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2民终22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翟俊，男，195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舒兰市溪浪口砂石场负责人，住舒兰市溪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宏伟，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于治洲，男，195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吉林市中医院退休医生，住吉林市昌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志，吉林市先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侯锐，女，196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吉林市电子局8270厂卫生所护士，住吉林市船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系侯锐之子），男，199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上诉人翟俊因与上诉人于治洲、被上诉人侯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2016）吉0283民初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翟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宏伟，上诉人于治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志，被上诉人侯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翟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治洲的反诉请求，于治洲、侯锐给付翟俊承包费330万元及违约金99万元。2.二审诉讼费用由于治洲、侯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诸多事实不清的地方，请二审予以查明。1.舒兰市溪浪口砂石场采砂许可证虽然为年产3万立方米，但实际生产能力远远超过3万立方米，能够满足年产40万立方米的生产要求，一审对该事实没有查明，导致只支持了3万立方米的承包费。2.于治洲、侯锐承包砂场后，租赁的船只一直停放在砂场，在于治洲、侯锐雇佣的打更人员看护下，并不存在由翟俊控制或侵占的事实，一审对此没有查明。3.一审判决书中实际支付船只租金85万元的证据中的银行流水证据，庭审中于治洲、侯锐并没有提供，也没有经过质证程序，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一审程序违法。另外，由于采江砂受季节限制，冬季不能施工，不可能全年按月支付租金，给付85万元租金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虽然认定翟俊与于治洲、侯锐之间是承包关系，但没有按照承包关系处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按照承包关系，于治洲、侯锐所有的经营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于治洲、侯锐没有继续组织生产与其具备的技术条件（采砂船不具备采砂能力）和市场变化原因相关，对于可开采量，于治洲、侯锐经过考察后是明知的，这些都与翟俊无关，是于治洲、侯锐自行承担的承包经营风险。双方签订协议时，翟俊没有隐瞒采砂许可证为3万立方米的事实，也将相关资质手续交给了于治洲、侯锐，而且，实际上该砂场2011年与2012年的开采量各达到了50万立方米，一审中翟俊提供的与其他单位签订的供应砂石合同也能够证明实际开采量远远超过3万立方米。一审法院认定双方都存在违约行为，各自承担违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翟俊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决翟俊承担违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翟俊给付于治洲、侯锐21个月租金损失105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翟俊发现于治洲、侯锐生产时间不长就停产，不具备履行协议能力后，就一直与其协商解除合同事宜，并于2015年6月9日向其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于治洲、侯锐书面答复不解除合同，即使有租船的租金损失，法院判决翟俊承担部分违约损失，数额也不对，让翟俊承担由于于治洲、侯锐原因导致扩大的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没有支持翟俊主张的违约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既然一审判决认定于治洲、侯锐存在违约行为，就应该酌情支持翟俊的违约金请求，一审判决认定承担违约金的主体是非违约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于治洲、侯锐辩称，1.翟俊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翟俊认为自己有生产40万立方米的能力，但采砂属于国家强制性管理，生产多少必须以批准的采砂证为准，翟俊自己认为能够生产40万立方米以上这属于违法开采行为。2.翟俊在上诉状中提到没有扣留于治洲租用的船只，在一审庭审中，翟俊的代理人就明确表示扣留行为属于行使留置权。3.翟俊认为于治洲停止生产属于违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于治洲之所以停止生产是因为翟俊不给开具发票，不给提供公章无法签订销售合同，因为没有发票致使无法追偿所销售的砂石货款，同时根据合同约定翟俊不履行包销20万立方米的砂石义务，于治洲为减少损失不得不停产，这一结果恰恰是因为翟俊的违约行为造成的。4.鉴于翟俊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2011年和2012年年均生产销售40万立方米以上的砂石，我们希望法庭就翟俊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如果这一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话，请求按照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移送。
