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901民初1247号原告：侯某1，女，1973年6月7日生，汉族，云南省弥渡县人，公务员，现住弥渡县，原告：侯某2，男，1970年10月26日生，汉族，大理州审计局退休干部，现住昆明市盘龙区，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邬仕月，云南群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谢某1，男，1954年2月25日生，汉族，云南省弥渡县人，农民，现住弥渡县，被告：谢某2，男，1964年2月29日生，汉族，云南省弥渡县人，农民，现住弥渡县，被告：谢某3，女，1966年11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弥渡县人，医生，现住大理市。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孙涛、闻颖，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谢某4，女，1984年9月4日，汉族，云南省弥渡县人，会计，现住，第三人：谢某5，男，1989年10月28日生，汉族，云南省弥渡县人，驾驶员，现住弥渡县。原告侯某1、侯某2诉被告谢某1、谢某2、谢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5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何华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谢某4、谢某5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侯某1及原告侯某1、侯某2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邬仕月，被告谢某1、谢某2、谢某3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孙涛、闻颖，第三人谢某4、谢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某1、侯某2诉称：侯兆珍与原告的母亲属同胞姐妹。侯兆珍在1981年离异后，于1986年9月29日与丧偶的谢忠再婚，当时谢忠的四个子女（即三被告及已去世的谢武棋）均已成年。1992年大理市住房制度改革，谢忠、侯兆珍取得了坐落于大理市××路××、建筑面积为68.41㎡的住房一套。1993年8月23日谢忠出差遇车祸不幸去世后，该房一直由侯兆珍居住。1998年10月30日，侯兆珍办理了该房下关字74××16号房屋所有权证。侯兆珍未生育有子女。2004年11月30日，侯兆珍在大理州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将其在下关幸福路33号院内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68.41㎡、房号为3的房屋的60％产权遗赠给了二原告，大理州公证处出具了（2004）大州证字第1704号《遗赠书公证书》。2017年2月16日侯兆珍因病去世后，三被告就将该房屋据为己有，并向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对该房的房产证遗失补办，二原告在2017年3月2日大理日报上发现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布的遗失《公告》后，及时到不动产中心提出异议，并提交了房产证原件、身份证原件及遗赠公证书原件，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3月6日向被告发出《告知书》，确认其所申请的不动产证遗失登报无效。3月10日，二原告在大理日报上发布《受赠声明》。综上，侯兆珍在大理市××路××、建筑面积为68.41㎡的房屋一套中有60％的产权份额，其生前以公证遗赠的方式遗赠给了二原告，二原告也明确声明接受遗赠。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诉请法院：由二原告依法继承侯兆珍在下关幸福路33号的房屋中60％的房产产权。被告谢某1、谢某2、谢某3共同辩称：2017年2月16日，被继承人侯兆珍过世后，被告在办理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产权变更过程中，二原告提出异议，称侯兆珍生前留下《遗赠书》，将位于下关幸福路33号三楼三号60%的房产份额赠与了二原告。该房产系被告生父谢忠生前出资购买，因谢忠意外身故，办理产权证书时才登记在侯兆珍名下。