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朝民（商）初字第02255号原告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英文名：FarencoShippingPte.Ltd），住所地新加坡丝丝街**号股权大厦22-02（20CecilStreetEquityPlaza#22-02Singapore）。法定代表人柳松,董事。委托代理人刘媛，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胜辉，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1号。法定代表人刘征，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许仁，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玲，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与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崔立斌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崔桂玲、贾彦君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胜辉、被告重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玲及许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华夏公司起诉称：2010年2月19日，华夏公司与韩国大洋商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大洋株式会社）签订《定期租船合同》，约定华夏公司将“海洋上海”轮出租给大洋株式会社，出租期最短为35个月，最长为37个月，每日租金19875美元，每15日支付一次。2012年3月19日，大连大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公司）向华夏公司出具《担保函》，约定大洋公司与大洋株式会社共同连带作为主债务人，而不仅仅是担保人，对大洋株式会社在租船合同项下，应付的租金及大洋株式会社在租船合同项下应当承担的其他债务和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2年3月22日，由于大洋株式会社无法准时按原定标准支付租金。华夏公司、大洋株式会社与作为担保人的大洋公司共同签订《补充协议》，华夏公司同意大洋株式会社迟延支付部分租金。2012年5月7日，大洋公司与华夏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由大洋公司为大洋株式会社依据《租船合同》及《补充协议》对华夏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2年11月28日，大洋株式会社违反《租船合同》的约定，单方面提前还船。华夏公司基于与大洋株式会社之间的《租船合同》纠纷在伦敦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定大洋株式会社立即向华夏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提前还船损失等各项费用1346256.46美元及前述金额的利息，并要求大洋株式会社承担华夏公司支出的仲裁费用及律师费。但大洋株式会社并未向华夏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华夏公司认为大洋公司已经明确承诺对大洋株式会社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大洋公司被重工公司合并。现华夏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重工公司支付债务共计1346256.46美元，按汇率6.1645：1计算，折合人民币8298997.95,并支付财务费(自2013年12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346256.46美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要求判令重工公司支付仲裁费14250英镑，按汇率10.3798：1换算人民币为147912.15元，律师费1621美元及19269.95英镑，按照汇率折算为人民币200018.23元；要求重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重工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华夏公司的诉讼请求。对于华夏公司和大洋株式会社之间签订的《定期租船合同》大洋公司并不知情，所以对其内容不予认可；《担保合同》约定主合同为《借款合同》，但是华夏公司并未提交《借款合同》，所以大洋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函》约定了应该由英国法院管辖，国内法院无管辖权，且担保函违反了国家外汇管理的规定，应属无效。大洋公司在对外签订《担保合同》时并未召开股东会，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其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应属无效；即使认定《担保合同》的主合同是《补充协议》，担保范围也仅仅是租金，《担保合同》无效大洋公司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责任，按照仲裁裁决书为255720.54美元的一半；华夏公司提交的伦敦仲裁庭的裁决未经韩国或国内承认与执行程序，无法作为证据使用。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9日，大洋公司（担保人）与大洋株式会社、华夏公司（出租人）共同签署《担保函》，约定：鉴于出租人和大洋株式会社于2010年2月19日达成定期租船合同，约定租期最短为35个月，最长为37个月。基于独立、共同连带基础，担保人向出租人保证大洋株式会社会足额且准时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鉴于出租人同意大洋株式会社达成上述合同，担保人与大洋株式会社共同连带地作为主债务人，而不仅是担保人，在此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向出租人保证大洋株式会社会准时履行其在上述合同项下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大洋株式会社支付合同项下定期租船所需的租金、应当承担的因违约拒绝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所有责任以及大洋株式会社现在及未来应当向出租人承担的所有债务和其它责任，不管这种债务和责任已实际发生或将会发生，也不管是单独发生还是连带发生，及大洋株式会社应当向出租人支付的，因任何理由发生的所有利息佣金费用和支出。一经出租人要求，担保人应当对出租人进行全部的赔偿，使出租人免于遭受损失。一经出租人要求担保人应当立即以即付形式向出租人支付所要求的任何金额，不能提出抵销或反索赔扣减或者扣缴税款。出租人出具的应付款项证明应当是终局性的。担保人不应当因任何导致出租人对大洋株式会社享有的大洋株式会社承担的或者意图以大洋株式会社名义承担的债务被部分或全部确认为或可能被视为无效非法不生效或不可执行的事实，或者情况的发生而被免除或者受影响，因此所有类似情况不应当对担保人与出租人产生影响，且任何本应发生的债务，应当视为在本担保函项下的大洋株式会社对出租人的已到期债务；如果且只要前述金额不能得到清偿，担保人应当作为主要的债务人向华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且赔偿的数额应当在出租人与大洋株式会社之间存在有效且可执行的债务的情况下，保证人根据保函应支付的数额相同。本担保函应当适用并且根据英国法律进行解释。作为担保人在此将基于本担保函产生的所有争议提交英国法院进行专属管辖。2012年3月22日，出租人华夏公司与承租人大洋株式会社、担保人大洋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签署的为英文文本，文件英文名称为ADDENDUM），约定：各方共同确认本协议是对2010年2月19日，大洋株式会社租用“海洋上海”轮所签订的定期租船合同的补充。自2012年3月26日，航次49起至租船合同约定的实际还船日的租金调整为每日16875美元。对于上述时段内，每日3000美元未结清租金余额应当按如下约定支付：航次49至航次60的未结清租金，应当于还船日之后的6个月内付清。航次61至实际还船日的未结清租金，应当于还船日之后的一年内付清。承租人应当据此按年利率6%支付借款金额（未结清租金余额）的财务费用。如果承租人于2013年12月之前付清未结清租金余额，出租人同意不向其收取财物费用。