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4民终91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农军，男，1971年6月16日出生，壮族，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广西天等县。
上诉人（一审被告）：覃天寿，男，1963年5月9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天等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剑，广西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海仁，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梁昆峰，男，1964年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林，广西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新赏，广西安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琼爱（系黄章文妻子），女，195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立盛（系黄章文儿子），男，1980年3月28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立燕（系黄章文女儿），女，1977年6月3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一审被告：农善辉，男，1951年7月16日出生，壮族，退休干部，住所地广西南宁市。
一审被告：农致现，男，1953年10月17日出生，壮族，居民，住所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一审第三人：黄胜备，男，1970年8月6日出生，壮族，个体户，住所地广西天等县。
一审第三人：梁江涛，男，1977年10月21日出生，壮族，干部，户籍所在地广西天等县，住所地广西天等县。
一审第三人：黄建军，男，1979年5月27日出生，壮族，个体户，住所地广西天等县。
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因与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5民初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繁剑，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林、覃新赏，被上诉人黄立盛，一审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琼爱、黄立燕及一审第三人黄胜备、梁江涛、黄建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农军、覃天寿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5民初7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及一审被告赔偿被上诉人损失数额为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构成根本性违约，不支持上诉人定金不退的主张错误。被上诉人逾期不支付林木转让款，且经上诉人及农善辉、农致现多次催交仍拒不交付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双方签订《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的约定，构成严重违约，被上诉人已交的10万元定金应不予退还。2、2013年南宁市速生桉中段价格为每立方米500元左右，一审判决依据天等县物价局的《复函》认定2013年南宁市速生桉中段价格为每立方米750元明显依据不足，也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庭审中补充：1、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到2011年至2013年上诉人对所转让的林木投入管理的费用；2、一审判决扣除上诉人农军擅自卖掉的木材得款44618元，没有考虑到农军卖木材成本费为运费每立方米60元、人工费每立方米20元。
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辩称，被上诉人没有构成根本性违约，一审判决由上诉人和一审被告共同赔偿被上诉人木材损失582336.50元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黄立盛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琼爱、黄立燕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一审被告农善辉述称，被上诉人存在逾期采伐林木和未支付全部木材款及没有正当理由擅自终止合同等违约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改判。
一审被告农致现述称，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的约定，没有在期限内将林木采伐完毕。
一审第三人黄胜备、梁江涛、黄建军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诉讼意见。
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四被告赔偿原告木材款665794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海仁、黄章文、梁昆峰之间为合伙关系，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农军、覃天寿之间亦为合伙关系。四被告于2006年11月27日开始合伙承包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若兰屯林地种植速生桉，2010年9月3日协商一致由被告农善辉、农致现执行林地转包事宜。