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27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华飚，男，197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海斌、王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激扬，男，1969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谭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华飚为与被上诉人彭激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2日，彭激扬向吴华飚出具借款借据一份，其上载明：“今由（借款人）彭激扬向（出借人）吴华飚借款人民币（现金）大写叁拾万元整，期限从2016年2月2日至2016年4月2日止，如发生逾期，借款人自愿支付借款本金的10%作为违约金给出借人”。同时，彭激扬向吴华飚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吴华飚借给本人的人民币现金￥300000元整，（大写）叁拾万元整”。同日，吴华飚向案外人李祖芬的银行卡（卡号为62×××32）汇款250000元，次日，吴华飚通过支付宝向另一案外人转账50000元。庭审中，吴华飚自认，李祖芬原系杭州盈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彤实业”）的财务人员，以其名义开立的银行卡用于“INCLUB”酒吧的经营及员工工资发放等用途，汇入李祖芬账户的250000元款项部分用以支付“INCLUB”酒吧员工黄益伟等人的工资，部分款项转入盈彤实业用以“INCLUB”酒吧的日常经营，向另一案外人汇款50000元亦用于“INCLUB”酒吧的经营。另查明，盈彤实业与杭州奖门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奖门人公司）签订酒吧承包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盈彤实业现有“INCLUB”酒吧一间，该处酒吧于2013年11月即装修完毕……，奖门人公司有意承包上述酒吧，承包期限自2015年9月16日至2018年9月15日止，酒吧雇佣和聘用的员工，由盈彤实业出面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中聘用方的义务均由奖门人公司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承担劳动保护及处理工伤事故的责任和义务等事项。双方还就保证金、承包金、酒吧的经营、协议的生效和终止等事项作出了约定。再查明，盈彤实业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原法定代表人为胡庆兰，股东为罗书洪，胡庆兰。2017年1月20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吴华飚，股东为罗书洪、吴华飚，吴华飚出资4500000元。吴华飚在庭审中亦自认“INCLUB”酒吧系盈彤实业唯一经营的产业。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吴华飚是否已经完成了交付300000元借款的义务。吴华飚主张彭激扬因“INCLUB”酒吧的经营及员工工资发放所需，故向其借款300000元，其按照约定将款项用于了酒吧的经营及员工工资发放，因此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生效，彭激扬应当按约归还借款。而彭激扬抗辩称涉案借款借据及收条其在签字的时候系空白文书，其并无向吴华飚借款300000元的意思表示，并且吴华飚没有将300000元借款交付彭激扬或者彭激扬指定的账户，故双方并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吴华飚虽然提交了收条，但收条所载的款项交付方式系现金，吴华飚主张的交付方式系汇款，交付方式显然不同，故该收条并不能作为款项交付的凭证；其次，吴华飚主张按约交付了相应的借款并提供了汇款凭证及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彭激扬指示吴华飚将款项汇入李祖芬的账户及通过支付宝转账给他人，虽然彭激扬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奖门人公司承包经营“INCLUB”酒吧，但吴华飚将款项汇入了盈彤实业财务人员的账户，并将部分款项再汇入了盈彤实业的账户，因此尚不足以证明款项的用途。综上，吴华飚就300000元借款的交付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吴华飚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华飚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53元，减半收取3226.5元，由吴华飚负担。宣判后,吴华飚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吴华飚没有交付借款，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吴华飚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借款已经实际发生，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首先，吴华飚已经将300000元借款交付到彭激扬指定账户。