从侯兆珍生前直至过世办理完丧葬事宜为止，从未听任何人讲过侯兆珍已将该房产部分份额给了原告。《遗赠书》于2004年11月30日公证，二原告早就知道《遗赠书》存在却一直隐瞒，直到侯兆珍过世后才突然发难。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被告人既未按照法定时限声明接受赠与，也未按《遗赠书》所附条件对侯兆珍履行了生活上的照料、生病时的管护义务，更未履行对侯兆珍死后的丧葬事务，依法无权接受遗赠分割遗产。另《遗赠书》中所涉房产60％遗赠份额，因该房产为被告生父谢忠购置，谢忠过世后也未就房产进行过分割，仍属被告与侯兆珍共同共有财产，各自所占份额未经协议处分或司法裁判，故《遗赠书》属无效的处分行为，违反了《物权法》关于共同共有财产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不得处分的规定，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利。因此，二原告据以主张权利存在瑕疵，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侯兆珍自1991年退休后一直生活在下关，是由被告及其他亲属共同赡养照顾，死后的丧葬事宜也均是由被告负责。但原告却在侯兆珍生病期间，取走其身份证、存折、银行卡等侯兆珍个人财物，私自取走侯兆珍个人的积蓄，严重侵犯了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被告认为，二原告有意隐瞒赠与事实，应视其为放弃受遗赠的权利；二原告也未履行《遗赠书》所附义务，违背了基本的公序良俗，被告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取消其受赠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的规定，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人无权接受遗赠，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请法院判决由原告返还侵占的侯兆珍生前遗留的存款，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保护继承人的继承权利。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就本案争议的事实分别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提交以下证据：A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主体资格；A2、侯兆珍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两份、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侯兆贞”和“侯兆珍”系同一人；A3、侯兆珍结婚证原件一份、大理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职工购房申请原件一份、《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一本，证明1992年侯兆珍与丈夫谢忠取得了坐落于下关××路××房改房××套所有权，并于1998年10月30日办理了在谢忠名下证号为“字第××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侯兆珍是申请人也是共有权人；A4、遗赠书公证书原件一份，证明2004年11月30日侯兆珍立下遗赠书，将“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房屋中属于自己60%的产权遗赠给二原告，并在大理州公证处对遗赠书进行了公证；A5、《公告》原件一份，证明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大理日报》上公告房权证号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作废；A6、申请书复印件、告知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得知公告后向大理市不动产中心说明房产权证并未遗失，大理市不动产中心向被告发出公告书证明不动产所有权证未遗失；A7、受赠申明书，证明原告在《大理日报》上发布公告，申明接受侯兆珍遗赠；A8、大理州办公室大州字（1994.22）号通知原件，说明该通知系侯兆珍生前交原告保管，证明谢忠于1993年8月23日出差时因公死亡；A9、保姆陪护费用三张、水电费17张、物管费15张、电话费18张、就诊卡3张、收视费2张、包车费1张、处方单据一组，证明原告对侯兆珍尽了生养、病医的义务；A10、收条原件7份、房门及抽屉钥匙3把、证明侯兆珍生前已将钥匙交给原告，以方便原告来照顾，原告为侯兆珍作了生养死葬准备；A11、邮政储蓄取款凭证10份，证明原告对侯兆珍生前日常生活琐事及取存款进行了代办；A12、特殊病慢××单据一组37张、医保卡1张、医保手册1份、药盒4个，证明原告对侯兆珍生前进行了照管；A13、通话清单一组，证明侯兆珍生前原告与其联系紧密，对侯兆珍进行日常照顾；A14、弥渡县水电电力局文件一份，证明侯兆珍参与谢忠一方房改，就没有参与其所在单位房改和领取房补；A15、侯兆珍的存折本一本，说明其中36000元、1000元为原告侯某1支取自用以及为侯兆珍死后对其他事务作了支出，并说明该存折也本案无关。