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4民终4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宾满族自治县丰源农资商店，住所地：新宾满族自治县平顶山镇平顶山村。负责人：刘国良，该商店投资人。委托代理人：马巍，该商店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成玉，男，1953年12月2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新宾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易强，男，1975年3月4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新宾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学龙，男，197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宾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有余，男，1974年2月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新宾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宏宾，男，1973年2月4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新宾满族自治县。上诉人新宾满族自治县丰源农资商店（简称丰源商店）因与被上诉人王成玉、赵易强、于学龙、韩有余、蔡宏宾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辽0422民初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丰源商店的主要负责人刘国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巍，被上诉人王成玉、赵易强、于学龙、韩有余、蔡宏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源商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双方签订的“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中“黑龙江省农通四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四海公司）虽然未加盖公章，但被上诉人所取得的种子确由四海公司提供，并由四海公司进行种植指导。上诉人与其上级代理商“吉林省喜洋洋种业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简称喜洋洋公司）签订有“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喜洋洋公司与四海公司即签订了“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因此，四海公司应承担履行该合同的责任。2、被上诉人主张高粱减产70%是其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及四海公司、喜洋洋公司均未对高粱的亩产量作出任何承诺。由于农作物产量高低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也不可能对产量作出承诺。原审判决书中所提到的“宣传单”系要约邀请，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相关事实的依据。3、上诉人与五十多农户签订了“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其他农户的产量均远高于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所谓的“减产”是由于上诉人指导失误造成的观点不能成立。4、新宾县农发局执法大队作出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合法性”。新宾县农发局执法大队不具有相应的职权和鉴定资质，且情况说明也不属于鉴定意见，执法大队作出“情况说明”属于行政越权行为，该“情况说明”无法律效力，不应采信。5、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应就所谓的“减产”与上诉人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无相关证据支持其诉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成玉、赵易强、于学龙、韩有余、蔡宏宾答辩：1、我们只是和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上诉人提到的四海公司、喜洋洋公司我们都不认识。2、我们主张的高粱减产70%是上诉人农药过量导致的，原审法院法官全程录像记载了损失量。3、不止我们5户遭受了损失，而是19户都有损失，由于某种原因，那些人没有起诉。4、上诉人的投资人—刘国良的儿媳程丽丽带我们去新宾县农发局执法大队，执法大队的情况说明是真实有效的。5、现有证据已经可以证明我们的主张，所以我们不再举证。王成玉、赵易强、于学龙、韩有余、蔡宏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丰源商店赔偿王成玉等五人因种植的高粱减产造成的损失6.4万元（其中王成玉1万元、赵易强2万元、于学龙8000元、韩有余6000元、蔡宏宾2万元）。2、诉讼费由丰源商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0日至2月21日，王成玉等五人根据丰源商店制作的“订单高粱红糯5号种植技术与费用参考表”的宣传（内容如下：1.收购保底价，每市斤1元钱，低于市场价格保底一元，高于市场价格随市场价格上涨。根据市场调查，今年市场收购价1.4元/市斤。…3.每亩一次性施底肥80斤，价格不超过130元，除草药及其他农药厂家统一提供，30元左右/每亩。种子70元/亩。4.种植播种器为多功能型，可种（高粱、玉米、大豆、谷子）。5.秋天收割方式为机械收割，每亩收割价按市场价格收割，（收割机厂家提供）。不超过玉米收割价。6.每亩产量为1000-1500斤左右。……）与丰源商店就种植‘红糯5号’高粱签订了《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该合同书上的收购方为四海公司（简称甲方），种植方分别为王成玉等五人及当地其他种植户（农户，简称乙方），居间方为刘国良（简称丙方）。