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3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健林，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平江县。
委托代理人：张青平，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腾锋，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林书，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柘南，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平江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颜伦任，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骆健林因与被上诉人吴林书、徐柘南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民二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月9日，骆健林与吴林书、徐柘南及案外人徐×金共同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由骆健林，徐×金，吴林书，徐柘南共同出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元）重新组建“东×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东×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东×达公司）。协议第一条约定，原东×达公司除应收应付的资金以外所有资产及购销渠道、所有技术等无形资产折价共计叁佰万元整。原公司拥有人骆健林用其中的柒拾万元整作为现公司的股本金，余款贰佰叁拾万元整在公司产生利润后优先返还（附欠条一张）。骆健林占35%股份，徐×金占20%股份，吴林书占20%股份，徐柘南占25%股份。2013年2月27日，骆健林与徐柘南、吴林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上注明“东×达公司于2000年8月8日在深圳市设立，由骆健林与刘望兴合资经营，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骆健林占有合营公司70%的股权，根据原合营公司章程规定，骆健林应出资210万元，实际出资210万元。现骆健林将其占合营公司10%的股权以30万元转让给吴林书，将其占合营公司25%的股权以75万元转让给徐柘南。吴林书、徐柘南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30天内按欠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分二次支付给骆健林。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了违约责任，其中第2条约定，如吴林书、徐柘南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骆健林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一的违约金。2013年2月28日，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骆健林与吴林书、徐柘南于2013年2月27日签订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3年1月24日，东×达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登记为300万元。2013年3月14日，东×达公司更名，登记股东由骆健林、刘望兴变更为骆健林、吴林书、徐×金、徐柘南。吴林书、徐柘南称，刘望兴为东×达公司的挂名股东，骆健林一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骆健林未予否认。变更登记前，骆健林出资210万元，占股70%，刘望兴出资90万元，占股30%。变更登记后，骆健林出资105万元，占股35%，吴林书出资60万元，占股20%，徐×金出资60万元占股20%，徐柘南出资75万元，占股25%。吴林书、徐柘南称，2013年6月27日徐柘南与徐×金、吴林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徐柘南分别转让其持有的东×达公司的5%股权转让给徐×金、吴林书，转让价均为10万元。
另查，2014年4月16日，徐柘南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东×达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骆健林及其妻子冯爱华在经营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侵吞公司财产。2014年6月14日，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做出立案决定书（深公坪立字[2014]01280号），决定对东×达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目前此案尚未办结。公安机关在此案侦查过程中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其中2014年6月12日案外人冯爱华的询问笔录第2页，冯爱华陈述“我在东×达公司任职出纳”，“从2013年2月份开始”从事出纳工作。冯爱华承认“当时公司股东徐柘南入股资金是交给我，他当时把钱分多次（具体几次我不记得）交给我，我开具了收据，随后他拿收据去给会计入账”。2014年6月12日骆健林的询问笔录第2页，骆健林陈述其为公司法人兼股东，占有公司35%的股份。公司一共四个股东，除他以外还有徐×金（原占20%股份）、吴林书（原占20%股份）、徐柘南（原占25%股份），后来徐柘南转让了10%的股份给徐×金和吴林书，每人各5%。冯爱华是其公司出纳，也是其妻子。徐柘南投资30万元，但不记得徐柘南以什么方式投资这30万元，不是现金就是转账。2014年6月24日吴林书的询问笔录第2页，其陈述“2013年1月9日，我、徐柘南和徐×金与东×达公司的老板骆健林达成协议入股其公司，将公司股金扩大，股权重新分配，公司名称进行变更，法人仍然由骆健林担任，注册资金由原来的50万元增加至300万元。股份分配是：骆健林35%、我20%、徐×金20%，徐柘南25%（我与徐×金各出资40万，徐柘南出资50万元，在2013年6月27日徐柘南给我和徐×金各转让了5%的股份，转让后我与徐×金的出资款均变成50万元，徐柘南变成了30万元）……”。
