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36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边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利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侯清，广东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汝，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双单路717号、封周路***号。
法定代表人：LodovicoCamozzi，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春风，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股份）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茂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4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车股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侯清、汤汝，被上诉人康茂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春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车股份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康茂胜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康茂胜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错误采信证据，未查明本案的基本法律事实。（一）原审法庭调查过程中，查明的如下主要事实在判决中未有陈述，更未依法认定，导致原审判决错误：1.康茂胜公司共提供4份购销合同复印件，无原件，共计金额23万多元，其中仅编号为HT140900209的购销合同金额190.01元与提供的20份增值税发票中编号为No.19182551的发票金额相符，即康茂胜公司主张的23万多元货款与购销合同复印件金额相符的仅有190.01元，其他不符；2.康茂胜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交付合同货物，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合同交付义务；3.《往来询证函》没有原件，中车�份不确认其真实性，且康茂胜公司庭审时承认《往来询证函》没有送达给中车股份，因此，依法不对中车股份发生法律效力；4.原审庭审时康茂胜公司回答法庭《往来询证函》的数额与手写部分数额不符的问题时称其与广州中车轨道交通空调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有限）对账，中车有限称差额部分应当由中车股份承担。由此证明康茂胜公司知道中车有限（已整体迁离广州）开始生产，并且与中车有限存在购销贸易的事实；5.康茂胜公司庭审时承认在签收《往来询证函》时签收人均在中车有限工作的事实。
（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合同关系，康茂胜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向中车股份实际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1.中车股份与康茂胜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购销合同不存在,亦没有中车股份盖章，中车股份不确认其真实性，购销合同与中车股份无关；2.康茂胜公司从未向中车股份履行涉案购销合同义务，从未向中车股份交付货物。康茂胜公司主张中车股份向其支付涉案购销合同货款的关键证据为购销合同，事实上，康茂胜公司没有向中车股份交付该合同项下的货物，未履行合同义务，至于康茂胜公司是否向其他单位、个人履行，中车股份不得而知。
（三）康茂胜公司于原审提供的证据缺乏逻辑关系，但原审法院错误采信，导致判决错误。1.康茂胜公司提供的《往来询证函》显示“贵单位欠207960.31元”，与康茂胜公司主张的235606.05元不符，且康茂胜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往来询证函》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向中车股份送达，《往来询证函》没有手写文的形成时间，该证据违反基本的常理；2.《往来征询函》的时间为案件的关键，且《往来征询函》签名人的身份为中车有限的工作人员，而非中车股�的工作人员，因此，中车股份合理怀疑《往来征询函》系伪造，该证据依法为不适格证据，依法不能采信；3.康茂胜公司提供“蒋秀丽”签署的《证明》与“霍锦权”签署的《证明》内容一致，连错误的字句亦为一致，证明为串通提供的伪证。同时，证人未出庭作证，因此，《证明》为不适格证据。对此，中车股份在原审时已提出建议，请求合议庭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并追究有关伪证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未予批准，并且错误采信上述证据。
（四）《往来征询函》非中车股份签署，效力不及中车股份，且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即使按照康茂胜公司的起诉状的陈述，从2014年9月18日始算至起诉之日，诉讼时效也已届满，康茂胜公司丧失胜诉权。1.《往来征询函》的送达主体为中车股份，康茂胜公司未向中车股份送达，而是向存在利害关系的所谓“证人�送达，效力不及于中车股份；2.《往来征询函》其他事项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因此，即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康茂胜公司主张的诉讼时效也已届满，其请求依法应当驳回；3.原审以案件未约定支付款项的期限为由，驳回中车股份的时效抗辩，显然违反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康茂胜公司提起诉讼依法应当在知道或者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计算时效。
二、原审法院仅根据增值税发票已发生扣税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
