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3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斌，住广东省大埔县。
委托代理人：刘雪。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崇政，住广东省大埔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学汕，住广东省大埔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熊树明。
上诉人黄斌因与被上诉人杨崇政、杨学汕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5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日，杨崇政从其卡号为62×××10的账户向黄斌卡号为62×××14的账户转账353000元。2012年9月20日，黄斌向杨崇政、杨学汕出具《收条》一张，载明：“兹收到杨学汕交来报读军事经济学院的咨询服务费人民币380000元，如果未办理成功，全额退费（如果在9月20日下午5：00未收到相关入读资料，定于9月22日下午6点前退费）。”庭审中，黄斌称确认分两笔收到杨崇政、杨学汕支付的383000元，其中30000元为涉及体育学院的费用，353000元为涉及军事经济学院的费用；其中287500元已支付给了黎某，并已向杨崇政退还27000元，退还款项中10000元为现金，没有凭证，另外17000元则是通过银行向杨崇政转账。为此，黄斌向法院提交了卡号为62×××14的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查询单，显示2012年9月29日转支10000元、2012年10月28日转支7000元。然该查询单未显示上述转支的收款人账户信息，黄斌亦未在庭后向法院补充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转支款项的收款人为杨崇政。同时，黄斌称杨学汕、杨崇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签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队干部子女培养协议书》，并参加了该校三个月的军训，对后来杨学汕没有入学的原因并不清楚，因后续事务由黎某负责。并向法院提交黎某于2013年11月14日向其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承诺在2013年春节前退还黄斌交付杨学汕读书咨询款290000元，在截止时间之前分期转账。”对此，杨崇政、杨学汕表示，未收取过黄斌27000元的退款。当时在校外签署过黄斌提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队干部子女培养协议书》，但无法核实该协议书的来源及合同上的印章是否属实。现因学校没有招生计划，因此无法办理入学手续。从黎某出具的《承诺书》内容来看，也仅是反映黎某与黄斌之间的款项关系，黎某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
杨崇政、杨学汕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黄斌返还3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80000元为本金，从2012年9月3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给付款项之日止），并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黄斌收取了杨崇政、杨学汕383000元入学咨询服务费，并于2012年9月20日向杨崇政、杨学汕出具《收条》，该《收条》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根据《收条》的约定，如黄斌未能办理杨学汕报读军事经济学院，将于2012年9月22日全额退还杨崇政、杨学汕380000元咨询服务费。现杨学汕未能入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黄斌理应按约退还相关的咨询服务费380000元。黄斌未能按约退还相应款项，客观上给杨崇政、杨学汕造成了损失，杨崇政、杨学汕主张利息以380000元为本金，自2012年9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给付款项之日止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案外人黎某向黄斌出具《承诺书》，表示愿意分期退还黄斌交付杨学汕读书咨询款290000元，为案外人黎某对黄斌的承诺，与杨崇政、杨学汕间并未构成合同关系。若黎某未按《承诺书》约定向黄斌退还相应款项，黄斌可另案起诉处理。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于2014年12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黄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杨崇政、杨学汕38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80000元为本金，自2012年9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给付款项之日止）；二、驳回杨崇政、杨学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黄斌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黄斌负担。
判后，上诉人黄斌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有以下错误：1.原审认定黄斌与杨崇政、杨学汕委托合同的内容是黄斌需成功办理杨学汕报读军事经济学院，没有事实根据。2.原审认定杨崇政、杨学汕委托黄斌办理杨学汕报读军事经济学院咨询服务费是380000是错误的，应为350000元。3.原审认定杨崇政、杨学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签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队干部子女培养协议书》是经过黄斌提供给杨崇政、杨学汕签署，是不符合事实的。该协议是杨崇政、杨学汕单方与军事学校联络人公关后签署的。黄斌在签署之前根本不知道此事。4.原审认定黎某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黄斌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已经以杨崇政、杨学汕的名义与黎某联系，并将杨崇政、杨学汕直接介绍给黎某，黎某与杨崇政、杨学汕多次面谈报读军事学院事宜，并一起到武汉与军事学院招生联络人见面商谈。5.