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8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俊荣，男，196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强，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文静，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侯声裕，男，194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少谋，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富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翠竹北路松泉公寓16幢819室。
法定代表人：利乙锋，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利乙锋，男，194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
原审第三人：杨赛美，女，195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再审申请人吴俊荣、侯声裕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富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公司）、利乙锋、原审第三人杨赛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民终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俊荣、侯声裕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六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1.裁定中止原判决；2.撤销原判决；3.支持吴俊荣、侯声裕的诉讼请求，确认案涉房产归其所有，解除查封及一切对案涉房产限制权利的措施；4.判令富利公司、利乙锋承担案件受理费。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采纳的主要证据《咨询意见书》未经质证,在执行回转程序终结后无正当理由又再次执行回转，存在严重程序违法情形。
1.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一审时，就案涉房产（产权登记人为吴俊荣、侯声裕）在2009年9月的市场价格向西安天正房地产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正公司）询价，天正公司出具《咨询意见书》载明：“对案涉房产在价值时点2009年9月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解，估价对象的出租价格区间为45—65元/平方米，通过测算最终确定该物业可能实现的价格区间8300-12000元/平方米，最终实现价格应考虑物业实物状况及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交易情况等因素。”该《咨询意见书》被原审法院作为判断吴俊荣、侯声裕受让价格是否合理、善意的标准，系驳回吴俊荣、侯声裕执行异议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但在一、二审庭审及一审判决中均未曾提及。原审法院未经质证便采信《咨询意见书》，严重违反法定审判程序。
2.《咨询意见书》测算出案涉房产可能实现的价格区间为8300-12000元/平方米，没有任何依据。一审中，吴俊荣、侯声裕向法院提交过杨赛美与深圳市福泰兴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泰兴公司）于2009年7月1日签订并在深圳市罗湖区房屋租赁管理办公室备案的《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证明案涉房产租赁价格为10元/平方米，租赁期限从2009年7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富利公司一审期间也向法院出具了2009年9月1日签署的案涉房产《房地产租赁合同》，出租方为富利公司，承租方为福泰兴公司，月租金为18000元，按此金额计算出租价格约为18元/平方米。可见，案涉房产的月租金根本不是45-65元/平方米。另外，一审法院就深圳市案涉房产价格向西安市的评估公司询价，不能真实体现房产市场价格。因此，原判决采信《咨询意见书》，也缺乏证据证明。
3.1997年10月14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陕西高院）以（1996）陕经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撤销了西安中院（1996）西经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富利公司向西安中院申请执行回转，案件进入执行回转程序，案号为（1997）西经执字第227号。西安中院依据富利公司代理人玄兵等人出具的手续，将执行变卖款项共计4409790元扣除税费后的3219333.01元，按1997年12月6日富利公司给西安中院的请示以及富利公司与杨赛美达成的《协议》，分别汇往有关单位抵消了其债务，富利公司执行回转案已于1997年执行完毕。西安中院又于2013年重复立案，将通过法院变卖程序取得房产的善意第三人杨赛美列为执行回转主体，并将2009年转让给吴俊荣、侯声裕的案涉房产予以查封，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
（二）原判决认定杨赛美购买案涉房产程序不合法，未足额支付房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富利公司已经放弃执行回转案涉房产的请求，杨赛美不能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认定杨赛美出让房产时无处分权，不仅缺乏证据证明，而且适用法律错误。
1.原判决中“杨赛美通过新城房地产交易所未经公开的法定变卖程序购得了案涉房产”的认定，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杨赛美从购买房产到过户登记，都是在西安中院主导下进行，而法院委托深圳市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新城房地产交易所（以下简称新城房地产交易所）评估、变卖房产符合当时法律规定；西安中院在杨赛美过户案涉房产前已经知道并向深圳市规划局罗湖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杨赛美没有违反任何法定程序。杨赛美向吴俊荣、侯声裕转让房产时持有合法产权证，享有案涉房产的处分权，并非无处分权人,《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
