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0民初515号
原告：郑志标，男，196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锋，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镇滨海大道18号。
法定代表人：鲍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其良，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恩奇，男，198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华，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奕新，男，196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被告：邵龙火，男，1971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吴建荣，男，1954年4月1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被告：陈益平，男，1965年10月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被告：金杏月，女，1960年3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胜南，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志标与被告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王奕新、沈恩奇、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8月15日和2017年12月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志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锋，被告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其良，被告沈恩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华，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胜南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志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2014年5月6日被告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保罗公司）、被告王奕新、被告沈恩奇及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唐公司）、杭州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徐士明、沈国昌签订的《框架协议》（实质为合同权利转让协议）无效；二、请求确认被告浙江保罗公司与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2014年5月9日签订的《权利转让合同》及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权利转让合同》补充合同无效；三、本案诉讼费由七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8000000元，2016年4月5日原告向三门县人民法院起诉，经双方调解三门县人民法院出具（2016）浙1022立调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80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截止2016年3月24日计26482024元。但至今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未按调解书履行偿还义务。嗣后原告得知，2014年5月6日，被告保罗公司、被告王奕新、被告沈恩奇及中唐公司、杭州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徐士明、沈国昌签订《框架协议》（实质为合同权利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浙江保罗公司、被告王奕新同意用股份转让款归还被告沈恩奇处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2022万元；2014年6月19日，被告浙江保罗公司与被告王奕新等人签订《权利转让合同》及《权利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将已付的股权转让款、转让资金等款项所产生的全部权利转让给被告王奕新，被告王奕新受让上述全部权利而支付的对价为：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尚欠被告王奕新等人的借款、利息。（具体内容详见《权利转让合同》补充合同）。根据1994年3月26日实施的法复（1994）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而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及《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原告认为：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在已资不抵债的前提下与被告王奕新、被告沈恩奇等人处借款本金及利息约共计人民币17522万元，严重损害了原告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上述抵偿及代偿合同无效，以维护原告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被告浙江保罗公司答辩称：1、对原告所谓的债权及原告为了追讨债权而采取的法律诉讼没有异议，都是事实。2、原告认为浙江保罗公司与其他被告恶意串通，这不是事实。恶意应当是主观上存在恶意，浙江保罗公司与其他被告处理杭州项目的时间不存在主观恶意，客观上浙江保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为上获取了某项利益，但与各被告之间没有获取利益，是按正常进行市场交易。所以对恶意串通不予认可。至于合同是否有效和无效，请法院予以认定。
被告沈恩奇答辩称：一、本案《框架协议》的效力问题。1、沈恩奇与杭州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徐士明、沈国昌出资设立的中唐公司于2005年4月18日与杭州三坝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三坝大厦”合作建设协议书》及《“三坝大厦”委托管理协议书》，据此组建了“三坝大厦”项目公司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其中中唐公司持有项目公司49%的股权、杭州三坝股份经济合作社持有项目公司51%的股权，共同合作建设开发“三坝大厦”项目。2009年12月30日，中唐公司与被告浙江保罗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及《关于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唐公司将持有项目公司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转让被告浙江保罗公司。但是，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并未按约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和及时归还中唐公司控股股东沈恩奇的借款5000万元，为此中唐公司及沈恩奇与浙江保罗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载明：浙江保罗公司尚欠中唐公司股权转让款余款3778万元未付，在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之前，必须先行归还沈恩奇的借款本金5000万元、利息和违约金等相关费用，且项目公司49%股权仍归中唐公司拥有，浙江保罗公司对股权转让款余款延期支付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前，宽限期不超过6个月，否则浙江保罗公司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之后，浙江保罗公司仍未按《〈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约定履行，至此浙江保罗公司在“三坝大厦”项目中投入的建设资金及已支付的部分股权转让款将面临严重的缩水，换言之中唐公司一旦按该补充协议执行，浙江保罗公司在项目公司的投入所剩无几。