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拱民初字第982号
原告：吕宝莹，女，198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李雪云，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吕存炎，男，198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原告：陈林芬，女，1961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吕存炎、陈林芬委托代理人：吕宝莹，即原告吕宝莹。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杭州市解放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安，院长。
委托代理人：徐江陵，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立，系医院医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住所地杭州市潮王路***号。
法定代表人：蔡宛如，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顺，浙江东方正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吕宝莹、吕存炎、陈林芬为与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浙二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以下简称新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5年5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周建利独任审判，于2015年7月9日、2017年6月1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宝莹及委托代理人李雪云、被告浙二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徐江陵、新华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陈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三原告的亲属吕如山（以下简称“患者”），男，出生于1958年6月。因右脑胶质瘤全切手术后7月余、左右全脑放射治疗30次后5月余复发轻微头痛伴嗜睡、胡言乱语7天，于2012年5月17日第三次入住被告浙二医院。2011年10月12日、12月15日、2012年2月24日、2012年5月11日多次颅内影像医学复查照片记录了左脑病变情况。被告浙二医院对此所做的入院诊断、5月21日的手术前诊断、5月22日的术前、术中、术后诊断都是“颅内多发胶质瘤”。5月17、18、19、20日病历分别记录了“不排除左额为放射性脑病”、“需继续完善相关检查，排除放射性脑病”、“目前需进一步完善检查，今行MRS检查，暂予对症治疗，继观”、“左额病灶较大，继续完善相关检查，继观”之术前诊断常规。但是，5月21日11点56分医嘱“明日手术”。14点39分进行手术知情同意告知及21日15点30分写《术前小结》之前，实际上还没有执行18日医嘱及19日病程录中的MRS检查，仅以5月11日的MRI影像胶片报告进行《术前小结》，没有“排除放射性脑病”就以“未发现明显手术禁忌”决定左脑开颅手术治疗。21日14点39分患者因《手术知情同意书》写明“手术前诊断：颅内多发胶质瘤”而签字同意“开颅肿瘤切除术”，医生预知该手术的意外风险有31种，却以“家属要求手术治疗”为“手术指征”。直到5月22日10时手术开始，仍然没有确诊或排除放射性脑病，术中快速冰冻病理和主刀医师术前术中术后诊断均为“颅内多发胶质瘤”；该手术结束约2小时后的22日17点45分MRS检查做出了“影像诊断：MRS表现较符合颅脑内肿瘤”。2012年6月1日术后常规病理示：“（左额）大片坏死组织中见血管扩张，纤维素性坏死，坏死组织周围胶质细胞增生，并见个别病理性核分裂，结合放病疗史，考虑放射性脑病伴胶质细胞增生”。6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放射性脑病。患者损害后果：1、放疗结束6个月内患者出现严重的放射性脑病；2、左脑深部组织被大面积切除：5月22日手术切掉了左侧大脑深部5*5*5立方厘米组织；3、左脑功能严重损害：22日手术后浅昏迷44小时、中高度发热5天，腰椎穿剌每天引流出脑脊液2500-1800毫升，术后脑炎、脑出血、脑水肿并且表现为头痛持续、意识障碍、精神软弱，失语、肢体失用等症；4、22日手术后连续住院至当年12月11日死亡.