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2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女，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2541。
委托代理人：陈慧燕，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甲，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0417。
委托代理人：黄义勇，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乙，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0438。
委托代理人：兰先荣，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丙，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9015。
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曹某甲、曹某乙、曹某丙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曹某乙与何某兰原为夫妻关系，并育有曹某甲和曹某丙二子。曹某乙和某桂某原来均在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工作。1989年8月29日，曹某乙与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签订《珠海经济特区职工购买住房合同》，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将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路1号401房按房改方案核定房价14747.73元卖给曹某乙（单价179元／平方米）。由于曹某乙享有工龄优惠金额2359.63元（按购房计价总表记载，工龄：40年×4‰×14747.73=2359.63元），加上一次过付清房款优惠房价的25.2%及不发住房补贴实际一次性扣减房价20%后，实际房价为5071.68元。合同还约定，买方付清全部房款后，拥有上述住房的所有权，享有使用权、继承权，五年后可以出租、出售或赠与。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办公室于1989年8月22日向曹某乙出具收到购房款5071.7元的收据。1992年7月3日，××去世。1992年7月26日，曹某乙与中�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签订《珠海经济特区职工房改购买公有住房合同》及《珠海经济特区职工房改购房结算单》，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根据珠海经济特区房改方案的规定，将上述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路1号401房出售给曹某乙，并约定买方付清全部房款、土地开发费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房改购房）”，享有使用权和继承权。五年后才可以按房改的规定出售并上交增值费。在《珠海经济特区职工房改购房结算单》中记载：上述房屋单价为190.80元／平方米，总房价为19463.5元，扣除1989年结转的已付购房款、工龄优惠及其他优惠后，应补交房款7002.3元。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出售公有住房计价表（填表时间是1992年7月28日）记载，工龄优惠数为43年19270.8×43×0.3%=2485.93元。1992年9月22日，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向曹某乙出具了购房款7002.3元的收款收据。曹某乙于1992年9月25日填�了《广东省珠海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申请对上述购买的房改房进行产权登记，其中在房屋共有人情况栏填写了何某兰及与申请人是夫妻关系，曹某乙在申请书最后的共有人签名处签署了“何某兰”名字。1992年11月27日，上述房改房的房屋所有权证经核准登记的地址是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所有人是曹某乙，共有人是何某兰，共有份额是共同共有。
曹某乙于××××年××月××日与陈某登记结婚。1999年12月20日，曹某乙与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签订《珠海经济特区房改标准价购房后按当年房改成本价补差表格与合同》，根据省、市有关规定原标准价房改购房的住户，可按购房当年的成本价补足房价款及利息后，享受按成本价购房的产权，曹某乙原购买的房改房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需补交房价款及利息共7696元。曹某乙在申请表中在配偶�况栏中填写了陈某的情况，在相关证明表中，陈某的用工单位珠海市珠海宾馆证明陈某实际工龄21年，未曾在该单位房改购房。在实际售价计算表中，房屋成本价509元／平方米，总房价为51409元，曹某乙工龄41年，配偶陈某工龄21年，合计62年，工龄折扣2.89元／年㎡×62×100㎡=17918元，最终按最低限价18584元扣减当年已付总购房款12062元（5060＋7002）得出应补房价款及利息为7696元。根据陈某提交的在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复印的收款收据，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办公室于1989年10月1日向曹某乙出具购房款5059.6元的收款收据。另外，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于2000年11月21日向曹某乙和陈某出具了《珠海市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金额为7696元。2000年9月5日，曹某乙向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申请，××去世，其后与陈某再婚为由，要求将房产共有人何某兰更改为陈某。相关部门批复同意按珠房改字（1996）09号文第58条规定办理。2001年2月12日，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对涉案的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填发了新的房地产权证，登记权属人是曹某乙及陈某共同共有。而上述房屋的旧产权证已于2001年1月18日被注销。根据珠房改字（1996）09号《珠海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第58条规定“房改购买的住房产权可以继承，在符合《继承法》法定继承的条件下，是否公证由住户自定。但涉外继承和《继承法》法定继承以外的继承，则必须办理公证”。
