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7行终1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新军，男，196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陈晨，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后宅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城北路21号。
法定代表人金旭东，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义乌市后宅街道岩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岩南村。
法定代表人方文豪，村民委员会主任。
吴新军为与义乌市人民政府后宅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后宅街道）、原审第三人义乌市后宅街道岩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岩南村委会）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6）浙0782行初110号行政裁定。吴新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30日以询问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新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晨，被上诉人后宅街道的行政负责人季慎进及委托代理人王英豪，原审第三人岩南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方文豪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及其提供的证据，结合第三人的述称及证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诉称的2016年5月11日下午，在拆除原告邻居杨龙文户房屋时，原告房屋门前围墙等附属设施及财物被损坏，造成原告财产损失，是被告组织拆除还是第三人组织拆除。原告诉称，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带领执法人员和第三人村干部所为。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实施上述行为，是第三人自行组织对参加旧改已另批建房用地的原告邻居杨龙文的房屋进行拆除。第三人述称，杨龙文家的房子是我村组织拆除的，我村有4个人在四周看护的。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承认其应第三人要求派人到场协助做保卫工作，但根据第三人的述称及其提供的杨龙文承诺书、村会议记录、支付挖机工资发票及被告提供的4位证人的当庭作证，可以确认2016年5月11日下午，是第三人组织实施了对原告邻居杨龙文户房屋的拆除，第三人组织实施上述拆除行为时，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被告组织实施上述拆除行为，故应驳回其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吴新军的起诉。
上诉人吴新军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是本案被诉破坏行为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1.本案中对上诉人邻居杨龙文的房屋实施拆除是岩南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一部分，其实施主体为被上诉人。本案的起因是被上诉人对杨龙文的房屋实施拆除，在拆除过程中对上诉人的房屋造成破坏。上诉人提供的第四组证据证明，义乌市后宅街道岩南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系被上诉人负责规划、组织实施的项目，涉及征地、复垦等多个环节。而对杨龙文的房屋进行拆除，正是岩南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的征收环节，因此该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为被上诉人。在拆除过程中对上诉人围墙等附属设施的破坏行为，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追加了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承认自己实施了拆除杨龙文房屋的行为。即便本案拆除行为第原审第三人实施，该行为也属于后宅街道岩南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一部分，应当由被上诉人对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2.被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明涉案拆除行为有被上诉人直接参与。被上诉人向法庭申请准许在拆除现场做保卫工作的四位村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对四位证人的询问中，证人龚某1答“有，开钩机的是街道派来的。”证人龚某2答“穿制服的是街道派来的”其他二位证人均称不认识街道办的人所以不能确定。证人龚某1、龚某2证言可以直接证明被上诉人参与了拆除行为。一审认定系被上诉人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协助。上诉人认为这不符合常理，事实上是作为原审第三人的岩南村委会协助、配合行政机关对杨龙文的房屋实施拆除，真正的指挥者和责任主体系被上诉人。3.一审四位证人作为岩南村村民，只是负责看守拆除房屋现场，防止造成人员伤亡或物品损坏，并不负责实施拆除行为。被上诉人要求四位证人出庭，并强调四位证人的工资由村委会发放，并不能证明涉案拆除和破坏行为系原审第三人组织实施。而依据常识，如果是村委会实施了拆除行为，被上诉人作为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是一级行政机关，其有能力依职权调查和了解当时负责拆除工作的人，只要申请当时在现场指挥和实施拆除的工作人员出庭证明由谁指派其实施拆除行为即可。直到第二次开庭时，原审第三人又提供了支付挖机工资的发票，仍然没有申请实施拆除方式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被上诉人放弃了最直接有力的证明方式，舍近求远地要求四位村民作证，更说明其有意隐瞒事实。二、被上诉人在实施涉案拆除行为时给上诉人的财产造成破坏和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位证人出庭接受询问时均称杨龙文房屋拆除前未去过上诉人房屋门前，而是在杨龙文房屋被拆除后才去上诉人房屋门前清理，四位证人也证实上诉人确实有水池、水龙头等物品被损坏。事后被上诉人未及时对上诉人的损失进行清点赔偿，而是拒绝承担责任，对上诉人的财产损失和赔偿要求置之不理。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其在行使职权时给上诉人的财产造成损害，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发回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后宅街道辩称：一、2016年5月11日下午原审第三人因旧村改造的需要，经杨龙文同意拆除他的旧房，实施拆除行为的是原审第三人，并不是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旧村改造土地整理项目是依法进行的，无论被上诉人对整个项目的实施有何领导责任，但与2016年5月11日原审第三人的拆房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至今为止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所为的损失是由被上诉人或者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所造成的。