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男，196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女，196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女，194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4，男，198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章忠喜，杭州市昌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某，女，198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201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邵某，系周某1母亲。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裴成续、陈依，浙江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某3、陈某1、孙某、周某4因与被上诉人邵某、周某1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7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邵某与周某4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一女周某1。2010年8月起邵某及周某1在安徽黄山生活。2015年8月20日，邵某与周某4经原审法院判决离婚，女儿周某1由邵某抚养教育。2007年10月22日，周某2作为户主与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三期工程建设指挥部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对周某2家所在的房屋进行拆迁，当时符合安置政策的人员为（括号内表示与周某2的家庭关系）：周某2、周某5（父）、孙某（母）、陈某1（妻）、周某4（子），安置总建筑面积为480平方米。其中第三条约定：在过渡期间可获得每人每月300元的过渡费，直至领取多层住宅安置房钥匙后4个月止。2014年10月，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发放《安置户信息核对表》、《安置户信息告知书》各一份，明确安置人口为周某2、陈某1、周某4、邵某、周某1、周某5、孙某七人，其中周某1为独生子女，按二人计算。故安置人口按8人计，安置面积为640平方米。2015年1月12日，周某2作为户主与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签订《五常街道多（高）层公寓回迁安置草签协议书》一份，邵某、周某1、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共被补偿安置6套房屋，分别为位于杭州市××街道××溪水岸小区××单元××室（设计建筑面积150平方米）、××水岸小区52幢3单元601室（设计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水岸小区2幢1单元201室（设计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北苑小区108幢2单元503室（设计建筑面积90平方米）、××北苑小区108幢2单元302室（设计建筑面积90平方米）、××北苑小区39幢1单元901室（设计建筑面积90平方米）。关于邵某享有过渡费的情况如下：2009年11月20日过渡费3000元，2010年4月20日过渡费4800元，××××年××月过渡费9600元，××××年××月过渡费9600元，××××年××月过渡费9600元、慰问费500元，××××年××月过渡费9600元、慰问费6000元，××××年××月过渡费4800元、慰问费3500元；以上合计为61000元。关于周某1享有过渡费的情况如下：2010年4月20日过渡费4800元，××××年××月过渡费23200元（其中19200元为独生子女按二人计），××××年××月过渡费19200元（独生子女按二人计），××××年××月过渡费19200元（独生子女按二人计），××××年××月过渡费19200元（独生子女按二人计），××××年××月过渡费9600元（独生子女按二人计）；以上合计为95200元，其中独生子女所享有的超额部分43200元应为邵某与周某4共同享有，故周某1享有部分为52000元。另查明，周某5于2013年12月30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其共生育一子周某2、一女周某6，周某6向原审法院表示放弃对周某5遗产的继承。因双方对该房屋的分割发生争议，故邵某、周某1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依法分割共同所有的房屋，并判决邵某享有涉案房产（草签协议书中6套安置房）建筑面积80平方米的产权，周某1享有涉案房产（草签协议书中6套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的产权；即××水岸小区52幢3单元601室及××水岸小区2幢1单元201室归邵某、周某1所有；二、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支付邵某过渡费及慰问费59000元（其中过渡费51000元，慰问费8000元），支付周某1过渡费及慰问费100320元（过渡费95200元，慰问费8000元）；三、诉讼费用由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邵某与周某4结婚之前，但在安置回迁房时，邵某、周某1已作为安置人员，且周某1作为独生子女享有二倍份额，故邵某、周某1对上述安置房理应享有相应的权利。根据安置户信息告知书，邵某享有80平方米的安置房，周某1作为独生子女享有160平方米的安置房，但其中80平方米的面积是其作为独生子女所享受，该面积应为邵某与周某4共同享有，故邵某应享有的面积为120平方米，周某1为80平方米。结合安置回迁房的分配情况，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余杭区五常街道××水岸小区52幢3单元601室及××北苑小区39幢1单元901室归邵某、周某1所有，相应的购房费用由邵某、周某1负担。因周某2、陈某1、周某4、孙某在本案中对购房款未提出主张，故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如其认为已替邵某、周某1支付，可另行向邵某、周某1进行主张。关于邵某、周某1主张的过渡费、慰问费，因邵某与周某4的离婚判决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在此之前上述费用亦实际用于全家在外租房及生活，邵某、周某1要求全部返还，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邵某、周某1从2010年8月起在外生活的事实，原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由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支付邵某38000元、周某125000元。周某2主张上述费用已支付邵某，无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杭州市××街道××溪水岸小区××单元××室、××街道西××小区××单元××室的房产归邵某、周某1所有；二、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支付邵某38000元、周某12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邵某、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邵某、周某1负担40元，由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负担40元。邵某、周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水岸小区52幢3单元601室判归两被上诉人所有错误。根据五常街道的规定，新增人员只能抽取五常社区××北苑的房屋，而被上诉人均是2007年10月22日以后将户口迁入和出生的，都是新增人员，按规定只能分配××北苑的房屋。