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延中民再字第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福生，现住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刘景海，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林守义，现住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金新艳（系林守义妻子），现住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陈思国，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邵艳丽，1975年7月6日生，现住敦化市。
再审申请人杨福生与被申请人林守义，原审第三人邵艳丽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敦化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敦民初字第1556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杨福生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240号判决。杨福生仍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5日作出（2015）吉民申字第107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福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景海与被申请人林守义及其委托代理人金新艳、陈思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邵艳丽表示不参加庭审，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杨福生诉称，2013年6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卖车协议书》，被告将其所有的×××重型普通货车（东风车）卖给原告。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给付购车款的义务，被告将车辆也交付给原告。原告购车后开始从事货物营运。在营运过程中，交警部门先后两次将原告的车辆及手续扣留，扣留原因是该车辆是改装车辆，行驶证是假的。后经被告沟通，原告的手续及车辆才得以取回。被告隐瞒车辆及手续的真实情况，将违法的车辆出售给原告，导致原告无法用该车辆从事营运，被告构成欺诈。要求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卖车协议，被告返还购车款14万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林守义辩称，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因为卖车协议书是2013年6月6日签订，诉讼时间为2014年6月31日。根据合同法55条规定，已经超过一年，故诉讼时效逾期。2、原告诉被告具有签合同的欺诈行为，但经查被告在收取购车款和交车时已经将相关情况告知原告。原告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故不构成欺诈。3、交车时，赵志刚及当事人的两个朋友在场，被告将行驶证正本和两个副本，保险单等手续交给了原告。给原告一个未改装的行驶证正本，一个未改装之前的副本和一个改装之后的副本。明确讲明购车时以车带活，原告干活了，挣了15万余元。原告买车时就知道车辆改装过，否则没有必要给原告两个副本。4、原告自接收车辆以后在被告处干活赚钱，原告曾两次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贬值。
原审第三人邵艳丽述称，原告诉求不应该得到支持。
原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6月6日，原告杨福生与被告林守义签订卖车协议书一份。原告购买被告所有的车牌为×××的重型普通货车一辆。购车款约定为14万元。原告于购车当日交付购车款10万元，被告将车辆及一本行驶证交付给原告。原告提供的行驶证体现的车辆外廓尺寸为11980×2470×3200㎜。2013年8月，该车辆进行了年检，年检材料中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体现的车辆外廓尺寸为11980×2470×3200㎜。2014年6月23日，被告收取购车款尾款4万元。
2013年7月30日，涉案车辆曾进行车辆年检。
另查，在2013年6月之前，被告曾将涉案车辆出售给第三人邵艳丽，且车辆已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后被告与第三人解除了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协议，但车辆仍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第三人对原告与被告之间买卖涉案车辆无异议。被告认可该车辆的货箱存在改装，改装前是半箱车，后改装为全箱车。行驶证上体现的车辆外廓尺寸11980×2470×3200㎜是车辆改装后的外廓尺寸。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杨福生与被告林守义签订的卖车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原告陈述其是2013年11月得知涉案车辆经过改装，后又陈述其起诉时也只是怀疑车辆经过改装，原告的陈述自相矛盾，原告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具体时间。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卖车协议书是在2013年6月6日签订，原告于2014年6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要求撤销卖车协议书的主张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福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元，其他费用50元，合计3150元，由原告杨福生负担。
