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陕7102行赔初71号
原告赵顺兴，男，汉族，户籍居住地郑州市二七区，现住西安市碑林区。
被告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住所地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号。
负责人马庆文，主任。
委托代理人富润和，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辛文强，陕西兆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顺兴诉被告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16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11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顺兴，被告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委托代理人富润和、辛文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原有住宅楼四层8间房屋，每层36平方米，总面积144平方米。2013年春节后，其居住的辖区成为政府的改造对象，被告工作人员李建新就与原告协商拆迁事宜，被告承诺给原告补偿两套安置房，一套为72平方米，一套为48平方米。数日后，原告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才发现之前约定的48平方米的房屋在合同上显示为40平方米，为此原告提出异议，致使合同最终未能达成。2014年10月18日早上，被告工作人员李建新给原告打电话，约原告再次商谈拆迁事宜，当原告到达约定的房屋内，就被屋内的几个年轻小伙子挡住了，不准原告离开房屋，原告在该房屋待了六个多小时后，大约是午饭时间才被允许回家。当原告到家时，才发现其房屋已被强制拆除。强拆已达两年之久，被告也再未与原告就拆迁一事进行协商，其强拆房屋内的财产也未向原告返还，原告的身份证、退休证、老年证、工资卡、医师证、现金及三十余万元的存款等，全部不知去向，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赔偿强制拆除原告的144平方米房屋；2.被告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害费90万元；3.被告赔偿原告的财产损失1100万元。
原告赵顺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公安碑林分局长安路派出所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房屋的拆迁，是通过被告的两次拆除行为完成的，分别是2014年和2016年8月13日，原告的起诉期限应该从第二次拆除时间起算，原告的起诉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
2.强制拆迁照片两张。证明原告的房屋是被告分两次拆除的，第一次拆除的是原告房屋的三四层，拆除时间是2014年；第二次拆除的是原告房屋的一二楼，拆除时间是2016年。
3.赵顺兴报案材料和报案笔录、被告单位工作人员王养博、边江和李建新的谈话笔录、原告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常菁的谈话笔录。证明原告曾就被告拆除其房屋的事情向公安碑林分局长安路派出所报过案，派出所也与相关人做了谈话，原告想协调处理此事的事实。
4.原告持有的被告未盖章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没有被告盖章的协议书与被告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不一致，被告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是伪造的；另外，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应该是合同各方各持一份，被告没有给原告交付最终确定的协议书，其行为是违法的。
5.原告在1999年5月25日加盖三四楼时交的城建收据和罚款票据各一张。证明被告拆除的原告房屋楼层为四层，被告应该按照四层144平方米给原告赔偿。
6.薛三虎强收四百元电费的收条。证明李建新向原告收取400元电费的行为是违法的。
7.绿玉兽照片和陶瓷花瓶照片各一张。证明原告家传的两件古董在拆迁过程中丢失的事实。
被告辩称，首先，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被告就房屋拆迁与安置于2013年3月22日达成了《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被告依据该协议书第五条“乙方需在本协议签订时，向甲方移交房屋、土地等有关证件，并于协议签订后三日内腾空房屋，移交甲方拆除”之约定，在原告自愿交付房屋的情况下，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并且《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第七条约定：“争议解决的方式：如在征收和安置过程中发生争议和纠纷，双方同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向西安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此，本案发生于拆迁过程中，属于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该裁定驳回起诉。”其次，原告直接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之规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该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法院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再次，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部门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在该案中，被告只是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其不该对征收与补偿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项：“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法院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最后，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2014年10月18日，被告告知原告，被告将要依据《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条款拆除原告的房屋，原告表示同意。被告随即将原告房屋内的全部动产搬移至被告为原告租赁的房屋，原告在当天入住该房屋。原告在当日已知晓拆除行为的发生，因此，原告应在六个月内起诉，但是原告现在才提起诉讼，明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起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法院应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贵院依法驳回。
被告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碑林区朱雀东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市房征决字［2013］3号）。证明被告只是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房屋征收部门，被告不应为原告诉请的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2.《西安市碑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通知》(碑编发[2013]19号)。证明西安市碑林区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工作，成立了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挂牌于“西安市碑林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实行“一套机构，两套牌子”。原告错列被告，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3.《西安市碑林区朱雀东坊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方案》(市房征告字［2013］3号)。证明被告依据该征收补偿方案与原告达成了《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被告的征收补偿合法合理，原告也予以认可。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
