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庐山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491民初164号
原告：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出口加工区锦绣大道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744293926X。
法定代表人：储培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方喜，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伟，浙江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富山一路5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7994597227E。
法定代表人：黄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为民，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昌珊，公司董事。
原告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九江公司）与被告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得文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巨石九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伟、被告科得文化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为民、余昌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巨石九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094065.64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被告曾用名）有多年业务往来，被告向原告购买玻璃纤维产品。2009年至2014年间原告累计向被告发送玻璃纤维产品货值10543369.02元，往来期间被告累计向原告支付货款9449303.38元，截止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094065.64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并要求被告签署对账单，但被告一直拒不支付货款，故向法院起诉。
被告科得文化公司辩称，原告诉状中主张的货款金额不实，原、被告间采用“款到发货”的交易方式，被告不欠原告货款。2014年3月后，原告没有向被告提出过结算或付款要求，即使双方存有债权、债务，也已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依法也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巨石九江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原告向被告发货后开具的增值税发票70份及相对应的送货单以及根据发票和送货单所制作的清单，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总发货数量和金额；二、42份付款凭证，包括电汇和承兑汇票，用以证明与被告往来期间，被告总付款金额为9449303.38元，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方式为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三、申请法院调取的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被告在税务部门认证的证明，证明原告开具给被告的所有的发票，被告均已收到并抵扣，以此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的金额和数量是没有异议的。
被告科得文化公司质证认为，1、原告同被告之间发生过业务关系是事实，但均先签订合同再履行合同，不可能没有合同就发货，送货单上没有价格，不符合常理，要求原告提供原始合同证明。2、原告所提供的送货单中有奉高明、刘申武、李南平签字以及被告公司盖章确认的送货单被告认可，但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他送货单三性均有异议，不属于被告公司收货。3、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业务关系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收到了这些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双方发生了这些金额的业务关系，也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的货款。即便增值税发票是真实的，因增值税发票均在2014年12月之前，可以证明诉讼时效已过。4、清单不属于证据。5、双方合同约定款到发货或票到一个月内付款，付款方式除了转账等还存在现金支付，被告付款金额可能不止9449303.38元。时间过长，被告没有保存档案，无法核对付款金额。原告提交的承兑汇票均为复印件，不是原件，同时原告也没提交银行收走承兑汇票原件的证明，对原告提交承兑汇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6、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发票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更不能作为双方发生真实业务的依据，只有销售合同、提货单、收货单等才是双方结算的依据，原告举证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不具有独立证明买卖合同成立，商品已经交付，并转移所有权的事实效力。
被告科得文化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原告、被告于2012年3月1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JSJJ/S12031601的《销售合同》（传真文本）复印件、2014年2月18日签订的合同编号JSJJ/S201402180的《销售合同》（传真文本）复印件，用以证明：1、原、被告间签订了书面合同，不是原告主张的口头合同交易方式；2、2014年2月18日前采用款到发货，交货时间双方协商，2014年2月18日起采用的是合同签订后发货，票到次月结清货款；3、合同中没有约定欠款责任，可以反证被告没有拖欠货款的事实；4、交货地点在南昌，没有约定其他交货地点。二、财政部发布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6号-合同管理》、网络文章剪裁，证明原告系央企，财政部、国资委对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合同管理有明确要求，大宗产品销售是禁止口头交易方式的。
原告巨石九江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两份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两份合同中都没有签订日期，如果两份合同是真实存在的，其交易金额也只有不到100万元，不能包括原、被告之间全部的交易往来。证据二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综合上述原告、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及在法庭上的陈述，本案事实可确认如下：
2009年3月始，原告多次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供应玻纤产品，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或盖章接受货物，至2014年11月，原告共向被告供应玻纤产品69批次。原告分批次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提供7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收到该70份增值税发票后，均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国家税务局办理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手续。