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78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宝山，男，1965年11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瑞兰，女，1965年4月7日出生。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健康，北京名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
法定代表人王小红，乡长。
委托代理人张敬友，男，1963年10月7日出生。
上诉人唐宝山、赵瑞兰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小红门乡政府）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1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宫淼担任审判长，法官龚勇超、法官张帆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瑞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健康，被上诉人小红门乡政府委托代理人张敬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宝山、赵瑞兰在一审中起诉称：唐宝山、赵瑞兰系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号（下称×号）土地和房屋的合法产权人。2009年11月6日，在唐宝山、赵瑞兰不知情的情况下，小红门乡政府与唐×（唐宝山之父）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以共计1521874元的拆迁补偿款和50171.2元的拆迁补助费对×号、×1号房屋进行了拆迁补偿。唐宝山、赵瑞兰知道此事后，一直找小红门乡政府要求解决，小红门乡政府却以唐×系×号房屋的产权人为由拒绝对唐宝山、赵瑞兰的问题进行解决。唐×已于2011年7月30日去世。小红门乡政府明知唐宝山为×号房屋产权人还与唐×签订拆迁协议系恶意串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同国合同法》第52条，该协议应属无效。为了维护唐宝山、赵瑞兰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小红门乡政府与唐×于2009年11月6日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涉及×号房屋的部分无效。
小红门乡政府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唐宝山、赵瑞兰的诉讼请求。×号宅基地合法使用人是唐×，按照小红门乡拆迁政策，小红门乡拆迁办公室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唐×签订拆迁协议并无不当；包括唐宝山、赵瑞兰在内的家庭成员在拆迁之前关于×号房屋如何拆迁是经过协商的，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其选择了将唐宝山、赵瑞兰、唐宝山之子唐×1、唐宝山之妹唐×2、唐×2之女李×的户口由×号迁至×2号（唐宝山名下宅基地）共同安置、×号和×1号合并计算在唐×名下，以上两份拆迁协议均由同一名拆迁员办理，唐宝山、赵瑞兰所述的对×号房屋拆迁不知情不是事实；×号房屋拆迁之事程序合法，唐宝山、赵瑞兰等人如何与唐×进行拆迁利益分割属于家庭内部问题，与乡政府无关；×号房屋拆迁是在2009年，时隔5年唐宝山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唐宝山系唐×之子，赵瑞兰与唐宝山系夫妻关系，唐×已于2011年7月30日去世。×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唐×名下，该处地址原为小红门乡×3号，后分为×1号、×号两个门牌，宅基地使用权人均登记为唐×。2001年4月14日，唐宝山曾申请在×号院内翻建房屋并获批准。赵瑞兰曾在×号经营“北京天上客百货店。”2009年11月6日，因×1号、×号房屋拆迁，唐×作为乙方委托其女唐×2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甲方）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建筑面积258.56平方米，在册人口1人，即户主唐×，甲方支付乙方各项拆迁补偿款1521874元、拆迁补助费50171.2元，合计1572045.2元。
另查，2009年11月6日，唐宝山作为被腾退人（乙方）与腾退人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甲方）就小红门乡肖村×2号（下称×2号）房屋签订了《小红门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载有：乙方需腾退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20平米，实际腾退人口为6人：户主唐宝山、之妻赵瑞兰、之子唐×1；户主唐×2、之女李×、之夫李×1，安置期房4套，甲方支付乙方差价结算款3×3694元。
庭审中，唐宝山、赵瑞兰提交《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翻建房屋审批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用房证明等相关手续及《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号房屋拆迁前后的照片若干，欲证明×号房屋的产权人为唐宝山。小红门乡政府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已明确记载有×号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唐×。唐宝山、赵瑞兰提交唐×与其子女于1997年9月21日签订的《房屋字据》（房屋归属权），欲证明家庭成员之间曾就×号房屋的归属达成过协议。小红门乡政府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称家庭成员内部如何分配拆迁利益与拆迁人无关，拆迁人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唐×签订拆迁协议并无不当。唐宝山、赵瑞兰提交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于2012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载有：“兹有原小红门乡肖村×号村民唐宝山，2009年11月7日在小红门乡腾退拆迁中被腾退拆迁，在签订腾退拆迁协议时，原有《集体土地使用证》已收回注销，新的《房屋产权证》待发。”），欲证明唐宝山为×号房屋产权人。小红门乡政府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该份《证明》的出具只是为了方便唐宝山、赵瑞兰办理经营手续等，并不是房屋权属的证明，就此，小红门乡政府提交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对该份《证明》所做的《情况说明》。唐宝山、赵瑞兰认可《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小红门乡政府提交2009年11月6日唐宝山、赵瑞兰、唐×1、唐×2、李×主张在×2号进行腾退安置的《申请》、拆迁员所作的《证明》及唐×代理人唐×2所作的×1号、×号宅基地使用证丢失的《丢失声明》，欲证明唐宝山、赵瑞兰等人的户口在×号、其自愿要求在×2号获得腾退安置、其对×1和×号房屋合并安置并由唐×2代唐×签订拆迁协议一事完全知情。唐宝山、赵瑞兰认可《申请》的真实性，但称“申请人”处签名均为赵瑞兰所签、其他人不知情、该申请应属无效，唐宝山、赵瑞兰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等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唐×名下，因涉及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小红门乡政府依据相关政策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唐×就×号院内房屋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无不当；唐宝山作为被腾退人（赵瑞兰、唐×2等人作为实际腾退人口）亦与小红门乡政府就×2号房屋拆迁事宜签订了腾退安置协议。唐宝山、赵瑞兰虽称小红门乡政府与唐×在签订×号房屋拆迁协议时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法院难以采信，其以此主张确认小红门乡政府与唐×所签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涉及×号房屋的部分无效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唐宝山、赵瑞兰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唐宝山、赵瑞兰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一审判决认定×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唐×名下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充分证明，×号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者签字为唐宝山，故应以此签字为准。2.上诉人唐宝山系×号宅基地和房屋的产权人。3.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及唐×在明知×号宅基地和房屋产权人为唐宝山的情况下，仍签订包括×号房屋在内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具有主观恶意，属于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小红门乡政府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唐宝山、赵瑞兰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唐×与小红门乡政府没有恶意串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死亡证明、《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翻建房屋审批表》、《小红门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等相关书证、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当庭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唐×与小红门乡政府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涉及×号房屋内容，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并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上诉人欲主张协议部分无效，其首先应当证明唐×与小红门乡政府在主观上有损害唐宝山及赵瑞兰利益的意图；其次，上诉人应当证明唐×与小红门乡政府有相互勾结和恶意串通的行为。根据现查明事实，本案拆迁协议中涉及的×号宅基地使用权，确登记在唐×名下，小红门乡政府根据相关政策与宅基地使用权人唐×达成的关于×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合理合法。故综合上述情况，唐×与小红门乡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并无以损害上诉人利益为主观意图的意思通谋，也无相互串通的行为。另，上诉人作为被腾退人，已与小红门乡政府就×2号房屋签订了安置协议，其已获得拆迁安置及补偿，且在距今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上诉人均未对本案所涉拆迁补偿协议提出任何法律形式上的异议，故上诉人现又称其系×号宅基地使用权人，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属恶意串通的主张，本院实难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唐宝山、赵瑞兰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唐宝山、赵瑞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 淼
代理审判员 张 帆
代理审判员 龚勇超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艳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