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3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广先，男，196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四梅，女，197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系上诉人廖广先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亚军，男，199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系上诉人廖广先之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倩文，女，199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系上诉人廖广先之女。
以上4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江，湖北兴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广先，身份信息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道朝阳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道朝阳村。
法定代表人：张响云，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华，湖北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福，湖北天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因与被上诉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道朝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1民初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案情不复杂，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双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1.分配方案按照1989年的人数95人计算是不准确的，很多人说不定已经死亡；土地进行过几轮承包，凭什么唯独以1989年的人数为依据？2.分配方案事关重大，应当召开村民大会而不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且代表大会的召开无会议纪要，代表的产生不明确，证明开过会的证据有问题。3.我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是7.7亩，村委会仅按1.6亩来分，我其他亩数的经营权被剥夺了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村委会补偿自己土地征收补偿款49.51万元。
朝阳村委会答辩称，1.村里土地经过几轮承包，1982年至1983年第一次土地承包，1989年小范围调整，1997年至1998年二轮延包，2005年发证。按1989年来补偿是因为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2.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程序合法。3.1989年上诉人一家6口，一家土地约7.8亩。1997年因廖广先是小组长，把7.7亩土地写在自己一家（廖广先及其妻子、儿子、女儿）名下，没有写其弟弟、弟媳和两个妹妹的名字。但是实质上其弟弟、弟媳和两个妹妹应该分得土地。4.青苗及地面附着物的补偿原则是：地面有附着物的就补偿，没有就不补偿。5.社保这一块的补偿已经支付给了上诉人。6.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由集体决策如何使用。政府给每亩8.3万元的补偿费包含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只有每亩2.6万土地补偿费是村委会能自由处分的。
廖广先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朝阳村委会向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45.66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地区城改征地工作启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作为甲方）与朝阳村委会（作为乙方）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约定：“一、土地征用。1、……乙方同意甲方整体征用位于未来科技城范围内土地，土地面积约4,230亩，2、……，经双方协商征地补偿（含土地补偿费及劳动力安置补助费）价格确定为每亩2.066万元，……，二、征地范围内青、鱼苗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及其他有关设施的补偿。5、……，以下附着物、设施等朝阳村委会包干补偿，即根据乙方实际交付甲方的集体土地面积，按每亩0.6万元进行包干补偿，……，6、为支持村集体发展和农民养老保险的支付，甲方根据乙方实际交付甲方的集体土地面积，按每亩5.634万元进行包干补偿，此项补偿总额约为23,831.82万元，此项补偿包括村级发展费用，农民养老保险缴纳费用等。……”协议签订后，相关补偿费均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转入左岭街道政府账户，由朝阳村委会负责统计本村人员应得补偿款并登记造册后，再由左岭街道政府将对应金额存折通过朝阳村委会发放给村民个人。
2012年至2013年，朝阳村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制定了《朝阳村“城中村”改造关于村民认定、参保人员基本条件及标准的实施方案》、《朝阳村地面附着物补偿方案》、《朝阳村土地补偿及劳动力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对土地被征用的村民明确了相关补偿标准，其中《朝阳村土地补偿及劳动力安置补偿实施方案》规定：“就土地补偿劳动力安置补偿有关事项，提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按当时每组二轮延包人均承包面积家庭承包总和，每亩按2.06万元进行补偿，……。”后朝阳村十组对土地款领取名单进行了公示，该组除廖广先一户外，其他村民按户均签字予以认可。
另查明，朝阳村上廖湾十组1989年分田到户时在册人口为95人，当时廖广先与其母亲熊月英及弟弟、妹妹共6人为一户。2005年农村完善二轮承包时，廖广先作为承包方代表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共有人为4人，分别为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承包面积为7.7亩。除廖广先愿意参加社保外，因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不愿参加社保，2014年6月27日，3人分别与朝阳村委会签订了《协议书》，由朝阳村委会将社会保障费用一次性发放给上述3人，共计107,444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农村土地被征用后，该土地原承包权人所应享有的补偿项目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是针对土地所有权给予的补偿，该项补偿归集体所有。安置补助费是针对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为保障其被征土地后的生活来源给予的一种生活安置性补偿，该项补偿归土地承包权人。本案中，1、关于土地补偿费，该项补偿应归享有土地所有权××集体组织××村所有，由朝阳村委会负责具体管理和使用，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故法院对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要求朝阳村委会支付土地补偿费的诉请不予支持。2、关于安置补助费，根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与朝阳村委会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中约定，经双方协商征地补偿（含土地补偿费及劳动力安置补助费）价格确定为每亩2.066万元，2013年8月5日，朝阳村代表大会通过的《朝阳村土地补偿及劳动力安置补偿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规定，按当时每组二轮延包人均承包面积家庭承包总和，每亩按2.06万元进行补偿。朝阳村委会也已要求上廖湾十组按此标准进行了登记造册和公示，除廖广先一户外，该组其他承包户代表均已签字认可，该款项已发放。