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一终字第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世萍，松下电器软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马雷、李铁男，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丹，无职业。
原审原告魏世萍与原审被告刘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4）沙民初字第2862号民事判决，魏世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魏世萍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雷、李铁男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魏世萍一审诉称：我与被告系朋友关系。从2013年7月起，被告就向我借款，其中部分以现金形式支付、部分是采用向被告交付信用卡形式。我将自己名下的信用卡交付给被告，被告利用信用额度提现并向原告出具《欠条》，到还款日由被告偿还信用卡，被告再次提现，尔后出具新的《欠条》。2013年7月19日，被告出具《欠条》一张，确认欠我3张信用卡。至2014年6月，被告持有我共计7张信用卡，并不再履行还款义务，我自行偿还了透支款项共计30万元。加之我出借的35万元现金，被告共计欠款65万元。期间，被告也出具14张《欠条》确认欠款，其中7张系现金，其余系对应信用卡的透支额度。但被告至今未偿还上述款项，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偿还借款65万元，并自2014年7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原审被告刘丹一审辩称：原告陈述不属实。第一，我系案涉债务的担保人，并非债务人。原告提供的《欠条》确是我签字，但均是后补的，各方口头约定我是王娜等债务人的担保人。第二，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不具有可信性。在第一、二次庭审中，原告一直主张案涉款项系现金交付，但第三次庭审主张部分现金、部分信用卡方式，而三次庭审的陈述均是不真实的。依据禁止反言的原则，原告负有提供相反证据的义务。原告对事实做了虚假陈述，应承担不利后果。第三，我从未使用过原告的信用卡。原告提供的信用卡《欠条》系我在2013年7月19日出具，只能证明我保管信用卡，不能证明我使用过；且案涉债务形成于2013年12月25日之后，与信用卡《欠条》出具时间相隔久远。第四，案涉债务已经清偿。我曾转账偿还原告236410元，我也委托徐艳转账偿还了原告237900元，同时，通过我的另一位朋友转账还给原告175690元，但未要回《欠条》。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9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信用卡3张，招商、广发、工商各一张。”2013年12月2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2月25日。”欠条背面注明“工商5”。双方均确认落款日期“2014年”系笔误，应为“2013年”。2013年12月29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欠款人：刘丹2013年12月29日。”欠条背面注明“广发5”。2014年1月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月5日。”欠条背面注明“招商”。2014年1月8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月8日。”欠条背面注明“现金”。2014年1月9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肆万元整（4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13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月13日。”欠条背面注明“现金～万”。2014年1月18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月18日。”欠条背面注明“现金5万”。2014年1月21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2张，分别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月21日。”“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月21日。”2014年1月29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1月29日。”欠条背面注明“现金”。2014年2月1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2月1日。”2014年3月13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肆万元整（4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3月31日。”2014年3月29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3月29日。”2014年5月5日，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1张，载明：“刘丹欠魏世萍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欠款人：刘丹2014年5月5日。”自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5月5日出具的14张《欠条》背面均系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2014年7月24日，原告等人至沙河口区福佳新天地地下85048摊位向被告索要欠款。原告提供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拟证明被告在持有原告信用卡期间的消费以及原告自行还款情况。其中，原告名下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为42×××77，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为40×××94，招商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6。被告提供网上转账明细查询、徐艳证人证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执、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被告已还清了案涉款项。原告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前述期间原告的信用卡均在被告处，被告还款后又透支，被告证据显示的只是部分交易过程，且并不是针对原告欠款的还款。前述证据显示：2013年12月30日，被告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0×××94的广发银行信用卡转账6400元；2014年1月5日，被告向原告名下卡号为51×××37的招商银行信用卡转账5万元；2014年1月21日，被告向原告名下卡号为62×××11的平安银行信用卡转账3万元；2014年1月28日、29日，被告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0×××94的广发银行信用卡转账5万元、10元；2014年2月8日，被告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0×××25的中信银行信用卡转账4万元；2014年3月30日，被告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0×××94的广发银行信用卡转账5万元；2014年4月29日，徐艳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0×××94的广发银行信用卡转账5万元；2014年5月1日，徐艳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2×××77的工商银行信用卡转账900元；2014年5月6日，徐艳向原告名下卡号为51×××37的招商银行信用卡转账7万元；2014年5月23日，徐艳向原告名下卡号为62×××11的平安银行信用卡转账2000元；2014年5月28日，徐艳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0×××94的广发银行信用卡转账4.5万元；2014年6月4日，被告向原告名下卡号为62×××38的农业银行信用卡存款1万元；2014年6月11日，徐艳向原告名下卡号为62×××83的浦发银行信用卡转账5万元；2014年6月30日，徐艳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0×××94的广发银行信用卡转账7000元；2014年7月1日，徐艳向原告名下卡号为42×××77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为40×××94的广发银行信用卡分别转账3000元、1万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起诉状、《欠条》、工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广发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依原告申请本院至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兴工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被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交通银行网上电子回执、网上转账明细查询、徐艳证人证言、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14张款项《欠条》均系被告签字，且背面均附有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辩解其为担保人、《欠条》均系补签，因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虽原告三次庭审对款项的支付方式表述不一致，但不足以推翻双方存在案涉6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4万元＋2万元＋5万元＋5万元＋6万元＋8万元＋1万元＋4万元＋5万元＋5万元）的借贷关系。