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1民终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莲，女，195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马尾区。
委托代理人程熙，福建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革新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马尾区马江路28号。
法定代表人何浦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迟修峰，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刘云，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刘桂芳，女，193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马尾区。
委托代理人郭钢坚，系刘桂芳儿子。
上诉人金莲因与被上诉人福建革新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革新厂）及原审第三人刘桂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2015）马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88年，根据被告革新厂二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马尾住房分配方案》，原告金莲与郭钢雄夫妻成为住房分配对象，并分得马尾区沿山东路罗建新村125号4幢B202号单元及杂物间。1993年，被告革新厂出台《贯彻执行﹤福建省省城贯彻执行福建省出售公有住房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的实施意见》，郭钢雄与原告金莲成为房改分房对象。同年12月19日，郭钢雄提交《个人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该表反应购房人为郭钢雄，家庭成员为郭钢雄、原告金莲、第三人刘桂芳，其中优惠待遇者为第三人刘桂芳，住房待遇60平方米，连续工龄34年。被告革新厂在申请表上盖章。12月20日，郭钢雄递交《个人购买公有住房交款计算表》，计算表反映郭钢雄按照标准价应付购房款为12664元，因郭钢雄选择一次性付款，可享有优惠包括八折优惠、利息优惠及工龄补贴，优惠总额为6679.58元，抵扣后郭钢雄实付购房款为5984.42元。12月23日，郭钢雄（乙方）与被告革新厂（甲方）签订《福建省省直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福州市马尾区沿山东路罗建新村125号4幢B202号单元及杂物间出售给乙方。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约定乙方应付购房款为12664元，扣除购房优惠后实际应支付给甲方的款项为5984.42元。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将购房款付清后，由甲方负责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权属转移手续，并代乙方领取有关房地产权证件。乙方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第六条约定，乙方按本合同规定购买的公有住房，对房产拥有部分产权。合同第十条约定，乙方按合同付清购房款后，由于甲方的原因，使乙方不能取得有关房地产权证时，甲方应说明原因，并在约定期限内办妥。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12月31日，被告革新厂出具了购房专用收据，但之后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由于国家施行第二次房改政策，1996年8月8日，被告革新厂收到“郭钢雄”的《福建省直单位个人购房衔接确认表》，申请退出已购公有住房。经鉴定，该确认表上的“郭钢雄”字迹不是郭钢雄字迹。1996年10月20日，第三人刘桂芳递交《福建省直单位个人购房产权登记申请表》，第三人刘桂芳作为购房人，被告革新厂加盖公章。12月16日，第三人刘桂芳递交《省直单位个人购房成本价交款计算表》，第三人刘桂芳应付购房款为10113.36元，抵扣优惠后实付8090.69元。12月18日，第三人刘桂芳（乙方）与被告革新厂（甲方）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约定甲方同意将位于马尾区沿山路罗建新村4幢102B号单元及28号杂物间共计60.53平方米出售给乙方，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约定，乙方以成本价购买上述房产，应付购房款29858.51元，扣除各项优惠后实付8090.69元。第五条约定，乙方以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所有权归个人所有。第八条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1997年6月21日，该房产权登记在第三人刘桂芳名下。
