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台商终字第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志敏。
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志勇。
俩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方梁斌。
俩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何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德芳。
委托代理人：解月华。
上诉人项志敏、项志勇为与被上诉人钟德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12）台黄商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项志敏和项志勇的委托代理人方梁斌、何涛，被上诉人钟德芳的委托代理人解月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与台州新东方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公司）于2004年4月22日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以竞价的方式获得新东方公司自有的浙J×××××、浙J×××××、浙J×××××、浙J×××××、浙J×××××、浙J×××××、浙J×××××、浙J×××××号车及集中经营的浙J×××××、浙J×××××、浙J×××××、沪A×××××、沪A×××××、沪A×××××号车的经营权，浙J×××××号车为自备车。承包期自2004年5月1日起至2005年4月30日止，乙方提出续包时，在承包基数不变及协议各项条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允许继续承包经营。甲方负责对乙方的承包经营实行全面监控。客运班线车辆的营运收入，必须经由甲方指定账户入账后，方可允许乙方出款使用，营运车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令法规，发现有违规操作而涉及车辆资产安全风险的行为时，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约；乙方需在2004年4月22日支付给甲方一个月的承包基数款1030000元作为押金，承包期满后，甲方退还给乙方；乙方必须在2004年4月22日前预付5月份的承包款1030000元后，承包经营机制正式生效；甲方不承担乙方在承包之日起的任何风险和债务，乙方也不承担甲方在承包之日前的一切费用和债务。同日，被告项志勇出具了一份《担保承诺书》。《担保承诺书》载明：由钟德芳与项志敏共同承包经营的台州往返上海客运班车（车号见双方承包的承包协议）若双方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亏损，则项志敏所占42％股份的亏损额由本人（项志勇）担保支付。同时，若项志敏在经营过程中违反双方经营协议的，则其所产生的一切违约金由本人（项志勇）承诺担保支付。次日，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与新东方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对承包协议的有关内容作了补充，明确乙方承包的浙J×××××等八辆客车台州市内各站点营收的票款由甲方出面结算入账，上海站点的票款由乙方自行结算，解入甲方账户，浙J×××××等六辆客车集中经营的结算按原签订的协议由车主结算后解入甲方账户，如未及时解入，由董事会负责；补充协议与承包协议同等效力。此后，原告钟德芳与被告项志敏接管了承包协议书约定的上海班线的车辆营运，并共同经营至2005年4月30日承包期满。承包期内，原告负责黄岩一头的票务业务及车辆管理，具体由其女婿金领福实际经营，并聘有会计俞某甲，时为被告项志敏妻子的俞某乙参与负责票务；上海方面由被告项志敏负责，也有胡加萍负责财务。承包期满前的2005年4月30日，由于合伙体拖欠3、4月份驾驶员工资，及被告项志敏有意继续承包新东方上海客运专线等问题，新东方公司召开了第十一次股东会议，会议决定合伙体承包期满后，由项志敏承包上海专线。决定中并有已由项志敏、钟德芳负责落实了前期养路费的结清及拖欠驾驶员工资的发放，其中驾驶员3、4月份的工资仍由项志敏于5月20日前负责全部付清的记载。新东方公司全体股东参加了会议。据此，蔡某、俞某乙于当年5月份为项志敏发放了合伙体拖欠的2005年3、4月份工资。后因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未能就承包期满后合伙承包期内的亏损额等达成共识，根据原告钟德芳的提议和被告项志敏的同意，新东方公司召开了第十七次股东会议，该次会议达成第十七次股东会纪要，决定于2007年9月12日由新东方公司股东会安排落实钟德芳与项志敏合伙经营期间的账务清算。经清算，结果是钟德芳与项志敏合伙承包期间共亏损3182764.02元（账面亏损＝运输收入31159506.60元－运输支出11315853.36元－管理费用10360590.68元－财务费用112437.43元＋营业外收入9167元－营业外支出12562556.15元＝3182764.02元），其中被告项志敏占42％的股份，应承担1336760.89元，加上被告项志敏应收款未交907816.15元及2005年5月1日后的保险费250015.62元，共计2494592.66元，减去被告项志敏投资款585253.1元，被告项志敏实际应承担亏损1909339.56元。合伙体经营期间多收路桥电脑票款13064.5元、黄岩电脑票款13780元、软票款12886元，合计39730.5元。案件审理中，依据原、被告事先达成协议的方式方法，原告钟德芳指派郑超，被告项志敏指派许莹莹于2013年7月10日至9月2日对经双方清点确认的涉案账册、原始凭证进行登记核查，自查结果与结算清单结论一致。
