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昆民四终字第53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刘万荣，汉族。委托代理人李晓莉，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0973XXXX。负责人芮瀿元，经理。委托代理人张耀碧，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陈维义，云南越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刘万荣因与被上诉人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以下简称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5）呈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万荣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晓莉，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耀碧、陈维义到庭参加了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双方申请庭外调解，本院依法扣除审限三个月，因案情复杂，经依法报请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以下事实：2010年10月1日，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与刘万荣签订《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合同均约定：“乙方（刘万荣）向甲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交纳99500元，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客运出租车条件的出租车一辆，甲方提供车型为捷达，车牌号：×××，经营期限均为2010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止；甲方对车辆拥有经营权、管理权、调配权、车身广告收益权，乙方在经营期限内享有车辆使用权、收益权，但不得擅自将经营的车辆用于抵押、担保、出售、联营、托营、投资、借用等活动；乙方应当于每月30日前向甲方交纳各项税费、管理费和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收取的费用，逾期按所欠金额每天收取5%的滞纳金；经营期满后，根据政府的有关政策允许公司继续经营时，乙方在经营期限内，无违规违纪情况下，在双方自愿同等情况下，乙方有权凭借本合同优先继续与甲方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并按其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经营期满后，由甲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根据政府关于出租汽车报废规定负责办理有关车辆的报废事项，车辆报废款项归乙方所有。”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与案外人余绍星于2006年11月19日签订了《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合同约定：乙方（余绍星）向甲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交纳99500元，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客运出租车条件的出租车一辆，甲方提供车型捷达，车牌号：×××，经营期限为2006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止。2008年10月22日，余绍星向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提出，退出出租车行业，将×××归还公司。刘万荣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曾于2008年10月签订了《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至2010年又再次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签订了《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另查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持有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上记载的车辆所有人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购车发票上记载的购车单位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从2006年投入运营已于2014年11月份达到报废年限（八年），该车辆现由刘万荣占有。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认为涉案车辆已经达到报废年限，但刘万荣拒绝向公司交回车辆，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刘万荣向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返还×××辆，并支付管理费1050元及代缴税金987元（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13日），刘万荣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刘万荣主张×××系自行购买挂靠公司，且合同期满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推翻原合同约定要求刘万荣签订新的合同，故提起反诉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一、确认刘万荣享有×××辆的产权；二、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赔偿刘万荣损失3000元；三、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继续按照原来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相同条件，继续与刘万荣签订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四、案件受理费由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应定性为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还是租赁合同关系”的问题，从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来看，本案应定性为租赁合同关系。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合同约定了经营期限至2014年9月30日止，在经营期内刘万荣仅享有车辆的使用权、收益权，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享有经营权、管理权、调配权、车身广告收益权。虽然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认可合同约定刘万荣向其交纳的99500元是购车款及其他管理费用，但合同价款由双方自行协商约定，该费用的数额等于或大于购车款，并不必然影响合同性质，而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提供车辆，刘万荣获得车辆使用、收益的权利并由此向公司支付一定对价的约定，符合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权利义务特征。