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621民初136号
原告庞荣珍，女，1969年9月10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方丽，女，1997年6月20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原告方某1，男，1999年1月27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法定代理人庞荣珍，女，1969年9月10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系原告方某1之母亲。
原告黄贵梅，女，1949年4月7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海忠，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仲春，男，1966年5月20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韦超，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金富，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李凡森，男，1949年7月5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黎善基，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零春虎，男，1971年9月13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被告上思县水泥厂，住址上思县城西郊。
法定代表人黄炳铁，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韦堂佳，广西北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零春可，广西北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诉被告卢仲春、李凡森、零春虎、上思县水泥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2014）上民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卢仲春不服一审判决，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2月1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防市民一终字第406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的诉讼请求。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不服二审判决，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2015）防市民再终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4）上民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以及（2014）防市民一终字第406号民事判决，并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庞荣珍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海忠，被告卢仲春的委托代理人韦超、陆金富，被告上思县水泥厂的委托代理人韦堂佳，被告李凡森及其委托代理人黎善基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零春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诉称，被告卢仲春承包上思县水泥厂的石场经营石料矿产品，聘用受害人方某2为民工。被告卢仲春与被告李凡森、零春虎系隐名合作承包关系。2009年6月21日，受害人方某2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被告开采的石场安全设施欠缺，导致安全事故发生，受害人方某2被爆破的石头砸伤致死。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被告卢仲春为了敷衍原告，于2009年11月16日出面与原告签订了《赔偿协议书》一份。至今，除了被告卢仲春之前支付原告70000元外，再没有履行赔偿义务。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卢仲春等相关责任人员赔偿经济损失，但均遭到拒绝。2013年8月30日，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卢仲春赔偿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在庭审过程中，法院亦查明了被告李凡森、零春虎、上思县水泥厂是本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员，即被告上思县水泥厂是发包人，采石爆破是特种作业，发包人负有监督、管理并对承包人的资质有严格的审查义务，但其疏于监督、管理，并对承包人的资质疏于审查，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较大责任；被告李凡森、零春虎承包被告上思县水泥厂的石场，与被告卢仲春合作经营。四被告依法应共同承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义务。原告各项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120160元（6008元×20年）；2、丧葬费18810元（3135元×6个月）；3、误工费3938.2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56.26元×10人×7天）；4、抚养费54674.25元[方某14878元×（8年+5个月）÷2人+方丽4878元×6年÷2人+黄贵梅4878元×20年÷5人]；5、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以上各项合计227582.45元，扣除被告卢仲春预付的70000元，被告仍应赔偿原告157582.45元。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57582.45元；二、案件受理费及与本案诉讼有关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情况；2、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原告家庭成员关系；3、2009年6月23日签订的《临时赔偿协议书》，证明受害人方某2因故死亡后，原告与被告卢仲春订立《临时赔偿协议书》，在该《临时赔偿协议书》中，被告卢仲春将自有的土地房产作赔偿担保；4、《承诺书》，证明被告卢仲春承诺如不按约定赔偿原告损失，原告有权将被告卢仲春所有的位于上思县县城城南开发区的土地房产（土地证号：ＮＯ.