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85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锦成，男，汉族，1968年11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曾志刚，广东巨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景华，男，汉族，1973年5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代理人：徐精，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锦成因与被上诉人吴景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8737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吴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锦成向吴景华归还借款本金265000元及支付从2014年8月6日起至全部本息清偿为止以265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计算至2016年5月26日的利息是180906.67元）;2.何锦成向吴景华支付财产损失20000元（包括律师费10000元、误工费10000元）；3.诉讼费用由何锦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21日，吴景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何锦成转账款项196000元。2011年11月23日，吴景华又从其中国农业银行南海沥南支行的账户取出现金100000元出借给何锦成，共向何锦成出借款项296000元。后何锦成向吴景华归还借款本金31000元，尚欠吴景华借款本金265000元。为了确定该债权债务，2013年8月6日，吴景华和何锦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何锦成向吴景华借款265000元，于订立本约之同时，由吴景华给付何锦成现金，不另立据。借款利息是按年利率24%计算，借款期限自2013年8月6日起至2014年8月6日止，借款本金于2014年8月6日前一次性还清。如到期不能偿还本金即违约，何锦成必须按银行利息的4倍偿还违约金。何锦成对借款及合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责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吴景华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拍卖费、公告费等）。本合同双方签名开始生效，自何锦成还清本合同款项之日自动失效。合同落款处甲方签名处有“何锦成”的签名，乙方签名处有“吴景华”的签名。
另查明：法院于2012年6月8日立案受理何锦成与梁志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3429号】，法院经开庭审理后查明：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期间，梁志勇三次向何锦成借款，每次借款均有出具《借据》，三次借款的日期、金额及相关约定如下：2010年12月9日借款10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即从2010年12月9日至2011年12月9日止，利息于每月9号返还，提前还款需多付2个月利息；2010年12月22日借款5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个季度，即从2010年12月22日至2011年3月22日止；2011年3月11日借款45500元，约定于2012年3月20日一次性还清等。并于2012年8月21日判决梁志勇归还借款本金195500元和相应的利息予何锦成。该判决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案何锦成于2012年10月12日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法院已立案执行[案号是（2012）佛南法沥执字第181号]。
诉讼中，吴景华确认其工作单位是佛山市南海区公安局。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吴景华和何锦成于2013年8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已经生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何锦成辩称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后吴景华未实际交付借款给何锦成，《借款合同》未生效，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法院应结合本案的事实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双方确认吴景华是佛山市南海区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具备向何锦成出借借款296000元的经济能力；其次，吴景华依据2010年6月21日的银行转账凭证和2011年11月23日的银行取现凭证证明吴景华向何锦成出借了借款296000元，对其中的2010年6月21日的银行转账凭证中转账款196000元，何锦成抗辩系属于吴景华委托何锦成向案外人梁志勇放贷的款项，并非属于2013年8月6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虽然何锦成提供了（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3429号民事判决予以作证，但该判决确认的何锦成向梁志勇出借的借款金额是195500元，与上述转账款196000元并不吻合，判决书没有该款项属于吴景华委托何锦成向梁志勇放贷款项的相关事实认定；且吴景华对何锦成该抗辩意见不予确认，何锦成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抗辩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何锦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何锦成的辩称不予采纳，对吴景华主张其于2010年6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何锦成出借借款196000元予以支持。