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闽05民终6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秀惜，女，198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志伟（曾用名：陈志伟，2015年1月20日更名），男，1985年8月28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向明，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秀惜因与被上诉人梁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6）闽0582民初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林秀惜、被上诉人梁志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向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秀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梁志伟偿还借款人民币636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在诉讼过程中，林秀惜变更诉讼请求为：梁志伟偿还借款人民币564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17日开始，梁志伟因投资需要陆续向林秀惜借款，并陆续还款，林秀惜陆续向梁志伟汇款。至2014年5月7日，林秀惜向梁志伟汇款共计人民币7208200元，现梁志伟尚欠借款人民币5640000元未予偿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秀惜通过银行转账给梁志伟共计人民币7208200元，具体为：2013年12月17日转账人民币711000元，2013年12月30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290000元,2014年1月8日转账人民币1000000元，1月27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2月21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480000元，3月3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500000元，3月12日转账人民币800000元，3月25日转账人民币322200元，4月6日转账人民币80000元，4月14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5月7日转账人民币525000元。梁志伟通过银行转账给林秀惜共计人民币1568200元，具体为：2014年1月7日转账人民币88400元，2月7日转账人民币102000元，2月24日转账人民币190000元，3月6日转账人民币120100元，3月18日转账人民币20000元，5月5日转账人民币128800元，6月6日转账人民币145000元，7月10日转账人民币68900元，8月6日转账人民币12100元,9月6日转账人民币11900元，9月8日转账人民币158600元，10月2日转账人民币284700元，11月8日转账人民币79300元，12月9日转账人民币158400元。上述事实，有林秀惜和梁志伟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予以确认。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林秀惜、梁志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林秀惜认为，双方之间汇款的性质为民间借贷，梁志伟因做生意需资金周转向林秀惜借款，并口头约定月利率3分，梁志伟转账的款项是用于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双方并非合作投资关系，梁志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是合作投资关系。梁志伟在与林秀惜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明确承认有欠林秀惜钱，且在聊天记录里林秀惜曾向梁志伟催讨利息，如“伟仔这两天如果可以你尽量凑凑看，我如果不困难也不会这样追你，我这边利息也停了，大陆这里我还是要照付的”、“伟仔这钱要怎么办，不可能每个月付我这些钱都不够利息”，对此，梁志伟并未对利息予以否认，还用语音回答“没呀没呀，这两天肯定没有，不用催了”，上述内容可以证实梁志伟承认借款事实，也承认与林秀惜之间约定了利息。为证明其主张，林秀惜向本院提交（2015）厦鹭证内字第11989号、11990号公证书两份，该两份公证书的内容为林秀惜与梁志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梁志伟拒不偿还借款。梁志伟质证认为，公证书只能证明微信上留存的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其完整性，林秀惜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删除。且微信聊天记录无法反映债务的具体数额及债务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发生。梁志伟认为，双方的资金往来是因为合作“放码”生意所产生的，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林秀惜转账给梁志伟的款项，是林秀惜将向客户追回输掉的筹码款项后，交给有利公司继续用于“放码”，而梁志伟转账给林秀惜的款项，是有利公司支付给林秀惜的返点分成。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留小龙”是有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林秀惜是表姐弟关系，也是梁志伟前妻的弟弟。留小龙在陪同一个客户过程中，将客户200多万的筹码输掉，“有利公司”只能先行赔偿客户的损失，留小龙及其家人同意卖掉房子来填补这笔损失，所以微信聊天记录中梁志伟只是答应林秀惜督促和协助留小龙尽快将房子卖掉以填补损失。林秀惜在微信中向梁志伟催款是“有利公司”内部责任承担的问题，并非林秀惜与梁志伟之间的借款。在审理过程中，林秀惜申请证人庄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林秀惜有出借款项给梁志伟。庄某称，林秀惜是其丈夫的姐姐，梁志伟是其表姐夫。其受林秀惜的雇佣，林秀惜对外的汇款都是其经手的，其有通过林秀惜的账户转账给梁志伟500多万元，林秀惜也未向其说明转账的款项是用于做什么。其也有一笔款通过留小龙转给梁志伟，利息都是梁志伟统一汇给林秀惜，林秀惜再将其利息支付给其。其知道林秀惜与梁志伟之间的纠纷是因为留小龙引起的。梁志伟申请证人吴某和王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林秀惜与梁志伟合伙经营有利公司。吴某称，其是梁志伟的员工，林秀惜及其丈夫林建行、梁志伟合伙经营“有利公司”，林秀惜介绍客户去澳门赌博，客户输钱后，由林秀惜负责向客户追讨。王某称，其是梁志伟的员工，2013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梁志伟与林秀惜丈夫林建行合伙经营“有利公司”，由梁志伟负责将赌博筹码交给客户。