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4民终91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农军，男，1971年6月16日出生，壮族，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广西天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天寿，男，1963年5月9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天等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剑，广西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海仁，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昆峰，男，1964年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林，广西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新赏，广西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琼爱（系黄章文妻子），女，195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立盛（系黄章文儿子），男，1980年3月28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立燕（系黄章文女儿），女，1977年6月3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一审原告：农善辉，男，1951年7月16日出生，壮族，退休干部，住所地广西南宁市。
一审原告：农致现，男，1953年10月17日出生，壮族，居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因与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5民初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剑，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林、覃新赏，被上诉人黄立盛，原审原告农善辉、农致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琼爱、黄立燕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农军、覃天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等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5民初75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共同支付上诉人及原审原告农善辉、农致现剩余林木转让款共177502元；2.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二代林经济损失198000元（2011年9月2日至2013年7月2日共22个月）；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原审原告农善辉和农致现与被上诉人黄海仁、黄章文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关于支付林木转让款的约定，被上诉人逾期未支付尚余转让款222120元，且经上诉人及农善辉、农致现多次催交仍未交，违反合同关于定金不退的约定。2.《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约定的定金不退的情形是违约即不退定金，而并非达到根本性违约才不退定金，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非根本性违约而不支持上诉人关于定金不退的主张是错误的。3.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及农善辉、农致现阻挠被上诉人进行砍伐，而事实是被上诉人在没有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因其他原因而自行不砍伐，继而向法院起诉主张合同无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不构成根本性违约，不支持上诉人违约定金不退的主张错误，适用法律也是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辩称，首先，根据双方签订《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的约定，林木应当属于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在采伐过程中受到了上诉人的阻挠，导致尚有200多亩的林木不能砍伐，（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3）崇民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对双方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履行中的各种行为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认定，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不存在违约，因此，上诉人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本案上诉人的起诉请求，在2011年11月30日其合伙人农善辉和农致现已经起诉，但均被法院予以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黄立盛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琼爱、黄立燕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一审原告农善辉述称，被上诉人存在逾期采伐林木和未支付全部木材款及没有正当理由擅自终止合同等违约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改判。
一审原告农致现述称，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的约定，没有在期限内将林木采伐完毕。
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转让款22212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二代林损失费198000元（2011年9月2日至2013年7月2日共22个月×30日×300元/日=19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农善辉除不要求第1项诉请即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外，其他诉讼请求与原告农军、覃天寿一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是合伙关系，被告黄海仁、梁昆峰与黄章文之间亦为合伙关系。四原告于2006年11月27日开始合伙承包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若兰屯林地共1174亩，用于种植速生桉，并于2010年9月3日协商一致由原告农善辉、农致现对外执行林地转包事宜。2010年12月12日，原告农善辉、农致现与黄海仁、黄章文签订了《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农善辉、农致现将位于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若兰屯种植的1174亩速生桉树林承包给黄海仁、黄章文采伐与销售；林木转让费130万元；由原告农善辉、农致现负责申请该片林木的采伐指标，伐区设计费、办理采伐证等费用由黄海仁、黄章文负责；黄海仁、黄章文应从得到采伐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即自2010年12月12日至2011年4月30日），必须完成木材采伐及运输，每延期一天付给农善辉、农致现二代林损失费300元；合同签订时黄海仁、黄章文先支付定金100000元，如无违约行为，农善辉、农致现则如数退还，但如有以下行为的，则不予退还并有权终止合同：1、不按规定时间付木材款给原告，且原告多次催缴仍不履行的；2、除去双方达成延时天数外仍逾超指定伐期达一个月以上仍未完工，造成林业部门收回采伐证的；3、被告因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中途退出的；4、无正当理由擅自终止合同的。合同签订后，原告以农善辉的名义办理了两批林木采伐许可证。第一批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自2010年12月17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采伐面积合计12.75公顷（折合约191.25亩）。原告农善辉于2011年4月8日向天等县林业局申请第二批林木采伐许可证，天等县林业局于2011年5月30日发证，采伐期限自2011年6月2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采伐面积64.14公顷（折合约962.1亩）。2011年6月1日，原告农军、覃天寿与被告黄海仁签订《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被告先后向原告支付了林木转让款共计1077880元，定金10万元，并采伐了大部分林木。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被告遭到原告的阻挠。2011年8月份，被告停止林木采伐。原告农军分别于2011年8月11日、2011年8月22日将涉案部分木材拉至天等县胶合制板有限公司出售，共取得价款44618元。2011年9月26日，黄海仁、黄章文、梁昆峰将农善辉、农致现、农军、覃天寿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农善辉、农致现与黄海仁、黄章文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及黄海仁与农军、覃天寿2011年6月1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无效，要求返还已支付的林木转让款1373498元，并赔偿原告请工人、办证、修路等的经济损失298690元，即（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合同纠纷案件。