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81民初8483号
原告：蒋留根，男，1941年6月10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庆，男，1969年12月17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被告：天宁区兰陵益尔食品经营部，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清凉路145号。
经营者朱太福，男，1969年7月6日生，汉族，常州市人，住常州市天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颉伟，溧阳市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徐玉勤，女，1968年1月15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原告蒋留根与被告徐玉勤、朱太福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6日、2017年3月2日、2017年7月26日、2017年12月7日、2018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周勇、潘庆，被告委托代理人周颉伟、被告徐玉勤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原告依法将被告朱太福变更为天宁区兰陵益尔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益尔经营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徐玉勤系好尔公司保健品促销人员，朱太福系好尔公司保健品公司负责人，原告曾购买过徐玉勤推荐购买的产品，故而与徐玉勤认识。为方便推销产品，被告偶尔会组织老年人免费旅游。2013年11月，被告曾安排原告到外地旅游。2014年8月26日，原告接到电话，被告徐玉勤又邀请原告免费到泰州旅游。2014年8月28日早上，原告登上被告徐玉勤安排的面包车去常州，到好尔公司门口换乘大巴车，与好尔公司安排的金坛、常州地区其他老年人一起坐车去泰州。8月29日原告参加了被告安排的各项活动，由于原告将降压药落在宾馆，同行老人谈某给原告一颗降压药。当晚，徐玉勤安排原告与谈某同住，晚上8点左右，原告上厕所摔了一跤，由谈某扶起睡觉。8月30日早上7点左右徐玉勤到原告房间，原告和谈某告知摔跤事宜，徐玉勤将早饭送到原告房间。8点多其他人员去参加产品推销会，徐玉勤陪同原告在宾馆休息，原告当时很不舒服，但徐玉勤未采取任何措施。午饭后稍作休息，徐玉勤安排所有人员乘坐大巴车到常州好尔公司，期间原告女儿打电话给原告，原告说不舒服，原告女儿当即要求原告到常州就医检查，但被告并未安排原告就医检查，而是安排面包车先开到金坛再开到溧阳。由于当时原告情况很严重，直接送到人民医院门口，原告女儿在医院门口等车后直接将原告送入医院治疗。原告认为，其中风是由于长时间坐车、频繁开会、疲劳旅游造成的，且原告身体不舒服时被告未尽到应尽的义务，未及时将原告送医治疗，耽误了原告的病情，造成原告瘫痪的后果，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268405.93元（事发至2016年2月的医疗费及康复治疗费24690.99元、2016年2月至2017年11月康复治疗费54370.9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400元、营养费1200元、护理费117000元、交通费3888元、残疾赔偿金281064元、5年生活护理费18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73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5年后续治疗费155340元，合计894686.42元，要求被告承担30%为268405.93元），及鉴定费4480元和诉讼费。
被告徐玉勤辩称，我是好尔公司的经销员，2013年蒋留根曾买过我的保健品，也曾参加过我们组织的免费旅游活动。2014年8月，由常州的童素华发起，溧阳和金坛地区经销员也都参加，再次组织老年人免费旅游，原告也参加了。从溧阳到常州的面包车是我联系的，到常州后的大巴车是童素华联系的，此次旅游活动的相关费用由我们几个经销员分摊。原告先前也中过风，他此次中风也是由他自身身体状况导致的，与被告无关，被告只是免费组织旅游，没有强制要求任何人购买产品。被告对原告尽到了照顾义务，没有让原告过于劳累，一直陪同原告，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应该清楚，被告问过原告要不要紧，原告说自己能吃能睡不要紧。现原告家人称被告耽误原告的黄金救治时间，但什么是黄金救治时间并不清楚，被告没有相关专业知识，也不了解原告身体状况，恐怕医生没有诊断之前也不能作出判断，所以被告不存在过错，被告对原告的照顾行为车上其他老年人都可以作证。
