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赣05行终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惠平，曾用名章惠萍，女，1956年9月14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新余市渝水区仰天东大道623号。组织机构代码：56105185-2。法定代表人敖新春，该局局长。原审第三人新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住所地：新余市渝水区仙来中大道136号。法定代表人刘力恒，该委员会主任。上诉人章惠平因与被上诉人新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新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工信委）其他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7）赣0502行初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认定：1991年8月14日，新余床上用品厂因征收章惠平所在村的土地，村委分配给章惠平家庭一个土地工指标，并告知因章惠平子女尚小不能进厂，待符合年龄条件，体检合格，再进厂上班。2004年新余床上用品厂改制，章惠平以“章惠平”身份参与改制，并办理“协保”。2004年12月6日填报的企业职工“协保”人员审批花名册中登记的章惠平名字为章惠平，出生年月填写为1959年7月，身份证号码填写为，协保到期2009年7月，法定退休年月为2009年7月。2004年12月人社局为章惠平发放了医保卡，医保卡姓名：章惠平，性别：女，出生年月：1956，类别：协保，单位：新余床上用品厂。2005年3月3日，章惠平与新余床上用品厂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章惠平在乙方一栏签名：章惠苹（代）。1992年8月，章惠平以“章惠萍（出生年月为1956.9，身份证号码：）”身份进入新余市人民印刷厂（下称市印刷厂）工作。2001年市印刷厂改制。2002年元月8日，章惠平与市印刷厂签订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2007年11月，章惠平补交了市印刷厂养老保险费16395元，以市印刷厂“章惠萍”的职工身份向新余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人社局下属局）申请退休。2007年11月20日，章惠平退休被批准，次月始领取养老金。2009年7月章惠平以新余床上用品厂职工“章惠平”身份再次申报退休时，人社局发现章惠萍与章惠平系同一人，故按照规定注销了章惠平在原新余床上用品厂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账户。2010年1月，章惠平发现其新余床上用品厂的医疗账户被停，遂向新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人社局前身）和原新余市经贸委交涉，新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10年2月5日向原新余市经贸委作出余劳文[2010]14号《关于章惠平（萍）参加养老、医疗保险情况及处理意见的函》，函中称对章惠平处理意见为：根据社会保险有关政策规定，企业和职工参加社会保险只能拥有一个户名，不得设立多个账户，因此，只能保留章惠萍在原市印刷厂参加社会保险的账户，原新余床上用品厂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账户予以注销，其改制欠缴的养老、医疗保险费在新余床上用品厂改制欠费余额中核减；同时注销其人事档案，并退回贵委处理。原新余市经贸委将人社局回复告知了章惠平。此后章惠平继续到人社局及新余市信访局等处上访。2016年3月13日，人社局对章惠平的上访再次进行了回复。另，原新余市经贸委于2010年4月更名为新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2010年8月23日，新余市遗留办对原新余床上用品厂土地工进行一次性货币补偿，向章惠平支付了18300元经济补偿。原审认为，章惠平的请求为要求人社局保留其在原新余床上用品厂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人社局于2009年7月注销章惠平在原新余床上用品厂的医保账号，章惠平在2010年1月发现医保被停后与人社局和工信委交涉，人社局告知章惠平已注销其床上用品厂医保，并于2010年2月5日将章惠平医保处理情况发函工信委，工信委将函内容告知章惠平，即章惠平最迟在2010年2月得知人社局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从其知道人社局行政行为之日至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2年起诉期限。章惠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正当理由超过起诉期限。故，章惠平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本案应当裁定驳回章惠平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章惠平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在本裁定生效后退还章惠平。章惠平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人社局称章惠平诉请不明确，与事实不符。章惠平起诉要求人社局恢复自己的医保，诉讼请求明确。（二）本案未超过起诉期限。章惠平在2010年的某天发现自己的医保卡没有钱后，先后到医保窗口、社保处、信访办等处多次询问，均未得到明确的解释。2016年的一天，章惠平又一次到人社局信访科时，才发现2010年的处理文件。（三）“章惠萍”与“章惠平”的姓名差异以及享受社保的先后和欠费问题，不能认为是注销章惠平医保的理由之一。（四）人社局2016年出具的答复文件中称“就高不就低”。但市印刷厂并没有医保，而新余床上用品厂有医保，被撤销的却是有医保的新余床上用品厂的帐户，与“就高不就低”政策相悖。（五）人社局称章惠平在2009年向其提出了申报退休，并没有证据证明。（六）章惠平在2004年即与新余床上用品厂签订了养老协议，人社局却擅自将章惠平在新余床上用品厂的养老保险费用18300元转至章惠平女儿名下给予补偿，并解除章惠平在新余床上用品厂的保险，违背了其本人心愿且损害了其利益。（七）一审庭审中章惠平要求人社局提交档案证明2010年文件的真实性，但其至今未提交。一审认定事实证据不足，裁定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裁定；（二）判令人社局对章惠平在2004年的医保于2010年2月5日注销，属于行政违法，责令人社局恢复章惠平的医疗保险；（三）本案诉讼费由人社局承担。经审理查明，一审庭审中，章惠平自述“2010年我知道这个函[指2010年2月5日由新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市经贸委出具的《关于章惠平（萍）参加养老、医疗保险情况及处理意见的函》]以后就开始上访”。另查明，2010年7月9日，新余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人社局、工信委联合出具《关于章惠平（萍）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基本情况及处理意见》，该意见中包含“取消原新余床上用品厂2004年对章惠平以土地工身份进行的安置，保留章惠平的原土地工指标。对章惠平在原新余床上用品厂改制前拥有的土地工指标，按原床上用品厂2004年改制时对土地工安置办法之一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办法予以安置”的内容。2010年8月23日，新余市遗留办依照上述处理意见，将一次性货币补偿款18300元转至章惠平女婿叶克账户，一审庭审中章惠平认可该账户系由自己提供。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章惠平的起诉是否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人社局于2009年7月注销章惠平在原新余床上用品厂的医保账号，且于2010年2月5日作出《关于章惠平（萍）参加养老、医疗保险情况及处理意见的函》，而章惠平称其于2010年1月发现自己在新余床上用品厂的医保卡被停后即向多方进行了询问，并自述“2010年我知道这个函以后就开始上访”，这足以证明其在2010年时即对人社局注销其新余床上用品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帐户的事实是知晓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章惠平于2017年2月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过法定起诉期限，故一审以此为由裁定驳回章惠平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本院认为，章惠平关于其起诉未过起诉期限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星审判员 杜景柏审判员 赵素萍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潘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