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82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雪芹，女，汉族，1976年9月10日出生，身份证地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华，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妍禧，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姗岚，女，汉族，1978年10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意珠，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徐文辉，男，汉族，1970年7月10日出生，身份证地址重庆市开县。
上诉人余雪芹因与被上诉人汪姗岚及原审被告徐文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7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雪芹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有新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提出让上诉人虚构13万债务，并让上诉人写下虚假欠条，该欠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存在感情纠纷，被上诉人答应帮上诉人以上诉人欠款为由逼迫原审被告拿一笔钱给上诉人。2016年1月10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聊天叙旧，被上诉人称原审被告不相信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款项的事实，并提出让上诉人写下13万的欠条，通过该虚构的欠条从而使原审被告相信上诉人欠款未还，替上诉人还钱，从而达到报复原审被告的目的。被上诉人又建议上诉人将大众朗逸汽车作为13万借款的抵押物，以此要回长期被原审被告侵占属于上诉人的大众朗逸汽车。上诉人答应被上诉人的提议，于2016年1月10日当晚向被上诉人出具一份虚假《欠条》，约定上诉人借被上诉人人民币13万，月息两分，以大众汽车抵押，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10日。因为2013年3月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还款13万。原告在一审中也承认此《欠条》为2016年1月10日所写。上诉人于签订出具欠条的次日，向被上诉人发送微信，感谢被上诉人出谋划策，通过虚构上诉人欠被上诉人13万款项的虚假事实来逼迫原审被告替上诉人还款。上诉人想将这份虚假欠条上的利息约定成5%月利率，被上诉人认为太高，不受法律保护。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基于同为女人和好姐妹的身份，让上诉人出具虚假欠条达到逼迫原审被告代为还款的目的。最后，被上诉人在微信中表示其和上诉人是好朋友，帮忙是应该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出具该新证据系因为上诉人以为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归还虚构的欠条纯属表现给原审被告看，上诉人以为能凭多年友情劝说被上诉人撤诉，所以并未收集证据。在一审判决之后，上诉人才通过多方渠道收集证据，发现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二、上诉人提交新证据银行汇款单，证明在出具欠条前将135997元借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所称13万借款实际上系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第一份转账记录，19笔共226091元。加上现上诉人提交新证据“2012年9月1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8085元”。上诉人于2008年至2016年期间向被上诉人转账20笔，共234376元。其中，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11笔共135997元。该笔135997元的款项系上诉人无偿借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于2013年3月10日向上诉人账户汇入130000元，用于偿还该笔135997元的欠款，尚欠上诉人5997元。且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也称其无固定工作，生活窘迫，这也证明其缺乏向上诉人一次性借款13万的经济能力。三、被上诉人所称其在截止2012年已向上诉人转账达13万，但一审上诉人于2000年至2012年期间向被上诉人借款182685元（一审中，上诉人已经现法院提供第二份转账记录共计182685元）。被上诉人上述该笔累计13万的转账系偿还之前上诉人借其的182685元，还尚欠5万余元。四、假设上诉人存在拖欠被上诉人13万债务的情况下，本案存在很多不符合逻辑的疑点。1、时隔两年后才对13万小额借款出具欠条并用汽车抵押，这不符合逻辑。在2016年3月出具欠条之前，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汇款88179元，于2016年5月4日汇给被上诉人10000元。如果欠款事实真实的话，那上诉人出具欠条时，为什么未将88179元作为还款在欠条金额里予以扣除？2、上诉人不偿还高达24%年利率的小额借款，反而在此之后多次无偿借款9万余元给被上诉人，这不符合逻辑。从上诉人频繁转账的流水显示，上诉人是有偿还能力的。面对本金13万的小额借款，24%年利率的高额借款利息，上诉人不但不偿还借款反而在这之后多次无偿借款9万余元给被上诉人，并在借款两年后用汽车抵押并出具欠条，这明显不符合逻辑。上诉人从2013年3月至2016年期间，一直向被上诉人账户汇款，不断借款给被上诉人，而却未将该98179元用于还款，一直任凭年24%的年利息计算3年，累计利息将近10万？