其中250000元在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当天下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到彭激扬指定的李祖芬账户，另外50000元转到了彭激扬指定的上海海鲜供应商黄鑫账户。李祖芬的账户一直都是用来“INCLUB”酒吧。彭激扬作为“INCLUB”酒吧的承包经营者，酒吧员工的劳动报酬、供应商的货款支付均是由其支付的。真实情况就是2016年2月2日在离春节很近的日子，因为急于支付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彭激扬向吴华飚借款300000元，并要求吴华飚将款项直接打到上述两个指定账户。在实践中，交付款项的方式种类繁多，无法穷尽，并非一定要求将现金交付至借款人手中，或者将借款打入借款人本人的账户，即不一定要以借款人能够实际经手的方式来完成交付，法律并没有关于金钱交付方式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在双方签订借款借据和收条之后，吴华飚应彭激扬的要求将借款打入案外人李祖芬和黄鑫的账户，双方借贷关系已经实际发生。其次，彭激扬向吴华飚出具的借款借据和收条是借款合同已经生效且吴华飚已经实际交付的最有力证据。因借款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本案中，吴华飚通过出具彭激扬签字确认的借款借据和收条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举证责任，而且吴华飚已经充分的举证证明将300000元借款打到了彭激扬指定的账户。如果彭激扬认为借款事实不存在，彭激扬应该出具充分的证据推翻借款借据和收条的证明力，否则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再次，本案中的借款用途明确。本案中案外人李祖芬系“INCLUB”酒吧的前财务人员，李祖芬的银行账户一直都是用于“INCLUB”酒吧支付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的。“INCLUB”酒吧的对公账户仅是用于支付缴纳社保的员工的大概每人每月2000元左右，每个月对公账户支出的员工工资总额不超过20000元，其他部分的员工工资全部都是由李祖芬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的。在2016年2月2日，彭激扬向吴华飚出具借款借据及收据的同日，吴华飚按照彭激扬的要求将250000元转入到李祖芬的个人银行账户，之后该笔款项也是全部用来支付员工工资和货款。案外人黄鑫是“INCLUB”酒吧上海海鲜供货商，吴华飚转账给他的50000元，也是应彭激扬要求向其支付货款。二、本案中，彭激扬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且有悖于生活常理，彭激扬并未对自己签订借款协议及收据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且无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彭激扬称其应吴华飚的要求签了一份空白的借据和收条，其并无向吴华飚借款300000元的意思表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且有悖于生活常理。作为一个经商的成年人，完全明白其出具借款借据和收条的法律意义和效果，不存在任何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其仍然向吴华飚出具借款借据，应视为其认可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真实发生且吴华飚已经完成了借款的交付义务。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2款之规定，如果彭激扬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就必须对其签订借款协议以及收据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吴华飚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彭激扬承担。被上诉人彭激扬答辩称：一、本案中吴华飚根据并未发生的借贷关系提起诉讼，将其支付给第三人的款项视为对彭激扬的借款有悖于常理，且涉嫌虚假民事诉讼。彭激扬和吴华飚相识多年，双方拟共同经营INCLUB酒吧。2015年9月底，盈彤实业与奖门人公司签订《酒吧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奖门人公司有意承包“INCLUB”酒吧。2016年过年前酒吧资金紧张，1月底的某晚（约为1月最后一周，但绝非2月2日），酒后，在“INCLUB”酒吧，吴华飚提出其资金紧张而且由于他并非杭州人，在杭州无车无房所以无法从其认识的第三方借贷到资金，于是让彭激扬签字，拟向第三方借贷资金用于酒吧经营。彭激扬当时喝了酒，就在吴华飚事先准备的全部空白的借据和收条上签了字。彭激扬清楚记得，签字时借款借据和收条都是空白的，彭激扬签了自己的名字“彭激扬”后，将空白的借据和收条交给了吴华飚，认为最终都要以实际借到的款项为准。而后来事实上，最终并没有借到资金。彭激扬由于事务繁忙，同时也基于对吴华飚的信任，所以并未向吴华飚要求取回借据和收条。后来由于吴华飚一直实际掌控“INCLUB”酒吧的经营管理，根据本案一审庭审已查明的事实，吴华飚为盈彤实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持有盈彤实业90%的股权，系盈彤实业的实际控制人。