于治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诉讼费由翟俊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砂石厂合作协议》签订后，于治洲筹集资金、租采砂船、组织人员进行生产，共生产成品砂6000立方米。由于翟俊不履行包销约定，又把持公章不开发票，使于治洲无法对外销售，被迫停止生产。2016年3月翟俊强行将于治洲的工人赶走，并强行扣留于治洲租用的采砂船。以上事实一审判决没有认定。2.案由错误。双方签订的《砂石厂合作协议》是合伙合同，不是承包合同。《砂石厂合作协议》从约定的内容到协议履行都证明，于治洲组织生产，翟俊管理公章、发票和货款，双方共同销售，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该协议是合伙合同。如果是承包合同，翟俊应该将经营许可、公章、财务管理、合同签订等全部交由于治洲，而本案翟俊只是将砂石场的现场交给了于治洲进行生产，经营许可、公章、财物管理及合同签订等全部掌握在翟俊手中，这怎么能是承包。翟俊是个体工商户，根据规定，个体工商户不可以脱离经营，否则应办理变更，据此规定，《砂石厂合作协议》的性质不可能是承包。3.适用法律错误。于治洲停止经营是翟俊违约，生产砂石不销售，于治洲销售砂石翟俊不提供合同、不提供发票，于治洲生产砂石无法对外销售，已销售出去的又无法索要货款，因此造成于治洲无法继续生产。鉴于翟俊恶意违约的事实已经显现，于治洲为了减少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停止生产，是行使抗辩权。因此于治洲停止生产不是违约。
翟俊辩称，1.翟俊将沙场承包给于治洲后，由其自行生产，由于于治洲船只不具备生产能力，船只租赁协议不真实，于治洲上诉的第一点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砂场具备开采能力，不生产是其生产设备不满足生产条件，且受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结果，与翟俊无关。2.舒兰市公安局印章制作审批表及舒兰国税局税收通用缴费单、地税局发票能够证明沙场具备给于治洲开具发票的条件，且新公章由侯锐在公安局重新办理，这些事实都能证明翟俊没有违约，相反这是于治洲为其不能履约所制造的借口。3.本案案由已经确定为承包关系，不用再说。由于国家关于个体工商户变更的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不允许更名，只能废业，所以于治洲的事实理由是错误的，双方的法律关系就是承包关系。4.翟俊发现于治洲不具备生产条件，生产了一段时间后停产，为了减少双方的损失，已经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其也答复能够继续履行合同，这说明翟俊不存在违约的情况，扩大的损失也不应该由翟俊承担。5.砂场2011年、2012年超采生产已经向河道管理处等部门缴纳了相关费用，并向税务部门依法纳税，该违法情形虽然违反了《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但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规定，一审法院只支持了翟俊3万立方米的承包费，与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砂场生产能力的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于治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其上诉。
侯锐辩称，同意于治洲的上诉请求。
翟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的《砂石厂合作协议》；2.于治洲、侯锐共同给付翟俊承包费330万元；3.于治洲、侯锐共同给付翟俊违约金99万元；4.于治洲、侯锐共同承担诉讼费用。
于治洲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砂石厂合作协议》；2.判令翟俊赔偿于治洲违约损失120万元；3.判令翟俊赔偿扣留于治洲采砂船损失每月5万元，时间从2016年6月15日至返还船只之日；4.判令翟俊返还扣留于治洲租用的4条采砂船；5.诉讼费由翟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舒兰市溪浪口砂石场于2012年2月15日注册成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翟俊。该砂石场2006年至2014年经舒兰市河道管理站核准的开采量为3万立方米。2014年9月15日，翟俊与于治洲、侯锐签订《砂石厂合作协议》之后，于治洲、侯锐进驻砂场开始经营并生产了少量砂石，后于2015年3月停工至今。为了开采砂石所需，于治洲与王庆尧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采砂船租赁合同，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于治洲、侯锐先交付合同保证金15万元。两个月内再付10万元，余款50万元在2015年9月15日前分批付清，第一年全部租金共60万元。以后每年9月15日前上打租金60万元，租金的支付方式为现金。2016年3月15日，翟俊进驻溪浪口砂石场自行组织开始生产砂石。2015年6月9日，翟俊向于治洲、侯锐下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2015年6月16日，于治洲、侯锐作出回复。另，2015年9月15日至今于治洲所租4艘2组采砂船始终存放于溪浪口砂场。
