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终27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徽县城关滨河路。
法定代表人：刘建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瑜，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海亮，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成都合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国，北京市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江东群沱子路**号。
法定代表人：夏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鹏，该公司监事。
上诉人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建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合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合聚公司）、一审第三人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新矿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初字第00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甘肃建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建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瑜、雷海亮，成都合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国、王毅，建新矿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肃建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本案一审判决；二、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成都合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成都合聚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程序违法。（一）一审判决当事人列置错误。成都合聚公司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将冯某列为证人错误，应当列冯某为本案当事人或者第三人。（二）《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违法。案涉《承诺函》原件在提交给鉴定机构前，未经双方质证，鉴定后质证的原件与鉴定材料是否同一不得而知。鉴定人从甘肃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采集的样本未经过该局确认，交接样本时，无甘肃建新公司人员在场。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证据采信错误。1、一审排除了成都合聚公司自认证据的证明力错误。冯某及史某、成都合聚公司均认为《承诺函》没有对价，一审认为有对价错误。2、一审对甘肃建新公司提交的五组证据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不予采信错误。成都合聚公司此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任何异议，此五组证据足以证明成都合聚公司、冯某、史某的陈述系虚假。3、一审采信利害关系人冯某及史某的证人证言，并以此二人的证人证言否定书证错误。史某于2007年底担任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华科技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2年因与甘肃建新公司产生矛盾被解职，其证言不足为据。无证据证明案涉《承诺函》系由史某起草。史某自称该函由其起草，但其曾担任过法学教授、律师及朝华科技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不可能出现“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表述错误，与其史某自身多年的知识和经验也极不匹配。（二）一审判决对《承诺函》的性质认定及解释错误。1、《承诺函》载明的“持有”主体是成都合聚公司，无法解释出由甘肃建新公司赠予给成都合聚公司2000万股股票的意思表示。2、重组和持有股票的对象是“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承诺书》载明的“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关。3、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战略合作事实无事实依据。承诺函中所描述的成都合聚公司为甘肃建新公司战略合作伙伴事宜不存在。《承诺函》的战略合作主体的权利义务不明确，战略合作内容及方案不明确、合作各方权利义务不明确、不具体、不对等，在没有任何对价或约定成就条件的情况下，仅凭几行文字就获取巨额利益，与商业模式及惯例不符，系蓄意而为。（三）一审判决认定凡冯某以受托人名义的行为均为成都合聚公司的行为错误。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冯某的身份是四川中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中赛公司）的总经理，其并不代表是四川中赛公司，而是代表甘肃建新公司办理具体事务，冯某应按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甘肃建新公司未给冯某做任何的利益安排，当然就更没有所谓利益安排给成都合聚公司。费用报销、合同文件证明，冯某的行为与成都合聚公司无任何关联。成都合聚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委托冯某并为重整工作派出人员、支出费用。（四）甘肃建新公司提交给重庆市证监局的函件表明甘肃建新公司已明确《承诺函》为虚假，即使有股权赠予，也已申明撤销。重庆证监局的复函明确了甘肃建新公司不认可《承诺函》，且不存在未披露信息的违规行为。除《备忘录》外，刘建民与冯某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混淆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将甘肃建新公司与冯某之间委托法律关系和甘肃建新公司与成都合聚公司所谓的复杂的战略合作法律关系混同。