经质证，三被告对A1、A2、A3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说明其中申请书显示侯兆珍仅为家庭成员，房产证中共有人栏处为空白，并未填写侯兆珍，该房是以谢忠名购买，与侯兆珍无关；对A4认为虽然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但持异议，认为侯兆珍本人并不会写字，且在侯兆珍名字处还补写了两次，公证书上的两名公证员中陈敏并未参与公证，且公证书显示应由公证人和某人各持一份；对A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对A6中申请书认为系复印件，对三性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公告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来源及合法性持异议，认为该份公告书应是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被告方材料，也与本案无关；对A7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不认可，认为原告在被继承人死后采取公告方式接受赠与不合法，法律规定接受遗赠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两个月内，对其关联性也不认可；对A8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据来源持异议，认为该证据应由子女和配偶持有，不应由原告持有，但对原告以此证明谢忠死亡的时间无异议，并提出谢忠的丧葬费用也应列入其遗产范围；对A9中的保姆费用、花名册和工资单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侯兆珍生前所请保姆最长时间为一个半月，不存在有一年半的情况，陪护人员则是由谢某3聘请，聘请费用虽由原告经手但均是由侯兆珍支出，对2015年-2017年1月间的水电费、物管费、电话费、收视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未显示出经办人的情况，且单据不应为原告持有；对就诊卡、处方单据三性不认可，认为侯兆珍就医都是由谢某3负责，需住院都是在州医院，并不在市医院，处方笺上显示的医师系侯某2同学，且门诊处方笺所开药量不符合规定要求；对包车费单据认为形式要件不合法，不认可，也不认可原告证明其已尽了生养病医的证明方向；对A10中2012年的收条两张三性认可，但说明该费用系被告陪侯兆珍支取交给原告后由原告支付，对其他收条认为形式要件不合法，真实性也无法核实，不认可，同时说明侯兆珍死后的丧葬事宜都是由被告兄妹负责，原告并没有经手，钥匙是侯兆珍生前原告持有，侯兆珍去世后原告将钥匙交给了被告，在弥渡县法院诉讼时原告也陈述侯兆珍去世后已将钥匙交给了被告，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钥匙来源存疑，且认为与原告证明其尽了生养死葬的证明方向无关；对A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说明凭据中仅有一张为2012年，其他都是在2016年以后，支取原因及用途被告一无所知，相反能证明原告控制了侯兆珍的财产，是否违背侯兆珍的意愿原告应说明；对A12无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侯兆珍有特殊慢××及有医保情况，但其中结算报销单据并没有出院证等形成医疗痕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对大理州医院的部分认可，但不能证明侯兆珍病医是由原告负责，相反能证明2016年3-4月侯兆珍两次住院全程是由被告照顾，原告根本没有参与和支付费用，只是在治疗终结后办理过报销手续;对A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持异议，认为通话记录并不能证明原告就尽了赡养义务；对A1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侯兆珍不享受房改并不是因为谢忠原因，而是其本身级别没有达到房改要求，也不能证明侯兆珍享有该房产；对A15认为存折已被换折，该存折2016年11月前的余额为45000元，已被支取过，且原告所支取的37000元属侯兆珍的遗产范围。