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表人：岑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志佳，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申艳，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中光彩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魏静珍，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贤么，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睿，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光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中光彩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中光彩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4）穗番法学民初字第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杭州光彩公司与广州中光彩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广州中光彩公司向杭州光彩公司采购棉纱及委托杭州光彩公司加工并托运至广州中光彩公司客户。
2013年6月20至2014年5月5日间，杭州光彩公司向广州中光彩公司开出合计3239308.37元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确认双方的交易总额为3239308.37元。杭州光彩公司主张广州中光彩公司仅支付了2362400元，具体支付时间、方式、金额如下：2013年5月2日收到承兑汇票（2136030）60000元，2013年5月2日转账400000元，2013年5月14日转账200000元，2013年5月17日转账100000元，2013年5月29日分两次转账共100000元，2013年6月8日转账100000元，2013年6月27日转账150000元，2013年7月18日转账200000元，2013年10月31日转账80000元，2013年11月4日收取承兑汇票三张（20969746、23135772、23145446）共192400元，2013年11月8日转账80000元，2013年11月26日收到承兑汇票四张（20240424、20240425、20240426、20240427）共400000元，另外收到广州中光彩公司的承兑汇票（31900051-20378737）200000元及承兑汇票（10400052-23308812）100000元。杭州光彩公司提供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收款收据、银行转账凭证以及承兑汇票复印件予以证实。广州中光彩公司对杭州光彩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
广州中光彩公司主张杭州光彩公司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杭州光彩公司同意从货款中扣除236040.37元，提供了2014年4月28日杭州光彩公司法定代表人岑峰签字确认的客诉明细表予以证实，该明细注明：“共计扣除金额为：客诉金额164692.99元＋胚纱库存金额71347.48元=236040.47元。”杭州光彩公司则认为该款已经在与广州中光彩公司结算货款时扣减，不包括在原审诉讼的金额之内。
广州中光彩公司除对杭州光彩公司主张的付款金额共2362400元予以确认外，另主张已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了750000元，具体支付时间、方式、金额如下：2013年5月2日转账100000元，2013年5月16日转账100000元，2013年5月29日转账150000元，2014年8月3日交付承兑汇票（广州中光彩公司收款收据显示票号为30500053-24924507，实际为30500053-24924508）100000元，另外向杭州光彩公司交付承兑汇票（10200052-22490781）200000元及承兑汇票（10500053-22882670）100000元。广州中光彩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杭州光彩公司的收款收据、转账凭证、承兑汇票复印件以及杭州光彩公司出具了的截至日期分别为：2014年1月20日及2014年6月30日的《对账单》予以证实。原审庭审中，杭州光彩公司对于广州中光彩公司主张另外支付的750000元中，2013年5月2日转账的100000元没有收到，转账的收款账号不是杭州光彩公司的银行账号，另外的650000元是广州中光彩公司用于支付原审诉讼增值税发票所载货款之外的其他货款，不予确认广州中光彩公司付款的主张。广州中光彩公司认为2013年5月2日转账100000元的收款账号确实是错了，不予主张，至于承兑汇票（10200052-22490781）及承兑汇票（10500053-22882670）共300000元，杭州光彩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所载的2014年1月2日及2014年6月明细中可以确认杭州光彩公司已经收到广州中光彩公司这两笔承兑汇票的款项。
杭州光彩公司、广州中光彩公司就双方的交易没有进行结算，双方就货款是否付清问题产生纠纷，杭州光彩公司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解决。
原审另查明：原审法院曾于2014年10月23日，根据杭州光彩公司的申请，以（2014）穗番法学民初字第29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广州中光彩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华南支行的存款866521.37元（账号：36×××90）。
