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43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辉，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代理人古枫，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道明，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袁惠强，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代理人林燕青，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瑗，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辉因与被上诉人袁惠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二审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一、2011年6月8日，原、被告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经营“百年泸州老窖窖龄”系列白酒及深圳市“泸州老窖”专卖店，原告出资人民币180万元占30%股份，被告出资人民币420万元占70%股份。双方以被告拥有的全资企业“××公司”对外签约，并作为上述白酒对外经营的公司平台，开立专用账户，独立核算。涉及经营项目、方向、股东持股增减等重大事项，需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执行，如有重大事项改变，需有对方出具书面材料说明确认。原告以××公司（酒业）总经理的名义负责上述白酒日常销售管理工作，月薪按人民币1万元计算。该协议书双方无异议，予以认定。庭审中，原、被告确认原告实际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被告实际出资额为人民币350万元。二、原告主张2012年7月27日，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召开业务员大会，并宣布原告不再担任合伙企业总经理一职，据此，原告主张双方合伙关系已于2012年7月27日解除。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法庭申请参会业务员黄某甲、吴某甲、贺某甲、肖某甲、魏某甲及徐某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被告对原告主张合伙关系于2012年7月27日解除的事实予以否认，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清算通知函》，证明被告于2013年9月18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原告于同年9月22日复函，据此，被告主张双方合伙关系的解除时间应为2013年9月18日。三、2013年9月30日，被告单方委托深圳长江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伙企业资产进行清算，截至2013年8月31日尚未分配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338331.23元。原告对该审计报告予以否认。2013年12月25日，法院依法委托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对涉案合伙企业资产进行审计，报告结论显示：原告实际投入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占股比例22.22%，被告实际投入资本为人民币350万元，占股比例77.78%；××公司酒部（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实现总收入人民币17350991.16元，合作期内累计成本人民币10861477.27元，累计税金及附加为人民币233171.34元，累计销售费用人民币4536156.38元，累计管理费用人民币3526859.36元，累计财务费用人民币1605664.71元，累计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729754元，累计利润总额为人民币-4297236.65元，累计营业外收入人民币96890.56元，累计营业外支出人民币293129.89元，累计亏损额为人民币4338331.23元。原告对该审计报告不予确认，主张该审计结论所依据的数据系被告单方提供，对此，法院工作人员前往泸州老窖××营销西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公司”），调取合伙企业在该公司存档的“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明细分类账，并提交给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进行复核，结果：1、法院调取的明细分类账与审计报告中显示的应付债务明细表中泸州老窖2013年8月期末金额一致；2、有两笔账未有体现，包括审计截止后合伙企业于2013年10月14日收到人民币670900的货补，以及尚有人民币135万元未到货。被告主张人民币135万元的货已由原告妻子陈某甲签收，原告私自侵占原本属于合伙企业的货物，为证明该事实，被告向法庭提交了××西南公司提供的《××西南公司承运清单》，该清单显示货品名为“52百年泸州老窖窖龄60年品鉴专用500ml*8”，数量“2250”，备注部分显示送货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科中心白沙岭东开心农场”，收款人“陈某甲”，单据日期“2012年6月30日”。原告当庭确认与陈某甲系夫妻关系，其主张该证据系一份孤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法院调取的明细分类账，显示有一笔创建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订单数量“2250”，物料描述“52百年泸州老窖窖龄60年品鉴专用500ml*8”的货物，与被告提交的承运清单上所载内容相一致。另，原告主张合伙企业向××公司交纳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对此，被告予以确认。在审计报告中“2011.12、2012.12、2013.8应收债权明细表”第34项记载2011期末泸州老窖市场维护管理金人民币30万元。