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35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红云，女，197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广永，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兰勇波，女，197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平，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谢文勋，男，198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广永，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廖勇，男，1989年4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县。
原审第三人：万乐平，男，197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平，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红云因与被上诉人兰勇波、原审被告谢文勋及原审第三人廖勇、万乐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10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红云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兰勇波的起诉，将本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兰勇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1月15日，胡红云与兰勇波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期间所剩余的液晶电视机、玻璃显示屏、遥控器、纸箱、说明书等产品，销售后所得的款项，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归胡红云所有。当时，双方均认定上述产品的价值大于100万元。后兰勇波及其丈夫万乐平于2016年1月26日、3月2日指示其雇佣人员廖勇将上述剩余产品拉走并出售，其销售所得款项超过100万元的部分，一直未支付给胡红云；且其二人在拉走上述所有剩余产品的情况下，又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胡红云支付剩余产品的折现款100万元。兰勇波的行为涉嫌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进行诈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此，本案应当驳回兰勇波的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二）廖勇否认其签收货物的行为有兰勇波、万乐平的授权，但对于为何在《仓库/物品移交清单》上注明“代万乐平签收”，无法解释清楚。实际上，廖勇要拉走货物时，胡红云要求其在《仓库/物品移交清单》上签名，并拨通了万乐平的电话，廖勇在得到万乐平的指示后才在上述清单上签名，并注明“代万乐平签收”字样。而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廖勇确实将拉走的货物送至万乐平处，故应当认定其是代兰勇波、万乐平签收的货物。（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涉嫌虚假诉讼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一审法院两次传唤兰勇波本人到庭，兰勇波均拒绝到庭，但一审法院没有进一步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兰勇波到庭接受询问，也没有依法传唤万乐平、廖勇本人到庭，造成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解散应当成立清算组清算，公司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股东才有权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财产。兰勇波与胡红云于2014年10月17日出资成立广州云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兰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2016年1月15日，兰勇波在云兰公司没有经过任何清算的情况下，与胡红云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分配公司财产，该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终止合作协议书》应为无效，一审判决认定《终止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兰勇波辩称，（一）案涉《终止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实质是兰云公司的股东兰勇波和胡红云终止合作，胡红云以支付现金50万元、折现款100万元作为对价取得兰勇波持有的股权，兰勇波退出公司经营。事实上，云兰公司的股份现在由胡红云的配偶谢文勋100%持有，也即胡红云已经取得云兰公司的全部股份。胡红云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从折现款中优先支付，并非是将库存产品直接分配给胡红云或者兰勇波，假如上述库存可以顺利变现，相当于胡红云与兰勇波均同意由胡红云从云兰公司借支100万元支付给兰勇波。因此案涉协议书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情况，该协议书未涉及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且云兰公司仍然处于存续状态。（二）胡红云主张案涉库存价值有160多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大量库存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这是案涉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维修、共同销售的原因。（三）《仓库/物品移交清单》显示，移交给廖勇的391台电视机仅为案涉协议书中的部分库存，仍有1000片显示屏、超过200台电视机去向不明。鉴于云兰公司的仓库由胡红云实际控制，应推定其自行转移、变卖了其余库存物资，却未将变现款优先支付给兰勇波。
谢文勋述称，同意胡红云的上诉意见。
