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川1321行初32号
原告李ＸＸ，男，生于1950年2月2日，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南部县老鸦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南部县老鸦镇。
法定代表人韩强，镇长。
委托代理人李其桄，四川昊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部县公安局。住所地：南部县城炮台路69号
法定代表人吴宗学，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丽珍，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何晓东，该局干部。
原告李ＸＸ因要求确认被告南部县老鸦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南部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县公安局）不履行纠正所出证明的法定职责违法及行政赔偿，于2016年8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24日立案后，分别于同年8月31日和9月1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ＸＸ、被告镇政府的法定代表人韩强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其桄、被告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黄丽珍、何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ＸＸ诉称，2015年10月9日，原告在查阅深中法委赔字第10号决定书时，发现了被告2007年10月30日向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即南沙派出所在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查询原居住在该村的樊卓灵的个人信息时，老鸦镇玉顶村村委会在利益的驱动下，违背事实，作出“我村无樊卓灵此人”的证明，二被告先后在该证明上加盖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据此对原告以“伪造樊卓灵的身份证”等罪名进行立案侦查、网络追逃。被告明知樊卓灵在该村生活至成年才外迁，且于2005年5月28日为宝安区人民法院出具过樊卓灵家庭困难的证明，时隔两年被告又开出截然相反的证明，致使原告被陷于罪，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原告于2015年申请国家赔偿时，才发现这份证明的存在。二被告的档案中有樊卓灵外迁的原始居住证明资料，当外地公安机关来调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时，其未依法查阅历史档案作出的上述行政证明，属恶意作伪证，是违法行政行为。在南部县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45号行政案件的诉讼中，原告提交了樊卓灵1996-1999年多次在深圳市两级法院参加诉讼的生效判决书和开庭笔录，在原告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该行政行为违法，并明确要求其依法纠正的情况下，被告仍坚持其错误和违法行政行为，构成了新的行政不作为。原告的损失和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特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不予纠正其所作“我村无樊卓灵此人”行政证明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并判令二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和精神损失3000万元人民币。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村民委员会于2007年10月30日出具并加盖公章，由被告南部县公安局河东派出所签注“经村证明微机查无此人2007.10.30”并加盖户籍专用公章的《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2013年才看到此份证明。
2、原告在南部县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45号行政案件中提交证据的《当事人提交证据清单》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在该案诉讼中已经收到原告提出的请求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证据，被告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3、收寄时间为2011年12月8日、收寄局为深圳市新安邮政支局、邮件号为EN257424784CS的邮件回执查询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于2011年12月8日向南充市公安局投诉二被告的违法行为，南充市公安局收到后就应当将投诉材料转交被告县公安局。
4、编号为XA36344815551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原件。用以证明：原告于2013年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现被告2007年10月30日出具的证明后，向被告县公安局邮寄了要求纠正该违法行为的申请。
5、户主为原告李ＸＸ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签注有“复印属实”字样并加盖有阆中市彭城镇人民政府公章）。用以证明：居民迁出迁入均有档案记载，但被告没有依据樊卓灵的档案资料对其相关信息作出如实记载就是行政违法行为。
6、南部县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45号行政裁定书原件。用以证明：被告已在该案中明确知道其出具的证明是违法行为，应该主动纠正但未予纠正。
7、2007年10月30日吴红旭收取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现金5万元的《收据》复印件（加盖有“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专用章）。用以证明：被告2007年10月30日出具的证明是在利益驱动下作出的违法行为。
8、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1998）深罗法民初字第36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及庭审笔录复印件一页（该页笔录加盖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2）”印章）。用以证明：樊卓灵在该案中出庭自行提交有证明其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历史档案证据的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
9、编号为XA33657886251、XA33657884551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复印件。用以证明：2011年原告与樊卓灵有联系。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边防检查站2011年3月15日给原告的传真复印件（加盖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2）”印章）。用以证明：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6.6亿元的巨额财产损失。
11、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初字第20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用以证明：该案系经济纠纷（民间借贷），被告亦明知，却以行政权干扰司法权。
1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深中法民六申字第155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复印件（加盖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2）”印章）。用以证明：经济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被告在收到原告提交的该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后还执意不纠正其违法行为，应当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行政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镇政府辩称，原告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理由是：一、原告不是《证明》的行政相对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原告起诉请求纠正“我村无樊卓灵此人”的《证明》，不符合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三、原告对《证明》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四、基于前述理由，原告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
