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终57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金阳商业步行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碧海花园碧水云天碧涟阁一栋六单元2层1号。
法定代表人：赵为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天，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文静，贵州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女，汉族，1975年2月14日出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
上诉人贵阳金阳商业步行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行街房开)与被上诉人王丽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115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步行街房开上诉请求：1.撤销（2017）黔0115号初1737号判决书；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未能解决双方的争议，且判决前后相互矛盾。原审争议焦点在于，步行街房开应支付的租金是否应代扣缴后支付给王丽，原审依法确认了租金收益的纳税主体为被上诉人，但在判决中却判决步行街房开按照双方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金阳步行街“北京华联”铺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向王丽继续给付租金的合同义务。判决中未指明步行街房开是否在代扣代缴租金收益税费后再给付租金，判决有歧义，难以执行，未能解决当事人间的争议。原判决“一项：被告金阳步行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按照原、被告双方2013年4月15日签订的《金阳商业步行街“北京华联”铺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向王丽履行给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二、被告贵阳商业步行街向原告王丽支付违约金2210元”，又在第三项判决：“驳回原告王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之间明�相互矛盾。第二，原审认定王丽应承担租金收益的税费，但又判令步行街房开支付违约金，明显相互矛盾。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对出租房屋房产税征收管理的通知》（1998-11-10国税发【1998】196号）第五条规定“对在清理检查中找不到出租人的，可规定承租人为房地产的代扣代缴义务人”。如果出租方未按规定主动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要求承租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找到出租人，并责成出租人申报缴纳房产税款。若承租人不能在规定限期内找到出租方并让其缴纳税款的，应由承租人代扣代缴税款。步行街房开并未拒绝支付2017年度房屋租金，只是在支付时王丽认为租金税费应由步行街房开承担并拒绝受领。步行街房开因税务部门的要求，依法需要履行代扣代缴的义务，王丽要求步行街房开承担该部分税金不合法也不合理，步行�房开拒绝其不合理的要求，双方因此发生了争议。王丽要求后，诉至法院后，经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应由租金收益的纳税主体应为王丽，步行街房开并未存在过错，王丽拒绝承担公民的纳税义务，拒绝受领租金，其存在明显过错，原审判决步行街房开支付违约金明显缺乏公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相互矛盾，上诉人不存在违约和过错。
王丽答辩称，首先，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正确。一审法院虽然确认租金收益人是纳税主体，这一点符合税法的相关规定，但是上诉答辩人是纳税主体，与本案上诉人实际承担税金并不矛盾。因为税金的实际承担，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约定的。双方补签的《金阳商业步行街‘北京华联’铺补充协议》虽然约定的是商铺租赁内容，但该协议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律关系，两个合同之间在具体的权利业务上具有连续的承继关系，上诉人支付多少租金，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商铺的价款是根据税后租金来确定的；其次，上诉人提出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对出租房屋房产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对在清理检查中找不到出租人的，可规定承租人为房产税的代扣代缴义务人’”。本案与上诉人提出的上述理由风马牛不相及。第一，本案并不存在“找不到出租人的”的情形，本案是有明确的出租人的；第二，引用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理由部分原文“但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为税务机关指定的代缴义务人，同时双方补充协议中也未约定被告有代缴义务，至于其提出的原告应向其交付纳税发票其才向原告支付租金的意见，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并未有此约定，也未约定原告向被告交付发票是被告支付租金的先履�义务，因此其以上述理由抗辩未按约履行支付2017年租金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可见，上诉人自认自己是代扣代缴义务人，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并以此拒付租金是十分荒唐的。
王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2017年度原告房屋租金产生的税金10,686.4元由被告承担，并按本年度承担方式由被告继续履行合同；2.判令被告承担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2,21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上诉人印发大量广告，并在公交车身等处大量登载广告，宣传市西商会、北京华联等大型商家入住金阳文化商业步行街，并明确承诺约定：“12年铁定回本，购铺者投资资金的安全性有保障，亦即19年租约期内所有的市场风险均由开发商承担，购铺者12年收回投资成本，同时坐拥一个至少增值2倍以上的‘北京华联’商铺”。受此宣传的影响，被上诉人特别看好上诉人宣传的市西商会入驻及12年实实在在回本的商机，于2012年3月20日与被告签订了合同号为1427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金阳文化商业步行街（D1）负1层9号商铺。该商铺的销售，上诉人承诺待19年向被告返租的租约，2013年4月15日，原被告双方补签了《金阳商业步行街‘北京华联’铺补充协议》，确定了返租各项事宜。签订补充协议时，被上诉人询问过上诉人，租金是税前还是税后，上诉人回答是税后，被上诉人当时不放心，专门要求上诉人在租金回报率处计算出了各年段上诉人具体应付被上诉人租金的数字：4-7年的租金回报共计176763元；8-12年的租金回报共计248573元；13-19年的租金回报共计270668元，上诉人在该计算数字添加处加盖了公章。被上诉人总购房款为552384元，按合同约定，前三年的租金（前三年租金=552384×7%�3=116001元，约定7%为前三年租金回报率）抵购房款，被上诉人实际交付了购房款436383元（实际交付购房款=552384-116001=436383元）。按照约定，2015年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租金为：552384×8%=44191元，该款项上诉人按约支付，被上诉人已收到，有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为证。2016年的租金与2015年租金回报率计算相同，上诉人也如约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租金44191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返租合同已经履行五年，并未发生税金争议。