2010年12月12日，黄海仁、黄章文与被告农善辉、农致现签订了一份《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将位于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若兰屯种植的1174亩速生桉树林承包给黄海仁、黄章文采伐与销售；林木转让费130万元；由被告农善辉、农致现负责申请该片林木的采伐指标，伐区设计费、办理采伐证、木材采伐、运输和销售等费用由黄海仁、黄章文负责；黄海仁、黄章文应从得到采伐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即自2010年12月12日至2011年4月30日），必须完成木材采伐及运输，每延期一天付给被告农善辉、农致现二代林损失费300元；合同签订时黄海仁、黄章文先支付定金10万元，如无违约行为，农善辉、农致现则如数退还，但如有下列行为的，则不予以退还并有权终止合同：1、不按规定时间付木材款给被告，且被告多次催缴仍不履行的；2、除去双方达成延时天数外仍逾超指定伐期达一个月以上仍未完工，造成林业部门收回采伐证的；3、原告因管理不善造成亏损中途退出的；4、无正当理由擅自终止合同的。合同签订后，被告以农善辉的名义办理了两批林木采伐许可证。第一批林木采伐许可证期限自2010年12月17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采伐面积合计12.75公顷（折合约191.25亩）。被告农善辉于2011年4月8日向天等县林业局申请第二批林木采伐许可证，天等县林业局于2011年5月30日发证，采伐期限自2011年6月2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采伐面积64.14公顷（折合约962.1亩）。2011年6月1日，原告黄海仁与被告农军、覃天寿签订了一份《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原告先后向被告支付了林木转让款共计1077880元，定金10万元，并采伐了大部分林木。原、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原告遭到被告的阻挠。原告2011年中元节即2011年8月13日前后停止林木采伐。农军分别于2011年8月11日、2011年8月22日将涉案部分木材拉至天等县胶合制板有限公司出售，共取得价款44618元。过后，黄海仁、黄章文、梁昆峰将农善辉、农致现、农军、覃天寿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农善辉、农致现与黄海仁、黄章文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及黄海仁与农军、覃天寿2011年6月1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无效，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在该案中提起反诉，请求判令黄海仁、黄章文、梁昆峰支付违约金10万元并赔偿因延期采伐影响二代萌芽林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终止双方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8月3日作出（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农善辉、农致现与黄海仁、黄章文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有效，黄海仁与农军、覃天寿2011年6月1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无效，并驳回黄海仁、黄章文、梁昆峰的其他诉讼请求以及农善辉、农致现的反诉请求。农善辉、农致现不服，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12月9日，梁昆峰、黄海仁、黄章文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四被告赔偿原告木材款400000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2014年6月9日至2016年3月9日，一审法院依法先后四次通知黄海仁、黄章文、梁昆峰作为本案的原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2014）天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被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赔偿黄海仁、黄章文、梁昆峰速生桉林木款495411.71元；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农军、覃天寿、农善辉、农致现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2月23日，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14民终37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在一审时未能查明黄章文在立案前已死亡的事实，仍列其为案件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撤销一审法院（2014）天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4日立案后，2017年2月21日，依法追加黄章文的法定继承人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又变更诉讼请求为四被告赔偿原告木材款665794元，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另查明，2011年11月14日，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农军、覃天寿与第三人黄胜备签订《林地转包协议书》，约定四被告将其在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若兰屯所承包的林地转包给黄胜备。2012年3月24日，被告农军、覃天寿与第三人黄胜备、梁江涛、黄建军签订《合伙种植速丰桉合同书》，约定五人合伙承包开发四被告转包的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若兰屯速丰桉林地1174亩。此后，第三人黄胜备及其合伙人将剩余林木砍伐销售完毕。
再查明，黄章文于2015年6月17日去世，被告刘琼爱系黄章文的配偶，被告黄立盛系黄章文长子，被告黄立燕系黄章文长女。黄章文的父母已先于黄章文去世。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涉案林地剩余林木谁有砍伐销售权益问题。原、被告2010年12月12日签订了《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约定由被告把在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若兰屯种植的1174亩速生桉林木承包给原告采伐和销售，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大部分林木转让款，并且采伐了大部分林木。后因双方发生纠纷，原告将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和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崇民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和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双方仍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被告应承担赔偿涉案林木款的责任，原告仍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享有涉案林地剩余林木采伐、销售权利，原告亦应继续履行支付剩余林木转让费的义务。
