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14民终11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侯保满，男，汉族，1974年2月13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梅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远强，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誉，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辉翔，男，汉族，1983年7月1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梅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广球，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保满因与被上诉人林辉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17）粤1403民初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侯保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远强、郑誉，被上诉人林辉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广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保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本案诉讼主体，违反法定程序。首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情况表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另外涉及戴伟强、李诚、李浩玉等人，且购机款项也都有经由戴伟强、李诚等人之手，最后汇入李浩玉的账户，表明上述三人对查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键性的帮助，但是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将上述三人追加为本案的参与人，属于典型的遗漏诉讼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其次，无论本案为何种合同性质，戴伟强、李诚与李浩玉均有在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过程中获益，且最终购机款项流入了李浩玉的手中，本案的最终判决直接关系到上述三人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追加上述三人为诉讼参与人。再者，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均确认被上诉人让公司股东罗启发代表被上诉人购买挖掘机，并全程由罗启发与上诉人沟通协调全部交易事宜，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有责任将罗启发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未主动追加，显然属于遗漏诉讼主体。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本案上诉人只是中介，而非出卖人。首先，从实际交易的履行过程来说。被上诉人公司股东罗启发将被上诉人想要购买挖掘机的意愿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平时是经营维修挖掘机修理厂，偶尔客串中介替人介绍挖掘机买卖，赚取佣金，罗启发找到上诉人，上诉人找到戴伟强，又由戴伟强联系李诚，李诚再去联系挖掘机实际占有人李浩玉，也是最终由实际占有人李浩玉负责将挖掘机送到梅州，交给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验收。从上述整个事实来看，本案的实际买卖双方是被上诉人以及李浩玉，而非上诉人。上诉人、戴伟强、李诚均只是中介角色。其次，从实际的购机款流入情况来看。被上诉人于2017年5月3日、5月5日分别汇入购机款700000元、40000元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又在同日内（即2017年5月3日）将700000元分三笔转给了李诚，李诚于2017年5月3日、5月4日分别转了20000元、680000元给实际的卖家李浩玉，可见，购机款实际最终是给了李浩玉，而非本案的上诉人，实际的买卖合同双方为被上诉人与李浩玉，上诉人是以中介的身份参与本次交易。再者，根据上诉人与罗启发、戴伟强间的聊天记录上看，上诉人只是作为一个传话筒，戴伟强将挖掘机的信息发给上诉人，上诉人即刻将信息发给罗启发，且多次将自己与戴伟强的聊天记录直接转发给罗启发，最后付款的时候，也是将李诚的银行卡号直接提供给罗启发和被上诉人，要求将款项直接转给李诚。表明上诉人已经在交易过程中披露了实际出卖方的信息以及其他中介，也要求被上诉人将购机款直接转给李诚，最后自己转过去也是应被上诉人的指令。（二）被上诉人知晓该机器为抵押机。从上诉人与本案被上诉人委托购买挖掘机的罗启发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表明，上诉人有将挖掘机的行驶证发给了罗启发，上面明确载明所有人为青岛淳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而非本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称上诉人有一台挖掘机相矛盾。符合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挖掘机的信息，被上诉人同意交易，委托上诉人继续代为沟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而非买卖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纵览整个交易过程，上诉人充当的是个“传话筒”的角色，甚至贪图方便，直接把自己和另外一个中介戴伟强的聊天记录压缩发给被上诉人委托的罗启发，也曾要求罗启发及被上诉人直接将购机款汇给李诚，符合法律规定的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的表现形式。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买卖合同，依据的是，被上诉人将购机款700000元直接转给了上诉人，但忽略了该款同日内又立即转给了李诚，而李诚又汇给了实际卖家李浩玉的事实，并且上诉人也将李诚的账户提供给了被上诉人及罗启发，罗启发也回复“收到”。表明一开始上诉人就没有收取该笔款的意思表示，只是因为收到被上诉人的指令，收到购机款立马转给了李诚，并且最终事实也是李浩玉收取了这笔购机款，而非被上诉人。可见买受人实际支付价款的对象是李浩玉，而非上诉人，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成立要件。既然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买卖合同，自然不存在是否无权处分的问题，上诉人也无义务审查挖掘机的权属情况，一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林辉翔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侯保满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林辉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关于购买挖掘机的口头合同；2、依法判决被告立即退还原告购买挖掘机款人民币740000元；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7日，原告林辉翔公司的股东罗启发代表原告，向被告侯保满提出想购买一台挖掘机。