一审法院认为，一、双方签订《砂石厂合作协议》性质应认定为承包。协议性质应当依据协议约定的内容综合考量。合作协议第4条第3项约定“甲方不参与砂石场的生产经营”，第5项约定“乙、丙方负责本协议经营体的生产、销售、运输，独立自主经营管理并制定生产和销售计划”，第6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为本协议经营体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债权债务按股份比例由乙丙方共同承担。”上述约定均不符合合作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合作经营特征。同时，合作协议第4条第1项、第7条对甲方提供砂石场地、保证砂石资源、负责经营场地等基础设施的维修保养等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符合承包特征，故依据《砂石厂合作协议》双方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承包法律关系。
二、合作协议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应各自承担违约责任。首先翟俊存在违约行为。案中，翟俊所举舒兰市河道管理站的证明及于治洲所举2015年采砂许可证均能证实溪浪口砂石场的年核准采砂量为3万立方米，且舒兰市河道管理站证明自2006年至2014年核准的采砂量均为3万立方米。可以认定翟俊是在明知核准的采砂量只有3万立方米的情况下与于治洲、侯锐签订年最低开采量为40万立方米的合同。《砂石厂合作协议》第4条第1项约定“甲方以其位于舒兰市溪河镇溪浪口村二社的砂石场全部场地和其固有砂石和资源参与合作，并保证砂源充足质量达标”。在核准开采量仅有3万立方米的情况下，翟俊事实上无法保证砂源充足，构成违约。其次，于治洲、侯锐存在违约行为。于治洲、侯锐自2014年9月15日《砂石厂合作协议》签订后，开始经营砂场，仅开采了少量砂石即停产并一直占有砂场至2016年3月15日，期间未向翟俊缴纳场地承包费，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治洲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租金的合理部分即以核准的采砂量每年3万立方米，每立方米给付5.5元计算年租金为16.5万元、月租金为1.375万元。于治洲、侯锐实际占有砂场18个月（2014年9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应给付翟俊租金24.75万元。翟俊应当承担于治洲、侯锐的租船损失。于治洲、侯锐基于对翟俊的信赖，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年最低采砂量40万立方米的开采要求（舒兰市河道管理站实际核准的年开采量仅有3万立方米），租赁了两组共四艘采砂船，造成信赖利益损失，结合本案表现为船舶租赁损失，翟俊应予以赔偿。本案中，于治洲所举证据三中采砂船主王庆尧收条6张（王庆尧当庭表示是其本人所写），合计金额85万元，对此，结合于治洲提供的于治洲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流水和侯锐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在收条关联日期前的支出情况，结合采砂船租赁合同对租金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的约定，且翟俊对几份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可以认定两被告实际支付的船只租金为85万元。截至2016年6月15日两被告应支付船只租金105万（月租金5万元共计21个月）尚欠王庆尧20万元。关于于治洲主张的实际投入的人工、电费等支出损失，该部分支出为生产经营的正常投入，其价值已包含在其出产的砂石中，属于经营风险，应由于治洲、侯锐自行承担；6月15日之后发生的租船损失，可待实际发生且数额确实时另行主张权利；于治洲对应返还的物资未提供证据证实，该诉请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翟俊主张的违约金，因主张违约金的主体要件为非违约方，故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三、双方《砂石厂合作协议》应予以解除，翟俊占有的采砂船应予返还。双方的起诉状和反诉状中均要求解除《砂石厂合作协议》，应视为双方已对合同解除均无异议，故该协议应予以解除。于治洲基于采砂船租赁合同，合法占有采砂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占有的不动产或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的规定，翟俊占有的采砂船应予返还。
综上，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作出判决。判决：一、解除翟俊与于治洲、侯锐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的《砂石厂合作协议》；二、于治洲、侯锐共同给付翟俊砂石场承包费24.75万元；三、翟俊赔偿于治洲、侯锐采砂船租金损失105万元；四、翟俊返还于治洲、侯锐租赁王庆尧的采砂船两组（四艘）。五、驳回翟俊、于治洲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二、三项互抵翟俊赔偿于治洲、侯锐损失80.25万元。上述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付清。诉讼费48,920元，由翟俊承担45,573元；于治洲、侯锐承担334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翟俊提供证实材料及光盘各一份，于治洲、侯锐提出异议，经查，该证实材料及光盘中参加检测的单位并不是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故本院对翟俊提供的此证据不予采信。