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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11民再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某，男，198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现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延强，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国，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义刚，男，1956年12月30日出生，回族，原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现在安徽巢湖监狱服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会芝，女，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明光市，暂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如，安徽西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富，安徽西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周成余，男，196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系周某的父亲，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现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一审第三人：刘万翠，女，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系周某的母亲，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现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上诉人周某为与被上诉人王义刚、陈会芝，第三人周成余、刘万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日作出（2014）琅民一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周某及第三人周成余、刘万翠当庭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经院长决定，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6年10月11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延强、孙志国，被上诉人王义刚、陈会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如，原审第三人周成余、刘万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8年9月1日，周某以王义刚、陈会芝为被告，向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义刚、陈会芝立即迁出非法占有的原告的房屋，并承担诉讼费。
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周成余与刘万翠系周某的父母，2004年7月前，两人户籍在滁州市南谯区，2001年前，两人将周某的户口转至滁州市，并以周某的名义在该队建房。现位于滁州市的房屋系周成余夫妻建好后，于2001年将房产证办到周某名下，该房屋建筑面积160.18平方米，周某当时年龄未满14周岁。周某于2004年12月至部队服兵役，于2006年12月退役。2005年7月12日，周某写了一份《委托书》给周成余、刘万翠，该《委托书》载明：“我是周某，因我在外地当兵不能回去，特委托父母将我在凤阳路罗大塘四号的房子买卖等。”2005年7月12日，周成余、刘万翠写了一份“协议书”给王义刚，载明：“经双方协议，我欠王义刚333900元，因无力还，我愿用我罗大塘队4号的房子做抵还，（一切两清），以后房子增值否都两清。我协助王义刚办理一切过户等手续。”随后周成余、刘万翠将位于滁州市凤阳路罗大塘4号的房屋交给王义刚，并将该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交给了王义刚。王义刚接手后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和装璜。现该房由王义刚的儿子及其母亲陈会芳、陈会芝及其女儿、陈会贤一家三口以及陈会芳的母亲共同居住。
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周某在取得滁州市凤阳路罗大塘4号房屋的房产证时尚未年满14周岁，故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应为其父母周成余和刘万翠。周成余、刘万翠欠王义刚333900元无力偿还，自愿用房屋做抵还，并于2005年将房屋交付给王义刚及陈会芳带其子实际居住，王义刚已将房屋进行了修缮和装璜，周成余和刘万翠书写的用房抵债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对周某要求王义刚、陈会芝立即迁出非法占有的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周某承担。
周某不服上述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理由是：1.本案案由应为排除妨害，一审确定案由为返还财产错误；2.一审法院调取的2005年7月12日的授权委托书，并非上诉人周某所写，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3.周成余、刘万翠为周某在滁州市琅琊区建造了房屋，并于2001年5月份在相应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房屋权属登记，取得了土地证与房产证，该房屋至今仍登记在周某名下，周成余非法处分周某的财产，案涉以房抵债协议无效，即使周成余作为监护人，其为清偿自身债务而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也无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本院二审认为：返还原物纠纷是指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不动产或动产的人返还该物的纠纷。排除妨害纠纷却是指物受到他人的妨碍而引发以排除这种妨碍为目的的纠纷。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主要区别是他人以“非法占有”以外的方式妨害物权人行使其权利时，物权人有权请求其排除妨害，以恢复物权圆满状态。本案是周某认为王义刚、陈会芝“非法占有”其房屋，而要求予以“返还”，故原判对本案定返还原物纠纷正确。
