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7102民初28号
原告：姚远，男，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生，男，195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沈阳铁路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4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珅，男，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寅飞，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姚远与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生，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珅、佟寅飞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人身死亡经济损失806400元;2.丧葬费8万元;3.精神损失10万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8日下午，我父亲、母亲、妻子、女儿，乘坐K339次列车，由葫芦岛回到锦州，在通过葫芦岛车站进站安检时，安检通过后，安检人说：“你的行李有菜刀，要再次通过检查。�我父亲说：“我在监狱当干警一辈子，这点事我还不明白”。安检人说：“谁说岁数大，要死的人不带刀呢？”死者说：“你是服务窗口，怎么能这态度。”安检员说：“我就这态度，爱哪告哪告去。”我父亲说：“你不用安检，直接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检查，没有违规物品。安检员便说：“行李有夹层。”安检员恶毒语言刺激，十分恶劣，导致我父亲当场死亡。在当场倒下后，铁路警察安检及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施救，耽误最佳抢救时机，特别是安检员漠视生命的那种傲慢态度导致死亡。
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辩称，我方葫芦岛车站安检员对姚松涛携带的包裹进行检查的行为完全符合相关规定，并无任何的违规行为，检查行为依法合规，我方并不存在过错。我方安检员在安检过程中与姚松涛并无任何的争吵、争执，更无言语辱骂情况出现。姚松涛本身患有心脏疾病，其是在安检结束后突感心脏不适，在食用自身携带药品后晕倒，并在120急救中心抢救后去往医院的途中死亡，死亡证明亦载明死亡原因为心肌梗死，我方无任何侵权行为，死亡结果也与我方不存在因果关系。姚松涛在安检完成后突发心脏疾病，在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对其进行救助，同时安排民警立刻对站外交通进行疏导，保证救护车及时驶入车站进行抢救。我方已履行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对于死亡结果我方并不存在过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举示的光盘内容、车票、居民医学死亡（推断）证明书和原告对被告举示的居民医学死亡（推断）证明书、呼救证明、证明、光盘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１．关于郝文华笔录，该笔录为郝文华自己书写，其证据的形式系证人证言，虽然郝文华是死者姚松涛儿媳，且没有出庭作证，但并不能排除其可以作为证人，其证言要结合其它证据来认定，其中证明同姚松涛和婆婆及女儿一同到葫芦岛车站准备乘坐火车，通过车站安检的事实，予以采纳，由于其证言中安检员使用恶语刺激姚松涛的情节与双方提供的监控录像展现的安检情况及与葫芦岛车站派出所的情况说明不符，且其与原告之父随行就在身旁，在听到安检员使用恶语刺激姚松涛竟然没有作出相应反应，是不符合逻辑推理和常理的。故对该部分证言，不予采纳；2．关于家庭情况说明，因与证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故不予采纳。3.关于情况说明的问题，因该证据与双方提供的监控录像展现的安检过程一致，故对该部分内容，予以采纳，但对情况说明中称对姚松涛妻子进行询问时得知，死者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是传来的内容，原告也予以否认，故该部分内容，不予采纳。4.关于王力勋、吴兴东两人的证言问题，王力勋作为争议事实的当事人，被告申请其到庭接受询问对查明案件事实是必要的，其陈述要结合其它证据来认定，虽然吴兴东是被告所属锦州工务段职工，但并不能排除其可以作为证人，通过回放双方提供的监控录像，吴兴东、王力勋与姚松涛三人相互间近在咫尺，相互间都在视听范围内，吴兴东的证言与王力勋的陈述基本相符，也与监控录像展现的安检过程基本一致，同时，葫芦岛车站派出所的多名值班民警也在现场，吴兴东的证言和王力勋的陈述与情况说明也基本相符，故对吴兴东的证言和王力勋的陈述，予以采纳，证明姚松涛在进入葫芦岛车站�车室安检过程中，安检员没有对其进行语言侮辱、刺激。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28日，原告姚远之父姚松涛与其妻、儿媳和孙女持购买的K339次列车车票，欲乘坐该车由葫芦岛站到达锦州站，当日15时41分许（监控录像的时间），原告之父在通过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葫芦岛车站进入候车室安检时，当原告之父姚松涛随身携带的行李通过安检机器后，安检员通过荧屏发现行李兜中有疑似刀具物品，要求对携带的行李进行重新通过安检机器检查，原告之父便径直将行李搬至安检台上，主动自行将兜中物品取出，安检员发现可疑物为兜中其它金属条，便同意原告之父把物品装回兜中，原告之父将物品装入兜中，然后原告之父转身站立背对安检员，自己从衣兜取出药物服用，之后解开上衣纽扣，随即便�地。此时在场的锦州公安处葫芦岛公安派出所副所长姜军立即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并一直与120急救中心保持电话联系至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同时，其它值班民警帮助家属，并做好候车室外的交通疏导，保证120急救中心车辆畅通到达现场，120急救车到达现场后，用担架将原告之父抬走送往医院，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原告之父死亡。