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中民一终字第076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玲。
委托代理人:鲁迪明，湖南骏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欧阳文财，湖南骏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灿峰。
委托代理人:易创，湖南骏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柯政。
委托代理人:田晔，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符向东，系长沙市雨花区××××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侯婷婷，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军强，系长沙市雨花区××××商行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龙智华，湖南俊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光明，系三丰花炮厂投资人。
委托代理人:宋小兵，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住所地浏阳市太平桥镇唐家村。
投资人:谭光明。
委托代理人:宋小兵，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国安。
上诉人张玲、上诉人张灿峰因与被上诉人甘柯政、符向东、杜军强、谭光明、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以下简称三丰花炮厂）、彭国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4）雨民重字第04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柯政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一）请求判令赔偿损失834804元；（二）诉讼费用由其他当事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6日下午，为庆祝位于长沙市××××××栋××号××玻璃店开张，张玲、张灿峰的朋友从符向东经营的长沙市雨花区××××（个体工商户）购买了2012年12月生产的37发吉祥如意烟花，在××玻璃店门面外进行燃放。该烟花由谭光明经营的三丰花炮厂（个人独资企业）生产，由杜军强经营的长沙市雨花区××××商行处（个体工商户）销售给符向东。燃放的烟花冲至××玻璃店对面的××××军供站11、12号门面，将甘柯政炸伤，造成甘柯政右眼受伤。随即，甘柯政被送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住院治疗5天，出院诊断眼球破裂伤（右）、右眶内壁骨折，花费医药费8612.21元，门诊花费医药费共136元。2013年7月31日，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对甘柯政伤情出具鉴定意见为：甘柯政右眼球破裂伤经治疗后，目前右眼无光感，评定为七级伤残，后期必然行眼球摘除术，其术后残情提高，可评定为五级伤残，伤休误工时间为5个月左右，需1人护理2个月左右，后期医疗费建议行右眼球摘除加义眼座植入术，费用约10000元，术后滴眼液治疗半年，费用约100元/月，术后半年安装义眼片，费用约需3000元左右，一般6-8年更换一次。甘柯政支付鉴定费2157元。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8月27日，甘柯政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再次住院治疗7天，花费医药费8959.74元。2013年12月12日，甘柯政在深圳曙光医院安装义眼片花费4200元。谭光明、三丰花炮厂为甘柯政垫付了医药费15000元。当事人协商赔偿事宜未果，甘柯政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1、甘柯政父亲已去世，甘柯政母亲谢某甲，系农村居民，1938年10月21日出生，由甘柯政及甘某甲、甘某乙赡养。甘柯政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甘某丙，2009年6月4日出生，小女儿甘某丁，2014年9月22日出生，由甘柯政及其妻子张某甲抚养，与甘柯政一起自2011年11月起居住在长沙市××区××街道××社区××小区××栋××房。
2、甘柯政自2011年11月起在长沙市××坊家居行从事送货、安装工作。
3、事故发生当天，张玲出具证明，载明××玻璃店系其经营。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涉案门店名称仍为“××玻璃”。2013年5月6日，张灿峰登记了字号为长沙市雨花区××玻璃商行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场所为涉案门店。张玲、张灿峰主张张灿峰与张玲系雇佣关系，但是未提交证据证明。
4、张玲、张灿峰主张彭国安为烟花燃放者，但是未提交证据证明。
5、在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张玲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事故烟花质量问题进行鉴定并对甘柯政伤残等级、伤后休息时间、护理情况及后期医疗费用进行重新鉴定。原审法院分别委托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与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3年12月3日，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3]临鉴字第13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甘柯政右眼球摘除构成五级伤残，伤后休息5个月，伤后2个月需1人护理，后期医疗费用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2014年1月24日，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出WJ20140057质量分析报告，综合结论为：事故烟花标志（未标明净重）、部件（未安装备用引火线）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GB10631-2004《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和GB19593-2004《烟花爆竹组合烟花》，以下简称国家标准要求）；有底部炸筒、冲底等现象，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但由于此次底部炸筒未造成散筒、倒筒等严重后果，产品整体结构保持完整，彩箱箱壁未损坏穿孔，且之后的外筒内效果件已燃放，此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对周围观众造成严重伤害；烟花包装箱顶盖损坏，应为燃放时顶盖未完全打开或打开后回弹被效果件冲击所致，可能导致效果件偏离原燃放轨迹。张玲支付了鉴定费11900元。
