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申12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褚先富，男，1960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月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学斌，男，196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钢，男，196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再审申请人褚先富因与被申请人孙学斌、杨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2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褚先富申请再审称：一、被申请人于2016年9月7日主张权利，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㈠根据被申请人陈述，被申请人早在2007年“借款”后不久就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此时起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被申请人陈述，申请人借款时留了电话，却一直打不通。被申请人一直寻找申请人，却杳无音讯；同年，被申请人杨钢在杭州见到申请人，申请人希望给个宽限期，之后申请人又联系不上。申请人以其行动明确表明不履行义务，且被申请人也明知借款收不回来，故被申请人早在2007年“借款”后不久就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从此时起算。但被申请人却在9年后的2016年9月7日起诉申请人，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事由，故被申请人主张权利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㈡根据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被申请人收取的2万元现金是“50万元借款”先行扣除的利息，故本案借条的还款期限是二个月。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申请人收取的2万元现金是“50万元借款”的利息（50万元的本金按照月息2分计算），故应视为被申请人实际交付的借款数额为48万元。即借款时，被申请人将二个月的全部利息先行扣除。所以本案“50万元借款”的还款期限是二个月，诉讼时效应从2008年2月16日开始起算二年。但被申请人却在8年后的2016年9月7日起诉申请人，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事由，故被申请人主张权利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申请人在一、二审中均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二审法院以申请人未提供诉讼时效何时起算的证据为由不予支持，是错误的。
二、申请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主张的借贷关系根本不存在，借款事实是虚假的。原审法院对借贷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㈠申请人有新证据证明被申请人陈述的整个借款过程是其编造的，“50万元借条”签订地点、借款交付地点均是虚假的。被申请人在一、二审中均多次强调“50万元借条”是2007年12月16日，在被申请人孙学斌经营的位于工人东路的迪信通手机大卖场签订的，且当天在上述地点交付申请人现金8万元，第二天被申请人又在上述地点交付申请人42万元。但根据查询到的信息，被申请人经营的天台县迪信通手机大卖场（经营场所：天台县赤城街道工人东路31号，经营者：孙学斌）是于2009年12月21日注册，即被申请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时，被申请人并未注册经营该迪信通手机大卖场。故被申请人陈述的整个借款过程是其编造的，借贷关系根本不存在。㈡被申请人陈述的“50万元借条”之前的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50万元借条”事实根本不存在。被申请人陈述，在本案“50万元借条”之前，申请人尚欠被申请人十几万元的借款本金未支付。2017年12月16日，被申请人同意申请人偿还2万元利息后，十几万元借款本金就不用还了，且在当天又同意借给申请人50万元。也就是说，被申请人放弃了十几万元的债权，却仅仅收取了2万元的利息；被申请人在明知申请人毫无还款能力、且无诚信可言的情况下，竟再次出借给申请人50万元，并在当天交付现金8万元，这一行为明显不合常理。因此，50万元的借贷事实根本不存在。事实上，这“2万元收条”是申请人在被拘禁的情形下，申请人的妹夫朱某1去往天台县平镇丝网城，将2万元的现金交给被申请孙学斌后，申请人才恢复人身自由。而“50万元借条”是被申请人采取非法手段逼迫申请人书写。故本案根本不存在借款的事实，更不存在50万元的交付。一审中，证人朱某1、朱某2、王某出庭作证证明了这一点。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谈话录音，也证明了50万元的借款是不存在的，而是2002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杨钢合办公司，被申请人杨钢向被申请人孙学斌借款30万元，投资到公司中。㈢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时，申请人不在借贷关系发生地。被申请人陈述的“50万元借条”的借款过程、款项交付过程均是虚假的。被申请人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07年12月16日、2007年12月17日的浙江省天台县。但事实上，证人黄某证明：2007年12月16日，申请人在上海科得堡产业用布有限公司开会，12月17日、18日正常上班，且申请人妻子小产，于2007年12月14日手术后在家休息，申请人经常提前下班回家照顾。所以被申请人主张的2007年12月16日签订借条并当面交付8万元、17日当面向申请人交付42万现金显然是虚假的。事实上，申请人被拘禁、胁迫书写“50万元借条”的时间是农历2007年12月16日，即公历2008年1月23日。而且按照台州市的地区惯例，民间借贷等民间一般采用农历计时。但被申请人却提供了公历2007年12月17日本金42万元的银行取款记录，并结合上述取款凭证，编造了8万元现金交付的事实，故形成了本案“50万元借条”的交付过程，该事实明显存在两个证据拼凑的嫌疑。而关于50万元借款的交付，被申请人并未提供任何其它有效证据予以证明。
