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3）粤高法刑二终字第322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田觉球，男，1955年7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汉族，文化程度大学专科，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因本案于2012年4月13日被羁押，同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看守所。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田觉球犯诈骗罪一案，于2013年11月6日作出（2013）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田觉球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1月，被告人田觉球伙同“新加坡黄老板”、“小李”、“小王”等人，以能提供港币兑换为由与被害人严某胜约定：由“黄老板”、“小王”与严某胜一起在香港将议定的港币存入严某胜香港账户，严某胜则指令己方人员在广州市向田觉球支付上述港币的85%所对应的人民币，向赖某华等人支付上述港币的15%所对应的人民币。同年2月15日，严某胜与“黄老板”、“小王”到香港深水埗长沙湾广场交通银行门口，“小王”持严某胜的存折进银行操作后将该存折给严某胜过目，严某胜在看到港币441万元入账的记录后，即电话指令冯某英在广州付款。冯某英按事前约定提现人民币250万元交给田觉球，并将人民币53.5万元转账到田觉球个人账户。随后，严某胜查知入到其香港账户的港币441万元为无效支票预付款而联系田觉球时，田觉球已关闭手机并逃匿。田觉球将汇入其个人账户的人民币53.5万元全部使用后于当月19日销户。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田觉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被告人田觉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上诉人田觉球上诉提出：1、严某胜与兑换方事先即明确约定由冯某英将250万元人民币交给李先生，交接当天是因为冯某英提不动钱款才让其帮忙提出银行交给李先生的，而录像资料中一男子拖着箱子从银行门口人行道向左前方走的背影不是其本人；本案完全由严某胜本人指挥兑换及掌握风险，其没有虚构事实，也没有前往香港操作现场，亦没有占有人民币250万元；事后并未逃匿。综上，其没有诈骗犯罪的动机，在本案中也完全以自己的真实身份与被害人交往，作为中介没有参与伙同他人实施诈骗的行为，请求对其宣告无罪。2、其作为中介人代表收到中介费人民币53.5万元后将其中大部分交给其他中介人，其本人实际只得到人民币9万元，即使参与诈骗，也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
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上诉人田觉球通过黄某东、赖某华等人结识被害人严某胜后，伙同“黄老板”、“小李”、“小王”（均另案处理）等人以能提供港币兑换人民币为名骗得被害人严某胜信任，双方约定：由“黄老板”、“小王”与严某胜一起去香港，将议定的港币存入严某胜香港账户；严某胜则指令己方人员在广州市支付等值人民币，其中85%支付给上诉人田觉球，15%支付给赖某华等人。
同年2月15日，被害人严某胜与“黄老板”、“小王”一起前往香港深水埗长沙湾广场交通银行，“小王”持严某胜的存折进银行操作后将该存折拿给严某胜过目，严某胜见存折显示港币441万元入账的记录后，即电话指令己方人员冯某英在广州付款。冯某英按事前约定，将人民币250万元提现后交给上诉人田觉球，又将人民币53.5万元转账到田觉球个人账户。随后，严某胜查知汇入其香港账户的港币441万元为无效支票预付款，立即联系上诉人田觉球，田觉球已关闭手机并逃匿。
