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再6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枭雄，男，198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栾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河北来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
法定代表人：周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华，河北启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娅楠，河北启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枭雄与被申请人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栾民初字第994号民事判决。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不服，上诉于本�。本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2016）冀01民终2918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刘枭雄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冀民申489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枭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被申请人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华、侯娅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刘枭雄申请再审称，一、原二审判决认定刘某与刘枭雄形成事实上代理关系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刘某的身份，在刘某一审出庭作证时己经表明，其为保险代理公司的业务员，为投保客户出具保险单，同时收取保险费，最终获得保险代理公司的佣金收入，刘某对于刘枭雄来讲就是�个保险业务员。判断刘某身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刘某在保险合同缔结过程中获取利益的方式，从刘某的证言可以看出，刘某通过为保险公司承揽保险业务，收取保险费进而获得保险费返点佣金，其收入来源就是保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支付的保险费返点、佣金，可见刘某的身份并非刘枭雄的代理人。二审法院在被申请人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也未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仅以刘某为刘枭雄办理了投保事宜并垫付了保险费，就直接认定刘某系刘枭雄的代理人，而对日常经验法则置之不理，扭曲事实，损害了刘枭雄的利益。
二、原二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生效缺乏证据，认定事实的证据未经质证，应当予以纠正。原二审判决认为刘某系刘枭雄代理人，刘某为刘枭雄垫付保险费并代为签字，就视为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生效。但是不论从本案的一审，还是二审，被申请人均没有提供任何向刘某履行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的证据，刘某也未在作证时表明被申请人履行过上述义务，原二审法院所述的投保单和风险提示书(原二审判决第5页第4行)也未提交法庭质证，刘枭雄至今也未曾见过，二审法院将刘枭雄及诉讼代理人见都未见过的所谓证据作为主要定案依据，侵害了刘枭雄辩论权，刘枭雄认为原二审判决作出及审判过程，毫无公正可言。
三、原二审判决适用司法解释规定错误,混淆了合同成立生效与合同免责条款生效。原二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对刘枭雄生效的依据，混淆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与免责条款的生效问题，该条是规范保险合同无投保人或投保人代理人本人签字盖章而只有保险人代理人签字时，从合同成立角度无法判断保险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一致，如何确定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当前，保险代理人代为签字的情况比较普遍，如果投保人已经缴纳了保费，从投保人行为上可以推定具有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对于投保人生效，免责条款的生效与否需要根据《保险法》、《合同法》保险法解释（二）的相关条款进行检验，在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已经向刘枭雄送达了免责条款，向刘枭雄提示和解释了免责条款含义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免责条款生效。原二审法院单纯以缴纳保险费来认定免责条款生效混淆了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生效。另外，根据该条的规定，在由保险人代理人代签，保险费己缴纳情况下，合同成立并生效，原二审判决适用了该�款，也就是将刘某视为保险代理人，判决内容自相矛盾。
综上，原二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刘枭雄合法权益，助长了侵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负责销售行为，影响了广大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申请人支付刘枭雄商业第三者险保险金30万元。
被申请人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答辩称，一、刘枭雄保险代理人为河北丰信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刘某非公司工作人员，刘某不是保险代理人。且结合刘某的证言及刘某替刘枭雄进行保险公司的选择，代签保费的缴纳，上述行为表明刘某系基于投保人的利益而代替投保人与保险人或保险代理人签订保险合同，刘某与刘枭雄存在事实上的代理关系。刘枭雄虽未在保单上签字，其缴纳保险费行为视为对其代理人刘某签字的追认。二、保险公司通�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字体加粗加深方式，已尽到了提示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生效。三、刘枭雄系饮酒驾驶，作为多年司机，且在我公司曾投有一年保险，可合理推知，其对饮酒驾驶商业三责险不予赔偿是明知的。关于酒后驾驶免责条款不予理赔的规定，刘某作为代理人也是明知的，其作为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也应由被代理人刘枭雄承担。如果触犯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行为造成后果仍由商业三责险赔偿，会助长违法违规行为。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刘枭雄的再审请求。
刘枭雄向栾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赔偿原告刘枭雄410764.82元。
栾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4年10月26日，原告通过保险代办人刘某在被告处办理交强险及不计免赔30万元商业三者险各一份。保费由刘某垫付，后原告将保费交还刘某。�两份保单一直在刘某处。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其中责任免赔条款第五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法律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五）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但保险合同签订时，原告未签任何字，而保险提示单，告知书均由刘某代签。
