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121民初1511号
原告：仇喜庭，男，1947年1月28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旭、辛艳艳，河北佳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康庆忠，男，1965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芳，河北雄鹰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宏广，河北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井陉县微水镇南河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微水镇南河头村，机构代码57821497-X。
法定代表人：赵栓庭，该村委主任。
原告仇喜庭与被告康庆忠、井陉县微水镇南河头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仇喜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旭、辛艳艳，被告康庆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井陉县微水镇南河头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仇喜庭诉称，1999年2月1日，原告与井陉县南河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底，承包土地五处五块计3.14亩，并由井陉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因需照顾刚出生的孙女，无暇种植所承包的全部土地，便与被告康庆忠商定，将前岭0.79亩地转给被告康庆忠代耕。双方约定，原告不收取费用，代耕者必须缴纳代耕土地相应的农业税，原告有权随时收回上述土地，后本案争议土地一直由被告康庆忠经营管理。2015年，村委会在办理土地确权登记时，被告康庆忠以原告与其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为由，与原告为承包经营权发生争议，但原告从未与被告康庆忠签订过任何土地转让承包合同。原告了解到该合同系村委会为了解决因村民代耕土地产生的缴纳农业税对象不明确的弊病而统一签订合同，原被告之间未形成土地转让关系，只是转包关系。现请求确认原告对本村前岭（东至玉生、西至来凤）0.79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被告康庆忠辩称，答辩人对南河头村前岭0.79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因土地转让丧失了该地经营权利。原告将该地流转给答辩人的方式为转让，而非转包。2002年，原告因缴纳农业税等原因，不愿耕种该争议的土地，随后多次找答辩人及村委，经村委及答辩人同意，原告将争议土地转让给答辩人，并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村委对该合同进行了鉴证，并对该转让的土地在登记表中进行了登记，答辩人一直耕种至今。答辩人因土地的转让，取得了该地的承包经营权，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井陉县微水镇××头村民委员会未答辩。
经审理查明，1999年2月，仇喜庭的妻子赵清珍与井陉县微水镇××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仇喜庭家庭承包经营井陉县微水镇××头村包括前岭0.79亩土地在内的3.14亩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从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止。井陉县微水镇农经管理站对双方签订的合同书进行了鉴证，井陉县人民政府给赵清珍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合同签订后，仇喜庭对所承包的土地进行了耕种。
为方便本村收取农业税、三体五统等，井陉县微水镇××头村民委员会在2002年5月3日统一印制了“土地转让承包合同”的格式。
原告认为其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将土地临时转包给康庆忠，并未改变承包经营权的归属，现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康庆忠现持在空白“土地转让承包合同”的格式合同上填写内容为“由仇喜廷和康庆忠双方协商同意，自愿把第二轮承包土地转让给康庆忠承包。转让土地明细为：土地坐落前岭，面积0.79亩、亩产1445、总产1141。转让人仇喜廷（签名手印）接收人康庆忠经办人赵喜庭监证单位井陉县微水镇××头村民委员会（公章）2002年5月3日（统一印制时间）”的土地转让承包合同、井陉县微水镇××头村赵某庭出具的“我叫赵喜庭，男，南河头村人，2002年任南河头村第五生产队队长。关于仇喜庭把地转让给康庆忠是经我手办的，当时仇喜庭不想再种前岭地0.79亩。仇喜庭和康庆忠商量后，自愿把前岭地0.79亩转让给康庆忠，双方在转让合同上签了字，我作为经办人也签了字。合同上加盖了村委公章。仇喜庭就是把地转让给了康庆忠，双方签的转让合同，就是土地转让合同，不是临时合同，也不是为谁种地向谁收取三提五统、农业税而建立的合同。双方转让土地，均是自愿，村里没有干涉，也没有任何意见转让”的证明，2017年9月28日原南河头村民委员会会计樊某某出具的“仇喜庭前岭0.79亩二轮承包地不要了，自愿将承包经营地权转让给康庆忠承包，是双方同意，村委会同意，我在村委地亩册给康庆忠登记的”证明及南河头村各户土地使用登记表、农业税通知单、粮食直补通知），认为其与仇喜庭签订的土地转让承包合同，已改变了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主张对前岭0.79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对此原告认为，对被告提交的两份自然人的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才具有证明力，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没有见过该转让合同，转让人处的仇喜廷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为，该姓名与原告的姓名有出入，原告的姓名为“仇喜庭”不是“仇喜廷”；村委会的土地簿没有相关的记载，根据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当事人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且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在土地簿上应当有原被告签字确认，但被告提交的村委会土地登记薄中并未经原告确认，不认可；对农业税及粮食直补款及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凭证上并未载明涉及本案所争议的土地，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在农村谁耕种谁缴纳税费、领取粮食直补款是普遍的现象，不能说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被告康庆忠认为土地转让承包合同上“仇喜廷”的签名是原告之妻赵清珍所为。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土地转让承包合同等证实。
本院认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社会的稳定事关全社会的稳定大局，对农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就是农民问题。解决好农民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广大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群众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在中央出台一系列惠民政策措施之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很多零流转费或者负流转费。随着农业税减免力度加大、进程加快以及农业补贴政策的贯彻落实，继续履行原来的约定，在当事人之间无疑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而这是由于国家农业基本政策的重大调整所致。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的规定。“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
赵清珍代表仇喜庭与井陉县微水镇××头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符合法律规定，该合同经过井陉县微水镇农经管理站鉴证，并经井陉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系合法有效合同，予以确认。自合同签订之日，仇喜庭即取得了包括前岭0.79亩土地在内的3.1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仇喜庭虽未在土地转让承包合同上签名，但涉案土地自签订转让合同后一直由康庆忠耕种经营，说明仇喜庭对涉案土地让康庆忠耕种的事实是知道并同意的，其关于不知道签订合同的辩解，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涉案的格式化的“土地转让承包合同”，是井陉县微水镇××头村民委员会为收取“三提五统”、“农业税”等方便，即谁种地向谁收费，向本村变更耕种承包地户制作的向种地户征收款项的书面手续，并且发包方村委会认为该土地的手续是临时的，对转包和转让理解不透。法律对土地转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康庆忠虽持有土地转让承包合同，但仇喜庭不属“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承包方”，该合同也未对有偿转让的内容进行约定，且未对涉案的“前岭0.79亩”土地进行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不属法律规定的转让形式，实属转包形式。原告将本案争议的“前岭0.79亩”土地让康庆忠耕种，该幅土地的原承包关系不变，原告仇喜庭仍享有“前岭0.7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该土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涉案的位于井陉县微水镇南河头村的“前岭0.79亩（东至玉生、西至来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仇喜庭享有。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仇喜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海源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韩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