康茂胜公司辩称，（一）对于本案基本事实，中车股份存在刻意否认歪曲的情况。1.康茂胜公司原审提交的五份购销合同并非复印件，而是传真�或扫描打印件。且该五份购销合同中后四份合同与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四份发票有对应关系，并非只有一份对应。2.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康茂胜公司一般在发货的同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委托送交或快递给中车股份。就本案与发票相对应的四份合同而言，发货时间与对应发票开具时间均为同一天，价税合计47505.19元（票号19181973）、38207.05元（票号19182276）、375.10元（票号19182277）、190.01元（票号19182551）对应的发货和开票日期分别为2014年8月18日、8月26日、8月26日、9月4日。可见，只要中车股份收到了增值税发票就必然收到了对应货物。3.康茂胜公司提交的《往来询证函》是传真件或扫描打印件，真实性已得到经手人霍锦权、蒋秀丽的书面确认，且与十份发票的总金额相吻合，故真实性可以得到确认。中车股份称《往来询证函》未送达与事实不符。因为在双方交易中，与康茂胜公司联系的只有霍锦权、冯佩琼和蒋秀丽三名工作人员，且该三人分别担任中车股份的总经理助理兼采购部部长、采购部副部长和采购员，康茂胜公司有理由相信该三人能代表中车股份，构成表见代理。发《往来询证函》给霍锦权、蒋秀丽并确认货款实为中车股份对货款确认。至于此三人在2014年10月1日之后进入中车有限任职是中车股份内部的事情，在中车股份没有通知康茂胜公司或另外安排工作人员与康茂胜公司进行工作对接前，康茂胜公司有理由相信此三人为中车股份代理人。况且，《往来询证函》记载的应付货款均是2014年10月1日前发生的，霍锦权等人作为经手人，对货款对账合情合理。4.霍锦权、蒋秀丽出具的证明与本案其他证据、案件事实相符，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二）中车股份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往�询证函》上记载“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说明双方只是确认应收账款金额，没有明确何时支付。康茂胜公司依法可以随时要求中车股份支付。且康茂胜公司申报的应收账款与中车股份核实的应收账款不一致，说明中车股份因分立存在内部分账问题，直到2015年8月18日发《往来询证函》才得到中车股份应付总货款235606.05元的确认。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三）中车股份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中车股份认为康茂胜公司未交付标的物，企图否认基本事实。2.康茂胜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税款抵扣资料证明、霍锦权名片、部分购销合同、往来询证函、公司分立函等证据证明已交付标的物及中车股份的付款义务。中车股份提交的三方协议书也能配合证明�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中车股份上诉请求。
康茂胜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车股份给付拖欠货款235606.05元及欠款利息（从2015年8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中车股份负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康茂胜公司因要求中车股份给付货款及利息而提起诉讼。康茂胜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名片，内容为：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霍锦权，采购部部长；等。用以证明霍锦权是中车股份采购部经理，其代表中车股份进行相关业务的采购行为是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中车股份承担；2.打印时间为2014年7月18日、7月22日、8月11日、8月14日和9月3日的《购销合同》打印件。该批合同的供方均为康茂胜公司，需方栏均打印有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打�时间为2014年7月18日、8月11日、8月14日的合同需方栏签有冯佩琼，霍锦权字样。用以证明康茂胜公司、中车股份业务往来合同为简易合同，且双方均未盖章，仅有中车股份采购部经理霍锦权和主管冯佩琼的签名，康茂胜公司、中车股份按此合同实际履行，从而都确认了霍锦权和冯佩琼职务行为的效力；3.康茂胜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14日、8月18日（2张）、8月26日（2张）、9月4日、9月15日（3张）和9月18日开具给中车股份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10张，金额共计235606.05元。用以证明自2014年8月14日至2014年9月18日，康茂胜公司共向中车股份开具了10份上海市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235606.05元；4.康茂胜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向中车股份出具的《往来询证函》打印件，内容为：截止日期2015年7月31日，贵单位欠207960.31元；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等。该函下方写有：截至2015年7月31日应付账款应为235606.05元；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字样及霍锦权、蒋秀丽签名。用以证明康茂胜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向中车股份发函复核双方账目，中车股份采购部经理霍锦权和主管蒋秀丽代表中车股份确认康茂胜公司在中车股份处的应收账款应为235606.05元；5.霍锦权、蒋秀丽于2017年3月30日分别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霍锦权、蒋秀丽说明康茂胜公司、中车股份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及确认《往来询证函》上代表中车股份对账目的核对属实；6.