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7民终4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林生，男，1959年9月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大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太盛，江西袁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平，男，1972年4月26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住大余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住所地：大余县南安镇金莲山大道公务写字楼*楼。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定星，该委员会第三工委书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公司。住所地：大余县南安镇南安大道。
负责人：刘光春，该支公司经理。
上诉人袁林生因与被上诉人李伟平、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大余县纪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余县人民法院（2015）余民二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林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由被上诉人大余县
纪委、被上诉人李伟平共同赔偿上诉人449692.54元，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三名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构成7级伤残，与事实不相符。上诉人在第三次出院之后，在伤情稳定的状态下，委托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经鉴定，该中心认为本次交通事故导致上诉人左腿丧失功能达75%以上，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规定，上诉人构成7级伤残，并且拆除钢板费用为1万元、部分护理依赖、赔偿比例为50%。事后在开庭审理阶段，经被上诉人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申请，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上诉人左膝关节活动功能受限(丧失功能占一肢13.1%)，构成10级伤残；上诉人左下肢短缩2cm，评为10级伤残；上诉人护理程度评分达到90分，为无护理依赖。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在伤情稳定的状态下委托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做的伤残鉴定，并且提交相应的材料，鉴定程序合法。虽然该鉴定是上诉人自行委托，但该鉴定意见书更能反应出上诉人的真实伤情，如今上诉人不能正常走路，需要借助拐杖等辅助工具才能行走，更不能长途步行；不能负重、正常下蹲，就连上厕所也需借助便椅才能做到，上下楼梯也很不方便，也不能劳动。而且该腿不能正常的弯曲和伸展，腿上还有内固定未拆除。另外上诉人在开庭审理阶段，又委托赣州司法鉴定中心对其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该中心在检查过程中认为上诉人两下肢相差4.5厘米。结合上诉人现如今左下肢的功能丧失程度、双下肢长短距离以及上诉人恢复的情况，可以认定上诉人的伤残等级为7级，护理依赖为部分护理，拆除钢板费1万元。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未能对上诉人的伤情进行客观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是错误的，不应当适用。上诉人认为应当采用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康明司（2014)鉴字第231号、明信司鉴中心（2015)医临补鉴字第236号鉴定意见书。二、原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原告的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其他损害赔偿，与事实不相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当中，上诉人与失地农民一样，并非从事农耕作业，其专业经营的养鸭场，己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雇佣了相应的工人，全部的产品定向销往城镇板鸭厂，其主要生活来源和收入来源于养鸭场的商业经营，而非来源于自给自足的农耕作业。因此，原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来计算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于事实不相符，也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此外，根据国务院2014年7月24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江西省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亦已正式出台，己明确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并建立和完善居住证制度。可见，在处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不再区分农村与城镇户口，统一适应城镇标准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三、本案上诉人的误工费应当按照157.65元/天计算1024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2年8月24日，至上诉人做伤残鉴定前一日共计1006天，加上上诉人之后又因病情复发再次住院治疗18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之规定，上诉人的误工时间应当计算1024天。另外上诉人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应当是157.65元每天。虽然上诉人从事的是养殖业，但是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每日157.65天是根据上诉人前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而来的，采纳该标准更能显示出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四、被上诉人李伟平应当与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李伟平系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的员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李伟平作为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的员工，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与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伟平辩称：答辩人与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是行政隶属关系，并非上诉人所说的雇佣关系。一审法院已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及大余县人民财保公司承担，上诉人无异议。
