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民终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滨港路***号。法定代表人：高小涵，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作文，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余。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平，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辉，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小涵。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作文，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投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海余、原审被告高小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民02初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3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开庭进行了询问。阳光投资公司、高小涵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朱作文，王海余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孙平、张晶辉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对高小涵持有的上诉人股权主张权利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案件，原审法院理应该依法撤销本案或驳回被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请求确认返还的股权登记在原审被告高小涵名下，但该股权已于2015年3月2日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查封，后又被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轮候查封，上述案件均已进入执行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明确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对已经查封财产主张权益的案件，包括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在内的多数高院都明确规定起诉案件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辽宁省内的案件实际操作时也一般都由法院对原告予以释明，释明后驳回原告的起诉，由原告按照案外人执行异议予以处理。（二）原审法院不依法追加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为本案第三人，违反了民诉法规定，并侵犯了该支行的合法权益。工商登记显示，2014年11月19日，高小涵持有的上诉人股权被质押给了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并办理了质押登记。作为善意第三人，工商银行的质押权取得并无瑕疵，原审法院判决将设置质押权的股权返还给被上诉人，必然侵犯了工商银行的合法利益，也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作为案涉股权的质押权人，工商银行完全符合民诉法规定的第三人身份，原审法院在上诉人明确申请要求追加工商银行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形下不予追加，遗漏当事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原审判决严重侵犯了案外其他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案涉股权已经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相关案件的申请人已经申请了执行，在此情形下，原审判决将案涉股权返还给被上诉人，必然侵犯了案外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民诉法为了平衡申请执行人及案外人的权利，专门设置了执行异议制度，并设立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不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起诉，告知其通过执行异议制度解决，迳行裁决，必然导致被上诉人和申请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侵犯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民诉法的规定。（四）原审判决不对被上诉人是否真实取得股东资格进行审理必然导致案件事实不清。1、认定王海余股权转让之前的股东身份证据明显不足。最高院在多起判例中确定了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即以下标准：（1）不以工商登记为确认股东的法定条件，（2）以是否出资来确定公司股东身份，（3）结合是否参加公司管理及账务处理来确定股东身份。本案中公司工商档案显示，王海余的出资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出资1050万元，其分别与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和周生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取得了该股权。但庭审查明的事实证实，王海余没有向该二股东支付转让对价；其出资的另一部分为实缴450万元，但上诉人公司又返还了其500万元，公司账目显示返还股权投资款，不再显示其尚有股权投资。由此可见，王海余取得的公司股权并没有实际出资。同时，上诉人公司工商登记显示，王海余占股30%的股东，但没有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2、认定高智向被上诉人借款1050万元证据明显不足，被上诉人所称的债转股缺乏债权事实基础。被上诉人所称的高额借款不仅没有高智签署的借据，更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利率等内容的借款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王海余声称的借款，收款人存在多位主体，不仅所有的借款都不是直接支付给了高智，还存在大量的现金交易。即使被上诉人所称的收款人收款均属实，但这些收款人都在不同公司中任职，即便借款成立，借款的主体也不一定是高智本人。只通过证人证言的形式就将借款的主体推给了高智明确缺乏依据。3、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借款时有相应的资金实力。被上诉人提供的三个企业均无法证实被上诉人的主张。首先，被上诉人任法定代表人的海达油品厂注册资金不到50万元；其次，大连华森房地产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23日，成立于被上诉人所称的所有借款之后，而且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在2007年才变更为被上诉人的；另外，大连泰泊湾休闲酒店的成立更是发生在借款之后的2010年，与本案没有关联。被上诉人出示的证据都不能证明其借款当时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并且在没有取款凭证的情况下拥有大量的现金。4、上诉人公司出具的1500万元的收据，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被上诉人证实的投资的主要证据是上诉人公司出具的1500万元收条。该收据与被上诉人主张明显不符。首先，该收据没有相应的汇款凭证予以佐证；该收据的收款主体是上诉人公司，被上诉人在诉状中主张，系债转股取得的公司股权，而该收据则显示被上诉人是通过实际出资取得的股权；同时该收据的日期也与被上诉人主张的矛盾。