这明显超出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3、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向其汇款中有3.9万系偿还的利息，但按照13万本金，月利率2%计算，按照月份计算，该利息金额也对不上。4、在无证据证明原审被告与该欠款存在联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起诉原审被告，动机存疑。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也不能体现该借贷关系和原审被告有联系，被上诉人起诉原审被告也令人费解。这正好验证之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议，让上诉人写下不存在的欠款事实的欠条，从而以第三方债务人身份要求原审被告还钱。被上诉人称上诉人2013年5月2日向其汇款5900元，2013年6月18日汇款30000元，2013年9月4日汇款23279元（其中6999元被上诉人称系还欠款），以上均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其他欠款。但被上诉人无法出具欠条或者其他可以证明上诉人系偿还其他欠款的证据，该主张不能成立。假设上诉人2013年3月欠被上诉人13万，为何在2016年出具欠条时，未将上述被上诉人承认还款的42899元扣除，这也不符合事实逻辑。且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向其偿还其他欠款，为何其他欠款未约定利息也无欠条，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就仅仅就这个13万有出具书面欠条且规定24%年利率的利息，再加上双方在微信中聊天承认13万系虚构为欺骗原审被告，足以证明13万欠条系虚假的。五、被上诉人提交的记账本和经销商证书不能作为证据予以认定。1、被上诉人提供的《经销商证书》既无被上诉人姓名，上面载明日期为2017年5月31日，本证据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且没有采购合同及送货单据等证据，故被上诉人称安利经销商证书可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有部分系支付货款的主张完全不能成立。所以，被上诉人所称上诉人向其支付货款，既无订货合同又无送货单，其主张无法成立。被上诉人所称上诉人向其转账系偿还其他欠款的主张也无欠条等证据支持，无法成立。2、被上诉人提供的手写账本不具真实性、客观性及关联性，且为被上诉人单方手写，无法证明上诉人对上诉人存在欠款或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记事本、安利经销证书、安利会员卡足以认定上诉人欠款事实成立的结论是完全违反客观事实的。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有效民间借贷关系与案件事实不符。请求二审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汪姗岚辩称，一、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存在伪造可能，被上诉人证据的时间是2016年1月11日，该证据并不是新形成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主张不存在借贷关系，但直到一审判决作出之前均未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二、答辩人在2013年3月7日借款13万元给上诉人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是虚构债务，正常的虚构都会在当下转款并签订借条，答辩人不会在2013年3月借款给上诉人的时候就预见到在2016年要和上诉人合伙进行虚假债务诉讼，答辩人更无法在2013年会预见到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感情在2016年破裂，上诉人声称的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审被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就承认其会还款，并询问了借款本金及利息，其是明知并承认该借款的，现在上诉人上诉称原审被告不相信该借款，与事实相悖。三、答辩人与上诉人补签欠条并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成立，而且上诉人认为欠款不多，无须用大众朗逸车做抵押，并无任何依据。答辩人苦苦追索本金长达两年，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均推托拒不还款，在此情况下要求上诉人以汽车抵押作为还款保证是非常合理的。四、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利息的时间是从2013年11月7日开始，四年期间仅支付了39000元的利息，本金分文未付。上诉人认为利息数额与借款时间不符，正好印证上诉人未按时支付利息，答辩人多次讨要，上诉人才支付一点利息安抚答辩人。而且，24%的年利率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上诉人声称的高额利息。五、上诉人欲通过提交2013年3月之前的银行流水，混淆案件事实，上诉人提供的借款之前的流水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借款不可能还未开始就先还款。六、记事本会员卡及经销商证书只是作为证据链条的一部分，佐证存在借贷关系及案件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
原审被告徐文辉未到庭参诉。
