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绍越民初字第3989号
原告郑阿菊。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范慧慧，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号。
负责人蒋新新，院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ＸＸＸ，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梁胜林，系医院员工。
被告郑忠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人）王驰，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阿菊与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郑忠立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5日不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郑阿菊及其委托代理人范慧慧、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委托代理人ＸＸＸ、梁胜林，郑忠立委托代理人王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鉴定时间为2013年12月10日至2015年1月21日、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10月22日，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阿菊诉称：原告与被告郑忠立系母子关系，因原告教育被告郑忠立对婚姻关系处理不妥而引起矛盾。2013年9月17日，被告郑忠立为报复原告，与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医生何为民恶意串通，将原告从家中强行送入该院治疗，原告平时身体××未患有××。后原告及亲属均多次到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要求原告出院，但该院不顾原告及其法定监护人即原告母亲的意愿，拒绝让原告回家，直至2013年10月8日才勉强出院。原告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强行将原告当作××患者治疗的行为已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二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2万元；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
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辩称：1、原告诉称被告郑忠立与被告的医生何为民恶意串通，将原告从家中强行送入被告处治疗与事实不符，且无任何证据支持。实际情况是，被告郑忠立依《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送原告到第七人民医院诊治。2、原告诉称其未患有××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原告经专业的××医生确诊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且具有《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有伤害自身的危险和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情形。3、原告诉称的2013年10月8日勉强出院，实际上原告母亲坚持认为自己女儿没有××，强烈要求出院并未经工作人员同意情况下擅自将患者带出病房。4、被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遵循了《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郑忠立辩称：一、虽然被告母亲郑阿菊以名誉权纠纷起诉了被告，但是，不管母亲郑阿菊是否被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不管被告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也不管以后最终结果如何，作为儿子的被告，其在心中、在行动上永远承认原告仍是被告的母亲，不会对母亲存在任何怨恨，被告仍旧会对母亲尽职尽责承担起赡养义务。二、被告认为：在本案中，母亲郑阿菊虽然被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出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是，这并不是被告所希望得到的最终结果。被告希望母亲郑阿菊的病情能尽快康复，不再被一些背后别有用心的人表面现象所迷惑、所挑唆、所操纵、所控制而加以利用，致使达到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状况。三、被告自始至终都不存在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公布、宣扬母亲郑阿菊病情等隐私，更不存在捏造事实公然丑化母亲郑阿菊的人格，也不存在诽谤、侮辱母亲郑阿菊。恰恰相反，在本案中，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利用了原告后却做了伤害原告的事情。例如：母亲郑阿菊提供的证据之一《证明》写明了“……绝对没有精神分裂症任何迹象……等内容来要求如此多的人来签名，即这些人在签名后，知道母亲郑阿菊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情况。因此，不管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出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是否属实，那么，这些人在知道此情况，谁能保证这些人不去宣扬此事？谁又能保证这些人在传播事情过程不会存在歪曲事实？谁又能保证这些人会真心维护母亲郑阿菊的合法权益？因此，此份证明一出具，我们看到结果是更多的人知道母亲郑阿菊与被告的事情，难道这是维护母亲郑阿菊合法权益应该的做法吗？而这些人难道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并进而可以诊断母亲郑阿菊是否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同时，我们再看一下本案诉讼请求第一个内容就是“公开赔礼道歉”，那么，我就试问一下那些背后别有用心的人，是不是要求被告对母亲郑阿菊实施了“被××了”而改正，进而公开赔礼道歉，然后，让更多的公众知情，公开讨论被告与母亲郑阿菊的事情，再人云亦云地讲二者之间的事情，难道这方法妥当吗？而被告作为亲生儿子，对本案因可能会涉及母亲郑阿菊的个人稳私，使母亲郑阿菊的个人稳私不为更多的公众知情，如披露了稳私可能导致其名誉受损，按《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告特此向法院申请对本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以竭尽全力维护母亲郑阿菊的合法权益。四、被告认为：母亲郑阿菊约一、二年前逐渐出现言语行为上异常，如：无端怀疑自己的亲生儿子与养女要迫害自己，到处状告儿子，给养女的班主任打电话、发短信说养女在外面卖淫（目前在读高中），无故与儿女争吵撕扯并欲跳楼自杀等疑似精神障碍的情况，因此，被告送母亲郑阿菊前往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进行诊断并治疗，这不但在法律上允许，也在情理之中。母亲郑阿菊入院被诊断“偏执性××？”后，第二天，母亲郑阿菊及其妹妹向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申请认为“母亲郑阿菊没有××，不需要住院治疗”为由进行再次诊断，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对母亲郑阿菊经过详细的精神情况检查后，于2013年9月22日出具了一份《再次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结合母亲郑阿菊曾经企图自杀等有可能伤害自身的危险，为保护母亲郑阿菊的身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这也在法律上允许，且在情理之中。