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桂行终123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杨能选，主任。上诉人（一审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一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石光军，组长。上诉人（一审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四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石光建，组长。上诉人（一审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五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唐国彦，组长。上诉人（一审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六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刘彦山，组长。上诉人（一审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七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刘保福，组长。上诉人（一审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九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石福宝，组长。上诉人（一审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十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杨建章，组长。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开屏，广西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兴龙中路7号。法定代表人吴永合，县长。委托代理人韦贤惠，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龙华凯，龙胜各族自治县林业局林业调处办副主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法定代表人秦春成，市长。委托代理人张林，桂林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一审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石通台，组长。一审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三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石金超，组长。一审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八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刘愿高，组长。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军团，男，1968年8月28日生，侗族，住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一审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岩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石国防，组长。委托代理人石宏张，男，1982年11月1日生，侗族，住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石万辉，男，1970年2月1日生，侗族，住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上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寨枕村委会）、寨枕村寨枕第1、4、5、6、7、9、10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寨枕1、4、5、6、7、9、10组）因其诉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胜县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和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的（2017）桂03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寨枕4组、5组、7组、9组诉讼代表人石光建、唐国彦、刘保福、石福宝，上诉人寨枕村委会和寨枕1、4、5、6、7、9、10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开屏，被上诉人龙胜县政府委托代理人韦贤惠、龙华凯，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张林，一审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2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石通台，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2、3、8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寨枕2、3、8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军团，一审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岩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岩背组）诉讼代表人石国防及委托代理人石宏张、石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与一审第三人岩背组争执的良坝娄山场，位于龙胜县平等镇寨枕村委岩背组旁，四至界限为（依山座向）：上凭岩背组通往城田大路，下凭小河，左凭新元村横床组山场分界组连，右凭岩背屋场左边冲壕直下至两叉河口,面积约1200亩。争议地内主要有杉木、水田和旱地，水田和旱地无争议。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该争议地均未确权。