四、2013年3月6日，贺某甲、徐某甲、魏某甲、吴某甲、杨某甲、肖某甲、谷某甲、廖某甲、黄某乙、候某甲等10人向深圳市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该委员会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深罗劳人仲案（2013）294号仲裁裁决书”，××公司应向上述10人支付款项共计人民币295117.17元。××公司不服该裁决，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与裁决书一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中，被上诉人徐某甲、贺某甲、杨某甲、肖某甲、谷某甲、廖某甲、黄某丙二审判决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候某甲、魏某甲、吴某甲分别与××公司达成调解，即××公司一次性向候某甲支付人民币20000元，向魏某甲支付39456元，向吴某甲支付42426元。上述生效判决、调解书确定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85089.49元。生效后，经法院执行，被告实际向贺某甲支付人民币36954.46元，肖某甲人民币28430.14元，徐某甲人民币25861.72元，杨某甲人民币26527元，黄某丙人民币10284.31元，魏某甲、吴某甲、候某甲共计人民币101882元。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229939.63元。另，谷某甲及廖某甲尚未申请执行。原告主张上述人员均系××公司的员工，与合伙企业无关，被告请求原告承担上述工资赔偿金没有依据。根据原告提交的“现金日记帐”，上述人员的名字均有体现在记帐本上，且原告为证明合伙关系于2012年7月27日解除，申请了上述人员中的吴某甲、贺某甲、肖某甲、魏某甲及徐某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五、原告本诉及被告反诉中均有主张购销网络及销售团队无形资产的损失，但均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被告反诉主张原告从事与合伙企业相竞争业务，以及私自带走合伙企业的相关资料，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对此予以否认。
原告李辉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被告于2011年6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被告按30%的比例支付合作期间的利润分成人民币5156888元及利息人民币309413.28元。3、被告按30%的比例支付因购销网络和销售团队建设形成的无形资产价值人民币80万元。4、被告按30%的比例支付市场保证金人民币9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原、被告于2011年6月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请求解除合伙关系，被告当庭表示同意，予以准许。原告主张合伙关系的解除日期为2012年7月27日，被告对此予以否认，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认定2012年7月27日被告宣布免除原告总经理一职，此后，双方未就合伙企业的资产进行清算，直至2013年9月18日，被告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原告亦确认收到该通知。法院认为，原告仅依据职务罢免这一事实认定双方合伙关系于当日解除没有法律依据，故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根据中联会计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显示合伙企业从2011年6月至2013年8月期间累计亏损额为人民币4338331.23元，故原告请求按30%的持股比例分成利润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根据原、被告持股比例，原告应负担合伙企业债务人民币1301499.36元，被告应负担合伙企业债务人民币3036831.87。鉴于原告除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外，未再投入其他资金，合伙企业的亏损部分均系被告垫付，故原告所负债务人民币1301499.36元应直接支付给被告。关于审计外的两笔货款，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认定2013年10月14日价值人民币670900元的货补系被告签收，2012年6月30日价值人民币135万元的货物系原告妻子签收，据此，原、被告双方应根据所持股比向对方予以返还，即原告应向被告返还人民币945000元（1350000元×70%），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人民币201270元（670900×30%），两者相抵扣，原告还应向被告支付人民币元743730元（945000-201270）。原告请求按持股比例结算市场保证金，鉴于该保证金已计算至此次审计中，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原、被告均要求对方赔偿购销网络及销售团队所建立的无形资产的损失，但均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认为原、被告的该项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请求原告负担贺某甲等人的工资赔偿金，根据原告提交的现金日记帐、被告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及生效判决书，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可认定贺某甲等人系合伙企业的业务人员，且原告申请贺某甲等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亦佐证这一事实，故原告应按30%的持股比例负担工资赔偿金，对于被告反诉请求超出的部分，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从事与合伙企业相竞争业务以及私自带走合伙企业的资料，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被告的该两项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李辉与被告袁惠强2011年6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二、原告李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