杨福生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称，原审以“原告要求撤销卖车协议书的主张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当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认为原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2013年6月30日以前，上诉人就知道涉案的车辆是违法改装的车辆，知道车辆及行驶证与车籍档案不符的事实。因此，原审以“原告要求撤销卖车协议书的主张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不可能在2013年6月6日至2013年6月30日前就知道涉案的车辆及行驶证与车籍档案登记的内容不符，车辆是违法改装的车辆，行驶证是伪造的假行驶证。因为在2013年8月，被上诉人和第三人还协助上诉人对车辆进行了年检。所以，上诉人认为，如果涉案的车辆与车籍档案登记的内容不符，是违法改装的车辆和伪装的假行驶证，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是不可能协助上诉人通过对车辆进行年检。上诉人不存在知道涉案的车辆及行驶证与车籍档案登记内容不符，车辆是违法改装的车辆，行驶证是伪造的假行驶证的前提条件。原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2013年6月6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上诉人就已经知道行驶证及涉案车辆与车籍档案登记的内容不符，是违法改装的车辆和伪造的假行驶证的事实。原审以“原告要求撤销卖车协议书的主张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认为原审关于上诉人陈述存在自相矛盾的认定，不应当成立。在原审上诉人陈述2013年11月份得知涉案的车辆是经过改装的车辆，起诉时也只能是怀疑该车辆是改装的车辆，并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上诉人驾驶车辆两次被交警机关扣留，从交警人员的谈话中和事后与他人的交谈中，上诉人才得知涉案车辆是经过改装的车辆。上诉人的这种得知，只是通过语言交流得知的一种信息，并不是能够确定的客观事实的得知。因为上诉人当时在2013年11月份起到上诉人起诉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语言交流得知的信息，不等于查实的客观事实。所以上诉人说，在起诉时也只能是怀疑该车是改装的，是否是改装的车辆，只能依靠庭审调查来解决。因此，上诉人的陈述不存在所谓的自相矛盾问题，原审关于上诉人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的认定，不应当成立。三、上诉人认为，原审关于“原告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具体时间”的认定不仅与原审采信、认证的证据相互矛盾，而且其认定明显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举证规则的规定，是一个错误的认定。首先，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除斥期间，那么按照举证规则的规定，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被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原审关于“原告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具体时间”的认定，明显违背了举证责任的规定，是一个错误的认定。其次，原审已经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购买车辆时，明知是改装的车辆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除斥期间）”，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手中有真假两本行驶证。既然如此，原审就没有证据证明认定“原告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具体时间”的问题，也没有必要认定这个问题。因为原审法院已经明知这个举证责任是被上诉人的，再这样认定实属多此一举，毫无认定的意义。四、上诉人认为，原审关于“原告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具体时间”的认定，是一个混淆了上诉人诉由的认定。在原审中，上诉人是以民事欺诈为诉讼理由，对被上诉人提起的撤销合同之诉，并不是以显失公平、重大误解诉讼理由提起的撤销合同之诉。原审以2013年6月6日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算除斥期间，完全说明原审就是以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为诉讼理由的认定。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认定。因为，原审已经否定了被上诉人关于在购买车辆时上诉人就知道是改装的车辆和改装后行驶证的主张。五、上诉人认为，原审混淆了合同无效与可撤销合同这个不同性质的诉讼。首先，原审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买车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的认定，与上诉人在原审的诉由不符。这一认定，混淆了合同无效与可撤销合同是不同性质的诉讼。在原审中，上诉人并没有提起合同效力的诉讼，而提起的是撤销合同的诉讼。其次，原审认定《买车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的车辆时，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被上诉人的高栏货车，而不是半栏货车。被上诉人提供的车辆登记半栏货车，不是上诉人要购买的高栏货车，上诉人没有购买半栏货车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合同有效，就是将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高栏货车的真实意思表示，混同于购买半栏货车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将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诉混同，其认定不仅没有证据支持，而且与法相悖，不应当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不应当依法成立，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林守义答辩称：对原审判决认定“被告将一本行驶证交付原告”有异议以外，对其他事实的认定没有异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关键是通过客观经历过的事实反映事物的本质，本案的客观事实足以反映出被上诉人不存在欺诈。