6、张灿峰申请对甘柯政伤情以及涉案烟花质量进行重新鉴定。因已经由原审法院在本案原审中委托进行了鉴定，故原审法院未同意其重新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一、关于甘柯政可获赔偿的范围及数额。
1、医药费。（1）甘柯政主张医疗费8748.21元，甘柯政于2013年3月16日至2013年3月21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住院治疗，支出住院医疗费8748.21元，提交了住院及门诊医药费票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谭光明、三丰花炮厂主张垫付了医药费15000元，甘柯政予以认可，原审法院予以确认。（2）甘柯政主张后续治疗费10600元，根据鉴定意见，后期医疗费用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甘柯政于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8月27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再次住院治疗7天，支出医疗费8959.74元，有相关票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他后续治疗费甘柯政可待实际发生之后再行主张。2、护理费。甘柯政于2013年3月16日至2013年3月21日及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8月27日共住院12天，另外，根据鉴定意见，甘柯政伤后2个月需1人护理。根据住院时间，参照每天100元的护理费标准，护理费共计7200元【100元/天×（12天+60天）】，对甘柯政主张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3、交通费。甘柯政主张交通费2000元，提供了部分票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酌情支持合理交通费15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甘柯政住院时间，参照每天30元的标准，甘柯政于2013年3月16日至2013年3月21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住院5天，甘柯政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5、营养费。甘柯政主张营养费6000元。根据甘柯政伤情，原审法院酌情支持营养费5000元。6、残疾赔偿金。甘柯政主张残疾赔偿金363456元。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南湘雅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资质合格，鉴定程序合法，对该鉴定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甘柯政自2011年11月起在城镇生活，根据甘柯政的五级的伤残等级和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本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甘柯政的残疾赔偿金为318840元（26570元/年×60%×20年），对甘柯政主张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7、残疾器具费。甘柯政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12000元。甘柯政于2013年12月12日在深圳曙光医院安装义眼片，花费4200元，提供了相关票据予以佐证，对该费用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甘柯政主张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8、鉴定费。甘柯政主张鉴定费2177元，提供了2157元票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支持鉴定费2157元，对甘柯政主张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9、误工费。甘柯政主张误工费21000元，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在家居行从事送货、安装工作，根据鉴定意见，甘柯政误工时间为5个月，参照2014年度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甘柯政误工费为12882元（30917元/年÷12个月×5个月），对甘柯政主张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10、被扶养人生活费。甘柯政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46003元，另增加被抚养人生活费194600元。甘柯政有3位被扶养人，其中甘柯政母亲谢某甲，农村居民，1938年10月21日出生，由甘柯政及甘某甲、甘某乙赡养；甘柯政大女儿甘某丙，2009年6月4日出生，小女儿甘某丁，2014年9月22日出生，均在城镇生活，由甘柯政及其妻子张某甲抚养。甘柯政小女虽然在涉案事故后出生，但系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新发生的事实，甘柯政亦在举证期限内增加了该项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应当审理该项诉讼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85041元（9025元/年×5年×60%÷3+18335元/年×14年×60%÷2+18335元/年×18年×60%÷2），对甘柯政主张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11、甘柯政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根据甘柯政受伤的事实、伤残情况以及受伤后对甘柯政工作、生活方面的影响，参照当地人均生活水平，原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上述11项费用共计584677.95元。
二、关于责任的承担。
甘柯政所受人身损害系因为庆祝××玻璃开张，张玲、张灿峰的朋友为其燃放三丰花炮厂（谭光明经营）所生产的37发“吉祥如意”烟花所致。根据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WJ20140057质量分析报告，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燃放不当（燃放时顶盖未完全打开或打开后回弹导致效果件偏离原燃放轨迹），因此，烟花燃放方应当承担损害后果的主要赔偿责任。张玲、张灿峰主张彭国安系烟花燃放者，但是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不能认定彭国安为烟花燃放者。
