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中民六终字第6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荣，男，194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辽宁省新民市大柳屯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利，男，198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辽宁省新民市大柳屯镇。
上诉人李广荣与被上诉人李永利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新民市人民法院（2015）新民民三初字第2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冬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郑竹玉、审判员相蒙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李永利诉称：2003年，原告从被告手购买了被告的3间老房和园田地约2亩（包括房前和房后）。原告虽未能办理房屋更名过户手续，但已经交纳了契税，并实际居住房屋，耕种土地达13年有余。2011年，原告在原老房宅基地上重新翻建了4大间平房。2015年4月15日，原告对诉争园田地进行了耕种。2015年4月24日，被告强行把原告的园田地毁掉，并进行了耕种。因与被告协商未果，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返还原告1.94亩园田地（以房产交易契约书为准），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被告李广荣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诉称的园田地2亩实际是我与老伴的口粮地，分为两块地，共计1.94亩，两块地是相连的。2002年原告买房时的价格为14，000元，并不包含本案诉争的口粮地。当时由于两家是族亲关系，我同意将口粮地让原告白种一至二年。承包经营权证中所写的房后（华尖）口粮地0.88亩不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从2005年4月4日起，我老伴向原告明确告知，如果原告要继续耕种我家的口粮地，得按市价给付租金。以后，我们每隔一两年都回到村里向原告要租金，并要求原告停止耕种我家的口粮地，但每次都无功而返。2015年4月8日，我老伴再次找到原告及其父母理论，结果原告声称其买房时也把地买下了，拒绝给付租金，我的家人被激怒了。4月24日，在亲属的帮助下，我在已经不足1.94亩的口粮地上种植了玉米。另外，当年我卖房时要价15，000元，条件是用大地承包地兑换口粮地。后来，原告的父亲经过与我商议，以14，000元的价格购买了房产。其他人想购买时都是同意用大地承包地兑换口粮地，因为原、被告两家有亲属关系，所以我当时答应让原告先种两年。因此，我没有非法侵占原告的土地，而是正常耕种自己的口粮地，所以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1月28日，原、被告签订了房产交易契约书，双方约定，被告将其自有房产一处卖给原告，价格为5000元（实际价格为14，000元），并约定了买卖房产的土地四至，即东至李玉忠、西至李广绵、南至道、北至墙壕，其中包括被告的承包地1.94亩，即本案诉争土地。房屋建筑面积60平方米。庭审中，根据原告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并经原、被告双方确认，实际交易房屋建筑面积为正房84平方米、厢房20平方米。合同签订后，被告收取了原告给付的房款，并将房屋及土地交付原告。原告于2003年2月27日交纳了契税，但未办理房产更名。2015年4月，因被告耕种了本案诉争土地，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返还原告园田地1.94亩（以双方签订的房产交易契约书为准），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经调解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交易契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买卖房产的四至，该四至范围包括了诉争土地1.94亩。本院结合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交易契约书及农村买卖房屋的交易习惯认定，双方交易的价款中包括了原告承包地1.94亩的土地流转费用，故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交易契约并给付被告约定的交易价款后，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现耕种原告已经取得承包经营权土地的行为系侵权行为，被告应将土地返还原告。因诉争土地被告已经实际耕种，故被告应于土地收获后将土地返还。对于被告的答辩意见，因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与交易时仅同意让原告耕种承包地一至两年，并且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同意以其他承包地与其交换，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被告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李广荣于2015年12月31日前返还原告李永利承包地1.94亩（以双方于2002年11月28日签订的房产交易契约书及被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为准）。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交纳50元，由被告承担。
宣判后，李广荣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房屋交易契约书内容虚假（只是为办过户手续用），是“标的”有效，还是无效合同，没有认定清楚。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把房子和承包地一起出卖了的情况下，怎能认定房款中包含地钱（应由被上诉人提供收条，买地合约等）。判决书中所说的“约定”是一种想当然的推理，农村房产交易的习惯不存在不作任何说明，就让承办地随房走。当时没有“卖”承包地的根本原因是，考虑不可能在城里待长，回来必须保证有地种，所以才让被上诉人先种着（代耕），这一点被上诉人是不否认的，就在这次回去种地前一天，他还在讲：“你从沈阳搬回来，地马上还给你”，当时有另外两人在场。2.现在宅基地的数量及与1.06亩地块、0.88亩地块的历史和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查清楚，只是简单地以“四至”和表面上看地块相连就认定其都属于诉争范围与事实不符。0.88亩地块与所称的“园田地”毫不相干，只是因为它与院落相邻，为了统一耕种方便，撤壕后人为地让其与后院相连，土地承包证上登记的是0.88亩，实际上经过撤壕、平整，实际面积超过1亩。3.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证上的1.06亩地块被被上诉人违规建房占去一大部分，到底剩多少一审法院没进行认定，而草率地判上诉人退还1.94亩。恕上诉人无法执行。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出卖房产超出了一般家庭事物的范畴，夫妻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全权代理。上诉人老伴儿签合同时没有在场，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这十多年来，在与被上诉人讨要租金和土地中，始终在强调和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她的权益应该依法得到保护。2、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裁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就本案的案由，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七条、三十三条、三十七条等进行裁决，这样才能体现出特殊法优于一般法。既然将承包地被视为标的物，又为何要忽略掉法律对它的另行规定，这本身就与合同法相背。3、宅基地使用证至今没有进行更名、登记，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条有明确规定。不知一审法院在判定上诉人侵权时，是怎样适用该条法律的。三、一审法院的判决不符合公平的原则。已丧失劳动能力，一辈子都最珍视土地，真正靠出租承包地和党的好政策养老的人，他的承包地在一审法院的“强制”下，被无偿地流转，公平正义何在！
被上诉人李永利答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另查明：在二审期间，经对房产交易契约书上签字的中证人高广泽、代笔人王宝申及负责人李开明询问，三人均表示被上诉人购买的房屋应当包括案涉承包地，且在农村购买房屋都包括房屋所在的院落。
上述事实，有房产交易契约书、房屋所有权证、宅基地使用证、契证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予以确认，在一审卷宗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购买的房屋是否包括房屋所在院落内的1.94亩承包地。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广荣与被上诉人李永利签订房产交易契约书的时间为2003年，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将包括案涉承包地在内的房屋及土地交付给被上诉人使用至今。双方所签订的交易契约书上明确约定了四至包括本案涉及的1.94亩承包地，且经一审法院对双方所在村的会计王宝申（契约书的代笔人）及邻居李广绵的询问，以及二审法院对契约书中签字的中证人高广泽、代笔人王宝申及负责人李开明的询问，上述人员均表示被上诉人购买的房屋包括案涉的承包地，且在农村买房卖房，不可能单卖房屋而不包括房屋所在院落，而且上述人员均表示从未听说过上诉人将案涉1.94亩承包地借用给被上诉人耕种的事情。综上所述，依据双方所签订的契约书的四至明确约定及农村的交易习惯，以及契约书中签字的相关人员的说明，一审法院确认双方购买房屋交易的价款应包括了上诉人承包的1.94亩土地的流转费用是正确的，故上诉人耕种案涉承包地的行为系侵权行为，故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于2015年12月31日前返还被上诉人案涉承包地1.94亩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广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冬
审判员 郑竹玉
审判员 相 蒙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那萌萌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