1984年以前，寨枕1、4、5、6、7、9、10组和寨枕2、3、8组、岩背组同属于蒙洞大队，1984年蒙洞大队才分为蒙洞村和寨枕村，寨枕1、4、5、6、7、9、10组和寨枕2、3、8组、岩背组的林业三定工作在蒙洞大队进行。龙胜县政府于1981年12月10日向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寨枕村寨枕第1、2、3、4、5、6、7、8、9、10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寨枕1-10组）、岩背组和半岑组颁发了《山界林权证》。寨枕1-10组各组的《山界林权证》的第一页（以下简称大证）均将现寨枕村所辖整个村组的山场登记其中，包括落实到寨枕1-10组、岩背组和半岑组的村民小组集体山场，也包括没有落实到各组的寨枕村委集体公山。且该10份大证登记的内容相同。寨枕1-10组各组的《山界林权证》第二页（以下简称小证）分别登记了落实到其各个组的山场，该10份小证未包含争议地良坝娄山场。岩背组和半岑组的《山界林权证》没有登记寨枕村所辖整个村组的山场，没有大证，只登记了落实到自己村民小组的山场。岩背组的《山界林权证》登记了争议地，半岑组的《山界林权证》没有登记争议地。1985年岩背组将争议地发包给本组村民使用，并填写了《林业责任山证》。岩背组的村民和寨枕1-10组的个别村民在争议地内造了林。寨枕村委会为管理村集体公山，制定《关于寨枕村公山条约书》，要求凡是在村集体公山内造林的群众，林木有收入后，均要向寨枕村委会缴纳林木总价30%的山场承包费。岩背组村民石远雄、刘伍高等种植户在争议地内采伐林木出售后向寨枕村委会缴纳了林木总价30%的土地承包费。2011年林权改革时，岩背组村民带林改工作组进入争议地勾图，寨枕村委会予以阻止，遂引发本案权属纠纷。2013年争议地内发现鸡血玉矿石，寨枕1-10组村民挖路到争议地开采矿石时，矛盾再次恶化。唐通合系半岑组组长，2015年7月21日作为寨枕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岩背组申请龙胜县政府确权调处，2015年12月9日，龙胜县政府作出龙政处[2015]7号《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7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岩背组集体所有，撤销寨枕1-10组《山界林权证》涉及争议地的登记内容；寨枕1-10组村民在该处理决定作出前在争议地内种的林木归原种植者所有，林木依法砍伐后，土地交给岩背组。寨枕1-10村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6]19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90号复议决定），维持7号处理决定。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7号处理决定和190号复议决定，责令龙胜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7号处理决定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首先，争议各方均认可本案争执地良坝娄山场，在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和“四固定”时期未确定归属；林业三定时期，龙胜县政府分别给寨枕1-10组、岩背组和半岑组颁发了《山界林权证》。在本案权属调处阶段，岩背组与寨枕1-10组提交了各自的《山界林权证》主张争议地权属，经审查，各方的《山界林权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合法、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寨枕1-10各个组的《山界林权证》大证的登记内容相同，均将现寨枕村所辖整个村组的山场登记其中，并据此主张争执地良坝娄山场属于公山，但寨枕1-10各个组小证登记的山场也在该大证范围内，实际上小证登记的山场是已经落实到寨枕1-10各村民小组的集体山场，并非公山，因此，不能以争执地登记在大证范围内就确定争执地为公山。再次，寨枕村委会制定的《寨枕村公山条约书》，虽约定了在村集体公山内造林的群众，林木有收入后，均要向寨枕村委会缴纳林木总价30%的山场承包费，岩背组村民石远雄、刘伍高等种植户在争议地内采伐林木出售后向寨枕村委会缴纳了林木总价30%的土地承包费。但是该《寨枕村公山条约书》没有各方签字认可，也没有达成约定的时间，且岩背组不予认可，故该证据证明力较低，不足以支持寨枕村委会认为争议地属于公山的主张。最后，岩背组的《山界林权证》登记了本案争议地，并于1985年将争议地发包给本组村民使用，填写了《林业责任山证》。该《林业责任山证》书证与岩背组村民对争议地三十多年的管业事实相互印证，补强了该组《山界林权证》权属依据的证明力。相比之下，岩背组证据具有证据优势。综上，龙胜县政府据此将争议地确归岩背组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无不当。第二，关于7号处理决定是否遗漏当事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认为争议地属于寨枕村12个村民小组，7号处理决定漏列了半岑村民小组，程序违法。首先，唐通合系半岑组组长，只是2015年7月21日作为寨枕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没有证据证明半岑组提出争议地权属的主张。其次，半岑组的《山界林权证》并未登记争议地的相关内容，与本案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认为7号处理决定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综上，7号处理决定及190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予以支持。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寨枕村委会、寨枕1、4、5、6、7、9、10组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上诉称：1、上诉人在争议地内有种植杉树的事实，应作为本案确权的参考凭证。2、一审第三人岩背组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山场面积只有180亩，其四至记载的“下凭”和“左凭”均与现争议地的四至不一致、不能作为本案的确权凭证。3、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均没有确定过权属，争议地登记在大证里，属于寨枕村大集体所有。寨枕村委会在1992年制定了村规民约：凡在公山种植在砍伐时要向村委会缴纳30%承包费。包括岩背组在内的村民在争议地种树均履行了上述约定，因此争议地应属于村集体公山。