再查，东×达公司收到吴林书的“股本金”40万元，由该公司出纳冯爱华于2013年3月7日开具收款收据，并加盖公司公章，收到吴林书的“现金”6.6万元、“工资结转”2.4万元合共9万元，由冯爱华于2013年6月30日开具收款收据并加盖公章。更名后的“东×达公司”收到徐柘南的“现金”30万元，分别由公司出纳冯爱华于2013年3月23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6月23日出具收款收据，并加盖公司公章。
骆健林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1、吴林书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违约金16020元（违约金暂计至起诉日）；2、徐柘南支付股权转让款75万元及违约金40050元（违约金暂计至起诉日）；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吴林书、徐柘南按份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争议焦点为：骆健林向吴林书、徐柘南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实际发生？
骆健林依据的股权协议有公证证明，对其真实性骆建林、吴林书、徐柘南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在于骆健林认为其依照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了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吴林书、徐柘南则认为是依照先于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四方《合作协议》对东×达公司出资并重新组建，为工商备案的方便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存在骆健林向吴林书、徐柘南进行股权转让的事实。该《合作协议》约定的骆健林、徐×金、吴林书及徐柘南的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5%、20%、20%与25%。这与2013年3月14日公司变更登记后的情况相吻合。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协议四方共同出资200万元重组东×达公司，公司拥有人即骆健林用原公司资产折价后的300万元中的70万元作为其在现公司的股本金。即骆健林出资70万元，持公司35%股份。后吴林书、徐柘南称2013年6月27日徐柘南分别转让了5%的东×达公司股权给徐×金、吴林书，即转让后骆健林持股35%、徐×金持股25%、吴林书持股25%、徐柘南持股15%。这与2014年6月12日骆健林在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第2页的陈述是一致的，即骆健林确认吴林书持股25%、徐柘南持股15%，若按此比例计算，吴林书应出资50万元，徐柘南应出资30万元。结合吴林书、徐柘南提交的收据，公安机关对冯爱华、骆健林的询问笔录可知，吴林书、徐柘南已按上述数额向东×达公司支付完毕相应款项，且骆健林在公安机关配合调查时对这一情况是确认的。即吴林书、徐柘南根据四方《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履行了重新组建东×达公司的一系列出资义务，与东×达公司工商信息变更情况相一致，有询问笔录、收款收据等证据证明，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予以认定。而对于骆健林诉讼请求依据的经公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骆建林、吴林书、徐柘南在公安机关另案调查过程中均未提及，骆健林亦未有关于吴林书、徐柘南未按此协议书支付转让款的任何陈述。据此，骆健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吴林书、徐柘南转让股权的行为系真实发生，故对于骆健林主张吴林书、徐柘南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骆健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54.6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骆健林承担。
上诉人骆健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支持骆健林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三、判令吴林书、徐柘南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股权转让行为系真实发生。2013年2月27日，骆健林与吴林书、徐柘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于2013年2月28日在深圳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签订协议后，骆健林向有关部门办理了东×达公司的更名及股权转让手续，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3年3月20日核准了企业名称、股东变更。上述相关事实足以证明股权转让行为真实发生。但吴林书、徐柘南受让股权后，却并没有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调取的东×达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的相关笔录与本案无关，材料中所述的转让款是支付公司经营增加投入的流动资金，与骆健林向吴林书、徐柘南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是两回事，不冲突。吴林书、徐柘南以此来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不应得到支持。原市法院以与公安部门笔录中没有关于按协议支付转让款的任何陈述为由认为骆健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行为的真实发生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吴林书、徐柘南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骆健林的上诉，维持原判。
