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476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人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开发区江旺路8号5层。
法定代表人：杨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琦，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剑强人和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西路景天楼1层6号。
法定代表人：张红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胜强，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人和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路7号。
法定代表人：王耿，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耿，男，196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一审被告：荆州市剑强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青年路14号。
法定代表人：张红梅，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奥山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717号拜赞庭小区2-502号。
法定代表人：邬剑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再审申请人武汉人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和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武汉剑强人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强人和公司）、一审被告武汉人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和集团）、王耿、荆州市剑强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剑强置业）、原审第三人奥山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山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1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武汉人和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超出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明显属于判非所请。剑强人和公司起诉请求为：“判令解除”涉案的合作开发协议；武汉人和公司返还拆迁补偿款11700万元，并按年息24%的标准公司赔偿损失（即资金占用费）。二审法院并没有在庭审中向当事人释明法院对讼争中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关系性质的不同认识，并让当事人明确选择诉求，而是在判决中依职权认定合同不予解除，武汉人和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二审对剑强人和公司的诉讼请求作出宽泛解释，直接损害了武汉人和公司在诉讼程序上的权利，特别是武汉人和公司已提出关于合同应终止并清理结算、债务抵销的具体请求。二审未支持一审原告“判令解除合同”的请求，但却超出了一审原告诉讼请求，并直接判决武汉人和公司承担赔偿11700万元投资款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责任，帮助一审原告将其基于行使“法定解除权”而主张解除合同和返还财产之请求，“变更”为基于继续履行合同且因“违约”而要求赔偿的请求，显然突破了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二、二审法院曲解合同，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合同自由的原则。（一）二审法院认定武汉人和公司违约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认定“武汉人和公司未履行《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义务，未将项目地块权益转至剑强人和公司享有，且也未使剑强人和公司因第三人竞得土地使用权而获得补偿利益”，没有事实依据。1、根据合同约定，武汉人和公司没有在挂牌前将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剑强人和公司的法定或约定义务，另外双方均认可已对实物（地块）标的物现状交付。2、武汉人和公司因剑强人和公司申请查封项目地块致使其至今未能取得拆迁补偿款，且《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第4款明确约定了当第三方摘牌项目土地时，应由甲方武汉人和公司收到相关补偿款后支付给丙方剑强人和公司，而不是由第三方摘牌者直接向丙方剑强人和公司支付补偿款。故原审认定由于第三方摘牌者拒绝直接向丙方剑强人和公司支付补偿款，所以甲方武汉人和公司构成违约，与未能获得补偿款的原由和合作各方签约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武汉人和公司也不应因为未使剑强人和公司直接从第三方竞得土地使用权者处获得补偿利益而构成违约。3、合作开发协议中“权益转让”是指“投资权益的转让”，而非物权或财产权属的直接转让，而本案已经通过合同权利的转让项目地块及相关文书资料的交接而发生转移。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剑强人和公司“投资权益”所对应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第一，在获得土地使用权后通过开发而获得收益;第二，在未能获得土地使用权后通过收取补偿款而获得收益。无论是哪一种收益，都有相应的前置性的条件，存在或然性，其中，通过开发而获得收益的前置性条件是获得土地使用权；通过分得补偿款而获得收益的前提性条件则是第三方摘牌且将土地补偿款实际支付给武汉人和公司。本案中，剑强人和公司未能获得土地权证，并不代表其不能获得投资权益，目前其未获得补偿收益，系因为剑强人和公司申请查封了挂牌土地，竞买方拒绝支付补偿款导致。