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民终字第19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邦友，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孙毅，浙江三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许成，男，195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唐为群，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银芬，女，195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银标，男，195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上诉人刘邦友、董许成因与被上诉人董银芬、董银标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临商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1999年9月1日，董银标与原萧山市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现更名为杭州市萧山区经济联合社合作社（以下简称联合社）]订立《土地承包合同》1份，合同约定根据董银标申请在村集体土地上盖猪舍从事规模养猪业。地点位于普连坞的集体土地，土地面积为7亩。承包年限自1999年9月1日起至2009年8月31日之日止，共10年等内容。此后，董银标与董银芬一起在该合同项下集体土地上盖猪舍，合伙经营从事规模养猪业。在合伙经营期间，因双方意见不合，二人终止合伙经营关系，董银芬分得案涉养猪场财产三分之二的份额，董银标分得案涉养猪场财产三分之一的份额。2003年3月10日，董银芬作为甲方，刘邦友作为乙方订方《猪场转让协议》1份，协议约定根据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决定将其持有位于普连坞的案涉养猪场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同时，董银芬将其持有案涉养猪场财产三分之二的份额占地范围内的5亩集体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租给乙方使用，并进一步明确：四、案涉养猪场转让总价为280000元。五、乙方在2008年年底补偿甲方原来办案涉养猪场时的30000元亏损。七、猪场转让后，案涉养猪场所有权及经营权归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等内容。协议订立后，董银芬将其持有案涉养猪场财产三分之二的份额交付给刘邦友。刘邦友分次支付给董银芬该协议项下的款项共计310000元。2008年，刘邦友与董银标共同出资建造案涉养猪场污水处水池1处。2011年岁末至2012年年初期间，董银标将持有的案涉养猪场财产三分之一的份额转让给董许成所有。2012年1月13日，刘邦友汇款给董许成妻子董银苏2000**元。同年2月26日，刘邦友汇款给董银苏1100**元，合计310000元。该款中的110000元是董许成将属其所有的110头生猪转让给刘邦友的对价。2013年1月20日，刘邦友汇款给董许成10000元。2012年8月1日，联合社作为甲方，董许成作为乙方订立《土地承包合同》1份，合同约定：为发展经济，支持养殖业的发展，根据乙方的申请，要求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盖猪舍从事规模养殖，经村三委研究同意，与乙方订立以下协议：一、地点、面积、四址：普连坞所有的集体土地，土地面积为3846平方米，东小溪坎，南朱坞公路，西大坞村田坎，北集体土地；二、承包年限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计五年；三、承包基数及交款时间：1、租赁费每年按每平方米二元伍角计算，每年上交村净金额人民币9615元；2、承包款乙方必须在每年的8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等内容。2013年12月12日，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发布《萧山区生猪禁限养及污染整治工作意见》。依据该文件的规定，案涉养猪场属于所在地河上镇政府责令关停对象。2014年3月28日，河上镇政府作为甲方，董许成、刘邦友(上)作为乙方订立《补偿协议》1份，约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生猪禁养所涉及的猪舍、管理用房及附属设施补偿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补偿内容：涉及乙方猪舍1602.63平方米，管理用房213.38平方米以及其他附属设施。二、财产补偿：对于有手续或者备案的生猪养殖场(户)的建筑物及设备，按评估价100%予以补偿，无手续或者未备案的酌情给予补偿，最高不超过评估价的80%，擅自乱搭建的不予补偿。现经评估机构实地测评及三方核对，乙方猪舍、管理用房及附属设施等的补偿款为：1、房屋：475823.89元；2、附属物及装修：180697.88元；3、机器设备108220.2元。上述合计764741.97元。三、种公猪、能繁母猪补助：1、种公猪4头，每头补助2000元，计8000元；2、能繁母猪180头，每头补助1500元，计270000元，合计278000元。