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源茂民初字第174号
原告李景明，男，1961年1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肇源县超等乡超等村。（缺席）
原告李景成，男，197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源县超等乡超等村。
原告李井云，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源县超等乡超等村。（缺席）
原告李景宇，男，196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源县超等乡超等村。（缺席）
原告钟淑珍，女，194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源县超等乡超等村。（缺席）
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海军，肇源县社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淑艳，女，196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源县超等乡超等村。
被告杨俊峰，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肇源县超等乡超等村。
委托代理人杨志，黑龙江杨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景明、李景成、李井云、李景宇、钟淑珍与被告杨俊峰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张祖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景成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海军、张淑艳，被告杨俊峰及委托代理人杨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7年，原告五户补分家庭承包水田共计32.2亩。由于在分地前，该地块由被告承包并打了水井，所以分地后仍然由被告经营，但未给付原告方任何费用。后原告与被告多次交涉，要求返还耕地，均遭到被告的拒绝。故原告方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杨俊峰返还土地32.2亩，并要求被告对2007年至2015年无偿耕种期间的损失给予补偿费96000元。
被告杨俊峰答辩称，1、我们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如当事人未实际获得承包经营权占有土地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本案原告人从来也没有实际分到或占有其诉称的32.2亩土地，也就是本案的原告人根本没有实际获得承包经营权。故本案不属于法院直接受案审理的范畴，根据该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方向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进行解决或处理。2、本案原告称在2007年分得承包田共计32.2亩的叙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作为本案的被告方，在1994年就响应县、乡、村三级的号召，开发或改造并种植水稻，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缴纳了亩提留、农业税以及村里摊派的义务工。根据当年的政策即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本案的被告方一直经营至今，但其中在2004年国家土地农村政策发生变动，国家不再收取农业税和亩提留，反而给了粮食补贴，给到2006年，乡里就不再向开发经营者支付粮补，作为开发户对此有意见，而且村民也有一定意见，所以上访至县里、乡里。后通过县、乡、村三级政府同开发户和老百姓之间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土地仍由开发户照常经营，但将其他没有开发的农户，挂靠到开发户的名下，以便领取相应的农业补贴。各户不得向实际开发户要土地，也不能向开发户收取任何费用。自2007年开始一直履行至今，没有任何人在此期间提出任何质疑，五荒水田开发户并不只本案被告人一家，家家如此。如果原告人认为村里在2007年为原告人分得了土地，能不能具体指出32.2亩土地是几根垄，在被告经营地块的哪一侧且什么位置。如果真的本案被告人无端的霸占了原告的土地，那么为什么能持续近9年的时间，不向任何组织和部门提出权利主张和要求。即便是真的发生了侵权行为原告人的诉讼主张是否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原告人所提起诉讼向法庭陈述的是不真实的也是不确切的，有意在混淆视听，针对本案至关重要的节点，避重就轻，根本没在诉状中予以明确，在开庭前本案被告方也找到村里，要求村里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以证实涉案的相关事实。因为之所以出现了被告经营的土地上挂有原告人的名字，这种两层皮的现象完全是村里一手造成的，但村里明确答复不针对任何一方村民出具任何证据，只对人民法院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因为本案原告人是否取得承包经营权以及取得承包经营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只有村委会到庭后才能说明。因此我们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追加村委会为本案的当事人，以便查清相关的案件事实，并确认相关的责任主体。综上我们请求人民法院如再进行审理的情况下，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2007年县、乡、村决定争议地块由被告经营管理，由原告得粮补。而且双方之间经乡、村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方同意挂靠在被告处，被告方因与原告方非亲非故，为了防止日后原告方反悔，遂与原告方订立了书面的协议，进一步明确了土地由被告方耕种，原告方只领取补贴。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方举证如下：