被上诉人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未作答辩。
袁林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护理依赖补助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补助费、下固定器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照片检查费、伤残鉴定费、韧带松驰手术费等共计818439.71元(变更后诉请)；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24日，被告李伟平驾驶赣Ｂ×××××号轿车沿323国道由大余县青龙方向往大余县城方向行驶，19时15分许，行驶至黄龙镇叶墩桥路段时，因占道行驶，撞上相对方向由原告袁林生驾驶的赣Ｂ×××××号普通二轮摩托车，造成原告袁林生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原告受伤后于2012年8月24至2013年2月7日在大余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67天，花费医疗费用64353.92元。诊疗经过为：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急诊在硬膜外麻醉下行清创+血管神经探查+跟骨牵引术，于2012年9月在全麻下行多发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植骨术（左手第1掌骨骨折、左股骨远端、左胫骨近端、左髌骨），术后行预防感染、促骨折愈合、对症、支持、换药、功能锻炼等治疗。出院诊断为：1、全身多发性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足背皮肤撕脱伤。出院医嘱：1、继续行关节功能锻炼，扶双拐适度活动，避免剧烈运动及负重；2、继续门诊治疗；3、定期复查X片（出院后2、6、12月等），1年后择期解除内固定；4、不适及时门诊随诊。2013年5月20日至2014年5月14日，原告又至大余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59天，花费医疗费用29468.15元。原告诊疗经过为：入院后完善三大常规等检查，予康复治疗，功能锻炼、促骨折愈合、对症治疗，于2014-04-24在硬膜外麻醉下行左下肢多发性骨折内固定取术出（左股骨、髌骨、胫骨），术后予抗炎、对症、支持、换药、功能锻炼等治疗。出院诊断为：1、全身多发性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内固定术后；2、左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并膝关节积液。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3月内扶双拐逐渐负重活动，3月后扶单拐逐渐负重活动3月，避免剧烈运动及负重；2、继续门诊治疗、定期复查X片（出院后3月、6月等）；3、加强膝关节功能锻炼；4、加强营养、如有不适，及时门诊就诊。2014年7月12日至12月12日，原告又在大余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54天，花费医疗费用34093.98元。诊疗经过为：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于2014-07-17在硬膜外麻醉下行左股骨切开复位植骨内固定术，术中见左股骨远端嵌插骨折，周围见大量骨痂，并见约4ml粉未状炎性组织，左股骨远端硬化、髓腔及原植骨吸收，股骨骨质疏松、术中清理骨折端，断端新鲜化，断端间巨大骨缺损，取大块3面皮质髂骨植入股骨髓腔内，用股骨髁钢板、螺钉固定，用人工骨填入骨缺损区，手术顺利，术后行抗炎、促骨折愈合、改善循环、对症、支持、换药、功能锻炼等治疗。出院诊断：1、左下肢多发性骨折术后；2、左股骨远端嵌插性骨折，骨吸收坏死；3、左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4、骨质疏松症。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避免剧烈运动，扶拐逐渐负重活动，加强关节功能锻炼；2、定期复查X片，视骨折愈合情况，在专科医生指导下择期解除内固定；3、注意保护术口干洁，禁止外敷中药；4、加强营养，预防感冒；5、继续门诊治疗、如有不适、及时门诊就诊。2016年5月19日至5月27日，原告又至赣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花费医疗费用19290.29元。诊疗经过：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于2016年5月12日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左膝关节镜检+半月板部分切除+滑膜清理+游离体取出术，术后给以预防感染、消肿、指导康复功能锻炼，预防关节僵硬，改善微循环，换药等治疗。出院诊断：1、左膝关节内外侧半月板破裂；2、左膝关节滑膜炎；3、左膝关节退变；4、左股骨骨折术后；5、左腓骨小头陈旧骨折；6、左膝滑膜软骨骨瘤。出院医嘱：1、加强营养，出院后1、2、3周返院复查，专科医师指导下行患膝功能锻炼。2、如患者感冒，发热请及时去正规医院预防感染治疗，如患膝肿胀，疼痛请及时回院复查；3、术后1、2、3、6、9、12月门诊复诊（周一上午、周三上午）。4、避免再次外伤，5、门诊复诊，不适随诊。除住院治疗外，原告还在大余县人民医院进行门诊检查治疗，共花费门诊检查治疗费2601.82元（即668.40元+721.48+50+488.06+334.88元+93元+246元）。以上住院及门诊医疗费用合计149808.16元，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范围内为原告先行垫付医疗费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为原告垫付医疗费用93484.75元，合计103484.75元。剩余医疗费用46323.41元系由被告大余县纪检委支付。此外，原告尚另行进行门诊检查治疗及鉴定检查自行花费医疗检查费用1428.12元（即93元+232元+700元+4元+6元+212.12元+181元）。本案事故发生后，原告的摩托车因在事故中受损,花费停车费20元、施救费100元、修理费863元，该费用已由被告大余县纪检委支付。2012年9月6日，大余县交警大队就本案事故作出余公交认字第2012第S201308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伟平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袁林生不承担此事故责任。