被告益尔经营部辩称，一、原告诉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朱太福与原告不认识，不存在任何关系；2014年的泰州旅游，朱太福并不知情，也没有通知或要求原告；原告参加旅游是徐玉勤邀请的，徐玉勤只是被告的经销商，不是被告员工，二者之间不是劳动关系。二、原告中风与被告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导致原告中风瘫痪的责任全部在其自身，是由其自身疾病导致的，而不是被告造成的，原告所称中风是因长时间坐车、频繁开会、旅游导致疲劳等造成的，无证据可证明。被告徐玉勤在旅游过程中也尽到了应尽义务。三、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蒋留根曾有中风经历，遗留腿脚行动不便，因高血压长期服药。经朋友介绍，原告认识被告徐玉勤，并在2013年时从徐玉勤处购买过保健品。2013年11月，为推销保健品，徐玉勤曾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一些老年人免费到浙江安吉百草园游玩，当时徐玉勤发现原告行动不方便，询问后原告称自己曾经中过风，恢复得还可以，可出去旅游；此次旅游顺利完成。2014年8月26日，被告徐玉勤联系原告，告知8月28日有免费去泰州旅游的活动，问其是否参加。原告于8月27日回复被告，欲参加此次活动。8月28日早上，原告带二位朋友到溧阳市人民医院门口集中，与其他参加此次活动的老年人一起乘坐徐玉勤安排的车辆到常州后，又换乘童素华（徐玉勤称童素华是好尔公司副经理，朱太福称是兰陵益尔的其他经销员）联系的大巴到泰州。上午到泰州后，被告先安排老年人住宿，原告与谈某、肖景华住一间。休息后众人在宾馆里吃午饭，后又回房间休息数小时后，被告组织众人到泰州××街游玩。后众人回宾馆吃晚饭，原告与谈某、肖景华等人坐一桌，每桌均有组织方提供的一瓶白酒，原告与谈某、肖景华均饮用2两左右白酒（先前中风恢复后，原告平日在家中一直有饮酒的习惯），饭后众人回房休息。8月29日吃完早饭后，众人乘坐大巴车到溱湖公园游玩，原告称自己忘吃降压药，药被遗忘在宾馆，谈某将自己的降压药给了一粒原告服用。原告与其他人一起乘船游玩一段时间，后准备去湿地游玩，因路程有七八里，原告腿脚不便，被告徐玉勤陪同原告在原地休息，后等其他人游玩完毕一起坐车回宾馆吃饭。午饭后休息一段时间，开始联欢会，联欢会后众人吃晚饭，饭后众人回房休息。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原告上厕所后准备上床时摔了一跤。8月30日凌晨4点左右，谈某听到响声，发现原告摔倒了，便将原告扶起来，原告称不要紧。7点左右徐玉勤来到原告房间，谈某向其陈述了原告摔跤的事（证人谈某称徐玉勤听后没说什么；徐玉勤称其听后询问了原告要不要紧，原告说没事；证人徐某称徐玉勤知道原告摔跤后询问了原告是否要去医院，原告说没事），后徐玉勤将早饭送到原告房间。早上八点多在宾馆里开会，徐玉勤未让原告参加，陪同原告在房间里休息。吃完午饭，众人稍作休息后，返程先回常州，后在常州换乘来时车辆，由谈某、肖景华扶着原告上下车。谈某陈述，在车上原告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下车时并没有发现原告大小便失禁。回程路上，原告女儿打电话给原告，原告未接听，后原告女儿打电话给证人谈某，谈某称车已到金坛马上回溧阳。原告回到溧阳时，其女儿在人民医院门口等待。
原告到溧阳后，立即入溧阳市人民医院治疗。据该院8月30日入院记录载明：“患者于昨日下午起始觉左侧肢体无力，行走不稳，稍感头昏，无头痛及呕吐，在家休息后症状无改善，今就诊我院，急诊查头颅CT示：脑内多发低密度影，拟‘脑梗塞’收住我科。病程中患者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无胸闷气促，无胸痛，无肢体抽搐，无意识丧失。既往史：原有高血压病史多年，服药名称不详，20余年前曾有脑梗塞病史，遗留右侧肢体稍力弱，日常生活能自理。”入院诊断为：脑梗塞、高血压病三级（极高危）、脑卒中后遗症。
2014年9月9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为：脑梗塞、高血压病三级（极高危）、脑卒中后遗症、低钾血症。出院记录中载明出院情况好转，具体为：“患者左侧肢体力弱，无抽搐，纳眠可，查神清，左上肢肌力0级，左下肢肌力3级，右侧肢体肌力4级。”出院医嘱：注意休息、低盐饮食；规则服药、监测血压；行肢体功能锻炼及言语训练；有情况随诊。经核对原告提供的票据，此次住院治疗共产生医疗费8959.8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6614.72元，个人支付2345.08元。
2014年9月9日当日，原告从溧阳市人民医院出院后，入溧阳天目湖福恬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于2015年4月27日出院，共产生康复治疗费144002.32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126260.14元，个人支付17742.18元。原告另提供此期间护理费收款收据若干张，载明护理费合计24700元。此后原告在家休养。