故本案原告诉称浙江保罗公司在已资不抵债的前提下与被告王奕新、被告沈恩奇恶意串通，将上述股权及相关权益的转让款抵偿及代偿被告王奕新、被告沈恩奇等人处借款及利息约共计人民币17522万元，完全与本案事实不符。2、2014年5月6日，浙江保罗公司引进了“三坝大厦”项目投资者王奕新等人，最终相关五方当事人签署了案涉《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是在中唐公司未追究浙江保罗公司根本性违约的前提下，仍按项目公司原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进行实际转让，鉴于三坝大厦项目系杭州市10%留用地性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若以中唐公司直接股权转让49%股权，在留用地项目产权分割上有审批手续的限制，即原土地出让时的合作投资者为中唐公司，办理变更投资者手续相当繁琐，故本次股权转让调整为间接转让，将答辩人等人拥有的中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王奕新，受让全部股权及相应权利尚应支付的对价款为1.08亿元（其中原股权转让款余款3778万元，尚欠沈恩奇借款本金5000万元，以及该二项款项尚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计算为2022万元），该款项1.08亿元已由王奕新按约定支付杭州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时，《框架协议》第一、二条又明确约定，涉及沈恩奇等人的所有合同债权仅以1.08亿元了结，至于除此以外的事宜，由浙江保罗公司与王奕新之间自行另行结算，与沈恩奇无涉。3、沈恩奇认为，本案《框架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完全是原中唐公司与浙江保罗公司之间关于三坝大厦项目公司49%股权转让事宜的延续，各方作为转让或受让的市场主体，各方理应为其商业活动判断自担风险。中唐公司既不存在擅自提价也不存在低价转让股权，而且是在放弃浙江保罗公司根本性违约的前提下，采取中唐公司100%股权转让被告王奕新形式而间接控制三坝大厦项目公司49%股权，尤其是中唐公司股东之一杭州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200户股民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更应按民主管理程序操作，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为此专门召开股民代表大会进行表决并形成会议纪要，均一致同意本次案涉《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本案《框架协议》的名称虽为框架协议，但鉴于其内容比较详细全面，有明确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约定，故此类框架协议实际上就是一个可强制执行的合同，且客观上该框架协议已全部实际履行，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框架协议》应当认定为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二、原告的诉请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本案《框架协议》签订时间是2014年5月6日，时隔近2年时间。既然本案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债权形成于债务人转让或处置股权及权益之后，何况本案《框架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是中唐公司100%转让，因此被告浙江保罗公司的行为不可能对原告债权人的行为造成任何损害，原告的质疑也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故案涉《框架协议》的签订及实际履行，与原告无任何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并不适格，不符合起诉的基本条件。2、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2号《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该批复认为：“在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因而使该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它债务的能力，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抵押协议无效”。但根据2000年12月13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9条之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由此可见，法复（1994）2号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解释第69条对恶意抵押行为的规定存在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解释第13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施行以前做出的有关担保问题的司法解释，与担保法和本解释相抵触的，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2号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施行以前做出的有关担保问题的司法解释，故该批复虽未明令失效，但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解释第69条相抵触而不予适用。所以，暂且不论本案并非抵押行为而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是否适当，从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看，即使本案被告存在恶意清偿债务行为，原告作为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也只能行使撤销权，主张确认无效之诉有悖法律规定。3、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实务认定，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对其均未涉及，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对恶意串通作出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对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认定通常是采取有条件的适用推定。所谓推定，是一种法律规则，根据法律或者经验法则、判例，由已知的事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存在，允许行为人反驳的一种证明法则。所谓恶意串通，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相互勾结做出的意思表示。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恶意串通，该举证责任应该是原告。债权人不仅要证明债务人与受让人主观上具有加害债权人的故意，还要证明客观上具有勾结、串通的行为。因此，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要比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在证明标准上更为严格。去年8月，台州中院曾以（2016）浙10民初498号受理马剑荣提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诉讼，债权人马剑荣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撤诉。