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7民终5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阳东区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工业园裕东一路30号。
法定代表人：冯金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敬贤，男，198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由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大令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丽云，女，197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启明，男，197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谊，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叶倩，女，197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敬贤，男，198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由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大令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原审第三人：吕国试，男，197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阳江市阳东区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丽云、谭启明，原审第三人叶倩、吕国试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6）粤1704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6）粤1704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梁丽云、谭启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属于错判。联通公司从来没有与梁丽云、谭启明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经济往来，向梁丽云、谭启明定购货物的是叶倩，而不是联通公司。叶倩并不是联通公司的员工，更不是联通公司的生产经营负责人。联通公司因生产需要向叶倩下单，由叶倩找工厂定做。联通公司与叶倩之间是合作关系，其所欠梁丽云、谭启明的货款与联通公司无关。吕国试是联通公司的员工，负责财务工作。吕国试与梁丽云、谭启明对账，是叶倩委托吕国试为其与梁丽云、谭启明进行对账，联通公司并不知情，也未经联通公司盖章确认。从梁丽云、谭启明提供的《欠据》也可以印证，是叶倩欠梁丽云、谭启明的货款，而不是联通公司。叶倩向联通公司提供的货物，联通公司已将货款如数支付给叶倩。虽然联通公司的两个股东与叶倩有亲属关系，但联通公司是独立企业法人，股东与叶倩的关系并不代表公司与叶倩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一审法院就该亲属关系即认定叶倩是代表联通公司，明显认定事实不清，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2、一审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梁丽云、谭启明提供的《欠据》内容为“兹阳东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叶倩，欠谭启明1011066元，大写（壹佰零壹万壹仟零陆拾陆元整，以此证明）。”叶倩在《欠据》“欠款人”一栏上签名并盖指印。该《欠据》是由梁丽云、谭启明拟好后让叶倩签名，但并没有联通公司盖章确认。从该《欠据》上看，很显然系叶倩与梁丽云、谭启明之间的债务关系，与联通公司无关，只是梁丽云、谭启明自认为叶倩系联通公司的员工。结合叶倩委托联通公司员工吕国试与梁丽云、谭启明进行对帐，该《对帐单》也未经联通公司确认，也印证了《对帐单》的数额与《欠据》系叶倩与梁丽云、谭启明之间的债务关系。联通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叶倩下单订做纸箱，而叶倩则寻找厂家定做。因此受叶倩的委托会直接向厂家支付货款，因叶倩个人不能提供增值税发票给联通公司，则会由厂家直接向联通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因此则存在联通公司向梁丽云、谭启明的工厂付款，而梁丽云、谭启明向联通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也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但并不能就此认定联通公司与梁丽云、谭启明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综上所述，梁丽云、谭启明未能提供与联通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叶倩属于联通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属于错判。
梁丽云、谭启明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联通公司与梁丽云、谭启明存在定作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即使按照联通公司在一审的答辩和上诉的主张，联通公司是同意出借公司的名义由叶倩与梁丽云、谭启明订立定作合同，联通公司对外亦应承担法律责任。梁丽云、谭启明认为一审判决联通公司支付货款给梁丽云、谭启明事实清楚，应驳回联通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叶倩、吕国试无陈述诉讼意见。
2016年11月29日，梁丽云、谭启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联通公司立即支付拖欠货款1011066元及从2015年7月31日起计至判令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违约金，违约金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联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梁丽云、谭启明在1995年12月27日登记结婚，是夫妻关系。阳江市江城区民源包装制品厂（以下简称民源厂）是梁丽云在2006年2月15日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该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加工、产销纸制品、包装纸制品、包装材料、塑料、五金。大约从2009年底开始，联通公司向民源厂购买纸箱、纸箱等包装材料。民源厂与联通公司的交易习惯通常是先送货后结算付款，偶尔有即时结清。经联通公司对账确认，截止2015年7月31日止，尚欠民源厂货款1011066元未付。又因联通公司从确认欠款至今仍未付款，故联通公司应从该日起支付违约金。民源厂在2015年9月29日注销，诉讼权利由经营者行使，梁丽云、谭启明是夫妻关系，故以双方的共同名义起诉。
一审法院查明：民源厂是于2006年2月15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梁丽云，2015年9月29日注销。梁丽云、谭启明是夫妻关系，双方于1995年12月27日登记结婚。联通公司是于2002年11月1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为阳东县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2015年4月17日变更为阳江市阳东区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冯金兰、郑国炎是公司股东，是夫妻关系，冯金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倩是冯金兰、郑国炎的儿媳。梁丽云、谭启明主张联通公司欠1011066元货款，提供的主要证据有多份《阳东县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应付帐款对帐单》（以下简称《对帐单》），《欠据》一份，多份银行进帐单、增值税发票。《对帐单》载明了从2012年4月22日起至2015年7月5日止的货物的采购日期、进仓单号、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第三人吕国试在《对帐单》签名，最后的2015年8月19日《对帐单》上，吕国试签名确认至2015年7月31日止欠款余额为1011066.32元；《欠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兹阳东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叶倩，欠谭启明1011066元，大写（壹佰壹万壹仟零陆拾陆元整），以此证明。”叶倩在《欠据》“欠款人”一栏上签名并盖指印。