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桂民四终字第4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长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冰，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锦昌，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梁天尺。
委托代理人：庞绍禧，广西玉林市玉州区玉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第三人：广西贵港市水运四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斌，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谋新，贵港市民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港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天尺、一审第三人广西贵港市水运四公司（下称水运四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商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港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锦昌，被上诉人梁天尺的委托代理人庞绍禧，一审第三人水运四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谋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天尺在一审中诉称：北海海事法院在港顺公司与水运四司、郑国兴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中，作出（2014）海法执字第26-2号执行裁定，扣押登记在其和水运四司名下的“贵港四司818”号船。梁天尺对此提出异议，北海海事法院作出（2014）海法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驳回其执行异议。“贵港四司818”号船为梁天尺全额出资购买取得，该船虽然登记为梁天尺和水运四司按各自50%的份额共有，但该船的实际所有权人仅为梁天尺，并由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根据贵港海事局的规定，由于梁天尺非贵港户籍人员，在独资购买该船后，若要办理船舶过户，必须登记有贵港户籍人员占50%的产权。因此，梁天尺经多次与第三人水运四司协商，水运四司同意借用其名义进行了产权登记，挂靠该公司经营，亦充实了该公司运营条件。因此，“贵港四司818”号船并非水运四司与梁天尺实际共有的财产，不能作为水运四司的财产被强制执行。在申请执行人港顺公司与被执行人水运四司、郑国兴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强制执行中，“贵港四司818”号船属于案外人即梁天尺的财产，北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扣押明显错误，侵害了梁天尺的财产权。对于梁天尺提起的执行异议，北海海事法院裁定予以驳回亦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此，梁天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依法判决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法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和（2014）海法执字第26-2号执行裁定，立即解除对“贵港四司818”号船的扣押执行措施。
港顺公司一审中辩称，梁天尺系依据（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提起本案诉讼，而该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协议是其与第三人水运四司恶意串通所达成的，目的是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港顺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贵港四司818”船所有权50%份额是登记在水运四司名下，梁天尺称该船的全部所有权归其享有，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故北海海事法院扣押该船合法有据；梁天尺及水运四司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诈骗、抽逃出资、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应依法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为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梁天尺的诉讼请求。
水运四司一审中述称，“贵港四司818”号船实际为梁天尺所有，水运四司对该船舶没有实际所有权，该船的所有权登记水运四司占有50%的份额，是为了解决水运四司经营资质年度审核的问题，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协商达成的船舶所有权协议书及北海海事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均确认了该船的全部所有权实际归梁天尺享有的事实。北海海事法院作出的（2014）海法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和（2014）海法执字第26-2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应予撤销。故梁天尺的诉讼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判决支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贵港四司818”号船（曾用名“贵港四司628”号）原为案外人刘庆光所有并挂靠水运四司经营。2011年12月16日，梁天尺与刘庆光签订船舶转让协议书，梁天尺以35万元的价格购买属刘庆光所有的“贵港四司628”号船。当日，梁天尺向刘庆光支付购船款35万元，双方在贵港市船厂河面完成该船交接。梁天尺受让该船后，并未马上办理船舶过户手续，产权仍登记在刘庆光名下。直至2013年6月7日，梁天尺与水运四司签订船舶所有权协议书，双方约定：因水运四司所拥有的船舶所有权尚未达到《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08年第2号令）的总吨位要求，为解决该问题，梁天尺同意将自己购买的“贵港四司628”号船登记为与水运四司各占50%产权共同所有，船名经贵港海事局核准登记变更为“贵港四司818”号；但该船的全部所有权实际为梁天尺所有，水运四司不享有该船的所有权；梁天尺对该船舶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利，在经营中自负盈亏，与水运四司无关；按水运四司的规定，梁天尺应自行缴纳该船舶的公司管理费和保险、年度审核的一切费用。