廖勇述称，（一）其仅为云兰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清楚胡红云与兰勇波之间的纠纷，也不清楚其双方之间的协议，只是按照该二人的指示完成工作。（二）《出仓单》上记载的显示屏由其送去维修，《仓库/物品移交清单》上记载的300多台电视机是由其拉走，但其他诸如遥控器和纸箱等其并未拉走。（三）2015年7月，其将部分未维修好的显示屏又送回云兰公司，胡红云拒收，其将物品存放在云兰公司处就自行离开了。（四）仓库钥匙当时由其持有，但不清楚该钥匙有无备份，其直到离职也未再使用过该钥匙，也未移交给兰勇波或万乐平。
万乐平述称，（一）案涉协议书约定共同维修、销售库存品，故廖勇在《仓库/物品移交清单》上签字的行为应代表云兰公司，而非代表万乐平个人。（二）廖勇取走391台电视机后，所存放的地点万乐平并未隐瞒，胡红云亦知晓该存放地点。（三）胡红云擅自处分了其余1000片显示屏及超过200台电视机，但拒绝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应付款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兰勇波与胡红云于2016年1月15日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内容如下：“胡红云、兰勇波经共同友好协商，就终止云兰电子（即云兰公司，下同）合作达成以下最终协议，自2016年1月15日起：1.胡红云支付给兰勇波现金50万元整（大写：伍拾万圆整），分六个月付清。2.兰勇波、胡红云共同负责维修云兰电子2016年1月15日之前库存32寸、42寸、37寸、50寸玻璃显示屏，胡红云与兰勇波共同销售维修后和部分库存的良好的液晶玻璃及2015年4月1日之前生产的经检验品质优良的某品牌23.6寸，42寸整机及部分纸箱、遥控器套件（该库存折现价值大于100万元），其中折现现金优先支付兰勇波；当金额超过100万元时，其余折现归胡红云所有。附库存大概清单：32寸显示屏约600-700片；37寸奇美显示屏约200片；42寸显示屏约20-30片：50寸奇美显示屏约200片；23.6寸电视机约300余台；42寸电视机约300余台；纸箱一批，遥控器约一万个。以上数量以双方派人清点为准。3.兰勇波获得第1、2项所该得的现金后，自动终止在云兰电子的所有一切责任、权利和与义务，此后与云兰电子及胡红云再无任何其他关系。此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兰勇波认为胡红云没有支付该协议书第1条约定的50万元及第2条约定的合作期间的存库品价值100万元，因而提起诉讼。
胡红云、谢文勋认为兰勇波及万乐平已拿走《终止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合作期间的库存品，提交证据：编号为0001364的云兰公司《出仓单》《仓库/物品移交清单》。该《出仓单》的审核人是胡红云，提货人是廖勇，提货时间是1月26日，备注中注明是“送维修”。《仓库/物品移交清单》内容如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将仓库（钥匙）及库存品移交给乙方，移交清单如下：（下为列表，列明产品名称、型号、单位、数量）。”谢文勋在移交方签字处签名及捺指模确认；廖勇在接收方签字处签“万乐平（廖勇代签）”并捺指模确认。胡红云、谢文勋认为廖勇是代万乐平签收并将仓库钥匙交付给廖勇。万乐平认为廖勇的行为并没有其授权，不是代表其本人。廖勇确认上述证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认为：其签名行为并没有万乐平的授权，其本人是云兰公司员工，其行为是代表该公司的职务行为；在签订《仓库/物品移交清单》时只进行了清点，并没有拉走；《出仓单》上的货物已经提走。胡红云另提供发票一组，该发票的购买方及出卖方不是兰勇波、胡红云及云兰公司，兰勇波认为与本案无关。
廖勇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供证据：1.工资条，证明其于2014年12月5日进入云兰公司，任生产部测试员，2016年8月16日离职。2.维修对账单2张（复印件），货物照片复印件，证明其于2016年1-7月按云兰公司安排，将要维修的物品送往深圳市捷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勋公司），后部分修好的物品拉回云兰公司，部分物品还存放在捷勋公司。兰勇波及万乐平对工资条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其在2016年1月15日退出公司，故对廖勇离职时间不清楚；对维修对账单、货物照片，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胡红云、谢文勋则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
胡红云、谢文勋确认二人是夫妻关系，但认为本案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另，云兰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谢文勋是股东。兰勇波与万乐平是夫妻关系。
胡红云于2017年9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中止审理申请，认为兰勇波拉走产品又提起本案诉讼，已涉嫌犯罪，公安机关正在侦查阶段，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中止审理。但没有提交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受理的有关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胡红云认为兰勇波涉嫌犯罪，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已就此立案受理，故其中止审理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不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
《终止合作协议书》是兰勇波与胡红云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胡红云应向兰勇波支付50万元并分六个月付清，胡红云未在合同签订后的6个月内付款，已构成违约。兰勇波诉求胡红云支付该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胡红云未及时付款，造成兰勇波利息损失，兰勇波诉求胡红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胡红云是否应当支付库存品折现价值100万元的问题。《出仓单》《仓库/物品移交清单》的签收人是廖勇，并非万乐平，廖勇、万乐平均否认廖勇的签收行为有万乐平的授权，胡红云、谢文勋又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廖勇的签收行为有万乐平的授权，因此，廖勇的签收行为对兰勇波及万乐平不具有约束力。胡红云仍负有按《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将变现款中100万元支付给兰勇波的义务。