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民终23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章仁权，男，194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应素芳，女，195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丹丽，女，197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某1，男，200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以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蒋向雁，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剡城路33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8463637107。负责人：裘伟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胡陈钢、任晓倩，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权富，男，197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上诉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简称人民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权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3民初3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赔付，被上诉人应增加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计617596.33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误工费10000元，合计727596.33元。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农村标准赔付，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死者章某2（42周岁）身前虽然是农业家庭户口，但其身前一直从事运输业务，以非农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对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一审法院全盘否定了上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显然过于草率，且与事实不符。村委会是死者所在地村民自治组织，应该了解其经济组织成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工作情况及基本的收入来源，其出具证明证实死者生前拥有两辆大型货运车辆进行运输业务，并无不可。况且，这个情况村民都了解，请二审法院核实情况。对于挂靠协议和汽车销售合同的真实性，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可以提供证据原件，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相关事实就以复印件为由不予认定。对于杨惠光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为由，认为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然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受害人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本案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予以赔偿。二、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错误。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姚权富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原告方可向姚权富主张就章某2死亡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含精神抚慰金）”。《和解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达，且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是合法有效的。虽然本案中姚权富涉及刑事犯罪，但精神抚慰金是姚权富承诺的，且自愿赔偿的。庭审中，虽然姚权富当庭不愿意另行支付精神抚慰金，但姚权富也没有向法院提交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相应证据，因此，精神抚慰金是上诉人与姚权富自愿达成的赔偿项目，应由姚权富承担。三、一审法院认定家属误工费为3人3天不符合常理。交通事故发生在嵊州，上诉人在诸暨，为处理事故及丧葬事宜，3人3天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本案中上诉人加上章某2其他至亲的亲属就不下10人。另外，为异地处理事故，食宿费用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因此，上诉人主张的15000元误工费用应是合理的。人民保险公司针对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的上诉辩称：1、原审原告提出的诉请按照城标赔付，人民保险公司不认可。对于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证明，人民保险公司认为村委会不具备出具证明的职权，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审原告提交的汽车销售合同复印件以及运输合同等证据，合同中出现的当事人不是章某2本人，也无法直接证明章某2从事运输工作。杨惠光在交警大队的笔录提到章某2从事运输，是其雇佣的驾驶员，仅凭询问笔录无法证明章某2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对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进行充分说明，认定章某2按照城标计算的赔偿依据不充分，应当按照农标计算理由充分。2、对于精神抚慰金，原审原告以和解协议来主张精神抚慰金，该协议是原审原告与姚权富两方达成的，对于人民保险公司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有据可依。3、关于原审原告提出的一审认定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误工费的支出问题，根据绍兴地区审判实际，一审认定的误工费标准符合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项应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原告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请求。人民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在一审认定的赔偿数额上减少保险公司应赔偿的商业保险部分款项至544258.47元。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人民保险公司承担商业险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姚权富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并事后叫人顶包，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也是商业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事项。首先，刑事判决书中表明姚权富已经有过酒后驾驶机动车受到过处罚，是明知酒后不得驾驶车辆与不能进行保险理赔的，其事故后叫人顶包，是知道上述后果所采取的一种故意逃避行为，且饮酒不开车、酒后驾车保险不赔在当前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基本概念，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也是通常的情理与常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通常常识是不需要加以告知的；其次，姚权富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是其委托修理厂代为办理保险事项的，事实也是由其委托的修理厂代表代为在投保单与说明书上签字认可并缴纳保险费，事实上支付了保险费也是说明其对修理厂代为办理保险的认同，所以人民保险公司与其代理人按规定签订保险合同并由代办人签字也等同履行了保险告知义务。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辩称：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虽然存在酒驾，但是保险公司仍然应在商业险方面承担赔偿责任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虽然姚权富存在酒驾，酒驾是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但是行为人违反该规定受到刑事处罚，不是法定免责条款，如果免责条款没有向投保人告知，那么保险公司应该承担未予告知的不利后果，应该在商业险部分承担赔偿责任。2、保险公司主张姚权富委托了修理厂代办保险事宜，保险公司只要将免责事由告知代办人员就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此点中保险公司应该提交证据证明姚权富与修理厂之间有保险代理委托关系，保险公司也应该提交就免责条款向代办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保险事宜属于重大事项，即使姚权富委托了修理厂代办，保险免责条款仍然应该向投保人本人履行免责事项告知。综上，一审对于商业险赔付认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致章某2死亡而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16279.5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2日20时30分许，姚权富饮酒后驾驶浙Ｄ×××××号小型轿车，途经嵊张线19ＫＭ+100Ｍ嵊州市地方时，与路边行人章某2相撞，造成车辆损坏和章某2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姚权富叫姚海江顶替，2016年12月13日04时许，姚权富前去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自首。