上诉人田觉球将汇入其个人账户的人民币53.5万元消费、取现完毕后，于同年2月19日注销该账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报警回执存根、受理报警登记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证实：被害人严某胜于2012年2月15日16：17报警，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于同年3月7日立案。上诉人田觉球于同年4月13日23时许被抓获。
2、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提供的证人冯某英、被害人严某胜农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证实：严某胜的账户于2012年2月10日、13日分别向冯某英上述账户转入人民币50万元和200万元、5万元，冯某英的账户于当月15日取现人民币250万元。
3、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提供的证人冯某英牡丹灵通卡明细清单，证实：该账户于2012年2月15日支出人民币53.5万元。
4、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龙潭支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提供的上诉人田觉球工行账户明细单，证实：该账户于2006年7月7日开户，2012年2月15日前余额人民币168.97元，当日汇入人民币53.5万元，当月15日至19日间消费、取现完毕并销户。
5、上诉人田觉球的身份材料，证实：田觉球的出生日期、住址等个人身份情况。
6、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调取的银行监控录像及截图，证实：2012年2月15日13：38-13：53，证人冯某英在中国农业银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内取款，上诉人田觉球将款项装入一个黑色手拉箱后拉离银行，同日14：02冯某英在工商银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办理业务。
7、香港深水埗长沙湾广场交通银行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证实：2012年2月15日13：17前后，有一戴长沿帽的男子在该行柜台办理业务。
8、香港警方调取的交通银行账户的储蓄户口存折副本、恒生银行支票副本及该账户资料，证实被害人严某胜的交通银行存折显示：“20120215CCQ＋4，410，000.00HKD4，410，020.00”，“20120215CCL-4，410，000.00HKD20.00”。
9、广州市公安局出具的出入境记录，证实：被害人严某胜于2012年2月15日08：59出境到香港，同日23：17返回。
10、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广州市越秀区看守所出具的《提讯信息》，证明：在2012年5月5日对上诉人田觉球的讯问中，完全没有刑讯逼供、体罚及变相体罚等违法情况出现。
11、被害人严某胜的陈述：2012年1月9日中午，赖某华在渔民新村介绍我认识田觉球和黄某东。田觉球递给我一张“田觉球董事长，福建贵仁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5014****”的名片，声称他与黄某东签订了一份汇款协议书，内容主要是田觉球在香港分笔将总额1亿美元（首笔100万美元）汇给黄某东指定的香港银行账户，黄某东在境内按每笔美元金额的85%折合成人民币汇给田觉球指定的中国境内银行账户，汇率按当日中国银行公布的外汇中间价计算。黄某东公司现无能力履行上述汇款协议书，田觉球就想找人代替黄某东履行。田觉球说如果我代替黄某东履行汇款协议，明天就先做100万美元汇款交易操作，我当时就拒绝了。同年1月11日，赖某华建议我尽量帮田觉球操作汇款，当时我急需汇款到香港购置物业，就同意了。次日，田觉球在深圳彭年酒店给我看其与黄某东签订好的《汇款协议书》，赖某华还打电话叫黄某东通过电子邮件发了一份《授权书》给我。
