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东行初字第15号
原告聂秀茹，女，1951年3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桂敏，女，1951年8月8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大兴胡同45号。
法定代表人谢世龙，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慧雅，女，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闫勇，男，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干部。
原告聂秀茹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以下简称东城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2月24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13日、2014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桂敏，被告委托代理人陈慧雅、闫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东城公安分局于2013年8月16日对原告聂秀茹作出东公信息公开字（2013）第31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以下简称第31号告知书）。主要内容为：聂秀茹：您好，我们于2013年7月29日受理了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具体见《登记回执》东公信息公开字（2013）第31号-回。经查，您申请获取的信息，本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原告于2013年7月29日向被告当面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
3、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以下简称红桥公安分局）2006年8月18日作出的红公（行）决字（2006）第0245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245号处罚决定）；
4、红桥公安分局2007年5月29日作出的红公（行）决字（2007）第010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103号处罚决定）；
5、红桥公安分局作出的红公（行）决字（2007）第019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第193号处罚决定）。
被告用上述证据2-5证明原告申请信息公开时提交的证据材料；
6、《登记回执》，证明被告于2013年7月29日依法受理了原告的申请；
7、第31号告知书，证明被告于2013年8月16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邮寄送达给原告。
原告聂秀茹诉称，原告于2013年7月29日向被告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被告于2013年8月16日答复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认为，其居住地公安机关红桥公安分局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交民巷派出所（以下简称东交民巷派出所）提供的非正常访严重扰乱东交民巷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明材料，对原告作出了3次行政拘留决定。该3份处罚决定印证被告向红桥公安分局提供了情况证明材料。因此，被告作出的不存在告知书缺乏真实性，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红桥公安分局作出的第245号处罚决定；
2、红桥公安分局作出的第103号处罚决定；
3、红桥公安分局作出的第193号处罚决定。
原告用上述证据证明东交民巷派出所出具了有关证明和情况说明，导致其被红桥公安分局予以处罚；
4、北京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2013年12月3日作出的京公复决字（2013）第3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第357号复议决定）；
5、第31号告知书。
原告用上述证据4-5证明其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6、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07）红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
7、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行终字第32号行政裁定书；
8、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津高行监字第14号行政裁定书。
原告用证据6-8证明红桥法院对第103号处罚决定所作的行政判决书已经被上级法院撤销了。
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向其邮寄送达第31号告知书及《登记回执》的事实，并申请本院向红桥公安分局调查取证，以证实被告制作了涉案政府信息。本院于2014年2月21日前往红桥公安分局调取了涉案3份处罚决定对应的公安卷宗档案，在档案中未发现东交民巷派出所在2006年2月至8月间、2007年5月28日、2007年8月—9月间以原告扰乱公共秩序所做出的立案和移送天津市公安局的政府信息。本院对调查取证情况制作了调查笔录。
被告东城公安分局辩称，2013年7月29日，原告向东城公安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其在特定时间段内在东交民巷以扰乱公共秩序东交民巷派出所作出的立案和移送天津市公安局的信息。东城公安分局当日受理该申请并开具《登记回执》。经向东交民巷派出所核实，该所从未给红桥公安分局出具过证明和情况说明，亦未对原告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作出立案和移送天津市公安局的行为，故东城公安分局于2013年8月16日作出了第31号告知书，并应原告的要求将《登记回执》和该告知书向其邮寄送达。综上，东城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并综合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
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内容真实，取得方式和程序合法，能够证明被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及程序，对其证明力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3，内容真实，取得方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原告曾被居住地公安机关进行处罚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对原告主张的被告应当制作涉案政府信息的证明目的，结合本院的调查笔录尚不能得出该结论，不予采信；证据4-5，内容真实，取得方式合法，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其证明力予以采信；证据6-8与本案事实无关，不予采纳。原告对本院制作的调查笔录中记录的其上访时间、上访被接回方式不予认可。被告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调查笔录能够印证东交民巷派出所在特定时间段内未制作过原告扰乱公共秩序的立案和移送天津市公安局的政府信息，对其证明力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红桥公安分局于2006年8月18日、2007年5月29日、2007年8月-9月期间以原告多次到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中央领导人居住地、国家建设部门前、天津市河西区大礼堂党代会会场进行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对其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2013年7月29日，原告当面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公开“聂秀茹于2006年2月至8月间、2007年5月28日、2007年8月—9月间在东交民巷以扰乱公共秩序东交民巷派出所做出的立案和移送天津市公安局信息”。原告还提供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红桥公安分局作出的3份处罚决定。被告当日受理该申请，并制作了《登记回执》。被告经向东交民巷派出所核实，该所称没有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作出立案和移送天津市公安局的行为，被告遂于2013年8月16日作出第31号告知书，告知原告该机关未制作涉案政府信息，并将告知书和《登记回执》一并邮寄送达给原告。原告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第357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仍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本案审理期间，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线索向红桥公安分局调查取证。经查阅红桥公安分局第245号处罚决定、第103号处罚决定和第193号处罚决定对应的3份公安卷宗档案材料，均未发现东交民巷派出所在2006年2月至8月间、2007年5月28日、2007年8月—9月间以原告扰乱公共秩序所作出的立案和移送天津市公安局的政府信息。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原告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属于被告在履职中制作的政府信息范畴，是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由该行政机关制作或保存且客观存在的信息。本案中，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经向下级部门东交民巷派出所核实，未发现东交民巷派出所制作过涉案政府信息，其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答复，并送达了告知书。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线索查阅了相关公安档案卷宗，也未发现东交民巷派出所制作过有关原告扰乱公共秩序的立案和移送天津市公安局的政府信息。因此，被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公开方式和程序，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所称被告应当制作情况说明等信息，非本次申请公开的事项范围，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应当制作涉案政府信息的主张，证据不足，对其要求法院撤销第31号告知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聂秀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聂秀茹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鹏英
代理审判员 刘 晓
人民陪审员 王东旭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曹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