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宁0104民初5849号
原告：王普，男，1951年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秀芹，女，1951年6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某，女，200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
法定代理人：华某某，系王某某母亲，无业，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红兵，男，198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宁夏颢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普、王秀芹、王某某与被告王红兵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普、王秀芹、王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被告王红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6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普、王秀芹、王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382703元（死亡赔偿金503720元、丧葬费31341元、王普赡养费66443元、王秀芹赡养费66443元、王某某抚养费4745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765460元，被告赔偿50%为382703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3日王红兵因债务纠纷短信威胁王建海，要求王建海还款并见面解决债务纠纷。2017年2月5日凌晨1点30分左右，王红兵纠集社会人员到王建海前妻华某某住处，当着华某某女儿的面暴力威胁华某某替王建海还债，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华某某隐忍到警察到来，王红兵等人才离去。2017年2月6日王建海从鄂尔多斯回到银川，当晚9点左右和王红兵、闫玉宁相约到花之林人文茶馆宁大店商谈解决债务，在王建海饮酒后双方于22点15分左右离开茶馆，王红兵和王建海乘坐出租车在滨河大桥下车，王红兵带头上到大桥护栏上商谈解决债务，在商谈中王建海不慎跌落桥下身亡，公安机关接警后进行了调查，以不符合立案条件为由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原告认为王红兵明知王建海处于醉酒状态，还相约到滨河大桥并上到1.3米高的护栏上，最终导致王建海跌落桥下死亡。王红兵应当预见到危险，但其不但不履行照顾义务，反而带头上到距地面约11米高的护栏上，应当承担责任。
被告王红兵辩称，原告所述2月3日解决债务之事无证据证实。事发当晚王建海酒后约8点40分给闫玉宁打电话，让其约王红兵在茶馆见面，双方见面后并未喝酒，后来王红兵在王建海的要求下乘坐出租车前往滨河大桥观景台观赏风景，到事发地点时王建海强行下车，双方在桥边商量债务的过程中王建海不慎跌落桥下身亡，王红兵的行为并不导致王建海死亡，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驳回。
经审理查明，王普、王秀芹有子女四人，王建海系王普、王秀芹次子，1979年1月29日出生，2017年2月6日死亡；王普出生于1951年1月6日，王秀芹出生于1951年6月6日。王建海、华某某原系夫妻，2016年6月28日双方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王某某系王建海、华某某女儿，出生于2004年2月14日。王建海户籍为城镇居民。