故原告以安检员恶毒语言刺激，导致其父当场死亡，被告没有及时施救，耽误最佳抢救时机，导致死亡为由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姚远之父购买了葫芦岛站到达锦州站的K339次列车车票，双方的旅客运输合同成立，但根据相关规定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自检票进站起至到站出站时止计算，本案原告之父是在检票进站前，安检行为不是履行旅客运输合同，本案双方不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原告因其父在通过安全检查时�生猝死，而向被告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故本案为生命权纠纷。
原告之父携带物品欲乘坐火车进入车站候车室，按照《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被告作为铁路运输企业，是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国家铁路局有关规定，组织实施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工作，制定安全检查管理制度，完善作业程序，落实作业标准，保障旅客运输安全。同时，安检人员发现可疑物品时可以当场开包检查。开包检查时，旅客应当在场。因此，被告安检员在使用仪器设备检查时发现可疑物品后，对原告之父携带的物品要求重新检查，是合法有据的，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也不会因重新检查行李物品而导致原告之父死亡。根据原告以被告安检员恶毒语言刺激其父，十分恶劣为由，主张导致其父死亡，通过回放原、被告双方�示的相同的视频（无声音）来看，从被告安检员要求复检，15时42分01秒，原告之父来到安检台，到原告之父自己将物品从行李兜中取出，在没有发现可疑物品后，15时43分50秒，原告之父又将物品装进兜中的1分49秒过程中，能够看到双方有过对话，原告之父更多的时间是在掏装物品，安检员是坐在座位上，更多时间眼睛转换注视着行李兜或监视荧屏，看不出来双方是发生了言语冲突，双方没有对视争吵或发生争执，也没有肢体上的动作，同时，与原告之父随行的儿媳也在身旁，没看出有异常的表现。原告之父将物品装兜后背对安检员站立，随即从自己左上衣兜掏出药物服用，15时44分19秒原告之父倒地，全部过程只有2分18秒，复检中看不出来双方有过激的反应，双方当事人情绪基本平和。在庭审中，安检员王力勋到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而且当时有锦州�安处葫芦岛车站公安派出所的值勤民警也在现场，该派出所证明被告安检员没有不当的言语，另，被临时抽调在该派出所做辅警工作的吴兴东就在安检员和姚松涛两人的面前，其证实被告安检员没有任何不当的语言。因此，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实施了恶毒语言刺激的侵权行为，且该行为导致其父当场死亡。
原告之父购买车票进入列车候车室，被告作为候车室的管理人，负有对原告之父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原告之父倒地后，被告在不清楚是何种原因的情况下，通过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请急救人员来施救，通过回放监控录像和葫芦岛紧急救援中心连山分站证明，原告之父发病倒地后，在此负责治安的派出所副所长姜军立即使用其手机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执法记录仪记载了其它值班民警帮助家属，并到候车室外做好交通疏导，保证120急救中心车辆的畅通到达现场。安检员在知道姜军已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后，没有必要再重复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安检员继续坚守工作岗位，负有对其它进站旅客行李物品继续监屏安检职责，以保证其它不特定旅客安全。从监控录像看，从原告之父倒地开始，至120急救车到达原告之父发病现场，大约经过了9分36秒，被告已履行了合理的积极救助义务。被告工作人员并非专业医务工作者，应当对被告以一般安全注意救助义务要求，而不能苛刻要求被告以专业化、职业化的实施医疗性施救义务，所以，原告之父发病倒地后，被告已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原告之父发病倒地之时，与原告之父同行的成年亲属，应当是最了解原告之父身体状态，在原告之父倒地后，也只是等待120急救中心到达抢救，没有采取施救措施。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没有及时施救，耽误最佳�救时机，导致其父死亡，该主张已超出社会现实情况和被告作为候车室的管理人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能力范围，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对其父猝死的悲痛心情是不言而喻的，被告安检过程及复检要求符合相关的规定，安检员是履行其职务行为，原告主张侵权的事实不存在，原告之父当场倒地后，被告已履行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告之父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心肌梗死，导致意外猝死，与被告的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远的诉讼请�。
案件受理费13664.00元，由原告姚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张 立 明
审判员 张 艳 辉
审判员 方 旭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柏楠（代）
本判决书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