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郑民三终字第6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绪惠，女，196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唐有良、冯俨祯，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军霞，女，197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赵东强，河南华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龙安，男，198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赵东强，河南华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贺勤，女，197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贾士海、孟晓鹏，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州市湘扬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军霞，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周现军，男，1973年7月15月出生，汉族。
上诉人郑绪惠、郭军霞、崔龙安与被上诉人胡贺勤及原审被告郑州市湘扬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扬公司）、周现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胡贺勤于2013年6月18日起诉至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湘扬公司支付货款2102828元，利息223754.51元（自2011年12月23日起以湘扬公司未支付的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6月7日，之后的利息另行计算）；郑惠绪、周现军、崔龙安、郭军霞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湘扬公司、郑惠绪、周现军、崔龙安、郭军霞承担。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2013）中民二初字第1206号民事判决。郑绪惠、郭军霞、崔龙安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绪惠的委托代理人唐有良、冯俨祯，上诉人郭军霞、崔龙安的委托代理人赵东强，被上诉人胡贺勤及其委托代理人贾士海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湘扬公司、周现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胡贺勤系个体工商户，开办有郑州市中原区弘泰布业批零部。2010年3月16日起至2011年10月21日，胡贺勤向湘扬公司供应布匹。2011年12月23日，周现军在胡贺勤的三份销售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截止2011年10月31日湘扬公司累计欠胡贺勤货款共计2582828元。周现军并向胡贺勤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胡贺勤货款贰佰伍拾捌万贰仟捌佰贰拾捌元整。（2582828元）”。诉讼中，湘扬公司认可周现军在销售明细表上签字及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湘扬公司称其在2011年12月23日后又向胡贺勤支付货款639000元，胡贺勤对此不予认可，称湘扬公司只支付了48万元。
原审另查明，湘扬公司于2009年9月16日登记成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郑绪惠，郑绪惠持有公司100%股份。2009年9月15日，郑绪惠将50万元出资缴存湘扬公司验资账户。2009年9月23日，湘扬公司开立账号为632001741258091001的基本存款账户。2009年9月24日，湘扬公司将验资账户中的500045元转入该公司基本存款账户。同日，湘扬公司基本存款账户中的500024.5元转入郑州高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账户，汇款用途显示为借款。2009年10月28日，湘扬公司账号为632001741258091001的基本存款账户被销户。2010年10月14日，郑惠绪将其持有的湘扬公司股份中的45万元转让给周现军、3万元转让给崔龙安，该公司股东由郑绪惠一人变更为郑绪惠、周现军、崔龙安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郑绪惠变更为崔龙安。2010年11月1日，湘扬公司开立账号为255908878423的基本存款银行账户。2010年11月11日，湘扬公司账号为258508900177的银行账户向湘扬公司基本存款银行账户转入4500045元，转账原因显示为出资成功转基本户。同日，湘扬公司将基本存款银行账户中的450万元转入郑州盈宝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用途显示为货款。该款转出后，该账户余额为104.5元。2010年11月12日，湘扬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增加的部分由崔龙安以货币形式出资，其于2010年11月12日向湘扬公司验资账户缴存450万元。2010年11月15日，该450万转入湘扬公司基本存款账户。同日，该公司分两次将基本存款账户中的450万元转入郑州盈宝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用途显示为货款。该款转出后，该账户余额为113.5元。湘扬公司股东出资信息显示：崔龙安出资495万元，周现军出资3万元，郑绪惠出资2万元。2012年2月20日，郑绪惠将其持有的湘扬公司股份2万元、周现军将其持有的湘扬公司股份3万元、崔龙安将其持有的湘扬公司股份490万元转让给郭军霞，湘扬公司股东由崔龙安、郑绪惠、周现军变更为郭军霞、崔龙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崔龙安变更为郭军霞。
