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2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恩平市横陂镇白银矿区。组织机构代码：730454653。
法定代表人：梁银芳。
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海滨，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官斯文，广东雄军律师律师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恩平市乾隆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恩平市恩城南郊工业区。组织机构代码：733124633。
法定代表人：岑力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京，广东润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国培，男，1959年3月27日出生，住恩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锡玲，女，1960年4月27日出生，住恩平市。
上诉人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恩平市乾隆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隆公司”）、岑国培、郑锡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5）江恩法圣民初字第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基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银芳及其诉讼代理人房海滨、官斯文以及被上诉人乾隆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郑伟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基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基隆�司出具的《确认书》无效”；3、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乾隆公司、岑国培及郑锡玲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共同支付货款2596380元及其违约金（违约金从2012年2月21日起计至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清货款日止，以25963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给基隆公司”；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乾隆公司、岑国培及郑锡玲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银芳代表基隆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与岑国培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基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1、本案中，乾隆公司与基隆公司之间产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012年2月21日，乾隆公司经对帐确认截止2012年1月31日止，乾隆公司拖欠基隆公司货款2857760.40元，基隆公司依法享有向乾隆公司收取货款的权利。2、梁银芳在�协议书》上签字，属于个人行为，其无权代表基隆公司与岑国培签订关于处置公司债权的《协议书》，《协议书》不是基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签订时，梁银芳仅是基隆公司的股东，而不是基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4月11日之前，基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谭建强，而不是梁银芳。2012年5月28日至2015年8月16日，基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谭建强因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对基隆公司进行有效的管理，公司陷于停顿。在此期间，基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建强并无授权梁银芳与岑国培订立所谓的《协议书》。3、2013年11月4日，岑国培不再是乾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其依法无权作为乾隆公司的代表与梁银芳签订《协议书》。岑国培和郑锡玲于2013年1月6日将乾隆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岑力强等人，岑国培自2013年1月6日起不再是乾隆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4、梁银芳与岑国培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属于基隆公司所有的应收货款1596380元的债权转到梁银芳个人名下”、“基隆公司出具货款结清《确认书》交给乾隆公司”及“签订本协议后乾隆公司与基隆公司之间债权债务结清”等内容，侵犯了基隆公司的利益及财产所有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等强制性法律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基隆公司应收乾隆公司货款的债权属于基隆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依法受我国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包括公司股东梁银芳）均不得侵犯或随意处分。5、《协议书》违反了我国有关强制性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二、因《协议书》自始无效�故梁银芳于2013年11月5日根据该《协议书》约定以基隆公司的名义向岑国培出具的《确认书》，也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以“梁银芳……出具的《确认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认定《确认书》有效，是严重错误的。