针对争议焦点二，“刘万荣是否应当将出租车返还给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刘万荣要求确认车辆产权的诉请应否支持”，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基础不仅仅由所有权的权能产生，刘万荣“要求确认车辆产权”的诉请也并不必然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要求“将出租车返还”的诉请形成对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同时，合同也约定“经营期满后，由甲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根据政府关于出租汽车报废规定负责办理有关车辆的报废事项”，合同经营期限已经届满，刘万荣作为承租人应当履行返还租赁物的义务，且本案的出租汽车已达报废年限，根据合同约定，出租汽车报废是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经营管理租赁物的一项权利，刘万荣同样应将车辆返还公司进行报废处理，故，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要求“将出租车返还”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刘万荣“要求确认车辆产权“的诉请，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车辆的所有权归刘万荣所有，而机动车登记信息及行驶证显示车辆所有权人是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机动车信息登记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物权公示效力，况且刘万荣提交的证据也并不足以证实，其享有该车辆的所有权，对于刘万荣的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争议焦点三，“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是否应当与刘万荣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条件继续签订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依照合同约定：“经营期满后，根据政府的有关政策允许公司继续经营时，乙方在经营期限内，无违规违纪情况下，在双方自愿同等情况下，乙方有权凭借本合同优先继续与甲方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并按其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双方签订的合同已于2014年9月30日期限届满，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表示不再与刘万荣继续签订合同，双方自愿的前提已经不存在，刘万荣基于已经到期的旧合同主张签订新合同的优先权，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目前存在以旧合同同等约定继续签订新合同的条件，且合同的签订应基于双方的平等自愿协商，法律不能违背自愿、平等的原则强制双方缔约，故此，对于刘万荣的该项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至于刘万荣认为，“车辆经营权依附于车辆所有权”的问题，出租车经营权的获得应经由相应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许可，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经营出租车客运业务系因该公司获得管理部门许可授权的出租汽车经营权，而刘万荣对出租车使用、收益的权利来源于合同的约定，该权利并不能依附于实物（车辆）产生。针对争议焦点四，关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要求刘万荣支付从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13日的管理费1050元、代缴税金987元”的问题，因合同期限已经于2014年9月30日届满，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已终止，相应的车辆已经停止运营，再要求支付管理费于理不合，至于代缴税金987元，也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该项费用实际产生于2014年9月30日合同期限届满之前，并应由刘万荣承担，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针对争议焦点五，刘万荣诉称，“要求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赔偿因其原因停运、脱保23天的损失，机动车保险证上记载的保险期限到期日（2014年11月2日），每天酌情按照150元计算停运损失”，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于2014年9月30日期限届满，刘万荣对车辆享有的运营权利已经到期，车辆脱保不能运营并非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过错，保险期限的规定并不能延长运营期限，且酌情计算的每天150元停运损失也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刘万荣在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辆交还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二、驳回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刘万荣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刘万荣承担100元，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承担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5元，由刘万荣承担。一审判决宣判后，刘万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及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刘万荣的一审反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承担。其主要上诉事实和理由是：1、对于本案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应属于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关系错误定性为汽车租赁合同关系，属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刘万荣自行出资购买汽车并挂靠在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名下，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每个月向刘万荣收取定额的管理费，从不参与车辆经营，双方之间对车辆的运营形成挂靠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而导致错判。原车主余绍星出具的《收条》已经表明×××号出租车是上诉人刘万荣从余绍星处出资购买后从事运营，故刘万荣基于合法转让取得车辆所有权；《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经营期满后双方可以同等条件继续签订新一轮的合同，但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却拒绝按原合同约定继续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补充条款载明99500元含购车款及相关办理费用，该约定足以证明×××号出租车是刘万荣自己出资购买并挂靠经营；车辆的经营权是依附于车辆所有权，上诉人刘万荣为合法所有权人，同时取得了车辆的经营权；从双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来看，无任何证据显示刘万荣缴纳的费用为“租金”或“租赁费”，故本案法律关系并非租赁合同关系。3、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刘万荣要求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支付因脱保产生的损失3000元无法律依据。×××号出租车的报废期与保险到期日相差了20天，每天按150元的停运损失计算，相应损失合计3000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针对刘万荣的上诉，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答辩称：一、涉案×××号出租车系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有，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车辆登记证及购车发票均表明涉案车辆是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购买并登记在公司名下，故刘万荣主张本案系挂靠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呈贡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文件可以证实×××号出租车系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经营，故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车辆的经营权、管理权及调配权属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上诉人刘万荣只是通过承包的形式取得车辆使用权和收益权，双方建立的是租赁合同关系；三、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到2014年10月份就已经终止，上诉人刘万荣主张停运损失赔偿费用没有依据；四、上诉人刘万荣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将车辆交回公司强制报废。