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行初40号
原告彭坚，男，1979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徐立毅，市长。
委托代理人叶青松、谭王英，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9号。
法定代表人郑杰，总经理。
原告彭坚不服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作出的杭政复[2016]574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7年2月6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移动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坚、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叶青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浙江移动公司经本庭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6日，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16]574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市物价局作出的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并无不当，但市物价局作出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决定确认被申请人市物价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彭坚起诉称：2014年8月18日，原告向浙江省物价局（以下简称省物价局）的电子邮箱发送电子邮件，举报浙江移动公司在天猫商城涉嫌价格欺诈违法行为。要求作出相关的行政处罚，并给予奖励。原告在发送举报信时，提供了视频录像证据。省物价局将举报件转给杭州市物价局（以下简称市物价局）办理。之后收到市物价局寄来的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杭价检处（2016）21号）。原告不服市物价局的举报处理结果，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结果确认程序违法。原告不服被告的复议决定，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政复（2016）574号；2、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举报信，证明原告向省物价局举报，要求予以处罚；2、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证明被复议的行政行为系由原告的举报而作出；3、《行政处罚决定书》（杭价检处[2016]21号），系复议的标的，证明举报处理结果；4、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5、杭政复[2016]574号《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的行政行为内容；6、收到杭政复[2016]574号《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邮政挂号信的信封、物流跟踪截图，证明收到杭政复[2016]5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时间；7、CD光盘，内为购买商品TCLS950T手机同步录像，证明被举报人网店页面宣传内容以及原告购买了被举报人的TCLS950T手机，证明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8、杭政复[2014]431号，证明市物价局因同一事由不履行法定职责被市政府复议决定确认违法、责令履行；9、杭价检处[20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市物价局因原告的举报作出第一次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容，即“被举报人市场价2499元、原价2499元、原价1699元在时间上无从比较”，提交该次决定主要是为了和最后一次的处罚决定作比较；10、杭政复[2015]217号《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复议决定中市政府认为市物价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举报人认真配合调查并积极进行整改的情形，不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提交这份复议决定书是为了与本案被诉的复议决定作比较；11、杭价检处[2015]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市物价局认定被举报人市场价2499元、原价2499元、1699元作为降价促销基准价，无法提供其来源，提交该处罚决定书是为了与本案所涉处罚决定进行比较；12、杭政复[2016]141号《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认定市物价局行政处罚程序违法，也是为了与本次被诉复议决定进行比较；13、浙价检指[2014]7号《指定管辖函》、《价格违法线索移交单》浙价举移[2014]2号、省物价局《初步调查报告》、《检查登记表》、2014年10月10日《询问笔录》、2014年10月16日《询问笔录》，2014年10月10日《现场照片》，证明原告向省物价局举报，省物价局初步调查后作出浙价举移[2014]2号《价格违法线索移交单》，移交市物价局处理。省物价局《初步调查报告》中认定“活动有899元的交易记录”，而市物价局没有对原价进行调查，证明原告于8月15日购买案涉商品，处罚决定却只处理到5月17日止，省物价局也只调查到5月17日止，再移交给市物价局，事实上被举报人两次上架，其第一次上架后被发现并处罚，但原告购买时是被举报人二次上架，却未被处罚。
被告市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不服杭州市物价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杭价检处（2016）21号）的具体行政行为，于2016年11月9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于2017年1月6日作出杭政复（2016）5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给双方当事人。被告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原告诉讼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市物价局在2016年6月23日收到杭政复（2016）1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应在2016年8月22日前作出处理。但市物价局至2016年10月11日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2、市物价局作出的杭价检处（2015）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撤销后，市物价局重新进行了调查，对浙江移动公司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进行了认定，对处罚适用的依据进行了调整，明确了适用减轻处罚的相关依据。减轻处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并无不当。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虽然重新作出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金额没有变化，但是明确认定了当事人具有减轻情节，处罚依据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市物价局并不存在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原告认为处罚决定书应有责令改正，但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处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仍在持续。本案杭州市物价局在调查过程中查明浙江移动公司的违法行为已经改正，再次责令改正已无必要。本案被诉复议决定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本案已确认市物价局违法，原告的权利已经得到救济。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有：1、杭政复[2016]5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挂号邮寄单据，证明被告作出复议决定的具体内容及送达情况；2、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复议申请材料，证明原告身份情况、申请行政复议的内容及提交的材料等情况；3、市物价局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市物价局复议答复的情况；4、复议程序性材料：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相关送达回证、邮寄凭证、查阅凭证，证明复议程序合法；5、被告在复议程序中调取的证据：杭政复[2016]1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挂号邮寄单据，证明市物价局收到前次复议决定的日期；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系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律依据。
庭审中，被告对原告证据13的证明对象提出异议，认为市物价局有独立的调查和判断，不以省物价局初步调查报告中的事实为判断依据，且市物价局的首次调查时间是2014年10月8日至12月25日，处罚决定已对此前的整个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和认定。原、被告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根据庭审举证、质证和辩论，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和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证据13的证明对象提出的异议成立。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8日，彭坚向省物价局提交举报信，认为浙江移动公司在其设于淘宝天猫商城的旗舰店宣传一款手机时，存在“在同一交易场所二种标价”和“虚构原价”两个价格违法行为，违反了《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六条第（二）项和第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要求对浙江移动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给予原告奖励。2014年9月23日，省物价局作出浙价检指[2014]7号《指定管辖函》，指定市物价局管辖此案。2014年10月8日，市物价局立案，后进行了调查，但并未将立案、调查情况告知彭坚，亦未作出处理决定。2014年12月17日，彭坚以市物价局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市物价局未在法定时间内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依法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和处理结果的行为违法，并请求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依法告知是否受理，限期作出行政处罚并予以告知。”2015年2月3日，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14]431号行政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1、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依法告知是否受理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依法作出处理。
