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6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华。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阿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富林。
委托代理人：郑菲，浙江正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国华、杨阿龙为与被上诉人徐富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5）嘉秀商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华、杨阿龙，被上诉人徐富林的委托代理人郑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杨国华与徐玲珍于2004年10月28日登记结婚，婚后居住于嘉兴市××洪合镇。杨阿龙系杨国华与前妻所生儿子，于2009年来嘉兴与杨国华共同生活。徐富林系徐玲珍父亲。自2007年起，杨国华与徐玲珍家庭登记成立多个个体工商户以从事横机经营，其中包括摇钱马针织厂（2007年11月6日成立）、摇钱马全电脑厂（2009年9月4日成立）、摇钱马电脑横机厂（2010年2月25日成立）、洪合欣富马厂（2011年3月20日成立）、高照欣富马一厂（2011年3月25日成立）。2010年1月23日，杨国华、杨阿龙、徐富林三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各持摇钱马全电脑厂33.33%的股份，盈余按比例分配；徐富林只对合同生效后横机厂的债权债务负责；横机厂日常经营、生产由杨国华负责，等。2011年6月4日，杨国华、徐玲珍与徐富林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杨国华、徐玲珍将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净资产（应收款加库存机器及设备等资产减应付款的余额）5487528元以同值转让给徐富林，杨国华与徐玲珍各得50%。该协议所附《应付款明细》中列具了欠杭州赛亚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等19项应付款，计5333088.60元，其中包括洪合信用社贷款200万元及洪合工商银行贷款120万元。2011年6月5日，杨阿龙、徐富林及“利害关系人杨国华”签订《协议》，约定杨阿龙、徐富林合伙经营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产生利润5487528元，自次日起徐富林全权负责管理企业，并向杨国华支付50%的股份款项。因徐富林认为前述两份协议实际为同一协议，拒绝按6月5日协议支付转让款，杨阿龙对徐富林提起（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民事诉讼。原审法院审理该案后认为，在已经形成6月4日、6月5日两份协议情况下，徐富林认为两者替代的主张不能成立，相反，杨阿龙解释的两厂资产分为四份，其中6月4日协议转让杨国华和徐玲珍的份额，6月5日协议转让杨阿龙份额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从而判决徐富林支付杨阿龙资产转让款2743764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0年7月29日，徐惠红向洪合信用社申请借款200万元，借款用途为“电脑横机配件”，借款期限2010年7月29日至2012年7月28日。2010年7月30日，徐富林与洪合信用社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00068356、00068358号房产为徐惠红2010年7月30日至2012年7月28日间最高限额为200万元的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2010年7月30日至11月12日，徐惠红贷款7笔共计200万元，其间现金存款3笔计37000元；2010年7月30日至12月26日，该账户上的款项经转账、取现等方式提取，余额为1404.72元，其中徐富林签名转账、取款45笔，计2000293元；至2011年6月，贷款本金余额为200万元。
徐富林之妻徐金英于2004年3月15日注册成立了惠惠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针织机及配件零售，火车票代售。该经营部由徐金英与徐富林夫妻共同经营，与杨国华、杨阿龙无关。汤建东（徐惠红丈夫）于2009年7月17日注册成立了嘉兴市秀洲区洪合建东针织机修店（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针织机修理。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杨国华、杨阿龙及徐玲珍为家庭成员，曾共同经营摇钱马厂及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并于2011年6月4日、6月5日以协议方式对企业的财产份额作了转让处理，杨国华、杨阿龙及徐玲珍退出该个体工商户，由承受该企业的徐富林支付相应转让款。原审法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确认，在合伙期间，以上四人各占企业资产四分之一的份额。杨国华、杨阿龙提起本案诉讼，肇因于其发现并认为2011年6月4日转让协议所附债务清单中记载的洪合信用社贷款200万元事实上并不存在，因而不应扣除，企业资产增加200万元，杨国华、杨阿龙各应取得50万元的份额。本案证据表明，争议的200万元贷款的借款人系徐惠红，而非合伙企业或其经营者，故此，争议的焦点在于该200万元贷款是否如徐富林所称系徐富林以徐惠红的名义所贷，并实际用于原合伙企业。就举证责任分配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并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杨国华、杨阿龙主张合伙财产分割并转让时，非属合伙企业的债务不得在合伙财产中扣除，该主张因徐富林认可列入应付款清单的洪合信用社借款200万元确系以徐惠红名义的借款而阶段性成立。徐富林在认可借款系徐惠红所贷时，又称该借款系徐富林以徐惠红名义所贷，并实际用于原合伙企业。该抗辩旨在阻止杨国华、杨阿龙权利的实现，属权利妨碍规范，徐富林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徐富林提交的《存款分户明细查询》表明，徐惠红101005893326615账户于2010年7月30日至11月12日分七次转入贷款200万元，后以取现和转账的方式支出，其中徐富林签名转账、取款45笔，计2000293元。原审法院认为，杨国华、杨阿龙“发现洪合摇钱马厂、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杨国华、徐富林、杨阿龙、徐玲珍在2010年1月23日至2011年6月5日间并无向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贷款200万元的事实”而对于该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提出质疑，进而提起本案诉讼，徐富林提交的证据证明徐惠红所贷200万元款项由徐富林支配和使用，该借款与徐富林本人借款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徐富林关于“借徐惠红名义贷款”的主张成立。至于该款经取现和转账后的流向，由于徐富林夫妇另开办有惠惠经营部，徐惠红家庭注册有以针织机修理为经营范围的个体户，因此徐富林对于款项用于原合伙企业的说明和证明并非确凿不可怀疑。但是，鉴于原摇钱马厂或欣富马厂为个体户，经营人员为家庭成员，在之前的诉讼中当事人陈述未建立完善的账务，且以上款项在合伙份额转让前取现和转账，至合伙资产转让的2011年6月仍存余借款本金200万元未归还，徐富林也以证据9-24部分地证明了款项用于清偿合伙债务，应当认为徐富林的主张成立。应说明者，要求徐富林完整、确切、一一对应地证明所取、所转款项用于原合伙企业的何笔支出在本案情景下并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双方于2011年6月4日签订《转让协议书》时已对原合伙企业的资产、利润及债务进行结算，如果杨国华、杨阿龙可以要求徐富林证明贷款用途，则其他债务也可再次要求证明，这样的结果必然引起合伙账务的重新结算，无疑将动摇整个协议的基础。况且，杨国华作为转让企业的原经营者参与了协议的签订，有理由认为，他对于大额的债务（应付款）的存在明知或应当知道。因此，徐富林在证明徐惠红的200万元贷款由其支配和使用后，其证明责任并不及于“证明款项用于清偿合伙债务”。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国华、杨阿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杨国华、杨阿龙共同负担。
