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盛和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珍，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光。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广东广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超。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伦干，广东深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嘉力商业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珍，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守伦。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
上诉人深圳市盛和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和园林公司）、上诉人刘国光因与被上诉人刘超、深圳市嘉力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力公司）、李守伦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盛和园林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刘超的各项损失由刘超、李守伦和刘国光共同承担；2.改判驳回刘超对盛和园林公司的诉讼请求；3.判令刘超、李守伦和刘国光共同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一、盛和园林公司不认识刘国光，双方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涉案工程的所有款项都是直接与李守伦结算，故盛和园林公司不应对刘国光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1．盛和园林公司与李守伦是买卖合同关系，约定由李守伦包安装，李守�应对刘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刘超在起诉状中明确认定涉案工程是李守伦承包且委派刘国光施工，再结合一审庭审笔录，足以证实盛和园林公司和李守伦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包安装的。因此，不管刘国光是李守伦的员工，还是李守伦将涉案工程包给刘国光，刘超的损失不应当由盛和园林公司承担。3．安装玻璃不是特殊工种，不需要所谓的资质。即使涉案玻璃安装工程需要施工资质，鉴于盛和园林公司与李守伦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及包安装的约定，李守伦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人员施工。李守伦不委托有资质的人员施工，其应当就相关人员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二、刘超的损失应按广东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1．房屋租赁管理所提供的人口信息登记表不能作为证据采信。首先，房屋租赁管理所以备注的形式提示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无法保证。其次，同一天查询的两份人口信息登记表的信息自相矛盾。比如，一份显示离开日期为2013年9月30日，另一份显示入住日期为2013年9月29日；一份显示来深日期为2011年月10月7日，另一份则显示来深日期为2010年9月8日等。2．租赁合同及房租、水、电费（专用）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保证，不能作为证据采信。3．尾号2067的银行卡于2014年3月3日开户，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尾号1915的银行卡只能证明与刘超同名的卡在使用中，不能证明是刘超的工资卡或收入，此外，该卡每次使用均产生手续费，不能证明是在深圳使用，结合一审庭审中证人的陈述，刘超在一个工地做完就要寻找另外一个工地且工地不限于深圳，工资是日结。因此，即使刘超有收入，也是不固定的，即使这个月在深圳做工，下个月可能在深圳以外的其他地方。4.依据刘超的居住证发证时间，受伤时其来深时间不足半年。综上�刘超的损失应按照广东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而非深圳居民标准计算。三、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请法庭酌情降低。四、即使认定盛和园林公司对刘国光所负赔偿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的数额错误。刘国光需赔偿183301.3元，盛和园林公司只需承担54990.39元(183301.3元×30%)，而非91650.65元(183301.3元×50%)。
刘国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国光不支付刘超177301.3元或发回重审；2.判令刘超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不能以刘超及证人均为刘国光通知去涉案地点干活、工资由刘国光支付、刘超受伤后的全部医疗费由刘国光支付等事实认定刘国光为刘超的雇主，一审法院认定刘国光为刘超的雇主，明显与事实相悖。刘国光为李守伦所经营的深圳市xxx玻璃经营部（以下简称xx玻璃经营部）的雇员，刘国光依照李守伦的指派雇人对涉案工程地下停车场出口处雨棚的玻璃进行安装，刘国光只是技术人员，而支付刘超等人的工资，均为依据之前约定的工钱，一起向李守伦领取后再支付给刘超等人。而刘超受伤后，涉案当事人均不闻不问，刘国光作为刘超的表兄，代为支付医药费，并安排人员照顾，此为亲情，一审法院却以此认定雇佣关系，让人寒心。2.即便如一审法院所说，刘国光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刘国光与李守伦系雇佣关系而认定刘国光系刘超的雇主，但一审法院对盛和园林公司和李守伦之间是否为真实的玻璃买卖合同关系并未审查清楚，且无任何证据证明。