另查明：合伙组织经营期间原告钟德芳投入资金3824270.43元，被告项志敏投入资金585253.1元。被告项志敏未交应收款907816.15元，应返还未返还给合伙组织保险费250015.62元。原审中，委托华诚事务所对涉案账册进行审计共支付审计费120000元，由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各预付了60000元。
原告钟德芳于2010年10月11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4年4月22日，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为乙方共同与甲方新东方公司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台州新东方客运有限公司上海班线协议书》（以下简称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以竞价的方式获得新东方公司自有的浙J×××××、浙J×××××、浙J×××××、浙J×××××、浙J×××××、浙J×××××、浙J×××××、浙J×××××号车及集中经营的浙J×××××、浙J×××××、浙J×××××、沪A×××××、沪A×××××、沪A×××××号车的经营权，浙J×××××号车为自备车。承包期自2004年5月1日起至2005年4月30日止；乙方需在2004年4月22日支付给甲方一个月的承包基数款1030000元作为押金，承包期满后，甲方退还给乙方；乙方必须在2004年4月22日前预付5月份的承包款1030000元后，承包经营机制正式生效。同日，被告项志勇出具了一份《担保承诺书》。承诺钟德芳和项志敏共同承包的台州往返上海客运班车经营过程中发生亏损，则项志敏所占42％股份的亏损额由项志勇担保支付，同时，若项志敏在经营过程中违反双方经营协议的，则其所产生的一切违约金由项志勇担保支付。协议签订后，原告钟德芳与被告项志敏承包经营的合伙组织（以下简称合伙体）接管了承包协议书约定的上海班线车辆营运。至承包期满后，根据原告钟德芳、被告项志敏的授权，新东方公司第一届第十七次股东会会议（以下简称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2007年9月12日由新东方公司股东会安排落实合伙体的账务清算。清算结果是钟德芳与项志敏合伙承包期间共亏损3182764.02元，其中被告项志敏占42％的股份，应承担1336760.89元，加上被告项志敏应收款未交907816.15元及2005年5月1日后的保险费250015.62元，共计2494592.66元，减去被告项志敏投资款585253.1元，被告项志敏实际应承担亏损1909339.56元。请求判令被告项志敏承担合伙亏损款1909339.56元，被告项志勇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项志敏在原审中答辩称：1、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合伙体存在亏损的事实。第十七次会议决定由新东方公司股东会安排落实合伙体的账务清算，并非原、被告共同授权新东方公司的有关人员对合伙账务进行结算，在没有通知被告项志敏到场和未经严格核实财务资料的情况下所得出的清算结论，并不客观真实，也不能为其所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缺乏原始凭证的支持，无法核实经营款项是否真实发生，以及发生的合理性。2、原告的账目存在大量的不符合财务制度的不合理不客观的账目，合伙经营期间的记账凭证所附原始凭证大部分为手写白条、自制收款收据等非正式单据，不符合财务制度；另外原告没有将被告项志敏支出的修理费用、押金、工资（最后3个月的400000元）等费用计入账目。3、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的亏损发生在2004年5月1日至2005年4月30日，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该是从争议发生日期起算（2005年4月30日），最迟应该在2007年4月30日起诉，而被告到2009年8月27日以后才提起诉讼，原告怠于行使自己的程序权利，原告已经丧失了胜诉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项志勇在原审中答辩称：1、其担保承诺书的承诺指向对象不明，担保合同不成立。合同成立的条件是要约与承诺的指向一致，承诺书不明确是向钟德芳还是向承包协议的另一方新东方公司承诺，不符合担保合同成立的条件。且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必须以主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根据承诺书中“违反双方经营协议的，产生违约金由本人承诺担保支付”的表述，该承诺担保的担保权利人是承包协议的另一方新东方公司。2、被告项志勇的担保已超过法定期限，应免除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未在此期限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3、即使原告钟德芳是担保权利人，因钟德芳在经营过程中违背了承包协议中的一些主要条款，合同履行中原告未经被告项志勇同意变更主合同约定，在管理客运承包业务中，经营票款没有依据协议全部转入新东方公司指定账户，也没有根据补充协议由新东方公司结算入账，被告项志勇也不应该为原告的不诚信和非善意的行为承担担保责任。4、原告主张的亏损事实证据不足，也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对被告项志勇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钟德芳与被告项志敏共同承包经营新东方公司上海班线的行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各当事人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合伙人除按约支付承包款外，还须对合伙期间的亏损承担责任。