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由甲方全权授权丙方与乙方签订该合同，对合同中对甲方的各项约定，由甲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合同具体内容如下（以王成玉的合同为例）：“一、乙方购种名称及数量人民币：品种：红糯5号；数量：10亩；单价：预收款；合计：1,000元；订单预收款：70元/亩；备注：农药30元/亩。二、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一）甲方责任：1、负责高粱种子的引进和检验，确保种子质量。公司免费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咨询。2、甲方确保现金收购（居间）合同限定内高粱商品：⑴回收高粱商品的价格标准：质量标准合格，每市斤1元（市场保护价），市价高于保护价时，随行就市。⑵回收高粱商品回收标准：水份≤14%，杂质≤1%，霉变粒≤1%。⑶甲方权利：甲方有权利拒绝回收掺杂使假、混种混收、捂堆霉变等不合格的高粱商品。（二）乙方责任：1、为确保产品质量和产量，乙方结合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进行规范种植、管理、收获、晾晒、脱粒和保管，并着重注意以下几点：⑴精细整地，拥有灌溉条件。⑵注意苗期、生长期病虫害防治，如果出现缺苗现象，不能补种其他品种。（三）丙方责任：1、丙方负责甲、乙双方的接洽与撮合，并且接受甲方全权委托与丙方签订《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2、丙方应充分发挥居间作用，努力做好与甲、乙双方的有效协调与沟通，减少不必要的履约纠纷。3、丙方协助甲方对乙方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咨询工作。4、丙方对体现甲、乙双方真实意愿所签订的《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四、其他事项：1、由于种植栽培技术不规范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情况造成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2、甲方只对种子质量负责，对于因当地气候差异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引发的病虫害，造成商品质量差、产量低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3、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为凭，合同有效期为本合同三方签字日始至履行完毕自然终止。4、回收自2017年10月1日至18年4月1日止。5、凭此合同回收商品，望妥善保管。”。该合同的落款甲方（盖章）处、联系人（签字画押）处、联系电话处均是空白无任何字迹，但乙方（签字画押）处和联系电话处均有王成玉等五人和其他种植户的签名和电话号码，丙方（盖章）处有刘国良的签名，经办人（签字画押）处盖有丰源商店的章，联系电话处有刘国良书写的本人手机号码。其中王成玉的合同中记载的种植面积为10亩，交预收种子农药款1，000.00元；赵易强为40亩、4，000.00元；于学龙为8亩、800.00元；韩有余为7亩、700.00元；蔡宏宾为20亩、2，000.00元。合同签订的当日，王成玉等五人即将上述款项交付于丰源商店，之后分别从丰源商店领取了相应的种子、农药。播种时用丰源商店指定的并经其调试好的播种机进行了播种，之后又按丰源商店的指导，将大辽瑞松牌莠去津和金都尔牌精异丙甲草胺按1:4比例对高粱地进行喷洒作业，完成了高粱的播种工作。当高粱苗出土后不久，王成玉等五人及其他种植户发现高粱苗开始陆续死亡，其中以韩有余的最为严重。王成玉等五人及其他种植户到丰源商店商讨解决之策，但刘国良因事外出暂时失联，于是大家又与丰源商店工作人员程丽丽（刘国良儿媳）商讨解决之策，程丽丽将其售药的供应商找来，并会同部分种植户到高粱地现场查看无果。2017年6月11日王成玉等五人与部分高粱种植户到新宾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投诉丰源商店和刘国良，怀疑出售给种植户的农药金都尔牌精异丙甲草胺和大辽瑞松牌莠去津有问题。新宾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于2017年6月13日到丰源商店进行了调查取证，然后到部分种植户的高粱地实地勘查，发现缺苗现象严重，出苗率约为4成左右。个别植株叶片卷缩，有明显的苗害特征。后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了“关于大四平镇和平顶山镇种植高粱‘红糯5号’的情况说明”，认为造成种植户高粱缺苗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农药使用浓度过大；二是该药没有在高粱上使用的标注；三是品种的选择上未遵循试验、示范、推广的原则，“红糯5号”种子标签标注的适宜区是黑龙江第三积温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7年9月1日会同王成玉等五人及刘国良之子刘威分别到王成玉等五人的高粱地对高粱的长势情况进行录像，于2017年9月19日、20日、21日邀请当地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及王成玉等五人所在的村委会主任会同王成玉等五人及丰源商店（丰源商店经通知未到场）对王成玉等五人收割高粱及脱粒、检斤进行了全程跟踪监督。王成玉共收获高粱2056斤、于学龙共收获高粱2003斤、韩有余共收获高粱197斤、蔡宏宾共收获高粱4154斤。赵易强的高粱是自行收割的，其收获的高粱产量与刘国良协商确定为3500斤。2017年11月2日、3日、5日，王成玉等五人与刘国良共同对王成玉等五人的高粱种植面积进行了实地丈量，确定王成玉的种植面积为9.44亩、赵易强种植面积为18.87亩、于学龙种植面积为7.97亩、韩有余种植面积为3.57亩、蔡宏宾种植面积为18.75亩。2017年11月10日刘国良以每斤1.50元的价格回收王成玉高粱937斤。根据王成玉等五人与丰源商店签订的《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第2项第（1）目和丰源商店制做的“订单高粱红糯5号种植技术与费用参考表”第1条、第6条的规定以及王成玉等五人的主张每亩高粱产量按1000斤以及刘国良回收王成玉高粱价格1.50元/斤计算，王成玉种植的“红糯5号”高粱减产损失为1.1076万元（9.44亩×1000斤/亩×1.50元/斤-2056斤×1.50元/斤）、赵易强减产损失为2.3055万元（18.87亩×1000斤/亩×1.50元/斤－3500斤×1.50元/斤）、于学龙减产损失8，950.50元（7.97亩×1000斤/亩×1.50元/斤－2003斤×1.50元/斤）、韩有余减产损失5，059.50元（3.57亩×1000斤/亩×1.50元/斤－197斤×1.50元/斤）、蔡宏宾减产损失2.1894万元（18.75亩×1000斤/亩×1.50元/斤－4154斤×1.50元/斤）。