二、关于涉案砍伐的林木数量是多少，价值如何计算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依合同对大部分林木进行了采伐，对其停止采伐后剩余的林木面积，双方一致确认为约200亩。从被告农军申办领取到的发证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的三张林木采伐许可证来看，其中编号桂A№06161913的许可证，采伐面积1.97公顷，采伐蓄积133立方米，其中商品材133立方米，出材量108立方米；编号桂A№06161914的许可证，采伐面积2.15公顷，采伐蓄积149立方米，其中商品材149立方米，出材量120立方米；编号桂A№06161915的许可证，采伐面积13.71公顷，采伐蓄积1077立方米，其中商品材1077立方米，出材量875立方米。以上三张林木许可证采伐面积合计17.83公顷（折合约267.45亩），采伐蓄积合计1359立方米，其中商品材合计1359立方米，出材量合计1103立方米。从办理取得的85张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来看，运输数量总和与三张采伐许可证出材量总和相吻合，形成完整证据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农军等人采伐的涉案林木面积17.83公顷（折合约267.45亩），采伐蓄积共1359立方米，商品材共1359立方米，出材量共1103立方米。关于涉案林木的价款，经咨询鉴定部门，因涉案林木已经出售，且时间跨度较长，已经无法经过技术手段进行价值鉴定。一审法院按照2013年度南宁市速生桉交易价格对涉案林木价值予以评估。为此，一审法院委托天等县物价局对有关价格信息进行评估，该局出具了复函。天等县物价局复函的内容：2013年度速生桉有关价格提供如下：一、按原木的市场中段价格：南宁交货价格一般为750元/立方米；二、砍伐后的材尾价格：南宁交货价格为：300元/吨；三、砍伐人工费：一般为80元/立方米；四、按原木运费（天等县到西乡塘）：100元/立方米；五、砍伐后材尾运费（天等县到西乡塘）：100元/吨。参考天等县物价局的复函，因原告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砍伐后材尾部分的重量是多少，缺乏事实依据，价值无法评估，一审法院对材尾部分的价值不予认定。对出材量部分的数量，原告提交的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一审法院以出材量部分价值作为认定涉案林木价值的依据。出材量收入为：750元/立方米×1103立方米＝827250元。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林木价值应为827250元。其中出材量应支出：（1）运费：100元/立方米×1103立方米＝110300元；（2）砍伐人工费：80元/立方米×1103立方米＝88240元。
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林木款665794元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业已经一二审法院审理，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履行合同。在原、被告双方后来未达成解除合同的补充协议，合同并没有实际解除的情况下，原告仍可依照合同的约定享有剩余林木的砍伐、销售权利，被告亦依合同享有收取剩余林木转让费的权利。被告诉请要求原告支付剩余的转让款222120元，被告亦在（2015）天民初字第910号合同纠纷案件，即后来被发回重审重新立案的（2017）桂1425民初75号合同纠纷案件中，要求本案原告赔偿剩余的转让款222120元，实为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和权利义务终止后对合同进行结算。庭审中，被告认可原告已经支付林木转让款共计1177880元，被告农军私自出卖得款44618元。从时间上来看，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农军、覃天寿与第三人达成林地转让协议是2011年11月14日，四被告明知其与原告之间的矛盾纠纷案件尚在法院审理中，涉案林地林木相关权利仍处于法律拘束之中，仍然达成林地转包协议，擅自将涉案林地转包给第三人，并对涉案林地剩余林木进行了采伐和销售，四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擅自采伐和销售涉案林地剩余林木款应返还给原告。四被告作为合伙人，应对合伙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要求四被告赔偿涉案剩余林木665794元款的诉请，实为原、被告双方在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终止后对合同结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被告和第三人认为不应赔偿原告木材款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应赔偿原告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约定，伐区设计费、办理采伐证、木材采伐、运输和销售等费用由原告负担。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已向被告支付林木转让款1177880元，被告农军私自出卖部分林木，得款44618元，该款应抵偿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林木转让款，实际上原告仍应支付被告剩余的林木转让款为77502元（1300000元－1177880元－44618元＝77502元）。故原告所获得的赔偿数额应为涉案林地剩余林木款总价值扣减上述费用和应支付被告剩余林木款后所得。根据天等县林业局的复函：2012年办理速丰桉采伐设计费10元/立方米；2012年办理速丰桉育林基金20元/立方米；检疫费：1元/立方米。涉案林地剩余林木17.83公顷部分，计算办理伐区设计费支出为：10元/立方米×1359立方米＝13590元；办理采伐许可证费支出为：（1）育林基金：20元/立方米×1359立方米＝27180元；（2）检疫费：1元/立方米×1359立方米＝1359元。另外，被告农军将其砍伐的涉案部分林木，拉到天等县胶合制板有限公司出售得款44618元，从天等县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1）天民初字第622号民事案件中可知，该部分林木合计84.89立方米，一审法院计算成本支出运费：50元/立方米×84.89立方米＝4244.50元。综上所述，原告获得的赔偿数额应为582336.50元﹛827250元（涉案林木价值）－110300元（出材量运费支出）－88240元（出材量砍伐人工费）－13590元（伐区设计费支出）－27180元（育林基金费）－1359元（检疫费）－4244.50元（农军私自出卖林木运费）＝582336.50元）﹜。