原审法院又查明，湘扬公司向胡贺勤支付的货款中部分银行转款由郑绪惠、郭军霞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
原审法院认为：胡贺勤在2010年3月16日至2011年10月21日期间向湘扬公司供应布匹，湘扬公司向胡贺勤支付货款，双方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胡贺勤向湘扬公司供应布匹后，湘扬公司应将货款支付给胡贺勤。截止2011年10月31日，湘扬公司欠胡贺勤货款2582828元，有周现军签字的销售明细表及周现军出具的欠条为证，且湘扬公司对此予以认可，该院予以采信。湘扬公司称其在周现军与胡贺勤对帐确认欠款数额后即2011年12月23日之后向胡贺勤支付货款639000元，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但胡贺勤认可湘扬公司已支付货款48万元，该认可属于对己不利的认可，系自认，该院予以采信。扣除该48万元后，湘扬公司还应向胡贺勤支付货款2102828元。由于湘扬公司未及时向胡贺勤支付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该院对于胡贺勤要求湘扬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胡贺勤提交的证据，郑绪惠、郭军霞用其个人银行账户上的款项支付湘扬公司欠胡贺勤的货款。诉讼中，湘扬公司、郑绪惠认可郑绪惠等人将其个人银行卡放在湘扬公司财务处用于公司的业务往来，由于湘扬公司、郑绪惠、郭军霞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银行账户仅用于湘扬公司的业务往来，其个人没有使用，并且该院要求湘扬公司提交该公司财务帐本以便查明事实时，湘扬公司以财务人员更换频繁、帐本太多以及帐本太多挑不出来法院要求的时间段的帐本等多个理由不予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该院推定胡贺勤主张郑绪惠、郭军霞的个人财产与湘扬公司财产混同的主张成立。由于胡贺勤主张的债务发生在郑绪惠系湘扬公司股东期间，郑绪惠、郭军霞对于湘扬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崔龙安在向湘扬公司出资450万元时，曾就其出资于2010年11月11日向湘扬公司的基本存款账户转入450万元。在该次出资出现问题时，湘扬公司应将该款退还给崔龙安，让其重新办理出资手续。但湘扬公司却将该款转入郑州盈宝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用途显示的还是货款。由于湘扬公司未提供其与郑州盈宝贸易有限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湘扬公司应向郑州盈宝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该货款的相关证据，并且该两次转款凭证上都加盖有湘扬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崔龙安的个人印章，崔龙安在与胡贺勤的谈话录像中也称“原告：那你投的450万是从哪来的？崔龙安：谁投了，我没投。原告：那你没投，钱是从哪拿出来的？崔龙安：这你想注册一个公司这个钱都是来回倒的，折的，谁知道啊”，故认定崔龙安有抽逃出资的情形，其对上述湘扬公司的债务在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胡贺勤要求周现军对湘扬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由于证据不足，该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郑州市湘扬服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胡贺勤货款210282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10282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1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郑绪惠、郭军霞对该判决第一项郑州市湘扬服饰有限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崔龙安在450万元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项郑州市湘扬服饰有限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胡贺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41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0412元，由郑州市湘扬服饰有限公司、郑绪惠、郭军霞、崔龙安负担。