四、奖励政策：根据关停年度进行对应奖励，乙方于2014年完成关停的，按猪舍面积每平方奖励60元，乙方猪舍面积为1602.63平方米，奖励96157.8元。五、以上二、三、四项合计补偿款、补助款、奖励款金额共计1138899.77元；六、付款方式：甲、乙双方在签约后清空公猪母猪，甲方向乙方支付种公猪、能繁母猪补助款，乙方经清栏，腾空验收并移交甲方后，补偿总额的50%；在猪舍拆除后一个月内甲方付清乙方余款。七、乙方必须在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腾空工作和生猪的清栏工作，办理生猪养殖用地租用协议的终止手续，并报甲方验收方可按时间节点兑现以上补偿款项等内容。刘邦友一审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款、补助款及奖励款共计1138899.77元全部归属于刘邦友所有。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董许成是否已将持有的案涉养猪场财产的相应份额转让给刘邦友问题。刘邦友认为董许成已将持有的案涉养猪场财产的相应份额转让给其所有。董许成对此予以否认。双方意见相左。原审法院支持刘邦友的意见，理由如下：1、从刘邦友与董许成妻子董银苏之间的谈话录音资料可以证实，在双方谈话中，刘邦友向董银苏提出董许成已将持有案涉养猪场财产的相应份额转让给其所有时，董银苏并不否认该事实，相反叫刘邦友放心，称我们不是这样的人。由此可以确定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董银苏并不否认该事实存在。2、从董银标出具的证明和刘邦友与董银芬之间订立的《猪场转让协议》可以证实，2013年3月10日起，刘邦友就一直控制原由董银芬持有案涉养猪场财产的相应份额。董许成辩称，2011年11月，董银标将案涉养猪场全部财产转让给其所有，既未提供有效证据材料，也不符合情理。审理中，董许成将与其无关联案涉养猪场财产中原属于董银芬的相应份额也陈述为其所有，可见，董许成相关陈述的可信度是比较低的。3、从董许成提交的答辩状分析，其在答辩状中辩称：2012年1月，刘邦友汇款给董银苏2000**元，董许成认为该笔款项性质是刘邦友向其支付租赁案涉养猪场的租金；在同一份答辩状中又辩称，2012年8月，其与刘邦友达成口头约定，其将承租的3846平方米的集体土地及地上猪舍及其他建筑物出租给刘邦友，二者说法相互冲突。董许成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陈述明显不够诚信。4、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认定合同成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刘邦友与董许成之间讼争法律关系，依据现有证据，双方主体可以确定，标的和数量已特定化，故双方之间就董许成将持有的案涉养猪场财产的相应份额转让给刘邦友的合同关系已成立。该院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确认董许成已将持有的案涉养猪场财产的相应份额转让给刘邦友。二、关于案涉养猪场被河上镇政府责令关停后引起的补偿款、补助款及奖励款的归属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补偿协议》项下的款项，从表面上看，该协议项下的款项均有对应项目，事实上，该笔款项涵盖了关停对象的全部损失，该协议所涉款项，只是为确定补偿关停对象损失的一种计算方式。鉴于被责令关停案涉养猪场占地范围内集体土地由董许成出面租赁，刘邦友能获得该协议项下的款项，一个重要原因是董许成与联合社之间订立《土地承包合同》，使得刘邦友能继续正常经营案涉养猪场是有关联的，故董许成可适当分享该利益。为妥然化解双方之间的现有矛盾，更好体现法律公平价值功能，确认刘邦友可得该协议项下款项中的90%，即1025009.79元，董许成可得该协议项下款项中的10%，即113889.98元。综上，刘邦友的合理部分诉称，该院予以支持。董许成的合理部分辩称，予以支持。董银芬、董银标各自合理部分述称，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邦友、董许成与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人民政府之间于2014年3月28日订立《生猪养殖场(户)关停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款、补助款及奖励款共计1138899.77元，刘邦友可得其中的1025009.79元；二、驳回刘邦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50元，由刘邦友负担1505元，董许成负担13545元。宣判后，刘邦友、董许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刘邦友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不正确。一审法院认为“《补偿协议》项下的款项，从表面看，该协议项下的款项均有对应项目，事实上，该笔款项涵盖了关停对象的全部损失，该协议所涉款项，只是为确定补偿关停对象损失的一种计算方式。鉴于被责令关停案涉养殖场占地范围内集体土地由董许成出面租赁，刘邦友能获得该协议项下的款项，一个重要原因是董许成与联合社之间订立《土地承包合同》使得刘邦友能继续正常经营案涉养猪场是有关联的，故董许成可适当分享该利益。