该收据显示的日期为2005年10月4日，被上诉人主张，当时欠款总额已经达到了1750万元，但收据则只有1500万元，其认为1500万元是其全部股权。然而后续增资是在2005年11月15日。也就是说出具收据当时，被上诉人主张的债务不是1750万元就是1050万元，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该收据不能反映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证据。同时该证据也与被上诉人的主张矛盾。该收据显示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1500万元，但结合原告的诉请和证据，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只有增资的450万元，并没有1500万元。该收据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5、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公司支取的500万元的性质应予以查明。2007年，上诉人开具了支票500万元给被上诉人，该款项存入了被上诉人女儿账户，该支票根上记载的为还款。如该记载属实，则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真实关系是借款关系，而不是股权投资关系。而上诉人公司的账务记载的则是返还股权投资款，证实上诉人已经返还了被上诉人的股权投资。因此，只有查明了该款项的性质才能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以上疑点显示被上诉人的债权不仅存疑，其所主张的债转股更没有债转股协议、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公司股权的证据明显不足。同时结合本案证据，不排除被上诉人与高智双方实为借贷关系，股权转让只是作为债务担保的手段和方式，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被上诉人也并未实际对上诉人出资。同时，由于本案中案涉股权已经被多个申请执行人申请多家人民法院查封，原审法院判决返还股权的判决也必然因为标的已多轮查封而无法执行。原审法院做出无法执行的判决，也不符合民诉法的规定和精神。鉴于本案股权已被多家法院查封，并且根据最高院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对已经查封的冻结的股权禁止转让、出让。本案案涉股权是无法进行相应转让和返还。综上，原审法院做出的判决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损害了上诉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且无法执行。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补充，被上诉人要求返还相应股权的超过诉讼时效。王海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并非“确权诉讼”，阳光公司提到的《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执行意见》）不能适用于本案，且已与现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1、本案并非“确权诉讼”，而是由于王海余的股权被通过伪造签名的方式非法转让这种侵权行为而引发的纠纷。本案中，王海余已通过第一、二组证据证明了股东身份，完成了初始举证责任，无需再确权，反倒是阳光公司如果认为王海余不是股东，可另行提起确权诉讼。故《执行意见》并不适用于本案。2、《执行意见》第11条和第12条有关于该意见适用范围的明确规定，本意见中提到的“确权诉讼”也仅指该条款中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代位析产之诉等涉执行的诉讼案件”，而与其他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无关。如果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执行意见》，则法院在民事案件立案之初，就应当依职权先审查原告是否存在其他执行案件，如果存在，就应告知当事人去提执行异议之诉而不予立案。如此荒谬之事是不可能的。3、《执行意见》于2011年10月19日颁布，已与2015年发布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不能再适用。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65条的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的，裁定中止执行”。该条款说明，即使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也要以案外人的实体权利作为判断依据，从而决定是否中止执行程序；而不是只要进入了执行程序，就对案外人的其他民事诉讼程序加以限制。（二）即使工商银行存在质押权，亦非本案应追加的第三人。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王海余和高小涵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工商银行是否存在质押权以及该权利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属于善意取得都是基于工商银行与阳光公司之间的债权纠纷而产生。该债权纠纷既不能阻却王海余对案涉股权享有的所有权，也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其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如果工商银行参与到本案诉讼中，则法院必然要审理工商银行的债权纠纷，这显然与本案无关，也违反了民事案件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2、质权的实现存在或然性而非必然性，如果主债权得到清偿，则质权随之消灭。故工商银行并非本案的第三人。（三）王海余的股东身份已通过工商登记资料、股本金收据、股东出资证明书等一系列证据予以确认，依法享有案涉股权的所有权。即王海余通过实际增资取得案涉股权450万、通过债转股方式取得案涉股权1050万，系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人。1、股权依法登记基于其客观性和公示力是股权最根本的法定形式要件。王海余出具的第一组证据为工商局备案的股权登记档案、证明王海余依法享有1500万元的股权，并依法进行了工商登记。第二组证据包括阳光公司出具的股本金收据及股东出资证明书（阳光公司均认可系其真实性），进一步证明王海余的股东身份及系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人。2、王海余第二组证据中的验资报告及进帐单证明了案涉1500万股权中的450万系王海余通过增资方式取得，对此上诉人没有异议。3、阳光公司提出异议的就是剩余1050万股权，认为高智向王海余借款的证据不足。王海余提供的第四组到第七组证据已经证明了剩余1050万股权的来源为高智偿还王海余借款而形成的债转股。在这四组证据中，并不仅仅有王海余一方财务人员林景文、司机王旭辉的存取款凭证及证人证言，还有高智一方人员祁颖的存款凭证、周云的收条、高智司机周鹤的证人证言，阳光公司的证人周生民也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周云是高智公司的员工；王海余也提供了祁颖系高智公司员工的证据（证据第四组（3））。即使高智与王海余没有签署借款合同，但基于十几年前中国社会的整体法律意识水平，并结合我方几十份证据所呈现的事实，再结合阳光公司曾自认存在过借款、还款的事实（还款500万给王晓琳），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足以认定王海余与高智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是真实的。否则王海余怎么可能向两个根本不认识的普通员工借出900万的巨资。4、王海余在2000年左右从事油品生意，积累了大量资产，并先后经营酒店、房地产公司，2000多万对当时的王海余而言也不算巨款，其碍于朋友情面不好意思让高智出据借条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思维方式去评判当时的社会现实。