如果大洋株式会社未履行支付未结清租金余额义务，则大洋公司应当保证支付，不得违约。详见《担保函》。2012年5月7日，甲方（债权人）华夏公司与乙方（保证人）大洋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为了确保大洋株式会社（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散货船舶租约及其附属租金调整协议《借款合同》（以下称主合同）的履行，应债务人要求保证人愿意为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债务人向债权人借款签订的《借款合同》本金数额为100万美元，（最终数额根据大洋株式会社与华夏公司2012年3月22日的《补充协议》）；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主合同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保证人为多人的，各保证人对甲方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当债务人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乙方愿就所担保的全部债务先于其他担保履行保证责任。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甲方是否放弃其他担保，均不减轻或免除乙方的保证责任，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乙方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全部担保责任；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利息，具体根据大洋株式会社与华夏公司2012年3月22日的《补充协议》。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利息的同时，本保证合同自动废除。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利息的同时，同样本保证合同自动废除。乙方确定已收到并阅知所担保的主合同。甲乙双方在本协议中发生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合同签订地法院起诉。合同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2013年10月16日，伦敦海事仲裁庭关于华夏公司与大洋株式会社就“海洋上海”轮《租赁协议》事宜进行仲裁。裁决结果为：华夏公司有权从大洋株式会社收回以下费用：截止至2012年11月30日的租金255720.54美元。由实质性违约而造成的损害959900美元；在新奥尔良发生的燃油费89957.56美元；穆阿拉港口的装卸损坏345美元；通讯招待费用40333.36美元，以上合计1346256.46美元。仲裁庭认为，根据仲裁法1996第49条的规定从11月30日开始直至裁决作出之日以5%的年利率且每3个月计收复利收取1346256.46美元的利息是合适的。同时从裁决作出之日，直至付款完成之日止对上述金额收取复利。关于费用仲裁庭认为找不到背离支付相关费用的基本原则的理由。因此，由于华夏公司在其索赔案件中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根据仲裁法1996第61条，裁定大洋株式会社应当自负成本，并向华夏公司支付基于标准而计算的可以主张赔偿费用。裁决书中确定大洋株式会社还船日期为2012年11月28日，并且认定华夏公司的损失可以根据租船合同中的租金以及从2012年11月30日至2013年3月6日期间的替代性租船合同中实际收到的租金之间的差额来确定，最终认定为959900美元。2014年4月2日，艾玛·某某作为经王室充分授权的英国伦敦市的公证人，证明经补正的最终裁决决议上的签字的真实性，此等签字分别是由仲裁裁决中署名的仲裁员西某·安某某·格某某某·莱某某·高某某和艾某·彼某·奥某某亲笔签名，并且是真实且合适的。经英国对外和英联邦办公室签章及福某某签名。2014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领事吴某某签字确认，并出具2014英领认字第0003884号认证书，证明盖有英国对外和英联邦事务部的印章和福某某签字均属实。2015年6月，重工公司与大洋公司合并，大洋公司并入重工公司，相关债权债务由重工公司承担。大洋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注销登记。诉讼中，本院询问《担保函》、《补充协议》、《保证合同》的形成过程，华夏公司称三份协议形成过程由早到晚为《担保函》、《补充协议》、《保证合同》，如果三份协议内容冲突应按照后成立的为准。另查，在大洋株式会社在2011年11月至2012年6月为大洋公司的股东。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担保函》、《补充协议》、《保证合同》、仲裁裁决书及公证认证文件、工商档案和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华夏公司为新加坡注册的法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为涉外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审理本案，故本案的准据法为我国法律。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四：一、双方的保证合同关系是否有对应的主合同；二、保证合同是否因未经审批而无效；三、保证合同是否因未经大洋公司股东会批准而无效。四、保证合同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间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中有三份具有担保性质的合同，分别为《担保函》、《补充协议》、《保证合同》，三份合同中均有大洋公司盖章。按照双方最后签署的《保证合同》的约定，保证合同担保的债务是华夏公司与大洋株式会社之间的船舶租赁合同及租金调整的《借款合同》，现并无证据证明华夏公司与大洋公司或者大洋株式会社签订过《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中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借款签订的《借款合同》本金数额为100万美元（最终数额根据大洋株式会社与华夏公司2012年3月22日的《补充协议》），可见不论《借款合同》是否存在，被担保的主债权均应按照《补充协议》确定。大洋公司为大洋株式会社向华夏公司租船应付租金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数额按照《补充协议》确定。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境内机构向境外机构承诺，当债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偿付债务时，由担保人履行偿付义务的，属于对外担保。本案中大洋公司为大洋株式会社的债务，向境外法人华夏公司提供担保，应属对外担保。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提供对外担保，应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并经外汇管理机关审批。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后，还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对外担保登记。因此，审批和登记是对外担保的必备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将审批和登记的规定认定为确认对外担保合同有效的前置条件，即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的对外担保无效。2014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外汇局对跨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以及本规定明确的其他管理事项与管理要求，不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本院认为本案中大洋公司提供的担保应属有效。理由如下：首先，从司法解释的目的看。199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1997年1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两份部门规章均规定对外担保应经批注和登记。2000年最高院在制定担保法司法解释时全面吸收了两个部门规章的规定，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登记的对外担保无效，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外汇管理秩序。