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7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某，男，汉族，1972年10月15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汉族，1975年10月2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赵丽美，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赋，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2民初4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李某、邱某于2013年9月4日在珠海市香洲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做如下约定：1.位于珠海市××房的产权归女方（李某）所有，待离婚手续办妥30天之内男方（邱某）协助女方办理过户等一切手续。2.位于珠海市××大道西××225商铺（金泉花园），按房产证为男方占70%、女方占30%，按此比例分割，男方于每月10号前将每月租金的30%交付给女方。3.位于珠海市××××单元303的房屋，归男方父母所有及使用，与双方无关。4.男方名下的车辆广本雅阁一台，归男方所有。5.除上述财产外，男女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及物品（如存款、保险、家庭用品等）归各自所有。6.离婚手续办理后，男方补偿女方生活费用20万元，其中在离婚手续办理后五天内支付5万元，在2013年10月31日前支付5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10万元。双方离婚后，邱某已支付李某生活费用5万元，其余15万元未付。225号商铺产权登记为邱某占70%，李某占30%。2013年3月17日，邱某与案外人刘海源、珠海欣海贸易公司就225号商铺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3年3月22日至2016年3月21日，租金每月4000元。租赁期间发生的自用水电、公用水电分摊、物业管理、生活垃圾处理费等费用由承租人每月10日前向小区物业管理处交纳。租赁期间，承租人中途擅自退租的，不退还已支付的保证金8000元。2015年12月18日，邱某与案外人李建平就225号商铺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为2015年12月18日至2016年12月31日，自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租金，租金每月4600元，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由承租人负担。225商铺现实际由李建平承租。李某、邱某在庭审中确认商铺现值为190万元。李某提交了2015年10月20日交寄的EMS特快专递及《催告函》各一份。《催告函》内容为要求邱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用15万元及租金。特快专递填写的收件人为邱某，手机号码138××××9997，单位名称广和律师事务所，地址珠海市拱北水湾路386号南方证券大厦7楼，内件品名为催款函。投递员注明“22/10上门收件人拒收，9：48。”改退批条注明退件原因为收件人拒收邮件。李某主张自己曾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催告邱某付款，但其一直拖延未支付，遂以特快专递方式发出《催告函》，但因邱某拒收被退回。邱某称未收到该特快专递，认可广和律师事务所是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地址确在珠海市××楼，但其主张水湾路386号在珠海市吉大而非拱北，且大厦名称已改为中投证券大厦。138××××9997是邱某当时使用的手机号码，但其认为邮寄单上书写的手机号码最后一位更像反括号“）”，看不清是数字“7”。
邱某主张承租人刘海源、珠海欣海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年底提出解除合同，后实际于2015年6月提前解除合同，225号商铺在2015年8月至12月期间没有租金收入（没收押金8000元用于抵扣6月、7月租金）。邱某为此提交了《金泉花园二期收费情况明细列表》（下称《列表》）及发票两张，《列表》注明2015年8月至12月225商铺应交的管理费、垃圾处理费、公用电费等情况，客户名称为“珠海欣海贸（易有限公司）”，发票为225商铺2015年8-12月物业管理费及代收（2015年）7月-11月电费（18281度-18584度）363元，付款方名称为“（单位）225商铺”。邱某认为因其持有发票，可证明是其交纳了2015年8月至12月的物业管理费，又因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间物业管理费由承租人直接向物业管理公司逐月支付，故证明此期间租赁合同已终止履行。李某质证认为《列表》注明的客户是原承租人珠海欣海贸易公司，不能证明2015年8月至12月无租金收益。除李某自认已支付的1万元外，邱某主张另支付了租金5000元，但未举证证明。李某对此不认可。李某主张2014年1月至2015年11月租金按4000元/月计算，2015年12月起按4600元/月计算。邱某对每月租金金额无异议，但称按照与承租人李建平的租赁合同，2015年12月为免租期，租金自2016年1月1日计算。邱某提交了酒柜照片，拟证明其存放有物品于李某处被李某据为己有，故其不应支付生活费用的逾期付款利息。李某称离婚后邱某已委托其父亲将其个人物品搬走，对邱某主张的证明事项不认可。邱某提交案外人卓志坚结婚证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复印证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拟证明李某在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李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也无法证明李某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
