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9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宝蓉。
委托代理人韩炳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士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树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江群。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丽华、钟巧美。
上诉人王宝蓉因与被上诉人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丁士桢、陈树芳系丁江群、丁某的父母，王宝蓉、韩炳松系韩某的父母，丁某、韩某系夫妻关系。丁士桢、陈树芳系青荷苑2幢×室房屋的所有人，1998年丁士桢、陈树芳将该房给丁某、韩某作结婚用房，1999年丁某、韩某出国。2009年7月18日，丁某、韩某委托王宝蓉整理、打扫青荷苑2幢×室房屋。王宝蓉找来开锁公司开锁后，对该房屋进行了清理、打扫。丁士桢向110报警，采荷派出所口头调解处理。2011年，丁某、韩某委托王宝蓉出租青荷苑2幢×室房屋，王宝蓉以丁某、韩某的名义通过假日房地产代理连锁有限公司将该房屋出租给周某、任某，约定租期6个月。2011年3月6日，丁士桢与周某因该房屋发生纠纷报警，采荷派出所调解暂时平息纠纷。2011年3月24日，丁士桢、陈树芳为与王宝蓉、假日房地产代理连锁有限公司就青荷苑2幢×室房屋，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所有权纠纷诉讼，要求王宝蓉停止侵权、返还房屋、返还租金及赔礼道歉等。2013年4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杭江民重字第5号判决：周某、任某将房屋腾空交还给丁士桢、陈树芳；丁某、韩某赔偿丁士桢、陈树芳租金损失12600元；驳回丁士桢、陈树芳的其他诉讼请求等。（2013）浙杭民终字第171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现王宝蓉以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在2009年、2011年的报警行为，及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在起诉书中、法院庭审中的陈述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停止对王宝蓉侵权，公开消除影响，对王宝蓉书面赔礼道歉；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共赔偿王宝蓉精神损失费共计15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承担。2013年5月7日，王宝蓉曾以相同的理由将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请求亦与本案相同。后原审法院作出（2013）杭下民初字第666号判决：驳回王宝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王宝蓉负担。王宝蓉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查明后认为：（2013）杭下民初字第666号案件的一审判决书落款处所记载合议庭组成人员为人民陪审员杜某、王某，与之前一审法院告知当事人并参加庭审的合议庭人员不同。一审法院的程序存在瑕疵，故撤销了该案一审判决，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但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应当根据受害人存在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王宝蓉受使用人委托，找开锁公司进入青荷苑2幢×室房屋清理、打扫，以及通过中介公司将该房屋出租。丁士桢作为该房屋的所有人向110报警，系其为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行为，该行为未构成违法。王宝蓉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事后在公众面前造谣、诽谤，来降低王宝蓉的社会评价。至于丁士桢、陈树芳在诉状中及庭审中的陈述，系其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最终由法院来依法确定。虽然生效判决未确认王宝蓉承担侵权责任，但在查明的事实中确认房屋系由王宝蓉受托出租给，丁士桢、陈树芳起诉王宝蓉侵权的行为也未构成违法。故王宝蓉要求停止侵权，公开消除影响，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宝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王宝蓉负担。
宣判后，王宝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重审的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丁士桢在其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的情况下，采取报假警，诬陷上诉人的方式损害上诉人的名誉，侵犯了上诉人的人格权。该一审判决对丁士桢报警行为的内容、性质只字不提，有意隐匿其违法行为。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4、12、18都可以证明丁士桢、陈树芳在丁某、韩某结婚时已经把案涉房屋的使用权给了丁某、韩某，并在2006年将案涉房屋的钥匙交给了韩某，韩某因此还丧失了被安置的权利。上诉人是受韩某委托去打扫卫生的，因钥匙无法打开，才请开锁公司来开锁。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早就见过面，且三被上诉人多次来过上诉人家中，双方是亲家，是认识的。2009年7月18日，三被上诉人明明从保安门的栅栏看见了作为亲家母的上诉人在打扫卫生，却报警并称亲家母为入室盗窃刑事犯。出警警察询问三被上诉人，上诉人盗窃了何物，他们却无言以对，故三被上诉人的主观恶意显而易见。当天警察对三被上诉人进行了口头警告的处罚，并对其说明上诉人进入该房是合法的，手续齐全，丁士桢虽为产权人，但三被上诉人不能进入该房屋。警察禁止三被上诉人进房的行为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不是在维护产权人的利益。上诉人没有将案涉房屋出卖、转让或拆除，被上诉人的所有权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但其却恶意报假警诬陷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名誉权。二、被上诉人诬陷上诉人以营利为目的，盗用丁士桢的名义签名，擅自出租案涉房屋，牟利为己有，撬锁损坏家具，利用女儿女婿的名义要霸占房屋等等，却对以上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该案的生效判决也已经确认上诉人没有侵权。这说明被上诉人完全是在捏造事实、诬陷上诉人，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而不是行使其诉讼权利。本案一审判决书对上述案件中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以及庭审中的陈述只字未提，隐匿了被上诉人诬陷、诽谤、侮辱上诉人的事实。三、被上诉人存在主观故意，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被上诉人想永久侵吞丁某的安置房，而上诉人替丁某维权的行为触动了其私利，故用报假警和恶意诉讼来打击报复上诉人。在中国人口密集的城市住宅区，只要有点事发生，就会有好多人围观。被上诉人在楼道里报警，警察也是在楼道里处理，哪会没有人知道。该事件对上诉人的人格造成了侮辱，损害了上诉人的名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上诉人举证。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侵权案件也是经历了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历时三年，被上诉人将房屋的中介、房客都告上了法庭。房屋中介的多名工作人员参加了该案的庭审，房客也参加了诉讼，故该案对上诉人名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上诉人是位优秀的老教师，得到了社会群众的认可和较高的评价，故其名誉权尤为重要，故三被上诉人的主观恶意非常明显，就是要把上诉人的名誉搞臭。因被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被迫维权，而本案诉讼也经历了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历时已两年。这六年共计八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一般人都无法忍受，上诉人已经年逾70岁，受到了痛苦至极的精神折磨和伤害，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身心健康。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丁士桢、陈树芳、丁江群共同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一审判决认定“丁士桢作为该房屋的所有人向110报警，系其为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行为，该行为未构成违法”，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报警系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的途径之一，不存在诬陷之说。不管公安机关对案件如何定性，都不构成名誉侵权。有关报警经过，上诉人的陈述并非事实，被上诉人在原审审理阶段已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不再赘述。2、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系正当行使诉讼权利，不构成名誉权侵权。二、上诉人提交的大部分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仅凭主观臆断推定被上诉人是为了诬陷、侮辱上诉人的人格，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从未在大庭广众、左邻右舍面前侮辱、损害上诉人的名誉，不存在被上诉人行为违法的情况，更不存在被上诉人主观恶意的情形，更谈不上给上诉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上诉人举证不能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客观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丁士桢、陈树芳作为青荷苑2幢×室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发现房屋异常及有陌生人入住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属于通过合法方式寻求相应救济，并无不当。王宝蓉认为丁士桢、陈树芳的报警行为系出于恶意故意为之，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丁士桢、陈树芳因与王宝蓉之间的房屋出租问题引发纠纷并在之后向法院起诉，也系通过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行使诉权，诉讼中的陈述并非以恶意贬损王宝蓉的声誉为目的，客观上也未造成王宝蓉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名誉侵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王宝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亮
审 判 员 韩昱
代理审判员 韦薇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