两第三人对A1、A2无异议，对A3-A15的质证意见与三被告意见一致。本院认为，A1、A2、A3经当事人质证无异议，予以采信，就被告对A3说明的问题本院依本案事实进行认定；对A4被告、第三人虽持异议，但遗赠书上所签的“侯兆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现无从查证，但上面已加盖有手指捺印，且属公证文书，故本院对A4的真实性予以采信；A5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A6中申请书系复印件，不予采信，告知书来源真实且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A7、受赠申明书来源客观、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A8来源客观真实，予以采信；A9-A12证据来源真实，本院就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就原告的证明方向本院将结合本案事实综合采信；A14、A15来源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其中A15结合原告侯某1庭审中的陈述，能证实侯兆珍死亡后其存款余额37000元已被原告侯某1支取的事实。三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B1、三被告身份证，证明被告诉讼主体适格，系侯兆珍的法定继承人；B2、大理州政府西院住宅区老年人协会证明原件1份、购置家用物品及修缮支出票据原件6张，证明侯兆珍生前其生活起居一直由三被告照顾，被告承担了侯兆珍的赡养义务；B3、大理州医院住院病案、入院病情评估及确认表、首次病程记录、出院通知书、住院证、陪护证明原件各1份，授权委托书、医院病情告知书、病危报告单、治疗知情同意书、住院患者费用确认书各3份，大理州参保人员就医医疗费用报销结算单及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份，证明在侯兆珍生前生病谢某3陪其到医院住院就诊，并作为侯兆珍的授权代理人、近亲属签署在医院就诊期间的各项协议等，承担了侯兆珍生病时的照料及病医义务；B4、侯兆珍死亡证明、ICU科死亡报告单、丧葬证明、下关镇龙泉村回龙坡公墓区通知单、讣告原件各一份，医院陪护及殡葬照片6页，火化费收款收据及丧葬服务费发票及明细各一份，购买墓地及修墓施工相关费用收据3张、出殡相关事宜操办支出收据8张，证明侯兆珍去世后一切殡葬事宜均由三被告操办，承担了死葬义务，其中除原告以侯兆珍的工资垫付了800元修墓工费外，其余66256元由被告开支；B5、录音资料1份，证明原、被告双方确认侯兆珍去世花费费用由侯兆珍的钱进行支出，该费用为原告持有；B6、医疗门诊收费票据8张、门诊病历3本、电费缴费单8张、物业管理费收款收据22张、电费收费凭据23张、物业公司水电费收据24张，代收代缴水电费收据23张，话费缴费单据65张，证明侯兆珍生活中基础管理事务是由被告协助完成，被告履行了赡养义务；B7、向法院申请调取的弥渡县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证明原告在另案中已陈述其对遗赠书的获知时间是在2012年前，以及原告所用支出均来源于原告持有的侯兆珍存折存款，并不是原告自己支出的款项，原告持有侯兆珍的相关证件是为方便对侯兆珍的医疗费用报销，并不是为了陪同侯兆珍就医治疗（庭审中法庭已出示弥渡县法院的庭审笔录）；B8、申请证人施某、何某出庭证实侯兆珍生前的照看及就医生活状态。证人何某到庭陈述：自己与侯兆珍是邻居，认识谢某3及她三哥，不认识原告侯某1，侯兆珍生活一般都是和谢某3在一起，因谢某3在州医院上班，会经常在门口遇见她与侯兆珍在一起，侯兆珍生病时自己时不时看到谢某3和侯兆珍去就医及吃饭；幸福路33号的房子是州政府分给谢忠的，自己在2004年春节前搬至万花路居住，后因孙子上学在州政府宿舍东院租房至2015年。证人施某到庭陈述：自己与谢忠是门对门邻居，房改后两家房子在一起，谢忠去世后房子是谢某3与侯兆珍居住，大部分由谢某3照顾，其去世前由谢某3兄妹轮流照顾，自己没有见过原告方的人来过；B9中国邮政储蓄利息清单复印件2份、谢忠记录存款1页，证明侯兆珍生前有两笔存款15462元和15716元被侯某1支取，谢忠生前还有存款。经质证，原告对B1、B7无异议；对B2证据三性不认可，认为老年协会证明的内容不真实，也不能说明出具人。