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116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仕波，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
委�诉讼代理人：钟开锋，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福强，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照文，男，197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祥飞，广东康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庆洋，男，1971年6月18日，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广东经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xx市xx强世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
法定代表人：孔接。
上诉人罗仕波、李照文因与被上诉人孔庆洋、原审第三人强世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5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罗仕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福强、上诉人李照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祥飞、被上诉人孔庆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强世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仕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重新作出判决驳回孔庆洋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孔庆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承诺书》为李照文代表罗仕波作出。《承诺书》为李照文单方作出，其落款处只有李照文签名及指模，《承诺书》中所述内容由于李照文事前没有取得罗仕波授权出具，同时罗仕波事后亦没有任何的书面确认，故在庭审中罗仕波明确表示不予确认的情况下，即可以证明《承诺书》是李照文单方作出，与罗仕波无关，无论如李照文庭审中所称遭受胁迫抑或其他原因。（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罗仕波未移�涉案《关于联合应诉xx瓷砖反倾销案件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反倾销合作协议》）及其相关资料。2013年间，针对xx对中国瓷砖的反倾销调查，罗仕波代表强世公司与xx交通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总公司）联合参加反倾销案的仲裁并胜诉，此案一度轰动全国。此时，孔庆洋因强迫交易犯罪虽然正在监狱服刑，但由于其为公司大股东，公司人员每月均会去监狱探望并将公司财务报表等拿去给其过目，并汇报公司经营情况，故孔庆洋知道这一重要事件，相关资料和法律文书也一直保存于强世公司处。
孔庆洋出狱后，因入狱期间的空白期，其作为大股东，正常来说肯定会核查财务资料、业务情况等一系列公司运营状况，从其事后通过竞价方式以最高价取得转让股权，成为公司唯一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可知，其已对公司全面摸底及了解，否则不会轻易以最高价进行竞标。可见，孔庆洋对涉案反倾销项目不仅知情，而且出狱后经深入了解，考虑到涉案反倾销带来的可预期收益，故最终以最高价竞得转让股权。因此，可以印证涉案《反倾销合作协议》及其相关资料，其实早已被孔庆洋掌握，不存在需再次移交的问题。（三）一审法院将无关于涉案反倾销的其他资料也错误列入应移交资料之列。《反倾销合作协议》的合同签订主体虽然是强世公司，但联合应诉xx瓷砖反倾销案件，系罗仕波协调、主导，只是以强世公司名义所进行，并且罗仕波就反倾销事项的合作实际是由罗仕波以个人财产、个人名义投资设立的有限公司[xx市xx强世建材有限公司（xx），以下简称xx强世公司]进行，该公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均是罗仕波聘请的业务员或自行开拓，孔庆洋与强世公司完全没有参与，而且强世公司在xx强世公司成立时并无进�口营业范围，故xx强世公司与强世公司并无关联。（四）综合上述理由，可以印证罗仕波已按照约定履行移交资料义务，相反，孔庆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罗仕波违反约定未履行上述义务，故孔庆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一审法院以《承诺书》及相关公安部门的现有侦查情况为依据，认为存在较高盖然性，罗仕波认为这与事实恰恰相反，且就上述两份证据亦不能高度盖然地证明罗仕波未履行移交资料义务。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承诺书》所记载的内容不能代表罗仕波，而事实是由于双方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细节问题中产生矛盾，这些反倾销仲裁案资料在孔庆洋处保管。《承诺书》中显示未按照约定移交涉案反倾销相关资料，但亦仅仅是李照文的单方说辞，同时李照文在庭审中一再强调，整份《承诺书》是受孔庆洋胁迫而签署，原因在于孔庆洋胁迫李照文不作此《承诺书》，其将不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虽然李照文就此说法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在《承诺书》出具之后，即可以印证李照文的说法。其次，公安机关的现有侦查情况，亦仅仅是就罗仕波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犯罪展开，该部分证据关联性及证明作用可以说是无关于本案的。最后，依照2015年4月由强世公司三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的约定，股东于签订“股权转让确认书”之日起，移交由各股东确认书上记载的业务资料以及其他一切关于公司的资料和物品，但孔庆洋并未提供所谓“记载的业务资料以及其他一切公司的资料和物品”的书面记载，没有证据表明xx强世公司有关资料体现在该书面记载上，罗仕波并无任何违反《股东会决议》的行为。
