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高新民初字第2520号
原告余小彬。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6号丰德国际广场3号楼第一层、第三层、第十一层1号。
法定代表人范丹彦。
委托代理人李陈艳。
原告余小彬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周寓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16日、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15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小彬、被告平安财保的委托代理人李陈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小彬诉称，2014年1月23日，原告为自己新购的价值242500元的车辆在被告处购买了不计免赔车辆损失险及交强险。原告履行了足额交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金限额为242500元。但原告新车于2014年1月27日被盗后，被告以原告未购买盗抢险为由拒绝理赔。原告认为，依照消法、合同法、保险法的规定，被告提供的保险条款为格式条款，被告在出售保险时没有向原告履行车辆被盗为免赔条款的告知义务，所以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从汉语的一般理解，车辆被盗应当属于车辆损失，故原告起诉至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242500元。
被告平安财保辩称，对原告陈述的购买保险事实及车辆被盗事实不持异议。但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根据，保单上明确了车辆损失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原告的车辆被盗不在车辆损失险的范围之内。同时，被告向法庭提交含“余小彬”签字的投保材料一套，主张已经告知原告车辆被盗不在车辆损失险范围之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余小彬主张被告提交的含“余小彬”签字的投保材料并非原告本人签字，并且申请法院进行鉴定。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鉴定事宜进行了听证，但因被告是否对原告进行告知义务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必然关系，故最终决定不予鉴定。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建立保险关系事实及投保车辆被盗事实与原告诉称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被告平安财保提供的车辆损失险保险服务中“保险责任”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二）火灾、爆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为非营运企业或机关车辆的自燃；（三）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保险车辆行驶中平行坠落；（四）雷击、暴风、龙卷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冰陷、崖崩、雪崩、雹灾、泥石流、滑坡；（五）载运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本条第（四）项所列自然灾害（只限于有驾驶人随船照料者）。”其中“责任免除”条款中规定：“保险车辆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以及在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期间或由于被盗窃、抢劫、抢夺未遂受到损坏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
被告平安财保另提供的全车盗抢险保险服务，对因车辆被盗抢产生的车辆损失提供保险。
原告陈述，被告在向其出售保险时并未告知其车辆被盗抢不属于赔偿范围，也没有告知其车辆被盗抢属于赔偿范围。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建立保险合同关系，保险合同关系的本质是被告为原告提供的保险服务。被告提供的服务中因车辆被盗窃造成的损失并不包含在“车辆损失险”之中，而属于“全车盗抢险”。本案事实比较清楚的地方在于，原告购买被告的保险服务在客观上没有涵盖原告所主张车辆被盗的损失，那么，此时应当如何理解免责条款以及原告主观认识与客观服务之间的差异呢？
第一，关于免责条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免责条款无效的范围是“免除责任、加重责任、排除主要权利”，首先就应当确定被免除、加重的责任或者被排除的权利在合同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第一款）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第二款）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第三款）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无效的范围同样首先被限制在合同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做了同样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因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车辆损失险服务在客观上已经将因车辆被盗抢产生的损失排除在外，此种情形下不适用免责条款的规定。虽然被告在车辆损失险的“责任免除”部分载有车辆盗抢损失内容，但是既然在大的责任范围内已经不含有车辆盗抢损失，那么自然也谈不上免责条款。
第二，关于原告主观认识与客观服务差异的问题。
首先，依照《合同法》、《保险法》之规定，被告在提供保险服务时有如实告知服务内容并答复原告疑问的义务，本案尚欠证据证明被告出售保险时对原告的告知和疑问答复情况。这种情况下，原告主张其存在对合同内容的误解，如无相反证据应当予以认定。
虽然《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如实告知保险合同内容的义务，但未规定未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存在误解的情形，法律赋予了误解人解除或变更合同的权利。但是对于保险这种特殊服务，一般均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发生争议，如果法律仅赋予误解人以撤销变更合同的权利，实质上对投保人的权利保护并不到位。依照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法律应当允许投保人在可以证明其因受到保险人诱导而产生误解并因之而决定投保时赋予了其按照投保人主观认识请求保险金的权利，而且这种诱导应当明确具体，否则将导致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利益的严重失衡。但在本案中原告已经陈述被告在向其出售保险时并未告知其车辆被盗抢不属于赔偿范围，也没有告知其车辆被盗抢属于赔偿范围。可见，被告并未明确诱导原告作出选择，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表面上看，原告主张享受其没有购买的保险服务没有道理。事实上能看到，法律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产生对投保范围认识的异议时，存在两个层次范围：其一，保险合同内容范围内的免责条款争议，此时应当适用保险人举证证明告知义务，否则免责无效规则；其二，保险合同内容外范围的争议，此时不能一概强调投保人的合同撤销或可变更权利，这只是一般原则，投保人能证明保险人有具体的诱导从而导致其决定投保时，法律的保护范围应当扩大，以保护投保人的信赖利益。原告余小彬起诉提出的问题，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引人深思。
关于原告余小彬的合同解除权，被告在庭审中已经认可原告可以办理退保，可见，没有释明其有权变更诉讼请求之必要。因为本判决一旦确定，在合同解除方面除非原告不予主张合同解除权利，否则双方之间对于合同解除没有现实的纠纷，不具有司法介入之必要性。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小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69元，由原告余小彬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已经告知当事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的，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领取裁判文书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未领取的，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人民法院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代理审判员 周寓先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思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