承包协议约定承包期自2004年5月1日起至2005年4月30日止，原告钟德芳占58%股份，被告项志敏占42％股份，两合伙人应对承包期满后合伙体的亏损按出资比例承担责任。原告主张合伙体存在亏损，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被告则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亏损和原告的账目存在大量的不符合财务制度的记账凭证为由作为抗辩，故判断合伙体是否存在亏损和如何确定亏损额为判处本案的关键。诚然，合伙组织在经济往来中使用不规范的手写白条、自制收款收据等非正式凭据有违相关的财务规定，要求经营者使用统一正规的票据入账是规范财务制度的必然要求，但作为客运企业等特殊行业，一概要求使用正规的票据做账难免不切实际，现从统计的原告提供的原始凭据可以看出，合伙体从业人员也力求报销入账的凭据手续齐备，大都有经手人签名和负责人的核准，从合情合理角度考量，也不能拘泥于财务要求而对实际经营中发生的费用不予认可。因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不能就合伙体的承包经营期间的亏损额达成一致意见，经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的同意，新东方公司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2007年9月12日由新东方公司股东会安排落实钟德芳与项志敏合作经营的账务清算。清算结论为钟德芳与项志敏合伙承包期间共亏损3182764.02元，与双方共同组织自查的结果一致，该结果可以作为合伙体最终盈亏与否的依据。故合伙体存在亏损的事实据此可以认定。至于亏损额度的确定，应以3182764.02元为基数，对结算清单和自查结果均认定的合伙体多收的应收款39730.5元，应纳入合伙体经营收益，冲抵合伙体的亏损，因此，合伙体的实际经营亏损为3143033.52元（3182764.02元-39730.5元）。按照承包协议的约定，被告项志敏应承担42％的亏损额，即3143033.52元×42％=1320074.08元。因被告项志敏尚有应交而未交给合伙体的应收款907816.15元，2005年5月1日后应返还给合伙体的保险费250015.62元，两项合计减去被告项志敏已支付的投资款585253.1元，被告项志敏最终应支付给付原告共计1892652.75元（1320074.08元＋907816.15元＋250015.62元-585253.1元）。本案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双方并未对合伙体账目进行最终的结算，即使有新东方公司指定的股东和相关人员参与形成的2007年9月12日的结算清单，双方对此也存在争执，也并无确定一致的债务履行期限，故被告项志敏以合伙体的经营期限届满之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理由不成立。被告项志敏提出沪A×××××车在大田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修理费用和赔偿款已由其自行支付，并有证人李某、樊某的证言为证，但合伙体承包的营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支付事故赔偿款和车辆修理费应有相应的凭据，且应及时向投保的保险公司报案索赔，被告项志敏并未提交任何有效的书面证据，其主张的上列费用不能列支本案合伙体的亏损额，被告项志敏若有证据证明该交通事故费用已由其支付，其可以另案起诉。另外，两被告就177988.82元（2005年4月的6号凭证）坏账的异议，该部份坏账来源于被告项志敏管理的上海站点，如相应的坏账以后收回，被告仍可以根据合伙比例享受权利。另外，两被告对合伙体2005年4月的8号押金125000元作营业外支出有异议，称不符合会计制度，虽然该凭证非正式发票，也无被告项志敏的签字，但该笔费用确已发生，已为收款人签收，且已做在合伙体的账目上，该款应当列入合伙体的开支。被告项志勇自愿出具《担保承诺书》，该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担保承诺内容明确，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该担保承诺书未约定保证方式，按照法律规定，被告项志勇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作为本案主合同的原告和被告项志敏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确定履行期限，被告项志勇的保证也未约定保证期间，其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故被告项志勇主张其保证合同不成立和超过保证期间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另被告项志勇以原告钟德芳在经营过程中违背了承包协议中的一些主要条款，据此要求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尚无相应的证据支持，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于2013年12月23日作出判决：一、被告项志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钟德芳1892652.75元，被告项志勇负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钟德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84元，由原告钟德芳负担150元，被告项志敏负担21834元，审计费120000元，由原告钟德芳和被告项志敏各负担60000元，被告项志勇对被告项志敏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项志敏、项志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定案基础的大部分财务凭证为手写白条、自制收据等非正式单据，且大量款项收支缺乏依据，又没有经过双方认可。