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20民初7074号
原告朱继光。委托代理人朱昌宠，系原告朱继光之子，1981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同原告朱继光。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原上海市奉贤县公证处）。法定代表人秦保国，主任。委托代理人沈汇贤，上海理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俞亚宁，上海理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朱继光与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继光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昌宠、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的委托代理人沈汇贤、俞亚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继光诉称，其是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村秀南238号村民，于1995年4月15日和同村秀南1组的李士英、施永华三人一起，以被征地农民身份前往原奉贤县农业局下属单位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工作。工作一年之后，单位领导找原告等三人谈话，说经农业局组织人事科要求，予以重新安排，分配原告等三人到企业单位工作。原告等三人表示不同意。后经多次谈话，李士英、施永华同意到企业单位工作，但原告仍不同意。1996年5月15日左右，农业局组织人事科要求原告，一到企业工作，二自谋职业，如果不同意，就开除公职，户口迁回农村。原告当时表示，会在一周内回复。经过一周调查，特别是当时的南桥职介所介绍，说原告是土地工，如果单位能够出具上海市职工退工单，他们可以帮忙介绍到南桥居委工作。1996年5月20日左右，原告到农业局组织人事科说明以上情况，同意自谋职业，组织人事科遂要求海滨良种繁育场与原告签订一份协议书，标题为：被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经济等协议书，原告同时要求，良种繁育场应写上原告自谋职业的同时，单位出具上海市职工退工单，并按照政策缴纳社会保险费。组织人事科对此同意，要求海滨良种繁育场领导在协议书上加上上述条文并到公证处做公证。1996年5月29日，海滨良种繁育场领导与原告到公证处做公证，公证员看了协议后说，协议书没有按照政策书写，并且不规范，就重新起草了一份协议书，标题为：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并且说原告与海滨良种繁育场原来签订的那份协议书只做参考，会保留在公证处的档案材料中。被告单位公证员书写这份公证协议书时，原告曾提出质疑，其一，原告单位属于基层，无权定性原告为企业职工；其二，协议写原告单位负责办理“农转非”手续，但原告单位并没有集体户口，无需负责办理，且原告之前已将户口迁入农业局的集体户口；其三，协议上为什么要写原告不得以征地农民工身份招工？被告单位公证员回答说：第一，其他两位土地工（李士英、施永华）到企业工作，所以给原告定性为企业职工，而且也是海滨良种繁育场及农业局组织人事科电话告知公证员上述情况的；第二，单位负责办理“农转非”手续是农业局组织人事科要求写的；第三，如果不写“不得以征地农民工身份招工”这句话，不能做公证，因为公证后，如果原告找不到工作，到有关单位要求解决工作，他们会找到公证处的，所以要写上；并且说，原告和单位原来签订的协议书，只做留档保管，原来协议书中提出的要求，不能写进公证文书的协议，如果原告不同意，可以不做公证，请原告自行考虑。原告考虑后不得不在被告单位公证员书写的公证文书中的协议书上签字，并且按照公证员要求，起草了一份自谋职业申请书并签字，其他材料原告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公证后，原告到单位要求出具退工单，海滨良种繁育场说只负责签订协议并办理公证，其他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原告又到农业局组织人事科要求解决退工单问题，被告知说现在政策不允许出具退工单，可以到政策允许后再来单位要求出具。原告又找到被告单位，公证员告知说，其已按照原告和单位的要求办理公证，经公证的协议上没有写要出具退工单，原告和单位原来签订的那份协议虽然有留存，但是不能给原告，如果不服可以到法院起诉。1999年12月30日，单位通知原告去办理退工单。2000年1月，原告到原奉贤县劳动局仲裁科出示退工单，认为单位推迟三年半之久才出具退工单，属于违约，故要求进行仲裁，由单位赔偿原告各种经济损失并缴纳社会保险费。仲裁科领导告知原告，公证协议上并没有写要出具退工单，现在单位是义务帮原告出具退工单，属于正常现象，所以不需要仲裁。2015年3月原告到社保中心了解养老金缴纳情况时才知道原告在单位工作14个月,但是养老金只交了10个月。自2015年5月6日起，原告多次找被告要他和单位原来签订的那份原始协议书，认为只要找到这份原始协议书，就可以看到原告在开始时和单位领导提出的各种要求和争议，但是被告始终没有提供给原告。原告为此先向被告投诉，要求对公证书进行复核，被告于2015年10月26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再向奉贤区司法局反映，奉贤区司法局于2015年11月11日出具告知书，告知原告如果对奉贤区公证处出具的不予受理决定不服，建议向上海市公证协会反映，奉贤区司法局依法不予受理。原告再向上海市公证协会投诉，上海市公证协会于2015年11月18日出具通知书，告知原告对其投诉不予受理，如有异议，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海市公证协会争议调处委员会提出复议。原告再向上海市公证协会争议调处委员会提出复议，上海市公证协会于2015年12月1日出具复议通知书，认为原告投诉不属于该会处理的投诉范围，且该复议意见为最终意见。现原告认为，一、被告单位当时负责出具公证文书的公证员曾经做过奉贤县人事局局长，与原告单位领导关系密切，且共事多年，则办理该起公证时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二、公证员书写的协议书没有按照原告与单位起草的协议书写，增加、删减了协议书内容，本来不应该再公证，但公证员坚持公证；三、公证员未尽到了解、核实和审查的责任与义务；四、公证员书写的协议书夸大事实，不合法不平等；上述行为均存在过错。且原告对经公证的该份协议也有质疑，认为：一、原告是“被征地农民工”，但协议上写的是“征地农民工”，少了一个“被”字，违反了国务院有关政策；二、协议上写原告是“企业职工”，但原告是工勤人员、事业编制；三、协议第二条增加了条文；三、协议第三条增加了条文，原告与单位签订的原始协议中第三条的内容被删除；均违背了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自上述协议经被告公证后，就失去了工作，并失去经济收入。原告自1996年失业，1997年经表妹介绍到华驰印刷厂做临时工，2002年，中央出台政策，农民可以进城工作，所以华驰印刷厂同意签订集体合同，从原告工作时补交养老金。2005年2月，因华驰印刷厂经济效益不好，原告被退工。同年3月再找其他工作，因为年纪大、文化低，没有专业技术，再加上耳背，就一直做自由职业，直到2017年1月才能退休。鉴于被告出具的公证文书夸大事实，不合法、不真实，未尽到了解、核实和审查义务，作出错误公证书，致使原告产生损失，损失的计算方法为：原告在单位工作14个月，应按照事业单位工资全额计算，失业后做自由职业者153个月，应按照事业单位工资全额计算，在华驰印刷厂工作95个月，应按照事业单位工资的50%计算，原告同村同队村民陈志强现系奉贤区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中心在职职工，经计算，陈志强全年月平均收入为人民币9,700元（以下币种同），参照陈志强的收入水平，原告的损失为1,944,850元。因此，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一次性赔偿原告损失1,944,850元。审理中，原告当庭变更其诉请，要求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一次性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7,500,000元。原告针对其诉请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公证书，证明被告出具的公证书侵害了原告的权利，造成了原告的损害。2、告知书、申请报告、不予受理通知书、情况说明，证明原告认为公证有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这些是反馈的内容。3、农业委员会的说明，证明原告的户口是集体户口，退工单，证明原告于1996年5月29日退工的事实；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证明单位交了10个月之后都是原告自己交的，也证明原告的损失。