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80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319号。
法定代表人曲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殷召良，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永江，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书法出版社（原审名称为：大众文艺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号。
法定代表人李世俊，社长。
委托代理人杨灿，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一杰，北京市岳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贵满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书法出版社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0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纸贵满堂公司委托代理人谢永江，书法出版社委托代理人杨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纸贵满堂公司在原审法院诉称：我公司系《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的著作权人。大众文艺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发行了《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该丛书中的《论语》一书系我公司《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中的一部分。大众文艺出版社使用我公司的上述作品并未征得许可，其擅自将我公司作品中的一部分单独出版，且未支付报酬，侵害了我公司依法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汇编权、复制权、发行权等权利。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如下：大众文艺出版社停止侵权、收回并销毁侵权图书；向我公司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及为诉讼支出的律师费6000元、购书取证费用17.8元。
书法出版社在原审法院辩称：我公司与纸贵满堂公司之间就涉案图书存在过合作，取得了涉案图书的专有出版权，且涉案图书系在专有出版权期间出版发行，故我社出版涉案图书未侵犯纸贵满堂公司的著作权，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纸贵满堂公司曾用名唐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唐码书业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为现名称。
2008年12月18日，纸贵满堂公司使用唐码书业公司的名称（甲方）与大众文艺社（乙方）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合同载明拟出版的作品名称为《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作者姓名栏处载明“刘永升主编”并附有刘永升的身份证复印件，合同主要条款内容如下：一、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授权乙方在中国大陆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同时，甲方授权乙方将上述作品进行网络出版的专有许可使用权；二、甲方保证拥有授予乙方的权利；三、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第一条约定的权利许可第三方使用；四、乙方经甲方同意，可以更改上述作品的名称，对原稿进行修改、删节或增加图表、前言、后记等；五、甲方应于2008年12月18日前将齐、清、定稿件交付乙方，甲方应标明所确定的署名方式；六、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如需再版，应事先通知甲方，如甲方需要对作品进行修改，应于收到通知后30日内答复乙方，否则乙方可按原版重印；七、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有该作品的电子图书形式的专有使用权；八、甲方授予乙方许可报社、杂志社刊载上述作品的权利，乙方应及时将报刊使用作品的情况通知甲方，并将所得报酬的50%交付甲方。双方在上述合同中未就版权及稿酬支付情况进行约定，仅约定甲方向乙方送样书100套。
2009年3月，大众文艺社出版发行了《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丛书（全100册）。该套丛书包括《论语》等100本分册，所有分册均使用相同书号，所有分册封面及版权页上均注明“刘永升主编”，分册的开本均为64开，丛书统一定价600元。其中，《论语》分册包括前言、目录、正文等三部分内容，正文部分按原文的篇章排序，每章均包括原文和译文两部分，书中还配有部分插图。全书最后附有全套丛书100本图书的书目。
刘永升于2013年12月17日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其为唐码书业公司的职工，其主编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为完成单位任务而创作编辑的职务作品，该丛书的著作权人为唐码书业公司。
2012年11月13日，纸贵满堂公司的代理人从亚马逊网站（域名为amazon.cn）上在线购买到了一本大众文艺社出版的涉案图书《论语》，单价为17.8元。该图书为32开本，图书封面上显示有“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以及“刘永升主编”字样；版权页上方显示如下信息“论语／刘永升主编—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11（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载明的书号与前述《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的书号不同，版次显示为“2010年1月第1版”，定价为24.8元。该书的结构及文字内容与《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中的《论语》分册完全相同，但二者的排版及插图不同。该书最后亦附有100本图书的书目，图书名称与《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所收录书目相同。
大众文艺社为证明纸贵满堂公司不享有涉案图书的著作权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08年12月22日、授权人署名为翟翎的授权书，内容如下：兹由刘永升主编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现授权唐码书业公司代理其与大众文艺社签订出版有关事宜的合约，作为编委会成员之一，其对其中《论语》等书著作权负责，如出版著作权纠纷盖由其负责，放弃稿酬。纸贵满堂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表示涉案图书的内容由刘永升具体完成。
诉讼中，大众文艺社称涉案《论语》一书系其出版的《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之一，该系列图书包括了与《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相同的100本图书，并表示该社在出版该系列图书前电话通知了纸贵满堂公司。纸贵满堂公司否认收到过大众文艺社的通知。
另查一，纸贵满堂公司表示大众文艺社将涉案《论语》一书拆分成单行本出版、发行的行为侵犯了其保护作品完整权。
另查二，诉讼中，大众文艺社曾表示涉案《论语》一书共出版发行400册。此后，大众文艺社提交了一份委印单和一份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简称燕旭印务公司）出具的证明。其中，委印单上显示有燕旭印务公司和大众文艺社的印章，显示委托印刷的书名为“《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唐诗”，印刷数量为500套，定价为24.8元；燕旭印务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如下：因配合招投标需要，数量较少，《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实际印刷量为100套。纸贵满堂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另查三，纸贵满堂公司为本案支付律师费6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作品的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纸贵满堂公司主张权利的图书及被控侵权图书上均署名“刘永升主编”，此外并无其他署名信息，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刘永升系涉案图书的作者。而根据刘永升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认定涉案图书除署名权之外的著作权由纸贵满堂公司享有。虽然大众文艺社为证明刘永升并非涉案图书的作者提交了一份授权书，但未提交其他证据来证明该授权书的出具人与涉案图书之间的关联，故对该证据及大众文艺社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对于大众文艺社在后出版发行的涉案被控侵权图书《论语》与此前出版发行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丛书中《论语》一书文字内容的一致性不存在分歧，其争议的焦点在于大众文艺社依据双方在2008年12月18日签订的《出版合同》是否有权出版发行被控侵权图书，是否超出纸贵满堂公司原有的授权范围。由于图书出版者对其出版图书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系基于与著作权人之间的约定所产生，因此，处理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依据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确定专有出版权的内容。
