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2民终3285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俞明花，女，196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海曙区，现住宁波市江东区。委托代理人：朱家宇，浙江东方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申玉，女，1956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海曙区。委托代理人：董国忠，浙江明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丹，浙江明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宁波市国家安全局。住所地：宁波市兴宁东路***号。法定代表人：杨明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范安丰，该局副处长。委托代理人：王涛，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号。法定代表人：朱波，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吴亮良，宁波市众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俞明花因与被上诉人俞申玉、原审被告宁波市国家安全局、原审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2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俞明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原宁波市江东区生产资料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生资公司）签订的《浙江省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应属合法有效；二、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之后已先向生资公司分期支付了购房款，且该公司在款项付清后出具了收据。而该收据中所盖印章并非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暂扣的财务专用章。上诉人并不知晓该两枚印章是否存在不同，且该两枚印章的真假尚无证据证明。另外，收据的开具时间是1997年10月18日，而印章暂扣时间为1999年10月14日，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付款依据不足，应属不当；三、自合同签订及付款至今，生资公司向上诉人交付涉案房屋，上诉人在领取钥匙后居住至今，故并未强行撬门入住；四、在一房二卖的法律关系中，如数份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均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则优先保护合法占有房屋者的权利。在本案中，应优先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俞申玉答辩称：一、上诉人于2000年7月强行撬门入住涉案房屋，其与生资公司之间的合同应系补签形成。当时生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外逃躲债，该公司的印章亦已上交，故该合同所涉内容纯属虚假；二、上诉人并未履行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上诉人所提供的收据中加盖的印章经鉴定并非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暂扣的财务专用章，且该份收据亦非于1997年10月出具的，而是形成于2000年7月以后。如果确系在1997年10月出具的，那么不可能出现财务专用章不一致的情形；三、上诉人并非合法善意受领涉案房屋，而是非法强占，对此既有公安机关于2002年10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为证，又有被上诉人于1999年12月在腾退房屋案中达成的调解协议为证，故上诉人的强行入住行为显然违法；四、被上诉人不但签订合同在先、支付房款在先，而且领受交付也在先，根据一房二卖合同的履行顺序，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属正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宁波市国家安全局答辩称：一、生资公司与原宁波市宏达发展公司开发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分公司）以及宏达分公司与被上诉人俞申玉所签订的合同均系合法有效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宏达分公司已全部付清购房款，同时，被上诉人俞申玉也向宏达分公司付清了购房款；二、生资公司向宏达分公司所购买的18套住房的购房者统一开具了收款收据，并作为办理有关登记办证的有效凭证；三、3.宏达分公司统一向生资公司领取了钥匙，并将其中16套房屋的钥匙分别交付予购房者。除了被上诉人俞申玉购买的两套房子之外，其他房子均没有纠纷。宏达分公司与生资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均已实际履行完毕，本案纠纷系在履行完毕后出现的情况，故并不清楚。原审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述称：一审法院对于涉案房屋相关事实认定正确，至于适用法律是否妥当以及上诉人是否善意取得，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原审原告俞申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原审被告宁波市国家安全局继续履行购房合同，协助原审原告办理宁波市江东区蓬莱里11号405室房屋登记手续；原审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承担连带责任；二、确认原审第三人俞明花与生资公司虚签的《浙江省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6月5日，生资公司与宏达分公司签订《整体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宏达分公司向生资公司购买地处李惠利医院东面的蓬莱综合楼后面职工住宅共计18套，其中二房一厅12套，三房一厅6套，总建筑面积约为1320平方米，价格为每平方米1400元，总房价约为1848000元，有关房屋转户费在交付时双方另行协商。合同签订生效后五天内宏达分公司应预付50%的购房款，其余50%待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交付使用时一次性付清，生资公司应于1994年7月30日前将房屋交付宏达分公司使用。该合同另就其它事项进行约定。前述房款已付清。1993年12月1日，宏达分公司与原告俞申玉签订一份《购房合同》，约定宏达分公司向原告俞申玉出售地处李惠利医院东面的蓬莱综合楼后面住宅楼405室、406室，房屋建筑面积为每套70.65平方米，价格每平方米1400元，二套合计房价197820元，车棚价为16976元，总房价214796元。合同签订生效后二个月内原告俞申玉预付50%购房款，其余50%待房屋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一次性付清，宏达分公司应于1994年8月30日前将房屋交付原告俞申玉使用，如生资公司逾期交房，宏达分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俞申玉可以延期支付第二期房款。房产登记手续待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宏达分公司会同生资公司统一办理。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生资公司备案一份。宏达分公司另向原告俞申玉开具发票两张，载明日期为1993年12月，品名规格中分别为蓬莱小区11号406室，蓬莱小区11号405室，单价均为1400元，数量均为70.65，金额均为98910元。1995年8月14日，宏达分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住房款197820元，代收车棚费16976元。