2014年11月19日、2014年11月22日、2015年1月4日，溧阳工商局三次向被告徐玉勤调查，并作询问笔录。在2014年11月19日的笔录中，徐玉勤称：“我原来是领工资加提成的形式为常州市好尔保健食品经营部工作，自2012年8月份开始以提成的形式为常州市好尔保健食品经营部工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帮我缴纳五险一金”，“我是作为常州市好尔保健食品经营部在溧阳的业务员的形式为其工作，我在溧阳联系到一些中老年人，跟他们说组织出去旅游，并会推荐一些产品销售给他们使用，如果这些中老年人有意向出去了，我就统计了告诉常州市好尔保健食品经营部的联系人童素华，然后是常州市好尔保健食品经营部组织车辆到溧阳的定点把我联系的中老年人接到他们安排的景点去游玩，然后在游玩的过程中，向他们推荐一些保健产品。如果我联系的那些中老年人购买了常州市好尔保健食品经营部销售的保健产品，那么我就能从购买金额中有相应的提成。大概10%左右”，“组织旅游是免费的，为在旅游过程中推荐、销售我们的产品”，“我刚说的模式，是常州市好尔保健食品经营部组织旅游，我联系溧阳的中老年人，然后在旅游的过程中推荐、销售一些产品。这次旅游一共3天，是到泰州旅游。这次旅游共安排了一辆50座的客车，我在溧阳联系了6个中老年人（包括蒋留根），同去的还有常州市好尔食品经营部的朱太福、童素华等一些人”，“事情发生在2014年8月29日晚上，蒋留根与肖劲华、老谈三个人一个房间，蒋留根在房间里摔倒了，第二天早上也就是8月30日早上，我听他们三个人说到这个事的，然后我就问蒋留根要紧吗，蒋留根说不要紧……所以我们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在2014年11月22日的笔录中，徐玉勤称，“车子都是常州市好尔食品经营部联系的，费用都是他们出的，我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我知道他以前中过风的，现在脚还是一拐一拐的”，“2013年11月份，蒋留根第一次跟我们出去旅游时，我提醒过他，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他自己说没关系”。在2015年1月4日的笔录中，徐玉勤称，“2014年8月28日这次没有提醒，因为以前已经提醒过了，都是成年人，不需要每次都提醒”。
2015年6月18日，益尔经营部作出一份《关于蒋留根投诉我经营部，称我经营部组织其旅游致其中风的情况说明》，载明：“溧阳市人徐玉勤是我经营部多年的经销商，非我经营部的员工，因其销售的商品有部分是从我经营部进货，故，我经营部与其较为熟悉。2014年7、8月份，徐玉勤为回报自己的客户，筹划自己出钱安排一些客户免费到江苏省泰州市溱湖湿地公园旅游。我经营部知晓徐玉勤的这一计划后，很为赞赏，我经营部不妨照搬该模式，也回报一下自己的重要客户。为减少费用，于是就与徐玉勤协商拼团，徐玉勤即表示同意，双方邀请的对象的费用由各自承担，公共费用按比例分担。后于2014年8月30日拼团到泰州市溱湖湿地公园出游。蒋留根老先生是徐玉勤邀请的对象之一，几天的相处中，我经营部才得知蒋留根老先生几年前曾向徐玉勤购买过一些商品。来去三天的旅游行程结束后，大家于2014年9月2日下午回常州、溧阳后各自回家。……我经营部认为，蒋留根老先生该次出游非受我经营部之邀请，其也不是我经营部的客户，与我经营部无任何经济往来。蒋留根老先生是徐玉勤的邀请对象，而我经营部与徐玉勤是二个各自独立的主体，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徐玉勤仅仅是我经营部的经销商而已……我经营部对蒋留根老先生的此次中风及由此所致损失既无过错，也无牵涉，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016年2月13日起，原告又至溧阳天目湖福恬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据该康复医院出具证明载明，截至2017年11月21日，共计产生医疗费232575.16元，其中基本统筹费用178204.23元，个人账户及个人现金支付计54370.93元；产生护理费，2016年2月13日至5月13日，每月3600元，2016年5月14日至今每月3000元；餐费，每月600元。
另查明，常州市好尔保健食品经营部设立于2004年11月30日，朱太福为经营者，该经营部于2008年11月被吊销执照；后朱太福于2010年4月29日开设了天宁区兰陵益尔食品经营部，该两个经营部均为个体工商户性质，至今相关人员销售产品、组织活动时仍习惯性对外使用“好尔公司”的称呼。被告徐玉勤从事“保健品”（原、被告的习惯性称呼，经查应属食品）销售多年，其先前作为业务员与朱太福的经营部之间曾有用工关系。2014年3月1日，徐玉勤（作为乙方）与朱太福（作为甲方）开设的天宁区兰陵益尔食品经营部签订一份《经销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溧阳范围内经销甲方提供的产品，合同有效期为1年；合同签订10日内，乙方需向甲方指定账户汇款提货，否则合同自动失效；甲方责任为对乙方销售被授权产品工作进行协调、协助乙方对其员工进行各方面培训、供应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乙方责任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年度销售任务，根据市场需要，向甲方提供地区产品市场信息、专卖店信息、不得在网上销售该产品等；乙方可以以各种可以被认定的、可追溯的形式向甲方订货，订单应该包含所订货的基本信息；乙方货款到帐后3日内按乙方要求将货物发出”等内容。