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1民终53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大北街支行，住所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49号。
负责人赵保国，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蒋川，内蒙古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牛龙飞，内蒙古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艳红，女，197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委托代理人王婞，内蒙古新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大北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大北街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刘艳红银行卡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5）回民二初字第00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工行大北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蒋川、牛龙飞，被上诉人刘艳红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艳红在工行大北街支行处办理工资卡。2015年7月7日下午办理磁条卡更换芯片卡时，刘艳红发现自己卡中原有存款81104.5元现金被划走。2015年7月1日至4日，以KQ、网转、POS消费方式划走13笔共计81104.5元。2015年7月1日，划走刘艳红卡上55994元。次日，以KQ、网转方式划走3笔共计10503.5元。第三日，以网转方式划走两笔共计10004元。第四日，以网转方式划走两笔共计4602.5元。2015年7月8日刘艳红向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报案，同时告知工行大北街支行。公安机关受理了该案，但至今没有侦查结果。2015年9月22日，一笔45499.5元的款项被划入刘艳红卡内。另查明，刘艳红于2013年6月1日在工行大北街支行处办理牡丹灵通卡时，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服务期为3个月。2013年9月28日，刘艳红办理工银信使协议签订（余额变动通知）业务，服务期限为12个月，自动展期期限为12个月。2015年7月1日至4日期间，刘艳红的银行卡发生的银行转账业务，其办理工行信使协议接受通知的手机号码并未收到工行大北街支行发送的通知。刘艳红于2015年7月28日诉至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工行大北街支行赔偿刘艳红被盗存款81104.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艳红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刘艳红与工行大北街支行合意形成了以涉案银行卡作为载体的借记卡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因此，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其中包括对储户信息安全保障义务，即银行首先要对所发的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防止储户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其次银行应保证其服务场所、系统设备安全使用。故工行大北街支行为刘艳红提供借记卡服务，就应确保该借记卡的数据信息不被非法盗取并加以使用。盗刷行为的发生说明工行大北街支行执法的借记卡信息存在被复制的安全隐患以及交易系统无法识别的技术缺陷，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的违约行为，故工行大北街支行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2013年9月28日，刘艳红办理工银信使协议签订（余额变动通知）业务，按照约定交付服务费，工行大北街支行应依约提供余额变动通知服务，通过刘艳红提交的通知手机号码发送信息。2015年7月1日至4日期间，刘艳红银行卡发生的银行转账业务均未收到工行发送的余额变动通知。工行大北街支行未按约定履行义务致使刘艳红遭受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刘艳红请求工行大北街支行赔偿存款本金35604.5元，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工行大北街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艳红赔偿存款本金35604.5元。案件受理费910元，由工行大北街支行负担。
工行大北街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属于刑事案件，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刘艳红银行卡内资金通过网络交易方式被盗刷，公安机关已经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受理，因此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工行大北街支行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一，本案中，刘艳红所属银行卡内资金均是通过网上交易的方式转出，根据工行大北街支行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刘艳红已经开通网上银行服务，因此刘艳红的密码器是完成网上交易的唯一有效认证凭证，而该密码器完全由刘艳红掌控，其自动生成的数字密码具有唯一性和私密性。工行大北街支行从未对刘艳红的存款承诺无条件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网上交易的方式下，工行大北街支行在事实上也不可能无条件的保障刘艳红的存款安全，最终决定刘艳红存款安全的义务已经转由工行大北街支行和刘艳红共同承担。而密码器自始至终都由刘艳红自己掌控，工行大北街支行完全是根据刘艳红所持密码器发出的正确指令才完成交易，工行大北街支行方面已经尽到合理的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并不存在任何过错；第二，发出余额变动通知，仅为提醒业务，与刘艳红资金被盗刷不具有关联性，无任何实质意义。