另查明，邱某于2016年7月1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请求为：1.对李某恶意隐瞒婚内财产即扬名广场二楼2150号商铺以6：4进行分割；2.对上述商铺自2006年7月至2016年6月共十年租金收益按照6：4进行分割；3.对李某出资购买翠微西路××房所应占的份额进行分割（具体份额以调查取证为准）；4.对李某独自私吞儿子名下两份保险收益进行分割（具体以查证为准）；5.对李某在离婚后明显超出其收入水平用于购买房屋的121万元价值的房产按6：4进行分割；6.李某赔偿因离婚时扣留财物导致的损失45000元；7.诉讼费由李某负担。原审法院以（2016）粤0402民初5915号立案受理，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争议焦点有三：一是邱某是否应支付李某生活费用15万元及逾期利息；二是邱某应支付李某的租金金额；三是是否应对225号商铺进行析产。对争议焦点一。（一）关于5万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李某发出的特快专递，注明了准确的收件人姓名、地址、单位名称，足以使投递员成功上门投递。从快递单书写内容看，电话号码最后一位清晰可辨为数字“7”而非邱某所称的反括号“）”。国内手机号码为11位数，如最后一位为“）”，则仅剩10位数，不是完整的手机号码，且书写的手机号第一位数前并没有正括号“（”，在数字末不应出现反括号“）”，邱某关于最后一位数易被误认为反括号“）”的推断明显不合常理，不予采纳。从快递单上注明的投递情况看，也证明快递员事实上已经在2015年10月22日上门投递，退件原因是邱某拒收而非寄件人书写不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李某、邱某《离婚协议书》约定的生活费用20万元，最后一期支付期限为2014年12月31日之前，5万元的诉讼时效亦应自2014年12月31日而非5万元支付期限届满的2013年10月31日起算。李某发送特快专递信件给邱某并注明内件名称为“催款函”，邱某在快递员上门投递时拒收，应视为信件已到达邱某，诉讼时效于2015年10月22日中断。李某于2016年5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邱某对5万元生活费用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二）关于15万元是否应当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李某要求邱某履行双方离婚协议中的约定，支付未付的15万元生活费用，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予以支持。邱某称李某离婚后经济状况优越、支付生活费用不公平等事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作为拒绝履行离婚协议约定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不予采纳。（三）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邱某未按约定时间支付生活费用，造成李某利息损失，李某要求支付利息，予以支持。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式，李某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标准过高，予以支持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于邱某对逾期付款利息提出的抗辩理由，《离婚协议书》并没有关于李某返还邱某物品的约定，且邱某仅提交了照片，照片上物品属于何人、现在何地，不得而知，故并不存在先履行或同时履行抗辩权，其逾期付款无法定免责事由，应当支付逾期利息。
对争议焦点二。（一）关于2015年8月至12月是否有租金收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邱某与刘海源、珠海欣海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2013年3月至2016年3月，其主张已于2015年6月解除合同，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邱某就此提交了《列表》及发票，原审法院认为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理由有三：第一，从证据本身看，《列表》注明的客户是珠海欣海贸易有限公司，发票中付款方名称为“（单位）225商铺”，均非邱某个人，相关费用是否确系其支付存疑。发票显示225商铺2015年7月至11月尚有303度电的电费发生，商铺在此期间是否空置不能确定。第二，邱某、李某作为商铺所有人，其二人才是与物业管理公司物业管理合同的当事人。邱某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由承租人直接向物业管理公司交纳物业管理费，在无证据显示物业管理公司已同意债务转让的情况下，当承租人未及时交纳物业管理费时，物业管理公司仍可向产权人主张支付。因此，租赁合同关系与物业管理合同关系是平行的法律关系，邱某关于“产权人支付物业管理费即证明租赁合同已解除”的论断在逻辑上不成立。由此，即使2015年8月至12月的物业管理费确系邱某向物业管理公司直接支付，也不能证明租赁合同在此期间已终止履行。第三，225商铺出租事宜一直由邱某负责处理，按《离婚协议书》约定其每月10日须支付李某租金，如其与承租人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合同导致蒙受租金损失的，应当事先告知李某，但其未举证证明曾进行过告知。综上，邱某主张于2015年6月提前解除租赁合同，225商铺在2015年8月至12月无租金收益，所举证据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予采信。（二）关于已付租金金额。邱某主张已支付李某租金15000元，应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除李某自认的1万元之外，邱某并未举证证明另支付了租金5000元，故对此不予采信，认定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已支付租金为1万元。(三)关于本案应支付租金金额。