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7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夕良，男，196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苏夕良配偶），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栋，江苏华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忠，男，1969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怡，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屠谨，女，197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庆涛，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明，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苏夕良因与上诉人李伟忠、屠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3民初4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夕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赵国栋，上诉人李伟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李鑫怡，上诉人屠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庆涛、许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夕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李伟忠、屠谨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偿还苏夕良借款209.2万元，并以209.2万元为基数承担自2010年4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李伟忠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苏夕良借款119.4万元，并以119.4万元为基数承担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李伟忠、屠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出借本金数额有误。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实践性合同，自款项交付时生效。本案中，自2010年4月22日起至2016年12月1日止，苏夕良向李伟忠出借款项。李伟忠、屠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苏夕良向李伟忠出借209.2万元，且借款用于李伟忠、屠谨共同对外投资，应为李伟忠、屠谨的夫妻共同债务。李伟忠、屠谨离婚后，苏夕良向李伟忠出借119.4万元，�借贷为李伟忠的个人债务。2.苏夕良、李伟忠于2017年6月1日结算后，李伟忠出具了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条》（以下简称借条）。前述300万元借条对应的出借款项系2017年6月1日《李伟忠向苏夕良借款明细表》（以下简称借款明细表）中记载的21笔总计313.6万元借款。后苏夕良发现除前述借款明细表中记载的21笔出借款项以外，其还于2011年9月29日向李伟忠转款10万元、于2013年1月16日向李伟忠转款5万元，并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苏夕良可以对前述两笔合计15万元借款主张权利，而一审法院认定前述债务已经抵销，缺乏依据。（二）一审法院关于利息认定有误。1.苏夕良向李伟忠、屠谨出借款项时均约定利息标准均为月息2%，案涉借条上也载明月息2%，该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前述债务未明确利息的起算点，迳行判决自2017年6月2日起算利息，缺乏依据。3.�审判决主文确定案涉借款利息的截止时间为判决生效之日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惯例，应确定利息计算的截止时间为实际给付之日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针对苏夕良的上诉，李伟忠辩称，1.苏夕良与李伟忠之间系合伙投资关系，只是在2017年6月1日协商将苏夕良的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在此之前，苏夕良与李伟忠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苏夕良主张2017年6月1日之前的借款利息缺乏依据。2.苏夕良提起本案诉讼时，在起诉状中明确其主张的利息截止时间为判决确定之日，而其在上诉状中主张利息截止时间为实际给付之日，已超出一审诉请范围，法院不应支持。3.苏夕良主张其在2017年6月1日借款明细表载明的21笔借款之外，还于2011年9月29日向李伟忠转款10万元、于2013年1月16日向李伟忠转款5万元，李伟忠收到了该�笔转款，可以印证案涉借款明细表、借条不是苏夕良、李伟忠对账后形成后的结算凭证，不能作为结算依据。4.本案中，苏夕良向李伟忠出借数百万元之多，不可能用于李伟忠、屠谨家庭日常生活。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苏夕良主张李伟忠、屠谨共同偿还案涉借款，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针对苏夕良的上诉，屠谨辩称，1.苏夕良上诉状中关于利息部分的主张已超过其一审诉请范围，不应得到法院支持。2.屠谨与苏夕良素不相识，对苏夕良与李伟忠之间的债务也不知情。屠谨是有稳定工作，有固定收入，可以满足家庭日常生活，不需要对外借款。因李伟忠婚内出轨，屠谨与李伟忠自2008年就开始分居，2012年正式离婚，屠谨对李伟忠对外投资、借款的事情，完全不知情。综上，案涉借款没有用于李伟忠、屠谨的共同生活，应为李伟忠的�人债务。上诉人李伟忠、屠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伟忠向苏夕良支付109万元，承担自2017年6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并驳回苏夕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借款事实认定有误。1.虽然李伟忠于2017年6月1日出具借款明细表，记载苏夕良向李伟忠出借21笔款项合计313.6万元，但其中部分款项不是借款。（1）经李伟忠查询，苏夕良、李伟忠在2010年4月22日没有50万元的资金往来。