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27刑初108号
公诉机关秭归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光绿（曾用名徐光禄），男，195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巴东县人，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地湖北省巴东县，住秭归县。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3月1日被秭归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4日经秭归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秭归县公安局执行。现羁押于秭归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王大进，湖北千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秭归县人民检察院以鄂秭检刑诉[2017]9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光绿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秭归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卢玉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光绿及其指定辩护人王大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秭归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以来，被告人徐光绿因房屋纠纷，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满，多次到秭归县、宜昌市、湖北省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上访，并先后五次进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上访。2017年1月13日至24日，被告人徐光绿用自己的手机（号码134××××1061）多次向秭归县领导、公安民警发送短信，无理要求政府部门先给予“救灾款”3万至5万元，共分期给予40万元，否则就到北京中南海上访。因未得到满意答复，2017年2月28日，被告人徐光绿与谭某1、谭某2、刘某等人一起赶赴北京，准备趁两会敏感节点到相关部门上访，达到向政府施压的目的，被秭归县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徐光绿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数额特别巨大，其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请法院依法判处，并随案移送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徐光绿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其要求秭归县政府分期给付“救灾款”40万元属实，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指定辩护人王大进的辩护意见是，一、关于定罪方面的意见：1.被告人徐光绿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被告人徐光绿在其上访诉求没有得到县政府答复和处理的情况下，向县政府及部门领导发短信、写书信施压，目的是引起领导重视以得到迅速处理，这种诉求是否合理与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2.被告人徐光绿仅以“进京上访”相威胁，政府不应该害怕上访，进京上访尚不足以引起政府的恐慌而被迫交出财物。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告人徐光绿进京上访的要求，丝毫不影响政府对其上访请求的依法决策，更不会引起政府的恐慌和害怕而答应其非法请求，实际上，秭归县政府也没有迫于被告人徐光绿上访压力而解决其困难救助请求。因此被告人徐光绿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二、关于量刑方面的意见：1.被告人徐光绿因形迹可疑，被秭归县公安局民警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进行询问时，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可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2.被告人徐光绿以实施上访为要挟手段向秭归县政府敲诈勒索，此次上访要求政府解决3万至5万元，应认定本案的犯罪金额为3万元。其进京上访的过程中尚未完成上访环节就被政府工作人员带回，故本案属未实施终了的未遂，未造成损害后果，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3.被告人徐光绿没有犯罪前科，本次犯罪属初犯、偶犯。4.对于被告人徐光绿的上访，至今没有任何政府部门作出处理意见，政府也有一定的过错。
经审理查明，原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在秭归县茅坪镇三溪路建有陈家冲综合楼一栋，土地性质属有偿划拨的国有土地，在该土地上另建有两层办公楼。在粮食系统改制过程中，该单位并入秭归县面粉集团公司。2000年秭归县面粉集团公司破产，破产清算过程中，2000年7月10日，陈某1综合楼分配给债权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秭归县支行受偿。2002年8月5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秭归县支行将该综合楼出售给向某，后向某申请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两层办公楼占用的土地包含在其中。2004年4月13日，秭归县金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2000元将两层办公楼的残值处置给向某。