为妥然化解双方之间的现有矛盾，更好体现法律公平价值功能，确认刘邦友可得该协议项下款项中的90％，即1025009.79元董许成可得该协议项下款项中的10％，即113889.98元”。结合此观点，上诉人刘邦友认为：首先，根据一审判决确认董许成将持有的案涉养猪场财产的相应份额转让给刘邦友的内容；其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关联本案的杭州市萧山区萧委办[2013】67号文件规定：“3、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关停的生猪养殖场(户)的栏舍、管理用房及附属设施的补偿，经评估后参照《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杭州市萧山区房屋重置价格的通知》(萧政发[2013]149号)给予补偿；设备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率进行补偿。其他补偿参照《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萧政办发[2009]93号)执行。”的内容，董许成没有任何事实与理由分享政府对案涉养猪场财产项经济补偿的10％份额；再次，董许成和于2012年8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董许成在同年1-2月间已经将其(董银标部分的养猪场财产)养猪场财产转让给刘邦友，此时，因双方财产转让合同成立之后，就意味着董许成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中止，即双方不应存在财产上的争议。之后出现董许成以本村村民的名义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情形，是出于当时当地组织的规定的需要，也是刘邦友与董许成协商同意，让董许成实施的代理行为，刘邦友为此已向其支付了相关的代理费用，同时，刘邦友支付了《土地承包合同》的租金，双方代理合同义务已经履行。由此充分说明，董许成在案涉养猪场关停经济补偿中没有权利参与分配，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享有总补偿款10％的份额，显然不当。第四、案涉养猪场都属于刘邦友生产经营和投资，与董许成没有丝毫关系。董许成在养猪场作出转让时已经获取合同相关的利益，之后再没有因养猪场产生任何关系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作出对养猪场的关停财产评估补偿只是刘邦友受到损失的一部分(政府组织养猪场财产分类评估时经反复折扣之后，再按文件规定的80％标准计算补偿)，而实际受到的损失远比获得赔偿数额大。据此，刘邦友依照政策获得的补偿无法让董许成从其中分享10％的份额。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案涉《生猪养殖场（户）关停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款、补助款及奖励款共计1138899.77元归刘邦友所有。董许成针对刘邦友的上诉辩称：刘邦友上诉提出的相关事实、理由及请求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相应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的上诉请求。上诉人董许成上诉称：一、原判对诉讼各方在原审中提供的25组证据及质证意见，采用双重认定标准，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行认定，直接导致原判对以下事实认定错误。1、原判虽然认定刘邦友与董银芬之间签订的《猪场转让协议》、董银标与合作社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具有证明力，但却对董银标没有向合作社继续承包的事实进行认定，违背了客观事实。事实上，董银标在承包年限到期后，没有向合作社继续承包，也没有缴纳一分钱的承包款。时隔三年后，在董许成与董银标处理完善后事宜后，合作社于2012年8月1日又将上述土地承包给了董许成，并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显然，董银标没有向合作社继续承包系客观事实，但原判却不予认定，属认定事实错误。2、原判未对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房屋设施所有权已经被合作社收回并又重新承包给董许成的事实进行认定，错误将属于合作社所有并且已经承包给董许成的土地使用权、房屋设施所有权仍然作为刘邦友的财产认定，违背了客观事实。董银标与合作社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承包年限自1999年9月1日起至2009年8月31日止。《土地承包合同》第六条又明确约定：“承包期满，双方协商同意后给予优先续包，但乙方如中途放弃承包或期满后不要继续承包，猪舍及有关设施由乙方15天内自行拆除，村不贴任何损失，逾期不拆，猪舍及有关设施无偿归村所有。如转让需得到甲方同意。”基于董银标在承包年限到期后，没有向合作社继续承包，也没有缴纳一分钱承包款的事实；基于土地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常识；基于时隔三年后，合作社于2012年8月1日又将上述土地承包给了董许成，并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可见，刘邦友与董银芬之间转让土地使用权、房屋设施所有权的权利已经过期失效，合作社已经收回了上述财产权利并作了处置。