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绥行初字第6号
原告张玉双，男，1954年10月26日生，汉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共民村农民，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委托代理人李仕君，男，黑龙江博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牡丹江市。
法定代表人栾娟，女，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苏慧达，男，黑龙江同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月辉，女,198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牡丹江市西安区政府办公室科员。
第三人牡丹江市西安区农业局。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法定代表人牛立辉，男，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苏慧达，男，黑龙江同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牡丹江市。（未到庭）。
法定代表人刘克亮，男，职务镇长。
第三人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共民村村委会，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法定代表人由壮传，男，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宋永明，男，1964年12月12日生，汉族，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共民村村委会法律顾问，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第三人张玉成，男，1959年5月2日生，汉族，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共民村村民，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原告张玉双不服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确认一案，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25日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5月6日受理后，于2015年5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参加诉讼通知书。2015年5月12日，原告张玉双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本案异地审理，本院审查后裁定驳回原告张玉双的申请，张玉双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2015)牡行管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玉双委托代理人李仕君，被告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安区政府)委托代理人苏慧达、孙月辉，第三人牡丹江市西安区农业局(以下简称农业局)委托代理人苏慧达，第三人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共民村村委会(以下简称共民村委会)委托代理人宋永明，第三人张玉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温春镇政府)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牡西政发[2013]28号《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土地经营权确权申请的批复》，内容为：温春镇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共民村张玉成土地经营权确权的申请》(牡西温政发[2013]46号)收悉。经区农业局、区信访办和温春镇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与共民村两委对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土地经营权权属事宜调查核实，村民张玉成与其母亲王淑兰在二轮土地承包时为同一户籍，村民张玉双承包地西侧950平方米土地是其母亲王淑兰的承包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按照这《共民村二轮土地延包实施细则》按户承包土地规定及农村二轮土地延包期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同意温春镇人民政府做出的张玉成享有王淑兰逝世后该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决定。原告对该《批复》不服，向牡丹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牡政复决[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2013年10月16日作出的《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土地经营权确权申请的批复》，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递交如下证据：1.共民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方案。2.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细则。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6项》中办发[1997]16号、国发[1995]7号、黑发[1997]27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第7条、第12条、第19条。3.常住人口登记表。4.沿江乡派出所2003年6月6日证明。5.共民村2003年5月9日证明。6.共民村村民委员会声明。7.共民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8.关于对我村张玉双与张玉成土地纠纷意见报告。9.共民村两委会议记录。10.分地明细表。11.关于更正共民村张玉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王淑兰户口注销复印件。12.张玉成、张玉双的询问笔录一份。13.共民村委会及温春政府的申请书各一份。
原告张玉双诉称：原告、张玉华、张玉成系姐弟关系，王淑兰是三姐弟的母亲。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王淑兰一人在共民村分得950平方米承包地。因王淑兰年迈，由原告为王淑兰花钱冶病、养老送终，于是王淑兰在2011年3月28日，要求女儿张玉华代书自己口述签章，将自己一人共民村分得的950平方米的承包地转让给原告。原告将此情况通知了共民村，共民村同意，950平方米的承包地的经营承包权一直归同村居住的原告所有。后第三人张玉成为取得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多次向当地政府及上级政府提出确权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解决。
