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8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刚，男，197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胡伊琳，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管长林，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锷，男，198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陈秋云，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海菱，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志刚因与被上诉人李锷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1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志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周志刚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李锷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未对周志刚的请求权基础作出回应。周志刚的诉讼请求为：李锷继续退还剩余投资款47.6万元。请求权基础为，投资合意达成后，李锷既未依约将500万元股本金投入广州市同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畅公司），未能依法依约履行增资义务(即将同畅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300万元增加为500万元)，亦未依约向周志刚分配500万元股本对应的28％股权，已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周志刚有权解除合作合意。经周志刚要求后，双方合作合意已经解除，李锷亦已向周志刚退还84万元投资款，因此，李锷应当继续向周志刚退还剩余47.6万元投资款，但原审判决对此未作出回应。
（二）原审判决认定同畅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周志刚、李锷及案外人刘青山，此认定缺乏根据与客观事实不符。1.原审判决忽略了同畅公司成立在前、周志刚投资在后的时间顺序。同畅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1日，中国银行广州荔湾支行将投资款发放至李锷账户的时间在2015年2月10日(即《个人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订立时间)之后。根据公司法规定，同畅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原股东(即李锷及麦小美)之外的其他人想成为公司股东，只有两种方式：一是其他人在同畅公司增资扩股时，通过购买同畅公司股份的方式成为同畅公司新的股东；二是在同畅公司原有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其他人通过股权转让、股权赠与或隐名股东变更为显名股东的方式成为同畅公司新的股东。本案中，同畅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300万元。按照周志刚与李锷形成的投资合意，周志刚及案外人刘青山投资后，同畅公司的股本应增加为500万元，相应地，周志刚的出资额为140万元(即500万元*28％)。因此，周志刚成为同畅公司新股东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但自李锷收取周志刚支付的投资款后，未履行增资义务，亦未向周志刚分配500万元股本对应的股权。因此，周志刚自始至终未实际持有同畅公司的股份，原审判决未能明确周志刚以何种方式成为股东，就径行认定周志刚为同畅公司的实际股东是缺乏根据的。2.原审判决忽略了麦小美的股东身份。同畅公司的股东为李锷及麦小美，而按照原审判决的认定，同畅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周志刚、李锷及案外人刘青山。原审判决自相矛盾使股东麦小美的股权从原审判决论证中消失，也使周志刚成为同畅公司股东以及其持有同畅公司500万元股本对应的28％股权在原审判决自相矛盾。3.原审判决忽略了股东身份取得的法定条件及股东身份的证明条件。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身份的取得及证成，须有相关凭证作为依据，包括出资款已实际投入公司的出资证明、工商登记信息及股东名册等。本案中，该凭证均不具备。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周志刚为同畅公司的实际股东缺乏根据。
（三）原审判决忽视李锷在收取周志刚支付的投资款后，未依约将500万元股本金投入同畅公司的事实，将本案案由定为股东出资纠纷，进而将周志刚认定为同畅公司的实际股东是错误的。周志刚起诉时主张的案由为合同纠纷，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在受理时亦将本案案由定为合同纠纷。在李锷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本案移至原审法院。原审判决在未经任何论证、且未向周志刚作出释明的情况下，径行认定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此认定是错误的、缺乏客观依据的。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及公司法规定可知，股东出资是指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加资本时，按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协议的约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以取得股权的行为。股东出资纠纷系因股东出资时存在违法违约行为而产生的纠纷。公司案件中常见的股东出资纠纷包括虚假出资纠纷、出资不足纠纷、逾期出资纠纷及抽逃出资纠纷等。本案中，周志刚的出资行为因李锷的根本违约行为受到阻断，周志刚与李锷之间的投资合意自始至终均停留于合同阶段，并未实际落实于同畅公司，因此本案应属于合同纠纷。
