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0民终20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美菊，女，196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富林，男，196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勤耘，男，198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君华，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文辉，男，195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屠友先，浙江万向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杨勤耘因与被上诉人赵文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7）浙1081民初4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杨勤耘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应当是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而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被上诉人的诉称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因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根据合同法撤销权的相关规定请求撤销三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以获得救济，故本案应当适用债权人撤销权而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以何种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系原告的选择权”系适用法律错误。2、若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确认合同无效成立，也因被上诉人怠于行使上述权利，过两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的实体权利不应予以保护。（1）被上诉人赵文辉知晓三上诉人发生股权转让行为在2015年1月30日，其却在2017年4月24日提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权属于形成权，不受二年诉讼时效限制错误。上诉人认为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权应当受两年诉讼时效限制。（2）若二审法院认定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是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限制，诉讼时效从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二、一审判决认定三上诉人“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客观上实施了损害原告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三被告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关于圆圆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系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杨勤耘与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首先，虽然上诉人杨勤耘与赵美菊、杨富林系父母子关系，并不必然就能推定三人存在恶意串通事实。其次，上诉人赵美菊若真有与杨勤耘恶意串通的故意，其根本无需在股权转让之后，时隔二三个月后再出具借条及欠条给被上诉人。再次，上诉人杨勤耘若真有与赵美菊恶意串通的故意，其根本无需在上诉人赵美菊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之后，分别于2013年9月15日、2014年3月19日向被上诉人汇款52万元、212万元。而本案圆圆公司发生股权转让行为在2013年11月1日，在上诉人杨勤耘两次向被上诉人汇款期间。最后，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在2014年9月23日，而三上诉人发生股权转让行为在2013年11月1日。简言之，在三上诉人发生股权转让行为之际，被上诉人的债权尚处于不确定状况，根本不存在恶意减少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财产。况且被上诉人在未与上诉人赵美菊、杨勤耘结算繁盛房产股值的前提下，强行要求赵美菊按照入股1447.28万元出具借条并结算利息出具210万元的欠条，这一做法本身就违背诚信、平等、自愿合作原则。2、上诉人杨勤耘与赵美菊、杨富林在客观上也并未实施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行为。首先，三上诉人转让圆圆公司股权时，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名下仍有大量资产，足以偿付被上诉人的债务。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三上诉人之间转让圆圆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一份存档于温岭工商局，为了办理股权转让手续需要的格式合同。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价值500万元及一次性以现金500万元交付只是一份备案于温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格式合同，所有在温岭市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是采用该格式版本。再则，公司股权价值的多少需要审计报告为准，并不能仅凭一份协议加以确定。一审判决认定赵美菊、赵文辉在签订联合开发约定繁盛公司所开发的土地作价6500万元，94.5%股权所对应的价值为6142.5万元，转让圆圆公司股杈按注册资本500万元不符合常理。综上，三上诉人认为本案即使确认合同无效成立，也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其实体权利不予保护。更何况本案三上诉人并不存在主观恶意串通的故意，也未实施损害被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更何况三上诉人在圆圆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时，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名下仍有大量的资产，更能说明未实施损害债权人的行为。上诉人赵美菊名下仍然有巨额财产，2017年9月14日温岭市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拍卖赵美菊及杨富林所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土地，如果该房产及土地被拍卖，所得款项足以支付被上诉人的债权，被上诉人的权利并没有受到损害，因为该债权能够得到清偿，所以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能成立，而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判决股权回转的判决是适用法律错误。