同时，涉案烟花燃放系因庆祝××玻璃开张，张玲、张灿峰的朋友系无偿帮助燃放烟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涉案烟花燃放造成甘柯政的损害，应当由××玻璃门店的经营人承担赔偿责任。
张灿峰主张涉案的××玻璃系其实际经营，但是登记字号为长沙市雨花区××玻璃商行。同时主张张玲系其雇请，但是仅提供了事故发生后2013年5月6日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并未提供双方雇佣关系的证据。故张灿峰主张其与张玲之间系雇佣关系，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同时，根据甘柯政提供的一份张玲在事故当天出具的证明，载明××玻璃店系其经营。另结合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涉案门店名称仍为“××玻璃”。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门店实际经营人为张玲，张灿峰为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应由张玲、张灿峰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酌定张玲、张灿峰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409274.6元（584677.95元×70%）。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事故烟花部分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未安装备用引火线、出现底部炸筒、冲底等现象）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烟花生产方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三丰花炮厂属个人独资企业，谭光明为该厂经营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因此，本次事故对甘柯政造成的损害应当由三丰花炮厂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三丰花炮厂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谭光明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原审法院酌定三丰花炮厂承担30%的责任即175403.35元（584677.95元×30%），谭光明承担补充责任。因谭光明、三丰花炮厂已垫付15000元，三丰花炮厂还应支付甘柯政160403.35元（175403.35元-15000元）。
符向东、杜军强作为事故烟花的销售者，甘柯政及其他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符向东、杜军强在该事故发生中存在过错，因此，符向东、杜军强不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一、张玲、张灿峰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甘柯政409274.6元；二、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甘柯政160403.35元，谭光明对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赔偿不足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甘柯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02元，保全费252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6582元，由张玲、张灿峰承担4607.4元，谭光明、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承担1974.6元。本案原审期间的鉴定费11900元，由张玲、张灿峰承担8330元，谭光明、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承担3570元。
上诉人张玲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4）雨民重字第04572号民事判决，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张玲不承担责任；（二）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重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张玲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重审中上诉人张灿峰已经承认涉案的××玻璃系其实际经营，上诉人张玲签字的所谓载明其为××玻璃实际经营人的“证明”，本身不是上诉人张玲书写，是由甘柯政找人写好后由上诉人张玲签字，且是张玲受上诉人张灿峰的委托证明事实而已，并非承认系该门面的实际经营人。对此事实，上诉人张灿峰已经确认并且明确表示张玲是其聘请的员工。至今为止，涉案门面名号仍为“××玻璃”，但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依然是上诉人张灿峰，至于张灿峰为何不肯更换工商登记，这不是上诉人张玲所能控制的，这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张玲就是该门面的实际经营人。重审法院仅仅依据涉案门面未变更实际登记名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不一致而认定上诉人张玲为该门面的实际经营人，从而判决上诉人张玲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重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在重要被告未到庭未查清楚事实的情况下，肆意加重上诉人张玲的赔偿责任。涉案烟花系上诉人张灿峰的朋友庆祝涉案门面开张，与上诉人张玲毫无关联。张玲既未自己购买也未委托或者雇佣他人至被上诉人符向东经营的长沙市雨花区金猫食品行购买烟花，也未请任何人燃放烟花。被上诉人彭国安作为烟花燃放人，应上诉人张玲的申请被重审法院追加为被告参与诉讼，其经依法公告仍未到庭，应该视为主动放弃了诉讼权利，故应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重审法院未判决其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将被上诉人彭国安放弃答辩的不利后果加之于上诉人张玲。这样的责任划分于法于理不公，案件关键事实不查清，直接判决门面经营者和所谓的“实际经营者”上诉人张玲赔偿，明显违反基本审判原则。（三）重审法院对于责任的确定以及证据《烟花质量分析报告》的使用存在严重瑕疵。首先，上诉人张玲既不是致害烟花的购买人，也不是燃放人，对于烟花质量举证责任及其费用不应该由上诉人张玲承担。其次，证据《烟花质量分析报告》的本身存在严重瑕疵，应该重新进行鉴定。