三、被申请人主张的借贷合同未生效。仅凭银行取款凭证和被申请人不合情理的陈述不能证明借款已实际交付。原审法院仅依据被申请人提供的借条和银行取款凭证，认定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㈠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合同的生效应以出借人实际交付借款为条件，仅仅依据借条无法确定借贷合同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借款合同生效。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只能证明其在2007年12月17日取款42万元，但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将取出的42万元款项交付给了申请人。且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表示，被申请人对本案借款交付的陈述有不合情理之处，故本案借款交付的事实存疑。㈡出借人若仅提供借条，借款人的抗辩足以对款项支付的真实性引起合理怀疑的，则应当再由出借人进行举证，以证明款项已实际支付。借条仅仅是形成借贷合意，并非是借贷行为已经发生和履行的证明。因此，出借人仅提供借条未提供交付款项证据的，还应由出借人对“支付借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申请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以及被申请人前后矛盾、不合常理的陈述，均足以证明借款支付的真实性存疑。二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对本案借款交付的陈述有不合情理之处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主张借款已支付的被申请人未再次举证证明50万元的借款已实际支付，故不能认定本案的借贷合同生效。㈢二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为被申请人的证据更具有证明力，从而对被申请人主张的借款事实予以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我国采用的证明标准是比优势证据原则更严格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即要求证明力达到80%或85%以上。经审查，合理怀疑无法排除的，或者无法达到对待证事实是否存在的内心确信程度的，人民法院应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规定，对被申请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结合本案，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50万元的款项已实际支付，本案被申请主张的借贷合同并未生效。
四、本案中存在的种种疑点以及被申请人当庭多处自相矛盾的陈述和不合常理的解释，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本案借款不存在的事实。根据一、二审被申请人的庭审陈述，本案存在以下三大疑点：㈠被申请人对2万元收条的解释不合常理，且前后矛盾。关于被申请人出具的2万元收条，被申请人陈述，出具本案“50万借条”前，申请人尚欠十几万元借款本金未还，被申请人同意申请人支付了2万元利息后，十几万元借款本金就不用归还了。所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了2万元利息，被申请人出具了收条。（1）被申请人放弃了十几万元的债权本金，却仅仅收取了2万元的利息，这与归还本金放弃利息的交易习惯相违背；（2）被申请人明知申请人毫无还款能力、且无诚信可言，当天出借申请人8万元，第二天又出借42万元。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被申请人完全可以将前期的十几万元未还款项加载到2007年12月16日的50万元借条中，一起向申请人主张；（3）被申请人陈述：2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先让申请人付清之前借款的利息才能借款给申请人。即被申请人明知申请人要借钱，却要先收取之前借款的利息2万元现金，并出具收条后，再出借8万元的现金给申请人；（4）被申请人孙学斌陈述，之前十几万的借款没有出具任何书面的借款凭证，这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5）被申请人孙学斌曾陈述其与申请人没有经济往来，但当法庭再次询问2万元收条的性质时，被申请人孙学斌又陈述是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的借款，被申请人孙学斌系本案的原告起诉申请人，却在与申请人经济关系的陈述前后矛盾；（6）一审中，被申请人陈述2万元是归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二审中，被申请人陈述2万元是业务往来款，前后矛盾。㈡被申请人对50万元借款经过的陈述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关于借款经过，被申请人陈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杨钢借款，后两人一同从杭州来到天台县，向被申请人孙学斌借款。被申请人孙学斌出借50万元现金给申请人。（1）申请人是向被申请人杨钢借款，那两人之间完全可以完成借款事宜，没有必要两人一同来到天台县找被申请人孙学斌；（2）既然50万元款项均是由被申请人孙学斌一人出借，被申请人杨钢未出一分钱，但借条上的出借人却是被申请人孙学斌和杨钢两个人。（三）被申请人陈述的50万元款项的交付情况明显不合常理。按一般借款的交付规律，借款款项应在出具借条当日全额支付，或者收到款项后出具借条，但根据被申请人的陈述：（1）50万元的大额借款，被申请人分两次现金交付，且两次的交付现场都是只有申请人、被申请人三人；（2）2007年12月16日，被申请人孙学斌凑齐8万元现金给申请人，但当天申请人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第二天17日才交付42万；（3）2007年12月17日，被申请人孙学斌取42万元的大额现金给申请人，却未出具任何书面凭证；（4）2007年12月16日，被申请人孙学斌收到2万元现金，出具了一张收条。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2万元的借款出具了收条，但不同时间支付的8万元和42万元的大额现金借贷，却提前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被申请人当庭多处自相矛盾的陈述和不合常理的解释，足以看出本案的借贷关系存在诸多漏洞和疑点，而原审法院却认定本案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褚先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