2017年2月6日下午，王建海和同事季泽民等人到沙金芝公司喝茶，之后沙金芝邀请聚餐，聚餐人员有沙金芝一家及其两个朋友、华某某、王建海及其朋友、季泽民及其同学等人，王建海、季泽民等四人喝白酒，其他人员喝红酒或不喝酒，20时左右王建海说第二天还有事，聚餐遂结束，王建海、华某某一起回家，之后王建海、闫玉宁、王红兵相约见面就王建海偿还王红兵借款之事进行协商，随后三人到花之林人文茶馆（宁大店）喝茶商量还款事宜，王建海、王红兵经过协商未达成还款协议，三人离开茶馆后闫玉宁回家，王建海、王红兵于23时左右乘坐出租车前往滨河大桥观景台，车行至北京路高架桥与兴庆区掌政镇镇洼路交接处附近时，王建海强行让司机张彦停车，王建海、王红兵下车后，期间王红兵、王建海先后爬上高架桥护栏，王建海不慎从护栏上坠落桥下身亡，王红兵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以下简称兴庆分局）进行了相关调查，对沙金芝、华某某、季泽民、闫玉宁、王红兵、张彦等人制作了《询问笔录》，并委托宁夏四维金盾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王建海血液中酒精含量进行检测，该鉴定中心经检验于2017年2月9日作出宁四中司鉴[2017]毒鉴字第15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意见为”王建海血液检材中检测出的酒精含量为169mg/100ml”。兴庆分局为确定王建海死亡原因，拟对王建海尸体进行解剖检验，但王建海亲属不同意解剖，仅同意尸表检验，尸表检验结论为王建海死亡原因系高坠创伤性休克死亡，王建海亲属同意该结论。2017年3月12日，兴庆分局对王建海死亡案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条件，决定不予立案。
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兴庆分局调查王建海死亡所作的《询问笔录》共计10份。兴庆分局向华某某、季泽民、沙金芝调查有关王建海平时酒量、聚餐时王建海是否喝多及是否说过轻生话题等问题时，华某某陈述王建海平时白酒酒量在一斤左右，因为二人考虑要二胎，所以他现在很少喝酒，聚餐时他喝了一两左右，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轻生的话，聚餐时他特别开心，因为公司马上要开业了。季泽民陈述王建海平时白酒能喝一斤左右，当天估计喝了三四两，没有喝多，人很清醒，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轻生的话，聚餐因王建海说第二天公司有事就结束了。沙金芝陈述王建海酒量很大，平时白酒能喝一斤左右，当天喝了四两左右，没有喝多，当天没有听他说过轻生的话，心情很好，聚餐因王建海说第二天要布展就结束了。华某某的《询问笔录》中，华某某还陈述其和王建海回家后王建海没有上楼，二人在回家的路上已说好王建海在车上等她，她回家拿衣服带着女儿三人一起去洗澡，华某某在家大约十几分钟后带着女儿到车上发现王建海已不在，华某某打电话问王建海，王建海说”我去和王红兵还有闫玉宁以及赌场上的几个人见个面，他们让我给他们还钱呢”，我说”你别去了，你明天和我们公司的孙律师一块去”，但是我丈夫王建海说”你放心吧，没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大概是晚上20时50分左右，挂断电话后，我就再没有和我丈夫王建海联系。
闫玉宁的《询问笔录》中，闫玉宁陈述其与王建海、王红兵相约见面的原因和经过，见面原因：2014年10月24日，我给王建海做担保人向王红兵借了20万元，昨天因为王建海联系我，让我叫王红兵过来一起商量下还钱的事情，后来结束后我就回家了，他俩一起离开的，所以王建海出了事情王红兵才给我打的电话。见面经过：2017年2月6日晚上20时39分许，王建海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荷花湖畔，他让我给王红兵打电话约他过来一起见面说一下借款的事情，20时58分许我给王红兵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到宁大。之后我先开车到银川市西夏区迎宾楼九街接上王建海，他上车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喝酒了，因为我闻到他身上的酒味比较大。我和王建海先到了银川市西夏区南华市场门口路边，我俩在车上等了几分钟王红兵就打车过来了。王红兵见到王建海后也没有和他说话，直接坐在车的后排座椅上了，他上车后王建海就提议找个茶楼聊天，然后我就提议去花之林茶餐厅，王建海和王红兵都没有反对，之后我就开车到了花之林茶餐厅。我们三人在花之林茶餐厅大厅内要了一壶铁观音茶，然后就开始边喝茶边商量事情，具体主要就是王建海和王红兵说借款的事情。