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温商终字第29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赖连林。
委托代理人：程翔龙、陈善锋，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学院中路211号。
负责人：屠善勇，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鲍愉敏，系该支行职员。
原审被告：余振杰。
原审被告：冯美杨。
原审被告：黄景峰。
上诉人赖连林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以下简称鹿商行滨江支行）、原审被告余振杰、冯美杨、黄景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4）温鹿商初字第2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第一条约定：具体每笔借款金额、期限和用途由借款借据另行约定。《借款借据》约定：借款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到期日为2013年9月15日。《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原系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与余振杰、黄景峰签订。2013年4月25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局批复，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更名为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滨江支行。2013年6月7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局批复，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滨江支行更名为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余振杰向鹿商行滨江支行偿还利息至2013年8月21日，2013年9月15日偿还部分利息7.32元。截止2015年4月10日，余振杰尚欠鹿商行滨江支行借款本金30万元，利息1942.67元，逾期罚息64350元，合同期内利息的复利415.97元。2014年7月9日，鹿商行滨江支行向该院申请鉴定，要求对《保证函》原件之中保证期间“2012年10月19日”中的“19”日中的“1”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2014年10月30日，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9”之中的“1”字与该函之中的其他书写字迹不是同时书写形成，其他书写字迹形成时间在前，“19”中的“1”字书写形成时间在后。原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在发放本案贷款之时，曾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本案各被告的个人信用记录，其中赖连林的个人信用查询记录的“信贷审批查询记录明细”记载：2012年9月28日，原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查询担保资格审查；2012年10月9日，原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贷款审批；之后的时间点为2012年11月4日信用卡审批等记载。
鹿商行滨江支行于2014年4月30日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余振杰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利息、逾期利息14092.67元、复利263.45元，共计314356.12元（以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暂算至2014年1月1日，之后从2014年1月2日开始所产生的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月利率为11.2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冯美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黄景峰、赖连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
余振杰、冯美杨、黄景峰在一审中未作答辩。
赖连林在一审中答辩称：鹿商行滨江支行诉讼请求中的利息请求计算不清，逾期利息和复利存在重复计算。赖连林不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起诉状所述事实，赖连林部分不知晓。余振杰确实有向赖连林讲过其要向鹿商行滨江支行借款，但赖连林不知道余振杰向鹿商行滨江支行借过几个周期的30万元借款，期间赖连林也不知道余振杰是否存在归还。关于鹿商行滨江支行和余振杰之间签订的《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赖连林没有看过，只是听鹿商行滨江支行和余振杰说起该案借款。余振杰后来应银行的程序要求，要求余振杰提供保证人担保其借款之时，余振杰找到赖连林，要求其以保证人的身份去鹿商行滨江支行签字。2012年，赖连林应余振杰要求，确实有去鹿商行滨江支行处。银行工作人员将事先准备好的保证函让赖连林签字，并当场向赖连林说明该保证实际上是形式，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对保证人来说签字是没有关系的。于是赖连林就信以为真地在保证函上签字。鹿商行滨江支行提供的《保证函》复印件上的内容与主合同并不能对应起来，无法证明保证函所提供的保证是担保哪份主合同。现存原件表明赖连林是为2012年10月19日的借款提供保证。原件仅鹿商行滨江支行持有，银行方出示了两份时间不一致的保证函。赖连林只签过一次字，故赖连林是为2012年10月19日借款提供保证。赖连林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原审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与余振杰、黄景峰签订的《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依法成立。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依约向余振杰发放贷款30万元后，余振杰未按期偿还借款利息，其行为构成违约。变更名称后的鹿商行滨江支行请求余振杰偿付尚欠的借款本金3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逾期罚息、合同期内利息的复利，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复利部分，借款合同期限之外的逾期罚息及其复利，均系对借款人因违约造成的惩罚性损失赔偿，两者存在重复约定，已过分高于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鹿商行滨江支行请求逾期罚息收取复利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冯美杨的还款责任。余振杰、冯美杨系夫妻关系，上述借款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此鹿商行滨江支行要求冯美杨对余振杰上述所负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保证担保方面。黄景峰在《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中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自愿为余振杰与原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签订的《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浙鹿合银（2012）循保借字第8511120120027825号］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依法应对余振杰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赖连林的担保责任问题。赖连林向原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出具的《保证函》之中的签字系真实。鹿商行滨江支行在起诉之时向该院提交了《保证函》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之中的手写部分的最高额保证期间行字流畅，且字迹着墨深浅单一。但现存于鹿商行滨江支行的《保证函》原件，尤其是保证期间的开始时间“2012年10月19日”，业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9”之中的“1”字与该函之中的其他书写字迹不是同时书写形成，其他书写字迹形成时间在前，“19”中的“1”字书写形成时间在后。