袁惠强支付款项人民币2045229.36元；三、贺某甲、徐某甲、魏某甲、吴某甲、杨某甲、肖某甲、谷某甲、廖某甲、黄某乙、候某甲工资赔偿金为人民币285089.49元，原告李辉负担30%，被告袁惠强负担70%；原告李辉在被告袁惠强已实际支出工资赔偿金人民币229939.63元的30%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该款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被告袁惠强；四、驳回原告李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袁惠强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人民币58298元，由原告负担；反诉费人民币8179元，原告负担人民币573元，被告负担人民币7606元；审计费人民币3000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人民币15000元（该款原告已垫付，被告负担之数应在判项金额中抵扣）。
上诉人李辉不服原审民事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81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2、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合作期间30%比例的，利润分成5156888元；3、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自合作终止日2012年7月27日起占用应分配利润的利息309413.28元（计息本金以5156888元为标准，按同期银行贷款平均年利率6%从2012年7月27日起暂计至2013年7月27日止，实际利息请求计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4、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因购销网络和销售团队建设形成的无形资产价值240万的30%计80万元；5、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30万元的市场保证金的30%（9万元）；以上合计6356301.28元；6、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和审计费。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完全是违背事实和法律所作的枉法裁判。主要有三方面错误，一是事实认定重大错误，二是委托审计程序违法，将不具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审计报告》作为定案依据，三是庭审过程粗枝大叶，证据的审查流于形式。一、事实认定重大错误。（一）、原判决“判决结果”部分，不认定2012年7月27日双方解除合伙关系，反而认定直至2013年9月18日才解除合伙关系，是第一个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书的判决结果那部分（P7第4行至第11行）。1、对该事实认定的逻辑是这样的：①因为2012年7月27日，被上诉人宣布解除上诉人总经理一职后，合伙企业未进行清算→②而被上诉人直至2013年9月18日通知了上诉人清算→③所以，2012年7月27日，被上诉人宣布解除上诉人总经理一职后，双方合伙关系没有解除→③得出结论“本院认为，上诉人仅依据职务罢免这一事实认定双方合伙关系于当日（即2012年7月27日）解除没有法律依据”。2、在以上错误逻辑认定，不能得出结论的唯一性，必然产生如下多个错误结论。一是，因上诉人总经理职务被解除后未清算，2013年9月18日，被上诉人通知了上诉人清算，那么合伙关系的解除以通知时间作为解除时间。二是，上诉人总经理职务被解除后只要未清算，那么，被上诉人什么时候通知上诉人清算，则通知时间即为合伙关系解除时间。举例来说就是，如果被上诉人2014年9月或2015年9月通知清算，则合伙关系解除时间为2014年9月或2015年9月。很显然，原审对这一事实认定肯定错误。3、2012年7月27日及之后的一系列客观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合伙关系已经在2012年7月27日解除。(1)上诉人方证人贺某甲等六个证人证言及被上诉人方证人证实，2012年7月27日晚上，被上诉人未告知上诉人并在上诉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全体窖龄酒业务员大会，单方宣布解除上诉人总经理职务，任命潘某甲为公司酒部总经理，并且当场在大会上向全体员工宣布，今后××公司的窖龄酒业务和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2)2012年7月28日之后，公司总经理是潘某甲，李辉没有来公司上班。上诉人无法再上班，被上诉人霸占所有业务，上诉人事实上被迫脱离了合伙关系。根据《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上诉人为总经理，月薪10000元，而28日之后，上诉人再未领取过每月1万元的工资。(3)28日之后，双方就合伙期间结算事宜多次协调，完全因被上诉人控制××公司并霸占酒部的所有财务资料且不提供导致一直无法完成合伙结算。(4)2013年1月1日，被上诉人单方与“泸州老窖××营销西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签订新一期的《经销合同》，继续经营窖龄酒代理。2013年1月之后的窖龄酒代理业务与上诉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所有权利义务完全是被上诉人单方行为。(5)退一步讲，上诉人认为，原审不认定2012年7月27日为双方合伙关系解除时间，最起码应当认定2013年1月1日双方合伙关系解除，而直接认定2013年9月18日双方才解除合伙关系，显然是没道理的，当然也是错误的。（二）原审根据《审计报告》及其结论认定上诉人应负担合伙债务1301499.36元、返还审计外货款135万元是第二个事实认定错误。这一认定是本案枉法裁判的根源。（见原判决书判决结果部分（P8第2行至16行）。1、原审查明部分(P4倒4行至P6第6行)教条化描述为“……上诉人对《审计报告》不予确认，主张该审计结论的数据是被告单方提供，对此，本院工作人员前往××西南公司调取合伙企业在该公司存档的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明细分类账，并提交给审计部门复核，然后继续描述复核结果”。2、查明部分的描述，体现在判决结果中是对《审计报告》以及对审计基础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进行任何的分析、评判和说理，照抄照搬审计结论，并判决上诉人要支付被上诉人二百多万元，这应完全违背了证据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基本原则，简直让人可恶。