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30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陈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惠虓，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沈伟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增义，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国新，上海晟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沙衍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唯纳。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振伟，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国际企业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原上海国企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王唯一，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赬，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技创业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人力公司)、上海国际企业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际商务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1民初7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企人力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系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但股东之间不能请求法院确认对方有无股东资格或股东资格是否有效。上海国际企业合作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企合作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上海科技创业公司未进行评估，而是依据执行和解协议进行股权变更，且上海科技创业公司在2011年成为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与本案系争事实不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无权提起诉讼。2003年东凌公司入股中企人力公司，其实质为邵向阳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在刑事案件处理中，将东凌公司的原股东变更为中国诚通东方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诚通公司)及上海中昌金属材料经营部(以下简称中昌经营部)，系邵向阳的主动退赃行为。东凌公司目前合法持有中企人力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判决东凌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的增资以及受让股权的行为无效，并无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上海科技创业公司辩称：东凌公司在2003年通过对中企人力公司增资及受让其他股东股权的方式，取得了目标公司中企人力公司的股权，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增资及受让股权行为无效，东凌公司取得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资格也应为无效。上海科技创业公司的股权系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取得，合法有效。尽管上海科技创业公司并非增资及受让股权的当事方，但其目前作为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东凌公司的上述行为损害了上海科技创业公司的利益，也导致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东凌公司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东凌公司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中企人力公司述称：邵向阳利用中企人力公司的资金通过东凌公司购买中企人力公司的股权，中企人力公司应为受害者，但其既未收到退赃，也未得到任何救济。现东凌公司持有的中企人力公司股权并无变化，检察机关将原持有东凌公司股权的两名股东变更为诚通公司及中昌经营部作为退赃，与中企人力公司并无关系。在邵向阳贪污、挪用公款案件中，受害人为中企人力公司，东凌公司通过增资及股权受让方式取得的股权应为无效。
原审第三人上海国际商务公司述称：上海国际商务公司将持有的中企人力公司5.88%股权转让给东凌公司，东凌公司要退出中企人力公司的股权应由东凌公司退出，而非通过将持有东凌公司股权的股东变更为其他股东的方式退出。
上海科技创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东凌公司通过增资入股和股权受让方式取得第三人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资格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企人力公司系由上海国企合作公司及上海国际商务公司分别出资人民币90万元(以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10万元于2001年6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共计100万元)，两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90%及10%，案外人邵向阳当时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海国企合作公司系由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全资设立的国有企业。上海国际商务公司系上海国企合作公司持股25.50%的国有资本参股企业。
东凌公司系于2003年6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邵向阳。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上海华嘉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嘉公司)及上海福茂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茂公司)。之后，福茂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胡为钧。
2001年12月，上海国企合作公司为了使中企人力公司享受本市杨浦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将所持中企人力公司46%的股权交由在本市杨浦区注册成立的上海五环工贸公司代持，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003年7月，在中企人力公司净资产未经评估的情况下，东凌公司增资70万元，进而取得该公司41.18%的股权，其他股东上海国企合作公司、上海国际商务公司、上海五环工贸公司的持股比例因此分别下降至25.88%、5.88%、27.06%，同时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同年11月，同样在中企人力公司净资产未经评估的情况下，东凌公司以上海国际商务公司(邵向阳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始出资额10万元的价格，受让该公司所持有的中企人力公司10%的股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之后，通过案外人的增资、股权受让及利润转增注册资本，至2007年12月中企人力公司的注册资金增加至1,000万元，登记股东分别为东凌公司、新加坡物资船运国际有限公司、上海国企合作公司、杨凌、王铮，持股比例分别为40%、23%、22%、10%、5%。2011年5月，因上海国企合作公司对上海科技创业公司负有债务，经法院强制执行，上海科技创业公司继受了上海国企合作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22%的股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
2013年1月，案外人邵向阳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城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的(2013)西刑初字第97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97号刑事判决)认定，2003年7月至10月期间，邵向阳在国有企业上海国企合作公司委派其到中企人力公司担任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将该公司股权低价转让给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东凌公司)，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23万余元。案发后，邵向阳退还已占有的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份。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邵向阳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在西城区法院审理期间，邵向阳为了使东凌公司退出对中企人力公司的持股，授意东凌公司两名股东华嘉公司及胡为钧，分别以1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东凌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国有企业诚通公司及中昌经营部，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其一，上海科技创业公司针对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权提起股东资格异议之诉；其二，东凌公司获取中企人力公司股权的行为是否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