对翟俊提供的2011年及2012年采砂量的汇总，于治洲、侯锐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为2011年及2012年的采砂量，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对翟俊提供的舒兰市辰日印章制作中心出具的台账明细表，上面载明侯锐签字将印章5枚取走，于治洲、侯锐对侯锐取走印章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此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证人孙效出庭证言，结合翟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证人证明的2016年3月翟俊阻止于治洲、侯锐运走采砂船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治洲提供的银行往来凭证，因该证据系银行系统出具，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人姜在成出庭证言，其证明侯锐将公章取回后交给翟俊。翟俊对此予以否认。因证人姜在成系侯锐的司机，与侯锐存在利害关系，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姜在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舒兰市溪浪口砂石场于2012年2月15日注册成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翟俊。该砂石场2006年至2014年经舒兰市河道管理站核准的开采量为3万立方米。2014年9月15日，翟俊作为甲方与于治洲、侯锐作为乙、丙方签订《砂石厂合作协议》，其中第一条约定：“本砂石厂作为本协议主体之间根据本协议自愿组成的共同经营体，在经营期间应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守法经营。”第四条第三项约定：“甲方不参与砂石生产经营，但有权利监督砂石生产量和出厂量，并根据砂石生产的具体数量，乙丙方每生产壹立方米砂石给甲方伍元伍角整人民币，每年保证生产肆拾万立方米砂石，不足按肆拾万立方米结算。”第五项约定：“乙、丙方负责本协议经营体的生产、销售、运输，独立自主经营管理并制定生产和销售计划。”第六项约定：“甲方每年负责包销贰拾万至叁拾万立方米砂石并按出厂期一个半月内回款。”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前甲方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负责，本协议签订后，为本协议经营体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债权债务按股份比例由乙丙方共同承担。”第十一条第二项约定：“甲乙丙三方按协议各负其责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应向守约人支付贰佰万元人民币违约金，同时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两部分，预期利益甲乙丙三方协商确定为每年壹佰万人民币。”
协议签订后，翟俊即将砂场交付于治洲、侯锐经营。于治洲、侯锐进驻砂场开始经营并生产了少量砂石，后于2015年3月停工至今。2014年11月20日，侯锐作为舒兰市溪浪口砂石场的经办人员，向舒兰市公安局申请制作了该砂场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翟俊）章、合同章以及税务章，经公安部门批准制作后，侯锐于2014年11月25日将上述五枚公章取走。2015年6月9日，翟俊向于治洲、侯锐下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2015年6月16日，于治洲、侯锐作出回复，不同意解除合同。2016年3月15日，翟俊进驻溪浪口砂石场自行组织开始生产砂石。于治洲使用的4艘采砂船始终存放于溪浪口砂场。
本院认为，翟俊与于治洲、侯锐签订《砂石厂合作协议》，于治洲、侯锐认为该合同为合伙合同，但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协议。本案中，翟俊与于治洲、侯锐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于治洲、侯锐自主经营砂场，其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于治洲、侯锐共同承担，上述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要件，故对于治洲、侯锐关于合同性质为合伙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同效力，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年开采量为40万立方米，但舒兰市水利局为舒兰市溪浪口砂石场颁发的吉林省河道采砂许可证中标明的批准开采量仅为3万立方米，我国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故双方的约定中超出批准的开采量部分因损害国家利益应属无效。协议其他部分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法有效的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
翟俊主张解除与于治洲、侯锐签订的《砂石厂合作协议》，并于2015年6月9日向于治洲、侯锐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于治洲、侯锐在2015年6月16日对《解除合同通知书》进行了回复，应认定2015年6月16日于治洲、侯锐已经接到翟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于治洲、侯锐未按照法律规定向法院起诉或申请仲裁，故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砂石厂合作协议》在2015年6月16日已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翟俊与于治洲、侯锐的《砂石厂合作协议》解除后，翟俊有权要求于治洲、侯锐返还砂场并赔偿损失。因翟俊已经将砂场收回，故于治洲、侯锐无需返还。关于损失赔偿，因该协议中超出3万立方米的部分无效，于治洲、侯锐应以批准的3万立方米的开采量按照协议约定的每立方米5.5元给付翟俊。故一审判决于治洲、侯锐按照实际占有砂场的时间计算给付翟俊24.75万元并无不当。