一审中，吴华飚申请了盈彤实业目前的财务人员（即替代本案其中一个收款人李祖芬工作）张某为其出庭作证以及吴华飚自认“INCLUB”酒吧系盈彤实业唯一经营的产业即可佐证。所谓的承包经营过程中，奖门人公司除了不停的向盈彤实业支付吴华飚索要的所谓“经营款”外，并未能实际控制甚至了解“INCLUB”酒吧的实际经营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奖门人公司多次提出要求查账，因此双方的关系发生间隙。但彭激扬万没想到吴华飚会利用彭激扬原来签署的空白的借款收据和收条提起莫须有的诉讼。彭激扬从未也不可能向吴华飚借款，吴华飚将其汇款给案外第三人的款项视为对彭激扬的借款，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吴华飚在上诉状中所称“吴华飚已经将300000元借款交付到彭激扬指定账户”，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吴华飚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2月2日向李祖芬（盈彤实业的财务人员，由其控制的账户）汇款250000元，向一个支付宝账号转账50000元。但吴华飚的上述汇款行为并非根据彭激扬的指令行事，事实上，吴华飚作为盈彤实业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向盈彤实业的财务人员李祖芬汇款以及向彭激扬完全不认识的第三人汇款的行为彭激扬完全不知情。不论是盈彤实业还是李祖芬的账户均从未在彭激扬的控制之下过，吴华飚所谓的“应彭激扬的要求将借款打入案外人李祖芬和黄鑫的账户”，完全是吴华飚的一面之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本案中，吴华飚从始至终并未向彭激扬交付过借款，因此，吴华飚与彭激扬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综上，彭激扬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正当，吴华飚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华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微信截图，欲证明2016年2月1日下午1:30，吴华飚向朋友要了《借款借据》模板，该《借款借据》模板与涉案《借款借据》完全一致。2016年2月1日下午1:48，吴华飚向公司员工姚小琴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了一张《借款借据》模板，要求姚小琴打印出来。《借款借据》模板上面第二行括号里写了“现金”。2、姚小琴证人证言，欲证明2016年2月1日下午，吴华飚打电话给姚小琴要求她打印一张《借款借据》的模板通过微信发给了她。当时吴华飚告诉姚小琴有笔钱要借给彭激扬，并且该笔钱彭激扬是用来发放员工工资和支付供应商货款的。李祖芬的账户一直是用来支付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的。3、黄鑫证人证言，欲证明黄鑫系彭激扬承包的酒吧海鲜供应商。彭激扬让吴华飚用支付宝转帐给黄鑫50000元货款。4、李祖芬证人证言，欲证明李祖芬在广发银行西湖支行开设个人账户从2013年12月开始至2016年12月6日止，一直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5、盈彤实业2016年1月29日-2016年3月7日期间的账户往来明细，欲证明2016年2月2日-2016年2月18日，在吴华飚将250000元转入李祖芬账户之后，李祖芬账户陆续向盈彤实业转入钱款，该钱款当即转出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2016年2月2日，李祖芬账户分次转入10.5万元，10000元，20000元、2016年2月18日从李祖芬账户转入3.2万元。6、李祖芬账户2016年1月2日-2016年3月3日期间账户往来明细，欲证明李祖芬该个人账户一直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2016年2月2日吴华飚将250000元转入该账户，该笔钱款部分转到盈彤实业，其他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供应商货款。经质证，首先，吴华飚提交的6组证据，均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及民诉证据规则所规定的“新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微信聊天曾经有这样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和彭激扬有关。对证据2，姚小琴因本人未到庭，证人证言不应采纳，不予质证。对证据3，根据黄鑫的证人证言只能确认其有供货给酒吧，但根据证言可以确定黄鑫一直联系的是吴华飚，并不能证明吴华飚是根据彭激扬的授意向其转让50000元货款。对证据4，根据李祖芬的证人证言恰恰可以证明，吴华飚一直控制和使用该帐号，并不能证明其向李祖芬的汇款是基于彭激扬的授意。对证据5，不能证明和本案有关，可以确认李祖芬和盈彤实业之间有款项往来，并不能证明李祖芬和盈彤实业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基于彭激扬的要求或授意。对证据6，李祖芬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无法确认上述人员是否全部是员工，因为彭激扬并未对酒吧有实际控制权，对员工人员并不清楚。