刘艳红提交的《中国移动内蒙古分公司短信彩信详单》，仅为普通手机号码短信往来，而工行大北街支行向刘艳红所发送信息的号码“95588”属于特定号码，该号码信息往来记录是否显示在中国移动内蒙古分公司短彩信详单上，一审法院并未认真查明，且刘艳红未收到余额变动短信提醒的原因有多种可能，刘艳红手机中毒、运营商过失等都足以造成刘艳红收不到余额变动短信提醒的结果，一审法院应当对事实真相进行查明，而不是在缺乏证据的前提下定论。一审法院判决仅凭盗刷行为的发生和《中国移动内蒙古分公司短信彩信详单》就简单认定工行大北街支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查明基本案件事实，对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89条的规定，金融机构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时，因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金融机构内部违规操作和其他非客户原因等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就本案而言，刘艳红并不能举证证明工行大北街支行在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存在内部违规操作等过错，因此工行大北街支行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并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法院判决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第6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但这是对银行应尽义务的概括性规定，并不能作为法律救济依据自动适用于每一个单独的储蓄存款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于1995年，法律制定之时，信用卡还未普及，电子银行和第三方支付等快捷支付方式尚未产生，储户支取存款必须凭存折和身份证件到银行柜台，通过密码、印鉴、签字等验证方式才能办理，只要银行履行正确的程序和操作，就能基本保证储户存款的安全。在此情况下要求银行承担主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但当今社会，信用卡已经普及，ATM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支付手段层出不穷，而支付宝等第三方电子支付手段的出现则使自动交易成为可能，当事人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无需亲自到银行就可迅速完成交易。这些新的交易手段在方便公众生活、培养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高风险性，卡号、身份证、密码等完成自动交易所需的信息在网络时代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被有意、无意地泄露，信用卡诈骗等犯罪就是利用了这些新支付手段得以大行其道。对于刑事犯罪案件，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没有能力完全杜绝其发生。在此情况下，要求银行对储户存款承担无条件的、绝对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以盗刷行为发生这样的结果就简单推定银行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显然有失公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工行大北街支行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刘艳红的诉讼请求。
刘艳红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准确，一、工行大北街支行与刘艳红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任何一方都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自己的义务。保障刘艳红账户资金安全系工行大北街支行应尽的义务之一，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存折、银行卡是刘艳红向工行大北街支行请求支付本息的凭证。本案中刘艳红并未遗失银行卡及密码，也没有委托他人使用，且其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及时联系银行并报警，不存在泄露银行卡信息及密码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银行卡为工行大北街支行设计制作，工行大北街支行由于技术漏洞而未能保证银行卡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不法分子利用银行卡的可复制性，复制刘艳红银行卡与工行大北街支行交易，不能视作是刘艳红与工行大北街支行的交易行为。工行大北街支行未能及时识别克隆卡而向他方支付卡内存款，并从借记卡账户中扣取相应款项的行为，违反了储蓄存款合同的约定，未尽到谨慎审査义务，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向刘艳红作出赔偿；二、本案是刘艳红基于与工行大北街支行之间的合同关系产生的，与刑事案件无关。工行大北街支行对刘艳红借记卡遭盗刷应当向刘艳红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工行大北街支行在履行违约赔偿责任后，有权依法向持伪卡盗刷的人主张权利。需要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必须是经济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案件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情形。本案系刘艳红与工行大北街支行基于储蓄存款合同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与案外人涉嫌的银行卡盗刷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因此，本案的处理不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前提。虽然公安机关在受理了刘艳红的报案后至今尚未结案，但这并不能排除工行大北街支行应当依据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对储户尽到保障其银行卡内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因此，在无证据表明刘艳红参与盗刷的情况下，本案是否刑事立案，并不影响刘艳红基于双方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要求赔偿；三、工行大北街支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未及时通知刘艳红账户余额变动，应承担违约责任。