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72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子丹，女，196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蔼玲，云南道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女，1966年12月26日出生，彝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贵有，男，1963年9月27日出生，彝族，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周，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黄子丹因与被上诉人王惠、龙贵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1民初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子丹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10万元系上诉人的投资款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转款10万元给被上诉人王惠系出借行为。通过本案内容相同而签订时间不同的两份《协议书》、《收条》等证据可以证明本案被上诉人王惠在2014年4月23日之前已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关系。被上诉人王惠提交的2014年4月24日的《协议》系伪造的。一审法院在本案上诉人黄子丹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其代理人变更诉讼请求，未给上诉人相应的举证期，程序严重违法。据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惠、龙贵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子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返还不当得利款10万元，按银行同期利息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转账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被告王惠与被告龙贵有系夫妻关系。2014年4月23日，原告黄子丹向被告王惠的账户转款10万元。次日，被告王惠与案外人贵州立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被告王惠向案外人投资40万元，案外人按每月2%支付报酬，每季度支付一次红利24000元，到期后10个工作日支付，案外人向王惠出具了《收据》，王惠将钱存入案外人指定的王国立的账户。被告王惠将利率、付息期限、借款人等情况通过qq聊天告知了原告。2014年7月25日，案外人支付第一季度的红利24000元。2014年7月28日，被告王惠通过qq聊天记录告知原告利息已付，并于2014年7月30日，被告龙贵有向原告转款6000元。现原告以两被告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主张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受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告黄子丹向被告王惠的账户转款10万元。原告黄子丹对被告获利无合法依据的主张，系对消极事实的主张，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原旨，对于被告取得10万元是否有合法依据，原告需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被告亦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并由本院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分析，可以认定原告向被告王惠的账户转款10万元。被告针对此问题提出的抗辩理由是，原告向其转款是要被告帮其理财，并提供了被告王惠与贵州立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虽没记载被告投资款40万元中有原告的10万元，但QQ聊天记录和被告龙贵有6000元的转款记录，可以证实原告获得了投资的收益；同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QQ聊天记录，可知原被告双方系朋友关系，在本案以前双方曾有过经济往来，故被告的抗辩理由有证据佐证，本院予以采信。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原告向被告王惠的账户转款，无论是原告最初主张的借款，还是被告辩称的投资都是有相应理由即合法依据，在审理过程中，本院曾向原告释明，原告仍决定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10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子丹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黄子丹在二审中提交五组证据材料作为二审“新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4年4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2014年4月2日《收据》及《公告》、《委托书》；第二、三、四、五组证据系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被上诉人王惠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系伪造的，上诉人黄子丹与被上诉人王惠之间系借款关系，被上诉人王惠支付给上诉人的是利息。被上诉人王惠、龙贵有经质证，除对2014年4月14日的《协议书》、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2014年4月2日《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不认可证明内容；对上诉人提交的其他材料认为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本院审查后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2014年4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2014年4月2日《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予以收录，对其证明内容将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予以确认；其余材料不符合二审“新的证据”的形式要件，依法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收录。
上诉人黄子丹对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有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无异议，但双方均指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中“王国立”系笔误，应是“严国立”，对此，二审依法予以纠正。经二审审理查明以下案件事实：王惠与龙贵有系夫妻关系。2014年4月2日，案外人贵州立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王惠出具收到投资款40万元的收据，王惠在该《收据》上注明“此款其中有10万元是黄子丹的”。2014年4月23日，黄子丹向王惠的账户转款10万元。2014年4月，王惠与案外人贵州立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王惠向案外人投资40万元，案外人按每月2%支付报酬，每季度支付一次红利24000元，到期后10个工作日支付，案外人向王惠出具了《收据》，王惠将钱存入案外人指定的严国立的账户。2014年7月25日，案外人向王惠汇款24000元；2014年7月30日，龙贵有向黄子丹转款6000元。因王惠、龙贵有未向黄子丹归还10万元转账，黄子丹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主张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上诉人对其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10万元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负举证责任，但纵观全案证据，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且在二审中上诉人一直以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上诉人的主张存在悖论，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另，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主动变更本案的法律关系，由民间借贷变更为不当得利，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规定，向上诉人进行了法律释明告知，但本案上诉人仍坚持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而我国民事诉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启动诉讼程序，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代替当事人行使诉权，不能对当事人未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二审中，上诉人要求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法律关系行径裁判本案，但因此会剥夺被上诉人的答辩、上诉等诉讼权利，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黄子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黄子丹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熊金华
审判员 晏云锋
审判员 宋 婕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石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