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12民初8342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174495650R）。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号。
法定代表人：万恩平，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姜洪明，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璐洁，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75327219-0）。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顾家村。
法定代表人：王志康。
被告：浙江耀丰投资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07147995-2）。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泰安中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徐亚芬。
被告：王华平，男，1972年7月7日出生汉族，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应惠珍，女，1974年4月5日出生汉族，系王华平妻子，浙江耀丰投资有限公司会计，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王志康，男，194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系王华平父亲，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徐亚芬，女，195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系王华平母亲，浙江耀丰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为77088910-9）。住所地：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休昌村。
法定代表人：孙有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力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修德，河南涛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宁波民生银行）为与被告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化公司）、浙江耀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9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先后于2016年11月23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波民生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姜洪明，被告联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力明、王修德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恒化公司、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波民生银行起诉称：2016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被告恒化公司可向原告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4月5日至2017年4月4日。2016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耀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公高保字第甬2016004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耀丰公司对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原告与被告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分别签订了编号为个高保字第甬20160048号、20160049号、20160050号、20160051号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被告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对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下的债务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签订了《法律文书送达协议》一份，约定了各方诉讼法律文书送达地址。2016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被告联创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60002号《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约定被告联创公司承担退款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陆续签订了13份仍有敞口余额的具体业务合同，总金额为4600万元，合计敞口余额人民币2760万元。2016年7月26日，被告恒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被告王华平已无法取得联系，故原告于次日发出授信提前到期通知书，告知本授信已发生重大风险。截至2016年7月26日，被告恒化公司尚欠原告本金2760万元，其他被告作为担保人亦未承担担保责任或退款责任。另外，原告为提起本案诉讼已支出律师代理费32万元。现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恒化公司立即偿还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2760万元（暂计算至2017年2月13日止的利息为773100元，自2017年2月14日起每日按万分之五计付罚息，按实计付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实现债权的费用32万元；二、被告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对上述第一款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被告联创公司按票面金额4600万元承担退款责任（暂计算至2017年2月13日止的利息为1288500元，自2017年2月14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罚息，按实计付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被告恒化公司、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未到庭答辩。