另查，原告金莲与郭钢雄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刘桂芳与郭铁民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刘桂芳与郭钢雄系母子关系。四人均为被告革新厂职工。郭铁民于1976年3月20日死亡，刘桂芳于1956年工作，1989年12月退休。郭钢雄1980年工作，2002年1月与被告革新厂解除合同，2004年2月死亡。原告金莲1980年参加工作，2009年6月退休。1982年，原告金莲与郭钢雄单独立户。马尾区沿山路罗建新村4座102B与马尾区罗建新村4号B-202系同一地址。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职工购买公有住房（俗称“房改房”）是我国特定时期实施的一项住房政策，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房改房未有明确的规定，主要是依据相关房改政策执行。因此，处理房改房纠纷主要依据房改政策及相关法律原则。郭钢雄与原告金莲作为被告革新厂职工，在1993年房改时成为分房对象并与被告革新厂签订《合同书》，购买马尾区罗建新村125号4幢B202号单元及杂物间，该合同书是在符合当时房改政策情况下签订的，真实反映了郭钢雄、原告金莲与被告革新厂的真实意思，合法有效。但是，在1996年我国实行第二次房改时，第三人刘桂芳亦符合房改分房条件，并与被告革新厂签订《合同书》，购买马尾区沿山路罗建新村4幢102B号单元及28号杂物间（与罗建新村4幢B202号单元及杂物间系同一地址），该合同已经履行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革新厂履行1993年12月25日签订的《合同书》及协助原告办妥讼争房产权证的主张已不具备履行条件，原告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为此，原告提出两个主要辩解意见：1、原告与郭钢雄对房改房产权的取得是原始取得，在1993年12月25日郭钢雄与被告革新厂签订《合同书》时郭钢雄与原告金莲即行共同取得房改房屋的产权；2、被告革新厂擅自将已经房改给原告及郭钢雄的房屋再行出售给第三人刘桂芳已经构成违约。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的第一个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正如上文所述，房改房纠纷的处理主要依据的是我国房改政策及双方合同约定，而依据1993年1月20日施行的闽政（1993）1号《福建省出售公有住房暂行规定》第六条（售房方式）第二项约定，······（二）出售公有住房，售房单位应与购房人签订买卖合同，并到住房所在地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买卖过户手续，由购房人领取房屋、地产权属证件。原告与被告革新厂签订的《合同书》第五条也约定，乙方将购房款付清后，由甲方负责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权属转移手续，并代乙方领取有关房地产权证件。乙方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上述规定及约定说明签订《合同书》只是表明合同双方达成公房买卖合意，之后双方仍需到房地产部门办理过户手续，领取房屋权属证书。可见，房改房的物权取得必须经过物权登记方发生物权取得效力。因此，原告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的第二个意见，原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被告革新厂与原告及郭钢雄签订的《合同书》符合当时房改政策，依约被告革新厂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但是，在1996年国家实行第二次房改政策时，被告革新厂依据“郭钢雄”的《福建省直单位个人购房衔接确认表》认定郭钢雄选择退出购买前述《合同书》约定的房屋，进而将该房再行房改给第三人刘桂芳。尽管《福建省直单位个人购房衔接确认表》上的郭钢雄签字经鉴定不是“郭钢雄”笔迹，被告革新厂采用该确认表双方存有争议，但是第三人刘桂芳作为被告革新厂职工也符合房改条件，按照房改政策也可以购买房改房，从房改政策看，第三人购买房改房并未违反房改政策。从合同角度看，即使被告革新厂确有违反合同约定，但是房改房买卖是根据国家房改政策，按照职工所在单位房改方案，由职工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享受国家住房福利待遇的行为，受益人不仅仅是职工个人，还包括职工的全体家庭成员。依据国务院国发（1994）43号《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而在1993年郭钢雄提交的《个人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中明确记载家庭成员为郭钢雄、原告金莲、第三人刘桂芳，不管是郭钢雄购买公房还是第三人刘桂芳购买公房，该家庭成员已经享受了房改购房待遇。退一步说，购买公房属于职工住房福利待遇，职工因故无法购买公房确实对其住房福利造成影响，但客观上相关房改政策对职工购买公房的福利不具重复性，公房出售单位是特定历史时期执行国家住房福利政策的单位，本身并未从中获取利益。在原告无法取得房改房情况下，依据国务院国发（1998）23号《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具体时间、步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职工购房资金来源主要有：职工工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及有的地方由财政、单位原有住房建设资金转化的住房补贴等。原告应该按照房改政策寻求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七十二条、《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第四条、《福建省出售公有住房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1993年12月25日郭钢雄与被告福建革新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福建省省直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金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元，由原告金莲承担。
一审宣判后，原审原告金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金莲上诉称：一、原审第三人刘桂芳作为被上诉人革新厂的职工不符合房改条件，按照房改政策不能购买房改房。
二、一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九组证据9进行分析说明，没有查清重要事实。郭钢雄、金莲、刘桂芳的户口并不是一直都在一起的，不能将他们认同为是一个家庭。三、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却错误认定为“证据真实、合法有效”。