另外，对2011年11月23日的银行取现款100000元，何锦成辩称吴景华没有实际交付借款现金给何锦成，在何锦成未能举证证明与吴景华存在其他交易关系且确认确实向吴景华归还过款项31000元的情况下，吴景华主张的上述两笔借款（196000元和100000元）扣除何锦成的还款31000元，尚欠的款项265000元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金额265000元相互吻合，故法院对吴景华主张已经实际交付借款现金100000元给何锦成予以支持，对何锦成的辩称亦不予采纳。最后，何锦成辩称根据《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与吴景华出借借款的时间不一致而主张2010年6月21日转账凭证项下的196000元并非属于2013年8月6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对此，基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和借贷双方的关系，对借款人没有当即出具借款凭证而是事后补写借款凭证确认之前借款事实的发生是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的，本案中，吴景华在《借款合同》签订之日前向何锦成出借了借款，何锦成在取得借款后在2013年8月6日与吴景华签订《借款合同》，可认定为属于吴景华和何锦成就涉案借款的结算凭证，因此，法院对何锦成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吴景华已实际交付了2013年8月6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给何锦成，该《借款合同》已生效，且是本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借款人应该按照约定的期限及时归还借款。何锦成辩称2013年8月6日《借款合同》未生效，理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现何锦成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吴景华签订《借款合同》后已向吴景华归还借款，何锦成欠吴景华借款本金265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何锦成应归还予吴景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双方约定何锦成逾期还款应向吴景华支付按银行利息4倍计算的违约金，故何锦成应向吴景华支付从2014年8月7日起以26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年利率24%为限）计算的利息，吴景华请求的利息超出法院核定部分，不符合合同约定，法院不予支持。对吴景华请求的财产损失20000元（包括律师费10000元、误工费10000元），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何锦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借款265000元及以265000元为本金从2014年8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年利率24%为限）计算的利息予吴景华；二、驳回吴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44.3元（吴景华已预交），由何锦成负担，何锦成应于给付上述款项同期迳付吴景华，法院不另收退。
何锦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吴景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诉讼费、二审诉讼费由吴景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无视2013年8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与2010年6月21日《转账凭条》、2011年11月23日的“取现凭证”存在如下多处矛盾，将《借款合同》认定为“借款结算凭证”，实属事实认定错误。1.从《借款合同》的内容来看，《借款合同》并非一审判决所称的“借款结算凭证”。《借款合同》的内容，并无任何一处文字表述确认关于本《借款合同》是“借款结算凭证”。相反，从该《借款合同》第一条第1款的内容“于订立本约之同时，由乙方给付甲方现金，不另立据”。这一条款的内容明确表明了，该合同并非“借款结算凭证”。而是一份单独的借款合同。2.从案涉《借款合同》第一条第2、3款的利息条款并无实际履行这一事实，可进一步证明案涉《借款合同》并未履行及生效，也进一步证明该《借款合同》与《转账凭条》、“取现凭证”的款项并无关联关系。由于案涉《借款合同》并非“借款结算凭证”，亦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借款，故案涉《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在吴景华在反悔不肯按《借款合同》的约定交付借款给何锦成时，骗何锦成已将《借款合同》撕毁处理。由于该《借款合同》确实未生效履行，故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后，吴景华从来没有依《借款合同》第一条第2、3款向何锦成主张过24%的利息。特别要指出的是，吴景华即使在一审也没有依上述利息条款向何锦成主张合同约定借款期限2013年8月6日至2014年8月6日的利息。从这一关键事实可以印证《借款合同》确实并未生效履行。若该《借款合同》果真是“借款结算凭证”，并已生效的话，那么无论起诉前后，吴景华均会向何锦成主张借款利息。3.从发生的时间来看，由于《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与《转账凭条》、“取现凭证”的时间相隔2-3年之久，故一审判决把《借款合同》视为“事后补写借款凭证”与常理、日常交易习惯不符。日常生活中，若先交付借款，后补写借款凭证的话，日常的交易习惯是：一方面，补写借款凭证的时间与交付借款的时间相隔不会太久，通常不会是在2、3年后再补写。而另一方面，补写借款凭证的书面形式也会是“借据”、“借条”、“借款确认书”、“欠条”、“还款协议书”等，而不会是毫无补写借款凭证或借款结算凭等意思表示的《借款合同》。4.从交付方式来看，《借款合同》约定的款项交付方式与《转账凭条》显示的交付方式不符。