二、退一步说来，根据“先刑后民”原则，本案�经济犯罪嫌疑，应裁定驳回起诉。罗仕波涉嫌职务侵占罪仍在公安机关侦查之中，认定罗仕波是否构成违约亦主要以罗仕波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为基础。因此，无论罗仕波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都应“先刑后民”，一审法院认定两者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为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不应该启动，依法应驳回孔庆洋的起诉。
李照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孔庆洋关于要求李照文连带承担违约责任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孔庆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全部纠正。
一、《承诺书》系李照文受孔庆洋胁迫而签署的，《承诺书》中的资料移交行为既非李照文�合同义务，也非法定义务，且李照文事实上已完成了全部移交手续，一审法院要求李照文对罗仕波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认定显然错误。从《承诺书》的形式来看，其中除了李照文签字之外，其他内容均为事先打印，没有任何手改或添加的地方。而实际上，《承诺书》内容是孔庆洋事先没有同李照文协商的情况下单方拟定后打印出来，并胁迫李照文签署的。倘若李照文不在该《承诺书》上签字，孔庆洋便拒绝向李照文支付案涉股权转让价款。事实上，也正是李照文被迫签署《承诺函》之后的2015年6月x日，孔庆洋便支付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承诺函》中已明确“关于强世公司在xx反倾销案件的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书等资料是由罗仕波进行保管”。作为公司小股东的李照文不可能持有也根本无法向孔庆洋移交该资料，当然，更加不能够对其客观无法移交的资料设定任何的违约责任。更重要的是，罗仕波本人明确确认，孔庆洋同罗仕波以及进出口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顾xx于2015年6月份在广州已经完成了有关xx反倾销全部资料的移交。至此，李照文已完成全部的移交手续。
二、从本案的诸多事实可以反映罗仕波已经向孔庆洋移交完毕有关xx反倾销的全部资料及文件，且罗仕波本人也明确承认了已和孔庆洋及强世公司一起移交资料的事实。当初孔庆洋之所以以最高价竞拍强世公司股权，其作为公司大股东也肯定是在事前查阅、了解了有关xx反倾销资料后认为背后存在巨大经济利益后作出的一种商业决策，从此可以看出其已经取得了有关xx反倾销的全部资料。
三、鉴于李照文已移交的全部手续的证据一直保留在强世公司手里，但孔庆洋及强世公司一直未提交已移交的证据，也未提交证明李照文“所谓未移交”有关xx反倾销全部资料的证据，故孔庆洋应承担举证举证不能的责任。
四、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一审法院应当从程序上驳回孔庆洋的起诉或中止本案审理。根据一审法院从公安部门所调取的资料反映，罗仕波已经因涉嫌职务侵占被刑事立案侦查，且该刑事案件目前正在侦查之中。由于公安机关调取的资料均指向诉争的xx反倾销资料或同其相关联，为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应当从程序上驳回孔庆洋的起诉或中止本案审理，一审法院对此处理程序错误。
孔庆洋辩称：
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孔庆洋已依《股东会议决议》及李照文所签的《承诺书》履行，罗仕波以及李照文对此在一审亦已确认。一审判决在查明罗仕波及李照文违反上述�定的基础上作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孔庆洋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的判决，依法有据，完全正确。
二、关于罗仕波在上诉状提及的几个问题。（一）《承诺书》虽为李照文代表罗仕波作出，但该约定是根据2015年4月《股东会议决议》第七条第二款作出的，罗仕波也已签名确认，该《承诺书》即使罗仕波不签名也应承担违约责任。只不过是李照文为罗仕波的违约行为起到保证作用，自愿共同承担违约责任罢了。（二）关于罗仕波是否移交涉案《反倾销合作协议》与相关资料，以及是否应列入移交资料之列的问题。这一问题有以下证据证实：1.李照文在《承诺书》确认并保证在2015年6月内将关于强世公司在xx反倾销案件的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书以及强世公司的财务报表等一切资料交给强世公司或孔庆洋。2.（1）罗仕波于2016年11月xx日在佛山�公安局xx分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明确“由于受国家外汇管理限制，就需要在xx开设一个公司，才能促成合作的成功。当时就约定由我到xx开设xx强世有限公司才能收到一定的手续费，但生意是我自己做，只是用强世公司的名义其他股东不知道，因为与他们没有关系，xx强世有限公司是独资公司”。（2）现任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顾xx于2016年12月xx日在佛山市公安局xx分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称“我们双方都是以公司名义签署并履行的，都是公司行为”。3.罗仕波在一审庭审时辩称：案涉反倾销案件相关法律文书、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已经转交给孔庆洋。上述证据证实罗仕波隐瞒其他股东，非法个人占有公司名义签署的《反倾销合作协议》取得的利益，在孔庆洋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不可能将该涉案材料交予孔庆洋。这有李照文的《承诺书》可以印证。在股权转让后，孔�洋从进出口总公司处获悉情况后，才向罗仕波要求移交涉案资料，此时罗仕波又出尔反尔称相关法律文书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已经转交孔庆洋。
三、关于是否重复起诉以及“先刑后民”的问题，孔庆洋认为一审法院已客观全面地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作出了正确的认定。