经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姚权富饮酒后驾驶小型轿车未确保安全通行，在事故发生后叫人顶替，其交通违法行为对发生本起道路交通事故起直接作用，承担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章某2不承担本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受害人章某2于2016年12月30日在诸暨市殡仪馆火化。一审法院另查明，1.姚权富驾驶的浙Ｄ×××××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各一份，并投保了不计免赔特约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2.原告方已收到被告姚权富支付的款项35万元，其中20万元作为补偿款，15万元根据法院判决结果确定款项的性质，如法院判决人民保险公司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则15万元作为补偿款，不能与法院判决被告姚权富应付款项进行抵扣。如法院判决人民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则15万元作为预付款，可以在被告姚权富应付款项中予以抵扣；3.姚权富因犯交通肇事罪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4.章仁权与应素芳系夫妻，共育有二子（章云才、章某2）一女（章妙云）。章某2与杨丹丽系夫妻，共育有一子章某1。事故发生时，章仁权系69周岁，应素芳系64周岁，章某2系42周岁，章某1系16周岁。5.章仁权、应素芳、章某2、杨丹丽、章某1均系农业家庭户口。一审法院认为，禁止性条款作为保险条款并不属于法定的免责条款，保险人若未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向投保人进行提示，投保人即使知道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也无从知悉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后果，故保险人应对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格式条款履行提示义务。本案中，被告人民保险公司虽提供了由被告姚权富签字的投保单，但被告姚权富称该签名并非其所签，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且被告人民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交付给被告姚权富，故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应对原告超过交强险部分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一节，章仁权与应素芳共育有二子一女，应由章仁权与应素芳的子女共同对其承担扶养义务。杨丹丽与受害人章某2共育有一子章某1，应由杨丹丽与章某2共同对其承担抚养义务。因受害人章某2的户籍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且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亲属生前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告方的各项损失。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被扶养人为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原告方可以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7803.67元（17359×2＋17359×9×2/3＋17359×5×1/3）。因此，原告方可以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25123.67元（457320＋167803.67）。对于原告方主张的家属误工费一节，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误工损失为15000元，该院酌定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为3人3天，即1275.3元（141.7元/人？天×3人×3天）。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一节，其未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票据，且交通费应是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故该院根据原告方处理交通事故的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交通费为2000元。对于原告方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原告方于2017年4月20日与被告姚权富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原告方可向被告姚权富主张就章某2死亡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后被告姚权富于2017年4月26日因犯交通肇事罪被该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且被告姚权富在庭审中表示其前期支付给原告方的20万元已经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不同意再另行支付原告方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认为，被告姚权富已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刑罚，且当庭表述不愿意另行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方要求被告姚权富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方主张的火化费应包含在丧葬费中，该院对该费用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的丧葬费未超过其可以主张的数额，该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原告方可列入赔偿范围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625123.67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57320元（22866×20），被扶养人生活费167803.67元；2.丧葬费25859.50元；3.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275.30元（3×3×141.7）；4.交通费2000元，以上共计654258.47元。经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姚权富负事故全部责任，章某2无事故责任。故对于原告方的上述经济损失由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姚权富已支付原告方350000元，根据其与原告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该款项全部作为补偿款。综上，原告方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因章某2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625123.67元、丧葬费25859.5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275.30元、交通费2000元等经济损失共计654258.47元，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46元，减半收取计8773元，由原告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负担4773元，由被告姚权富负担4000元（限被告姚权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交纳）。二审中，上诉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载明出卖人为浙江元通卡通汽车有限公司与买受人章某2的汽车销售合同原件及加盖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店街支行的分户明细对账单一份；2、2016年11月29日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载明车牌是浙Ｄ×××××，车辆类型是重型半挂牵引车；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5）绍诸民初字第1733号民事判决书；4、杭州萧山汇通货物配载有限公司货物承运协议书及发货清单数份。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及被上诉人姚权富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均系原件，其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汽车销售合同、分户明细对账单及一审中存有的户口登记簿记载的章某2与杨丹丽的夫妻关系情况可以相互印证，证明章某2于2016年9月购车并支付车款的事实。证据2与一审中杨惠光在公安机关所制作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印证，杨惠光驾驶浙Ｄ×××××重型半挂牵引车曾被公安机关现场处罚，而杨惠光则自认其系章某2的驾驶员。证据3作为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该判决书确认的事实部分载明：2013年12月8日应洪伦驾驶赣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和赣Ｌ×××××号重型平板半挂车与另外两人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其中应洪伦驾驶的赣Ｋ×××××号重型平板半挂车车主为章某2，分别挂靠在新余市广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鹰潭市恒通物流有限公司，应洪伦系章某2的雇员。该判决书基于上述事实，最终判决章某2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证据4经本院向杭州萧山汇通货物配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核实，并通过现场走访和核实发货清单的部分客户，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应予认可。