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28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殷飞，男，197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宝平，广东明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越，男，197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钦，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春风，女，197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钦，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殷飞因与被上诉人李越、郑春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5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殷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越、郑春风向殷飞归还借款本金港币1750万元和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自2014年5月1日起计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及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错误。1.庭审时，殷飞确实因疏忽而只提交了收条复印件，但第二天殷飞就要求将收条原件送交主审法官审查，而主审法官以李越、郑春风已认可收条复印件为由拒绝审查。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殷飞只提交了收条复印件，显然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对殷飞与李越之间有着特殊关系这一事实未予查明。庭审中，殷飞陈述其与李越是某大学同年级同学且一直同住一个宿舍，毕业后同留在深圳工作；李越在某深圳分公司担任高管并主管采购，同时自己还做生意，有着不菲的收入；殷飞则在银行工作，年薪也不低；双方有着超过兄弟般的友谊，还一同开公司。李越当庭也承认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一层特殊关系和信任，才出现了殷飞出借涉案借款时并未要求李越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及出具借条，收款后又未要求其出具收条，利息支付数额也比较随意，对其补写的收条未及时仔细审查等情形。这些情形符合常情且是社会现实。一审法院未考虑双方之间这层特殊的关系，而故意以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衡量殷飞与李越在借款过程中的行为，从而作出了错误严重的认定和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不当，显然有意偏袒李越。1.一审法院在李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形下，仅凭其单方陈述就采信“涉案的收条系李越为当时打算做生意而应殷飞要求在付款前写的”的主张，显然是故意枉法。庭审中，李越并未到庭，其代理人对收条仅提出了“涉案的收条系李越为当时打算做生意而应殷飞要求在付款前写的”的口头抗辩，但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情理严重不符。（1）李越作为成年人和公司高管，应当知道书写收条的后果，不可能在未收到款项的情形下先写出如此巨额的收条。（2）李越及其代理人并未向法庭解释当时打算做什么生意，也未解释双方准备如何做生意。（3）按照常理，如果李越出具收条后没及时收到钱，就肯定会要求殷飞支付款项，但实际上李越从未向殷飞要求过。（4）殷飞在2016年元月曾通过发律师函的形式要求李越归还收条所涉款项，但李越在收到律师函后直到本案开庭前从未向殷飞提出过上述主张。综上，一审法院对李越的上述严重的不合理行为故意不予查明，仅凭其代理人的口头陈述就作出非常有利于李越的认定，显然是有意偏袒李越。2.一审法院在李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形下，仅凭其单方陈述就采信“李越支付给殷飞的款项系找殷飞兑换港币现金”的主张，显然是有意偏袒李越。庭审中，李越的代理人对李越按每月固定的时间支付给殷飞的款项仅提出了“系找殷飞兑换港币”的口头抗辩，但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情理严重不符。（1）上述款项支付时间分别是2014年1月18日、2月10日、3月10日、4月10日和5月16日，由此可见，基本是在每月固定的时间支付，显然具有支付利息的特征。如果是兑换港币，为何是每月固定时间兑换？