2014年6月28日，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原告袁林生委托对其伤势作出康明司[2014]法鉴字第231号法医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为：委托人袁林生左膝关节丧失功能60%，评残一个Ⅷ级，左掌骨骨折，左小趾粉碎性骨折功能丧失5%，评残Ⅹ级；损伤参与度为100%，部分护理依赖，赔偿比例为50%。2015年6月11日，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又接受原告袁林生委托作出明信司鉴中心[2015]医临补鉴字第236号法医补充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结论为：委托人袁林生补充鉴定评定为Ⅶ级伤残；拆钢板费用为壹万元。原告两次鉴定共花费鉴定费1200元。事后，原、被告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以致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诉讼过程中，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就原告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合理治疗期限及误工时间申请本院对外委托鉴定。2016年7月26日，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本院委托作出赣济司鉴中心[2016]检字第192号法医学活体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为：1、袁林生因交通事故致左下肢多处骨折并半月板损伤。评定为二个十级伤残。2、袁林生评定为无护理依赖。3、袁林生住院时间基本合理。4、袁林生误工期评定为二年半。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以其尚需行左侧髌韧带紧缩手术治疗就其后续治疗费委托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赣虔司鉴中心[2016]（后续）鉴字第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为：袁林生后续治疗费用评定为约25000元，该鉴定花费鉴定费用700元。另查明，被告李伟平驾驶的赣Ｂ×××××号车已在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200000元。被告大余县纪检委在本案事故发生后向原告预付垫付款1次、借支10次，合计28700元，原告为此出具收据1份、借条10份。此外，被告大余县纪检委还因探望及在处理本案交通事故中，为原告支出其它费用共计5896元。被告李伟平系大余县纪检委干部，本案事故系其接受单位指派前往赣州参加培训后返回大余的途中发生。原告系农业户口，并在大余县××××村从事鸭养殖业。原告的被扶养人为其父亲袁优万（1939年9月12日生），母亲卢金香（1942年4月17日）。袁优万、卢金香夫妻共生育七名子女。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残疾赔偿金等赔偿项目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原告袁林生系农村户口，其赔偿项目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根据最高院关于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一他字第25号]，农业户口受害人需是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的，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而原告袁林生系农村户口，又未在城市经商居住，其在诉讼中主张其系农村养殖户，而养殖业亦属农业的一种，故综合以上因素，原告不属于在城镇经商居住的情形，上述规定并不适用原告，其残疾赔偿金等有关损害赔偿标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由于原告经鉴定评定为两个十级伤残，其残疾赔偿金可按相关规定以当地上一年度11139元/年的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13%计算20年。原告主张其误工费应按157.65元的标准计算1014天，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收入，因原告系农村户口，又在农村从事鸭子养殖，该行业应属农、林、牧、渔业的范畴，而其经鉴定的误工期为两年半，故原告误工费依法可按当地上年度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32849元/年的工资标准计算两年半。原告主张其护理费应按119.4元/天的标准，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应按20元/天的标准计算，由于原告的该主张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予以采信。原告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可以上述标准按实际住院天数计算698天（167天+359天+154天+18天）。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因原告在大余、赣州等医院数次住院治疗，且时间较长，出院后又先后多次在大余县人民医院进行门诊检查治疗及前往赣州进行鉴定，存在实际的交通费用支出，但其交通费具体金额应以相关票据金额为准。经本核对，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票据金额为2931元，故其交通费应按实际票据金额核定为2931元。关于原告的精神抚慰金问题，因原告在本案事故中受伤并致两个十级伤残，本案事故已对其造成了精神损害。因此，对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2000元过高，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及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对原告的精神抚慰金酌定为5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车损，因原告提交的修理费发票金额为863元、停车施救费的票据金额为120元，故对其该损失根据票据金额据实核定。