关于250000元，根据李祖芬的证人证言可以发现该账户一直由吴华飚自行控制，且250000元转入该李祖芬的个人账户后，还有部分转入盈彤实业，故对关联性有异议，并不能证明和经彭激扬的授意或和彭激扬有关。本院认为，姚小琴未到庭作证，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确认。吴华飚提交的其他证据，在无其他反驳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彭激扬在二审中陈述：彭激扬在经营过程中知晓盈彤实业以李祖芬的名义开了银行卡账户，并以此账户作为公司进出账项使用，包括支付员工工资；彭激扬个人有很多款项支付到李祖芬或打到盈彤实业的账户，也有打给吴华飚个人，但彭激扬没有收到过酒吧的经营款，对于酒吧员工的工资、供应商款的具体分配，彭激扬不清楚；吴华飚作为酒吧的总经理，对外管理酒吧；彭激扬手头不持有在2016年春节前后向酒吧或盈彤实业支付过大额款项的证据；彭激扬系奖门人公司的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份比例为60%。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吴华飚是否完成了款项交付义务。首先，彭激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并承担出具借款借据、收条的法律后果。彭激扬主张其在空白的借据上签名，行为不符合常理。其称事后未收到借款，但和其出具收条确认收款相矛盾。彭激扬主张借款借据收条出具后未收到借款，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吴华飚提起诉讼之前，彭激扬催讨借款借据中约定的借款、要求收回借款借据和收条或者是和吴华飚协商处置其已经出具的借款借据和收条，亦有违常理。其次，根据吴华飚提交的汇款凭证显示，在彭激扬出具借款借据的当日，其将借款借据中300000元中的250000元汇入李祖芬的账户。吴华飚和彭激扬均确认，该账户系用于案涉酒吧经营款项的进出以及员工工资的发放。而根据盈彤实业和奖门人公司签订的案涉酒吧承包经营协议，承包期内，酒吧经营相关费用由奖门人公司承担。彭激扬系奖门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持公司60%股份的股东，且根据彭激扬的陈述，其个人有很多款项支付到李祖芬或打到盈彤实业的账户，故彭激扬出面筹集案涉资金用于案涉酒吧经营合理。再次，彭激扬在解释案涉借款借据和收条出具过程时称，2016年过年前酒吧资金紧张，吴华飚让彭激扬签字，拟向第三方借贷资金用于酒吧经营。结合彭激扬手头并不持有其在2016年春节前后向案涉酒吧或盈彤实业支付过大额款项的证据，可以确认，借款借据出具当时，因案涉酒吧经营以及员工工资发放等，确有对外借款的必要。最后，根据彭激扬陈述，奖门人公司承包案涉酒吧后，由吴华飚作为酒吧的总经理，对外管理酒吧，彭激扬对于酒吧员工工资、供应商货款的具体分配，并不清楚。根据黄鑫的证言，其系案涉酒吧海鲜供应商，吴华飚将其中的50000元汇给黄鑫，用以支付货款，属于酒吧的经营支出。对于案涉300000元，吴华飚主张系用于案涉酒吧的经营支出，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彭激扬对此并未提供有效的反驳证据。另外，关于借款借据中注明“现金”，但实际上系通过汇款方式交付问题，吴华飚在二审中作了解释，亦提供了部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以上分析，关于借款是否已经交付，吴华飚提供的证据占有优势，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标准，本院确认案涉款项完成交付，彭激扬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至于吴华飚主张的违约金以及逾期利息，双方在借款借据中明确约定，逾期还款则由彭激扬支付本金的10%作为违约金，本院据此约定，仅对吴华飚主张的30000元违约金予以支持，对其逾期利息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院根据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查明新的事实，对原审法院予以改判。吴华飚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民初93号民事判决。二、彭激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吴华飚归还借款30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30000元。三、驳回吴华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453元，减半收取3226.5元，由吴华飚负担275元，彭激扬负担295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53元，由吴华飚负担550元，彭激扬负担5903元。彭激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吴华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江平审 判 员  张 敏代理审判员  张 蕊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书 记 员  林叶红?*MERGEFORMAT?１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