首先，梁银芳违法代表基隆公司与岑国培签订《协议书》及向岑国培出具《确认书》，不是基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截至2013年11月5日止，乾隆公司没有清偿其所欠基隆公司2796380元货款，《确认书》与客观事实不符。况且，梁银芳是将《确认书》交给岑国培个人，而不是交给乾隆公司或乾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岑力强。其次，岑国培在与梁银芳签订《协议书》时，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及诱骗误导梁银芳，存在主观上的恶意，岑国培企图帮乾隆公司逃避债务。岑国培自2013年1月6日起不再是乾隆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其仍旧冒充乾隆公司的负责人，称乾隆公司已经关停且无资产，要求把基隆公司的货款转到梁银芳与岑国培的个人名下。梁银芳因缺乏生意经验及不懂法，便轻易相信了岑国培的说法并与岑国培签订了《协议书》，但《协议书》双方没有加盖公章。因此，《协议书》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认定“表见代理”有效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代理订立的合同或行为本身不违法”。因此，本案不存在讨论“是否存在表见代理”的法理基础。一审法院以梁银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认定2013年11月5日《确认书》有效，是错误的。三、退一步说，即使不管梁银芳、岑国培的代理权限及《协议书》的效力，《协议书》也没有得到实际履行。乾隆公司并没有按照《协议书》第一项的约定在“签订本协议后五天内”支付货款120万元给基隆公司；乾隆公司的这一行为，使得《协议书》约定的其他条款无法执行。梁银芳基于《协议书》第四项约定出具的《确认书》，也因此归于无效。1、从《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分析，《协议书》只有甲方和乙方两方当事人，甲方为乾隆公司，乙方为基隆公司，岑国培和梁银芳仅仅是分别作为“乾隆公司代表”和“基隆公司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梁银芳及岑国培并不属于协议的主体。2、根据《协议书》第一项约定“签订本协议后五天内甲方支付一部分货款壹佰贰拾万元给乙方”的条款可知，乾隆公司应于2013年11月4日之后的五日内支付货款120万元给基隆公司。可事实上，乾隆公司并没有依上述约定支付货款120万元给基隆公司。3、根据《协议书》第二款约定“余下货款壹佰伍拾玖万陆仟叁佰捌拾元整（小写￥1596380元）的甲方债务由岑国培（身份证号：）个人承担，乙方债权转到梁银芳（身份证号：）名下，即岑国培欠梁银芳人民币壹佰伍拾玖万陆仟叁佰捌拾元整（小写￥1596380元）”的条款可知，岑国培承诺其个人承担乾隆公司余下1596380元货款债务，而非所欠2796380元货款全部债务。基隆公司仅将余下1596380元货款债权转到梁银芳个人名下，而非货款金额为2796380元的全部债权。4、由于乾隆公司没有按《协议书》第一项约定支付120万元货款给基隆公司，导致《协议书》第二项约定条款无法得到实际履行。《协议书》第四项及第五项的约定有“结清”的名，无结清之实。事实上，乾隆公司并无将所欠货款支付给基隆公司，仅是约定在上述第一、二项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双方才互不负债权债务。因此，《协议书》第四项及第五项的约定，缺乏了有效存在的前提基础，且《协议书》第四项及第五项的约定的内容与实际情形相违背，该约定无效。梁银芳代表基隆公司出具的《确认书》也归于无效。四、乾隆公司拖欠基隆公司货款2596380元拒不偿还，属违约，乾隆公司依法应承担偿付货款2596380元及其违约金给基隆公司的违法责任，岑国培及郑锡玲依法应对乾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乾隆公司向基隆公司购买石灰石及拖欠货款259638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乾隆公司依法承担偿付货款2596380元及其违约金给基隆公司的清偿责任。2、岑国培及郑锡玲作为乾隆公司的原股东，在乾隆公司尚未清偿所欠基隆公司货款的情况下，通过转让公司股权及非法变卖公司机器设备等方式非法转移乾隆公司的资产，造成乾隆�司至今未能支付货款给基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岑国培及郑锡玲应对乾隆公司所欠基隆公司货款259638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梁银芳与岑国培签订《协议书》及出具《借据》的行为，已经由生效的（2015）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4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为“乾隆公司与基隆公司之间的结算行为”，并非为债务转移协议。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债务转移纠纷，与生效的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该民事裁定认为梁银芳无权以个人名义提起民事诉讼来追偿乾隆公司所欠基隆公司的货款以及乾隆公司所欠货款应由基隆公司来向乾隆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定性不当，适用法律错�，处理欠当，依法应予改判。
被上诉人乾隆公司辩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第二，基隆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岑国培存在欺诈行为，从梁银芳起诉岑国培夫妇借款纠纷一案可以看出，基隆公司与梁银芳对债权转为岑国培个人借款一事是清晰、理解的。第三，确认书与协议书在法律效力上是相互独立的，协议书的效力对确认书的效力无必然的影响。第四，确认书是基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基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乾隆公司、岑国培、郑锡玲偿还欠款2596380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付清时止），乾隆公司、岑国培、郑锡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确认基隆公司向乾隆公司出具的货款结清《确认书》无效；3、判令乾�公司、岑国培、郑锡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4月1日，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签订购销石灰石合同书，由基隆公司向乾隆公司供应石灰石，2012年2月21日，经双方对账确认，乾隆公司出具《货款确认书》，确认截至2012年1月31日止共欠基隆公司货款2857760.4元。