关于原告主张的鉴定费1900元，因该费用的支付是确定原告残疾赔偿金的前提，属于原告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必然损失，与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不可分割，应由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在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原告的医疗费151236.28元（即149808.16元+1428.12元）及25000元后续治疗费，其中医疗费有相关的医疗费票据、费用清单，医院证明证实，后续治疗费25000元有司法鉴定结论证实，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8486元/年标准根据其父母的年龄分别按法律规定计算5年和7年，由于原告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主张186元残疾辅助器具（康健坐厕椅），因有相关正式发票，且有购置的实际需要，亦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及原告诉请，可确定原告袁林生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64353.92元+29468.15元+34093.98元+2601.82元+1428.12元+19290.29=151236.28元；2、后续治疗费：25000元；3、误工费:32849元/年×2.5年=82122.50元；4、护理费:119.40元/天×698元/天=83341.2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20元/天×698天=13960元；6、营养费：20元/天×698天=13960元；7、残疾赔偿金：11139元/年×20年×13%=28961.40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8486元/年×5年÷7人×13%）+（8486元/年×7年÷7人×13%）=1891.16元；9、精神抚慰金：5000元；10、交通费：2931元；11、车损：863元；12、停车施救费：120元；13、残疾辅助器具费：183元；14、鉴定费：1900元。原告的上述合理损失总计411469.54元。由于被告李伟平系大余县纪检委工作人员，本案事故系其在接受单位指派参加培训后驾车返回途中发生，属因执行工作任务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本案交通事故由此造成原告的损失应由其所在单位被告大余县纪检委承担。同时，由于被告李伟平在本案事故中经交警部门认定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而其驾驶的事故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且原告的上述损失已超过保险赔偿总限额，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袁林生的人身、财产合理损失411469.54元，应由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先行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则应由被告大余县纪检委根据事故责任划分全部承担。综上，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应在本案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120983元，由于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在交强险的医疗赔偿限额内已预付10000元，该款与之相抵后，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尚需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10983元。原告剩余损失290486.54元，则应由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总限额内赔偿200000元，由于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已预付93484.75元，该款与之相抵后，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尚需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106515.25元。原告损失保险公司赔偿后的不足部分90486.54元，则应由被告大余县纪检委予以赔偿。同时，由于被告大余县纪检委已向原告预付76006.41元（即垫付医疗款46323.41元+支付借支款28700元+车损863元+停车施救费120元），上述费用相抵后，大余县纪检委还应赔偿原告14480.13元。诉讼中，被告大余县纪检委、李伟平主张尚因协商交通事故及接待探望慰问原告等花费5896元，关于该费用问题，因原告的合理损失已超出保险赔偿范围，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已在保险限额内进行了赔偿，故被告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对超出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的费用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费用由于被告已支付，且并不属原告诉请范围，亦非法定赔偿项目，故该费用应由两被告内部另行处理，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袁林生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车损、停车施救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合计11098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袁林生剩余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合计106515.25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赔偿原告袁林生剩余损失款合计90486.54元，该款与被告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预付的76006.41元相抵后，被告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尚需支付原告袁林生14480.1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袁林生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80元，由被告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承担6565.08元，由原告袁林生承担3614.92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递交新的证据。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通知上诉人袁林生、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工作人员钟定星到场，使用本院行装部门的卷尺对上诉人袁林生双下肢长度差距进行测量。在本院法官接待室上诉人袁林生平躺、双下肢均伸直的情况下，由上诉人袁林生堂兄袁敏（身份证号码）操作，经测量所得结果为：左下肢长90.5cm，右下肢长度92.5cm，双下肢长度相差2cm。对于该测量结果，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无异议，上诉人袁林生认为可能是因为恢复后，双下肢长度有变化导致测量结果与赣州司法鉴定中心的测量结果不一致。