关于杨学汕是否收到入学相关资料，是否参加学校培训，是否入读过军事经济学院，为什么2013年10月份才告知黄斌未入学读书，是什么原因离开学校等事实，原审中杨崇政、杨学汕没有举证，也没有给予说明，原审法院没有经过核实，就武断的认定让黄斌返还咨询服务费，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黄斌与杨崇政、杨学汕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是委托事项违法，委托合同应是无效合同，不能以无效合同的约定为依据，进行判决。本案中，杨学汕2012年高考成绩在广东省第三批专科院校B线以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是全军唯一的经济类院校、一类本科招生院校、全军重点建设院校。杨学汕高考分数明显不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的招生条件。杨崇政、杨学汕向黄斌支付较大数额的金钱，委托黄斌办理军事经济学院入学，是比较典型的“花钱买名额”，是一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我国教育法规定，只有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才能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法律并未赋于任何个人具有招生的权利。黄斌和黎某均非任何高校授权的招生人员，也不是教育行政机构人员，无权办理任何高校入学事宜。即使是高校校长或教育机构负责人，也是无权办理不符合高考招生规定的入学。杨崇政、杨学汕委托黄斌办理杨学汕的军事经济学院本科的招生录取事宜，也违反了国家的教育法律和制度，双方形成的委托合同应是无效。2.黄斌办理委托事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杨崇政、杨学汕理应给予补偿。杨崇政、杨学汕对委托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依法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和风险。本案中，杨崇政、杨学汕主动托人找关系，想通过金钱换来军事学院的入学资格，在黄斌和黎某将军事经济学院的联络人引荐给杨崇政、杨学汕后，杨崇政、杨学汕就连同其他学生家长一起，主动与军事学院联络人沟通公关，了解清楚所有细节并与学校签订三方协议后，杨崇政、杨学汕决定支付报读赞助费。所有一切均说明，整个过程都是杨崇政、杨学汕在推进与决断，黄斌仅仅提供一些咨询信息。杨崇政、杨学汕明知高校招生是学校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和报考志愿，严格依法依规定进行，也明知黄斌没有任何具备办理招收大学生入学的资质，且杨学汕在高考××一本控制分数线的情形下，仍委托黄斌办理重点大学的入学事宜。杨崇政、杨学汕对委托事宜违法和委托事宜的风险是有明确认知的，也应当自愿承担风险。黄斌为办理委托事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请客送礼，往返于湖北和广州，提供大量的咨询服务，杨崇政、杨学汕理应支付相应的费用作为补偿，不应全额退款咨询服务费。故上诉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514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黄斌只需返还杨崇政、杨学汕190000元。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杨崇政、杨学汕承担。
被上诉人杨崇政、杨学汕共同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黄斌申请证人黎某出庭作证。黎某陈述称：其是黄斌朋友，与黄斌一同为杨学汕入读军事经济学院提供咨询服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队干部子女培养协议书》是杨崇政、杨学汕单独与学校签订的；杨崇政、杨学汕与黄斌只是委托付款关系，而非委托入学关系。杨学汕在2012年9月初参加军事经济学院的培训，但是否成功报读军事经济学院，黎某不清楚。
二审期间，黄斌向本院提交电子邮件往来记录，拟证明杨崇政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队干部子女培养协议书》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黄斌，是否交钱报读军事经济学院是杨崇政方自主决定的结果，协议的签订与黄斌无关。经质证，杨崇政、杨学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黄斌亦确认杨学汕参加军训的时间在2012年9月初，是否成功办理入学手续，其表示不清楚。
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以规范双方权利义务。除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外，《收条》是本案确认双方法律关系的关键证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从《收条》内容来看，380000元性质为报读军事经济学院咨询服务费。“如果未办理成功”后省略宾语，但从《收条》的整体文义来看，“未办理成功”后省略的应是“报读军事经济学院”。因此，黄斌收取380000元的条件应是办理成功杨学汕报读军事经济学院手续。但黄斌于二审期间亦确认是否成功报读其不清楚，因此，在杨崇政、杨学汕表示未成功入读且黄斌未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杨学汕付款条件未成就。第二，黄斌认为杨学汕参加军训、签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队干部子女培养协议书》，已表明其完成咨询服务。但杨学汕参加军训、签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队干部子女培养协议书》的时间均在2012年9月初，早于《收条》出具时间。若如黄斌陈述，上述行为已表明其完成合同义务，则《收条》不应在“（）”部分特别注明“如果在9月20日下午5：00未收到相关入读资料，定于9月22日下午6点前退费”。因此，本院认定黄斌合同义务的完成应以杨学汕成功报读军事经济学院为准。第三，证人黎某确认其是黄斌朋友，共同为杨学汕报读军事经济学院提供咨询服务，两者存在利害关系。因此，黎某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黄斌认为其与杨崇政、杨学汕形成居间服务关系和委托付款关系。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但综合上述一、二点分析，本院认为黄斌并非提供咨询或媒介服务，而是接受杨崇政委托帮助其成功办理杨学汕入读军事经济学院手续，双方是委托法律关系。至于黄斌称其与杨崇政仅在付款问题上存在委托法律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黄斌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黄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卫东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燕贞
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