2013年6月8日，梁天尺与水运四司签订船舶运输委托经营合同，约定：梁天尺将“贵港四司818”号船委托水运四司经营，实际所有人为梁天尺；在委托经营期间，该船舶仍由梁天尺自主经营，水运四司应尽责维护该船舶产权属梁天尺，承担委托船舶运输安全管理责任；该船的营运收支由梁天尺自行支配，梁天尺应向水运四司缴纳管理费，管理费根据船舶检验证书的核载吨按0.9元／吨／月计算。当日，双方在贵港市港航管理局办理了船舶交易手续，在贵港海事局办理了船舶登记手续。6月14日，该船注销了之前船舶所有人为刘庆光的登记，变更登记为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各占股份50%共有，船号亦由“贵港四司628”号变更登记为“贵港四司818”号。2013年6月20日，贵港市港航管理局以水运四司自有并经营的船舶运力规模不符合《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的要求为由，责令其于2013年10月31日前进行整改。2013年7月31日，梁天尺将水运四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以船舶权属纠纷案由立案受理。8月5日，经一审法院主持庭
前调解，梁天尺和水运四司达成调解协议，确认：为了确保船舶正常营运，梁天尺借用水运四司的名义，于2013年6月14日以双方各占“贵港四司818”号船50%的股份在贵港海事局进行了注册登记，该船实际上100%的股份属梁天尺所有和自主经营，与水运四司无关，但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一审法院于调解当日作出（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在庭审中，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均确认，梁天尺于2013年7月31日以船舶权属争议为由起诉水运四司，目的是通过司法裁判确认梁天尺对“贵港四司818”号船享有完全的实际所有权，以明确船舶运输经营中的风险和债权债务的承担。
另查明，“贵港四司818”号船为钢质干货船，船籍港为贵港，总吨353吨，净吨197吨，总长42.50米，型宽8.60米，型深2.85米，主机种类为内燃机，总功率123.70千瓦。水运四司具有水路运输许可证，经营范围为珠江水系内河省际普通货船运输。一审法院于2013年6月19日对港顺公司与水运四司及案外人李荣强、郑坚、郑国兴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水运四司对郑国兴赔偿港顺公司经济损失721103元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下判后，港顺公司和水运四司均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港顺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作出（2014）海法执字第26-2号执行裁定，扣押登记在水运四司、梁天尺名下的“贵港四司818”号船及登记在水运四司、黄鸿彬名下的“贵港四司6688”号船，扣押期限为一年。梁天尺认为其系“贵港四司818”号船的实际所有人，对该执行裁定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对该船的扣押，并仅提交了一审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一审法院经过审查，于2014年8月25日作出（2014）海法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驳回梁天尺的执行异议。关于姜明贵、姜长河、吴守英、姜保云申请执行兴化市中远航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13年6月22日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鄂高法（2011）384号《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挂靠且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营运的船舶予以强制执行的请示》作出（2013）执他字第14号批复（下称最高法执行局个案批复）：在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兴化市中远航运有限公司名下的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要查明船舶是否另有实际所有人；如果有证据证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船舶系基于船舶实际所有人与被执行人的挂靠经营关系，实际所有人与船舶登记所有人即被执行人不一致的，不宜对船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综合诉辩双方的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梁天尺是否为“贵港四司81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是否应停止对“贵港四司818”号船的执行措施。
一、关于梁天尺是否为“贵港四司81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贵港四司818”号船登记的所有权人虽为梁天尺和水运四司按各自50%的份额共有，但根据梁天尺和水运四司的陈述，这只是为了梁天尺经营船舶的需要和水运四司水路运输经营运力规模要求的需要，才登记水运四司为按份共有人。在梁天尺购买该船之前，该船为刘庆光所有，挂靠水运四司经营。梁天尺与刘庆光签订船舶转让协议，双方均依法履约，梁天尺向刘庆光支付了购船款35万元，刘庆光亦将船舶交付梁天尺。当时未办理船舶过户手续，故仍登记在刘庆光名下，继续挂靠水运四司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梁天尺与刘庆光订立书面船舶转让协议进行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称《海商法》）第九条第二款“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在船舶完成交付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船舶的所有权即发生变动，梁天尺取得该船舶全部所有权。根据《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虽然在刘庆光和梁天尺之间发生了“贵港四司818”号船舶物权变动的效力，但由于未办理船舶过户登记，该物权变动不得对抗在交易中主张该船舶物权的善意第三人。至2013年6月14日，梁天尺和水运四司根据双方协议，将“贵港四司818”号船办理了登记手续。此时，刘庆光为该船所有权人的原船舶登记亦同时注销。