另，上诉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将向本院补充提交签有诸暨市应店街镇洋渔山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及经办人名字的证明，其主要内容与一审中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相同。经本院核实，该证明确系该村委会出具。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条，受害人章某2生前从事货运业务多年，以非农收入为其主要收入来源。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受害人章某2生前从事货运业务多年，以非农收入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与姚权富签订的《和解协议》第五条载明“甲方（即姚权富）同意乙方（即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就章某2死亡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含精神抚慰金）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若上述经济损失不能获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理赔（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甲方同意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且甲方已支付的20万元补偿款不得抵扣”；第六条载明“鉴于甲方自愿补偿乙方人民币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且已另行支付给乙方15万元（款项性质视保险公司理赔情况定），且甲方已承诺承担第五款约定的全部经济损失，故乙方对甲方的过错表示谅解，并同意出具谅解书给甲方”。本院围绕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和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评析认为，一、关于本案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办理中，对于受害人系农村居民的，在确定其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时，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主要生活消费地等因素，综合判定是否可以参照适用城镇居民赔偿标准。结合本院在证据认证部分的论述，本院认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在一审和二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受害人多年来以非农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基于此点，被抚养人生活费亦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计算。因此，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确定为1235397元，其中死亡赔偿金944740元（47237×20）、被抚养人生活费290657元（30068×2＋30068×9×2/3＋30068×5×1/3）。二、关于精神抚慰金应否支持的问题。从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与姚权富签订的《和解协议》第五条的内容及文义理解看，该条并没有直接载明姚权富负有支付10万元精神抚慰金的义务，其核心意思为若本案应当判决姚权富承担精神抚慰金，而因基于具备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况下，姚权富应当按照该条约定承担精神抚慰金。本案中因姚权富被判处刑罚依法不再承担精神抚慰金的赔偿，且姚权富在一审中当庭表示不愿意另行支付精神抚慰金，故一审法院对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向姚权富主张10万元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关于家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的问题，受害人章某2的死亡给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带来了极大伤害，为处理其丧葬事宜有关家属必然会产生误工损失，但作为本案当事人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在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一般日常生活经验，酌情确定家属处理丧葬事宜所产生的合理损失符合此类案件的裁判实践。一审法院在支持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交通费2000元的同时，确定家属处理丧葬事宜所产生的误工费为1275.30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人民保险公司能否免除商业险部分的保险责任问题。本案中姚权富饮酒驾驶或肇事后逃逸均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之规定，对于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公司必须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在投保单或保险但等其他保险凭证上，以法律规定的应有形式，对保险合同中免除责任的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否则仍然需要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人民保险公司虽然提交了写有姚权富字样的保险条款（责任免除条款），但姚权富对其签名不予认可，且明确表示其仅收到过保单，没有收到过保险条款。人民保险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姚权富收到过该保险条款。此外，人民保险公司虽然主张姚权富系委托他人代办投保事宜，但该主张并未被姚权富所认可，亦未提交证据表明有代办以及代办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实际签收保险条款等事实的存在。基于上述两点，本院认为，既然人民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其已经向姚权富交付相关保险条款，不应当认定为其已就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时尽到了提示义务。据此，人民保险公司主张免除商业险部分的保险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另，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核定的丧葬费25859.50元、交通费2000元未提出上诉，本院不再另行审查，依法予以确认。故，因受害人章某2死亡，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可获得的各项损失为：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235397元、丧葬费25859.5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275.30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1264531.80元。一审法院确定的责任承担亦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此，人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11万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100万元，共计赔偿111万元。姚权富应赔偿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剩余154531.80元，鉴于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在二审同意将姚权富在《和解协议》签订时支付的15万元予以抵扣，故姚权富还需支付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4531.80元。综上，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人民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因二审中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提交新的证据以致事实认定发生变化，故本院相应对一审判决的实体处理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3民初303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上诉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因章某2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1110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被上诉人姚权富赔偿上诉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因章某2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154531.8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50000元，还需支付4531.8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上诉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546元，减半收取计8773元，由上诉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负担3335元，由被上诉人姚权富负担5438元（限被上诉人姚权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243元，由上诉人章仁权、应素芳、杨丹丽、章某1负担2500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负担674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艳审判员 夏 鸿审判员 赵启龙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俞小婷?*MERGEFORMAT?16??*MERGEFORMAT?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