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辽01民终449号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杨东，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枫，系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法定代表人：李国洋，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静姝，系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职工。原审第三人：王学荣，住江苏省涟水县。上诉人杨东因与被上诉人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学荣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4民初12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案件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东上诉请求，l、撤销大东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4民初1274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反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应子纠正。一、原审关于上诉人与东昌公司、王学荣协商2012年春运车辆租赁费与保养费由上诉人与王学荣单独结算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王学荣在接受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办案民警讯问时，认可有33万元没有支付给东昌公司，同时陈述了没有支付的原因是司机克扣汽油钱、不服从管理，并未提到存在与上诉人单独结算的事。王学荣在历次供述中甚至从未提到过上诉人。王学荣还证实东昌公司经理李国洋曾远赴贵阳找其结款，李国洋在举报材料及相关笔录中也证实“合计33万元王学荣没有支付给我公司”，同时证实其曾亲自远赴贵阳向工学荣要钱。如果上诉人、东昌公司、王学荣三方商定由王学荣直接与上诉人结算，为何王学荣和李国洋都认可王学荣欠东昌公司33万元呢？李国洋又为何远赴贵阳找王学荣结账呢？原审判决在认为李广大与谭书鹏因是东昌公司职员而与东昌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无视王学荣、李国洋在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中的多次陈述，认定上诉人与王学荣单独结算租车费和保养费这一本不存在的“事实”，继而免除东昌公司责任，驳回上诉人相关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方面的重大错误，应予纠正。二、关于上诉人是否欠付东昌公司管理费、二次车辆保养费的问题。上诉人自认2011年至2014年间共欠付东昌公司车辆管理费60,000元、二次车辆保养费7,900元，被上诉人应对此范围以外的反诉请求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针对辽AC96**、辽AC96**、辽A49**l三辆车主张的管理费、二次维护费(二保费)，仅举示了双方于2007年9月30日针对辽A498**签订的协议，并未就辽AC96**、辽AC96**两车的主张举示相关证据。原审法庭调查期间，原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七日内将辽AC96**、辽AC96**两辆车的合同提供法院，并释明“逾期不提供视为没有证据”，但在被上诉人未能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作出“原告杨东对被告东昌公司反诉请求的管理费、车辆二次维护费没有提供证据子以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东昌公司该两项费用的诉讼请求成立，应子支持”的认定，属于错置举证责任。东昌公司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辽AC96**车辆运营损失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上诉人与东昌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方就辽AC96**号客车签订《车辆联营(挂靠)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1月1日，合同签订当日，上诉人即依约缴纳了车辆管理费。但自2015年年底开始，东昌公司即无理扣留车辆营运证，虽然车辆年检有效期至2016年10月，但车辆因无营运证一直无法正常营运。年检到期后，车辆无法运营，加之天气渐冷，上诉人司机为保养起见将车辆电瓶卸下，这才导致车辆CPS掉线。诉讼过程中，在原审法院的协调下，东昌公司才于2017年4月办理年检，但仍拒绝交出营运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第六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车辆营运证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因此，被上诉人扣留营运证的行为导致涉案车辆无法上路营运，致使上诉人蒙受了巨额损失，上诉人原审相关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被上诉人东昌公司辩称：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王学荣未提交二审诉讼意见。杨东一审本诉请求：1、要求与被告东昌公司解除《车辆（联营）挂靠合同》；2、要求东昌公司给付欠付的租赁费67,900元及车辆损失57,500元（按5个月计算，司机每月工资3,000元，保险费用每月2,500元，营运损失每月6,000元）；3、诉讼费用及利息由东昌公司承担。在诉讼中，杨东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数额为“44,100元”，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的数额为“103,500元”（按9个月计算，司机每月工资3,000元，保险费用每月2,500元，营运损失每月6,000元）。