四、对于李照文的上诉主张，回应如下。（一）关于《承诺书》的形成过程，李照文在一审法庭调查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该《承诺书》是由孔庆洋打印好的。（二）在股权竞拍时，孔庆洋不知道有xx反倾销案件，在竞拍完之后进出口总公司与孔庆洋联系继续合作时孔庆洋才知道有反倾销协议的事情，此后才向罗仕波追讨要求移交相关的资料、xx强世公司的账目及登记资料。进出口总公司在这个时候知道了孔庆洋竞拍投下公司，因为相关的反倾销资料以及xx强世公司的账目都�通过xx强世公司转账这些事情以前都是罗仕波运作，而现在孔庆洋已经竞拍下了股权，所以进出口总公司才联系孔庆洋。
强世公司在二审未作陈述。
孔庆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仕波、李照文向孔庆洋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罗仕波、李照文向孔庆洋支付律师费60000元；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罗仕波、李照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强世公司的股东原为孔庆洋、罗仕波、李照文三人。2015年4月xx日，该公司召开股东会议，讨论关于公司股权转让及股权变更前公司的部分经营运作的议案。孔庆洋、罗仕波、李照文参加会议。就公司的股权转让议案形成股东会决议：“一、确认公司股权的真实持股比例为：孔庆洋持股51%，罗仕波持股42%，李照文持股7%。二、公司的股权转让限定在公司的三个股东孔庆洋、罗仕波、李照文之间进�。三、股权转让采取自由竞价的方式进行。四、竞价规则和方式……2、各股东应于2015年4月xx日前进行清产核资，并向各方公开自己掌握的业务资料以及其他一切关于公司的资料和物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个人名义开立的公司银行账户、客户资料、下同），供各股东确认便于各股东作竞价前准备……五、股权转让手续。1、竞价结束后，各股东应即场签订‘股权转让确认书’。2、签订‘股权转让确认书’之日起三日内，转让方应移交转让方掌握由各股东确认的业务资料以及其他一切关于公司的资料和物品……七、转让方不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的罚则。……2、签订‘股权转让确认书’之日起，转让方不按规定由各股东确认上记载的业务资料以及其他一切关于公司的资料和物品，则转让方须向受让方支付100万元作为违约金……”孔庆洋、罗仕波、李照文在《股东会决议》�签名确认。
2015年4月xx日，孔庆洋以3700万元最高价竞得强世公司的股权，并于当天与罗仕波、李照文分别签订《股权转让确认书》。
2015年5月xx日，李照文出具《承诺书》，载明“由于李照文及罗仕波将股权转让给孔庆洋后，尚未将关于强世公司在xx反倾销案件的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书等资料交给孔庆洋（该资料在孔庆洋未能管理强世公司期间产生，故孔庆洋在股权转让时并不知情），上述资料现由罗仕波保留未交回强世公司。本人李照文承诺：1.在2015年6月内将上述资料及应交但未交强世公司的财务报表等一切公司资料交给强世公司或孔庆洋；2.在2015年6月内，将李照文、罗仕波用于经营强世公司的个人银行账号进行注销。如发现原股东李照文及罗仕波因未履行上述交接义务或造成强世公司损失的，李照文及罗仕波自愿向强世公司或孔庆洋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由于罗仕波出差在外，本人代表罗仕波作出上述承诺，如罗仕波不承认本承诺书内容的，由李照文向强世公司或孔庆洋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罗仕波原为强世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销售和管理。2013年7月xx日，罗仕波代表强世公司与进出口总公司签订《反倾销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强世公司与进出品总公司合作应诉xx政府对中国瓷砖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进出口总公司协助强世公司获得优惠税率，在获得优惠税率后，双方以强世公司名义代理其他公司出口瓷砖业务中产生的收益由双方按一定比例分配。该协议签订后，罗仕波以强世公司的名义与进出口总公司展开了相应的合作。
二、孔庆洋于2017年5月xx日与xx一粤（xx）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孔庆洋委托该所代理本案，律师费为15000元。该律所于2017年6月8日开具15000元的律师费发票。
三、强世公司、孔庆洋诉罗仕波、李照文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2日受理，经审理认为：强世公司、孔庆洋以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提起诉讼，但该案存在两个不同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且分别对应强世公司与孔庆洋的情况下，无法在同一个案件中一并进行处理。经法院释明并要求强世公司与孔庆洋予以分案处理，但强世公司与孔庆洋坚持不同意分案处理。因法院也无法替代当事人对案件进行分案处理，故强世公司与孔庆洋的起诉应予驳回。因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xx日作出8912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强世公司、孔庆洋的起诉。
四、强世公司以罗仕波涉嫌侵占其公司财产为由向佛山市公安局xx分局报案，该局于2017年1月xx日决定立案侦查。该案现在侦查阶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让纠纷。兹就各方的争议事项及判断事由评述如下：
一、关于是否重复起诉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与8912号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强世公司、孔庆洋诉罗仕波、李照文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是由于该案存在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不符合起诉的条件而被裁定驳回起诉，该案未对孔庆洋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本案审理不存在否认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根据上述司�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对孔庆洋的起诉本案应当受理。