2011年11月14日，原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与案外人黄胜备签订了《林地转包协议书》，约定四原告将其在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若兰屯所承包的林地经营权、林地现有的桉树宿根及桉树转包给黄胜备。此后，黄胜备及其合伙人将剩余林木砍伐销售完毕。2011年12月2日，农善辉、农致现在（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起反诉，请求判令黄海仁、黄章文支付违约金10万元；赔偿因延期采伐影响二代萌芽林造成的经济损失64200元（按每日300元计，自2011年5月1日起暂计至2011年11月30日止，2011年12月1日以后另计）；终止双方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8月3日作出（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农善辉、农致现与黄海仁、黄章文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有效，黄海仁与农军、覃天寿2011年6月1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无效，并驳回黄海仁、黄章文、梁昆峰的其他诉讼请求以及农善辉、农致现的反诉请求。农善辉、农致现不服，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2月11日，一审法院通知农善辉、农致现作为本案的原告参加诉讼。2016年2月19日，原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品德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16日作出（2015）天民初字第91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的诉讼请求。原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2月20日，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14民终37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在一审时未能查明黄章文在立案前已死亡的事实，仍列其为案件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撤销一审法院（2015）天民初字第910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4日立案后，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2月21日，一审法院依法追加黄章文的法定继承人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庭审中，原告农善辉变更诉讼请求，不要求第一项关于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的诉请，其他诉讼请求与原告农军、覃天寿一致。
另查明，黄章文于2015年6月17日去世，被告刘琼爱系黄章文的配偶，被告黄立盛系黄章文长子，被告黄立燕系黄章文长女。黄章文的父母已先于黄章文去世。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原、被告是否应解除合同；二、被告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应否支付原告二代林损失费198000元；三、被告是否尚应支付原告林木转让款222120元。
一、关于原、被告是否应解除合同的问题。该院认为，原告农军、覃天寿主张解除原、被告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由被告支付尚欠的林木转让款222120元；被告亦在（2014）天民初字第18号合同纠纷案件，即后来被发回重审重新立案的（2017）桂1425民初76号合同纠纷案件中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本案的四原告赔偿木材款665794元。而原、被告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已经大部分履行完毕，在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纠纷，被告遭到原告的阻挠。被告因此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农善辉、农致现与黄海仁、黄章文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及黄海仁与农军、覃天寿于2011年6月1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无效，要求返还已支付的林木转让费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即（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合同纠纷案件。2011年11月14日，在（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期间，原告明知其与被告之间的矛盾纠纷案件尚在法院审理中，涉案林地林木相关权利仍处于法律拘束之中，仍然与案外人达成林地转包协议，擅自将涉案林地转包给第三人，并对涉案林地剩余林木进行采伐和销售，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致使合同不能实际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现原告农军、覃天寿要求解除双方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并且原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告因此也同意解除合同，故原、被告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依法应予以解除。
二、关于被告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应否支付原告二代林损失费198000元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存在违约行为，理由是：（一）原告帮被告办理第二批砍伐证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转让款；（二）被告单方终止合同并停止砍伐，在此期间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林木转让款，并且在第二批砍伐证下来后，原告并未阻挠被告砍伐林木；（三）原告的诉请不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告起诉的主体、内容、时间跨度、对方的违约程度均不同:2011年农善辉、农致现的反诉，是针对几个被告的反诉，本案于2014年起诉，针对几个被告的违约行为，其时间段是从2011年至本案起诉前的时间；被告的违约程度也不同，2011年是基于几个被告的违约行为进行反诉，本案是针对2011年之后至原告起诉前几个被告的违约行为提出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经生效的本院（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和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崇民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合同约定，由原告农善辉、农致现负责申请林木采伐指标。申请到的第一批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自2010年12月17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时间短，批准采伐的面积不到200亩，被告也已在第二批采伐许可证批下来前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原告在明知被告没有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采伐期限内对许可的采伐面积采伐完毕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也没有对此作出补充协议，而是默许被告的采伐，而且还为对方办理了第二批林木采伐许可证，原告实际上已经以自己的行为默许了被告延期采伐林木的行为，同时也表明了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而双方事实上也在一直继续履行合同。第二批采伐许可证的采伐期限自2011年6月2日才开始，采伐许可证的办理客观上拖延了被告采伐的时间，对被告采伐林木和支付林木款均产生影响，双方未及时对采伐期限和支付林木款期限达成补充协议，被告根据采伐许可证的办理进度进行采伐和依采伐进度支付林木款符合事实，属于合理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履行合同的行为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原告关于由被告支付因被告违约而造成的原告二代林损失费198000元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告是否尚应支付原告林木转让款22212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应承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合同已经大部分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原、被告解除合同，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林木转让款222120元，被告亦在本院（2014）天民初字第18号合同纠纷案件，即后来被发回重审重新立案的（2017）桂1425民初76号合同纠纷案件中，要求本案的四原告赔偿剩余的林木款665794元，实为原、被告双方在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对合同进行结算。