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72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国勇，男，1972年12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诺丹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罡，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阮国勇因与被上诉人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马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40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国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应当按照拨付凭证记载的时间确定还款日，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宝马销售公司开具发票的时间推理作为被上诉人拨付款的时间并推理上诉人的还款时间。上诉人当天买车，被上诉人当天发放贷款，其效率不可信，被上诉人没有出示与上诉人对应金额的转账凭证，而是出示金额巨大的票据。被上诉人出具的公证书等涉及到群发信息的电脑数据内容，上诉人没有收到，而且这是通过虚拟主机群发信息，不是手机发送的短信。《个人信用报告》中在2014年9月项下有1的标记，一审法院将之与正在逾期的四次混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行为造成上诉人信用评价降低，影响上诉人经济活动，给上诉人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应承担责任。宝马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阮国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宝马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阮国勇2014年9月不良信用信息的行为违法；2、宝马公司立即停止上述侵权行为，并向征信服务机构更正阮国勇在2014年9月的信用信息；3、宝马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消除阮国勇不良信用记录、恢复阮国勇名誉并向阮国勇公开赔礼道歉；4、宝马公司赔偿阮国勇经济损失8万元、精神损失费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相关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有：阮国勇从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购买汽车，车辆价格384160元。2014年8月14日，阮国勇（借款人）与宝马公司（贷款人）签订《汽车贷款合同》。其中《主要条款》约定：阮国勇向宝马公司申请汽车贷款，贷款本金275912元，贷款期限48个月。利息应与每月还款额一同于还款日支付。在按月等额还款方式，每月还款额应为人民币6591．71元，贷款利率变化时，每月还款额应进行相应调整。每月还款额的还款日应为每月与贷款拨付日（即开始计算利息的起息日）相同的日期。如相关月份不存在该日期，则还款日应为该等相关月份的最后一日。如还款日为非工作日，则应自动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借款人同意贷款人及其关联公司为以下用途将本人的汽车贷款信息及个人信息提供给：1、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阮国勇在借款人处签字，联系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路×号，手机号码为136XXXX****。其中《通用条款》约定：第八条，收款账户。贷款人应将贷款本金金额拨付至经销商所指定的用于收取所购车辆价款的银行账户。第九条，贷款拨付。贷款人与借款人约定，贷款人依约将贷款本金金额一次性拨付至收款账户后即视为贷款人已完成其在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发放义务。第十条，委托扣收。10．5如借款人的还款账户内资金不足以支付每月还款额，则贷款人有权不予扣收，并将不予扣收的全部到期每月还款额按照逾期贷款处理。第十七条，借款人的权利、义务、陈述及保证。17．5借款人同意，贷款人及其关联公司为以下用途将借款人的汽车贷款信息及个人信息提供给：（1）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17．7借款人同意，贷款人可以通过电话、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信函、报纸和其他媒体公告等方式进行通知或催告。借款人应保证其所提供的联系方式的有效性。若联系方式发生任何变更（包括临时性变更），借款人应在该等变更发生前的5日内书面通知贷款人，否则贷款人按照其最后知晓的联系方式发送的任何文件和通知均应视为有效送达借款人。第三十八条，书面通知。38．1贷款人向借款人发出的任何书面通知，应根据《主要条款》所在信息或借款人以书面方式提供的信息，以专人递送、快递、传真或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如通过专人递送的方式发送，则在递送当日视为送达；如通过快递方式发送，则在该等快递寄送当日后的第三个工作日视为送达；如通过传真方式发送，则在该等传真机上所记载的发送时间视为送达；如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发送，则视为在贷款人或受贷款人委托发送该等手机短信的实体发送手机短信的机器上所显示的发送时间送达。38．2若《主要条款》所载的借款人的任何联系方式发生改变，其应以书面方式通知贷款人。在贷款人收到该等书面通知之前，贷款人有权按照《主要条款》上所载之信息或从借款人最近一次收到的书面通知记载的信息，向借款人发送通知，且该等通知根据递送形式至不同根据第38．1条之规定视为送达借款人。阮国勇工商银行尾号为2502账户显示，2014年9月18日购车款支出10．79元，2014年9月19日他行汇入7000元，同日购车款分别支出6591．71元、2．7元。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有：1、宝马公司是否实施侵犯阮国勇名誉权的行为。阮国勇称宝马公司将2014年9月19日的还款信息作为不良信用信息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是错误的，宝马公司在2014年9月19日之前划款没有任何依据，宝马公司未向阮国勇提交贷款拨付凭证，未在2014年9月还款日之前通知阮国勇具体的还款日期。宝马公司认可其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交了阮国勇在2014年9月19日还款记录信息，但宝马公司认为其是根据贷款合同约定提供个人信用信息，不认为提供该信息是错误的。阮国勇提交个人信用报告证明2014年9月的还款记录有不良信用标注。根据个人信用报告记载：2014年8月14日机构“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发放的275912元个人汽车贷款，业务号CN0000001146，抵押担保，48期，按月归还，2018年8月14日到期，截至2016年6月17日。阮国勇账户状态：逾期。当前逾期期数：4。根据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还款记录显示，阮国勇在2014年9月逾期还款1-30天，2015年11月逾期还款1-30天，2016年3月逾期还款1-30天，2016年4月逾期还款31-60天，2016年5月逾期还款61-90天，2016年6月逾期91-120天。宝马公司称阮国勇在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有4次逾期还款记录，根据个人信用报告记载的逾期信息中逾期次数是4次，该报告记载的不良信用记录与阮国勇主张的2014年9月还款记录没有关系。宝马公司称虽然记录了阮国勇在2014年9月有逾期还款的情况，但是阮国勇后来进行了还款，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没有将2014年9月的逾期还款进行统计。宝马公司称2014年9月还款日的贷款拨付日是2014年8月14日，宝马公司提交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4日收到阮国勇贷款本金金额275912元，并于2014年8月14日向阮国勇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宝马公司称根据该证据，2014年9月的还款日应为2014年9月14日。阮国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对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公章不申请鉴定。