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晋商终字第1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大同县杜庄乡长胜庄村。
法定代表人：闫杰，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贾丽娟、凌鹏，山西协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南郊区天胜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南郊区拖皮村。
法定代表人：刘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军，山西乌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崴驰公司）与被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天胜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作出（2014）晋商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崴驰公司为与本案不服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同商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徐玉厚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王迪、审判员夏霞参加评议，书记员刘杰担任庭审记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贾丽娟、凌鹏，被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天胜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波及委托代理人张国新、郭军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通过证据分析确认以下事实：2011年9月8日，原告崴驰公司与被告天胜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水洗沫煤20000吨，基准单价为530元（含税），并可根据市场行情，随行就市。付款方式为根据购货数量付全款。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9月10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原告于2011年9月21日向被告预付购煤款600万元、2011年9月28日又向被告预付100万元购煤款，共计700万元。2011年12月15日，被告天胜公司将购煤款100万元退还原告崴驰公司。2011年9月21日、2011年9月29日、2011年10月1日、2011年10月2日，被告天胜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波向鲍居甲个人账户分别汇款500万元、20万元、54万元、26万元。另，2011年9月5日，原、被告之间还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原煤5000吨，价格含税145元／吨，执行日期为2011年9月5日至2011年9月12日。
另查明，2012年5月7日，山西右玉东洼北煤业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公司（鲍居甲个人打卡）150万元，煤全部拉完，打款日期2011年9月21日。”2012年9月14日，大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2）12号司法鉴定文书，分别对被告天胜公司所举两份授权委托书中的公章印文与原告崴驰公司提供的公章印文样文是否一致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确认上述印章不是同一印章。2013年3月5日，大同市公安局作出同公（刑）鉴通字（2013）02号鉴定意见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我局指派／聘请有关人员，对伪造公司印章案涉案的两份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进行了与受害单位提供的公章样本和合同章3样本鉴定。鉴定意见是：1、倾向认为送检的两份委托书上的“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2、送检的两份委托书上的“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与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公章印文样本不是同一印章盖印。3、送检的委托书上的“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系样本印章遮挡下方内容盖印形成。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鲍居甲接收被告天胜公司煤款的行为是否受原告崴驰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2、是否应当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并支持原告请求返还煤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关于鲍居甲的身份问题，原告认为鲍居甲不是其公司的授权委托人，不认可被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被告则称2011年9月8日双方签订合同时鲍居甲提供了原告的授权委托书，因此被告依原告委托书的指示将煤款汇入鲍居甲个人账户。本院认为，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盖有原告公司公章的鲍居甲授权委托书及冯东升授权委托书均系伪造，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本院核实，大同市公安局鉴定意见书中认定送检的冯东升委托书上的“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系样本印章遮挡下方内容盖印形成。由此可见，该委托书上的印章与原告送检的样本印文不一致，但系样本印文遮挡部分内容加盖形成，委托书的印章印文实际仍是来源于原告提供的印章样本。故对于原告不认可冯东升委托书真实性的意见不予采纳，本院对被告提供的冯东升委托书予以确认。由此委托书可证实，原告崴驰公司在与被告天胜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过程中，使用的公章不止一枚。现被告提供了盖有原告印章的鲍居甲授权委托书，原告对公章虽有异议，公安部门也予以鉴定，但因原告不能证实其送检的公章样本具有唯一性。故对原告主张鲍居甲授权委托书中的公章系伪造的意见不予采纳，对其就此提供的相应证据不予采信。另根据案外人山西右玉东洼北煤业有限公司的证明亦可证实崴驰公司的代表鲍居甲向该公司打款150万元及拉煤的事实，且鲍居甲向右玉东洼北煤业有限公司打款日期与被告给其汇款500万元的日期相吻合。
综上分析认证，另查明以下事实：原告向被告汇款700万元后，被告于2011年12月15日向原告退还了100万元，余款600万元被告分四次汇入原告公司的授权委托人鲍居甲个人账户。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未能向原告交付煤炭，而是向原告退还了100万元购煤款，原告予以了接收。同时，被告向原告委托代理人鲍居甲退还600万元，原告虽提出异议，但其公章并非唯一，所举证据也不能排除鲍居甲委托书中原告公章的客观性，被告有理由相信鲍居甲持原告公章代表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购销合同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系受原告委托，故被告向鲍居甲汇款600万元应视为向原告退还购煤款。