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32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80年11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代理人：彭锐，北京京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振，北京京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女，1963年10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某1（兼郑某的委托代理人），女，1987年9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某2（兼郑某的委托代理人），男，1962年12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
原审第三人：北京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1，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江，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17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对方支付王某周转费15750元；改判对方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某路某号院某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交付给王某；一、二审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上诉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一审法院对“国有资产”的界定错误。根据物权法第五章的规定，所有权形态分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涉案拆迁针对的是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是对集体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根本不涉及到国有资产。原审第三人作为拆迁人，其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可见涉案拆迁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拆迁，并不涉及国有资产的处置。《某城区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指南》第28条规定“拆迁公司负责与被拆迁人洽商并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合同”，《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明确载明“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由此可见，拆迁行为是在平等主体之间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跟国有资产无关。被拆迁人主张涉案拆迁系政府拆迁，政府部门进行了审计，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对《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签订时间界定错误。该补偿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从落款时间的字迹上可以看出，时间明显是由“2010年11月3日”篡改成“2010年10月3日”。舒某2是为了多得拆迁利益而与原审第三人的工作人员串通篡改了签约时间。《告知书》、《补充协议书》形成的时间明显是倒签回去的。一审法院基于无效的合同驳回王某的请求明显适用法律错误。（2013）昌民初字第14201号生效判决书已经判决确认王某在拆迁安置房认购面积中依法享有40平米的购房资格，王某在拆迁过程中依法享有相应的权益，该判决内容具有既判力。在未通知王某也未得到其追认的情况下，舒某2与原审第三人签订补充协议书处分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所签补充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基于一个无效合同驳回王某的请求明显错误。
郑某、舒某1、舒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关于国有资产的定义是有明确规定的。开发商按照法定程序开发的住宅小区属于国有土地，一审判决中出现的保障国有资产的合法合理使用，这并无错误。另外，与某公司签定协议符合法律法规，王某既不是集体土地产权人，又不具备本村村民的身份，王某的理由属于偷换概念，且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不同意王某所说拆迁协议时间篡改及协议日期倒签的说法。（2013）昌民初字第14201号判决确认有王某40平米的购房资格，只是对当时法律关系的确认，在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只能是特定时刻之前的事实所反映的权利状态，而不是未来事实所反映的权利状态，故生效判决不能涉及生效后新发生的事项。我方在得知告知书相关事情后，已积极电话方式与王某及其母亲取得联系，告知对方此事，通知其到某公司一同处理此事，但对方态度消极，到不接电话的程度，舒某1曾给王某短信明确告知其告知书的内容并约定日期一起去某公司协商此事，但对方一直缺席不曾露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北京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某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某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没有事实依据，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判决之后新发生的事实与判决的关系在一审中间已经有明确的说明，王某基于这方面的上诉也是不能成立的。
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某、舒某1、舒某2支付王某周转费15750元；2、郑某、舒某1、舒某2将位于昌平区某路某号院某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交付王某；3、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舒某1系舒某2、郑某的女儿，王某与舒某1原系夫妻关系，2010年下旬，就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某村某胡同某号所在院落拆迁安置事宜，舒某2与某公司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和《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经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3）昌民初字第1420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王某有权分得拆迁安置获得的周转费，判令对方支付王某周转费30600元，此后舒某2领取了后续的周转费，但拒绝将属于王某的部分给付。
舒某2、舒某1、郑某在一审法院辩称，（2013）昌民初字第1420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由于某公司审核发现结婚时间晚于拆迁政策，不应当安置，已经和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判决已不能继续履行，继续履行的事实基础已经丧失。告知书和补充协议都是真实的，具有法律效力，我方和某公司之间并无恶意串通，补充协议也是一种合意，既然不符合拆迁政策，是错误的内容，某公司与被拆迁人就有权选择更正。关于王某要求的周转费，我方已经和某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没有王某的四十平米安置房面积，同时也约定将那份周转费返还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某公司返还我方购房款8万元，我方应返还某公司周转费5万余元，互抵后某公司应给我方两万余元，这笔钱至今没有结算，一方面是某公司流程问题，另一方面是上次法院已经从我们账户划走3万元给王某，某公司再次将周转费全部扣除5万余元的话，我方付给王某的周转费如何抵扣，但这不影响此事的事实。至于后续周转费为什么是四个人的，某公司曾解释过，周转费是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审批的，故仍是按四个人发放，但明确表示须返还某公司。