按照邱某与李建平的租赁合同，租金自2016年1月1日起算，李某主张2015年12月租金按4600元/月计算没有依据，不予采纳。但是，如前论述，邱某未举证证明与刘海源、珠海欣海贸易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的实际解除时间，而按合同约定承租人提前退租的不得请求返还押金8000元，故不可排除2014年12月的租金损失已以没收的押金弥补。由此，2015年12月租金仍应按4000元/月计算。结合双方无争议的事实，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租金计算为：（4000元/月×24月+4600元/月×4）×30%-1万元=24320元。李某请求邱某支付至商铺析产完毕之日止的租金，因2016年9月之后的租金尚未界履行期限，本案不作审处，待履行期限届满后由双方另循合法途径解决。2016年5月至8月租金计算为：4600元/月×4×30%=5520元。上述合计，邱某应支付李某2014年1月至2016年8月租金29840元。
对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本案中，李某、邱某购买225商铺时即登记为按份共有，双方离婚时也按登记份额进行分割，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李某作为按份共有人，有权随时请求分割。至于邱某称其另案对李某提起诉讼等，因5915号案与本案并非同一诉讼标的，不成为不得分割共有财产的理由。邱某占有225商铺70%的份额，且225商铺一直由邱某管理、出租，故分配商铺所有权归邱某所有，按照双方庭审中协商一致的现值190万元，由邱某支付李某折价款57万元（190万元×30%）。
此外，本案为离婚后财产纠纷，双方争议焦点系离婚协议的履行。邱某主张李某在婚姻期间出轨而提交的证据，明显缺乏证明力，也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邱某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某生活费用15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本金5万元自2013年11月1日始，本金10万元自2015年1月1日始，分别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二、邱某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某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的租金29840元；三、珠海市××大道西××225商铺（金泉花园）归邱某所有，邱某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某折价款57万元，付清该款后五日内，李某配合邱某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8414元，由李某负担1918元，邱某负担6496元。
一审判决后，邱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邱某无需支付李某生活费用15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邱某支付李某租金12891.02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由李某支付邱某折价款133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采信证据上存在错误、且在诉讼程序上有存在问题，因此该判决不能让人信服，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由邱某支付李某15万元生活费用的基础事实已发生变化，且李某也一直没有追讨过，且其中5万元已过诉讼时效，应当判决无需支付。虽然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了由邱某支付20万元生活补偿费用的条款，但是协议签订后，支付的基础事实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李某的生活已经远远要比邱某要好，而邱某在离婚时将所居住的房屋给予了李某后，为了生活而大举借债买房，欠下了大量的债务。反观李某，离婚后卖掉了春泽名园的房屋（其中50%的份额是邱某无偿给予的）后,购买了两套住房、一套商铺，加上九洲时代双方共有的225商铺，以及离婚后由邱某查到的其隐瞒的在离婚协议中没有处理的婚内财产扬名广场2150号商铺，其名下已经有5套房产。而反观邱某，离婚后为了生活而买房，欠下了大量债务不算，而且离婚后邱某再婚又育有一小孩，同时抚养两个小孩的生活压力巨大。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某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向邱某追讨这15万元的，以其实际行动放弃了对这15万元的讨要。而邱某也遵守儿子探视权的规定，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儿子送到其住处，这样相安无事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只是在今年春节后，因为儿子的抚养和教育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才导致李某寻求起诉的。15万元中的5万元，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是在2013年10月31日前支付，但是一审判决书认定却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本案中，李某、邱某离婚协议书约定的生活费用20万元，最后一期的支付期限为2014年12月31日之前，5万元的诉讼时效亦自2014年12月31日而非5万元支付期限届满的2013年10月31日起算。”另一方面却又认定“李某发送特快专递信件给邱某并注明内件名称为……诉讼时效于2015年10月22日中断。”明显出现了矛盾，到底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算，有无存在中断的情况，实际上一审判决是给出了自相矛盾的答案。