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鲁06行终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扬，女，198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日本留学，现住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代理人李晓玲，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尹永伟，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府后路*号。
法定代表人董希彬，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朝光，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东隅，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中国共产党烟台市委员会党校。住所地：烟台市莱山区。
法定代表人刘明光，常务副校长。
上诉人曲扬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0613行初6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4日下午16时许，第三人教师曲春杰倒在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农业银行附近天桥底下，并被送往烟台毓璜顶医院抢救，于当日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心跳骤停”。原告系曲春杰之女。
2015年11月10日，第三人为曲春杰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由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表签字确认。该申请表在“受伤害经过简述”一栏记载“2015.10.14下午四点多在南大街农行天桥附近有路人发现曲春杰同志倒地，伴口吐白沫，立即拨打120。120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同志呼吸心跳停止，立即给予胸外按压及呼吸气囊辅助呼吸，随救护车入抢救室。……18：07……宣布临床死亡。后经落实，曲春杰同志为下班途中倒地身亡。”被告于当日受理该申请，并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三人教务处的路进军、党史党建教研室的曹桂华进行调查。路进军在调查笔录中陈述，“2015年10月14日我是在学校信息中心录播间在录视频，因曲春杰第二天要录教学视频，所以当天他在录播间观摩。我们主要说了些曲春杰第二天录播视频的注意事项，聊了约十分钟左右，我和曲春杰还有一位同事一起乘电梯离开录播间，去往办公大楼后，然后就分散开了。这期间没听曲春杰说起自己身体哪儿不舒服的事，到曲春杰离开学校下班后，我都没有再见过曲春杰。”曹桂华在调查笔录中陈述，“2015年10月14日约13时20分许，我在办公室见到曲春杰，因我着急外出，跟曲春杰简单的交代了下工作就下楼走了，并没听曲春杰说起过身体不舒服的事。”2015年11月19日，被告对与曲春杰同办公室的陈海涛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其陈述，“2015年10月14日上午曲春杰到福山区委党校讲课，吃过中午饭后，大约12：30许曲春杰回到办公室，我当时在办公室见到了他，和他谈了一会话，曲春杰精神状态良好，谈吐正常，大约13：30许我就陪中央党校的教授公力到烟台山胶东革命史馆参观学习，16：00时许我回到办公室，曲春杰就不在办公室了”。
2015年11月19日,被告作出烟人社工伤案字［2015］136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2015年10月14日16时许，××，经烟台毓璜顶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心跳停止。曲春杰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应当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的规定，认定曲春杰不是工伤。”当日，第三人收到了该工伤认定决定。原告对该决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在复议过程中，原告提交了姜福龙、张金平、姜楠的证明等材料。2016年3月9日，被告作出《关于撤销烟人社工伤案字[2015]136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被告于2016年3月11日向第三人送达了该撤销决定，并对第三人经济学教研室姜福龙、科社考研室张金平进行调查。姜福龙陈述“2015年10月14日中午13：0013：30之间，我在学校办公室电梯里碰到了曲春杰教授，当时他背着一个小包，我看到曲春杰教授脸色不好看，两眼呆滞，与平时看到他变化很大，我问他：‘去上课了，曲老师’。曲春杰回答：‘去上课了，刚回来。’我又问他：××了吗？’他说：‘胸口闷、不舒服。’我说：‘看你脸色很不好，快去医院看看吧。’他说：‘下午忙完工作再去医院看看吧。’之后我和曲老师下电梯各自回自己的办公室了。”张金平在其书写的证明及调查笔录中陈述，2015年10月14时下午15时左右，其在录播间里录课，“曲春杰大约15：00到的录播间，在录播间大约待了两三分钟”“我看曲春杰老师脸色发白，似乎比较累，就问他：‘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出去透透气？’