事实与理由：2009年，杨东将其车辆挂靠在东昌公司营运。2011年11月，东昌公司与第三人王学荣签订客运租赁合同，王学荣租用10台55座客车，用于贵州贵阳至浙江台州之间的春运，租用期为2012年1月10日至2012年2月20日，每台车辆租金70,000元，保养费5,000元（东昌公司给杨东的数额为30,00元）。东昌公司当时使用杨东的4台客车，车牌号分别为辽AC96**、辽A498**、辽A024**、辽AC96**，杨东按照东昌公司与王学荣之间的租赁合同履行了全部义务，可东昌公司仅给付杨东每台车运输费45,000元，尚欠运输费100,000元及保养费12,000元，共计112,000元。后杨东与东昌公司口头协议，上述款项从杨东每年应当交纳的管理费等费用中抵扣，故东昌公司没有收取杨东2012年至2013年的车辆管理费。扣除杨东2011年至2014年应当交纳的管理费和车辆二级维护费67,900元，东昌公司还尚欠44,100元。但东昌公司反悔，如杨东不交管理费，就不给杨东的车辆年检，杨东被迫先后出卖两台车（辽AC96**、辽A498**），并给东昌公司交纳管理费。在2016年，杨东交纳了辽AC96**车辆的管理费，东昌公司仍不给杨东检车及该车的营运手续，使杨东的车辆根本无法营运。杨东为此提起诉讼。东昌公司一审本诉辩称，请求法院驳回杨东的诉讼请求。一、杨东实际是于2007年就将其三台客车（辽AC96**、辽A498**、辽AC96**）挂靠在东昌公司从事营运。2011年东昌公司与王学荣签订一份租赁协议，约定东昌公司为王学荣提供10辆客车用于春运经营，其中包括杨东的上述3台车辆，每台车辆的租赁费70,000元，保养费5,000元。协议签订后，杨东自称还有1台车辆为辽A024**，这辆车是杨东自己带过去的。这样东昌公司就为王学荣提供11台车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王学荣先后于2012年1月10日和20日支付给东昌公司450,000元租赁费，每台租赁费为45,000元，其中包括杨东的4台车辆的的费用。东昌公司将先期的租赁费也给付了杨东。杨东后期的租赁费和保养费是由王学荣直接支付给杨东的，东昌公司不欠杨东任何费用。二、杨东主张的车辆损失费问题。因其不配合东昌公司，私自拔掉车上的GPS，不服从东昌公司的安排和交通管理制度，且杨东的车辆也是一直经营，所以杨东的车辆损失不存在。另，杨东所诉的保险费的问题，按照规定应当由东昌公司代办，但杨东未按约定办理，均由其个人交纳，故不存在退还其保险费的问题。东昌公司一审反诉请求：1、要求与杨东解除车辆联营挂靠合同；2、要求杨东给付管理费89,300元、租车款30,269元、二次车辆保养费9,000元、县际车升省际车的费用15,000元；3、诉讼费用和利息由杨东承担。事实与理由：2007年，杨东与东昌公司就其辽A498**客车签订《车辆联营（挂靠）合同》，2009年4月，杨东与东昌公司就其辽AC96**、辽AC96**客车签订《车辆联营（挂靠）合同》。其中辽A498**客车欠管理费29,700元。辽AC96**客车欠管理费32,700元，辽A498**客车前二次车辆保养费2,700元，辽AC96**客车欠二次车辆保养费为2,550元，辽AC96**客车欠二次车辆保养费3,750元；三辆车共计欠租车费为30,269元（其中有司机借用4,000元，欠保险费469元）；杨东还欠县际车升省际车的费用15,000元。杨东一审反诉辩称，东昌公司反诉所称的欠款时间不明确，且其主张的2009年至2014年的管理费等费用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要求驳回其反诉请求。第三人王学荣未作陈述。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9月，原告杨东（乙方）将其号牌为辽A498**的客车挂靠在被告东昌公司（甲方）名下营运，并签订有效期为三年的《联营（挂靠）合同》。在合同中约定乙方将其购买的车辆落户在甲方，甲方在乙方承担全部费用的前提下，协助乙方办理车辆运营的相关手续，乙方每月应当向甲方交纳管理费300元，甲方受有关部门委托，可为乙方代收、代缴营运车辆的各种规费，同时向乙方提供相应的票证及营运证件；甲方受运管部门的委托按规定对乙方车辆实行强制性二级维护，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同意在甲方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甲方为乙方提供营运票据，同时对乙方车辆分配调度时，运费收入按结算留取税金；乙方在经营期内必须服从甲方管理，保证合法经营，自觉维护企业信誉；乙方拖欠甲方各项应缴费用超过一个月，甲方加收5%的滞纳金，超过三个月以上，有权缴回营运手续，若拒不交纳规费，有权拍卖车辆弥补甲方损失，终止合同；乙方不按规定进行车辆二级维护，甲方不予办理年检等事宜。2009年4月，原告杨东（乙方）又将其牌照为辽AC96**、辽AC96**大型客车挂靠在被告东昌公司（甲方）名下营运，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按上述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在原告杨东的车辆挂靠在被告东昌公司期间，即在2011年5月1日以后每月的管理费调整为500元，每季度的二级维护费调整为450元（以前为每季度300元）。至2016年4月26日，原告杨东就其辽AC96**车辆与被告东昌公司又签订一份内容与上述合同内容基本一致《车辆联营（挂靠）合同》，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8日。此前原告杨东另外两辆客车已转卖他人。原告杨东自2009年至2016年期间共欠管理费86,900元，二级维护费9,000元。原告杨东最后交纳的一笔管理费是2016年4月26日所交的2016年上半年的管理费，最后交纳的车辆二级维护费是2016年4月18日所交纳的2016年第二季度二级维护费。2010年7月19日，原告杨东曾出具一份保证书，载明“因对年检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年审车辆，今后会听从公司安排，保证及时审验证件，特此保证。”2016年10月20日，沈阳市交通局大东分局给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东大队发协调函一份，载明“兹有我区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所属车辆辽AC96**号单车，此车于2016年7月19日GPS掉线后一直处于无法监管状态，且车辆使用人长期不服从公司管理，给我们在安全管理上造成非常大的隐患，一旦发生事故其后果不堪设想，特肯请贵队协助在该车外检时不予审验，诚望大力协助为盼。”