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17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解宝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负责人：张洪涛，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泽伟，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负责人：欧阳天平，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泽伟，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解宝刚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陕西分公司）、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西安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3民初8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解宝刚，被上诉人电信陕西分公司及电信西安分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泽伟、刘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解宝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负担。事实及理由：1.其提起本案劳动仲裁并非是向西安市雁塔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一审法院对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并未组织其进行质证；一审法院对其要求对内退申请表上签字的司法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认定其在该内退申请表上签字有误；一审判决不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遗漏认定的证据部分。2.其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属于确认之诉，不受时效限制。其直到2016年3月25日才知道其不符合当时的内退条件，系被违法内退的事实，其在未看到相关文件并受到欺诈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思提出的内退申请，本案并未超过仲裁时效；3.电信西安分公司一审中称本案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一审法院在电信陕西分公司未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主动适用仲裁时效实属错误。4.其与电信陕西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其于2016年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补偿被违法内退的工资，并未超过仲裁时效。电信陕西分公司答辩称，解宝刚的用人单位是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解宝刚与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2005年经改制，离退休、内退人员整建制划入电信西安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具有独立用工主体资格，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解宝刚与其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电信西安分公司答辩称，解宝刚2002年7月办理内退并开始领取生活费时，其对内退后不参加工作、减少待遇的事实是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之规定，解宝刚应在60天内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但解宝刚并未在法定时效期间内主张其权利，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时效期间中断、中止的法定情形，故解宝刚已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关于仲裁时效的法律适用正确。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解宝刚提起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解宝刚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电信陕西分公司对其内部退养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2.依法裁决电信陕西分公司补偿其自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及住房公积金共计695810元；3.依法裁决其在符合法定条件时领取相应的企业年金。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解宝刚1995年12月6日与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签订劳动合同书，期限从1995年12月6日至法定退休年龄止。2002年7月30日解宝刚在西安市长途电信线务局《职工自愿申请内部退养审批表》上签字，申请内部退养，该表载明了解宝刚退养前工资为1105.50元，退养待遇（包括退养生活费、风险金、服务年限奖）为1105.50元.西安市长途电信线务局在分公司意见一栏盖章，省公司主管部门意见为：同意，自2002年9月1日起内部退养。2005年10月19日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印发陕电信[2005]375号文件，附件一《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网络运行维护体制调整决定》三（三）人员及资产划分的原则规定：以2005年9月30日各单位的人数和岗位为准进行划分，原各市线务局、无线局及其下设机构，按照属地化原则，人员（包括离退休、内退人员）整建制划入所在本地网；原省线务局、省无线局机关离退休、内退人员，整建制划入西安市分公司。根据解宝刚提交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单位名称为电信股份陕西分公司。根据电信西安分公司提交的2007年至2016年度内退人员生活补贴调整审批表，解宝刚在2015年1月1日后内退生活费调整为2575.54元。根据解宝刚提交的退休证，其于2015年10月退休，原工作单位为电信西安分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本案系因解宝刚内退离职而发生的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双方除涉及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部分外，应属于劳动争议。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解宝刚2002年办理内退并开始领取生活费，其对内退后不参加工作、减少待遇的事实是明知的，但解宝刚并未在法定时效期间内依法通过先行仲裁、后如不服仲裁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程序主张其权利，且解宝刚也不能证明存在法定时效期间中断、中止的法定情形。因此，解宝刚因超过法定时效期间而丧失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胜诉权，且本案第三人对此提出了抗辩，故其要求确认内退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及补偿内退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关于解宝刚要求电信陕西分公司补偿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住房公积金一项，因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故法院不予处理。关于解宝刚要求在符合法定条件时领取企业年金的诉请，因企业年金不属于法律法规强制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项目，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和员工工龄等自主决定是否发放及发放范围，人民法院无权强制发放，故对解宝刚的该项诉请，亦不予处理。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解宝刚要求确认内部退养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解宝刚要求补偿自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解宝刚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解宝刚二审中向本院递交要求追加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的申请，并申请法院调取或责令电信陕西分公司及电信西安分公司向法院提交其个人的完整档案以及其在被内退期间的历年对在职职工调整工资的相关文件。