盛和园林公司与李守伦之间为逃避本身的责任，双方故意默认为玻璃买卖合同关系，试图掩盖双方对涉案工程转包的事实。在该工程中，刘国光与盛和园林公司并未有任何联系，刘国光领取的与该工程有关的�均为李守伦支付，而非盛和园林公司支付，盛和园林公司对此也予以确认。3.一审法院以刘超提供的人口信息登记表、租房合同、租金缴纳证明及深圳市居住证认定刘超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明显错误。两份人口信息登记表多处信息内容不一致，且房屋租赁管理所明确表示不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租房合同及房租收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也未显示该出租房位于何处，是否为深圳出租房均无法确认；而刘超的深圳市居住证签发日期为2013年7月29日，依据《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相关规定，非深圳居民在深圳租住7日以上要办理居住证，在入住出租房三日内房东要督促其办理居住证，故依据居住证的签发日期可以看出，刘超在案发时在深圳居住并未超过一年；因此，刘超的损失应按照广东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而非深圳居民标准计算。二、�前所述，刘国光不应作为本案的赔偿责任人，即便作为赔偿责任人，一审法院所确定的金额也错误。1.刘超诉请残疾赔偿金为196473元，而一审法院认定为196473.64元，虽然数额差异不大，但超过了刘超的诉讼请求，明显违法。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赔偿项目包含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刘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身摔伤过程中负有40%的责任，而刘超确认刘国光支付了住院费5万元及全程安排护理（约1200元），则刘超也应承担上述费用的40%，而一审法院并未扣除，上述费用变成全部由刘国光承担，明显不合理。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对责任的承担方式选择错误。一审法院本末倒置，以刘国光作为李守伦的员工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认定�国光为刘超的雇主，但对李守伦与盛和园林公司之间的关系并未审查清楚，只是单纯的依据审查施工人员资质，要求盛和园林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明显错误。事实是，总包盛和园林公司将涉案工程以包工包料的方式转委托给李守伦，故李守伦与盛和园林公司应对刘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刘超对盛和园林公司、刘国光的上诉共同辩称，涉案工地权属属于嘉力公司，嘉力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盛和园林公司，盛和园林公司转包给无相关施工资质的李守伦，李守伦委派无相关施工资质的刘国光施工，刘国光约刘超及证人张某、石某一起具体施工。因此，虽然刘超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总额，但因嘉力公司、盛和园林公司、李守伦、刘国光在本案中均有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且一审法院认定刘超自负40%的责任过重，刘超应自负20%的责任。
嘉力公司对盛和园林公司、刘国光的上诉共同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李守伦对盛和园林公司、刘国光的上诉共同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盛和园林公司对刘国光的上诉辩称，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且包安装，所有责任应由刘国光、李守伦、刘超承担。
刘国光对盛和园林公司的上诉辩称：认可盛和园林公司的上诉的事实和理由部分第二、三点，不认可第一、四点，是盛和园林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李守伦。
刘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嘉力公司、盛和园林公司、李守伦、刘国光共同赔偿刘超323721元（包括伤残赔偿金196473元、精神损失费22000元、鉴定费2520元、护理费1200元、交通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营养费3000元、误工费1727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8451元、后续治疗费49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6�，深圳市形色城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形色城公司，签订合同时名称为深圳市庆佳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形色城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二审时再更名为深圳市嘉力商业有限公司）与盛和园林公司签订一份《深圳市形色城室园林、绿化、水电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形色城公司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深圳市形色城室园林、绿化、水电工程发包给盛和园林公司承建，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盛和园林公司是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园林设计、园林绿化工程……”，依法可以从事相关园林工程、设计工程的施工。盛和园林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根据设计需要给地下停车场出口处安装玻璃雨棚，遂与从事玻璃经营的xxx玻璃经营部的负责人李守伦建立了以玻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关系。