此后，上诉人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2017年7月4日，本院通知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黄明、济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刘宁汝到庭接受质询。经黄明现场测量，上诉人袁林生左下肢长度85.5cm，右下肢长度89cm；刘宁汝测量的结果则是：左下肢长89cm，右下肢长91cm，与其出具的鉴定意见结果一致。黄明对鉴定意见所测结果与现场测量所作结果不一致的解释为：应该是当时膝关节未伸直造成双下肢长度相差4.5cm，也有可能是因为上次作检查时临床效果不稳定，左下肢恢复、长长了1cm所致。关于体内所装的内固定拆除后是否会影响上诉人双下肢长度的问题，二家鉴定机构的法医均作了否定的回答。上述测量及询问过程，本院予以了全程录音录像，并以个人执法终端予以了现场记录、保存。此外，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分别支付黄明、刘宁汝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200元。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伤残等级的问题，根据上诉人的实际情况及其单方委托的南康明信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原审法院委托的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及相关的残疾等级评定标准，本案中导致上诉人袁林生伤残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膝关节功能的丧失，二是双下肢长度不一致。关于上诉人膝关节功能丧失程度可导致的伤残等级问题，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3.2：评定时机应以事故直接所致的损伤或确因损伤所致的并发症治疗终结为准。C.8.1肢体丧失功能：因事故损伤所致肢体三大关节(上肢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或下肢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功能的丧失。C.8.2肢体丧失功能的计算：肢体丧失功能的计算是用肢体三大关节丧失功能程度的比例分别乘以肢体三大关节相应的权重指数(腕关节0.18，肘关节0.12，肩关节0.7，踝关节0.12，膝关节0.28，髋关节0.6)，再用它们的积相加，分别算出各肢体丧失功能的比例。本案中，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上诉人袁林生构成七级伤残的时间是2015年6月11日，而依照该中心在鉴定中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袁林生于2015年5月在赣州市人民医院的病历和X线检查报告单显示其左下肢股骨头远端术后改变、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前角及外侧半月板后角破裂，左膝关节韧带松弛等病症。2016年5月9日至5月27日上诉人袁林生应上述伤情在赣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行相关手术，术后给予预防感染、消肿、换药等治疗。由此可以认定，2015年6月11日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给其作补充鉴定时，上诉人袁林生左膝关节的伤情并不稳定，该中心作出相关鉴定结论的时机不符合上述国家标准的规定。上诉人袁林生关于该中心系在其伤情稳定下作的鉴定与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且同样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评定》的规定，鉴定机构认定被鉴定人因膝关节功能丧失程度导致的肢体残疾，应先测算出膝关节本身功能丧失程度的比例，然后乘以权重指数（0.28），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而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并未体现出对被鉴定人作了膝关节功能丧失程度的测算。且依照膝关节占一肢功能的权重指数，即便受害人膝关节功能全部丧失，也仅能导致一肢功能丧失28%。而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却以被鉴定人员膝关节功能丧失75%为由，套用为肢体功能丧失75%，进而引用“4.7.9肢体损伤致：f)一肢丧失功能75%以上”，明显是错误的，不足以采信。而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经查阅上诉人袁林生的所有病历资料，并经活体检验，以测算所得左膝关节活动受限度、左髋关节、左踝关节活动度为依据，经计算得出上诉人袁林生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膝关节功能受限，导致一肢功能丧失13.1%，构成十级伤残，其鉴定过程、委托鉴定的材料及所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袁林生未能证实该鉴定意见的非客观性、非合法性。二审多次开庭审理过程中，目测上诉人袁林生在拐杖助力下，可独立行走，仅稍显跛足（已有庭审录像记录在案），于2017年6月19日测量时，左下肢可升直。上述事实可佐证济源司法鉴定中心所作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及合法性，足以采信。对上诉人袁林生关于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袁林生左、右下肢长度差距可导致的伤残等级的问题，虽然赣州司法鉴定中心在就上诉人袁林生后续治疗费作出评定时，测得上诉人袁林生左右下肢长度相差4.5cm，但该鉴定的委托事项并非伤残等级，而是对后续医疗费进行鉴定。其之所以测量上诉人袁林生双下肢的相差，系一般的体格检查。在2017年6月19日本院组织的询问中，由上诉人袁林生堂兄操作测得其左、右下肢长度相距2cm，与济源司法鉴定中心所测结果一致。2017年7月7日本院组织鉴定人员接受质询，两名鉴定人员亦对上诉人左右下肢的长度进行了当庭测量，结果分别为左下肢比右下肢短3.5cm、2cm，测量过程已有法庭录像予以记录。赣州司法鉴定中心对于其2016年8月10日、2017年7月7日所测结果不一致的解释是“应该是当时膝关节未伸直造成双下肢长度相差4.5cm，也有可能是因为上次作检查时临床效果不稳定，左下肢恢复、长长了1cm所致”。测量长度是一项并不复杂的事项，只要截取的起止点科学合理，秉承严谨的科学态度，即可测出客观的结果。赣州司法鉴定中心当庭测量行为，效力要高于单独给当事人所作测量所得结果。且其对二者不一致的原因，亦作出了解释，可予以采信。相比较而言，济源司法鉴定中心两次所作测量，绝对长度及相对差距均完全一致，反映了较为严谨的科学态度。即便按照赣州司法鉴定中心当庭所测得的结果，并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上诉人袁林生也构成十级伤残，而不构成九级伤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之规定，对上诉人袁林生关于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本院采信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关于上诉人袁林生构成实际伤残的鉴定意见。
