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81民初1600号
原告：杨涛，男，1972年5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都平，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彬，女，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被告：王莉，女，197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茂林（系王莉姑妈），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原告杨涛与被告王莉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涉及个人隐私，原告杨涛申请不公开审理，本院予以准许，于2017年6月6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都平、张雪彬，被告王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茂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2、判决依法重新分割位于都江堰市幸福镇住房1套，共有轿车1辆，都江堰海阳购物商贸部、海川购物商贸部经营使用权及库存，共同债权20万元，共同存款10万元；3、判决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1996年7月15日登记结婚，后因感情不和，被告采取欺诈胁迫手段迫使原告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离婚协议》，并办理离婚手续。因此《离婚协议》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对夫妻共同财产：位于都江堰市幸福镇住房1套，共有轿车1辆，位于都江堰市的都江堰海阳购物商贸部、都江堰海川购物商贸部经营使用权及库存，共同债权20万元，共同存款10万元应当重新分割。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
原告杨涛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双方身份信息；2、结婚证、离婚证；3、离婚协议；4、都房监共字第00XXX61号房屋共有权证，证明涉案房屋建筑面积125.34平方米；5、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涉案车辆购买于2015年12月19日，价税合计331800元；6、海川、海阳购物商贸部营业执照，证实注册时间分别为2002年10月22日、2011年7月20日，经营者均为杨涛；7、库存清单，证实2017年1月4日海川商贸岷江店和高桥店库存物品价值分别为695543.07元、457130.58元；8、中国人寿签单明细表，证实截止2016年12月29日拖欠原被告货款62932.3元；9、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签单结算表和送货单数张，证实截止2016年12月30日拖欠原被告货款20150元，还有在2017年1月6日共转入35755.4元到被告账户上，12月份项目部未结14430元、12月食堂粮油未结货款9128元；10、惠生老年公寓欠款结算明细，证实截止2016年12月30日拖欠原被告80834.64元；11、2017年1月原被告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证实原告签署离婚协议系受被告胁迫。
被告王莉答辩称，对双方结婚、离婚时间和离婚协议所记载的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异议，但认为：1、离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达，并在民政局依程序办理离婚证，被告没有胁迫原告签订离婚协议；2、原告至今未按照离婚协议约定协助被告办理完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现该房屋由被告和儿子居住；3、因被告离婚后精神状态不好，并发生过车祸，故涉案车辆已卖给自己的妹妹王喜梅，卖成23万，其中10万是用王喜梅欠被告的债务抵的，另外2017年4月28日转账支付13万元；4、商贸部法人是原告，对库存情况不清楚，对共同债权金额不清楚，但原告曾承诺这些都归被告所有；5、双方无存款。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王莉围绕答辩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离婚证及离婚协议；2、原告杨涛书写的婚内出轨情况说明及保证书，分别是2014年10月17日、12月10日、2015年4月26日、5月21日；3、原告杨涛2012年5月28日、2014年12月11日门诊病历及药品清单；4、2014年5、6月-10月原告通话记录；5、原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6、原告曾于2016年12月21日、12月28日书写的海川商贸部业务所产生的钱款由王莉所有的保证承诺；7、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事故现场照片、还款凭证；8、证人王喜梅证言及王莉将喜喜商贸中心和鸿浩商贸行于2017年4月28日分别以4万、2万元转让给王喜梅的《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协议》、营业执照两份，王莉书写的遗书等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双方无争议的事实
由于被告王莉对原告杨涛提交的证据1-6，即身份信息、结婚证、房产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离婚协议》载明的夫妻共同财产、债权、债务等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因此，本院确认以下无争议的事实：
原告杨涛与被告王莉于1996年7月15日登记结婚。原被告协议离婚时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是：位于都江堰市住房一套，建筑面积125.34平方米；轿车一辆，购买于2015年12月19日，价税合计331800元；位于都江堰市都江堰海阳购物商贸部、都江堰海川购物商贸部经营使用权及库存，共同债务20万元；都江堰市盛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国金证券（交易卡88XXXX98）持有的股票。
二、双方有争议的事实
（一）原被告协议离婚，订立财产分割协议的情况
被告对原告杨涛提交证据11质证后认为，这是原告在双方离婚后想要回财产才的录音，录音内容是双方吵架，被告说的是气话，被告考虑对孩子的影响，才同意协议离婚。
原告对被告王莉提交的证据2-5质证后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但认可保证书系其书写。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评判如下：其一该录音是双方协议离婚后原告主动向被告拔打手机而录制的通话内容；其二该录音系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但被告认可手机通话是事实；其三该录音内容中被告关于公开原告隐私视频照片的表述均是在原告提问的方式下，被告予以被动应答；其四原被告在通话中有多处明显的争执之辞，被告言语间仍有激愤之意；其五录音资料中有原告关于“害怕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我是想息事宁人，还是想你心里好过点我就把字签了”的自述，故对原告提交该录音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5：因原告对证据记载的有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过不忠实行为并未否认，本院予以采信。
（二）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登记后处分情况
被告王莉对原告杨涛提交的证据7-10质证认为，证据均未加盖公章，系复印件，不予认可；且原告曾自愿书写承诺，同意将两个经营部的债权给被告，但未写金额；同时离婚协议约定两个商贸部的所有权归被告所有，因此商贸部的债权也应当归被告所有。
