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3民再1号
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谭华友，男，196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武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春，重庆壹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文龙举，男，197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北碚区。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杨维其，男，197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武隆县，现在重庆市涪陵监狱服刑。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高顺福（高长明之父），193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县。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秦宗余（高长明之母），194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高丹（高长明之女），199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武隆县。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高晗（高长明之女），未成年人。
法定代理人陶成萍（高晗之母），197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
申诉人谭华友因与被申诉人文龙举、高丹、高顺福、秦宗余、高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030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渝检民监[2016]50000000147号民事抗诉书，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2016）渝民抗19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因高长明于2016年1月25日去世，其诉讼地位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高顺福、秦宗余、高丹、高晗承继。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派检察员唐柳、朱芸出庭。申诉人谭华友及其诉讼代理人熊春、被申诉人杨维其、高顺福、秦宗余、高丹、高晗及其法定代理人陶成萍均到庭参加诉讼，文龙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后向本院补充书面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的部分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确有错误。主要理由是：原一、二审均已查明，谭华友、杨维其、文龙举、高长明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对合伙经营挖掘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虽然谭华友为合伙负责人，但对整个合伙期间一切经营活动，均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现有新证据即戈登公司于2013年6月14日出具的编号为0001913的收据、编号为0001598的收据，结合戈登公司收款明细、客户信息卡，证实谭华友垫支了挖掘机按揭款及尾款、违约金、利息等共计126300元。该笔款项应当作为合伙经营成本纳入合伙清算中；人民法院认为由于合伙经营挖掘机已经出售，合伙解散条件已经具备，应当进行合伙清算，那么就应对整个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不应只是对前期的合伙事务进行清算。二审判决仅对2013年2月5日之前的合伙结算予以确认，对于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期间的合伙经营收入、支出等情况未作审查和认定。事实上，文龙举、谭华友、第三人杨维其及其妻雷素涛于2013年7月23日对于2015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期间的合伙帐目进行了清算。该次结算是以该期内的总收入557790元（出售挖掘机实际已收到的货款500000元+该期间已收到的帐款57790元）减去该期内总支出312094元（2013年2月至5月按揭款120000元+2013年6月14日偿还的剩余按揭款、所欠公司首付款及违约金儿利息以及逾期偿还公司垫款等共计126300元+该期内的经营费用支出65794元）而得出每人应分得合伙款61424元[（557790－312094）/4]。对于该次结算，参与人中只有文龙举表示有意见，其异议也仅是认为合伙挖掘机对外还有应收帐款16余万元，而对其帐目并未提出异议。对于应收而未收回的帐款（因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是否能全部收回、何时收回、会否再产生新的支出费用等等），则不宜在清算时纳入分配。但二审判决对此未予采信，而将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的合伙经营支出、收入（包括应收帐款）均由谭华友一人承担，又将出售挖掘机所得价款作为合伙收益由各合伙人进行分配，违背了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分配原则，显失公平。