本院二审期间，甘肃建新公司另以冯某及史某涉嫌构成职务侵占共同犯罪，已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刑事立案受理并决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申请中止审理本案。
成都合聚公司二审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一）当事人主体适格。《承诺函》的内容指向为成都合聚公司而非冯某个人，冯某本人不是本案当事人，故一审列置成都合聚公司为一审原告、而未列冯某为一审被告并无不当。（二）鉴定程序合法。1、鉴定程序系在一审证据交换后，由甘肃建新公司提出，鉴定机构由双方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共同选定，《承诺函》的检材原件在选取鉴定机构时已出示，甘肃建新公司的代理人在2015年3月30日的笔录上确认签字。2、鉴定机构选定后，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组织鉴定人到工商登记地调取样本并通知甘肃建新公司到场，甘肃建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代理人未到场，其派有两名工作人员到场，但以没有委托书为由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有鉴定笔录为证。二、甘肃建新公司应当按照《承诺函》的承诺将建新矿业公司的2000万股股票转让给成都合聚公司。（一）《承诺函》真实合法有效，是甘肃建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冯某及其团队代表成都合聚公司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截至2007年11月底，甘肃建新公司对冯某所代表的成都合聚公司战略伙伴地位予以认可，在此背景下，甘肃建新公司愿意提供2000万股作为回报。《承诺函》的形成过程是：2007年11月29日，冯某、史某、刘建民三人在成都香格里拉酒店协商后，由时任甘肃建新公司董事局秘书长的史某起草、打印，刘建民亲自加盖甘肃建新公司的公章，最后交给冯某。此过程有冯某、史某出庭作证予以证实。（二）《承诺函》的性质系附条件的权益安排，《承诺函》的指向是成都合聚公司，不是冯某个人，成都合聚公司从事哪些工作并非转让条件。
建新矿业公司主张其与本案无关，同意甘肃建新公司的意见。
成都合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甘肃建新公司将其持有的建新矿业公司2000万股股票过户至成都合聚公司名下；二、建新矿业公司配合成都合聚公司、甘肃建新公司将2000万股股票过户至成都合聚公司名下；三、本案诉讼费由甘肃建新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成都合聚公司撤回了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5月21日，朝华科技公司发布《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公告》，载明：2007年5月21日，朝华科技公司接到深圳证劵交易所《关于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因公司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第五条及《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1.（一）14.1.5条的规定，决定公司股票自2007年5月23日起暂停上市。
2007年11月18日，甘肃建新公司向四川省九寨沟县人民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本公司特授权四川中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某代表本公司与贵单位洽谈、签署关于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过户相关事宜及法律文件。”
同日，甘肃建新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出具《委托授权书》，载明：“本公司特授权四川中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某代表本公司与贵单位洽谈、签署关于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过户相关事宜及法律文件。”
同日，甘肃建新公司向重庆市涪陵区工商银行出具《委托授权书》，载明：“本公司特授权四川中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某代表本公司与贵单位洽谈、签署关于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过户相关事宜及法律文件。”
2007年11月29日，甘肃建新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朝华科技）破产重整中的重整方；成都合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次重整中我公司战略合作伙伴。为此，我司承诺：朝华科技破产重整完成并恢复上市后，成都合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两千万股（2000万股）该恢复上市后朝华科技的股票。”《承诺函》落款处加盖甘肃建新公司的公章。该公章经鉴定与甘肃建新公司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2003年度至2008年度相关材料上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2008年1月2日，朝华科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显示：增补史某为朝华科技公司董事，聘任史某担任朝华科技公司的总经理职务。