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卖车协议是2013年6月6日，提起撤销权诉讼是2014年6月30日，接近1年零21天，通过原审中上诉人自认的事实其在2013年11月得知涉案车辆经过改装（当然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这一说法不认可的，在2013年6月6日双方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就告知了车箱是改装的），为什么过了半年之后才起诉？如果真的存在欺诈行为，上诉人应当马上维权。2.上诉人在原审中诉称，因车辆是改装的、行驶证是假的，交警部门两次扣留车辆及手续。那么，如果存在被上诉人欺诈上诉人行为，上诉人为什么不及时维权。3.2013年7月30日，涉案车辆进行了年鉴，有上诉人本人签名，年检的车辆就是半箱车，上诉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都推脱不知道，违背常理。4.2014年6月23日，被上诉人收取卖车尾款4万元，如果之前上诉人已经知道自己被欺诈，为什么还付尾款。这事能够证明，车辆是否改装是不影响上诉人付清购车款，也进一步说明车辆是否改装是不影响双方车辆买卖的。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购车协议时，被上诉人明确告知车辆是改装的，同时也讲明上诉人购买车辆是带活的，正是基于此，上诉人才购买的，而遗憾的是原审时上诉人对于以车带活都否认，是不应该的。通过被上诉人在原审举证的敦化市农村商业银行存款明细账就能说明，上诉人买车后在被上诉人所属企业处干活挣了156159元。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因为在被上诉人所属企业干活结束了，该挣的钱挣了，最后因双方对于认可的车箱改装没有写进书面合同内，认为有机可乘才打的这个官司。6.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购车协议后，向上诉人交付的是机动车行驶证一个正本，两个副本，并不是交付一本行驶证。7.因为从2013年6月6日到2014年6月30提起诉讼，该车在上诉人处1年24天时间，假设合同被撤销，上诉人也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车辆市场价值的租金，以及在这一年之间两次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车辆贬值钱。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邵艳丽未答辩。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认定，2013年6月6日，杨福生与林守义签订的卖车协议书中约定，涉案汽车卖给杨福生后，不提档，不更名过户，仍用原车主之名。
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二）机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三）机动车用作抵押的；（四）机动车报废的。”的规定，机动车上道行驶须到公安交警部门办理机动车登记并取得行驶证，机动车买卖也应当办理登记。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订立机动车买卖合同时约定，机动车出卖后，不提档，不更名过户，仍用原车主之名。上诉人杨福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订立合同时不顾及机动车是否依法登记、行驶证与机动车登记内容是否相符，还同意不办理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登记，放任14万元的交易财产遭遇风险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因此，被上诉人林守义提出的签订合同时上诉人杨福生对改装车辆等相关事实已知情的主张成立，故上诉人杨福生主张被上诉人林守义隐瞒重要事实，构成欺诈的主张不成立。其次，如果上诉人杨福生以其购买的机动车与依法登记的事项不符等为由主张撤销权，其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3年6月6日开始计算，而上诉人杨福生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14年6月30日，已超过其依法行使撤销权期限一年，故原审认定杨福生起诉时其撤销权已消灭，并判决驳回杨福生的诉讼请求正确。
综上，上诉人杨福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其他诉讼费100元，合计3200元（杨福生已预交），由上诉人杨福生负担。
杨福生申请再审称：（一）一审法院以“原告要求撤销卖车协议书的主张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为由，驳回杨福生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1.一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2013年6月30日以前，杨福生就知道本案所涉车辆是违法改装的车辆、车辆及行驶证与车籍档案不符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林守义和邵艳丽再2013年8月还协助杨福生对车辆进行了年检，杨福生不存在知道本案所涉车辆及行驶证与车籍档案登记内容不符、车辆是违法改装的车辆、行驶证是伪造的假行驶证的前提条件；2.一审关于杨福生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的认定，不能成立。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杨福生关于自己在2013年11月得知本案所涉车辆是经过改装的车辆的陈述，并不矛盾。杨福生驾驶车辆两次被交警机关扣留，从交警人员的谈话中和事后与他人的交谈中得知本案所涉车辆是经过改装的车辆。杨福生的这种得知，只是通过语言交流得知的一种信息，并不是能够确定的客观事实，亦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该事实的存在。所以杨福生在起诉时也只能陈述自己怀疑本案所涉车辆是改装的，至于是否是改装的车辆，只能依靠庭审调查来解决。因此，杨福生的陈述不存在所谓的自相矛盾问题；3.一审关于“原告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具体时间”的认定不仅与一审采信、认证的证据互相矛盾，而且明显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规则的规定，是错误的。首先，林守义在一审中提出杨福生的诉讼请求已超过除斥期间，那么按照举证规则的规定，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林守义，而不是杨福生。