2013年10月16日，西安区政府以温春镇政府呈报的《关于共民村张玉成土地经营权确权的申请》为由作出了牡西政发(2013)28号《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申请的批复》，将王淑兰的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确权给了张玉成。此后，原告向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牡政复决[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的牡西政发(2013)28号《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申请的批复》。
原告认为被告在调查核实情况时，故意遗漏了王淑兰生前已将950平方米的土地流转给原告的事实，按照法律规定，被告无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确权批复，张玉成与王淑兰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一户，28号批复否认该事实是错误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的牡西政发(2013)28号《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申请的批复》及牡丹江市人民政府2015年1月16日作出牡政复决[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递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王淑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个、土地承包代用证、抓阄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表各1张、王淑兰保证书1个、2010年5月31日和2013年4月15日共民村证明2张。
证据二、2001年3月28日王淑兰与张玉双签订的《转包协议》1份、共民村的1997年5-6月份、11-12月份予支明细表各1张、牡丹江北方机械厂收据1张、2010年4月9日共民村证明1张、(2006)西民初字第130号民事卷宗中2006年12月26日庭审笔录1份。
证据三，2010年12月22日共民村民委员会证明1张、火化证明1张。
证据四，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05）西行初字第14号判决书1份，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06）西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1份、温春镇人民政府《撤销张玉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决定》1份、温春镇副镇长孙中书的证明材料一张、西安区人民政府的牡西政发（2013）《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撤销牡西政发（2012）23号文件的决定》1张、《关于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说明》1张、2014年4月30日共民村出具的证明1张。
证据五，户口本二份、张玉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共民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方案1页、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细则3页、分地明细表19页、共民村集体转非类别明细1份、东安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共民村证明1份、共民村的地块分布图。
证据六，（2003）西沿农裁字第5号、（2006）西沿农裁字第1号牡市西安区沿江乡农村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2份。
证据七，张玉华、张世斌、隋桂芬、时颜军出具的证明；张玉成与王淑兰常住人口登记表各1张。
申请证人张玉华出庭作证。
被告牡丹江西安区人民政府辩称：一、牡西政发[2013]28号批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首先，张玉成是其母亲王淑兰与共民村签订的承包协议时同一“户”下的村民。作为家庭成员的张玉成当然的具有承包权，该承包权不因其是否在承包合同上签字为要件。其次，与共民村签订承包合同的王淑兰去世，不影响张玉成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因此被告无需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变更。二、被告作出牡西政发[2013]28号批复程序合法，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被告作出牡西政发[2013]28号批复是经过区农业局、区信访办和温春镇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后形成，程序合法，不违反法定程序。三、牡西政发[2013]28号批复内容，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与被告所作行政行为之间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争议焦点：1、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土地来源、承包权的归属，原告与其母亲所签订的协议能否作为确权的依据；2、西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是否依法有据，证据是否充分；3、被告是否具有法定的确权的义务。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1.共民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方案;2.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细则。欲证明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是以户为单位并已通过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西安区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基础是村委会的决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办发[1997]16号、国发[1995]7号、黑发[1997]27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第7条、第12条、第19条。
原告对第1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按照该方案农转非户是不能承包土地的，依据共民村的分地明细表和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实施细则可以确定，共民村的二轮实际分地过程中没有执行该方案，给农转非户也分了地，因此共民村不是根据该方案分的地。同时原告是一家两个户口，一个农业户口一个农转非户口，当时只分得一份土地，因此该方案没有根据该方案分地。