宣判后，郑绪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郑绪惠早已不是湘扬公司的股东，没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一审判决书依据《公司法》第20条判决郑绪惠承担责任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早在2010年4月，郑绪惠就和周现军签订转让协议，将湘扬公司的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周现军，公司所有应收款、应付款均由受让人负责，协议签订后，郑绪惠即退出公司，由周现军经营管理，因周现军分六次支付股权转让款，郑绪惠在名义上象征性保留2%股权，实际上已不再是公司股东，更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胡贺勤提交的《欠条》也是周现军所写，更说明了这一问题。郑绪惠不是湘扬公司股东，未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因而不具备《公司法》第20条所适用的主体和前提条件。二、一审判决书上认定郑绪惠的个人财产与湘扬公司财产混同不属实，且适用法律错误。在郑绪惠经营管理湘扬公司期间，郑绪惠从未将公司财产供个人使用，反而多次以个人财产用来偿还公司债务，公司是受益者，因而公司股权转让时的转让价款稍高于公司注册资本数额。郑绪惠于2010年4月11日转让公司股权后，应受让人要求，将个人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均留在湘扬公司财务处用于公司的业务往来，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湘扬公司对此也是认可的。所谓“财产混同”究竟是公司受损还是受益，一审判决书并未说明，更不能证明公司资产被个人侵占或者偿还个人债务，不能证明郑绪惠有什么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实际上，郑绪惠名下的银行卡由公司使用，代表的是公司行为，一切后果由公司承担，与郑绪惠个人没有关系。一审判决书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错误地分配举证责任，要求湘扬公司提交公司账本等证据，以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为由，通过“推定”方式得出了上述所谓的“财产混同”结论，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书在未查明郑绪惠是否参与买卖布匹活动的情况下，判决郑绪惠承担买卖合同付款责任，明显不公，无事实依据。郑绪惠自2010年4月离开湘扬公司后，从未参与湘扬公司的经营活动，包括布匹买卖活动等，胡贺勤要账和对账也是针对湘扬公司和周现军，欠条由周现军所写，因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郑绪惠不应对本案买卖合同承担付款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胡贺勤对郑绪惠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郭军霞、崔龙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湘扬公司拖欠胡贺勤的款项具体数额没有查清，最终所认定的欠款数额错误。2011年12月23日，周现军出具的欠条载明欠胡贺勤货款2582828元，此后，湘扬公司偿还了639000元，实际拖欠货款1943828元。湘扬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付款凭证的复印件，但一审法院却以没有提交原件为由不予认定是错误的。湘扬公司在本次诉讼中虽然没有提交原件，但当庭向法庭作出了说明，公司财务账目太多，财务人员更换等原因，不方便提供。同时说明了一审法院在审理（2012）中民二初字第2234号案件时（该案由同一法官审理，开庭后原告撤诉）已经提交过一次数十本的账目原件，并且已经经过了胡贺勤的质证认可。法庭在明知经过开庭质证的情况下，再次让湘扬公司提供，存在故意刁难当事人的情形。一审法院最终没有认定湘扬公司所还款项是严重不尊重事实的，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以郭军霞和郑绪惠的个人财产与湘扬公司财产混同为由，判决郭军霞和郑绪惠对湘扬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以胡贺勤提交的一份银行转账明细显示郑绪惠、郭军霞以其个人银行账户上的款项支付过胡贺勤货款为由，认定郑绪惠、郭军霞的个人财产和湘扬公司财产混同。由于胡贺勤没有开具发票的原因，当时无法通过公司账户转账，同时公司资金紧张，无力还款，而胡贺勤有时催款逼得又太急，只是公司临时借用郑绪惠、郭军霞的资金暂时偿还胡贺勤很少一部分，但郑绪惠、郭军霞的个人银行账户却从来没有替湘扬公司收取过应当由公司收取的款项。因此，根本就不存在郑绪惠、郭军霞的个人财产与湘扬公司财产混同的问题，原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条规定只有股东才可能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债务发生的时间是2010年3月16日至2011年12月23日期间，而郭军霞于2012年2月20日才成为公司股东的。利用郑绪惠、郭军霞的个人银行账户给郭军霞转款均是发生在2011年12月23日双方对账之前。2011年12月23日胡贺勤与时任公司经理的周现军进行对账，双方均认可湘扬公司欠胡贺勤货款2582828元，此后再没有通过郑绪惠、郭军霞的个人银行账户给胡贺勤发生过一笔转款的记录。因此，一审法院以《公司法》第20条规定判决郭军霞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三、一审法院以崔龙安有抽逃出资的情形，判决崔龙安在出资450万元的范围内对湘扬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崔龙安作为公司的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已将450万元的出资款打入湘扬公司的账户，完成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只要这笔款崔龙安没有支取或者转到自己的账户，就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至于公司收到出资款后如何支配该笔款项就与作为股东的出资人崔龙安没有关系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胡贺勤对郭军霞、崔龙安的原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郭军霞、崔龙安对郑绪惠的上诉请求答辩称：郑绪惠是在2010年4月将股权转让，本案的债务是发生在郑绪惠转让股权之后，该笔债务应当由湘扬公司承担，郑绪惠没有任何责任。