2015年4月3日，市物价局对浙江移动公司作出杭价检处[2015]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根据投诉人举报，检查组于2014年10月8日至12月15日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的价格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已查明，在2014年1月至2014年‘5.17电信日’期间，天猫商城-
浙江移动官方旗舰店销售的‘TCLs950t’手机促销活动时，在同一交易网页上曾标示（1）‘市场价2490元（后改为2499元）、原价1699元、活动价899元’；（2）‘原价2499元，促销价899元’；（3）‘原价2499元，活动价899元’；（4）‘原价2499元，限时促销价899元’的价格宣传。经查，该款手机在899元销售前还有999元/台的短暂销售；且市场价或原价2499元、原价1699元在时间上均无从比较。”市物价局认为浙江移动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不正当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家发改委《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七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对浙江移动公司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决定：1、责令改正上述价格违法行为；2、罚款一万元。彭坚不服杭价检处[2015]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为罚款数额过低，故以市物价局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8月13日，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15]217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市物价局未查明浙江移动公司是否存在违法所得，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浙江移动公司具有减轻处罚的情形，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之规定，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杭价检处[20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2015年10月10日，市物价局重新对浙江移动公司作出杭价检处[2015]56号行政处罚决定，其中认定的检查时间段、网页标示内容与杭价检处[2015]1号行政处罚决定相同，另认定“该款手机标示的‘市场价2490元、原价2499元、1699元’，作为降价促销的基准价，但无法提供其来源”。市物价局认为浙江移动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属于不正当价格违法行为。国家计委关于印发《价格违法多收价款计算方法》的通知（计价检[2001]2607号）未对这类行为多收价款的计算作出规定，所以对这一类的价格违法行为的多收价款无法计算。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认定浙江移动公司的上述行为没有违法所得。鉴于浙江移动公司能认真配合检查，并积极进行整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家发改委《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七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对浙江移动公司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决定：罚款一万元。彭坚不服杭价检处[2015]56号行政处罚决定，认为罚款额非常低、没有减轻情节、没有作出价格欺诈的认定、程序违法，故以市物价局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6月17日，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16]14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市物价局在作出新的行政处罚决定前未向浙江移动公司重新履行处罚前的告知程序，有违正当程序和法律程序的要求，未在法定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及时将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也违反了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杭价检处[2015]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2016年10月11日，市物价局再次重新对浙江移动公司作出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其中对检查时间段的认定、对不正当价格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杭价检处[2015]56号行政处罚决定相同，另认定浙江移动公司已于2014年9月26日前主动将天猫商城-
浙江移动官方旗舰店不符合规定的内容作了改正，符合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市物价局认为浙江移动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属于不正当价格违法行为。根据国家计委关于印发《价格违法多收价款计算方法》的通知（计价检[2001]2607号）规定，这一类的价格违法行为的多收价款无法计算。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决定对浙江移动公司的上述价格违法行为按没有违法所得的规定处罚。鉴于浙江移动公司能积极配合检查，并主动整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浙江移动公司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规范价格行政处罚权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罚款一万元。彭坚不服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以市物价局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月6日，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16]574号行政复议决定。彭坚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中作为行政复议标的的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市物价局重作的处罚决定。市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围绕该处罚决定的程序、法律适用、是否存在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处罚决定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处罚决定的情形等内容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市物价局在本案被诉复议程序中提供的证据，并比对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和原杭价检处[2015]56号行政处罚决定，杭政复[2016]574号行政复议决定中认定的市物价局重新进行了调查、对浙江移动公司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进行了认定、对处罚适用的依据进行了调整、不存在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处罚决定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处罚决定的情形等内容，具有事实依据。对处罚决定中是否必须包含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的内容，复议决定中的评判也并无不当。此外，案中证据证明，市物价局在作出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程序中履行了在原杭价检处[2015]5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程序中缺漏的法定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行政复议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市物价局作出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超过法定的60日期限。市政府确认市物价局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
原告彭坚在庭审中提出，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仅对2014年5月17日之前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对其举报信中所涉2014年8月15日的价格违法行为未作处理。经查，市物价局收到彭坚的举报材料后，于2014年10月8日至12月15日对浙江移动公司的价格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在作出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前，又对浙江移动公司进行了重新调查，处罚决定书中载明浙江移动公司实施的案涉价格违法行为自2014年1月始，至2014年9月26日终止。故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不存在只认定了2014年5月17日之前的价格违法行为的情形。案涉价格违法行为，并非若干个逐日独立存在的不同行为，而是一个内容不变、处于持续状态的行为。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既已认定了案涉价格违法行为的内容和持续的时间段，则处罚针对的就是这一时间段内的违法行为，此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有之义。原告在庭审中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但杭价检处[2016]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描述中，“在2014年1月至2014年5月‘5.17’电信日期间”之文字表述存在瑕疵，易引起利害关系人的误解。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中未对此进行指正，亦属复议决定中的瑕疵。本院对复议决定中的这一瑕疵予以指正。
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彭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 方
审 判 员 徐 斐
代理审判员 李希芝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叶 嘉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