而本案《框架协议》签订时，中唐公司及沈恩奇仅解决与浙江保罗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余款3778万元，尚欠答辩人借款本金5000万元，以及该二项款项尚应支付的部分利息、违约金，合计1.08亿。当时这个数额沈恩奇是作了一定的让步，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推荐了被告王奕新愿意受让支付对价为1.08亿，之前沈恩奇根本与王奕新不认识，补充协议约定的宽限期不超过6个月即至2012年6月底，浙江保罗公司已逾期近二年构成根本性违约，沈恩奇随时可解除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说被告浙江保罗公司为避免违约损失才找被告王奕新与沈恩奇合作，完全是一种正当的商业交易，沈恩奇收取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都是善意取得，最后的条件沈恩奇方拿到1.08亿，其余问题由浙江保罗公司与王奕新自行解决，与沈恩奇无涉。所以，本案不可能存在恶意串通之说。4、现行《合同法》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并无禁止当事人行使任意履行权。所谓任意履行，指的是债务人向哪个债权人履行、如何履行，原则上取决于其自由意志。更何况案涉《框架协议》签订1年多后的2015年5月18日及2015年7月28日，先后由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相关债权人对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破产清算不予受理，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破产法司法解释规定的1年除斥期角度来理解，还是从本案《框架协议》签订的内容来分析，案涉《框架协议》合法有效，毋容质疑。综上，本案《框架协议》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请既无事实根据，也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共同答辩称：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一、答辩人方（指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下同）受让的债权远远小于付出的对价，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被告方受让的权利为：（1）已向中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等款4522万元。其中31420836.1元为股权转让款，13799163.9元为支付金港公司债务：（2）已垫付金港大厦建设资金3606万元和3700万元；合计11828万元。被告方支付的对价为：（1）保罗公司欠各被告的借款本金1.05亿元加利息；（2）代归还借款5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和滞纳金计2022万元；合计17522万元（尚不包括1.05亿元借款的利息）。显然，答辩人方与浙江保罗公司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当然也不会因所谓的恶意串通而无效。二、答辩人方受让债权后，尚需要作出巨大的付出才能实现权利。而这是任何其他债权人做不到的。答辩人方受让债权的同时，向宋江村受让了其在中唐公司的全部股权，从而间接成为金港公司的股东。答辩人方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1、中唐公司的股权转让等款1.08亿元（该款已包含为保罗公司代归还的借款5000万元和利息、滞纳金2022万元）；2、为金港公司大楼的建设，投入后续资金145744297.86元（金港公司项目总投入231564165.53元，除物业抵偿工程款15369356.00元、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640815.00元、杭州保罗酒店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2809696.67元、嵊州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37000000.00元外，其余款项全部由答辩人方筹措资金投入）合计2.54亿元多。加上原债权1.05亿元抵付，合计作出了3.59亿元的重大付出。如果不是因为本方的后续投入，金港公司大楼早就已经烂尾。答辩人方接盘时，大楼工程已经烂尾超过一年。本次系列案的多名原告，当初曾被邀请参加债权、股权受让，都因为缺乏资金实力没有参与。现在，大楼全部建设完成，原告倒想坐享其成。三、原告方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个案答复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而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该批复产生于1994年3月，系针对山东高院的个案答复，并非正式司法解释。而且，该批复指的是财产抵押，而非本案的以债权转让形式对原债权人的抵偿和清偿。该批复已被最高法院于2000年颁布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所否定（担保法司法解释将上述个案答复的情形明确规定为可撤销，而非无效）。200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有上述情形（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即根据后法优于前法，正式法律规定效力高于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在浙江保罗公司破产受理前一年内有上述情形的，才属于可撤销范围。实际上，针对本案以债权转让形式对原债权人的抵偿和清偿行为效力的评价，只有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可以适用，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有关债权人曾于2015年分别向三门县人民法院和嵊州市人民法院申请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和嵊州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破产，分别被三门县人民法院以（2015）台三破（预）字第2号、嵊州市人民法院以（2015）绍嵊破（预）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两案均曾进入二审，二审法院均维持原裁定。上述裁定均认为，浙江保罗公司和嵊州保罗公司均尚有其他财产可供清偿债务，均不符合破产受理条件。因此，根据企业破产法的明文规定，本案以债权转让形式对原债权人的抵偿和清偿既不无效，也不可撤销。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成立，应当予以驳回。四、本案原告的诉权及相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调解书是法院作出的，但这些调解全部放弃了其他债务的权利，从相应的调解书看，这些债务本来有其他的主债务人，有些还有别的担保债务都放弃了。时间集中，全部在2016年2月－4月份之间，为了对抗本案的诉讼是很明显的。调解书约定的清偿期都很短，都明明知道浙江保罗公司没有清偿能力，却约定短期清偿，是为了本案的诉讼。这些债务已经超过了诉讼期限，是由浙江保罗公司自认进来的，像郑志标等人是2010年借的，到2016年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进行调解，明显是为了本案起诉而制造的。本案所有原告所质疑的行为是在2014年，如果当事人可以拿2016年的调解书去质疑2014年的这些当事人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那我国的交易安全都将无法得到保护。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权是没有的，应当驳回他们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一、调解书，旨在证明被告浙江保罗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80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但至今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未按该调解书履行偿还义务。