先开始王建海对我和王红兵说”这两年我也是没有钱，现在干了点小活，因为不止欠你一个人的钱”，王红兵说他也欠别人的钱。王建海说他两三年之内把欠王红兵的钱还掉，因为他还要给工人结工资。王红兵又说他要给王建海做个小弟挣个工资，在他手下干些活，把欠的钱要过来。王建海说王红兵天天跟着他的话，他的生意就不好做了，之后两个人就因为还钱的事情吵了起来，过了一会王建海对王红兵说让他去看看他现在做的酒类商品置换的生意，可以用商品来给王红兵顶账还钱，王红兵就同意了，说要跟着王建海去他的公司看看。王红兵对王建海说：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之后我们三个人就聊了会天，主要是谈王建海生意上的事情。我们在茶楼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就分别离开了。我一个人开车回家了，王建海领着王红兵一起走的。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了，我们走的时候，王建海和王红兵两个人还像平常一样，没有争吵。我回到家后大约是23时35分许，王红兵给我打电话说：”出事了”，我问王红兵”咋了？”，王红兵说”王建海跳下去了”，之后我就让王红兵赶紧打120，并问他在哪里，王红兵只说是在黄河大桥上，说不清具体位置，然后王红兵就让出租车司机给我说在北京路黄河大桥上，接着我就开车往黄河大桥上赶了。我到了黄河大桥后，在桥上没有看见王红兵，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桥下呢，然后我就开车又往桥下绕，我开车绕了一个多小时后才绕到桥下，我到了桥下看见王红兵在出租车上坐着呢，没有看见王建海。派出所民警让我上警车的时候我才发现王建海在地上趴着呢，头上和地上有血迹，我到了现场后没有和王红兵说上话，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王建海在银川做钢结构工程，身高1.68米左右，体型偏胖。王红兵在银川做小生意，主要是卖串串香，身高1.8米以上，体型偏胖。王建海借王红兵的20万元中有10万元是我给凑的。
张彦的《询问笔录》中，张彦陈述王建海、王红兵乘坐出租车经过：2007年2月6日晚11时左右有两个成年男性从西夏区怀远市场新百超市旁边上了我开的出租车，他俩上了出租车就有一股酒味（具体是他俩谁喝酒了我不清楚），那个矮一点乘客（注：该乘客是王建海）说要到黄河大桥过收费站停下，我要到旁边的观景台去。（我听他说话含含糊糊的，我估计他喝酒了，当时个子矮一点的在主驾驶后面坐着，个子高一点的在副驾驶后面坐着）。车开到兴庆区中山街附近时我听到车上有人打电话，我听声音感觉是那个高一点的乘客在打电话，电话里说：”你找个人嫁了，别让娃娃受苦，我去哪你就别管了”，车开到北京东路大兴家园附近，那个矮一点的乘客向我要两根烟，个子高一点的男子说（具体是不是这名男子说的我不敢确定）：”抽完这根烟就该上路了”，那个个子高一点的乘客说：”咱俩下车抽烟，不要在车上抽烟”，那个个子矮一点的乘客说：”哪里抽都一样”，然后他俩就在车上抽烟了，我就说：”你俩是开玩笑的还是认真的，你俩要是开玩笑的我就把你俩送到上我车的地方（西夏区怀远市场新百超市旁边）”，那名个子矮一点的乘客就说：”我俩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把车开好就行”，我就再没吭声，车大约在北京东路上又走了两三公里，那名个子矮一点的乘客给我说：”你给我停车，我看这个地方高一点”，我说：”这边停不了车”，那名个子矮一点乘客拉左边的车门没拉开，就开始拉右边的车门，接着那名个子矮一点的乘客就说：”你给我停车，你不停车我就跳车了”，当时那名个子矮一点的乘客把右边的车门拉开有10㎝左右宽的缝隙，然后我就把车靠到路边上停下了，当时车停在北京东路的一个高架桥上，然后那两名男子就下车了（具体是怎么下车的我没有看清楚），下车后那名高一点的男子在路边上台子上站着，那名矮一点的乘客就把我车的副驾驶车门拉开，他把他的手机扔给我说：”兄弟，也没钱给你付车费，手机也用不着，我的手机就当给你付车费了”，我对那名矮一点的男子说：”这个手机我不能要”，那名矮一点的男子就把副驾驶的车门关上了，然后他俩就开始往路边走，我看情况不对我就下车拦住那名个子矮一点的男子对这名乘客说：”哥，大过年的，有什么事情至于这样吗？”