××3）拍卖，得款后优先受偿；5、上集用（2000）字第12-2A-090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被告卢仲春将土地、房产作赔偿担保抵押给原告；6、2009年11月1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证明受害人方某2因故死亡后，其家属（即原告）与被告卢仲春订立赔偿协议；7、《结婚证》，证明原告庞荣珍与受害人方某2系夫妻关系；8、计怀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黄贵梅生育有五个子女；9、2008年10月1日上思县水泥厂与李凡森、零春虎签订的《协议书》，证明被告李凡森、零春虎租赁上思县水泥厂石场；10、上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安监管[2009]1号《关于责令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二采区（李凡森）停产整顿的通知》，证明涉案的采石场因管理不严，出现严重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顿；11、2006年6月17日上思县公安局思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黄贵梅生育有五个子女。
被告卢仲春辩称，一、被告在事故之前没有与上思县水泥厂签订过承包石场协议。出事后，水泥厂已经将该石场承包给李凡森和零春虎。二矿区的实际经营人是李凡森，受害人是石场的工人，被告在石场经营仅是为帮助李凡森管理石场，原告的损失应由雇主李凡森或者零春虎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没有故意伤害原告的行为，双方没有雇佣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卢仲春承担赔偿义务没有依据。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没有生效；而且该协议违反有关的强制规定。三、原告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事故发生于2009年6月20日，原告直到2013年才起诉，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原告在本次事故中存在严重的过错，事故发生前准备下雨，被告明确要求原告撤离危险区域，但原告擅自返回埋炸药的地方，原告自身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部分责任。五、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不合理。1、误工费按10人、7天计算不合法；2、丧葬费18810元超出法律最新规定数额；3、死亡赔偿金已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既然已主张死亡赔偿金，就不应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4、原告黄贵梅、方某1的抚养费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卢仲春为其辩解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罚没款收据》（编号NO.6605146），证明事故发生后被处罚单位是被告上思县水泥厂，即石场的真正经营者是被告上思县水泥厂而非被告卢仲春；2、2008年10月1日上思县水泥厂与李凡森、零春虎签订的《协议书》，证明被告李凡森、零春虎是涉案采石场的真正经营者；3、2009年6月24日上思县公安局对庞恩谢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受害人在施工过程中不服从指挥，存在严重过错；4、上安监管[2009]1号《通知》，证明二采区的经营者是李凡森。
被告李凡森辩称，一、李凡森不应成为本案被告，原告要求李凡森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是卢仲春雇请的员工，依法应由雇主卢仲春承担全部责任。卢仲春是雇主的事实有原告及被告卢仲春、上思县水泥厂提供的《赔偿协议书》确认。李凡森不是事故采石场的发包人、分包人，故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原告的起诉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原告与卢仲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没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应依照该协议的约定履行。现原告抛开《赔偿协议书》而起诉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该《赔偿协议书》已明确赔偿义务人是卢仲春。四、被告卢仲春提供的《上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安监管［2009］1号文件说明：该文件中称“水泥厂采石场二采区(李凡森)因管理不严，出现严重安全隐患，造成意外爆炸，至使一死一伤的事故”的实际情况是：当时所谓的二采区，并不是李凡森一人的采石区，而是分别有李凡森、赵科（零春虎）、卢仲春三人经营各自的采石场，三个采石场连成一片，但有明确的分界线，各自分别与上思县水泥厂签订《石场租赁协议书》，各自独立经营管理，互不相干。该文件把三人的采石区笼统的称为二采区；因为李凡森、赵科（零春虎）、卢仲春与上思县水泥厂签订的《石场开采协议书》中李凡森的名字是列在最前面，所以文件就直接将李凡森的名字列在上面。但是事故是发生在卢仲春的采石场。事故发生当年，上思县公安局曾经立案调查并明确事故责任人是卢仲春；且受害者是卢仲春的雇员。故被告卢仲春以该文件来证明事故是发生在李凡森的采石场，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卢仲春一人承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李凡森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凡森为其辩解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上思县水泥厂辩称，上思县水泥厂在本案中作为被告的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上思县水泥厂是国有企业，是上思县人民政府批建的水泥厂，被诉的采石场是生产原料的基地，采石场的采矿权属于水泥厂，原料基地的采矿权与实际采矿人是可以分离的，上思县水泥厂将采石场承包给零春虎和李凡森，双方就石场采石权签订了承包协议合同，合同约定由李凡森和零春虎承包经营，爆破人员要有相应资质，发生事故由李凡森和零春虎负责。