四、1993年12月25日郭钢雄与被上诉人签订《福建省直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按约定并已实际交纳购房款5984.42元。1996年10月刘桂芳也递交了相应的申请购房材料，应该交纳购房款8090.69元，反而比郭钢雄作为购房人要多交，这不可能是郭钢雄想要的结果，也违背生活常理。五、一审判决确认1993年12月25日郭钢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福建省直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合法有效的同时，又驳回上诉人诉求被上诉人履行该合同义务，一审判决存在自相矛盾。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在确认1993年12月25日郭钢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福建省省直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合法有效的基础上，责令被上诉人履行该合同，立即协助上诉人办妥讼争房产权证；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革新厂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的诉请不符合政策和法律，讼争房屋是共同取得、共同居住，被上诉人依法依规按照程序将房产权人写成原审第三人刘桂芳。当时是职工多房子少，厂里面制定了分房方案，刘桂芳当时单身不具备分房的条件，郭钢雄与上诉人夫妻的分数低当时不能分房子，他们三人分数加起来才能分到房子。到了正式房改的时候，要照顾去世的老职工，已故职工伴侣可以房改，原审第三人与其去世的丈夫的分数大于上诉人夫妻的分数，可以获得百分之百的产权。至始至终办理房产证，交钱都是郭钢雄办理的，也是他们家庭成员商议的。房产证取得后上诉人从来没有异议过，郭钢雄去世多年之后上诉人要把其婆婆原审第三人房产证的名字改成她的，这不符合法律法规。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刘桂芳陈述称：其系讼争房屋的原始住户，符合房改条件，享有以户主身份购买讼争房屋的资格，金莲、郭钢雄夫妇无此资格。原审第三人在第二次房改享有独立优先购买的资格，对讼争房屋享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上诉人要求确认郭钢雄与被上诉人于1993年12月25日签订的《福建省省直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有效的诉求无理应予驳回。另外，被上诉人存在过错是产生纠纷的诱因，讼争房屋的房产证一直都是原审第三人，对讼争房屋共有有异议。
本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没有新证据提交。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原审法院的认证及二审的审理情况，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职工购买公有住房是我国特定时期实施的一项住房政策，处理房改房纠纷主要依据房改政策及相关法律原则。根据1993年1月20日施行的闽政（1993）1号《福建省出售公有住房暂行规定》第六条（售房方式）第二项规定，出售公有住房，售房单位应与购房人签订买卖合同，并到住房所在地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买卖过户手续，由购房人领取房屋、地产权属证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第五条也约定，乙方（即上诉人一方）将购房款付清后，由甲方（即被上诉人一方）负责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权属转移手续，并代乙方领取有关房地产权证件。乙方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上述规定及约定说明签订合同只是表明合同双方达成公房买卖合意，之后双方仍需到房地产部门办理过户手续，领取房屋权属证书，可见房改房的物权取得必须经过物权登记方发生物权取得效力。
本案中，原审第三人作为被上诉人职工也符合房改条件，按照房改政策也可以购买房改房，房改房买卖是根据国家房改政策，按照职工所在单位房改方案，由职工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享受国家住房福利待遇的行为，受益人不仅仅是职工个人，还包括职工的全体家庭成员。根据国务院国发（1994）43号《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而在1993年郭钢雄提交的《个人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中明确记载家庭成员为郭钢雄、上诉人金莲、原审第三人刘桂芳，不管是郭钢雄购买公房还是第三人刘桂芳购买公房，该家庭成员已经享受了房改购房待遇。讼争房屋产权于1997年6月21日已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1993年12月25日签订的《福建省省直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及协助上诉人办妥讼争房屋产权证已不具备履行条件。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金莲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17元，由上诉人金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文伟
代理审判员 陈秀瑜
代理审判员 马 青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卢灵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