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民终14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市支行。住所地：住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东路148-1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84685814X1。
负责人：胡正茂，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薇，女，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涛，浙江同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明强，男，197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黎明，浙江缘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丽，浙江缘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范新星，男，196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现住。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桐乡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沈明强及原审第三人范新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6）浙0483民初7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行支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沈明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沈明强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根据案涉《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所有退保款作为质物均应用于清偿担保的债务，而实际担保的债务远远超过退保款，则范新星不可能转让本案债权给沈明强。最高额保证担保作为一种特殊的担保，其独立性高于一般的担保，在先约定的最高额质权不能因为债权合同没有重复声明即理解为质权人已放弃权利。农行支行在之前的诉讼中未提及该质押，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不能理解为放弃了实体权利。其次，范新星出具的“承诺函”中关于保单余额壹拾伍万元的相关表述即意为，保单退保并经农行支行受偿后只剩壹拾伍万元，壹拾伍万元以外的部分范新星已同意农行支行受偿或处理，反之，如依沈明强的主张，就应将“余款”二字改为“其中”。最后，案涉保单的退保时间为2008年11月27日，《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约定的担保终止期限为2011年10月14日，保单的到期日为2011年11月14日，不论依以上哪种时间起算，该退还退保款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均已超过。一审判决认为，农行支行与范新星对退保款的退还时间没有约定系认定事实错误。
沈明强辩称，农行支行认为，尾号为22139、承兑金额1000万元的汇票属于担保范围，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该汇票的承兑合同载明的担保方式为保证，并签订了相应的保证合同。而本案十份保单所涉的承兑汇票合同明确为质押，该1000万元的汇票，农行支行在2009年起诉时也未提及到本案的担保质押问题。在桐乡市凤鸣合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鸣公司）停产后，因需支付保安人员的工资，便在范新星签字的承诺函中表示将退保款中的15万元用于支付工资，对于其余的款项处理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农行支行的相关理解没有事实依据。范新星与农行支行关于行使质权后剩余款项的退回并没有约定具体的时间及方式，故不存在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综上，农行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范新星述称，与沈明强的意见一致。
沈明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行支行将合同编号为33904200600023925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项下有关质押保单的退保结余款项409151.40元返还沈明强；2、要求农行支行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沈明强利息损失（以409151.40元为基数，从2008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农行支行付清为止，暂按年利率4.75%计算，其中2008年11月28日起至2016年9月13日为151428.63元）；3、农行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过程中，沈明强因认可范新星于2009年1月16日出具承诺函同意将保单余款15万元汇入法院账户用于支付保卫人员工资，故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农行支行将合同编号为33904200600023925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项下有关质押保单的退保结余款项259151.40元返还沈明强，并据此变更利息诉请的基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1月14日，范新星作为投保人，包括范新星及沈文根、金新良、沈明强、郁明芬、朱正学、沈国民、杨胜华、曹学武共9人作为被保险人，向中国人寿桐乡支公司投保了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型），缴纳保险费200万元，中国人寿桐乡支公司同日签发了九份保险单。同日，范新星作为甲方与沈文根、金新良、沈明强、郁明芬、朱正学、沈国民、杨胜华、曹学武及范新星本人等九人作为乙方签署九份保单权益转让书，约定将上述保单为农行支行提供质押担保。