被告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南部县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45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起诉是重复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县公安局辩称，一、原告起诉行政违法没有事实依据。2007年10月30日，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民警曾飞彬、谢伟灯持立案决定书和樊卓灵的身份证复印件（男，生于1978年10月16日，身份证号为511321xxxxxxxxx，住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7组）要求协助调查户籍信息，经河东派出所在户籍网上查询，河东辖区无该身份证复印件人员信息，遂出具了微机查无此人的证明，证明内容是真实合法的，并无违法行为。该证明是对当时微机查询结果的客观描述，未对原告李ＸＸ作出任何行政行为，也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被告出具的该证明与原告被立案侦查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二、原告起诉行政违法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出具证明时间距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长达近8年，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原告请求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及要求给予行政赔偿均无法无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村民委员会于2007年10月30日出具并加盖公章，由南部县公安局河东派出所签注“经村证明微机查无此人2007.10.30”并加盖户籍专用公章的《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县公安局在该证明上签注“经村证明，微机查无此人”仅仅是对微机查询结果的客观描述。
2、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深宝公立字[2007]07019号《立案决定书》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2007年10月30向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出具的该证明，仅是对异地公安部门刑事侦查的协助行为。
3、南部县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45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的相关申请，不存在行政不作为。
经庭审质证，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被告镇政府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原告的起诉不是重复起诉。被告县公安局所举证据恰恰证明，被告在程序上应该是协助，但却越俎代庖，其行为违法；不能用2015年形成的证据证明被告2007年行政行为的合法性；（2015）南行初字第45号行政裁定书正好证明被告已经知道其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
经庭审质证，被告镇政府的质证意见是：原告所举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被告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行政不作为行为。对被告县公安局的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被告县公安局的质证意见是：对原告所举证据1予以认可，原告其余证据与本案均无关联；被告出具的证明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也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请求，不存在行政不作为。对被告镇政府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所举证据1、2、5、6虽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但能客观真实地证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所举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7、8、9、11所证明的事实（涉及被告2007年10月30出具的《证明》的合法性）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证据10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所举证据，因已超过举证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四）项“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2007年10月30日，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民警持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深公宝立字（2007）07019号刑事侦查《立案决定书》和载明姓名为樊卓灵，住址为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7组，编号为511321xxxxxxxxx的身份证复印件，到四川省南部县调查樊卓灵的户籍信息。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村民委员会使用印有“中共南部县老鸦镇委员会用笺”的纸张，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干警：曾飞彬、谢伟灯于2007年10月30日来我村调查一位叫樊卓灵的村民。警方提供樊卓灵身份证复印件：樊卓灵，男，汉族，生于1978年10月16日，家住四川省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七组，身份证编码511311xxxxxxxxx。经查：我村并无此人特此证明。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委会2007年10月30日”。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村民委员会加盖了公章。被告县公安局河东派出所在该证明上载明“经村证明微机查无此人2007.10.30”，并加盖了该派出所的户籍专用公章。2015年5月21日，原告以县公安局、镇政府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二被告向深圳市公安局南沙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并赔偿给其造成的经济和精神损失30万元人民币。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9月23日以（2015）南行初字第45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李ＸＸ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2015）南行终字第196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原告提起了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于2013年2月17日以邮寄方式向被告县公安局提出要求纠正2007年10月30日所出《证明》的书面申请，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非乡、镇人民政府的内设机构，原告主张上述《证明》使用印有“中共南部县老鸦镇委员会用笺”字样的纸张，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该《证明》的行为应当由被告镇政府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在（2015）南行初字第45号行政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其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二被告出具该《证明》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已在该案中向被告明确提出纠正的请求，二被告应当及时纠正而不予纠正即构成行政不作为，亦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因此，对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不依其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取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侵犯人身权或财产权的违法行为。由于原告主张的二被告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事实不成立，因此对其赔偿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被告县公安局与南部县老鸦镇玉顶村村民委员会在协助深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过程中向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是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如原告认为其错误受到刑事责任追究，可结合相关证据向司法机关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ＸＸ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ＸＸ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晓彬
人民陪审员 王正明
人民陪审员 杨文斌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周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