修缮票据6张的费用是由侯兆珍支出，其中电话是侯某2为侯兆珍安装；对B3住院病案、陪护证明不认可，认为未加盖有印章，谢某3作为州医院医生可以方便操作出具证明；呼吸科陪护证明的出具不符合出具常理，不会具体到什么人。侯兆珍的签名也存在不一致；认可大理州参保人员票据中2017年2月16日的票据确属被告办理和支付；对B4中的订餐费及其他支出费用不认可，对死亡证明、报告单、讣告、陪护及殡葬相关照片、丧葬服务费发票及明细和火化费收款收据认可，说明其中下关龙泉村通知单的800元已结算给原告，讣告是因为顾及被告面子而在弥渡承办丧事，陪护及殡葬拍摄的照片系被告有目的性的准备；丧葬服务费发票及明细和火化费收款收据是侯兆芳转给谢某3的；对B5认为录音属私自录制，对录音的完整性及是否经过剪辑存疑义，不认可；对B6中2015年2月4日大理州医院的门诊病历本认为真实性不清，对其他两份病历本认为有涂改痕迹，不认可；对医疗门诊收费票据、电费缴费单、物业管理费收款收据、电费收费凭据、物业公司水电费收据、代收代缴水电费收据，话费缴费单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说明在2006年前侯兆珍可以自理就诊，且有部分病历属遗留在争议房中，并不能证明上述票据是被告办理并持有；对B8认为两证人证言大部分不真实，且只属看到表象，谢某3婚后也不可能与侯兆珍共同生活；对B9认为系复印件，不能证明其中款项为侯某1支取，也与本案无关，不认可。两第三人对三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异议。其中第三人谢某5对B9中中国邮政储蓄利息清单表示未见过，不清楚。本院认为，B1、B7经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B2来源真实，但其中就州政府西院老年人协会出具的证明中侯兆珍的赡养问题内容以及被告的证明方向，本院结合本案事实进行认定；B3、B4、B6原告虽认为谢某3有工作便利及对其来源存在质证疑义，但并无依据证实其来源不合法，故本院对B3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就被告的证明方向本院将综合本案事实进行认定；B5经质证来源真实，原告所持异议无其他依据支持，故本院对B5予以采信；B8证人证言，证人部分陈述较客观，本院部分采信；B9原告质证意见成立，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另在审理中，经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大理州公证处调取了“（2004）大州证字第1704号”《遗赠书公证书》及送达公证书回证各一份，经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确认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据上述举证、质证和认证，以及诉讼中当事人无争议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以下事实：侯兆珍与原告侯某2、侯某1的母亲侯兆芳系姐妹。1986年9月29日，侯兆珍（又名侯兆贞）与谢忠再婚。再婚前侯兆珍无子女，谢忠再婚前有四个子女，即被告谢某1、谢武其（已故）、被告谢某2、被告谢某3。侯兆珍与谢忠再婚后未生育有子女。1992年12月16日，谢忠填写了《大理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职工购房申请书》，申请按房改房购买位于大理市下关幸福路33号（现白州里1号）州政府西院宿舍4单元3楼2号住房一套（该房建筑面积68.41㎡），在该申请上填写的住公宅的家庭成员有侯兆贞，并加盖有侯兆珍所在工作单位弥渡县水力电力局的印章。1993年8月23日，谢忠因公出差时遇车祸不幸去世，后该房屋一直由侯兆珍居住。1998年10月30日，侯兆珍办理了该房编号为“字第××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上载明所有权人为谢忠，房屋坐落为下关幸福路33号，房号3。2004年11月30日，侯兆珍在大理州公证处办理了《遗赠书》的公证，将上述坐落在下关幸福路33号院，房号为3，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字第××号”房屋中属于侯兆珍所有的合法份额60％的产权部分，在去世后处理遗赠给其侄儿侯某2、侄女侯某1所有，其他人无权干预。另在该《遗赠书》上还有“…我在世时生养、病医、死葬由侯侄儿侯某2、侄女侯某1负责。…”的内容，代书人为云南苍洱律师事务所的解怀愚。同日大理州公证处出具了“（2004）大州证字第1704号”《遗赠书公证书》。送达公证书回证上有“侯兆珍”的手写签名。在侯兆珍生前，三被告作为继子女、二原告作为侄子女对其生活及病医都有不同程度的关心和照顾，其中被告谢某3在侯兆珍生前对其生活、病医照顾较多。