《转账凭条》项下的196000元款项显示交付方式为银行转账，而《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方式为“交付现金”，两者交付方式不符。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该交付方式的不符问题，在一审庭审时，面对法庭的提问，吴景华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5.从吴景华的职业为警察这一特殊职业来看，将“借款结算凭证”制作成《借款合同》来签订，与吴景华职业应有的高度法律意识不符。案涉《借款合同》是何锦成于2013年8月6日向吴景华提出借款意向时，吴景华承诺借款予何锦成时，由吴景华提供的。若吴景华与何锦成之间的款项往来真的属于借贷，吴景华真的要签订一份文件来结算之前的借贷款项，以吴景华作为警察应有的高度法律意识，没有理由会制作成毫无“借款结算凭证”意思表示的《借款合同》。二、一审判决无视何锦成受托向梁志勇放贷款项195500元与吴景华转账的196000元多方面基本吻合的事实，仅因500元的微小差额而认为不吻合，从而否认吴景华转账给何锦成的款项196000元属于其委托放贷的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从以下三方面事实的基本吻合，足可以合理证明吴景华转账给何锦成的196000元的性质属于委托放贷的性质。1.金额基本吻合。何锦成受托向梁志勇三次放贷款项合计195500元，与吴景华转账给何锦成的款项196000元，仅相差500元。而何锦成一方对该500元的差额原因，在一审庭审时也已作出合理说明。2.何锦成受托向梁志勇先后三次放贷195500元的时间与196000元的转账时间相近。3.何锦成受托向梁志勇放贷的利率与吴景华通常向外放贷的年利率均为24%。此外，何锦成受托放贷款项给梁志勇亦是征得吴景华的同意后，才先后三次将该笔资金放贷给案外人梁志勇的。之后，由于梁志勇生意出现问题，每月利息不能按时给付，何锦成亦是通过吴景华的帮助进行追讨的。以上事实，均可充分证明该196000元银行转账款项的性质属于委托放贷款项，而非何锦成的借贷款项。三、一审判决认定吴景华于2011年11月23日从银行取出现金10万元交付并出借给何锦成，与事实不符。（一）一审判决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吴景华将10万元现金交付给何锦成。吴景华虽然提出证据证明其于2011年11月23日在银行提取了现金，但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其将该10万元现金交付给何锦成。何锦成也确确实实并没有收到吴景华这笔10万元现金。（二）一审判决根据间接证据得出吴景华于2011年11月23日交付10万元现金的推理过程错误。1.一审判决推定吴景华交付10万元现金给何锦成的前提之一为“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1000元”，而该前提却是一个错误的事实，曲解何锦成代收其他委托放贷款项的数额及性质，错误地截取其中一笔转付的代收款项31000元认定为“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100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何锦成在一审庭审时，明确表示“31000元”只是其中一部分代收的其他委托放贷款项，而非何锦成的借款本金，与本案款项无关。而实际上，由于吴景华长期委托何锦成放贷，何锦成帮吴景华代收贷款并转付给吴景华的款项往来也不限于这部分。一审判决作如此认定，完全曲解了何锦成一方庭审时的相关陈述。2.一审判决支持吴景华关于已经交付10万元现金的理由——“原告主张的上述两笔借款（196000元和100000元）扣除被告的还款31000元，尚欠的款项265000元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金额265000元相互吻合”中所谓“相互吻合”只是一种穿凿附会的吻合。该判决理由实属牵强附会，与司法推理应有的严谨性、严密性不符，难以令人信服。首先，一审判决中作出该“相互吻合”的判断，是通过曲解何锦成关于31000元的性质及数额的庭审陈述而拼凑而来的，是一种拼凑的吻合。其次，一审判决中该“相互吻合”是一种主观臆断的吻合，没有确实无疑的证据作为判断的基础。一审判断作出该“相互吻合”判断，是通过将一份明显为独立交易关系的《借款合同》错误地认定为“借款结算凭证”作为前提的。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推理出来的结论则肯定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对“交付10万元现金”及《借款合同》为“借款结算凭证”两个事实的推定过程，采用的是循环论证的逻辑推理方法，故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一方面根据一份性质明显为单独的《借款合同》先入为主假设为“借款结算凭证”，来推定吴景华将10万元现金交付给何锦成；而另一方面又根据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实际交付的10万现金的这一待证事实来推定案涉《借款合同》为“借款结算凭证”。一审判决推定违反了逻辑推理规律，得出的结论错误。五、在何锦成提供了梁志勇案的民事判决书证明《转账凭证》项下的款项属于委托放贷款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仅以吴景华提供了银行的转账凭证便认定吴景华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本案中，在何锦成提供了梁志勇案的民事判决书证明《转账凭证》项下的款项属于委托放贷款项的情况下，根据《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吴景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一审判决却以何锦成举证不能为由，判决何锦成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违反了上述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六、2010年6月21日的《转账凭条》项下的款项纠纷与2013年8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纠纷，属于两宗性质完全不同的纠纷。