根据赖连林陈述的事实，其是与余振杰系同学关系，应余振杰请求提供担保，且仅在原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蒲鞋市支行签过一次字；结合该院依职权调取的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个人信用报告》，查明赖连林确于2012年10月9日在鹿商行滨江支行处有为余振杰因涉案借款提供保证产生的债务；以及《个人信用报告》显示存在鹿商行滨江支行于2012年9月28日登陆征信系统查询赖连林的担保资格审查、以及2012年10月9日发放贷款且又不存在2012年10月19日时间点信贷审批查询记录的事实；再则根据日常金融部门放贷规则，鹿商行滨江支行为降低款项借出风险，既已要求余振杰提供保证人，在已书写与主债务发生时间相一致的保证起始期间的情形之下，却于事后添加“1”字从而使保证人赖连林的保证期间脱离于主债务的担保期间，上述行为不符合鹿商行滨江支行作为职业从事金融放贷业务的出借人所应尽到的合理审慎注意义务，亦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由上，鹿商行滨江支行持有的《保证函》复印件，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个人信用报告》、当事人陈述，表明赖连林在《保证函》签订之时，该函件书写的保证期间原始形态应为“2012年10月9日至2013年9月15日”，落款时间亦为“2012年10月9日”。赖连林在《保证函》中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加按指印，自愿为余振杰在2012年10月9日至2013年9月15日期间向鹿商行滨江支行的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限额3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依法应在上述债权最高限额内对余振杰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赖连林主张鹿商行滨江支行的工作人员曾在其签订保证函时表明无需其承担保证责任，无证据证明，不予采纳。余振杰、冯美杨、黄景峰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余振杰、冯美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逾期罚息、合同期内利息的复利（截止2015年4月10日的利息、逾期罚息、合同期内利息的复利共计为66708.64元，之后的逾期罚息按月利率11.25‰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逾期罚息不计算复利；之后的合同期内利息的复利以1942.67元为计算基数，按月利率11.25‰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黄景峰对余振杰的上述第一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赖连林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赖连林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与《保证函》项下担保的其他债务合计不超过30万元。四、驳回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15元，公告费420元，鉴定费7960元，共计14395元，由被告余振杰、冯美杨、黄景峰、赖连林共同负担。
宣判后，赖连林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赖连林确曾为余振杰向鹿商行滨江支行贷款提供担保，但担保期间为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10月15日。赖连林同意提供担保并在鹿商行滨江支行出具的保证函上签字并备注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9日，该保证函仅有一份且由银行方保管。后因余振杰与鹿商行滨江支行协商决定要求赖连林为2012年10月19日发生的借款提供担保，故由银行在原来的保证函上修正担保起始时间。因此，当事人对保证函载明以及事后修正的内容均是清楚的。2、鹿商行滨江支行作为保证函的保管方和举证方，对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以及证明力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现却又声称其提供的证据部分不真实，不认可其证明力，明显矛盾，一审判决通过主观臆测认可鹿商行滨江支行的主张明显不合理，即便鉴定意见书能够证实保证函中“1”是事后添加的，也不能证明日期的修改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3、本案借款担保的起始时间应为2012年10月19日，担保期间内并未发生借款，故赖连林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综上，赖连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第三项判决，并改判驳回鹿商行滨江支行对赖连林的诉请，本案诉讼费由鹿商行滨江支行承担。
鹿商行滨江支行在二审中答辩称：1、鹿商行滨江支行因贷款逾期诉至一审法院，并提交了保证函复印件，作为要求上诉人赖连林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保证函中填写借款人、借款期限及借款金额等内容均是与赖连林协商约定确定。2、鹿商行滨江支行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提供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结论证实保证函中“1”是事后添加，保证函复印件是从原件上复印而来。此外，银行是不会随意查看客户的征信报告，只有在客户有贷款需求时，才能对借款人及相应担保人进行资质审查。3、赖连林认可保证函签字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9日，进一步印证保证函复印件的真实性，且与赖连林在一审中所主张的保证函签订时间为2012年10月19日相互矛盾。4、赖连林主张保证函保证期间的修改是双方合意的结果，缺乏依据。鹿商行滨江支行完全不知晓保证函内容的修改，银行对于相关合同内容的修改有严格的操作流程，如确实需要修改一般会签订变更保证函内容的合同，如果直接在保证函上修改必须要求当事人在修改处按指印。5、修改保证函中保证期间，明显不利于银行债权的保障，因此赖连林主张银行方修改保证函不符合一般逻辑，如果明知保证函保证期间修改，鹿商行滨江支行不可能出示一份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在贷款逾期后，赖连林多次前往鹿商行滨江支行网点协商还款事宜，期间多次要求客户经理及网点负责人将涉案信贷原件提供由其查看，而保证函被修改恰巧就发生在其查看期间，故鹿商行滨江支行认为赖连林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修改保证函原件。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由于《保证函》复印件与原件对于保证期间内容载明不一致，致使赖连林、鹿商行滨江支行对双方原始担保合意产生争议。本院认为，探究赖连林、鹿商行滨江支行签订该函件时载明的担保期间原始形态及双方真实合意应当结合涉案借款担保事实、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等，综合审查判断。首先，本案中，根据一审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关于保证函原件中“19”之中的“1”字系事后添加形成以及《保证函》复印件是在原件上复印形成的鉴定意见，可以证明保证函原件确实存在人为事后修改。其次，鹿商行滨江支行与余振杰签订的《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鹿商行也按约实际发放贷款，而双方于2012年10月19日并无信贷记录。赖连林在一审中陈述仅签过一份保证函，系为余振杰贷款提供担保，因此涉案《保证函》可能也只可能是为本案借款所签订，赖连林主张《保证函》原件载明的保证期间系鹿商行滨江支行与余振杰协商后修改。本院认为，银行作为资金出借方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诉求必然是降低放贷风险，追求贷款担保的充足，现鹿商行滨江支行通过事后修改保证期间放弃担保债权的做法明显不符合一般常理。最后，原审调取的赖连林《个人信用报告》，显示赖连林存在2012年10月9日因本案借款形成的担保债务，但并不存在2012年10月19日的担保债务。综上，原审确认赖连林在签订《保证函》时，保证期间的原始形态应为“2012年10月9日至2013年9月15日”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认定赖连林应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赖连林提出其无需为本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和事实，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15元（赖连林已预交），由赖连林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良岳
审 判 员 何士锋
审 判 员 曾庆建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项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