二、违约问题
各方于股东大会上作出股权转让决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诚实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依照会议决议，罗仕波应当向其他股东公开自己掌握的公司资料，并在签订《股权转让确认书》后三日内将上述资料移交给孔庆洋。涉案《反倾销合作协议》的合同一方为强世公司，从该协议的内容上看，相关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主体亦为该公司，因此该份协议以及基于该份协议在后续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其他业务资料、财务资料均属于强世公司的资料，亦在应当公开并移交给股权受让人的材料之�。罗仕波抗辩称上述资料一直存放在强世公司处，但未举证证明，应当承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李照文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公安部门的现有侦查情况看，罗仕波隐瞒且未将资料移交给孔庆洋的盖然性较高，法院予以认定。罗仕波未严格履行股东会决议确定的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其违约行为缺乏诚信，其给孔庆洋造成的损失难以衡量，在罗仕波未举证证实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其给孔庆洋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孔庆洋主张罗仕波依据约定支付100万元违约金，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律师费问题。律师费不是因违约方违约行为而导致的必然损失，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则属于诉讼成本自行承担。本案双方未对律师费作出约定，孔庆洋主张罗仕波支付律师费60000元，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李照文的责任问题
李照文抗辩称《承诺书》系受胁迫而作，但未举证明，对其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李照文在《承诺书》中承诺在罗仕波不履行交接义务时自愿承担赔偿责任，系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故应对罗仕波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关于“先刑后民”问题
佛山市公安局xx分局侦查处理的是罗仕波涉嫌侵占强世公司的财产的问题，而本案所审理的是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本案的审理亦无需以侦查结果为前提。罗仕波与李照文关于本案应当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的抗辩意见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罗仕波、李照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孔庆洋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二、驳回孔庆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7170元，由孔庆洋负担406元，罗仕波、李照文共同负担6764元。
本院二审期间，罗仕波围绕上诉主张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该组证据为微信聊天记录，因罗仕波所主张的聊天对象顾xx并未到庭，该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孔庆洋何时知晓涉诉反倾销案件相关事项，不影响罗仕波是否负有移交相关资料义务的核心争议认定，即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关联性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除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进出口总公司（甲方）与强世公司（乙方）于2013年7月xx日签订的《反倾销合作协议》有如下约定：“……4、案件裁决结果批露后，无论税率或最低限价以及其它应诉结果给乙方或者裁决甲乙双方应当联合出口，甲方均独家代理乙方在xx市场涉案产品的销售。……9、如乙方获得的反倾销税率优于平均税率，甲方从第三方采购的产品需经乙方代理的，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该笔出口交易纯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佣金。该比例由双方在案件终裁后商定。10、如乙方获得的反倾销税率优于平均税率，任何客户直接与乙方洽谈出口xx事宜的，乙方需告知客户直接与甲方洽谈或交与甲方代理。如客户洽谈产品并非甲方日常采购的产品，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该笔出口交易纯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佣金。该比例由双方在案件终裁后�定。”
再查明：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罗仕波在回答本院有关其有否义务向孔庆洋或强世公司移交案涉xx出口瓷砖的相关资料及何者为从事该业务的主体问题时，称：“没有义务，因为这些资料一直保管在xx市xx强世建材有限公司。而且《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写明交接方式和交接内容。该材料并不存在于双方约定的交接内容之中。孔庆洋也没有证据证实《股权转让合同》有约定应当交接的是哪些具体材料。……就反倾销仲裁案必须以公司名义才能进行，但仲裁胜诉后进行出口代理业务的是罗仕波个人的业务。与公司无关。所以，仲裁裁决的法律文书应在仲裁过程中xx市xx强世建材有限公司，包括李照文有提供相关材料。这个都是在罗仕波主导之下，法律文书自然也一直保留在xx市xx强世建材有限公司。但对于仲裁胜诉后出口xx的业务则是由罗仕波本人联系出口商，联系出口代理公司，雇请工作人员并支付费用，同时以个人名义在xx注册同名公司来经营出口代理业务。”