一审法院混淆何锦成与吴景华之间之前相关项款往来的性质作出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2010年6月21日的《转账凭条》项下196000元属于委托放贷款项，何锦成与吴景华之间的关系，属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而非民间借贷合同关系。2.2013年8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纠纷，属于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但吴景华承认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并无向何锦成交付借款，故该《借款合同》并未实际生效履行。七、对于具有巨大争议的本案，一审判决既无当事人的举证证据的列举，亦无当事人质证内容的记载，完全违反了法院裁判文书的基本书写要求，以致完全掩盖了何锦成提出的合理的对何锦成有利的质证意见，从而作出对何锦成不公的判决。八、关于2013年8月6日签订金额为265000元的《借款合同》的经过。何锦成当时做二手车生意，2013年8月有几台性价比较满意的车辆，但手头资金不足，于是打电话给吴景华，说需要30万现金周转，一个月内就可以归还，月息2分，问吴景华能否帮忙。吴景华当时对何锦成说，30万元就有点紧，借260000元还是可以的。同月6日，吴景华与其妻子到何锦成位于水头的汽修厂二层办公室，拿出了一份借款合同给何锦成签，说何锦成只借一个月就把利息也写进去吧，所以就得出了一份265000元的借款合同。签完合同后，当时是下午四点多了，吴景华就说要回单位上班，等会由其妻子拿借款给何锦成，吴景华们夫妻走了20分钟左右，吴景华妻子回来对何锦成说：成哥，不好意思，何锦成们商量过了，因为梁志勇那里还压着20万元的借款未收到，加上女儿才读小学，儿子才几岁大，有时拿起手要用急钱都没了，觉得还是风险很大，所以帮不了你了。何锦成说：那没所谓啦，何锦成做少点生意就是了，那借款合同就给回何锦成吧。吴景华妻子说，那合同在景华身上，何锦成回去叫吴景华撕烂就得了。何锦成事后也问过吴景华，吴景华也说是已撕烂了。何锦成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深究了，没想到吴景华拿来作为另外其吴景华委托放贷资金的证据来起诉何锦成。九、关于吴景华委托何锦成放贷196000元的经过、代垫付部分款项及协商还款经过。（一）关于吴景华委托何锦成放贷196000元的经过。涉案款项196000元是吴景华委托何锦成代其放贷的资金，并要求收息同交易的时候，都须现金交易，不要转账。从2010年6月21日至2012年4月前，何锦成代吴景华放贷出去的资金都是没问题的，4月份后借款人生意出现了问题，何锦成也及时与吴景华反映了情况，经2个月的追讨无果后，在2012年6月份，吴景华以何锦成的名义起诉了借款人梁志勇，并得到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梁志勇的财产。可惜梁志勇暂无财产可执行，何锦成和吴景华也多方渠道查找梁志勇的财产都无结果。后何锦成跟吴景华说，现在只能等待一段时间了，吴景华也知到风险的存在，只是要求何锦成要尽力追讨，何锦成也答应其尽力而为。（二）代垫付部分款项经过。到了2013年3月份，吴景华打电话给何锦成，说其自己要在村里建房搞出租房，要何锦成把梁志勇判决后申请执行的本息249960.97元中多出的50000元先代垫给吴景华，理由是多出的利息也是吴景华的，虽然起诉时用了何锦成的名义，名义受益人是何锦成。但何锦成回复吴景华说，你是清楚的，现在何锦成一分钱也没收到过，况且何锦成是义务帮你放贷的。吴景华说吴景华也知道情况，但建房实在是等钱用。何锦成说自己现在是做二手车生意，手头也紧，也只能分批代垫该部分利息给吴景华，何锦成只能代垫这案多出的利息了，后面的20万元你也只能等待了，吴景华也答应了。何锦成于是以支付现金、代付保险、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如下多期共付了50000元给吴景华：1.在2013年4月3日，何锦成提现23000元在吴景华的居住小区万科交付给吴景华。2.何锦成代吴景华妻子的广告公司三台车辆购买保险，折后为7000元（吴景华一审开庭时承认）。3.2013年4月18日，分三次提现9000元，加上自己手上现金凑够10000元也是在万科交付给吴景华。4.2013年12月18日代吴景华车辆粤Ｙ×××××号丰田花冠小车购买了保险3461.30元，折后3114元。5.2014年1月30日再把余下的6886元转入吴景华的农行账户上。至此，吴景华要求何锦成代垫在梁志勇案中多出的利息已代垫完毕。（三）、吴景华要求何锦成偿还梁志勇案余款20万元的经过。到了2015年5月份，吴景华又给电话给何锦成，要求何锦成把梁志勇案剩余的20万元一年内还给吴景华，还在5月12日用微信（吴景华的微信昵称为：财神）发了一份20万元的《还款计划书》给何锦成。何锦成看过后，觉得《还款计划书》中歪曲了资金的性质，明明是委托放贷的资金变成了何锦成的借款资金，还出尔反尔地要求何锦成偿还。何锦成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没有理会吴景华。直到2016年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吴景华竟然用一份没有交易过的借款合同拼凑事实来起诉何锦成。综上，何锦成与吴景华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无履行，吴景华并无交付该《借款合同》项下的265000元借款给何锦成。涉案的196000元及其利息是吴景华委托何锦成放贷的资金，不应当由何锦成代为偿还。吴景华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吴景华的诉讼请求。
吴景华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何锦成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何锦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申请执行书，证明在梁志勇借款纠纷案，申请执行的金额为249960.97元，比借款本金多出的利息约为50000元，而该案是何锦成代吴景华放贷的资金。
2.2013年4月3日农行银行卡取款凭证一份，证明何锦成于2013年4月3日以现金方式垫付了梁志勇借贷纠纷案的部分利息23000元给何锦成。
3.2013年4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一份，证明何锦成于2013年4月18日份三次提现9000元，加上何锦成身上现金凑足10000元现金，垫付梁志勇借款纠纷案的部分利息给吴景华。
4.2013年11月20日-2013年12月19日何锦成建行信用卡对账单一份，证明何锦成于2013年12月18日以代付保险费3461.30元（九折后3114元）的方式垫付了梁志勇借款纠纷案的部分利息给何锦成。