该合同绝大部分内容是围绕甲方、乙方的经销合同关系展开的，涉及到与其他人发生争议如何承担责任的内容仅为：“甲方确保所提供产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若因产品质量引发的责任由甲方全权负责，如果是乙方接受产品后未按规定保存货物，或过期或乙方人为添加物质所造成的质量问题，所有责任由乙方负责；乙方负责所经销区域内双方合同约定的产品的一切售后服务事宜，在本合同终止后，若从乙方购买产品的顾客投诉造成甲方损失，无论时间长短，均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于2015年8月26日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并申请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及三期。本院审理后，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5）溧民初字第010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中院审查后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将该案发回重审。
本案审理中，依法委托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对蒋留根在2014年8月30日入院治疗前是否存在延误治疗情形、如存在延误，与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原因力大小）作法医学评定；并对蒋留根是否需要在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作法医学评定；并对蒋留根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护理期及营养期作法医学评定。
该所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蒋留根于2014年8月脑梗塞后遗三肢瘫构成一级伤残，一级护理依赖（完全护理依赖），护理期为120日，营养期为120日。2、被鉴定人蒋留根是在以往脑梗塞基础上再次发作脑梗塞，是长期高血压、脑动脉硬化造成的，本身急性发作未马上送医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梗塞的发作和目前瘫痪程度是本身疾病造成的。3、目前已是脑梗塞后遗症，康复治疗的意义已不大，目前主要是预防梗塞的再发生和生活护理为主。该报告中对是否延误治疗及因果关系的综合分析内容是：“被鉴定人蒋留根住院诊断是高血压3级、脑梗塞，从脑CT检查报告：脑内多发性腔梗、脑动脉硬化、右大脑中动脉局部狭窄、右大脑中动脉分支减少，说明蒋留根是由于长期高血压、动脉硬化，且发作过脑梗塞。本次发病是由于右大脑中动脉血栓形成，所以呈中动脉狭窄血栓形成部位的以远部分分支减少。血栓形成需要一过程，由于动脉硬化，动脉内膜的完整性有可能改变，血液中的血小板在受损的内膜处凝聚成血栓，开始比较小，后逐渐增大，使得供血区的血液减少。开始病人只是感到无力，逐渐随血栓增大，病人无力加重到完全瘫痪。蒋留根开始曾跌倒，很可能就是初期，由于相关人员缺乏这方面专业知识，虽悉心照顾了，但不可能认识到这是疾病。梗塞发生后由于缺血，缺血部位还可能发生脑水肿，症状就更明显了。所以早治疗比晚治疗要好。但另一方面血栓形成发作表现是急性的，但是一种慢××发展到一定程度呈急性表现。在医疗发达地区，发病的24小时内能否做搭桥手术，这对病人预后影响较大。如不考虑手术，一般早一些治疗，采用抗凝、溶栓、扩容等治疗，可能会好一些，但不太可能太大的变化过程，大脑中动脉血栓不容易形成侧支循环，瘫痪比较完全，瘫痪的恢复较差。所以我们意见，该病发生后，治疗是不及时的，要负一定的责任，但疾病的发生及目前的程度是自身疾病造成的。”
因被告方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且鉴定意见的表达不甚清晰，本院向该鉴定所发出函件，请鉴定机构对两个问题进行释明：一、鉴定意见中“由于相关人员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虽悉心照顾了，但不可能认识到这是疾病”、“一般早一些治疗可能会好一些，但不太可能有太大变化过程”、“该病发生后治疗是不及时的，要负一定的责任，但疾病发生及目前程度是自身疾病造成的”的表述存在模棱两可之处，是否意指客观上存在延误治疗情节，但陪护人员主观上无过错？应对此予以释明。二、2014年8月蒋留根发病后，短期正规医疗后，进行了三年多且一直延续的康复治疗，此康复治疗是否必须，多长时间内属于必须应予以释明。