某公司在一审法院述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书都是我公司和郑某、舒某1、舒某2签订的正式协议，依法应该受到保护。由于其在上一个案子发现这个事实，当时法官给我们公司出了建议书，发现结婚时间晚于签约时间，我们才知道这个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签署了补充协议，郑某、舒某1、舒某2也同意这个协议。货币补偿协议和安置房协议时间没有篡改，上个案子也是这个时间。按照拆迁政策，10月1日和3日是一个奖励期，每延迟3天，少1万元，如果签约时间是11月3日，就没有65万的奖励费。周转费因为是提前批的，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候已经上报。上一个分家析产案件判决形成的时候，补充协议并不存在，判决针对当时的情况没有错误，没有道理通过再审把合理合法的判决推翻，现在的事实是形成了新的情况，双方合议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补充协议是受法律保护的。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舒某2与郑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离婚。舒某1系舒某2与郑某之女。舒某1与王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10年11月2日登记结婚。经（2012）海民初字第8437号民事调解书，双方约定：舒某1与王某离婚，舒某1于2012年3月9日前给付王某财产折价款人民币8000元，双方无其他财产争议。
1993年有关部门为昌平区沙河镇某村某胡同某号所在的院落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即昌集建（93宅地）字第某-某-
某号，登记的使用权人为舒某2。后因分家析产纠纷，王某将舒某2、舒某1、郑某诉至法院，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2013）昌民初字第1420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3日，舒某2（乙方）与北京市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即本案第三人某公司）（甲方）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3人，分别为舒某2（产权人）、郑某（之妻）、舒某1（之女）。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物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人民币1797311元，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款为309600元、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为465548元、提前搬家奖10000元、工程配合奖30000、周转费43200元（600元/月/人）、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144800元、搬迁补助费3393元、其他（空调4000元、电话470元、有线300元、大病50000元、困补86000元、承诺签约奖100000元、拆迁促进奖400000元、提前签约奖150000元）。乙方可认购的安置房面积共计200平方米，其中购买单价为2000元/平方米的为200平方米。乙方选择二居室1套（面积约为80平方米），三居室1套（面积约为120平方米）。购买安置房需交纳的房款金额为400000元，乙方购买安置房需交纳的总金额，在甲方应付给乙方的拆迁补偿款中抵扣。剩余拆迁款1397311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位于昌平区沙河镇某村某胡同某号院落的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舒某2名下，且宅基地区位补偿是以拆迁发生时该宅基地共同使用人为补偿对象，舒某2、舒某1、郑某户口均在该院落内，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王某户口不在该院落内，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拆迁前居住在该院落内，故王某并非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对于王某要求诉争院落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提前搬家奖、工程配合奖、搬迁补助费、承诺签约奖、拆迁促进奖、提前签约奖等补助费及奖励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周转费系按照家庭人口进行的补助，故该部分费用应由该案原、被告共享。有关拆迁安置房，诉争院落拆迁共获得200平米安置房购房资格，因每宗宅基地拆迁时可获得40平米的购买资格，故该案原、被告四人应各享有40平方米安置房购房资格，王某要求确认拆迁安置房认购面积中享有40平米的购房资格，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回迁安置房的具体分配方式和购房款补偿问题，待诉争院落回迁安置房的具体面积、位置等确定后，双方可协商解决或另行起诉。判决：舒某2、舒某1、郑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周转费三万零六百元；王某在拆迁安置房认购面积中享有四十平米的购房资格；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舒某2、郑某、舒某1依法提起再审，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8日作出（2014）昌民申字第00025号民事裁定书：王某与舒某2、郑某、舒某1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11月24日，舒某2、郑某、舒某1以提供新证据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舒某2、郑某、舒某1申请再审称，因申请人与某公司签订的《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和《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已被某公司起诉涉及王某的补偿及安置部分无效，原审事实发生变化，已失去事实基础；故请求对原审判决予以再审。法院认为，2014年9月10日，原审判决作出后，某公司起诉舒某2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至法院，2014年9月18日，某公司撤回起诉。根据现有证据，原审判决依据的2010年10月3日《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未被依法撤销，故原审依据该协议作出判决王某享有40平方米安置房购房资格及周转费三万零六百元并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裁定驳回舒某2、郑某、舒某1的再审申请。
2014年7月25日，某公司出具《告知书》：舒某2，2010年10月3日，您与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和《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经审计公司审核发现，您向我公司提供的舒某1与王某的结婚证，显示舒某1与王某的结婚时间为2010年11月2日，系签订协议后补领的结婚证，王某本人不符合拆迁安置政策，请您收到本告知书后7个工作日内，与我公司协商返还周转费及王某回迁安置面积事宜。舒某2于2014年7月26日签收该告知书。