被上诉人胡贺勤对上诉人郑绪惠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一、根据《公司法》第32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登记，登记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变更或者登记的不应对抗第三人。2010年10月14日之前郑绪惠持有湘扬公司100%的股权，2012年2月20日之后郑绪惠才不再是湘扬公司股东。对此，工商登记中有明确显示。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资料即胡贺勤和郑绪惠的谈话录音，证明郑绪惠自认其仍然是湘扬公司股东，要求胡贺勤供货。二、本案一审查明的湘扬公司的股东和湘扬公司的财产混同，股东应当承担责任。郑绪惠上诉称将其个人的银行卡和工资留给公司使用，就是股东个人与公司的财产混同。郑绪惠称其让湘扬公司收益没有受损，没有证据证明。三、一审中，胡贺勤其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郑绪惠将50万元的出资抽逃了，应当承担责任。
上诉人郑绪惠对上诉人郭军霞、崔龙安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同意郭军霞、崔龙安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胡贺勤对上诉人郭军霞、崔龙安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一、关于欠款数额，一审判决认定正确；二、本案中湘扬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给债权人胡贺勤造成经济损失，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郭军霞、崔龙安应当承担责任；三、本案的债务虽然是在郭军霞成为湘扬公司成为股东前发生的，但是郭军霞当时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对公司的财务及公司股东的人格是明知的，其应当承担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崔龙安抽逃出资正确，崔龙安应当承担抽逃责任。
上诉人郑绪惠在二审中新提交的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关于郑绪惠早已不是湘扬公司股东，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问题的证据。1、2010年4月11日郑绪惠与周现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0年4月11日，郑绪惠把在湘扬公司中的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周现军，所有债权债务均由湘扬公司及周现军享有和负责，郑绪惠实际退出湘扬公司。2、周现军的情况说明及录音材料，证明：2010年4月11日，郑绪惠将湘扬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周现军，周现军是湘扬公司的实际股东和控制人，郑绪惠退出湘扬公司，不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0年10月才办理，郑绪惠仅是工商登记2万元出资的名义股东。3、胡贺勤提交的销售明细表3张，证明：郑绪惠2010年4月11日就已离开湘扬公司的事实，胡贺勤是明知的。4、周现军出具的欠条，证明：胡贺勤明知郑绪惠已离开湘扬公司，并就欠款问题已经与湘扬公司共同确认，达成协议。根据合同相对性，本案欠款应当由湘扬公司负责偿还，与郑绪惠个人无关。5、湘扬公司2010年10月14日变更登记材料，证明：郑绪惠2010年4月11日已经实际转让股权并退出公司，至2010年10月14日已经办理完毕全部变更登记手续。虽然变更登记后，郑绪惠还是股东，但是即便在工商登记手续上也只有名义上2%股权，对公司经营起不到影响，而在实际上已经完全转让。
第二组证据：关于上诉人郑绪惠名下银行卡由湘扬公司支配使用而与郑绪惠个人无关，不能根据个人银行卡付款而认定个人与公司财产混同的证据。1、2010年11月17日交接单及周现军的情况说明，证明：郑绪惠于2010年4月11日即退出公司，并根据公司要求，郑绪惠把其个人名下的六张银行卡继续留在公司用于业务往来，直至2014、11、17才返还给郑绪惠本人。期间，郑绪惠从未接触使用该银行卡，相应的资金往来与其个人没有关系，不可能造成财产混同。
第三组证据：关于买方主体不是上诉人郑绪惠的证据。1、胡贺勤提交的销售码单5张，第000284、001615、003087、002749、001549号，证明：胡贺勤提交的《销售码单》中有多处写错客户名字，说明，客户名字不是郑绪惠本人或郑绪惠所委托之人所写，否则不可能写错。可见，该买方不是郑绪惠，胡贺勤称郑绪惠个人是买方，没有事实依据。2、胡贺勤提交的销售明细表3张，证明：实际上，胡贺勤买卖布匹交易的相对人是湘扬公司，而不是郑绪惠个人，胡贺勤对此事实是明知的。3、胡贺勤出具的欠条，证明：胡贺勤明知其交易的相对人不是郑绪惠个人。不仅如此，胡贺勤已就欠款问题与湘扬公司共同确认，达成协议。
上诉人郭军霞、崔龙安对上诉人胡贺勤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一、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郑绪惠股权转让的转让款没有支付完毕。这些证据说明了本案的基本事实，郑绪惠早已经不再是湘扬公司的股东，所有的经营行为都是湘扬公司当时的股东和业务经理周现军负责的。二、对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没有异议，从周现军出具的欠条也足以证明欠款是湘扬公司的行为与湘扬公司的任何股东没有关系。