1、出示肇源县蒙古族乡超等蒙古族村民委员会证据原件一份，欲证明村里2007年补分水田，该次补分属于家庭联产承包形式，另外，也说出了争议土地的位置以被告的井眼为主，现在这些土地由被告耕种着。被告方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我们认为叙述的不完整、不全面、不客观，通过该份证明难以证明本案原告想要证明的两个问题，证实不了原告要证实的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补分32.2亩水田，因为在证明上没有体现出来，同时也证明水田由被告杨俊峰统一经营，被告经营该土地是基于三方协商，确定由被告经营的。原告方收取粮食补贴，被告人占有本案诉争的水田是基于三方的协议及双方之间进一步达成的书面协议，以流转的形式获取的该份资源的承包经营权，占有和经营该资源是合法的不属于侵权行为。该份证据进一步说明被告承包该水田的前提是合法的，并不能证实原告想要证实的侵权法律关系。我们有进一步证据能够对该证明材料不完整部分起到补充证明作用。该证明是单位所出具的，现在作为本案的被告也无法辨别该证明是否经过了村委会集体讨论所作出的，如果是单纯的村主任的个人行为，作为村主任应当出席法庭，向法庭完整的叙述双方争议资源的历史渊源和纠纷的起因。因此我们建议法庭对该证据进行综合考虑以确定其效力。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2、出示五位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欲证明五原告已经合法的获得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方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件的取得方式以及该证件记载的内容有异议，该证件颁发于2007年12月30日，承包期限标注的是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0日，在2007年之前本案原告并没有经营屯南相应的地块，该承包地证书却将本案诉争土地与承包始期确定为1998年1月1日，通过本案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是在2007年后才以挂靠的形式获取了该地块的挂名权，显然这证件所记载的内容和时间与客观事实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所记载的内容与原告所主张的亩数不一致，无法证实争议的土地面积已经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与本案诉争的土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3、出示肇源县超等蒙古族乡超等蒙古族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2013年李景明在村所得粮补10亩、李景成3亩、李景宇2亩、李万仁8亩、李井云10亩，共计33亩，均为水田。被告方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当时村上和乡上就这么定的，原、被告之间也是这么约定的，粮补归原告领取。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4、出示户口簿一份，欲证明钟淑珍是李万仁妻子。被告方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5、证人李景范出庭作证，欲证实2007年村上派其出去测量土地面积，当时其是村民代表，后来去测量时被告杨俊峰阻拦不让测量地。被告方质证称，我们认为证人的证言不真实，首先证人与本案原告有亲属关系，证人证实土地没有进行测量，如果没有测量土地使用证的面积又是如何出来的。我们认为是经过测量的，所以我们认为该证人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另外证人证实土地没有分下去，更进一步证实了被告方的答辩意见和理由。该证人所说的情况，当时是在没有经过县、乡、村三个部门研究确定方案之前，个别村民代表擅自到本案被告人开发经营的荒地进行测量，意欲非法刮分被告辛苦开发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给予了阻止，并非像证人所说是经村里研究决定后派遣其到被告土地里进行测量的，因此该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建议法庭不予采信。因该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以采信。
6、证人薛维出庭作证，欲证实从2007年分地到现在其与原告方一直找县、乡、村三级政府要地，一直没有解决。被告质证称，该证人的证言不真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我们有其他的证据能进一步佐证该证人证言是虚假的，该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与原告方是共同利益关系，与被告方是利益敌对方，因此作为本案的证人不可能客观真实的向法院出具证词。作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协议，该证人说没有，在大是大非面前，该证人可以随便不负责任的讲，因此我们认为法庭对这样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因该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以采信。
