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6民终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天飞，男，汉族，1996年10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贵州贵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启春，男，199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勋，贵州省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蒋天飞因与被上诉人廖启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628民初2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蒋天飞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蒋天飞与廖启春于2017年2月14日签订的协议存在欺诈、胁迫，违背了蒋天飞真实意思，应予撤销。签订协议时，根本不能确定谁是驾驶人，2月13日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将蒋天飞抓到交警大队关押，通知蒋天飞的父母来协商，具体怎么协商的蒋天飞也不知道，第二天蒋天飞被放出来后才在协议上签字。在一审庭审中，也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交警在协商时存在欺诈和胁迫的情况。2、本案程序违法。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当事人甲方为廖启春、彭松江、廖晓芬，乙方为蒋天飞、蒋某、高某2。而蒋天飞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协商，故遗漏了当事人。蒋某、高某2应为本案诉讼当事人。廖启春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完全正确，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更没有侵犯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在完全自愿前提下进行，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实，协议达成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一审程序合法，没有遗漏任何当事人。协议书甲方为蒋天飞，乙方为廖启春，交通事故只涉及到此二人，其他人只能是见证人而已，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蒋天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蒋天飞、廖启春于2017年2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蒋天飞与廖启春到底是谁骑摩托车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蒋天飞为了证明系廖启春自己骑车受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邱某、贺磊、蒋天飞和廖启春这四人在松桃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询问笔录》、高某1的书面证言和证人邱某的当庭证言，由于松桃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证明》所依据的证据就包括蒋天飞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述四人的《询问笔录》，松桃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有上述四人的询问笔录情况下无法确定事故发生时到底是谁驾驶摩托车。那么在本案中，由于证人高某1未出庭作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一审法院对其书面证言不予采信。证人邱某的当庭陈述也只是听见其母亲和烧烤店的老板娘所说，属于传来证据，在缺失原始证据的基础上，也没有证据与其证言相印证，故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事故证明》，蒋天飞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系廖启春在骑车。2.关于2017年2月14日双方在交警队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该协议书系在松桃××自治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下双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而签订的，除有法定的无效事由和法定的撤销事由外，该协议书就具有合同效力。蒋天飞主张系松桃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办案民警欺诈、胁迫蒋天飞，因此该协议书存在欺诈、胁迫的法定撤销事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蒋天飞应当就该协议书存在欺诈、胁迫承担举证责任。蒋天飞在庭审中称，该协议书上的签名和手印是在蒋天飞被关一天后签的字和按的手印，蒋天飞还称除该协议书第二条外，其在签字之前是看过该协议书的内容了的，但该协议书的第二条是后面单方添加进去的，一审法院认为，蒋天飞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书的第二条是签字后单方添加进去的，并且蒋天飞提交的那份协议书上也有第二条，其辩称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证人蒋某和高某2在庭审中均称，系交警大队的办案民警威胁他们二人要求其二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才能放蒋天飞，因此他们二人才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蒋天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交警大队的办案民警存在威胁蒋某和高某2的行为，况且蒋某和高某2并不是该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人，其只是作为在场人员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又因蒋某和高某2的证言也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蒋天飞主张该协议书系交警大队的办案民警欺诈、胁迫蒋天飞，蒋天飞才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按印，但并未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蒋天飞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2017年2月14日，蒋天飞、廖启春在松桃××自治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按印，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该协议书就具有法律效力。蒋天飞诉称该协议书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蒋天飞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蒋天飞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该协议书的签订存在欺诈、胁迫，应当由蒋天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蒋天飞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蒋天飞、廖启春于2017年2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蒋天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45元，减半收取计1423元（蒋天飞已预交），由蒋天飞负担。二审期间，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查明案发后，蒋天飞未向廖启春支付任何赔偿款项。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无异，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在于2017年2月14日蒋天飞与廖启春签订协议的效力问题。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案发后，蒋天飞未向廖启春支付任何款项。而双方约定协议的生效条件为“此协议甲、乙双方签字付款后生效”，故该协议只处于成立而未生效状态。并且，双方约定“2017年2月底先付10000元，余下20000元于2017年底付清”，而蒋天飞一方已超过协议约定付款日期未付款。现蒋天飞提出撤销该协议的主张，应以协议生效为前提。故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关于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经查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蒋天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结果正确，但依据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46元，由蒋天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稼祥审判员  罗 静审判员  刘贵波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余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