在该船舶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对于登记为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共有，并无证据表明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该船舶为梁天尺单独支付全部对价买受，属于继受取得所有权，并无证据表明水运四司支付过对价，故登记水运四司占有50%的船舶所有权系根据双方的经营需要，而梁天尺实际仍为该船完全的所有权人。这一事实已通过双方的船舶所有权协议、船舶运输委托经营合同予以明确。根据《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所有权共有的登记具有公示对抗效力，梁天尺与水运四司关于实际所有权的约定并未反映在登记当中，故不能对抗主张该船舶物权的善意第三人。对此，一审法院作出的（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亦予载明。一审法院认为，梁天尺与刘庆光的交易行为引起“贵港四司818”号船的物权全部转让至梁天尺，而梁天尺与水运四司的协议约定并未引起该船舶物权发生实际变动，故至该船登记为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共有之后，该船的完全所有权仍仅归属梁天尺；该实际权属与船舶登记公示的权属状态不一致，其物权效力不能对抗主张该船舶物权的善意第三人，但可以对抗一般债权人、不法侵害或占有交易标的物的人、基于无效行为受让船舶物权的人等等。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梁天尺是“贵港四司81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
二、关于是否应停止对“贵港四司818”号船的执行措施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贵港四司818”号船被扣押的原因在于另案生效判决判令水运四司须对港顺公司的经济损失721103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该案的主要赔偿义务人郑国兴未履行生效判决，港顺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在郑国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即可依据水运四司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对其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因“贵港四司818”号船的所有权登记显示水运四司为共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和第十四条第一款“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扣押该船舶符合法律规定。梁天尺在得知“贵港四司818”号船被扣押后，提出执行异议。由于其仅提交一审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作为执行异议的依据，一审法院在对执行异议的审查中无法充分查明该执行标的船的真实权属情况；且一审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亦载明该船舶的实际所有权归属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由此更不能对抗法院基于船舶登记的情况采取的扣押措施，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执行异议申请亦于法有据。梁天尺提起本案诉讼，属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权属争议的实体诉讼。经审理，梁天尺在本案中已充分举证证明其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执行标的船舶的所有权，尽管其对于“贵港四司818”号船享有完全的实际所有权未经登记公示，不能对抗主张该船舶物权的善意第三人，但仍可对抗作为一般侵权之债债权人的港顺公司。港顺公司抗辩称梁天尺与水运四司恶意串通变更船舶登记，企图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涉嫌诈骗、抽逃出资、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无相关证据证明，亦无充分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的规定，参考最高法执行局个案批复的有关精神，“贵港四司818”号船并非被执行人即水运四司实际所有的财产，而系执行案件案外人即梁天尺实际所有的财产，故不应对该船舶继续采取执行措施进而用以清偿水运四司须向港顺公司承担的债务，应停止对该船舶的执行措施，依法保护梁天尺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诉讼程序审理。经审理，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成立的，根据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相应的裁判”之规定，作出判决，停止对“贵港四司818”号船的执行措施。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梁天尺负担。
上诉人港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从北海海事法院判决确定水运四司承担责任、案涉船舶所有权登记变更为梁天尺与水运四司共有、水运四司提起船舶权属确认之诉并达成调解协议的时间节点看，水运四司与梁天尺存在串通转移财产逃避法律责任的恶意行为。二、一审判决认定梁天尺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错误。首先，水运四司与梁天尺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证实梁天尺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梁天尺向刘庆光购买案涉船舶无发票佐证，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不合常理；梁天尺购买案涉船舶时间为2011年12月，直到2013年才与水运四司签订《船舶运输委托经营合同》、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该情况与水运四司主张梁天尺在购买案涉船舶后一直挂靠该司经营相互矛盾；梁天尺在民事调解书中主张挂靠的理由与水运四司主张的理由相互矛盾；案涉船舶《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显示水运四司享有50%份额所有权，该证书是国家机构依职权出具的公文书证，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在梁天尺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应以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内容为准。