原告确信其死因为左脑深部组织切除术后脑炎、右脑肿瘤术后复发（据2012年8月29日PET）、院内感染性××后呼吸衰竭；5、因被“颅内多发胶质瘤”误导而使患者错失选择保守治疗放脑的最佳时机；6、被告新华医院接诊后患者四肢浮肿（9月10日记录）、软弱无力，晕劂（9月12日记录）等药物性肝损害、低蛋白血症、院内肺部感染病症（10月上旬出现），且短期内演化发展为呼吸衰竭。上述事实表明了医患关系，两被告负有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义务。以此为前提，2012年5月17日至22日的诊疗中至少有以下医疗过错：1、影像医生、经治医生违反诊断疾病的步骤和临床思维方法类常规，或者说违反了5月17、18、19、20日病历记述的诊疗常规；将左侧放射性脑病误诊为颅内多发胶质瘤。因为病理医生是依靠“结合放疗病史”做出准确诊断的。2、误诊基础上误施左脑开颅肿瘤切除术：因其术前诊断“颅内多发胶质瘤”是误诊，故其（左脑）“开颅肿瘤切除术”就是误治而且是最严重的损害行为。3、术中违规切除5*5*5立方厘米左脑放射××变组织：手术医生、快速病理会诊医生不顾患者实际、没有“结合放疗病史”而误诊为“胶质细胞瘤”，使原本应当中止的“肿瘤切除手术”演变成“左脑放射××变组织切除术”；4、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明知“不能排除放射性脑病可能”应当首选保守治疗，却未予充分告知，而是以“颅内多发胶质瘤”掩盖真相；5、违反手术指征常规：还没有找到“开颅肿瘤切除手术”中的“手术指征：左颅内肿瘤”，却违反该手术指征常规而编造“有手术指征，患者家属要求手术治疗”，这是亵渎医生职权嫁祸于患属。6、21日写的是“开颅探查术”、22日写的是“开颅肿瘤切除术”，病历之间自相矛盾，故手术真相不明。2012年8月10日至10月19日期间被告新华医院的诊疗中至少有以下医疗过错：1、院内感染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导致患者院内肺部感染；2、护理上违反雾化吸入常规实施“持续面罩雾化吸氧”、违反面罩使用常规而无每日更换面罩行为；3、2012年10月15日至19日护理录之“持续面罩雾化吸氧”与相关长期医嘱自相矛盾，故面罩使用及相关护理行为真伪不明。4、其他如：多次多处病名诊断错误，对脑水肿防治不力……综上所述，两被告的过错行为造成患者求医无用、有害而亡，严重损害了患者可获常规治疗护理的生命健康权，应当承担各自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按20%比例赔偿吕如山医疗后死亡损失238985元。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浙二医院辩称：死亡是客观存在的，死亡赔偿金不存在鉴定后提出。患者吕如山，男，1958年6月出生，因“头痛10余天”于2011年10月5日入住被告神经外科病房（病案号：02138856），初步诊断为颅内多发占位，转移瘤？。完善相关检查，2011年10月7日头颅MRI示：脑内多发病变，首先考虑转移瘤；左额叶及右颞叶内见团状异常信号影，病灶周围见片状水肿，较大者约3.4cm×2.5cm，位于右颞叶增强后呈花环状明显强化，周围及左额叶者见小斑片状轻度强化；左侧顶叶及双侧扣带回另多发斑片状稍长T1长T2弛豫信号影，增强未见明确强化；右侧脑室受压，中线左移。2011年10月10日PET示：左顶叶、右颞叶异常葡萄糖代谢区，恶××变可能性大；结肠肝区异常葡萄糖代谢增强影，恶××变不能除外。完善术前准备后，将患者病情、手术方案及有关手术风险等告知患者家属取得知情同意并签字后，患者于2011年10月11日在全麻下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术中右颞叶肿瘤全切，术后病理提示：（颞部）星形胶质细胞瘤III级，伴少量少枝胶质细胞II及成分。术后诊断颅内多发肿瘤，星形细胞胶质瘤。术后恢复可，于2011年10月20日出院。2011年11月4日患者因“肿瘤术后3周余”入住被告放疗科。完善相关检查，经治医生将患者病情及有关放疗风险（包括“放射性脑病（脑水肿、脑萎缩、脑坏死甚至脑疝）、头晕头痛、反应迟钝等”）告知患者家属取得知情同意并签字后，2011年11月9日起予CT扫描定位，设左顶叶瘤区不规则大野按D95包PTV6MV-
X线DT2000cGy/10F等中心放疗；2011年11月23日起在模拟机下定位，设顶叶及颞叶瘤区水平对穿野6MV-