翟俊与于治洲均主张对方违约。经查，根据协议约定，合作协议签订后，于治洲、侯锐就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生产经营，而于治洲、侯锐在2014年开采少量砂石后即停止生产，虽双方协议约定的40万立方米的开采量超出采矿许可证的范围，但于治洲、侯锐对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的3万立方米砂石亦未进行生产，且溪浪口砂石场交付于治洲、侯锐经营管理一年多，于治洲、侯锐并没有按照约定与翟俊进行结算，故于治洲、侯锐存在违约行为。翟俊在签订协议后，即将砂场交由于治洲、侯锐进行经营管理，履行了协议的主要义务，协议中约定的翟俊包销的条款因于治洲、侯锐在2015年没有进行生产存在事实上的无法履行，该行为不能归因于翟俊的过错，故翟俊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关于翟俊诉请的违约金，因于治洲、侯锐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故应按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关于应给付的违约金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翟俊请求按实际损失的30%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但翟俊的实际损失应为24.75万元，按照30%计算为7.425万元，对翟俊多请求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于治洲主张经营许可、公章、财物管理及合同签订等全部掌握在翟俊手中，导致砂场无法经营，但侯锐已经在2014年11月20日向公安部门申请制作砂场的公章并于2014年11月25日领取，且于治洲、侯锐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故本院对于治洲的此主张不予支持。于治洲主张翟俊2011年、2012年超出采矿许可证批准的开采量开采砂石构成违法犯罪，应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
于治洲要求翟俊返还采砂船并赔偿采砂船的租金损失，翟俊承认四艘采砂船现仍存放在溪浪口砂石场，因该采砂船并不属于翟俊所有，应予返还。于治洲主张翟俊赔偿该采砂船自2014年9月15日开始的租金损失，根据《砂石厂合作协议》中第六条“本协议签订前甲方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负责，本协议签订后，为本协议经营体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债权债务按股份比例由乙丙方共同承担”的约定，于治洲、侯锐在2014年9月15日接手砂场后使用采砂船的行为属于本协议经营体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债务，应由于治洲、侯锐共同承担。故于治洲要求翟俊承担其自主经营砂场期间船只租赁的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翟俊在2016年3月不同意侯锐将采砂船运走，导致采砂船至今仍滞留砂场，故翟俊应返还采砂船，并承担自2016年3月至采砂船运走之日的损失。关于损失数额，于治洲提供了其与王庆尧签订的《采砂船租赁合同》，请求按照该协议约定的月租金5万元计算损失数额。经查，于治洲自认其在2014年9月15日开始支付租金，共计支付17个月租金85万元，即于治洲共支付了自2014年9月15日至2016年2月15日的船只租金，而翟俊阻止船只运走的行为发生在2016年3月，于治洲在2016年3月份及之后的租金损失尚未实际发生，故本院对于治洲主张翟俊赔偿其船只租赁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翟俊的部分上诉及抗辩理由成立，于治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2016）吉0283民初675号民事判决；
二、于治洲、侯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翟俊24.75万元及违约金7.425万元；
三、翟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于治洲、侯锐停放于舒兰市溪浪口砂石场的采砂船两组（四艘）。
四、驳回翟俊、于治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于治洲、侯锐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翟俊缴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41,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140元，总计80,260元，由于治洲、侯锐负担6020元，翟俊负担74,240元；于治洲缴纳的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7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13元，总计12,813元，由于治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洁
代理审判员 赵 靖
代理审判员 荆媛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代理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