谭华友申诉称，原一、二审判决未对2013年2月5日至2013年6月11日（挖掘机出售日）期间的合伙帐目进行清算。按照我与文龙举、杨维其于2013年7月23日结算，2013年2月5日至6月11日期间，我垫支偿还了挖掘机的按揭款、尾款、迟延还款的罚息、违约金等共计24.63万元（其中2013年2－5月每月偿还按揭款3万元共计12万元、2013年6月14日偿还购买挖掘机的尾款、迟延还款的罚息、违约金等12.63万元），加上在此经营期间各项费用支出，共计312094元。该部分开支应当计入合伙经营期间的成本在经营收益款项中扣除。据此，截止2013年7月23日，各合伙人应分得的款项为：文龙举应分得的款项为：523800÷4＝130950（出售挖机应分得的款项）－44166元（尚欠合伙投资款）－312094÷4＝78023.5元（分担2013年2月5日至同年6月11日期间含偿还按揭款、购买挖机借款、罚息、违约金等的支出费用）＝8760.5元；同理，高长明还应支付给我315.5元。
文龙举答辩称，谭华友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我不认可2013年7月23日进行的合伙结算结果，在结算单上我也签的是“有意见”。该次结算没有将对外的应收帐款16万余元纳入其中；谭华友在2013年2月5日至6月11日期间所列的经营支出过高，不合常理；谭华友出售挖掘机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出售挖掘机的价格也低于评估价8万多元，存在与买方串通的嫌疑；谭华友关于购买挖掘机的借款及还款、违约金、罚息等事宜，均与我无关，我只是合伙人，对他们之间的交易不清楚，合伙经营期间我只承认以我出具的欠条承担合伙债务。另外，补充一点，谭华友与杨维其系亲戚关系，杨维其之父与谭华友的妻子系亲兄妹关系。
杨维其对谭华友的申诉请求不持异议。
高顺福、秦宗余、高丹、高晗答辩称，合伙经营挖掘机的事宜在高长明生前一直是他本人在处理，他们对相关情况不清楚。但谭华友出售挖掘机、进行合伙清算均没有通知我们参与，也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故对谭华友的申诉事实和理由均不予认可。
文龙举起诉谭华友、杨维其、高长明至重庆市原武隆县人民法院。因高长明曾担任过该院驾驶员，谭华友提出回避申请，经本院指定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管辖。文龙举向一审法院诉称并反诉辩称，2011年5月1日，其与谭华友签订挖掘机合伙协议约定，谭华友以其名义购买的型号为神钢SK260LC-8挖掘机50%产权股份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6万元，如一方违约需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万元。协议签订后，我依约向谭华友支付合伙款6万元，并在合伙经营期间支付了挖掘机按揭款、加油费、配件款等费用合计118592元。2012年6月28日，谭华友在未通知文龙举并经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将该挖掘机卖与他人，并拒不与我进行盈亏结算。该挖掘机系我与谭华友、杨维其、高长明四人合伙经营，各占该挖掘机25%股份。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谭华友返还我挖掘机合伙投入款118592元及利息，并支付违约金1万元。谭华友反诉要求支付经管管理费于法无据，因我们是共同经营管理，合伙协议对此也无约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谭华友的反诉请求。
谭华友辩称并反诉称，我与文龙举签订合伙协议属实，但我作为挖掘机的经营者，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才将挖掘机变卖用以支付挖掘机按揭款，且在经营过程中及挖掘机变卖后均进行了结算，文龙举多次以借条的形式确认其应支付合伙投入款。谭华经营挖掘机25个月，应当收取工资报酬，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文龙举的诉讼请求，并判令文龙举、杨维其、高长明支付我经营管理费15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
杨维其辩称，挖掘机是以谭华友名义购买的，起初我与谭华友各占挖掘机50%股份，后来我将25%股份转让给了高长明，谭华友将25%股份转让给了文龙举，挖掘机是由谭华友管理，我没有参与经营管理。谭华友已告知我要出场挖掘机，我也不同意出场的价格，并同意支付谭华友管理费。