对第2份证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实施细则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且实施细则是确定以户口为单位实施分地，把农转非纳入分地户中，与全村民公决的方案相违背，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以家庭方式承包，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是根据户口分的地，不能证明该细则是合法有效的。
第三人张玉成认为，原告所述张玉成是农转非，但是本人的户口不是农转非，本人与老人是纯农业户口。当时规定只要工作一定年限或者居住一定时期都可以分到地。张玉成本人是1982年结婚之后一直与老人共同生活在一起，1999年因原告起诉才与老人分开，原告根本就没有跟老人在一起住，1999年后老人在张玉华处居住了几年，之后才与原告居住了一段时间。对被告所提举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共民村委会认为，对证据没有异议，共民村的实施细则与延包方案是经过全体村民大会表决的，具有法律依据。
第三人农业局对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以下的质证意见均同上)
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共民村二轮土地承包时，按照中办发[1997]16号、国发[1995]7号和黑发[1997]21号文件精神，结合共民村现有实际，制定了承包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对农转非分地问题，在方案中提及，并有条件限制，在分地时村民参与抓阄，所有村民是支持和参与的，对于该两份证据予以确认。
证据3.常住人口登记表;4.沿江乡派出所2003年6月6日的证明。欲证明共民村于2000年4月20日实施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张玉成、王淑兰在同一个户口上属于一户。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第五条。
原告对第3份证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是不真实的，该表中有错误，王淑兰的登记是张玉双申报的，第三页登记表是第三人自己申报的，此份证据不能证实王淑兰与第三人是同一个户口，因此此份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
对第4份证据有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此份证据没有派出所人员签字，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在第二次土地承包时王淑兰与第三人是否是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应该出示王淑兰的户口本来证明，不能以派出所出具的文件来证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户口登记应该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列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所以不是登记在一个户口上就是一户，还应当符合实际条件，只有共同生活在一起才能成为一户，因此第三人早已经分家另过的条件下无论是否与王淑兰共同在一个户口上都不应该属于一户，另外第三人的户口是后改的，是2003年3月份改的。
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1999年5月20日，张玉成与王淑兰为同一户口，张玉成为王淑兰次子，户别为农业家庭户口，2001年4月5日所内移居，单立户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因此，该证据能够证明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张玉成与王淑兰同为一户。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证据5.共民村2003年5月9日证明。欲证明的问题同上，另外还证实分给王淑兰950平方米土地和张玉成共有，同时确定土地位置。
法律依据：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方案，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细则。
证据6.共民村村民委员会声明。欲证明王淑兰去世后，王淑兰和张玉成共同承包950平方米承包权归张玉成承包。
法律依据：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方案，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细则。
原告对第5份及第6份证据有异议，该证明没有负责人签字，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王淑兰的土地经营权证及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均记载家庭人口是一人，法律规定土地承包以家庭单位承包，现共民村以王淑兰与第三人户口在一起为由，进行的相关调整是错误的，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共民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该土地在王淑兰生前已经将土地转让给了原告，这份声明是经过村委会将土地转让给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是违法的。
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系共民村根据客观情况所作出的声明，是共民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以此证据证明的主张本院予支持。
证据7.共民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欲证明王淑兰和张玉成共同承包土地具体位置。
法律依据：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方案，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细则。
原告对第7份证据没有异议，认为此份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王淑兰当时的家庭只有一人，是与第三人分户了。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证据8.关于对我村张玉双与张玉成土地纠纷意见报告。欲证明王淑兰与其次子张玉成在共民村二轮土地延包过程中户口在一起共同分得950平方米耕地，以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过程。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原告对第8份证据有异议，此份证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不能作为证据来提交，此份证据只是村里向政府打了一份报告，此份证据不能证明任何问题。