（2）将每月支付的人民币换算成港币分别是：1月18日港币150634.128元(人民币117585元×0.7806)，2月10日港币301478.684元(人民币235485元×0.78ll)，3月10日港币300246.43元（人民币237585元×0.7913），4月10日港币337840.285元（人民币270542.5元×0.8008），5月16日港币190253.984元（人民币152812元×0.8032）。如果是为了兑换港币，既然支付的人民币有整有零，那么按常理兑换出的港币应当是整数，但从上述每月折合成港币的数额来看，没有一笔港币是整数，这显然不符合兑换港币的习惯。（3）上述2014年1-4月每月支付的款项按本金折合的利率分别为2.4%、3.1%、3.12%、3.07%，除1月份特殊外，其他几个月基本一致。由于利息是李越计算的，其中些许差别，殷飞并不清楚，但汇率变动、计算误差等均有可能。（4）上述每月支付的款项数额并不固定。2014年1-4月分别为人民币117583元、235485元、237585元、270742.5元，对应的借款数额分别为人民币495万元、759.4万元、759.4万元、880.45万元。这与殷飞主张是随着本金增加而利息增加相吻合，显然也符合支付利息的特征。如果是兑换港币，那么数额为何变化得如此有规律？（5）殷飞系在国内银行工作而不是地下钱庄工作，并无兑换港币的便利。此时李越却是具有澳门永久居住权的居民且与澳门永久居民李某凤结婚生子，在此之前也一直是深圳本地居民，更有兑换港币的便利，根本无需通过殷飞兑换港币。（6）中国境内并无只能使用港币而不能使用人民币的场所，李越无需兑换如此巨额的港币，除非是将港币通过走私夹带至境外，且一审法院认定李越按每月固定的时间支付上述款项给殷飞时人在国内并无事实依据。综上，既然李越主张是兑换港币，就应当就每次兑换港币的理由、数额、用途、收取的方式及收到港币后的港币的去向等进行举证，并作出合理的解释。一审法官对李越的上述如此严重的不合理行为故意不予查明，仅凭其代理人的口头陈述就作出非常有利于李越的认定，显然是有意偏袒李越。3.一审法院仅以证人与殷飞之间具有上下级和朋友关系就认定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显然与法有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据此，只有证人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才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证人与殷飞虽曾具有上下级和朋友关系，但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殷飞或殷飞的代理人有任何利害关系。况且，从社会现实来看，因证人必须是知情人，故绝大多数的证人均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熟人，否则很难是知情人。本案证人是帮助殷飞管理财务的，又是涉案借款的具体经办人，其知道涉案款项的用途和去向是正常的。证人出庭作证时，证词的内容客观中立，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且作证时也依法庭的要求作出了承诺：如作伪证，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证人证言完全可以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该规定显然只是针对借款利息的争议的处理，与借款本金无关。一审法院不能据此驳回殷飞要求归还本金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两相结合，第一款显然是为了解决立案时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并不解决实体问题。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殷飞的主体不适格，就应当驳回殷飞的起诉而不是驳回殷飞的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结果严重错误，显然是枉法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殷飞提交的收条证实李越确认收到的款项、银行流水证实李越按月依照约定的利率支付了借款的利息，殷飞提交的银行转账单、证人证言及李越提交的出入境记录证实李越收到了借款且其在国内收到该笔款项后立即通过自己的地下钱庄汇至境外并立即在境外收取，这些证据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并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殷飞与李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对这些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漠视上述法律规定，显然是枉法裁判。由于殷飞与李越之间特殊的关系及各自的社会定位，殷飞出于非常信任，出借涉案借款时并未要求李越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及出具借条，收款后又未要求其出具收条，利息支付数额也比较随意，对其补写的收条未及时仔细审查等情形，应属正常。