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8民终11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昌，住洮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淑荣（朱永昌配偶），现住洮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洮南市福顺镇温保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梁子义，该村党支部书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丛树岐，住洮南市。
上诉人朱永昌因与被上诉人洮南市福顺镇温保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温保村）、丛树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2017）吉0881民初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永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淑荣、被上诉人温保村的法定代表人梁子义、被上诉人丛树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永昌上诉请求：撤销（2017）吉0881民初78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一）（2017）吉0881民初786号民事判决（下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争议耕地经营权依法应归上诉人享有。事实依据：1995年初，上诉人与自己的爱人响应幸福乡和洮南市的号召，在当时的幸福乡开发水田，其中一部分水田属幸福乡农民集体所有，一部分属于幸福乡温保村农民集体所有。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打破乡村界限，谁开发谁享有承包经营权。根据这一政策规定，上诉人开发水田共计2.41公顷，其中开发被上诉人温保村的水田面积为0.91公顷。此后上诉人一直经营。2015年11月，上诉人交纳承包费时，村支部书记王文志说，自2013年起，温保村先不收上诉人承包的0.91公顷中的0.365公顷承包费了，等让法院裁判。如果法院判给丛树岐，地就归丛树岐承包，如果地判给上诉人，上诉人再补交承包费。村委会到啥时候都承认，不是上诉人不交0.365公顷承包费，而是村委会暂时不收（详见2015年11月14日录音）。而且，2013年4月7日、2013年5月2日，被上诉人两次向上诉人送达《土地调解协议书》，按照被上诉人自制的协议书，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自1995年开始，上诉人一直经营包括所谓的争议土地0.365公顷在内共计0.98公顷或1公顷。2015年12月9日，福顺镇人民政府文件证明争议土地1996年前为荒地。上述事实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自1995年起至今，承包经营的耕地为0.91公顷；一审判决单纯认定不是0.91公顷属于罔顾事实的错误行为。法律依据：1、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规定“承包、租赁、拍卖“四荒”使用权，最长不超过50年。”2、1996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6】23号规定“由于“四荒”治理开发投资回收期长，风险大，必须有长期稳�的政策。允许“四荒”使用权一定50年或更长的时间不变。”3、ＸＸＸ的讲话。4、中共洮南市委文件。5、幸福乡委员会文件。在当时没有土地承包的法律规定情形下，根据上述政策、文件的规定，上诉人响应党的号召，将荒地开发为水田，应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二）二被上诉人就上诉人经营的0.365公顷水田再次签订承包合同是无效的。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温保村委员会于1995年起就所经营的承包地，建立起了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关系至今，这个土地承包关系不能因没有所谓的“书面合同”而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也就是说形式不�主要的，重要的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合同。如果合同已经得到履行，即使没有以规定或者约定的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也应当是成立的、有效的。合同的形式只是当事人意识的载体。法律的要求也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交易安全。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完主要义务，另一方也已经接受，说明双方有交易的事实，如果再强调合同的形式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是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吃亏，有失公平。本案中合同法承认双方之间合同成立。也就是说这种事实上的承包关系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所以一审判决中称：原告没有提供其与洮南市福顺镇温保村村民委员会关于该地的承包合同是不符合事实的。上诉人认为自1995年至今，上诉人足额上交承包费，并且第一次交承包费的收据上注明收上诉人朱永昌水田开发款的字样。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该遵守国家政策。本案中上诉人自1995年开始承包开发温保村荒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可见上诉人在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颁布之前，遵守当时的白城地区行署专员ＸＸＸ同志讲话精神，以及洮南市及原中共洮南市幸福乡委员会的文委【1991】洮发6号文件，及原中共洮南幸福乡委员会的文件【1996】发5号，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是符合国家政策的活动。在洮幸发【1996】5号文件中第六条第十一款：草原开发的水田，原来谁开垦的，原则上继续由谁承包耕种。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王文志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发包方有下列�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经营自主权；（二）违反本法规定收回、调整承包地；”第五十七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该流转无效。”