X线DT4000cGy/20F等中心放疗，2011年12月20日患者出院。2012年5月11日MRI示：右颞叶脑瘤术后，脑内多发肿瘤，与2012-02-24片比较，左额叶病变增大。2012年5月17日患者因“脑胶质瘤术后7月，胡言乱语7天”再次入住被告神经外科。2012年5月21日MRS示：MRS表现较符合脑内肿瘤。患者左额病灶较大，有手术指征，将患者病情、手术方式及有关手术风险等告知患者家属，并强调二次手术风险较大，预后差，家属知情同意并签字后，患者于2012年5月22日在全麻下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术中见肿瘤位于左额叶，血供较丰富，边界不清，沿肿瘤边缘电凝供血血管后分块切除肿瘤，大小约5*5*5cm左右。术中冰冻病理示：（左额）胶质细胞增生伴灶性变性坏死，结合病史，可符合胶质细胞瘤复发，考虑较低级别。术后予抗感染、脱水降颅压、补液等对症治疗。2012年6月1日术后常规病理示：（左额）大片坏死组织中见血管扩张，纤维素性坏死，坏死组织周围胶质细胞增生，并见个别病理性核分裂，结合放疗病史，首先考虑放射性脑病伴胶质细胞增生，建议UCLA会诊进一步明确。2012年6月7日患者一般情况可，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愈合可，当日出院，嘱至外院行进一步康复治疗。2012年10月19日患者因“胶质瘤术后1年伴意识障碍7天”第三次入住被告神经外科，入院时患者浅昏迷，呼吸急促费力，测T37.7℃，P120次/分，R28次/分，BP143/82mmHg，SPO289%，查胸片示：右下肺实变，右下肺野大片致密影，膈面不清，纵膈右侧移位。患者病情危重，予脱水、抗感染、化痰等对症支持治疗，并告病危。2012年10月23日头颅MRI示：脑胶质瘤术后，脑内多发肿瘤，考虑肿瘤术后复发。告知家属患者病情严重，胶质瘤复发明确，且颅内肿瘤占位效应明显，多部位复发，预后差，2012年12月28日患者转当地医院继续治疗。1、被告对患者不存在误诊：根据患者2011年10月7日头颅MRI及2011年10月10日PET等检查结果，脑内多发恶性肿瘤，患者左额病灶早在其第一次手术（2011年10月11日）及放疗前就已存在。2012年5月11日MRI示：右颞叶脑瘤术后，脑内多发肿瘤，与2012年2月24日片比较，左额叶病变增大。患者颅内多发胶质瘤诊断明确，右颞病灶无明显复发；左顶肿瘤增大；左额肿瘤巨大，考虑原有肿瘤放疗后增大，部分坏死。根据神经外科诊断原则，首先考虑左额病灶为肿瘤恶化，初步诊断（术前诊断）为颅内多发胶质瘤，且考虑到患者有放疗史，存在肿瘤的放射性坏死，不排除合并放射性脑病的可能，故加行MRS检查（提示MRS表现较符合脑内肿瘤），符合临床诊疗常规。影像学诊断或临床初步诊断（术前诊断）并不能完全替代术后病理诊断，往往需手术病理明确诊断。2、被被告对患者实施“开颅肿瘤切除术”具有手术指征：因患者颅内病灶增大，颅内压增高，出现相应临床症状，胡言乱语，反应迟钝，卧床，行走困难，虽左额病灶性质未经病理明确，但无论肿瘤及放射性脑病均有病灶切除、颅内减压手术指征。为缓解症状，降低颅压，拟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手术指征明确。同时因患者颅内恶性肿瘤放疗术后，基础情况较差，肿瘤多发，位置深，二次手术风险较高，预后不佳，告知家属也可选择保守治疗，但家属签字选择手术。对比患者手术前后MRI表现，患者术后颅内占位效应明显改善。我们写了家属要求不是义务的转移只是告知家属风险，在家属确认后作出选择。3、被告对患者的手术操作符合规范：被告对患者的手术治疗严格按照神经外科及医院手术规范进行，客观记录。4、被告未侵犯患者知情权：经治医生（第二次手术）术前已告知患者病情，且告知患者除手术外“其他可选择的治疗方法：保守治疗”。术后将患者术中情况及术中冰冻病理结果（左额胶质细胞增生伴灶性变性坏死，结合病史，可符合胶质细胞瘤复发，考虑较低级别）等告知患者家属知情。出常规病理结果（左额大片坏死组织中见血管扩张，纤维素性坏死，坏死组织周围胶质细胞增生，并见个别病理性核分裂，结合放疗病史，首先考虑放射性脑病伴胶质细胞增生，建议UCLA会诊进一步明确）后，经治医生第一时间告知家属并在病程录中记录，在交给患者的“出院记录”中也有明确记载。5、杭州市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委员会出具的杭州医鉴【2014】000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已明确分析双方争议焦点，鉴定结论为“诊疗行为与患者病情发展及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因此被告不应承但侵权责任。综上，被告对患者的整个诊治过程均严格按照诊疗规范进行，诊断明确，手术指征明确，手术方式、操作无误，处理得当，告知明确。脑胶质瘤起源于脑部神经胶质细胞，是最常见的颅内肿瘤，约占所有颅内肿瘤的45%左右。近30年来，原发性恶性脑肿瘤发生率逐年递增，年增长率约为1.2%，中老年人群尤为明显。据文献报道，中国脑胶质瘤年发病率为3-6人/10万人，年死亡人数达3万人。