2013年11月谢忠的子女谢武其因病去世，其生有子女二人，即第三人谢某4、谢某5。2017年2月16日，侯兆珍因病去世，去世后留有黄金项链1条、白金戒指一枚、镶宝石的黄金戒指一枚、白金耳环一对、工资本一本（余额36000元）、TCL液晶电视一台、布艺沙发三人座和五人座各一套、荣事达全自动洗衣机一台、吸氧机一台、小衣柜一个。侯兆珍死亡后，原、被告双方均参与办理了侯兆珍死亡后的丧葬事宜，其中被告出力较多。办理完侯兆珍丧葬事宜后，原告侯某1持有侯兆珍的工资存折及“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并先后支取了存折上的款项共37000元（该存折在侯兆珍去世后又打入金额1000元），现该存折余额为477.99元。侯兆珍生前居住的现大理市下关原幸福路33号（现白州里1号）州政府西院宿舍4单元3楼2号住房则三被告更换了房门钥匙，对该房进行实际控制管理。另就上述侯兆珍死亡后留下的金银首饰，已分别由谢某2妻子持有项链、谢某1持有戒指，谢武其的妻子持有白金戒指、谢某3持有耳环。后三被告以谢忠、侯兆珍管有的下关幸福路33号不动产遗失《房屋所有权证》向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遗失补办，2017年3月2日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大理日报》发布了对大理市房权证下关字第××号房权证遗失声明作废的《公告》，二原告上发现刊登的该《公告》后，向大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并提交了房产证原件、身份证原件及遗赠公证书原件，大理市不动产中心于2017年3月6日向三被告发出《告知书》，告知三被告其申请的不动产证遗失登报无效。2017年3月10日，二原告在《大理日报》上发布《受赠声明》，内容为“侯某2、侯某1愿意接受侯兆珍于2004年11月30日公证遗赠及2015年9月22日遗嘱所赋予的权益”。为此，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2017年6月，二原告以共有纠纷向弥渡县人民法院起诉三被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由原告领取侯兆珍去世而产生的丧葬费及抚恤金114872元。后经弥渡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由原告侯某1、侯某2共同享有侯兆珍去世后产生的丧葬费及抚恤金总额的40%。二、由被告谢某1、谢斌奇、谢某3共同享有侯兆珍去世后产生的丧葬费及抚恤金总额的60%。”现二原告持“（2004）大州证字第1704号”《遗赠书公证书》向本院起诉，诉请要求依法继承侯兆珍在下关幸福路33号房屋的60％房产产权。诉讼中，三被告要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请法院依法判决由原告返还侵占的侯兆珍生前遗留的存款，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保护继承人的继承权利。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侯兆珍死亡后原、被告双方对谢忠、侯兆珍先后死亡所遗留财产权利归属发生的纠纷，现二原告以继承纠纷提起诉讼正当。谢忠、侯兆珍再婚后，依当时国家实行的房改政策，二人以谢忠名义向单位申请购买大理市幸福路33号州政府西院宿舍4单元3楼2号住房一套，1993年谢忠去世后，侯兆珍于1998年10月30日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谢忠”名下的“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二人以谢忠名义购买该房，符合当时房改政策要求，依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该房属谢忠、侯兆珍夫妻共同财产，诉讼中被告辩述该房系谢忠单方所购与事实不符。谢忠死亡后未留有遗嘱，依照法律规定，其所有财产发生法定继承，法定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利，应视为已接受继承，谢忠配偶侯兆珍及谢忠的子女谢某1、谢武其、谢某2、谢某3均为被继承人谢忠的法定继承人，享有相应的继承权利。但在谢忠死亡后二年内，各继承人未对谢忠所享有的上述房产权利份额按继承分配处理，应属侯兆珍、谢某1、谢武其、谢某2、谢某3共有，其各自共有份额应按法定继承按份共有的原则进行确认，其中侯兆珍应享有该房产的60%的房产份额，谢某1、谢武其、谢某2、谢某3四人各享有该房产的10%的房产份额。关于谢忠去世后是否还遗留有其他个人财产，本案诉讼中被告虽提出谢忠留有存款，但并未提交充分依据证明，故应认定谢忠去世后并未遗留有其他个人财产。