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3民初1414号
原告盛文斌，男，1978年3月16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程，上海正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晶，上海正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正前方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郝国语。
委托代理人赵青，上海市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溢利国际货运代理(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负责人李妙宗。
委托代理人盛文斌(暨原告盛文斌)。
委托代理人王琪。
原告盛文斌与被告上海正前方物流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静独任审判。本案于2017年3月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程、被告法定代表人郝国语及其委托代理人赵青到庭参加诉讼。因审理需要，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追加溢利国际货运代理(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4月1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暨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被告法定代表人郝国语及其委托代理人赵青、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王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盛文斌诉称：原告在第三人处担任副总经理一职。第三人自2016年3月17日起将其客户案外人威某1(以下简称威某2)的货物(橡胶弹性体)交由被告存储，双方口头约定了仓储价格。后被告单方提出涨价，第三人无法接受，遂与被告协商一致终止仓储业务。2016年6月底至7月6日，第三人将货物逐步搬离被告仓库，并在搬离前付清了所有仓储费。但在最后几天，被告却以扣押货物相威胁，先后三次向原告个人索要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共计39,000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为维护自身权利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39,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7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以39,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上海正前方物流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第三人的副总经理，系争39,000元是被告收取的第三人的仓储费。被告收取的仓储费是被告与原告及第三人协商之后确定的金额，当时原告称由其个人先行付款，再向第三人报销，被告并未多收取一分钱，所以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39,000元。
第三人溢利国际货运代理(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述称：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约定仓储费每吨每天0.95元、进出库费每吨11.5元。2016年4月，被告向第三人的业务经办人暨本案代理人王琪发送邮件提出涨价，王琪无权决定，遂向第三人的副总经理暨原告进行了汇报。因被告的涨价幅度较高，第三人不能接受，于是决定将货物搬离被告仓库，但被告又不同意，后来就由原告代表第三人与被告进行协商。2016年6月，王琪得到原告通知，2016年4、5、6月仍按照旧价格付款，被告也按照旧价格开具发票。协商的过程均是原告与被告进行的。
原告盛文斌就其诉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6年4月22日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往来邮件、被告在邮件附件中提供的2017年3月费用清单、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银行支付凭证共8页，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约定仓储费每吨每天0.95元、进出库费每吨11.5元；双方交易顺序是被告先开具发票、第三人再支付费用。
2、2016年6月21日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往来邮件共4页，证明按照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约定及履行情况，应该是先开发票再付费用，第三人不存在拖延付款的情况；被告在邮件中有扣押货物的意思表示，系违法扣押，无法律依据；被告在邮件中提出了新的价格计算方式，违反了之前的约定。
3、第三人提供给被告的2016年4、5、6月费用清单、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银行支付凭证共5页，证明发票的备注栏明确注明是哪一月的仓储费，被告确认2016年4、5、6月最终的仓储费总额为140,304.3元，第三人按照发票金额将仓储费一次性付给了被告，不需要原告再支付额外的款项。
4、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3页、威某2---