被告联创公司答辩称：其公司与恒化公司及原告所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要求驳回原告对其公司的诉讼请求。虽然，原告与其公司于2016年4月5日签订了编号为动产融资差额回字第甬20160002号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但事实上，由于原告的自身原因，该协议仅仅是形式上的签署而已，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操作，换言之，也就是说，该协议没有真正履行。因为依据《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第2.1条、第2.1.1条、第2.2条、第2.2.2条之约定，如果该协议进行真正操作的话，原告必须明确告知其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系该《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所约定之汇票，并将该汇票交给其公司，由其公司向原告出具符合该协议规定的附件一格式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从而明确该银行承兑汇票项下之款项系《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约定之原告出借给恒化公司的融资款，然后，其公司则只能在收到原告按规定形式开具的《提货通知书》后才按《提货通知书》中的提货数量予以发货。然事实上，自《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签订之后，原告并没有向其公司交付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其公司也没有向原告出具前述要求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自2016年4月5日之后，其公司按之前的交易习惯陆续收到了恒化公司多笔合计60385604,9元的款项，但这与《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无涉，就前述恒化公司方支付的款项，其公司有权自行根据其公司与恒化公司于2016年1月4日签订的编号为20160104001的《产品销售合同》的约定自行安排发货给恒化公司及其资金往来，而无须受《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之制约。相关证据和事实也可印证前述情况：第一，原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中的编号7的13份银行承兑汇票中的前7张票面中的承兑协议编号与该组证据中的编号6的承兑协议编号完全不同；第二，按《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第3.4条第2款之约定，如果该协议确在履行，其公司与原告应该每月或每周有对账，但客观事实是双方根本就没有过任何对账。如果真是《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之融资，其公司又怎么可能与原告没有任何对账；第三，在收到本案起诉资料之前，其公司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原告的退款通知。因此，《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虽然签订了，但各方并没有真正履行，其公司与恒化公司继续按之前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之约定和“其公司处有恒化公司多少货款，就根据恒化公司的指示及时发相应价值货物”的交易惯例进行操作。到2016年4月5日为止，恒化公司在其公司处尚有1532190.05元结余预付货款，在2016年4月5日之后至2016年7月底，其公司又收到恒化公司合计60385604.9元的货款，其中退还了2300万元（分别为2016年6月7日收到的1200万元全额退还，2016年7月6日收到的1300万元则退还1100万元），故实际收到货款为38917794.95元，加上1532190.05元结余款后，合计货款为40449985元，在恒化公司支付上述货款后，其公司及时根据恒化公司指示交付了相应树脂，从2016年4月5日到7月底为止，其公司向恒化公司累计交付了货值合计39759385元的树脂，目前恒化公司在其公司处尚结余690600.00元预付款。综上所述，其公司认为，由于《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没有真正履行，原告现要求其公司承担该协议项下的退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请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恳请法庭查实后予以驳回。
原告宁波民生银行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综合授信合同一份，拟证明被告恒化公司向原告申请授信的事实。
.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拟证明被告耀丰公司对被告恒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
.最高额担保合同四份，拟证明被告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对被告恒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
.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一份，拟证明被告联创公司对被告恒化公司的债务承担差额退款的事实。
.法律文书送达协议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就诉讼法律文书送达地址进行了约定的事实。
.银行承兑协议十三份、协议对应的汇票十三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签订具体业务合同，并已依约足额开具银行承兑的事实。
.授信提前到期通知书一组，拟证明原告宣布授信提前到期的事实。
.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及汇款凭证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为处理该事宜花费的费用为32万元。
.2015年《票据代理贴现协议》、2016年《票据代理贴现协议》各一份，拟证明联创公司与恒化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贴现关系。
0.银行承兑汇票十三份、《银行承兑协议》十三份、《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十三份、第三方付息票据贴现凭证十三份、ＢＢＳＰ产品网帐订单凭证十三份，拟证明联创公司已经收到4600万票据以及票据项下的款项。
11.收款证明三份、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四份，拟证明收到确认2016年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票据。
对上述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联创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3与被告联创公司无关；对证据4本身没有异议，但是其中第2.2.2条写得很清楚，其公司作为卖方收到承兑汇票后，向银行出具收到汇票的确认函；对证据4、5没有异议；对证据6有异议，银行承兑协议中第4条写得很清楚，承兑申请书是空白的，没有特别指明过，也就证明了其公司的主张，对于汇票来看，他提供的汇票和承兑的汇票编号是不一样的，原告是存在自相矛盾的，关键是被告没有收到过这些汇票；对证据7有异议，其公司没有收到过，通知上写的都是恒化公司的；对证据8也有异议，合同中没有盖章，也没有具体的签订日期，这个合同也有可能是律所的单方意思表示，能不能最终确认不能确定，无论这个费用是否实际发生，无论胜诉还是败诉，这个费用其公司均不能承担，根据协议，如果履行差额融资协议，原告应该发给其公司退款通知书，但其公司到现在都没有收到过，无论其公司是否承担退款责任，即使原告向恒化公司宣布了提前到期，其公司要退给原告也是没有道理的；关于律师费，也同其公司无关；对证据9贴现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两份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一个是2015年度的，而且针对对象是整个汇票都可以贴现，签署时间是2016年7月22日；而原告提供的汇票最后一张日期是7月21日，和贴现协议是无关的，其公司收到的钱都是在7月21之前的，收到汇票以后给其公司提货通知书，其他银行票据也可以通过民生银行贴现，本案讼争的是2016年4月份签订的合同；票据代理贴现协议并不是为了履行动产差额回购协议而签订的，是独立存在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这只是原告和恒化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没有关系，其公司也无法确认他们签订的协议，其公司确认收到款项，但不是履行动产差额回购协议的；对证据11，从表面证据来看，是4月20日之前的汇票，如果收到的话，其公司应该出具了相应的收到汇票确认函。