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围绕罗仕波及李照文的上诉主张，本院对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罗仕波涉嫌犯罪是否影响本案审理的问题。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的是罗仕波涉嫌侵占强世公司财产的问题，而本案处理的是孔庆洋、罗仕波及李照文三名强世公司原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仕波涉及的刑事问题与本案民事纠纷非因相同法律事实引发的同一法律关系，而且本案的实体处理亦毋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处理为依据，因此，罗仕波及李照文上诉主张本案应驳回孔庆洋的起诉或中止审理无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罗仕波的责任问题。根据孔庆洋、罗仕波及李照文于2015年4月xx日就强世公司股权转让等问题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各股东应于2015年4月xx日前进行清产核资，并向各方公开自己掌握的业务资料以及其他一切关于公司的资料和物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个人名义开立的公司银行账户、客户资料等，下同），供各股东确认便于各股东作竞价前准备”，“签订‘股权转让确认书’之日起三日内，转让方应移交转让方掌握由各股东确认的业务资料以及其他一切关于公司的资料和物品”。孔庆洋与罗仕波之间的《股权转让确认书�于2015年4月xx日签订，因此，罗仕波应于2015年5月x日前移交一切关于强世公司的资料和物品。
对于罗仕波是否负有移交涉诉xx反倾销案件相关资料的义务，孔庆洋与罗仕波存在争议，而该争议源自二人对该部分资料究竟为强世公司还是罗仕波个人业务资料存在不同主张。从本案的相关证据来看，首先，涉诉《反倾销合作协议》由强世公司与进出口总公司签订，反映就涉诉xx对中国瓷砖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应诉，是以强世公司而非罗仕波个人名义参与的。其次，《反倾销合作协议》除对联合应诉反倾销案件事项进行约定外，还对案件裁决披露后的合作问题亦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包括“无论税率或最低限价以及其它应诉结果给乙方（强世公司）或者裁决甲乙双方应当联合出口，甲方（进出口总公司）均独家代理乙方在xx市场涉案产品的销售。……9、如乙方�得的反倾销税率优于平均税率，甲方从第三方采购的产品需经乙方代理的，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该笔出口交易纯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佣金。该比例由双方在案件终裁后商定。10、如乙方获得的反倾销税率优于平均税率，任何客户直接与乙方洽谈出口xx事宜的，乙方需告知客户直接与甲方洽谈或交与甲方代理。如客户洽谈产品并非甲方日常采购的产品，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该笔出口交易纯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佣金。该比例由双方在案件终裁后商定。”可见，依双方约定，在反倾销案件裁决后，双方的合作仍应是以强世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再次，依罗仕波的陈述，“仲裁胜诉后出口xx的业务则是由罗仕波本人联系出口商，联系出口代理公司，雇请工作人员并支付费用，同时以个人名义在xx注册同名公司来经营出口代理业务”，然而，强世公司当时为有三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若此项业务与强世公司无关，罗仕波显无另行于xx设立同名企业之必要。罗仕波的此项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最后，依进出口总公司经手人顾xx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与进出口总公司合作的为强世公司，xx强世公司是为应对xx外汇管制要求及方便收取代理费用与办理退税业务而注册成立的。罗仕波的相关抗辩明显与顾xx的陈述不符。综合上述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反倾销合作协议》及基于该协议在后续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其他业务资料、财务资料属于强世公司的资料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对于上述资料是否已经移交，一方面，罗仕波主张反倾销案件裁决后的合作是其个人业务，即依其个人理解，其毋须移交该部分资料从而可以推定其不存在移交行为。另一方面，对于是否确实移交，罗仕波亦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罗仕�未履行《股东会决议》确定的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并依《股东会决议》的约定判令其向股权受让人孔庆洋支付违约金100万元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三、关于李照文的责任问题。李照文主张2015年5月xx日的《承诺书》是受孔庆洋胁迫出具，其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且孔庆洋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李照文在《承诺书》中所作意思表示，其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李照文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本案责任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罗仕波与李照文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80元，由上诉人罗仕波、李照文分别负担143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审 判 员 何希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黄燕芝
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