现原告已收取被告退还的全部700万元购煤款，双方实际已解除了《煤炭购销合同》，相应购煤款也已退还，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被告退还购煤款、支付利息等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523元，由原告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上诉人崴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同商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2、依法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购煤款600万元人民币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1年9月2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截至2015年4月1日为1，388，933.33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鲍居甲是崴驰公司的代理人缺乏证据证明，且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系明显错误。1、冯东升的《委托书》不真实，一审判决认定错误。该《委托书》所依据的基础文件是崴驰公司与天胜公司于2011年9月5日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但崴驰公司所持的合同文本中只有双方的盖章并无签字，而天胜公司所持的合同文本中却有冯东升和张国新的签字，一审判决也认定了崴驰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的真实性，这足以证明该签字是后补上去的，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体现冯东升在该合同中的身份，从而为其制作《委托书》提供虚假依据。另外，该《委托书》的内容不符合交易习惯，且形成于双方产生本案纠纷后（2011年12月19日），显然是为了达到佐证对鲍居甲《授权委托书》的目的而故意制作的。大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文书》明确表明，《委托书》上所加盖的“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公章与崴驰公司所使用的公章不一致，说明该《委托书》不是崴驰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明《委托书》上的印章系由“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3”遮盖形成的，说明该印章是冯东升用合同专用章变造后加盖的，进而证明了该《委托书》不是崴驰公司所出具的，属于伪证。2、一审判决通过对冯东升的《委托书》推出崴驰公司“使用的公章不止一枚”的结论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对冯东升《委托书》上公章系冯东升用合同专用章3变造后加盖的，变造的印章并非公章，不能证明崴驰公司还使用过其他公章。如果崴驰公司真的出具过这样一份《委托书》，则完全可以直接加盖公章而不必进行变造。3、一审判决认为崴驰公司“不能证实送检的公章样本具有唯一性”违背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显然是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天胜公司提供了对鲍居甲的《授权委托书》，就应当证明该文件的真实性。现崴驰公司提供的《鉴定文书》已经证明该《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与自己的公章不一致，而冯东升的所谓委托书上的也只是合同章变造而来，不能证明崴驰公司另外还有公章。这样天胜公司仍需证明崴驰公司还有公章，否则，说明该《授权委托书》不是崴驰公司出具的，属于伪证。但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冯东升《委托书》真实性的基础上，又错误地要求崴驰公司证明自己没有其他公章这一消极事实，显然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4、一审判决认定鲍居甲代表崴驰公司到山西右玉东洼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洼北煤业公司）拉煤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东洼北煤业公司与本案无关，其《证明》及台账系该公司主观判断及记录，并无与崴驰公司相关的合同、供煤票据（包括煤炭准销票、煤炭基金票、增值税发票）、退款收据等予以佐证，亦无崴驰公司对鲍居甲的授权，因此不能以此证明鲍居甲是崴驰公司的代理人。东洼北煤业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针对该《证明》出具了《情况说明》，因《情况说明》形成时间在后，故应对《情况说明》予以认定。综上，天胜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均不真实，无法证明鲍居甲系崴驰公司的代理人，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事实上，本案的资金流转时间足以证明鲍居甲是天胜公司的代理人。崴驰公司与天胜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并向其支付购煤款600万元后，天胜公司同日就将其中的500万元打给鲍居甲，一审判决又认定鲍居甲于同日用其中的150万元向东洼北煤业公司买煤，可见天胜公司委托鲍居甲履行其供煤义务，鲍居甲是天胜公司履行合同的代理人，天胜公司向其转款并非向崴驰公司退款。
二、一审判决对《煤炭购销合同》履行及解除事实的认定违背基本逻辑，且自相矛盾，系明显错误。一审判决首先认定《煤炭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则该合同的目的为崴驰公司向天胜公司购买煤炭，崴驰公司的义务为付款，天胜公司的义务为供煤。但紧接着，一审判决又认定天胜公司将600万元付给鲍居甲的行为是按照崴驰公司的委托而为的，是在向崴驰公司退款以解除合同。依此逻辑，崴驰公司与天胜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的目的就是解除该合同，崴驰公司向天胜公司付款的当天（2011年9月21日）双方的合同就已经解除。一审判决如此违背逻辑、自相矛盾的认定，明显是在偏袒天胜公司。此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明确要求，判决书应当写明适用的法律和理由，而一审判决只引用了程序法的规定，却未明确本案所适用的实体法律依据及理由就草草下判，实难令人信服。
天胜公司答辩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崴驰公司与天胜公司解除煤炭购销合同及天胜公司退还煤款600万元的相关依据。此涉及到鲍居甲的代理身份的认定问题。上诉人崴驰公司主张鲍居甲并非其代理人，根据资金的流转过程足以证明鲍居甲是天胜公司的代理人。原审对鲍居甲代理人身份的认定及鉴定结论的认定违背了举证责任的分配认定，进而作出了履行及解除合同自相矛盾的判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天胜公司提供了盖有上诉人印章的鲍居甲授权委托书、冯东升委托书、案外人山西右玉东洼北煤业有限公司的证明，结合大同市公安局鉴定意见书、本院对案外人山西右玉东洼北煤业有限公司的调查核实，原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适当，上诉人对公章及合同章的管理无序致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其唯一性。故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盖有上诉人公章的鲍居甲委托书表明鲍居甲的代理行为系上诉人委托。且上诉人在历次审理中均不能有效说明合同的具体签订过程，案外人山西右玉东洼北煤业有限公司的证明客观上也印证了鲍居甲与上诉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故原审依现有证据经综合分析认定被上诉人天胜公司有理由相信鲍居甲持上诉人公章代表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系受上诉人委托并无不当。基于此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天胜公司向鲍居甲汇款的行为视为对上诉人退款进而全部退款完毕双方实际解除合同基本事实清楚。综上，上诉人崴驰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522.53元由大同市崴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玉厚
审 判 员 王 迪
代理审判员 夏 霞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