至于本案是否为夫妻债务，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胡红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兰勇波支付50万元并自2016年7月15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二、胡红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兰勇波支付库存品折现款100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胡红云负担。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胡红云、谢文勋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2017年10月31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内容为“谢文员被诈骗一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管辖范围，现立谢文勋被诈骗案进行侦查。特此告知”；2.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花城派出所于2017年12月14日出具的《侦查工作情况说明》，内容为“2017年10月21日9时许，事主谢文勋到我所报称其被诈骗一批液晶电视机等货物。我所于2017年10月31日立案侦查。经侦查，万乐平和廖勇有实施诈骗的重大作案嫌疑……现嫌疑人万乐平和廖勇已被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证据1、2拟证明本案涉及刑事案件，万乐平、廖勇有诈骗案涉物品的嫌疑，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兰勇波、万乐平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万乐平、廖勇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暂无定论，且2017年12月28日该两人已被取保候审。此外，万乐平认为廖勇拉走391台电视机的行为是其作为云兰公司的管理层与胡红云共同销售库存品的行为，而非其个人的指令，且该391台电视机的价值也远远不及100万元。
廖勇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其只拉走391台电视机，价值不足以折抵100万元。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述两份证据有原件予以核对，且各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鉴此，本院查明：2017年10月21日，谢文勋报案称其被诈骗一批液晶电视机，公安机关随后对此进行立案侦查，拘留了嫌疑人万乐平和廖勇，后该两人被取保候审。该案目前仍在侦查中。
廖勇在二审中陈述，其拉走案涉物品以及在《出仓单》《仓库/物品移交清单》上签名均是受万乐平的指示所为，至于其听从万乐平的指示是因为万乐平代表的是自己还是云兰公司，未作考量。之所以其上述陈述与一审时不同，是基于胡红云、谢文勋与万乐平互怼时均把矛头指向其而心有不忿所致。
本院认为，胡红云上诉主张兰勇波、万乐平在指使廖勇拉走案涉全部库存品的情况下，又提出本案诉讼涉嫌犯罪，故应驳回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在二审庭询时认为本案事实已查清可以继续审理；兰勇波原辩称本案不涉及虚假诉讼，不应驳回起诉，后又因胡红云的上述主张发生变化改而要求中止本案的审理。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在本案中，公安机关虽已对万乐平、廖勇立案侦查，但并未对兰勇波是否存在犯罪行为予以立案，兰勇波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故不应被驳回起诉；而万乐平、廖勇涉嫌诈骗的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双方均无证据证明本案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诉讼中止的情形。鉴此，本院依法继续审理本案。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胡红云应否向兰勇波支付50万元及相应利息；2.胡红云应否向兰勇波支付100万元折现款。
关于胡红云应否支付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胡红云主张案涉《终止合作协议书》因未经清算程序即对公司财产进行分配应属无效。对此，本院一方面认同一审法院就此问题的分析；另一方面，该协议的签订与履行明确针对的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涉及云兰公司的解散、破产或撤销等事宜，且云兰公司至今仍旧存续，故案涉《终止合作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胡红云依约应向兰勇波支付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关于胡红云应否支付100万元折现款的问题。根据案涉《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胡红云向兰勇波支付100万元折现款的前提是双方共同完成维修、销售，并基于所获销售回款的多少，兰勇波获得其中100万元的合作补偿，超出100万元的回款则归属于胡红云。目前案涉库存品的维修、销售并未完成，兰勇波要求胡红云依约支付100万元折现款的条件尚未成就，故对于兰勇波的该项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红云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部分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案涉100万元折现款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109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109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兰勇波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胡红云负担6100元，兰勇波负担12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胡红云负担6100元，兰勇波负担12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绘
审判员 莫芳
审判员 杨凡
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李佳
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