一、上海科技创业公司所提起的确认之诉并非请求确认其与目标公司即中企人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股东资格，而是要求确认公司其他股东东凌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身份无效。对于公司内部某一股东对其他股东的资格异议之诉，我国现行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授权性的规定，但上海科技创业公司诉讼请求据以主张的部分事实基础在于，东凌公司增资入股中企人力公司时，未对公司的净资产进行评估，仅按注册资本比例确定持股比例。东凌公司此举意味着其增资价格可能低于每股净资产，所导致的后果是摊薄了包括上海科技创业公司在内其他小股东的权益，故东凌公司的增资行为与包括上海科技创业公司在内的其他股东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上海科技创业公司由此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当事人起诉的条件。上海科技创业公司诉请主张东凌公司增资及受让股权的行为因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而无效，无效合同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决定了国家要对无效合同予以主动干预，这种干预主要表现在纠纷诉至法院后，法院不待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便可以主动审查合同或行为是否具有无效的因素。如果发现合同无效，应主动确认合同无效，即确认合同无效系法院的职权。据此，若拒绝上海科技创业公司的起诉，法院则缺乏审查系争合同效力的空间，无疑削弱了法院的司法职权。根据以上分析，上海科技创业公司有权提起本次诉讼。
二、上海科技创业公司的诉权争议被解决之后，随之所面临的问题是东凌公司的股东身份是否无效。根据东凌公司入股中企人力公司的过程来看，东凌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身份源于对该公司的增资及受让上海国际商务公司的股权。
首先，关于东凌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的增资。公司增资活动多为公司扩大生产经营所需，有关公司增资扩股的行为体现了公司股东及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经营规划和运营策略，具有较强的商业性。一般情况下，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行为并无实质性审查的必要。但是，本案中东凌公司的增资方案未以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进行增资，而是增资70万元便按照注册资金为基础进行增资。事实上，在中企人力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存在大量资本盈余的情况下，依据净资产计算的单位股权价格高于依据注册资本计算的单位股权价格。增资股份认购价格公平与否的判断标准在于，除非仅在公司内部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参与认购，否则不得以低于公司净资产的价格认购新增股份。原因在于公司净资产除了注册资本以外，还包括了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现该部分利润系原先投入的资本创造。在对增资前公司净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确定新增资本的价格或重新分配股权比例，是为了实现新增资本对公司原有资本的补偿。照此，新增资本的股东基于对公司未分配利润未作出贡献，因而必须多付出一定的资金对价，才能在将来按照资本比例参与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分享，从而在新增资本的股东和原先投入资本的股东之间维持公平。中企人力公司及其部分股东上海国企合作公司、上海国际商务公司均系国家出资企业，东凌公司未经对中企人力公司净资产进行审计评估便取得41.18%股权，直接导致上海国企合作公司及上海国际商务公司的原有股份被稀释，显然侵害了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其增资行为当属无效。
其次，关于东凌公司受让上海国际商务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的股权。上海国际商务公司系国家出资企业，其对外投资所形成的股权属于企业国有资产。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及方式，国家均有相应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国家现行法律的规定，国有股权转让需符合以下三方面的程序：其一，决策、审批程序。即需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二，评估、定价程序。即选择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审计评估，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其三，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即股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并采用拍卖等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然而，本案中邵向阳利用时任上海国际商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未经上述法定程序，将该公司所持中企人力公司的股权以原始出资额的价格转让给其实际控制的东凌公司，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从而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案外人邵向阳为了使东凌公司退出对中企人力公司的持股，曾授意东凌公司的两名股东华嘉公司及胡为钧，分别以1元的价格将所持有的东凌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国有企业诚通公司及中昌经营部，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庭审中，东凌公司主张其已通过上述方式实际退出了对中企人力公司的持股。然而，东凌公司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民事主体，若需退出对中企人力公司的持股，应转让其所持有的中企人力公司的股权，而非通过调整公司的股权结构方式进行。换言之，无论东凌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何调整，均无法改变东凌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持股的现实状态。因此，对东凌公司上述相应的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东凌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增资及受让上海国际商务公司股权的行为业经确定无效，从而其对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资格亦当属无效。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东凌公司对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资格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东凌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第97号刑事判决中载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东凌公司2003年7月对中企人力公司投资入股过程中，低估当时中企人力公司的实际价值，东凌公司在2003年10月以10万元收购上海国际商务公司股权过程中，未进行资产评估；上述共计造成上海国企合作公司损失1,232,516.61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东凌公司通过增资及受让股权方式取得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资格是否应认定为无效。
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东凌公司于2003年通过增资及受让股权的方式取得中企人力公司的股权，当时未对股权价格进行评估以确定转让价格，出让方上海国际商务公司以及上海国企合作公司等其他股东对此均未提出异议。2011年，上海科技创业公司作为上海国企合作公司的债权人，在另案中通过执行和解以股权折抵债权的方式，成为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上海科技创业公司现提起本案诉讼，认为东凌公司取得股权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造成了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应被认定为无效行为。对此，西城区法院于2013年作出的第97号刑事判决中认定，邵向阳在上海国企合作公司委派其到中企人力公司担任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将该公司股权低价转让给其本人实际控制的东凌公司，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23万余元，据此认定邵向阳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在该案审理期间，邵向阳为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提出的退赃要求，授意东凌公司的股东华嘉公司及胡为钧分别以1元的价格将各自持有东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国有企业诚通公司、中昌经营部，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据此，上述第97号刑事判决认定邵向阳在案发后退还已占有的中企人力公司股份。可见，在通过上述追回因邵向阳贪污导致国有资产损失的过程中，东凌公司的股东已变更为国有企业，现其持有中企人力公司股权并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进而损害国家利益，故对上海科技创业公司要求判令东凌公司通过增资入股和股权受让方式取得中企人力公司的股东资格认定为无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1民初763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显微
审判员 王蓓蓓
审判员 肖光亮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董晓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