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辽0681行初7号
原告席秉礼，男，196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东港市黑沟镇。
委托代理人孙刚、肖连平，均系丹东市中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东港市孤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东港市孤山镇西后街**号。
法定代表人孙迪，系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孔令开，系该镇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宫润杰，系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同福，男，1958年11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2102831958********，汉族，农民，现住东港市孤山镇菜农委江家园组******号。
第三人沙景荣，男，1957年11月2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2106231957********，汉族，无业，现住东港市大东管理区向阳委新兴路***号*单元****室。
委托代理人王恒仁，系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席秉礼请求被告东港市孤山镇人民政府给付征用地补偿费一案，于2017年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7年2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席秉礼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刚、被告东港市孤山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宫润杰、孔令开、第三人张同福、沙景荣的委托代理人王恒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席秉礼诉称，原告是东港市孤山镇刘大房村赵屯村民组赵坨子水田荒地承包人。2009年，原告投资修建虾池，水面面积为105.73亩，承包期10年，即2009年至2018年末到期。2012年9月，因丹东大孤山经济区疏港路建设和孤山镇人民政府修建污水处理厂，原告经营的虾池被征用。其中大部分虾池经营损失，被告依据《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海洋红港区及临港产业园区土地海域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给予原告补偿。但对其中的36.4亩虾池经营损失拒绝履行给付义务，其理由是原告在2010年1月18日与第三人张同福签订的《租赁虾池合同书》无效，租用36.4亩虾池的行为未经被告书面同意，对被告没有法律约束力，对该租用合同书不予认可。现东港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0681民初477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后经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被告均以种种理由至今不予给付。因此，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被征收的36.4亩虾池经营损失。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租用虾池合同书。证明：原告承包虾池目的是为了经营养虾，且原告已经实际经营。原告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根据孤山港区补偿安置办法的规定，履行给付原告被征用的36.4亩虾池的经营损失，即36.4亩×16000元，共计58.24万元。进而证明，被告对第三人沙景荣的补偿项目和原告所主张的经营损失（水面设施和水中养殖物的损失）并不相同。该证据已经贵院所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有效，与其他证据形成关联性。原告与第三人张同福签订了为期十年的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两年，交纳租金16.5万元，并且在承租后投资30万元进行建设。2、东港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681民初4772号民事判决书；3、东港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681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第一，原告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其诉讼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告所述本案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二，原告与第三人张同福签订的虾池租赁合同已经被人民法院确认为有效合同，且从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原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花费约30多万元，已经处在实际经营中，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被征用的36.4亩的虾池经营损失合理。第三，被告每年作出的统计数据、被告工作人员的检查（包括被告单位的领导对现场的具体指导等行为），以及在（2016）辽0681行初7号行政诉讼案中，被告提供的虾池平面图、征收补偿费支付令的存根，这些证据都是能证明被告知道涉案虾池已转包给原告，并实际生产经营，故被告扣留36.4亩虾池补偿款没有道理。4、丹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丹发改审批字[2013]141号“丹东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丹东大孤山经济区孤山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书的批复”；5、虾池所有权平面图；6、征收土地补偿支付令存根；7、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海洋红港区及临港产业园区土地海域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安置暂行办法）以上证据证明：第一，本案的被告应当给付原告涉案虾池的补偿费。征收土地补偿支付令存根记载的41.26亩补偿款已经由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拨付给被告，被告应当足额给付原告。第二，被告应当按照安置暂行办法的规定，对原告被占用的虾池进行补偿。第三，原告主张的36.4亩虾池已经在虾池所有权平面图中标注得很清楚。第四，被告对因修建污水处理厂占用原告经营的涉案虾池是知情的，且在多年前已规划。第五，被告与原告在本案中并非平等的主体，被告扣留了应当给付原告的36.4亩的经营损失补偿费，构成行政不作为。本案属于法院行政案件审判范围。