溢利仓储与配送合作协议1份，证明第三人存放在被告处的货物属于威某2，合同1.8.4条约定如第三人出库延误需向威某2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怕造成相应的风险，遭第三人解雇，所以先后向被告支付了总计39,000元。
5、李秀辉的证人证言，证明第三人与被告当初对仓储费、进出库费的约定及具体履行过程以及被告存在涨价和扣货的行为。
6、罗俊的证人证言，证明被告实施了扣货的行为。
被告上海正前方物流有限公司对原告盛文斌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2016年3月双方约定仓储费每吨每天0.95元、进出库费每吨11.5元，2016年4、5、6、7月双方是按照新的价格计算的；对费用清单无异议；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开具的；对中国银行支付凭证无异议，是支付的2016年3月的费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确实收到过邮件，也向第三人发送过邮件，但对原告的说法不予认可，邮件的时间均在2016年6月21日前，双方在2016年6月25、26日左右就仓储费协商达成了新的意见，2016年6月21日双方正在就涨价进行交涉，确实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证据3中发票无异议，的确是被告开具的；对中国银行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分别于2016年6月24、27日开具发票，当时双方已就新的价格达成一致，就差额部分原告表示先以个人名义支付给被告，再去找第三人报销，因此原告付了19,500元给被告，被告开了发票给第三人，隔了一天第三人就将款项支付给了被告，然后原告个人又将差额补足给了被告，都是原告自行至银行柜台付款的，不存在强迫行为。5对证据4中现金缴款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原、被告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原告是先于第三人付款的；对合作协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原告称因怕造成损失才向被告支付39,000元，但被告认为原告有很多救济途径，无需向被告先行付款。对证据5证人证言，从证人证言的部分内容可以反映第三人的货物是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规格的；证人2016年6月没有参与到原、被告的协商中来，无法知晓双方是否就涨价达成了一致；证人原本与第三人有业务往来，其证言有偏袒原告的可能。对证据6证人证言，证人在回答被告的问题时，证明了2016年6月6日至6月中下旬被告没有任何阻拦出货的行为，且当时原告或者第三人尚未支付仓储费，因此不存在被告为了仓储费而扣押第三人货物的情况；证人提及2016年7月5、6日当天均在中午12点左右开始正常装运出库，早于原告付款时间，不存在被告未收到原告钱款就予以扣货的情况。
第三人溢利国际货运代理(广州)有限公司对原告盛文斌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无异议，都是属实的。对证据4中合同无异议，是知晓的；对原告向被告付款，第三人不清楚，直至本次诉讼才知道。对证据5证人证言无异议，证人是系争仓储业务的介绍人。对证据6证人证言无异议，是真实的。
被告上海正前方物流有限公司就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6年7月5日被告开具给第三人的发票及相应的对账单及收款凭证共4页，证明原、被告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仓储费按照新的价格每托盘每天1.5元计算，第三人也是认可的；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款项已经结清；原告在2016年7月6日也向被告支付了一笔款项，原告是因无法向第三人报销到差额，所以才提起本次诉讼的。
2、价格说明函2页，证明第三人放置在被告处的货物型号、规格等内容。
3、被告发给第三人的开票确认单1页，证明2016年4、5、6月的仓储费是按照新的价格计算的，与原告支付的39,000元加上第三人支付的140,304.3元的总额基本一致。
原告盛文斌对被告上海正前方物流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是按照新的价格计算的，原告当时考虑损失已经比较大了，货物一直在被告处，怕被告又扣货，而且2016年7月只有6天的仓储费3,066.5元，所以就支付了，但并不代表原告对新的价格计算方式的认可。对证据2，价格说明函上的型号、规格等内容是属实的，但对新的价格是不认可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发给原告的新的计算方式，原告和第三人本来是不认可按照新的价格计算的，但是基于2016年6月底被告扣押货物，原告怕给客户造成损失，迫于无奈，原告个人将差额支付给了被告。
第三人溢利国际货运代理(广州)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正前方物流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2016年7月是按照新的价格计算的，第三人考虑损失已经比较大了，货物一直在被告处，怕被告又扣货，而且2016年7月只有6天的仓储费3,066.5元，所以就支付了，但并不代表第三人对新的计算方式的认可。对证据2，价格说明函上的型号、规格等内容是属实的，但对新的价格是不认可的。对证据3，确实是被告发给第三人的，但对新的价格第三人是不认可的；除了该开票确认单，被告也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向第三人提过涨价，但是被告的价格太高，按照被告涨价后的价格计算，第三人的业务是亏损的，在第三人财务系统输入价格显示是负数；第三人存放在被告处的货物是威某2的，第三人与威某2也是仓储关系，第三人向被告支付仓储费，威某2向第三人支付仓储费，被告收取的仓储费高于威某2支付的仓储费，也就是说第三人的成本高于收入，将金额输入第三人的财务系统就会显示负数。
第三人溢利国际货运代理(广州)有限公司就其述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