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刘万荣对一审法院确认的以下案件事实有异议：“2008年10月22日，余绍星向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提出，退出出租车行业，将×××归还公司”的事实认定错误，2008年10月22日，余绍星并未将车辆归还给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实际情况是余绍星将车转给刘万荣后，刘万荣将出租车继续挂靠在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对一审法院确认的以下案件事实有异议：“2010年10月1日，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与刘万荣签订《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车辆报废款项归乙方（刘万荣）所有”。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认为2010年10月1日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并未约定车辆报废款项归乙方（刘万荣所有）。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确认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刘万荣主张一审法院确认事实有异议的部分，因涉及案件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将在下文予以综合评判；对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主张一审法院确认事实有异议的部分，经二审查明，2010年10月1日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并未约定车辆报废款项归乙方（刘万荣）所有，故被上诉人所提事实异议成立，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另，上诉人刘万荣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以下案件事实：1、涉案×××号捷达车系余绍星出资79800元购买，购车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余绍星，2008年10月22日刘万荣出资25万元从余绍星手中受让涉案×××；2、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年检报告及审计报告表明截止2012年12月31日，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固定资产只剩2万余元，故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无能力购买涉案出租车，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出资购买，故涉案×××并非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资产；3、一审法院并未审查×××的来源；4、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刘万荣向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缴纳的99500元具体构成为：车辆购车价79800元，保险费、购置税、计价器、安全笼、喷字、落户及给予公司的好处费合计19700元；5、出租车运营权行政许可的批复需要搭配申请，且出租车运营权的行政许可是在签订购车合同之后。针对上诉人刘万荣所提一审法院遗漏认定的事实，因涉及涉案车辆所有人认定及本案法律关系认定等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将在下文予以综合评判。二审中，上诉人刘万荣提交以下新证据：一、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年检报告书》、昆明天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2012年度《审计报告》，欲证明截止2012年12月31日，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度的固定资产原价为20802元，包括涉及的本案在内的60辆出租车于2014年12月才报废，60辆出租车的价值远远大于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802元的固定资产原价，因此本案所涉车辆由上诉人自行购买后挂靠在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名下从事经营。二、《关于对的答复》（2015第7号），欲证明呈贡区道路运输管理局如果要新增出租车运营权给晟宝达出租车公司，需要进行公开招投标，但是2015年新增给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60辆出租车并未进行过招投标，所以新增的60辆出租车的运营权包含了涉案×××号出租车，占用了刘万荣的名额，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应该按照原合同条款及权利义务条件与刘万荣续签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三、《庭审笔录》（刘万荣诉余绍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欲证明涉案×××辆是余绍星个人购买挂靠在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名下经营。经质证，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诉人提交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审计报告的时间是2012年，而×××是2006年购买，故该证据与购车无关，同时审计报告针对的是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而非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为余绍星购买，针对2012年的审计报告，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主营汽车配件，在2012年已经歇业，故该份审计报告是在此前提下出具的；对上诉人提交证据二及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于《庭审笔录》，可以证实本案上诉人确认双方的关系是承包关系，并非挂靠关系，对于《关于对的答复》，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新增60辆出租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通过答复可以说明60辆出租车是公车公营的性质，不存在挂靠，另外获得行政许可运营权的60辆出租车现在已经在运营，新获审批的60辆出租车中车牌号并没有×××。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证据一系针对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所做审计报告及公司年检报告，而本案系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与刘万荣之间发生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对上诉人刘万荣提交证据二及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该两组证据予以采纳，至于证明目的，因涉及案件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在下文综合评判。二审中，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一、《通知》，欲证明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为安置公司原承包出租车辆的驾驶员就业，接连三个月通过媒体通知原承包车辆的驾驶员到公司办理新的车辆承包手续；二、《发送信息存单》，欲证明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不仅通过媒体通知原驾驶员安置信息，还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原车辆出租汽车承包驾驶员通过手机发送了通知内容。