被告人徐光绿系湖北省巴东县人，自1993年起为原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运输原材料，被告人徐光绿居住在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陈某1简易工棚，1995年秭归县面粉集团公司兼并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时，经被告人徐光绿之兄徐光福（时任秭归县粮食局副局长）要求，时任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负责人尤大国安排被告人徐光绿居住在两层办公楼第二层。兼并之后，尤某1离职，应被告人徐光绿长期占有居住该房屋的要求，尤大国以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名义向被告人徐光绿出具了“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欠徐光绿运费6000元左右，将二层办公楼房暂抵押居住，待账结清时迁出”的虚假证明，并故意将证明日期提前至1994年1月5日。2011年，被告人徐光绿以秭归县国土资源局、秭归县人民政府为向某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错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经本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人徐光绿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被告人徐光绿先后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亦被驳回。2012年，向某起诉被告人徐光绿，要求其立即从居住的办公楼第二层迁出，本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限被告人徐光绿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从现居住的秭归县茅坪镇三溪路70－2号临时房屋（即诉争的两层办公楼第二层）内迁出，将该临时房屋腾退交还向某，被告人徐光绿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被告人徐光绿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亦被驳回。此后，被告人徐光绿以法院强制其腾退秭归县茅坪镇三溪路70－2号房屋致其遭受无房居住的灾难为由要求当地政府给予“救灾款”30万元，多次到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上访。同时，被告人徐光绿认为“其在2015年要求的金额是30万，但没有解决，由于继续上访、继续付出，所以到2016年之后提出‘救灾款’是40万元”，“法律途径不能达到其目的，就到北京越级上访引起秭归县政府的重视”，“利用敏感节点到北京去上访登记，给秭归县政府施压，直到秭归县政府达到其要求给40万元人民币”，并先后四次赴京上访。当地政府派员多次赴上级信访部门对被告人徐光绿接访劝返，返回的交通费、食宿费由政府部门承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当地政府和信访工作人员造成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思想压力。2015年至2016年，因被告人徐光绿多次上访，迫于信访维稳需要，当地政府以被告人徐光绿之子徐某的名义分两次解决救助款800元。
2017年1月13日至24日，被告人徐光绿再次向秭归县委书记卢某2、公安民警周某、吴玉发送手机短信，要求秭归县政府给予其“救灾款”40万元，近期给付3万元，否则就到北京中南海上访，其在给卢某2的手机短信中写到“中南海直通人民，我想我去了对您现任（短信上将“任”误写成“但”）书记在政治上很受影（短信上将“影”误写成“引”）响”；在给吴玉的手机短信中写到“我申请政府救灾40万元…付了我不宣扬，不给就到中南海去申请”。因未得到满意答复，2017年2月26日，被告人徐光绿与谭某2、谭某1、刘某等人一起再次前往北京，准备趁全国两会敏感节点到相关部门上访，达到向政府施压的目的。同月28日秭归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获悉情况后，在北京市找到上述四人并送回秭归县公安局茅坪派出所，派出所民警随即对上述上访人员进行了询问，被告人徐光绿交待了其要求秭归县人民政府解决“救灾款”40万元，否则进京上访的事实。
上述事实，除被告人徐光绿当庭供述外，另有下列证据在卷佐证：
1.书证：⑴秭归县公安局茅坪派出所民警出具的《徐光绿到案情况说明》，证明2017年2月26日，秭归县公安局茅坪派出所得知被告人徐光绿等人已乘车进京上访，立即将情况通报给县局，安排民警吴玉加强关注，注意发现并及时劝返被告人徐光绿等人。当月28日14时许，由秭归县政府工作人员租车将进京上访的被告人徐光绿、谭某2、谭某1、刘某送到秭归县公安局茅坪派出所。⑵秭归县委政法委领导袁某、陈某2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袁某、陈某2收到卢某2转发被告人徐光绿发送的手机短信后，要求秭归县公安局茅坪派出所和国保大队调查了解相关情况。⑶手机短信记录截图4张，证明被告人徐光绿给秭归县委书记卢某2发送手机短信，要求解决3万元临时“救灾款”，否则就到中南海去；给公安民警周某、吴玉发送手机短信，申请政府救灾40万元，先支付3至5万元，付了其不宣扬，不给就到中南海去申请。⑷被告人徐光绿分别给秭归县委书记卢某2、副县长余某1书写的信件，证明其要求解决40万元“救灾款”是最低金额，每向上一级申请，救灾金额还要增加。⑸本院（2011）秭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中行终字第00032号《行政判决书》、（2011）宜中行监字第7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鄂行申字第00074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证明被告人徐光绿以秭归县国土资源局、秭归县人民政府为向某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错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经本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人徐光绿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被告人徐光绿先后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亦被驳回。