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26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康斯达卫浴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向红村。法定代表人：金月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姚利明、裴方园，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高吉仕卫浴洁具厂。住所�：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南丰村。负责人：周利吉，厂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高水江，系公司员工。上诉人杭州康斯达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斯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高吉仕卫浴洁具厂（以下简称高吉仕洁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义商初字第1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高吉仕洁具厂、康斯达公司之间存在卫浴配件买卖业务往来。自2012年1月9日起至2014年12月26止，高吉仕洁具厂除向康斯达公司供应卫浴配件外，另向康斯达公司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22份，总计金额1494228.90元，上述发票已由康斯达公司向国税部门办理了抵扣认证。至今康斯达公司支付高吉仕�具厂价款1384309.40元。2015年7月9日，高吉仕洁具厂以康斯达公司尚欠价款109919.50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买卖合同之诉，后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2015年8月26日，高吉仕洁具厂就相同事由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康斯达公司支付价款109919.5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26日止的利息4616.62元（按年利率6.3%计算）。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高吉仕洁具厂、康斯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根据高吉仕洁具厂庭审陈述，双方交易惯例为高吉仕洁具厂先行向康斯达公司提供货物，之后再根据交货数量据实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康斯达公司对高吉仕洁具厂陈述的交易过程并无异议，但认为高吉仕洁具厂在供货之后开具的发票金额存在多开的情况，与康斯达公司实际收到货物的价款并不一致。该院认为，高吉仕洁具厂在向康斯达公司供货完毕后的一段时间为其开具增值税发票，康斯达公司在接受发票时应当知道高吉仕洁具厂实际供货金额，如与实际供货不符，理应立即提出异议。但事实上，本案中除康斯达公司口头辩解以外，并无证据证明高吉仕洁具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存在不实的情况，康斯达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就该异议向高吉仕洁具厂提出过意见，结合康斯达公司认可收到高吉仕洁具厂开具的票面总金额为1494228.9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就该组发票向国税部门办理了抵扣认证手续等事实，可以证明高吉仕洁具厂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康斯达公司收到高吉仕洁具厂的货物计价款为1494228.90元。现高吉仕洁具厂认可康斯达公司已支付价款1384309.40元，康斯达公司对剩余价款109919.50元应履行付款义务。关于高吉仕洁具厂主张康�达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联系到本案，高吉仕洁具厂、康斯达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未形成书面买卖合同，无法确认双方对支付价款的约定情况，且高吉仕洁具厂提供的往来账目显示，康斯达公司的付款数额与高吉仕洁具厂开具增值税发票也非一一对应，付款时间也未形成一定规律，属于履行期限不明确。故高吉仕洁具厂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随时要求康斯达公司履行，但应给予合理准备时间。如康斯达公司拒绝付款，高吉仕洁具厂方可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现康斯达公司否认在高吉仕洁具厂提起诉讼前曾就案涉价款向�斯达公司主张过权利，高吉仕洁具厂对此也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该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高吉仕洁具厂的利息损失自第一次提起诉讼时开始计算。综上，对高吉仕洁具厂主张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康斯达公司的相关抗辩意见，与该院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康斯达公司支付高吉仕洁具厂价款109919.5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7月9日起按年利率6.3%计算至2015年8月26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865.62元，以上合计110785.12元，上述款项限康斯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高吉仕洁具厂的其余诉讼请求。如康斯达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0元，减半收取1295元，由高吉仕洁具厂负担37元，由康斯达公司负担1258元。宣判后，康斯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仅凭增值税发票认定康斯达公司拖欠高吉仕洁具厂货款109919.5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高吉仕洁具厂仅提供其留存的增值税发票用于证明康斯达公司拖欠109919.50元货款。高吉仕洁具厂开具增值税发票是依照税法等法律法规实施的，是其缴税的凭证。高吉仕洁具厂的交付义务则是依据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受合同法调整。发票的开具、认证与标的物的交付义务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即使经过税务部门认证仍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存在合同关系或已履行标的物交付义务的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一审中，康斯达公司已明确否认增值税发票载明的数额即为高吉仕洁具厂交付的货物数额，故法院应当要求高吉仕洁具厂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货物的金额为1494228.90元的事实。原审判决仅依据增值税发票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二、原审判决认定的逾期利息损失明显偏高，应当予以调整。即使康斯达公司确实拖欠部分货款未付，原审认定的逾期利息损失也较高。原审认定拖欠的货款应自2015年7月9日起计算逾期利息损失，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2015年7月9日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为4.85%，原审按照年利率6.3%计算逾期利息损失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吉仕洁具厂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高吉仕洁具厂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高吉仕洁具厂辩称：高吉仕洁具厂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也送货单交给了康斯达公司。康斯达公司将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证，已支付一部分货款，尚欠109919.5元货款未支付。关于利息问题，利率是由一审调整的，但实际上康斯达公司欠款已有一年时间，一审仅从2015年7月9日开始计算。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高吉仕洁具厂陈述，双方交易惯例为高吉仕洁具厂先行向康斯达公司提供案涉货物，之后再根据交货数量据实开具总金额为1494228.9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交付康斯达公司。康斯达公司对收取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无异议，但认为高吉仕洁具厂开具的发票金额多于实际收到的货物价款。本院认为，康斯达公司在收到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并未对案涉货物金额提出异议，且康斯达公司已将所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税款抵扣，并已支付了部分价款1384309.40元，故原审判决康斯达公司向高吉仕洁具厂支付尚欠货款109919.5元并无不当。至于利息问题，本院认为，康斯达公司拒绝支付尚欠货款，其应向高吉仕洁具厂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从高吉仕洁具厂主张支付尚欠货款之日至今，本案逾期付款损失已超过原审认定的利息损失865.62元，康斯达公司上诉请�对该利息损失予以调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康斯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90元，由上诉人杭州康斯达卫浴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悦琴审判员  夏明贵审判员  陈 剑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边佳宁?*MERGEFORMA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