（2）苏夕良于2011年5月23日向李伟忠转款25万元、2011年6月3日向李伟忠转款14.2万元，合计39.2万元，李伟忠收到该款项后应苏夕良指示向苏夕良的供应商南通市亚威变压器厂转款34.2万元，并在第二天取现4.7万元加上自有0.3万元筹齐5万元还给了苏夕良。一审中，李伟忠申请法院前往南通市亚威变压器厂调取其收款原因，一审法院既没有答复李伟忠，也未调取该证据就迳行判决。（3）苏夕良陈述其于2015年5月30日代李伟忠支付新疆矿山工程款10万元、11万元，合计21万元，但苏夕良未能提交任何代付凭证。（4）苏夕良主张其于2016年12月1日代李伟忠支付修车费2.9万元，但未能提交任何代付凭证。李伟忠曾有一辆商务车，长期被苏夕良借用，后苏夕良用该商务车抵偿其欠他人的债务。2.一审法院仅凭李伟忠在前述借款明细表上签字确认，就认定该21笔债务自始就为借款，系事实认定错误。（1）按苏夕良陈述，该21笔借款发生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而本案中，除李伟忠于2017年6月1日出具金额为300万元借条外，前述所谓21笔借款都没有借条，没有约定利息，显然不符合常理。如此频繁的资金往来，只能是投资合作关系，是李伟忠、苏夕良合作投资矿山，除之前所述款项外，�他均为苏夕良的投资款。后期因投资失败，苏夕良不愿承担投资风险，双方于2017年6月1日协商将苏夕良之前的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处理，所以李伟忠在借款明细表上签字，并出具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条。（2）李伟忠出于对苏夕良的信任及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没有对账的情况下，就在苏夕良事先准备好的借款明细表上签字。后期李伟忠查询了银行往来后，发现多笔金额不符，多次要求重新核对，均遭到苏夕良拒绝。综上，2017年6月1日借款明细表、借条仅能表明双方确定将苏夕良之前的投资款转换为借款处理，不能证明双方在款项实际发生时就约定为借款，也不能证明借款明细表中记载借款真实发生。（二）2011年1月20日至2015年4月1日期间，李伟忠向苏夕良转款106.5万元，苏夕良对此也是认可的，但一审法院对李伟忠转款事实完全没有认定，遗漏关键事实。（三）一审法院�定屠谨应对李伟忠的部分债务向苏夕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李伟忠于2017年6月1日出具案涉借款明细表和借条，将苏夕良之前的投资款转换为借款，此时李伟忠、屠谨已经离婚5年，该行为是李伟忠的个人行为，不能追溯为资金往来时就为借款，也不能追溯到李伟忠、屠谨两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苏夕良在2017年6月1日要求李伟忠出具借款明细表、借条时，就已经知道李伟忠、屠谨离婚，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要求李伟忠、屠谨到场共同签字确认，但其仅要求李伟忠个人签字，李伟忠的签字对屠谨无效。3.即便李伟忠、屠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借贷合意，也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早在2008年屠谨就发现李伟忠出轨，两人感情破裂，直至分居多年后于2012年离婚。而李伟忠向苏夕良借款数百万元，是用于投资矿山等风险性投资，该投资款根本没有用于李伟忠、屠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生活，李伟忠投资一直亏损，根本没有收益用于家庭开销。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苏夕良应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用于李伟忠、屠谨的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基于两人的共同意思表示。5.即便李伟忠、屠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苏夕良与李伟忠资金往来是借款，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也早已还清。根据苏夕良提供的借款明细表，扣除李伟忠没有收到的款项，李伟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合计借款110万元，李伟忠还款106.5万元，该款项已经基本还款。综上，李伟忠尚欠苏夕良本金109万元，该欠款系李伟忠个人债务，与屠谨无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针对李伟忠、屠谨的上诉，苏夕良辩称，1.李伟忠于2017年6月1�出具借款明细表、借条，可以证明苏夕良与李伟忠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而非投资关系。2.前述借款明细表、借条是苏夕良与李伟忠结算后形成。在结算之前李伟忠归还的款项，是归还的利息，已经在结算时予以扣除。3.李伟忠、屠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甚至离婚后，还存在大量的款项往来，仅苏夕良所知，李伟忠就向屠谨转款近300万元。李伟忠、屠谨共享了李伟忠投资的收益，屠谨对李伟忠对外投资也知情，并由屠谨管理财务，应属于共同经营，案涉债务也是用于两人共同经营，故屠谨应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部分债务向苏夕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苏夕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伟忠归还借款209.2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0年4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屠谨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李伟忠�还个人债务119.4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查明：李伟忠、屠谨于1996年10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8月3日协议离婚。苏夕良与李伟忠系朋友关系。2010年4月22日至2016年12月1日期间，苏夕良给付李伟忠多笔款项。