3、根据《审计报告》第1页“二”（一）审计资料说明描述：“本次审计资料由罗湖区人民法院指定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酒部提供”；《审计报告》第3页“四”审计事项说明描述：“对于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酒部所提供的审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由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酒部负责。与本案有关的账册资料仅以其提交的审计资料列示刀。以上事实完全可证明《审计报告》的检材既未经庭审质证，也未经双方确认，是被上诉人经法院指定单方制作形成并提交给审计单位，检材的来源是不合法。《审计报告》当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审计报告》的起止时间是“2011年6月到2013年8月”，双方实际的合伙期间是“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审计单位用不具备真实性和客观性要求的《审计报告》去复核法院调回来的“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分类账（形象地说原审就是用错误的结论去复核真实的数据），复核结果肯定也不可能具备真实性和客观性要求，当然也不能作为判决的根据。（三）认定被上诉人业务员的劳动争议赔偿金由上诉人承担是第三个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业务员劳动争议案件发生在2013年，这时，上诉人早已不存在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关系，因为双方合作关系已于2012年7月27日解除。其次2012年7月27日后，所有业务员均为以被上诉人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的员工，被上诉人用工过程中与员工发生的劳动争议产生的赔偿金，当然应由其独立承担，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二、委托审计程序及对《审计报告》的审查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关键证据，“中联深所专审字(2014)第777号即《审计报告》，其真实性客观性直接决定本案的判决结论的准确性。2、原审指定被上诉人单方向审计单位提交检材，审计材料是原件还是复印件？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这种委托完全违反了委托鉴定的程序。根据《审计报告》第1页“二”（一）审计资料说明描述和第3页“四”审计事项说明描述证明，本次审计资料由罗湖区人民法院指定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酒部提供，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由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酒部负责。很显然，审计的基础材料没有向法院提供，是被上诉人单方提交审计单位，法院不清楚所提交材料是什么，上诉人也更不可能知道是什么；审计材料是原件还是复印件？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而原审对以上材料根本不关注，判决书也不分析、不评判。3、原审委托审计中，不指定审计起止时间段，当然不能审定实际合伙期间的盈亏。根据审计单位对上诉人异议的回复意见中描述，本案合伙期间全部账目进行审计，罗湖区人民法院并未说明审计截至时间，也就是说《审计报告》的内容被上诉人提交什么资料就审计什么资料，提供到什么时间就审计到什么时间，那么，显然审计结论无真实性可言，肯定会背离双方合伙期间账目的客观事实。4、原审无视上诉人关于司法审计问题的异议。上诉人于2014年1月16日向法院提出过关于(2013)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813号案委托审计事宜的意见，强烈请求对检材由双方确认或进行法庭质证，但法院未理会上诉人意见。《审计报告》出具后，上诉人提出异议书，并在第三次庭审时，就审计报告的违法性向法庭进行了充分的陈述，同时还申请法院调取审计的基础材料，但法院置之不理。当我们提出因为检材没有双方的确认和庭审的质证，形成的《审计报告》不真实、不客观、不合法时，当时的审判长郑有为还在庭上说了一句“助理是怎么跟案的”。庭审不到30分钟就草草收场。5、原审对上诉人提出申请鉴定人出庭置若忘闻。原审时，上诉人提交《鉴定人出庭申请书》，要求通知鉴定人出庭，因为审计报告属于司法鉴定意见的一种，涉及到专业性问题。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一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但非常遗憾，原审没有通知鉴定人出庭。基于以上事实，合议庭完全无视上诉人对《审计报告》三性的质疑，依然一意孤行采信《审计报告》结论，必然导致错判。三、庭审过程粗枝大叶，查明事实不全面，证据的审查流于形式。1、原审从2013年7月立案开始到2015年10月14日上诉人收到判决书，经历二年多的时间，进行过5次庭审。审计基础材料根本就没有在法庭上质证或确认过，上诉人亦未见到过。2、原审不调取审计的基础材料进入法庭调查，亦不通知鉴定人出庭提受询问，为什么会这样，上诉人不得而知。3、原审法院从“××西南公司”调取证据回来的分类帐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但原审没有对调取的证据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只由当事人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而不进行当庭质证，根本就没法查明合伙期间进、销、存的事实。首先，调取回来的证据不全面，就是《经销合同》之补充附件1《价格表》并没有调取回来，法庭对未全面调取证据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经销合同》之补充附件1《价格表》能够真实反映进货价、分销价、零售价三个事实，同时还能够反映每二类不同度数的窖龄酒的分销价和批发价之间的差价，也是利润的空间。其次，庭审中上诉人不认可审计部门的复核意见，因为审计单位在复核中的描述与审计报告中的描述完全是矛盾的，有关材料提供问题，在审计报告中明确基础材料是由××公司提供，而在复核中又说成审计材料是由罗湖区法院提供。但，原审对这一矛盾置之不理，未作任何评判，完全一边倒采纳了审计结论。