邱某认为5万元的诉讼时效已过，李某所持特快专递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因为在“收件人签收”中有一个人的签名（看不出签什么名），而下面的备注是“本人签收”，而另外的地方投递员又注明：“上门收件人拒收”，这也是该证据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上述事实的认定是明显存在错误的。基于此，应当改判邱某无需支付这15万元的所谓“生活补偿费”。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一审判决书也存在如下错误：“至于邱某对逾期利息提出来的抗辩理由，离婚协议书并没有关于李某返还邱某物品的约定，且邱某仅提交了照片，照片上物品属于何人、现在何地，不得而知，故不存在先履行或同时履行抗辩权。”这里存在两处错误：一是离婚协议书虽然没有明确约定交付个人物品的内容，但不等于李某就没有这个义务，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这是附随的义务，既然房子归李某，那她就有义务要让邱某在适当的条件下取回名下的个人物品，否则，她就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就需要承担责任。而照片上的物品，李某在庭审中是认可的，只不过她认为已经由邱某的父亲搬走，这样就是对这些物品双方作了确认的，而不是一句“不得而知”就统统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认定，是简单粗暴的，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是客观真实的。
二、一审判决对商铺租金的计算明显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改正。按照一审判决第二项的判决，是由邱某支付李某租金29840元，而李某的诉讼请求只不过是24500元，反而一审判决还比诉讼请求多出了5340元。关于2015年8月至12月的租金究竟有无的问题，一审判决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认定租赁合同已经约定了由承租人于每月10日前向小区物业管理处缴纳管理费及水电费等，却又认定“即使2015年8月至12月的物业管理费确系邱某向物业管理公司直接支付，也不能证明租赁合同在此期间已终止履行”。如果不是合同已经终止，缴交物业费用就是承租人的事，他若不按时缴交就会导致违约，这个是常理的东西，不需要再去提供证据来证明。至于由于物业管理公司所打印的《列表》上的客户名称有误，邱某已经要求其重新打印，作为二审新证据提交。而且，重要的是，后一份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2015年的12月18日，显然是旧的合同已经解除才会存在新的合同签订，因为停租后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新的租客是很正常的事，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今天旧的租客搬走了明天新的租客就搬来，所以租金是连续收取没有中断的，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因此，一审判决关于租金的计算存在错误，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的租金是19个月而不是24个月。另外，五个月的物业管理费2096.60元,应由李某承担30%，为628.98元，应当支付的费用是：15个月每月1200加上4个月每月1380,减去已支付的10000元及628.98元，总数是12891.02元,至于2016年5月至8月的租金，李某并没有增加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不应当主动作出认定，否则就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
三、一审判决不应当对铺位作析产，如果要，那也是应当将铺位判决给李某，由其支付折价款133万元给邱某。按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上述铺位是约定为出租使用的，由邱某在有租金收入的情况下按月将收取的租金支付给李某。虽然有5000元的现金李某不认可，但10000元还是认可的吧，那就是不是邱某刻意不交给她。邱某不给她租金的原因就是她一方面在离婚时擅自扣押了邱某的个人物品不归还，另一方面邱某在离婚后发现了她恶意隐瞒婚内财产即扬名广场的2150号商铺（该商铺2006年购买时23万多元，现价值约100万元），所以才会出现邱某拒付租金给她的情况。如果李某将隐瞒的财产重新作分割，邱某自然会履行协议的约定支付租金给她，因此，析产的理由并不充分。另外，铺位价值190万元是李某提出来的，虽然邱某认可，但是并没有表示接受铺位，如果要析产，那么应该由李某接受铺位，从而对邱某支付折价款133万元。因为邱某离婚后购买房屋欠下了大量的债务，至今没有还清，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其57万元折价款，所以应当由经济条件更好的李某来接受，这才符合客观实际。
四、一审判决在程序上存在多处问题。一是判决连李某、邱某的住所都没查清，直接采用身份证上面的地址作为住所是错误的。虽然双方的身份证都没有去换新证，但是双方都已经离开春泽名园三年时间了，户籍双方也都迁走了，怎么能够机械地采用呢？在一审庭审调查时，邱某就提出李某存在刻意隐瞒真实住所的问题，指出她在翠微西路××房已经居住了近三年时间，但审判员问她时，她在庭审中笔录显示她是拒绝回答的，邱某认为她没有拒绝回答的这个权利，真实住址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怎么能够拒绝回答呢？你自己都不讲真实的住址，你有什么资格起诉别人呢？二是关于邱某在一审中所提出反诉的问题，在2016年7月8日，邱某作为被告提起了反诉，但是一审法官却以本案无关联为由拒绝，使得邱某只能另案起诉，起诉案号为5915号，案由仍然是离婚后财产纠纷。但是，一审的判决书又对5915号案件作了查明，列举了邱某的7个诉讼请求，这也令人难以理解。本来合并审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料，能够提高审判的效率，也能够更清楚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一审判决却无端拒绝了邱某所提出的反诉，致使一个案件被硬生生地拆成了两个来审理，所以邱某认为这在程序上是不公平的，应当在二审中提出纠正。