高长明辩称并诉称，文龙举所诉属实，挖掘机是我们四人合伙购买的，各占25%股份。谭华友在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挖掘机出卖并将款项据此己有。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谭华友支付我挖掘机款130950元，并赔偿我价差损失197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22日，谭华友与钱泽明（案外人）合伙以谭华友的名义向重庆戈登汉德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按揭购买机型为SK2760LC-8神钢挖掘机一台，挖掘机总价款1366309.18元，首付180000元。2011年3月1日，谭华友（甲方）与杨维其（乙方）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因钱泽明于2011年3月放弃了挖掘机合伙经营权，乙方自愿与甲方自愿合作，继续履行钱泽明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即日前的债权债务归甲乙双方共同享有和承担；合伙期间的重大决策需甲乙双方共同处理，对合伙经营的风险，收益均按50%承担和享有；如一方违约，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20万元，并赔偿损失。同年4月12日，杨维其（甲方）、高长明（乙方）签订《合伙协议》约定，甲方与谭华友合伙经营挖掘机一台，乙方自愿与甲方合作，继续与甲方履行合同义务，即日后的债权债务由甲乙双方共同享有和承担，合伙期间的重大决策需甲乙双方共同处理，对合伙经营的风险、收益均按50%承担和享有。同年5月1日，文龙举、谭华友签订《合资增股协议》约定，现有神钢挖掘机一台，由谭华友和杨维其共同经营，为了扩大发展，文龙举加入谭华友的股份中，即文龙举持有谭华友股份的50%（整机25%）；从协议签字之日起，文龙举与谭华友共同平等承担所占股份的债权债务；如有违约，一方付另一方违约金10000元。协议签订后，文龙举支付谭华友合伙款60000元。
2013年6月11日，因挖掘机经营亏损，谭华友在征得杨维其同意，并经与文龙举和高长明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以523800元将诉争的挖掘机卖与他人。同年7月23日，文龙举、谭华友、杨维其及其妻雷素涛四人对挖掘机出卖后的帐目进行结算，算得每人最终应分得合伙款61424元，但文龙举对此数额持有异议，认为合伙挖掘机对外还有应收帐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事后，文龙举、谭华友对应分合伙款数额协商无果，文龙举遂诉至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该院受理本案后，谭华友、高长明于2014年4月18日分别提出反诉和起诉。谭华友以高长明曾在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法院就职为由申请回避，后经本院指定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本案诉讼中，文龙举将要求谭华友返还挖掘机合伙投入款118592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双方签订的《合资增股协议》，由谭华友支付其挖掘机的出卖款130950元，赔偿其挖掘机价值损失19750元，支付鉴定费7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本案诉争挖掘机产权登记在谭华友名下，主要由谭华友进行经营管理，处理合伙事务；文龙举、谭华友、杨维其、高长明各占诉争挖掘机25%的产权；合伙经营期间，挖掘机经营收益用于支付挖掘机按揭款，且四方合伙人进行了经营结算。其中，文龙举、杨维其、高长明均以向谭华友出具欠条或借条的形式确认其三人应支出的挖掘机按揭款、油料款、驾驶员工资等合伙投入款，且于2012年8月9日以此方式确认了此前产生的应支出的合伙投入款，具体为文龙举欠合伙投入款44166元、杨维其欠合伙投入款105720元；诉争挖掘机无对外债务。一审庭审中，文龙举陈述合伙挖掘机对外还有应收帐款，但未举示证据予以佐证；谭华友举示陈世刚、陈为良、肖福胜、田小平出具的载有“我们合伙经营挖机，在经营过程中凡是没有经营的，每月补助经营者的工资6000－8000元（含驾驶员的工资、生活费、住宿费）”的证实材料以证明其应按每月6000元收取经营管理费，但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他合伙人未参与经营管理；高长明认可曾于2012年8月9日给谭华友出具欠条，确认其尚欠合伙投入款25668元，但陈述该款已以挖掘机经营收益支付，且以未签字为由不认可其应支付合伙投入款27574元，对此陈述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
另查明，2014年6月10日，经重庆市原武隆县人民法院委托重庆金汇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诉争挖掘机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602800元，为此支付评估费6000元。谭华友不认可该评估价值，也不同意重新评估。
2013年4月期间，文龙举曾与文德均等协商意欲转让自己的挖掘机合伙份额。2013年7月23日，文龙举出具证明载明“现有文龙举和谭华友合伙挖机经营支出（含打给神钢公司按揭款），在2012年8月9日－2013年2月5日帐款，每个人应支出27574元，大写贰万柒仟伍佰柒拾肆元。”
一审法院认为，文龙举与谭华友签订的《合资增股协议》、谭华友与杨维其、杨维其与高长明签订的《合伙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述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照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以上三份协议均约定协议双方对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共同承担和分享，即对合伙经营挖掘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故文龙举、谭华友、杨维其、高长明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本案中，合伙挖掘机主要由谭华友进