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3民终29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鸿，男，汉族，1942年7月1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友爱街***栋*单元*层*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娟，女，汉族，1944年9月17日出生。住址：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友爱街***栋*单元*层*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光，女，汉族，1959年11月10日出生。住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安乐街***号楼4-4-77。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师柏，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春鸿因与被上诉人杨晓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7）辽0302民初2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娟、被上诉人杨晓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师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春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保全费及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杨晓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存在合法的委托合同关系，在李春鸿多次参与调解下，其双方签订了《离婚财产分割补充协议》，男方再支付女方现金1500万元。李春鸿在杨晓光离婚财产二次分配中做了大量代理工作，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对《承诺书》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定，但却作出驳回我方诉讼请求与事实相悖的判决，显然是极端错误的。杨晓光在法庭调查时仅出示一份经其变造的没有达成协议的《离婚财产补充协议》妄图证明曾达成过1500万元调解协议。当我方提出该证据是变造的并要追究其责任，杨晓光要求撤回该件，被法庭拒绝了。由此可见，杨晓光拒付风险代理费没有任何真凭据。一审判决称，“杨晓光认为，其与李春鸿只存在一个2000万元基数以外按25%计取代理费的口头风险代理合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口头合同。李春鸿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为了维护国法，实现公平正义，请法院根据事实，依法改判。
杨晓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李春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杨晓光给付李春鸿代理费375万元；2.判令杨晓光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12日，杨晓光与其前夫高仁伟签订《离婚协议书》及《离婚（财产分配）协议书》，约定双方离婚，男方付给女方现金2000万元作为财产分配资金。杨晓光已实际获得了上述资金。后因杨晓光想要分配到更多资金，经人介绍委托李春鸿代理参与其与前夫高仁伟关于离婚财产二次分配事宜。杨晓光于2012年6月22日为李春鸿出具《特别授权委托书》一份，写明：杨晓光委托李春鸿在杨晓光与前夫高仁伟离婚财产纠纷一案中，作为杨晓光与高仁伟调解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为特别授予全权代理。
另查，2012年6月27日，杨晓光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现委托李春鸿代理我与前夫高仁伟离婚财产纠纷一案，如要回被其侵占的财产，愿以25%给付代理人。后该承诺书原件被李春鸿撕掉。
再查，2012年10月1日，在李春鸿的多次代理参与调解下，杨晓光与高仁伟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和财产分割的补充协议》，约定：男女方于2008年11月12日协议离婚，协议书约定：男方给付女方2000万元（不含鼎祥家园住宅和宝石捷轿车）。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现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男方再支付女方现金1500万元；十、十一、十二月份各付200万元；剩余部分每月100万，付清为止；……。李春鸿亦在该协议的女方代理人处签字确认。上述1500万元高仁伟已向杨晓光履行完毕。
又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李春鸿申请，本院依法对杨晓光的相关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李春鸿交纳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李春鸿与杨晓光签订的《特别授权委托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据此，李春鸿与杨晓光存在合法的委托合同关系。同时，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李春鸿亦在代理杨晓光参与调解杨晓光与高仁伟离婚财产二次分配事宜中做了大量代理工作。但关于杨晓光应否按2012年6月27日的《承诺书》约定标准即回款额的25%向李春鸿支付代理费375万元，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李春鸿对其要求杨晓光按回款额1500万元的25%给付代理费375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当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而本案中，李春鸿仅提供了《承诺书》的复印件，且杨晓光不予认可，而李春鸿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双方对于代理费有上述明确约定，故李春鸿的上述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春鸿提出因石长业受到阻力无法出庭作证，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之规定，由该院向石长业收集调取关于本案有关情况的证言的申请。该院认为，李春鸿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春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春鸿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李春鸿提交了石长业2017年7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17年6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是真实的，还用以证明2012年6月15日杨晓光邀请石长业到李春鸿，并且带了资料，证明情况说明是根据这个签订的。本院认为，该2017年7月5日的情况说明与2017年6月28日的情况说明内容基本一致，杨晓光提交的录音中石长业认可2017年6月28日是其签字，故该2017年7月5日的情况说明应当是真实，但该证据仅是案外人对介绍李春鸿、杨晓光签订委托授权及讨论给付报酬给付金额的经过，以及最终李春鸿撕掉了承诺书。现本案的争议是在李春鸿撕掉承诺书，仅以承诺书的复印件为凭据要求给付代理费能否支持，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具由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杨晓光提交了石长业的录音一份，用以证明石长业在2017年6月28日的情况说明上签字没有看内容，不存在找卢秀英做伪证的事实，石长业说50万代理费是复印件，没细看。本院认为，因卢秀英在二审中出庭作证，本案杨春鸿主张的代理费数额为375万元，并非依据50万元代理费的协议书，关于2017年6月28日的情况说明前文已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该录音的内容均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杨晓光申请卢秀英出庭作证，用以证明高仁伟给杨晓光1500万元是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卢秀英证明经调解高仁伟签字同意给付杨晓光1500万元，但签字时，杨晓光因和要求一次性付全款，高仁伟不同意，最终没有达成协议。该证言各方均无异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言说明协议最终没有达成，故无法证明高仁伟当时即自愿给付1500万元。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春鸿要求杨晓光支付375万代理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李春鸿依据2012年6月27日杨晓光向其出具的承诺书约定25%给付代理费标准，主张以其向高仁伟要回的1500万元为基础乘以25%计算得出本案争议的375万元代理费。该承诺书系复印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三）原件在他人控制之下，而其有权不提交的；（四）原件因篇幅或者体积过大而不便提交的；（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其他方式无法获得书证原件的。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现承诺书的原件双方均认可已经撕毁，虽然撕毁原因双方各执一词，但该主动撕毁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撕毁协议，并非是原件因客观原因遗失、灭失、毁损。故该复印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李春鸿要求杨晓光支付其375万元代理费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驳回李春鸿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春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800元，由上诉人李春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 桂
审判员 戴艳丽
审判员 王 瑶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