周某在取得诉争房屋的房产证时尚未年满14周岁，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需经依法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该诉争房屋确系周某父母周成余、刘成翠建造，但建成后登记在周某名下，符合赠与的法律特征，且赠与在办理完登记手续时已经完成，故诉争房屋的权利人为周某。原判针对此节的认定不当，予以纠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规定，周某要求王义刚、陈会芝返还其房屋，系以房屋产权登记人的名义，行使的是物权请求权中的返还原物请求权，而依据该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关于占有的一般规定，占有物返还抗辩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产生占有的基础关系是否能使占有人可以对抗权利人的返还请求。本案中，王义刚、陈会芝依据以房抵债协议受领房屋和占有房屋，在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该以房抵债的债务不合法的情况下，占有房屋有合法的基础关系，是基于法律上的原因，属本权占有，应该受到法律保护。2005年7月，周某在外服兵役，属于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2005年7月12日的授权委托书并非周某所写，王义刚根据周成余、刘成翠与周某的“特殊关系”，以及周成余、刘万翠占有管理房屋和持有房产证，并持有“周某”的委托书等事实，与周成余、刘成翠订立房屋抵债协议，从表面上能够使王义刚产生合理的信赖，王义刚有理由相信周成余、刘成翠有处分权，且付出了合理的对价，主观上为善意，周成余、刘万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王义刚受领房屋后又进行大量的翻新和装璜了房屋，且居住至今。至于周成余、刘万翠伪造周某的委托书侵害了周某的权利，应当由周成余、刘万翠对周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周某要求王义刚、陈会芝返还占有房屋的法律规范构成要件被消极规范构成要件所阻却，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据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院于2009年11月10日作出（2009）滁民一终字第09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周某申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9日作出（2012）皖民提字第000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滁民一终字第0907号民事判决和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2008）琅民一初字第1320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重审。
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重审查明：周成余与刘万翠系周某的父母，两人于1992年11月28日将周某的户口转至滁州市，并于1994年以周某的名义在滁州市建设建筑面积为160.18平方米的房屋，于2001年3月将所建房屋登记到周某名下。周某当时年龄未满14周岁。2004年1月7日，周成余、刘万翠将原在滁州市南谯区的户籍迁至滁州市。2004年12月，周某至部队服兵役。2005年7月12日，周成余、刘万翠写了一份“协议书”给王义刚，载明：“经双方协议，我欠王义刚333900元，因无力还，我愿用我罗大塘队4号的房子做抵还，（一切两清），以后房子增值否都两清。我协助王义刚办理一切过户等手续。”周成余和刘万翠在该协议的下方签名。鉴于涉案房屋登记在周某名下，周成余、刘万翠同时出具一份周某书写的《委托书》给王义刚，该《委托书》载明：“我是周某，因我在外地当兵不能回去，特委托父母将我在凤阳路罗大塘四号的房子买卖等。委托人：周某2005.7.12日。身份证：。”此后，周成余、刘万翠将位于滁州市凤阳路罗大塘4号的房屋交给王义刚，并将该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交给了王义刚。王义刚接手后，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和装璜。现该房由王义刚儿子的母亲陈会芳带其子、陈会芝及其女儿、陈会贤一家三口，以及陈会芳的母亲共同居住。周某于2006年12月退役。
在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此次重审过程中，周某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王义刚、陈会芝承担自非法占有之日起至非法占有结束之日止的使用费25万元。
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诉争房屋的权利人是谁？二、王义刚、陈会芝应否返还该房屋？三、周成余出具的周某的授权委托书的法律后果。
（一）双方争议的房屋的权利人是谁？周某在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登记时尚未年满14周岁，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需经依法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诉争房屋确系周某父母建造，但建造后登记在周某名下，符合赠与的法律特征，且赠与在办理完登记手续时已经完成，故诉争房屋的权利人应为周某。
（二）关于王义刚、陈会芝应否返还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规定，周某要求王义刚、陈会芝返还其房屋，系以房屋登记产权人的名义，行使的是物权请求权中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关于占有的一般规定，占有物返还抗辩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产生占有的基础关系是否能使占有人可以对抗权利人的返还请求。本案中，王义刚、陈会芝依据以房抵债协议受领房屋和占有房屋，在周某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该债务不合法的情况下，占有房屋有合法的基础关系，是基于法律上的原因，属本权占有，应受到法律保护。