2014年12月10日21时55分许，原告驾驶冀Ａ×××××号小型客车，沿仓盛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与行人孙会勇发生交通事故，致车辆损坏，孙会勇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刘枭雄离开现场，于次日3时20分至裕华事故中队投案。此事故经裕华交警大队勘验、研究认定，刘枭雄饮酒后驾车上路，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孙会勇抢救花医疗费764.82元，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赔偿受害�家属各项损失78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8282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找到刘某要回保单及保费收据，并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免赔条款拒绝赔付。
以上有原被告庭审陈述、保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证人证言、事故认定书、赔偿协议及收据、药费票据、行车证、驾驶证等为证。
栾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向被告处投保交强险和3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并交纳了相关费用，双方已形成财产保险合同关系。原告在投保车辆发生事故后，赔偿受害人家属78万元。该费用依约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赔偿764.82元，在亡残限额内赔偿11万元。超出部分由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30万元，共计410764.82元。保险公司以原告饮酒后驾驶投保车辆，保险公司免赔为由，拒绝赔偿。该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合同为格式条款，其应当在原告投�时进行提示并说明合同内容。而被告业务代办员非但未向原告进行提示和说明，也未将保单及收据交付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原告向业务员索要时，方才交付。因此，被告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效力。故，被告拒赔理由不成立，应依法赔付原告410764.82元。调解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为：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原告刘枭雄410764.82元。案件受理费7461元由被告负担。
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5）栾民初字第99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外，又查明，证人刘某在一审出庭作证称，其是在一中介公司为被上诉人办理的投保手�，那个中介返点高就在哪个中介办理。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是否产生效力。2.上诉人是否应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为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刘某认可其是从中介公司为被上诉人办理的投保手续，因此，可认定刘某并非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而被上诉人刘枭雄委托刘某代其办理保险事宜，刘某垫付保费并代为签字，后被上诉人将保费交付给刘某，应视为被上诉人对刘某在保单上代其签字行为的追认，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条款》第二部分“责任免除”整体采用加黑加粗字体记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刘某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代被上诉人投保并在投保单和风险提示书上签字，被上诉人应承担代理人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认定上诉人�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产生效力，上诉人在商业险的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由此可以看出，只有驾驶人是醉酒驾驶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不予赔偿，本案中�驾驶人刘枭雄经交警部门认定为酒后驾驶并未醉酒驾驶，故上诉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二审判决为：变更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5）栾民初字第994号民事判决“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原告刘枭雄410764.82元”为“上诉人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被上诉人刘枭雄11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74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61元，合计14922元，由上诉人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承担3730.5元，被上诉人刘枭雄承担11191.5元。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案再审中，刘枭雄提交刘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刘某与锦和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险代理合同书、该公司为刘某出具的办理保险业务佣金清单、及实际支付佣金的工商银行石家庄栾城支行交易记录，证明刘某系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代理员。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质证称，刘某的情况说明与一审庭审证言有一定出入，也没有到庭接受询问；保险代理合同显示的是刘某与锦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没有合同签订日期，对真实性不认可，而刘某代办保险是在河北丰信机电公司办理的保险合同；佣金清单表没有公司领导和制表人的签字，没有加盖公章，没有证明效力，对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关联；工商银行栾城支行的银行流水，体现不出与再审申请人的关系。刘某是在选择多个销售中介，多家保险来为投保人投保，签订合同，并利用自己的客户资源，与销售中介约定返点，并不是保险代理人，刘某与保险�没有关系，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代理合同的一方主体必须是保险公司，本案中，刘某与锦和保险公司之间即使签过合同，也不是保险代理合同，实质是一个返点合同。
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提交刘枭雄在泰山保险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副本，车险理赔系统信息复印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证明保险代理人是石家庄河北丰信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机动车车辆保险代理业务，刘某在为刘枭雄办理投保时另行选择了一家与她自己无关的返点较高的保险代理人代替投保人投保。刘枭雄提交河北丰信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和锦和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公示信息质证称，锦和保险代理公司是由股东郭立强和郭飞丽二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河北丰信机电公司也是由郭立强和郭飞丽组成的保险代理公司，实际是两个公司牌子，一套人马。刘某所得的佣金全部是由郭立强转入到刘某的银行卡中，出具清单的制表人也是两个公司的财务人员，清单是通过邮件发送到刘某的邮箱中的邮件所打印，所以没有相应的印章。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枭雄通过刘某经办向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3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并交纳了保险费，双方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有效。
