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民民初字第01823号
原告河南德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
法定代表人：柳威，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委托代理人王建超、吕贝雷（实习），河南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民权县胡集乡韦博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民权县。
法定代表人：王春阁，任该合作社董事长职务。
委托代理人赵瑜，民权县公务员。
原告河南德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谷公司）与被告民权县胡集乡韦博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韦博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4年11月26日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向原告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为原、被告分别指定了30日的举证期限。2014年12月22日，原告德谷公司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从被告处购买的紫薯苗、淀粉薯苗及其果实进行质量鉴定，本院依法准予。2015年1月28日，原告以“因客观情形无法鉴定为由”撤回鉴定申请。本院于2015年3月20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德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建超、吕贝雷，被告韦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春阁及委托代理人赵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分别于2014年6月2日、6月16日、6月22日共计从被告处购买越南小紫薯苗（又称紫薯苗）85.2万颗，淀粉薯苗（又称脱毒868）24万颗。被告就薯苗产量向原告作出保证：越南小紫薯的平均产量在1000公斤／亩至1500公斤／亩；淀粉薯的平均产量在2500公斤／亩至3000公斤／亩。在无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下，若原告出现重大减产、少产、不产现象（产量低于所保产量最低总额的80﹪），原告有权向被告提出索赔。索赔额为原告损失的30﹪-50﹪，并另行支付原告货款总额的10﹪的违约金。原告将所购买的薯苗种植于其承租的303亩土地（其中越南小紫薯237亩，淀粉薯66亩），至收获时，因出现重大减产、少产、不产现象，经襄城县公证处抽样公证，越南小紫薯的产量为93.3公斤／亩，淀粉薯的产量为991公斤／亩，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未果，依法诉至贵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22984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3676元。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德谷公司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首先，原告是薯苗经销商，不是薯苗的直接种植人，其销售薯苗的过程中没有损失。原告是薯苗经销商，在其联系到有种植户的情况下，到被告处购苗，再卖给种植户。原告根本没有损失，何来赔偿损失之说。其次，原告虽然邀请公证处到场对产量进行了公证，但原告测产操作违反农作物测产操作取点要求，不具有代表性，不能作为产量确定的依据。退一万步讲，即使原告是薯苗种植户，越南小紫薯和五彩薯的产量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产量，其诉求同样不应予以支持。因为造成红薯产量低的原因不是薯苗存在问题，而是去年旱灾所致。合同明确约定，在无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的影响下，若甲方出现重大减产、少产、不产现象，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索赔。被告所育薯苗无论是自己种植，还是销售给其他客户，没有反映亩产低于1000公斤的，唯独原告说其亩产不到100公斤。从去年原告所处红薯种植县的气象信息来看，红薯产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2014年6、7月和8月中上旬降雨量极为稀少，以至于形成六十三年来所没有的严重干旱所致。合同约定的特大自然灾害情况出现了，即使红薯出现产量较低，原告也无权向被告索赔。再次，被告认为原告所述购苗数量错误。被告仅于2014年6月2日与原告的委托人签订一份有效的薯苗订购合同，该合同所确定购苗数量是越南小紫薯50万颗，五彩薯4万颗。该合同完全按照合同所约定的生效条款进行签订，故为有效合同，被告方予以认可。其他两份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条款签订，被告认为不是已生效合同，被告不予认可。无论是从何角度进行分析，原告的诉求均不应予以支持。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诉请。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422984元，有无事实根据。
原、被告对本院归纳的案件争议焦点均无异议。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八份证据材料：1、2014年6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224-2的薯苗订购合同书（复印件）一份；2、2014年6月16日签订的编号为224-2薯苗订购合同书（复印件）一份；3、2014年6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22-＊＊-＊＊＊4-4薯苗订购合同书（复印件）一份，以上三份合同证明原告从被告处购买薯苗。4、2014年6月1日德谷公司与襄城县山头店乡石湾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协议（复印件）一份；5、2014年6月1日德谷公司与崔六欣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将从被告处购买的薯苗种在所承包的土地上。6、2014年11月17日（2014）襄证民字第1198号公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所种紫薯及淀粉薯出现重大减产。7、2014年6月17日转账记录（复印件）一份；2014年6月2日委托付款凭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货款。