经质证，上诉人刘万荣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及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确实通知上诉人签订新的合同，但因为新合同中的条款与旧合同条款完全不同，违反原合同的约定，故上诉人并未按照被上诉人给出的新合同条件续签新的合同。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两组证据予以采纳，至于相关证明内容，本院在下文予以综合评判。二审中，本院依职权向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分局制作《谈话笔录》一份，载明：出租车的运营权只授予有资质的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获得经营权后是否采用对外承包的方式经营，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均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号及×××号出租车均已经到报废年限且经营权已经到期，车辆运营权到期后由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分局收回出租车运营权；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分局于2015年1月26日依法做出行政许可决定，批准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新增出租汽车60辆，经营主体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该60辆出租车是新增审批给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与运营权到期及车辆报废的×××号及×××号出租车没有必然联系，对于新增审批的60辆出租车如何安排处理，只要在国家法律法规范围内均属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自主经营行为。经质证，上诉人刘万荣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遗漏必要问题，即新增60辆出租车需要进行公开招投标，其次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分局并未否定个人自行购买车辆的行为，同时×××号及×××号出租车包含在新增60辆出租车运营权中，《谈话笔录》可以证实涉案×××号出租车系从余绍星处转让而来。经质证，被上诉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笔录可以证明本案诉争的车辆是公车公营，不存在挂靠的性质，对于上诉人认为新增出租车需要招投标，该主张并无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向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分局制作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予以采纳，至于证明观点，本院在下文综合予以评判。经二审审理，本院补充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06年8月17日，云南一汽工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甲方）与余绍星（乙方）签订《云南一汽工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售车架号为63107129的捷达车一辆，价款为79800元。2008年10月22日，余绍星与刘万荣签订《转让协议》，约定余绍星自有×××捷达出租车一辆，经双方协商以247000元转让给刘万荣。二审中，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认可《云南一汽工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合同》载明销售车辆即涉案×××号出租车。余绍星陈述×××由其自己购买，后与刘万荣签订《转让协议》将×××转让给刘万荣，×××为了经营出租车挂靠在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名下。2006年11月19日，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甲方）与刘万荣（乙方）签订《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缴纳99500元后，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客运出租汽车条件的出租车一辆交给乙方使用，车牌号：×××，经营期限：2006年10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止，经营期满后，由甲方根据政府关于出租汽车报废规定负责办理有关车辆的报废事项，车辆报废款项归乙方所有。2006年11月19日，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甲方）与刘万荣（乙方）签订《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补充条款》，约定乙方向甲方缴纳的99500元含购车款及相关办理费用。2015年7月21日、2015年8月1日、2015年9月3日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先后在《都市时报》、《春城晚报》等报纸上刊登《通知》，载明“为解决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原出租车租赁驾驶员的就业问题，公司今年新增出租汽车面对原驾驶员优先租赁，公司履行对原驾驶员的承诺，1、租赁金为每月3500元，押金十万元；……5、车辆租赁办理的时间为2015年7月22日至2015年7月24日下午5时止，超时不再办理”。刘万荣认可在×××号出租车的经营权到期且车辆报废期限已至的情况下，晟宝达出租车公司通知其签订新的合同，但认为由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通知所签的新合同并非按照2010年所签原合同条款及条件续签，故刘万荣等人拒绝按照晟宝达出租车公司2015年通知的条件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2015年11月6日，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作出《关于对的答复》（2015）7号，载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向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提出新增60辆出租汽车的申请，后呈贡区政府下发了《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市运管局呈贡区分局新增出租汽车的批复》（呈政复2014第174号），市运管局下发了《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呈贡区分局新增出租汽车办理营运手续的批复》（昆运管2015第3号），同意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新增60辆出租汽车并办理营运手续。2016年4月15日，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答复我院称：昆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呈贡区分局作出《关于对的答复》（2015）7号提到同意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新增60辆出租汽车并办理营运手续，该60辆出租车的运营权属于新增，与涉案×××号出租车没有必然联系。二审中，上诉人刘万荣认可涉案车辆达到报废年限必须交回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因涉案×××号出租车已于2014年11月达到报废年限，故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诉请刘万荣返还×××辆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1、涉案×××号出租车的所有人为谁？本案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刘万荣诉请主张脱保期间的停运损失3000元应否予以支持？