1、依据2007年10月22日上诉人与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三期工程建设指挥部签订的《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乙方提供的符合安置政策家庭人员名单明确：两被上诉人既不是上诉人家庭人员，也根本没资格享有政策安置待遇。2、根据（2014）号五常街道“××水岸、××北苑”回迁安置方案第二和第五条第六项的规定及（2011）116号文件第八条第二项和2015年1月12日五常街道多高层公寓回迁安置草签协议书第二条第6、7项的规定：两被上诉人显然不属于“协议人员”，而是新增人员所享有符合政府安置的。所谓政府安置就是根据政府房源所决定安置并非指定，也并非2007年10月22日本拆迁协议中称的协议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达成的第五条安置方式、地点、面积范围所确定的。3、一审法院所判两被上诉人享有五常街道××水岸52幢3单元601室房屋，完全违背了五常街道的安置政策和精神，完全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违反了上诉人与拆迁人签订的协议的规定。二、被上诉人周某1不能再享受独生子女的分房待遇。上诉人周某4已再婚，并于××××年××月生育一子，而五常街道有关新增人员的分房待遇尚未截止。故一审法院判决给被上诉人邵某120平方米（应为周某1），显然是剥夺了周某4第二个子女的40平方米安置房的权利。三、被上诉人的过渡费应从离婚之日起计算，上诉人家庭房屋被拆迁后即在外面租房居住，包括被上诉人的居住面积也租赁在内。后被上诉人擅自离家，但上诉人租房费用仍需开支，不因被上诉人擅自离家而减少。故过渡费应从双方离婚之日起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的房屋应在××北苑；周某1实际只应享有80平方米；过渡费从离婚日开始计算。
被上诉人邵某、周某1在二审中答辩称：上诉人主张根据五常街道规定，新增人口只能安置××北苑。上诉人不能证明存在该规定，即使存在该规定也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本案是分家析产，被上诉人均为已经分配房产的共同所有人。对于每一套房屋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共同所有人，对每套房屋都有平等的权利。上诉人所陈述的被上诉人非作为安置人员，该说法不能成立。根据2007年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5条，签订的协议是暂时的，以后会根据婚嫁、生育等自然原因增加安置人口，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协议人员与新增人员的说法，并没有任何区分对待的情况。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文件实施意见的精神，对安置政策中时间界定有明确规定，安置人口按签订安置协议时的人口计算，选房时有人口变动的，应及时调整。是否为安置人口界定时间是在选房前，而选房时间是在2015年1月左右，而当时两被上诉人已经被作为安置人口。从2014年10月安置户信息核对表及2014年12月安置户信息告知书中，已经将两被上诉人作为安置人口，备注栏中写明周某1为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而上诉人所陈述的，周某1已经不是独生子女，但是其另一子女的出生时间是在分房之后，其出生不影响周某1作为独生子女享受政策。据了解，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陈述，根据相应政策，周某4之后的配偶、子女还可以按照政府的相关政策，按照人均80平方米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是该政策与本案所涉及的分家析产没有相应的关系。关于过渡费，被上诉人与周某4于2010年分居，相应的过渡费由周某2领取。虽然双方离婚在后，但是过渡费领取金额高于租赁所需费用，而且在被上诉人与周某4分居后，上诉人可以租赁更小的房屋来避免损失。被上诉人认为，理应将分居后的过渡费支付给被上诉人。
二审中，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五常街道多（高）层公寓回迁安置工作实施意见，欲证明两被上诉人从时间上和人员界定上都明确，不是拆迁协议人。而安置人员只能根据政府房源来安置，并非协议确定安置。（2）证明，欲证明上诉人（协议安置人口6人）的××水岸的平方面积和与两被上诉人没有关系。（3）证明，欲证明周某1不是独生子女，没有享受独生子女二人安置待遇。经质证，邵某、周某1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文件上面没有盖公章，而且该文件中也未涉及上诉人的待证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的内容缺乏客观性、全面性，不能支持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明中也提到原拆迁协议安置人口为6人，这里的原拆迁协议是指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证明中人均60平方米在××水岸安置不能证明是上诉人在××水岸安置，草签协议中也没有进行区分。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周某4再婚时间是在2016年，其配偶已经不能再作为安置人口，再婚子女出生在2016年，而房屋安置是在2015年，即其出生时，房屋安置已经结束。本院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被上诉人邵某、周某1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及《安置户信息核对表》、《安置户信息告知书》反映，在周某4与邵某结婚前，周某2作为户主已与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三期工程建设指挥部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但在邵某与周某4结婚并生育了女儿周某3，邵某和周某1已经列入安置人口，并且周某1作为独生子女按二人计算。因此，邵某、周某1对回迁的安置房屋享有权利。同时，原审法院根据《安置户信息告知书》中载明的安置房屋面积及“周某1为独生子女，凭证按二人计算”的备注，认定邵某、周某1各享有安置房屋80平方米，独生子女的奖励，由父母周某4、邵某各享有40平方米正确。关于上诉人提出邵某、周某1作为新增人员，只能分配××北苑房屋的理由，经审查，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在二审中虽然提供了五常街道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提供的证明，欲证实××水岸的房屋是分配给原协议的安置人口，但该证明中的安置面积与原《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约定的面积及实际安置的面积并不相符，同时，作为家庭成员内部析产时，不光要考虑安置房屋的来源情况，还要考虑各方的生活、经济等具体状况。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将××水岸小区52幢3单元601室和××北苑小区39幢1单元901室的房产判归邵某、周某1所有并无不当。关于过渡费、慰问费的分割一节，由于在周某4与邵某离婚案件中，原审法院认定周某4与邵某从2010年8月开始分居生活，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周某2等实际租房的情况，酌情判决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在领取的过渡费、慰问费中，支付给邵某38000元、周某125000元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周某2、陈某1、孙某、周某4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余江中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