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是共民村向西安区人民政府呈请的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村里的意见，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9.共民村两委会议记录。欲证明王淑兰与其次子张玉成在共民村二轮土地延包过程中户口在一起共同分得950平方米土地及具体位置，证明王淑兰2005年去世，张玉成仍有该块土地承包经营权。
法律依据：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证据10.分地明细表。11.关于更正共民村张玉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欲证明王淑兰950土地平方米和张玉成共有，同时确定土地位置。
法律依据：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原告对上述三份证据有异议，因为王淑兰生前已经将950平方米承包地转让给了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淑兰有权进行土地流转，村委会在没有查明的情况下，错误的将土地确认给了第三人是违法的。
本院认为，该三份证据能够证明共民村对王淑兰所承包的土地确认因王淑兰去逝而由张玉成继续耕种，该证据客观真实，张玉成耕种该土地，但只是一种转包，并非真正流转，且未经张玉成同意，对被告以此证据证明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证据12.张玉成、张玉双的询问笔录一份。欲证明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对张玉成、张玉双进行了询问。
证据13.共民村委会及温春政府的申请书各一份。欲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符合法律依据。
原告对第12份及第13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程序合法，具体内容不一定合法。
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张玉双与王淑兰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别承包两个地块的事实，对被告以此证据证明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提交一组证据欲证明：
1、王淑兰与共民村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王淑兰1人取得了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事实。
2、证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2条、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第一款的规定，王淑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国家依法确认王淑兰1人享有950平方米承包的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和国家对王淑兰1人享有950平方米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并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3、证明二轮承包时，张玉成没有就950平方米承包地同王淑兰与共民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用交纳进地等费用或参与二轮承包分地活动等方式和王淑兰共同原始取得该950平方米承包地。故张玉成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初就没有与王淑兰共同取得该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应依法撤销。
被告的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张玉双享有土地经营权，也不能否认共民村委会与张玉成之间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
第三人张玉成质证意见，对形式要件没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土地使用证原告经村委会及政府多次要求交回，原告拒不交回，此证没有法律效力了。
第三人村委会、农业局质证与西安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王淑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通过抓阄形式承包土地950平方米，并且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张，但证明不了张玉成对该950平方米的土地没有承包权，根据“共民村第二轮土地延包实施细则”规定，以户为单位给王淑兰950平方米的承包地，张玉成与王淑兰为同一户，该950平方米的承包地张玉成也有经营权，该证据证明不了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对原告以此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支持。
原告提供第二组证据欲证明：1、证人张玉华证实：“张玉双与王淑兰早在2001年3月28日签订的转包协议的事实，王淑兰将自己的950平方米承包地转让给了张玉双，由张玉华代写，该协议写完后由张玉华念给了王淑兰听，王淑兰亲自在该转包协议上盖了章的事实。证明2001年3月28日王淑兰与张玉双签订的《转包协议》合法有效。
2、证明王淑兰在领工资时对外一直使用名章，证实2001年3月28日王淑兰与张玉双签订的《转包协议》上王淑兰的名章是真实的。
3、证实张玉成在共民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没有分到承包地的事实，证实张玉成没有与王淑兰共同取得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事实。
4、证明张玉双早在2001年3月28日就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取得了该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事实，随后又在该在地建管理用房并长期使用该承包地等事实。现被告用一纸批复就强行将王淑兰在2001年就已经流转给张玉双的950平方米土地承包经营权再强行流转给张玉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57条的规定，属违法无效的行为。
5、证明被告在作出决定时，故意遗漏王淑兰早在2001年就确认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的问题这一重要事实，故被告作出的决定属认定主要事实不清，必须依法予以撤销。
被告的质证意见：1、对其效力我方认为有瑕疵，该协议中没有土地承包人张玉成的签字；2、在该协议中王淑兰明确表示自己承包的土地由张玉双代表我和村里签订合同，从该表述看王淑兰并没有将自己依法享有的土地经营权进行转让，仅是将自己的经营权进行转包的形式进行经营权的流转。根据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该种形式的转包不需要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换句话说，在承包期内发包人与承包人的关系依然为村委会与王淑兰之间。张玉双以该转包协议确认其享有土地经营权并要求办理颁发土地经营权证没有法律依据，本组的其他证据同样无法确认张玉双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与本案被告作出的行为无关。根据土地承包法第39条规定，土地权进行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关系不变。