零春虎、李凡森承包后又与其他人合作经营，但上思县水泥厂和零春虎、李凡森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事故与上思县水泥厂没有直接的关系。上思县工作组的调查报告已认定上思县水泥厂没有直接责任，所以上思县水泥厂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虽然合同中没有卢仲春的名字，但是他是隐名合伙人，基于这种关系，卢仲春与死者、伤者均签订了赔偿协议。本案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卢仲春是提供劳务者，应由卢仲春承担赔偿责任。发生事故后原告一直都是向卢仲春索赔，从未向上思县水泥厂索赔。本案是2009年12月起诉，已超过1年的诉讼时效。另外，对于事故的发生，受害人也有相应的责任，事故调查报告反映出受害人作为采石工人并没有接受正规的上岗培训；而且在事故发生前，受害人不听从指挥，因此受害人本身应负一半的责任。
被告上思县水泥厂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协议书》，证明被告上思县水泥厂将该采石场的承包经营权承包给李凡森、零春虎的事实；2、《赔偿协议书》，证明对李凡森、零春虎签订承包的二矿区，被告卢仲春在其中单独经营一部分的事实；3、《关于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二号采区“6.21”事故调查的报告》，证明被告上思县水泥厂对采石场存在安全管理不到位问题。
被告零春虎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及证据。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向上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上思县安监局）调取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6.21”事故行政处罚案的以下证据材料：1、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2、黄炳铁、零国文、赵科《厂矿长经理安全生产管理资格证》；3、陆良珊、周克忠《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培训合格证》；4、卢仲春的爆破员卡；5、2009年6月22日上思县公安局对李凡森所作的《询问笔录》；6、2009年7月14日上思县安监局对李凡森所作的《询问笔录》；7、2009年6月22日上思县公安局对卢仲春所作的《询问笔录》；8、2009年7月14日上思县安监局对卢仲春所作的《询问笔录》；9、2009年6月24日上思县公安局对庞恩谢所作的《询问笔录》；10、2009年6月22日上思县公安局对李树巧所作的《询问笔录》；11、《关于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二号采区“6.21”事故调查的报告》。同时，调取了本院（2013）上民初字第730号案件全案材料。
经过开庭质证，被告卢仲春、李凡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9、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原告、被告李凡森对被告卢仲春提交的证据1、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卢仲春、李凡森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受害人方某2之间的身份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8，被告卢仲春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村委会不能证明户口关系，只有公安机关才能证明原告黄贵梅与其子女之间的关系。被告李凡森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表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2系公安机关登记的公民个人信息，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1，可证实原告与受害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8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被告卢仲春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认为证据3、4、5与本案无关，而证据6《赔偿协议书》是附条件的合同，被告卢仲春并没有按约定支付原告5万元，即《赔偿协议书》条件未成就，所以协议无效，且《赔偿协议书》中的“方利”与本案原告方丽名字不一致。被告李凡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4、5、6系事故发生后，被告卢仲春与受害人方某2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两份赔偿协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7系《结婚证》，被告卢仲春对该证据记载的内容有异议，认为《结婚证》记载受害人方某2的出生日期为1972年3月6日，而原告提供的户口簿中方某2的出生日期为1972年8月4日，名字相同但是否是同一个人请法院依法查明。被告李凡森对该证据无异议。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2，该证据亦可证明原告庞荣珍与受害人方某2系夫妻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被告卢仲春提供的证据3，原告认为“6.21”事故受害人之一庞恩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他（卢仲春）通知我们撤离，并且他和李树巧先撤离，我及方某2准备撤离时，雨开始下得很大了，我认为雨来得快，应该下不大，便没有撤离，而是在工作面上面找一个石洞避雨，等雨停了再出来做工。”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被告卢仲春为了逃避责任，而诱导庞恩谢如此陈述。被告李凡森对该证据无异议。对该证据，本院将结合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作出综合认定。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4的真实性，原告及被告卢仲春、李凡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6系上思县公安局、安监局对李凡森所作的询问笔录，原告对这两份证据的三性不予表态。