尔后，乾隆公司以部分水泥抵消部分货款。2013年11月4日，岑国培与梁银芳签订协议书，载明“甲方：恩平市乾隆建材有限公司岑国培乙方：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梁银芳，经确认截至2013年11月4日止，甲方尚欠乙方货款贰佰柒拾玖万陆仟叁佰捌拾元整（小写￥2796380元）。现经甲乙双方协商，协议如下：一、签订本协议后五天内甲方支付一部分货款壹佰贰拾万元给乙方。二、余下货款壹佰伍拾玖万陆仟叁佰捌拾元整（小写￥1596380元）的甲方债务由岑国培（身份证号：）个人承担，乙方债权转到梁银芳（身份证号：）名下，即岑国培欠梁银芳人民币壹佰伍拾玖万陆仟叁佰捌拾元整（小写￥1596380元）。三、岑国培本人写下借据交给梁银芳为凭据。四、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出具货款结清《确认书》交给恩平市乾隆建材有限公司。五、签订本协议后，恩平市乾隆建材有限公司和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均已结清，双方互无债权债务。甲方:恩平市乾隆建材有限公司代表：岑国培（签名并按撩指模）；乙方：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代表：梁银芳。鉴证人：梁石灵签订日期：2013年11月4日。”同日，岑国培向梁银芳出具借据一张，载明“2013年11月4日岑国培（身份证号：）借梁银芳现金贰佰柒拾玖万陆仟叁佰捌拾元整（小写2796380）。借款人：岑国培，2013年11月4日。”2013年11月5日梁银芳向乾隆公司乾隆公司出具一份经基隆公司盖章的确认书，载明“经协商解决，现确认截至2013年11月5日止，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和恩平市乾隆建材有限公司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均已结清，双方互无债权债务。确认人：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代表:梁银芳2013年11月5日。”2014年3月24日，岑国培向梁银芳支付20万元。2015年5月15日，梁银芳以岑国培不按约定履行义务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2015）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4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梁银芳与岑国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实为基隆公司和乾隆公司买卖合同关系，基隆公司是具有独立诉讼能力的法人，梁银芳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其个人名义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不具备基隆公司主体资格，裁定驳回梁银芳的起诉。现基隆公司诉讼到庭，请求支持上述诉�。另查明，基隆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16日，原股东为谭建强占95%比例、梁银芳占5%比例，法定代表人谭建强；2014年4月11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谭建强变更为梁银芳。2011年8月23日因基隆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谭建强涉嫌犯非法运输爆炸物罪、单位行贿罪，谭建强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取保候审，2012年5月28日被逮捕，并押于恩平市看守所。2014年9月24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江中法刑一终字第144号刑事判决书：对基隆公司数罪并罚，判处罚金200000元；对谭建强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执行刑期为2012年5月28日至2015年8月16日。2015年8月16日谭建强刑满释放。乾隆公司于2001年11月14日成立，原股东为郑锡玲、岑国培，法定代表人岑国培；2013年1月6日，股东变更为岑力强、冼文忠、冼文永、岑英媚、吴剑荣，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岑力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债务转移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及提供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1、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是否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梁银芳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确认书是否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3、乾隆公司欠基隆公司的货款2596380元应由谁负责清偿；4、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是否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基隆公司主张与乾隆公司曾存在购销石灰石合同关系，有基隆公司提供的双方签订的购销石灰石合同书及乾隆公司向基隆公司出具的货款确认书等证据，可证明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于2007年4月1日签订的购销石灰石合同成立、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合同签订后，基隆公司依约向乾隆公司供应石灰石，乾隆公司应向基隆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本案乾隆公司并未依约向基隆公司清偿相应的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还款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现基隆公司请求乾隆公司清偿拖欠的货款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梁银芳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确认书》是否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梁银芳以基隆公司的名义向乾隆公司出具的《确认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一）客观上梁银芳具有使乾隆公司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1、梁银芳的身份。