被告向本院提交五组证据材料，第一组：山东省农业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颁发田间学校农民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主要证明被告韦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春阁具有一定的农业专业技术。第二组：1、李某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许某甲证言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3、许某乙证言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4、刘某证言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以上证据主要证明：1、被告所售出的红薯苗均是自己所育，且畅销远近各地；2、前年、去年被告栽植自己育苗的紫薯亩产均在3000斤左右。第三组：1、张某甲证言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宋某证言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3、周某证言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4、张某乙证言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5、杨磊证言一份，以上证据主要证明不同地方的红薯苗购买户，无论何种品种，种植后产量均超过与原告约定的产量，被告所售薯苗不存在质量问题，原告所种植的红薯若产量过低不属于红薯苗原因所造成。第四组：1、在各大媒体网站下载的有关襄城县2014年7、8月份旱情资料8页；2、《河南日报》有关襄城县旱情报道；3、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襄城县气象局证明一份，该组证据证明：1、2014年6至8月份襄城县是河南省干旱的重灾区之一，6月、7月、8月20日以前，降雨量突破60年最低，三个月根本没有有效降水；2、襄城县重旱造成该县数万亩秋作物绝收，以至于采取“丢车保卒”做法，引导群众主动放弃农作物，重点保证生活用水，从而说明2014年的旱灾应当属于特大自然灾害；3、原告所种植红薯产量低主要是因为旱灾所致；4、结合当时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条款，这样的自然灾害完全符合免除被告责任的条件。第五组：1、原告种植红薯地块的照片7张；2、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的《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该组证据主要证明：1、原告种植红薯地块类型及平整度，说明地质较差，且不具备灌溉条件；2、原告虽然让襄城县公证处对红薯产量进行了公证，但是这仅能代表原告划出的地块产量，不能代表全部地块产量。粮食测产要求选点具有代表性，且要求选取多片，每片选取多点，最后利用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原告所选取一片，很明显不具有代表性，即使进行过公证，也不能作为计算整体产量的有效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2014年6月2日签订编号为224-2的薯苗订购合同书和2014年6月2日委托付款凭证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有异议。被告认为：一、2014年6月16日签订的编号为224-2薯苗订购合同书及2014年6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22-＊＊-＊＊＊4-4薯苗订购合同书的签订者是王涛，王涛既非德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无德谷公司授权委托手续，故无权代表德谷公司签订合同。两份合同没有原告公司的盖章，违反合同生效条款约定，故合同尚未生效，还处于无效状态。所以这两份合同尚未生效，还处于无效状态。二、原告与崔某某的签订土地流转协议中涉及土地实际耕种者是襄城县利农物资公司，非本案原告。退一步讲，即使是原告耕种，但不能证明原告的种就是从被告处购的红薯苗。原告与襄城县山头店乡石湾村委的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同样不能证明种植的薯苗是从被告处购的红薯苗。有效薯苗订购合同所涉薯苗不能栽植300余地。总之，原告提交的土地流转协议不能证明原先所述种植的薯苗是从被告处订购的薯苗，不能说明从被告处购买的薯苗种在的所承包的土地上。三、对原告的提交的公证书证明目的有异议。公证工作记录缺乏抽样测产总面积。该公证只能是现场监督公证，不能作为测产依据，因为抽样明显是原告所选，且违反测产操作。测产要进行选取多片，而且每片要选取多点，被告抽样公证仅抽一片，所以违反操作不具有代表性，不能作为测算产量的依据。总之不能证明原告所种红薯产量，更不能说出现重大减产。四、原告的提交的2014年6月17日转账记录，只能代表王涛支付了其他合同的货款，不能代表已经付清第一次货款。