2014年10月22日，杭州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广州中光彩公司立即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款项人民币876908.37元，并从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还清日止；2.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用由广州中光彩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杭州光彩公司、广州中光彩公司双方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双方根据交易习惯进行经济往来，广州中光彩公司委托杭州光彩公司采购棉纱及委托杭州光彩公司加工并托运至广州中光彩公司客户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均应遵守其权利义务。杭州光彩公司、广州中光彩公司双方对双方交易额计算均无异议，即按照浙江增值税发票的数额计算，从2013年到2014年5月，双方共产生交易额3239308.37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本案讼争的货款是否应扣减236040.47元问题。杭州光彩公司、广州中光彩公司双方均确认原审诉讼的交易总额为3239308.37元，在交易过程中，由于杭州光彩公司货款的质量问题，杭州光彩公司同意扣减236040.47元作为赔偿，故广州中光彩公司就案件交易应支付给杭州光彩公司的货款总额应扣减该数额，即3239308.37元-236040.47元=3003267.90元。二是广州中光彩公司已经支付给杭州光彩公司的货款数额问题。根据杭州光彩公司、广州中光彩公司双方提供的收款收据、汇款凭证、承兑汇票以及杭州光彩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情况，杭州光彩公司确认收到广州中光彩公司货款2362400元，广州中光彩公司主张另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了650000元有广州中光彩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承兑汇票、杭州光彩公司的收款收据予以证实以及杭州光彩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予以佐证，原审法院确认广州中光彩公司已经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货款3012400元。综上，杭州光彩公司已收取的货款3012400元已经超出广州中光彩公司应支付的货款3003267.90元，杭州光彩公司主张广州中光彩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杭州光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66元，保全费4853元由杭州光彩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杭州光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了案件争议焦点之事实，导致错误裁判，理由如下：（一）关于案件讼争货款是否应扣减236040.47元问题。杭州光彩公司与广州中光彩公司在对账时，是先扣减了236040.47元再开具相应的发票的。也就是说，案件诉争的交易标的额是不包含该236040.47元在内的。这一点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首先，广州中光彩公司提交的由杭州光彩公司法定代表人岑峰签名确认的《T0：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对账单中可以看出，杭州光彩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岑峰签名确认的时间是2014年4月28日，而杭州光彩公司提交的证据中的部分发票出具时间最迟为2014年5月4日，也就是说，杭州光彩公司开具的部分发票是在其与广州中光彩公司对账确认该236040.47元质量扣款之后。没有人会扣了款项还开具相应的发票，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因此，原审法院再次将本已经扣减的该236040.47元再次扣减，显然是错误的。要补充的是：根据杭州光彩公司与广州中光彩公司2014年6月30日的对账单，该对账单上确认广州中光彩公司欠杭州光彩公司金额为726908.37元。杭州光彩公司给广州中光彩公司实际扣款为253971.88元，多于原审认定的236040.47元。（二）关于广州中光彩公司已支付给杭州光彩公司的货款数额问题。首先，杭州光彩公司在此说明一下杭州光彩公司与广州中光彩公司间的业务渊源。广州中光彩公司之法定代表人魏静珍曾在杭州光彩公司处就职，担任业务员，后在杭州光彩公司帮扶下方成立广州中光彩公司。杭州光彩公司与广州中光彩公司（包括其法定代表人魏静珍）的业务关系可追溯至2012年。因此，案件诉争的标的额，并不是杭州光彩公司与广州中光彩公司间的全部交易金额。因涉及到第三方及广州中光彩公司之法定代表人魏静珍，因此双方在对账中对没有争议部分进行了确认，也即杭州光彩公司出具的对账单（2014年6月30日），广州中光彩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且口头予以了确认，并要求杭州光彩公司交付对账单给其确认。后因杭州光彩公司经营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管理疏忽，未能第一时间要求广州中光彩公司进行确认方引发本案。因此，在本案中，广州中光彩公司提交的已付款凭证中，除与杭州光彩公司一方提交的重合部分，其它非重合部分凭证均不在案件争议交易额范围内。因此，广州中光彩公司用非案件争议交易来扣减应支付杭州光彩公司的货款，显然与事实不符。同时，广州中光彩公司的行为，不但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严重损害了杭州光彩公司合法权益。综上，杭州光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杭州光彩公司原审全部诉求；2.一审受理费、保全费、二审受理费由广州中光彩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广州中光彩公司答辩称：杭州光彩公司的上诉请求在原审判决均予以了阐述，杭州光彩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杭州光彩公司认为，双方的交易因货物的质量问题扣减的货款不是原审判决认定的236040.37元，实际上扣减了253971.88元，且该253971.88元不应计算在案涉总的货款中。对此，广州中光彩公司认为，案涉货款应扣减236040.37元，且该部分扣款应计算在案涉总的货款中。双方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杭州光彩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1.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对帐单（2014年6月10日），拟证实至2014年6月30日，广州中光彩公司尚欠杭州光彩公司726908.37元；2.《T0：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客诉明细》，拟证实2014年4月28日，杭州光彩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了广州中光彩公司扣款金额为236040.47元，包括客诉扣款164692.99元及广州中光彩公司在杭州光彩公司处存放了71347.48元存货。