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南漳东民初字第00171号原告闫守志，男，生于1974年4月3日，汉族，农民，住南漳县。委托代理人安劲波，湖北水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都正伦，男，生于1951年9月16日，汉族，农民，住南漳县。委托代理人都广军（系都正伦之子），生于1975年1月25日，汉族，汽车修理个体户，住南漳县。第三人王国圣，男，生于1954年7月13日，汉族，农民，住南漳县，原告闫守志与被告都正伦及第三人王国圣为林地流转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守志及其委托代理人安劲波、被告都正伦及其委托代理人都广军及第三人王国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闫守志诉称，被告都正伦家经营、管理的一片10.4亩的责任山（位于高河清村望禾坪××因距我岳父××业××村卫生室较近，经我与被告及其家人进行协商，被告决定将其家庭承包经营的10.4亩责任山和1.6亩责任田（水田，位于高河清望禾坪公路外）以60000元的价格流转给我经营、管理，2014年11月26日，我与被告在高河清干部的见证下签订了1份“林权转让合同书”，随后被告便将其林权证交给了我，于是我准备了相关材料，向南漳县林业局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南漳县林业局于2015年1月13日发布了公告，并张贴在高河清村委会大门口，2015年1月17日，我支付给被告儿子都广军林地流转费20000元。第三人王国圣听说被告将其部分林地流转给了我后，便找被告协商，要求被告将已流转给我的林地流转给其经营、管理，并表示：流转费用可以提高到75000元。为此，被告于2015年2月9日到南漳县林业局，申请撤回了要求办理林权变更登记的申请，并与第三人王国圣又签订了1份“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被告将作价60000元已流转给我的林地又作价75000元再次流转给了王国圣。我知晓后找到被告理论，被告表示不愿再继续履行与我所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书”。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我与被告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按照所签“林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履行协助办理林地变更登记义务。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被告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书”1份（巡检镇高河清村民委员会作为见证单位，盖有公章）和“林权转让申请书2份”及“林权变更过户申请书”1份，拟证实被告都正伦及其家庭成员均同意将其家庭承包经营的部分林地流转给原告经营、管理，随后原、被告并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书”；2、2015年1月17日，被告之子都广军出具的收到原告岳父黎世玉支付林地流转费20000元的收条1张，拟证实原、被告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书”后原告已支付给被告林地流转费20000元；3、被告转交给原告的林权证1本〔证号为：南漳政林证字（2007）第083015号〕，拟证实原、被告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书”后被告为了履行协助原告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遂将其林权证已转交给原告；4、2015年7月1日，南漳县公安局巡检派出所民警询问都正伦、王国圣、闫守志、庹于礼的笔录各1份，拟证实原、被告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书”后，第三人王国圣听说被告将其部分林地流转给了原告，第三人王国圣又与被告商议，要求被告将已流转给原告的林地流转给其经营、管理，双方将流转费商定为75000元，为此，2015年2月9日被告又与第三人王国圣签定了1份“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被告将作价60000元，已流转给原告的林地又作价75000元再次流转给了第三人王国圣。王国圣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笔录中陈述：我支付给都广军林地流转费75000元的时间是2014年腊月，但为了预防闫守志与我争这宗流转的林地，便将时间提前了，写为2014年9月；5、2015年1月13日南漳县林业局发布的公告1份，拟证实南漳县林业局受理了原告闫守志要求变更林权登记的申请后，根据林权证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于2015年1月13日发布了公告，并张贴于高河清村委会大门口。被告辩称，2014年11月26日，我与原告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书”后我将我的林权证交给了原告属实，因原告还应支付给我40000元林地流转费也未给我办理欠款手续，随后因第三人王国圣要求我将已流转给原告的林地再流转给他，并表示愿一次性支付给我75000元流转费，而且口头承诺：他不要林权证，以后也不要我帮他办理林地流转的手续。于是我便于2015年2月9日到南漳县林业局递交了撤回办理林权变更登记的申请，并于2015年2月9日与王国圣又签订了1份“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将已作价60000元流转给闫守志的林地又作价75000元再次流转给了王国圣。现在原告和第三人都要求法院确认我与他们所签订的林地流转协议合法、有效，我认为，我与原告和第三人所签订的林地流转协议都无效，我的林地我现在决定不流转了，我愿退还所收原告林地流转费20000元及第三人流转费75000元。被告向法院提交了2015年2月9日的“申请书”1份，拟证实2015年2月9日其到南漳县林业局递交了该“申请书”后才与第三人王国圣签订“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第三人述称，2014年9月8日，我与被告签订了1份“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后我便支付给被告林地流转费75000元。现在原告要求法院确认其2014年11月26日与被告所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因被告流转给原告的林地与被告流转给我的林地是同一宗林地，故请求法院确认2014年9月8日我与被告都正伦签订的“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要求被告都正伦履行“协议”，协助办理流转林地的相关手续。第三人为证实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4年9月8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1份“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和2014年9月8日，被告都正伦及其子都广军收取林地流转费75000元的收据1份，拟证实2014年9月8日其与被告签订了“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后已付清了林地流转费75000元；2、王正发、邱长喜、王小华出具的证明各1份及照片4张，拟证实其支付了75000元林地流转费后被告即将1.6亩水田交给其管理、收益。经庭审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所举的证据1、2、3、4、5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所举的证据也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和被告均对第三人所举的证据1提出了异议，认为签订“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应是2015年2月9日，不是2014年9月8日。