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2民终2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郭友军，男，1977年11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恩、王廷月，江苏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滨湖区星雪莲羊绒衫服饰店，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独月路*号*********室。
经营者：沈玉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佳梅，江苏天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友军因与被上诉人滨湖区星雪莲羊绒衫服饰店（以下简称星雪服饰店）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7）苏0211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友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1.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而且对于工资也有书面约定，平时支付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2.至于工资结算时扣除房租、水电费是属于生活费用的一部分，所谓的用衣服这种实物代替工资支付，违反法律关于支付工资的规定。关于报账，正说明了郭友军系被郭友军内部员工，履行职务的成本由被郭友军承担。3.郭友军对于机器的操作和管理，是尽劳动者的本职，并不能以此证明郭友军不接受被郭友军的管理。二、基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郭友军的相关请求应该得到支持，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为合作经营关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虽然双方之间还存在租赁关系，不能以此否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而且涉租赁关系的纠纷在再审程序中，是否为租赁关系尚未明确。
星雪服饰店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理由如下：第一，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2016年5月19日沈玉红与郭友军签订的《合同协议》，双方明确建立的是合伙关系，其中写到“投资”机器，表明双方是合作经营；第二，由于沈玉红既是星雪服饰店业主，也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本案所涉《合同协议》是沈玉红个人签订的，法律责任由个人承担。郭友军所提起的租赁纠纷一案中已经明确，合同主体是沈玉红个人与郭友军，双方是合伙关系，而非租赁关系，更不可能把合伙拆分为租赁和劳动关系。
郭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星雪服饰店支付：1.2016年6月至12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48000元；2.2016年5月21日至12月24日的未付工资35327元（共计56000元，减去每月已支付2000元，共计14000元，12月24日支付6673元）；3.经济补偿金8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星雪服饰店经工商部门核准于2016年3月18日开业，经营者为沈玉红。
2016年5月19日，沈玉红与郭友军签订《合同协议》：“1.从2016年5月21日开始，工资6000元一个月，每月生活费2000元，其余年底放假之前全部结清。2.2017年工资按8万年薪发放，逐年增长。3.2016年投资一台机器，一台机按2.5-3万元结算；2017年开始3.5万元至4万元结算，以后一直按这个价钱结算；2017年再投资一台，最多两台机器。此协议三年为期限，如有任何一方违约将赔偿对方损失一万元。”并附注：“此工厂是个体户，不限定一项工作，不忙的时候可以随意调动。”
2016年5月20日，沈玉红、郭友军签订《付款协议书》：“经沈玉红、郭友军双方沟通同意后，2016年5月20日于苏州吴江横扇购买SIG122-SC岛精机2台，沈玉红付款12.7万元，郭友军付款11.3万元，机器放入星雪服饰店。”
2016年12月24日，郭友军与沈玉红进行了对账：2016年6月至12月工资20083元，扣除房租、水电费等，沈玉红还应支付郭友军6673元。郭友军在该对账单上签字，并注明已收到沈玉红支付的6673元。
2016年12月29日，沈玉红与郭友军签订《协议》：“经由郭友军、沈玉红协商，由郭友军一次性向沈玉红支付岛精机器差价和专用电脑折旧费共计人民币13712元。款付清后，一台岛精机器拿走。如果双方再有争议，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双方签字后生效（拿走的岛精机所有权属于郭友军）。”
2016年12月29日，沈玉红向郭友军出具《收条》：“今收到郭友军支付岛精机差价（电脑折旧费）13712元。”
2017年2月23日，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区分局蠡园开发区派出所出具《证明》：“2016年12月19日10时01分，我所接到110指令，称：大箕山商业广场1003新学年羊绒有纠纷，我所即赴现场出警。”
2017年1月4日，郭友军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星雪服饰店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8000元、拖欠工资35327元、经济补偿金8000元。无锡市滨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3月2日以四十五日仍未审结为由终结仲裁活动，并出具仲裁决定书。郭友军遂诉至法院，诉请如前。
另查明，郭友军曾以租赁合同事由起诉星雪服饰店至一审法院，郭友军于2017年2月23日申请撤诉。同年2月27日，郭友军以租赁合同事由再次起诉沈玉红至一审法院，沈玉红在法定期间内提起反诉，反诉事由为合伙纠纷，后沈玉红申请撤诉。2017年5月26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苏0211民初134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49案）确认：“郭友军与沈玉红之间投资购买岛精机、发工资及进行结算等行为，均不符合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不排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尤其是合同约定的‘2016年投资一台机器，一台机按2.5万-3万结算’，其中‘2.5万-3万’应理解为郭友军2016年投资机器所得的利润或分红为宜。现郭友军坚持按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于2016年12月29日签订的《协议》、《收条》系经报警后形成，结合郭友军向沈玉红付清13712元后拿走岛精机器的事实，应认定该《协议》、《收条》系郭友军真实意思表示，该笔13712元系郭友军支付沈玉红设备差价和电脑折旧费。郭友军据此认为其受沈玉红胁迫，被沈玉红强行索取13712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1349案判决：驳回郭友军对沈玉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仲裁决定书、《合同协议》、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付款协议书》、对账单据、《协议》和《收条》、1349案民事判决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劳动关系的成立，首先要考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再结合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郭友军早就与沈玉红认识，双方为了合作进行了长达3个月时间的洽谈、沟通。2016年5月19日，郭友军与沈玉红正式签订《合同协议》，1349案确认“2016年投资一台机器，一台机按2.5万-3万结算”，其中“2.5万-3万”应理解为郭友军2016年投资机器所得的利润或分红为宜。可见，郭友军与沈玉红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其次，对于报酬问题，郭友军每月6000元系由其自行提出，在2016年12月24日结算时，不仅涉及衣服、报账，还涉及房租、水电等事项，同时对投入的机器也是一人一半进行了补差。1349案也确认“13712元系郭友军支付沈玉红设备差价和电脑折旧费。”第三，关于工作安排，沈玉红不懂机器，机器由郭友军管理。可见，对于购买机器放置星雪服饰店生产，郭友军都有管理、指挥、监督权，而非被动接受。综上，郭友军与星雪服饰店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郭友军基于劳动关系要求星雪服饰店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8000元、未付工资35327、经济补偿金8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郭友军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于一审认定事实，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亦表示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郭友军与星雪服饰店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星雪服饰店之间是否应支付郭友军劳动关系下的工资、经济补偿金。根据《合同协议》、《付款协议书》以及1349案认定的事实来看，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无身份上的隶属性，共同投资机器，约定利润分配，存在合伙经营的合意，而无建立劳动关系之合意；履行过程中，机器由郭友军管理，双方按约进行对账、结算，权利义务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郭友军主张劳动关系下的工资、经济补偿金亦不能支持。
综上所述，郭友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郭友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亚静
审判员 顾 妍
审判员 陶志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