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天行初字第29号
原告天柱县石洞镇红莲村摆洞片大河组。
诉讼代表人吴世江。
委托代理人吴恒栋。
委托代理人刘光美，天柱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陆再义。
委托代理人杨廷安。
委托代理人杨代标。
第三人天柱县石洞镇槐寨村旧寨组。
诉讼代表人杨光华。
原告天柱县石洞镇红莲村摆洞片大河组（以下简称红莲村大河组）不服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的（2014）天府调5号《关于对石洞镇槐寨村旧寨组与红莲村摆洞片大河一、二、三、四、五、六组为岑穷坡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于2014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红莲村大河组的诉讼代表人吴世江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恒栋、刘光美，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廷安、杨代标，第三人天柱县石洞镇槐寨村旧寨组（以下简称槐寨村旧寨组）的诉讼代表人杨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的（2014）天府调5号《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将争议地“岑穷坡”东抵两村分界线，南抵恩忠政江佰多三人坟墓，西抵下旧林场，北抵高洞冷的林木林地权属确定给第三人槐寨村旧寨组所有。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12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1、1967年《山界证》，证明争议地的山界权属情况；2、杨光金1987年造林面积实测图，证明争议地的实际造林情况；3、（1987）天证字第122号《公证书》，证明争议地造林承包情况；4、（1987）天证字第28号《公证书》，证明争议地造林承包情况；5、调解会议记录，证明原告在调处过程中认可争议范围属第三人具体实施造林的情况；6、调查笔录，佐证1967年双方进行山林划界的情况。
原告诉称：杨代标、杨代云等七户共有一片山位于岑穷坡（地名），山的四抵范围为东抵杨代云田，南抵杨代木田，西抵干溪，北抵杨再和田。有土地改革时期杨代标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为据。之后该山被收归摆洞片大河的六个组集体所有，由大河六个组的村民用于放牧、割草、砍柴、烧炭、开荒种植农作物和栽造杉木等。上世纪80年代期间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林业，执行谁造谁有的政策，1986年11月原告把该片山的部分荒山发包给当时石洞镇（乡级镇）的空中村村民刘荣汉、陆志林造林，并签订《承包造林协议书》，1987年1月经天柱县公证处予以公证。1987年春天第三人之组的村民杨光金等八户来抢夺原告岑穷坡林地造林，由此原告和第三人发生林地权属争议，由于当时还没有撤区并乡，原告与第三人分属水洞乡行政辖区和石洞镇行政辖区，该纠纷就搁置下来，第三人趁机而为，继续在原告的林地上栽造林木。2007年第三人的村民杨光金不经与原告协商和同意，偷偷地将林木砍买了一部分，得款分文不分给原告。2011年继续不跟原告协商，又将原告林地的林木转让给其他人砍伐，为此引起原告和第三人为岑穷坡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然而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在调处时将争议地‘岑穷坡’的林木林地权属归第三人所有。原告认为，虽然第三人石洞镇槐寨村旧寨组提供有一份《山林划界协议》和一份《公证书》及《杨光金1987年造林面积实测图》，但该《山林划界协议》是龙先扬以”四清运动”工作队员为幌子，主观臆断个人一笔所写的，协议山林内容没有四抵范围，只有一条界线之分，损害了原告的林地所有权利益，原告方的代表不同意该《山林划界协议》，也没有在该《山林划界协议》书上进行签字。该协议没有得到履行，属于非法无效的协议。第三人提供的《公证书》和《造林实测图》依法不能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原告持有的1955年伍证字第三十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依法应能作为本案林地权属的依据。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第十九条和林业部令《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案的林木地应当属于原告所有。被告的处理决定，对原告有效证据不予采纳，没有正确地适用法律，把争议林木和林地确权给第三人所有，其具体行政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故请求依法撤销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身份证，2、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诉讼代表人的身份；3、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4、争议地现场草图，证明争议山场情况未经原告认可；5、复议决定书，证明州政府已作出复议决定书；6、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证明争议的土地经政府颁证确权给原告方；7、公证书，证明原告将岑穷坡部分荒山承包给他人造林。