同年2月2日，我和田觉球约好在广州流花宾馆中餐厅见面，商谈汇款一事。我和我大嫂冯某英在流花宾馆中餐厅与田觉球见面后，田觉球说他已经安排新加坡的“黄老板”在2月11日与我见面，并要求我准备好人民币现金，计划到时安排田觉球与冯某英在广州的银行交接人民币，并要求我到香港后以新开设的中资银行账户与“黄老板”交接港币。同年2月11日，我和田觉球、“黄老板”、“小李”四人在中国大酒店中餐厅见面，田觉球介绍“黄老板”和其手下“小李”给我，称“黄老板”有港币和美元与我兑换，但要求我们所做的外币兑换等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田觉球，不能私自联系。田觉球对我说到时“黄老板”将和我一起到香港任一间中资银行见面，我要新开设一个香港银行的账户，“黄老板”会存入441万港币（其中1万元是“黄老板”给田觉球的茶叶钱），我凭账户存折打印交易明细确认钱到账后，必须马上电话通知冯某英在广州将现金人民币250万元交给田觉球，并转账人民币53.5万元到田觉球的个人账户，余下的人民币53.57万元转账给黄某东或赖某华。田觉球当时写了一张小纸条给我，纸条上写着“人民币转账53.57万元，田觉球（工商银行卡）”。
当月15日13时许，我拿了在香港交通银行开户的旧存折到香港深水埗长沙湾广场的香港交通银行门口与“黄老板”见面，“黄老板”把我的存折交给其带来的男青年“小王”，让“小王”进银行入账。约半小时后，“小王”走出银行，称钱已入账，“黄老板”用拇指遮住存折的第1、2列显示的内容，我看到存折的第3、4、5、6列显示已存入港币441万元，余额显示为港币4410020元，“黄老板”迅速把存折折合放入我的口袋，并要求我按约定叫人在广州将相应的人民币交给田觉球。我误以为对方已存入港币441万元，即打电话通知冯某英提取现金人民币250万元交给田觉球，再转账人民币53.5万元到田觉球的个人账户。我打电话后，“黄老板”要求我关闭手机，只用他的手机与广州联系。期间，“黄老板”与田觉球在电话中谈了约半个小时，其实是在拖延时间想让广州那边的人把现金拿走。后来，“黄老板”要我进入银行查账，我要求他在银行门口等我。银行职员称我的存折显示的款项是支票预付款，存折第2列表示为“CCQ”，属于“交换票存入／无折交换票存”，一般需要24小时后才能查实是否真正到账，如需立即核实，必须到出票的恒生银行查实支票是否真实付款才能确定我的存折是否真正有款项到账。我马上走出银行，发现“黄老板”已经走了。我立即办理退票手续拿回该恒生银行入账支票，经香港恒生银行核实，该支票账户早在2002年已被撤销。我立即打电话报警，并通知冯某英在广州报警，要求广州的银行冻结田觉球的工行账户。我叫冯某英立即去艺术宾馆找田觉球，但田觉球已经离开。我打电话给田觉球，他已关机。次日中午我到田觉球身份证住所，见到其妻子（肖某叶），她承认田觉球拿了我的钱，但只分到70多万。当月17日上午11时许，田觉球打电话称会派个姓罗的律师在广州和我见面，但田觉球不肯和我单独见面，之后我再没和他联系。
被害人严某胜签认的《汇款协议书》、授权书、香港交通银行存折、明细、恒生银行退票理由书、严某胜与冯某英农业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明细、田觉球手写的银行卡号纸条，所反映内容与严某胜的陈述一致。
经辨认照片，被害人严某胜辨认出上诉人田觉球。
12、证人冯某英的证言：2012年2月14日中午12时许，我小叔严某胜让我第二天帮他在工商银行汇人民币53.5万元到田觉球的个人账户，再去农行提现金人民币250万元给田觉球，我答应了。我之前曾在广州流花宾馆见过田觉球，当时他和严某胜商谈，严某胜提现和转账给田觉球是因为他想把一大笔人民币兑换成港币。次日上午9时35分左右，我到了广州广园西路王圣堂对面的农业银行二楼贵宾室等田觉球，9时50分左右，田觉球来到贵宾室，我们两个一起等严某胜的电话，因为严某胜当时在香港，他说要在那边收到等额兑换的港币再打电话通知我，我才提取现金给田觉球。下午14时许，严某胜打电话称钱收到了，可以给田觉球钱了。我就取了人民币250万元，田觉球数好钱，用一个拖箱装好后，田觉球说有人会接他，叫我自己先行去工行汇钱，他在农行门口等接他的人。当时我把装有人民币250万元的拖箱给田觉球后，他拉着拖箱独自一人先走出农业银行，我没有见到他把拖箱交给其他人。他是从站西路方向的门走出去的，而我由另外一个侧门走出银行，去了广园西路工商银行站西支行。过了一会儿，田觉球一个人空手来到工行，拖箱给了谁我不清楚。我汇了人民币53.5万元到田觉球的个人账户，他把汇款单也拿走了。我后来又接到严某胜电话称他被骗，人家给的是空头支票。我就马上去田觉球住的酒店，但他已经走了，电话也不接，打了几次后对方已经关机了。
