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7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晓玲，女，198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南路38号地下。法定代表人：骆智权，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通，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歌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上漖村广州奥林匹克大厦负一层、首层至四层。法定代表人：方琼。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园园，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神之歌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洪德路凤宁街36号首层局部、二楼202（自编号）、三楼。法定代表人：林劲柏。原审第三人：广州神味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洪德路凤宁街36号二楼自编号201。法定代表人：林劲柏。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园园，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晓玲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滨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富公司）、原审被告广州歌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神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神之歌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之歌公司）、广州神味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8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晓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其向滨富公司支付货款36946元;3.滨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滨富公司于2016年10月21日补充提交的2016年1月2日、2016年1月4日的送货单，及2015年12月货款汇总表及送货单，已经超过了法定举证期限，依法应不予采纳。但一审法院却采纳了上述证据。（二）即便曾晓玲认可滨富公司补充提交的两张2016年1月送货单，一审法院也将2016年1月的货款总额错误计算为108570元。实际上，滨富公司在起诉时提交的16张送货单所涉金额为73113元，后补充提交的2张送货单金额为25540元，按照合同约定折后货款金额应为12540元，因此2016年1月的货款总额应为85653元。（三）上述货款总额85653元，扣减曾晓玲2016年4月18日付款的余额2920元、2016年5月委托第三方付款的32537元和2015年12月多付的余款13520元，应付货款金额为36946元。（四）滨富公司要求曾晓玲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即年利率6％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应予调整。滨富公司辩称，曾晓玲在一审时确认2015年12月应付货款为178720元（后结清），2016年1月应付货款215170元（折后应付108570元)。曾晓玲已分别支付12537元、20000元、2920元，共计35475元，仍欠货款为108570元-35475元=73113元。虽然滨富公司对一审法院关于曾晓玲已支付其中13250元的认定并不认可，但为尽快结束诉讼未提起上诉。歌神公司、神之歌公司、神味公司述称，同意曾晓玲的上诉意见。滨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歌神公司、曾晓玲共同向其结清所欠货款73113元，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从2016年2月11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歌神公司、曾晓玲承担。2014年7月9日，滨富公司（甲方）与歌神公司（乙方，注明包括盘福歌神、洛溪歌神、艺丰歌神、东骏歌神）签订《百威啤酒专场促销推广销售协议合同》，就促进百威系列啤酒、哈尔滨冰纯系列啤酒、时代系列啤酒在本地区的销售及知名度，达成销售协议；销售产品价格为：百威罐装啤酒每箱148元，百威小瓶装啤酒每箱178元，哈尔滨冰纯罐装啤酒每箱119元，哈尔滨冰纯小瓶装啤酒每箱139元，百威纯生罐装啤酒每箱170元，百威纯生小瓶装啤酒每箱189元，时代小瓶装啤酒每箱240元，百威小瓶装铝瓶每箱403元，百威干杯装啤酒每箱128元；在2014年7月16日至2016年7月15日的协议期内，乙方每月每间场所（单店）向甲方购进百威系列、哈尔滨啤酒系列，甲方给予乙方每箱63元作为独家专场促销费用奖励，额外给予乙方每箱2元作为特价促销费用奖励；甲方不定期提供市场活动支持场所推广，提供部分助销品给予乙方作为促销甲方产品使用。协议期内，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在其场所内进行的广告宣传和推广促销活动；保证百威产品占乙方场所啤酒总销量的96%以上，并保底每月单店销售1800箱以上；保证向甲方购进百威公司旗下系列产品及保证货源充足并准时结清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次月10号前结清上月所有货款，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凭商品销售清单结清货款。合同签订后，滨富公司依约向歌神公司的艺丰店供货，由该门店的工作人员在滨富公司出具的送货单上签收。