虽然收条所涉款项数额与银行流水的数额不尽吻合，但前者小于后者，且前者是李越单方面写的，并无任何不合理之处。李越每月支付的利息虽然不尽一致，但基本上在双方约定的范围之内，也无任何不合理之处。至于借款应李越的要求汇至其指定的第三人账户，是李越因海外生意需要要将该款项汇至海外，只有通过第三人的账户（该账户可能是地下钱庄的账户）才能实现，且证人作为知情人已出庭作证明确证实第三人账户是李越指定的。一审时，殷飞还要求提交李越通过其姐姐发送的指定账户的短信、李越在海外取得涉案款项等其他证据佐证，但被一审法院拒绝。五、一审判决程序严重不当。庭审中，李越当庭口头答辩，殷飞当庭要求提交新的证据予以反驳，但被一审法院拒绝。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的指导意见》第三条“举证期限届满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确定举证期限。重新确定的举证期限可少于30天。（一）被告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答辩意见，而在答辩期届满后才提出答辩意见，原告据此要求补充举证的；……”之规定，一审程序显然错误。李越、郑春风辩称，一、一审法院并非是以殷飞只提交收条复印件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即使收条是真实的，收条记载内容及时间也不能证明李越收到了殷飞主张的借款。二、李越关于转给殷飞的款项系兑换港币的解释是合理的，2014年1月8日款项折合港币15万元，2月10日款项折合港币30万元，3月10日款项折合港币30万元，4月9日款项折合港币15万元，5月15、16日款项折合港币37.5万元，上述港币数额是整数，符合常理；反而，殷飞主张上述款项为利息且随着本金的增加而递增，但是李越转给殷飞的款项的数额并不是递增的，比如4月9日，因此，殷飞的主张不符合常理，且与其主张的本金数额不成规律的比例关系，折算利率也非整数。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殷飞的上诉请求。殷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越、郑春风向殷飞归还借款本金港币1750万元和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自2014年5月1日起支付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及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6日，殷飞通过其名下平安银行卡尾号4222账户向方某名下平安银行尾号7601账户分两笔转款共计人民币495万元。2013年12月30日，殷飞通过其名下上述账户向杨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7278账户转款人民币264.4万元。2014年3月21日，殷飞通过其名下上述账户向张某名下招商银行尾号0536账户转款人民币121.05万元。2014年5月9日，殷飞通过其名下上述账户向王某名下招商银行尾号0069账户转款人民币811.5万元。2014年1月至5月，李越通过其名下招商银行尾号3126账户向殷飞的上述账户陆续转款，分别是：1月8日人民币117585元，2月10日人民币235485元，3月10日人民币237585元，4月9日人民币120742.5元，5月15日人民币20万元，5月16日人民币102812.5元。殷飞提交了一份收条复印件，显示李越称收到殷飞转来投资款港币175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11日。李越、郑春风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面记载的是投资款，金额和日期都与殷飞主张的借款不符。殷飞申请上述四笔转给案外人款项的经手人黄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黄某陈述其是银行职员，与殷飞是上下级关系，且是世交，殷飞出差就将银行卡放在她那里，她与李越的姐姐认识，杨某的账号是李越的姐姐给的，其余三个账号是殷飞给的，转完款项均会告知李越的姐姐，转款期间没有和李越联系过。对于四笔转款是殷飞与李越还是与李越的姐姐的款项往来，黄某称殷飞告诉她是殷飞与李越之间的。庭审中殷飞陈述，其与李越是多年同学和朋友关系，双方有合作关系，同是一个公司的股东，李越是大股东；李越还有澳门居民身份，称要借钱到澳门用，保证每月三分息。殷飞共计向李越支付了借款人民币1691.95万元，李越向殷飞支付的款项均是利息，没有归还过本金，其中1月18日本金人民币495万元，利息人民币117585元，月息2.4%；2月10日本金人民币759.4万元，利息人民币235485元，月息3.1%；3月10日本金人民币759.4万元，利息人民币237585元，月息3.12%；4月10本金人民币880.45万元，利息分两次共收取人民币270742.5元，月息3.07%；5月16日仅支付部分利息人民币152812元。之所以按照本金乘以利率得出的利息与上述实际收取的利息存在差额，是因为计算不准及汇率造成的。之所以每月利息均不一样，是因为约定3%至5%，没有细算，李越给多少，殷飞就收多少。