4.《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房屋高买申请书。证明原、被告就房屋拆迁与安置于2013年3月22日达成了《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被告依据该协议书第五条“乙方需在本协议签订时，向甲方移交房屋、土地等有关证件，并于协议签订后三日内腾空房屋，移交甲方拆除”之约定，在原告自愿交付房屋的情况下，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因此，原被告双方已经签过安置协议且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进一步验证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被告的拆迁行为合法合理。《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第七条约定：“争议解决的方式：如在征收和安置过程中发生争议和纠纷，双方同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向西安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此，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5.房屋租赁合同。证明被告在拆除原告房屋后为原告租赁了房屋，供原告居住，原告也已经入住了该房屋。因此，原告至少在此时已经知晓其房屋被拆除，因此，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原告之前从未见过该文件，通过法庭才知道该文件的存在，原告认为被告是该案的适格主体。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定，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认为其房屋是被告拆除的，被告是本案适格主体。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真实性不确定，原告之前未见过此文件，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未见过此安置方案，也没有依据该安置方案签订过拆迁安置协议，被告的房屋征收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中的房屋高买申请书，真实性不认可，该申请书上原告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中的《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真实性认可，协议书上最后一页的签字是本人所签，但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合同不是原告本人所签，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被告租赁房屋是为了关押原告。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不确定，因原告未提供原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的内容表明，原告的房屋是在2014年10月19日被拆除的，2016年8月13日只是在清理现场垃圾，原告的起诉期限应从2014年10月18日起算，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结合证据1，说明该案是在双方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后，原告反悔后拍摄的，起诉期限应从2014年开始计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从该组证据中的报案材料可以看出，原告房屋的拆除时间为2014年10月18日，从常菁的谈话笔录可以看出，原、被告已于2013年签订了《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从其他人员的谈话笔录可以看出，拆迁是经过原告同意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因为该组证据是复印件，证明目的不认可，因无法确定该证据的来源，经过与被告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比对，除了该份协议书上未加盖被告的公章，内容完全一致，不排除是在原、被告签完字后，尚未加盖被告公章前流传出去的。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有被告工作人员和原告的签字，也发生法律效力。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因为该证据是复印件，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加盖的三四层属于违章建筑。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真实性认可，被告在拆除房屋前，要求被征收人结清其尚欠的水电费，此收条能够说明是原告主动缴纳的电费，其行为是原被告达成协议的结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照片上的两件物品是原告的，即便是被告拆迁人员拿走的，原告也应该报案，通过其他途径维护其权利。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因证据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依法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因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因该组证据来源无法确定，且不符合证据法定的形式要件，依法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因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因证据内容真实，且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因这两张照片未显示拍摄时间，且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属于原告所有，依法不予确认。
经审查查明，2013年1月4日，因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的需要，西安市人民政府决定对碑林区朱雀东坊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征收。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碑林区朱雀东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市房征决字［2013］3号）的规定，被告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是此次朱雀东坊棚户区改造涉及房屋征收的实施单位，原告赵顺兴的自建房屋在市房征决字［2013］3号文件规定的征收范围内。2013年，被告开始与原告商谈房屋征收一事，在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告知了《西安市碑林区朱雀东坊棚户区项目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征收补偿方案》）后，原告根据《征收补偿方案》的补偿标准和内容，结合被拆迁房屋的具体情况和自身的需要，决定向被告购买一定平米的安置房面积，并向被告递交了房屋高买申请书。2013年3月22日，原、被告双方根据被告批准了的房屋高买申请书上的内容，签订了《西安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住宅户）》（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也在协议书约定的时间内，向被告转交了被征收房屋的权属证书，即租用城市土地登记表。被告在被征收人向其移交房屋时，要求被征收人结清其尚欠的水电费，原告也按照被告的要求结清了移交房屋之前尚欠的400元电费。为了保障原告在房屋拆除后回迁前（过渡期）的居住权，被告向原告提供了过渡期的周转房，并在房屋拆除前由其工作人员将原告屋内的家具和物品搬到周转房内，原告也于2014年10月21日入住了该周转房。在完成了征收房屋过程中的上述移交手续后，被告于2014年10月18日按照其征收拆迁程序拆除了原告的房屋。事后，原告认为被告拆除其房屋的行为，并未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属于强制拆除的违法拆迁行为。且被告在拆除原告房屋的过程中，原告的传家宝、八千余元现金、三十余万元存款及个人身份证、退休证等证件也因被告的强制拆迁行为而丢失，故起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西安市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是根据《西安市碑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碑林区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的通知》（碑编发[2013]19号）成立的，挂牌于西安市碑林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被告是否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之规定，原告在提起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房屋征收行为，从《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被征收房屋权属证书的移交至被征收人入住周转用房等房屋征收程序，均是按照房屋征收法定程序进行的，不存在强制拆除的情形，对此，本院（2016）陕7102行初1236号判决书也已做了明确的认定。原告主张赔偿其被强制拆除的144平方米房屋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方面赔偿请求，因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损失是在被告征收其房屋过程中造成的，且原告主张的赔偿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保护范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顺兴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王 静
审 判 员 张成金
代理审判员 蔡淑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