被告卢仲春认为被告李凡森在询问笔录中称“只能由一个人与被告上思县水泥厂签订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既然事故发生在被告李凡森与被告上思县水泥厂签订协议的采石场范围内，就与被告李凡森有直接责任。被告李凡森认为，这两份询问笔录中有关各自经营、各自独立核算的内容属实，但二采区应该是被告卢仲春、李凡森、零春虎三人各自经营，被告李凡森在二采区只占有三分之一区域，而不是询问笔录中所说的被告卢仲春、李凡森各自经营一半。其他询问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7、8系上思县公安局、安监局对被告卢仲春所作的询问笔录，原告认为被告卢仲春在询问笔录中称其与被告李凡森合伙经营是否属实由法院认定，但称其叫庞恩谢、方某2撤离不属实。被告卢仲春认为其在公安机关所反映的“与李凡森分开经营、独立核算”和真实情况有出入，因为这与相关部门的调查互相矛盾。被告李凡森认为，这两份笔录中有关各自经营、各自独立核算的内容属实；证据9、10系上思县公安局对庞恩谢、李树巧所作的询问笔录，原告认为，庞恩谢、李树巧称被告卢仲春通知庞恩谢、方某2撤离不是事实，因为庞恩谢在另外一个案子开庭审理时说被告卢仲春根本没有叫其撤离，而是在事后害怕承担刑事责任而教庞恩谢这么说的。被告卢仲春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李凡森认为，事发地在被告卢仲春的采石点，而不是被告李凡森、卢仲春的采石点，因此这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1系《关于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二号采区“6.21”事故调查的报告》，原告对该报告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受害人方某2是受到雇主即被告卢仲春的指挥才安装炸药的，事故的主要责任应该是被告卢仲春，因此该报告认定受害人方某2是此次事故的责任人是不符合事实的。被告李凡森、零春虎对证据11的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本院调取的证据材料系上思县公安局、安监局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对涉案事故的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对石场经营及事发经营的陈述相吻合，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零春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已放弃质证的权利。
综合全案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位于上思县。该采石场于2006年6月30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桂)FM安许证字〔2006〕14-03985号，有效期为2006年6月30日至2009年6月29日，许可范围是露天石灰岩开采。2007年12月1日，上思县国土资源局审查发给了《采矿许可证》，证号为4528210740011号，有效期为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生产规模为15.00万吨/年，矿区面积为0.1271平方公里。2008年7月25日，上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营业执照》，经营期限为2006年5月22日至2016年11月22日。该采石场各种证照齐全，属于合法经营的企业。
2008年10月1日，被告上思县水泥厂与被告李凡森、零春虎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上思县水泥厂将其位于上思县“弄怀山”的采石场租赁给被告李凡森、零春虎开采经营。经营期限为二年，即自2008年10月1日起至2010年9月30日止。但在《协议书》签订前，上思县水泥厂已经将二号采矿区的一部分作业面发包给被告卢仲春，由被告卢仲春独立经营。被告李凡森、零春虎的经营区域与被告卢仲春的采石区域相互独立，各方与上思水泥厂的物资往来和结算亦相互独立，但采矿区对外统称为“二矿区”。被告卢仲春承包采石场后雇用庞恩谢、方某2、李树巧等农民工为其从事开采矿石工作，工资由其发放，具体工作内容由其安排，但被告卢仲春未与庞恩谢、方某2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9年6月21日，被告卢仲春带领民工李树巧、方某2、庞恩谢在其经营的采矿区工作面进行安装炸药爆破作业，被告卢仲春具有爆破资格，负责安装炸药。当天下午四点半左右，各炮眼都已经装了炸药和电雷管，正准备要连线时，突然出现雷暴降雨天气。被告卢仲春下令山上所有人员全部下山，撤离危险区域。李树巧和被告卢仲春即先下山，方某2和庞恩谢也开始跟下来。但由于大雨来得快，方某2和庞恩谢两人又返回就近已填装炸药的炮眼上方的一个石窝下躲雨。躲雨期间，石窝附近已装填炸药的炮眼遭遇雷击而发生爆炸，造成庞恩谢受伤，方某2死亡的事故。
2009年6月23日，被告卢仲春（甲方）与受害人方某2的家属方大飞、方大众、方大胆（乙方）签订《临时赔偿协议书》，内容为：“方某2受卢仲春雇请开石场工作，因发生事故，导致方某2工伤死亡，为了解决当前丧葬问题。现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付给乙方肆万元，作为死者埋葬费用；二、死者配偶在医院抢救及医药费等全部由甲方支付；三、赔偿金等待死者安葬后，双方约定按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规定，由甲方进行赔偿。其它赔偿金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子女抚养费、老人赡养费等；四、如甲方没有按规定支付赔偿金、抚养费等费用的，乙方有权将甲方的位于县城城南开发区的房产扣押，直至甲方付清为止。如双方不能解决的，可诉诸法院裁决；五、本协议书一式五份，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协议书待双方签字后生效。”被告卢仲春、原告方丽、方某1及其家属及村委会在临时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临时赔偿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卢仲春依约支付了原告40000元。2009年6月23日，被告卢仲春还出具一份承诺书，表示其愿意将位于上思县城南开发区宗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原告，如其不能支付赔偿费用，死者家属有权拍卖该宗土地及房产，得款优先支付赔偿费用。