（三）周成余出具的周某的委托书的法律后果。2005年7月，周某在外服兵役，属于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2005年7月12日的授权委托书并非周某所写，王义刚、陈会芝根据周成余、刘万翠与周某的“特殊关系”，周成余、刘万翠占有管理房屋并持有房产证及“周某”的委托书等事实，与周成余、刘万翠订立房屋抵债协议，从表面上能够使王义刚产生合理的信赖，王义刚有理由相信周成余、刘万翠有处分权，且付出了合理的对价，主观上为善意，周成余、刘万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王义刚、陈会芝受领房屋后又进行大量的翻新和装璜了房屋，且居住至今。周成余、刘万翠提供的委托书若侵害了周某的权利，应当由周成余、刘万翠对周某承担侵权责任。故周某要求王义刚、陈会芝返还占有房屋的法律规范构成要件被消极规范构成要件所阻却，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作出（2013）琅民一再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审原告周某承担。
周某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3日作出（2014）滁民一再终字第00004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再次重审过程中，依职权追加周成余、刘万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周某申请对落款署名为“周某”、落款时间为“2005年7月12日”的《委托书》进行笔迹鉴定，但因未能调取到该《委托书》的原件，鉴定未果。
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第二次重审查明的事实与第一次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裁判理由也与第一次重审相同。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于2016年3月3日作出（2014）琅民一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审原告周某承担。
周某仍不服上述判决，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即使周成余与王义刚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与周某无关，周成余未经周某同意用周某的房产抵债，是无效的，不受法律保护；2.王义刚明知涉案房屋登记在周某名下，周成余、刘万翠所持《委托书》记载的授权只是“买卖”，是为了周某的利益进行买卖，而周成余、刘万翠处置涉案房屋不是为了周某的利益，而是抵偿周成余的债务，明显不符合《委托书》的本意，不构成表见代理；3.本权占有是指基于法律上的原因对物进行占有的权利，是与无权占有相对应的概念；周成余与王义刚之间的债务是非法的，不能成为王义刚占有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据；王义刚、陈会芝应当返还涉案房屋，应当支付占有涉案房屋的合理使用费25万元；4.涉案《委托书》系原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原件应当保存在公安机关，原审法院却以周某未能提供原件为由不予委托鉴定，程序违法。
王义刚答辩称：从周成余、刘万翠与周某的特殊关系看，周某出具《委托书》是比较合理的，其有理由相信；原审法院判决合情合理。
陈会芝答辩称：原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情合理，上诉理由不成立。
周成余、刘万翠述称：同意周某的上诉意见。
在本院此次二审过程中，周某于2016年8月1日申请本院调取公安机关在侦办王义刚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经营等案中对被害人戴某所作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周成余和王义刚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所谓的333900元债务系周成余被迫为戴某因欠王义刚的赌债提供担保而产生，主债权不合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经质证，王义刚对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戴某陈述的内容不认可；陈会芝的质证意见同王义刚，并认为，该证据形成于2006年，在此前的多次诉讼中均未出示，不属于新证据；周成余、刘万翠对该证据没有意见。本院审查认为，该询问笔录记载内容主要反映了戴某受周成余邀请，到周成余等人组织的赌场参加赌博、输钱未还后被带到王义刚处遭到殴打，以及分别向王义刚、周成余出具金额不等的欠条的经过，不能证实周某举证所要证明的事实，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各方当事人所举其他证据与原审相同，相对方均没有补充新的质证意见。
对原审法院调取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7月12日、落款署名为“周某”的《委托书》，本院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中形成于2005年7月12日的协议书系周成余、刘万翠当着王义刚的面书写的事实均无异议，而对落款时间同为2005年7月12日的《委托书》，王义刚述称系周成余、刘万翠带到其住处后再当面签署协议书，周成余称系其书写出具，周某则坚称不是其签名出具，并申请笔迹鉴定。虽然该《委托书》因未能调取原件而未进行笔迹鉴定，但因周某当时正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服现役，如果该《委托书》系其亲笔签名出具，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其在一天之内将该《委托书》从河南省三门峡市送到安徽省滁州市的难度很大，也没有必要，且书写该《委托书》的纸张与在后形成于安徽省滁州市的上述协议书的纸张底纹也完全相同，加之该《委托书》落款“周某”的笔迹与周某在本案历次诉讼过程中的签名笔迹均存在明显差别，该委托书系周某亲笔书写的可能性不大。原判认定该《委托书》系周某书写的证据不足，也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本院予以纠正。对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所举的其他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与原审相同。