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质辩认为：被告认为原告德谷公司所承包土地种的不一定是被告提供的薯苗，但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公证书，说明原告确实在土地上种植了原告从被告出种植的薯苗，且出现重大减产现象。原告提交的公证书是根据公证规则进行抽样，符合法律规定，该公证书应该有效。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全都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薯苗款。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1、对山东省农业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颁发田间学校农民教师资格证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资格证书印章系复印的，无原件钢印；2、该证据系“棉花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农民田间学校农民教师资格证书”，是对棉花种植方面的证书，不能证明王春阁具有紫薯苗及淀粉薯苗的相关知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的焦点是被告提供给原告的薯苗有无质量问题，而不是被告法定代表人有无棉花专业知识问题，不能以被告法定代表人有一定的棉花专业知识来说明被告培育出来的薯苗就不会存在质量问题。二、1、李凡玲、许爱敏、许方学、刘顺娥分别出具的证明系证人证言，因其四人未出庭作证，根据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之规定，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法院不应采纳其证人证言。2、李凡玲、许爱敏、许方学、刘顺娥分别出具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证言只证明被告与他人之间的购买薯苗情况，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购买的薯苗不存在质量问题。应对证人证言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证人证言均没有提到被告提供给原告薯苗的质量没有问题。三、1、张某甲、宋某、周某、张某乙、杨某分别出具的证明系证人证言，因其五人未出庭，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之规定，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法院不应采纳其证人证言。2、张某甲、宋某、周某、张某乙、杨某分别出具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对证人周某的身份证有异议，根据相关规定，一代身份证早已失效。四、1、对《河南日报》有关襄城县旱情报道以及各大媒体网站下载的有关襄城县2014年7、8月份旱情资料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不能辨别真伪；该证据报道的只是秋收作物遇旱情况，不是红薯苗的生长期遇旱情况，且报道中亦提及农民加大抗旱灌溉。2、对法院调取的襄城县气象局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气象局的证明只能证明当时的天气状况，并不能证明该天气状况可以影响红薯苗的生长，更不能证明被告出售的薯苗不存在质量问题。许昌县干旱并不能说明襄城县就干旱，《河南日报》报道许昌县干旱，而没有报道襄城县干旱。说明襄城县干旱并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五、1、对被告拍摄的种植红薯地块的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照片系电子证据，无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2、对拍摄照片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照片不能证明其拍摄的土地就是原告所种植红薯的土地，并不能证明原告所种红薯的土地的地质差，更不能证明被告所售的薯苗不存在质量问题。3、对被告提交的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的《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提交的系部分规定，不是全部，农业部颁发的是高产粮验收办法不是所有的农作物测产方法。原告提交的公证书是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多点取样作出，具有合法性。应予以采纳。
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质辩认为：1、关于资格证书，虽是对棉花种植方面的证书，但可以说明法人代表具有一定的农业知识。资格证书的印章是钢印，农业局有备案，可以查询。2、证人证言是其真实情况的表达，证人并不一定到庭接受质询后，证言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3、关于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每一个证据孤单看都没有联系，只有形成链条，才能更清楚的查明案件的事实。被告的证据，每个证据证明案件的一个环节，连贯起来就具有关联性，在被告公司的工人可以证明原告购买的薯苗与其他客户的薯苗都是出于同一棚，其他客户的红薯苗都没有质量问题。4、关于网站和《河南日报》的报道，《河南日报》虽然所写是许昌，但是与襄城同属一个市，且相离较近，旱情基本一致。原告怀疑网站的真实性，在网络上可以随时点击查看。5、关于农业部印发的《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应该适用于原告。原告认为不适合，这是因为原告缺乏专业农业认识。农作物测产要有专业的测产部门，即使操作不规范也应满足基本的要求，基本要求是：选取多片，从多片选择多点进行测产计算。6、高产创建测产是基本知识，并非像公证处那样，仅选取一片测算农作物的产量，应结合农作物种植地势以及土壤的土质，公证处仅选取一款土地是不能测量出每亩的产量值，所以，即使有公证处的证明同样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由此可见公证处人员不懂抽检规则，有悖农作物的自然规律。由此说明公正书测产不公正，所以不能作为测产的依据。7、被告提交的证据有些是直接证据，有些是旁证，旁证不一定不是证据，原告对襄城县气象局的证明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