综上，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农军、覃天寿共同赔偿原告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速生桉林木款582336.50元；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在黄章文的遗产范围内获得利益。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共同负担2018元；由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农军、覃天寿共同负担5282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天等胶合制板有限公司原木验收计算表4张，以证明2013年在天等的木材均价是500元左右。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认为：上诉人的举证超过了举证的期限，而且计算表上没有公司盖章，不能证明木材的价格在每立方米500元左右，故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上诉人黄立盛认为：计算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木材的价格在每立方米500元左右。一审被告农善辉、农致现认为：计算表不是个人制作，是有效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计算表虽然记载天等胶合制板有限公司收购桉树木材的价格，但不能否定2015年7月29日天等县物价局出具复函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上诉人是否遭受上诉人阻挠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从被上诉人支付林木转让款来看，最初被上诉人是按合同的约定支付给一审被告农善辉，在2011年4月至8月期间却支付给上诉人农军6笔款共计377880元，而且在2011年6月1日上诉人农军、覃天寿与被上诉人黄海仁又签订了《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该合同已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无效，由此印证了被上诉人提出遭受上诉人阻挠的主张，再有，天等县公安局治安调解协议书在案亦佐证双方发生纠纷的事实。据此，本院确认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被上诉人遭受上诉人阻挠的事实。
综上分析，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因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2011年速丰桉有关价格证据，故本院向天等县物价局函询2011年速丰桉有关价格信息，天等县物价局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了复函。经组织质证，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及一审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对从天等县把荷乡吉兰村到天等县城的桉原木运费持有异议，认为运费应为每立方米60元；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黄立盛对桉原木交货价格有异议，并提出其在2011年向天等、南宁销售桉原木价格为每立方米700多元。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砍伐桉木人工费每立方米80元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各方当事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的主张，故各方当事人对复函分别提出的异议，本院均不予采纳。据此，本院确认天等县物价局该复函可以作为本案计算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应支付给被上诉人剩余林木价值款的参考依据。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及一审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应支付给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剩余林木价值款如何计算，数额是多少？
本院认为，上诉人、一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于2010年12月12日签订的《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在合同没有解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可以依照合同的约定享有剩余林木的采伐、销售权利，上诉人、一审被告亦可依合同享有收取剩余林木转让费的权利。因被上诉人未采伐的林木已由上诉人、一审被告转让给一审第三人于2013年采伐完毕，故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支付剩余林木价值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支付给被上诉人剩余林木价值款应以哪一年的出材量作为基数计算的问题。庭审中，上诉人及一审被告主张被上诉人应于2011年底采伐全部林木，计算赔偿应扣除林木生长增值部分；被上诉人主张其享有林木所有权，因此林木生长增值部分应归被上诉人所有。经查，上诉人农军于2013年6月17日领取的三张林木采伐许可证证实，被上诉人未采伐的林木面积有17.83公顷（折合约267.45亩）。结合双方签订《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的约定以及一审被告农善辉领取到的第二批林木采伐许可证看，被上诉人黄海仁等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采伐全部林木。