对于案涉借款，被告辩解已经还清，并提供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网上转账明细查询、徐艳证人证言、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执、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佐证；对此，原告表示曾向被告交付7张信用卡，前述期间原告的信用卡均在被告处，因此并不是对原告的还款。因被告于2013年7月19日给原告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刘丹欠魏世萍信用卡3张，招商、广发、工商各一张”，原告提供的信用卡对账单载明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为42×××77、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为40×××94、招商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6，可见，前述信用卡当时由被告持有。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他信用卡曾交付被告，本院不予采纳。现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前述3张银行卡已经返还，因此，被告无法证明针对原告前述银行卡的转账系还款。此外，被告及徐艳向原告转账共计252000元（5万元＋3万元＋4万元＋7万元＋5万元＋1万元＋2000元），结合转账发生时间，应视为被告对原告的还款。因双方未约定支付利息，本院将该款视为本金，故，被告的未偿还借款为398000元（65万元-25.2万元），本院对原告要求偿还本金的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告可随时要求偿还，被告经催告逾期不还已构成违约，应按照欠款额自2014年7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故，对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魏世萍借款本金398000元；二、被告刘丹按照上述第一项确定的数额，自2014年7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00元、保全费3770元（原告均已预付），由原告负担3030元，由被告负担11140元，给付时间同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魏世萍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卡号为51×××37与卡号为62×××6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实际是一个账户名下，只有一个交易记录，共用一个信用额度，即5万元，无论向哪个卡取款或还款，都是被上诉人通过持有62×××6的卡进行消费，所以其向尾号7737的卡内存款12万元不是还款而是反复套现，最终是上诉人还的款，所以不应认定该卡还款12万元。2、一审法院对农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的还款认定事实不清。该四张信用卡的使用方式与上诉人刘丹持有的3张信用卡即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广发银行的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都是被上诉人进行套现。被上诉人持有的3张卡的消费商户都是集中在固定的5个场所，还款时间也都是一个月一还，包括取现的时间也相同，该4张信用卡的交易商户、时间及交易习惯，是与被上诉人持有的3张信用卡提现的交易明细是一致的，上述7张信用卡在由被上诉人进行套现后，由上诉人偿还款项。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丹未出庭，未提供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补充查明，上诉人一、二审中均陈述有七张欠条所体现的欠款是通过信用卡透支产生，分别是：2013年12月25日欠条对应工商银行信用卡；2013年12月29日欠条对应广发银行信用卡；2014年1月5日欠条对应招商银行信用卡；2014年1月9日欠条对应中信银行信用卡；2014年1月21日欠条对应平安银行信用卡；2014年2月1日欠条对应农业银行信用卡；2014年5月5日欠条对应浦发银行信用卡，其余欠条对应的借款均以现金方式给付。被上诉人原审不予认可，认为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持有上述信用卡进行消费。另，根据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农业银行卡存款凭条记载，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4日向上诉人尾号为5538的信用卡内现金存款10000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及银行客服录音资料记载，尾号为7737号信用卡与尾号为6076号信用卡共用一个信用额度及交易记录。上述证据业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名下哪些信用卡由被上诉人实际占有使用。原审依据《欠条》载明内容“刘丹欠魏世萍信用卡3张，招商、广发、工商各一张”以及上诉人提供的信用卡对账单载明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卡号为42×××77、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为40×××94、招商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6认定前述信用卡当时由被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向前述银行卡的转账不予认定为还款。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被上诉人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6月4日上诉人尾号为5538的农业银行卡存款凭条记载，被上诉人向该卡内存入10000元的操作方式为现金存款而非汇款，根据银行交易习惯能够证明该卡由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卡号为62×××6与51×××37的两张招商银行信用卡共用一个信用额度及交易记录，说明被上诉人本人于2014年1月5日以及于2014年5月6日委托徐艳向上诉人名下卡号为51×××37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内转账共计12万元等同于向被上诉人持有的卡号为62×××6信用卡内转账。因此，上述13万元系转入被上诉人持有的上诉人信用卡内，上诉人主张不是还款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原审认定被上诉人转入款项的上诉人名下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信用卡也由被上诉人持有使用，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上诉人尚欠借款本金为528000元（65万元-3万元-4万元-5万元-2000元），原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4）沙民初字第28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及逾期履行的利息罚则部分；
二、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4）沙民初字第28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刘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魏世萍借款本金528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魏世萍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保全费37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30元，以上共计17200元（上诉人魏世萍已预付），由上诉人魏世萍承担1400元，被上诉人刘丹承担15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逄春盛
审 判 员 毛国强
代理审判员 刘婷娜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唐蓉荣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9、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