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桂03民终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川。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秀丽。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市宇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志忠，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林川因与被上诉人龙秀丽、桂林市宇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法院(2016)桂0321民初90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川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阳朔县人民法院(2016)桂0321民初901号民事裁定，指令阳朔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依法确认《关于取消认购西街C-203室的补充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2002年3月31日，林川与龙秀丽作为一方与桂林市宇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宇恒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宇恒公司位于产，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宇恒交付房产后，在林川不知情的情况下，龙秀丽与宇恒公司伪造林川签名及手印，非法签订《关于取消认购西街C-203室的补充合同》（简称补充合同，该合同修改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林川与龙秀丽因酒店经营权产生纠纷诉至法院，经桂林市中院及广西区高院判决，酒店由龙秀丽经营，对于酒店房屋的归属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2014年10月21阳朔县房管所向林川和龙秀丽交付朔房测字第【2014】C074-1号《房产测绘成果报告》，该测绘报告中记载了产权人为林川和龙秀丽。当日，林川和龙秀丽与宇恒公司一同修改2003年3月31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关房屋面积的条款，次日，宇恒公司开具付款人为林川和龙秀丽的不动产统一发票。龙秀丽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认为，从2002年3月31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到2014年10月21日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内容的修改，特别是房产部门认可的《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和宇恒公司开具的合法票据，明确记载了林川作为案涉房产的权利人之一。且林川能够作为买受人之一与龙秀丽和宇恒公司一同协商修改最初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条款，本身也足以证实龙秀丽和宇恒公司对于林川买受人身份的认可。至于广西区高院解除林川和龙秀丽合伙关系，酒店由龙秀丽经营的127号判决，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解除合伙的同时应当对合伙的财产进行分配，127号判决只是解除了双方合伙关系，对于房产的归属并没有判决处置。而此后43号、133号判决，均是在林川没有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以案涉补充合同作为关键证据认定龙秀丽是唯一购房人并承担支付房款及违约责任，该认定的内容并不是相关判决查明的事实，只是判决中的说理部分，而说理部分显然不能成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来源。并且对于龙秀丽是唯一购房人的认定，本身又与龙秀丽和宇恒公司共同认可的《房产测绘报告》和宇恒公司开具合法票据中记载的林川是产权人之一的事实相违背。综上所述，无效的合同，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和确定无效。补充合同签订于2002年3月3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且是对林川享有权利的房产进行非法处分，现补充合同中林川的签字和手印都是伪造的，一审裁定完全不顾客观事实，武断认为林川与案涉补充合同和相关房产“无直接利害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敬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林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签订的《关于取消认购西街C-203室的补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龙秀丽于2002年3月31日作为买受人与被告宇恒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被告公司的产，原告支付了购房款23万元，被告公司依约交付了全部房产。原告和被告龙秀丽出资装修上述房产后将之用于共同经营酒店，酒店于2002年11月正式营业，名为阳朔景苑酒店。原告与被告龙秀丽因酒店经营权及分红发生诉讼，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桂市民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判令解除原告与龙秀丽的合伙关系，由龙秀丽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投入合伙财产份额41万元，阳朔景苑酒店由龙秀丽经营等。林川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桂民一终字第127号判决，维持原判。以上判决生效后，被告龙秀丽没有按照判决退还原告的投资，而酒店由龙秀丽经营，原告享有份额的房产一直被其使用。因判决没有分割原告和被告龙秀丽共同购买的上述房产，原告为此向被告宇恒房产公司发出《关于本人所购贵公司房产当前情况的说明》，声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要求本人将房产转让他人，更无权强行要求贵公司变更销售对象。2014年10月，被告宇恒房产公司通知原告提供个人资料，并与原告及被告龙秀丽一同到阳朔县房管所取得了《房产测绘成果报告》，该报告记载测绘房产的产权人为原告和被告龙秀丽，原告与被告并一同修改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房屋面积条款，被告宇恒房产公司开具了付款人为林川和龙秀丽的不动产发票。此后，原告发现两被告于2003年3月13日以伪造原告的签名和手印的方式，假借原告名义签订《补充合同》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房产、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修改，将原告用于购买C203室的房款用作被告龙秀丽购买其他房产的首付款；被告龙秀丽还于同年11月7日向被告宇恒房产公司发函，承认林川是房产共有人，《补充合同》中“林川”签名不是林川所签，而是宇恒房产公司的员工代签。《补充合同》在原告没有参与签订的情况下签订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并对后者进行了变更，其是两被告恶意伪造的，依法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3月31日，龙秀丽、林川与宇恒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龙秀丽、林川购买上述公司开发的位于阳朔县商贸娱乐城的C-203号、C-208号、C-209号、C-304—318号、C-401—406号房产。合同签订后，龙秀丽、林川依约交付了首期购房款，宇恒公司依约交付了房产。龙秀丽、林川取得房产后，又出资对该房产按照酒店标准进行装修，并于2002年11月1日用于经营酒店。