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于2005年3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46次会议通过，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十二条，发包方强迫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承包方请求确认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流转合同无效的，应与支持。在本案中，一审判决的结果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恰恰相反。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温保村委会违背自己的�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丛树岐就所谓的土地争议没有解决之前，双方径行签订了承包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且被上诉人温保村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故二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应为无效。
温保村答辩称：新接的党支部书记，原来的情况不清楚。
丛树岐答辩称：2013年春，温保村委会将40年前温保村四社的在册机动地中的0.365公顷发包给我，当时与村上签订了承包合同，从2013年到2017年都有合同，每年都上交土地承包费。上诉人没有承包合同情况下，侵犯了我的土地承包权。我认为村委会是我们民主产生的基层组织，村委会有权发包、管理、收费村里的土地，他和本村村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有效、合法的。上诉人没有任何合同，不能说明其有0.365公顷�地承包权。上诉人称1995年其开发该土地0.91公顷，其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温保村是1988年将7垧册外机动地分给23户，改成水田。朱永昌称在1995年开始改成水田，与实际改造成水田晚了8年。当时分给村民时，每个人才3亩地，不可能在95年有1垧地给朱永昌开发。上诉人说乡里文件号召打破村社界限，当时乡里文件是号召村里改水田。现在没有外村人承包温保村土地，原先承包的也已经被收回。温保村没有四荒地，朱永昌开发的土地也不是四荒地，这块土地从来就不是荒地，1988年一直由村集体耕种。二轮土地承包时，谁开发土地归谁继续履行合同，是指当时村民开发本村土地，可以延长土地承包合同，但朱永昌不是温保村村民，稳定完善不是指朱永昌这样有公职、还来与农民争利的人的承包地。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
朱永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二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1995年初，原告与妻子在原幸福乡开发水田，按当时政策谁开发谁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开发水田2.41公顷，其中在被告温保村的水田面积为0.91公顷。2015年11月原告缴纳承包费时，村书记王文志说，自2013年起村里先不收原告承包地0.91公顷中的0.365公顷的承包费了，等法院裁判，如果法院把土地判给丛树岐，地就归丛树岐承包，如果判给原告，原告再补交承包费，原告一直经营争议土地至今，2016年9月原告收到被告丛树岐的起诉状，其要求原告返给他0.365公顷水田并赔偿损失，理由是2013年二被告已签订了承包合同。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政策法规，要求依法裁判二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诉状中说的开发被告洮南市福顺镇温保村水田面积为0.91公顷，但是原告没有提供其与洮南市福顺镇温保村村民委员会关于该地的承包合同，其向法庭提交的交款票据中该地记载收费面积是0.5或者0.545而非0.91，因原告不能提供其承包0.91公顷面积的相关证据，其交费面积小于实际耕种面积，二被告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未侵犯原告权益，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本案争议的0.91公顷土地属于温保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丛树岐属于温保村村民，朱永昌不属于温保村村民。1994年以前，属于温保村册内地，由于发生水灾，此后该地变为册外地。1995年，朱永昌在该地耕种水田，经营至2012年，同时每年向温保村交纳最多不超过0.545公顷的土地承包费。丛树岐虽主张该地是1988年村里以册内地承包给丛树岐，试着改种水田耕种至1993年，当时村里没有与该水田的各户签订合同。由于1994年发生水灾，丛树岐无法插秧，没有耕种该土地，1995年朱永昌与丛树岐协商，才同意该地由朱永昌暂时耕种。但丛树岐没有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其自1988年至2013年就承包了该土地。因此，对丛树岐主张的1988年至1993年就承包该土地的事实，不予确认。从2013年1月1日起，丛树岐与温保村每年就0.365公顷土地签订农村集体册外地承包合同，并交纳承包费，但该土地一直由朱永昌耕种。2013年朱永昌向温保村交纳该土地承包费时，要求按照0.92公顷交纳承包费，但温保村只同意收取0.545公顷土地的承包费�称其余0.365公顷土地原来是丛树岐册内承包地，需要补给丛树岐，已经与丛树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成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0.365公顷册外机动地，虽然朱永昌从1995年耕种至2012年，但由于温保村没有就争议土地与朱永昌签订固定期限的土地承包合同，在2013年再次对外发包时，温保村明确拒绝收取朱永昌0.365公顷土地承包费，并称已经与丛树岐签订了承包合同，表明了就该0.365公顷土地，不再与朱永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的规定，温�村如何发包该土地、发包期限、承包人的确定、承包费等，属于温保村自治的权利，温保村可以与承包人采取协商的方式决定是否签订承包合同、如何签订承包合同。由于册外机动地的发包，属于其他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的规定，温保村的村民应该优先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由于朱永昌不属于温保村的村民，温保村将该土地经村民委员会决定发包给本村村民丛树�，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丛树岐与温保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朱永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朱永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国君
代理审判员 吴金研
代理审判员 王 倩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龚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