2016年6月20日，滨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提交2016年1月7日至31日间的16张送货单和自制的《歌神艺丰店2016年1月欠款汇总表》。上述汇总表列明，2016年1月滨富公司向歌神艺丰店销售每箱148元、货款金额102120元的百威罐装啤酒690箱，每箱119元、货款金额113050元的哈尔滨冰纯罐装啤酒950箱，总金额215170元，每箱折扣65元后应收金额108570元；2016年4月18日、5月5日、5月13日分别收款2920元、20000元、12537元共35457元，未付货款73113元。上述送货单分别有歌神艺丰店工作人员李某洪、牛某学、张某、周某卫签名，载明2016年1月7日至31日间滨富公司供应每箱148元的百威罐装啤酒630箱，每箱119元的哈尔滨冰纯罐装啤酒810箱。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滨富公司再补充提交、称是不慎遗漏的2016年1月2日、4日2张送货单，均由周某卫签名，载明滨富公司供应每箱148元的百威罐装啤酒60箱，每箱119元的哈尔滨冰纯罐装啤酒140箱。曾晓玲质证表示对滨富公司2016年1月的送货单无异议，但滨富公司的业务员陈志明在2014年8、9月开始存在要歌神艺丰店在送货单上签名却自行将货物挪作他用的“走单”行为；与陈志明结算时核算的2016年1月应付货款总额为73113元，不是108570元。曾晓玲提交证明其于2016年3月17日3次、同年4月18日1次向滨富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智权各转账10000元合共40000元的4份《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委托案外人庞进健于2016年5月5日、5月13日分别向骆智权汇款20000元和12537元共32537元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2份，抗辩称对2016年1月应付货款73113元已付上述72537元。滨富公司表示曾晓玲2016年3月17日支付的30000元、2016年4月18日支付的10000元中的7080元是支付2015年12月的货款，剩余2920元和庞进健支付的32537元才是支付2016年1月的货款并在上述汇总表中列出；曾晓玲2015年12月前都能按约结算付款，但2015年12月的货款已不能按月结清，直至2016年6月滨富公司起诉前才陆续付清。曾晓玲亦承认延迟至2016年向滨富公司支付2015年12月的货款。故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一并就2015年12月供货、结算情况补充举证、质证。滨富公司继续补充提交2015年12月4日至31日间的15张送货单和自制的《歌神艺丰店2015年12月欠款汇总表》。上述汇总表列明，2015年12月滨富公司向歌神艺丰店销售每箱148元、货款金额74000元的百威罐装啤酒500箱，每箱119元、货款金额104720元的哈尔滨冰纯罐装啤酒880箱，总金额178720元，每箱折扣65元后应收金额89020元；2016年1月20日、3月17日、4月18日分别收款51940元、30000元、7080元共89020元，自此结清。上述15张送货单除1张收货人签名为邓某屏外，其余均分别由前述的歌神艺丰店工作人员李某洪、牛某学、周某卫签名，载明供货情况与上述汇总表一致。曾晓玲对支付2015年12月的货款补充提交2016年1月19日向骆智权的银行账户转款60000元的银行凭证，表示在同年1月25日向滨富公司的职员陈志明交付现金20720元，合共支付2015年12月的货款80720元。滨富公司质证表示上述60000元中有8060元是支付2015年11月的货款，剩余51940元和曾晓玲2016年3月17日、4月18日支付的40000元中30780元是支付2015年12月的货款，并在上述汇总表中列出；经查证，没有收到曾晓玲支付的现金货款20720元。滨富公司表示以往交易中有收取现金结算，但在上述2015年12月、2016年1月的交易中无收取现金，曾晓玲亦不能证明有支付上述现金。歌神公司认为滨富公司补充证据超过举证期限。另查，2014年4月24日，曾晓玲（乙方、承包方）与神之歌公司、神味公司（甲方、发包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乙方承包经营甲方自主经营的KTV娱乐场所及餐饮店，KTV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洪德路凤宁街36号艺丰大厦1至3楼；乙方承包期限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8月15日，承包费一月一付；乙方必须保留使用“歌神”品牌及商标；承包经营期间因乙方行为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如第三方因乙方承包经营期间发生的债务要求甲方承担而甲方不得不承担的，甲方垫付后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责任。2016年2月1日，神之歌公司、神味公司（甲方）与曾晓玲（乙方）签订《解除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上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本协议签署之前，乙方经营“歌神KTV艺丰店”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包含员工工资、水电费、物业费、场地租金等）均由乙方自行负责承担，合同解除后的债权债务由甲方全盘接收并承担相应的责任。2016年2月29日，神之歌公司、神味公司向曾晓玲发出《通知函》，称陆续收到曾晓玲承包经营期间所欠款项的债权人的追债请求，某些债权人所主张的金额与曾晓玲提交的数据不符；曾晓玲拒绝清偿甚至建议债权人向神之歌公司、神味公司主张权利，对其经营造成严重困扰，要求曾晓玲前来商谈债务的清偿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滨富公司与歌神公司签订的《百威啤酒专场促销推广销售协议合同》意思表示明确、真实，合法有效。歌神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关联公司将歌神艺丰店发包给曾晓玲承包经营，滨富公司和曾晓玲已举证证明承包期间该店工作人员收取滨富公司按上述合同供应的货品后，由曾晓玲与滨富公司结算、付款，故相关货款债务应由曾晓玲清偿，不足部分由歌神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补充清偿，歌神公司关于其不承担本案合同之债的抗辩意见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对曾晓玲欠付2016年1月货款金额的认定，以及滨富公司和曾晓玲2015年12月、2016年1月供货和结算情况。