被上诉人汪姗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233220元（本金130000元整，利息103220元，计至2016年6月30日，每月利息按2600元计算）；二、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7日，原告从其尾号为6511的农业银行账户里向被告余雪芹尾号为0571的建设银行账户转入13万元。被告余雪芹于2016年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今借王姗岚（4201****5600）人民币：130000.00元，大写：壹拾叁万元正(整),利息两分（按月计），暂以大众朗逸C2261抵押。借款人：余雪芹（4201****5609），2013.3.10。原告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曾向两被告催要欠款的事实，被告余雪芹称不清楚原告与被告徐文辉的微信记录，其因为要把自己和原告的微信记录拿给被告徐文辉看，为了显得更真实，才与原告这样聊天。原告提交了记事本、安利经销证书、安利会员卡以证明被告余雪芹经常向原告借款，被告余雪芹转账给原告的流水并不能证明是还2013年3月10日的借款，且被告余雪芹是原告的直销客户，其多次购买产品，小额流水是被告余雪芹向原告购买产品的货款。被告余雪芹对此不予确认。
被告余雪芹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以证明其一直在借款给原告。经查，银行转账记录有两份，一份涉及转账金额19笔，总金额226091元，一份涉及转账金额11笔，发生时间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总金额182685元，原告只确认第一份有19笔转账记录中的5笔转账，合计为39000元为被告余雪芹还给原告的借款利息，分别为：2013年11月7日1万元、2014年2月28日1万元、2014年3月30日4000元、2014年5月6日5000元、2016年5月4日1万元。原告对其余银行转账记录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余雪芹称涉及转账金额19笔，总金额226091元的转账记录显示的都是自己借钱给原告的记录，但没有借条。原告称被告余雪芹所称与事实不符，在涉及转账金额19笔的转账记录里，第1笔至第11笔，金额共计127912元，根据原告转给被告余雪芹的银行流水，在2012年就已经达成13万，这与被告余雪芹所称上述款项是借款，金额无法对上。另，原告称19笔转账记录中的第12笔至第13笔是被告余雪芹归还原告之前的未写借条的借款，第14笔包含了货款16280元和欠款6999元。另查，被告余雪芹称与被告徐文辉没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原告称，其通过微信向被告徐文辉催要借款时，被告徐文辉微信聊天里“问到本金加利息是多少，还说不要担心我们没有钱还及我们会收回逐一解决”，原告以此主张从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到被告徐文辉承认自己有还钱的义务。以上事实有客户回单、收费回单、欠条、微信聊天记录、记事本、安利经销证书、安利会员卡、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庭审笔录为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称被告余雪芹向其借款13万元，并提交了欠条、客户回单、收费回单予以证明。被告余雪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辩称其在欠条上的签名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被告余雪芹辩称是原告向其借钱，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根据被告余雪芹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时间与金额又与其所述不符，且被告余雪芹又未提交相关借条予以佐证，因此，法院对被告余雪芹的辩称不予采信。因此，法院对被告余雪芹向原告借款13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余雪芹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3万元。关于利息。对于原告与被告余雪芹之间的转款记录，根据被告余雪芹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的时间，大部分转账发生在欠条记载的2013年3月之前，与欠条记载时间不符，原告称被告余雪芹系其客户，两人间的经济往来还涉及到购买商品的货款及未出具借条的借款，原告自认被告余雪芹归还了39000的利息，原告所述与欠条记载相符，亦符合朋友间的交往常情，因此，法院确认，被告余雪芹在借款后，只归还了39000元的借款利息。根据双方确认的欠条，月利息两分，即年利率24%，该利息的约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约定利息合法有效，因此，被告余雪芹应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3年4月10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利息总额应减去被告余雪芹已支付的利息39000元。原告称被告徐文辉应与被告余雪芹共同承担还款付息的义务。被告余雪芹称两被告不是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原告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徐文辉有与被告余雪芹共同还款付息的法律义务，因此，对原告的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余雪芹称其也有借钱给原告，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对被告余雪芹的该主张不予处理。被告徐文辉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余雪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汪姗岚借款本金13万元；二、被告余雪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汪姗岚支付上述借款利息（利息以上述借款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自2013年4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总额应扣除被告余雪芹已支付的利息39000元）；三、驳回原告汪姗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4798.3元，由被告余雪芹负担，案件受理费已经由原告汪姗岚预交，法院不退，被告余雪芹将应负之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汪姗岚。