，那名个子矮一点的男子就抓着我的衣领说：”你走你的，我们的事情和你没关系，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收拾你呢”，当时那名高一点的乘客在我出租车的旁边站着，离那名矮一点的乘客大约有1米左右的距离（这名高一点的男子当时有没有说话我不敢确定，但是当时我听见有人说：你的好心我领了，具体谁说的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上到车上，把车门锁住开车向东走了，大约走了150米左右，我就听见有人喊一声，我从右边的后视镜看到那名高一点的乘客从后面就跑过来了，边跑边打电话，我把车就停下来了，那名高一点的乘客敲着我副驾驶的窗户对我说：”赶紧救人，你打电话报警”，我就拨打110、120急救电话，然后那名男子就向东了，走了不到十米处又返回来了把他的手机递给我让我给电话里的人说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我就对电话说：”从北京路一直向东走，在一个高架桥上，不过滨河新区的收费站”，然后电话里的人就说：”你看着赶紧把人救上来”，说完我就把电话递给那名高一点的乘客了，那名乘客给我扔了200元钱对我说：”这算是车费，你在这等着，等警察来了之后你把警车带下来，我先下去找人，你在这等救护车”，然后那个乘客就从东面下去了，我就在原地等110、120。矮一点的乘客身高1.60米左右，体型较胖有啤酒肚；高一点的乘客身高1.75米左右，体型中等。
王红兵的《询问笔录》中，王红兵陈述其与王建海债务形成经过和事故发生当晚的事情经过，债务形成经过：五六年前我经过我的朋友闫玉宁认识了王建海，后来我和王建海见过几次面，彼此都认识了，有一天闫玉宁找我让我给王建海借20万元，正好我当时不想摆摊卖串串，就想着将钱借给王建海讨好他，在我干工程的时候让王建海帮助我，然后我和我老婆杨红艳就到我家楼下的农业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我当时只凑了10万元，还差10万元，我又找闫玉宁借了10万元，我将钱凑够后王建海没有联系我，过了二三天，闫玉宁给我打电话让我到西夏区同心路的一个烧烤店找他，我到烧烤店，闫玉宁和王建海就在烧烤店里，我就让王建海给我打了一个20万元的借条，然后就将这20万元现金给了王建海，这就是我与王建海形成债务纠纷的过程。事故发生当晚的事情经过：事故发生当晚，当时我们是从宁大花之林茶餐厅旁边路口乘坐的出租车，王建海要走观光风景台，司机师傅一直从北京路由西向东行驶，在途中王建海向我要烟，我没给并且对王建海说：”等我们下车抽，下去抽完烟就上路”，然后王建海向出租车司机要了两根烟抽，出租车司机说：”烟不好”，接着给我们两根烟，我和王建海就在出租车上把烟点着抽了，当时我和王建海我们两个人都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座（我坐在出租车副驾驶后面的座位，王建海坐在主驾驶后面的座位）。出租车正在行驶的过程中，王建海要求出租车司机在大桥上停车，如果不停车他就跳车，出租车司机看见情况不对，就将车停在路边，车停下后，王建海把我这边的车门打开了，接着把我从出租车里推了出去，我们两个人下车以后，我就向西走了大约三米，在一个下水道旁边上了个厕所，王建海就跟在我的身后，我上完厕所后，我就又向东走两三米，在走的过程中，王建海就对我说”你不是要死吗，你死了我明天就把钱给你”，然后我对王建海说：”好，我就死给你看”，我当时为了吓唬王建海，早点让他给我还钱，说完之后我就看见旁边护栏处有个路灯杆，我就爬上了高架桥护栏上的平台，这个时候王建海还站在护栏底下，他又对我说：”你跳，你不是要钱吗，你跳下去我明天把钱就给你，一百万、二百万我王建海不在乎”，我对王建海说：”那好，那我就死给你看，大不了一死么，我怕什么”，说完过了三到五秒我不敢跳，当时我两只手已经抱着路灯杆，我左脚踩在护栏的南侧，右脚踩在护栏的北侧，身体对着南边，头对着北边的王建海，王建海接着对我说”你是不是男人，你是个男人你就给我跳”，说完这话后，王建海就从离我西边不到一米的地方也跟着爬了上来，他的左脚和右脚踩在水泥护栏上的钢管北侧就朝我的方向摇摇晃晃走了一步，他走到我的面前，我们当时大约距离三十公分左右，接着王建海就用他的左手朝我的胸前推了一下，但是因为我两只手抱着路灯，我只是向后退了二十公分左右，接着我就看见王建海踩空了往下掉，然后我就用右手抓着王建海左胳膊内侧，抓住后，我又松开我抓灯杆的手，去抓王建海的右胳膊外侧，这个时候王建海两脚已经离地，整个身子都在桥的护栏外面，然后我就用劲想把王建海拉上来，但是王建海太胖了，我在一边拉王建海的同时，一边大声的喊出租车的司机叫他来帮忙救人，但是出租车司机停车的地方与我们大约有三十米左右，出租车司机没有听见。