关于2015年12月的供货和结算。滨富公司提交该月15张送货单，折算货款金额为89020元，其中1张收货人签名为邓某屏，不在曾晓玲确认的2016年1月送货单歌神艺丰店签收人之内，滨富公司不能证明该送货单上折后货款金额5190元的货品是供应给歌神艺丰店，应予扣除，故滨富公司2015年12月供货折后货款金额为83830元。曾晓玲自认2016年1月19日支付滨富公司的60000元是2015年12月的货款，滨富公司自认曾晓玲2016年3月17日、4月18日支付的30000元、和10000元中的7080元是2015年12月的货款，上述款项合共97080元，冲减2015年12月货款后余13250元，应用于冲减2016年1月货款。滨富公司主张曾晓玲支付的60000元中有8060元是支付2015年11月的货款，与其关于曾晓玲2015年12月前按约结算付款的陈述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曾晓玲提出向滨富公司的职员陈志明支付了现金20720元的抗辩意见，没有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2016年1月的供货和结算。滨富公司提交该月18张送货单，折后货款金额为108570元。歌神公司主张滨富公司过了举证期限才补交其中2张送货单。鉴于滨富公司起诉时已提交汇总表，记载的数据与上述18张送货单汇总数据相符，滨富公司声明是起诉时遗漏所致，且送货单上记载的货品、签名的收货人与歌神艺丰店其他收货相同，曾晓玲亦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曾晓玲抗辩称存在按滨富公司的职员要求在送货单上签名而无实际收货的情况，但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应付2016年1月的货款108570元，曾晓玲2016年4月18日付款余款2920元、2016年5月委托第三方付款32537元合共付款35457元，上月多付余款13250元，未付货款59863元。故曾晓玲应向滨富公司支付货款59863元并从2016年6月20日滨富公司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欠款利息。滨富公司要求从2016年2月11日起计收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曾晓玲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滨富公司支付货款59863元和欠款利息（从2016年6月20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二、歌神公司对曾晓玲清偿上述债务不足部分负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滨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64元和诉讼保全费766元共2430元，由滨富公司负担486元，曾晓玲、歌神公司负担194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滨富公司在一审庭审时补充提交了2张2016年1月的送货单、15张2015年12月的送货单和《歌神艺丰店2015年12月欠款汇总表》作为证据使用，曾晓玲以上述证据系当庭提交为由，认为一审法院采信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鉴于上述证据有原件予以证明，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送货单记载的金额可与欠款汇总表相对应，且并无证据表明滨富公司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逾期提供证据，故一审采信上述证据用以计算曾晓玲拖欠滨富公司的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曾晓玲拖欠滨富公司的货款应予支付。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曾晓玲拖欠货款的实际数额以及应否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本案中，滨富公司起诉主张曾晓玲、歌神公司向其支付2016年1月的货款73113元，是用18张送货单所供啤酒的折后货值108570元，减去双方确认已支付的35457元货款所得，而并非指滨富公司该月向曾晓玲、歌神公司所供啤酒的折后货值为73113元。一审法院将曾晓玲结清2015年12月货款后的余款13250元抵扣上述73113元的货款后，得出曾晓玲、歌神公司仍欠付滨富公司59863元的结论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曾晓玲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在二审期间亦未提出新的证据佐证其还有其他付款行为，故本院对曾晓玲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曾晓玲拖欠货款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滨富公司未能收回上述款项而产生利息损失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要求曾晓玲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处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曾晓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3元，由上诉人曾晓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绘审判员 谢欣欣审判员 莫 芳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 佳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