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京01行初464号原告郝玉升，男，1975年9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代理人范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丛丛，女，1987年5月18日出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3号。法定代表人苗X，部长。委托代理人马慧琴，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人员。原告郝玉升不服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作出的工信复驳字〔2017〕第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郝玉升及其委托代理人范辰、陈丛丛，被告工信部的委托代理人马慧琴、徐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月4日，原告郝玉升因不服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经信委）作出的鄂经信函〔2014〕99号《关于同意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变更事项的批复》（以下简称99号批复），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99号批复关于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行政许可决定。2017年3月30日，被告作出被诉决定，认定郝玉升既非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也非股东，与湖北经信委对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事项作出的批复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郝玉升主张的其权益受侵害的事实是由于其与他人的民事纠纷或相关刑事犯罪造成。因此其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驳回郝玉升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诉称：一、湖北经信委在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设立过程中未严格审核公司资质，在该公司存在明显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同意设立该公司，造成了严重后果。2013年7月17日，原告与案外人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就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原告持有85%的股份，袁达浒持有5%的股份，罗凯持有5%的股份，雷建东持有5%的股份。2014年3月20日，湖北经信委作出99号批复，同意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袁达浒变更为余宝玲；股东股权变更为余宝玲占比85%，袁达浒、罗凯、雷建东各占比5%，同意该公司按上述变更内容相应变更公司章程。2014年7月，郝玉升指派余宝玲与罗凯、袁达浒、雷建东、姜雷、肖黎、谈芳、夏威、徐大苗就履行《股份转让合同》事宜签订《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余宝玲代郝玉升持有丰达担保公司85%的股权，郝玉升通过余宝玲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款114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并没有真正履行，转让方通过虚假出资、抽逃资金的方式，注册湖北丰达凯莱投资有限公司，两次虚假增资10,000万元，向湖北经信委提交虚假签名、虚假内容的申请材料。湖北经信委未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严格审核，违反法律规定同意设立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展担保业务，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28）（以下简称涉案许可证）。原告及代持人余宝玲基于对上述许可证的信赖，与罗凯、袁达浒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了85%的股权，但因该公司由于违法行为无法经营，造成了原告被诈骗1140万元及余宝玲投江自尽的严重后果。二、2016年9月12日，原告向湖北经信委提交《关于吊销湖北丰达凯莱担保有限公司的请求》，请求湖北经信委吊销颁发给丰达担保公司的涉案许可证，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经信委鄂经信函（2011）181号、（2012）1号、（2014）99号文件中，有关同意设立丰达担保公司及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袁达浒变更为余宝玲以及股东股权变更等行政决定。2016年12月13日，湖北经信委向原告作出《关于郝玉升先生举报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调查处理情况的答复》，称“丰达凯莱申请材料齐全，我委审批程序合法合规，我委不能作出你举报材料中请求的决定”。2016年12月28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2015年12月3日，罗凯、袁达浒、雷建东、肖黎、夏威、谈芳、姜雷、徐大苗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要求支付390万元受让丰达担保公司股权的转让款，并申请法院查封原告名下的资产。2015年12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汉阳民三初字第01036号民事裁定书，随后汉阳法院查封了原告名下所有的固定资产。2017年4月12日，汉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汉阳民三初字第01036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为丰达担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此可以证明，被诉决定书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于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湖北经信委文件（鄂经信函[2011]181号）；2.湖北经信委文件（鄂经信函[2012]1号）；3.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机构编码：×××28）；4.99号批复；证据1-4用于证明湖北经信委对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设立、变更作出行政许可；5.关于吊销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的请求；6.关于郝玉升先生举报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调查处理情况的答复；7.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5-7用于证明原告申请吊销涉案许可证及申请行政复议；8.股份转让合同；9.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转让补充协议；10.协议书；11.收条；12.承诺书；13.民事起诉状；14.传票、应诉通知书；15.情况说明；16.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诉讼保全信息提示卡；17.（2015）鄂汉阳民三初字第01036号民事裁定书；18.（2015）鄂汉阳民三初字第01036号民事判决书。证据8-18用于证明原告系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该公司及湖北经信委的行政答复具有利害关系。被告辩称：一、被诉决定的作出程序合法。二、原告既非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也非股东，与湖北经信委对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事项作出的批复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主张其权益受侵害的事实是由于其与他人的民事纠纷或相关刑事犯罪造成。因此其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综上，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书；4.延期审理通知书（工信复延字[2017]第2号）及邮寄凭证；5.被诉决定的邮寄凭证。上述证据用于证明被诉决定作出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被告不认可原告证据8-12、15的真实性，同时认为原告证据13、14、16-18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经审查，被告证据1-5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证明其证明事项，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证据10-12、15系原告自行提供，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0日，湖北经信委作出99号批复，同意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袁达浒变更为余宝玲；股东股权由罗凯占比30%，袁达浒占比25%，雷建东占比20%，姜雷占比11%，肖黎、谈芳各占5%，徐大苗、夏威各占2%，，变更为余宝玲占比85%，袁达浒、罗凯、雷建东各占比5%，同意该公司按上述变更内容相应变更公司章程。2017年1月4日，原告针对99号批复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3月1日，被告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工信复延字〔2017〕第2号），决定延期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7年3月30日，被告作出被诉决定，并送达原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应当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99号批复系湖北经信委针对武汉经信委报告事项的批复，同意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股权的变更。原告既非湖北丰达凯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非股东，其与99号批复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以其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由主张利害关系，但原告是否为实际控制人及与其他股东的关系均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以此为由主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理由并不充分，故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被诉决定认定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作出被诉决定履行了相关程序，其行政程序并无违法之处。综上，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理由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郝玉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郝玉升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浩锋代理审判员  李 茜人民陪审员  白淑香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武秀绘书 记 员  刘明慧书 记 员  张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