2009年11月16日，被告卢仲春（甲方）与原告黄贵梅、庞荣珍、方某1、方丽（乙方）签订《赔偿协议书》，内容为：“乙方亲人死者方某2系甲方临时雇用工人，于2009年6月21日因在工作中意外事故医治无效死亡。为妥善解决方某2死亡事后赔偿事宜，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赔偿金额。1、甲方赔偿乙方方某2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乙方不再追究甲方其他任何法律责任，也不得再另行向甲方主张任何其它费用。2、截至今日，甲方已付乙方人民币肆万元，尚欠乙方人民币壹拾壹万元。二、付款期限。1、签订本协议时，甲方再向乙方支付人民币伍万元整。2、余款人民币陆万元，按半年为期，每半年付给乙方壹万元，直至付清为止（即于2012年12月前全部付清）。三、违约责任。甲方必须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赔付，如逾期赔付的，逾期赔付的部分另追加1%的违约赔偿。在甲方赔偿义务届满前，乙方不得阻挠甲方的正常经营，否则，乙方必须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四、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甲方再付人民币伍万元后生效。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原告黄贵梅、庞荣珍、方某1、方丽及被告卢仲春签字确认。《赔偿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以其不是赔偿义务主体，拒不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四原告遂诉至本院。
事故发生后，上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了工作组并就事故原因及责任进行了调查认定。2009年8月20日，该局经调查后形成了《关于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二号采区“6.21”事故调查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雷电引发已装填的炸药爆炸造成，方某2、庞恩谢对该起事故应负直接主要责任；上思县水泥厂对采石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对上岗人员资格审查和检查监督不严格，方某2、庞恩谢两位农民工未经专门安全教育培训就上岗作业，致使两人不掌握安全生产基本常识，不懂得及时有可能发生意外的危险作业区域，是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间接原因。上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根据调查报告的内容决定给于上思县水泥厂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2010年3月26日，被告卢仲春代上思县水泥厂缴纳了该笔罚款。
另查明，原告庞荣珍与受害人方某2生前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97年6月20日生育女儿方丽，事发时其年龄为12岁；于1999年1月27日生育儿子方某1，事发时其年龄为10岁零5个月。原告黄贵梅系受害人方某2的母亲。黄贵梅共生育有5个子女，长子为方大飞，1970年7月15日出生；次子为方某2，即本案受害人，1972年8月4日出生；三子为方大众，1976年7月4日出生，四子为方大宇，1979年3月25日出生；女儿为方大战，1980年4月10日出生。
原告曾以卢仲春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卢仲春履行2009年11月16日《赔偿协议书》，本院于2013年8月30日立案受理，该案案号为（2013）上民初字第730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李凡森、卢仲春、上思县水泥厂为被告，原告于2013年12月20日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当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二、本案的侵权责任由谁承担；三、原告与被告卢仲春签订《临时赔偿协议》、《赔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项目和数额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受害人方某2于2009年6月21日受伤死亡后，诉讼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现原告提起侵权之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本案诉讼时效从事发之日即2009年6月21日开始计算。但被告卢仲春与原告于2009年11月16日签订了《赔偿协议书》，约定被告卢仲春于2012年12月前分期付清赔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因双方当事人约定分期赔偿而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从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时即2013年1月1日重新起算。此后，原告黄贵梅、庞荣珍、方某1、方丽于2013年8月30日向本院起诉，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现原告于2014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侵权之诉一年的诉讼时效。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原告
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的侵权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首先，关于被告与受害人方某2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被告李凡森、零春虎与被告上思县水泥厂签订《协议书》，取得上思县水泥厂采石场的开采经营权。在此之前，被告上思县水泥厂将二采区的部分开采经营权发包给具有爆破资格的被告卢仲春，由被告卢仲春独自经营。被告卢仲春在开采经营的过程中，带领方某2等民工在其经营的采矿区工作面进行安装炸药爆破作业。受害人方某2属提供劳务一方，被告卢仲春属接受劳务一方，受害人方某2与被告卢仲春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形成了事实劳务关系。被告卢仲春主张其只是事发工地的主管，并非真实的经营人，但从上思县公安局、安监局于事发后第一时间对被告卢仲春、李凡森、庞恩谢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被告卢仲春与原告方签订的《临时赔偿协议书》、《赔偿协议书》来看，足以证实被告卢仲春系事发石场的开采经营人，受害人方某2与被告卢仲春形成劳务关系的事实。