阳光公司在上诉状中认为王海余没有资金实力，那么如何解释这几十张存单中的2000多万的资金归属？综上，被上诉人已通过第三组至第八组几十份证据夯实了股权的合法来源，王海余系案涉股权所有人不存在任何争议。换言之，案涉1500万股权已经通过鉴定结论认定不属于高小涵，如果不属于王海余，那么这部分股权是谁的？总不能成为无主物吧。法律依据：民诉法第69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2条。（四）关于上诉人阳光公司提到的1500万股本金收据的问题。1、案涉1500万股权，除了450万增资款有汇款凭证外，其余均是高智偿还王海余的部分借款，因此不可能有汇款凭证。2、股本金收据出具日期是2005年10月4日，确实是在增资之前。原因是阳光公司在出具收据时，高智同意替王海余拿450万现金作为王海余的增资款，这样就相当于偿还了王海余1500万借款，其余借款再慢慢还，而王海余持股30%的比例在增资后不会变化。但到实际增资时，高智又说拿不出钱，王海余为了保住30%的持股比例又实际投资450万。阳光公司对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无其他证据推翻该收据所证明的事实，当然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0条。（五）关于上诉人阳光公司提到的500万还款凭证的问题。1、阳光公司在上诉状中也提到“王海余声称的借款，收款人存在多位主体，收款人在不同公司任职”。正是因为收款人都是高智控制的不同公司的员工，才恰恰说明借款人是高智而非阳光公司，这些人都是替高智个人收款。另外，款项也没有汇入阳光公司账户，故王海余与阳光公司之间不可能存在借款关系，只是与高智存在借款关系。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出高智所控制的公司财务异常混乱。2、正是由于这种财务混乱的现象大量存在，高智让阳光公司开具支票为其个人还款，不会让人感觉到丝毫异常。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大量公司存在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的情况。阳光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也存在阳光公司替高智还款的情况。在阳光公司的证据中，有一份2007年11月13日阳光公司汇给三鑫公司2500万的凭证，阳光公司声称是三鑫公司将股权转让给高智所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三鑫公司也在情况说明中声称“该股权转让款是高智向我公司支付的”。如果阳光公司的陈述属实，那么该笔款项就应当由高智直接支付给三鑫公司，而不是由阳光公司支付给三鑫公司。由此可见，从阳光公司账面汇出的款项并不一定就是阳光公司的债务，有些是替高智个人偿还债务。同样，阳光公司支付到王晓琳账上的500万元就是替高智偿还王海余的借款。所以，公司出具的还款支票不仅不能否认高智与王海余之间的借款关系，反而辅证了借款关系的存在。3、阳光公司在上诉状第3页中称“王海余实缴450万，但上诉人又返还了其500万，说明王海余取得的公司股权并没有实际出资”。但是，王海余在一审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显示，王海余在实缴450万之后的2005年11月30日，又让其司机王旭辉向高智工作人员周云指定的账户汇款300万元，周云出具了收条。也就是说，从2005年11月15日增资之日到2005年11月30日高智再次借款这半个月期间，高智和阳光公司至少收到了王海余的款项750万，那么阳光公司汇出的500万还款如何证明王海余没有实际出资？（六）被上诉人诉请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股东会决议》无效于法有据。合同的成立应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与标的（即合同内容）三项要件，合同只有成立以后，才能进一步确认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中“王海余”的签名系他人伪造，并非王海余本人所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当事人“王海余”是虚构的，其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该协议因欠缺当事人及意思表示两项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也不存在“要约、承诺”过程，故《股权转让协议》尚未成立。公司法第22条虽然只规定了两种情形，即《股东会决议》内容违法的无效，程序违法的应撤销，但并不能得出案涉决议合法有效的结论。为此，《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决议股东或董事签名系伪造的，决议无效。因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综上所述，王海余的股权来源合法，系股权所有权人，其股权被通过伪造签名和手印的方式非法转让给高小涵，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均非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未成立，《股东会决议》应认定为无效，案涉股权应返还。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小涵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时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1、被上诉人撤销的行使时间，按照民诉法规定存在相应诉讼时效的约束。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股权的重大转让，长达八年的时间不知情，不符合常理。2、案涉股权已经被多家法院查封，无法履行返还的要求。王海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案涉2008年8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2.确认案涉2008年8月15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3.高小涵将其持有的原属王海余的阳光公司的全部股权返还给王海余（王海余原持有的股权比例为30%，后由于阳光公司增资扩股股权比例为6%）；4.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0月4日，王海余向阳光公司出资1500万元，阳光公司向王海余出具了收款收据。同年，11月12日，阳光公司股东高智、王海余、三鑫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阳光公司原注册资本3500万元增加为5000万元；股东出资额由高智14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王海余1050万元，占注册资本30%，三鑫公司1050万元，占注册资本30%，变更为高智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王海余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30%，三鑫公司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30%。同年11月17日，大连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阳光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载明：阳光公司于2005年11月14日实际收到高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600万元；阳光公司于2005年11月15日实际收到王海余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450万元；阳光公司于2005年11月14日实际收到三鑫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450万元。同年12月8日，阳光公司向王海余出具了股东出资证明书，王海余取得阳光公司30%的股权。2008年7月，阳光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高小涵取代王海余成为阳光公司的股东。