4、二审法院无视一审原告请求及庭审过程中剑强人和公司自认的“合作协议相关权益已经转让给一审原告剑强人和公司、各方依约履行了合作开发协议及认可的“招拍挂”的土地流转程序，且一审原告已接受、保管已拆迁腾退的项目用地至今”等客观事实，反而创造性的认定“权益”转让就是权属转让及应直接从摘牌方处获得补偿利益，并据此认定武汉人和公司违约，严重曲解了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5、原审被告荆州剑强公司作为资深的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与其控股的子公司剑强人和公司深知投资讼争地块的巨大利益和风险。且荆州剑强公司在合作开发协议签约之初，对未来获得投资回报及风险已经过反复论证并予以预见，即“第三方摘牌且将土地补偿款实际支付给武汉人和公司，最终通过武汉人和公司获得补偿利益”，故相应的法律后果应依合同约定承担。（二）二审法院违背文义解释规则，随意加入合同条款的适用前提，涉嫌滥用合同解释权，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审判决认为：“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第四款已对第三方摘牌情形的处理作出了约定，但将该约定加入了适用的前提条件：也即该条款的适用应为武汉人和公司如约将项目地块权益转移给剑强人和公司的前提下才能适用”；而事实上，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第四款并未载明该适用的前提条件。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的是被第三方摘牌情形下，各方利益如何补偿及分配问题。但原审法院对于当事人各方有明确约定的条款视而不见，无端加入了合同条款适用的前提，显然滥用合同解释权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审认定《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系对合作开发协议的变更与客观事实不符。以上二协议是对《合作开发协议》内容的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与《转让协议书》签约主体并不一致，内容也并非对合作开发协议的变更；《股东会决议》系项目公司成立后，股东内部转股以及对项目公司投资的约定，也并非系对合作开发协议的变更。（四）原审及二审查明事实不清，以“另案申请”的方式进行处理直接关系到武汉人和公司能否对剑强人和公司8000万元部分的债权进行债务冲抵的委托付款37,324,515元，显然对武汉人和公司不公。三、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三方摘牌必然导致合作开发协议的终止，但并不影响当事人依约进行结算和清理。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第4款中关于第三方摘牌合同即行终止，各方进行清理结算的条款约定非常清楚，合同法第98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而二审法院对该合同条款的约定及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对合作开发协议是否终止问题避而不谈，曲解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第4款约定之本意，错误适用违约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最终导致本案二审虽然终结但事情及纠纷未了的后果。
剑强人和公司答辩称：一、二审判决未超出本案诉讼请求，不属于判非所请。剑强人和公司起诉四项诉求，第1项解除协议的诉请，体现剑强人和公司为实现挽回损失的权利救济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第2、3项关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直接体现了向人民法院请求权利救济的最终目的是挽回损失，即要求武汉人和公司支付全部投资本息损失。两审判项均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返还”和“赔偿”只是适用不同法律条款而采用的不同措辞，仅体现出两级法院在适用法律问题上的不同认知，而不能依此认定二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判决。二审判决正是合议庭在本案诉请范围内，全面准确理解各项诉讼请求而依法作出的裁判结果。二审法院无需向当事人释明告知变更诉讼请求。1、诉请金额高于判决赔偿的金额，二审判决并未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2、起诉请求之一是解除协议，法院不应也无权在审理过程中就是否支持这一诉请提前表明态度；3、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合作开发协议》的解除、存续与否，均不改变剑强人和公司与武汉人和公司之间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合同效力的认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第一款规定之情形，武汉人和公司认为二审法院应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告知变更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二、武汉人和公司构成违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其赔偿损失合法合理。武汉人和公司作为原权利人明知竞买项目地块需要剑强人和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明知其作为剑强人和公司的股东应配合签署股东会决议情形下，却不仅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通知、协助、配合签署的义务，反而故意躲避，导致剑强人和公司无法参与竞买，项目地块最终由第三方竞得。故武汉人和公司未能履行承诺确保剑强人和公司摘牌，故意违约，未能将项目地块的全部权益转移给剑强人和公司应当赔偿损失。三、武汉人和公司主张适用《合作协议》第三条第四款不能成立。根据《合作协议》的整体意思，协议各方的目的是合作对项目地块进行开发，协议第三条第四款适用的前提是在剑强人和公司能够正常参与竞拍，在武汉人和公司按约尽力、全面履行协助、配合义务，不存在过错情况下第三方摘牌。结合本案事实，武汉人和公司未能尽到协助义务，故本条款适用的前提不存在，第三方摘牌的结果不能否定武汉人和公司的过错，不能作为武汉人和公司不构成违约的理由，武汉人和公司的过错并非属于应当由剑强人和公司承担的项目由第三方摘牌的客观风险，故本条款不适用于本案。另结合整体协议，该条款约定的是第三方摘牌时，武汉人和公司与荆州剑强公司之间的纠纷处理，并不能否定武汉人和公司依然应当向剑强人和公司移交土地项目权益的义务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四、武汉人和公司主张其已经按约移交项目土地权益不能成立。《合作开发》协议各方的目的是合作对项目地块进行开发，按照各方预期发展的情况下，剑强人和公司拍得地块，进行过户，进而获取开发收益。现状是地块被第三方拍得，剑强人和公司不可能再通过开发获益，且在此过程中，是由于武汉人和的违约行为造成的。《移交书》的文字记载及剑强人和公司占有土地的行为，不构成土地项目权益确实归剑强人和公司所有的客观事实，武汉人和以此抗辩项目权益已经全部移交不能成立。在武汉人和公司已经违约导致剑强人和公司不能拍得土地现状的情况下，并未向剑强人和公司移交补偿权益，第三方也明确拒绝向剑强人和公司支付补偿款，武汉人和公司不能向剑强人和公司支付补偿权益即属违约，因在武汉人和公司本身未尽到协助义务情形下，不适用协议第三条第四款关于补偿款支付的约定，第三方是否向其支付补偿款并不是其向剑强人和公司移交项目土地权益的前提和唯一形式，武汉人和公司不能以第三方尚未向其支付补偿款为由主张不构成违约。另结合客观实际，因武汉人公司自身债务问题，项目土地被法院多次查封，其已经丧失了实际移交补偿权益的能力和可能。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焦点为：二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武汉人和公司是否构成违约。