双方在《出版合同》中仅约定授予的权利是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但对于该权利的具体内容并未作进一步明确。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内容的，视为图书出版者享有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同时，双方在《出版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亦可以用于解释纸贵满堂公司的授权范围。首先，双方当事人在《出版合同》中明确约定授权作品的名称为《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并约定大众文艺社经纸贵满堂公司同意，可以更改作品名称。其次，关于图书的再版及改版，双方约定大众文艺社再版时应事先通知纸贵满堂公司，如纸贵满堂公司需要对作品进行修改应在收到再版通知后30日内答复大众文艺社，否则，大众文艺社可按原版重印。上述约定意味着大众文艺社未经纸贵满堂公司通知或同意，不得擅自改版，仅可在先行通知纸贵满堂公司的情况下进行再版。根据查明的事实，被控侵权图书《论语》系大众文艺社另行出版的《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中的一本，该图书的书号、开本、排版、插图及定价与纸贵满堂公司主张权利的《论语》一书均不相同。故该书不属于在先出版的《论语》一书的原版再版或修订版，而属于大众文艺社重新排版的另一套图书，大众文艺社并未举证证明其此举获得了纸贵满堂公司的同意。因此，大众文艺社出版涉案被控侵权图书《论语》的行为超出了《出版合同》约定的授权范围。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现大众文艺社出版涉案被控侵权图书《论语》的行为违反了《出版合同》的约定，亦侵犯了纸贵满堂公司对涉案图书享有的复制权和发行权。纸贵满堂公司选择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要求大众文艺社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大众文艺社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纸贵满堂公司还主张大众文艺社的涉案行为侵犯了其汇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原审法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汇编权是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大众文艺社出版发行侵权图书《论语》的行为只是以重新排版的方式出版纸贵满堂公司的涉案图书，并未歪曲、篡改其作品，也未形成新的作品。故对纸贵满堂公司的上述诉讼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纸贵满堂公司要求大众文艺社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因大众文艺社的涉案侵权行为并未侵犯纸贵满堂公司的著作人身权利，故对其此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因根据现有事实不足以确定纸贵满堂公司因涉案侵权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或大众文艺社的侵权获利，纸贵满堂公司所主张的赔偿数额缺乏充分依据，故原审法院不予全额支持，将参照国家相关稿酬标准，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独创性程度、大众文艺社的过错程度、侵权情节以及纸贵满堂公司所主张诉讼开支的合理程度、必要性等因素酌情确定具体数额。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大众文艺出版社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出版发行其于二Ｏ一Ｏ年一月出版的涉案侵权图书《论语》；二、大众文艺出版社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纸贵满堂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六千元；三、驳回纸贵满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纸贵满堂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赔偿数额明显偏低，不足以补偿上诉人损失。上诉人因被上诉人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著作权本身被侵害所造成的损失；二是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本案涉案作品的基本稿酬应按照每千字100元的标准支付共8500元。再考虑到该标准制定于15年前及被上诉人的侵权恶意，我方所主张的50000元赔偿应予全额支持。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未侵犯上诉人的汇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求判令：一、撤销（2014）朝民初字第1051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56017.8元，并赔礼道歉。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书法出版社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大众文艺出版社现已更名为书法出版社。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
上述事实有《出版合同》、图书、亚马逊发货单、发票、委托代理协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纸贵满堂公司主张权利的图书及被控侵权图书上均署名“刘永升主编”，此外并无其他署名信息，可以认定刘永升系涉案图书的作者。而根据刘永升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认定涉案图书除署名权之外的著作权由纸贵满堂公司享有。
本案中，双方对书法出版社侵犯了纸贵满堂公司所享有的涉案图书之复制权、发行权，并应就其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纸贵满堂公司主张，书法出版社的行为还侵犯了其就涉案图书所享有的汇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对此本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汇编权是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书法出版社将侵权图书《论语》重新排版并出版发行的行为，并未歪曲、篡改其作品，也未形成新的作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书法出版社并未侵犯纸贵满堂公司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汇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并无不当。纸贵满堂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纸贵满堂公司主张，原审判决赔偿数额明显偏低，不足以补偿其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就本案所涉及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纸贵满堂公司所遭受损失及书法出版社所获取利益的具体数额均无相应证据支持。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独创性程度、涉案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及书法出版社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经济损失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此外，原审法院根据相关性、合理性、必要性对纸贵满堂公司主张的合理费用酌情予以支持，亦无不妥。纸贵满堂公司相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纸贵满堂公司要求书法出版社赔礼道歉的上诉请求，因书法出版社的涉案侵权行为并未侵犯纸贵满堂公司的著作人身权利，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纸贵满堂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负担400元（已交纳），由书法出版社负担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岚岚
代理审判员 宋 晖
代理审判员 王世洋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书 记 员 胡震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