客户赢钱的话，由梁志伟将款项转账给林秀惜。客户输钱的话，由林建行负责向客户收钱，并将款项交给梁志伟。其知道在2014年年底，留小龙曾输掉林秀惜客户200多万元，林建行和梁志伟商量用“有利公司”的钱垫付给客户。林秀惜认为，虽然庄某不知道转账给梁志伟的款项性质，但其明确有收到梁志伟的利息，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实双方的款项是借款。对吴某和王某的证言，认为该两个证人均是梁志伟的员工，与梁志伟有利害关系，且证言并不涉及林秀惜、梁志伟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梁志伟认为，庄某的证言无法证明林秀惜、梁志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庄某也认可了双方之间的纠纷是留小龙引起的。吴某和王某的证言可以证实林秀惜、梁志伟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双方才存在资金往来。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林秀惜提供的公证书具有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庄某、吴某和王某的证言，根据其他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予以综合判定。本案的关键是林秀惜转账给梁志伟的款项是否属于借款。首先，林秀惜据以主张借款成立的主要证据是林秀惜向梁志伟转账的银行凭证，从转账凭证来看，林秀惜在半年时间内转账14次给梁志伟共计人民币7208200元，存在短期内多次转账大额款项、数额不等、个别转账甚至存在尾数为几千或几百的情形，且双方未签署任何一份借款合同或者梁志伟出具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上述情形与民间借贷的习惯做法不符。其次，林秀惜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林秀惜在微信聊天中向梁志伟催讨借款，而梁志伟拒不偿还的事实。但纵观整个聊天记录，虽然有林秀惜向梁志伟催款的内容，但自始至终林秀惜或梁志伟均未明确所涉款项为借款，聊天记录的大部分内容为双方商讨如何处理留小龙卖房子的事情。再次，庄某、吴某和王某的证言均未提到梁志伟向林秀惜借款这一事实。且从梁志伟转账给林秀惜的时间节点和数额来看，也不符合林秀惜所称的系用于支付借款利息。最后，从梁志伟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来看，除了林秀惜所主张转账给梁志伟的14次记录外，还存在其他林秀惜转账给梁志伟的多次记录，如林秀惜于2013年11月20日转账给梁志伟人民币398500元、2013年12月4日转账给梁志伟人民币79000元，2013年12月5日转账给梁志伟人民币373000元，2013年12月6日分16次转账给梁志伟共计人民币791000元等，可见双方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综上几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林秀惜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梁志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林秀惜、梁志伟之间往来款不能确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因梁志伟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澳民商事案件，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依法适用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综上，林秀惜起诉要求梁志伟偿还借款，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林秀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280元，由林秀惜负担。一审宣判后，林秀惜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林秀惜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梁志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林秀惜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了林秀惜转账给梁志伟的银行转账流水记录，该转账流水具体为：2013年12月17日转账人民币711000元（折合港币90万）、2013年12月30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290000元（折合港币100万）、2014年1月8日转账人民币1000000元（折合港币1265000）、2014年1月27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折合港币635000）、2014年2月21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480000元（折合港币1240000）、2014年3月3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500000元（折合港币1277000）、2014年3月12日转账人民币800000元（折合港币1022000）、2014年3月25日转账人民币322200元（折合港币400000）、2014年4月6日转账人民币80000元（折合港币100000）、2014年4月14日转账人民币500000元（折合港币630000）、2014年5月7日转账人民币525000元（折合港币660000），合计出借款项人民币7208200元。此外，梁志伟在收到上述借款后，也有陆续偿还过林秀惜借款款项，具体为：2014年1月7日转账人民币88400元（折合港币100000）、2014年2月7日转账人民币102000元（折合港币129900）、2014年2月24日转账人民币190000元（折合港币240000）、2014年3月6日转账人民币120100元（折合港币129600）、2014年3月18日转账人民币20000元（折合港币25300）、2014年4月8日于澳门收到梁志伟现金人民币158000元（折合港币200000）、2014年5月5日转账人民币128800元（折合港币167600）、2014年6月6日转账人民币145000元（折合港币178800）、2014年7月10日转账人民币68900元（折合港币87000）、2014年8月6日转账人民币12100元、2014年9月6日转账人民币11900元、2014年9月8日转账人民币158600元（折合港币200000）、2014年10月2日转账人民币284700元（折合港币360000）、2014年11月8日转账人民币79300元（折合港币100000）[该事实有微信转账记录可以体现]、2014年12月9日转账人民币158400元（折合港币200000）{该事实有微信转账记录可以体现}，林秀惜合计收到梁志伟转账及现金共计人民币1568200元。综合上述转账流水往来，事实上原审法院在认定林秀惜与梁志伟之间存在短期内多次转账大额款项、数额不符、个别转账甚至存在尾数为几千或几百的情形时，忽视了该金额与港币之间的换算，纵观往来数额，每一笔人民币的款项按照当时的汇率均能换算成整数的港币数额，并且林秀惜出借给梁志伟的总款项为人民币7208200元与梁志伟转账给林秀惜的总款项人民币1568200元的尾数款项也能互相印证。