三上诉人补充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不具备原告的资格，因为被上诉人是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确认合同无效来提起的诉讼请求，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第三人是一个不特定的第三人，而非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特定的第三人，因此被上诉人不具备原告资格。三上诉人之间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串通。
被上诉人赵文辉辩称，本案是撤销权还是确认合同无效的问题。撤销权和确认合同无效都是《合同法》赋予案外人行使法律的途径及方式，撤销权和确认合同无效之间有区别，撤销权没有要求原告一定要举证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行为，一般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恶意串通行为，因此赋予原告撤销权之诉，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与撤销权的重大差异在于三上诉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三上诉人系父母子关系，且三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等享有重大债权知情，杨勤耘在繁盛公司工作，他对于赵文辉、周德清等人按照繁盛公司100%股权，作价6500万元的事实是知情的，对于赵美菊应当将相应的股权转移给赵文辉等人的事实是知情的，但是在2013年6月21日，此时赵文辉、周德清等人并未退股繁盛公司，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杨勤耘与其母亲赵美菊共同配合将繁盛公司94.5%股权转到赵美菊、杨富林合计控股100%的圆圆投资公司，这就是恶意转移目标股权，94.5%的股权仅仅作价945万元，与赵文辉等人入股时的金额6500万元对价相差甚远，赵美菊与杨富林又将圆圆公司100%股权作价500万元转让给杨勤耘，赵美菊与杨富林名下就失去了对繁盛公司所有股权的控制，本案诉讼仅仅是赵美菊、杨富林向杨勤耘转移财产的其中一种情况，除此之外赵美菊于2013年10月30日将安徽和县九龙商务酒店股权，作价1200万元转移给杨勤耘，杨勤耘也没有支付，这也是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情况之一，2014年8月赵美菊、杨富林俩夫妇将其名下两套房屋，无偿转移给杨勤耘，该案经过案外人诉讼，两套房屋转移行为已经被撤销，该房屋被拍卖，拍卖人买受人之一就是杨勤耘，之二是林安义，林安义是杨勤耘未婚妻，原本属于赵美菊、杨富林的安徽繁盛房产公司的股权以及和县九龙商务酒店的股权系数转移给杨勤耘，至此赵美菊、杨富林夫妻名下已经没有了资产，从这些情况可以综合得出赵美菊、杨富林是明知的，目的为了逃避债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确认合同无效依照民法规定属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依照职权形式的方式，并非要以当事人提出明确请求为前提，合同无效之诉并非当事人一项请求权，而是形成权，合同无效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诉人一家人所做的这么多事，也就是说有效的资产在2014年8月之前全部被转移，赵美菊所称的温岭大溪幼儿园土地和房屋，大溪幼儿园属于教育机构，是公益的，目前没有进行拍卖，况且大溪幼儿园使用的位于赵美菊名下的该块土地及房屋也并不是巨额资产，大溪幼儿园名下的土地拿来只有几万元一亩，再次转让的时候也必须要受教育性质限制，不超过500万元，并不存在巨额资产，赵美菊不仅仅欠被上诉人，还欠着许多案外人款，其中包括周德清、温岭法院正在执行的其他申请人的债权，按照上次赵美菊、杨富林名下的两套房产拍卖款项分配来讲，我们只拿到了拍卖款项二分之一多一点的金额，也就说明赵美菊目前在外还负有不低于赵文辉和周德清的其他债务，所以即使上诉人提起的赵美菊名下仍有巨额财产可供执行，仍然偿付不了几名债权人的零头，赵美菊在台州地区的其他法院还有未结诉讼，金额也不少。被上诉人对于杨勤耘付款事实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上写的是500万元，支付方式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次性付清，此后杨勤耘并没有支付上述款项，更加不存在此前支付款项的事实，尽管在一审当中拿出许多单据证明杨勤耘有这个能力支付款项，但没有一张单据上写的是股权转让款，写的都是工程款。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赵文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三被告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被告将被告杨勤耘名下的圆圆公司100%股权回转到被告赵美菊名下60%、杨富林名下40%，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赵美菊、杨富林系夫妻关系，被告杨勤耘系二被告的儿子。被告杨勤耘自2012年4月起在被告赵美菊经营的繁盛公司上班。2012年4月6日，原告赵文辉与案外人周德清、莫云才一起与被告赵美菊共同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一份，约定原告投入1300万元，与被告赵美菊联合开发以繁盛公司的名义经营的坐落于和县白桥镇南和沈路东侧地块的繁昌花苑项目，约定原告占该项目的20%的股份，同时约定协议签订后各方办理股权登记手续，事后，原告赵文辉按约交付相应的款项。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均未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繁盛公司的股权登记为被告赵美菊占94.5%、被告杨勤耘占5.5%，法定代表人为被告赵美菊。2013年6月21日，被告赵美菊、杨勤耘决议：被告赵美菊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圆圆公司，被告杨勤耘名下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九龙公司。2013年8月18日，原告与被告赵美菊经结算确认退还原告投资款1447.28万元及投资款利息210万元，并由被告赵美菊出具借条二份、欠条一份，二份借条分别载明被告赵美菊向原告借款1200万元、247.28万元，均约定月利率为1.5%；欠条载明欠原告210万元，该款项于繁盛公司盈利后付清。2013年9月15日，被告杨勤耘向原告汇款52万元；2014年3月19日，被告杨勤耘又汇给原告210万元，上述款项用于支付借条中载明的247.28万元的借款及利息。