被告东港市孤山镇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收回原始发包的涉案土地，已经依约向第三人沙景荣履行了涉案土地的赔偿义务；二、原告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三、原告与第三人张同福于2010年1月18日签订的合同，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四、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调整范围。另外，2014年被告因公益事业，按规划修建污水处理厂，征收了第三人沙景荣承包经营的3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因污水处理厂选址使沙景荣承包土地范围内的涉案土地无法经营，应沙景荣的要求，发包方收回涉案36.4亩土地，后对该36.4亩土地依照原始的承包合同对沙景荣进行了赔偿。综上，原告对被告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东港市孤山镇水利站与沙景荣的承包合同书；2、东港市孤山镇水利站与沙景荣的补偿协议；3、收据5份。以上证据证明：涉案虾池由第三人沙景荣承包，沙景荣再转包的行为被告不知情，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原告也非行政补偿的相对人。同时，该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约定，被告用地或其他单位用地，发包方应当赔偿承包方的投入损失。根据该项约定，由于被告修建污水厂征用了合同范围内的30亩土地，导致两侧剩余的水面无法经营。经镇水利站与第三人沙景荣协商，将沙景荣原承包范围内的36.4亩土地由发包方收回，将原合同中的承包面积减少了36.4亩，并给予第三人沙景荣2020年以后24年的赔偿，标准是每亩每年1000元，且双方约定该36.4亩虾池所有设施和土建工程投入全部包含在本协议补偿的总额中。至于2020年前的赔偿，因为第三人沙景荣已经收到了他人16.5万元的承包费，没有给其造成损失，双方口头约定这段时间不予赔偿。该协议签写后，第三人沙景荣将被征收的30亩水面和涉案的36.4亩水面一并交给了被告。此后，被告代孤山镇水利站按合同约定给付了第三人沙景荣的全部赔偿款87.6万元。进而证明，涉案土地不在征收范围之内，是因为征收导致承包人无法继续经营，按照合同约定收回予以补偿。本案属于承包合同纠纷，而不是征收行为引发的矛盾，该法律关系非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调整范围。4、污水处理厂项目选址意见书及污水处理厂园区、新建厂区详细规划。证明：在第三人沙景荣原承包范围内修建污水厂征收了30亩土地，在征收范围内的南侧和北侧尚有36.4亩水面及涉案土地，导致沙景荣无法经营，失去其承包目的，该36.4亩土地目前已被收回，且水面及土地不在征收范围之内。
第三人张同福的陈述意见是，涉案土地使用的具体情况第三人并不清楚，对本案没有意见。
第三人沙景荣的陈述意见是，第一，本案不是行政案件，应当是虾池承包合同纠纷，属民事案件，因被告对涉案土地并没有履行征收程序。第二，被告答辩状中提到的沙景荣答应赔偿原告损失一节不属实。在第三人沙景荣与孤山镇水利站协商补偿期间，被告就已经知道沙景荣将土地转包给了原告，当时沙景荣与水利站协商补偿时原告不在场。经双方商定，将原告承包期间补偿暂时空缺，待三方共同协商后确定补偿。因此，对原告经营期间的损失以及设施的损失如何赔偿、赔偿款应当归原告还是沙景荣，暂时都没有确认。综上，原告应当通过民事审判解决其赔偿问题。
二第三人均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供。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1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或参与人，在被告对涉案30亩土地进行征收时，已经解除了与第三人沙景荣36.4亩土地的承包合同关系，并给予了赔偿。当时，被告才知道有原告与第三人张同福的这份合同，至于第三人张同福是如何取得涉案土地的转包权，被告不清楚。因此，当时该合同对外尚属于效力待定，根据这份合同，被告没有义务就涉案的36.4亩虾池向原告履行赔偿或补偿。对2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生效判决确认了原告与第三人张同福签订合同的效力。但此次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被告已经对第三人沙景荣进行了赔偿，被告不是原告与第三人张同福合同的当事人和参与人，该合同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该证据也恰好证明了本案非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调整的范围，原告也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对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行政判决书调整的是被告与原告关于征收30亩土地的赔偿关系，被告已经按照该生效行政判决履行了给付30亩虾池经营损失的义务。对4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文件可以证明被告因修建污水处理厂占地的土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折算为30亩，该30亩地被告按照法院生效判决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赔偿。对5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平面图是在拟征地时，对相关区域现场勘验所形成的，也证明了涉案土地为36.4亩。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被告在陈述和答辩时，所谓的不知情是指征地之前不知道原告与第三人张同福之间有合同，在征地时才了解到相关情况。对6、7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涉案的36.4亩土地不在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征收范围之内。第三人张同福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1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第三人张同福与原告及沙景荣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都是真实有效的。第三人沙景荣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1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原告是与第三人张同福签订的转包合同，张同福是与第三人沙景荣签订的转包合同，第三人沙景荣是于被告处承包的涉案土地。因修建污水处理厂占地，第三人沙景荣与镇水利站签订的原合同已经无法履行，应当认定从虾池被征用起，原合同自然终止。关于原告是否应当得到补偿的问题，镇水利站与第三人沙景荣签订“补偿协议”已经把原告的承包期间空缺出来，如何补偿应由人民法院判决确定。对2、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虾池的整体建设及设施配备是第三人沙景荣个人投资的，原告承包的只是沙景荣建成后的36.4亩的虾池。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1-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被告不给原告补偿和扣留应当补偿给原告的水面经营损失的合理性。原告诉求的是水面经营损失，而经营损失已经拨付在被告处，有立项批复和支付令可以证实。被告认为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调整范围于事实不符。原告与被告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拨付的经营损失补偿款，属于行政案件审查范围。对4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被告具有征收涉案土地进行污水处理厂的职权不持异议。被告早在2012年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是原告在该土地上实际经营，这与被告不知情的辩解相互矛盾。该证据不能作为被告扣留应当给付原告41.26亩补偿款的依据，且该补偿款已经拨付在被告处。该证据也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本案是由于被告的行政不作为、依职权扣留了原告的经营损失费而引发的纠纷，属于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第三人张同福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第三人沙景荣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1-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被告认为所有的补偿款均给付了第三人沙景荣是不正确的，从沙景荣和孤山镇水利站签订的补偿协议看，补偿是按照合同没有履行的年限补偿的，每年每亩赔偿1000元，没有履行的年限应当是从2013年至2044年，而给第三人沙景荣的补偿是2020年至2044年，2013年至2019年是原告承包期间。