陈某于2014年曾以感情破裂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曹某乙要求离婚，并以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为夫妻共有财产为由要求分割财产。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0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陈某与曹某乙离婚。陈某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3日作出（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1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某丙作为曹某乙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上述诉讼。曹某甲及曹某丙称在曹某丙参加上述诉讼过程中才得知涉案的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的原共有人何某兰已变更为陈某的事实。
涉案的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于1985年竣工。曹某丙称其父母及家人是于1985年至1986年左右入住涉案房屋。曹某甲及曹某丙主张继承其母亲何桂兰在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中享有的50%份额，曹某甲及曹某丙各占25%。曹某乙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声明称：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是其与何桂兰于1989年共同购买的房改房，1992年妻子去世后，未将何某兰遗产进行分割，其决定放弃对何某兰遗产的继承，由曹某甲及曹某丙共同继承；3笔购房款中的7002.3元�7696元均由何某兰遗产中的货币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原是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向其职工出售的房改房。曹某乙和某桂某夫妇均为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的职工，于1989年8月29日向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按“标准价”购买了上述涉案房屋。根据《珠海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1988年10月20日）规定，购买按“标准价”优惠的新、旧住房，每对夫妇一生只能享受一次。曹某乙与单位签订的《珠海经济特区职工购买住房合同》中，买方虽然没有何某兰名字，但不能因此否定何某兰亦是向单位购买房改房的主体之一。而且曹某乙已按照当时核定的购房价款一次过支付了购房款，该购房款来源于曹某乙与何某兰的夫妻共同财产，按上述合同约定，买方付清全部房款后，拥有上述住房的所有权，享有使用权、继承权，五年后可�出租、出售或赠与。根据建设部《关于房改售房权属登记发证若干规定的通知》建房（1995）472号的规定，职工以标准价购买住房，拥有部分产权。故曹某乙和某桂某对涉案房屋已享有部分的产权。根据相关房改方案规定，曹某乙于1992年7月28日与单位签订《珠海经济特区职工房改购买公有住房合同》，按照调整后的房改购房价款扣除1989年已付购房款后，于1992年9月22日补交房款7002.3元。何某兰虽于补交房价前即1992年7月3日去世，但其去世前是作为曹某乙的配偶一起参与单位的房改，并已与曹某乙共同享有涉案房屋的部分产权，且1992年7月28日确定需要补交房改价款只是对之前购买单位房改房的延续，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于1992年11月27日登记在曹某乙和某桂某名下，是对何某兰生前享有的财产权利予以确认。但直至此时，曹某乙和某桂某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房屋部分产权仍属于用人单位，按合同约定，五年后才可以按房改的规定出售并上交增值费。根据珠房改字（1996）09号《珠海市深化城镇住房缺席改革实施细则》规定，按标准价购房的职工可申请按购房当年的成本价补足房价款及利息，享受按成本价购房的全部产权。珠府（1996）74号《珠海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办法》中规定，1993年12月31日以前珠海市按上级房改政策规定以标准价出售的公有住房可以维持不变。职工以标准价购房，对住房拥有占有权、使用权、有限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可以继承。符合出售条件的，维持“出售的增值部分，二成归原产权单位，八成归个人所有”的规定。如购房人自愿也可以按购房当年的成本价补足房价价款及利息后，享受成本价购房的产权。因此，曹某乙和陈某再婚后，于1999年底一起向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交纳按当年房�成本价补差后，才从单位购买取得了涉案房屋剩余部分的产权。陈某作为曹某乙的配偶参与了此次的房改补差，在计算补差的房款及利息时，计算了陈某21年的工龄折扣，故陈某亦是向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购买涉案房屋剩余产权的购买人之一。据此，曹某乙、何某兰和陈某均是涉案房屋的共有人。
由于在1992年11月27日核准登记的共有人为曹某乙和某桂某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上没有注明个人和单位对房屋分别占有的份额，故一审法院参照涉案房屋补差前后的付款比例确定涉案房屋的产权份额。根据《珠海经济特区房改标准价购房后按当年房改成本价补差表格与合同》记载，涉案房屋成本价补差前已付总购房款（标准价）是12062元，而成本价补差金额是7696元，上述合计共支付了购房款19758元，则成本价补差前的购房款占合计总购房款的61%，成本价补差后�付的购房款占合计总购房款的39%。据此，一审法院确定涉案房屋由曹某乙和某桂某共同占有61%的产权份额，曹某乙和陈某共同占有39%的产权份额。则何某兰享有的涉案房屋产权份额为30.5%，该产权份额属于何某兰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故何某兰的法定继承人虽在何某兰去世后20年内未提起继承诉讼或进行遗产分割，但上述法定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故依法视为接受继承，何某兰的遗产已由三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曹某乙于2000年9月5日向单位申请将涉案房屋的共有人由何某兰变更为陈某，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权利，且没有证据证明曹某甲和曹某丙当�有表示放弃继承何某兰的遗产，亦没有证据证明曹某甲和曹某丙同意曹某乙对共有财产的处分，故曹某乙的处分行为无效。