1996年10月，生资公司（甲方）与宏达分公司（乙方）签订《购房合同补充协议之三》，主要内容为：“……由于甲方之原因造成乙方损失，到目前还没能交付使用。经双方协商，乙方提出要求甲方补偿……”。1999年11月，原告俞申玉起诉林振伟，要求其立即返还宁波市蓬莱小区11号405室、406室两套住宅，并赔偿损失20000元。1999年12月6日，原告俞申玉与林振伟签订《调解协议》一份，林振伟自愿将现住的宁波蓬莱小区11号405室交还原告俞申玉，原告俞申玉放弃其余民事诉讼要求等。2000年5月30日，宁波市江东区农业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该局原下属企业——生资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等种种原因，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经营活动，自1996年下半年停止营业以来，没有进行任何经营活动。1999年10月14日，该公司公章已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收缴查封，公司法人毕祥法也下落不明。2000年8月1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出具证明，载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于1999年10月14日收缴生资公司法人章及财务专用章各一枚，之后，没有向外盖过公章。2002年3月29日，宁波市江东区农村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农经局）与宁波市江东区东郊街道宁江经济合作社联合发出公告一份，载明：为了统一办理宁波市江东区宁江村蓬莱里原历史遗留部分住户的房屋产权凭证，经同有关部门协商后，决定对购买江东区宁江村蓬莱里10号、11号、14号尚未办理房屋产权凭证的住户和房主进行统一登记，登记范围及对象为：凡在1993年以后向原生资公司购买蓬莱里10号、11号、14号的住户或房主属统一登记对象，登记办法中载明随住户或房主的身份证复印件，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付款收据及复印件。2002年11月12日，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原告俞申玉于2000年7月到该队报案称：“1995年8月向宏达分公司购买的蓬莱里11号405室、406室被人强占，占有人自江东生产资料公司购买，所以生资公司的行为构成诈骗，要求公安机关查处”。2001年5月及2002年7月经过调查，蓬莱里地块由生资公司开发建商品房，宁江村、生资公司、宏达分公司三家销售。1995年8月俞申玉向宏达分公司购买蓬莱里11号405、406室二套房屋（现无法提供购房合同），没有入住。1997年生资公司资不抵债，法人代表毕祥法外逃躲债，公司暂有张曾啼负责，11号405室由施工单位林振伟强占，406室抵押给施工单位叶涛。2000年1月，俞申玉向江东区人民法院起诉后通过调解，405室退还给俞申玉。2000年7月，俞明花以生资公司名义强行撬门入住405室。经核实，蓬莱里11号405、406室房子由俞申玉在1994年至1995年间向宏达分公司购买，1999年8月生资公司将11号楼406室卖给金大勇，2000年7月生资公司又将11号405强占并卖给俞明花。2005年3月4日，原告俞申玉委托浙江明州律师事务所董国忠律师向农经局发出律师函一份，要求为俞申玉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等。2005年4月30日，农经局向董国忠律师回函答复，宁波市江东区蓬莱里10号、11号、14号房屋是原生资公司、宁波市江东区宁江村合作建造的房屋，生资公司倒闭后，该局在清理过程中，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与有关部门协商，为蓬莱里房屋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和其他审批手续，使蓬莱里房屋具备了产权登记条件，目前除11号405室、406室以外的房屋都已办理了产权登记。原告俞申玉购买的405室、406室房屋，是生资公司1993年6月向宏达分公司销售的18套房屋中的两套，由于出现了一房两卖的情形，经多次协调无果，暂停办理产权登记。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房屋归属问题，若经法院确权，将按确权法律文书给予办理该两套房屋的产权登记。2005年5月23日，原告俞申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讼争房屋归俞申玉并要求第三人俞明花腾迁，审理中，第三人俞明花向该院提交了其与生资公司签订的《浙江省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书》、收款收据等证据材料。2005年8月12日，该院委托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俞明花收款收据上所盖的“宁波市江东生产资料实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公章印文和俞申玉购房合同上“宁波宏达发展公司开发区分公司”公章印文的真伪进行鉴定。同年9月2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司法鉴定书，载明：一、俞明花房款收款收据上所盖的“宁波市江东生产资料实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暂扣的“宁波市江东生产资料实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所盖。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购房合同上所盖的“宁波宏达发展公司开发区分公司”印文与工商登记印鉴样本上“宁波宏达发展公司开发区分公司”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2006年3月14日，该院作出（2005）甬东民一初字第467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俞申玉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归俞申玉并要求第三人俞明花腾迁的起诉，原告俞申玉不服该裁定并提出上诉。2006年5月13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甬民一终字第53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08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08）甬东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以未解决房屋权属情况下不予支持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且腾退事宜已经由（2005）甬东民一初字第467号、第468号案件中进行处理的理由，驳回原告俞申玉要求被告宁波市国家安全局及农经局为其办理讼争房屋及同号406室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以及第三人俞明花、金大勇腾退前述房屋的诉讼请求。原告俞申玉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09年6月23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浙甬民二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4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甬东民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以无证据证明生资公司向宏达分公司转移涉案房屋所有权、不能直接要求生资公司履行办理过户手续、无充分证据证明俞明花恶意占有涉案房屋、原告的权利可待前手合同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明确后再行主张为由，判决驳回原告俞申玉要求确认宁波市江东区蓬莱里11号405室房屋归原告俞申玉所有，被告宁波市国家安全局及农经局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并负担相关税费的诉讼请求。