原审判决没有充分证据认定合伙存在亏损。（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财务凭证存在明显虚假、大量违反会计准则、会计法的财务凭证。被上诉人提供的财务凭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待证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合伙账簿中绝大部分为非正规的白条、自制收条、复印件，并且明显存在着会计造假现象，根本无法认定经营实际情况。（二）、根据证人的陈述及合伙体账务的繁杂性，可以得出新东方股东并没有参与结算，相关财务人员也没有参与结算过程，也没有能力在股东会会议后数天得出清算结论。且《第十七次股东会会议纪要》是落实项志敏与被上诉人对账，所谓对账是没有查账的具体过程的结果，项志敏没有认同的理由和义务。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财务自查账务之初，上诉人明确为节约司法资源、便利诉讼的配合行为，但是对合伙体的原始凭证的真实性持保留意见。原审判决置大量原始凭证不合法的事实不顾，对上诉人为节约司法资源的便利诉讼的诚信行为作出片面的证据认证，逻辑上偷换概念，将双方对账人员对财务数据的统计混同财务客观真实性认定，证据认证过程回避客观事实。原审判决缺乏证据认证过程，简单认定《会计总账、明细账、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的真实性，同样系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说服力。（三）、证人俞某甲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不能作为亏损的依据。本案经过2010年11月24日、2011年8月18日开庭审理后，原审法院再同意本案合伙体的也是被上诉人单位的会计对《核查报告》及亏损作出说明，并由其本人对其所作的不规范和不客观的账目进行解释和说明不具有客观公正性。原审判决又以证人余某“能解答两被告相应的提问”，认定余某证言中对管理费用、养路费明细表有几项未附票据的问题与其他证人其他证据相印证，缺乏认证过程。认定事实、采纳证据极其不严谨和客观。（四）、原审判决认定证人俞某乙、蔡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也与新东方其他股东的证言印证，足以作为本案关键证据。原审判决认为俞某乙、蔡某的证言有细微差异即认定存在矛盾，违背认知的自然规律。本案合伙体解散至今已逾八年，在非关键处的记忆误差符合认识的自然规律。且两证人表述清楚，陈述客观，能合理回答法庭及被上诉人的提问，足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原审法院判决又以3、4月份工资单注有全部领取和俞某乙签字认定款项来源于合伙体，又以不能提供4月份的工资单令人不能信服为由不予认定证据的证明力。原审法院判决对此节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据认证严重不公。首先，全部领取并不能理解成全部由俞某乙领取了该笔款项，这种理解严重违背财务常识，也与其他股东证人证言矛盾。其次，原审判决并没有对被上诉人发放3、4月工资不能提供工资清单作出不利认定，而只对项志敏不能提供4月份工资单作出不利认定，另外对工资单与己入册的工资单不一致的情形，原审判决也简单对上诉人的工资单证明力作出不利认定。（五）、原审判决认定合伙体在经济往来中使用手写白条、自制收款收据等非正式单据符合客运行业特殊性，一概使用正规票据难免不切实际的认证缺乏举证和逻辑。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行业习惯的抗辩，也没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符合行业习惯的存在。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举证的不规范的记账为行业通常记账习惯是越俎代疱，凭空想象。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合伙经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经营初期就发生巨大争议，被上诉人又有财务人员配备，有条件得知长期巨大亏损的情况，却从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要求清账，而是在2009年8月才提出诉讼，显然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一般交通运输合伙的对财务凭证的形式可以使用非正式单据，也不足认定非正式单据的内容和记载就具有客观性。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经营伊始已经发生纠纷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更应该及时告知亏损等情况。白条和自制收据等原始凭证如果未经合伙人的认可和其他证据佐证，可以得出任何想要得到的亏损。原审法院对原始凭证的认定违反最基本的财务常识。二、本案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诉请的亏损发生日期是2004年5月1日至2005年4月30日。被上诉人有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在经营期间做出了相应的统计表、明细账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应该知晓合伙期间的亏损。