如果，不对其进行治疗，母亲郑阿菊伤害了自己或伤害了他人，试问一下，那些背后别有用心的人谁来负责任？五、被告认为：被告与母亲郑阿菊不存在矛盾，也不存在报复母亲郑阿菊的行为，更不存在与绍兴市第七医院医生何为民恶意串通将母亲郑阿菊送往绍兴市第七医院被实施了“被××了”。退一步讲，即使母亲郑阿菊在误会被告、养女后而做了一些事，那也是被背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挑唆的结果。试问一下，母亲郑阿菊做了那些事，需要被告对母亲郑阿菊不惜串通医生送绍兴市第七医院对其“被××了”而进行报复？二者之间的矛盾有这么尖锐吗？六、被告曾经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在2003年11月，莫斯科当地时间24日凌晨2点50分左右（北京时间7点50分左右），在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卢蒙巴友谊大学一学生宿舍楼发生大火时，不但临危不惧，成功自救，而且急中生智，从熊熊大火中救出数名同学的事迹，作为正面形象而被浙江报业网、人民网、诸暨日报等多家报纸、网络报道，其在母亲郑阿菊眼里是最勇敢。难道正常的母亲郑阿菊会毁损儿子的名誉吗？而背后别有用心的人却是多次被负面报道。综上所述，请法庭查明案情，驳回母亲郑阿菊的诉讼请求，给母亲郑阿菊一个清静的环境，不再被背后别有用心的人所控制利用。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证明1份，要求证明原告身体健康、神智清楚，不存在精神分裂症或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迹象，更没有伤害过他人的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该证据是证人证言，未经出庭无法律上的效力，有××的诊断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并不是原告的朋友即可以诊断。被告郑忠立质证认为，在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质证基础上，补充一点：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只针对个别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行为。本院认为，该证据从其性质来看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情况说明2份，要求证明2013年9月17日晚上，被告郑忠立联合被告的医生何为民将原告殴打，并强行将原告送入第七人民医院，后经郑鹏飞电话报案后找到原告的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该两份证据其实质上是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无法律效力。该情况说明陈述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作证，无相应的证明力。从徐丽萍的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到原告起过菜刀，且其尝试过跳楼的方式，这可以说明原告存在伤人及自杀等的倾向。据被告郑忠立了解的情况，该两份说明的起草人与被告郑忠立存在矛盾。情况说明中载明郑忠立与被告的医生串通后强行将原告送入被告处，这与事实不符。实际是被告郑忠立与其朋友一起将原告送入被告处的。被告郑忠立质证认为，同意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郑鹏飞在人品上存在问题。本院认为，该证据从其性质来看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3、出院小结1份，要求证明两被告恶意串通将原告从家中强行送入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处治疗，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以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收留，但因原告并没有患有××，故在原告母亲的强烈要求下至2013年10月8日勉强出院，原告没有任何的××，该出院小结中的记载系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单方诊断的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该小结是被告病历中一小段，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是专业的诊断机构，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违反诊疗规范，所以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且出院是原告母亲强行派人将原告带走的。被告郑忠立质证认为，同意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该小结中在入院时明确载明原告存在明显的被害狂想，坚信自己的儿子儿媳要害她，在出院时也载明的防止其自杀等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2014）绍越商初字第1824号民事起诉状副本1份、证据材料附件1份、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1份、传票1份、民事裁定书复印件1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因原告不存在精神方面的毛病，故在该案中原告是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诉讼，并也得到越城区法院的认可，进一步证明原告并不存在××的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原告作为另案案件的被告，并不代表其没有患××，且法官也没有鉴别其是否有××的能力。从司法鉴定的角度来讲，并不是患有××就丧失了其民事行为能力权利，他的各项民事权利都是保留的，且他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法院并不能定夺。故法院让其出庭并不能证明原告没有患病的事实。被告郑忠立质证认为，认可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质证意见。补充：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是针对个别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行为。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5、交通费发票16份、住宿费发票2份、鉴定费发票1份，要求证明因本案原告支出的费用，该部分费用应由被告承担的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郑忠立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部分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不具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存在。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住院病历1组，要求证明第一被告诊疗符合规范，经过初次诊断和再次诊断，诊断原告存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第一被告不存在过失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中记载的内容均系二被告串通后所写的，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是真实的情况。同时诊断意见书和再次诊断意见书中所诊断的结论即原告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也是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单方面诊断所得出的结论，其所做的结论是依据错误的事实和被告郑忠立的错误陈述作出的，并没有其他的证据相印证，该诊断意见书系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单方面诊断，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够证明被告医疗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原告患病的事实。