电信陕西分公司及电信西安分公司，不同意追加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亦拒绝提交解宝刚的完整档案以及解宝刚内退期间的历年对在职职工调整工资的相关文件。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解宝刚在一、二审中均申请追加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因电信西安分公司一、二审中均认可与解宝刚之间的劳动关系，且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均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亦是民事诉讼主体。解宝刚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并无劳动关系，现解宝刚诉讼中申请追加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该追加被告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妥，本院对解宝刚二审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亦不予准许。2.对解宝刚申请法院调取其个人的完整档案以及其在被内退期间的历年对在职职工调整工资的相关文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且解宝刚要求法院责令电信陕西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提交其完整档案以及其在被内退期间的历年对在职职工调整工资的相关文件，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也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电信陕西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已明确拒绝提交，本院对该申请亦不许准许。除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外，二审审理查明，解宝刚向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本案仲裁申请，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9月9日作出市劳人仲不字（2016）第10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二审中，经本院征询解宝刚意见，解宝刚明确表示在查明其与电信西安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其要求电信西安分公司承担责任，并同意对其增加要求电信西安分公司承担责任之诉请，由二审法院一并审理。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亦同意对解宝刚增加要求电信西安分公司承担责任之诉请由二审法院一并审理。本院认为，对解宝刚一审诉请中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一审法院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法院不予处理，解宝刚上诉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本案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各方均认可解宝刚内退时与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解宝刚基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认为其与电信陕西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电信陕西分公司辩称其分公司与解宝刚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因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中央在陕企业只能以省为单位缴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在陕员工均是以电信陕西分公司的名义缴纳养老保险。电信陕西分公司已在一审提供的陕电信（2005）375号文件，能证明解宝刚的原用人单位陕西省长途电信线务局在2005年经改制后，其内退人员归属于电信西安分公司；电信西安分公司亦提供内退人员生活补贴调整审批表，能证明改制后解宝刚的内退待遇以及应调整的生活费均是由电信西安分公司调整后按月发放。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本案应当认定解宝刚与电信西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电信陕西分公司认为其分公司与解宝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解宝刚认为其第一项诉请属于确认之诉的上诉主张，依据诉的理论，确认之诉作为诉的一种，是要求法院确认权利关系或法律关系之诉，不涉及具体给付内容。本案中，上诉人解宝刚提出要求确认电信陕西分公司为其办理内退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属于确认权利关系或法律关系，故该项诉请不属于确认之诉的范围，且应受到仲裁时效的限制。上诉人解宝刚主张本案为确认之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问题。二审中，解宝刚明确表示在查明其与电信西安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其要求电信西安分公司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本院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对解宝刚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同意由二审法院一并审理。本案中，对解宝刚要求确认对其内部退养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要求补偿自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之诉请，解宝刚明确称其诉请第一项中的“法律法规”是指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劳动部（1994）第259号文件以及陕西电信总公司（2000）第41号文件。解宝刚所称的上述三文件中，仅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是行政法规。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目的在于既要通过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又要妥善安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保障富余职工的基本生活。《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九条、第十一条对于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条件、程序、生活费等内容做出了原则规定。解宝刚在2000年申请内退时，其就应当知道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文件规定，但其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三条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内提起劳动仲裁，解宝刚自2000年办理内退后，其对内退后不参加工作、减少待遇的事实亦是明知的；解宝刚内退后已按月领取了内退生活费长达十余年，期间其并未对领取的内退补贴数额提出任何异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受欺诈、胁迫情形下才同意企业为其办理内退手续。同时，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生活费在企业工资基金中列支，生活费标准由企业自主确定，但是不得低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电信西安分公司据此自主确定解宝刚的内退职工生活费结构和标准，亦不违反上述规定。解宝刚要求按照国家普调工资标准补偿内退以后应调整而未调整的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解宝刚的上述两项诉请，因超过法定时效期间而丧失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胜诉权，本院对电信西安分公司在诉讼中提出本案已超仲裁时效的意见，予以采纳。另，一审的庭审笔录显示，一审法院对电信陕西分公司和电信西安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已依法组织解宝刚进行了质证，解宝刚关于一审法院未进行质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解宝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解宝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雪晴审 判 员  何 强代理审判员  姬 钊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 记 员  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