二、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旨在证明：1、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并由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完全承继“三坝大厦”合作建设协议书及委托管理协议中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2、股权转让价格为6920.08361万元；3、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向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借款1379.91639万元用于清偿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的负债。三、框架协议，旨在证明：1、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由杭州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被告徐士明、被告沈恩奇、被告沈国昌等股东组成，根据被告浙江保罗公司要求将上述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王奕新，同时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已支付的款项所享有的权利及原通过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在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一并转归被告王奕新所有；2、被告王奕新受让股权及权益的价格为10800万元，具体包括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尚欠股权转让款3778万元，尚欠被告沈恩奇借款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2022万元；3、在签订《框架协议》协议之前，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已付股权转让款4522万元、第三方居间服务600万元。四、合作协议书，旨在证明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有权在二年内回购被告王奕新受让的股权及相应的权益，回购条件为支付10800万元股份转让款、被告王奕新在受让股权后继续投入的资金及在受让股权前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及关联企业尚欠被告王奕新、吴建荣等人共计10500万元借款。五、权利转让合同，旨在证明转让股权前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已投入建设资金7306万元，并转归被告王奕新所有。六、权利转让合同补充协议，旨在证明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在杭州保罗金港大厦享有全部权益转让给除去被告浙江保罗公司、被告沈恩奇外另外五位被告，转让对价为被告浙江保罗公司、鲍军、嵊州保罗公司及杭州保罗公司向原告等人在2013年期间的借款共计人民币105000万元及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向被告沈恩奇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及利息共计7022万元。七、权利转让同意书，旨在证明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及杭州金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同意权利转让合同及权利转让合同的补充合同。八、录音材料，旨在证明被告浙江保罗公司与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存在恶意串通转让关于杭州金港保罗大厦之相关权益的行为。九、三门县人民法院（2016）浙1022立调8号案件相关材料，旨在证明郑志标的主体资格问题。
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至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他证据不发表意见。
被告沈恩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的形式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内容看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债权的合法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也没有异议。对证据四至七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对此不清楚，故无法确定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对证据八真实性无法判断，是杭州保罗与王奕新的对话情况，沈恩奇包括当时的中唐公司的股东都是不知情的，也没有参与这个谈话，与原告主张的第一个诉讼请求无关，与沈恩奇是无关的。对证据九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至于内容并不清楚。
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一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二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前面的合作协议被补充协议涵盖了，根据这两个协议，浙江保罗公司没有取得过任何权利。证据三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除了债权转让外，其他内容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证据四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合作协议书被证据六补充合同所否认了。证据五、六明确约定了本案所约定的其他权利进行转让要支付的对价，而被告支付的对价远远多于所取得的权利，故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证据七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权利转让已经通知了债权人，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证据八，原告没有提交原始的录音载体，提供的是光盘，这是一个复制件，不是原件，在原告未提供原件的情况下不同意质证，也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如果原告能提供录音原件或合议庭认为光盘是有效证据的，发表以下8点意见：1、录音本身听不出录制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原告自己制作的笔录上也没有说哪一天，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录制的，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要件。2、从录音中也听不出谁在说哪句话，原告整理的书面笔录与录音本身无法对应。3、原告仅仅整理了录音的一小部分笔录，存在明显断章取义，不能反映整个录音的背景及整体内容。4、本案受让债权的主体是王奕新、邵龙火等人，王奕新一个人的意志不能代表其他投资人的意思表示，因为这个债权转让根据相应的合同每个人都有受让的。5、从录音笔录看，张的出发点就是想让王给他一点，王说的话是安慰的意思，没有恶意串通的意思。6、录音笔录中王奕新的表述在原告举证的合作协议书里有体现，合作协议被后面签订的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所否定。7、录音中所说的本人的所说都是其单方陈述，并没有有效证据证明，相关内容以协议为准。8、录音产生权利转让之后，王的任何承诺不能够对权利转让的任何否定。本案的债权转让以后，受让方付出了巨大的付出，不仅仅是1.08亿，后面还投资了近2亿的投入，建成了现在的大楼，现在建成的楼就是我们的，与以前的转让是没有关系的，以前的转让已经付了合理的对价，不能说转让的时候就存在恶意串通。这个录音哪怕是有原件，也不能证明权利转让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任何第三人的利益。证据九，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上面的借款发生在鲍军与各原告之间，而且从时间上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有理由相信保罗公司把超过诉讼时效的借款在调解中再制造债务的可能。