本院二审查明：周成余、刘万翠系周某的父母。周某的户口在1994年12月从滁州市南谯区迁至滁州市。此后，周成余、刘万翠以周某的名义申请宅基地建设本案讼争的房屋，并于2001年3月将所建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到时年不满14周岁的周某名下。2004年1月，周成余、刘万翠将两人原在滁州市南谯区的户口也迁至滁州市。2004年12月，周某应征至河南省三门峡市服现役。2005年7月12日，周成余、刘万翠书写一份“协议书”交给王义刚，载明：“经双方协议，我欠王义刚333900元，因无力还，我愿用我罗大塘队4号的房子做抵还，（一切两清），以后房子增值否都两清。我协助王义刚办理一切过户等手续。”同日，周成余、刘万翠将讼争房屋的房产证和一份落款署名为“周某”、落款时间为2005年7月12日的《委托书》交给王义刚，该《委托书》载明：“我是周某，因我在外地当兵不能回去，特委托父母将我在凤阳路罗大塘四号的房子买卖等。委托人：周某2005.7.12日。身份证：。”此后不久，周成余、刘万翠将本案讼争房屋钥匙交给了王义刚。王义刚接手后，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和装璜，并实际入住。2006年11月，王义刚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并于2008年被终审判刑入狱。2006年12月，周某退出现役。本案讼争房屋一直由陈会芳带其与王义刚所生的儿子、陈会芝及其女儿、陈会贤一家三口，以及陈会芳的母亲等人共同居住至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周成余、刘万翠于2005年7月12日出具协议书处置讼争房屋的行为，对周某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二、王义刚、陈会芝占有讼争房屋是否属于有权占有，是否应当向周某返还房屋；三、王义刚、陈会芝是否应当支付讼争房屋占用费25万元。
一、关于周成余、刘万翠处置讼争房屋的行为对周某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讼争房屋系在以周某名义申请的宅基地上建设，并于2001年3月登记至周某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周某自登记时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虽然周某当时尚不满十四周岁，但并不影响其依法享有讼争房屋的所有权。
在周某享有讼争房屋所有权情况下，评判周成余、刘万翠于2005年7月12日以讼争房屋抵债行为对周某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周某时年不满十八周岁，能否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周成余、刘万翠处分周某名下财产是否需要经过周某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周成余、刘万翠处置讼争房屋时，周某已满17周岁，在服现役，由国家供养，并享受国家规定的津贴、补贴和军人保险待遇，有规定的收入和稳定的生活来源，且其在军队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应当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周成余、刘万翠处分周某名下的财产应当取得其授权，否则构成无权处分。周成余、刘万翠在签署涉案“协议书”处分讼争房屋时，同时向王义刚提供了落款署名为“周某”的委托书，表明协议双方也均认为周某当时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处分讼争房屋需要经过周某授权。虽然周成余、刘万翠处分讼争房屋时持有一份落款署名为“周某”的《委托书》，但因：1.周某否认该《委托书》系其签名出具，且该委托书落款日期与案涉“协议书”的落款日期相同，而当时周某正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服现役，其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在当日出现在安徽省滁州市的可能性不大，且周成余自认该委托书系其书写出具，该《委托书》系他人冒名出具的可能性较大；2.该《委托书》记载的授权内容是“委托父母将我在凤阳路罗大塘四号的房子买卖等”，而不是同意承担其父母的债务并授权用其房产抵债，即使该《委托书》系周某签名出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周成余、刘万翠以讼争房屋抵债的行为也超越了周某的授权范围，属于超越权限代理行为，故无论周成余、刘万翠所持的《委托书》是否是周某签名出具，如果两人处分讼争房屋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周某均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周成余、刘万翠用讼争房屋抵偿案涉债务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终止代理权后，仍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的一项法律制度。表见代理应当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了代理行为；2.相对人在客观上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3.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且无过错；4.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成立要件。本案中，根据涉案“协议书”中“我欠王义刚333900元，因无力还，我愿用我罗大塘队4号的房子做抵还”的内容可知，周成余、刘万翠并不是以周某的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签署该协议书；王义刚对讼争房屋当时登记在周某名下，以及其与周某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是明知的，其同意以讼争房屋抵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错的构成要件。周成余、刘万翠出具涉案“协议书”，约定以讼争房屋抵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周某不发生法律效力。
（三）王义刚能否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不动产物权应当符合以下要件：1.受让人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本案中，王义刚明知周成余、刘万翠用以抵债的房屋登记在周某名下，相关抵债行为也不是为了周某的利益，其接受讼争房屋抵债不符合受让人善意的条件。此外，讼争房屋至今仍登记在周某的名下，并未办理变更登记，也不符合上述“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的条件。王义刚不能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