关于可否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问题，依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依照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袁林生住所地为大余县××××下村袁屋，并在大余县××板鹏村高排从事肉鸭养殖。虽然其提交了证据证实其饲养的肉鸭主要销往板鸭厂、食品厂，但其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事实并未改变。尤其是从其经常居住地及饲养地距离城镇较远的地理位置判断，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农村，故本案并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条件。对上诉人袁林生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误工费的问题，依照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本案中，上诉人袁林生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住院接受治疗四次，且每次住院时间均较长（最长达359天）。尤其是根据其病情发展过程，2012年8月24日遭受机动车撞伤后，入院进行了内固定安装手术，于2013年2月7日出院；后因左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并膝关节积液，于2013年5月20日再次入院2014年4月24日出院，接受抗炎、对症治疗及功能锻炼，说明上诉人袁林生第一次治疗留有后遗症，治疗并不彻底；2014年7月17日，上诉人袁林生因骨吸收坏死、左股骨远端嵌插性骨折、左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骨质疏松症等，再次入院154天，行股骨切开复位植骨内固定术（断端间巨大骨缺损，取大块3面皮质髂骨植入股骨髓腔内，用股骨钢板、螺钉固定），再次表明上诉人袁林生第二次对其炎症的治疗不成功，导致骨头坏死，以致骨缺损需要植骨。2016年5月19日至5月27日，上诉人袁林生又因膝关节滑膜炎、左膝关节内外侧半月板破裂等病症入院治疗18天。上诉人袁林生住院的期间，自然应当计入其误工时间，同时根据其一再入院治疗的病情发展过程，可知其自2012年8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至2014年12月12日第三次出院后的一定期间内，其左下肢均处于治疗-
复发-治疗-
复发的反复之中。结合其从事肉鸭养殖、左下肢受伤必然影响其劳作的事实，可以认定其在第三次出院的合理期间内处于持续误工状态。据此，虽然上诉人单方委托南康明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的鉴定报告未被采信，但上诉人主张自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之日起至该中心作出鉴定之日止持续误工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可以予以支持并计算其误工时间为1024天。对上诉人袁林生关于确认其误工时间为1024天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误工费标准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应按照其实际收入计算，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实际收入，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按照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据此，诉争误工费应为：32849元/年÷365天×1024天=92157.2元。原审法院认定的误工时间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李伟平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关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袁林生主张被上诉人李伟平存在重大过失，但未举证证实，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核定上诉人袁林生的其他项目损失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误工费依法应应予变更。上诉人袁林生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421504.24元，应由被上诉人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120983元，扣减其已预付的10000元，尚需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10983元。上诉人袁林生剩余损失300521.24元，由被上诉人人民财保大余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200000元，核减该公司已预付的93484.75元，尚需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106515.25元。不足部分100521.24元，由被告大余县纪检委予以赔付，核减该委已向上诉人袁林生预付的76006.41元，还应赔偿原告24514.83元。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400元，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已预付，由上诉人袁林生、被上诉人大余县纪委各承担2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余县人民法院（2015）余民二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变更大余县人民法院（2015）余民二初字第90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赔偿上诉人袁林生剩余损失款合计100521.24元，该款与被上诉人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预付的76006.41元相抵后，尚需赔偿上诉人袁林生24514.83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688元、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400元，合计7088元，由上诉人袁林生负担620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中国共产党大余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负担88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伟民
审 判 员 谢茂文
审 判 员 彭伟明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郭 敏
代理书记员 郭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