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七民初字第569号
原告徐兴明，男，196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建桥、肖云帆，均系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中孙建桥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肖云帆的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云峰，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树、臧飞，均系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中叶树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臧飞的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徐兴明诉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兴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建桥、肖云帆，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兴明诉称：1989年1月，被告招聘并安排原告在被告的毕节卷烟厂纸品库从事物资供应工作。原告服从被告的管理，遵守规章制度，每月从被告处领取工资。但是被告至今未按规定为原告缴付各项社会保险。2006年12月，被告口头告知原告回家待岗，待被告通知后重新回厂上班。时至今日，原告未接到被告任何上班的通知。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1989年1月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应享有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切权利。被告作为国有企业，不但不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反而将青春都奉献在毕节卷烟厂的原告无情地推向社会，让原告成为无生活来源、无就业条件、老无所养的社会弃儿。被告的这一做法严重违反了国家劳动方针政策和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毕节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该委员会以原告的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于2014年9月16日向原告签发不予受理通知。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一、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二、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5，000.00元和额外经济补偿金30，000.00元；三、被告为原告补交从1989年1月起至2006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提供如下证据：
证人熊益生、黄志雄、刘敏、潘娅的证言，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熊益生的证言称：由于时间久，徐兴明的进厂时间我记得不很清楚，我只能证明徐兴明在我1999年内退之前在我科综合库做搬运工作。黄志雄的证言称：徐兴明从1989年1月至2006年12月在毕节卷烟厂物资部门从事纸品进出库工作。刘敏的证言称：徐兴明进厂时间我不清楚，出厂时间是2006年12月，我是听说的，其在纸品库工作。潘娅的证言称：徐兴明进厂时间我不清楚，出厂时间是2006年，月份记不清楚。
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辩称：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答辩人对企业工资册等进行认真的核查，发现并无原告领取工资的记录，由此可见原告从未在答辩人处工作过，因此原告所述曾于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答辩人处工作，且答辩人曾于某年某月通知其回家待岗等候通知完全是不实之词，根本不能成立。根据原告自述，其在答辩人处的工作部门是毕节卷烟厂物资供应部门，从事的工作岗位是搬运。相关资料反映，原告所述的这个期间，毕节卷烟厂物资供应部门的整个搬运劳务当时是由毕节市市东办事处劳务管理所（原名“毕节县环城区劳务管理所”、“毕节县毕节镇劳务管理所）承包，搬运人员都是由市东劳务所雇用并派遣到答辩人处提供搬运劳务，答辩人直接与市东劳务所结算劳务费用，不与搬运人员发生工资或其他关系。正因为如此，在答辩人处的工资册中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包括原告等所有搬运人员的记载。所以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综上，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从未存在过劳动关系，原告诉请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和补缴养老保险没有事实依据。在此敬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其答辩主张，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1、第一组证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工商变更登记表，用以证明毕节当地政府组建的毕节市市东办事处劳务管理所1989年就从原毕节市工商局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就是“搬运装卸、劳务小工”；该劳务管理所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从原毕节卷烟厂承接搬运劳务，劳务工由劳务所招用并派遣到原毕节卷烟厂提供劳务，毕节卷烟厂与劳务工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劳资关系，这更加证明了原告虽然曾在毕节卷烟厂提供过搬运劳务，但却与毕节卷烟厂没有劳动关系。
2、第二组证据协议书、整顿搬运秩序的措施实施细则意见及批复、劳务费发票，用以证明自上世纪80年代起，毕节当地政府就组建了劳务所从原毕节卷烟厂承接搬运劳务；劳务工由劳务所招用并派遣到原毕节卷烟厂提供劳务，毕节卷烟厂与劳务工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劳资关系；搬运劳务由劳务所向原毕节卷烟厂统一承包，统一结算，同时劳务所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内部分配实行计件制为主，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这更加证明了原告虽然曾在毕节卷烟厂提供过搬运劳务，但却与毕节卷烟厂没有劳动关系；毕节卷烟厂已按协议向劳务所结清劳务费用，有关劳务人员的工资、社保等应由劳务所自行解决，与毕节卷烟厂无关。
3、第三组证据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原告是劳务所派遣到毕节卷烟厂提供劳务的人员，故毕节卷烟厂无原告工作记录，更加证实原告与毕节卷烟厂没有劳动关系。
4、第四组证据市东劳务所1989年职工名册首页，用以证明纸品库搬运由市东劳务所承接，原告所称班长陈文学是市东劳务所任命的，也在名册上，说明原告属于市东劳务所工人。
经举证、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证人熊益生、黄志雄、刘敏、潘娅的证言，被告认为熊益生、黄志雄的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到庭而不予质证；证人刘敏、潘娅不清楚原告的身份情况，刘敏证言称原告的出厂时间是听说的，且刘敏、潘娅对前天开庭的证言都记不清楚，但对本案十几年前的事实还记得很清楚，故对该两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证据：