被告郑忠立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提供的资料都是客观公正的，是经过两次诊断，确认原告存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本院认为，原告虽对该证据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2、关于郑阿菊要求精神医学鉴定的答复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第一被告的诊疗规范是完全符合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并没有违反程序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本案的原告正因为不存在精神卫生法中规定的精神障碍疾病，所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才会出具原告的情形不符合精神卫生法有关精神障碍的精神鉴定，因此才不予受理，可以进一步证明原告不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病，完全是由于两被告恶意串通所为，故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存在违法行为。被告郑忠立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郑忠立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情况说明书1份，要求证明原告思想上认为养女有卖淫行为，说明了原告具有脱离实际、荒诞离奇的逻辑和判断推理，因而怀疑患者具有精神障碍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从形式上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该情况说明书中载明的内容均系郑静怡的单方陈述，与事实不符，且该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矛盾非常深，仅凭其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原告患有××。据原告了解，郑静怡已被被告郑忠立买通，原告是否具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应当以司法鉴定结论为准，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郑忠立的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从其性质来看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照片28份，要求证明：1、原告说养女为婊子，被判死刑、脑子装粪及乱编歌和诗等行为，说明了原告具有脱离实际、荒诞离奇的逻辑和判断推理，因而怀疑患者具有精神障碍的事实。2、照片2原告要求养女支付22万元与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2万元在金额上一致，说明了原告偏执于某一事，很难改变其思维方式，因而怀疑患者具有精神障碍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原告从来没有发过该些短信，完全系郑静怡单方编造并制作了这些照片，而且与事实不符，郑静怡是被被告郑忠立买通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患病的事实。即使该些证据系原告所发，郑静怡也仅仅是采取断章取义的形式提交了证据，并没有提交完整的往来短信内容。该些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郑忠立的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手机短信内容，被告郑忠立未能提供该短信的原始载体，且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故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3、紧急呼吁保护绍兴秦望山自然、文化瑰宝的联名信1份，要求证明原告住址已在绍兴市越城区大乘弄12号的情况下，但却以其为首对绍兴县平水镇五联村书记徐月平进行了举报，要求保护绍兴秦望山，说明原告在早期已现有敏感多疑等符合精神障碍的特征，因而怀疑患者具有精神障碍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从形式上系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则形式要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郑忠立的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认定。
4、对我孙子郑忠立的评价1份，要求证明被告在长辈、绍兴县平水镇五联村村民及村民委员会等人员和组织心目中是正面形象，不可能存在原告所述的与绍兴市第七医院何为民恶意串通将原告强行送第七医院进行治疗的行为，而原告怀疑被告要对自己进行迫害，符合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因而怀疑患者具有精神障碍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该证据系证人证言，且该签字人与被告郑忠立存在利害关系。评价中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郑忠立的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从其性质来看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5、关于我侄子在我们家族生活中亲属对其的评价1份，要求证明：1、原告早期要求被告对被告父亲监视、偷偷搜查被告父亲的衣服箱包、近两年在所有亲属面前否定被告等行为，说明了原告在早期已现有敏感多疑及在后期怀疑被告要对自己进行迫害等符合精神障碍的特征，因而怀疑患者具有精神障碍。2、被告在亲属心目中是正面形象，而那些在背后挑唆、利用、控制原告的人在公众心目中却是负面形象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该证据系证人证言，且该签字人与被告郑忠立存在利害关系。评价中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郑忠立的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从其性质来看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6、潘以聪的信1份，要求证明原告早期对养女较好，后来思想上才出现脱离实际、荒诞离奇的逻辑和判断推理，因而怀疑患者具有精神障碍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且里面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郑忠立的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认定。
7、评语1份，要求证明郑静怡人品端正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形式上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单位出具证明，必须由负责人签字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形式要件。该证据中只加盖了单位的印章，没有负责人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作为证据使用，亦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同意被告郑忠立的意见。本院认为，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明仅单位盖章，故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出示如下证据：