5.2014年1月30日何锦成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记录一份，证明何锦成于2014年1月30日，转账6886元（与2013年12月18日代付保险费3114元，凑够10000元整数）代付梁志勇借款纠纷案的部分利息给何锦成（该份证据是除夕之夜吴景华要何锦成转账的）。
6.2015年5月12日还款协议书微信截屏一份，证明在何锦成同意暂时垫付梁志勇案的50000元利息后，吴景华又于2015年5月提供手机微信方式（微信昵称：财神）要求何锦成代为偿还梁志勇案的本金20万元。由此证明《借款合同》并非双方的借款结算凭证。
经质证，吴景华对证据1对其关联性、合法性不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真实性由法院审查认定。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与吴景华有任何关系，不能证明何锦成所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确认，是一份打印件没有印章。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确认买保险的事实。对证据6微信截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应该以一审查明的事实为准。
经审查，本院认为，何锦成提交的证据1反映了何锦成向法院申请强制(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3429号案件中梁志勇结欠借款本息的情况，证据2、3、4反映了何锦成于2013年4月共取款32000元及2013年12月期间刷卡消费的情况，证据5反映了何锦成于2014年1月30日转款6886元给吴景华的情况，证据6反映了吴景华要求与何锦成就相关债务进行结算的情况，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均缺乏有效的证据佐证，证明何锦成收取涉案的196000元款项后出借其中的195500元给梁志勇系受吴景华的委托，代吴景华向梁志勇履行出借及收款义务，两者存在表见代理关系，上列提取、支出的款项均系其代吴景华向梁志勇收取的利息部分，故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何锦成于2014年1月30日转款6886元给吴景华的性质及何锦成债务承担情况，本院结合本案具体事实予以认定。
吴景华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正确，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何锦成于2014年1月30日通过其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沥南支行尾数为0270的账号向吴景华转款6886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围绕着何锦成的上诉请求，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原审法院关于何锦成的责任承担认定是否合理问题，对此本院认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吴景华作为本起借贷关系的债权人，其应就与何锦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已有效履行出借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作为本起借贷关系所指的债务人，何锦成认为与吴景华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亦需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反驳、推翻吴景华主张。本案中，吴景华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了2010年6月21日金额为196000元银行转账凭证及2011年11月23日100000元的取款记录，双方签字确认的《借款合同》予以证实。从该银行转账凭证及取款记录来看，可反映吴景华具有出借涉案款项的经济能力，及双方在签订涉案的《借款合同》之前，已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另对于《借款合同》确认的265000元债务构成，吴景华陈述系由2010年6月21日转账何锦成的196000元，2011年11月23日取现直接交付予何锦成的100000元两部分,扣减何锦成归还的31000元后为265000元，前述主张，虽然何锦成对196000元的款项性质及现金支付的10000元、吴景华认可收到的31000均存在异议，但均无相反的证据予以证实，仅有其个人陈述。且即使根据其个人陈述，其中196000元为吴景华委托其向案外人梁志勇放贷，但根据其与梁志勇的诉讼案认定的事实可知，其出借给梁志勇的款项金额、时间分别是2010年12月9日100000元、2010年12月22日50000元、2011年3月11日45500元，该三笔款项的时间金额与2010年6月21日吴景华转给其的196000元均不吻合，且何锦成在该案中也未提及其与梁志勇的债务纠纷与本案吴景华有关，同时，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向梁志勇出借款项时已经如实披露实际出借人是吴景华，故何锦成以此主张本案所涉196000元实为代吴景华向梁志勇放贷无事实依据。另外，何锦成在其上诉中提及的向吴景华的部分现金还款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亦无法确认其所称的代梁志勇垫付部分利息款项的真实性。综上，吴景华作为持有借据的一方，在何锦成仅有个人陈述，而无其他确实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吴景华对借款来源、性质及构成的陈述，较之于何锦成的陈述，更为接近真实。原审判决综合相关的证据与事实对吴景华的主张予以采信，本院予以维持。何锦成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75元，由上诉人何锦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立伟
审判员 陈 文
审判员 翁丰好
二○二○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黄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