行经营管理，其他合伙人对谭华友处理合伙事务均无异议，故可认定谭华友为合伙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合伙人可以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并可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但必须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案中，文龙举、谭华友、杨维其、高长明对合伙挖掘机均参与经营管理，但主要是由谭华友进行经营管理，对合伙期间合伙人的一切经营活动，均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经验法则，拖掘机的评估价值并不必然等同于拖掘机实际售价，谭华友作为合伙负责人，其应有合伙团体利益最大化的意愿和目的，且其系在经营亏损，经杨维其同意，并与文龙举、高长明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经多次协商才将拖掘机出卖，而此时文龙举也欲意转让合伙份额，故在其没有证据证明谭华友有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合伙人利益的情况下，宜认定拖掘机实际出卖价格523800元的事实，其他合伙人应当接受拖掘机出卖的该实际价款。基于拖掘机出卖，合伙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也归于终结，故该院确认诉争拖掘机出卖价格523800元，按照各个合伙人占25%的份额，文龙举、谭华友、杨维其、高长明人均分得合伙款为130950元。合伙经营期间，全体合伙人对经营收益进行了结算，其他合伙人对其应支付的投入款也以向谭华友出具借条或欠条的形式予以确认，在合伙体解散之时，对其他合伙人应当支付的合伙投入款应当一并结算，故应当扣除文龙举及杨维其分别应支付的合伙投入款44166元和105720元。对于高长明应支付的合伙投入款，其已出具欠条确认截止2012年8月9日尚欠25668元，其陈述该欠款已用拖掘机经营收益偿还，但其未举示证据证明，且根据庭审查明合伙拖掘机经营收益用于支付拖掘机按揭款；根据文龙举的证实从2012年8月9日起至2013年2月5日止，每个合伙人又产生合伙投入款27574元，故该院确认高长明应支付的合伙投入款53242元。综上，本案合伙终止后，文龙举应分得的合伙清算款为86784元，高长明应分得合伙清算款为77708元，文龙举陈述拖掘机对外还有应收帐款，但未举示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此陈述不予采信。文龙举、高长明要求谭华友按照拖拉机评估价值赔偿挖掘机差价款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文龙举请求谭华友支付违约金1万元，因双方之间的协商内容对违约情形约定不明，且文龙举也存在未按期支付合伙投入款的情形，故对此请求不予支持。文龙举要求谭华友支付拖掘机评估费7000元，因发票载明的金额为6000元，故该院确认评估费为6000元。
谭华友反诉要求文龙举支付经营管理费15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因合伙协商内容对此并无约定，且文龙举偶尔也参与了合伙经营管理，故其反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文龙举与谭华友于2011年5月1日签订的《合资增股协议》；二、谭华友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文龙举合伙清算款86784元；三、谭华友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高长明合伙清算款77708元；四、驳回文龙举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谭华友的反诉请求；六、驳回高长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65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500元，高长明起诉案件受理费3314元，评估费6000元，共计16468元，由文龙举负担4764元（含已预交的1436元），谭华友负担7098元，高长明负担4606元。
谭华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文龙举在一审中第二次开庭时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未对我提出的反诉进行审理径行判决，程序违法；3、在合伙人没有进行清算或者解除合伙协议之前，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主要事实不清。1、谭华友将挖掘机出卖后，即用部分款项偿还了原欠的按揭款，而一审判决却对此未予认定不当。2、一审判决没有对2013年2月5日以后的合伙帐务进行清算，主要事实不清。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谭华友利用汪淑琴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62286710096004654）分别于2013年2月22日支付按揭款3万元，于同年3月20日支付按揭款3万元，于同年4月20日支付按揭款3万元，于同年5月20日偿还按揭款3万元。对于2013年6月14日，谭华友自行向该帐户上存入的12.63万元是否为支付挖掘机按揭款的事实，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二审法院认为，谭华友、文龙举、杨维其、高长明四人合伙经营挖掘机的合伙关系成立，现因挖掘机已被谭华友出卖，双方合伙经营事项已无法继续进行，故四人的合伙关系应当依法终止。