上述财产权利属于合作社所有并且已经重新承包给了董许成。但原判错误将已经到期按照约定已经收回属于合作社所有并且已经承包给董许成的土地使用权、房屋设施所有权仍然作为刘邦友的财产认定，直接违背了客观事实。3、原判对刘邦友提供的其与董许成妻子董银苏电话录音故意断章取义，对董银苏明确连续表示三个“不可能的”异议视而不见，却以董银苏听人讲话的口头禅“嗯嗯哦哦哦”作为其没有否定的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混淆了本案基本事实。查阅刘邦友提供的其与董银苏电话录音，尽管刘邦友恶意诱导，在录音文字第12行开始，“一分钟开始，刘：放心是对的，他也要放心我，我认为猪场我买下来，至少那个完全归你总不行的，是不是。苏：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放心，绝对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董许成妻子董银苏作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对猪场是否是刘邦友买下来，已经直截了当作出否定的意思表示。4、原判在本院认为中认定：董许成“辩称，2011年11月，董银标将案涉养猪场全部财产转让给其所有，即未提供有效证据材料，也不符合情理。”，竟然将董许成提供的董许成与董银标签订的由二个村干部见证的《转让协议书》排除在判决外，并对董银标的陈述进行选择性认定，直接违背了本案基本事实。2011年12月25日，在二个村干部见证下，董许成与董银标签订《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董银标将一间猪舍作价10万元、110头猪作价11万元，合计以21万元价格转让给董许成。后董许成将110头猪作价11万元转让给刘邦友，并得到刘邦友确认。对上述事实，董银标确认无异议，并且确认已经收到董许成21万元转让款项。显然，上诉人董许成已经提供了有效证据材料，且刘邦友在法庭上的相关陈述已经印证，只是原判为了达到错误判决的目的，对董银标的法庭陈述进行选择性认定，故意排除在外不予认定而已。至于合作社于2012年8月1日又将上述土地承包给了董许成，并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体现了合作社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差别化对待。因为董银标是合作社内部成员，为了合作社内部成员减少矛盾，同意执行对其一间猪舍不无偿归村所有的约定，同意其转让给董许成。至于刘邦友不是合作社内部成员，合作社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猪舍无偿归村所有的合同约定。现合作社将土地使用权及设施再承包给董许成，租赁费从年租金1225元增加到9615元，就是包括了猪舍等设施的租赁费用。5、原判以董许成在答辩状中称2012年1月收到刘邦友20万元租金、2012年8月与刘邦友达成口头租赁协议，二者说法相互冲突为由认定董许成“明显不够诚信”，属认定事实错误。就本案而言，董许成是本着诚信原则客观地作出答辩。董许成基于2011年12月25日，在二个村干部见证下与董银标签订《转让协议书》，取得一间猪舍、110头猪的情况下，并在一间猪舍、110头猪由刘邦友实际控制管理下，预先向刘邦友收取20万元租金是客观事实。2012年8月1日，合作社将上述土地及设施重新承包给了董许成，并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董许成依法拥有权利后再与刘邦友口头达成租赁协议，这也是客观事实。二者说法并不冲突。6、原判在没有合同及相关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董许成已将持有的案涉养猪场财产相应份额转让给刘邦友，直接违背了本案基本事实。从刘邦友提供的证据17-董许成与刘邦友代理律师谈话录音内容看，尽管其代理律师一味主观推测诱导董许成认可买卖关系成立，却一再遭到董许成的坚决否认，直接证明根本不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正。原判是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前提下，故意无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作出错误判决，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正。刘邦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不存在所谓转让说法。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邦友的诉讼请求，并确认房屋补偿款、附属物（包括化粪池）及装修补偿款合计81.590557万元归董许成所有。刘邦友针对董许成的上诉辩称：董许成上诉陈述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调查的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董银标书面答辩称：董银标与合作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确实未续订承包合同。