2017年6月1日，李伟忠与苏夕良就之前多笔款项进行结算，苏夕良制作《李伟忠向苏夕良借款明细表》显示2010年4月22日至2016年12月1日期间，苏夕良共计给付李伟忠款项21笔；其中，李伟忠、屠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7笔，金额共计199.2万元，分别是：2010年4月22日付款50万元，2010年7月30日付款15万元，2011年5月23日付款25万元，2011年6月3日付款14.2万元，2012年1月18日付款30万元，2012年1月20日付款40万元，2012年3月30日付款25万元；李伟忠、屠谨离婚后，发生14笔，金额共计为114.4万元，分别是：2012年12月31日付款5万元，2013年1月29日付款8万元，2013年2月21日付款5万元，2013年9月11日付款2万元，2013年10月3日付款3万元，2013年10月28日付款2万元，2013年11月28日付款5万元，2014年1月11日付款20万元，2014年2月8日付款0.5万元，2014年3月13日付款30万元，2014年3月28日付款10万元，2015年5月30日付款10万元，2015年5月30日付款11万元，2016年12月1日付款2.9万元。以上金额合计313.6万元；李伟忠在该借款明细表底部签字摁印。同日，李伟忠向苏夕良出具《借条》，载明：李伟忠借到苏夕良人民币三百万元，月息2%，借款时间2010年4月22日至2016年12月1日。在上述结算之外，苏夕良另主张李伟忠尚欠2011年9月29日支付的10万元以及2013年1月16日支付的5万元，认为�两笔款项系在上述结算外遗漏的款项。李伟忠、屠谨对该两笔款项的支付情况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该两笔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认为该款为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2017年6月1日，李伟忠与苏夕良就之前的21笔款项进行结算，苏夕良制作借款明细表并列明每笔借款时间、数额，李伟忠在该借款明细表底部签字摁印，表明其对该21笔款项的借款性质以及金额进行了确认。李伟忠、屠谨否认上述款项的借款性质，抗辩上述款项系投资合作款并对多笔款项提出异议，上述抗辩与李伟忠在借款明细表中的自行确认相悖，且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抗辩，故一审法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李伟忠与苏夕良进行上述结算后，即向苏夕良出具借款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条一份。至于结算总金额313.6万元与借条中所载数额300万元不一致的问题，基于借条出具在后、苏夕良与李伟忠系多年朋友、借条约定高额利息等因素的考量，一审法院有理由认为苏夕良自愿放弃13.6万元的债权，自借条出具后苏夕良以300万元借款本金向李伟忠、屠谨主张权利，剩余13.6万元视为债务免除。因苏夕良与李伟忠未明确约定该债务免除及于李伟忠、屠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或及于李伟忠、屠谨解除婚姻关系后，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暨屠谨的考量，该13.6万元的债务免除及于李伟忠、屠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查明事实，李伟忠、屠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苏夕良对李伟忠享有的债权数额为185.6万元（199.2万-13.6万）。该笔借款因发生在李伟忠、屠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现无证据证明此债务系李伟忠个人债务，故应当认定为李伟忠、屠谨夫妻共同债务。苏夕良与李伟忠在借条中约定月息为2%（年利率标准24%），该约定未明确月息的起算点，一审庭审中，李伟忠、屠谨均认可该月息的起算点为2017年6月2日，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苏夕良主张在案涉结算之外，李伟忠尚欠15万元款项（2011年9月29日5万元、2013年1月16日10万元），一方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苏夕良未举证证明该15万元款项系借款；另一方面，苏夕良主张的该两笔资金往来均发生在案涉结算之前，不能排除苏夕良与李伟忠已就该两笔资金往来进行�销、免除等可能。故对苏夕良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对于李伟忠、屠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185.6万元，李伟忠、屠谨应予归还，并应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6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对于李伟忠、屠谨夫妻关系解除以后的借款114.6万元，李伟忠应予归还，并应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6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李伟忠、屠谨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偿还苏夕良借款185.6万元，并以185.6万元为基数，承担自2017年6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李伟忠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苏夕良借款114.4万元，并以114.4万元为基数，承担自2017年6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苏夕良其它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047元，减半收取2402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023元，其中苏夕良负担2000元，李伟忠9000元，李伟忠、屠谨共同负担18023元。二审中，为证明屠谨参与李伟忠的对外经营，两人离婚后仍生活在一起，苏夕良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李伟忠名下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该银行交易明细是李伟忠、屠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部分往来，显示李伟忠在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向屠谨转款合计235.68万元。2.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4民初11933号民事调解书、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宁秦检民（行）监（2017）32010400008号通知书，载明在离婚后，屠谨仍与李伟忠之间存在高达183.9万元的款项往来。3.