签写《欠据》的时间是2015年9月25日；银行进帐单、增值税发票，载明2009年1月19日起至2013年2月4日，期间联通公司支付货款给民源厂或民源厂出具增值税发票给联通公司。梁丽云、谭启明主张，叶倩是联通公司生产经营的负责人。联通公司及叶倩则主张，叶倩承包了公司的部分业务，双方是合作关系。梁丽云、谭启明、联通公司及叶倩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在阳江市星光联营五金有限公司与联通公司、吕国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阳东法民二初字第308号]中，吕国试自认是联通公司的员工，负责公司财会、结算等工作。吕国试与阳江市星光联营五金有限公司对帐结算，是履行职务行为。在本案中，联通公司也承认第三人吕国试是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公司财会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源厂在向外销售定作的纸箱等产品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本案为定作合同纠纷。民源厂是与联通公司发生定作合同关系，或是与第三人叶倩发生定作合同关系，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梁丽云、谭启明提供的银行进帐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能证实联通公司长期与民源厂存定作合同关系。联通公司、第三人叶倩认为银行进帐单、增值税发票是叶倩通过联通公司付款给梁丽云、谭启明产生的，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帐单》载明的内容是“阳东县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应付帐款”，吕国试是联通公司的财会负责人，表明吕国试是代表联通公司与梁丽云、谭启明对帐。联通公司否认吕国试代表自己与梁丽云、谭启明对帐，理据不足，应不予采信。梁丽云、谭启明与叶倩在《欠据》确认的货款数额与第三人吕国试在《对帐单》上所确认的货款数额相吻合，也就是，《欠据》上的货款来源于《对帐单》的货款，而联通公司、第三人叶倩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之间存在承包经营的合作关系，第三人叶倩也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与梁丽云、谭启明发生定作合同关系，且第三人叶倩是联通公司的两股东的儿媳的特殊身份关系，一审法院对梁丽云、谭启明主张的叶倩是代表联通公司出具《欠据》给梁丽云、谭启明的事实予以采信。结合联通公司长期与民源厂存在定作合同关系的客观事实，应认定本案是民源厂与联通公司之间发生的定作合同关系。联通公司辩称与梁丽云、谭启明从来没有经济往来，不属实，联通公司和第三人叶倩主张是叶倩个人欠梁丽云、谭启明的货款，由叶倩给付梁丽云、谭启明，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联通公司欠民源厂1011066元货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由于民源厂已注销，《欠据》写明欠谭启明货款，民源厂的投资人梁丽云与谭启明又是夫妻关系，因此，梁丽云及谭启明作为本案的原告，主体适格。梁丽云、谭启明请求联通公司支付欠款合法有理，应予支持。同时，联通公司应从最后的结算日，即出具《欠据》给梁丽云、谭启明的2015年9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给梁丽云、谭启明。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作出（2016）粤1704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阳江市阳东区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在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货款1011066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从2015年9月25日起至该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梁丽云、谭启明。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99元，由阳江市阳东区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谭启明、梁丽云和联通公司均陈述本案的货物由民源厂直接送到联通公司的经营地址阳江市阳东区工业园裕东一路30号。
本院认为，本案是谭启明、梁丽云向联通公司主张支付定作的纸箱等产品货款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应为定作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联通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民源厂与联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定作合同关系。（二）梁丽云、谭启明请求联通公司支付货款1011066元应否支持问题。
关于民源厂与联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定作合同关系问题。梁丽云、谭启明主张与民源厂发生定作合同关系的是联通公司，并提供了《对帐单》、《银行进帐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欠据》加以证明。从梁丽云、谭启明提供的上述证据来看，《对帐单》的抬头是“阳东县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应付帐款对帐单”，载明的供应商为民源包装制品厂，并列明了采购日期，物料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和金额等内容，联通公司的财务人员吕国试在每份对帐单上签名确认。联通公司承认上述货物由民源厂直接送到联通公司的经营地址。吕国试作为联通公司的财务人员，在联通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吕国试受其他人委托而与民源厂进行对帐的情况下，应予认定吕国试是代表联通公司与民源厂对联通公司与民源厂的交易进行结算，吕国试的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相应法律责任应由联通公司承担。《银行进帐单》证实联通公司曾通过其公司的银行帐户转汇货款给民源厂，民源厂收到货款后亦以联通公司作为购货方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联通公司。上述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与民源厂发生定作合同关系的是联通公司。联通公司、叶倩主张与民源厂发生定作合同关系的是叶倩，是联通公司向叶倩下单，再由叶倩找厂家订做纸箱，但联通公司和叶倩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联通公司和叶倩存在合作关系，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叶倩与民源厂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鉴于联通公司和叶倩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来推翻梁丽云、谭启明所提供的上述证据，故对联通公司和叶倩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梁丽云、谭启明请求联通公司支付货款1011066元应否支持问题。如上所述，联通公司与民源厂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吕国试代表联通公司与民源厂对帐结算时确认至2015年7月31日止欠款余额1011066.32元。结算后，联通公司股东冯金兰、郑国炎的儿媳叶倩又向谭启明签写了一份《欠据》，确认欠款1011066元，《欠据》确认所欠货款数额与吕国试在《对帐单》上所确认的货款数额相吻合。在联通公司、叶倩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以及叶倩与梁丽云、谭启明发生定作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对梁丽云、谭启明关于叶倩是代表联通公司出具《欠据》给谭启明的主张应予采信。因个人独资企业民源厂现已注销，本案货款发生于民源厂投资人梁丽云与谭启明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梁丽云、谭启明请求联通公司支付货款1011066元，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联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99元由上诉人阳江市阳东区联通电信器材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国雄
审 判 员 梁宗军
审 判 员 蔡旻霏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叶宝宁
书 记 员 谢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