当时村支书董月水代表合作社和村里通知董银标必须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办理执行，即承包土地上的所有猪舍及设施无偿归村所有，并处理好与刘邦友、董银芬的经济纠纷。董银标马上通知了实际使用人刘邦友。故从2009年8月31日后，承包地上的所有猪舍及有关设施已经无偿归村所有，刘邦友要使用须和村里商量。2011年12月25日，在两个村干部见证下，董银标与董许成签订《转让协议书》一份属实，董银标确实收到董许成支付的转让款21万元，解决了《土地承包合同》遗留问题，此后《土地承包合同》已经与董银标无关了。被上诉人董银芬在法定期限内未作书面答辩。上诉人刘邦友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供生猪存栏清单1份。欲证明养猪场业主为刘邦友。上诉人董许成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2009年8月31日后本案涉及的猪舍及相关设施的所有权归村里，与刘邦友、董银标没有关系。2、董维生证言1份，欲证明董许成与村签订过协议，对相关的财产归属进行过约定。3、董银标和董许成的转让协议书1份（复印件）。4、证人董某1、董某2、董某3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董许成对刘邦友提交的证据未持异议，对证据记载的生猪归属于刘邦友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刘邦友对董许成提交的证据1，认为本质上还是属于证人证言，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村里的两任村支书对于养猪场一直由刘邦友经营是清楚的，在与董银标的合同到期后，因为董银标和董银芬之间的纠纷而没有续签合同，此有董月水出具的证据证明。对证据2，系此证人证言，且董维生的身份不明。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对董许成提供的证据3，因刘邦友对形式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情况说明属单位证言，形式上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该证据所反映的“承包地上的猪舍及有关设施无偿归村所有”与董许成提交的证据董银标与董许成签订的转让协议关于“猪舍1幢（包括周边几件小猪舍及零碎土地及所有资产），折价为人民币10万元整（转让给董许成）”的约定内容不符，故该情况说明亦不具有证明力。证据2因证人未到庭作证，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于证人董某2、董某1的证言，刘邦友质证认为该两名证人的证言与见证内容存在矛盾，猪舍是1幢还是5幢，是属于村里还是属于董许成的都存在矛盾。该两名证人对其在相关情况说明、协议中的签名予以确认，但其证言不足以否定董银标、董许成、刘邦友之间对于猪场资产转让实际履行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董某3的证人证言，刘邦友未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董许成主张案涉土地使用权、房屋设施所有合作社收回并重新承包给董许成，刘邦友汇给董许成妻子董银苏的200000系刘邦友向其支付的案涉养猪场的租金。对此，刘邦友予以否认。根据查明的事实，董银标转让给董许成的仅为董银标持有的养猪场财产的三分之一份额，该养猪场财产另三分之二的份额已在2003年3月由董银芬根据其与刘邦友订立的《猪场转让协议》将猪场所有权及经营权转让给了刘邦友。且刘邦友根据该协议一直进行生猪养殖经营，故相关人员出具的证明及董许成提出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设施所有权已收回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董许成提出刘邦有支付的200000元系刘邦友向其支付租赁养猪场的租金，缺乏证据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刘邦友与董许成妻子董银苏谈话录音及刘邦友支付上述款项，且实际控制经营案涉养猪场的事实，综合分析后认定董许成已将受让自董银标的养猪场财产相应份额转让给刘邦友，并无不当。上诉人董许成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养猪场被政府部门责令关停后引发的补偿及奖励款项的归属事宜。考虑养猪场所属集体土地系由董许成出面与联合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使得刘邦友能继续经营该养猪场。且相关补偿款项仅是确定补偿关停对象损失的一种计算方式，董许成的相关民事行为与案涉财产的补偿、奖励有关联，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董许成可得补偿协议项下款项的10%，应属合理。对于上诉人刘邦友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37元，由董许成负担11959元，刘邦友负担25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志军审 判 员  韩 昱代理审判员  王 超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潘晓玲?*MERGEFORMA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