2013年12月25日，刘超、刘国光及案外人石某民、�某一同在形色城地下停车场出口处进行玻璃雨棚安装施工，上午9时25分左右，刘超不慎从高处坠落受伤，坠落时刘超未采取佩戴安全帽、系安全带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后经送往深圳万丰医院住院治疗1天，转入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1天。出院诊断为：1.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左尺骨鹰嘴骨折；3.颅脑外伤；4.上唇外伤术后。出院医嘱为：1.全休1个月，带药出院，术后2周伤口拆线；……3.门诊定期复诊，约1年后回院手术取出内固定；4.加强营养，住院期间留陪1人；5.不适随诊。刘超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已经全部由刘国光支付，且刘国光安排一人陪护（刘某银）。此外，刘国光还支付了刘超生活费6000元。2014年5月26日，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1.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标准，刘超的伤残等级为两个九级；2.内固�取出费用约为19000元；3.每5年更换安装义齿一次至60岁，每次约4500元。刘超为此支出鉴定费2520元。
庭审时，盛和园林公司和李守伦虽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以玻璃为标的的买卖合同关系，但均不能提交书面合同，不能证明双方关于玻璃安装问题的约定。盛和园林公司称李守伦售卖玻璃包安装，李守伦则称自己不包安装，只是介绍了刘国光给盛和园林公司认识，由盛和园林公司将安装工程发包给刘国光。刘国光则称自己是李守伦经营的xxx玻璃经营部的员工，受李守伦指派，并约了包括刘超在内的四名工人一同进行玻璃安装。根据出庭作证的证人张某的陈述，其与刘超都从事玻璃安装工作，经刘超介绍其至涉案工地工作时才认识刘国光，涉案安装玻璃工作的工资都是由刘国光支付的，支付方式是按日支付；关于与李守伦的关系，张某表示其与李守伦不存在业务往来关系。各方当事人对证人张某的证言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庭审时，刘超表示其是受刘国光通知到涉案现场安装玻璃，与李守伦并无雇佣或者业务往来关系（但因为是老乡关系，故通过李守伦的xxx玻璃经营部购买了意外伤害险），自己的相关工资均是由刘国光支付。
另查，刘超提供了深圳市某街道房屋租赁管理所出具的《人口信息登记表》、银行卡交易记录、租房合同、租金交纳证明、深圳市居住证等证据，拟证明其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刘超的扶养人情况为：儿子刘某某（2012年出生），父亲刘某甲（1948年出生），母亲刘某乙（1948年出生）。刘超有兄弟姐妹四人。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各方当事人对于刘超在涉案工地上遭受人身损害的事实并无争议，法院予以确认，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过错责任人和赔偿责任大小的认定问题。
关于过错责任人的认定。1.关于形色城公司。形色城公司将涉案的园林、绿化、水电工程发包给了依法成立且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盛和园林公司，因此，其不存在违法发包或者对承揽人选任、指示有过错的情形，无需对刘超所受到的伤害承担责任。2.关于刘国光。庭审时刘超、刘国光及证人均称涉案工程是刘国光通知刘超去的，相关安装的工资也是由刘国光按日与刘超结算，且受伤后，刘超的全部医疗费均由刘国光支付，可见，刘国光是刘超的直接雇佣人，其应当对刘超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3.关于盛和园林公司。盛和园林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人，其有义务审查相关人员的资质、保证施工过程中相关施工人员的安全。现盛和园林公司称涉案的玻璃雨棚安装工程是根据其与李守伦的玻�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由李守伦负责安装的部分，但其未能提交相关的合同或协议予以证实，故其不能证明自己在承揽人的选任、指示上没有过错，其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关于李守伦。李守伦称其只是刘国光的介绍人，并非刘国光和刘超的雇主。虽然刘国光称其和刘超与李守伦均是劳动关系，但刘国光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刘国光还称涉案工程的安装款也是李守伦向其支付，但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虽然李守伦和刘超对于曾购买了意外伤害险的事实表示认可，但代为购买意外伤害险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的证据，因此，在刘超没有证据证明李守伦是违法转包人的情况下，无法认定李守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责任的比例。本案中，刘超进行的玻璃雨棚安装工程离地面约四米高，属于具有危险性的高空作业，刘超没有证�证明自己具备相应高空作业的特种作业证，且当庭也承认在安装过程中自己并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因此，法院认为，刘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身受到的损害具有过错，法院酌定刘超自行承担40%的责任。刘国光作为刘超的雇主，安排没有资质的刘超进行危险作业，也没有为其配备安全设备，具有管理过错，应当对刘超的损害承担60%的责任。盛和园林公司没有尽到审查施工人资质的义务，法院酌情认定其应当在30%的责任范围内对刘国光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刘超的诉讼请求，其受到的各项人身损害项目如下表：
后续治疗费
根据鉴定意见为19000元。
残疾辅助器具费
30600元。
根据鉴定意见，每五年更换一次至60岁，共计应当安装七次即31500元[4500元×7次]，由于刘超仅主张306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