王海余于2015年3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工商登记备案的2008年8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王海余”的签字及捺手印并非王海余所为，系阳光公司与高小涵伪造的文件。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海余向原审法院申请对阳光公司持有的及工商登记备案的2008年8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王海余”的签字及捺手印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司法鉴定部门委托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申请的文件做司法鉴定。2015年7月29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阳光公司持有的及工商登记备案的2008年8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王海余”的签字及捺手印均不是王海余本人签写和手指按印。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收取鉴定费89800元（王海余已预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而引发的股权转让及股东会决议、返还股权的诉讼，故王海余与阳光公司及高小涵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股权转让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查明事实，案涉2008年8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王海余”的签字及捺手印均不是王海余本人签写和手指按印。对于案涉2008年8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载明甲方为王海余，乙方为高小涵，现王海余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字及捺手印，因此对于该协议双方并未形成一致意思表示，协议订立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过程，故该协议实际并未成立。王海余请求确认该协议未成立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王海余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及请求高小涵将其持有的属于王海余的阳光公司的全部股权返还给王海余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判断该两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首先应判断案涉1500万元股权是否属于王海余所有。根据阳光公司向王海余出具的收款收据、股东出资证明，以及大连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被告阳光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均可证明王海余系阳光公司的出资股东，出资额为1500万元。至于阳光公司、高小涵主张王海余仅是阳光公司名义上的股东系代案外人高智（已故）持股一节，阳光公司、高小涵对其此项主张应负举证责任，其主张王海余所持股权系阳光公司其他股东在高智要求下将股权转让给了王海余，并无证据予以证明，阳光公司、高小涵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反驳王海余提交的用以证明其为阳光公司出资1500万元股东的证据，且阳光公司、高小涵在原一审时对王海余又向阳光公司增资450万元无异议，王海余提交的验资报告等证据亦能证实此节事实，在此情况下如果王海余系替高智持股，其又以自有资金向阳光公司进行增资的行为显然与常理不符，故阳光公司、高小涵此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王海余系阳光公司股东，现并不存在其将案涉股权转让给高小涵的事实，2008年8月15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所作的将王海余所持案涉1500万元股权转让给高小涵的内容侵害了王海余的财产权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该股东会决议应为无效。故案涉2008年8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对王海余并无法律效力，案涉1500万元股权应恢复为王海余所有，故王海余请求高小涵将案涉1500万元股权返还给王海余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阳光公司、高小涵主张诉讼时效已过一节，如前所述，本案系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无效，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是否应恢复原状的诉讼，均不属于债权请求权的范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阳光公司、高小涵主张诉讼时效已过的观点不予支持。关于高小涵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一节，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王海余并未签字及捺手印，高小涵作为该协议载明的受让方在明知不存在王海余签字或捺手印的情况下，以该协议主张王海余向其转让案涉1500万元股权显然不构成善意，故阳光公司、高小涵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阳光公司主张本案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的规定中止审理一节，因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并非确权诉讼故不适用该条规定，阳光公司此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阳光公司主张大连信花商贸有限公司等公司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观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在此基础上产生股东会决议无效及恢复原状的法律关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8月，当时阳光公司的股东中并没有阳光公司所主张的大连信花商贸有限公司和大连阳光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此产生的纠纷与该两公司并无关联，且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即使存在对案涉股权的质押权，其与本案亦属不同法律关系，该三个公司均不属于本案第三人，故阳光公司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08年8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二、确认2008年8月15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三、高小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名下的阳光公司1500万元股权返还给王海余。案件受理费111800元，鉴定费89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6600元（原告已预交），由高小涵、阳光公司共同承担（给付时间同上）。