1、原告在第三人处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审理中，原告及第三人均确认，原告在第三人处实际行使的是总经理的职权，第三人的人事、财务及业务等均由原告全权负责。
2、2016年3月17日，第三人开始将货物存储于被告仓库。2016年7月6日，第三人将存储在被告仓库的货物全部搬离，双方仓储业务终止。
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就仓储业务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起初口头约定仓储费每吨每天0.95元、进出库费每吨11.5元。
审理中，被告表示因第三人实际存储在被告处的货物规格与描述的不一致，故被告要求自2016年4月起涨价按照每托盘每天1.5元进行计算，后原告代表第三人一直与被告就涨价问题进行协商，直至2016年6月底才达成一致意见，但因新价格无法输入第三人的财务系统，所以原告要求2016年4、5、6月的发票被告仍按旧标准开具，第三人也按照旧标准付款，涨价的仓储费差额39,000元由原告个人支付给被告后再想办法向第三人报销。
原告表示第三人将货物存储在被告处后，被告提出涨价，第三人不能接受，故双方协商终止仓储业务，但在货物搬离被告仓库的过程中，被告予以阻挠并扣押货物，按照第三人的财务制度是不可能付款给被告的，原告由于受到被告的胁迫，担心货物出现风险而遭第三人解雇，故无奈只能个人将涨价的仓储费差额39,000元支付给被告，被告收到原告款项后才同意出货。
2016年6月27日11时39分，原告在银行柜台将现金19,500元汇入被告银行账户。2016年7月5日13时03分，原告在银行柜台将现金10,000元汇入被告银行账户。2016年7月6日16时32分，原告在银行柜台将现金9,500元汇入被告银行账户。原告认为被告收取该39,000元并无合法依据，要求返还，由此涉讼。
3、另查明，被告于2016年5月6日向第三人开具了总额为41,260元的仓储费发票，于2016年6月24日向第三人开具了金额为37,997.96元的发票(备注为2016年4月的仓储费)，于2016年6月27日向第三人开具了金额分别为47,586.65元和54,719.69元的发票(分别备注为2016年5月的仓储费和2016年6月的仓储费)，于2016年7月5日向第三人开具了金额为3,066.5元的发票(备注为2016年7月的仓储费)，发票金额总计184,630.8元。
第三人于2016年5月17日向被告支付了41,260元，于2016年6月28日向被告支付了140,304.3元，于2016年7月6日向被告支付了3,066.5元，付款金额总计184,630.8元。
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2016年3月的仓储费41,260元及2016年7月的仓储费3,066.5元均无异议，但对2016年4、5、6月的仓储费，原告及第三人认为应按旧标准计算，而被告则认为应按涨价后的新标准计算。
2016年6月24日，被告向第三人发送了开票确认函，上面记载开票金额为2016年4月55,424元、2016年5月58,971元、2016年64,991元，合计179,386元。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开票确认函上的金额是按照涨价后的新标准计算的，而实际2016年3、4、5、6月的发票系按旧标准开具，2016年7月的发票系按涨价后的新标准开具，第三人均按照发票金额向被告付款，2016年4、5、6月的仓储费按照未涨价的价格计算总额为140,304.3元，按照涨价后的价格计算总额为179,386元，原告支付的39,000元即涨价的仓储费差额。
4、审理中，原告申请第三人员工罗俊出庭以证明被告有扣押货物的行为，罗俊表示2016年6月6日第三人有货物需要出库，但被告不同意；2016年6月6日至20日期间出货正常；2016年6月27日，在货物进行移库时，被告又不同意出货；2016年7月5日和6日，第三人的车辆一早抵达被告仓库，但被告不予以配合，要求第三人将款项付清，并一直以吃饭等理由推脱，罗俊向原告汇报后，经原告与被告协商，直至中午被告才开始为第三人装货，开始装货后被告未再有任何阻拦。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不当得利的成立，须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一是一方受益；二是他方受损；三是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没有合法根据。其中，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构成的实质性要件。
本案中，系争仓储业务虽发生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但原告作为第三人的副总经理，实际行使的是总经理的职权，全权负责第三人的人事、财务及业务等一切事务。原告代表第三人与被告就仓储费进行磋商，其最终向被告支付39,000元系用于补足仓储费的差额，表明各方当事人就仓储费的支付达成了合意，因此被告收取该39,000元是有合法根据的，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称其是迫于被告不收到款项就不同意装货的威胁而无奈只能个人支付仓储费的差额39,000元，但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根据原告申请的证人第三人员工罗俊的证言，2016年7月6日当天中午被告即协助第三人装货且在开始装货后未有任何阻挠，而原告是在当天下午16时后才在银行柜台向被告汇款，也就是说不存在原告所谓的被告必须收到款项后才予以装货的情况存在。因此，本院对原告该说法不予采信。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盛文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87.5元由原告盛文斌负担(已负)。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静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茅金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