同时双方共同向中国人寿桐乡支公司作出如下声明：1、甲乙双方为本保单质押信用业务的出质人…；2、保险合同质押期间，同意保险公司中止甲方、乙方行使本质押保单的相关权益…；3、发生视为债务信用业务提前到期的情形的，银行有权凭本《保单权益转让书》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本质押保单的退保或保险金给付事宜，保单解约金或保险给付金优先偿还银行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如有余额，由银行将余额退还相关权利人…；4、若债务人逾期不能清偿银行债务本息的，银行有权向保险公司办理本质押保单的退保事宜，保单解约金优先偿还银行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如有余额，由银行将余额退还甲方；若至保险合同期满日，债务人不能如期清偿银行债务本息的，授权银行直接向保险公司申领保险金，保险金优先偿还银行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如有余额，由银行将余额退还乙方；5、同意保单质押期间，在原受益人基础上增设农行支行为第一顺序受益人…。2006年11月14日，范新星及沈文根、金新良、沈明强、郁明芬、朱正学、沈国民、杨胜华、曹学武共9人作为出质人，农行支行作为质权人，凤鸣公司作为债务人签署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33904200600023925，约定出质人自愿以上述九份保单为债务人在质权人处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形成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担保债务期限限于2006年11月14日至2011年10月14日期间，担保最高余额为188万元。2008年5月26日，农行支行作为承兑人，凤鸣公司作为申请人签署商业汇票承兑合同一份（编号为33201200800017633），部分合同内容如下：1、承兑人同意承兑编号33201200800017633的《商业汇票银行承兑清单》所列商业汇票；2、申请人于汇票到期日前无条件将票款足额交存承兑人；3、申请人应于承兑人同意承兑之日，按承兑金额的15%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承兑人指定的保证金专户作为质押担保；4、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汇票承兑的担保方式为质押，担保合同另行签订，若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的，担保合同编号为NO33904200600023925。同日，农行支行依约为凤鸣公司签发了以桐乡市乌镇包装品厂为收款人的承兑汇票一张，票面金额200万元，到期日2008年11月26日。凤鸣公司也依约向农行支行交存了30万元（票面金额的15%）履约保证金。因债务人凤鸣公司未在上述汇票到期日前足额缴存票据款，农行支行为凤鸣公司垫付170万元（已扣除30万元履约保证金）。农行支行行使质权，中国人寿桐乡支公司于2008年11月27日向农行支行支付退保款项合计2109151.40元。其中170万元农行支行优先受偿了上述承兑合同项下产生的170万元债务，但余款409151.40元未返还给范新星。2009年1月16日，范新星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同意将在桐乡农行的人保单余额150000元转入桐乡市人民法院账户，用于支付现场保卫人员工资。农行桐乡支行于当日将该笔款项汇入桐乡市人民法院账户，退保款尚余259151.40元。2008年6月24日，农行支行与凤鸣公司签署商业汇票承兑合同一份，约定农行支行同意承兑以桐乡市乌镇包装品厂为收款人的1000万元的商业汇票（到期日为2008年12月24日），并约定履行保证金为承兑金额的30%。此外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汇票承兑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若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的，担保合同编号为/”。同日，农行支行依约签发了承兑汇票一张。2009年5月26日农行支行就该笔承兑债务起诉凤鸣公司及保证人桐乡市鑫隆新合纤有限公司，但未提及上述最高额权利质押与退保款。2010年9月15日，农行支行将上述退保款余额259151.40元用于清偿该承兑债务，并入账。
2016年7月7日，范新星起诉中国人寿桐乡支公司，要求其将范新星投保的国寿鸿丰两全保险（分红型）因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后的合同解除情况和保单价值的支付及结余情况告知范新星，并将上述资料交付范新星（附保险单清单）。2016年8月17日，中国人寿桐乡支公司将退保清单及支付凭证交付给了范新星。2016年8月25日，范新星与沈明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将范新星应收农行支行的9份质押保单的退保款项中的结余款项4090151.40元及其历年利息之债权转让给沈明强，并于2016年8月28日向农行支行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
一审法院认为，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农行支行作为权利质权的质权人应依法行使质权，应将超过债权数额的价款返还给相关权利人。本案沈明强基于与第三人范新星的债权转让，主张以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及权益转让书为依据要求农行支行返还行使质权后的退保余款259151.40元（409151.40元-150000元）。本案中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并无退保款项返还的约定，且该合同在质权设立后已履行完毕，本案所涉纠纷并非是因质押合同而产生，故本案案由不是质押合同纠纷。但第三人范新星作为投保人（甲方）与沈文根、金新良、沈明强、郁明芬、朱正学、沈国民、杨胜华、曹学武等被保险人（乙方）签订九份保单权益转让书第四条均约定：“…如有余额，由银行将余额退还甲方；…如有余额，由银行将余额退还乙方”，现沈明强以此为据向农行支行提出返还主张，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该九份权益转让书上农行支行虽未签字盖章，但农行支行作为质权人以此为据行使质权，向中国人寿桐乡支公司办理退保手续，支取退保款，同时农行支行也认可条款，故农行支行依约负有向相关权利人返还余款的义务。本案农行支行行使质权时，保险合同尚未期满，其向保险公司领取的是保单解约金，依约应将保单解约金余款返还给投保人，即第三人范新星。正因如此，各方均认可2009年1月16日的承诺函仅由范新星一人签字即可。