划梁子湖管委会人民币260万元，并发还绿宝公司并无不妥。绿宝公司要求梁子湖管委会赔偿损失人民币20737463元，对超出260万元部分的经济损失举证不足，依法不能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梁子湖管委会组织铲除、拆毁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梁子湖管委会赔偿绿宝公司经济损失260万元；三、驳回绿宝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绿宝公司、梁子湖管委会各承担25元。
绿宝公司上诉请求：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判令梁子湖管委会赔偿绿宝公司全部经济损失20737463元（包含先予执行判决已经发还的260万元赔偿款）。事实与理由：绿宝公司竞拍获得四荒土地450亩（其中北咀村荒滩200亩），与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农科院合作，当年投资500万元引入优良农作物和生猪良种，进行种植、养殖深加工，公司连续四年被武汉市评为农业产业化先进单位。公司开展多种经营，在基地上种植优质果树及种树，搞活林下经济开发。江夏区政府决定成立梁子湖管委会，把大片土地划为开发用地，土地价值迅速升值。2010年初，江夏区人民政府将包含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荒滩土地在内的1214亩集体土地征收后，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出让给中科院武汉水生研究所淡水渔业研发中心，梁子湖管委会主管负责该区域土地征用补偿工作。时任江夏区主要领导人指使梁子湖管委会肆意践踏绿宝公司集体财产，至今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和赔偿。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鄂武汉中行辖字第00002号裁定本案由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12月2日，汉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汉南行初字第00009号判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行终60号行政裁定书撤销汉南区人民法院（2013）鄂汉南行初字第00009号行政判决，发回汉南区人民法院重审。原审法院在审理期间，依照法定程序，委托八方公司对本案涉讼土地附着物财产价值进行评估。原审法院将评估报告送达梁子湖管委会，梁子湖管委会接到评估报告三个月不提出实质性的异议，原审法院因而采信了评估报告。湖北衡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湖北衡平公司）2010年8月24日对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与询证，据实评估，做出公允的反映。绿宝公司把湖北衡平公司的报告结果，送到梁子湖管委会。梁子湖管委会在没有协商一致，没有对绿宝公司提出的林木、建筑物的规格、数量和价格予以核定，更没有请求第三方评估，即公然强行铲除绿宝公司享有的林木和建筑物，其行为直接毁灭证据，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梁子湖管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绿宝公司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确认梁子湖管委会组织铲除、拆毁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违法”没有证据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绿宝公司应当对梁子湖管委会是否作出了行政行为，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审采信了绿宝公司委托代理人对邹敦耀的调查记录，据此认定对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上的树木及建筑物实施的推、铲行为。本案在重审阶段，一审判决对邹敦耀所作的调查笔录不予采信。本案重审时，绿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回答法庭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梁子湖管委会实施了推铲行为，一审判决不应认定“梁子湖管委会在相应的补偿工作未能与绿宝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形下，施行铲除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上附着物，梁子湖管委会该行政行为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先予执行作出了明确规定，江夏区人民法院和一审法院有法不依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先后划扣其梁子湖财政办账上人民币150万元和110万元发还给绿宝公司。一审判决一面认定其同绿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志学签订的《补偿协议》无效，一面又依据《补偿协议》判决赔偿绿宝公司经济损失260万元自相矛盾。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行终60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梁子湖管委会铲（推）除绿宝公司租赁土地上的树木及建筑设施面积事实不清。重审期间，梁子湖管委会向法院提交了请求勘查的申请。一审法院到现场来过一次，并未进行勘查。然而，一审判决仍然认定施行铲除了绿宝公司原租赁北咀村200亩土地上附着物。
本院认为：梁子湖管委会上诉提出，重审期间，梁子湖管委会向法院提交了请求勘查的申请，原审法院并未进行勘查。梁子湖管委会提出的勘查申请，超过举证期限，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该理由不予采纳。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先予执行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一次。梁子湖管委会上诉提出相关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违法的问题，不属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管辖范围，不予审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结合梁子湖管委会负责涉讼北咀村200亩等土地征用补偿工作，梁子湖管委会与绿宝公司就涉讼北咀村200亩土地征用补偿工作多次洽谈等，应认定梁子湖管委会对绿宝公司北咀村200亩土地上的树木及建筑物实施了推、铲行为。根据绿宝公司委托代理人谢志学与梁子湖管委会2011年8月11日签订的《补偿协议》，判决梁子湖管委会补偿绿宝公司经济损失260万元不违反其意思表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绿宝公司北咀村200亩土地上的树木及建筑物虽然进行了两次评估，但此两次评估存在明显矛盾，结合江夏区法院于2007年2月13日判决查明事实“现武汉绿宝公司在租赁的土地上建有房屋，种有树苗和农作物等，但其中大部分土地处于撂荒的状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该两次评估结果不应采信。绿宝公司并非举证不能，比如其可以提供诸如购买树苗的合同、支付凭证等，以及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合同、劳务支出等费用的支付凭证等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绿宝公司不积极履行举证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010年3月20日和2011年6月6日，绿宝公司先后两次委托其公司员工谢志学与梁子湖管委会洽谈土地补偿费及赔偿事宜，且谢志学是绿宝公司股东，梁子湖管委会的补偿行为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足以说明谢志学协商前已了解相关事宜及绿宝公司北咀村200亩土地上的树木及建筑物相应价值。原审法院依据本案案情认定梁子湖管委会补偿武汉绿宝公司260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武汉绿宝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市江夏梁子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各承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怡江
审判员 程敬华
审判员 曾文亮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