至2017年3月19日，被上诉人找上诉人索要租金时，上诉人提出要被上诉人承担本年度税金共计10686.4元，并要在本年度应付租金里扣除。为此双方发生争议，上诉人以国家税收政策改变、被上诉人是受益人等为由拒绝继续承担税金。上述事实，有上诉人、被上诉人陈述、《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要约邀请广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核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将自己所购买的商铺出租给被告，被告按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双方于2013年4月15日签订的《金阳商业步行街“北京华联”铺补充协议》虽然名为补充协议，但实际系房屋租赁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原、被告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的租金是否含税这一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文本中除约定具体的租期年限中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具体租金金额外，并未明确注明该租金是否含税这一内容，原告提出的文本中手写的租金金额就是因其向被告询问后是否含税，而被告告知其不含税后才专门注明的意见，被告对此并未予以认可，且从手写内容上也不能推导出租金为税后租金这一结论，加之并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原告此主张，故原告提出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租金为税后租金这一意见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既然无约定则应从法定，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案涉商铺所得租金收益的纳税主体为原告而非被告，原告在收到2015年度及2016年度租金收益时出具的两张收条上也载明有“（该笔款项所涉及的相关税费，由房屋所有人承担。）”的内容，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其商铺在2017年产生的税金由被告承担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被告表示2017年应付原告的租金确实未向原告支付，但原因是税务部门要求被告代扣代缴，或者原告自己缴税后将缴税发票交由被告后方能支付，但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为税务机关指定的代缴义务人，同时双方补充协议中也未约定被告有代缴义务，至于其提出的原告应向其交付纳税发票其才向原告支付租金的意见，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并未有此约定，也未约定原告向被告交付发票是被告支付租金的先履行义务，因此其以上述理由抗辩未按约履行向原告支付2017年租金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补充协议约定，2017年度的租金应由被告在主合同签订日的租金给付年度对应日支付，也即2017年3月20日支付，但被告并未按此约定期限向原告支付应付租金，违反双方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未对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责任或违约金金额、计算方式进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此种情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现主张2,210元，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计算标准计算所得，本院从其自愿，被告提出原告此项诉请金额明显过高，无事实�法律依据，对于原告的此项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阳金阳商业步行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按照原、被告双方2013年4月15日签订的《金阳商业步行街“北京华联”铺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向原告王丽履行给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二、被告贵阳金阳商业步行街�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王丽支付违约金2,210元；三、驳回原告王丽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1元（原告预交61元），由被告贵阳金阳商业步行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有当事人提交的各项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步行街房开与被上诉人王丽签订的《金阳商业步行街“北京华联”铺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与法不悖，属有效协议，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谁应承担《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商铺租金的税费以及上诉人步行街房开是否应当按照《补充协议》中约定向被上诉人王丽足额支付商铺租金。上诉人步行街房开主张该商铺租金的税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该商铺租金应当扣除被上诉人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后方予支付，本院认为，根据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以及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就商铺租金税费的承担主体达成一致约定，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之规定，被上诉人王丽作为商铺所有人及出租人应是商铺租金的纳税义务人，商铺租金的相关税费应由被上诉人王丽承担。但是，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未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商铺租金需以被上诉人缴清相关税费为前提，亦未约定上诉人有权扣除被上诉人需缴纳的相关税费，且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税务机关指定其为商铺租金税费的代扣代缴义务人，因此，对于上诉人认为商铺租金应当扣除被上诉人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后方予支付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步行街房开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被上诉人王丽足额支付商铺租金。现因上诉人未在《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被上诉人商铺租金，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因一审判决主文第三项：“驳回原告王丽的诉讼请求。”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5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
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5民初173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驳回原告王丽的其余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元，由上诉人贵阳金阳商业步行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伦禹
审判员 田 勇
审判员 刘 劼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朱开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