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2014年6月16日签订的编号为224-2薯苗订购合同书及2014年6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22-DG-2014-4薯苗订购合同书上虽然没有加盖原告德谷公司的印章，但在这两份合同书的首页上，均写有购薯苗的一方的公司为德谷公司，且涉案三份合同均有德谷公司的职员王涛亲自签字承办，被告在与王涛签订这两份合同时，对王涛在合同书的首页上写德谷公司为购货方时，并未提出质疑，故被告对原告提交的2014年6月16日签订的编号为224-2薯苗订购合同书及2014年6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22-DG-2014-4薯苗订购合同书所持异议不成立，本院对这两份合同及原告的提交的2014年6月17日转账记录予以采信。原告未提供出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合同的薯苗栽培在其与襄城县山头店乡石湾村民委员会及崔六欣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协议上的土地上，被告对原告的主张又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两份农村土地流转协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因而原告提交的2014年11月17日（2014）襄证民字第1198号公证书及被告提交的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的《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缺乏与本案的密切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及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密切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密切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被告于2014年6月2日、6月16日、6月22日就薯苗购销分别签订了薯苗订购合同书，双方在合同中就薯苗的种类、数量、价格、薯苗的质量、付款方式、供货时间、违约责任及争议处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为：1、原告为薯苗订购方，即甲方，被告为薯苗供货方，即乙方。2、原、被告在2014年6月2日的订购合同书中约定购销紫薯苗的数量为50万颗，价格为0.18元／颗；五彩薯苗的数量为4万颗，价格为0.18元／颗。原、被告在2014年6月16日的订购合同书中约定购销紫薯苗的数量为14万颗，价格为0.13元／颗；红香蕉薯苗的数量为15万颗，价格为0.08元／颗。合同还约定双方购销薯苗具体数量应以甲方具体种植情况为准，甲方享有按合同原有价格和付款方式续约的权利，但2014年6月2日及6月16日的订购合同书约定订购薯苗的总数不得少于50万颗；6月22日的订购合同书约定订购薯苗的总数不得少于20万颗。3、乙方保证所供薯苗为甲方指定薯苗，无病苗、死苗、烂苗，无其他品种薯苗，规格是有根、脱毒。4、甲方在按照乙方所提供的生产管理条件下，乙方保证所购紫薯苗的平均产量在1000公斤／亩至1500公斤／亩，淀粉薯的平均产量在2500公斤／亩至3000公斤／亩。在无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下，若出现重大减产、少产、不产现象（产量低于所保产量最低总额的80﹪），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索赔。索赔额为甲方损失的30﹪-50﹪。5、甲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向乙方支付预付金，2014年6月2日及6月16日的订购合同书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全款的30％的预付金；6月22日的订购合同书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全款的80％的预付金，在乙方收到甲方的定金后，合同产生法律效力。6、甲方在接受乙方的薯苗时，2014年6月2日的订购合同书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全部账款的65％；2014年6月16日的订购合同书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全部账款的80％。7、甲方在收获后3日内向乙方结清全部账款，其中在2014年6月16日及6月22日的订购合同书约定甲方在与乙方结算全部账款时，甲方少付1万元的货款。在履行6月16日的订购合同书中，原告实收到被告的紫薯苗21.23万颗，淀粉薯苗24万颗。原告在2014年6月2日和6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支付给被告薯苗款5.85万元。襄城县2014年6-8月份降水偏少，出现干旱。
本院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对自己的主张虽提供了一些证据，但这些证据仅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薯苗买卖交易，对一系列问题，比如原告对涉案合同的薯苗是自己直接栽种还是转手卖掉；如薯苗属于原告自己栽种，栽种了多少，栽种在何处，栽种的土地是否适合种植薯类；原告是否按照薯苗种植技术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了适时栽种、有效管理；遇到自然灾害时，原告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进行防范；原告种植的不同薯类各多少亩，各共收获多少公斤；原告对自己主张的损失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这些问题，原告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均未提供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因而，原告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撑，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原告德谷公司在诉讼中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准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河南德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50元，由原告河南德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716元，其余134元退回原告河南德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广潮
审判员 杜 峰
审判员 李改云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梁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