原告的反驳意见，原告认为转包协议合法有效，因王淑兰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平时就说如果有事需要签字都盖她的名章。转包协议时的名章与其领工资时的名章是一致的，对被告所质证的话原告认为不能进行断章取义，那份协议就是一份转包协议。
第三人张玉成质证意见，对形式要件有异议，因为此份要件是复写的，在出示最初时有明显的做旧行为。另外王淑兰不识字，没有外人证明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所以我认为此份证据缺乏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
第三人共民村质证意见：此份协议没有在村委会进行备案，其他意见与被告相同。
第三人农业局、共民村委会与西安区政府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须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该种形式的转包不需要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所以在承包期内发包人与承包人的关系依然为村委会与王淑兰之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申请”。该转包协议未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在共民村未办理经营权证变更登记备案，不符合规定的转让条件；且该协议没有另一土地承包人张玉成的签字，不能因该转包协议而剥夺张玉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对原告以此证据证明的主张不予支持。
原告提供的三组证据欲证明，王淑兰老人于2005年去世。
三方当事人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第四组证据证明，1.共民村假冒沿江乡政府为张玉成颁发的二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温春镇政府所作出950平方米承包地是分给王淑兰和张玉成二人的二份决定，已经全部被撤销，证实张玉成至今未就王淑兰的950平方米承包地与共民村签订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至今也没有任何行政机关为张玉成颁发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证来确认张玉成享有该950平方米承包地承包经营权。
2.证明从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之后，黑龙江没有换发新证的事实。
3.证明2007年沿江乡并入了温春镇，随后沿江乡政府被撤销，共民村委会的名称也由牡丹江市西安区沿江乡共民村民委会变更为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共民村民委会，故上述事实也可以证实张玉成手中持有的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都是作废的证，是假证。
被告认为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进行质证。
第三人张玉成认为，此份证据能够说明在几次诉讼中没有提交转包协议内容，恰恰能够说明转包协议是后伪造的。14号及12号的判决对政府的决策内容没有撤销，乡政府的决定没有错，只是根据土地承包法对其进行确认。乡政府调解仲裁时从来没有拿出这份转包协议，王淑兰去世之后才拿出的此份协议，乡镇政府没有错，所以此份协议是伪造的，实际是本人与王淑兰在2000年就取得了土地承包权，是村委会在发证时由于疏忽打错了。
第三人农业局、共民村与被告意见一致。
原告对第三人反驳意见认为，各级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没有考虑原告与王淑兰的转包协议，所以才多次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因而这些决定才被上级法院撤销。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该证据，并未对王淑兰承包土地是否应由张玉双或张玉成经营进行实体上的认定，而是从程序上认定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无权颁发土地经营承包经营证，故而撤销为张玉成颁发土地经营承包证，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第五组证据欲证明，1.共民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方案，也就是公决方案确定，全村符合条件的农户有432户，并确定农转非户不在分地范围，但当时共民村在二轮分地时实际共有736户农户，因此，共民村不是按户口进行二轮分地的。另外，分地明细表中证实当时只有313户农户参与了分地、农转非中有90户分了地，也说明共民村的第二轮土地不是按户口来分地的。
2、共民村二轮土地承包实施细则违背了公决方案的规定，把农转非也列入了分地之列。还有该实施细则至今没有经过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讨论通过。
3、张玉双一家四口人，有两个户口，张玉双持有的是农业户口，其爱人宫丽芝持有的是农转非户口，如果共民村在二轮土地承包中确实执行了该实施细则，并按户口进行分地的话，那么在张玉双持有农业户口分得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情况下，其爱人宫丽芝也应按农转非户口分得800平方米承包地。可事实上，张玉双一家人两个户口只分到950平方米承包地，其爱人宫丽芝持有的农转非户口没有分到任何承包地。这充分说明被告依据共民村二轮土地承包实施细则来认定共民村二轮分地是按户口进行分地，并据此认定王淑兰和张玉成在一个户口，就推定出王淑兰死亡，涉及的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张玉成是错误的。王淑兰死亡，被告在明知王淑兰生前将950平方米流转给张玉双的情况下，又强行将该承包地流转给张玉成构成违法。
被告对第五组证据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诉征土地的来源承包权的归属以及被告的行为是否违法。
第三人张玉成质证意见：我认为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进行质证。
第三农业局、共民村与被告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共民村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具体方案、分地的原始资料，分地时以每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人头为单位进行分地，因张玉成与王淑兰为一户，张玉成对王淑兰承包地有经营权。原告主张的分配方案中将农转非户相应分地违反原则，因分配方案面向全村各户，村民未提出异议，已实行多年，并不违反中办发[1997]16号、国发[1995]7号和黑发[1997]21号文件精神，对原告以此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支持。