中车股份与中车有限于2014年10月1日出具的《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分立事项告知函》复印件，内容为：为整合公司业务，中车股份通过派生分立方式，即在保留中车股份的情况下，于2014年9月28日分立设立中车有限；根据《公司分立�议》，中车股份现有与轨道交通车辆空调装备生产相关的资产负债及人员将全部转入中车有限；根据前述分立方案并结合实际情况，我司现将涉及合同签订及履行的有关事项及安排通告贵方如下：（1）自2014年10月1日起，凡新签（含续签）合同，将统一由中车有限负责签署及履行；（2）对于在2014年10月1日前尚未履行以及尚未开票但已发货的已签合同，合同主体将由“中车股份”变更为“中车有限”，由中车有限承继该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请贵方直接向中车有限开具发票；如为增值税专用发票，需待中车有限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后再行开票，具体开票时间将由中车有限采购部通知贵方；贵我双方及中车有限将就此协商签署三方协议；（3）对于在2014年10月1日前已开票（发票抬头为“中车股份”）且已发货的已签合同，合同主体暂不作变更，由中车股份履行完毕该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4）对于在2014年10月1日前已签但尚未履行完毕且已部分发货的合同，合同主体将由“中车股份”变更为“中车有限”，由中车有限承继该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贵我双方及中车有限将就此协商签署三方协议；如系在2014年10月1日前已开票（发票抬头为“中车股份”），则有关事宜按照上述第3条执行；如在2014年10月1日前尚未开票，则按照上述第2条执行。用以证明中车股份欠康茂胜公司债务的10份发票均在2014年10月1日前开具发票，所以应由中车股份承担债务。
经质证，中车股份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1项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不清楚证据形成的时间，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康茂胜公司要证明的事实；对第2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康茂胜公司要证明的事实，购销合同载明合同最后一方收到签字盖章件生效，没有一方盖章，效力不及于该方，康茂胜公司没有提供合同来源和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第3项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康茂胜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收到该发票，财务凭证不构成康茂胜公司、中车股份之间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第4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康茂胜公司要证明的事实，该函显示“贵单位欠207960.31元”，与康茂胜公司主张的235606.05元不符、《往来征询函》没有证据证明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向其送达，函中没有手写文的形成时间，违反常理。该函的时间为本案的关键，在该函签名人的身份为中车有限工作人员，而非其工作人员，因此，其合理怀疑该函为伪造，该证据依法为不适格证据，依法不能采信；对第5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康茂胜公司要证明的事实，蒋秀丽与霍锦权签署的证明内容一致，就连错误的字句亦一致，证明为串通提供的伪证；对第6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无法证明康茂胜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2014年7月31日其与中车有限已经分立，所有涉及中车股份的债权债务由中车有限承担。
中车股份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霍锦权、冯佩琼和蒋秀丽分别于2014年10月1日与中车股份和中车有限签订的三方协议书。该三份协议书载明霍锦权、冯佩琼和蒋秀丽分别于中车股份任职总经理助理兼采购部部长、采购部副部长和采购员岗位，自2014年10月1日起，霍锦权、冯佩琼和蒋秀丽与中车股份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绩效协议》及与之相关的补充协议（如有）均将转由中车有限继续履行；等。经质证，康茂胜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协议书的内容属于确认的霍锦权、冯佩琼、蒋秀丽作为中车股份的员工及职务与其主张�本吻合，从该三份协议看，从其内部人员调整而言，在2014年10月1日前该三人均是中车股份的员工，霍锦权是中车股份的总经理助理兼采购部部长，与其发生往来所表明的身份是一致的，因此该三人代表中车股份与其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是一种职务行为，因为其所主张的债权也是发生在该三人在中车股份公司任职期间，即便根据中车股份的内部协议，该三人从2014年10月1日后作为中车有限的员工，因为没有中车股份的告知，其有理由相信该三人仍然是中车股份的员工，该三人代表中车股份与其所发生的业务往来，其有理由相信该三人具有代理权限。
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审法院根据康茂胜公司申请出具《补充诉讼材料通知书》向广州市海珠区国家税务局对康茂胜公司提交的10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查询。广州市海珠区国家税务局于2017年7月28日向原审�院出具《证明》，内容为：中车股份是我局经管企业。经查询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和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所列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车股份已于所属时期2014年10月进行申报抵扣。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案件中，康茂胜公司对中车股份欠其货款235606.05元的事实提交了其开具给中车股份的金额共计235606.05元的10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往来询证函》加以证明。上述发票的开具时间均在2014年10月1日前。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载明康茂胜公司所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由中车股份于所属时期2014年10月进行申报抵扣。由此表明中车股份对相关增值税专�发票所载内容的确认。