关于双方在订立财产保险合同时，刘某的身份是保险人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的保险业务代理人还是投保人刘枭雄的委托代理人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一审法院根据刘某的情况说明和出庭证言等证据，认定刘某是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的保险业务代办人。二审中，在没有新的证据支持下，二审认为刘某不是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与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不存在代理关系。刘枭雄委托刘某代其办理保险，刘某垫付保费并代为签字，后将保费交付刘某，应视为刘枭雄对刘某保单上代其签字行为的追认，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即刘某是刘枭雄的委托代理人。
本案再审中，根据刘枭雄提交的锦和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刘某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书》，刘某办理机动车保险收取佣金收入表，刘某书写的《情况说明》和出庭证言，以及河北丰信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和锦和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公示信息等一系列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某以保险代理人河北丰信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经办了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与刘枭雄签订保险合同事宜，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刘某系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一�的保险业务代理人员而不是刘枭雄一方的委托代理人。其一，对于由刘某经办刘枭雄与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订立财产保险合同的事实，该公司未持异议；其二，刘枭雄和刘某均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投保机动车保险委托代理关系，刘某为刘枭雄垫付保费的行为只是证明双方之间产生欠付投保费用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三，锦和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刘某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书》可以证明，刘某的行为是以公司的名义办理保险业务，是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代理人一方的经办人员；河北丰信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和锦和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公示信息，以及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认可本案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代理人为河北丰信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可以证明，刘某的行为是以两个公司名义办理保险业务，刘某为刘枭雄经办保险合同的行为即为保险代理人一方的合同行为，刘某所述其在哪个中介返点高就在哪个中介办理，是其为自己获取更多佣金收入的问题，对其作为保险代理人一方的合同行为没有实质影响。其四，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照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的主张，刘某是刘枭雄投保机动车保险业务事实上的委托代理人，那么，本案保险合同的一方是投保人刘枭雄的委托代理人刘某，而另一方保险人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并没有直接与刘枭雄签订保险合同，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是如何完成订立保险合同，如何履行了保险合同订立时免责条款的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显然与本案相关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
综上，本院二审判决以刘某不是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的工作人员，认定刘某与泰山保险石�庄支公司不存在代理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应认定刘某以保险代理人河北丰信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名义为保险人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与投保人刘枭雄之间订立了财产保险合同，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承担保险责任。
根据刘某的《情况说明》和证言，保险合同签订合同时，刘枭雄未签任何字，而保险提示单、告知书均由刘某代签，对于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刘某未尽到向刘枭雄作出提示和说明义务，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该免责条款对刘枭雄不产生效力。因此在刘枭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请求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支付赔偿金时，该公司以刘枭雄酒后驾驶投保车辆，应当免除赔偿责任为由，拒绝支付赔偿金，理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采纳。刘枭雄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关于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所述对法律�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造成后果仍由商业三责险赔偿，会助长违法违规行为的主张，本案是由于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经办人员未依法规范办理保险业务所形成的保险合同纠纷，不能因此损害投保人的合法利益，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应当通过对保险行业依法规范管理，加强行业自律来减少和避免保险利益损失。
综上所述，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冀01民终291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5）栾民初字第994号民事判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4922元，由被申请人泰山保险石家庄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俊贤
审判员 高玉坡
审判员 王彦松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书记员 申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