被告联创公司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产品销售合同一份，拟证明联创公司与恒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
.中国工商银行业务汇单一组，拟证明2016年4月5日后，联创公司合计收到恒化公司60385604.9元款项，联创公司退还恒化公司合计2300万元，实际收到货款38917794.95元的事实。
.自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7月联创公司与恒化公司之间的往来财务记载报告，增值税发票，树脂销售发货单，销售出库单序时簿，收到条一组，拟证明2016年4月5日后，联创公司按《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和交易惯例向恒化公司交付货值合计为39759385元树脂的事实。
4.动融回字第甬20150002号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河南联创（贷）2015-025提货通知单、河南联创（贷）2015-033提货通知单一组，拟证明原告与被告联创公司签订的2015年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与本案讼争的2016年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内容有重大区别，2015年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第2.1条、第2.1.3条明确约定原告代理贴现是原告为恒化公司提供的融资方式之一，而本案讼争的2016年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并未约定原告代理贴现也是为恒化公司提供的融资方式，故本案中所涉的代理贴现款不构成原告按约履行了本案讼争的2016年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
对被告联创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宁波民生银行质证后认为，证据1、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个购销合同是被告恒化公司与被告联创公司之间的，原告关心的是三方之间有什么交易，原告提交了多少款、被告发了多少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与原告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日期、金额相符。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主张；回购协议项下第2.1.3条明确约定代理贴现不是融资方式，融资方式在协议项下的两项，一项是汇款承兑，一项是贷款；所谓融资是指一方向贷款银行提供授信；贴现是融资方式，代理贴现不是融资方式，而是票据的交付方式，票据的交付的方式有多种方式，有现实交付以及邮寄以及指示交付或者占有改定，只要实现了交付就视为交付；被告提供证据是融资方式，是对代理贴现含义的误解；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提出的有没有履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现三方之间签订了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原告向协议项下方提供了贴现，项下方收到了款项；被告提出没有收到票据，没有履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是不对的。
被告恒化公司、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未提交证据，也未对原告宁波民生银行及被告联创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
对上述原告宁波民生银行及被告联创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结合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综合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2、3反映了被告恒化公司向原告申请授信，由被告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担保等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系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签订的为保障买方恒化公司与卖方联创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履行、由宁波民生银行向被告恒化公司提供融资授信额度解决买方恒化公司所存在的资金缺口、融资到期时由卖方联创公司根据所收到的贷款与发货金额之间的差额向宁波民生银行予以退款的三方协议，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该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证据5系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就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所约定的协议，系各方当事人对自己送达地址确认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并以此作为诉讼中送达的依据。证据6银行承兑协议及银行承兑汇票，结合证据1、4、9、10，反映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银行承兑协议及银行承兑汇票均是在综合授信合同（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项下的具体合同及业务，虽然在银行承兑协议后所附的承兑申请书中未填写具体的银行汇票单号，但时间、金额及内容均能一一对应，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虽然显示原告向恒化公司提出授信提前到期的通知，但原告未进一步提交已将上述通知发送给恒化公司及其他担保人的相关依据，被告联创公司也不予认可，故对该授信提前到期的通知原告是否已送达告知各被告的情况本院无法确认。证据8反映了原告为实现债权委托律师进行诉讼并支出的律师费，本院予以确认。