因被告赵美菊拒付余款，原告于2014年9月23日提起诉讼，该案经一、二审判决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31日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赵美菊、杨富林共同偿还给原告借款1200万元及自2013年8月18日起按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赵美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给原告赵文辉210万元。2014年8月13日，被告赵美菊、杨富林将共同共有的坐落于温岭市的一间六层楼房赠与给被告杨勤耘，为此案外人周德清于2014年9月23日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经一、二审判决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即撤销被告赵美菊、杨富林将上述两处房屋转让给被告杨勤耘的行为。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法拍卖了被告赵美菊、杨富林的上述两处财产，偿付了执行款2112331元，余款至今未付。另查明，2013年11月1日，被告赵美菊、杨富林将其控股的圆圆公司60%、40%的股权共计100%按注册资本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杨勤耘，并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但法定代表人仍系被告赵美菊。再查明，九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今还是被告赵美菊，该公司由被告杨勤耘持股99%，案外人赵勤宇持股1%。繁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6月7日前也是被告赵美菊。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也就是说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第三人是否仅指不特定的第三人；二、适用法律是否错误，本案是作为低价转让或无偿赠予，以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来起诉还是按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来起诉；三、若确认无效成立，是否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四、无效合同之诉是否成立。一、对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理由如下：（一）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的“第三人”当然包括特定的第三人。因为我国合同法中无效合同的概念没有区分绝对和相对无效，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的“第三人”也没有明确为特定或不特定的第三人。而民法理论将无效合同区分为绝对和相对无效，所谓绝对无效是指合同内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任何人均可主张无效，法院也可依职权审查：而相对无效是指某些特殊的合同尽管具有违法性但只涉及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损害，诉讼标的为侵权法律关系，对此类无效合同只能由特定第三人提起合同无效之诉，既确保合同的相对性又确保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第三人”既包括特定也包括不特定的第三人。（二）特定第三人作为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合同是否无效属于实体问题，但由谁提起诉讼则属于程序问题，特定的第三人也当然享有实体上的诉权。我国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对原告的条件作了规定，要求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或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直接发生民事权益、义务上的争议，以其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人。本案原告赵文辉主张三被告以股份转让为名，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其利益，且已提供转让协议书、借条等初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该转让合同存在一定的直接利害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主体适格。二、对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或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有可能存在法定的竞合，但原告以何种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系原告的选择权，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三、对于争议焦点三，该院认为，若合同确认无效之诉成立，本案也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理由如下：（一）当事人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而本案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属于形成权之诉，不受二年诉讼时效的限制；（二）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的范畴，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限制，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鉴于原告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合同只有被法院确认无效后才产生财产返还请求权，及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确认合同无效后开始计算。故本案原告提起三被告回转股权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被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后开始计算，不存在超过二年的法定时效。四、对于争议焦点四，本案合同无效之诉是否成立，该院经审理认为合同无效之诉成立，其关键在于三被告之间恶意串通，即三被告明知或应知该行为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而故意为之。理由如下：(一)主观上，1、三被告系父母子关系。被告杨勤耘一直在被告赵美菊经营的繁盛公司工作，且被告赵美菊、杨勤耘系繁盛公司、圆圆公司、九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股人，三公司均系关联公司，二被告对三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经营状况非常清楚；2、被告赵美菊、杨勤耘在明知原告赵文辉等人参与开发繁盛公司名下的繁昌花苑项目并已实际出资，且三人合计占股50%的情况下，二被告却于2013年6月2日共同协商将二被告持有繁盛公司94.5%的股权转让于圆圆公司，5.5%的股权转让于九龙公司。