残疾赔偿金
1.残疾赔偿金196473.64元（44653.1元×20年×0.22）；
2.被扶养人生活费28451元。
父母均需扶养14年，儿子需扶养16年9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7457.94元（28812.4元×14年×2人×0.22÷4人+28812.4元×16.75年÷2人×0.22）。刘超起诉仅主张28451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
护理费
无需支付。
医嘱注明住院期间一人陪护，庭审时双方确认刘国光已经安排一人护理，故无需再行计算护理费。
误工费
4357.53元。
2013年度建筑安装业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7869元÷365天×42天（住院12天，出院全休1个月）
交通费
酌情支持500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
600元（50元×12天�。
营养费
酌情支持1000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酌定22000元。
司法鉴定费
2520元。
以上各项合计金额为305502.17元，刘国光按照其责任比例应当承担183301.3元，由于刘超认可收到刘国光支付的生活费6000元，扣除后刘国光还应当支付177301.30元。盛和园林公司则应当在30%的责任范围内即91650.65元的范围内对刘国光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国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超各项损害赔偿款共计183301.30元；二、被告深圳市盛和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对被告刘国光的上述�务在91650.65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9元，由原告刘超承担423.6元，被告刘国光承担635.4元。
二审中，盛和园林公司提交了一份抬头为“深圳市xxx玻璃有限公司”的简易合同，其中客户一栏填写为徐某，合同最下方注明了安装玻璃的费用。盛和园林公司依此主张其与“深圳市xxx玻璃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包安装。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为：（一）刘国光：真实性认可，恰好证明盛和园林公司将涉案玻璃安装工程以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李守伦，且盛和园林公司未审核李守伦是否具备相关质证，两者应对刘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二）刘超：1.该证据形成�2013年，不是新证据，但盛和园林公司在二审时才提交，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由二审法院确定。2.该证据没有加盖盛和园林公司和“深圳市xxx玻璃有限公司”的公章，也没有李守伦签字，且证据下方书写的“安装费用”等，不排除是盛和园林公司和李守伦串通后添加的可能性。3.因李守伦没有相关资质，但盛和园林公司却没有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进行调查和审核，故该证据不能排除盛和园林公司谨慎用人进行安装的审查义务，其应当对刘超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三）嘉力公司：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四）李守伦：1.真实性予以认可，盛和园林公司徐某与李守伦的销售员张某口头约定，李守伦只负责将玻璃销售给盛和园林公司，而在安装方面，李守伦负责介绍刘国光给盛和园林公司。2.合同最下方注明了安装玻璃的费用，是因为刘国光与徐某谈好价钱后要求徐某付款，而徐某打电话联系不上刘国光，刘国光让李守伦代收款项。
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
二审时，刘国光确认其不是李守伦的员工，刘国光与李守伦是老乡，李守伦有安装业务时都会联系刘国光安装。
二审时，刘超确认刘国光垫付医疗费49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赔偿义务人和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赔偿义务人的认定。
首先，一审法院认定嘉力公司无需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刘超进行的玻璃雨棚安装工程离地面约四米高，属于具有危险性的高空作业，必然需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故盛和园林公司关于涉案工程无需具备相关的资质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盛和�林公司是涉案工程施工人，其有义务审查相关人员的资质、保证施工过程中相关施工人员的安全。盛和园林公司称涉案工程是根据其与李守伦的玻璃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由李守伦负责安装的部分，虽然其在二审时提交相关协议予以证实，但即便如此，因其未能举证证明“深圳市xxx玻璃有限公司”实际存在及具备相应的资质或李守伦的xxx玻璃经营部、刘国光、刘超具备相应的资质，也未向一审法院和本院申请调查取证或申请追加“深圳市xxx玻璃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盛和园林公司不能证明其在承揽人的选任、指示上没有过错，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后，刘国光主张刘国光与刘超均系受李守伦雇请从事涉案工程工作，但李守伦予以否认，称李守伦只是刘国光的介绍人。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刘超、刘国光及证人均称是刘国光通知刘超到涉案工地工作的，工资也是由刘国光按日与刘超结算，且刘超的全部医疗费均由刘国光支付。