3、刘万荣诉请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继续按照原来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相同条件与刘万荣续签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应否予以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涉案×××号出租车的所有人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主张涉案×××系公司出资购买，故车辆所有人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刘万荣主张涉案×××系由案外人余绍星购买，之后刘万荣以24.7万元的价格从余绍星手中转让获得×××及其出租车运营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号出租车的行车证登记所有人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同时车辆购车发票表明购车单位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但本案中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无法出具原始购车合同，而刘万荣提交了余绍星与云南一汽工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涉案×××的汽车销售合同，结合余绍星在另案庭审中所作陈述、余绍星与刘万荣所签《转让协议》及余绍星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签《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车辆报废款归个人所有等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涉案×××号出租车系由案外人余绍星出资购买，后余绍星以24.7万元的价格将涉案×××号出租车转让给刘万荣的事实，故本院认定涉案×××号出租车的所有人为刘万荣。关于本案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主张其与刘万荣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由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出租车辆供刘万荣运营，刘万荣主张双方系建立车辆挂靠经营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涉案×××号出租车所有人为刘万荣，虽然车辆登记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名下，但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仅为名义车主，实际车主为刘万荣，同时车辆运行权由刘万荣进行掌控经营，上述查明事实符合车辆挂靠的法律特征，故本院认定本案双方建立车辆挂靠经营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租赁合同关系错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刘万荣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签《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故双方所签合同于2014年9月30日期限届满，本案中刘万荣主张的停运损失系2014年11月3日之后脱保期间的损失，刘万荣对车辆享有的运营权利在2014年9月30日已经到期，故刘万荣主张的停运损失3000元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刘万荣主张根据其与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经营期满后，根据政府的有关政策允许公司继续经营时，乙方（刘万荣）在经营期限内，无违规违纪情况下，在双方自愿同等情况下，乙方（刘万荣）有权凭借本合同优先继续与甲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并按其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据此，刘万荣认为虽然涉案×××号出租车的经营期限已于2014年9月30日到期，同时车辆于2014年11月达到报废期限，但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已于2015年年初获得60辆出租车运营权的行政许可，故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应该按照双方于2010年所签《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所约定的相同条件与刘万荣签订新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主张《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所约定的“双方自愿同等情况下，乙方（刘万荣）有权凭借本合同优先继续与甲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该合同条款的意思是“在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对外所提合同条款及合同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根据自愿原则，如果刘万荣接受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提合同条件，则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优先与刘万荣根据新合同条款签订新一轮的车辆管理合同书”，而晟宝达出租车公司于2015年获得新增60辆出租车运营权行政许可后，已经通知刘万荣等人根据公司给出的条件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但刘万荣拒绝接受晟宝达出租车公司所提合同条件，故双方未能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晟宝达出租车公司在涉案×××号出租车的运营权到期后已经通知刘万荣签订新一轮的《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合同》，但刘万荣拒绝按照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条件签订合同，故对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刘万荣主张按原合同条件续签合同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刘万荣主张“车辆经营权依附于车辆所有权”，对此，虽然涉案×××辆所有人为刘万荣，但出租车运营权的获得，应经由相应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许可，晟宝达出租车公司经营出租车客运业务系因公司获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许可授权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故对刘万荣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上诉人刘万荣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有部分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予以部分改判。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5）呈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由刘万荣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辆交还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第二项即“驳回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5）呈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即“驳回刘万荣的全部反诉请求”；三、确认×××辆归刘万荣所有；四、驳回刘万荣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刘万荣承担100元，由昆明晟宝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呈贡晟宝达出租汽车分公司承担5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75元，由刘万荣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刘万荣已预交，由刘万荣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各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长 起 俊审判员 陈 锐审判员 朱吉文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书记员 罗 冉陈正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