对应2014年6月30日对账单倒数第5行，处理款253971.88元，杭州光彩公司已经从货款中抵扣。当时杭州光彩公司已经停产，只有法定代表人一个人处理一些事情，广州中光彩公司法定代表人魏静珍当时承诺2014年5月1日前付款，杭州光彩公司法定代表人于4月28日到广州中光彩公司处对单，广州中光彩公司要求抵扣货款236040.47元，杭州光彩公司的代表同意并签了字。之后，广州中光彩公司告知算错了，应该抵扣253971.88元。杭州光彩公司法定代表人考虑到金额差异不大，同时想早点回款，就同意了，导致236040.47元与253971.88元不一致；3.广州市中光彩纺织品有限公司对帐单、对帐单（2014年1月8日）、对帐单（2013年12月26日）、对帐单（2013年12月10日）、对帐单（2013年11月4日）、对帐单（2013年8月31日）、对帐单（2013年8月5日），共7页（无原件），拟证实双方交易时间为2013年4月至2013年12月止。2013年8月5日，双方确认未付金额800720.19元，邓某确认；2013年8月31日，双方确认未付金额970081.4元，邓某确认；2013年8月31日，双方确认7月31日未付金额970081.4元，邓某确认，并要求扣款代工服款23068.8元，与对帐单（2014年6月30日）代付工作服加工相互印证，对帐单（2014年6月30日）由广州中光彩公司提供。2013年11月4日双方确认未付金额为1151930.40元，邓某确认；2013年12月10日双方确认未付金额为1376217.73元，魏某龙确认；2013年12月26日双方确认未付金额为1447687.90元，魏某龙确认；2014年1月8日双方确认未付金额为1562310元，魏某龙确认；4.招工登记表、劳动合同书、费用报销单，明细表2013年2月份工资表共11页，拟证实魏某龙、魏静珍、邓某系杭州光彩公司员工。魏静珍系杭州光彩公司业务部经理，负责广州市场，于2013年离开公司，在杭州光彩公司的配合下成立广州中光彩公司。邓某以前在杭州光彩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后于2013年转到广州中光彩公司处，负责与杭州光彩公司联系业务。魏某龙2013年入职杭州光彩公司，是魏静珍表亲，后离开杭州光彩公司投入广州中光彩公司处上班，负责与杭州光彩公司联系业务；5.明细表、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入账通知书，拟证实系其他公司代为广州中光彩公司支付，一份1679280元，一份31429.74元，与对帐单（2014年6月30日）印证；6.《情况说明》，拟证实杭州光彩公司于2014年3月22日停工，公司没有人上班，没有人跟进上述货项事宜，许多单据丢失，情况不明；7.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红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和某龙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实2014年3月22日之后杭州光彩公司就已经停产，员工没有上班，直到2014年4月5日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杭州光彩公司把欠员工的工资支付了，员工遣散了。由于杭州光彩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具体账目不是特别清楚，主要是与广州中光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静珍联系，魏静珍一直承诺付款给杭州光彩公司，但后来没有支付，杭州光彩公司这才提起本案诉讼。起诉后的材料都是被法院和第三方占有，直到原审判决后杭州光彩公司才取回证据材料，并提交给二审法院。魏某龙之前是杭州光彩公司的员工，在对账单上签名确认交易的数量和金额，魏某龙从杭州光彩公司辞职后到广州中光彩公司处工作。
对此，被上诉人广州中光彩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在2014年10月12日之前就存在，且属于杭州光彩公司拥有的材料，应在原审起诉时提交，现杭州光彩公司二审才提交，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广州中光彩公司不同意质证。在此前提下，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证据1、2、3、6及魏某龙的身份证均无原件，因此广州中光彩公司不予质证，且不确认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2.对于有原件的证据：（1）对证据4，魏某龙的招工登记表、劳动合同不予确认，广州中光彩公司不清楚是否有这样的文件存在。对有魏静珍签名的5张费用报销单，确认其真实性，但与本案没有关联。这是魏静珍的报销费用，时间分别是2012年6月29日和2012年6月30日。对2013年3月27日魏某龙报销单不确认。对代发清单不确认，是打印件。2013年2月的工资表，是杭州光彩公司自行制作的，魏静珍没有签名，不确认。对企业网上银行打印单，由于没有银行的盖章确认，应是杭州光彩公司自行打印的，不确认；（2）对证据5中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入账通知书，由于该通知书背面有明显的标注，称最终应以加盖公章的流水为准，故该入账通知书的证明力不足，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假如该入账通知书是真实的，则由于通知书的付款方与收款方名称均显示为案外人，该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账本是杭州光彩公司单方制作的，不确认；（3）对证据7，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红山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无法确认印章的真实性。对于证明内容，由于杭州光彩公司与该村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其企业停产整顿、结清工资与该村之间也没有关系，因此该村没有能力和资格出具该证明。街道劳动保障科称工资已经结算完毕，如该说法是正确的，也只能证明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与本案买卖合同没有关联性。另外，由于魏某龙没有到庭，对魏某龙的身份证复印件不予确认。