证据9中所反映的协议履行期间与证据1综合授信合同、证据4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的履行期间不一致，并不能明确反映出该两份票据代理贴现协议是为履行该综合授信合同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义务，但从被告联创公司提交的2015年的票据代理贴现协议与2015年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在时间上也不相符的履行情况结合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的相互合作情况看，被告恒化公司通过向宁波民生银行融资与被告发生买卖关系，宁波民生银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均由恒化公司代理联创公司贴现后将款项汇给联创公司，也包括本案讼争的综合授信合同（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义务，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0，结合被告联创公司提交的证据2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能够清楚反映上述承兑汇票通过由恒化公司代理贴现后将上述款项汇入联创公司帐户中，即被告联创公司收到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中的相应的款项，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1，原告提交了加盖被告联创公司印章的原件核对，虽然被告联创公司不予认可，但并未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且与被告联创公司提交的证据2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上的时间、金额等相符，能够说明被告联创公司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另外，该组证据中除了被告联创公司加盖了公章外，还有岑凯吉的私章以及授权的承办人郑小娟的签名，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4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中被告联创公司授权的承办人郑小娟相一致，故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联创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1，反映了联创公司与恒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虽然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但原告在提交的证据11中，其中《收款证明》也明确写明该购销合同是为履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的基本合同，且与原、被告之间的综合授信合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也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系被告收到恒化公司款项的依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6、10、11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反映了联创公司与恒化公司之间存在树脂买卖关系的相关依据，至于是否是履行证据1购销合同项下的义务双方存在争议，但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并不属于履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义务。证据4系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三方履行2015年所订立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的相关依据，该协议与2016年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有部分条款约定存在差异，但主要条款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结合原、被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称意见及本院所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综合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6年1月4日，被告恒化公司与被告联创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60101001号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恒化公司向联创公司购买聚氯乙烯4万吨，总金额为20800万元，款到后均衡发货，价格随行就市……；有效期限自2016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被告恒化公司可向原告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4月5日至2017年4月4日。
2016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耀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公高保字第甬2016004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耀丰公司对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原告与被告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分别签订了编号为个高保字第甬20160048号、20160049号、20160050号、20160051号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被告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对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下的债务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签订了《法律文书送达协议》一份，约定了各方诉讼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2016年4月5日，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被告联创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60002号《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约定：恒化公司作为买方，联创公司作为卖方，由恒化公司向联创公司购买货物，恒化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已经或即将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协议、承诺、有效凭证及其他文件（简称为主合同）由原告向恒化公司提供融资授信额度，三方合作开展动产融资回购协议，即恒化公司在履行与联创公司之间的购销协议存在资金缺口，由原告在融资授信额度内向恒化公司提供融资，联创公司根据本协议约定按原告指令进行发货，融资到期时对所收到的货款与发货金额之间的差额向原告予以退款。融资方式：原告在主合同项下为恒化公司提供的融资可以采用原告为恒化公司承兑以联创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提货规则：联创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后，应向原告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恒化公司申请提货时，应交纳保证金，并填写《提货申请书》提交给原告，经原告审核符合上述提货条件的，原告签发《提货通知书》给联创公司，联创公司根据核实过的《提货通知书》出具回执，并允许恒化公司提走购销合同项下相应金额的货物及有关凭证/文件，其累计实际发货金额不能超过原告累计通知提货金额，否则，联创公司应当向原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联创公司应视提货发生频率而于每月或每周与恒化公司及原告进行对账。