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4）鄂襄阳中法委赔字第00002号
赔偿请求人：襄阳市耀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耀阳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志东，耀阳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生，耀阳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黄珍珍，耀阳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赔偿义务机关：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城法院），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财苑路66号。
法定代表人：卢伟，襄城法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孙莉、孙华，襄城法院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耀阳公司因襄城法院违法保全国家赔偿一案，2013年11月29日向襄城法院申请国家赔偿逾期未作出赔偿决定，2014年6月11日向本院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本院2014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并于2014年7月10日主持赔偿请求人耀阳公司和赔偿义务机关襄城法院进行听证，耀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生，襄城法院的委托代理人孙莉、孙华出庭参加听证。现本案已审查完毕。
耀阳公司请求赔偿称：襄城法院在审理黎春燕等9原告因与被告耀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时，原告在未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仅以原告的申请，于2013年1月25日作出（2013）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31－2号民事裁定，采取张贴法院封条的方式对其公司经营场所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培训中心餐饮大厅、包厢及客房进行查封，致使被迫停业，后经黎春燕等9原告申请撤诉，2013年6月19日，襄城法院解除查封，持续查封150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2100000元。襄城法院的保全措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襄城法院采取提取日常营业收入和查封营业场所并举的保全措施扩大了耀阳公司经济损失；耀阳公司欠黎春燕等9原告的300000元的债务，襄城法院保全的财产明显超出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数额和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八项、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襄城法院应当承担耀阳公司的赔偿责任，而襄城法院受理国家赔偿申请后，逾期不作赔偿决定，故请求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决定由襄城法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2100000元。
耀阳公司于2014年9月4日提供襄阳市地方税务局襄城分局出具通用税款统计，变更赔偿请求为该公司2012年度营业收入3084660元除以12个月等于每月营业收入257055元再乘以5个月停业损失的计算方式的赔偿数额1285275元，由襄城法院予以赔偿，其它不再主张。
襄城法院答辩称：该法院按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申请，依法裁定提取耀阳公司营业收入300000元及查封部分经营场所未超过原告请求的范围，且查封的财产系本案有关的财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襄城法院保全期间，耀阳公司一直在正常经营称其造成经济损失2100000元的事实不成立，而且襄城法院裁定提取300000元营业收入汇入指定账户时，耀阳公司直至案件审结拒不交纳，即使查封期间有损失应自行承担。总之，襄城法院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也并未对其酒店营业造成实际的影响和财产损失，案件终结后亦及时解除了保全措施，申请襄城法院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襄阳法院请求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驳回其赔偿申请。
襄城法院提供耀阳公司2013年1、2、3、4月份交纳地方税款分别为6137.25元、1935.1元、4101.54元、4755.71元。