本院认为，双方签订《林木采伐承包及购销合同》约定转让林木的采伐与购销权，由于被上诉人未采伐的林木依附于土地生长，林木的出材量随着林木生长而有所增加，被上诉人按约定享有2011年底前应采伐的林木价值部分，对于2012年以后林木生长增值的部分不应属于被上诉人所有，故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应支付给被上诉人剩余林木价值款不应按2013年采伐时的出材量计算，而应按2011年采伐时的出材量计算较为合理。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农军于2013年6月17日领取的三张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的出材量计算上诉人、一审被告应支付的剩余林木价值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提出计算赔偿应扣除林木生长增值部分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应如何确定2011年未采伐林木的商品材、出材量问题。经查，到案附卷的2011年6月天等县林业局给农善辉核发的№050283、№050291《林木采伐许可证》分别记载采伐面积为4.27公顷（折合约64.05亩）、商品材310立方米、出材量为226立方米和7.26公顷（折合约108.9亩）、商品材579立方米、出材量为433立方米，该两张《林木采伐许可证》每亩林地平均商品材5.14立方米、出材量为3.81立方米；农善辉2011年5月30日《林木采伐申请表》记载申请采伐面积64.14公顷（折合约962.1亩）、出材量3475立方米，从该申请表计算出每亩出材量3.61立方米。结合上述《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申请表》的记载，本院酌定被上诉人未采伐的林木每亩林地商品材约5.1立方米、出材量约3.7立方米。据此，本院认定被上诉人2011年未采伐林木面积267.45亩，商品材约为1364立方米、出材量约为990立方米。
关于应如何确定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应赔偿被上诉人具体数额问题。如前所述，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被上诉人遭受上诉人阻挠，造成被上诉人未能依合同约定采伐所有林木。因此，被上诉人没有依合同约定支付全部林木转让款，属于其履行不安抗辩权，并不存在违约情形。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定金不予退还，既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经详细分析后确认被上诉人仍应支付上诉人、一审被告剩余的林木转让款为77502元的事实清楚，数额正确，本院不再赘述。由于各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2011年桉原木价格、运费、采伐人工费实际数据，故本院以天等县物价局2018年1月19日出具的复函作为本案计算上诉人及一审被告应支付给被上诉人剩余林木价值款的参考依据，从该复函提供的2011年桉原木在天等交货相关价格信息及各方当事人认可的采伐人工费用等，确定以桉木材价格550元／立方米、运费40元／立方米、采伐人工费80元／立方米计算应赔偿的数额。本院确认被上诉人2011年未采伐林木的价值为：550元／立方米×990立方米=544500元，其中运费支出为：40元／立方米×990立方米=39600元，采伐人工费支出为：80元／立方米×990立方米=79200元。至于办理采伐许可证等费用支出的计算，各方当事人均提出伐区设计费、育林基金费、检疫费应以出材量为基数计算，即伐区设计费为每立方米10元、育林基金费为每立方米20元、检疫费为每立方米1元，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以采伐许可证记载的商品材量作为基数计算上述费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外，一审法院计算赔偿数额时对上诉人农军将被上诉人砍伐下的林木私自出卖部分已扣除运费，上诉人提出对上诉人农军私自出卖的林木价值没有减去成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被上诉人应获得的赔偿数额为390765.50元﹛544500元（涉案林木价值）－39600元（出材量运费支出）－79200元（出材量砍伐人工费）－9900元（伐区设计费支出）－19800元（育林基金费）－990元（检疫费）－4244.50元（农军私自出卖林木运费）＝390765.50元）﹜。
对于上诉人庭审中补充提出一审法院计算赔偿数额没有扣除上诉人2011年至2013年林木管理费用的上诉意见，因上诉人未能提供其对林木支出管理费用的相关证据，且本院已确定对剩余林木的赔偿以2011年采伐时桉木出材量及相关价格计算，不应再扣除2011年8月至2013年林木管理费用，故本院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的部分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计算赔偿未考虑扣除林木生长增值部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及一审被告赔偿665794元，诉讼费应为10458元，一审法院计算及确定诉讼费承担有误，本院亦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5民初76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及一审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共同赔偿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速生桉林木款390765.50元。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458元，由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共同负担4288元，由上诉人（一审被告）农军、覃天寿及原审被告农善辉、农致现共同负担61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35元，由上诉人农军、覃天寿共同负担3510元，由被上诉人黄海仁、梁昆峰、刘琼爱、黄立盛、黄立燕共同负担35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德清
审 判 员 韦金彪
审 判 员 韦权美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法官助理 谢锡幸
书 记 员 陈洋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