经辨认照片，证人冯某英辨认出上诉人田觉球。
13、证人黄某东的证言：2011年国庆后我认识了田觉球，他称有一笔资金在境外，可以兑换成人民币借给我使用，利息是月息3%。同年11月底，田觉球约我到广东深圳操作汇款、借款事宜，因朋友不肯先借款给我，我赔了他2万元违约金。2012年元月初，田觉球又称有美金1亿元可以兑换成人民币借给我，但我必须先在内地按85折给他人民币，他再在香港将美元汇到我账户上。因我没那么多钱，他就说先借100万美金。同年1月6日，田觉球与我签订了《汇款协议书》，黄某铃作为中间人签字。当月9日我和田觉球来到广州渔民新村，由于我无法筹集相应资金，就介绍田觉球认识赖某华，由赖某华筹集资金操作。当天下午2时许，赖某华带严某胜到渔民新村，我介绍田觉球认识，由他们具体去谈如何操作落实，我于次日回到福州。当月11日，赖某华要我写授权书给严某胜，我就写了。同年2月15日，赖某华打电话称田觉球诈骗了严某胜很多钱，我打电话给田觉球，他说他只收了8万元中介费，其他钱都分给他人了，之后我没有再与田觉球联系。本来我和田觉球约定，如果将100万美金汇兑成功，我可以得到15%差额的借款，但这件事没做成，所以我什么好处都没有。
14、证人赖某华的证言：2009年我认识严某胜，2012年1月9日，我在广州市番禺区渔民新村通过黄某东介绍认识田觉球，并介绍黄某东、田觉球给严某胜认识。后来又知道黄某东与田觉球已签订了一份《汇款协议书》，内容是田觉球在香港分笔将1亿美元汇给黄某东指定的香港银行账户，首笔是100万美元，黄某东同意在国内按田觉球每笔汇款的美元金额的85%折合成人民币汇给田觉球。但黄某东后来又说没有钱操作，我才介绍严某胜参与汇款一事。因严某胜不放心，我就让黄某东写份授权书给严某胜全权负责操作与田觉球的汇款。
我对汇款的事不清楚，后听严某胜说被田觉球诈骗了现金人民币250万元、转账人民币53.5万元。田觉球称是严某胜自己没查清就把钱给他，是严某胜自己的责任，让我们自认倒霉。后我与严某胜到福州田觉球的家找他，他老婆肖某叶当面打电话给田觉球，田觉球将对我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叫肖某叶不用管。肖某叶问田觉球有没有拿严某胜的钱，他称只分到10多万。后来我带严某胜到福州市鼓楼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警，田觉球知道后就主动联系我说想找律师到广州见面私了，但严某胜不同意，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我没有分得好处费，黄某东是否分到我不清楚。严某胜和王老板及一名王姓男青年到香港汇款的细节我不清楚，因为当天我没有去广州。涉案的王老板及王姓男子我没见过，只听田觉球说过他跟新加坡王老板合作操作汇款成功过，所以他就安排王老板和姓王的男青年跟严某胜到香港操作汇款一事。后来我又多次打电话给田觉球，但他手机关机了。
15、证人肖某叶的证言：大约2012年2月份，有一名姓赖的福州男子带了两个男子到我家找田觉球，听说田觉球拿了人家钱，人家上门追要。我近期多次打电话给田觉球追问此事，他说只拿了20多万元人民币，但与三、四个人分，分不了多少钱。他还说自己是中间人，是被骗人自己没有查清汇款是否真正到账，就将自己的钱交给他人，要自认倒霉，他没办法跟被骗人说清楚，所以不敢出来面对赖先生和被骗人，叫我不要再管这件事，他自己会处理。
16、证人黄某铃的证言：2012年2月15日，我与田觉球一起去了银行，他进去，我在外面等，后来我看到他从银行走出来，他右边有一个人拉着手提箱，走了10多米后这个人和田觉球招手拦车，有一部三轮车来了，这个人爬上车，箱子放在右边，然后车就走了。在银行门口时没有其他人陪同田觉球。
17、上诉人田觉球的供述和辩解：我根据我朋友范某良的电话交待，代表他与黄某东签订了《汇款协议书》，我本人没有资金。协议主要内容是我同意在香港分笔将总额1亿美元（首笔100万美元）汇给黄某东指定的香港银行账户，黄某东同意在境内（中国内地）按每笔美元金额的85%折合成人民币汇给我指定的境内银行账户，汇率按当日中国银行公布的外汇中间价计，另15%的资金让利给黄某东。操作的时间为2012年1月至2月的某一天，地点为香港和广州同时进行，黄某铃作为中间人签名。范某良说他业务忙，没有时间回中国。我与黄某东签订《汇款协议书》是因为范某良答应我，如果我帮他做成这笔交易，他会给我好处费（具体数目当时没说清）。同时，我叫范某良去找有钱人来操作与黄某东汇款一事。