原告杨东所有辽AC96**客车因此没有在2016年10月12日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有效期届满后进行检测。至2017年3月13日，在被告东昌公司的配合下，原告杨东所有的辽AC96**旅游客车办理了年检。该车的GPS显示该车运营时间记录至2016年11月17日。另查明，在2011年11月，被告东昌公司与第三人王学荣签订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第三人王学荣租赁被告东昌公司10台55座客车用于浙江台州到贵阳贵州之间的春运，约定租赁期间为2012年1月10日至2012年2月20日，每台车的租金70,000元，并由第三人王学荣承担每台车保养费5,000元。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包括原告杨东所有的辽AC96**、辽A498**、辽A024**、辽AC96**四台车，被告东昌公司共计给第三人王学荣提供11台车辆用于春运。第三人王学荣在2012年1月10日和20日先后给付被告东昌公司租赁费450,000元，被告东昌公司按每台车45,000元支付给原告杨东。2012年春节后，应原告杨东要求，原告杨东与被告东昌公司、第三人王学荣协商原告杨东的车辆的款项和费用与第三人王学荣单独结算。2012年4月17日，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因第三人王学荣涉嫌诈骗被告东昌公司车辆租赁费330,000元立案侦查，该案尚未侦查终结。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联营挂靠合同、行车证、收据，被告提供的联营挂靠合同、营运证、行车证、车辆年度审验表、年检合格证、保证书、协调函、GPS行车记录、证人李广大、谭书鹏、王学荣的证言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采信，附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东与被告东昌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均同意解除双方之间存在的《车辆联营（挂靠）合同》（辽AC96**），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意见，本案主要的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东昌公司是否欠付原告杨东的车辆租赁费；2、被告东昌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原告杨东主张的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辽AC96**车辆各项损失；3、原告杨东欠付管理费、车辆二级保养费、县际车升省际车的费用、垫付的保险费、车辆租赁费和借款的事实是否存在；4.被告东昌公司反诉请求的2009年至2014年的管理费等费用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被告东昌公司是否欠付原告杨东车辆租赁费的问题。原告杨东诉称2012年春运期间，第三人王学荣与被告东昌公司签订租车协议，租赁包括原告杨东4辆车在内的11辆55座客车，被告东昌公司欠付原告杨东车辆租赁费100,000元和保养费12,000元，扣除2011年至2014年之前原告杨东应当交纳的管理费和车辆二级维护费67,900元，被告东昌公司还尚欠44,100元。被告东昌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供第三人王学荣和李广大、谭书鹏的证言予以证实，证明原告杨东在2012年春节后，经与第三人王学荣和被告东昌公司协商，原告杨东的车辆与第三人王学荣单独结算。本院认为虽然李广大与谭书鹏均是被告东昌公司的职员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但作为第三人的王学荣曾因被告东昌公司的举报涉嫌诈骗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证实的内容与李广大、谭书鹏的证实内容相互印证，故三人的证言应予采信。另原告杨东诉称与被告东昌公司口头协议被告东昌公司所欠的租赁费在原告杨东每年应交的管理费等费用中扣除的主张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应当认定原告杨东主张被告东昌公司尚欠车辆租赁费44,100元的事实不能成立。关于原告杨东主张的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辽AC96**车辆各项损失被告东昌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问题。原告杨东诉称因被告东昌公司对双方达成的被告东昌公司所欠的车辆租赁费在原告杨东每年应交的管理费等费用中扣除的口头协议予以反悔，以原告杨东不交管理费为由不给其车辆年检，造成车辆各项损失103,500元。本院认为，原告杨东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1、原告杨东的辽AC96**车辆年检有效期至2016年10月12日，此前该车手续符合运营条件，不存在没有年检不能运营的问题；2、根据车辆GPS运行记录显示，原告杨东的辽AC96**车辆2016年11月17日以后没有运行记录，此前虽有部分时段没有运行记录，但根据交通部门出具的协调函可知，系由于该车于2016年7月19日GPS掉线原因所致；3、根据交通部门出具的协调函，原告杨东的辽AC96**车辆年检在2016年10月12日到期后没有年检的原因是该车GPS掉线后一直处于无法监管状态，且原告杨东长期不服从管理，交通部门函告交警部门该车外检时不予审验，且根据上述分析与认定，原告杨东主张被告东昌公司欠付车辆租赁费的事实和以车辆租赁费抵顶管理费的事实不能成立,从而说明原告杨东欠付被告东昌公司管理费的事实成立，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被告东昌公司有权采取相应措施停止该车运营。