曹某甲和曹某丙基于涉案房屋原有产权登记在曹某乙和某桂某名下，且并未要求分割何某兰的产权份额，而从现有证据表明，办理涉案房屋共有人变更事宜只有曹某乙，故曹某甲和曹某丙表示对涉案房屋已于2001年2月12日将原共有人何某兰变更为陈某一事不知情，直至陈某于2014年提起离婚诉讼时以涉案房屋登记为曹某乙和陈某共同共有要求分割时，才得知产权变更的事情，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故曹某甲在陈某与曹某乙的离婚诉讼中得知其权利受到侵犯，于2015年11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对陈某关于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曹某乙在何某兰的遗产分割前表示放弃继承，故对何�兰在涉案房屋的遗产份额由曹某甲和曹某丙继承所有，每人各占涉案房屋产权的15.25%。涉案房屋的30.5%产权份额为曹某乙个人所有，涉案房屋的39%产权份额为曹某乙和陈某共同共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曹某甲拥有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15.25%的产权份额；二、曹某丙拥有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15.25%的产权份额；三、曹某乙拥有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30.5%的产权份额；四、曹某乙和陈某共同共有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39%的产权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00元，由曹某甲负担1100元、陈某负担1100元、曹某乙负担1100元、曹某丙负担1100元。
一审判决后，陈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四项，改判为曹某乙和陈某共同共有珠海市香洲区南夏街1栋401房100%的产权份额并驳回曹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2.改判由曹某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陈某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其一，何某兰依法不是涉案房产的产权人。一审判决仅以出资认定何某兰涉案房屋产权人，明显违背最高法相关意见。2011年11月23日最高院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对“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法民字第4号”建议的答复》一文，文某乙说“房改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关于房改房的出售、产权归属等问题，极为复杂。需要在对诸如�关部门的相应规定、售房单位的具体意见和情况、房改时是否享受了双方工龄优惠、配偶中的另一方是否因分配该房屋而失去了其在本单位另行分房资格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量后，才能做出认定。”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职工按成本价格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有一次。不言而喻，每个符合条件的人仅有一次享受福利购房的机会，该政策决定了在前一个家庭中申请购买了房改房，享受了房改福利待遇，在重新组成的家庭中就失去了再次享受的资格，即在申请购买房改房时，如果计算房屋总价款时使用了现配偶的工龄优惠等其他折价优惠，就可以证明此房改房是出售给现家庭的；但如果使用的前配偶的工龄优惠及其他优惠，则可以证明此房屋是出售给前一个家庭的。购买涉案房产时，使用了陈某及曹某乙的工龄折扣，陈某也因此失去再次享受房改的资格，但未使用何某兰的任何工龄折扣。据此，涉案房产应为出售给陈某及曹某乙的房产，与何某兰无关。一审判决只依据1989年曹某乙曾缴纳5059.6元购房款认定何某兰为涉案房产的产权人，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相违背。何某兰于1992年7月3日去世。曹某乙在此之后隐瞒何某兰已去世的事实，并且在登记申请书中伪造何某兰签字，致使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及产权登记部门在误以为何某兰还在世的情况下办理了ZJ199225542产权登记。该份产权登记应为有关部门在错误认识下作出的无效登记，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曹某乙购买涉案房屋时并未使用何某兰的工龄折扣，曹某乙于1992年9月22日以个人名义所缴纳的相应购房款，相应份额应为曹某乙个人所有产权。何某兰自1992年7月3日去世之日起，已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对于曹某乙于1992年9月22日所购买�产权，依法不能获得。对于上述产权份额，曹某乙为产权所有人。曹某乙于2001年2月8日自愿将陈某增加为共同共有人，此部分产权份额应为曹某乙与陈某共同共有。
其二，即使依据一审法院的认定内容，涉案房屋的30.5%为何某兰的遗产，曹某乙对于其个人所有的30.5%的产权份额依然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利。曹某乙于2001年2月8日针对其个人所有的30.5%产权自愿增加陈某为共同共有人，相关手续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此部分的产权变更手续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据此，即使涉案房产的30.5%的产权为何某兰遗产，曹某乙与陈某的共同共有份额也应为69.5%。
实际上，2000年曹某乙申请变更共有人时，便是曹某乙对何某兰遗产的继承，且其个人继承行为已完成。曹某乙于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声明称放弃对何某兰遗产的继承，由曹某甲�曹某丙共同继承，明显违背事实。且该声明未经质证，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依法不能作为判案依据。曹某乙2000年已对何某兰遗产进行继承，依照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遗产比例为30.5%，曹某乙依法应继承份额为10.16%，一审判决认定曹某乙个人占有30.5%的产权，曹某乙于2000年9月5日自愿申请陈某为涉案房屋共同共有人，故曹某乙所有的共计40.66%的产权比例应为曹某乙与陈某共同共有，加上曹某乙与陈某通过补缴购房款所共有的39%的产权，曹某乙与陈某共计共同共有产权比例应为79.66%。