⑹本院（2012）鄂秭归民初字第00315号《民事判决书》、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437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信访处理单》、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宜昌中民监字第0006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向某起诉被告人徐光绿，要求其立即从居住的办公楼第二层迁出，本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限被告人徐光绿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从居住的秭归县茅坪镇三溪路70－2号临时房屋内迁出，将该临时房屋腾退交还向某，被告人徐光绿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被告人徐光绿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亦被驳回。⑺被告人徐光绿在各级信访部门来信来访登记记录，证明被告人徐光绿多次在各级信访部门来信来访，其于2015年要求秭归县政府解决30万元救灾资金，2016年金额增加至40万元。⑻2015年被告人徐光绿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秭归县人民法院院长邮寄的《司法救助申请书》、院长信访处理单、本院工作人员梅某、余某2华接访被告人徐光绿的信访接待笔录及《关于徐光绿申请司法救助的答复》，证明被告人徐光绿认为其所涉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判决，申请司法救助，要求法院为其解决35万元救助资金及一处临时住房，否则就住进本院院长家，本院告知其请求事项不符合秭归县司法救助实施细则的规定。⑼中共秭归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徐光福、尤大国及徐光绿的调查笔录及尤大国以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名义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人徐光绿自1993年4月为原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运输材料，居住在简易棚内，1995年4月份左右，通过徐光福打招呼，时任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负责人尤大国安排被告人徐光绿居住在两层办公楼第二层。后来秭归县面粉集团公司兼并了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尤某1离职，应被告人徐光绿长期占有居住该房屋的要求，尤大国以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名义向被告人徐光绿出具了“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欠徐光绿运费6000元，将两层办公楼房暂抵押居住，待账结清时迁出”的虚假证明，并将证明日期提前至1994年1月5日。⑽宜昌市信访局来访事项转送单、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及被告人徐光绿来信来访网上记载明细，证明各级信访机关对被告人徐光绿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宜昌市信访局要求秭归县信访局认真接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⑾茅坪镇2015年因灾生活困难救助花名册（春荒）、2016年3月份临时救助发放表，证明秭归县茅坪镇人民政府两次给被告人徐光绿之子徐某救助款共计800元。⑿被告人徐光绿及证人的户籍信息资料，证明被告人徐光绿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及证人的身份情况。
2.证人证言：⑴证人谭某2、谭某1、刘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2月26日，被告人徐光绿与谭某2、谭某1、刘某赴北京上访的情况。⑵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徐光绿因房屋纠纷长期从事诉讼及上访活动，不属于政府民政救灾对象。⑶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徐光绿是巴东县人，长期生活在秭归县茅坪镇，2012年左右，其因房屋纠纷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经常到各级人民政府和信访部门上访，其中赴京上访5次，开始上访要求政府解决“救灾款”30万元，后来增加到35万元，2017年2月底，被告人徐光绿再次到北京上访要求政府解决40万元“救灾款”，被告人徐光绿称其每上访一次，都要产生相应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生活费以及耽误的工资都要算到政府头上，所以他上访要求解决的费用就持续叠加。被告人徐光绿赴上级政府、部门上访，秭归县政府都要派工作人员劝返，2015年以来秭归县政府因被告人徐光绿上访开支经费3万余元。秭归县上访维稳任务很重，具体从事信访维稳工作的人员压力很大，特别是今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被告人徐光绿等人在2月底进京上访，信访维稳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思想压力很大。⑷证人庄某的证言，被告人徐光绿多次向县、市、省各级人民政府和信访部门递交上访材料，申请几十万元救灾资金，2015年的时候，被告人徐光绿和刘某、谭某2等人一起到北京上访，庄某受政府安排去北京对他们劝返，为他们购买返回的车票接回秭归县。近几年维稳工作形势很严峻，上级部门对信访工作人员的要求很高，特别是2017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个敏感节点，上访人员提出到北京上访，信访工作人员都觉得很压头，责任很大。秭归县茅坪镇政府为了维稳的需要，通过民政救助的方式以被告人徐光绿儿子徐某的名义解决了800元的救助费用。自2015年至2017年3月，每年花费在被告人徐光绿身上的维稳经费约1万元。⑸证人兰某的证言，证明从2015年以来，被告人徐光绿多次到各级人民政府和信访部门上访，也几次到北京上访，大多数情况下是与上访人员刘某、谭某2一起去的。2015年至2016年，因徐光绿多次上访，出于维稳需要，茅坪镇政府民政办以其儿子徐某的名义两次解决救助金共计800元，因被告人徐光绿上访，政府安排工作人员接访、陪访及劝返，花费的费用大概有2至3万元。被告人徐光绿上访让地方从事信访维稳的工作人员很头疼，感觉压力很大。