谢武其于2013年11月去世，其应继承谢忠的财产份额部分，依法应由其子女第三人谢某4和谢某5转继承。2017年2月16日侯兆珍去世后，其遗留的房产份额、个人存款及其他实物财产发生继承。侯兆珍生前于2004年11月30日办理了《遗赠公证书》，将其本人在大理市下关幸福路33号州政府西院宿舍4单元3楼2号住房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字第××号”）中60%房产权利，于去世后遗赠给其侄儿女二原告所有。从《遗赠公证书》中侯兆珍遗赠书的内容及签署人来看，属公民单方通过公证立遗赠书的行为。其中《遗赠公证书》中表述有“…我在世时生养、病医、死葬由侯侄儿侯某2、侄女侯某1负责…”，明确有遗赠财产所附有的义务。在该遗赠书中，侯兆珍所处分的60%的房产权利，属侯兆珍在谢忠死亡发生继承后其在二人共有房产中应享有的房产权利部分，故侯兆珍所立的公证遗赠书合法。诉讼中被告、第三人对《遗赠公证书》所持的异议，并无充分证据予以反证，该异议不能成立。关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二原告表示接受遗赠的时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遗赠，是立遗赠人对所赠财产明确在其死亡后才发生的财产转移，受遗赠人即使在立遗赠人生前就已知悉立遗赠的事实，但亦不便公开做出明确接受遗赠表示，且立遗赠人生前如认为自己之前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不当，或认为受遗赠人对自己未尽到遗赠的附随义务，其生前可以随时撤销，重新确定遗嘱或遗赠，对财产进行重新处分。依本案事实，侯兆珍生前各被告及二原告已对其在生活上及病医上尽到了相应的关心照顾义务，至于二原告各自对侯兆珍生前照顾义务的多少，并无具体标准来进行准确界定，且二原告的工作及居住也不同××大理市，现本案中无任何证据显示侯兆珍在死亡前对二原告应尽的义务表示过任何不满。现二原告在侯兆珍死亡后二个月内做出明确表示接受遗赠，并主张按侯兆珍的遗赠书接受房产权利并无不当。故现二原告主张享有大理市下关幸福路33号州政府西院宿舍4单元3楼2号住房一套中60%的房产权利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诉讼中三被告主张二原告无权享有60%的房产权利不能成立。至于该房产剩余的40%财产权利部分，应由谢忠的子女谢某1、谢某2、谢某3继承及谢武其的子女谢某4和谢某5进行转继承。侯兆珍去世后遗留的黄金项链一条、白金戒指一枚、镶宝石的黄金戒指一枚、白金耳环一对、工资款余额37000元、TCL液晶电视一台、布艺沙发三人座和五人座的一套、荣事达全自动洗衣机一台、吸氧机一台、小衣柜一个，应由三被告及谢武其的子女谢某4和谢某5按法定继承方式共同继承，鉴于侯兆珍去世后三被告及谢武其的亲属经商议并已对黄金项链等首饰进行了实际分配，该分配并无不当，可照准处理，在本案中不再另行处分。侯兆珍去世后的其他实物财产及存款余额477.99元，应由三被告及谢武其的子女谢某4和谢某5按份共同继承。原告侯某1在侯兆珍去世后，支取了侯兆珍的工资存款37000元占有不当，诉讼中其陈述已被其支取并使用的辩述亦不能成立，依法应由其返还给侯兆珍的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另诉讼中三被告主张原告还应持有谢忠、侯兆珍的其他存款，并无事实依据，属主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大理市下关幸福路33号州政府西院宿舍4单元3楼2号住房一套60%的房产权归原告侯某2、侯某1共同共有；被告谢某1、谢某2、谢某3各享有10%的房产权，第三人谢某4和谢某5共同享有10%的房产权。二、侯兆珍去世后遗留的的TCL液晶电视一台、布艺沙发三人座和五人座的沙发一套、荣事达全自动洗衣机一台、吸氧机一台、小衣柜一个等实物财产及侯兆珍的存款余额477.99元，由被告谢某1、谢某2、谢某3和第三人谢某4、谢某5共同继承。三、由原告侯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支取的侯兆珍工资存款37000元返还给被告谢某1、谢某2、谢某3和第三人谢某4和谢某5继承，由被告谢某1、谢某2、谢某3各享有9250元，第三人谢某4和谢某5共同享有9250元。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原告侯某1、侯某2承担1740元，被告谢某1、谢某2、谢某3和第三人谢某4和谢某5共同承担116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员  何华祥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