上诉人邱某二审时又补充两点上诉意见：一、一审判决的利息不应当支持，离婚后李某没有履行交还给邱某个人物品的责任。离婚后房屋归李某，钥匙更换了，里面邱某的物品没有归还。二、一审判决关于商铺析产，理由是邱某没有给付租金，该理由不充分，邱某支付过一万元，没有支付剩余的是因为离婚后查到对方在婚姻期间隐瞒了一间商铺。
对于邱某的上诉，被上诉人李某答辩称：一、邱某第一项上诉请求，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邱某无需支付李某生活费用15万元”，没有依据，应当驳回。第一，支付生活费用15万元，是根据《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六款约定，离婚手续办理后，邱某应当补偿女方生活费用20万元。但邱某仅支付了5万元，剩余15万元尚未支付。《离婚协议书》真实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应当履行。第二，邱某以李某的生活远远好于邱某而拒绝支付该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事实情况。李某仅为普通公司会计，每月工资3000元。而邱某为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根据（2016）粤0402民初5915号案件，邱某提交的个人收入证明，邱某在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3月31日仅半年的时间，就收入律师费人民币255626.83元。并且邱某多次向李某及双方婚生儿子邱庆豪表示，其年收入超过人民币80万元。第三、李某多次要求邱某支付15万元，还曾在2015年10月22日发特快专递向其催款，但邱某没有支付。第四、原审判决并未出现矛盾，因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于生活费支付的方式为分期支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据此规定，生活费最后一笔支付期限应该是在2014年的12月31日，因此该5万元的诉讼时效亦应从2014年的12月31日起算。且无论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诉讼时效均未超过。因李某于2015年10月22日发特快专递向邱某催款，但邱某拒收，应视为信件已经送达邱某，诉讼时效在此时中断，重新计算。邱某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五、原审判决关于逾期利息判决没有错误。邱某恶意不履行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支付义务，就应当支付其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且其提出的抗辩理由并不是事实，李某从未认可邱某提交照片上的物品。双方离婚后，邱某的父亲已将邱某的物品搬走，根本不存在其所说的扣留其个人物品。以上可见，邱某所提上诉请求并无依据，应当驳回。
二、关于邱某第二项上诉请求，即“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邱某支付李某租金12891.02元”，没有依据，应当驳回。第一，原审判决对于租金计算并不存在错误，也不存在违反“不告不理”的情况。李某的诉讼请求是计算到析产完毕之日止，起诉时计算到2016年4月的金额是34500元，减去邱某已付1万元为24500元，加上2016年5至8月租金5520元，金额为30020元。第二、邱某既然主张涉案商铺存在空置，水电费、管理费由其缴纳的情况，其应当举证证明。邱某所举证据不但无法显示涉案商铺存在空置情况，甚至在其主张的空置期间还有电费产生，且列表注明的客户是珠海欣海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管理费、水电费等都由承租人支付，邱某也无法举证涉案商铺的管理费、水电费等均由其支付，故邱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关于邱某第三项上诉请求，即“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由李某支付邱某折价款133万元”，没有依据，应当驳回。邱某拥有涉案商铺70%的产权，且自双方购入涉案商铺后，该商铺一直是由邱某打理，故将该商铺判归邱某，由邱某支付李某折价款并无不当。
四、邱某在上诉状中所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一、李某从未扣押过邱某的物品。如前所述，一审中李某已经提供了邱某父亲搬走东西的照片，证明李某从未扣押过其物品。第二、李某没有隐瞒财产，邱某从开始就知道李某的父亲李汝达出资为李某和邱庆豪购买扬名广场的2150号商铺，该铺位不是夫妻共有财产。
针对邱某补充的上诉意见中所称的利息，没有写在上诉状事实和理由里，不属于上诉范围。综上所述，邱某所提请求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时，上诉人邱某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李某另外四套房产的资料，证明她的经济状况非常好；二、一组照片以及李某提交的证据清单九，证明李某认可酒柜上摆放的东西，而不是如一审判决所称不知物品所属；三、金泉花园二期明细列表及收费情况，证明管理处开具客户名称是邱某而不是珠海欣海贸易公司，8-12月是没有租金收入，而且有支出。李某认为对方提交的除了明细表以外，其他的都不是新证据，而是由邱某作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另案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对其证明内容都不予认可；明细表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时对方提交的明细列表与二审提交的是完全不符的，且没有加盖公章，不认可证据效力。
李某二审时提交了邱某在香洲区人民法院另案中提交的收入证明，证明邱某收入很高，其存在虚假陈述。邱某认为不是新证据，收入证明只能反映2013年当时的收入情况，每年的收入是不稳定的。