综上，原告杨东的辽AC96**在2016年11月17日前没有因年检问题停运，此后，即使因为年检问题停运，被告东昌公司也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其损失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杨东欠付管理费、车辆二级保养费、县际车升省际车的费用、垫付的保险费、车辆租赁费和借款的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负有履行义务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按照原告杨东与被告东昌公司的合同约定，原告杨东的车辆挂靠在被告东昌公司名下，应当按约交纳管理费和车辆二级维护费，原告杨东对被告东昌公司反诉请求的管理费、车辆二级维护费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东昌公司该两项费用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于支持。但因管理费自2011年5月以后调整为每台车辆每月500元的标准，故被告东昌公司主张管理费计算有误，应为86,900元。被告东昌公司反诉请求的县际车升省际车的费用、垫付的保险费和车辆租赁费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东昌公司反诉请求的借款问题，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一并审理，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被告东昌公司反诉请求的2009年至2014年管理费、车辆二级维护费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期限为二年，对此，被告东昌公司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提起反诉前向原告主张过权利，但本院认为，被告东昌公司的反诉请求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理由是：一、原告杨东于2009年9月30日将其辽498**车辆挂靠在被告东昌公司名下，并签订期限为三年的《车辆联营（挂靠）合同》，2010年4月在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又将其另外两辆车挂靠（辽AC96**、辽AC96**）在被告东昌公司名下，至原告杨东将其中的两辆车转让及2016年4月26日双方就辽AC96**车辆签订《车辆联营（挂靠）合同》前，双方没有再另行签订合同，但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按上述合同内容履行。由此应当认定双方对原挂靠车辆的数量予以变更，在该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合同期限为不定期，原合同继续有效。二、在该合同项下的定期给付管理费和车辆二级维护费是基于同一原因产生的定期给付之债，尽管各期债务是因时间经过而逐渐产生，而非在合同签订时就已形成，但由于其系同一合同项下对一定期限内基于同一原因而产生的继续性债权的统一约定，故各期履行的债权实际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被告东昌公司请求给付管理费和车辆二级维护费的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即管理费从2015年12月26日开始计算，车辆二级维护费因未约定给付期限应从上述合同期满的次日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至被告东昌公司在2016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原告杨东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关于被告东昌公司主张的利息问题，应当从其向本院提起反诉时，即从2016年12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杨东与被告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车辆联营（挂靠）合同》；二、原告杨东（反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反诉原告）车辆管理费86,9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三、原告杨东（反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反诉原告）车辆二级维护费9,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四、驳回原告杨东、被告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2元，反诉费1,586元，由原告杨东负担4,351元，由被告沈阳东昌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负担487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杨东与被上诉人东昌公司订立合同、发生车辆挂靠经营事实客观存在，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及交易惯例诚信履行相关义务。一审诉讼中，证人李广大、谭书鹏出庭证实原审第三人王学荣与上诉人杨东之间存在单独结算的行为，但具体结算数额并不清楚。因上诉人否定上述事实，且原审第三人王学荣作为利害关系人未出庭接受调查，提供证据，证人证言及王学荣书面意见（一审卷宗二第125页、第235页-237页）均不能确定王学荣已足额给付杨东租赁费用及三方当事人已就租车费用追索和负担问题进行了最后协商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杨东与原审第三人王学荣已达成协议单独结算租车费和保养费事实，证据不足，属案件基础事实不清。现有证据条件下，免除东昌公司责任负担，判决驳回上诉人相关诉讼请求存有不当，案件依法应发回重审。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4民初12740号民事判决书；二、案件发回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杨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351元予以退回。审判长  周啟星审判员  宋 刚审判员  赵 卫二〇一八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钟雨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