其次，（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船舶所有权的依据：该案系水运四司伙同梁天尺转移责任财产恶意起诉，该调解书应予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法执异字第9号裁定认定该调解书是基于水运四司与梁天尺之间意思表示所作的合意型法律文书，未对水运四司与梁天尺船舶权属之争进行实质性审查，并非对案涉船舶所有权进行确认；一审法院在明知（2012）海商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确认水运四司承担赔偿责任情况下仍受理（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曲解（2014）海法执异字第8号裁定真实意思，存在不公正情形。三、根据《海商法》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五条之规定，船舶物权采取登记公示主义，即使梁天尺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港顺公司仍可凭借登记证书的登记公示效力获得保护。此外，在挂靠经营中，挂靠协议仅对挂靠当事人产生效力，对外不产生效力；对外而言，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应对在实际经营中对外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港顺公司仍可就案涉船舶主张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天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梁天尺辩称，港顺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案涉船舶为梁天尺个人所有，自负盈亏；二、港顺公司与水运四司发生的债权债务与梁天尺无关。
一审第三人水运四司述称：一、港顺公司认为“水运四司与梁天尺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船舶是梁天尺向刘庆光购买更名所得，2013年8月5日梁天尺与水运四司达成调解协议，确认前述船舶是梁天尺购买所得，委托贵水运四司管理，因水运四司缺少资质，梁天尺与该司协商将该船50%股权登记在水运四司名下，不影响该船为梁天尺所有的事实，且至今全国都存在委托性质的船舶经营管理情况。二、港顺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作出的案涉船舶所有权认定错误”没有事实依据。（2013）海商初字第86号调解书及梁天尺购买刘庆光船舶的相关证据足以证实案涉船舶为梁天尺个人所有，水运四司为达到公司资质船吨位要求，才与梁天尺达成协议，并将案涉船舶50%股份登记在港顺公司名下，港顺公司无法举出能够证明案涉船舶由水运四司购买的证据。三、港顺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的审查认定与解释错误”没有事实依据。法院的判决和调解均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调解达成的协议也不能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北海海事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事实清楚，水运四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综上，梁天尺提供的证据以及水运四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清楚反映案涉船舶所有权人实际为梁天尺所有，港顺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第6页中关于水运四司与梁天尺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确实存在，内容也确实如判决所述，但协议具体内容不是真实的。
各方当事人均未在二审中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虽对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水运四司和梁天尺达成调解协议具体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认可该协议确实存在，内容也如判决所述，故一审判决中关于水运四司和梁天尺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认定正确，应予确认。此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部分，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部分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梁天尺是否系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二、是否应当停止对案涉船舶的执行。
一、关于梁天尺是否系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的问题。
本院认为，梁天尺系“贵港四司818”号船实际所有权人，理由如下：
第一，案外人刘庆光将案涉船舶转让给梁天尺后，梁天尺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贵港四司818”号船（曾用名“贵港四司628”号）原为案外人刘庆光所有并挂靠水运四司经营，之后梁天尺与刘庆光签订船舶转让协议，梁天尺依约向刘庆光支付了购船款35万元，刘庆光亦将船舶交付梁天尺，未办理船舶过户手续。本院认为，梁天尺与刘庆光订立书面船舶转让协议进行交易，符合《海商法》第九条第二款“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在船舶完成交付后，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船舶的所有权即发生变动，梁天尺取得该船舶所有权。对于港顺公司关于本案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证实梁天尺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的主张，本院认为，刘庆光将案涉船舶卖给梁天尺有双方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交接文件及刘庆光出具的收条予以证实，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港顺公司对此虽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交有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梁天尺虽自刘庆光处继受取得案涉船舶所有权，但因未办理船舶过户手续，根据《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在刘庆光和梁天尺之间虽发生了“贵港四司818”号船舶物权变动的效力，但该物权变动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将案涉船舶登记为共有未导致该船实际所有权发生变动。