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杭州中院（2014）浙杭执民554-3号裁定书及（2015）浙杭执民第4号裁定书，旨在证明在2014年6月19日与债权人签订权利转让合同时，保罗公司的资产已抵押给有关金融机构，保罗公司已无其他资产。
原告对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沈恩奇对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对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的意见同意沈恩奇的质证意见，不能证明签订相应的协议时不产生其他情况，不能证明在执行的时候没有其他财产，原告的债权都还有别的债务人，调解时却主动放弃。
被告沈恩奇提供了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代表大会会议表决，旨在证明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就股权转让事宜已履行了表决程序。
原告、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及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对被告沈恩奇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
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提供了以下证据：一、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旨在证明该协议对中唐公司将其在金港公司的49%股权转让给浙江保罗公司的有关事宜作了相应补充。其中第一条载明了总股权转让款额、浙江保罗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及尚欠款项；第三条第3.1款第2项约定，在全部支付股权转让余款和滞纳金等之前，金港公司49%股权仍归中唐公司拥有；第三条第3.2款约定，超过双方约定延期支付的最后期限六个月以上（即到2012年6月30日）浙江保罗公司仍未能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和滞纳金；未能按约定及时支付中唐公司的滞纳金和沈恩奇的利息、违约金；未能及时归还沈恩奇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的，中唐公司有权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及《关于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二、权利转让合同，旨在证明该合同约定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将其根据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享有的全部权利、支付的款项的所有权利转让给各被告所有。三、权利转让合同的补充合同，旨在证明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将已向中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等款项、已垫付金港公司的建设资金等款项产生的所有权利等权利转让给吴建荣、王奕新、金杏月、邵龙火（含嵊州市新巢投资有限公司、邵夏丽）、陈益平，受让人受让该等权利的对价为其针对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债权共计1.05亿元及代浙江保罗公司向沈恩奇归还的5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四、转让同意书，旨在证明权利转让事宜已通知债务人并征得债务人同意，即债权转让已依法成立，相关债权已归各被告所有。五、三门县人民法院（2015）台三破（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旨在证明相关债权人曾申请对浙江保罗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三门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六、嵊州市人民法院（2015）绍嵊破（预）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和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破（预）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相关债权人曾申请对嵊州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嵊州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绍兴中院裁定维持原裁定。七、杭州金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旨在证明各被告成为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进而参加投资建设杭州金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后，截止2017年5月31日项目总投入231564165.53元，扣除保罗公司投资的70450511.67元、扣除物业抵偿工程款后，其余145744297.86元均由各被告投入。即各被告为本案项目，原有债权1.05亿元，受让股权、债权等付出1.08亿元，为金港公司开发经营又投入1.46亿元，合计已经作出3.59亿元的重大付出。
原告、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及被告沈恩奇对五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上述证据，本院对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沈恩奇提供的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代表大会会议表决及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向本院提供的七组证据各方均无异议，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提供的民事裁定书系生效法律文书，但该证据无法证明2014年6月保罗公司的全部资产状况，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二至证据七，各方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内容关涉本案争议事实，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而原告提供证据一系生效的法律文书，对相关事实依照民事调解书所载明内容予以确认；证据八的录音资料既无原件供核对，其真实性无法判断，且即使内容属实，亦无法证明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证据九各方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内容关涉本案争议事实，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05年4月18日，被告沈恩奇与杭州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徐士明、沈国昌出资设立的中唐公司与杭州三坝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三坝大厦”合作建设协议书》及《“三坝大厦”委托管理协议书》，据此组建了“三坝大厦”项目公司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其中中唐公司该公司49%的股权、杭州三坝股份经济合作社持有项目公司51%的股权，共同合作建设开发“三坝大厦”项目。2009年12月30日，中唐公司与被告浙江保罗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及《关于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唐公司将持有项目公司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转让被告浙江保罗公司。