第三，历经二年多进行了五次庭审而形成的一审判决，显然偏离了应当查明的最主要的事实，完全可看出庭审过程粗枝大叶，查明事实不全面，证据的审查完全流于形式。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上级法院查明事实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袁惠强答辩称：一、关于上诉人所谓的事实认定重大错误的问题。1、一审查明事实属实，符合双方实际发生事实，并没有出现重大错误。相反，反而是上诉人主张的2012年7月27日晚上被上诉人故意在上诉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大会，宣布解除上诉人总经理职务的说法，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早在上诉人起诉的时候，其第一次主张被上诉人在2012年7月23日晚上召开大会免除上诉人职务的说法也是明显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有出国护照、出差机票可以证明，7月23日被上诉人不在国内，而7月27日被上诉人正好要乘坐飞机到三亚，上诉人的这两次描述因为明显不符合事实，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做了伪证，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一再强调法庭应追究上诉人做伪证的相应法律责任。今天上诉人依然做出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描述，在重要事实上有重大错误并且故意制造混淆的是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2、上诉人的离职时间和散伙时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上诉人企图混淆两个明显不同的事情，上诉人主张的第一个上诉理由完全不成立。二、关于上诉人主张委托审计程序违法问题。第一次是被上诉人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但上诉人对审计报告不予认可。第二次是法院征求双方同意，再次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所以一审判决依据的审计报告，是法院应上诉人的要求征得双方同意并经合法程序委托合格的审计机构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进行司法审计的。这份审计报告就是应上诉人的申请，重新进行的。因此上诉人主张委托审计程序违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庭审过程粗枝大叶、证据审查流于形式的问题。正如上诉人在上诉状所描述的，本案从2013年7月立案至2015年10月14日上诉人收到判决书，历经两年多时间，进行过五次庭审，可见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的审慎。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对解除《合伙协议书》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为双方合伙关系的解除时间，二为审计报告的效力问题。
关于争议的焦点一，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于2012年7月27日解除其合伙企业总经理一职，据此主张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自2012年7月27日解除。而被上诉人则主张合伙关系的解除时间应为其向上诉人书面通知清算的日期，即2013年9月18日。对此，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组织形式。由于此种组织形式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因而法律要求该合伙就算是实际停止经营，但只要尚未结算，即应认定合伙关系未解除，全体合伙人皆应对合伙之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假使上诉人于2012年7月27日被解除总经理一职，因合伙企业未进行清算，并不影响合伙关系的存续，故本院采纳被上诉人的主张，双方合伙关系的解除时间应为2013年9月18日，本院对上诉人关于合伙解除时间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的焦点二，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据以裁判的审计报告存在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并称审计结论所依据的数据系被上诉人单方提供因而对审计报告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审计报告系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并由双方同意的具有法定资质的专门机构作出，审计过程中亦未发现有违法行为，其效力应予确认。其次，原审法院已经就检材进行调档并提交审计机构进行复核，复核的结果与审计报告一致，上诉人对检材存有异议，但并未提交反证，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该审计报告进行裁判，本院予以认可，上诉人应当按照审计结论履行前述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应当承担的金钱给付义务。
关于审计外的两笔货款，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该两笔货款的认定正确，双方应予相互抵扣结清。关于工资赔偿金部分，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将该款认定为合伙企业员工的工资赔偿款并无不当，上诉人应予支付。上诉人提出的关于赔偿购销网络和销售团队建设形成的无形资产价值的损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的市场保证金已在审计报告中体现，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298元，由上诉人李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杰晖
审 判 员 李小丽
代理审判员 唐国林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聂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