7、证人吴凤山出庭作证，欲证实分地时其本人也分得土地，但是一直没有经营，只是领取粮补，且分地和测量时其都没在场。县、乡、村三级政府与村民之间也没有口头协议。被告质证称，我们认为证人证实当时分地时村里没有分地的原则以及和村民之间的协议是错误的，如果没有与原开发户和其他村民之间协商一致，地是不可能分的，协商的结果就是开发户种地，其他农户领粮补。通过证人后期证实的他确实分得了0.7亩土地，只领取粮补，并未获得该土地的实际经营权，这与被告的答辩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这也进一步折射出当时分地时村里也是这么定的，再加之刘国民作为村书记的证言也确认了这样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证人称在分地时根本就没有到场也没有参与，他怎么能够证实在分地时乡、村两个部门没有与村民之间有着分地的口头协议。因此该证人证实没有口头协议是完全错误的。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中分得土地的事实予以采信。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方举证如下：
1、出示超等乡支援村前任村主任李明国的证言一份，欲证明开发户在1994年开发五荒地的经过，和当时的开发原则，也就是谁开发谁受益，开发者享有开发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也说开发者前二年免费耕种。原告方质证称，1、无法确认是否是由李明国本人书写的，2、如果个人作证应该出庭参加质证，除非有特殊原因。3、该证明所涉及的内容也仅仅是谈了1994年开发的情况，对于以后这些地是否分了都没有谈。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中关于开发五荒地的事实予以采信。
2、出示宋贵、刘国君、武国、盛玉民、盛玉军、吴国学等证言，欲证明1994年开发户开发五荒地的过程以及2007年分地的过程和前提基础，证实了所有的开发户之外的百姓只是挂名到开发户名下，不收取任何费用，只领取政策补贴。原告方质证称，1、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2、证人应亲自出庭作证才能证实其效力。3、这几位证人都是与被告有利害关系的。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中关于开发五荒地的事实予以采信。
3、出示证明一份，欲证明现任超等村党委书记刘国民证明当时分地的基本原则，开发户种地其他户领补贴，因为今天村里召开会议，所以本人无法到庭，同时证明了为什么从2007年以来没有一个人得到名义上所分的土地。原告方认为，1、是否是本人书写有异议，2、该份证据对本案无任何价值，无法对抗土地经营权证。本院对该证据证实的每人分得0.7亩水田的事实予以采信。
4、出示协议书一份，欲证明经原、被告双方协议后，将原告名义上所分得的32.2亩土地，通过自由结合的形式，并流转转让给杨俊兴耕种即本案的被告杨俊峰。并约定原告五户只领取粮食补贴，并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还水田。签订这份协议的前提是，因为基于乡、村两级政府分地的原则和要求，采取自由组合的方式，几位原告愿意挂靠到本案被告人杨俊峰处，被告因与原告方没有过密的亲属关系，故在村上口头协议的基础上，又以书面的形式给予了确认，防止本案原告方事后反悔，而其他农户都因有亲属关系所以没有订立这样的协议。原告方质证称，1、该份协议体现的数字与原告出示的第一份证据中体现的数据相一致，但被告对原告第一份证据中的亩数提出异议，所以自相矛盾。2、该份协议书中的签名李万仁已经无法核实了，因为本人已经不在了，其他四人均未参加协议的讨论也没有在这协议书签字。3、该协议的内容也显失公平，因为原告方在取得合法的经营权后未收取任何承包费就白送给被告种是不可能的。经查该协议为李景成一人与被告签定。本院对李景成与被告签协议的事实予以采信。
5、证人盛玉民出庭作证。欲证实1995年村民开发废弃地，村里动员让开发地，2007年村民要求分地，经县、乡、村三级政府协调地由开发户耕种，其他农户得粮补。原告方质证称，1、证人与被告是利害关系人。2、证人证明的事情与事实明显不一致，因为原告方已经合法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所以证人所述不属实。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中关于开发荒地及2007年分地的事实予以采信。
6、证人宋贵出庭作证，欲证实争议的土地是在1995年开发的，开发时村上支持开发废弃地，所有费用都是开发户自己的，当时村上说前两年白种，第三年开始交亩费用和农业税，到2004年国家给了粮食补贴，2004年和2005年的补贴都给开发户了，2006年开始就没有给开发户。老百姓要求分地，开发户不同意分，后县、乡两级政府来人，经协商决定由开发户种地，由其他农户领补贴。原告方质证称，1、证人与被告是利害关系人。2、证人证明的事情与事实明显不一致，因为原告方已经合法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所以证人所述不属实。另外，既然两位证人都说县、乡、村三级政府决定只给农户粮补，土地的经营权都归开发户经营，但本案还有一份协议，是相互矛盾的。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中关于开发荒地的事实予以采信。
为了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向超等乡超等村及超等乡人民政府调取了涉及本案的相关证据。
1、出示调查笔录一份。原告方质证称，该份笔录中张丛国说的与事实不符。因为在2007年我们就得到土地使用权证了，所以土地就应该由我们经营。被告方质证称，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客观真实的反应了水田开发经过，同时证实了2007年以后由于农户上访，乡和村领导共同研究，经村民会议决议，最后确定水田仍由原开发户耕种，其他各户领取粮补，并名义上挂靠在每个开发户的水井下，其他农户只收取粮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2、出示证明一份。原告方质证称，该份证明与事实不符，不真实。被告方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客观的反应了2007年村民上访为了平衡开发户与其他农户之间的利益，经乡、村两级工作组成员的协调，村民和开发户之间达成协议，村民愿意将实际经营权交付给开发户为前提条件，换取土地的相关补贴。