李越出具收条时，港币和人民币的兑换率大约是港币1元相当于人民币0.7984元，当时港币1750万元约为人民币1397万元，人民币1691.95万元约为港币2119万元，李越没有归还过本金。之所以收条载明的金额与实际款项不一致并注明为投资款，是因为李越没有支付利息后，殷飞要求李越出具收条，李越不愿意，后来李越还是写了收条，但殷飞没有注意到上面写的是投资款，也没注意金额，只是大概记个数，金额1750万元应该是人民币而不是港币，后来让李越修改，李越就不再接电话。殷飞支付的四笔款项，李越都要去境外收钱，根据李越提交的护照显示，在四笔款项发生当日或前后，李越都有出入境记录且转款当日李越都在境外。庭审中李越陈述，其从未收到过殷飞的款项，其确实签过相关的收条，不清楚是不是殷飞提交的这张，当时其在澳门有一笔生意，双方商谈各自出资港币1750万元合计港币3500万元，由殷飞转给其港币1750万元，殷飞提出金额巨大，要先写个收条给殷飞，第二天再转账，后面殷飞没有转账，其要求殷飞返还收条，殷飞说把收条撕掉了。李越之所以向殷飞支付款项，是因为李越经常去澳门需要大量港币，殷飞在银行工作，李越把钱转给殷飞，殷飞兑换好港币后再把港币现金在大陆给了李越。根据李越的护照显示的出入境日期，殷飞向案外人转款的日期，李越均在境外。李越向殷飞转款的日期，李越均在境内。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殷飞主张其与李越存在港币1750万元的借贷关系证据不足，理由是：第一，根据殷飞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所有款项人民币1691.95万元均未直接支付给李越，而是分别支付给了四个案外人。对于四个案外人的收款，李越未予以确认，殷飞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款项支付是经过李越授权或者确认。因殷飞的证人与殷飞存在上下级及朋友关系，故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款项支付行为的性质的证据，且证人也表示其仅与李越的姐姐联系，未与李越有过联系，是通过殷飞知晓款项是殷飞与李越之间的借款的。因此，银行流水及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殷飞向李越支付了上述人民币1691.95万元。第二，殷飞提交的收条是复印件，李越虽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其也表示其的确写过类似的收条。收条出具的日期为2014年10月11日，即在殷飞主张的所有款项支付完毕之后，而殷飞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691.95万元，且殷飞表示李越没有偿还过本金，但收条中金额却是港币1750万元，与支付金额不对应，且相差巨大。殷飞解释为没注意金额，只是大概记个数，金额1750万元应该是人民币不是港币，但即使是将人民币错写为港币，金额也不一致。同时，收条载明的为投资款，殷飞解释为没注意，而李越解释为当时打算做生意而应殷飞要求在付款前写的，结合双方均系同一公司的股东，加之李越常出入境，李越的解释更符合常理。因此，殷飞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形成过借贷的合意。第三，李越向殷飞支付的款项，殷飞解释为系双方当时约定的3%至5%的月息，但结合李越实际支付的金额，按照殷飞的陈述，利率为2.4%、3.1%、3.12%、3.07%；对于本金乘以利率得出的金额与殷飞收到的金额有差别，殷飞解释为其计算的不准，是汇率造成的。李越则抗辩上述款项为找殷飞帮忙兑换港币。上述款项支付的时间没有一致性、利率也没有一致性，结合殷飞的解释及李越的抗辩，殷飞主张李越支付的款项为利息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第四，李越护照的出入境记录中，在殷飞主张的付款后李越需前往境外收取借款的时间，李越确系在境外，但在李越主张其在大陆收取殷飞兑换的港币现金时间，其确系在境内。因此，该证据均能对双方的主张起一定的证明作用，但均不能推翻对方的主张。综上，从借贷合意、款项支付等方面看，殷飞主张与李越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其请求李越、郑春风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殷飞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4300元（原告殷飞已预交），由原告殷飞负担。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一、二审中，殷飞出示了收条原件。李越对收条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且在一审中已对出具收条的事实作出了陈述。二、二审中，殷飞称涉案款项人民币1691.95万元约为港币2119万元，之所以收条只确定金额为港币1750万元，是因为殷飞、李越、杨某是同一个公司的股东，杨某委托殷飞向李越转款人民币300万元；同时，因李越保证3%-5%的收益，故涉案款项性质属于借款而非投资款。三、二审中，殷飞提交了下列证据：1.