刘庆光将案涉船舶转让给梁天尺后仍登记在其下，由梁天尺实际占有管理并继续挂靠水运四司经营，直到2013年6月14日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协议并实际将“贵港四司818”号船所有权变更登记为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共有。在该船舶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并无证据表明水运四司支付过对价，故水运四司及梁天尺关于登记水运四司占有50%的船舶所有权系根据双方的经营需要，而梁天尺实际仍为该船完全的所有权人的抗辩理由，符合常理，且能与双方的船舶所有权协议、产权声明、船舶运输委托经营合同、（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相互印证，本院对此予以认可，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对于港顺公司关于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效力大于其他书证，应以该证书记载内容确定案涉船舶为梁天尺和水运四司共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港顺公司主张北海海事法院（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案件系水运四司伙同梁天尺转移财产而提起的恶意诉讼，该案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船舶权属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2013）海商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系梁天尺与水运四司在签订船舶所有权协议书、产权声明并将案涉船舶登记共有之后在北海海事法院主持之下就案涉船舶的真实权属情况达成的一致意见，意思表示真实，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法执异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调解书系梁天尺和水运四司之间的意思表示所作出的合意型法律文书，效力可在调解书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港顺公司主张前述案件为恶意诉讼因未能提交证据充分证实，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梁天尺与刘庆光的交易行为引起“贵港四司818”号船的物权全部转让至梁天尺，因并无证据证实水运四司实际支付购船款且梁天尺仍实际占有、管理船舶，故梁天尺与水运四司的协议约定及登记共有行为并未引起该船舶物权发生实际变动，该船的完全所有权仍仅归属梁天尺。
二、关于是否应当停止对案涉船舶的执行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权属争议的实体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能否对“贵港四司818”号船继续执行，取决于梁天尺对该船舶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水运四司与梁天尺主张案涉船舶实际所有权人为梁天尺，法院不能对案涉船舶采取执行措施，港顺公司认为船舶物权采取登记公示主义，即使梁天尺为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港顺公司仍可凭借登记证书的登记公示效力获得保护。本院认为，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和《海商法》第九条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登记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办理登记并不是船舶所有权取得的生效要件，只要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受让人即取得所有权，其权利即使没有登记，仍然优先于其他债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港顺公司系基于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可以主张水运四司对郑国兴赔偿港顺公司经济损失721103元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为一般债权，水运四司为债务人，其责任财产的范围应当为其依法所有的财产。而水运四司虽为“贵港四司818”号船的共有登记所有人，但是梁天尺已经支付购船款并实际占有、使用和管理“贵港四司818”号船，梁天尺应为该船的实际所有人，水运四司对该船不具有所有权，“贵港四司818”号船不能作为水运四司的责任财产用于清偿其债务，港顺公司作为一般债权人，不能依据《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和《海商法》第九条的规定对抗“贵港四司818”号船的实际所有权人，梁天尺有权请求对该船停止执行。另外，港顺公司主张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应对在实际经营中对外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港顺公司仍可就案涉船舶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法院的另案生效判决认定水运四司应对港顺公司的经济损失721103元承担补充责任，并未判决梁天尺亦须对前述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法院在执行阶段只能根据生效判决对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因“贵港四司818”号船并非被执行人水运四司实际所有的财产，而系执行案件案外人即梁天尺实际所有的财产，故不应对该船舶继续采取执行措施进而用以清偿水运四司须向港顺公司承担的债务，港顺公司的前述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贵港四司818”号船系梁天尺个人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维持。因水运四司对该船不具有所有权，“贵港四司818”号船不能作为水运四司的责任财产用于向港顺公司清偿其债务，梁天尺有权请求对该船停止执行。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深圳市港顺意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庆华
代理审判员 杨雪云
代理审判员 韦 颖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