胶质瘤系浸润性生长物，易复发，至今仍是全身肿瘤中预后最差的肿瘤之一。患者术后复发最终不治的损害后果是其自身病情的复杂性、特殊性和现代医学技术存在局限性造成的，现有医学技术水平无法有效逆转，与被告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原告认为MRS结论在术后才做出与事实不符，此检查时间是2012年5月21日,17:35，出具书面报告才是2012年5月22日,17:45，在手术之前主治医生已通过影像显示的数据做出判断。原告认为开颅探查术和开颅肿瘤切除术属于指示不明和病历不明自相矛盾是不存在的，这个只是一个缩写的问题。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被告一和被告二不存在共同侵权或共同危险行为因此不应该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被告新华医院辩称：患者吕如山因“右颞叶胶质瘤”术后，分别于2012年6月7日～2012年6月22日、2012年7月16日～2012年8月6日、2012年8月10日～2012年10月6日、2012年10月6日～2012年10月19日四次在被告（2）神经外科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患者多次出现剧烈头痛，多次（2012年6月11日、8月10日、10月8日）头颅CT检查，及头颅MRI（2012年8月21日）诊断有脑水肿，脑胶质瘤复发可能及合并有放射性脑病，给予患者使用甘露醇及地塞米松针（地塞米松为2012年8月10日起使用）脱水降颅压治疗后患者头痛症状可缓解，为预防患者癫痫发作，给予患者德ＸＸ口服；2012年10月8日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痰为黄色脓性痰，考虑肺部感染，给予哌拉西林舒巴坦钠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于2012年10月12日患者氧饱和度降低转入被告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同年10月15日转出重症监护室；转出后和家属谈话告知患者目前处于脑恶性肿瘤晚期，生命体征不稳定，随时有死亡的可能，患者家属表示理解并签字（见2012年10月15日病程记录），患者转出重症监护病房后生命体征一直不稳定，使用升压药物（多巴胺阿拉明）维持血压，于2012年10月19日患者家属要求转浙二医院进一步治疗。被告二对其诊疗、护理是规范的、对症的、及时的：1、患者二次脑肿瘤手术及一次全脑放疗，术后病理报告示“星形细胞瘤Ⅱ-
Ⅲ级”。诊断明确，同时合并有放射性脑病，来被告二医院时意识模糊、失语、全身消瘦、部分肢体失用、头痛较为剧烈，考虑脑恶性肿瘤晚期，放射性脑病，全身情况差，预后极差。2、被告二对患者治疗过程中使用的药物是对症的、规范的，不存在因使用药物造成药物性肝损害、低蛋白血症的事实。甘露醇及地塞米松系患者病症的必须用药，使用甘露醇及地塞米松均是在患者出现剧烈头痛及头颅CT或头颅MRI证实脑水肿的情况下为降低颅内压使用，每次使用后患者的头痛及意识状况均能得到明显改善，且均是严格按照3～4天逐步减量直至停用的原则，期间也多次告知患者激素等药物使用的副作用，但患者家属仍多次强烈要求使用激素（见2012年9月4日病程记录）。德ＸＸ系患者自浙二医院转入被告二时即自带口服用药，为防止患者放射性脑病脑水肿继发癫痫所用，故患者药物用完后，被告二根据病症和患者家属要求继续使用。患者住院期间，曾一过性出现转氨酶偏高{在30U/L（2012-7-17）至142U/L（2012-10-10）}之间，考虑为脑恶性肿瘤晚期恶液质影响多脏器功能所致，并非药物性肝损害（转氨酶并非进行性升高），被告二已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9月12日起使用）及美能泰特针护肝治疗。治疗期间一度出现低蛋白血症，贫血及血小板降低，凝血功能障碍，但并非被告二使用药物所致，应为脑肿瘤晚期恶液质所致，已给予患者白蛋白（9月3日一直至9月16日）治疗，益血生治疗血小板偏低。患者血钾钠钙离子过低亦是患者脑恶性肿瘤晚期恶液质的表现，已给予患者补钾补钠（见10月4日长期医嘱单）。故不存在被告二对患者使用药物导致其药物性肝损害、低蛋白血症的事实，更不存在使用有肝损害副作用的药物而没有给予护肝治疗的事实。3、原告主张的被告二内感染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导致患者院内肺部感染，也与事实不符。患者为脑恶性肿瘤晚期，意识不清，长期卧床，故肺部感染为多见的并发症，被告二每次入院谈话记录均已告知，患者家属表示理解并接受。