殷飞与李某（殷飞称李某系李越的姐姐）的短信记录（殷飞称手机丢失，没有原件），显示：（1）2014年5月8日下午17时47分，李某将王某的账号发给殷飞（殷飞称其于5月9日将人民币811.5万元折合港币1000万元的借款转到该指定账户，其他三笔的账号也是李某或李越发给殷飞，让殷飞将借款转入指定账户）。（2）2014年5月15日、16日，李某告知殷飞15日转款四笔各人民币5万元共计人民币20万元，16日转款两笔各人民币5万元、一笔人民币2812.5元共计人民币102812.5元（殷飞称2014年4月份利息人民币302812.5元，李某的转款时间和金额刚好相符）。（3）2014年6月9日，殷飞向李某发出短信“姐，这个月利息收到了吗？”（殷飞称其向李某催收2014年5月份利息，说明李越的钱投资到澳门，李越收到投资款利息后再向殷飞支付利息）。综上，殷飞称上述证据与涉及利息的银行流水一一对应，足以证明李越向殷飞支付的款项是利息而不是兑换港币的款项。2.李某凤于2014年9月30日出具的收据和说明（殷飞称原件在李越手中，李越将复印件交给殷飞），前者内容为“兹有李某凤收到李越转来的投资款共计港币6000万元”，后者主要内容为“兹有李某凤收到李越转来的投资款共计港币6000万元，加上本人持有的港币1100万元，分别于2014年4月28日、5月10日、23日、26日借给王某龙港币2500万元、港币1500万元、港币1850万元、港币1250万元”。殷飞称这两份证据证明李越向殷飞借款后，将款项交给李越的女朋友李某凤，李某凤所述收款时间与殷飞转给李越的四笔款项的时间基本上一一对应，可以印证李越收到了借款，且李越提交的护照显示每次殷飞转款给李越后，李越都要去澳门接收通过地下钱庄转过去的款项。殷飞还称最早李越和李某凤让殷飞投资境外项目，按公司股东的股份比例投资，殷飞、杨某各30%，李越40%，2013年9月先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转到李越的姐姐李某名下账户，后被汇丰银行冻结，为便于转款，李越建议通过地下钱庄进行，涉案款项均系该性质。另外，前期三人均出资，后期仅有殷飞和李越出资，各占50%。李越于2014年5月9日收到最后一笔款项后长达半年未还本付息，殷飞找到李越后，李越称钱款均交给李某凤，故殷飞才找到李某凤要其出具收据和说明。3.2014年11月29日殷飞与李越的微信记录，李越说“两兄弟，没必要，赚回来”，殷飞回应“我要是不讲道理，怎么会有今天麻烦”，李越回应“宁可一早不讲理”，殷飞回应“我的钱还能回来吗，怎么能赚得回来呢？李某凤是不是还和你在一起？她人到底在什么地方？”殷飞称微信记录说明李越实际上心里有数，是欠殷飞的钱，只是要求殷飞看在兄弟份上不要闹到法院，李越将复印件给殷飞，说明他的钱收不回来了，但是确实是借给别人了。李越、郑春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不予质证，若法庭认为需要质证，则质证意见为：1.证据1没有原件，且聊天对象并非李越，内容也不能证明李越收到了借款，故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2.证据2，殷飞与李越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另一个案件中，殷飞提交了原件，但在本案中说只有复印件，涉嫌虚假陈述，且该证据只是案外人出具的材料，案外人没有到庭确认，李越也未确认，故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3.证据3为电子数据，理应进行相应公证手续，当庭无法跟当事人核实，且聊天内容不能证明李越收到了借款或欠殷飞的钱。四、二审中，殷飞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李越到庭对质、接受测谎测试，并要求调取收到四个案外人的涉案账户的银行流水及追加四个案外人为本案当事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系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据此，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需要证明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本案中，殷飞主张转给四个案外人的涉案款项系其出借给李越的款项，但根据现有证据，本院难以支持，理由如下：第一，殷飞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向李越出借如此大额的款项，却未要求李越出具书面借款合同、借据、收据、欠条等可以明确所转款项性质系借款的债权凭证，且所转款项均系支付给案外人，也未要求李越出具委托转款的书面授权文件或事后要求李越确认，与常理不符。同时，证人与殷飞存在上下级及朋友关系，故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款项性质的证据，而证人也表示其仅与李越的姐姐联系，未与李越有过联系，且是通过殷飞知晓款项性质为殷飞与李越之间的借款的。因此，殷飞提交的向案外人转款的银行流水及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殷飞向李越支付了上述人民币1691.95万元及款项性质为殷飞向李越出借的款项。