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29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李勇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鸿彬，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译，男，198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再审申请人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雄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雄达公司跟黄柏科之间第二批煤炭买卖协议为生效合同是错误的。1、涉案的第二批煤炭买卖合同仅有要约阶段而没有承诺阶段，依法应当未成立。一直以来，雄达公司跟黄柏科之间存有一个不成文的口头约定：一批货订一个口头约定，每当黄柏科运来一批货，如果雄达公司需要时就当场就单价、质量、数量、结算方式、支付方式等要素约定，合同全面履行完毕后，该次合同就自动终止。雄达公司与黄柏科最近一次交易是2011年9月，货款8万元已经付清。黄柏科运送的第二批煤炭是要求雄达公司试用，当时，雄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勇雄出差在外，其他员工不知情，也没权利决定是否要购买，黄柏科就电话联系李勇雄，李勇雄坚决不再试用，并要求黄柏科及时拉走煤炭，但黄柏科不断要求再试用，至今，黄柏科不仅不运走他的煤炭，霸占雄达公司的地方，影响雄达公司的生产，还指使李译起诉雄达公司。因此，雄达公司和黄柏科双方之间未对第二批煤炭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仅有要约阶段而没有承诺阶段，该合同依法应当未成立。2、退一步说，即便涉案的第二批煤炭买卖合同成立，该合同也依法为无效合同。无论是李译还是黄柏科都没有煤炭经营资格证，也没有企业营业许可证，属于个人私自无证违法经营煤炭，其跟雄达公司签订涉案煤炭买卖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四十八条、《煤炭经营监管方法》第三十四条、《广东省煤炭经营监管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为无效合同。二审法院没有主动确认合同无效是严重违法的。二、二审法院支持李译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涉案的第二批煤炭买卖合同未生效，黄柏科或李译依法应当立即拉走涉案的煤炭而不能强制卖给雄达公司。退一步说，即便涉案的第二批煤炭买卖合同己成立生效，该合同也依法己被雄达公司解除，第二批煤炭依法应当退回给黄柏科或李译。三、二审法院关于李译的举证责任无法完成是因雄达公司的原因造成的认定是错误的，该认定有显失公平、公正。1、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单位和劳动者仅仅存在劳动关系。虽然江明曾是雄达公司的员工，但现已辞职离开工作地方几个多月，即便江明还是雄达公司的员工，雄达公司和江明仅仅存有劳动关系，雄达公司依法不可以支配及处分其人身自由。在诉讼中，依有关法律规定，强制江明作笔迹鉴定是属于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除了二审法院依法有权强制江明来作笔迹鉴定外，雄达公司除了通知或提供线索、方便、配合等协助外，根本无权强迫她来作笔迹鉴定，雄达公司已尽了自己的义务。至于江明是否配合，与雄达公司无关。2、江明与李译存有利害关系的嫌疑。在雄达公司没有临时授权的情况下，江明是明知自己的职责没有权利书写结算清单给李译或者黄柏科的。因此，有可能是江明跟李译或黄柏科恶意串通。四、二审法院关于江明书写涉案的《结算单》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的认定是严重错误的。首先，江明是雄达公司的一名出纳人员，雄达公司从来没有授权江明负责债权债务帐目的登记、司磅、煤炭款结算等工作。其次，江明书写涉案的《结算单》没有为雄达公司谋利益的表象。再次，江明与李译存有利害关系的嫌疑，其纯粹利用执行职务以谋取个人私利。五、二审法院认定《结算单》笔迹鉴定结论为新证据是错误的。《结算单》是李译在一审起诉就存在的，李译在二审期间才申请对《结算单》进行笔迹鉴定，依法不属于一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的规定。二审法院同意李译笔迹鉴定申请并采信有关行为是违法的。六、二审法院关于李译具有适格诉讼主体的认定是错误的。一直以来，黄柏科跟雄达公司交易都是以个人名义交易，从来没有向雄达公司提及跟其他人（包括李译）存有合伙关系，没有向雄达公司出示过书面合伙协议书或口头合伙协议，黄柏科向李译转让债权未通知雄达公司，债权转让依法无效。二审法院关于在诉讼期间才知悉债权转让有关情况为生效的债权转让的认定是违法的。为此，雄达公司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一、二审时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双方对自己的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对于案外人黄柏科曾向雄达公司供应煤炭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李译对其主张的雄达公司欠付煤炭款项284375.5元的事实，提供了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的五张《磅码单》，以及2012年8月16日双方对数的《结算单》予以证明。其中，五张《磅码单》虽没有雄达公司盖章确认，但雄达公司认可该单证与其公司使用的《磅码单》形式一致。对于《结算单》，原审时，李译提出《结算单》是雄达公司财务人员江明所写。对此，雄达公司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期间确认江明是其司财务人员，亦确认江明仍在雄达公司处工作，但否认江明书写《结算单》的事实。为此，李译向二审法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要求对《结算单》中字迹是否江明所写进行笔迹鉴定，二审法院明确告知雄达公司因江明系其公司员工，雄达公司届时有义务提供江明到庭配合进行笔迹鉴定，雄达公司表示清楚。此后，二审法院经摇珠选定司法鉴定机构，并要求雄达公司通知江明到庭配合进行鉴定检材的收集。雄达公司则表示江明已经离职，无法强行通知其到庭。此后，二审法院多次拨打雄达公司所提供的江明电话，均无人接听，由此导致笔迹鉴定无法进行。据此，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并结合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在李译的举证责任因雄达公司的原因无法完成的情况下，认定李译的主张成立。而江明作为雄达公司的财务人员，其对数确认余款284375.5元未付，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对该事实亦予以确认，均无不当。二审法院进而根据雄达公司在二审庭后提交的书面意见，即雄达公司已确认在支付80000元煤炭款项后，仍有收取黄柏科的供煤的事实。而此项陈述意见与李译所提供的相关证据相互吻合、相互印证，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认定雄达公司尚欠黄柏科煤炭款的事实成立，亦无不当。关于雄达公司所称其仅是提供场地供黄柏科暂时寄放该批煤炭，并以黄柏科不具有煤炭经营资质而主张合同无效的问题。因黄柏科是否具有经营资质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范畴，并不影响其对外订立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更不能据此免除雄达公司所应承担的付款义务。而雄达公司称双方买卖合同未成立，则明显与本案证据情况相违背，故二审法院据此对雄达公司的该部分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正确。关于李译是否有权主张本案货款债权的问题。李译对其债权来源提供了黄柏科出具的内容为：“现有黄柏科与李译合伙供煤给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为了便于内部资金调整，经两人共同协商同意，将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全部煤款归李译所有，在今后收款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费用都与黄柏科无关，空口无凭，特立此据，一式两份，两人各持一份，签字生效。合伙人：黄柏科、李译2012.8.15日”的《委托协议书》，黄柏科本人亦于二审期间出庭作证，确认其与李译合伙经营供煤，以及双方协议由李译向雄达公司催收该笔欠款的事实。雄达公司作为债务人，自其在诉讼中收到上述证据材料之时起，即已知悉债权主体发生变更。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李译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资格并无不当，予以确认，依据充分。综上，雄达公司的再审理由，理据不足，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雄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林修凯审 判 员  陈少林代理审判员  潘晓璇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黎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