2.原判决认定杨赛美未交清房价款缺乏证据证明。新城房地产交易所1996年8月22日的《变卖结算表》显示，杨赛美已经支付完房产变卖价款4409790元，登记费、转让增值费共计55万元。至于税款来源与实际负担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即使杨赛美少缴税费，也不能与购房款混为一谈。原判决以欠缴税费为由认定杨赛美没有交清购房款，缺乏证据证明。
3.原判决认定富利公司没有放弃执行回转案涉房产要求，缺乏证据证明。杨赛美购买案涉房产后，富利公司又抢占房屋，与杨赛美发生纠纷。1997年12月7日，富利公司与杨赛美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富利公司承认该房产的转让效力，对杨赛美房产权不再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富利公司认可杨赛美是案涉房产合法的产权人，并且还自愿赔偿给杨赛美634586元。
（三）吴俊荣、侯声裕受让杨赛美案涉房产后，已经依法享有物权。原判决认定吴俊荣、侯声裕不属于善意取得，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
1.原判决无视房屋所有权证，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否认产权证书，超出了法院的审理范围，错误适用法律。根据《物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吴俊荣、侯声裕持有房产证，即为房产权利人，不存在确权和善意取得的问题。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则明确表示：杨赛美取得房地产证来源清楚；吴俊荣、侯声裕与杨赛美对房产的转移登记申请资料齐全、权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依法不予撤销或注销。原判决在此情况下否定房产归吴俊荣、侯声裕所有和房产所有权证书，适用法律错误。
2.原判决关于吴俊荣、侯声裕的受让行为违反《深圳市工业楼宇转让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没有在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公开发布房产转让信息并公开转让，缺乏证据证明。西安中院向深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发司法建议书，建议撤销吴俊荣、侯声裕房产证。深圳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向西安中院复函：案涉房地产签订转让合同并向我中心申请转移登记，符合《深圳市工业楼宇转让暂行办法》的规定，不属于需要在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公开发布的情形。吴俊荣、侯声裕与杨赛美在2009年9月8日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合同价低于真实成交价是为了少缴税，并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
3.原判决认定吴俊荣、侯声裕受让房产时知道房产已经存在纠纷，缺乏证据证明。2016年3月3日东晓派出所向西安中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利乙锋2次报警的时间分别为2009年10月19日和2009年10月20日。而吴俊荣、侯声裕和杨赛美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是2009年9月8日。原判决认定吴俊荣、侯声裕事先知道该房产有纠纷，与客观事实证据相悖。
富利公司和利乙锋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二）（四）（六）项规定的情形，吴俊荣、侯声裕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
（一）《咨询意见书》并非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一审正卷所列证据中并没有《咨询意见书》，并非驳回吴俊荣、侯声裕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原判决中也只是提及一审法院曾就案涉房产的价格进行过咨询，亦非认定事实的证据。且《咨询意见书》所述的参考价格，也远低于当时的实际市场价格。吴俊荣、侯声裕勾结相关人员违反《深圳市工业楼宇转让暂行办法》规定，明知房产存在纠纷且处于富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控制下，私下交易过户，足以认定其是恶意取得。
（二）原判决认定：“杨赛美购买案涉房产的程序不合法，未足额支付房款，现在证据不足以认定富利公司已经放弃执行回转案涉房产的请求，故杨赛美不能依法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杨赛美勾结相关人员，未经变卖直接强行抢夺房产，西安中院委托新城房地产交易所卖房，杨赛美委托新城房地产交易所买房，但新城房地产交易所代理西安中院和杨赛美签订的买卖合同并未出现在房产档案和案件卷宗中。1996年8月19日，陕西高院作出（1996）陕经监字第4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中止原判决执行。西安中院1996年8月21日却试图强行将案涉房产移交给杨赛美，但当日利乙锋凭中止执行裁定阻止了移交。如果杨赛美遵守法律和裁定，中止变卖程序中最为关键的“支付（收取）对价”行为，则双方利益都不会有损害。但杨赛美制造非法的过户登记。富利公司从未委托玄兵等人办理执行回转，其与杨赛美的相关行为之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身承担。富利公司执行回转案并未在1997年执行完毕，1997年执行回转与富利公司无关，2013年启动执行回转合情、合理、合法。杨赛美非法恶意抢夺富利公司的房产，应当返还。