后来黄某东说他没有钱，没能力履行协议。2012年1月9日，我和黄某东从福州到广州，赖某华请吃饭，说他在广州有个朋友严某胜能代替黄某东操作与我汇款一事，并介绍严某胜给我和黄某东认识，我当时给严某胜的名片是“福建贵仁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田觉球董事长联系电话：1385014****”，说如果严某胜有心代替黄某东，明天就先做100万美金汇款交易操作，严某胜当场没有表态是否同意。大约同年1月28日，我打电话问范某良是否找到人来操作汇款一事，他说已找到合适的人，但内容与我之前和黄某东签订的《汇款协议书》不同：币种由美元改成港币，开户行由汇丰银行改成任何一间香港中资银行，汇款的总额由1亿美元改成不定额，首笔汇款的数额由100万美元改成440万港币，对方要求严某胜必须支付现金人民币250万元给对方，另外人民币53.5万元汇到我的工商卡。我将此情况通过赖某华转告严某胜，严某胜同意操作。
同年2月10日，范某良、严某胜和我如约见面，严某胜大嫂冯某英后来也赶到了中餐馆与我见面。我说范某良已经安排新加坡“黄老板”在11日与严某胜见面，要求严某胜准备现金人民币250万元，到时安排我和冯某英在广州的银行交接人民币，并要求严某胜到香港后和“黄老板”一起以一个新开中资银行账户与“黄老板”交接港币。次日，范某良叫我约了严某胜到中国大酒店餐厅见面商谈，经范某良介绍认识了“黄老板”和其带来的一名姓李男子。范某良称如果双方汇款一事操作成功，“黄老板”必须付给我48万元好处费，“黄老板”同意。后“黄老板”与严某胜约定2月14日一起到香港，15日正式操作汇款。“黄老板”要求范某良在广州帮他监督严某胜方交钱，但范某良称其没有时间，让我帮他负责在广州督促严某胜方交钱，并负责接收严某胜支付的人民币250万元，还要求严某胜将“黄老板”给我的48万元好处费和范某良、“黄老板”欠我的茶叶款5.5万元（我曾给范某良、“黄老板”共6斤茶叶）转到我个人账户上，严某胜同意。经范某良授意，我当时将我的工行账户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给了严某胜。赖某华原定2月14日到广州，但当天他因故不能到广州，让我与严某胜联系商量操作汇款的事。
同年2月14日，“黄老板”、严某胜到了香港。次日，“黄老板”和严某胜在香港如何操作汇款一事我不清楚，我只在广州和冯某英交接现金和转账。当天上午9点50分，我按严某胜事先跟我约定的时间、地点到了农行广州站西路支行门口与冯某英见面，她带我到二楼贵宾室等候。14时许，严某胜从香港打电话给冯某英称已收到款项，冯某英便带我进入其中一间贵宾室提取了现金人民币250万元，我在旁边帮她把款项装入一个大的蓝黑色行李箱内，然后我负责将装钱的行李箱拉到银行一楼大堂，冯某英打电话经严某胜同意后让我拉走，我也跟严某胜通话后，将装钱的行李箱拉出距离农行门口10多米远的马路边交给“小李”（“小李”的名字、住址、电话不清楚）。接着我去隔壁的工商银行广州站西路支行找到冯某英，她将53.5万元转到我工行账号，我拿到转账单后离开了工行。后来我打电话给严某胜问他是否确认港币已到账，严某胜说已查实，我便离开了广州。大约16时许，严某胜打电话给我说在香港被“黄老板”骗了，“黄老板”没有将钱存入他香港银行账户上。我说：“我两次提醒你自己把握好，查清楚是否有钱到账，你没有查清楚是你自己的责任，你自认倒霉吧。”后来我手机不知为何自动关机，就再没有跟严某胜通电话。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严某胜，说我在湖南找了名姓罗的律师，准备到广州与严某胜、冯某英见面，商量解决上次汇款的事情。严某胜不同意，要求我亲自到广州与他见面，我有事不能到广州，后来就没有再主动联系严某胜。
同年2月18日，严某胜、赖某华找到我前妻肖某叶，我在电话中告诉肖某叶是严某胜自己没有查清是否已有钱到账就付款，是他自己的责任，叫肖某叶不要管这事，我自己会处理。肖某叶问我收到别人多少好处费，我说只收了一些。后来我一直在湖南湘潭，很少再启用原来的电话，而是用湖南的电话。严某胜不知我湖南电话，所以无法和我联系。