2003年3月13日，龙秀丽、被告宇恒公司签订《补充合同》，约定龙秀丽和林川取消认购《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卖的C-203室。上述取消认购补充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该合同载明林川为合同当事人之一，且其签章处有手写的“林川”字样和指印。2003年9月，龙秀丽、林川因合伙事务发生纠纷。2003年10月16日，龙秀丽与林川签订《合伙投资结算协议》约定，双方对合伙项目的总投资数额已确认为123万元，其中龙秀丽共计出资82万元，林川出资41万元，双方出资内容均包括向房产公司支付的首期房款及酒店装修、购买设施、公关开支及其他费用，协议签订后，除另有约定外，双方对合伙项目中各方出资情况即认可不再另行提出异议，等等。此后，以龙秀丽为原告，林川为被告双方发生合伙协议纠纷诉讼。2004年7月15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诉讼作出（2004）桂市民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原、被告的合伙关系；二、由原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被告林川投入合伙财产份额41万元，阳朔景苑酒店由原告经营；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四、原告支付被告承包费13000元及逾期利息，被告支付原告承包费20000元。上述判决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于2004年9月2日作出的（2004）桂民一终字第127号民事判决维持。上述判决生效后，龙秀丽按照判决退还了林川的投资款（含购房款），酒店由龙秀丽个人继续经营，林川不再参与办理按揭贷款和支付所欠购房款等事宜。因龙秀丽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义务，宇恒公司于2005年以龙秀丽为被告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判令龙秀丽返还房屋、支付违约金和房屋使用费。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桂市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驳回宇恒公司的诉讼请求。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理由中阐明：“（二）关于本案的主体问题。本案涉讼合同买受人除了龙秀丽还包括案外人林川，在通常情况下，龙秀丽和林川应作为必要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由于经法院生效的判决二人已经解除了合伙关系，涉讼房屋的购买人实际上已经只有龙秀丽一人，对此宇恒公司已经知晓和认可，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06年1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桂民一终字第133号民事判决，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桂市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判令龙秀丽支付宇恒公司违约金129720元，驳回宇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但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其判决理由中亦阐明：“由于龙秀丽已通过另一诉讼解除了与林川的合伙关系，将其原与林川合伙购买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义务由其单独享有，在林川退出合伙关系后，龙秀丽是本案合同的唯一购房人”。2016年，林川以上述（2005）桂民一终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关于“龙秀丽已通过另一诉讼解除了与林川的合伙关系，在林川退出合伙关系后，龙秀丽是本案合同的唯一购房人”的认定毫无事实依据等为由，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述案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桂民申465号民事裁定，以该案一、二审判决关于“由于龙秀丽已通过另一诉讼解除了与林川的合伙关系，将其原与林川合伙购买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义务由其单独享有，在林川退出合伙关系后，龙秀丽是本案合同的唯一购房人”的认定并无不妥等为由，驳回了林川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判定，由于龙秀丽已通过诉讼解除了与林川的合伙关系，将其原与林川合伙购买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义务由其单独享有，在林川退出合伙关系后，龙秀丽是本案所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唯一购房人。因此林川对本案所涉商品房并无实体权利义务，其与本案所涉商品房的相关合同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裁定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林川的起诉。本院查明：一审法院在执行（2011）阳民初字第863号民事判决过程中，林川于2014年10月30日以对房产享有所有权为由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和2015年6月15日对（2011）阳民初字第863号民事判决提出再审，均被法院分别以（2012）阳执异字第380-1号、（2015）阳民申字第2号裁定驳回。林川又以其是酒店房产的共同所有人为由，申请撤销（2013）桂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调解书，亦被区高院以（2015）桂立民撤字第1号裁定不予受理，林川不服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以（2015）民一终第273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诉人林川20**年3月19日邮寄来“要求我院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中一位同志回避的请求”。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林川要求我院审判委员会一位委员回避的请求，由于本案未提交到院审委会，在此不做处理。鉴于2016年，林川以《关于取消认购西街C-203室的补充合同》中林川的签名及手模均是伪造和（2005）桂民一终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关于“龙秀丽已通过另一诉讼解除了与林川的合伙关系，在林川退出合伙关系后，龙秀丽是本案合同的唯一购房人”的认定毫无事实依据等为由，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述案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桂民申465号民事裁定，以该案一、二审判决关于“由于龙秀丽已通过另一诉讼解除了与林川的合伙关系，将其原与林川合伙购买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义务由其单独享有，在林川退出合伙关系后，龙秀丽是本案合同的唯一购房人”的认定并无不妥等为由，驳回了林川的再审申请。可以确定在林川退出合伙关系后，龙秀丽是本案所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唯一购房人。因此，现在林川对本案所涉商品房并无实体权利义务，其与本案所涉商品房的相关合同也无直接利害关系。综上，林川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永群审 判 员 李国龙审 判 员 杨 红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代书记员 石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