2013年4月19日，朝华科技公司发布《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告书》，载明：2007年末，在相关部门的主导下，公司在破产重整过程中引入了甘肃建新公司作为重组方，为公司代垫大量资金偿还债务；截止2009年末，甘肃建新公司通过协议转让、司法拍卖和司法和解等方式合计收购朝华科技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10400万股股份，占朝华科技公司当时股本总额（348210999股）的28.97%。2010年3月30日，朝华科技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总股本增至401913108股，甘肃建新公司的持股比例被降低至25.88%。2012年12月19日，朝华科技公司的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本次交易朝华科技公司新增发行735386206股。重大资产重组全部完成后，甘肃建新公司持有朝华科技公司40.83%的股份。2012年12月30日，朝华科技公司收到深圳证劵交易所《关于同意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核准朝华科技公司股票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恢复上市。公司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为2013年4月26日。
证人冯某一审庭审陈述：其本人系成都合聚公司的股东，也是四川中赛公司的股东。冯某参与了朝华科技公司重整上市的前期工作，包括找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与相关债权人洽谈等。本案中的《承诺函》是由史某起草，刘建民加盖了甘肃建新公司印章。四川中赛公司没有介入朝华科技公司的重整上市工作，前期工作都是冯某作为成都合聚公司的股东在进行，2000万股股票支付给成都合聚公司是因为前期的费用是由成都合聚公司垫付的。对《承诺函》应当理解为，甘肃建新公司直接将2000万股股票给成都合聚公司，之所以不需要对价，是因为前期已经从事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证人史某一审庭审陈述：其本人从2006年开始担任甘肃建新公司的法律事务部主任，后来担任董事局秘书长，担任甘肃建新公司的董事直到2012年8月。在2007年底后担任朝华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朝华科技公司破产重整的前期工作是以冯某为主，史某配合。本案中的《承诺函》是由史某本人起草，刘建民加盖的公章。《承诺函》中的“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就是指朝华科技公司。对《承诺函》中成都合聚公司持有2000万股的理解应当是：第一是没有对价的，第二是成都合聚公司应该拿到这2000万股，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写得那么清楚，更多的是一种权益的表达。《承诺函》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意向性的安排而是确定性的承诺。《承诺函》中2000万股的来源是由甘肃建新公司在自己所获得的股权中做安排。
一审另查明，成都合聚公司的股东为陈军、冯海、冯某，冯某持有40%的股份。四川中赛公司的股东为甘肃建新公司和冯某，冯某持有40%的股份。2007年5月28日，四川中赛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选举刘建民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聘任冯某担任公司经理，任期三年。
2013年5月27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2015年9月30日，甘肃建新公司持有建新矿业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466139241股，占建新矿业公司总股份的40.99%。
一审法院认为，甘肃建新公司应当按照《承诺函》中的承诺，将其持有的建新矿业公司2000万股股票过户至成都合聚公司名下。理由是：一、甘肃建新公司于2007年11月29日出具的《承诺函》系真实的，是甘肃建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承诺函》上加盖的甘肃建新公司的印章与工商行政机关2003年至2008年存档的相关材料上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故对《承诺函》上甘肃建新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甘肃建新公司提出其未见过该函件，怀疑系偷盖的印章，但甘肃建新公司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前述主张。公司加盖印章，即反映了公司意志，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形下，应当视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承诺函》的内容能够通过解释予以明确。（一）《承诺函》中的“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虽然与本案第三人的原名称“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不完全相同，但事实上甘肃建新公司是作为“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方，甘肃建新公司并非是“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方，且上市公司中也没有名称为“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结合《承诺函》的起草人史某的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承诺函》中的“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指“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从《承诺函》的具体内容看，甘肃建新公司认可成都合聚公司是朝华科技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的战略伙伴，因为上述原因，甘肃建新公司承诺，成都合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000万股恢复上市后朝华科技的股票。其中的“持有”二字，指的是一种事实状态，成都合聚公司并非是朝华科技公司的重整方，也不是朝华科技公司的债权人，《承诺函》中对于成都合聚公司如何持有并无直接交待。对如何持有的解读应当结合《承诺函》的上下文及起草该份函件当时的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首先，甘肃建新公司能够承诺的事项应当是甘肃建新公司在其权限范围内可以控制，可以实现的事项；其次，《承诺函》的起草人史某一审当庭陈述，《承诺函》中成都合聚公司持有2000万股的理解应当是：第一是没有对价的，第二是成都合聚公司应该拿到2000万股股票，2000万股股票的来源是由甘肃建新公司在自己所获得的股权中做安排；再次，从《承诺函》的全文来看，通常的理解应当是甘肃建新公司将2000万股股票给成都合聚公司，即甘肃建新公司将2000万股股票交付给成都合聚公司，从而使成都合聚公司得以“持有”朝华科技公司2000万股股票。故《承诺函》的内容是明确的，不存在甘肃建新公司辩称的内容不明、无法履行的情形。