合议庭评议认为，在“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并盖章的都正伦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4年11月26日，我与闫守志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书”后我就将我的林权证交给了闫守志，后来王国圣听说我将林地流转给了闫守志后便要求我将该林地流转给他，随后我与王国圣到南漳县林业局递交了撤回办理林权变更登记的书面申请后，我才与王国圣签订这份“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并且被告都正伦在法庭审理时提交了其2015年2月9日到南漳县林业局递交的书面“申请书”，并当庭陈述：其与王国圣签订“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应是2015年2月9日，而不是2014年9月8日。同时王国圣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笔录中也陈述：我支付给都广军林地流转费75000元的时间是2014年腊月，但为了预防闫守志与我争这宗流转的林地，便将时间提前了，写为2014年9月。故合议庭综合评议后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应是2015年2月9日，而不是2014年9月8日。原告对第三人所举的证据2也提出了异议，认为王正发、邱长喜、王小华出具的证明及4张照片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系。合议庭评议认为，原告的异议理由成立，对第三人所举的证据2依法应不予采信。根据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系巡检镇高河清村民，2014年11月26日，原、被告协商后在巡检镇高河清干部的见证下，原被告签订了1份“林权转让合同书”，双方约定，被告将其家庭承包经营的位于高河清望禾坪后坡的10.4亩责任山及1.6亩责任田（水田，位于高河清望禾坪公路外，都正伦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显示为0.83亩），作价60000元（山林流转合同中写的是3000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陈述为60000元）流转给原告经营、管理。双方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书”后被告遂将其林权证〔证号为：南漳政林证字（2007）第083015号〕交给了原告，以方便原告到林业部门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随后原告持“林权转让申请书”（申请书上有被告及其妻、其子及儿媳的签名和高河清委会加盖的同意转让的印章）和“林权变更过户申请书”（申请书上有经巡检镇林业工作站工作人员庹于礼、王登立勘测后签署的：经现场勘测，该户申请属实。并加盖了巡检镇林业工作站的印章）向南漳县林业局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2015年1月17日，原告支付给被告儿子都广军林地流转费20000元（都广军出具有书面收据），双方并口头约定，等林地流转变更登记手续办下来后原告即付清下欠的40000元流转费。南漳县林业局受理了原、被告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的申请材料后，根据林权证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于2015年1月13日发布了公告（公告期为30天，自2015年1月13日至2015年2月12日），并张贴于巡检镇高河清村委会大门口。2015年2月9日，被告到南漳县林业局递交了书面申请，要求撤回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南漳县林业局收到被告的申请后遂终止办理原告闫守志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的过户手续。随后被告都正伦又与本村村民王国圣于2015年2月9日签订了1份“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但都正伦与王国圣将协议的签订时间却提前至2014年9月8日），被告都正伦将已作价60000元流转给原告闫守志的林地（责任山10.4亩，责任田1.6亩）又作价75000元再次流转给了王国圣，王国圣遂支付给被告都正伦及其子都广军林地流转费75000元（都正伦、都广军给王国圣出具有收据）。原、被告产生纠纷后经高河清干部和巡检公安派出所调解无果，原告闫守志于2015年7月31日向本院起诉，要求依法确认其与被告都正伦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并要求被告都正伦按照所签“林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履行协助办理林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义务。诉讼中，2016年1月6日，王国圣以第三人的身份向本院书面申请要求参加诉讼，并要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都正伦于2014年9月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由被告都正伦履行协助办理林地流转的相关手续。本院认为，为了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等处分行为，应当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及其家庭成员经协商后所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发包方巡检镇高河清村民委员会同意，故原被告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第三人王国圣在明知原被告签订了“林权转让合同书”的情况下，仍与被告都正伦签订林地流转协议，提高转让价款，被告及第三人的行为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即原告闫守志利益的行为，而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但被告都正伦在与第三人王国圣签订“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时并未经过发包方的同意。故依法应认定被告都正伦与第三人王国圣所签订的“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第三人王国圣要求被告都正伦履行与其所签订的“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因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闫守志与被告都正伦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二、被告都正伦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提供办理林地转让手续相关资料，协助原告闫守志办理林地流转变更登记，林地流转变更登记后原告闫守志给付被告都正伦下欠林地流转费40000元；三、被告都正伦与第三人王国圣所签订的“农村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四、驳回第三人王国圣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都正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递交上诉状时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账户为：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万山支行，账号：17×××56。户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任逸民人民陪审员  赵远芹人民陪审员  张国庆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