整件事情中，我认为我只是一个中间介绍人，没有参与诈骗行为。在“黄老板”、李先生与严某胜当面协商兑换事项后，我问相关情况，他们回答说港币兑换人民币100：100，对应港币的70%付给港币方，付款时由李先生来收取，另外30%中的15%付给赖某华等介绍人，另外15%也就是53.5万元交给我。我不清楚“黄老板”用什么方式存441万港币到严某胜交通行账户上。我收到严某胜转账来的53.5万元后怎么处理的，我记不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只得到好处费48万元。“黄老板”、范某良得到多少钱我不清楚。范某良及“黄老板”的电话、住址我均不知道。
对于上诉人田觉球的上诉理由，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上诉人田觉球所提其未参与诈骗被害人严某胜的上诉理由，经查，证人黄某东、赖某华的证言证实了田觉球结识并拟与被害人严某胜“兑换”港币的前期协商过程；被害人严某胜、证人冯某英、上诉人田觉球均证明其三人曾在广州流花宾馆见面协商“兑换”港币的事宜；写有田觉球的名字及账号的纸条、被害人严某胜的陈述、上诉人田觉球的供述证实田觉球伙同“黄老板”、“小李”在广州中国大酒店与严某胜协商“兑换”港币的具体操作事宜；恒生银行支票副本及账户资料、被害人严某胜的香港交通银行存折证明严某胜的账户显示于2012年2月15日虚假存入港币441万元；被害人严某胜的陈述、证人冯某英的证言、上诉人田觉球的供述均证明双方在“兑换”港币的过程中，田觉球负责在广州接收严某胜的现金人民币250万元及转账的人民币53.5万元；冯某英的证言及涉案银行的监控录像均证明冯某英在广州接到严某胜的通知后即将用手拉箱装着的现金人民币250万元交给了田觉球，并由田觉球一人携带离开银行；银行的交易凭单、冯某英的证言、上诉人田觉球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冯某英转账人民币53.5万元至田觉球的个人账户。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关于上诉人田觉球所提其仅为“中介”的上诉理由，经查，涉案“兑换”行为的“中介费”占全部兑换金额的30%，由港币支付方“黄老板”承担，田觉球收取15%，赖某华等收取另外15%，即港币支付方“黄老板”除支付等额港币给严某胜外，还应支付30%的“中介费”给田觉球等人，显然不符合常理。田觉球称其受范某良所托寻找意图兑换货币的人并最终联系到被害人严某胜，其参与整个“兑换”协商的过程并负责被骗巨额款项的接收，却称不清楚范某良、“黄老板”、“小李”等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田觉球在取走巨额款项且被害人已明确告知被骗的情况下，立即退掉宾馆房间后离开，推卸责任并关闭手机，短期内将其个人账户收取被害人的人民币53.5万元支取用尽后即注销账户，上述事实亦均明显不合常理。
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田觉球伙同“黄老板”等人，以能提供港币兑换为名骗取被害人严某胜人民币303.5万元的事实。
2、关于上诉人田觉球所提严某胜与兑换方事先即明确约定由冯某英将人民币250万元交给李先生的上诉理由，经查，被害人严某胜证实其要求冯某英将该款项交给田觉球；证人冯某英确认在银行将装有人民币250万元的手拉箱交给田觉球；且田觉球经辨认并确认银行的相关监控录像中独自一人拉着黑色手拉箱走出银行大门的男子为其本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证人冯某英将该人民币250万元交给田觉球的事实。
3、上诉人田觉球伙同他人共同骗取被害人严某胜人民币303.5万元，依法应依照其所参与的全部诈骗数额而非其在该诈骗行为中实际分得的数额进行量刑。原判根据田觉球参与的犯罪事实和情节、认罪态度等对其量刑适当。
本院认为，上诉人田觉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田觉球所提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何凌云
代理审判员 林恒春
代理审判员 刘晓光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叶松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行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