票款差额：在每张汇票/每笔融资款到期日前十个营业日，如果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金额不足100%，或恒化公司提前还款金额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即原告出具的《提货通知书》累计金额小于承兑汇票金额/《收款证明》中的金额时，原告向联创公司发出《退款通知书》，联创公司收到《退款通知书》后，应按《退款通知书》的要求将《退款通知书》所列应退货款交付到原告指定的收款账户。如果联创公司没有按时退款，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联创公司追索上述款项，联创公司不持异议。恒化公司作为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人/借款人应无条件向原告补足保证金/清偿全部融资款本息。恒化公司补足保证金/清偿全部融资款本息后，仍有权向联创公司追索其应该退还的差额款项。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款到期时，若联创公司未将差额款项退还原告且恒化公司未补足保证金致使原告对外付款/恒化公司未清偿全部融资款本息致使融资款逾期，则恒化公司应按相应的协议中约定的罚息利率向原告支付对外支付款项/逾期罚息。即使恒化公司、联创公司全部或部分终止购销合同，联创公司也应当根据本协议约定履行差额回购义务。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保证、义务、责任时，非违约方除有权要求根据有关……外，还有权要求违约方对非违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差旅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用等）承担赔偿责任。恒化公司、联创公司违反本协议，或者恒化公司违反融资授信协议项下的任一子协议或从协议，或者联创公司、恒化公司终止购销协议，原告均有权停止恒化公司使用融资授信额度、宣布额度提前到期或削减恒化公司可以使用的融资授信额度。协议中约定，卖方联创公司授权的承办人为郑小娟，买方恒化公司授权的承办人为应惠珍，原告授权的承办人为黄金娟，林岳。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先后于2016年5月9日、5月19日、5月24日、6月1日、6月6日、6月14日、6月21日、6月30日、7月4日、7月5日、7月11日、7月15日、7月21日签订了13份银行承兑协议（公承兑字第甬20160307；20160334；20160346；20160358；20160362；20160378；20160393；20160415；20160420；20160424；20160431；20160439；2016446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十三份（编号：24472325；24472464；24472382；24472484；24472269；27561014；27561036；24472494；24472270；27561151；27561165；27561167；27561194），收款人均为联创公司，总金额为4600万元。均明确约定该银行承兑协议为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恒化公司按票面金额的40%存入保证金，如恒化公司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到期汇票的，宁波民生银行垫付票款后，有权将垫付票款转为恒化公司的逾期贷款，并有权自垫款发生之日起至恒化公司完全清偿之日止，对垫付的票款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收取罚息；上述垫款，由公高保字第甬20160042号《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耀丰公司担保，个高保字第甬20160048号、20160049号、20160050号、20160051号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的保证人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担保，以及原告、被告恒化公司与被告联创公司三方签订的编号为20160002号《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担保，自垫付票款之日起，宁波民生银行有权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恒化公司向原告交纳了40%的保证金，原告开具了上述承兑汇票。恒化公司依据其公司与联创公司的票据代理贴现协议，代表联创公司向宁波民生银行申请贴现上述承兑汇票，分别订立了《商业汇票贴现协议》十三份（公贴现字第甬2016086；2016103；2016111；2016120；2016125；2016129；2016133；2016138；2016140；2016142；2016144；2016153；2016155号），分别于2016年5月10日、5月20日、5月25日、6月2日、6月7日、6月15日、6月22日、7月1日、7月5日、7月6日、7月12日、7月18日、7月22日贴现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1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13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合计4600万元。联创公司分别于2016年5月10日、5月20日、5月25日、6月2日、6月7日、6月15日、6月22日、7月4日、7月5日、7月6日、7月12日、7月18日、7月22日收到了上述相应的贴现款，合计4600万元。另外，联创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收款证明三份，编号分别为：恒化（联创贴）2016.05.09，恒化（联创贴）2016.05.19，恒化（联创贴）2016.05.24，联创公司作为动融差回字第甬20160002号《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卖方，收到该协议项下编号20160104001《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金额均为200万元。联创公司向原告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四份，写明其公司作为动融差回字第甬20160002号《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卖方，收到恒化公司签发的、原告承兑的编号20160104001《购销合同》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共五张，分别为：①汇票号码244××××2221，汇票金额400万元，出票日期2016.4.6，汇票到期日就016.10.6；②汇票号码244××××2222，汇票金额500万元，出票日期2016.4.6，汇票到期日就016.10.6；③汇票号码244××××2253，汇票金额500万元，出票日期2016.4.8，汇票到期日就016.10.8；④汇票号码244××××2182，汇票金额300万元，出票日期2016.4.13，汇票到期日就016.10.13；⑤汇票号码244××××2307，汇票金额300万元，出票日期2016.4.20，汇票到期日就016.10.20。上述收款证明和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均加盖了联创公司的公章、岑凯吉的私章以及授权的承办人郑小娟的签名。