患者出现肺部感染后，立即给予患者哌拉西林舒巴坦钠抗感染及沐舒坦化痰等治疗，并于10月12日将患者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治疗，不存在因被告二院内感染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导致患者肺部感染的事实。4、患者于2012年10月8日出现肺部感染，给予哌拉西林舒巴坦钠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同年10月12日患者因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下降至85%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由于患者当时意识模糊，无法对其安全的治疗和护理，经与患者家属解释沟通后，给予患者保护性约束；被告二ICU系恒温全封闭净化病房，其他病房也严格执行院内感染管理制度，从未出现院内感染的情况；5、被告二使用雾化面罩符合护理规范及使用说明书，亦不存在原告第一次起诉时主张的四天四夜未更换的情况，更不存在违反雾化吸入常规和一次性面罩使用常规而加重患者损害的事实。至于护理记录的“持续面罩雾化吸氧”与医嘱氧气面罩雾化吸入，q2h（氧气面罩2小时加入生理盐水雾化一次）不符，仅是护理记录错误；不存在原告主张的“面罩使用及相关护理记录真伪不明”的事实。对此，被告二虽有过错，但与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以及与患者病情发展和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6、“脑胶质瘤术后”及“放射性脑病”的诊断，均有病理报告所证实，并无诊断错误情况，原告主张被告二多处多次病名诊断错误，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而对患者的脑水肿，被告二已对症使用了甘露醇及地塞米松等诊疗措施，以降低颅内压和水肿，不存在防治不力的事实。综上，被告二对患者的医疗行为是积极的、对症的、及时的、规范的，告知义务的履行是充分的，医护人员对患者提供的诊疗服务是热情和周到的。虽然护理记录的“持续面罩雾化吸氧”与医嘱氧气面罩雾化吸入，q2h不符，但仅是护理记录错误，并无实质诊疗行为的错误，且与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对此，由杭州市医学会杭州医鉴（2014）000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为证。因此，被告二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医疗损害赔偿责任，被告二请求依法驳回原告针对被告二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10月5日，患者吕如山因“头痛10余天”入住浙二医院，诊断为颅内多发占位，转移瘤？10月11日全麻下行开颅肿瘤切除术。10月13日病例诊断为（右颞叶）星形细胞胶质瘤，Ⅱ-Ⅲ级。10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颅内多发肿瘤，星形细胞胶质瘤。2011年11月4日至12月20日，吕如山脑瘤术后在浙二医院接受放疗。2012年5月17日，吕如山因“脑胶质术后7月，胡言乱语7天”入住浙二医院，入院诊断：颅内多发胶质瘤。5月22日予全麻下开颅肿瘤切除术。6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颅内多发病变：放射性脑病。
2012年6月7日，患者因“左侧胶质瘤术后意识模糊伴头痛2周”入住新华医院。诊断：双侧脑恶性肿瘤，脑胶质瘤术后，放射性脑病。6月22日出院，出院情况：一般情况良好，无明显头痛头晕情况。2012年7月16日，吕如山再次入住新华医院，8月6日出院，出院诊断：放射性脑病，脑恶性肿瘤，精神障碍。8月10日，吕如山入住新华医院神经外科，查体：意识朦胧状态，部分对答切题。诊断放射性脑病，脑胶质瘤术后。10月12日，吕如山出现呼吸急促，转入ICU。诊断：1、肺部感染，呼吸衰竭；2、脑胶质瘤术后，放射性脑病。10月19日出院，并入住浙二医院。10月28日出院，出院情况：一般情况较差，左侧肢体无自主活动，鼻饲流食。2012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期间，吕如山在宁海县城关医院住院，11月18日入住宁海县第一医院，11月27日出院，出院诊断：社区获得性××、呼吸衰竭、脑多发胶质瘤术后。2012年12月11日，吕如山死亡。