此外，因林秀惜与梁志伟之间系较好的朋友关系及具有亲戚关系，结合当时的情形没有出具相关的债权凭证也是基于双方特殊的关系，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双方未签署任何一份借款合同、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与民间借贷的习惯做法不符，因此该判决系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错误认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2.本案借贷关系清楚，双方之间因转账借贷所产生的事实“借贷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依法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林秀惜出借涉案借款人民币7208200元给梁志伟仅有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为据，但是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梁志伟对于该款项抗辩系因合作“放码”生意所产生的款项，其又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的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综合本案，梁志伟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并未能提供任何有力的、足以证明其主张为合作“放码”生意的证据，因此其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林秀惜还提供了林秀惜与梁志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语音聊天往来，并且对该证据也到厦门市鹭江公证处作了相应的公正，厦门市鹭江公证处作出的该（2015）厦鹭证内字第11990号公证书公证程序合法、公证内容客观公证，依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事实上，从该（2015）厦鹭证内字第11990号公证书的内容可以明确并体现本案系林秀惜与梁志伟之间的借贷往来关系，并且梁志伟也在相应的微信聊天及语音中予以认可只是因经济困难原因无法及时还款，并对如何还款也谈了相应的条件，如“沟通了，中午叫岳母去房地产问值多少钱，然后给个价格让你卖”。从该证据能够客观、真实的反应本案的借贷关系。梁志伟答辩称：梁志伟并未向林秀惜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梁志伟在澳门开办“有利公司”从事俗称“放码”生意，林秀惜及其丈夫林建行要求一起合作，合作形式为林秀惜出资港币500万元给“有利公司”，并介绍内地的客户到澳门赌博，“有利公司”先垫付资金兑换筹码后提供给客户赌博，而“有利公司”兑换筹码的资金则由林秀惜提供。根据客户使用的筹码数量，“有利公司”给林秀惜支付返点分成。林秀惜转账给梁志伟的款项，实际是向客户回收“有利公司”垫付筹码的款项，在扣除返点分成后通过梁志伟的账户转给“有利公司”，所以梁志伟与林秀惜才会有资金往来。林秀惜主张的银行转账并不是借款，而是双方合作的往来资金。本院二审期间，林秀惜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其自行制作的双方往来款项说明单据，欲证明梁志伟有支付借款利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梁志伟质证认为，该单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林秀惜提供的单据系其自行制作的对双方往来款项的说明，梁志伟不予认可，且从单据上载明的汇款时间及数额来看，也不具有规律性，无法证明本案所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及梁志伟按月利率3分支付利息的事实。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林秀惜的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梁志伟的意见与其答辩意见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梁志伟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澳民商事案件，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本案双方当事人于一审庭审时已协商选择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本院依法予以照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林秀惜主张其与梁志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请求梁志伟偿还借款，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这一基本法律事实承担举证明责任。林秀惜虽然在审理中提供了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欲予以证明，及申请证人庄某到庭作证。但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汇款的事实；微信聊天记录，虽然有林秀惜向梁志伟催款的内容，但自始至终林秀惜或梁志伟均未明确所涉款项为借款，且梁志伟在经林秀惜催款后的几次汇款之后，与林秀惜的对话中均陈述还需帮林秀惜收款，而不是还款。聊天记录的大部分内容体现为双方商讨如何处理留小龙卖房子的事情，无法证明本案所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证人庄某陈述的证言亦未提到梁志伟向林秀惜借款这一事实。且梁志伟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予认可，主张双方合作“放码”生意，双方的往来款项系合作的款项来往。并申请证人吴某和王某到庭作证，且从梁志伟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来看，除了林秀惜所主张转账给梁志伟的14次记录外，还存在其他林秀惜转账给梁志伟的多次记录。故林秀惜应进一步举证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这一基本法律事实。本案一、二审理中，林秀惜均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对林秀惜的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林秀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280元，由上诉人林秀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蕴真审 判 员 黄海瑞审 判 员 王 帆二〇一八年二月××日法官助理 林东杰书 记 员 林秋玲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