第三人沙景荣与孤山镇水利站协商补偿时，原告没有到场。因此，双方只是解决了没有争议的部分，即2020年至2044年的补偿问题。2013年-2019年间的补偿应等待与原告协商或由人民法院判决。原告提出按照安置暂行办法确定的标准给付补偿款，因该土地并非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所征收，故涉案36.4亩的补偿不应适用该征收标准补偿，而应当按照第三人沙景荣与孤山镇水利站签订的补充协议执行。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因相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故将其与本案争议焦点有关的部分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22日，原告承包了东港市孤山镇刘大房村赵屯村民组赵坨子水田及荒地。2010年1月18日，第三人张同福与原告签订“租用虾池合同书”，将其由第三人沙景荣处租用的36.4亩虾池转租给原告，载明：租用期限从2010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后，经原告修建，形成虾池总面积为109.42亩，其中水面面积为105.73亩。2012年9月，被告因孤山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与原告协商征收原告承包的虾池30亩。2013年6月17日，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由被告补偿占用原告30亩虾池“原延长一年租期养殖损失（含36平方米看收房）”，总计27万元，该部分款项已于2014年1月27日给付完毕。2013年8月6日，丹东大孤山经济区作出“征收土地补偿支付令第（31）号”，要求被告支付“征收刘大房村虾池土地面积8.42亩，补偿标准3万元∕亩；养殖水面及设施补偿面积41.26亩，补偿标准1.6万元∕亩”。2016年1月11日，因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给付征收71.26亩虾池的补偿款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6）辽0681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原告承包的30亩虾池因孤山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由被告征收，应予补偿，判决被告于该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履行给付原告被征收的30亩虾池经营损失。同时，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现该补偿款已支付原告。因被告始终没有对原告要求的其从第三人张同福处转包的36.4亩虾池经营损失进行补偿，原告不服，遂于2017年1月19日向本院提起本行政诉讼。
2013年9月3日，丹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丹发改审批字[2013]141号“丹东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丹东大孤山经济区孤山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书的批复”，同意孤山镇人民政府编写的《东港市孤山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议书》。并载明：项目选址东港市孤山镇刘大房村，双岔河边；项目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等。
2005年1月1日，第三人沙景荣与东港市孤山镇水利站签订“承包合同书”，承包了东港市孤山镇水利站所有的、包括后期转租给第三人张同福的36.4亩在内的土地总计326亩，承包期限为：2005年1月1日至2044年12月。2014年10月16日，第三人沙景荣与东港市孤山镇水利站又签订“补偿协议书”，载明主要内容有：因建设污水处理厂占用沙景荣承包孤山镇水利站的虾池36.4亩；沙景荣在承包期间将该幅土地转包给席秉礼（承包期限从2010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对沙景荣涉案土地所有设施和土建工程投入等各项补偿总计87.36万元，补偿年限为24年，即从2020年至2044年。
2016年9月7日，本案原告以本案第三人张同福为被告、沙景荣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其与张同福之间签订的租用虾池合同有效。本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辽0681民初47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东港市孤山镇水利站与沙景荣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沙景荣与张同福签订的协议书、原告与张同福签订的租用虾池合同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判决确认原告与张同福之间签订的租用虾池合同合法有效。现该判决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应当履行给付原告主张的被征收36.4亩虾池经营损失补偿的义务。本案中，通过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各方的质辩意见，可以认定，2012年9月，被告因孤山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征收原告承包的虾池30亩，在本院作出（2016）辽0681行初7号行政判决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相应补偿款；2014年10月16日，第三人沙景荣与东港市孤山镇水利站签订“补偿协议书”，载明主要内容有：因建设污水处理厂占用沙景荣承包孤山镇水利站的虾池36.4亩；沙景荣在承包期间将该幅土地转包给席秉礼（承包期限从2010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对沙景荣各项补偿总计87.36万元，补偿年限为24年，即从2020年至2044年。原告主张涉案的36.4亩虾池由丹东大孤山经济区建设局使用，经营损失补偿款包含在“征收土地补偿支付令”所列款项中，已由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拨付被告处，因该支付令补偿项目名称并未明确标注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征地，且被告辩称“征收土地补偿支付令”中的拨付款包括已经征收原告的30亩和案外人孤山镇刘大房村部分土地的补偿，现该补偿款已经支付给原告和刘大房村，二第三人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持异议，原告又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观点，故本院无法支持。如原告要求因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导致剩余虾池无法经营形成的损失，因被告既非虾池承包、转包合同的当事人，也未于其间行使法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故原告应依据有效的虾池承包、转包合同，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该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调整范围。综上，原告请求被告履行给付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席秉礼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志义
人民陪审员 孙玮琦
人民陪审员 陈木竹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潘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