三、《承诺函》的性质并非是赠与，甘肃建新公司无权单方撤销。从《承诺函》内容看，甘肃建新公司的承诺是基于成都合聚公司是朝华科技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的战略伙伴；从成都合聚公司举示的证据和冯某、史某的一审当庭陈述看，冯某参与了朝华科技公司破产重整的相关工作；冯某是成都合聚公司的股东，由成都合聚公司取得朝华科技公司的股份，系冯某自愿作出的利益安排，甘肃建新公司也以出具《承诺函》的形式予以认可。综上，虽然成都合聚公司在取得2000万股股票的同时不需要支付相应对价，但这并非是基于甘肃建新公司无偿赠与，而是基于之前成都合聚公司的股东冯某所进行的工作，是对成都合聚公司作为甘肃建新公司战略伙伴认可基础上所作的权益分配。因此，《承诺函》的性质并非是赠与，甘肃建新公司无权单方撤销。
四、甘肃建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冯某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冯某并非是甘肃建新公司的工作人员，未在甘肃建新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因此冯某的行为不能视为是履行甘肃建新公司的职务行为。关于成都合聚公司举示的《委托授权书》上载明的冯某的身份是四川中赛公司的总经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四川中赛公司的股东是甘肃建新公司和冯某，同时冯某也是成都合聚公司的股东，也就是冯某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冯某从事了朝华科技公司破产重整上市的相关工作后，甘肃建新公司与冯某对于前期工作所体现的利益以《承诺函》的形式作出了安排，甘肃建新公司作为四川中赛公司的股东以及《承诺函》的出具者，对于冯某以成都合聚公司作为利益接收方的安排并未提出异议，即四川中赛公司的全部股东均认可冯某对于利益归属的安排。
五、《承诺函》具备了履行的条件。《承诺函》本身设定的履行条件是朝华科技公司破产重整完成并恢复上市后，根据查明的事实，朝华科技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发布《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告书》，载明：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朝华科技公司股票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恢复上市，公司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为2013年4月26日，因此《承诺函》本身所设定的履行条件已经具备。同时，截止2015年9月30日，甘肃建新公司持有建新矿业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466139241股，甘肃建新公司具备履行《承诺函》的能力。甘肃建新公司抗辩认为，甘肃建新公司持有的股份属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且股份已经被质押和冻结，因此《承诺函》不具备履行的条件。一审法院认为，其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监发（2006）87号《关于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的转让，在执行《上市公司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有关股份限售规定时，以下情形不属于限售范围：一、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下不同主体之间的股份转让；二、因接受要约收购发生的股份转让；三、因偿还股份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发生的股份转让；四、因履行股份分置改革追送股份承诺而发生的股份转让；五、因司法裁决、公司解散等原因，导致股份持有人发生变化的。上述情形中的股份受让方须继续履行股份出让方有关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的相关承诺义务。其二，质押和冻结均不会改变股份的所有权，也不影响法院对股份转让的裁判。至于裁判后能否过户的问题，是司法执行程序中的问题，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如最终无法完成过户，成都合聚公司有权另行主张违约赔偿。因此，甘肃建新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成立。
综上，甘肃建新公司于2007年11月29日出具的《承诺函》是甘肃建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函》内容具体、指向明确，具备履行条件。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甘肃建新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其持有的建新矿业公司2000万股股票办理过户手续至成都合聚公司名下。案件受理费848800元，由甘肃建新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并申请证人、鉴定人到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甘肃建新公司申请一审委托鉴定的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鉴定人毛某、许某庭，据以证明鉴定程序违法。毛某、许某庭称：其系按照委托程序提取检材并进行鉴定。
成都合聚公司申请证人冯某、史某到庭作证，据以证明《承诺函》形成过程。冯某称：其系以成都合聚公司名义参与朝华科技重组，并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及人民法院协调重整事宜；《委托函》系冯某、史某、刘建民三人在成都香格里拉酒店商谈后，由史某打印、刘建民盖章后交冯某。史某称：《承诺函》系其按照刘建民口头授权起草，由刘建民盖章，其未保管过甘肃建新公司的印章；因其认为重庆与四川是一个概念，故将《承诺函》中的重庆朝华科技公司表述为四川朝华公司，但指向是唯一的；冯某参与了重整过程中的谈判，但未签字。甘肃建新公司质证称：冯某、史某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足为据。甘肃建新公司已以职务侵占罪控告史某；史某参与签署和解协议时同时签字盖章，证明史某曾经持有甘肃建新公司的印章。
