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12民初6948号
原告：王玉飞，女，196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宁波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徐美红，女，198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宁波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住宁波市江北区。
被告：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06660498-2）。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吕洪，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吕洪，男，196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王玉飞与被告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吉祥家政公司）、吕洪家政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本案于2016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徐美红，被告吕洪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申请庭外和解半个月，但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玉飞起诉称：2014年8月，原告去被告的前身宁波幸福吉祥家庭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吉祥家庭服务公司）咨询家政服务的相关情况，经被告说服，原告同意接受被告提供的外籍保姆住家服务。9月5日，原告（甲方）与幸福吉祥家庭服务公司（乙方）签订《家政服务协议书》，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印尼籍保姆的家庭住家保姆服务，协议期限两年，自2014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4日止，甲方向乙方支付一年一次性服务费12000元及往返机票费用6000元，保姆每月工资4500元，前6个月的工资中的3500元给乙方作为服务费，剩余1000元直接给保姆。协议签订后，原告当即向幸福吉祥家庭服务公司支付了18000元服务费，并将该公司推荐的印尼籍保姆“薇薇”领回家。2014年10月6日，原告给保姆本人1000元现金，并将3200元服务费根据被告指令划入被告吕洪账号，另300元作为保姆的体检费预扣。2014年11月6日，原告将1000元现金给了保姆，要求被告提供保姆的护照复印件后再支付3500元服务费。2014年11月10日，保姆偷走原告价值170043元人民币的钻石戒指后逃走。原告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宁波幸福吉祥家庭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变更为浙江幸福吉祥家庭服务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2日又变更为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认为，第一被告作为专门从事家政服务的企业，明知我国禁止外籍保姆提供劳务，为赚取巨额服务费仍故意为之，故原、被告签订的《家政服务协议书》无效，两被告应返还因无效协议而取得的服务费21200元；同时，两被告对外籍保姆的基本素质没有把关，以致发生保姆偷盗行为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且因两被告对保姆的基本身份情况没有了解，无法提供外籍保姆的真实身份信息，使公安机关无法及时破案，原告的经济损失无法及时挽回，两被告存在重大过错。故要求判令：一、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家政服务协议书》无效；二、两被告返还服务费21200元；三、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70043元经济损失。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第三项诉请，本院予以准许。
被告幸福吉祥家政公司、吕洪共同答辩称：一、原告自身就是从事法律行业的人员，其明知国家不允许外籍保姆提供劳务，却还要与被告签约请外籍保姆，其自身存在过错。现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费用，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二、被告只收取了原告2000元，另有16000元以及3200元都已转给上海的曹文荣。外籍保姆也是曹文荣介绍的，被告只是牵了个线。原告最多也只能要求被告退还2000元，其余钱款与被告无关。总之，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家政服务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与第一被告存在家政服务法律关系，及相关服务费用的约定；
2.收据一份、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两份，拟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21200元服务费的事实；
3.宁波市公安局东钱湖分局立案决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钻戒被盗的事实；
4.公安机关对原告王玉飞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原告钻戒被盗的基本情况；
5.公安机关对被告吕洪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被告明知提供外籍保姆违法仍故意而为之，且对外籍保姆人品及身份信息缺乏基本了解；
6.公安机关对邹阳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被告对提供的外籍保姆人品及身份信息缺乏基本了解；
7.失窃戒指彩照及镶嵌钻石分级证书一份，拟证明失窃戒指的样式、外形；
8.购物发票及银行付款流水单，拟证明失窃戒指的价值；
9.宁波市企业信用网关于第一被告名称变更的材料一份，拟证明第一被告的名称由宁波幸福吉祥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的事实。
两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后，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保姆是上海的曹文荣介绍的，原告当时是因为被告在宁波，与被告联系比较方便，所以要与被告签个合同，被告并不是真正的合同相对方。合同中约定的18000元服务费用中的16000元，原告也是直接汇入曹文荣帐户的。对证据3、4、5、6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钻戒被“薇薇”拿走，公安机关也没有认定钻戒就是被“薇薇”盗窃，而且事发时已是用该保姆的第二个月，曹文荣一方已将保姆的护照信息发给了原告。对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由于不能证明是外籍保姆盗窃了钻戒，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九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8，由于原告已撤回要求赔偿钻戒经济损失的诉请，故对该两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其余七组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幸福吉祥家政公司、吕洪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综上，结合原告陈述、被告答辩，举证及本院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4年9月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前身宁波幸福吉祥家庭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家政服务协议书》一份，约定受甲方委托，为甲方提供家庭住家保姆服务，协议期限自2014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4日。