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辩称：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争议的岑穷坡已于1967年双方达成了山林界线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山林所有权界线并立下了文字依据作为凭证，是处理山林权纠纷的有效依据。本案争议地处于第三人的山林权属界线之内，第三人于1987年将争议地承包给杨光英、杨光金造林并营造成林。杨光英、杨光金将争议地营造成林的事实有林业单位制作的造林验收凭证及被答辩人在调处过程中的陈述充分证明；被答辩人以争议地县人民政府已于土地改革时确权归其所有为由主张权属的理由至今未能提供书面证据加以证明，就算能够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议地以前属于被答辩人所有，1967年双方达成了山林权属界线协议后也应以较近时期双方达成的权属界线协议为准。另外，被答辩人称1986年将争议地承包给刘荣汉、陆志林造林的理由未能提供刘荣汉。陆志林对争议地实施造林的相关凭证，仅提供一份《合同公证》并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地确实实施了造林行为，且现实中刘荣汉、陆志林营造的人工林不包括争议地，与争议地有着明显的界线分隔，实地状况是最充分的证明。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确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适当，依法应予维持。被答辩人提出的行政诉讼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
第三人述称：一、被答辩人请求撤销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天府调5号《处理决定》，并请求把争议地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判为被答辩人所有。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被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岑穷坡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属归被答辩人所有。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年天府调5号的处理决定把岑穷坡的林木林地权属确认给了答辩人，该具体行政行为证据充足，程序正当，没有超越权限，故此，（2014）天府调5号处理决定不能撤。二、被答辩人在诉状中提出的三点主张，在本案中是不能成立的，现分别叙述如下：1、被答辩人诉称：“本案被答辩人执有1955年的伍证字第三十号《土地房屋所有证》的存根为据，能够证实岑穷坡这块400余亩的林地权属属于被答辩人所有”。答辩人认为《土地房产所有证》在本案中仅是确认该争议地的参考依据，不能作为该争议地的主要依据。2、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提交的《山林划界协议》和杨光金1987年《造林面积测图》及一份《公证书》是以‘四清运动’工作队员为幌子主观臆断一笔所写，这三个证据侵害了被答辩人的权益”。既然是龙先杨以“四清运动”为幌子，那么事过近50年时间，被答辩人对龙先杨的侵权行为当年为何不去举报他呢？要是举报了，证据何在？答辩人认为《公证书》在本纠纷中是能证明争议地的林地权属确属答辩人集体所有，《公证书》在本案中，具有特殊证据效力。《造林实测图》是现场客观事实表现，是林业部门派员到实地踏查绘制的，确属第三人造的林地，任何人无可厚非。3、被答辩人在诉状中又诉称：“争议地属于大河片六个组集体所有，六个组的村民在此山上放牧、砍柴、烧炭、……采伐林木等”。但这幅林地所有权，是答辩人集体固有土地，应依法予以保护，被答辩人方的村民行为，是不合法的。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提交的《山林划界协议书》、《公证书》、《造林实测图》等证据是依法取得的，来源可靠，事实确切，在本案中的岑穷坡的纠纷地，是有特殊证据效力证实岑穷坡的林地权属确属答辩人所有。被答辩人提供的《土地房屋所有证》在本案中只能作参考依据，而《公证书》与本纠纷地无相关联。因此，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天府调5号《处理决定》应予以维持。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1967年山界证，2、造林合同公证书，3、造林合同，4、承包造林草图，5、罗盘仪视距导线测量手簿，以上证据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6是真实的，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证明1967年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划界情况，予以采信；证据2、3能证明第三人将争议地承包给杨光金等人造林并营造成林的事实，且庭审中原告也认可争议地林木为第三人所属的杨光金等人造林所得，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为原告的承包造林协议书，但没有实施造林的相关凭证，不能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地确已实施造林，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是被告对本案纠纷进行的调处记录，但未经调解双方在笔录上签字确认，不能反映调解过程的真实情况，不予采信。