1.通过刘艳红提交的新证据能够证实，其本人手中的“工银电子密码器”并没有开封使用，也没有被激活开通电子银行，刘艳红不可能从网上银行办理任何银行业务，没有激活开通的电子密码器也不可能发出任何指令,因此工行大北街支行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刘艳红在工行大北街支行处开通了余额变动提醒服务，服务期限为2013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但是在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4日刘艳红银行卡被盗刷期间，刘艳红未收到任何账户余额变动提醒的短信息，进而导致刘艳红对被盗刷的情形不知情，损失了大额资金，工行大北街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工行大北街支行作为发卡方负有银行卡使用的安全保障义务，要切实提升银行卡防伪识伪的科技水平，不能让储户因银行自身的技术不过关和银行卡自身的安全隐患而遭受意外损失，这是工行大北街支行必须要履行的“实质审查义务”。他人盗刷消费、取款造成的用户意外经济损失，应由银行赔偿，判处银行负全责，能够迫使银行必须保证银行卡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如果银行做到了这一点，盗刷也就无法进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依法维持。
二审中，刘艳红向本院新提交证据一份，为工行电子密码器，拟证明刘艳红在办理电子业务后并没有激活，工银电子密码器没有使用过，刘艳红不可能在网上办理任何业务。对该证据，工行大北街支行质证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网上交易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网银输入U盾密码，另一种是快捷支付，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达成协议，直接从银行卡中扣款，发短信到手机上输入验证码，网上银行交易并不单是使用密码器这一种方式，从交易记录上来看刘艳红比较喜欢使用网上交易。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涉案银行卡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4日期间划走13笔共计81104.5元外予以确认。
另查明，涉案银行卡卡号为622202060201003﹡﹡﹡﹡，2012年1月5日开户，卡面上显示该卡为淘宝灵通卡，由中国工商银行和淘宝网联合发行，可享受淘宝网提供的特色服务。在开户时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第一页中显示，没有选择电子银行服务申请，也没有其他业务申请，在该申请书第二页中载明“支付宝账号为1584893﹡﹡﹡﹡”。2013年6月1日，刘艳红申请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注册手机银行手机号码为1584893﹡﹡﹡﹡，并领取身份确认工具工银电子密码器，该密码器需激活使用。
至2015年6月27日卡号为622202060201003﹡﹡﹡﹡的银行卡余额为81129.35元。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4日期间划走20笔共计81104元，剩余25.35元。
中国工商银行95588向刘艳红手机号1584893﹡﹡﹡﹡于2015年7月1日10时4分发送短信内容为：“短信编码204848，动态密码491626。您尾号4364的卡申请开通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快捷支付，绑定手机号1584893﹡﹡﹡﹡，请勿向他人泄露动态密码。【工商银行】。”该卡分别于同日10时7分、20分通过POS支出（消费）499元、500元。
中国工商银行95588向刘艳红手机号1584893﹡﹡﹡﹡于2015年7月1日11时49分发送短信内容为：“短信验证码253459，您尾号为﹡﹡﹡﹡的卡申请开通工银e支付，绑定手机为1584893﹡﹡﹡﹡，开通工银e支付服务后可凭借绑定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进行网络购物支付、转账等交易，（短信编号032481），请勿泄露短信验证码。【工商银行】。”自此之后该卡陆续通过网转、KQ方式支出存款，至2015年7月4日10时50分，该卡余额为25.35元。2015年7月8日该卡销户。
2015年7月8日，刘艳红填写借记卡支付否认函，否认2015年7月1日、2日期间KQ方式交易，同日提出退款、补偿申请，申请补偿金额为45499.5元，该笔款项于2015年9月22日返还刘艳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二、刘艳红要求工行大北街支行赔偿被盗存款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案中，刘艳红在工行大北街支行处开办银行卡，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刘艳红依据合同提起违约赔偿之诉，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工行大北街支行提出本案应驳回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从中国工商银行95588于2015年7月1日向刘艳红手机号1584893﹡﹡﹡﹡发送的短信内容看，涉案银行卡是因被开通网银在线及工银e支付且绑定手机号1584893﹡﹡﹡﹡后，才被划走存款的，而涉案银行卡是由中国工商银行和淘宝网联合发行的淘宝灵通卡，工行大北街支行开户时在刘艳红没有选择将手机号1584893﹡﹡﹡﹡确定为支付宝账号的情况下，将刘艳红手机号1584893﹡﹡﹡﹡确定为支付宝账号，显然存在安全隐患，对刘艳红银行卡内资金安全，工行大北街支行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且工行大北街支行没有证据证明刘艳红银行卡内存款被划走系因刘艳红手机中木马病毒短信被拦截所致，故其对刘艳红存款被划走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其提出其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工行大北街支行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大北街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金平
审判员 李 娜
审判员 周 纬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刘子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