（四）原审判决忽视了李锷退还部分投资款之行为的法律含义。李锷收取周志刚支付的投资款后，未履行增资义务，亦未向周志刚分配500万元股本对应的28％股权，已构成根本违约，因而周志刚有权解除双方之间业已达成的投资合意。经周志刚多次催索后，李锷分12次向周志刚退还84万元投资款的行为，足以说明双方之间的合作合意已经解除，李锷继续占有并使用剩余投资款于法无据，其应当继续退还剩余投资款给周志刚。
被上诉人李锷辩称：周志刚与李锷、刘青山系合作关系，现三方未就合作事宜进行清算，周志刚要求退还投资款没有依据。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周志刚的上诉请求。
周志刚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锷向周志刚返还投资款476000元；2.李锷向周志刚支付自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8月18日以1316000元、自2016年8月1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以47600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李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同畅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东为麦小美、李锷。
2015年10月8日，周志刚、李锷、刘青山、同畅公司共同签订《广州市同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约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3名，代表100%的股份，股东3人于2014年7月以各自名下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中国银行广州荔湾支行申请了500万贷款作为入股公司的资本金，各股东的投资比例及资金如下，李锷出资185万，占37%的股份，刘青山出资175万，占35%的股份，周志刚出资140万，占28%的股份，现周志刚因个人原因需要变卖己抵押入股的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七路6号水韵尚都2栋1504的房产，由于该笔抵押贷款属于共同抵押贷款需要一次性还清本金500万才能办理房产的涂销手续，经全体股东商议后一致同意决定由周志刚代垫资金470万以及公司抽调资金30万共计500万元用于提前归还银行贷款，同时各股东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原则上不超过半年）以货币资金的形式认缴所占比例的股份，归还周志刚垫支的归还贷款资金470万元。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纠纷，周志刚因向李锷追讨投资款未果，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诉讼中，周志刚陈述李锷已退还的投资款为84万元，周志刚曾经参与过公司的经营，但从2016年8月开始李锷已经退还周志刚款项后，周志刚就没再继续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现坚持要求李锷返还周志刚投入的合作款，不要求对投资合作经营的项目进行清算。李锷陈述李锷已退还的投资款为89万元，2016年8月以后周志刚实际有参与公司的经营。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东出资纠纷。虽然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同畅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东为麦小美、李锷，但根据周志刚、李锷、刘青山、同畅公司共同签订的《广州市同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约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为周志刚、李锷、刘青山，代表100%的股份，其中李锷占37%的股份，刘青山占35%的股份，周志刚占28%的股份，对此同畅公司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另外，周志刚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在2015年10月8日签订协议后至今，麦小美有对此提出过异议。故根据该股东会决议约定，原审法院认定同畅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周志刚、李锷、刘青山，周志刚投入的款项为同畅公司的投资款。现李锷退还部分投资款给周志刚的行为，并不能说明李锷同意将周志刚全部投入同畅公司的投资款由其本人负责返还给周志刚，周志刚亦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李锷已经确认同意将周志刚投入同畅公司的所有投资款由其本人返还给周志刚。故周志刚要求李锷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周志刚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诉讼费11671元(其中受理费8688元,财产保全费2983元)，由周志刚负担。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李锷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麦小美于2017年12月8日出具的《声明书》，拟证实麦小美仅为同畅公司的挂名股东。《声明书》内容为：“本人麦小美是同畅公司的挂名股东，公司实际是李锷同他的朋友周志刚、刘青山合作经营，公司具体运营情况我不清楚。”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回单）》，拟证实李锷、周志刚、陆婉莲（刘青山之母）系500万元贷款的共同借款人，贷款也是发放至刘青山朋友公司的账户，经过周志刚的共同确认。该《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落款处“借款人”栏有“陆婉莲、李锷、周志刚”共同签名，《借款借据》亦由三人签名确认。3.周志刚与李锷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付款电子单据，拟证实周志刚收取89万元还款的事实。