2014年9月17日，某公司（甲方）与舒某2（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经甲方内部审核发现乙方家庭成员舒某1领取结婚证时间晚于合同签订时间，故王某不符合回迁安置政策，王某本人的40平方米回迁安置面积应予以返还。双方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一、《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款变更为：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3人，其他0人，分别是舒某2（产权人）、郑某（之妻）、舒某1（之女）；二、《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三款第三项变更为：周转费600元/月/人，共计32400元，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应付至办理或应当办理入住手续后三个月止，暂付至2012年3月31日。如因回迁安置房未达到竣工验收标准等原因而导致乙方不能入住，周转费增加至750元/人/月；三、《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第五条变更为“拆迁补偿、补助款总额共计1786511元，乙方认购回迁安置房需交纳的购房款320000元，差价款1466511元。”四、《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第一条第一款变更为：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3人，其他0人，分别是舒某2（产权人）、郑某（之妻）、舒某1（之女）；五、《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变更为：乙方可认购的安置房面积共计160平方米；六、《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第一条第四款变更为：乙方选择二居室二套（面积约为80平方米）。七、因原协议已履行完毕，乙方需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周转费共计37800，甲方需返还乙方购房款80000元，两者相抵扣，甲方需返还42200元；八、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内容以原《协议书》为准。
2014年12月26日，舒某2（乙方，被拆迁人）与某公司签订《某家园选房确认协议》，乙方共认购安置房二套，其中二居室二套。已选定房屋明细：1、某路某号院某区某号楼某单元某，面积82.25平方米，产权人舒某2、舒某1；2、某路某号院某区某号楼某单元某1，面积84.39平方米，产权人郑某。庭审中，王某坚持要求某房屋，不同意折价补偿，并同意按每平方米2000元标准给予郑某、舒某1、舒某2补偿。
法院到某公司查询周转费领取明细，舒某2分别从某公司领取周转费：28800元、41400元、37800元、32400元，周转费确认表中载明的每户补助人数一栏，均为四人。
某公司曾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将舒某2诉至法院，要求舒某2退还周转费。后某公司撤诉，经询，某公司述称因退还周转费和房款事宜双方未处理完毕，暂申请撤诉，但双方争议仍未解决。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昌平区沙河某城及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某家园选房确认协议》、周转费明细、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舒某2与某公司就涉案院落签订补充协议，该事实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新的事实。因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对当事人之间的事实所反映的法律关系的确认，在判决中所确认的事实及所反映的法律关系只能是特定时刻之前的事实所反映的权利状态，而不能是未来的事实所反映的权利状态，故生效裁判仅是对其生效前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状态的判断,不能及于生效后新发生的事项。裁判生效后，发生新的事项，不能沿用原生效裁判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如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具体到本案，在（2013）昌民初字第1420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舒某2与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签订补充协议的根本原因系王某与舒某1的结婚证领取时间晚于拆迁协议签订时间，不符合拆迁政策。为保障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国有资产的合法合理使用，舒某2作为诉争院落被拆迁人有责任和义务积极配合第三人的审计复查工作。虽生效判决书中对王某的相关权益予以明确，但因法院所引用事实已发生变更，王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基于变更后的事实其具有相关份额，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补充协议书》违反合同法关于合同订立和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故王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某主张的补充协议系倒签伪造形成，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法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因王某与舒某1的结婚证领取时间晚于拆迁协议签订时间，不符合拆迁政策，在（2013）昌民初字第1420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舒某2与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虽生效判决书中对王某的相关权益予以明确，但因法院所引用事实已发生变更，王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基于变更后的事实其具有相关份额，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补充协议书》违反合同法关于合同订立和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故王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就王某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对“国有资产”的界定错误一节，本案诉争利益系因拆迁取得，且此次拆迁并非商业拆迁，故本院对王某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王某上诉称一审对《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签订时间界定错误一节，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王某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王某上诉称在未通知王某也未得到其追认的情况下，舒某2与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处分了王某的合法权益一节，原审判决认定王某具有相应的利益是依据之前所签订协议，此后相关当事人就拆迁达成新的协议，且之前所签协议依据事实错误，获取了不当利益，故本院对王某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王某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5元，由王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福春
审判员 牛旭云
审判员 杨 磊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