那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该从争议发生日期2005年5月1日起算，最迟应该在2007年5月1日起诉。被上诉人到2009年8月27日以后才提起诉讼，被上诉人怠于行使自己的程序权利，上诉人也没有认可过所谓的亏损，更没有同意支付的表示。所以，被上诉人依法丧失了胜诉权。三、上诉人项志勇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一）、项志勇涉案的承诺书形式不合法，承诺指向对象不明，被上诉人并非担保权人。首先，根据《担保法》第13条规定，本案承诺书是单方的承诺，不符合保证合同的形式。其次，合同成立的条件是要约与承诺指向一致，承诺书不明确是向钟德芳还是向新东方公司上海班线，不符合担保合同成立的条件。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必须以主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根据承诺书中“违反双方经营协议的，产生违约金由本人承诺担保支付”的表述，承诺担保的担保权人是承包协议的另一方新东方公司上海班线。承诺书还提到“如项志敏在经营过程中违反经营协议的，则其所产生的一切违约金由本人承诺担保支付”，项志敏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具体的协议书，更没有具体的违约金约定，项志敏和被上诉人与新东方公司签订的《班线协议书》有对应书面合同，也有相应的违约条款。所以，项志勇即便存在担保承诺，也是对新东方公司的担保承诺。（二）、项志勇的担保期限超出法定期限，应免除担保责任。即便担保合同成立，不管是为被上诉人或者第三方提供保证，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2005年4月30日之后，项志敏与被上诉人明确解除了合伙关系，由项志敏继续承包车队，也就是主合同己经解除，主债务履行期应该从当日开始计算。被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至2009年8月。即便按司法解释规定的，未明确债务履行期的，也没有约定保证期的，保证期间其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该规定是对债权人设定要求催告宽限期的义务，原审法院以此来否定被上诉人应该积极及时主张的义务，加重担保人无限期的担保责任。（三）、即便合同为被上诉人提供担保，因为被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违背了承包协议中的一些主要条款，履行中进行变动未经项志勇的同意。被上诉人在管理客运承包业务中，经营票款没有依据协议全部进入新东方公司指定账户，也没有根据补充协议由新东方公司结算入账，并介入新东方公司账户。基于此，项志勇也不应该为被上诉人的不诚信和非善意的行为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钟德芳答辩称：1、上诉人项志敏与被上诉人于2004年4月22日共同承包新东方公司上海班线，承包期为2004年5月1日至2005年4月30日，承包款每月103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上诉人项志敏占股份的42%，被上诉人占股份的58%，在承包期间由被上诉人负责黄岩收支，会计是俞某甲，上诉人项志敏的妻子俞某乙参与负责票务，上海方面由上诉人项志敏负责，会计胡加萍，被上诉人提交的财务账册都是由会计俞某甲、胡加萍制作，上诉人项志敏称“财务凭证有虚假记载”，但上诉人项志敏至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被上诉人不否认涉讼财务中存在收款收据，即上诉人说的所谓白条，但上诉人无视双方是个人合伙的基本事实，特别是车辆在营运过程的支出，不能强求驾驶员都用正式的税务发票报销，且这收款收据都能真实反映款项合理支出，其实上诉人项志敏负责经营的上海一方也有大量收款收据凭证，所以上诉人纠缠于财务账册中存在收款收据，纯属吹毛求疵，无理纠缠。3、关于新东方公司《第十七次股东会会议纪要》的效力，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被上诉人提议，经股东会及上诉人、被上诉人一致同意所达成的会议纪要，应当说纪要中所涉及的有关结算内容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有约束力，现上诉人以结算清单未经其签字为由不予认可的理由不能成立。4、俞某甲在本案中所作的陈述应当是客观、公正的，首先要说明的，俞某甲原是新东方公司的会计，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包了新东方公司的班线以后，被合伙体聘用继续担任会计，作为涉案财务的会计，出庭就相关财务问题作一些解释是理所当然的，其作为证人的身份也是适格的。5、2005年3、4月份员工工资虽为上诉人妻子俞某乙代发，但款项来源于合伙体，且俞某乙已经在工资清单上签字确认全部已领，上诉人提供的《上海专线工资表》，实际是上诉人个人续包后2005年5月份的工资表，上诉人为了达到3、4月份工资是其个人所支付的目的，明显把2005年5月份涂改成3月份，另外制表人是蔡某，是上诉人续包后的会计，所以上诉人明显存在虚假诉讼。6、上诉人以2005年5月1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2004年5月1日至2005年4月30日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向新东方公司承包班线的承包期限，双方在内部合伙中并没有约定债务的履行期限，因双方都是新东方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为了维持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选择由股东会先行协调解决，见《第十七次股东会会议纪要》第5条，由此可见，现在被上诉人诉诸法律是无奈之举。