中车股份提交的三份《三方协议书》载明霍锦权、冯佩琼和蒋秀丽分别在2014年10月1日前于中车股份任职总经理助理兼采购部部长、采购部副部长和采购员岗位。康茂胜公司与霍锦权、蒋秀丽通过《往来询证函》复核的应付账款与上述发票总金额相符。中车股份没有举证证明已经支付上述发票所载货款给康茂胜公司，故康茂胜公司要求中车股份给付拖欠货款235606.05元及欠款利息（从2015年8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有理，应予支持。鉴于中车股份否认其与康茂胜公司存在案件的合同关系，对上述发票所载货款存在争议，在康茂胜公司与中车股份原职员霍锦权、蒋秀丽通过《往来询证函》复核确认所欠款项后也没有履行支付货款义务，且中车股份在本案中没有举证证明康茂胜公司、中车股份关于涉案货款支付期限的约定，故中车股份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中车股份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235606.05元，并从2015年8月19日起至清付之日止以该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给康茂胜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力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84元由中车股份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4年7月18日、7月22日、8月11日、8月14日和9月3日的《购销合同》上载明的金额分别为95010.38元、47505.19元、38207.05元、375.10元、190.01元。此外，中车股份二审确认2014年10月1日之前，霍锦权、冯佩琼在其公司工作，中车有限于2014年9月28日经工商登记正式成立，又认为2014年7月到9月28日，中车股份的财务均由中车有限的财务人员负责，两个公司的财务人员是一套人马。本院询问中车股份抵扣税款的情况，中车股份称发票如何用于抵扣税款不清楚，抵扣了什么交易也不清楚。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中车股份的上诉及康茂胜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车股份是否应向康茂胜公司支付讼争货款。
关于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中车股份上诉以涉案购销合�无中车股份盖章为由不认可其真实性，主张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认为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车股份于2014年9月28日分立设立中车有限，可见涉案五份购销合同均属中车股份分立前订立的合同。且中车股份确认2014年10月1日之前霍锦权、冯佩琼都在其公司工作，可见涉案五份购销合同系中车股份员工订立的，康茂胜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是与中车股份进行交易。其次，涉案增值税发票均是开具给中车股份，中车股份也已实际抵扣。对于如果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何收取发票并抵扣税款，中车股份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最后，虽然涉案购销合同无中车股份盖章及康茂胜公司签名盖章，但根据购销合同记载金额可知，双方单笔交易金额较小，交易行为并不规范，仅有经办人签名而未盖章的形式也符合此类交易的特点。除此之外，中车股份二审也确认其与中车有限在分立时财务存在混同情况，康茂胜公司作为外部人员难以辨析，其根据合同相对性向中车股份主张权利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方面，康茂胜公司提供了购销合同、名片、增值税发票、往来询证函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另一方面，中车股份抵扣了增值税发票且对抵扣理由未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综合以上证据而非单独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关于“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中车股份是否应向康茂胜公司支付讼争货款的问题。首先，康茂胜公司提交的中车股份与中车有限《分立事项告知函》载明：“对于在2014年10月1日前已开票（发票抬头为“中车股份”）且已发货的已签合同，合同主体暂不作变更，由中车股份履行完毕该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即按照中车股份与中车有限的内部约定，中车股份应承担债务。中车股份虽然不确认《分立事项告知函》的真实性，但其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康茂胜公司披露了公司分立及相关债务承担的事实。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即便中车股份分立设立中车有限，那么中车股份分立前的债务应由分立后的�体共同承担，康茂胜公司也有权依合同相对性向中车股份主张。至于中车股份与中车有限之间的债务承担，则属其内部约定，可另行主张。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康茂胜公司发出的《往来询证函》由中车股份的员工签字并备注，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中车股份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
至于中车股份认为《往来询证函》上的数额与康茂胜公司主张的数额不符的问题，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税额的差异。
二审中，中车股份提交关于中止本案诉讼的申请书。经审查，中车股份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诉讼中止的情形，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中车股份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84元，由上诉人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欣欣
审判员 汤 瑞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钟晨曦
陈莹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