根据基隆公司提供的基隆公司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打印件显示，基隆公司的基本情况：由谭健强与梁银芳两名股东投资，2014年4月10日前梁银芳仅系该公司的股东，2014年4月11日始至今，既是该公司的股东又是法定代表人。2、基隆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谭建强因涉嫌犯非法运输爆炸物罪、单位行贿罪，谭建强于2012年5月28日被逮捕，并押于恩平市看守所直至2015年8月16日刑满释放。3、基隆公司两名股东之间的关系：梁银芳与谭建强是夫妻关系。以上案件事实在客观上具有使乾隆公司及岑国培相信梁银芳作为基隆公司公司两名股东之一、在另一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处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进行的民事行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主观上乾隆公司是善意且无过失。1、《协议书》与《确认书》签订的情况。2013年11月4日，梁银芳以基隆公司的名义与岑国培签订《协议书》，同意将乾隆公司拖欠基隆公司的货款转移由岑国培负责清偿给梁银芳（代表基隆公司）。2013年11月5日�银芳以基隆公司的名义向乾隆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至2013年11月5日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已结清，双方互无债权债务，《确认书》加盖了基隆公司的印章。根据《确认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协议书》中关于债务转移由岑国培负责清偿的部分内容系由梁银芳代表基隆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2、《协议书》、《确认书》签署后的履行情况。2014年3月24日乾隆公司岑国培向梁银芳支付了部分的货款200000元，梁银芳也确认收到。2015年5月15日，梁银芳向本院起诉岑国培清偿涉案款项，岑国培也到庭应诉，后因基础法律关系及梁银芳的主体问题被法院驳回起诉。3、表见代理中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是对相对人订立协议时主观形态的判断，至于相对人在代理行为完成后，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欠缺代理权，并不影响相对人在订立协议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的认定。基隆公司在梁银芳诉请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梁银芳与岑国培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请求法院确认《确认书》无效。2013年11月4日的《协议书》虽然只有梁银芳的签名，但其是在基隆公司处于非常情况下以基隆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其作为基隆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之一，代表基隆公司与岑国培（代表乾隆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虽没有加盖基隆公司的印章，但在签订该协议书后其向乾隆公司出具的《确认书》加盖有公司印章的《确认书》，确认两公司互无债权债务的行为，其具有足够的表象让乾隆公司相信其有代理权，岑国培将钱偿还给梁银芳具有合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时就没有法律效力。”本案中，《确认书》是基隆公司自愿、主动向乾隆公司出具的，并不存在双方的行为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且基隆公司自愿出具的《确认书》加盖了基隆公司的印章，也即基隆公司认可了上述《协议书》及《确认书》的民事行为。综上，梁银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现基隆公司主张《确认书》无效，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乾隆公司欠基隆公司的货款2596380元应由谁负责清偿的问题：循上述第二个争议焦点，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关于债务转移由岑国培清偿的内容以及2013年11月5日的《确认书》是有效的，那么根据《协议书》、《确认书》的内容意思表示，乾隆公司欠基隆公司的货款应由乾隆公司岑国培负责清偿，也即乾隆公司与基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两清，互无债权债务，乾隆公司原拖欠基隆公司的货款债务转由岑国培个人承担。上述有关《协议书》、《确认书》签订后，岑国培依约于2014年3月24日向梁银芳支付了部分货款200000元。本案庭审中，基隆公司也认可了岑国培支付上述款项视为对基隆公司的履行，乾隆公司无需继续清偿该部分款项。且基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银芳在2015年5月15日向法院起诉乾隆公司岑国培民间借贷一案中，依据相同的事实和证据明确确认乾隆公司原拖欠基隆公司的货款也转为乾隆公司岑国培的债务，岑国培也自愿接受承担该债务并履行了部分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八十六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涉案货款已经基隆公司同意由乾隆公司转移由岑国培负责清偿。