该鉴定报告不仅针对致害烟花质量进行鉴定，而且对于燃放者是否存在过错也进行了鉴定，对燃放者的责任的鉴定明显超出其鉴定的范围，也超出了鉴定委托人原审法院委托事项的范围，上诉人张玲相信也超出鉴定单位的能力范畴。事实上，该报告只是使用了“可能”、“一般”等词语表示致害成因的不确定性，既然无法确定，重审法院以该份证据作为划分烟花生产者与烟花燃放者责任的唯一依据，明显存在重大瑕疵。（四）关于被上诉人甘柯政事故发生后出生的小女儿抚养费的问题。人身损害赔偿是以事故发生时间为节点，而非辩论终结的时间。在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甘柯政的小女儿还未出生，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自然不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另，被上诉人甘柯政是其在受伤后使其妻子怀孕受精，该抚养费与其受伤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五）重审法院判决烟花销售者被上诉人符向东、杜军强不承担责任，明显系误判。根据对本案致害烟花燃放残骸的质量鉴定，该烟花的规格为350*320*495（mm），495mm的高度已经超过了2013年3月1日实施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关于个人燃放类烟花筒小于300mm的规定，属于2013年3月1日后不得上市销售的烟花产品。被上诉人杜军强作为烟花专业销售人，销售国家标准明令禁止销售的烟花产品，应该承担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至于被上诉人符向东，其作为小卖部的个体经商户业主，在没有烟花销售资质的前提下对外销售有质量问题的烟花产品，明显存在过错，也依法应当承担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
上诉人张灿峰辩称：同意上诉人张玲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甘柯政辩称：与针对张灿峰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符向东辩称：与针对张灿峰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另增加一点，烟花并不是符向东自己购买，是有七八个朋友委托符向东代为购买。
被上诉人杜军强辩称：与针对张灿峰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另增加一点，杜军强是在新的规定产生之前进货的，新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对原先生产的烟花进行销毁，杜军强销售涉案烟花属于合法销售。在销售过程中，杜军强也没有加工生产，进的都是合格产品。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事故烟花是杜军强销售的。杜军强在一审中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只销售了9个烟花，而事故现场有13个烟花，不能认定事故烟花是从杜军强处购买的。
被上诉人谭光明、三丰花炮厂辩称：与针对张灿峰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增加一点，涉案烟花产品是在新规定产生效力之前生产的，应当适用原规定，没有违反国家的相关强制性规定。
被上诉人彭国安未发表口头或者书面答辩意见。
上诉人张灿峰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4）雨民重字第04572号民事判决，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二）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重审法院事实未查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不是本案侵权行为实施人，本案受害人甘柯政受害结果与上诉人张灿峰没有因果关系。本案所涉门面系上诉人张灿峰所开设，其是该个体工商户的业主。被上诉人张玲系聘请的店面工作人员。本案事故发生之时，上诉人并未在店内，致甘柯政受伤的烟花不是上诉人购买、燃放的，其也未委托、雇佣任何人购买、燃放烟花。本案导致事故发生的烟花燃放人，即彭国安，其与上诉人张灿峰只是朋友关系，其购买、燃放烟花的行为系完全的自发行为，不受上诉人张灿峰的控制，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法律意义上的劳务或者雇佣关系，上诉人张灿峰不应该对彭国安燃放烟花致人损害的结果承担责任。（2）本案直接燃放人这一关键事实未查清，重审法院无端将其应承担的责任判令上诉人张灿峰承担，于法无据。在本案重审过程中，直接燃放人彭国安未参与庭审，也未提交任何答辩意见。根据法律规定经法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不参与庭审的当事人，法院可以缺席判决，拒不到庭的当事人应该承担其不利后果。本案中，重审法院明知直接燃放人不是上诉人本人，在直接燃放人放弃参与庭审，且未举证、未答辩的情况下，将其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并判令上诉人张灿峰代替直接燃放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二）重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无视上诉人要求对烟花质量进行重新鉴定的合理请求，剥夺了上诉人程序权利。在该案一审、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没有收到传票参与诉讼，在重审中现要求对甘柯政伤残等级和烟花质量进行重新鉴定。但重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张灿峰的这一合理要求，未重新进行鉴定。本案中上诉人张灿峰要求重新进行鉴定，因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2013】临鉴字第13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WJ20140057质量分析报告明显存在鉴定结果不明确，鉴定结果不具有唯一性以及超越委托鉴定等重大瑕疵，根据我国证据规则相关规定，该司法鉴定和质量分析报告在上诉人张灿峰未参与鉴定材料质证、选择鉴定机构，且明显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出具，依法应当重新进行鉴定。重审法院以上述应当重新鉴定的鉴定结果和质量分析报告作为对上诉人张灿峰本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或者承担责任份额大小的依据，剥夺了上诉人张灿峰的合法权益。（三）重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甘柯政增加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重审法院判决支持甘柯政以其女儿甘某丁出生为由，增加被扶养人生活费。