本案在诉讼过程中王成玉等五人主张其损失按法院确定的损失为准，为刻制录像光盘支出的刻录费485.00元，要求丰源商店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的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向农户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指导和咨询服务的合同纠纷。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种植、养殖回收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而本案是双方当事人因履行种植回收“红糯5号”高粱过程中发生的高粱苗死亡而引起的纠纷，故本案收案时确立的案由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不当，应更正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虽然也是受委托人的委托为委托人促成交易服务的，但居间人在交易中仅是起到中介人的作用，既不是交易中双方当事人的一方或者其代理人，也不直接参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谈判、商洽活动，也不在交易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问题上表示居间人的意见。本案中的丰源商店与王成玉等五人签订的《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虽然合同中明确注明收购方是四海公司，但合同落款处即没有其盖章也没有签字，该合同的收购方（甲方）应当履行签字、盖章处均是空白，只有种植方（乙方）、居间方（丙方）经办人签字、盖章，其中居间方（丙方）处是丰源商店的投资人刘国良签字，经办人处盖有丰源商店的章。无论是在合同签订过程中还是在合同实施、履行过程中均是丰源商店与王成玉等五人进行洽谈的，四海公司始终没有任何人到场或参与，根本不存在甲、乙双方协商的事实；当发生高粱死苗现象后，还是丰源商店出面与王成玉等五人进行协调解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丰源商店也未向本院提供其与四海公司之间的居间关系或代理关系的相关证据。该合同的相对人只有丰源商店与王成玉等五人，故根据该合同的性质，本院确认是丰源商店与王成玉等五人签订的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合同。丰源商店应当承担履行该合同的责任，因其提供的农药和指导使用该农药的配比有瑕疵，是导致王成玉等五人高粱死亡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即80%的责任。王成玉等五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应当知晓使用农药前应当仔细阅读农药使用说明书，当发现使用说明书与丰源商店的指导不一致和没有用于高粱作物的标注时，应当及时求证，以免出现误用造成药害影响高粱生长，为此王成玉等五人在使用农药时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也是导致其高粱死亡的原因之一，应承担次要责任，即20%的责任。综上，王成玉等五人要求丰源商店赔偿其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因丰源商店指导失误造成高粱死亡所遭受的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成玉、赵易强、于学龙、韩有余、蔡宏宾与新宾满族自治县丰源农资商店签订的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合同有效；二、新宾满族自治县丰源农资商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成玉损失1.1076万元的80%，即8，860.80元、赵易强2.3055万元的80%，即1.8444万元、于学龙8，950.50元的80%，即7,160.40元、韩有余5，059.50元的80%，即4,047.60元、蔡宏宾2.1894万元的80%，即1.75152万元；三、新宾满族自治县丰源农资商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成玉、赵易强、于学龙、韩有余、蔡宏宾刻录费485.00元的80%，即388.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新宾满族自治县丰源农资商店负担1120元，王成玉、赵易强、于学龙、韩有余、蔡宏宾负担280元。二审中，丰源商店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四海公司、喜洋洋公司签订的《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欲证明其是二级代理，一级代理是喜洋洋公司，收购方是四海公司。王成玉等五人的质证意见是，对喜洋洋公司和四海公司不了解，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中，丰源商店对其作为居间方与五被上诉人签订《杂交高粱订单回收（居间）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丰源商店亦认可合同上的收购方四海公司并未派人签订合同，也未加盖四海公司的公章，因此原审认定五被上诉人的合同相对人即是丰源商店并无不当，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也是丰源商店直接对五被上诉人进行的技术指导、咨询等工作；双方产生纠纷后，新宾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进行了实地勘察，对造成高粱缺苗的原因出具了情况说明，其中农药浓度过大是导致五被上诉人所种高粱死亡的主要原因，故因丰源商店农药使用指导不力，从而使五被上诉人产生的经济损失，应由丰源商店承担民事责任，原审据此支持五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关于上诉人丰源商店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已有论述，且论述四海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相对人的理由充分正确，本院不再赘述。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上诉人新宾满族自治县丰源农资商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马开智审判员 罗 华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曹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