但是在2014年6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将对外担保的登记及备案与合同效力脱节，司法解释维护的外汇管理秩序本身进行了调整，可见此条司法解释应不再适用。其次，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1999年12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只是部门规章，并非法律或者法规，不应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2009年5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关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按照2014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看，对外担保的批准登记应属于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故不能依照两部门规章确定大洋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无效。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大洋公司为大洋株式会社提供担保时，大洋株式会社是大洋公司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院认为该款规定不应该影响大洋公司为大洋株式会社提供担保的效力，理由如下：第一、《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现并无证据证明大洋公司向华夏公司提供担保，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前四项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规定或者效力性规定直接涉及对公司为股东担保的效力问题，但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并无如何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规定。按照学理解释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标准：一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二是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该规范为效力性规范。三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该规范就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按照此标准，《公司法》第十六条并未明确规定违反此规定合同无效，公司违反此规定提供了对外担保只是损害了公司利益未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故此规定应属管理性规范，违反此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无效。第二、应按照外观主义原则评价公司对外担保。外观主义是一项在特定场合衡量交易主体内部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应遵循的原则，其要求对外部人依据对于交易对方权利外观之信赖而为之民事行为的效力予以认可，对于外部人因此取得的民事权益予以保护。《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是指导公司规范运营，协调公司或者公司权利执行机构和股东之间的利益，防止大股东控制公司损害小股东利益，属于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属于公司对外产生的法律关系。按照外观主义原则的要求，本着减少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应优先保护对外法律关系。故公司为股东对第三人提供担保，不应因其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而认定无效。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按照本院对前三个焦点问题的判断，大洋公司与华夏公司之间存在的担保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保证范围。《保证合同》中约定担保的主债权及担保范围均应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补充协议》是双方对于调整租金、租金支付方式的补充，重新调整了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关于保证人和出租人的关系在《补充协议》最后也说明了详见《担保函》，可见保证人和出租人的保证关系并未调整，在确定保证范围时应遵循各方在《担保函》中的约定。虽然《担保函》约定发生争议交由英国法院管辖，但是并不影响其在本案中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获得管辖权的依据是《保证合同》。华夏公司已经将伦敦海事仲裁庭的裁决进行了公证认证，故可以作为证据在本案中使用。因不涉及到裁决书在韩国或国内的执行问题，故无需经过韩国或国内的承认与执行程序。考虑到仲裁裁决确定的租金、损害赔偿金、燃油费、装卸损坏费、通讯招待费均为因租船协议产生的债务，大洋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由于华夏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仲裁费、律师费的金额，故其要求大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证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合同》约定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利息的同时，本保证合同自动废除。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自大洋公司向华夏公司交船至华夏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大洋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尚不足两年，故大洋公司应在担保范围内向大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仲裁裁决书确定大洋株式会社应支付的费用总计为1346256.46美元，按照汇率6.1645:1折算，大洋公司应就大洋株式会社应付债务8298997.95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利率应该按照仲裁裁决书确定的年5%执行。大洋公司被重工公司吸收后注销，其债务应由重工公司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韩国大洋商船株式会社应向原告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支付的租金及赔偿金合计八百二十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七元九角五分及利息（自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百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向原告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七万二千三百九十八元，由原告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负担二千四百九十九元（已交纳），由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六万九千八百九十九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华夏航运（新加坡）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立斌人民陪审员  崔桂玲人民陪审员  贾彦君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杨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