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阳光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7日，注册资本3500万元，原始股东为高智和周广英（系夫妻关系），其中高智出资2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周广英出资14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2）2004年6月16日，高智将其持有的阳光公司的9%即315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鑫公司”）；周广英将其持有的阳光公司的40%即1400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三鑫公司。转让后阳光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高智出资1785万元，占注册资本51%；三鑫公司出资1715万元，占注册资本49%。（3）2004年8月30日，高智将其持有的阳光公司的31%即1085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董志生、剩余20%即7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周广英。转让后阳光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董志生出资1085万元，占注册资本31%；周广英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三鑫公司出资1715万元，占注册资本49%。（4）2004年10月18日，周广英将其持有的阳光公司的20%即7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高智，由周生民代持。转让后阳光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董志生出资1085万元，占注册资本31%；周生民（代持）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三鑫公司出资1715万元，占注册资本49%。（5）2005年9月24日，周生民将其持有的阳光公司9%即315万元的股权转回给高智，将11%即385万元的股权按高智的指示转让给王海余。因周生民系代高智持股，故本次股权转让实质上为高智将股权转让给王海余抵顶欠款，周生民出庭证实未收到股权转让款恰恰证明高智转让给王海余的股权系债转股。（6）2005年9月24日，董志生将其持有的阳光公司的31%即1085万元的股权转让给高智。三鑫公司将其持有的19%即665万元的股权转让给王海余。该股权转让款由高智代王海余向三鑫公司支付。转让后阳光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高智出资14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三鑫公司出资1050万元，占注册资本30%；王海余出资1050万元，占注册资本30%。王海余成为阳光公司的正式股东。（7）2005年11月12日，阳光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5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其中，高智增资600万元，王海余增资450万元（增资款于2005年11月15日实际缴存至中国民生银行大连星海支行750814210000123的公司账户），三鑫公司增资450万元。增资后阳光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高智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三鑫公司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30%；王海余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30%。（8）2006年12月11日，三鑫公司将其持有的阳光公司的30%即15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高智，该股权转让款高智通过阳光公司账户支付给三鑫公司。转让后阳光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高智出资3500万元，占注册资本70%，王海余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30%。上述事实有《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会成员情况》、《公司设立登记审核意见》、大连益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益开验字（2003）第187号验资报告、2004年6月16日《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高智、周广英分别与三鑫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04年8月30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高智分别与董志生和周广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04年10月18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周广英与周生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05年9月24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周生民分别与高智、王海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周生民的证人证言、2005年9月24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董志生与高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三鑫公司与王海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汇划贷方补充报单、三鑫公司情况说明、2005年11月12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中银变验字（2005）第185号《验资报告》、《专用收款收据》、《股东出资证明书》、2006年12月11日《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三鑫公司与高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汇划贷方补充报单、三鑫公司情况说明在卷佐证，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认证，足资认定，本院予以采信。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王海余要求高小涵返还其在阳光公司1500万元股权的主张是否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受理范围。（二）本案应否追加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为第三人。（三）本案是否侵犯案外其他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四）王海余是否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五）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王海余要求高小涵返还其在阳光公司1500万元股权的主张是否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受理范围的问题。阳光公司认为，案涉1500万元股权已被多家法院查封，并已进入执行阶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的规定，应当撤销本案或驳回王海余的起诉。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受理范围，王海余有权对案涉股权另行起诉。