关于本案二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问题，实际是在原告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担返还财产、承担损失的诉求前提下，法院能否在判令不解除合同的同时，确定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剑强人和公司起诉请求第一项为解除合同，同时主张返还拆迁补偿款及赔偿损失，究其核心诉求实际是主张1.17亿元的返还及赔偿损失，即该公司请求权利救济的最终目的是挽回损失，要求武汉人和公司赔偿全部投资本息损失。尤其在二审庭审中剑强人和公司明确表示“违约赔偿”的情况下，无论是认定合同解除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还是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均由法院裁量，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合同不予解除，武汉人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未超出剑强人和公司的诉讼请求。
关于原审认定武汉人和公司未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中将地块权益转移至剑强人和公司这一合同义务因而构成违约是否有误的问题。首先，《合作开发协议》是武汉人和公司与剑强公司及担保人就成立项目公司即剑强人和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案涉地块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协议第二条第一项约定，武汉人和公司和剑强公司一致同意将双方对案涉地块享有的所有投入和权益转至项目公司剑强人和公司享有，由剑强人和公司通过市场招拍挂方式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后进行投资开发建设，享有开发收益，承担开发风险。该条款为合同各方均应履行的约定义务，且明确了双方合资合作开发的目的即通过项目公司开发建设获得案涉地块收益。在履行《合作开发协议》过程中，项目公司剑强人和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受让了武汉人和公司在案涉地块开发过程中对第三人奥山公司应承担的相关权利义务，故《转让协议书》与《合作开发协议》应当整体看待并审查。根据《转让协议书》约定，剑强人和公司以受让项目地块权益为对价承担武汉人和公司的前期投入9700万元及武汉人和公司欠付奥山公司的2000万元,共计11700万元。对于该项义务,剑强人和公司已履行完毕，武汉人和公司应当履行前述《合作开发协议》第二条第一项约定，即将自己对案涉地块享有的所有投入和权益转至剑强人和公司。武汉人和公司系案涉地块权利人，但案涉土地必须经过挂牌竞买的方式才能转移权利，故合同就项目用地摘牌条件及相关责任在第三条约定了武汉人和公司应负责协调并办理案涉地块出让前手续，确保剑强人和公司以不高于3000元/㎡价格摘牌。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武汉人和公司作为案涉地块的权利人，在案涉土地出让前各项程序均应参与其中，其在合同履行期间变更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而不告知合作对象，造成剑强人和公司因无法联络武汉人和公司而不能如期召开股东会提供摘牌所需文件，最终导致剑强人和公司未能摘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案涉土地被第三方拍得后，相应土地权益也未转移给剑强人和公司，以上事实足以证实武汉人和公司并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原审认定武汉人和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存在违约符合本案客观事实。
关于《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第四款的理解适用问题。经查，从《合作开发协议》签订的合作目的、约定的合作方式及整体内容，再结合《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该款约定实际应是在武汉人和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或者如约将项目地块权益转移给剑强人和公司的前提下，对第三方摘牌情形之下的补偿处理。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项目地块已由第三方武汉亘星资源有限公司摘牌,且拒绝向剑强人和公司支付土地补偿款，武汉人和公司仍享有地块权益转化之补偿利益。现剑强人和公司已经履行《转让协议书》中的相应义务，承担了武汉人和公司1.17亿元的前期投入，而武汉人和公司未能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原审根据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令武汉人和公司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武汉人和公司所称原审回避其申请的对合同终止清算问题。经查，本案系剑强人和公司起诉，起诉内容中没有要求终止合同进行清理结算，且武汉人和公司未反诉，其他合同相对方也未提出清算诉求，原审未予处理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武汉人和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汉人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慧卓
审 判 员 杨立初
审 判 员 梅 芳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金 悦
书 记 员 武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