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在获得全部涉案林地的采伐销售权利后，应按约定足额向原告支付林木转让款。现被告已砍伐销售了大部分林木，对于剩余林木，因原告违约，被告未能砍伐销售，由此对被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已经在本院（2017）桂1425民初76号合同纠纷案件中提出诉讼请求，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林木转让款的主张，应予支持。现原告认可被告已经支付林木转让款共计1077880元，主张被告已支付的10万元定金因被告违约，原告不予退还。被告认为10万元定金及原告农军擅自出卖涉案林木所得款项44618元均应计入被告已支付的林木转让款，被告实际已向原告支付林木转让款1222498元。该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违约的，定金不予退还。现被告并未根本违约，原告关于定金不退的主张，应不予支持。据已生效的（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已查明原告农军擅自出售涉案林木，得款44618元。故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林木转让款应包含定金及原告农军出售林木所得款，即被告已向原告支付林木转让款1222498元（1077880元+100000元+44618元=1222498元），被告仍应支付原告剩余的林木转让款为77502元（1300000元－1222498元＝77502元）。黄章文去世后，被告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作为黄章文的法定继承人，应在黄章文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农善辉、农致现与黄海仁、黄章文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二、被告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共同支付原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剩余林木转让款77502元。被告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在黄章文的遗产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2元，由原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共同负担6200元，被告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共同负担1402元，被告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在黄章文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上诉人是否遭受上诉人阻挠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从被上诉人支付木材转让款来看，最初被上诉人是按合同的约定支付给一审原告农善辉，在2011年4月至8月期间却支付给上诉人农军6笔款共计377880元，而且在2011年6月1日上诉人农军、覃天寿与被上诉人黄海仁又签订了《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该合同已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无效，由此印证了被上诉人提出遭受上诉人阻挠的说法，再有，天等县公安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在案亦佐证双方发生纠纷的事实。据此，本院确认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被上诉人遭受上诉人阻挠的事实。
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被上诉人已支付的定金应否退还？被上诉人尚应支付的剩余林木转让款是多少？3.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一审原告支付二代林的经济损失？如果应支付，应当支付多少？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上诉人、一审原告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该合同约定，由一审原告农善辉、农致现负责申请林木采伐指标。第一批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自2010年12月17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批准采伐面积191.25亩；第二批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自2011年6月2日至2011年12月31日，批准采伐面积962.1亩。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一审原告支付款项如下：在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向一审原告农善辉支付了定金10万元；在2011年1月22日至2011年4月20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农军、一审原告农善辉支付林木转让款42万元；在2011年6月17日至2011年8月19日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农军、一审原告农善辉支付林木转让款657880元。据上述数据，被上诉人陆续向上诉人、一审原告共支付了1177880元。除了剩余的267.45亩林木未砍伐外，被上诉人已将大部分林木砍伐销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一审原告支付的林木转让款总数，与被上诉人砍伐林木的面积应支付林木转让款的数额基本吻合，被上诉人依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2011年8月在遭受上诉人阻挠后，被上诉人停止砍伐林木，而没有继续支付余下的林木转让款。综上分析，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情形，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违约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上诉人已支付的定金应否退还，被上诉人尚应支付的剩余林木转让款是多少的问题。前面已分析，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情形。因此，根据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已支付的定金应退还，可以折抵林木转让款。上诉人及一审原告关于定金不退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合同约定林木转让款总价为130万元，经查，被上诉人已支付1177880元，尚有122120元未支付。因上诉人农军在2011年8月将被上诉人砍伐下的林木私自出卖得款44618元，此款可以折抵林木转让款，故被上诉人尚应支付林木转让款77502元。在合同没有解除的情况下，上诉人、一审被告依合同享有收取剩余林木转让费的权利。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共同向上诉人、一审原告支付剩余林木转让款77502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向上诉人、一审原告支付二代林的经济损失，如果应支付，应当支付多少数额的问题。上诉人、一审原告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已经大部分履行完毕，在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纠纷，被上诉人遭到上诉人的阻挠后停止砍伐林木。双方为此起诉到法院，上诉人、一审原告将剩余林木转让给案外人砍伐，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判决及本院前面已分析论述，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情形，林木未能如期砍伐而影响二代林生长的责任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故上诉人、一审原告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二代林的经济损失1980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提出上诉人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答辩意见，经查，本案中上诉人起诉要求解除《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及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拖欠林木转让款222120元和二代林损失费198000元，而一审原告农善辉、农致现在另案中提出反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0万元、赔偿二代林经济损失64200元，因本案上诉人起诉与一审原告另案反诉的诉求、标的、数额均有不同，故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作出实体判决并无不当，而且被上诉人并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于被上诉人提出的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农军、覃天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70元，由上诉人农军、覃天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德清
审 判 员 韦金彪
审 判 员 韦权美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 谢锡幸
书 记 员 陈洋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