第二，刘国光称刘超的工资由刘国光向李守伦代领，但刘国光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第三，虽然李守伦和刘超对李守伦曾为刘超购买了意外伤害险的事实表示认可，但不能直接依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且一审法院认定刘超与李守伦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刘超未提出异议。第四，一、二审时，刘国光多次陈述不一，时而称其系李守伦的员工，时而称其非李守伦员工，导致无法明确确定其与李守伦之间的关系。第五，盛和园林公司主张盛和园林公司与李守伦的买卖合同约定了包安装，但李守伦不予认可，且盛和园林公司未能提交李守伦收取安装费用的凭证予以佐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国光是刘超的雇�，其应对刘超在雇佣活动中所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根据现有证据，既无法证明李守伦与刘国光或刘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也无法证明李守伦是违法转包人，无法认定李守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赔偿责任比例。
一方面，刘超对一审法院认定其在本案中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异议，虽然其主张其自负40%的责任的比例过高，其只应承担20%的责任，但其未就此提起上诉，是其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本院不予处理。另一方面，一审法院认定刘国光对刘超的损害后果承担60%的责任，盛和园林公司在30%的责任范围内对刘国光所负赔偿责任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其中的“30%”是指刘超的损失总额的30%，即刘国光应赔偿的款项的50%，而非盛和园林公司理解�刘国光应赔偿的款项的30%。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责任比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刘超的损失总额。
1.关于医疗费。刘超确认刘国光垫付医疗费49000元，虽然刘超未诉请医疗费，但鉴于刘超在本案中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该款项应计入刘超的损失总额。
2.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事发时，刘超年仅20多岁，有劳动能力，鉴于其家庭情况，其通过劳动创收符合常理，同时，其作为劳务人员，囿于其身份，举证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刘超提交的证据虽有瑕疵，但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及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采信刘超的主张，认定其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该认定正确，且依此计算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法及结果正确，但刘超仅诉请残疾赔偿金196473元，本院予以�认。
3.护理费。各方当事人对刘国光已在刘超住院期间安排人员护理的事实均无异议，如上所述，护理费应计入刘超的损失总额。刘超住院12天，刘超与刘国光均主张护理费为1200元，数额合理，本院确认护理费为1200元。
4.精神损害赔偿金。刘超的伤残等级为两个九级，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相应地，盛和园林公司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赔偿项目及数额均无异议，故刘超的损失总额为355701.53元【医疗费49000元+护理费12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数额305502.17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残疾赔偿金多出的0.64元）】。相应地，刘国光应承担213420.92元（355701.53元×60%），扣除刘国光垫付的医疗费49000元、护理费1200元、生活费6000元，�国光尚应赔偿刘超157220.92元；盛和园林公司对其中的106710.46元（355701.53元×30%）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盛和园林公司对其中的91650.65元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盛和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刘国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8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81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8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刘国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刘超157220.92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刘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59元，由被上诉人刘超各负担559元，上诉人刘国光各负担300元，上诉人深圳市盛和园林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各负担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黄国辉
审判员 付璐奇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何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