被上诉人胡贺勤对上诉人郑绪惠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一、这三组证据结合在一起再次说明了湘扬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湘扬公司的账户没有经济记录。崔龙安、郭军霞、郑绪惠、周现军滥用公司的法人资格和地位侵害了胡贺勤的权益，湘扬公司使用了郑绪惠的6张银行卡，为什么不用公司的账户，公司的账户没有钱，钱不知去向。二、对第一组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有转让协议的存在，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变更没有进行变更登记就没有转让效力；对周现军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这个情况说明也说明：周现军、郑绪惠都承认郑绪惠将其6张银行卡放在湘扬公司供公司使用，是滥用个人账户的行为，银行卡直到2014年10年17日才退还给郑绪惠；对证据情况说明、录音材料，周现军自认其是湘扬公司的实际股东和控制人，胡贺勤在一审时也是将周现军列为股东和当事人要求其承担责任的，一审法院没有判决周现军承担责任是一个遗憾，但是为以后的追偿提供了证据；对销售明细表3张，对方作为证据使用的话，销售明细表写的很清楚，客户郑绪惠列为第一位，原来交易的时候一直以为是与郑绪惠做交易，也没有湘扬公司盖章的交易记录，胡贺勤在逃避债务；对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郑绪惠作为湘扬公司的股东应该承担责任；对湘扬公司变更登记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证明郑绪惠还是股东，且胡贺勤在一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均显示郑绪惠自认还是股东并向胡贺勤要求供货，参与经营。三、对第二组证据交接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交接单证明了胡贺勤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对周现军的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同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2的意见；四、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买方主体就是郑绪惠。对5张销售码单，100张中有3张写错并订正了的，抬头就是郑绪惠，交易对象很明确；对销售明细的质证意见同第一组证据中证据3的意见，对欠条的质证意见同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4的意见。
原审被告湘扬公司、周现军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书面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关于上诉人郑绪惠、郭军霞与湘扬公司财产是否混同的问题，胡贺勤主张的债务发生在郑绪惠、郭军霞任湘扬公司股东期间，因湘扬公司、郑绪惠、郭军霞认可郑绪惠等人将其个人银行卡放在湘扬公司财务处用于公司的业务往来，并在原审法院要求湘扬公司提交该公司财务帐本时，湘扬公司又以多种理由不予提交，不能证明郑绪惠、郭军霞等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财务是相独立的，故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推定胡贺勤关于郑绪惠、郭军霞的个人财产与湘扬公司财产混同的主张成立，并判令郑绪惠、郭军霞对于湘扬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至于郑绪惠是否直接参与本案中胡贺勤与湘扬公司间的布匹交易，都不影响郑绪惠对湘扬公司的上述债务责任的承担。郭军霞还对湘扬公司与胡贺勤间的欠款数额提出上诉，原审诉讼中，湘扬公司认可周现军在销售明细表上签字及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原审法院根据周现军2011年12月23日向胡贺勤出具的欠条（“今欠胡贺勤货款贰佰伍拾捌万贰仟捌佰贰拾捌元整”），认定截止2011年10月31日，湘扬公司累计欠胡贺勤货款共计2582828元，并无不当。崔龙安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崔龙安在出资450万元的范围内对湘扬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因崔龙安在2010年11月12日向湘扬公司出资450万元后，旋于2010年11月15日将该450万元支付给并无交易关系的案外人郑州盈宝贸易有限公司，再结合崔龙安在与胡贺勤的谈话录像中自认内容，原审法院认定崔龙安有抽逃出资的情形，并判令其对湘扬公司前述债务在其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处理适当。综上，对郑绪惠、崔龙安、郭军霞的上诉主张，因其均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413元，由上诉人郑绪惠负担127062元；由郭军霞、崔龙安负担1270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小潭
审判员 马 莉
审判员 刘平安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黄会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