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3民初1305号原告：重庆市巴南区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主要负责人：赵平华，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勇，重庆泰洪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春花，重庆泰洪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利明，男，1960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德玉，女，196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利光，男，197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告重庆市巴南区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以下简称街上组）与被告黄利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黄益强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1日对本案进行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街上组负责人赵平华及委托代理人王瑞勇、邓春花，被告黄利明及委托代理人周德玉、黄利光到庭参加诉讼。同年3月2日，本院到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对本案争议土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原告街上组负责人赵平华及被告黄利明到场参加勘查并接受询问。现场勘查后，本院于同年3月31日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街上组负责人赵平华及委托代理人邓春花、被告黄利明及委托代理人黄利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街上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所有的位于巴南区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罗汉坡处1.1亩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属于原、被告于1997年11月2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的承包经营权范围。审理中，原告街上组将本案诉讼请求明确为：判令被告黄利明对位于巴南区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罗汉坡处1.1亩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和理由：被告黄利明系原告街上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原告街上组将社员黄元发去世后留下的承包地分成3份（每份约1.1亩）分别交由3户代管，每户每年向合作社缴纳租金15元。被告黄利明接了社员黄元发留下来的其中一份地约1.1亩，该地块位于罗汉坡。1997年1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书）。承包合同载明，被告黄利明承包由原告街上组发包的集体土地2.1亩，其中田0.5亩、土1.6亩，具体位置是大田（田）0.5亩、留沙坡（土）0.5亩、黑塔子（土）0.5亩、大土（土）0.6亩。被告黄利明接社员黄元发位于罗汉坡的1.1亩代管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纳入其承包地范围，但该代管地一直由被告黄利明耕种并缴纳了15元/年的租金。现原告街上组认为，被告黄利明对位于罗汉坡处1.1,亩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遂诉请如上。被告黄利明辩称：第二轮土地承包前，被告承包集体土地0.5亩，后又承包了社员黄元发去世遗留的大约1.1亩土地（位于罗汉坡、大岗坡等处），原告街上组要求被告每年缴纳租金15元，称是黄元发遗留下的自留地租金。同时，被告也向村社领导反映并要求接罗汉坡等处的土地，因为被告的妻子和儿子当时都没有接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合同载明被告共承包土地2.1亩。而此前被告承包土地为0.5亩，可见被告接的社员黄元发位于大岗坡、罗汉坡等处的1.1亩土地纳入了被告的承包地范围，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证明。2002年8月，原、被告签订《退耕还林还草合同书》，合同明确将被告位于罗汉坡的1.75亩承包地种树种草，而不是将“代管地”还林还草。2015年8月，原告以争议土地系代管地为由收回了被告罗汉坡等处1.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认为承包地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收回。被告黄利明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黄利明系原告街上组社员，黄利明农户现有家庭成员3人，即黄利明、周德玉夫妇及其儿子黄美军。在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前，黄利明户承包集体土地0.5亩。当时，因同社社员黄元发家庭成员均去世，该农户成为“死绝户”。后经该社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将社员黄元发留下来的土地分成3份（每份约1.1亩），分别交由3个农户代管，每户向合作社缴纳租金15元/年。黄利明户接收了社员黄元发留下来的位于大岗坡、罗汉坡、黑塔子位于等处约1.1亩地,并缴纳了15元/年的土地租金至2014年。1997年11月28日，被告黄利明作为承包方代表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书》。合同载明：黄利明户承包土地2.1亩，其中田0.5亩，土1.6亩。承包地分块清册载明地块及面积：大田（田）0.5亩、留沙坡（土）0.5亩、黑塔子（土）0.5亩、大土（土）0.6亩。2002年8月24日，被告黄利明与东泉镇人民政府签订《退耕还林还草合同书》，约定将其承包的4块坡地面积共1.75亩退耕还林还草。2003年9月5日，重庆市巴南区林业局依申请向被告黄利明核发了（2003）第122121号林权证，载明被告黄利明对位于东泉镇双星村街上社罗汉坡处1.75亩土地享有林地使用权，期限为50年。2010年6月30日，巴南区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黄利明户承包土地2.2亩，地块具体为：大田1亩（原承包面积0.5亩），罗汉岗1.2亩（原承包面积0亩）。其中，经营权证中大田地块的四至界畔与1997年承包地块清册记载一致，罗汉岗1.2亩地块在承包合同书及承包地块清册中均未记载。庭审中，被告黄利明称经营权证中的罗汉岗地块，系罗汉坡、大岗坡地块的统称,该地块就是接社员黄元发的承包地。2015年，原告街上组的集体土地被政府依法征收，被告黄利明的部分承包土地在征收范围内。原、被告就被告黄利明从社员黄元发处接来的土地是否是承包地发生争议。为协调原、被告之间的上述纠纷，双星桥村于2015年9月10日召集原告街上组社员代表开会，被告黄利明及社员代表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会议纪要载明：“观景口水库上坝公路占地，因当时出错把集体土地丈量给了黄利明，现集体地0.5亩划给集体，在黄利明的总亩分中扣除”。2015年10月28日，黄利明写下《承诺书》，承诺将合作社0.5亩地（位于公路壁罗汉坡）归还给原告街上组，从此不再因此事与村社发生争议。此后，黄利明户不认可前述会议纪要和承诺，遂向重庆市巴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罗汉坡1.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2016年12月8日，重庆市巴南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巴农仲字（2016）第004号裁决：位于重庆市巴南区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罗汉坡等处的1.1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黄利明农户所有。原告街上组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双方有争议的地块并非罗汉坡地块，而是黑塔子地块。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双方提交如下证据在卷为凭，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原告街上组提交如下证据：承包合同书及承包地分块清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据（共3张）、村民会议纪要、承诺书、信访答复函、调查笔录（共8页）、仲裁庭审笔录（共7页）、证人陈光德、赵光全的证言。被告黄利明提交如下证据：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退耕还林还草合同书、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证、证明（共2份）。本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由本集体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承包土地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而非该农户家庭成员个人。因此，本案被告黄利明系以承包农户代表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原告街上组诉请确认黄利明对位于巴南区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罗汉坡1.1亩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和变动虽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一经登记便具有了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政府通过发证的公示方法，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了排他性效力。本案中，黄利明承包经营户于2002年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合同书》将其部分承包地退耕还林，并取得了巴南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确认其对罗汉坡的1.75亩土地享有林权。林权证是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对合同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查，认为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以人民政府名义颁发的用益物权凭证，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因此，黄利明承包经营户对位于罗汉坡1.75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街上组举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被告黄利明持有的林权证，同时也不能证明林权证中的罗汉坡与被告黄利明所接黄元发地块之间的关系，故对原告街上组的诉讼请求，因其证据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原、被告一致认可实际存在争议的黑塔子地块，与原告街上组的诉讼请求无关，双方应另行处理纠纷。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市巴南区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重庆市巴南区东温泉镇双星桥村街上组负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益强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  席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