本院再查明，1.杭州光彩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事实理由部分称“自2013年初至今共产生交易额3239308.37元，原告开具了等额发票给被告”；2.杭州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共计3239308.37元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为“棉纱加工费”、“棉纱”、“加工费”，并未详细列明该增值税发票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对应货物的规格、特征等内容。二审庭询过程中，双方均确认《T0：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客诉明细》记载的“客诉明细”部分出货日期为2013年10月、12月。杭州光彩公司所开的3239308.37元发票中，有1076908.37元于2014年4月28日之后开出；3.原审诉讼中，广州中光彩公司提交了两份加盖杭州光彩公司印章的“对账单”，并称确认该两份对账单上记载的广州中光彩公司向杭州光彩公司付款的事实；4.二审庭询过程中，杭州光彩公司称，关于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案涉3239308.37元增值税发票记载的交易外的其他交易的证据是：杭州光彩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3对账单及广州中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账单。至于案涉争议的广州中光彩公司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的650000元是否与本案争议的款项无关的问题，杭州光彩公司称没有证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鉴此，杭州光彩公司需负担举证证实广州中光彩公司欠付其款项的义务。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双方均确认存在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5月5日期间杭州光彩公司向广州中光彩公司开具合计3239308.37元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交易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双方对杭州光彩公司自认并提交相应凭据证实的广州中光彩公司已经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2362400元的事实亦无异议，故本院亦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广州中光彩公司抗辩主张“2014年4月28日，杭州光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确认上述3239308.37元中应扣减236040.37元”、“除双方确认的已付款2362400元外，广州中光彩公司还另行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的650000元亦为支付案涉交易的货款”是否成立。
关于本案争议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杭州光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4月28日确认扣减“客诉金额164692.99元＋胚纱库存金额71347.48元=236040.47元”。鉴于杭州光彩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仅为“棉纱加工费”、“棉纱”、“加工费”，且杭州光彩公司在2014年4月28日之后还向广州中光彩公司开具了1076908.37元的增值税发票，故从案涉增值税发票及《T0：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客诉明细》记载的内容，本院无法认定杭州光彩公司主张的上述扣减的236040.37元并不包含在案涉3239308.37元增值税发票记载的交易之内的事实。同时，鉴于广州中光彩公司并未在加盖杭州光彩公司公章的对账单上签章，故加盖杭州光彩公司公章的案涉两份对账单亦不足以佐证杭州光彩公司的主张。其次，杭州光彩公司主张的案涉3239308.37元款项的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是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5月5日，广州中光彩公司提交的另行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650000元的付款时间是2013年5月16日之后（双方确认的已支付的2362400元的首次付款时间是2013年5月2日），该650000元的付款时间与双方确认的2362400元的付款时间互相交叉，从现有证据并无法区分。另一方面，杭州光彩公司主张根据其在二审审理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3对账单及广州中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账单可以证实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交易，但杭州光彩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对账单并无原件可以核对，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如上所述，广州中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账单仅有杭州光彩公司的盖章，故仅凭上述证据，本院无法采信杭州光彩公司的主张。最后，杭州光彩公司在向原审法院起诉时明确主张“自2013年初至今共产生交易额3239308.37元，原告开具了等额发票给被告”，除双方均确认的广州中光彩公司已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的2362400元外，如上所述，广州中光彩公司有关双方确认扣减236040.47元、另行支付650000元的抗辩有理，上述三项金额共计3248440.47元，已经超过了杭州光彩公司主张的3239308.37元，故原审判决驳回杭州光彩公司的本案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杭州光彩公司的上诉主张，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杭州光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66元，由上诉人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陶智斌
王振华
介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