上诉人张灿峰认为重审法院该判决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甘柯政的女儿出生日期是2014年9月22日，而本案发生的时间为2013年3月16日，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女儿还未出生，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不属于“被扶养人”的范畴，所以无权基于“被扶养的人”这一权利主体主张扶养费用。（四）重审法院判决烟花销售者被上诉人符向东、杜军强不承担责任，明显系误判。根据对本案致害烟花燃放的质量鉴定，该烟花的规格为350*320*495（mm），495mm的高度已经超过2013年3月1日实施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关于个人燃放类烟花筒体小于300mm的规定，属于2013年3月1日不得销售的烟花产品，并且因此导致事故的发生，明显存在过错，应该承担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至于被上诉人符向东，其作为小卖部的个体经营户业主，在没有烟花销售资质的前提下对外销售有质量问题的烟花产品，也存在明显的过错。（五）重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张灿峰承担本案损害赔偿责任的70%，显然畸高，违反了基本公平原则。本案中，从客观事实上看，上诉人张灿峰不是燃放人，也未自行购买或者委托他人购买烟花进行燃放。仅仅因为直接燃放人是上诉人张灿峰的朋友，且直接燃放人拒不到庭，便将赔偿责任强加在上诉人张灿峰的身上。在烟花本身存在设计、质量上的严重瑕疵，生产者违法生产销售禁止销售的产品，销售者无证经营的情况下，重审法院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烟花燃放人存在雇佣关系，强判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显然畸高，违反了基本公平原则。
上诉人张玲辩称：对张灿峰的上诉主张与事实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甘柯政辩称：（一）关于张灿峰提出的彭国安未到庭而迳行判决的上诉理由。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可以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法判决没有错误。（二）张灿峰主张玻璃店是其实际经营，但是提交的登记字号不符，且未提供雇佣张玲的证据，涉案的玻璃店至2016年3月4日开庭仍然登记为××玻璃店，法定代表人为张玲。（三）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实际燃放人为彭国安，亦无证据证明彭国安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张灿峰不是实际燃放人，但是燃放是为了庆祝玻璃店开业，该玻璃店目前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应当承担责任。（四）甘柯政小女儿确实出生在事故之后，但是在一审辩论终结前补充了相关证据，确实属于被抚养人。
被上诉人符向东辩称：事发当日，符向东本人为好朋友代为买烟花庆祝玻璃店开业，属于好意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杜军强辩称：一审判决杜军强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杜军强在一审中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明是在烟花安全质量期前进的货，一审法院委托进行的检测报告说明销售的烟花符合2004年安全标准，对方所说的2013年的标准是针对生产厂家的规定。杜军强在一审提交了充足证据证明销售烟花资质合法，一审判决杜军强不承担责任事实与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被上诉人谭光明、三丰花炮厂辩称：同意甘柯政代理人的意见。增加一点，委托检测程序合法，分析报告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作为本案的依据，一审中，谭光明、三丰花炮厂也进行了上诉，认为本案事故的发生实际是燃放不当引起的，与产品质量没有因果关系，谭光明、三丰花炮厂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重审中谭光明、三丰花炮厂没有上诉，一审判决正确，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彭国安未发表口头或者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张玲、上诉人张灿峰及被上诉人甘柯政、符向东、杜军强、谭光明、三丰花炮厂、彭国安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甘柯政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问题；（二）甘柯政损失的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形式的问题；（三）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对甘柯政损害是否存在过错。
（一）关于被上诉人甘柯政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问题。
在本案中，因××玻璃店门面外燃放的烟花造成甘柯政右眼受伤。在原审过程中，张玲委托原审法院重新进行了鉴定，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与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分别出具了相应的分析报告及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述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有相应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应予采信。上诉人张玲、张灿峰并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对鉴定意见提出合理的反驳和质疑，故原审法院采信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WJ20140057质量分析报告与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3]临鉴字第136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并将之作为认定事实与法律适用的依据，并无不当。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事故造成被上诉人甘柯政五级伤残，故甘柯政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上诉人张玲、张灿峰均称甘柯政的小女儿甘某丙在甘柯政受伤时并未出生，彼时甘某丙并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故不应该对甘某丙承担相应的抚养费用。本院认为，甘某丙出生的时间点虽在甘柯政事发之后，但此时间点在原审法院辩论终结前，甘柯政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了赔偿甘某丙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举证时限的规定且胎儿的人身利益应得到依法保护，故原审法院认定甘某丙被扶养人生活费妥当。