我拽了半天都没有办法把王建海拉上来，然后王建海的两个胳膊就从我的手中滑落了，他就从桥上摔了下去，我救他的时候，还把他的衣服也拉扯了。他摔落桥下后就没有再说话，我在桥上喊他的名字，也没有人回应我，因为我是近视眼所以看不见王建海摔落到了桥下的什么位置。王建海跌落桥下后，我用手机拨打110和120报警，由于我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就向东跑了，一直跑到出租车处让出租车司机帮忙打电话报警给警察说了我们所处的位置，然后我就向桥下跑去救王建海。《询问笔录》中，王红兵还陈述王建海打的出租车，王建海先上的车；王红兵在车上曾以语音短信的方式给其妻子说”老婆你改嫁，照顾好儿子”；”上路”的意思就是我要去死的意思，只是吓唬王建海早日给我还钱；爬上护栏是想吓唬王建海，让他早日给我还钱。
上述事实，本院根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户口薄、出生医学证明、离婚证、兴庆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华某某、季泽民、沙金芝、杨红艳、王建慧、闫玉宁、张彦、王红兵《询问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原、被告一致陈述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般侵权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红兵对王建海的死亡是否具有过错。王建海死亡后其血液中酒精含量经检测为169mg/100ml，原告据此主张王建海处于醉酒状态。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即属于醉酒驾车，该标准为刑事案件认定醉驾的标准，而本案系民事案件，并不能适用醉驾标准，应依据普通民众对于醉酒的一般认知标准判断王建海是否处于醉酒状态，也就是俗称的喝醉。根据华某某、季泽民、沙金芝的一致陈述，王建海平时酒量约一斤左右。聚餐时华某某陈述王建海喝了一两左右，季泽民陈述估计王建海喝了三四两，沙金芝陈述王建海喝了四两左右。不论王建海喝了一两左右还是四两左右，华某某、季泽民、沙金芝均陈述聚餐结束时王建海没有喝醉，人很清醒，而且情绪很好，并无异常表现。据此，王建海聚餐结束时并未喝醉很清醒。
王建海、闫玉宁、王红兵在茶馆见面后，三人只是喝茶并未喝酒，王建海、王红兵经协商未达成还款协议，三人离开茶馆后闫玉宁回家，王建海、王红兵乘坐出租车前往滨河大桥观景台,车行至北京路高架桥与镇洼路交接处附近时，王建海强行让司机停车并下车，后王红兵、王建海先后爬上高架桥护栏，期间王建海不慎从护栏上坠落桥下身亡。因王建海聚餐结束时并未喝醉很清醒，故原告所主张的王红兵未履行醉酒同行人的照顾义务并不成立。出租车在高架桥上行驶时，王建海强行让司机停车并下车，下车后又呵斥司机的劝解，后爬上高架桥护栏导致坠桥身亡。众所周知，高架桥禁止车辆乘员下车，而且高架桥护栏严禁行人攀爬，因其极易发生坠落桥下的风险，属于危险地点，王建海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攀爬护栏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其置危险于不顾仍然爬上护栏导致坠亡，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王红兵虽然先爬上护栏，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王建海爬上护栏，亦不必然导致王建海坠桥身亡，王红兵的行为与王建海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据此，原告的诉请因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普、王秀芹、王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14元，由原告王普、王秀芹、王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勇
人民陪审员 张玉凤
人民陪审员 马玉忠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婷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