3.公安民警周某与被告人徐光绿座谈的视频及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7年1月14日周某到被告人徐光绿家中座谈，被告人徐光绿对法院判决不服，认为其生活困难是县委政府造成的，要求县委政府给其“救灾款”35万元，春节前必须给他3万元，否则，春节后就到北京上访。
4.被告人徐光绿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告人徐光绿认为自己居住的秭归县茅坪镇陈家冲三溪路70－2号办公楼房屋是原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赠送给其居住的，已经取得该房屋的产权，对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不满，认为法院都搞错了。2012年10月19日，秭归县人民法院依据生效判决强制其腾退秭归县茅坪镇陈家冲三溪路70－2号房屋后，造成其没有房屋居住的人为灾难，其从2015年开始上访，分别向秭归县、宜昌市、湖北省、国家信访局都提出过救灾申请，救灾金额在2015年是30万元，2016年之后要求救灾金额为40万元。认为法律途径不能达到其目的，就到北京越级上访引起秭归县政府的重视，利用敏感节点到北京去上访登记，给秭归县政府施压，以达到秭归县政府给其40万元“救灾款”的目的。由于政府未给其40万元“救灾款”，2017年1月，被告人徐光绿给秭归县委书记卢某2、公安民警周某、吴玉发送手机短信，要求秭归县人民政府给予其“救灾款”40万元，近期给付3万元，否则就到北京中南海上访。2017年2月26日，被告人徐光绿利用两会召开在即的敏感时段，赴京上访给秭归县政府施压，后被秭归县政府工作人员接回。自2015年到2017年2月，被告人徐光绿先后五次赴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信访局上访。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依照生效的民事判决强制被告人徐光绿腾退其居住的秭归县茅坪镇三溪路70－2号临时房屋，系维护法律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权威的正义之举。被告人徐光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越级上访作为牟利手段，越是在重大国事活动期间其上访越激烈，利用信访严峻形势，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勒索钱财共计4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指定辩护人王大进认为被告人徐光绿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及敲诈勒索的金额应当认定为3万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理由如下：1.被告人徐光绿通过其兄徐光福的关系，让原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负责人尤某2出具虚假证明，长期霸占原秭归县粮食局设计室位于秭归县茅坪镇三溪路70－2号的临时房屋，经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仍不腾退，后本院强制被告人徐光绿腾退该房屋，被告人徐光绿由此认为遭受了“无房居住的人为灾害”，要求政府给付“救灾款”，被告人徐光绿的该要求无理无据；2.被告人徐光绿利用目前信访形势严峻，以越级上访相威胁，向当地政府索要所谓的“救灾款”，给当地政府及信访工作人员造成巨大压力，且迫于被告人徐光绿越级上访的压力，当地政府以民政救济的方式已给付800元；3.被告人徐光绿向当地政府敲诈勒索的金额共计40万元，其要求先支付3万元，并未放弃对剩余款项的索要。对于被告人徐光绿多次上访，本院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接访并出具了书面答复意见，各级信访工作人员也对其进行了接访，对其信访事项不予受理，被告人徐光绿不仅不停止信访，反而继续缠访，以越级上访相要挟敲诈勒索当地政府的财物，其过错在于被告人徐光绿，当地政府并无过错。指定辩护人王大进认为当地政府也有一定过错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全案的证据来看，被告人徐光绿并未主动投案，且侦查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实际已掌握了其交待的犯罪事实，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徐光绿具有自首情节，指定辩护人王大进认为其有自首情节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人徐光绿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徐光绿在实施敲诈勒索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据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徐光绿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邹宏发
人民陪审员 李正茂
人民陪审员 杜雷林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潘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