根据阮国勇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经一审法院询问，阮国勇对其在2014年8月14日收到发票事宜予以认可，但称其忘记了开具发票时的具体情况，其在2014年8月底拿到车辆，但是经销商并未告知其贷款已经拨付了，其不清楚贷款何时拨付给经销商。综合双方意见，结合阮国勇提交的个人信用报告中“2014年8月14日，机构‘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发放的275912元个人汽车贷款”记载，一审法院对宝马公司在2014年8月14日拨付贷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汽车贷款合同有关还款日的约定，2014年9月的还款日应为2014年9月14日，故一审法院对宝马公司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关于宝马公司是否告知阮国勇2014年9月的还款日。宝马公司称其在每个还款日之前，都会通过短信向阮国勇手机发送还款信息。宝马公司提交短信通知记录打印件及公证书原件称宝马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2014年9月10日、2014年9月18日通过短信方式向阮国勇号码为136XXXX****手机号发送还款日期、金额、扣款以及逾期等信息。阮国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阮国勇称手机短信通知不符合合同约定，是宝马公司内部的电脑记录，可以修改，阮国勇称其没有收到2014年8月15日的短信。宝马公司称该短信通知记录是宝马公司系统自动生成的，是通过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送的。关于宝马公司委托中国移动在2014年8月14日、2014年9月10日向阮国勇发送短信情况，宝马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综合双方意见，一审法院对宝马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宝马公司提交欢迎函、还款计划表、还款收据称宝马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述文件发送至阮国勇6XXXXXX@qq．com邮箱,欢迎函上载“您的第一期还款日为2014年9月14日，随后的每个月的第14日都是您在合同期限内的还款日（如果您的还款日期在某还款月中不存在，此还款月的最后一天则定为当期还款日）。”阮国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系宝马公司内部生成的。2、关于阮国勇是否具有名誉受损害的事实。阮国勇称根据个人信用报告在2015年6月24日至2016年5月23日期间，有关金融机构对阮国勇信用进行查询，阮国勇向银行申请贷款和信用卡均遭到拒绝，导致阮国勇不能正常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宝马公司称阮国勇贷款或其他商业活动受到限制属实，但是由阮国勇个人行为所致，与宝马公司无关，而且对阮国勇信用信息进行查询的都是金融机构，查询需经过被查询人的同意，不存在阮国勇的个人信用信息向社会公开的情况。3、关于阮国勇主张的侵犯名誉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阮国勇称其向征信中心询问，逾期次数对征信记录的影响是3次以上逾期还款就不能贷款了，宝马公司称征信报告记载的不良信用记录与阮国勇主张的2014年9月逾期还款之间无关。4、关于阮国勇主张的经济损失。阮国勇提交机票、登机卡称阮国勇从成都往返北京，证明处理本案发生了差旅费，阮国勇对经济损失未提供证据证明。宝马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对于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上述四个构成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则不能认定构成名誉侵权。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宝马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阮国勇还款记录信息系根据阮国勇、宝马公司之间《汽车贷款合同》约定，该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宝马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阮国勇还款记录信息具有合同依据。宝马公司上述行为并不构成对阮国勇的侮辱、诽谤或泄露隐私。虽然阮国勇的贷款和其他商业活动因为其个人信用报告上的记载受到限制，但该信用报告上记载的阮国勇逾期还款次数有6次，而报告确认的逾期期数只有4次。阮国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2014年9月19日还款情况包含在报告所认定的4次逾期期数之中，也不能证明宝马公司向征信中心提供阮国勇2014年9月19日的还款情况，与阮国勇所主张的不能贷款及商业活动受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即便根据阮国勇陈述，其向征信中心询问时，征信中心答复其3次以上逾期还款就不能再贷款了，由此可见，阮国勇出现不能贷款和商业活动受限的情况，系其多次逾期还款累积所致，且其逾期次数远较3次为多，并非因某单次逾期还款所致。综上，由于宝马公司向征信中心提供阮国勇2014年9月19日还款情况的行为并不具备违法性，且阮国勇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不能贷款及商业活动受限与宝马公司上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对阮国勇关于宝马公司行为侵犯其名誉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阮国勇以宝马公司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在本案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阮国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阮国勇提交两份证据，1、短信；2、税费缴纳凭证。证明因宝马公司原因导致其无法办理信用卡；其在缴纳税费后宝马公司才开具发票，与划拨贷款没有关系。宝马公司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对于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上述四个构成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则不能认定构成名誉侵权。本案中，宝马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阮国勇还款记录信息系《汽车贷款合同》约定，宝马公司提供阮国勇还款记录信息具有合同依据。根据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以及宝马公司的陈述，一审法院对宝马公司在2014年8月14日拨付贷款，2014年9月的贷款还款日为2014年9月14日的认定是正确的。阮国勇否认该还款日期，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阮国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2014年9月19日还款情况与阮国勇所述的不能贷款及商业活动受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且，根据阮国勇陈述，其向征信中心询问时，征信中心答复其3次以上逾期还款就不能再贷款了，由此可见，阮国勇出现不能贷款和商业活动受限的情况，系其多次逾期还款累积所致，并非因某单次逾期还款所致。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宝马公司向征信中心提供阮国勇2014年9月19日还款情况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阮国勇不能证明其不能贷款以及商业活动受限与宝马公司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不采纳阮国勇关于宝马公司侵犯其名誉权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阮国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阮国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淑敏审 判 员 付 辉审 判 员 周熙娜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梁 丽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