（二）关于甘柯政损失的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形式的问题。
根据本案事实查明的情况，燃放人系××玻璃店经营者的朋友，其为庆祝××玻璃店开张从符向东经营的××××购买了烟花。上诉人张灿峰称其与燃放人彭国安并无事实上的委托关系或者雇佣关系，故应由彭国安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燃放人为了庆祝××玻璃店开张才购买烟花，涉案烟花店经营人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明确拒绝了燃放人为其购买的烟花。在整个过程中，实际燃放者并未从中获利，故燃放人实际上为无偿帮工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上诉人张灿峰、张玲均主张彭国安系实际燃放人，但仅有其单方陈述，并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确认彭国安为涉案烟花的实际燃放主体。故涉案烟花燃放造成甘柯政的损害，应当由××玻璃门店的经营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上诉人张玲称其并不是××玻璃店的实际经营者，其与××玻璃店营业执照登记人张灿峰之间为雇佣关系。但根据甘柯政提交事发当日的《证明》中明确载明了张玲系××玻璃店的经营者，其在书面证明中予以签名确认。该证明系张玲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张玲也未提供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清单、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其与张灿峰之间存在提供劳务关系。故对上诉人张玲主张其不是××玻璃店的实际经营者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原审法院认定××玻璃店的实际经营者张玲与登记经营者张灿峰对事故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根据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作出WJ20140057质量分析报告，事故烟花部分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烟花生产方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故烟花的生产方三丰花炮厂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另三丰花炮厂属个人独资企业，谭光明为该厂经营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三丰花炮厂对甘柯政的损害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三丰花炮厂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部分，谭光明作为该厂独资经营者应当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故涉案烟花的生产者三丰花炮厂与销售者符向东、杜军强之间对甘柯政的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本院认为，造成甘柯政人身损害是由于涉案烟花产品的缺陷所致。符向东、杜军强作为烟花的销售人员，其销售行为并没有使涉案烟花产生缺陷，且上诉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销售人员的销售行为使涉案烟花产生缺陷。故原审法院认定符向东、杜军强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三）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对甘柯政损害是否存在过错。
如前所述，涉案燃放的烟花造成了甘柯政人身损害的事实。××玻璃店作为被帮工人，对烟花的安全燃放并没有尽到足够的监管、控制义务，根据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WJ20140057《质量分析报告》，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燃放不当（燃放时顶盖未完全打开或打开后回弹导致效果件偏离原燃放轨迹）。故××玻璃店的经营者张玲、张灿峰承担损害后果的70%的主要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其次，作为涉案烟花的生产者，其产品的质量、性能、用途等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的安全标准。根据《质量分析报告》，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为涉案烟花部分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未安装备用引火线、出现底部炸筒、冲底等现象）。故原审法院认定三丰花炮厂应承担30%的次要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原审法院认定××玻璃店的实际经营者张玲与登记经营者张灿峰承担7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称符向东、杜军强作为烟花的销售人员，其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烟花本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符向东、杜军强作为销售人员销售行为并没有使涉案烟花产生缺陷，且上诉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销售人员的销售行为使涉案烟花产生缺陷。故符向东、杜军强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玲、张灿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2元，公告费200元，共计3702元，由张玲承担1851元，由张灿峰承担185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学里
审 判 员 游慧艳
代理审判员 高 进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 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法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