（三）杨赛美非法转移房产给吴俊荣、侯声裕，构成恶意抢夺。原判决认定吴俊荣、侯声裕取得涉案房产不属善意取得，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是否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只是构成善意取得的一个考虑因素。原判决认定吴俊荣、侯声裕不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况下，房产应当返还，非法取得的产权证书当然无效。第二，原判决认定吴俊荣、侯声裕的受让行为违反《深圳市工业楼宇转让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是正确的。至于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对于西安中院的司法建议函的复函，则是对其非法行为拒不承认，企图逃避责任而已。第三，原判决认定的“从深圳市公安局东晓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看，吴俊荣、侯声裕在受让案涉房产时，应当知道房产已经存在纠纷的事实”，清楚正确，证据充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案涉房产被分开出租，一部分被杨赛美非法出租给福兴建材行，2009年7月，富利公司拿出购房发票和房产证以及房管局打印的产权信息单主张厂房是富利公司的，因杨赛美无法出示房产证，故承租人相信厂房是富利公司的。一个租客因此直接搬走，富利公司2009年9月1日就把那一部分租给了福泰兴公司。福兴建材行于2009年9月4日出具承诺书，承诺9月30日退房交还富利公司，富利公司此部分房产收回后自己使用。富利公司于2009年10月19日、20日的报警，是因为吴俊荣和侯声裕在恶意取得房产证后到现场企图收房。
本院经审查认为，西安华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公司）与富利公司、源达利（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达利公司）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西安中院于1996年作出（1996）西经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判令富利公司、源达利公司共同赔偿华力公司违约金350万元。该判决生效后，华力公司向西安中院申请执行。1996年6月18日，西安中院作出（1996）经执字第13号民事裁定，查封了富利公司案涉房产。同日，西安中院委托新城房地产交易所对案涉房产进行估价、变卖、拍卖。1996年7月2日，案涉房产评估市场价值为4069394元。1996年7月4日，杨赛美作为委托方与受托方新城房地产交易所签订业务委托书，约定案涉房产购买价格为4409796元。同日，新城房地产交易所函告西安中院，该查封房产以4409790元变卖给杨赛美。1996年7月16日，西安中院作出（1996）西经执字第96号变卖公告，1996年7月24日在《深圳法制报》上刊登。1996年7月25日，西安中院向深圳市规划局罗湖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给杨赛美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1996年8月6日，深圳市房地产部门就案涉房产为杨赛美登记颁发《房地产代用证》。随后，新城房地产交易所向西安中院转付款项3219333.01元。1999年2月26日，深圳市房地部门给杨赛美颁发了《房地产证》。
2009年9月8日，杨赛美与吴俊荣、侯声裕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产以4409790元转让给吴俊荣、侯声裕，该合同在深圳房地部门备案。吴俊荣、侯声裕后又提供了一份与杨赛美2009年9月1日签订的《厂房买卖协议》，载明案涉房产转让价款为6396550元。2009年9月11日，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为吴俊荣、侯声裕办理了《房地产证》。
华力公司与富利公司、源达利公司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陕西高院于1996年8月19日作出（1996）陕经监字第4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1997年10月14日，陕西高院作出（1996）陕经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撤销了西安中院（1996）西经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驳回华力公司的诉讼请求。西安中院根据富利公司的申请于1997年11月25日立案执行回转，依据自称为富利公司代理人的玄兵等人出具的委托书、执行回转申请书、富利公司声明等，将执行变卖款项扣除登记费、转让费（登记费4409.79元、转让增值费547883元。本应由杨赛美支付，但其与新城房地产交易所约定该费用由房款中扣除无需杨赛美承担）552292.79元，变卖手续费220489.5元，评估费35000元，公告、广告费21000元，水电及管理费361674.7元，余款为3219333.01元，分别汇往有关单位，即1997年12月1日转入深圳亚太律师事务所52万元（后又向其送达了（1997）经执字第8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1.将玄兵的20万元律师费按你所规定办理；2.将赵永和的32万元转入赵永和的中国银行深圳分行01×××92账号上）；1998年1月2日转给杨赛美634586元；1998年1月19日转入深圳永新家具商店15万元；转入福田法院194.225701万元。1997年12月23日西安中院将回转执行的320多万元分别派发有关单位，剩余款项全部寄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分配完毕，该执行回转案件1997年12月25日报结。
2013年7月9日，西安中院以原执行案件对执行标的物未按法定程序变卖给杨赛美为由，作出（1997）经执字第227号执行裁定，对杨赛美买受的案涉房产重新予以查封。
2013年7月17日，杨赛美以及吴俊荣、侯声裕就上述裁定分别向西安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西安中院于2014年8月14日作出（2013）西中执异字第00072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杨赛美提出的执行异议。杨赛美在该裁定送达后，未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就案外人吴俊荣、侯声裕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西安中院于2014年8月14日作出（2013）西中执异字第00072-1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吴俊荣、侯声裕提出的执行异议。吴俊荣、侯声裕向西安中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即本案诉讼,请求撤销西安中院2013年7月9日作出的（1997）经执字第227号执行裁定，确认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归吴俊荣、侯声裕所有。