（二）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2能证明原告诉讼代表人的身份，予以采信；证据3、5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4是真实的，能证明争议地的现场情况，故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是原告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但无颁证联相印证，且争议地已于1967年经原告与第三人重新划界，林地所有权界线已发生变更，故原告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地土地所有权的有效依据，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与被告的证据4相同，本院作同一认定。
（三）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据1、2、3、5与被告的证据1、2、3相同，本院作同一认定；证据4是真实的，且与第三人提供的《承包造林合同书》和《造林面积实测图》等证据相互佐证，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石洞镇红莲村摆洞片大河组与第三人石洞镇槐寨村旧寨组系相邻的两个村民组，“四清运动”时期，原告与第三人为便于生产管理，于1967年10月23日经“四清运动”工作组干部龙先扬组织双方实地踏查确定山林界线，并由龙先扬执笔书写《山界证》，《山界证》确定的两村民组山林分界线为“由岑广坡脚桥头石碑冲杨代云田上到壕闷冷到半坡翻到高他班松冲两岩为界又翻岑穷芭蕉叶田坎半冲坎又翻岑穷美代杨代云的田角又翻到恩忠政江佰多三人的坟墓过到岑穷大角龙则照田角大路为界止”。根据上述《山界证》，争议地“岑穷坡”（东抵两村分界线，南抵龙恩忠杨政江龙佰多三人坟墓，西抵下旧林场，北抵高洞冷）位于第三人槐寨村旧寨组的界线之内。1987年1月13日，第三人槐寨村旧寨组将争议地发包给旧寨组所属村民杨光金等人承包造林，双方签订《造林承包合同书》并经天柱县公证处（1987）天证字第122号《公证书》予以公证。之后杨光金等人在争议地上营造成林，并于2007年将争议地上林木砍伐出售。2011年第三人在砍伐争议地剩余的残次林时原告提出异议，双方发生林木林地权属纠纷。2014年5月20日，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2014）天府调5号《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将争议地“岑穷坡”东抵两村分界线（即：岑穷美代田角至岑穷芭蕉叶田坝至高他班松冲两岩），南抵龙恩忠杨政江龙佰多三人坟墓，西抵下旧林场，北抵高洞冷的林木林地权属确定给第三人槐寨村旧寨组所有。原告不服并向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4）107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的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于2014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天府调5号《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
本院认为：原告石洞镇红莲村摆洞片大河组与第三人石洞镇槐寨村旧寨组为岑穷坡林木林地权属发生争议，属单位之间为林木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对本案进行调处，属其职权范围。本案中，首先，因原告和第三人为相邻的两个村民组，为便于管理，于1967年经原告和第三人的代表人实地踏查确定山林界线，并由“四清运动”工作组干部龙先扬书写了《山界证》，争议地位于第三人的界线内，该《山界证》确定的山林界线系经双方贫下中农代表讨论通过，并由双方的代表人签章认可，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争议林地权属的有效证据。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无颁证联相印证，且其确定的山林界线已于1967年发生变更，故不能以该存根作为认定争议林地权属的有效证据。因此，争议林地所有权应当属于第三人槐寨村旧寨组所有。其次，第三人提供的《造林承包合同书》有林业部门的《造林面积实测图》等证据相印证，原告提供的《承包造林协议书》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且庭审中原告亦认可争议地上的林木为第三人所属村民营造成林，故争议林木所有权亦应属于第三人所有。综上所述，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4）天府调5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林木林地权属归第三人槐寨村旧寨组所有，其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天柱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的（2014）天府调5号《关于对石洞镇槐寨村旧寨组与红莲村摆洞片大河一、二、三、四、五、六组为岑穷坡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之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天柱县石洞镇红莲村摆洞片大河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欧 阳 广 福
审判员 黄 琳
审判员 刘 大 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蒲慧琼（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