原告杨涛对被告王莉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6、7与本案无关，且还款凭证中债权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保证书是原告所写，但所指“嫖娼”内容不属实；证据8，证人系被告妹妹，又是车辆买卖方当事人，不应作为证人，且涉案车辆买卖价明显低于市场价，系被告与其妹妹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该转让协议应无效；另外商贸部经营现状不影响库存货品价值115万余元的事实存在，虽然变更登记为证人名下，但实为被告与其共同经营。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10评判如下：其中原告认为有35755.4元已转入被告卡上，但证据上未显示转入账户及户主姓名，被告亦不予认可，且所有证据上均无相关单位盖章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6-8中，有相关国家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和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对交通事故发生及之后车辆已经转让给王喜梅的相关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还款事实，除对王喜梅的债务在离婚协议上有约定，又有转款凭证和收条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外，对于其他还款情况，因不能证明这些债务是否夫妻共同债务或婚后产生的债务，故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确认如下：
原告杨涛曾于2014年10月17日、同年12月10日、2015年4月26日先后书写保证书，载明“因我和段某某从2010年至2014年，保持了4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其间几次被妻子发现，妻子都谅解和包容了我，但我仍不思悔改，直至2014年妻子生日当天被再次发现与对方联系，严重的伤害了妻子的感情，违背了对婚姻的忠实……如果再次发现我与她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或发现类似情况，我将自愿接受惩罚，自己‘净身出户’，并将夫妻共有财产全部转归王莉所有”“本人保证以后不再和段某某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倘若再有这些情况发生，我将愿接受任何惩罚”等内容。2016年11月、12月原告部分微信记录，载明杨涛另与他人有暧昧不雅言辞。
涉案房屋至今由被告王莉与儿子共同居住，原被告未办理房产所有权变更登记。2017年4月13日，被告驾驶涉案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车辆受损。经都江堰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王莉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被告王莉以23万元价款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案外人王喜梅，并办理了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登记。2017年3月22日王喜梅收到王莉偿还借款10万元，4月28日王喜梅转账13万元给王莉。原被告在李玲名下债务10万元至今未归还。2017年3月，涉案海阳商贸部和海川商贸部登记在案外人王喜梅名下，名称分别为都江堰市鸿浩商贸行、都江堰市喜喜商贸中心。《离婚协议》中约定都江堰市盛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属原告所有，国金证券（交易卡88XXXX98）持有的股票属被告所有，但两项财产均未在原告起诉要求分割范围内。
2016年12月30日，原被告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签订《离婚协议》，并领取离婚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原告在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以受被告胁迫订立离婚协议为由，请求法院变更财产分割协议。本案审理焦点是原被告订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时，原告是否受被告胁迫。
一、从原被告登记离婚的形式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离婚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即必须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批准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自愿申请协议离婚、签署离婚协议书、各自书写“我自愿离婚，完全同意本协议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的内容，并获准登记准许离婚。该离婚协议书已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
二、从原被告协议离婚的意思表示上看：一方面，《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因胁迫行为导致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离婚时财产分割协议的，此种情形下的胁迫应当是急迫的或严重的，也就是说一方实施胁迫行为，足以使另一方因为面临损害或将要面临损害而在心理上产生恐怖和惧怕心理，并在此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只能按照对方所提出的条件被迫订立合同。
另一方面，离婚协议是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而达成的书面协议或意见。该行为与一般的民事权益处分是有区别的，当事人通常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才同意签订离婚协议，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积累的情感、或者基于夫妻、父母子女关系的伦理性、或者基于负疚心理给予对方补偿、或者对未成年子女给予照顾等，其中财产问题往往依附于人身关系的处理。婚姻关系当事人均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能够在决定解除婚姻关系的同时关注到自己离婚后产生的财产变动、子女抚养等切身利益问题。因此对离婚协议签订时双方意思表示的评价应当进行综合考量。
通过对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一方面原告先后于2014年10月17日、同年12月10日、2015年4月26日多次对其不忠实婚姻的行为表示悔改，书写保证书，被告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对此一再容忍，且并未实际采取扩大对原告不良影响的行为。2016年12月，被告发现了原告再行不忠实婚姻的行为。虽然录音材料中有被告王莉称“要发给对方的男的”“想拿给哪个就拿给哪个”，但从录音时双方的前后语境看，被告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原告一再发生不忠实行为的言辞上的激愤，应当理解为一种正常的情绪反映。另一方面原告杨涛在签订离婚协议时的意思表示更具有复合性，原告在明知所作所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严重伤害夫妻感情及家庭和谐的情况下，既存有“怕事情闹大”的恐慌不安心理，更包含有“想息事宁人”，想安抚被告“心里好过点”的自责愧疚心态，原告的心理压力更多来源于其自身的不忠实行为可能遭受到的家庭、社会的道德批判。因此不能认定原告系受到被告胁迫而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
三、从原被告登记离婚前后感情经历和财产利益状态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是夫妻关系的本质要求，是婚姻专一性和排他性的集中体现。因一方的不忠实行为导致离婚的，受害方可以依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当然也不影响夫妻之间就不忠实行为产生的后果进行协商处理，包括协议离婚和就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归属进行约定。
本案中，从被告提交的原告曾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书写的数张保证书和财产归属的约定，可以看出原告曾基于其对婚姻不忠实行为书写过保证书，放弃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另外，从被告离婚后生活状态、离婚协议中涉及的财产现状等，可以看出被告因原告的不忠实行为导致离婚，其正常的生活状态受到一定影响，被告对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进行的处分并无恶意，也未从中产生巨大收益，未造成原被告利益明显失衡，因此本院不宜对双方自愿约定的事宜进行干预和调整。
四、从举证责任完成情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没有提出充分证据证明：其签订离婚协议系受被告胁迫，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涛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原告杨涛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兰娟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李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