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李某一审诉求之一是“被告向原告支付位于珠海市九州大道西1063号225商铺租金至析产完毕之日（自2014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金额为24500元）”。邱某一审庭审时表示“如果要分割商铺，由法庭来判决”。
本院认为，二审时邱某提交的李某另外四套房产的资料，一组照片以及证据清单九，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接纳；提交的金泉花园二期（225号商铺）明细列表及收费情况表，没有加盖公章，无法反映其真实性，本院亦不予接纳。李某提交的关于邱某的收入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接纳。针对二审时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现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15万元生活费是否应当支付以及其中5万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邱某和李某在2013年9月4日的《离婚协议书》上明确约定“离婚手续办理后，男方补偿女方生活费用20万元，其中在离婚手续办理后五天内支付5万元，在2013年10月31日前支付5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10万元”，故上述约定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协议离婚后，邱某已支付李某生活费用5万元，尚余未付的15万元，应当按照约定支付。邱某上诉主张支付的基础事实已发生重大变化，李某的生活已远远要比邱某好等，不是法定的拒不支付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因为双方约定的生活费最后一笔支付期限是2014年12月31日，按照上述规定，其中的5万元的诉讼时效亦应从2014年12月31日起计算，李某于2016年5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邱某关于其中5万元生活费用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由于邱某未按约定时间支付生活费用，构成违约，一审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逾期的利息并无不当。邱某上诉主张李某没有返还其个人物品仅提交了一组物品照片，不足以印证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珠海市××大道西××225商铺租金收益的问题。本案中，邱某与刘海源、珠海欣海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2013年3月至2016年3月，邱某上诉主张承租方已于2015年6月解除了租赁合同，对此应负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邱某没有提交任何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等证据，其一审时提交的《列表》没有加盖公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况且《列表》上注明的客户是珠海欣海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发票中付款方名称为“（单位）225商铺”，该商铺2015年7月至11月尚有303度电的电费发生；邱某二审时提交的明细列表及收费情况，也没有加盖公章，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邱某上诉主张225商铺于2015年8月至12月期间没有租金收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邱某主张一审超过李某诉求数额判决的问题，经查，李某一审诉求之一是“被告向原告支付位于珠海市九州大道西1063号225商铺租金至析产完毕之日（自2014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金额为24500元），可见，李某诉求的225商铺租金是计算至析产完毕之日，24500元只是自2014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的租金数额。一审法院经核算后判决邱某应支付李某2014年1月至2016年8月租金29840元，不存在超诉求范围判决的问题。
三、关于一审判决对珠海市××大道西××225商铺析产是否妥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225商铺登记为李某、邱某按份共有，双方离婚时也按登记份额进行分割，故李某作为按份共有人，有权随时请求分割。邱某一审庭审时亦表示“如果要分割商铺，由法庭来判决”。一审法院考虑到邱某占有225商铺70%的份额，且该商铺一直由邱某管理、出租，从而认定该商铺归邱某所有，并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现值190万元，判决邱某向李某支付折价款57万元（190万元×30%），较为适当。现邱某上诉主张其没有能力支付57万元的折价款，应由李某接受该商铺并向邱某支付折价款133万元，法律和情理上均不充分，且李某亦不同意，邱某关于此节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邱某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在程序上存在的问题，一则李某在二审时确认了新的送达地址，二则邱某就李某隐瞒财产等另案提起了诉讼，没有影响到邱某诉讼权利的行使，且邱某主张李某隐瞒财产等，与本案中李某诉求主张邱某履行《离婚协议书》，不是基于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没有合并审理亦无不当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828元，由上诉人邱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艾欣欣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郑燕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