甘肃建新公司二审另提交了两组新的证据，分别为从巨潮资讯网下载的朝华科技公司2007年5月21日发布的《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公告》及2007年5月21日-2007年12月17日期间的《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据以证明冯某与成都合聚公司没有提供重组资源，也未参与重组工作。成都合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与本案无关。因上述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本院对此二组证据不予采信。
本案二审另查明：2016年12月2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甘12民破字0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甘肃建新公司的重整申请。2016年12月6日，该院指定甘肃言中律师事务所担任甘肃建新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
除甘肃建新公司主张《承诺函》不是甘肃建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甘肃建新公司对冯某、史某一审当庭陈述的有关《承诺函》的形成过程、冯某参与朝华科技公司重整上市的内容不予认可外，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具体包括：（一）一审鉴定程序是否违法。（二）当事人主体列置是否适格。（三）冯某作为证人的地位是否妥当。三、甘肃建新公司是否应当向成都合聚公司转让2000万股建新矿业公司的股份。
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因本案争议系成都合聚公司以《承诺函》为据，主张甘肃建新公司将建新矿业公司的2000万股股票过户至成都合聚公司名下，冯某、史某并非案涉《承诺函》所载明的主体，二人所涉职务侵占与案涉《承诺函》无直接关联，且亦未进入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甘肃建新公司有关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一）一审鉴定程序合法。本案鉴定机构系各方当事人共同选定，并由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和一审法院鉴定处工作人员亲赴甘肃建新公司的登记注册地甘肃省陇南市徽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鉴定比对样本。甘肃建新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出具《关于提取鉴定检材的意见》，表示同意选取该比对样本。一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已就《承诺函》及《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了质证。鉴定程序并无不当，甘肃建新公司主张鉴定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一审当事人列置并无不当。成都合聚公司系《承诺函》所载明的合同相对人，其以《承诺函》为据，作为一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据此将成都合聚公司列置为原告，并无不当。冯某既非《承诺函》所载明的当事人，又未以本案一审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故一审法院未将其列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成都合聚公司的申请，通知冯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合法。
三、关于甘肃建新公司是否应当按照《承诺函》所载明的内容将建新矿业公司2000万股股票过户给成都合聚公司的问题。
冯某从事了朝华科技公司破产重整上市的相关工作，甘肃建新公司出具《承诺函》，以成都合聚公司持有相应股份的方式冯某所作贡献作出利益安排，且《承诺函》所承诺的条件已经成就，故成都合聚公司以《承诺函》为据，主张将甘肃建新公司所持建新矿业公司的2000万股股票过户至成都合聚公司名下，应予支持。甘肃建新公司否认《承诺函》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依据不足。（一）《承诺函》虽将朝华科技公司表述为“四川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案涉各方当事人均明确知晓交易涉及的重整对象系朝华科技公司，故该项文字表述不足以否定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冯某受甘肃建新公司委托，参与了朝华科技的重整事。史某、刘建民代表甘肃建新公司通过《承诺函》将相关利益安排给成都合聚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冯某的行为归属于成都合聚公司，有事实依据。（三）甘肃建新公司基于冯某作为成都合聚公司股东，代表成都合聚公司为甘肃建新公司参与朝华科技公司破产重整成功所作出的贡献，通过《承诺函》的方式，将相应利益以2000万股股票的方式转移给成都合聚公司，证明《承诺函》具备交易对价，并非赠予。故对甘肃建新公司有关《承诺函》系赠予合同、该项赠予已经撤销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四）《承诺函》盖有甘肃建新公司的真实印章，甘肃建新公司虽否认该印章系其法定代表人加盖，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应当认定《承诺函》系甘肃建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甘肃建新公司以史某曾经保管过其印章为由，主张该印章系史某加盖。但即使该印章系史某加盖，史某时任甘肃建新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法律事务部主任，实际参与朝华科技公司的破产重整事务，并曾经代表甘肃建新公司在此期间与浙江天声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彩虹桥支行等主体签署《债务代偿和解协议书》等合同文本，亦应认定史某的行为系代表甘肃建新公司，其法律后果仍应由甘肃建新公司承担。如甘肃建新公司有证据史某存在越权代表或者越权代理的行为，可向史某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甘肃建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8800元，由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年
代理审判员 李志刚
代理审判员 苏 蓓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