对此，农行支行辩称根据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约定，所有的涉案退保款均用于清偿质押合同担保的债务，故不存在应返还的余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出质人为债务人自2016年11月14日起至2011年10月14日止，在质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188万元提供担保。该合同第三条第2项虽约定出质的权利暂作价188万元，其最终价值以质权实现时实际处理的净收入为准。该条仅是对质物价值的约定，并不改变质押所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故质权人即农行支行行使质权用于清偿债务的范围不得超过188万元。其次，2008年6月24日农行支行与凤鸣公司签署的商业汇票承兑合同项下的债务不在上述最高额权利质押范围内：1、该笔业务虽在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约定的期间内，但合同第八条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汇票承兑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若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的，担保合同编号为/。”且合同第十条其他事项第2项的特别约定也只载明本合同由保证合同提供担保；2、2009年5月26日农行支行就该承兑债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并未提及上述最高额权利质押，也未在诉讼请求中抵扣退保余款。故可以认定该笔业务不在上述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范围内，农行支行将退保款余额259151.40元用于清偿该承兑汇票产生的债务，于法无据。此外，农行支行认为即使行使质权后存在多余退保款项，除承诺函中15万元外，第三人范新星当时同意其余款项用于清偿凤鸣公司对农行支行的其他债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上述1000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08年12月24日，农行支行就该债务向法院提起诉讼是2009年5月26日，而农行支行将259151.40元退保余额入账用于清偿该承兑债务是2010年9月15日，现农行支行并未举证证明在此过程中第三人范新星知晓退保余款已用于清偿上述债务，更未举证证明第三人范新星对此予以同意。其次，第三人范新星于2009年1月16日出具的承诺函也不能体现农行支行主张的范新星已同意农行支行受偿或处理退保余款（除15万元）的意思表示，况且2009年5月26日农行支行就1000万元承兑汇票产生的债务提起诉讼请求时并未抵扣该部分退保款。故对农行支行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最后，关于农行支行的时效抗辩。一审法院认为，九份保单权益转让书第四条并没有约定余款的返还时间，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限满之日计算，现农行支行也认为第三人范新星之前从未向其主张过，故沈明强诉请未过诉讼时效。至于农行支行主张的时效起算的时间节点（退保发生之日、第三人出具承诺函之日、最高额合同终止之日及保单到期之日），均是范新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应返还的退保余款的时间点。但现沈明强以合同而非侵权或不当得利之债来主张权利，故农行支行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综上，农行支行作为质权人在行使质权后，依约负有向第三人范新星返还259151.40元（2109151.4元-1700000元-150000元）退保余款的义务，沈明强作为债权受让人依约取得第三人范新星对农行支行的该项债权，故对沈明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沈明强的利息诉求，因权益转让书并未约定余款返还时间，故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农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市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明强沈明强退保款259151.40元；二、驳回沈明强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647元，由沈明强负担1815元，由农行支行负担483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农行支行主张，案涉退保款在行使质权担保及按照范新星的要求支付了15万元的工资后，已无余款;并且，不论按本案担保终止日期还是按照退保日期甚至保单本身的到期日来计算，本案请求返还退保款的诉讼时效均已超过。对此，本院认为，讼争退保款系农行支行行使质权之后，保险人向质权人支付的质押保单剩余金额。该保单质押担保的债权期限虽自2006年11月14日至2011年10月14日之间，但农行支行主张签发于2008年6月24日，金额为1000万元的《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亦属该保单质押担保范围，与事实不符。因为，该合同条款明确约定1000万元承兑业务的担保形式为保证而未提及质押；况且，2008年11月农行支行行使质权后，最高额质押担保的债权已特定化，但其此后起诉主张1000万元承兑垫款债务时，并未扣除保单余额，可佐证该1000万元承兑债务非保单质押担保范围。农行支行辩称，最高额质押担保优于一般担保适用，主张保单退保余额清偿1000万元承兑垫付债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该退保款409151.40元减去范新星承诺函中确认支付的15万元后，尚余259151.40元，应返还出质人。在诉讼时效方面，因农行支行单方行使质权后，并未书面通知出质人，退保款处于质权人控制之下，作为出质人无法明确知悉该退保款的实际状况，农行支行主张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缺乏事实依据，权利人就保单退保余款行使返还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农行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87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市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审 判 员 宁建龙
审 判 员 褚 翔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谢蔚然
书 记 员 蒋佳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