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对财产保全措施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案涉股权从2015年3月2日起被多家法院保全查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裁定正确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故当事人对保全裁定不服，只能申请复议，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第二，本案并非确权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形式上体现为是否排除强制执行行为的纠纷，其实质上是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属纠纷。本案是王海余所有的阳光公司1500万元股权，被他人以伪造签名方式转让给高小涵而引发的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及返还股权的复合性诉讼，并非属于确权诉讼。第三，即使本案属于确权之诉，王海余有另行起诉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选择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最直接的功能在于排除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本案王海余作为1500万元股权所有权人，其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排除对1500万元股权执行的诉讼请求，也可以同时提出返还1500万元股权的诉讼请求。但是王海余也可以不对1500万元股权提出异议之诉，仅就返还1500万元股权进行起诉。因此，即使在执行程序中，王海余亦有权不提执行异议之诉，而对返还1500万元股权另行起诉。第四，本案自王海余2015年3月2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后，已经过一审、二审和发回重审程序，如果本案以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范围为由，驳回王海余的起诉，这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为减少案外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执行效率的立法目的相违背。综上，上诉人阳光公司的该上诉主张限制了王海余的诉权，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执行异议之诉的相关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应否追加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为第三人的问题。阳光公司上诉主张，高小涵已将案涉股权质押给了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并办理了质押登记，其在一审中申请追加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为第三人，一审法院不予追加，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院认为，第一，本案是王海余和高小涵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工商银行是否存在质押权以及质押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是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与阳光公司、高小涵之间的质押合同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若有纠纷，应另案处理。第二，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利害关系，本案的实体处理亦未损害其合法权益，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未参与本案诉讼，同样也没影响到本案其他各方当事人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在一审中没有追加其为第三人并无不当。综上，阳光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为本案第三人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侵犯案外其他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问题。阳光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股权已被法院查封，相关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已经申请了执行，原审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执行异议制度解决，如原审判决将案涉股权返还给王海余，导致王海余和申请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侵犯案外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院认为，本案案涉股权虽被法院保全查封，但王海余只是针对其持有的阳光公司1500万元股权，被他人伪造签名方式转让给高小涵而提起的返还股权的诉讼，对高小涵和阳光公司的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不产生影响。因此，阳光公司的该节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法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王海余是否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问题。阳光公司认为，王海余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认定王海余的股东身份证据不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般来说，认定股东资格，应当符合两个条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的作用是表明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是股东凭以行使股东权利的凭证，也是股东对抗公司证明自己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凭证，属于认定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而工商档案记载的内容属于股权取得的形式要件。本案中，阳光公司向王海余出具的收款收据、股东出资证明，以及大连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阳光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均可证明王海余系阳光公司的出资股东，出资额为1500万元。另外，工商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所记载的内容，均证明王海余是阳光公司1500万元股权的所有权人。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王海余是阳光公司名义上的股东系代案外人高智持股的事实。因此，不论从实质要件还是形式要件，均已证明王海余已实际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其通过债转股和增资扩股的方式取得了阳光公司1500万元股权。阳光公司该节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阳光公司在庭审中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其没有提起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阳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00元，由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本营审判员  张秀军审判员  徐宏伟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