对工资待遇及支付方式，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为“每月工资为4500元人民币……前6个月甲方每月转账3500元给乙方，乙方给保姆中介，剩下工资和加班费给保姆本人，6个月后所有工资和加班费给保姆本人”。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一年一次性服务费12000元，往返机票费用6000元/年。协议书第八条第5款约定“乙方为服务公司，只负责为甲方推荐家庭保洁人员为其服务，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第6款约定“甲方因妥善保管好贵重物品，并做好财产保密工作，以避免造成甲方或甲方物品遭到伤害或损失，如发生盗窃事故，乙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协议书另有备注“甲方不可以私自与保姆中介联系，有任何问题告诉乙方，乙方与保姆中介联系。如果私自与保姆中介联系，出现任何问题与乙方无关”。协议书空白处还写有“建行6217001210030449134，菏泽路支行，曹文荣”。同日，宁波幸福吉祥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王玉飞18000元，款项内容为“印佣”，摘要为“印佣中介费”。该18000元中的2000元由原告支付现金给被告，另16000元通过王积军帐户转账给曹文荣6217001210030449134帐户。之后原告将外籍保姆“薇薇”带回家中，开始家政服务。2014年10月6日，原告通过自己帐户转账3200元给吕洪6228480310545841812帐户。
2014年11月11日，宁波市公安局东钱湖分局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2014年11月10日宁波市东钱湖镇王玉飞被盗窃一案立案侦查。在公安机关同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保姆在11月10日早上10点左右从小区北门离开，原告回到家中查看财物，发现在一个梳妆台首饰盒中少了一枚钻戒。对于是否查看“薇薇”护照信息的问题，原告在笔录中回答其一直向幸福吉祥公司讨要，但他们解释该印佣是从上海过来的，需要上海公司提供为由拖着不给。
2014年11月12日，公安机关对吕洪进行询问。吕洪陈述，其向原告推荐了印尼籍的佣人，原告接受了其的建议，在向原告展示了部分印尼籍佣人的照片、几次挑选后，原告选中了一个名为“薇薇”的印尼籍佣人，“薇薇”在2014年9月5日傍晚由上海抵达宁波，到被告公司后由原告开车领回了自己家中。对于印尼籍佣人为何是从上海过来的问题，被告吕洪回答“我在上海创业的时候，认识了同行'曹文荣'，女性，我当时知道她手中有一批外籍佣人的资源，所以我当时向王大姐展示的印尼佣人的照片都是向曹文荣那边通过QQ发给我的，直到王大姐确认之后，曹文荣派人把'薇薇'送过来”。对于“上海方面有否将该印尼籍佣人的身份资料（护照等）带过来交给你”的问题，吕洪回答“没有。我曾经问曹文荣方面要过，但是曹文荣告诉我，这个印尼佣人她也是从其他中介那边拿到的，暂时没有，等有了之后会给我的”。对于“在你向我公安机关出示的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中并无外籍佣人这一项，对此你做何解释”的问题，吕洪回答“登记是没有登记的，而且这些外籍佣人一般都是通过旅游签证进来的，不是劳务签证。这个外籍佣人也不是常规业务，所以就没有登记”。对“根据外籍人员管理规定，必须在到达属地后24小时内向公安机关报备，这个规定你清楚吗”的问题，吕洪回答“我是知道的，但是一般都是不登记的。现在出了事情我也很后悔，很后怕”。
2014年11月20日，公安机关对邹阳进行询问。邹阳表示其职业为“在上海从事介绍外籍人士务工的一个中介”，曹文荣是其爱人。问其“你和宁波幸福吉祥公司是什么关系”，其回答“我和吕洪见面是在2014年9月5日第一次见到的，之前一直都是我老婆曹文荣和吕洪通过QQ、手机等方式联系的。……因为后来我们开始从事外籍人士的务工中介了，所以就跟吕洪一直保持着联系，希望能通过他给我们介绍点生意”。问其“宁波市东钱湖辖区内的印尼籍保姆'薇薇'是不是由吕洪通过你方介绍给受害人王玉飞女士的”，其回答“是的。并且是由我本人亲自陪同到宁波吕洪的公司的，后由王玉飞女士领回其家中”。
宁波幸福吉祥家庭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更名为浙江幸福吉祥家政服务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2日，浙江幸福吉祥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又更名为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该法第四十三条又规定，外国人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属于非法就业。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家政服务协议书》所涉的内容为被告指派外籍保姆到原告住所提供家政服务，而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外籍保姆取得了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因此，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家政服务协议书》无效。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本案第一被告在签订《家政服务协议书》当天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18000元的收据，故该笔款项应视为第一被告收取。2014年10月6日，原告转账3200元至吕洪个人帐户，此行为与《家政服务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前6个月甲方每月转账3500元给乙方”能够对应（对于300元差额，原、被告一致承认系保姆体检费用），而且吕洪系第一被告法定代表人，原告有理由相信转账给吕洪与转账给公司的效力相同。因此，第一被告因签订《家政服务协议书》共取得21200元，原告要求第一被告返还该212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虽然辩称该21200元中的19200元均已付给曹文荣，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向第一被告主张权利并无不当，第一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通过另案解决。同样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告只能要求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现要求被告吕洪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自身也存在过错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原告一直要求被告提供保姆的护照信息，而被告明知关于外籍人员在中国就业的管理规定却仍向原告推荐未取得工作许可的外籍保姆，故造成涉案合同无效的责任应在被告一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玉飞与被告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家政服务协议书》无效；
二、被告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原告王玉飞服务费用21200元；
三、驳回原告王玉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410元，减半收取205元，由被告幸福吉祥家政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郑 燕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代书记员 金燕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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