他回答说：‘有点胸痛、心闷、心脏不太好，这屋里热、闷得有点难受。’”“曲春杰大约15：00到的录播间，在录播间大约待了两三分钟。”“他说回去要备备课，之后到去就医，再去百货大楼买件短袖衬衫。”2016年4月27日、2016年5月4日，被告分别对第三人组织处高伟及上述的陈海涛进行调查。2016年5月9日，被告对姜楠进行调查。姜楠陈述，10月13日上午，曲春杰给其打电话，约定10月14日下午等他电话，陪他去买录课的衣服。2016年5月9日，被告作出烟人社工伤案字[2015]136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曲春杰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应当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的规定，不是工伤。
另查，第三人处教师实行周二、周五坐班制，周二、周五老师需要来学校办公；周一、周三、周四，不坐班，教师自行选择办公场所。2015年10月14日，曲春杰不坐班。当天上午第三人安排其去烟台市福山区讲课；下午，第三人对曲春杰没有工作安排；曲春杰未向第三人告知请假或去医院治疗。
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2015年10月14日下午16时许，曲春杰被发现倒地并送往医院救治，该时间和地点均不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原告主张曲春杰为工作需要准备工作服装而购买衬衣，但该行为非履行工作职责，不构成“工作原因”，所以对原告主张的系工作岗位的延伸，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本案提交的证据，工伤认定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证据和被告调查核实的情况不足以证明曲春杰系××。被告所作诉争工伤认定决定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曲扬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不服原审法院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曲春杰发病时间和地点不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曲春杰发病，是以“曲春杰被发现倒地并送往医院”的这个时间点及地点为基础进行的认定，××的最初时间和地点，而是曲春杰在学校发病后，前往医院诊治途中的一个环节，是××情加重并产生意识突然丧失的时间和地点。根据2015年10月14日下午与曲春杰接触的第三人老师张金平、姜福龙的证词，可以认定曲春杰在学校时即已经出现胸痛、××症表征。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法定情形。2、曲春杰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有特殊性。根据第三人的工作安排，第三人老师实行周二、五坐班，周一、三、四不坐班。所谓不坐班，并非被上诉人认定的“在学校处理完毕业务后，离开学校即为下班”。事实上，不坐班的周一、三、四同样为工作时间，执行的亦应是正常的工作作息时间，只不过工作地点没有作强制性要求。事发当日曲春杰亦有前往商场购买录课工作服装的目的，是为了工作原因而准备的一项辅助性工作。一审法院认为该行为并非履行工作职责，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存在程序性瑕疵，工伤认定决定不具合法性。三、2015年10月14日下午15：49，在曲春杰因疾病倒地前几分钟，芝罘区委统战部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曲春杰，联系落实10月16日为该部讲课事宜。可以看出曲春杰倒地当时履行的仍是与工作有关的职责，属于在工作岗位上。
被上诉人答辩称，综合全案证据，曲春杰发病的时间及地点均不在其工作岗位，也不在其学校。曲春杰的工作时间有其相对固定性，周二、周五正常坐班，其他时间如无加班情形则不应当认定为系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特别是事发当天是周四，曲春杰当天有讲课及前往学校的行为，该行为与其下班之后的日常生活区别很大，其日常生活不应视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延伸。关于购买服装，该服装并非用人单位要求购买。根据我局调查，当天下午其也没有因公外出的情形，其购买衬衣的行为不应视为履行工作职责。关于程序性瑕疵问题，我局的调查人员均为在岗工作人员，调查笔录具备证明效力，况且上诉人以此为由想否认路、陈、曹三人的调查笔录，但其忽略了姜、张二人的笔录，也是通过这种形式调取的，因此以上笔录均应当具备证明效力，不应区别对待。关于上诉人当庭补充的事实，党校教师有固定坐班时间，但是并不意味着在校外、在家中都属于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根据上诉人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提供的心源性猝死、病理性说明，××发至死亡最长才可能是一个小时，××发几分钟就足以致死。这一点与上诉人刚才提交的通话详单也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曲春杰在学校发病没有事实证据和生活常识的支持。关于工作时间，上诉人一方面根据党校的作息时间安排来确定曲春杰不在校时的具体生活情形，另一方面过于扩大解释了曲春杰的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发时既不在工作岗位、也不在其工作时间，更没有从事与本职工作相关的行为，因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