由于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并未按约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和及时归还被告沈恩奇的借款，中唐公司及沈恩奇与浙江保罗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载明：浙江保罗公司尚欠中唐公司股权转让款余款3778万元未付，在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之前，必须先行归还沈恩奇的借款本金、利息和违约金等相关费用，且项目公司49%股权仍归中唐公司拥有，浙江保罗公司对股权转让款余款延期支付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前，宽限期不超过6个月，否则浙江保罗公司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2014年5月6日，被告浙江保罗公司、被告王奕新、被告沈恩奇及中唐公司、杭州宋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徐士明、沈国昌签订的《框架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浙江保罗公司、被告王奕新同意用股份转让款归还被告沈恩奇处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2022万元；2014年5月9日、6月19日，被告浙江保罗公司与被告王奕新等人分别签订了《权利转让合同》及《权利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将已付的股权转让款、转让资金等款项所产生的全部权利转让给被告王奕新、邵龙火、吴建荣、陈益平、金杏月，被告王奕新等人受让上述全部权利而支付的对价为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尚欠被告王奕新等人的借款及利息。2014年6月30日，中唐公司与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出具了《权利转让同意书》同意上述权利转让事宜。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8000000元，2016年4月5日，原告向三门县人民法院起诉，经双方调解三门县人民法院出具（2016）浙1022立调8号调解书，确认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800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截止2016年3月24日计26482024元。但至今被告浙江保罗公司未按调解书履行偿还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郑志标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讼争框架协议、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的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讼争框架协议、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是否有效。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判断：一、关于郑志标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郑志标对被告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享有本金1800万元及相应利息债权的事实，是已为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浙1022立调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事实。诉权是为实现实体权益而进行诉讼的程序性权利，一般要求存在诉的利益为前提。本案中，从郑志标的诉讼请求及起诉理由可知，其主张讼争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无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郑志标即为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的“第三人”，郑志标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证明其与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存在一定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故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关于讼争框架协议、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的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讼争框架协议、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浙江保罗公司在已资不抵债的前提下与沈恩奇、王奕新恶意串通，将股权及相关权益的转让款抵偿及代偿沈恩奇、王奕新等人处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约共计17522万元，严重损害了原告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上述讼争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无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原则，原告应当对其主张负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其诉讼主张并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第一，并无充足有效证据能够证明浙江保罗公司签订讼争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导致其不能清偿向本案原告所负债务。原告主张浙江保罗公司签订讼争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时已经资不抵债。资不抵债是指债务人的全部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客观状态，它仅以债务人的资产作为考察的依据，而不考虑其信用、融资能力、服务、技术、劳力等资产之外的因素。因此，资不抵债并不必然导致清偿不能。从本案看，一方面，作为债权人的原告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债务人浙江保罗公司在签订讼争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时资不抵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浙江保罗公司签订讼争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其清偿能力，并导致原告债权不能实现。另一方面，从被告提交的证据看，在2014年5月6日框架协议签订时，保罗系关联公司尚具有嵊州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嵊州市兴盛街1018号的房产和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的酒店资产，资产价值超过6亿元，远远超过浙江保罗公司在本案中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享有的权利价值。这就表明，浙江保罗公司签订讼争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行为并没有明显降低其偿债能力，给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害。第二，本案中并无充足有效证据能够证明讼争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有恶意串通的故意。恶意串通，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互相勾结做出的意思表示。