一审将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杨福生错误；其次，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林守义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杨福生购买车辆时。明知是改装的车辆，“无法证实本案争议的焦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除斥期间）”，也不能证明杨福生手中有真假两本行驶证。既然如此，一审就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具体时间”，也没有必要认定这个问题；4.一审的这一认定，是混淆了杨福生诉讼理由的认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杨福生是以民事欺诈为诉讼理由，对林守义提起的撤销合同之诉，并不是以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为诉讼理由提起的撤销合同之诉。一审以2013年6月6日双方签订《卖车协议书》之日起计算除斥期间，完全说明一审就是以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为诉讼理由的认定；5.一审混淆了合同无效与可撤销这两个不同性质的诉讼。首先，一审关于杨福生与林守义签订的《卖车协议》合法有效的认定，与杨福生再一审的诉讼理由不符。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杨福生并没有提起合同效力的诉讼，而提起的是撤销合同的诉讼；其次，一审认定《卖车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杨福生购买林守义的车辆时，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购买林守义的高栏货车，而非半栏货车。一审认定合同有效，就是将杨福生购买林守义高栏货车的真实意思表示，混同于购买半栏货车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就是将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之诉混同，该认定不仅没有证据支持，而且与法相悖，不能成立；（二）二审判决驳回杨福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不能成立。1.二审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管理性规范，不是效力性规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2.二审以“双方当事人在订立机动车买卖合同时约定，机动车出卖后，不提档，不更名过户，仍用原车主之名。杨福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订立合同时不顾及机动车是否依法登记、行驶证与机动车登记内容是否相符，还同意不办理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登记，放任14万元的交易财产遭遇风险的行为，不符合常理。因此，林守义提出的签订合同时杨福生对改装车辆等相关事实已之情的主张成立”为由，认定杨福生关于林守义构成民事欺诈的主张不成立，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一种主观臆断缺乏证据支持的认定，应予纠正。杨福生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对双方约定的“机动车出卖后，不提档，不更名过户，仍用原车主之名”问题原因的陈述完全符合常理，也是当今车辆买卖存在的普遍现象；3.二审偷换概念，主观臆断杨福生的诉讼理由，进而认定杨福生的请求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杨福生提起撤销之诉的主要理由是林守义以欺诈的手段将擅自改装后的货车出卖给杨福生。二审确将该诉讼理由偷换成杨福生以其购买的机动车与依法登记的事项不符等为由主张撤销权，从而认定杨福生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3年6月6日开始计算。综上，请求依法将本案提起再审，撤销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
本院经再审认定如下事实：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为林守义。再审申请人杨福生提供的行驶证上记载的车辆外廓尺寸11980×2470×3200㎜和交警部门的汽车档案材料中记载的涉案车辆外廓尺寸相同，是改装之前的外廓尺寸。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再审认为，本案是被申请人将改装车辆转让给再审申请人以后，再审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告知汽车改装事宜，构成欺诈为由，请求撤销汽车买卖协议书的撤销合同之诉。本案中，林守义虽然主张将车辆改装事宜告知杨福生并交付给杨福生真假两份机动车行驶证，但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因此，应由林守义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根据合同中“不提档，不更名过户，仍用原车主之名”之约定，认定杨福生在签订合同时即对车辆改装等事实已知情，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因此，再审申请人杨福生提出的被申请人林守义未告知其汽车改装事宜，构成欺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申请人林守义提出的赔偿损失问题，应另案解决，本案中不予审理。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14）敦民初字第1556号民事
判决和本院（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240号判决；
二、撤销再审申请人杨福生与被申请人林守义之间的汽车
买卖协议；
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再审申请人杨福
生退还给被申请人林守义×××货车（由杨福生在敦化市内交付给林守义）。被申请人林守义在收到车辆后，3日内退还给杨福生购车款14万元。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6200元，由被申请人林守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京鹤
审判员 金成焕
审判员 俞顺花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常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