宣判后，杨国华、杨阿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在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起诉徐惠红、徐富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徐惠红明确表示愿意还款，徐富林同意承担连带责任。该事实已经生效文书所确认。原审错误认定徐惠红向洪合支行200万元借款系摇钱马厂使用，并从合伙企业总资产里扣除200万元偿还徐惠红200万元借款是错误的。徐惠红的借款和欣富马厂无关。徐富林没有证据证明将借款用于哪里，原审法院也无法确定，原审认定用于合伙企业没有依据。徐惠红多次向禾城银行洪合支行申请贷款，用途均为购买电脑横机配件，说明徐惠红有生产经营电脑横机需要大量使用资金的事实。原审无故延长审限，属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杨国华、杨阿龙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富林负担。
徐富林二审答辩称：原审认定200万元银行贷款是欣富马厂应付款是正确的，落款为2011年6月4日的协议所附的应付款明细对此写的很清楚，且有杨国华的签字确认，杨国华若推翻该事实，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徐富林根据原审法院的要求，提供了该200万元贷款的领款凭证，至于去向，由于欣富马厂没有作帐，且杨国华已对该笔贷款进行了确认，徐富林事实上无需再保管贷款去向的凭证。由于徐富林年事已高，不可能直接贷款，故以其女儿徐惠红的名义贷款，所贷款项是徐富林领取，部分是直接付给欣富马厂客户的，杨国华对此是清楚的。徐惠红向禾城银行洪合支行所谓的570万元贷款，其中200万元是转贷。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杨国华、杨阿龙提供了原审判决书、原审庭审笔录、双方在原审中提供的书面材料、原审判后答疑申请书两份、判后答疑录音及书面整理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判后答疑的若干规定》、原审法院的《通知》、借款申请书五份、原审法院（2015）嘉秀王商初字第105号及106号案中的民事诉状及相关材料（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个人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借款申请书、借款借据、抵押财产清单）、收贷收息凭证、借款借据、最高额抵押合同、抵（质）押品代保管凭证。上述材料经本院审查认为，部分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部分已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供，均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除上述材料外，杨国华、杨阿龙还提供了杨国华与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行长的通话录音及整理稿，证明徐富林、徐惠红在原审中作虚假陈述，贷款是进入徐惠红的账户，徐惠红对贷款事宜是知晓的，徐惠红的贷款与本案无关。
经质证，徐富林认为通话录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与禾城银行洪合支行没有关系。
二审中，杨国华向本院申请调取徐惠红与禾城银行洪合支行签订的编号为8711120120001318、8711120120008807、871132010000458的《个人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的真实借款人、抵押人情况，以证实借款人是否系徐惠红、抵押人是否系徐富林。
经审查，本院认为，通话录音不能证明贷款的实际使用人，与本案争议的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杨国华申请调取的三份《个人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在原审中已作为证据提供，徐富林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杨国华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1年6月4日的《转让协议书》所附的应付款明细中确认的200万元洪合信用社贷款是否存在。杨国华现称该200万元贷款事实上并不存在，系徐富林虚报债务，而徐富林称该200万元是以其女儿徐惠红名义向禾城银行洪合支行所贷，实际由徐富林用于家庭合伙企业经营。对此，本院认为，杨国华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杨国华称其发现家庭经营的合伙企业及杨国华、徐富林、杨阿龙、徐玲珍在2010年1月23日至2011年6月5日间并无向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贷款200万元的事实，但《转让协议书》并未将该200万元贷款限定于杨国华、徐富林、杨阿龙、徐玲珍四人所借，徐富林称系以徐惠红名义借款，并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不无可能。其次，《转让协议书》由杨国华、徐玲珍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徐富林所签，杨国华对协议所附的应付款明细亦进行了确认，杨国华称当时基于家庭成员间的信任，没有对该应付款明细进行核实，依据不足。再者，该协议中明确欣富马厂转让前由杨国华、徐玲珍合伙经营，因此，杨国华作为实际经营者，对欣富马厂的债务情况应当是清楚的。且该协议转让的正是欣富马厂的净资产，并将净资产确定为“应收款加库存机器及设备等资产减应付款的余额”，杨国华作为转让方，其称不清楚欣富马厂的财务状况，显然有违逻辑。最后，根据徐富林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徐惠红名义向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贷款200万元实际由徐富林使用的事实，且杨国华也认可其中部分转账凭证中的收款人确系欣富马厂的客户。由此亦可印证《转让协议书》中所确认的200万元信用社贷款的真实性。综上，在杨国华无确凿证据否定《转让协议书》记载内容真实性的情形下，对其主张，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杨国华、杨阿龙称原审程序不当，没有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杨国华、杨阿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审 判 员 汪先才
代理审判员 陈 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