李伟忠出具的申明、屠谨与万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2民初7388号案件庭审笔录，该案庭审中，屠谨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其中李伟忠出具的申明记载，“2015年底背着牛春梅以照看女儿名义与前妻及女儿一直生活在南京，这两年对不起牛春梅和儿子”。其中屠谨与案外人万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屠谨陈述“况且他现在几个项目已经有起色了，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你犯傻，不要前功尽弃”、“我说不�怎样，李的人品没有坏到底，如果真出来钱了，我负责给你们要过来，我的人品你们放心”。4.李伟忠名下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离婚后李伟忠还向屠谨转款合计67.35万元。5.证人万某的证言。证人万某陈述，其是1995年认识李伟忠的，两人是朋友关系，万某也是李伟忠的债权人之一；因李伟忠未能归还借款，其曾于2017年5月到李伟忠、屠谨的家中进行催讨，当时李伟忠、屠谨仍居住在一起。6.屠谨与牛春梅短信截屏、微信截图，其中屠谨陈述“目前的项目后期能否顺利推进我很担心！确实希望有人过来帮李才行”。二审中，为证明苏夕良与李伟忠之间系投资关系，李伟忠向本院提交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孝民初字第173号案件庭审笔录，该案中苏夕良曾作为李伟忠的代理人出庭，其在答辩时陈述“我与李伟忠乌鲁木齐合作搞石料……我们希望分期付款”，证明苏夕良与李伟忠之间是投资关系，到2017年6月1日经协商，变更为借贷关系。二审中，为证明李伟忠对外借款与屠谨无关，屠谨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股权合作协议、转让协议、农场合作协议、银行转款凭证、收条、合作协议、采矿承包合同和收条、协议和收条、合作协议、选矿厂合同协议，前述各协议和收据是李伟忠对外投资的协议和收据，证明李伟忠对外投资，屠谨不知情，李伟忠在外借款是用于高风险投资，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2.李伟忠与屠�签订的分居协议、离婚协议、李伟忠与其子照片，证明因李伟忠婚内出轨，李伟忠与屠谨自2008年分居、2012年离婚。3.江苏省天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载明2003年至2016年期间屠谨系该公司员工，年收入约12万元。4.契税完税证、现金完税证，载明案外人桑松林购买了李伟忠、屠谨共有的南京市秦淮区头条巷50号2幢1301室房产，李伟忠转给屠谨的部分款项就是该房产的卖房款。5.屠谨名下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李伟忠收到苏夕良款项后，未将款项转给屠谨。6.不动产登记证明、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7）苏0102民初727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屠谨向案外人借款购买房产，未共享李伟忠投资收益，未使用李伟�对外借款。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1.因李伟忠、屠谨对苏夕良提交的证据1至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李伟忠、屠谨对该证据1至4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李伟忠转给屠谨的款项中大部分系出售李伟忠、屠谨共有的南京市秦淮区房产的购房款，屠谨为此提交了证据4，对此本院认为，从屠谨提交的证据4来看，案外人购买的南京市秦淮区头条巷房产系屠谨、李悦可所有，且出售时间为2009年9月，与李伟忠在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向屠谨转款235.68万元之间、离婚后向屠谨转款67.35万元，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苏夕良提交的证据1至4予以采信，对屠谨提交的证据4不予采信。2.证人万某的陈述与苏夕良提交的证据2中李伟忠出具的申明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对证人万某的陈述予以采信。3.因李伟忠、屠谨对苏夕良提交的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苏夕良提交的证据6系短信、微信截屏，没有证据原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4.李伟忠提交的证据中，苏夕良系作为李伟忠的代理人进行陈述，仅凭苏夕良的该陈述，不能推定苏夕良交付李伟忠的款项全部是投资款，李伟忠还应提交其与苏夕良之间的合作协议等来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李伟忠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5.屠谨提交的证据1系复印件，苏夕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即便该证据属实，该证据也仅能证明李伟忠对外多次投资，投资金额巨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6.屠谨提交的分居协�系屠谨、李伟忠自行签订，无法核实该分居协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分居协议不予采信。本院对屠谨提交的离婚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离婚协议系屠谨、李伟忠自行处分其债权债务，不对债权人发生法律效力。屠谨提交的李伟忠与其子的照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7.本院对屠谨提交的证据3至6的真实性认可，并将综合全案证据对前述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中，苏夕良陈述，收到李伟忠通过银行转款交付的106.5万元，但认为该款项系结算之前李伟忠支付的利息；虽然2017年6月1日对账的时候李伟忠还欠313.6万元，因为与李伟忠是多年好友，就将13.6万元零头去掉，由李伟忠出具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条，出具借条之前的利息也免除了；因在对账时没有发现2011年9月29日转款10万元、2013年1月16日转款5万元，所以在借款明细表上就没有载明前述两笔合计15万元。李伟忠陈述，认可收到2011年9月29日转款10万元、2013年1月16日转款5万元合计15万元，但不认可2017年6月1日借款明细表、借条是双方对账结算形成。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苏夕良向李伟忠交付的款项是借款，还是投资款；2.