1、第一组证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工商变更登记表，原告认为被告未提供原件，无从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与劳务所有劳动关系。
2、第二组证据协议书、整顿搬运秩序的措施实施细则意见及批复、劳务费发票，原告认为被告未提供原件，不真实，仅凭该材料不能证明原告与市东劳务所存在劳动关系，只能证明被告与市东劳务所的关系，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3、第三组证据情况说明，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单方面制作，且与原告提供的证据相矛盾，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4、第四组证据市东劳务所1989年职工名册首页，原告认为：（1）登记表上的单位与被告提交的名称不符；（2）登记表只能证明1989年这段时间市东劳务所有部分职工被指派到烟厂，仅凭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综合审查，被告虽认为原告提供的证人熊益生、黄志雄的书面证言因证人未到庭而不予质证，不认可刘敏、潘娅的证言，但从证人的身份情况来看，熊益生、黄志雄均系被告单位正式职工，对原告的工作情况较为了解，且证人与被告单位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其作出的证言与原告陈述及出庭作证的证人刘敏、潘娅的证言相印证的部分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该部分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均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且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用人单位系毕节市市东劳务所及工资由该劳务所发放，故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原告的起诉状、被告的答辩状，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上述证据分析，结合原、被告的陈述，认定如下事实：1989年1月，毕节卷烟厂因工作需要聘用原告到纸品库工作，1999年12月，因生产经营之需被告安排原告离厂，但未明确双方是否解除劳动关系。因劳动争议纠纷原告向毕节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年10月16日，该委员会以原告的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被告的前身系原毕节卷烟厂，由于企业改制先后变更为贵州驰宇集团毕节卷烟厂、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毕节卷烟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040.36元。
本院认为：被告虽不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从原告提供的证人熊益生、黄志雄的身份情况来看，证人均系被告单位正式职工，对原告的工作情况较为了解，其证言与原告的陈述及刘敏、潘娅的证言相互印证的部分能客观地证明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司法解释及规定，结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可知，对于劳动争议案件，基本的劳动关系应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对于计算工作年限则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承担。本案中，证人熊益生的证言称徐兴明在其1999年内退之前在毕节卷烟厂综合库做搬运工作，证人黄志雄的证言则称徐兴明从1989年1月至2006年12月在毕节卷烟厂物资部门从事纸品进出库工作，结合原告主张在被告处工作的时间是1989年1月—2006年12月，证人熊益生于1999年内退，而原告主张2000年之后其仍在毕节卷烟厂上班的事实证据不足，因此，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时间应认定为1989年1月—1999年12月较为恰当，故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1999年12月终止。被告虽辩称其下属部门毕节卷烟厂的搬运工作多年前是由毕节市市东劳务所派遣的劳务人员完成，原告即使在此处从事搬运也是执行毕节市市东劳务所的劳务派遣任务，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用人单位系毕节市市东劳务所，亦不足以证明原告的工资是由劳务派遣单位发放，故被告应依法承担用工产生的法定义务。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虽有些时段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关于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施行前发生，但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持续至上述两法律、部门规章施行后，原告的合法权益应适用该法律、部门规章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在用工期间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结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毕节地区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起始时间是1992年3月1日，原告的养老保险应从1992年3月1日缴至其离厂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劳动部关于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八条、第十条分别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鉴于原告已于1999年因被告单位生产经营之需离厂，被告的经济补偿金等参照原告离厂前的被告单位1998年职工月平均工资1，040.36元计算较为公平合理，即经济补偿金为11，443.96元（11×1，040.36元），额外经济补偿金为5，721.98元（11，443.96元×50%），合计17，165.9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社保经办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原告徐兴明补缴1992年3月至1999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原告徐兴明个人应承担的部分由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代扣代缴。
二、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徐兴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1，443.96元及额外经济补偿金人民币5，721.98元，共计人民币17，165.94元。
以上一、二项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徐兴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00元，由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聂 健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庆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