后被告与案外人戴伟强联系，戴伟强再与案外人李诚联系，李诚最后与案外人李浩玉联系，将李浩玉处的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360H-5G，机架号为DDEB2P300419）卖给原告。原告与被告约定购机款为740000元，原告遂在2017年5月3日将700000元转到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36），2017年5月5日再转账40000元到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62×××36）。戴伟强与李诚商谈的挖掘机购买价格为700000元，戴伟强遂指示被告在2017年5月3日分别转账20000元、500000元和180000元到李诚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7）。李诚最后与李浩玉商定挖掘机的购买价格为700000元，并由李浩玉负责把挖掘机运至梅州，李诚在2017年5月3日收到被告转账的20000元后于同日向李浩玉转账20000元；在2017年5月4日收到另两笔转账500000元和180000元后，于2017年5月4日再分别转账50000元和630000元给李浩玉。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运至被告处后，经原、被告验收后，被告于2017年5月8日在被告处将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交付给原告。在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的交易过程中，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合同，仅是口头约定。2017年5月19日凌晨，本案涉案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被济南睿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从梅州市梅县扶大高新区所里村山水名都施工工地运走。原告为此以抢劫案向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分局报警。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分局经审查认为，根据报案人所述并经侦查发现属债权纠纷，不符合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并作出梅公不立字（2017）0002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一审庭审中，原、被告确认，原告未与案外人戴伟强、李诚、李浩玉协商过挖掘机的购买事宜，且被告称都是通过其来协商。被告亦表示对涉案挖掘机的权属并未审查。根据辽宁恒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交给公安机关的《融资租赁合同（个人版）》显示，涉案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系由日立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出租人出租给承租人杨旭东，并于2014年8月22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辽宁恒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给公安机关的日立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日立建机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基本协议》及《明细》显示，日立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将本案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的债权转让给日立建机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辽宁恒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6日提供给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显示，杨旭东未按照融资合同履行，导致严重欠款，日立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将本案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的债权转让给日立建机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日立建机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委托辽宁恒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对杨旭东进行清收逾期欠款和回收设备；辽宁恒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委托济南睿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广东省××××区对该设备进行收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侯保满的行为是否属于居间合同关系；原告林辉翔与被告侯保满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被告侯保满的行为是否属于居间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未与案外人戴伟强、李诚、李浩玉协商过挖掘机的购买事宜，且被告称都是通过其来协商。可以认定被告并非向原告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是被告与上述案外人直接协商。一审庭审中，被告表示原告口头指使其将700000元转给案外人李诚，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则予以否认，不予认定。故被告的行为并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林辉翔与被告侯保满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庭审中，原、被告确认是在被告处将挖掘机交付给原告的。被告则认为是因为原告委托被告维修，但又称对挖掘机进行了维修，未收取维修费，与常理不符，对被告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挖掘机的购买款740000元，亦是被告将挖掘机交付给原告的，应认定原、被告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系买受人，被告系出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审庭审中，被告表示对涉案挖掘机的权属并未审查，而根据辽宁恒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融资租赁合同（个人版）》、《基本协议》及《明细》、《情况说明》可以认定被告向原告出售涉案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时并未取得挖掘机的处分权，且被告亦当庭承认并未审查涉案挖掘机的权属证明。