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余雪芹向本院提交了其与被上诉人汪姗岚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图片，证明双方虚构了13万元的债权债务。该记录包含如下内容：“谢谢你，老同学，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安慰我，开解我，现在居然替我想到这么好一个办法，利用你2013年三月还给我的这十三万再逼他……若者十三万及利息收到了，我也会给你辛苦费的……要不要把利息写成五分，多拿些？”“不能！高了，只能2分。我帮你也是应该的、我们都是女人，好姐妹”。上诉人余雪芹主张该聊天发生于2016年1月11日12：44分。被上诉人汪姗岚主张双方未发生该聊天，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上诉人余雪芹经本院要求后仍无法提交该微信记录的手机原始记录核实真伪，且证据内容与被上诉人汪姗岚提交的具有手机原始记录的微信聊天内容相互矛盾，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汪姗岚亦向本院提交了其与上诉人余雪芹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并出示了手机原始记录予以核实。该记录显示被上诉人汪姗岚自2015年12月起至本案诉讼期间一直向上诉人余雪芹催还借款，上诉人余雪芹未予否认并承诺还款。上诉人余雪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主张该内容为双方协商好虚构的聊天，意图让原审被告徐文辉相信欠款之事。因上诉人余雪芹亦认可双方存在该聊天内容，但其关于对话内容虚构的主张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被上诉人汪姗岚提交的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汪姗岚与上诉人余雪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被上诉人汪姗岚主张其于2013年3月7日向上诉人余雪芹出借13万元，上诉人余雪芹于2016年向其补签欠条，有银行转账记录、欠条和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上诉人余雪芹则主张该13万元是被上诉人汪姗岚向其偿还2008年至2012年期间的累积欠款，欠条是双方为骗取原审被告徐文辉还款假意所签，微信聊天记录亦是双方为使原审被告徐文辉相信欠款真实而假意所为，为此上诉人余雪芹提交了银行流水和具有相反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图片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余雪芹对被上诉人汪姗岚提交的欠条和微信聊天记录的客观真实性均予认可，仅主张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对于双方合意虚构上述证据之主张仅提交了一份无法核实真伪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图片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难以令人信服。第二，被上诉人汪姗岚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汪姗岚自2015年12月起至本案诉讼期间一直向上诉人余雪芹催还借款，上诉人余雪芹未予否认并承诺还款。上诉人余雪芹主张双方近一年期间发生的几十次对话均为合意虚构，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上诉人余雪芹主张2016年1月10日才与被上诉人汪姗岚协商虚构欠条之事，但被上诉人汪姗岚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2015年12月即已向上诉人余雪芹催还借款，故上诉人余雪芹的主张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上诉人余雪芹主张被上诉人汪姗岚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十数次向其借款，累积金额135997元，其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中大多数转款金额零碎，如“3550元、1200元、100元、8085元”等，如此零碎的借款金额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被上诉人汪姗岚则主张此为上诉人余雪芹向其购买安利产品的货款，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可见，被上诉人汪姗岚主张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真实充分，原审据此认定上诉人余雪芹的还款义务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相反，上诉人余雪芹关于借贷关系虚构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且所述内容有违常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余雪芹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余雪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国林
审 判 员 李卫峰
代理审判员 郑寒江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黎国玲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