从本案看，框架协议和权利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在签订相关合同的过程中并无私密性质，而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质，比如债权人陈少平就自认知道并曾经参与相关合同的协商，这就说明各被告并无排除其他债权人参加相关合同协商的故意，也没有向其他债权人隐瞒签订相关合同的故意。虽然原告方提供了所谓的“张爵安与王奕新”之间的录音证据，但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查明，从录音内容看谈话人之间的对话均是泛泛而谈，并没有明确鲍军或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可能享有的利益比例或金额。综上，在综合分析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按照证据规则、日常经验、行为习惯等，本院无法根据盖然性原则推定出相关合同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第三，浙江保罗公司自始至终未取得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从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保罗公司及沈恩奇于2011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看，虽然浙江保罗公司已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但按照协议约定，在浙江保罗公司没有全部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的情形下，其始终未取得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而且按照《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第二条2.3款约定，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应当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8计算支付滞纳金；按照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第五条5.3款约定，杭州中唐投资有限公司在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赔偿损失。这就是说，在浙江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不继续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情况下，浙江保罗公司非但不能取得相应股权，而且浙江保罗公司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其持续计算违约金而处于持续严重缩水的状态。第四，被告沈恩奇5000万元借款债权的受偿并非通过以物抵债实现，也没有降低浙江保罗公司的清偿能力。浙江保罗公司（甲方）、中唐公司（乙方）与沈恩奇（丙方）于2011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1款约定，“甲方承诺1、在支付乙方的股权转让款余款（滞纳金除外）之前，必须先归还丙方的借款本金、利息和违约金等相关费用。2、在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和滞纳金等之前，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仍归乙方拥有；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的三坝大厦项目预售（租）收入必须优先归还丙方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和支付乙方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余款、滞纳金等。”从该条款约定看，中唐公司转让其在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的对价包含了受让人须先代浙江保罗公司偿还沈恩奇5000万元借款债权的意思表示，实际上是将沈恩奇的债权转让给股权受让人，并没有增加浙江保罗公司的债务负担。而讼争框架协议实际上吸收包含了浙江保罗公司、中唐公司与沈恩奇之前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内容。因此，沈恩奇5000万元借款债权的受偿是在签订框架协议后通过王奕新支付1.08亿元股权受让款的方式实现的，并非是以浙江保罗公司财产权利抵债的形式实现，也没有降低浙江保罗公司的清偿能力或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权益。第五，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吴建荣、金杏月、王奕新、邵龙火、陈益平对浙江保罗公司债权的实现是以不合理的对价或者明显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从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吴建荣、金杏月、王奕新、邵龙火、陈益平于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权利转让合同》补充合同看，出让方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将其向中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522万元、杭州保罗公司支付的建设资金款3606万元、嵊州保罗公司支付的建设资金3700万元的财产权利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已付款项的财产权利转让给吴建荣、金杏月、王奕新、邵龙火、陈益平，而吴建荣等人支付的对价是其对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享有的15500万元的借款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也就是说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其财产权利抵偿向吴建荣等人所负债务。从该合同对价金额分析，并没有对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财产权利低价或折价处理，浙江保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财产权利的金额也明显小于抵偿债务的金额。而且吴建荣、金杏月、王奕新、邵龙火、陈益平在受让上述财产权利后无法直接变现处理，必须筹集巨资投入到三坝大厦项目，直至该项目完工可以出卖或出租获得资金收益后，才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变现。从已查明的情况看，王奕新、吴建荣等人为此投入的资金包括支付给中唐公司的股权转让等款项1.08亿元、三坝大厦项目后续建设资金约1.4亿元，上述资金投入巨大，王奕新、吴建荣等人为此不但要承担较沉重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且工程项目在签订协议时也无法预料能否顺利完工并回款，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况且，虽然该项目已经完工，但原告方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王奕新、吴建荣等人在该项目完工后获得了超额利益，且该利益是建立在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讼争框架协议、权利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志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郑志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杰
审 判 员 梅矫健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何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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