首先，关于原判决是否存在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第一，1996年7月16日，西安中院作出（1996）西经执字第96号变卖公告，7月24日在《深圳法制报》上刊登公告。在西安中院决定公告变卖案涉房产之前，杨赛美于1996年7月4日已经通过新城房地产交易所以4409796元的价格购买了案涉房产，新城房地产交易所也告知西安中院案涉房产以4409790元变卖给了杨赛美。虽杨赛美向新城房地产交易所交纳了4409790元，但对于应由其承担的房产交易税费（登记费4409.79元、转让增值税547883元），杨赛美却与新城房地产交易所约定从交纳的房款中扣除，造成新城房地产交易所向西安中院转付的变卖案涉房产的款项扣除应交各项税费之后实际为3219333.01元。可见，杨赛美确实在西安中院公告变卖案涉房产之前已经购买了涉案房产，且实际上并未足额支付购买案涉房产的全部房款，原判决据此认定杨赛美并未依法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不缺乏证据证明，也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第二，1997年11月，西安中院立案执行回转。玄兵等人向西安中院提交的执行回转申请书没有加盖富利公司与源达利公司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仅有代理人签名；提交的委托书中委托人深圳市源达利家俱有限公司并不是案件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意见中不要求执行回转案涉房产，仅要求执行回转剩余案款，且代理人玄兵、赵永和均从执行案款中获利、与杨赛美达成的和解协议亦向杨赛美支付了63万余元。可见，由于富利公司并未从该次执行回转中重新取得案涉房产，其合法权益并未得到真正的保护，原判决据此认定富利公司并未放弃执行回转案涉房产，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亦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第三，2009年9月8日，杨赛美与吴俊荣、侯声裕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产以转让价款4409790元转让给吴俊荣、侯声裕。该约定价格与杨赛美于1996年7月4日购买该厂房的价格是相同的，该《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在房产部门已经备案。吴俊荣、侯声裕在原审中主张上述约定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税款，其与杨赛美实际另行签订协议，约定的购买价格为6396550元，且吴俊荣、侯声裕实际向杨赛美支付了6396550元。《深圳市工业楼宇转让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工业楼宇的转让应当在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公开进行，工业楼宇转让的信息应当在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公开发布。”而吴俊荣、侯声裕向杨赛美购买案涉房产时没有通过房产交易中心公开进行，且为了偷逃税款而签订虚假的备案合同，吴俊荣、侯声裕和杨赛美的行为均已经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且陕西高院于1996年8月19日已经再审裁定中止了西安中院关于华力公司与富利公司、源达利公司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的执行，杨赛美却在2009年9月8日与吴俊荣、侯声裕签订买卖案涉房产的合同，客观上损害了富利公司的合法利益。除此之外，原判决结合一审法院向天正公司的询价结果、以及深圳市公安局东晓派出所根据富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利乙锋的报案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吴俊荣、侯声裕在购买案涉房产时，知道本案所涉纠纷存在等事实，认定吴俊荣、侯声裕并未依法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亦不存在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其次，关于吴俊荣、侯声裕主张的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一审法院向天正公司进行询价，天正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案涉房产市场价格的《咨询意见书》，内容为：“对案涉房产在价值时点2009年9月的市场价值进行咨询了解，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出租价格区间为45-65元/平方米，通过测算最终确定该物业可能实现的价格区间8300-12000元/平方米，最终实现价格应考虑物业实物状况及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交易情况等因素。”一审法院向天正公司咨询案涉房产于2009年9月的市场价格，是为了综合评估、认定吴俊荣、侯声裕在该时间段向杨赛美购房的交易真实性和合理性。《咨询意见书》未经当事人质证，原一审判决在此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最终的处理结果。而且，吴俊荣在再审申请中亦承认其与杨赛美转让案涉房产时，签订了两份转让价格完全不同的合同，因此，其提交的与福泰兴公司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并不足以否定《咨询意见书》中所述价格，原判决认定吴俊荣、侯声裕购买案涉房产价格过低，并无不当。之后，原判决认定吴俊荣、侯声裕并未依法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也并未仅仅依据该份证据，故原判决并不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
综上，吴俊荣、侯声裕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俊荣、侯声裕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云飞
审 判 员 冯文生
审 判 员 崔晓林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 宁
书 记 员 闫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