第二，殷飞提交的收条的金额为港币1750万元，而其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1691.95万元，两者金额不对应，且相差巨大。对此，一审时殷飞解释为没注意金额，只是大概记个数，金额1750万元应该是人民币而不是港币，但如此大额的款项，殷飞却不核实，与常理不符，且即使是将人民币错写为港币，金额也不一致；二审时殷飞又解释为人民币1691.95万元中包括代另一股东杨某转款人民币300万元，既与一审时的陈述不一，且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本院难以采信。尤为重要的是，收条载明“投资款”，但殷飞仅解释为没注意，对如此大额的款项如此随意处理，与常理不符；相反，结合二审时殷飞提交的李某凤出具的收据和证明亦均表述为“投资款”，以及双方均系同一公司股东等事实，李越关于收条系当时打算做生意而应殷飞要求在付款前出具的解释更符合常理。第三，关于李越向殷飞支付的款项，殷飞主张系双方当时约定的3%至5%的月息，但若是利息，则利率为2.4%、3.1%、3.12%、3.07%，利率不一，且支付时间没有一致性。对此，殷飞解释为没有细算，李越给多少，殷飞就收多少，且系计算不准确和汇率变动造成的；李越则辩称上述款项系找殷飞帮忙兑换港币；两相权衡，殷飞的主张不符合常理，本院难以采信。第四，关于李越的出入境记录，殷飞主张可以证明其转款后李越需前往境外收取借款；李越虽然确认相应的时间段其确系在境外，但主张其在大陆收取殷飞兑换的港币现金的相应的时间段，其系在境内。因此，该证据均能对双方的主张起一定的证明作用，但均不能推翻对方的主张。第五，关于短信记录和微信记录，殷飞没有提交短信记录载体即手机予以核实，李越不予确认，无法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而微信记录只能说明殷飞与李越之间确实存在经济往来，但不能依此确认殷飞向李越支付了上述人民币1691.95万元及款项性质为殷飞向李越出借的款项。综上，殷飞主张其与李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相应的，其要求李越还本付息及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郑春风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请求，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据此驳回殷飞的诉讼请求正确。另，二审中，殷飞申请李越到庭对质、接受测谎测试及调取四个案外人的涉案账户银行流水、追加四个案外人为本案当事人，但：首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性质是殷飞向李越出借的款项，本案不符合被告应当到庭的情形。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之规定，殷飞的上述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再次，在不能证明涉案款项性质是殷飞向李越出借的款项，也不能证明四个案外人系受李越委托收款的情况下，即使四个案外人与李越存在款项往来，也不能证明殷飞的主张，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所规定的情形。因此，本院对殷飞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程序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同时，二审中殷飞已补充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李越、郑春风也发表了质证意见，且相关证据依然未能证明殷飞的主张，故殷飞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法律适用。根据一审法院的论述，一审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进行裁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的利息方面的规定裁判，确有不当之处，但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本院予以指正。同时，殷飞未能提交书面借款合同、借据、收据、欠条等可以明确所转款项性质系借款的债权凭证，故其主张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十六条之规定进行裁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殷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300元，由上诉人殷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黄国辉审判员 付璐奇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何明辉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