原告巨石九江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送货单中，2009年7月27日开具的号码为01059860的增值税发票无对应的送货单；2009年11月24日开具的编号为00068384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R-2400-258无碱缠绕纱数量较对应的2009年11月1日0011877号送货单载明货物数量多9951.7公斤，2009年11月28日开具的编号为00072769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R-2400-258无碱缠绕纱数量较对应的2009年11月11日0011902号送货单载明货物数量少9956.1公斤，二批次的货物价格均为3776.07元/吨；2013年9月30日开具的编号为02210378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R-2400-258无碱缠绕纱（单价为3435.04元/吨）、EDR24-2400-386无碱直接纱（单价为3776.92元/吨）数量较对应的2013年10月17日至2014年1月2日的0019600、0017054、0019604、0017228、0016408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分别多14.474吨、530公斤，2014年3月31日开具的编号为02221577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DR24-2400-386无碱直接纱数量（单价为3819.66元/吨）较对应的2014年3月7日的0020381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少530公斤，2014年12月25日开具的编号为02477220的增值税发票写明货物ER-2400-258无碱缠绕纱（单价为3606.84元/吨）数量较对应的2014年11月9日的022067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少14.439吨。其余批次的增值税发票写明的货物数量与对应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相同。原告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供应上述玻纤产品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自2009年3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分批向原告支付货款9449303.38元，其中最后一次付款是以出票人为江西科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票号为20674621，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业务处理中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
另查明，2016年4月22日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间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系玻璃纤维产品，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形，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全部的货物买卖合同行为均需采用书面形式。被告提交的2012年3月1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JSJJ/S12031601的《销售合同》（传真文本）复印件、2014年2月18日签订的合同编号JSJJ/S201402180的《销售合同》（传真文本）复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同时，该二份合同复印件显示合同标的物数量共计200吨，合同总金额不到100万元，不足以涵盖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全部的交易行为，被告认可的奉高明、刘申武、李南平签收的货物总量也超去200吨的范围，因此，可认定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之间有关玻璃纤维产品的买卖合同既有书面合同，亦有口头合同。从原告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来看，原告采用送货方式，送货单上写明收货单位、货物名称、数量，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收货后，原告将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写明货物名称、数量、单价和金额。虽然被告科得文化公司对奉高明、刘申武、李南平签字及加盖公司印章以外的送货单不予认可，但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均写明为“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其他的签字人员吴剑波、王晓花、朱国龙等人多次签收货物，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在收到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在南昌国税局办理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手续，说明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认可收到了原告提交的货物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写明的货物的单价和金额。从本院调查情况来看，原告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代开发票，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在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并未向原告提出未收到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货物，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定原告送货单上列明的货物的交货义务已经完成，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应当按照送货单及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写明的金额向原告支付货款。虽然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写明的货物数量与对应送货单写明的货物数量存在出入，但原告均对货物数量进行了补齐，且所补货物的单价均等于或高于短缺货物的单价，因此，可以认定原告向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供应玻璃纤维产品的总金额为10404698.80元，2009年7月27日开具的号码为01059860的增值税发票无对应的送货单，不予认定。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是以出票人为江西科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票号为20674621，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业务处理中心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到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时，未超过二年，被告科得文化公司有关诉讼时效已过的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原告取得该承兑汇票后，无论是背书转让还是到期后提示承兑，均无法保留该承兑汇票的原件。因此，原告提交的该承兑汇票虽然是复印件，但该复印件装订在原告公司的财务账册中，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后，被告应当承担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债务。原告最后一次供货时间是2014年11月30日，江西通乾实业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时间是2014年12月29日，无论是被告提交的二份合同复印件显示的付款方式“款到发货”还是“票到次月结清”，被告最迟应于2015年1月底向原告支付全部货款，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按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55395.42元，并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1至3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支付自2017年6月8日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64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9647元，原告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承担1700元，被告江西科得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承担1794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缴纳上诉费，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 和 良
审判员 卢 清 生
审判员 欧阳中学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宁 安 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