1、向绍兴市越城区公安局越城分局府山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2份。原告质证认为，对于第一份笔录许丽萍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其的陈述与事实相符，原告与被告郑忠立确实因生活上的问题因处理不妥而产生矛盾，被告郑忠立多次到原告处闹事，后在9月17日，与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医生串通将原告强行关押并治疗。对郑静怡询问笔录不予认可。其的陈述与事实不符。郑静怡与被告郑忠立是一伙的，也是串通在一起，故其笔录不具有任何的可信性。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郑忠立质证认为，对于第一份笔录从本质上讲系证人证言，因该证人与被告郑忠立存在利害关系，其的陈述没有证明效力。第二份笔录具有相对的可信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说明各1份。原告质证认为，对上海鉴定所的说明，该鉴定机构无法进一步获取鉴定所需的材料的原因是在于被告郑忠立不肯配合和提供相应的证据，才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故由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对于温州鉴定中心的说明，第一页的事实部分中，原告是由其儿子和姐妹陪同下前来检查，这不是事实，本案被鉴定人是由其的姐妹陪同下来鉴定，其的儿子是另行自己在鉴定机构的要求下去的，原告并非是由被告郑忠立陪同下去的。××该证据载明的内容可以证明2013年9月17日，原告是否存在精神障碍是无法判断，作为一个专业的鉴定机构，在原、被告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是否存在精神障碍的话，那么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单方面认为原告患有精神障碍显然是不对的，因为鉴定中心比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更具有专业性。所以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以原告患有××为由强行关押并收治原告显然存在不妥。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质证认为，对于上海鉴定所的说明，缺乏资料，并没有说是缺乏哪些资料导致不能鉴定。不管缺乏资料与否，都与被告无关。因为被告是××病人的症状，通过送患者的人提供的资料来诊断的。对于温州鉴定中心的说明，并没有否认原告有××，只是认为目前因为双方提供材料不一致，没有办法鉴定，也只是对目前的状态无法鉴定，也没有办法鉴定两年前原告是否患有××。被告郑忠立质证认为，同意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意见，补充一点，温州鉴定中心的说明否定了上海鉴定所说明中的需要补充相关卷宗的情况。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及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接受本院委托鉴定后出具的相关说明，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上述予以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可以认定以下事实：2013年9月17日晚，被告郑忠立将原告郑阿菊（系被告郑忠立的母亲）送往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经初步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同日，被告郑忠立在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签署非自愿治疗告知书等相关入院材料。次日，原告郑阿菊认为其没有精神疾病，不需要住院治疗，并申请再次诊断。同年9月22日，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出具再次诊断意见书，诊断结论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同时查明，原告郑阿菊的母亲坚持认为原告没有精神疾病，强烈要求出院并在未经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同意的情况下将原告带离病房。2013年10月8日，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当时情况同意原告郑阿菊母亲意愿，办理出院。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出院小结载明，出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另查明，原告在诉讼中申请对其是否存在精神障碍进行鉴定，本院分别依法委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但均被退回。
本院认为，××法律规定，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原告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强行将其当作××患者治疗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故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原告郑阿菊是否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或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是否存在误诊的情况。××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相关规定，患者一方请求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依法应提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初步证据。本案中，原告认为其并不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或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存在侵权的事实，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经本院依法委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及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均因无法鉴定予以退回，故目前尚无相应证据证明原告郑阿菊不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或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存在误诊的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是否与被告郑忠立恶意串通，将原告强行送往医院治疗。原告认为，被告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医生何为民与被告郑忠立恶意串通，将原告强行送往医院治疗，但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难以成立。综上，原告主张要求二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要求二被告承担鉴定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因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上述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阿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原告郑阿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钦宇
代理审判员 赵珠艳
人民陪审员 万春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朱黄莹
附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