4、工作手册，证明原告原本的工作情况，1997年4月到2005年2月原告是临时工，后来由企业单位补交的社会保险费。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答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经公证的协议书是原告和其单位海滨良种繁育场签订的，被告只负责对签字和盖章行为的真实性进行公证，故认为被告的公证行为合法有效，至于原告提到的原告与海滨良种繁育场签订的原始协议书，经核查历史档案，未发现该份协议书。鉴于被告并无过错，故不同意原告诉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就其真实性均予采信。基于上述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是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村秀南238号村民，于1995年4月15日以被征地农民身份前往原奉贤县农业局下属单位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工作。1996年5月29日，原告与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签订《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经县劳动局、农业局的安排，甲方（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于一九九五年四月接受征地农民朱继光为企业职工。现乙方（朱继光）自愿提出自谋职业，要求甲方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今后不再要求甲方安置。甲方同意乙方意见。日后，为避免产生争议，经双方协商一致，特立协议如下：一、甲方一次性发给乙方自谋职业补偿费人民币二万八千元，并负责办理“农转非”户口手续。二、乙方自领取甲方发给的一次性补偿费之日起，即自动与甲方脱离一切关系，甲方不再向乙方承担认可义务。三、乙方签订本协议后，可以参加社会招工，但不得再以征地农民工的身份招工。四、本协议系甲、乙双方自愿订立，双反保证认真履行本协议，如违约造成的各种损失，均由违约方承担。五、本协议经甲、乙双反签名、盖章，县公证处公证后生效。六、本协议正本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公证处留存一份，副本二份，送有关部门备案。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审查后，出具（96）沪奉证民字第484号公证书，证明原告与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的法定代表人费国良于1996年5月29日签订了《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并确认“上述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章属实”。后原告认为经公证的该份《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与原告提供的原始协议不一致，部分条文有增加、删减，违背了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且公证处未尽到审查义务，造成原告产生损失，即陆续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现原告认为被告的错误公证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计7,500,000元，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一次性赔偿原告损失7,500,000元。审理中，原告确认经公证的《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系其本人所签。考虑到原告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认识不够，本院于庭审结束后曾向原告及作为原告委托代理人的原告儿子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告知其诉讼风险，后又专程至原告所在的奉贤区南桥镇江海村，组织江海村村委会相关人员向原告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告知诉讼风险，但原告均表示坚持认为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存在过错，应当对原告予以赔偿。本院认为，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的公证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本案中，原告与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自愿签订了《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经审查后认为，原告与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上的签字、印章属实，且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故依法出具（96）沪奉证民字第484号公证书，对《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这一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该公证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亦认为，即使如原告所称，其与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曾签订一份原始协议，要求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对该原始协议进行公证，但被告没有按照原始协议进行公证，而是进行增减。因公证处的职责即是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合法性予以证明”，故其依法必须要对需公证的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公证员在合法性审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提供的协议不符合当时法律、政策规定或存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的，再提出自己的建议供当事人参考，系正常的执业行为。需要明确的是，公证员提出的该种建议并非强制性的，仅具有参考作用，当事人对公证员的建议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在不接受建议的情况下更可以选择不做公证，且原告在起诉状中也确认公证员当时曾明确作出“如果原告不同意，可以不做公证，请原告自行考虑的”的告知。最终，原告经考虑后仍然在该份《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上进行签字，则证明原告当时对该份协议的内容及签字的法律后果已经完全知晓，即其基于真实意思表示，与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了正式的《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且其签字真实，故公证员的上述建议行为亦无过错。至于原告所称的原始协议原件留档保存问题，因原告与奉贤县海滨良种繁育场已在正式的《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上签字、印章，该正式的《征地农民工自谋职业补偿协议书》已取代原告所提供的原始协议并发生法律效力，故原始协议原件是否留档保存，与本案并无关联。鉴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于1996年5月29日出具公证书的公证行为存在过错，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继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300元，减半收取计32,150元，由原告朱继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谷培涛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唐桂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