现基隆公司请求乾隆公司清偿余下的款项，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乾隆公司郑锡玲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关于乾隆公司拖欠基隆公司的货款债务转移处理问题所签订的《协议书》仅系由岑国培个人与基隆公司签订的，岑国培个人同意承担上述债务，而乾隆公司郑锡玲并没有参与处理，且事后也没有同意追认承担该债务，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虽乾隆公司郑锡玲原系乾隆公司的股东之一，但该公�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本案债务属于乾隆公司的债务，因此，基隆公司请求乾隆公司郑锡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本案乾隆公司原欠基隆公司的货款2596380元应由岑国培个人负责清偿。违约金的请求问题：基隆公司请求从2012年2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止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付逾期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3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100%。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的规定，基隆公司和乾隆公司没有对逾期违约金进行约定，事后也没有对此进行补充约定，现基隆公司要求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逾期违约金，超出法律要求，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2007年4月1日基隆公司和乾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书》并进行石灰石的交易，而乾隆公司从当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拖欠货款的问题，经追讨基隆公司和乾隆公司于2012年2月21日签订《确认书》，确认共欠货款2857760.4元，现基隆公司要求从2012年2月21日开始计付逾期违约金，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关于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乾隆公司拖欠基隆公司的货款，双方于2012年2月21日对账确认，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协议书》，同意将债务转移由乾隆公司岑国培个人承担。岑国培于2014年3月24日履行了部分债务，此后没有再履行过清偿义务。2015年5月15日，梁银芳以岑国培不按约定履行本案债务清偿义务，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综合上述情况，基隆公司一直向乾隆公司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的（2015）江恩法民二初字第148号民事裁定书生效后，开始重新计算。而本案的诉讼，基隆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向提起，本案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乾隆公司辩驳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岑国培、郑锡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判决：一、基隆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出具的《确认书》有效；二、岑国培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货款2596380元及违约金（从2012年2月21日至本院判决确定的还清货款日止，以25963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给基隆公司；三、驳回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7572元、公告费600元，合共28172元由岑国培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确认书》的效力问题；2、涉案债务的承担主体问题。
一、关于《确认书》的效力问题。涉案货款的债权人为基隆公司，原始债务人为乾隆公司，双方对�没有异议。其后，基隆公司的股东梁银芳与乾隆公司的前股东岑国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乾隆公司欠基隆公司的涉案货款由岑国培承担。次日，基隆公司出具《确认书》一份，确认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均已结清。显然，《确认书》是对前面《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的确认，印证了基隆公司是知悉《协议书》的内容，《协议书》与《确认书》可以相互印证基隆公司是同意乾隆公司在本案的债务转移给岑国培。该《确认书》有基隆公司的股东梁银芳签名并加盖了基隆公司的公章，足以证明《确认书》的内容是基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判决确认《确认书》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基隆公司认为《协议书》仅约定余下货款1596380元由岑国培承担而非承担2596380元的问题。对此，《协议书》已确认总欠货款为2596380元，双方约定签订协议后五天内支付1200000元，也就是说，约定首次付款时间为签订协议后五天内。但是双方又约定签订协议后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且基隆公司在签订协议的次日也出具了《确认书》再次确认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也就是说，在首次付款期限届满前，双方已确认基隆公司与乾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结清，结合岑国培在签订协议当天出具给梁银芳的《借据》上记载的借款金额与《协议书》确认的总货款金额2596380元一致的事实，很明显，双方约定在签订协议后五天内支付1200000元是由岑国培来承担，由此，足以认定岑国培承担的货款金额为2596380元而非1596380元。
二、关于涉案债务的承担主体问题。如前所述，基隆公司同意乾隆公司在本案的债务转移给岑国培，故涉案货款应当由岑国培承担。基隆公司主张乾隆公司和郑锡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基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571元，由恩平市基隆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