后该所回函称：“一、蒋留根患的是脑梗塞，确切的是动脉硬化及血栓形成。报告中明确讲这疾病需要较长时间的过程。由于动脉硬化，动脉内膜的完整性有所改变，血液中的血小板在受损的内膜处凝聚形成血栓，并逐渐增大，堵塞了血管，使得该血管供应区的血液减少，产生症状。所以这一病变是自身疾病造成的，和旅游活动没有关系。即便在家或者其他活动也可能发病。活动组织者有客观上没有及时送院治疗，延误了发病初的治疗，所以要负一定责任。因为在血栓形成过程中，由小到大，有一过程。最积极治疗，搭桥手术，保守治疗有溶栓、抗凝、扩容、脱水等治疗。早一些治疗要好一些。至于为什么没有及时送，我们不了解，提了可能……。我们只能判断客观上未及时送。二、脑梗塞6-12月后属后遗症了，重要的是急性期治疗。康复治疗有2个内容，1、临床治疗结束后可继续治疗，2、根据目前情况进行肢体的功能训练。最大程度适应生活。以后的问题是护理及预防梗塞复发。可以理解为病后12月内康复是必要的。12月后则是预防复发、护理上的问题。”
审理中，原告明确了诉讼请求，并认为徐玉勤、朱太福是此次活动的共同组织者，在组织为推销保健品而开展旅游活动过程中，既未对原告尽到提醒警示的义务，亦未在原告发病后对原告尽到及时送医的义务，存在过错，对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害，应对原告各项费用总额承担不低于30%的赔偿责任。
被告益尔经营部认为，其不是此次活动的共同组织者，也未参与此次旅游活动。徐玉勤、童素华等人均是与经营部之间存在《经销合同》关系的人，双方之间不是劳动合同关系，徐玉勤在工商上的笔录是指签订经销合同之前其曾从经销部领工资领提成，但2014年3月1日双方已经签订了《经销合同》，徐玉勤就不是经营部的员工。
被告徐玉勤对此予以认可，称其在工商笔录中所述领取10%的提成，意思是指赚取的产品利润约为10%，本次活动是童素华发起的，其他经销员同意后各自组织老年人参加活动，所有费用分摊，与朱太福无关；并认为在活动过程中其已尽到了对原告的照顾和关注义务，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应该知晓，被告并无相关专业知识，只能询问原告自己的意见，被告无侵权行为无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书证、各自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附卷佐证。
根据原、被告诉辩意见，结合查明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旅游活动的组织者是谁？二、活动组织者是否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三、若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为何？
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两被告为此次旅游活动的共同组织者，对活动过程中属于组织者的相关义务应共同承担。尽管在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两被告均认可徐玉勤为组织者，但两被告的陈述有随时间推移而变更的现象，与最初工商行政部门调查时所作陈述更是不一致。徐玉勤最初曾称此次活动是经营部组织的，自己不负担费用；后又称此次活动是好尔公司副经理童素华发起，自己召集溧阳地区的老年人，与其他业务员共担费用；最后又称此次活动与朱太福毫无关系。经营部最初在情况说明中称，徐玉勤召集溧阳地区客户，经营部召集常州地区客户，二者共同拼团开展此次活动，费用各自负担；后又称该活动由各地区经销员自行发起，与经营部无关。对此，本院认为，此次旅游活动是为了推销益尔经营部流通的产品，所谓回馈客户也是回馈购买了或可能购买经营部产品的用户，在旅游过程中相关人员也是以“好尔公司”（即益尔经营部）的名义对用户进行产品宣传和推销，种种迹象均向参加旅游者表明益尔经营部与此次活动有关，在此前提下，经营部在工商部门调查时所作情况说明中陈述的其与徐玉勤一起拼团、共同参与此次活动的言词证据较为可信，与两被告之间签订的《经销合同》也不矛盾，综上，在本案中宜认定两被告为共同组织者。对于被告在情况说明中所述徐玉勤对溧阳地区客户负责而经营部无须负责的意见，本院不予认可，因此次活动是以经营部名义开展的一次集体活动，其内容、项目、责任分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徐玉勤召集溧阳地区客户后，到常州后由经营部统一安排食宿、流程，徐玉勤与经营部均系责任主体。若两被告之间对于责任承担另有约定，可基于内部约定另行解决。