第六组证据欲证明，王淑兰的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已经经过牡市西安区沿江乡农村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的两次仲裁，这两次裁决结果均没有认定张玉成享有王淑兰名下的950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被告作出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被告质证意见：认为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进行质证。
其他第三人意见同被告。
本院认为，该两份仲裁已经明确按照共民村二轮土地延包方案，张玉成与王淑兰共同拥有耕地950平方米，地块座落是原共民第二生产队地内，南邻道，东邻潘同林，西邻张玉双，北邻毕来春，长113.64米，宽8.36米。原告以此证据证明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七组证据欲证明，1996年张玉成与王淑兰分家另过，该事实说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5条规定，在二轮土地延包前，王淑兰和张玉成就已经不属于法律上一户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应由证人出庭作证。
第三人张玉成质证认为证据不属实，证人与原告关系密切，证人也不了解家庭的实际情况，张士斌在江南住，且原告还给了证人一些好处，因此此份证据不属实。
第三人农业局、共民村意见同被告。
本院认为，该证据双方当事人均有异议，该证明中证人签名是否是本人书写无法确定，且在此后张玉华出庭作证时，明确表述：“张玉成与王淑兰大概在2000年或者2001年之后，张玉成把我母亲的户口改成她自己之后，我母亲才没有跟张玉成一起住。”庭审后签字时，证人张玉华又对笔录内容进行修改，致使所表达内容时间先后矛盾，对该证据不院不予采信。
证人张玉华证明，2001年王淑兰有病患直肠癌，没有能力种地之后，把地承包给张玉双种，由张玉双养老送终。2001年3月28日，写的转让协议，加盖王淑兰名章。
结合上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
原告、张玉华、张玉成系姐弟关系，王淑兰是三姐弟的母亲。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王淑兰在共民村分得950平方米承包地。因王淑兰年迈，于是王淑兰在2011年3月28日，要求女儿张玉华代书自己口述签章，将自己一人共民村分得的950平方米的承包地转包给原告，950平方米的承包地一直由原告耕种。2005年初，王淑兰死亡，张玉成将原告起诉到法院，后张玉成撤诉。此后原告将张玉成诉至法院，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原沿江乡政府分别于2005年、2006年先后两次作出关于950平方米土地的确权给张玉成决定，后原告诉至西安区人民法院，该两份决定被法院撤销。后温春镇政府又自行撤销了给张玉成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此期间，原告诉张玉成一案经过西安区人民法院和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均判决王淑兰的950平方米承包经营权原告和张玉成一人一半。两年后张玉成申请再审，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西安区人民法院重审，后西安区人民法院中止了原告诉张玉成一案的审理活动。
2011年12月6日，原告得知西安区农业局于2011年11月9日作出牡西农发(2011)9号《关于确认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决定》，决定中将王淑兰的950平方米承包地确权给了张玉成，原告准备对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时，西安农业局自行撤销了该决定。
2012年4月27日西安区政府作出的牡西政发(2012)23号《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决定》，将王淑兰的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确权给张玉成，后在诉讼中，西安区政府于2013年5月6日自行作出牡西政发[2013]4号文件撤销了牡西政发(2012)23号决定，原告撤销了对西安区政府提起的行政诉讼。
2013年10月16日，西安区政府以温春镇政府呈报的《关于共民村张玉成土地经营权确权的申请》为由作出了牡西政发(2013)28号《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申请的批复》，将王淑兰的950平方米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确权给了张玉成。此后，原告向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牡政复决[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的牡西政发(2013)28号《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共民村村民张玉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申请的批复》。
基于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被告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管理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具有对土地承包权属进行审查、确认的权利，原告主张被告无权对农村承包土地进行确认无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共民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办发[1997]16号、国发[1995]7号、黑发[1997]27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第7条、第12条、第19条的相关规定，制定土地承包方案和实施细则，村民集体参与通过抓阄的形式分配土地，原告及原告代王淑兰通过抓阄的方式按户各分得一块承包地，王淑兰分得的950平方米的承包地，张玉成此时与王淑兰为同一户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同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张玉成与王淑兰在同一户口上未单立户口，应为一户。对于王淑兰分得的承包地张玉成有经营权。
王淑兰与张玉双、张玉华签订的转包协议中，将承包地让张玉双耕种，是一种转包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须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所以在承包期内发包人与承包人的关系依然为村委会与王淑兰之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申请”。该转包协议未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在共民村未办理经营权证变更登记备案，不符合规定的转包、转让条件；且该协议没有另一土地承包人张玉成的同意并签字，','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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