其三，曹某甲所提起的继承权纠纷已超过诉讼时效。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何某兰于1992年7月3日去世，即至2012年7月3日已满20年诉讼时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在认定诉讼时效时认为涉案房屋已由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在进行产权分配时却认定涉案房屋遗产份额尚未分割，明显属于自相矛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法支持陈某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曹某甲答辩称，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物的，未经过其他共同共有人同意的，一般认定为无效，涉案房屋二次登记没有法律依据，是曹某乙所作的无权处分。曹某甲是在陈某提起和曹某乙的离婚诉讼后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从2014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无违反法律规定。1992年9月22日的交款是为了履行曹某乙和某桂某作为主体的房改房合同，无论房款来源是什么，都实现了合同履行的效果。本案中，继承事由已经发生，但是法定继承人并未就财产进行分割，相应的产权并没有转移到相应的权利人名下，曹某乙所提交的放弃声明的继承已经一审法院审查，是有效的。
被上诉人曹某乙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陈某的请求。其他意见与曹某甲的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曹某丙与曹某乙的答辩意见一致。
陈某二审向本院提交了2000年办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时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证明，证明房屋变更登记时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程序合法。被上诉人曹某乙、曹某甲、曹某丙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
曹某甲二审向本院提交了何某兰21年工龄的证明，证明何某兰本人也有工龄，且长于陈某的工龄。陈某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法性与真实性均不认可，曹某乙和曹某丙对该证据关联性、合法性与真实性予以认可。
陈某和曹某甲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皆形成于一审之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视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何某兰死亡后，包括曹某甲在内的各继承人未明示放弃继承其遗产，亦未对遗产进行分割，根据上述规定，视为各继承人接受继承，遗产共同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在共同共有状态下，法定继承人可随时主张权利，无诉讼时效的限制，本案诉讼时效不受继承法第八条的调整，陈某关于曹某甲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房改房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福利分房。房改房在出售对象的特定性、出售价格的非市场性、享受优惠政策的一次性等方面与商品房截然不同，判断其权属时应当综合考虑�改主体、出资时间、出资来源、是否抵扣工龄、房屋登记等因素，也不能简单以某一因素为标准，而应该从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出发，充分考虑国家政策制定的初衷，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判断。《珠海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1998年10月20日）规定，购买按“标准价”优惠的新、旧住房，每对夫妇一生只能享受一次。最初房改合同上虽未写明某的名字，但曹某乙和某桂某夫妇为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分行职工，当时房改是以何某兰和曹某乙二人组成的家庭为单位进行，1989年曹某乙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一次性支付了第一次购房款。根据建设部《关于房改售房权属登记发证若干规定的通知》建房（1995）472号的规定，职工以标准价购买住房，拥有部分产权。因此，何某兰应当拥有涉案房屋部分产权。我国住房实行福利性实物分配制度与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密切相关�在房改房价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性优惠福利，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将多年的工资差额，一次性补发给职工。因此，虽然该职工生前未能实际取得，但这种政策性优惠福利是其生前应享受和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房改房是补偿给死者的财产权益的物化形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认为，何某兰拥有涉案房屋部分产权，陈某以涉案房屋房改时未抵扣何某兰的工龄以及何某兰已经死亡，不应享有涉案房屋产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陈某作为曹某乙的配偶参与了1999年的房改，且抵扣了21年的工龄，故陈某也拥有部分产权。
涉案房屋房改总购房款为19758元，其中成本补差之前，1989年和1992年缴纳的购房款（标准价）共计12062元，占总购房款的61%；1999年缴纳的成本价补差金额是7696元，占总购房款的39%。一审法院确定根据不同时期缴纳的购房款比例�确定曹某乙和某桂某共同享有涉案房屋61%的产权份额（曹某乙和某桂某各拥有30.5%），曹某乙和陈某共同享有39%的产权份额，合情合理，应予维持。
曹某乙在何某兰的遗产分割前表示放弃继承，何某兰享有的30.5%份额由曹某甲和曹某丙继承所有，曹某甲和曹某丙各占涉案房屋产权的15.25%；涉案房屋的30.5%产权份额为曹某乙个人所有，涉案房屋的39%产权份额为曹某乙和陈某共同共有。曹某乙一审庭后放弃继承的声明不属于证据，不需要质证，该声明曹某乙按捺了指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陈某关于该声明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陈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陈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陈 伟
代理审判员 黄夏莉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梁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