原审第三人述称，关于我校老师管理制度，不坐班时的工作地点没有作强制性要求。不坐班日也是执行正常的工作时间。曲春杰事发时为周三下午4点左右，属于工作时间。××的事实我校认可。
本院庭审时，上诉人提交芝罘区委统战部于2017年2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5年10月14日下午在曲春杰因疾病倒地前几分钟，芝罘区委统战部工作人员与曲春杰有过电话联系沟通，曲春杰为该部讲课事宜。并附通话详单。上诉人称通话详单在一审时已经提交。被上诉人质证认为，首先该两份证据在一审时并未提交，在我局依法进行调查时也未提交，不应采信。其次，该证据能够表明曲春杰在该通话时段仍能正常接打电话，并未发病。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主要审查证据是否确凿、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等。
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烟人社工伤案字[2015]136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其中载明：“2015年10月14日16时许，××，经烟台毓璜顶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心跳停止。经多方调查核实，曲春杰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应当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的规定，认定曲春杰不是工伤。”上诉人不同意该决定关于“××”的事实认定。因此，本案的关键是，被上诉人的该认定证据是否确凿、事实是否清楚。
第一，关于家庭地址不明而认定为“下班途中”的问题。在原审第三人提交的并有上诉人签字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曲春杰家庭地址填写“芝罘区新兴街34号内10号”，而在庭审过程中又出现了存在争议的“名仕豪庭”住址问题，两个地址相距甚远。不同的家庭地址决定了曲春杰倒地之处是否在下班回家的“合理路线”上，从而直接影响到是否属于“下班途中”的认定。因此，被上诉人在未确认曲春杰家庭地址的前提下而直接认定为“下班途中”，属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第二，关于是否属于“下班”的问题。根据原审第三人述称，该校老师实行周二、五坐班，周一、三、四不坐班，不坐班也要执行正常的工作时间;不坐班时可到学校备课也可自行在家里备课;如果到学校办公了，需要离开时自行安排、不用请假。曲春杰倒地死亡那天为周三，不用坐班，其因公事到单位后又于下午3点多离开单位。被上诉人径行认定属于“下班”，逻辑不周延，证据不确凿，还存在着在工作时间内从学校回家继续办公的转换办公地点等可能性。
第三、关于在单位时身体是否已发病的问题。如果在单位时已发病则并非被上诉人认定的“下班途中××”，且应涉及到视同工伤的问题。被上诉人先于第一次作工伤认定决定时调查了路进军、曹桂华、陈海涛，其陈述曲春杰身体并无异常或精神状态良好。后又于第二次作工伤认定决定时调查了姜福龙、张金平，其陈述曲春杰脸色很不好或发白，想下午去医院看看。两次的陈述内容对立，被上诉人最终采信前者的证言，完全不采信姜福龙、张金平的证言。但姜福龙、张金平在庭审时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八）项的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一般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因此，被上诉人在无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如此采信证人证言并认定“××”，属于主要证据不确凿、不充分。
第四，上诉人在二审时提交了烟台市芝罘区委统战部出具的证明。证明2015年10月14日下午15点49分曲春杰倒地前，芝罘区统战部工作人员与曲春杰电话联系16日为该部讲课事宜，并附通话详单。以上证据证明曲春杰倒地前还在联系工作事宜，结合曲春杰当天上班不用坐班、工作岗位不确定且在工作时间内的实际，被上诉人应在调查核实后依法认定曲春杰是否属于视同为工伤的情形。
综上，被上诉人所作烟人社工伤案字[2015]136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0613行初62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烟人社工伤案字[2015]136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三、责令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60日内就中国共产党烟台市委员会党校的曲春杰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鹏亮
审判员 张磊玉
审判员 杨道力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闫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