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认为，该《实施方案》未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因朝阳村委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全村土地征用后涉及的土地补偿及劳动力安置补偿等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并经大多数村民代表签字同意，形成了《实施方案》，并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绝大部分村民事后也签字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故对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认为《实施方案》涉嫌违法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其要求按享有7.7亩、每亩4.07万元的标准支付安置补助费的诉请不予支持。同时，根据朝阳村委会的核算，廖广先应获安置补助费32,960元（2.06万元/亩×1.6亩）。根据《实施方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安置补助费应在公亩中进行核算补偿并于下一步公示，故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的安置补助费可待结果公示后再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一并处理。3、关于青苗补偿费，根据《征地补偿协议》约定，按每亩0.6万元进行包干补偿（包括树木和其他各类青、鱼苗、公共设施、村级道路），故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要求的青苗补偿费应根据其实际损失计算，但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并未提交其具体青苗损失数额的证据，故对其要求另支付青苗补偿费的诉请不予支持。
另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起诉时要求法院调查取证以下项目：1、调查朝阳村委会向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账户发放部分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情况；2、申请法院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调取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征收土地公告[2012]第053号、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征收土地承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2]0531号两份文件的原件；3、调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将补偿款支付给朝阳村委会的证据。因第一项申请调查事项，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已当庭表示不需要调查；第二项申请调查事项，法院已对上述两份文件的复印件真实性予以认定；第三项申请调查事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将补偿款转入左岭街道政府相关账户，并非由朝阳村委会直接占有和发放，故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的调查申请，法院认为无调查收集必要，对该调查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判决：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道朝阳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广先支付安置补助费32,960元；二、驳回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1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75元，由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共同负担3,763元，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道朝阳村村民委员会负担31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在上诉请求中将一审时的45.66万元变更为49.51万元。
二审期间，廖广先对村委会召开代表大会出席人员有异议，认为存在造假，但没有提出具体造假的名单及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989年时，廖广先家庭的户籍在册人为6人，廖广先所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其担任该组组长时利用组长的职务便利，将其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由原6人（廖广先及其母、弟、弟媳、2个妹妹）变更成了新的上诉人4人（廖广先及其妻、子、女），每人1.3亩，鉴于该组的土地数量有富余，最后核算成该组人均按1.6亩补偿。本院二审时，朝阳村公亩的补偿已经分配完毕。上诉人中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均在公亩的分配方案名单之列。廖广先原户籍上的6人均在私亩的补偿方案中，包括已经去世的廖广先的母亲，其补偿款已由廖广先的弟弟廖建兴领取。
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三点上诉理由是否成立是本案的焦点。
关于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村民代表大会按照1989年的在册人数决定分配方案，是村民代表大会自治范围内的权限。此后即使有村民亡故，并不影响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且“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安排，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按1989年的在册人数分配，符合国家的这一重要土地制度安排，故该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上诉人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本案事宜应当召开村民大会而不是村民代表大会，该说法没有法律依据。村民代表大会形成决议后有代表签字的证据在卷，上诉人认为签字有假，应当逐一提出证据甄别，该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上诉人提不出证据而质疑代表大会的合法性，理由不充分。且当时在册的95人除廖广先及其一个妹妹外，其他93人均已领取相关补偿，其领款行为表明了对村民代表大会的程序及其决议的认可。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也不成立。
关于上诉人的第三点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权证上的土地亩数是7.7亩，该7.7亩的分配权益没有任何减损，而是由1989年廖广先家在册而没有参与本案诉讼的熊月英、廖建兴、王爱霞、廖幼情、廖幼梅享有了。本案4名上诉人中，曹四梅是后来嫁来之人，廖亚军和廖倩文是后来出生人员，此3人于1989年均不在册。故本案中只能支持廖广先一人的亩数利益。如果在本案中支持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的亩数请求，既不符合国家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也将导致廖家领取双份的补偿利益。故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至于当事人在上诉状中要求村里补偿49.51万元，其依据是将每亩全部的补偿款8.3万元乘以7.7亩，扣除有关的社保费用后而算出来的。该计算方法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不是分给本人，而是给村里，上诉人能够享有的仅是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因其土地上没有附着物，也领取了安置补助费，故上诉人仍要求按49.51万元补偿没有依据。
综上所述，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75元，由上诉人廖广先、曹四梅、廖亚军、廖倩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童 新
审判员 叶玉宝
审判员 张 红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