2013年5月1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对两被告的诉讼，要求两被告赔偿吕如山死亡造成的损失。在审理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本院委托杭州市医学会对浙二医院、新华医院对患者吕如山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如有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了鉴定。杭州市医学会经鉴定后出具杭州医鉴【2014】000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认为浙二医院对“放射性脑病”估计不足，病历书写欠规范，存在过错；新华医院在氧气面罩雾化吸入方面存在过错，但二家医疗机构存在的过错与患者病情发展及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2014年5月13日，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2015年5月28日，原告再次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本院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鉴定。浙江省医学会于2017年5月11日出具浙江医鉴【2017】40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为根据患者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本例医方浙二医院星形细胞胶质瘤Ⅱ-
Ⅲ级诊断明确。手术指证存在，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手术方式正确，根据鉴定资料，术中操作未见违规，术后予放疗方法正确。2012年5月17日患者因“胡言乱语”再次入住浙二医院，根据患者CT及MRI提示，颅内多发胶质瘤，存在颅内高压、且根据术前MRI检查，提示肿瘤可能性大，放射性脑病无法鉴别，有再次手术的适应症，无手术禁忌症，予再次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未见违规。浙二医院根据患者的放疗史及术前MRS检查，术前不能排除放射性脑病的诊断，术后病理报告为首先考虑放射性脑病伴胶质细胞增生。在术前虽告知“其他可选择的治疗方法：保守治疗”，但对放射性脑病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未予以充分告知；对治疗效果及疾病进展未予以充分告知；病历记录欠规范，以上过错与患者死亡无关。新华医院在神经外科普通病房，医嘱为氧气面罩雾化吸入，但护理记录为“持续面罩雾化吸氧”，与医嘱不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病情加重、进展及最后死亡无关。鉴定意见认为：1、浙二医院对患者吕如山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医方无医疗损害责任；2、新华医院对患者吕如山的诊治过程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医方无医疗损害责任。
以上事实有浙二医院病历、新华医院病历、死亡证明、杭州市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浙江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书意见书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也即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是以医疗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基本条件。案涉医疗损害鉴定书虽指出了医方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但该不足与患者的死亡后果没有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浙二医院、新华医院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吕宝莹、吕存炎、陈林芬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443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员 周建利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陈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