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两被告作为旅游活动组织者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首先，被告作为组织者存在过错。被告以免费旅游的方式组织老年人参加旅游活动，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向老年人推销产品，此种活动实为一种营销手段。因参与群体活动对象为老年人，且人数较多，活动组织者应尽到如下安全保障义务：1、事先对活动内容和注意事项（包括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提醒告知义务；2、活动内容和活动开展方式应与老年人的身心相适应；3、对参加活动的老年人应负保护其不受突发外来事故损害的保障义务，以及在老年人身体突发状况时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义务（包括及时查看老人症状，与老人家属联系，必要时紧急送医救治等）。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被告在事先未尽到提醒告知义务，虽徐玉勤称在以前的活动中提醒过原告，但作为活动组织者，在活动开始前对每一位活动成员进行注意事项的告知应属不可忽略的程序；而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徐玉勤在得知蒋留根摔倒的事件后，虽为其送来早餐并在房间里进行陪伴，但并未及时与蒋留根家属联系、沟通、询问处理方式，作为活动组织者，采取的措施应更为妥善全面；事实上，鉴定意见书亦载明，蒋留根的送医情况并不及时，存在一定的延误。因此，组织者在此过程中有过错。其次，原告有损害后果。原告此次发病经治疗后，现已瘫痪，构成一级伤残、终生护理依赖。最后，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尽管原告发病是由其自身疾病导致的，但其救治不及时对其送医后的治疗方式等会产生影响，故组织者的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基于此，两被告应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影响了原告的救治情况，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但考虑到原告发病与旅游活动无关，是其自身慢××长期发展而突然急性发作的结果，且原告目前的损害程度也主要是由其自身疾病导致的，被告的过错仅在于未能及时将原告送医从而对原告的治疗可能产生一定影响，被告的过错对原告的损害后果造成影响较小，故酌情认定被告对原告各项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的各项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的有：1、2016年2月至2017年11月康复治疗费54370.93元。因鉴定机构给出的合理康复治疗期为1年，并认为此后再行康复治疗无必要，以日常护理为准即可，故一年之后原告再行康复治疗的，相关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2、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案中被告虽有过错，但原告的损害后果主要是其自身疾病造成的，被告过错程度较小，对原告疾病的影响也较小，不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3、5年后续治疗费155340元。根据鉴定意见，一年后的康复治疗已无必要，若属常规治疗、定期复诊产生的费用，现尚未产生，无法确定数额，在本案中对所谓的后续治疗费无法予以支持。
原告主张的费用中，本院支持并予以核定的项目如下：1、医疗费2345.08元及事发至2015年9月的康复治疗费17742.18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0元（截至2015年9月的住院天数240天×50元/天）。3、营养费1200元（营养期120天×10元/天）。4、护理费12720元（护理期120天×106元/天）。5、交通费2000元。6、残疾赔偿金281064元（40152元/年×7年）。7、残疾辅助器具和护理物品费用1638.2元（核对原告提供的网上购物单据认定）。8、鉴定费4480元。9、3年生活护理费116070元。以上合计451259.46元，由两被告承担其中10%，为45126元。
为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宁区兰陵益尔食品经营部、徐玉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蒋留根赔偿各项损失合计45126元。
二、驳回原告蒋留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94元，由原告负担4502元，两被告负担8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的标准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394元。在递交上诉状副本7日内凭判决书可到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也可采取银行汇款方式预交。
审 判 长 龚 雪
人民陪审员 钱长生
人民陪审员 沈紫阳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管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