耀阳公司2014年9月3日对襄城法院提供该公司2013年1至4月份交纳的税款费证据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其税费属于该公司停止后在外收取的应收款而交纳的税费，不能证明耀阳公司仍在正常营业。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黎春燕、襄樊海伦卓越洗涤有限公司、董建、刘明有、白长林、万志山、吴才军、徐龙、任宗画因与耀阳公司产生买卖合同纠纷，于2012年12月24日将其诉至襄城法院，请求耀阳公司支付货款286964.1元，并于2013年1月8日、14日向襄城法院申请，提取、查封耀阳公司日常营业收入和财产。2013年1月11日，襄城法院作出（2013）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031－1号民事裁定，一、提取耀阳公司日常营业收入，直至达到300000元；二、耀阳公司每月1号提交上个月日常营业收入汇至襄城法院账户。耀阳公司未交纳营业收入。2013年1月25日，襄城法院又作出（2013）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031－2号民事裁定，查封耀阳公司经营的位于襄阳市襄城区虎头山路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培训中心餐饮大厅一间、餐饮包厢12处及三、四楼所有客房，责令对查封房间内的物品及设施自行保管，不得变卖、毁损。耀阳公司不服，2013年1月31日，向襄城法院申请复议，襄城法院2013年2月1日予以驳回复议申请。2013年2月26日，襄城法院查验保全措施现场时，该培训中心二、三、四楼的门锁已损坏、解开，人民法院的封条已撕毁。耀阳公司认可欠黎春燕等9原告的货款，属该公司债务，当时该公司面临资金困难，请求分批支付货款，而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襄城法院就此进行了查封。后经被告耀阳公司与黎春燕等9原告和解并支付货款后，黎春燕等9原告2013年6月13日申请撤诉。2013年6月19日，襄城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并裁定停止提取耀阳公司日常营业收入、解除襄阳市襄城区虎头山路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培训中心大楼的一楼餐饮大厅、二楼餐厅及三、四楼所有客房的查封。
本院赔偿委员会另查明：2005年6月29日，ＸＸ与原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培训中心签订《租赁合同》，将该法官培训中心的客房、餐厅大门北侧三层楼的房屋及另一场地予以承租，租赁期限15年，并委托刘泽涛全权负责法官培训中心经营活动；2006年6月28日，刘泽涛与襄樊市博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该法官培训中心主楼及大门北附楼承包给襄樊市博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承包期限为14年；2011年1月16日，经刘泽涛同意，又由耀阳公司经营管理；2012年9月29日，耀阳公司又将该法官培训中心二楼及一楼餐厅承包给梅春辉经营。
本院赔偿委员会还查明：2012年度耀阳公司交纳税费合计285332.65元，其中耀阳公司2012年度交纳企业所得税为107963.70元，全年营业额为3084660元；2013年1、2、3、4月份交纳地方税费款分别为6137.25元、1935.1元、4101.54元、4755.71元。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其一，襄城法院未责令提供担保对耀阳公司采取的保全措施不存在违法。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其目是为了保证因申请人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的，申请人有相应财产给予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襄城法院受理的黎春燕等9原告诉被告耀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律关系简单，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黎春燕等9申请人申请保全耀阳公司财产时，襄城法院可以不责令黎春燕等9申请人提供担保；依被告耀阳公司与黎春燕等9原告自行达成支付货款并和解的事实看，被申请人耀阳公司拖欠货款数额的事实成立。因此，黎春燕等9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后，襄城法院未责令黎春燕等9申请人提供财产担保即对耀阳公司采取的保全措施不存在违法。其二，襄城法院对被申请人耀阳公司可以采取提取日常营业收入和查封餐厅、客房的两项并用的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生效裁判能够得到执行，为实现该目的需要对被申请人的财产进行有效控制。而襄城法院裁定提取的耀阳公司日常营业收入系将来的、可能的财产，最终是否能够提取到符合保全的营业收入还不能确定，在足额提取达到保全数额的款项之前，申请人的民事权利尚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在下达提取日常营业收入的裁定后，耀阳公司并未履行，故襄城法院同时采取、查封耀阳公司的餐厅、客房的保全措施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三，襄城法院对被申请人耀阳公司餐厅、客房采取的保全措施合法。因为耀阳公司经营的酒店（法官培训中心）无房屋所有权，仅为相应的设备归其所有，供人民法院保全，襄城法院在保全过程中，耀阳公司也未提供替代的财产可供法院保全，法院进行保全后亦未提供相应担保申请变更保全措施。据此，襄城法院为了防止被申请人耀阳公司所有餐厅、客房的设备被转移、处分，采取“就地查封、自行保管”的保全措施，且为减少耀阳公司损失未采取转移或集中餐厅、客房内设备的查封保全措施，上述保全措施恰当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其四，耀阳公司在襄城法院保全期间并未造成营业损失。2013年2月26日襄城法院查验采取保全措施餐厅和客房门锁及人民法院封条时，耀阳公司已损坏、解开了餐厅、客房的门锁，撕毁人民法院封条，并从耀阳公司2013年1、2月、3、4月交税凭证来看，在保全措施期间的餐厅、客房仍在营业，故耀阳公司主张襄城法院在对其餐厅、客房保全期间产生营业损失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耀阳公司认为襄城法院违法保全并请求国家赔偿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
驳回耀阳公司认为襄城法院违法保全造成营业损失1285275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