另查明，2015年，被告恒化公司与被告联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订有买卖合同，为履行该买卖合同，2015年3月30日，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三方之间签订了《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且已经履行完毕。2015年7月21日，原告宁波民生银行、被告恒化公司、被告联创公司签订了《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一份，约定有效期为12个月，自2015年月7日21日至2016年7月20日，在有效期内，联创公司授权恒化公司代理其公司在宁波民生银行办理票据贴现的全部手续……，联创公司全权委托恒化公司与宁波民生银行协商确定，以签订的《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为准。期间，恒化公司代理联创公司向宁波民生银行所办理的票据贴现业务中包含了2015年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承兑汇票贴现业务。2016年7月22日，原、被告三方再次签订《票据代理贴现业务合作协议》一份，约定有效期为12个月，自2016年月7日22日至2017年7月22日，在有效期内，联创公司授权恒化公司代理其公司在宁波民生银行办理票据贴现的全部手续……，联创公司全权委托恒化公司与宁波民生银行协商确定，以签订的《商业汇票贴现协议》为准。期间，恒化公司代理联创公司向原告贴现承兑汇票共4600万元。2016年7月26日，被告恒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被告王华平失去联系，故原告于次日发出授信提前到期通知书。截至2016年7月26日，被告恒化公司尚欠原告本金2760万元，其他被告作为担保人亦未承担担保责任或退款责任。
再查明，原告所开具的13份银行承兑汇票，原告已分别于2016年11月9日、11月21日、11月24日、12月1日、12月6日、12月14日、12月21日、12月30日、2017年1月4日、1月5日、1月11日、1月16日、1月22日支付上述汇票款共4600万元。原告为提起本案诉讼已支出律师代理费32万元。
本院认为：从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恒化公司与联创公司之间具有长期的买卖业务关系。基于该基础的买卖关系，恒化公司与原告之间通过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存在融资授信关系，恒化公司与联创公司之间又存在着票据代理贴现关系以及原告与两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之间存在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关系。本案中，被告恒化公司为履行其公司与被告联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根据其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授信合同以及具体的银行承兑合同，向原告交纳了40%的保证金，向原告申请开具了相应的承兑汇票4600万元，尚余2760万元敞口。原告按约在授信额度（3000万元）内对恒化公司签发的汇票进行了承兑，但恒化公司却未能在汇票到期日前缴足应付票款，致使原告垫付票款2760万元，并为实现该债权，原告已支出律师代理费32万元。根据约定，该汇票垫付款2760万元已转化为贷款，故恒化公司依约应当向原告归还贷款人民币2760万元及支付相应的逾期利息，同时承担律师代理费32万元。原告与被告耀丰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原告与被告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分别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均依法有效，被告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对上述被告恒化公司应承担的还款义务承担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法律规定，被告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依法向债务人恒化公司追偿。
本案存在的主要争议是2016年4月5日原告与两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所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是否实际履行，被告联创公司是否应承担融资差额返还之义务及返还多少之义务。
一、关于2016年4月5日原告与两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所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是否实际履行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由原告为被告恒化公司与被告联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向被告恒化公司提供金融融资服务，开展以原告向被告恒化公司提供融资、被告联创公司依原告指示发货并退回融资差额为特征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业务，系原告与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无悖，故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虽然原告与被告联创公司对于2016年4月5日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是否履行各执一词，但结合原告与被告联创公司的陈述以及本院所确认的证据，能够确认被告恒化公司为了履行其与被告联创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编号为20160104001的《产品销售合同》），向原告融资，签订了编号为公授信字第甬20160027号的《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公高保字第甬20160042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个高保字第甬20160048、20160049、20160050号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以及相应的《银行承兑协议》。同时，为了保障上述协议的顺利履行，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动融差回字第甬20160002号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原告依据其与被告恒化公司之间的《银行承兑协议》，开具了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均为被告联创公司。同时，被告恒化公司依据其与被告联创公司之间的《票据代理贴现协议》，代理联创公司向原告申请贴现，原告将上述贴现款汇入被告联创公司的帐户中。因此，虽然被告联创公司否认原告所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是为履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但根据原告与恒化公司之间《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结合原告与被告恒化公司所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能够确认原告所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确实是为履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义务。