事后，三被告又在明知尚欠原告等人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却于2013年11月1日将被告赵美菊、杨富林持有的圆圆公司100%的股权按注册资金作价500万元转让给被告杨勤耘，其目的就是恶意减少被告赵美菊、杨富林的责任财产；（二）客观上，三被告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圆圆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价值500万元及付款方式，不符合常理。理由如下：1、圆圆公司的股份转让价格500万元不符合常理。圆圆公司的股权转让前占繁盛公司94.5%的股权，而繁盛公司在原告及案外人与被告赵美菊联合开发时约定繁盛公司所开发的土地作价6500万元，那么94.5%的股权所对应的价值为6142.5万元，而转让圆圆公司的股权又未经审计评估就按注册资金500万元作价，而被告至今也未能举证圆圆公司的股权价值500万元系合理对价，不符合常理；2、股权转让金一次性以现金500万元交付不符常理。虽然被告杨勤耘抗辩该转让款已于2014年4月份代偿被告赵美菊的欠款，但其时间间隔较长，付款用途未载明是支付股权转让款，且收款人也未到庭质证、核实。故该院无法支持被告杨勤耘的抗辩。综上，三被告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客观上实施了损害原告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三被告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关于圆圆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三被告抗辩不存在着恶意串通、低价转让等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原告提起被告杨勤耘名下持有的圆圆公司100%的股权分别回转至被告赵美菊名下60%、杨富林名下40%的诉请，予以支持。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赵美菊、杨富林、杨勤耘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温岭市圆圆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限被告杨勤耘在自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其名下所持有的温岭市圆圆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回转至被告赵美菊名下60%、杨富林名下40%。本案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三被告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上诉人提交拍卖赵美菊所有的坐落于温岭市土地使用权执行裁定书，用以证明赵美菊名下有资产，就算赵美菊存在转移资产的嫌疑，但也不能代表其行为已经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该份裁定书只能证明赵美菊、杨富林名下的财产正处于拍卖之中，该财产究竟值多少价值，无法予以确定，是否能够满足清偿上诉人的债务，也不能确定，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三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属于实体问题。诉权是为实现实体权益而进行诉讼的程序性权利，一般要求存在诉的利益为前提，《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原告的条件作了规定，要求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被上诉人提供的（2014）台温商初字第2470号民事判决书、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足以证明其与该转让协议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故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三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于2013年8月18日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欠条，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享有债权，被上诉人为上述债务提起诉讼，经法院判决，上诉人赵美菊和杨富林至今未向被上诉人履行义务，也提供不出可供履行的其他财产，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还与上诉人杨勤耘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可认定上诉人转让股权的行为导致其能够用于归还债务的财产减少，直接损害被上诉人实现债权的利益，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明知该行为损害被上诉人的债权利益。上诉人杨勤耘作为上诉人赵美菊和杨富林的儿子，在上诉人赵美菊和杨富林创办的公司工作，清楚家庭负债情况，也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行为系故意所使。故三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是故意逃避履行债务，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称股权转让行为未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三上诉人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早于2015年8月31日法院终审判决，但上诉人赵美菊于2013年8月18日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欠条，这笔债务早已存在，故不能以判决迟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来判断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债权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其不存在恶意减少上诉人赵美菊和杨富林财产故意，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确认合同无效诉讼时效未作规定。上诉人主张确认无效合同适用二年诉讼时效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三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杨勤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赵美菊、杨富林、杨勤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何敏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