因此被告未尽到审查出卖物权属的义务，被告向原告出卖的挖掘机，被告并无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被告将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出售给原告，并未得到所有权人的追认，故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是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被告应将740000元返还给原告。由于涉案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被所有权人取回，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林辉翔与被告侯保满订立的挖掘机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被告侯保满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740000元给原告林辉翔。案件受理费11200元，减半收取5600元，由被告侯保满负担。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侯保满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主体资格。2、林辉翔询问笔录，证明被上诉人在笔录中多次提及“被上诉人”是中介，表明认可上诉人的中介身份；被上诉人亦知晓上诉人非机主，真正的出卖人是在山东，也与本案事实相符。3、李浩玉询问笔录，证明李浩玉为本案涉案挖掘机的机主，也是由其卖给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700000元的购机款也由李诚汇入其账户，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4、戴伟强询问笔录，证明上诉人并非原机主，而是买方的介绍人，即属于中介；戴伟强也实际收取了10000元的中介费，并转了10000元的中介费给李诚，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5、李诚的询问笔录，证明李诚认可自身的中介身份，也收取了10000元的中介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6、上诉人与罗启发微信聊天记录。7、上诉人与戴伟强聊天记录，上述证据6—7证明上诉人在本案中为中介身份，并向罗启发披露另一中介“戴伟强”及“李诚”等人的信息；上诉人曾要求罗启发将购机款直接打入中介“李诚”的银行账户，后应被上诉人要求，才由上诉人代为汇入李诚账户。8、上诉人银行流水清单，证明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代为将购机款直接汇入李诚账户；上诉人向另一中介戴伟强汇入中介服务费20000元。9、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10、维修清单（即“结算单”），上述证据9—10证明上诉人是应被上诉人要求，将涉案挖掘机进行维修，维修完毕后，2017年5月8日交给被上诉人。林辉翔对侯保满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林辉翔的笔录十分明确说明是向侯保满购买。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李浩玉在该笔录中并没有说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而是与侯保满之间发生买卖关系，挖掘机到梅县亲自交给了买主，实际上真正的买主并不是其本人，而是交给上诉人。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戴伟强的笔录只能证明上诉人与戴伟强之间发生了法律关系，而被上诉人与戴伟强之间是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与证据4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6、7没有原件，故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明明白白将全部购机款74万元支付至上诉人的账户，至于上诉人其收到购机款后，要支付给原机主多少钱是上诉人的权利，不能说是代为汇入李诚账户，因并不是代付，而是直接支付，其付款用途也并没有对此说明。证据9、10，其没有欠维修费，实际上是上诉人收到挖掘机后，为了卖相更好，将收到的二手机整修后交给买方，维修费及项目并不能证明其欠上诉人维修费，通常做二手车、二手机都是自行先整修好后卖给买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二审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双方属居间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2、是否应追加戴伟强、李诚、李浩玉、罗启发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对于焦点1。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林辉翔未与案外人戴伟强、李诚、李浩玉协商过挖掘机的买卖事宜，且侯保满称都是通过其来协商。可见，侯保满并非向林辉翔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是侯保满与上述案外人直接协商。林辉翔将购买挖掘机（型号为日立牌ZXxxxH-5G，机架号为DDEB2P300xxx）的740000元直接汇入侯保满的账户，侯保满称依林辉翔的委托其将740000元中的700000元汇给案外人李诚，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林辉翔又予以否认，本院不予认定。侯保满在二审中提供的10份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在林辉翔购买本案所涉挖掘机过程中，只起到中介作用。侯保满上诉称双方为居间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难以认定侯保满与林辉翔之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可认定双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鉴于侯保满对案涉挖掘机无处分权又未得到所有权人的追认而认定双方买卖合同无效，判令侯保满返还740000元给林辉翔，并无不当。对于焦点2。本院认定侯保满与林辉翔之间属于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买卖合同双方才是本案当事人。即使能够认定侯保满与林辉翔之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则林辉翔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也无需追加戴伟强、李诚、李浩玉、罗启发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侯保满上诉要求追加戴伟强、李诚、李浩玉、罗启发为本案当事人，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侯保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0元（已由侯保满预交），由上诉人侯保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代理审判员  黄基烽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陈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