周志刚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证据1不予确认。麦小美是李锷的母亲，其声明内容真实性存疑；即便声明属实，亦不能证实周志刚取得同畅公司的股东身份以及李锷已将500万元投资款投入同畅公司，同畅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始终为李锷与麦小美，周志刚从未获得同畅公司的股东身份，也未实际持有与500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28%股权。2.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载明的放款账户可以证实500万元并不在周志刚的控制范围，结合还款账户情况，可以反映李锷是500万元贷款的实际控制人，而500万元资金到位后，李锷违反合同义务未将该500万元贷款实际投入同畅公司，而是用于其他用途，且其无法提交资金流向的相关证据。3.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原审期间，李锷主张其向周志刚返还的投资款仅为周志刚代李锷垫付的投资款，并非退还其本人合作款。李锷就此向原审法院提供其与周志刚在2016年5月至7月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并在开庭审理期间当庭出示手机原始聊天页面。其中，2016年5月17日的微信聊天中，周志刚称：“退股不是我的本意，但希望你能站在我立场想想。”“一年就分两万几，太低回报了。“还钱跟清算是两回事，请不要混为一谈。”“还代垫的钱应该在先，这个不用认可吧。”李锷回复称：“我会还我自己的部分。”“我在这里可以就我跟你的问题做承诺，我会先以现金方式还你垫资的钱，然后再清算。”周志刚称：“我只是要先拿回我垫资的钱，由这个前提，我会公平公正公开对待。”李锷称：“我希望大家都为清算出一份力，该做的文件大家分工做。”周志刚回复：“可以。”“没办法了，只能清盘了。”2016年7月15日，周志刚通过微信向李锷发送其工商银行账户信息。2016年7月18日，周志刚在微信中表示已收到30万元。另2016年6月20日的短信记录中，周志刚称：“我再强调一下，还垫支的钱和计算公司赢利是两回事，就算公司亏损你们就可以不归还我垫支入股的钱吗？”“亏损多少，大家要承担多少是三个股东的问题，但你欠我的资金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周志刚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未经公证，不符合法定要求，不确认相关聊天记录是周志刚发出。
二审期间，双方确认合作期间由周志刚负责财务工作，李锷负责业务经营，刘青山负责签单审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周志刚提出的退还投资款主张是否成立。根据周志刚、李锷、刘青山等人签署的《广州市同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双方当事人所作陈述，周志刚与李锷、刘青山三人共同向银行贷款500万元作为投资入股同畅公司的资本金。现周志刚以李锷未能将500万元资本金投入同畅公司以及未向周志刚分配同畅公司相应股份为由主张解除投资协议并返还其投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李锷二审提供的《个人抵（质）押循环贷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回单）》，均表明该笔500万元贷款系由周志刚、李锷等三人共同作为借款人，并共同指定案外第三方收取该笔款项，即周志刚上诉所称该笔500万元贷款发放至李锷个人账户明显有悖于客观事实，而周志刚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第三方账户系由李锷控制，反之，其在诉讼中确认三方经营同畅公司期间的财务工作由其本人负责，故仅仅根据李锷个人账户还贷的事实并不足以证实李锷对该笔500万元投资款享有支配和控制权。相应的周志刚上诉主张李锷未将500万元投入同畅公司、未履行同畅公司的增资义务构成违约，缺乏合同依据及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其次，在涉案《广州市同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之外，周志刚、李锷、刘青山对于投资入股同畅公司后的经营模式并无其他书面协议进行确定，而上述股东会决议中也未就有关同畅公司增资扩股、股权变更等工商登记事宜作出任何约定，且同畅公司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仅仅涉及对公司外部第三人的股权公示效力，并不影响同畅公司内部对出资人股东身份的确认及股东权利的行使。本案中，周志刚已实际参与了同畅公司的经营管理，并由同畅公司在各方签署的《广州市同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加盖公章确认其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结合李锷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麦小美的《声明》文件等一系列证据，均可充分证实周志刚已实际获得同畅公司的股东资格。故周志刚仅仅以同畅公司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而主张李锷构成违约，同样缺乏基础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亦不予确认。此外，关于李锷向周志刚退还的款项性质，因李锷与周志刚之间另存在代垫投资款的法律事实，结合李锷原审提供并已当庭展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往来内容，其中记载的周志刚收款账号信息、收款时间均与其实际收款情况相吻合，故上述事实、证据足以证实李锷所退“合作款”仅是退还周志刚代其垫付的投资款，而并非支付周志刚的退股款。综上所述，周志刚上诉要求李锷承担其出资款项的返还责任，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88元，由上诉人周志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 芳
审判员 杨 凡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李泳筠
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