孙学斌辩称，一、申请人褚先富2007年钱借去以后就没有音讯，电话一直关机，我到他家里，他爸说也找不到先富。去年偶然从朋友处听到他在上海赚钱了，我们才向他主张这笔借款，本案借款未过诉讼时效。二、天台迪信通手机大卖场是我和亲兄弟孙学忠合作，从2006年8月就开店的，现在也一直开着，现在迪信通手机大卖场负责人是我老婆(陈倩)，不存在别的情况。三、申请人褚先富到现在天台法院还有3-5个借款不还的案子在执行局执行。他赚了钱就不想还钱，说利息太多了。请求驳回申请人褚先富的再审申请，维护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认为，对再审审查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而不是按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以保障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又发挥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对符合再审事由的，裁定提审或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对不符合再审事由或再审请求不成立的，则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对原审法院依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原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属不当的，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结果，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本案中，褚先富未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但从其再审申请书的再审理由主要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即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再审事由。
一、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这一事由。
褚先富认为，两被申请人对于借款的交付地点陈述是在天台迪信通手机大卖场，其再审审查期间提供了天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7年4月17日的孙学斌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表，载明孙学斌成立个体户是2009年12月21日，用以证明两被申请人交付的地点系虚假，案涉款项没有时间交付。经查，首先，孙学斌设立个体户时间不能证明该大卖场投入使用时间也是2009年12月21日，不能排除案涉款项没有交付的事实。其次，孙学斌个体户设立时间为2009年12月21日，褚先富可在一、二审诉讼中提供该证据材料，但其未在原诉讼中提出延期举证或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申请再审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的规定，新的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且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故褚先富提供上述证据材料不属于再审的新证据。
褚先富认为，两被申请人对于款项的交付存有多处疑点，不能自圆其说。被申请人在一二审庭审中陈述案涉借款的交付过程存有不合情理之处，特别是对于同日收取2万元款项，又同时交付8万元的现金，明显违背常理。经查，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存有不符合常理之处。首先，被申请人在陈述案涉借款交付的陈述确存有不合理之处，但褚先富在诉讼中抗辩案涉借条是其在被申请人的威逼之下所写，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亦未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其遭受孙学斌、杨辉等人对其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其次，案涉借条从出具之日至本案起诉的期间，褚先富从未向两被申请人主张交付借条项下的款项，也未向两被申请人要回借条或主张借条予以作废。尤其是褚先富在二审提供的其与杨辉的录音资料，并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的抗辩事实。原审法院依据两被申请人提供的借条及取款凭证，结合民间借贷交易中存有大量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按照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案涉双方存有民间借贷事实，有相应的依据。且本案不属于原判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属不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之情形。
二、关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这一事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主要情形包括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等六种情形。结合本案，褚先富认为，两被申请人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首先，案涉借条未载明借款期限，两被申请人随时可向褚先富主张。其次，褚先富主张两被申请人起诉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其应就其主张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褚先富未提供案涉借款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及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的证据，褚先富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判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并无不当。
综上，褚先富的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褚先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汤玲丽
审判员 黄培良
审判员 梅 冰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