案涉2017年6月1日借款明细表、借条是否是苏夕良、李伟忠结算的凭证，李伟忠尚欠苏夕良的借款本息应如何计算；3.李伟忠、屠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苏夕良向李伟忠交付的款项是否应由李伟忠、屠谨共同偿还。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实践性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时生效。本案中，苏夕良依据2017年6月1日借款明细表、借条、银行交易流水等提起本案诉讼，不仅证明了苏夕良与李伟忠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证明了款项已实际交付。李伟忠辩称苏夕良交付的款项系投资款，只是在2017年6月1日协商转化为借款，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而李伟忠提交的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孝民初字第173号案件庭审笔录中苏夕良的陈述，是其作为李伟忠代理人的陈述，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苏夕良交付李伟忠的款项均为投资款，且与案涉借款明细表和借条不符，故本院对李伟忠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苏夕良与李伟忠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苏夕良出借款项后，李伟忠归还了106.5万元，后双方于2017年6月1日进行结算形成金额为313.6万元的借款明细表、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条。因借款明细表中未显示李伟忠归还款项及部分借款系以本票方式支付或由苏夕良支付给第三人，李伟忠以经核实与实际借款金额、还款金额不一致为由，对借款明细表、借条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借款明细表中详细列举了苏夕良出借的时间、金额，且以本票支付或给付第三人的款项均在该借款明细表中予以明确记载，并进行备注，李伟忠亦签字确认，应对苏夕良、李伟忠具有约束力。现李伟忠否定该借款明细表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但未能举证予以推翻，故本院对李伟忠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至于李伟忠申请法院调查南通市亚威变压器厂收取李伟忠款项的原因，因李伟忠未能初步举证证明该调查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故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苏夕良、李伟忠结算后形成金额为2017年6月1日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应是双方之间所有往来结算后合意折让形成的。苏夕良主张该借条未包括2011年9月29日转款10万元、2013年1月16日转款5万元合计15万元，而该两笔借款均发生在结算之前，应视为苏夕良与李伟忠已抵销或免除该两笔借款，故本院对苏夕良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李伟忠辩称在2017年6月1日之前其已归还106.5万元，应当冲抵案涉300万元借条项下借款，而李伟忠的前述还款均发生在结算之前，亦应视为苏夕良与李伟忠已在结算时对该还款予以处理，故本院对李伟忠的该项辩称意见，亦不予采纳。案涉借条未载明利息起算时间，故一审法院认定李伟忠尚欠苏夕良借款本金300万元，并自2017年6月2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起诉时苏夕良主张的利息�止日期为判决确定之日，一审法院亦据此作出判决，故苏夕良在上诉状中变更主张利息截止日期应为实际给付之日，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李伟忠、屠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案涉债务是否应由李伟忠、屠谨共同偿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苏夕良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李伟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屠谨转款达235.68万元之多，甚至在离婚后，屠谨向李伟忠出借183.9万元，而李伟忠亦向屠谨转款67.35万元。李伟忠与�谨之间的款项往来频繁且数额巨大，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根据屠谨的收入情况来看，其每年收入约为12万元，该收入和李伟忠与屠谨之间的款项往来远不相符，李伟忠转给屠谨的巨额款项，应为李伟忠对外经营所获得的收益，即屠谨不仅明知李伟忠对外借款用于投资，也共享了投资收益。屠谨辩称李伟忠持有其名下银行卡进行款项流转，但未能对此进行举证，故本院对屠谨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屠谨另辩称李伟忠转给其的款项系出售屠谨与李伟忠共有的南京市秦淮区房产所获得的卖房款，对此本院认为，屠谨提交的证据显示案外人购买的南京市秦淮区头条巷房产系屠谨、李悦可所有，且出售时间为2009年9月，与李伟忠在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向屠谨转款235.68万元、离婚后向屠谨转款67.35万元之间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屠谨的该项辩称意见，亦不予�纳。综上，李伟忠对外借款进行投资，屠谨对此明知，且共享收益，应认定李伟忠的案涉借款系李伟忠、屠谨共同经营需要所借。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屠谨应对李伟忠、屠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案涉债务向苏夕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苏夕良、李伟忠、屠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047元，由上诉人苏夕良负担4300元，由李伟忠负担22243元，由李伟忠、屠谨共同负担2150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德清审 判 员 毕宣红审 判 员 罗正华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程俊杰书 记 员 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