被告卢仲春辩称其不是雇主，其也是提供劳务方，与事实不符，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本案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死者方某2是被告卢仲春雇佣的农民工，工资由卢仲春发放，工作内容由卢仲春安排，劳动工具由卢仲春提供，死者方某2与被告卢仲春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被告卢仲春具有爆破作业资格，其作为雇主，应当知道爆破作业具有极大危险性，但其思想上没有高度重视，未对方某2等农民工进行专门安全教育培训，致使方某2不掌握爆破安全生产基本常识，导致方某2对在爆破作业中可能发生的危险认识不足。而在爆破作业中遭遇雷电时，被告卢仲春没有及时有序组织员工撤离危险区域，而是自行下山避雨，且其本人亦未远离危险区域，而是在准备爆破的山下避雨，这是导致发生事故的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卢仲春作为雇主，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方某2在雇佣活动中，应当服从雇主卢仲春的工作安排和指挥，应当注意自身的安全。但方某2在爆破作业中，在卢仲春已要求其尽快撤离险区下山的情况下，不注意潜在的安全风险，而是心存侥幸，为避雨又擅自返回炮眼上方的石窝躲雨，导致其被爆炸震松的石块坍塌砸中，这是导致发生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方某2作为提供劳务方，自身亦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其对本次事故应负次要责任。被告上思县水泥厂虽然已经将二矿区的部分作业面发包给了卢仲春，由被告卢仲春独自经营，但上思县水泥厂对采石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对上岗人员资格审查和监督不严格。方某2、庞恩谢等农民工未经专门安全教育培训就从事爆破作业，致使两人不掌握安全生产基本常识，是造成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上思县水泥厂亦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三条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了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根据死者方某2与被告卢仲春之间雇佣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对原告遭受的经济损失，本院确定由被告卢仲春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上思县水泥厂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告自负30%的民事责任。被告李凡森、零春虎与本案无关，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与被告卢仲春签订的《临时赔偿协议》、《赔偿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本院认为，《临时赔偿协议》具有过渡性质，其内容被《赔偿协议书》取代，故本院重点论述《赔偿协议书》的效力。原告主张，《赔偿协议书》约定被告卢仲春在签订协议后再支付五万元合同生效，但被告至今未付，且合同约定的赔偿金额过分低于原告的损失，属于显失公平，故《赔偿协议书》为无效合同。被告卢仲春主张其签订《赔偿协议书》是基于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错误认知而签订，赔偿主体应为上思县水泥厂等被告，《赔偿协议书》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故该协议无效。被告上思县水泥厂、李凡森、零春虎主张《赔偿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本院认为，《赔偿协议书》是原告及其家属与被告卢仲春在发生事故后就赔偿问题协商一致的结果。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该协议约定了《赔偿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即“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由甲方再付人民币伍万元后生效。”从性质上看，双方商定的条件为随意条件，即纯粹取决于债务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决定合同是否生效。此纯粹的随意条件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导致签订的协议不能约束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长期悬而未决，并导致签订合同目的落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综上，由于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卢仲春支付伍万元后生效，而是否支付五万元完全由被告卢仲春自由决定，该约定与订立合同的目的相违背，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卢仲春于2009年11月1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无效，原告仍然有权向被告主张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应当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并结合自身的过错程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项目和数额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应按《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及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计算。本院对原告的损失确认如下：