上诉人以原审第三人土地整理项目被上诉人有领导职责而推定被上诉人事实了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该观点是错误的。二、关于证人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出庭作证，上诉人无端怀疑证人的冬季或者是怀疑被上诉人提供证人的其他目的是没有依据的。原审第三人是属于后宅街道辖区的村庄，作为被上诉人对村里的重大事务或可能要产生社会治安问题的应当派员到场关注，也有必要派人去维持秩序。上诉人以此认为被上诉人参与了拆房的行为的观点不能成立。上诉人所称的财产损害不是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造成的，依照法律规定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内容总的分为三块，一是拆旧区一部分，拆除面积经过审核和批准；二是建新，实际上就是把旧村改造也包括在里面；三是土地征收。三方面结合起来叫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而并不是某一个建设工程项目。其中拆旧、建新是按照旧村改造的有关政策进行，根据义乌市相关规定街道属于组织者，村集体直接实施；土地规划报批按照法定职责是村里、街道逐级履行上报，规划等按照法定职责操作。土地征收按照法律规定级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由义乌市政府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由国土部门发布安置补偿落实方案的行为，社保对农民进行失地农民的保障财政拨款等都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所以综合整治项目涉及的是各部门。而所需的相关费用，包括省政府拨付的补贴、其他层面的补贴，也包括村里启动旧村改造的资金，这是一个综合整治的项目，最后是由省国土资源厅验收的，该批文在一审中已由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法院。综上，一审裁判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岩南村委会述称：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包括拆旧房建新房，有些房屋拆掉后所占土地是要复垦的，有些房屋拆掉后按照规划是要造回去，该项目系有省政府批准且部分补贴。综合整治省国土资源厅有专门方案，村里开过代表会议，是按照省方案操作的。拆除杨龙文房屋系旧村改造的项目，其与村里也签订过协议，村里组织把他的房屋拆掉。因杨龙文的房屋与上诉人房屋很近，有些东西砸到了上诉人家，砸坏的东西可以赔偿。拆房是原审第三人组织实施。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吴新军向本院提交了岩南村委会作出的向上诉人妻子陈文革的告知书一份，内容系针对整个岩南村村庄整治项目的进程和相关费用支出的告知，其中资金使用情况中第五点是旧房拆除费96815元，以此证明拆除房屋也是属于岩南村土地整治项目的一个环节，虽然是村委会直接支出，但是由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拨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内容的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也有异议。案涉综合整治项目拨款来自省政府等多个方面，不能说拨款是是被上诉人所为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拨款是合法行为，拨款行为不会导致上诉人所谓的财产损失，二者没有因果关系，故无法达到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证明目的。同时，这份材料也不属于新证据，从告知书落款时间看是2016年5月19日，上诉人一审诉讼之前就已取得该告知书，但没有在一审中提供。原审第三人质证意见同意被上诉人意见。本院审核认为，被上诉人提出的该证据与上诉人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的异议理由成立，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6年5月11日下午拆除杨龙文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否为被上诉人组织实施，或者系被上诉人委托原审第三人实施拆除行为，从而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行政法上的法律后果。根据在卷证据并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分析，一是综合浙土整立字（2012）0642号《浙江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审批意见书》、《义乌市后宅街道岩南村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设计方案》、《义乌市后宅街道岩南村、洪华村等3个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论证意见》、村民（代表）会议纪要、信息公开答复和财政直接支付凭证内容，能够证实案涉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包括“坚持市政府支持、街道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规划原则、项目区实施保障措施确定了包括“实行法人负责制”在内的法律保障措施，在行政保障措施方面明确“1.加强组织领导工作，成立以由街道政府领导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组成的规划实施领导小组，推动和协调规划的实施”。以上证据不能得出被上诉人系案涉土地整治综合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主体的事实。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原审第三人情况说明、务工登记表核对件及申请到庭的证人证言，并结合原审第三人提交的岩南村委会新社区建设旧房收回协议及2016年1月20日会议记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杨龙文房屋系由原审第三人自行组织人员予以拆除的事实，虽在该拆除过程中有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场，但不能证实系被上诉人组织或委托实施拆除房屋行为的事实。同时，在案涉拆除过程中，被上诉人也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违法行为情形。综上，上诉人吴新军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旭良
审 判 员 冯少华
审 判 员 单晓剑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代书记员 朱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