（四）不将周某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周成余、刘万翠作为周某的法定监护人，能否用被监护人的房屋抵偿自身债务，案涉协议对周某是否发生法律效力。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周成余、刘万翠以讼争房屋抵偿自身债务，不是为了周某的利益，违反上述强制性法律规定。其次，周成余、刘万翠签署涉案协议书，约定用周某名下的房屋抵偿自身所欠王义刚的债务，一方面减轻了自身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也使王义刚的债权得以实现，协议双方均能获得利益，但却明显侵害了周某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第三，王义刚当时系城镇居民，依法不得受让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而讼争房屋所占土地系农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也应当认定王义刚与周成余、刘万翠签署的涉案协议书无效。
在周某享有讼争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周成余、刘万翠于2005年7月12日签署的涉案协议书对周某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影响周某依法享有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至于周成余与王义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与本案返还原物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应由有关当事人另行处理解决。周某认为周成余、刘万翠以案涉房屋抵偿自身债务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王义刚在原审中认为，讼争房屋建成时周某尚不满十四周岁，该房屋系周成余、刘万翠出资建设，周成余、刘万翠系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其接受以房抵债合理合法。经审查认为：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周某取得讼争房屋所占宅基地使用权时，周成余、刘万翠的户口尚未迁至宅基地所在地，尚未取得宅基地所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依法不得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其次，讼争房屋虽可能系周成余、刘万翠出资建设，但因二人在建房时不享有所占宅基地的使用权，其出资建房也符合我国父母出资为子女建房、买房的传统习惯，二人将建成的房屋登记在周某名下，符合赠与的法律特征，周某应自登记完成时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故对王义刚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王义刚、陈会芝占有讼争房屋是否属于有权占有，是否应当向周某返还讼争房屋的问题。
在我国，占有原来是作为所有权或他物权的一项权能而存在的，并非一类独立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了调整占有人与非占有人之间因财产占有利用而发生的财产关系的占有制度，其目的之一是维护物的事实秩序而非物的法律秩序，即维护现有的物的占有状态，禁止他人以私力改变占有的现状，但仍将占有规定为一种事实而不是权利。按照法理，在法律上可以对物进行占有的权利称为本权。本权既可以是物权，也可以是债权。除所有权人的占有之外，基于他物权、监护关系、合同关系等产生的有权占有，均属于本权占有，与之相对应的是无权占有。本案中，王义刚不能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案涉形成于2005年7月12日的协议书对周某也不发生法律效力，王义刚、陈会芝与周某之间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王义刚、陈会芝占有周某所有的讼争房屋，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合同依据，属于无权占有，不属于本权占有，不能对抗周某对讼争房屋所享有的所有权。周某认为王义刚、陈会芝占有案涉房屋不属于本权占有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为王义刚、陈会芝占有讼争房屋系本权占有，可以阻却周某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关于王义刚、陈会芝是否应当支付讼争房屋占用费25万元的问题。
按照物权法规定，在无权占有的情形下，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善意占有是指占有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不具有占有的权利而占有，即占有财产时主观上是善意的。反之，占有人明知其没有占有的权利而继续占有，则属于恶意占有。本案中，虽然案涉形成于2005年7月12日的“协议书”对周某不发生法律效力，王义刚不能依据此协议对抗周某享有的房屋所有权，但因周成余、刘万翠签署该协议书时实际占有讼争房屋，且认可尚欠王义刚333900元，在此情形下，基于周成余、刘万翠与周某之间的亲子关系，王义刚有理由相信其有权接受周成余、刘万翠向其转移的对讼争房屋的占有，故应认定王义刚取得对讼争房屋的占有属于善意占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除因善意占有人无权处分致使第三人善意取得所有权外，善意占有人向权利人承担的是返还责任而不是赔偿责任。据此，王义刚对周某因未能占有、使用讼争房屋所遭受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周某因此遭受的损失可以向周成余、刘万翠另行主张。故周某要求王义刚、陈会芝支付房屋占用费2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但认定王义刚、陈会芝占有讼争房屋属于本权占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2014）琅民一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
二、王义刚、陈会芝于本判决送达后三个月内将位于滁州市4号的房屋（可移动的添附设施除外）返还给周某；
三、驳回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王义刚、陈会芝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 杰
审判员 史克银
审判员 戚晓兵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王 蕾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十八条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
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第二百四十二条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四十四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