虽然在合伙期间主要合伙经营由谭华友负担，但双方对2013年2月5日之前的合伙收益、费用数额及盈亏情况已自行清算，事后文龙举、杨维其、高长明亦自愿给谭华友出具欠条，故四人对2013年2月5日之前的债务清算合法有效，对四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双方清算的结果，截止2013年2月5日，文龙举应支付给谭华友的合伙投入款44166元；杨维其应支付给谭华友的投资款为105720元；高长明应支付给谭华友的投资款为25668元+27574元＝53242元。由于从2013年2月5日以后系谭华友一人在经营挖掘机，且其在诉讼中称按揭款均是以挖掘机经营收入来支付，谭华友自己举示的证据证明2013年5月以前的按揭款均已支付完毕，故谭华友主张于2013年6月14日存入按揭款帐户的12.63万元系用于支付2013年2月5日至同年6月11日期间按揭款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要求将12.63万元纳入费用分摊给四个合伙人负担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谭华友在2013年2月5日至同年6月11日之间的其他费用，因谭华友没有举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他半数合伙人均不予认可，且现无法查明谭华友在这一经营期间的收入，故对这些费用亦不予认可。综上，在挖掘机出卖后，四人的合伙收益为523800元，每人均应分得130950元。扣除应支付给谭华友的投资款后，文龙举应分得：130950元－44166元＝86784元。高长明应分得：130950元－53242元＝77708元。对于谭华友提出一审法院准许文龙举在第二次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因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可以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故文龙举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谭华友提出其与文龙举等四人的合伙事务未经清算一审法院不应受理的问题，因法律对个人合伙的清算作为解散合伙体的强制性程序，一审法院在认定合伙解散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组织全体合伙人进行清算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谭华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68元，由谭华友负担。
本院在再审中审理查明，除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期间的合伙帐目外，各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
另查明，谭华友在再审中提交了个人贷款合同及公证书、与重庆戈登汉德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往来款项询证函及付款明细、谭华友在中国光大银行消费信贷对帐详单、谭华友帐户流水、个人客户期供表，拟证明谭华友垫支偿付了挖掘机2013年2月至5月的按揭款、尾款、违约金、罚息等共计24.63万元。
另查明，谭华友在原二审中陈述在此期间有经营收入43000元和14790元，但无相应的帐目记录；谭华友在检察机关向其询问时承认2013年7月23日结算时尚有160785元未收回；在再审庭审中，谭华友又变更其陈述为现有应收帐款11万元左右，已收到5.7万余元，但均无相应的帐目记录。文龙举认可合伙经营期间应收帐款数额为160785元。
另查明，谭华友表示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时合伙帐目记录，即2013年7月23日的合伙清算依据已在原二审中全部提交法院（详见（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308号正卷P28-P32），其中包括了偿还挖掘机2013年2月至5月的按揭款、尾款、违约金、罚息等共计24.63万元，但无经营收益款项记载。
还查明，文龙举对2013年7月23日的合伙结算不予认可，其认为对外尚有16余万元的应收帐款未收回；谭华友列支的经营支出过高不符合常理；谭华友与戈登公司之间偿还挖掘机按揭款的相关情况，其不清楚也与其无关，不应纳入合伙帐目之中。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期间，合伙帐目是否进行清算；各个合伙人经合伙清算后应分得的款项。
根据查明的事实，各合伙人对于2015年2月5日合伙结算均表示认可，即文龙举应付谭华友44166元、高长明应付谭华友46133元、杨维其应付谭华友105720元，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15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时的合伙清算，谭华友主张按照其与杨维其、雷素涛(杨维其之妻）、文龙举于2013年7月23日进行的合伙清算，分配各合伙人应得的款项。但对于该次合伙清算，除杨维其表示认可外，合伙人高长明生前并未参加该次清算，其继承人对此次结算表示不知情，亦不予认可；合伙人文龙举亦不认可该次清算，其认为该次清算中并未包括对外应收帐款16万余元；且谭华友在此期间的帐目记录中所列支合伙经营支出65794元过高，不合常理；谭华友与重庆戈登汉德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挖掘机的款项往来情况，其不知情也与其无关；同时，谭华友在检察机关向其询问时及再审庭审中亦承认有应收帐款未纳入该次清算中。据此，由于半数合伙人对该次合伙清算持有异议，且应收帐款尚未纳入该次合伙清算中，故本院对该次合伙清算不予采纳。由于各合伙人就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的合伙清算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应当根据在此期间的合伙帐目据实清算。