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另查，骆健林、徐柘南、吴林书、徐×金在2013年1月9日《合作协议》中均以股东名义签名。截止二审审理期间，工商信息显示东×达公司的股东信息如下：骆健林出资比例35%、徐柘南出资比例25%、吴林书出资比例20%、徐×金出资比例20%。东×达公司工商内档资料显示东×达公司于2013年1月24日形成《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增资的250万元按持股比例由刘望兴出资75万元，由骆健林出资175万元，由该两人的中国建设银行帐户缴存至东×达公司验资帐户。
二审调查中，关于《合作协议》，刘望兴称骆健林有告知其内容并征求意见，其表示同意将股份转出去，等签订转让协议时再一并回去签。关于增资事宜，刘望兴表示未参与，系骆健林办理，其个人未出钱增资；骆健林则表示是东×达公司会计办理的，增资的款项是从其它途径借来后分别转入其与刘望兴帐户用于增资和验资，在验资结束后增资的部分再转出去，增资仅履行一个手续。骆健林并否认增资的款项来源于徐柘南、吴林书、徐×金依据《合作协议》缴给东×达公司的股本金。
本案中，骆健林、吴林书、徐柘南均确认身份证号码××、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平江县童市镇信用社集体宿舍”对应的“徐柘南”是东×达公司的真实股东本人，工商资料及原判中的“拓”系笔误，应为“柘”，本院在本判决书中均予纠正。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真实发生？2013年3月14日前，东×达公司的股东为骆健林与案外人刘望兴。持股比例分别为70%、30%，本案中，骆健林依据2013年2月27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徐柘南、吴林书支付股权转让款。虽然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有公证证明,徐柘南、吴林书也未否认其真实性，但在双方当事人签订2013年2月27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骆健林曾于2013年1月9日与徐柘南、吴林书及案外人徐×金四人以出资人及东×达公司股东的名义签署《合作协议》。虽然《合作协议》签订时仅有骆健林签名，但刘望兴对此知情，可视为《合作协议》是东×达公司两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作协议》确定由骆健林、徐柘南、吴林书、徐×金四人共同出资200万元重新组建东×达公司并对公司进行更名，同时约定东×达公司在重组后的股份比例为“骆健林占35%股份，徐×金占20%股份，吴林书占20%股份，徐柘南占25%股份”。《合作协议》约定骆健林以《合作协议》之前东×达公司资产折价的300万元中的70万元作为股本金出资，亦即骆健林无需另行出资。《合作协议》签订后，一方面，吴林书、徐×金、徐柘南在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期间陆续按《合作协议》约定的股份比例所对应的出资额缴存款项至东×达公司，东×达公司的出纳、骆健林的妻子冯爱华开具的《收款收据》注明收款事由或“股本金”或“现金”。另一方面，工商信息显示2013年1月24日东健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300万元，2013年3月14日东×达公司变更了公司名称及股东信息，徐×金、吴林书、徐柘南成为东健达公司的新股东，其持股比例与《合作协议》约定的股东名称及股份比例一致。虽然工商信息显示东×达公司增资的资金来源来自原股东骆健林及刘望兴，但相应增资款非其本人真实出资，系借其名义履行增资验资手续，由此，以上一系列工商变更情形可以看出涉案《合作协议》的签订人均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实际履行了相应义务，吴林书、徐×金及案外人徐柘南系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成为东×达公司股东并支付了相应对价。
骆健林上诉主张吴林书、徐柘南及案外人徐×金支付给东×达公司的款项是用于公司经营投入的流动资金，与其向吴林书、徐柘南转让股份后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不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骆健林与吴林书、徐柘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2月27日，约定吴林书、徐柘南应于协议书生效之日起30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分二次支付给骆健林，但在东×达公司股东信息变更后至本案骆健林起诉之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均未有证据显示骆健林有向吴林书、徐柘南主张过股权转让款，显与常理不符；其次，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2014年6月对东×达公司被职务侵占案进行立案侦查期间，调查询问笔录显示骆健林清楚知晓东×达公司四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其并未提及股东吴林书、徐柘南在取得东×达公司股权后尚未支付对应的股权转让款，而冯爱华作为东×达公司的出纳，均认可吴林书、徐柘南等公司股东的入股资金已交其入帐。再次，刘望兴作为东×达公司的股东虽未参与签署《合作协议》，但在此后有与吴林书、徐×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最终使得东×达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与《合作协议》的约定达成一致。以上，本案相关证据已形成证据链，相比较骆健林的前述主张，吴林书、徐柘南关于双方当事人系为工商备案方便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更为可信。骆健林上诉请求吴林书、徐柘南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理由依据不足，均不能成立。如东×达公司认为吴林书、徐柘南作为该公司股东未按持股比例缴足出资，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54.60元，由上诉人骆健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翁 艳 玲
审判员 尤 武 雄
审判员 琚 虹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黄纯(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