为了能正常的领取补贴，在形式上为村民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取得与否，并不直接和必然导致农户直接经营土地。作为开发户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原告人取得经营权证书，也是以将实际经营权转让给实际开发者之后才取得的。这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也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的相关规定。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3、会议记录一份。原告方质证称，1、虽然是一部分乡领导参加，但属于大家各抒己见，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只能从个别人的意见中体现出部分事实真相。2、有些领导的言论与事实不符。3、任何个人的言论都应服从于政府为村民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被告方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实了上访所涉及的1998年土地问题，在结论部分说的很清楚，乡党委已经出具了明确的指导意见，而且有县党委的领导参加，第六页自下往上数第8行，上访涉及到1998年土地承包问题坚决不变，属于历史原因。而且针对上访问题，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处理和协调农民上访事宜，并且订出了基本原则，工作组深入基层，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在照顾大多数百姓利益基础上，对原开发户的利益给予了适当的贬损，开发户也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同意将土地上的粮补分给其他农户。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工作组顺利的完成了关于农户上访的问题。该问题处理后作为其他农户也非常满意，从2007年处理后一直到2015年这期间没有就此事提出任何异议，长达8年的时间农户的领取补贴不主张实际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也充分证实了原告方对乡、村工作组的做法是认同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依照上述证据及原、被告陈述，确认本案法律事实为：
1994年，肇源县超等乡超等村民委员会号召村民开发五荒地，开发原则为谁开发，谁受益，开发后前二年不收任何费用。被告等十余户村民按要求对该村五荒进行了开发。被告开发后，所开荒地一直由被告耕种。2004年后国家取消农业税，部分非开发户上访要求将开发户开发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户。2007年经乡村两级研究决定，将开发户开发的水田平均分给超等村薛家围子屯村民，每人分得0.7亩，并为村民发放了土地使用权证。本案原、被告双方均分得了该土地。由于当时作为开发户的本案被告不同意交出土地，以及当时土质差，承包价格远低于现在价格，各户分得的土地面积较小，没有水井不便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达成妥协，以有水井的开发户为核心户，非开发户村民自找核心，所分得的开发地由开发户继续耕种，粮食补贴归非开发户村民。本案原告李景成代表李景明、李景宇、李万仁、李井云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协议上李景明、李景宇、李万仁、李井云的签名均为李景成所签。协议约定由被告继续耕种土地，由原告方领取粮补。现原告以其已取得所分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无偿耕种原告分得的土地显失公平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土地32.2亩，并要求被告对2007年至2015年无偿耕种期间的损失给予补偿费96000元。
本院认为，2007年，原告分得被告开发的土地后，领取了土地使用权证，取得了该土地的使用权。后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当时多种原因造成，现情势已变更，如继续按协议履行显失公平。原告要求反还土地的要求依法应予支持。以原告李景成为代表与被告达成的协议，原告其他成员虽然否认，但未依法及时行使权利，且一直履行至今，视为对李景成行为的认可。原告诉请的2007年至2015年期间补偿费96000元，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另外，双方达成妥协还缘于当时土地价值和效益较低，开发户已打水井等原因，原告亦有一定责任。故原告该项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返还土地，不存在已超诉讼时效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终止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由被告杨俊峰返还原告李景明、李景成、李井云、李景宇、钟淑珍土地32.2亩，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履行；
二、驳回原告李景明、李景成、李井云、李景宇、钟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00元，由原告负担1050元，由被告负担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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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 张祖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佰奇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