原告俞申玉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0年8月5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浙甬民一终字第4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7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甬东民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要求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协助金大勇办理宁波市江东区蓬莱里11号406室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手续；并对生资公司与宏达分公司于1993年6月5日签订的《购房合同》、原告俞申玉与宏达分公司于1993年12月1日签订的《购房合同》均确认有效。原告俞申玉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5年11月12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8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宏达分公司于1999年5月27日被注销工商登记，其主管部门为宁波市宏达发展公司。宁波市宏达发展公司于1999年3月17日申请注销工商登记，其主管部门为宁波市国家安全局第二处。生资公司于2000年9月15日被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东分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现由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履行原农经局的经济管理职责。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讼争房屋原因未经合法审批而无法办理产权证，现可以补办产权证的事实为其建造及相关的转让补正了合法性。生资公司与宏达分公司于1993年6月5日签订的《整体买卖合同》、原告俞申玉与宏达分公司于1993年12月1日签订的《购房合同》已经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确认有效，从已查明的事实可看出，原告俞申玉已付清房款，1999年12月6日，林振伟已将讼争房屋交付原告俞申玉。反之，第三人俞明花房款收款收据上所盖的“宁波市江东生产资料实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暂扣的“宁波市江东生产资料实业总公司财务专用章”所盖，俞明花付款依据不足，而且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02年11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2000年7月，俞明花以生资公司名义强行撬门入住405室。故对于原告俞申玉要求被告宁波市国家安全局继续履行购房合同，协助原告办理宁波市江东区蓬莱里11号405室房屋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不是原告俞申玉购房合同的相对方，其要求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但农经局发出公告，同意对包括讼争房屋在内的江东区宁江村蓬莱里10号、11号、14号住户和房主进行统一登记，且回函称若经法院确权，将按确权法律文书给予办理包括讼争房屋在内的两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故农经局理应依照其承诺协助办理讼争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现农经局的经济管理职责由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履行，故相应责任应由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承担，其应依照其承诺协助办理讼争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另外，从现有证据只能认定第三人俞明花付款依据不足，原告要求确认第三人俞明花与原生资公司签订的《浙江省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书》无效，证据不足，故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宁波市国家安全局继续履行购房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俞申玉办理宁波市江东区蓬莱里11号405室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手续，第三人宁波市江东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协助办理；二、驳回原告俞申玉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俞申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俞明花书面申请调取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所保存的被上诉人俞申玉因被诈骗报案调查的卷宗资料（2000年7月—2002年11月）以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4）甬东民重字第7号卷宗资料。经审查，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已于2012年11月12日针对被上诉人报案后调查所得情况出具情况说明，而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结合卷宗资料等作出的（2014）甬东民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业已生效，故上诉人之上述申请均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与生资公司之间的《浙江省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书》的效力，虽被上诉人主张该合同应系补签形成，但对此其并无相应的依据佐证，且被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该合同中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于被上诉人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的付款情况，在（2005）甬东民一初字第467号一案中，经鉴定，上诉人所提交的收据中加盖的生资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法院暂扣的该公司财务专用章并非同一枚公章，基于此，在上诉人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其已支付相应购房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付款依据不足，并无不妥。至于上诉人占有涉案房屋的行为，据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2年11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上诉人曾于2000年7月强行撬门入住该房屋。上诉人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其并无相反的证据以推翻上述认定。现上诉人以其合法占有该房屋为由要求驳回被上诉人的相关诉请，依据不足，故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俞明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俞明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金平审 判 员  钟康树代理审判员  郑 辉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潘芬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