虽然两被告所签订的《票据代理贴现协议》在时间上与《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的时间不一致，但并不能据此否认《票据代理贴现协议》履行期限内的业务范围不包含《综合授信合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代理业务。且2015年期间，两被告之间也同样签订有《买卖合同》、《票据代理贴现协议》，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也同样签订了《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在时间上也不一致，但票据代理贴现业务仍然包含了《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承兑汇票贴现。虽然被告联创公司提出《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应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其公司，由其公司向原告出具符合该协议规定的附件一格式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从而明确该银行承兑汇票项下之款项系《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约定之原告出借给恒化公司的融资款，对于其未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的款项，其公司不予认可原告是履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融资义务。但鉴于两被告恒化公司与联创公司之间存在票据代理贴现关系，银行承兑汇票交由恒化公司代理贴现后直接将款项汇给联创公司，是指示交付的一种方式。虽然被告联创公司提出《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并不适用《票据代理贴现协议》，即必须由原告将银行承兑汇票直接交付给其公司，而不能由恒化公司代理贴现，但对此并无提供相反的依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虽然原告并未提交所有的《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但并不能否认被告联创公司已经通过恒化公司代理贴现收到原告为履行《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义务所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款。另外，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1收款证明及银行承兑汇票收到确认函，虽然被告联创公司否认收到过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但并未否认收条中印章的真实性以及联创公司授权的承办人郑小娟签名的真实性，故本院确认被告收到了上述汇票，且该收条中明确写明是为履行原告与两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三方之间所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及两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因此，本院确认2016年4月5日原告与两被告恒化公司、联创公司所签订的《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实际履行过相应款项。
二、被告联创公司是否应承担融资差额返还之义务及返还多少之义务。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原告、被告恒化公司与被告联创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相应义务，其中有4600万元的融资款是由原告根据被告恒化公司的申请，开具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并由被告恒化公司依据其公司与被告联创公司之间的票据代理贴现协议向原告申请贴现后，将款项直接汇给被告联创公司。虽然被告联创公司辩称其已依据与恒化公司之间的《产品销售合同》，将恒化公司所汇之款项将对应的货物发给恒化公司，但联创公司既未收到原告的《提货通知单》，也否认履行过《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货物交付义务。因此，依据《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的约定，被告联创公司收到了《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项下的融资款，但未按《动产融资差额回购协议》履行交货义务，故应承担返还差额的义务。鉴于被告恒化公司对该4600万元的承兑款项仅交付了40%的保证金，尚余2760万元差额未按时归还，故被告联创公司就对该差额276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且因该款项实际由被告联创公司一直持有未予退还，故原告要求被告联创公司承担上述款项的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但仅以2760万元为限。原告要求被告联创公司全额返还4600万元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耀丰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贷款本金27600000元（暂计算至2017年2月13日的利息为773100元，自2017年2月14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罚息，按实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被告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320000元。
、被告浙江耀丰投资有限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对上述第一、二项中被告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应偿还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浙江耀丰投资有限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追偿。
三、被告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中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应偿还的款项276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81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6400元，由被告宁波市鄞州恒化塑业有限公司、浙江耀丰投资有限公司、王华平、应惠珍、王志康、徐亚芬、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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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徐力英
人民陪审员 马国均
人民陪审员 徐丽君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孙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