根据查明的事实，谭华友作为在此期间的合伙经营人，已提交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时全部合伙帐目记录。帐目记录为谭华友自行制作的流水帐，其中总支出312094元，包括2013年2－5月的按揭款12万元、余下的欠款、罚息、违约金12.63万元、合伙经营支出65794元；无经营收入的记载。
合伙人高长明、文龙举在二审中对上述帐目不予认可，二审法院判决亦未予采信。现谭华友在再审庭审中补充了新证据，包括个人贷款合同及公证书、与重庆戈登汉德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往来款项询证函及付款明细、谭华友在中国光大银行消费信贷对帐详单、谭华友帐户流水、个人客户期供表，证明在此期间其垫支偿还了购买挖掘机2013年2－5月的按揭款12万元、尾款、罚息、违约金等12.63万元，上述款项应当作为合伙经营支出由各个合伙人分担。高长明的继承人对新证据质证表示对相关情况不清楚；文龙举对新证据质证表示上述款项是谭华友与戈登汉德公司之间帐目往来，其不清楚也与其无关，对此不予认可。根据各合伙人均认可的事实，挖掘机的按揭款均由挖掘机的经营收益支付。故挖掘机2013年2－5月的按揭款12万元、尾款、罚息、违约金等12.63万元亦应由挖掘机的经营收益支付。现谭华友主张其垫支了上述费用，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挖掘机经营收益不足以清偿上述费用而由其垫支的事实。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谭华友提交的合伙帐目记录中没有经营收入的记载，却产生了挖掘机修理、维护等共计65794元经营支出，有悖常理；谭华友在原二审中陈述有经营收入43000元和14790元，谭华友在检察机关向其询问时及在本案再审庭审中承认有应收帐款尚未纳入合伙清算，但均没有任何帐目记录予以佐证。据此，谭华友作为合伙经营人提交的合伙帐目记录不完整，不能如实反映在此期间经营收益情况，故无法得知经营收益能否偿还挖掘机的按揭款等费用，也就无法证明谭华友垫支该部分费用的事实。据此，谭华友主张其垫支挖掘机2013年2－5月的按揭还款、2013年6月14日的尾款、违约金、罚息等共计24.63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该部分费用不能作为合伙经营成本纳入合伙清算中。
关于谭华友的帐目记录中合伙经营支出65794元，如前所述，由于谭华友提交的帐目记录不完整，无法查清经营收入情况，也就无法查清经营收益能否抵扣经营支出；同时，谭华友提交的合伙帐目记录中没有经营收入的记载，却产生了挖掘机修理、维护等共计65794元经营支出，有悖常理；合伙人文龙举、高长明及其继承人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谭华友主张的在此期间的合伙经营支出65794元，本院不予采纳。该部分费用不能作为合伙经营成本纳入合伙清算中。。
关于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时经营收益。虽然谭华友在原二审中陈述有经营收入43000元和14790元，谭华友在检察机关向其询问时及在本案再审庭审中承认有应收帐款尚未纳入合伙清算，但如前所述，由于谭华友提交的帐目记录不完整，无法查清经营收入情况，也就无法查明经营收益在支付了挖掘机按揭款、抵扣经营支出等费用后有无余额。据此，现有合伙经营收益确定为523800元，即谭华友出售挖掘机所得价款。高长明的继承人表示对出售挖掘机未经其同意，是谭华友擅自处置，其对相关情况不知情，亦不认可出售所得的价款；文龙举认为这是谭长友未征得其同意，擅自出售挖掘机所得的价款，低于评估价8万余元，合伙收益应当按评估价予以认定。但本案已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对出售挖掘机所得的价款认定为523800元，文龙举、高长明对此均未提出上诉和申诉，应视为其服判。据此，本院对合伙经营收益确定为523800元。
据此，2013年2月5日至合伙解散期间，各合伙人应分得523800元÷4＝130950元；扣除2013年2月5日合伙结算确认的各合伙人欠款后，谭华友应分别支付文龙举86784元、高长明77708元、杨维其25230元。但杨维其在本案中对谭华友的合伙清算请求不持异议，亦未提出主张，即其与谭华友之间的合伙清算并未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解决相互之间的合伙清算事宜，本案中不作处理。
综上所述，申诉人谭华友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030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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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陈胜泉
审 判 员 庞志红
代理审判员 刘 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徐 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