7、原审判决由项志勇负连带责任并无不当，项志勇提供《担保承诺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上诉人以本案承诺书是单方的承诺，并不符合保证合同的形式，承诺书不明确是向钟德芳还是向新东方公司担保为由提出抗辩是毫无根据的。8、项志敏与被上诉人在合伙关系中，没有对债权债务关系确定履行期限，项志勇的保证也未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上诉人项志勇主张其超过保证期间，与情不符，与法无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钟德芳和项志敏共同承包经营新东方公司上海班线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承包协议约定承包期自2004年5月1日至2005年4月30日，钟德芳和项志敏应对承包期满后经营的亏损按出资比例承担责任。钟德芳主张合伙体存在亏损，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佐证，项志敏则以钟德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亏损和账目存在大量的不符合财务制度的手写白条、收款收据等非正式单据为由拒绝承担亏损。对双方承包经营期间发生的账目，在2007年9月3日新东方公司召开第十七次股东会时，钟德芳和项志敏均表示同意由股东会安排落实对承包期间的账目进行结算，新东方公司的财务人员于2007年9月12日对双方合股经营间的账务进行结算，结算结果为合伙体经营亏损3182764.02元。在2010年10月11日钟德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后，原审法院经钟德芳申请，委托华诚事务所对钟德芳和项志敏承包经营上海班线期间的账务与相关原始凭证是否吻合进行审计，核查报告认为合伙体记账凭证所附原始凭证大部分为内部结算凭证、手写白条、自制收款收据等非正式单据，部分有正式发票，账面盈亏3182764元。原审法院在本次审理中，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调，为达到既节省诉讼成本，又能查清事实的原则，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选择双方共同参与核对账册的方式进行，故双方各指派一名人员于2013年7月10日至9月2日对承包经营期间的所有账册原始凭证进行登记造册、分类和统计。核查结果汇总账面合伙亏损3182764.02元。以上几次结算结果基本一致，能够客观反映合伙体的财务状况，原审法院根据双方核查结果，确认合伙承包期间共亏损3182764.02元得当。项志敏和项志勇称账册不能反映实际经营状况，存在大量白条、收款收据、自制收条等凭证，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算账的依据，但项志敏和项志勇又不能具体指出哪一笔开支系虚假，或者提供相应证据来否定白条、收款收据和自制收款收据系实际发生，因此，本院对项志敏和项志勇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再则，作为客运经营特殊性，一概要求使用正规的票据做账也不切实际，从钟德芳提供的原始凭据可以看出，合伙体从业人员也力求报销入账的凭据手续齐备，都有经手人签名和负责人的核准，项志敏提供的账册也有白条和收款收据情况存在，项志敏和项志勇以原始凭据存在白条、收款收据等现象，从而不认可实际经营中发生的费用，理由不能成立。钟德芳和项志敏对合伙体账目结算一直存在争议，也并无确定一致的债务履行期限，故项志敏以合伙体的经营期限届满之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理由也不成立。项志勇自愿向钟德芳出具《担保承诺书》，该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担保承诺内容明确，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从《担保承诺书》记载的内容看，担保承诺的内容明确，项志勇是对钟德芳和项志敏共同承包经营的台州往返上海客运班车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亏损，项志敏所占42%股份的亏损承担担保责任，项志勇担保指向应理解为项志勇向钟德芳提供担保。项志勇上诉称担保承诺书指向不明，即使项志勇存在担保，也是对新东方公司的担保，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担保承诺书》未约定保证方式，按照法律规定，项志勇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作为本案主合同的钟德芳和项志敏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确定履行期限，项志勇的保证也未约定保证期间，其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故项志勇主张其保证合同不成立和超过保证期间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得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984元，由上诉人项志敏和项志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敏军
审 判 员 梅矫健
代理审判员 马永飞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代书 记员 杨啸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