1、死亡赔偿金。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受害人方某2系农村居民，其出生日期为1972年8月4日，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为6008元/年×20年=120160元。对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2、丧葬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丧葬费为18810元（3135元/月×6个月），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3、误工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该条款所规定的误工费是指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耽误了工作而造成的损失。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一定费用，对原告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请求，应以三人七天为宜，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家属误工所导致的收入损失，故本院参照《标准》中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0534元/年的标准，误工天数为7天，则该项费用为20534元/年÷365天×7天×3人=1181.40元。对原告超出这一数额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4、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标准》中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4878元/年计算。原告方丽于1997年6月20日出生，事发之日至其年满18周岁尚有6年。原告方某1于1999年1月27日出生，事发之日至其年满18周岁尚有7年零7个月。原告黄贵梅于1949年4月7日出生，受害人方某2死亡时黄贵梅年满六十周岁，其赡养年限按20年计算。受害人方某2应对二个子女即原告方丽、方某1承担二分之一的扶养费用，应对其母亲即原告黄贵梅承担五分之一的赡养费用。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为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即4878元。因此本案扶养费要分三个阶段计算。第一阶段为前6年，该阶段三个被扶养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故应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4878元/年计算，三个被扶养人该阶段的扶养费为29268元（4878元/年×6年）；第二阶段第7年至第8年的扶养费为5812.95元（4878元/年×1年÷2+4878元/年÷12个月×7个月÷2+4878元/年×2年÷5）；第三阶段第9年至第20年的扶养费为11707.20元（4878元/年×12年÷5）。综上，原告方丽、方某1、黄贵梅的扶养费总额为46788.15元，其中：原告方丽的扶养费总额为9756元（29268元÷3），原告方某1的扶养费总额为13617.75元（29268元÷3+4878元/年×1年÷2+4878元/年÷12个月×7个月÷2），原告黄贵梅的扶养费总额为23414.40元（29268元÷3+4878元/年×2年÷5+4878元/年×12年÷5）。对于原告超出以上扶养费数额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以上原告的损失共计：死亡赔偿金120160元+丧葬费18810元+误工费1181.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6788.15元=186939.55元。被告卢仲春承担60%的赔偿责任，故卢仲春的应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为112163.73元，被告上思县水泥厂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18693.96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
精神损害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因本事故发生，确实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害，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18000元，由被告卢仲春负担。
综上，被告卢仲春应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为112163.7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扣除已赔偿原告的70000元，被告卢仲春还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2163.7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被告上思县水泥厂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693.96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卢仲春赔偿原告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因方某2死亡的经济损失42163.73元；
二、被告上思县水泥厂赔偿原告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因方某2死亡的经济损失18693.96元
三、被告卢仲春赔偿原告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因方某2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
四、驳回原告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52元（原告已预交863元），由原告庞荣珍、方丽、方某1、黄贵梅共同负担1725元，被告卢仲春负担1317元，被告上思县水泥厂负担410元。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按普通审理程序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452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帐号：20×××13（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小明
人民陪审员 何金学
人民陪审员 陈 绅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方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