4、半岑组作为寨枕村的村民小组，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应参与本案调处，龙胜县政府作出7号处理决定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7号处理决定和190号复议决定，责令龙胜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被上诉人龙胜县政府答辩称：1、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均未确权。“林业三定”时期，岩背组和寨枕1—10组填发了《山界林权证》，寨枕村委会没有填发《山界林权证》。寨枕1—10组在填写《山界林权证》时将整个村的山场填入自己十个组的《山界林权证》大证内，造成重复填证。但寨枕1—10组在各组所持的《山界林权证》小证内，又明确了各组的山场。而争议地填入岩背组的《山界林权证》内，未与寨枕1—10组的小证重复。2、寨枕1—10组认为争议地是村委会的公山，证据不足。寨枕村委会以《寨枕村公山条约书》来主张争议地权属，但该《寨枕村公山条约书》没有得到岩背组的认可，亦没有证据证明岩背组同意将争议地划给村委会作公山，岩背组村民在争议地砍伐林木向村委会缴纳承包费，其行为是不情愿的，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岩背组集体意思表示。在调处期间，寨枕村委会也未能提交各个历史时期政府或法院将争议地确权给其所有的证据。因此，我府作出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争议地在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人民政府未予确权。林业三定时，龙胜县政府分别给寨枕村1—10组与岩背组核发了《山界林权证》。在岩背组的《山界林权证》中登记有争议地的内容，寨枕村1—10组的《山界林权证》大证中也登记有争执地的内容，其与岩背组的《山界林权证》互为重叠，但在寨枕村1—10组的《山界林权证》小证中，没有登记争议地的内容，只登记了各组自己的山场，而该山场未与岩背组登记的内容重叠，故寨枕村1—10组不享有争议地的所有权。2、没有证据证明争议地划入集体公山进行管理，岩背组村民采伐林木向村委会缴纳费用是村民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岩背组集体。3、由于寨枕1—10组《山界林权证》大证登记争议地内容与岩背组《山界林权证》登记争议地内容重叠，且又与寨枕村1—10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互为矛盾，龙胜县政府撤销了该证登记争议地的内容并无不当。龙胜县政府作出7号处理决定正确。我府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后作出190号复议决定，维持7号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寨枕2、3、8组没有提交书面答辩状，庭审中口头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7号处理决定和190号复议决定，责令龙胜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一审第三人岩背组述称：1、岩背组《山界林权证》是依法颁发的，登记四至与争议地一致，有岩背组三十多年对争议地的管业相印证，依法可作为本案确权依据。寨枕1—10组《山界林权证》大证涉及争议地内容与岩背组《山界林权证》登记内容重叠，且与寨枕1—10组小证内容相矛盾，填写不规范，不能作为确权凭证。2、岩背组《山界林权证》山场登记的“左凭”能够与相邻的横床队《山界林权证》山场登记的“右凭”相对应。上诉人认为岩背组《山界林权证》登记山场四至与争议地不一致，没有事实依据。3、寨枕村委会在不具备发包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向承包户收取承包费，没有法律依据。4、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情形，半岑组的《山界林权证》没有登记争议地，半岑组也从来没有提出对争议地的权属主张，其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桂林市人民政府190号复议决定和一审判决均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一审第三人寨枕2、3、8组提供了四份证据：证据1、2011年8月12日石志荣承包合同；证据2、2011年4月9日石万松承包合同；证据3、2011年3月10日《林场转让合同书》；证据4、吴俊刚户承包证。上述证据用以证明争议地属于寨枕村集体公山。被上诉人龙胜县政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1—证据3只是村民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岩背组的意思表示，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同意龙胜县政府的质证意见，还认为证据1、证据2名单不能确认是公山管理人员或负责人。一审第三人岩背组同意龙胜县政府的质证意见，还认为证据1、证据2是被迫签字，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一审第三人岩背组提交了一份证据：1981年12月17日平等公社新元大队横床队《山界林权证》（以下简称横床队《山界林权证》），用以证明岩背组《山界林权证》记载的“左凭”与横床队《山界林权证》“右凭”相邻，两证记载内容可以相互对应。上诉人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一审第三人寨枕2、3、8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说明蒙洞大队山场与横床队山场相邻，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龙胜县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和寨枕2、3、8组的证据1—证据3属于村民个人行为，不能代表村集体的意思表示，证据4亦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集体公山，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一审第三人岩背组提交的证据来源真实、合法，能够与岩背组《山界林权证》登记内容相印证，与本案具备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争议各方均提供不出权属凭证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过权属。“林业三定”时期，岩背组取得了龙胜县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本案争议地登记在岩背组山场内。1985年岩背组将争议地发包给本组村民使用，并填写了《林业责任山证》。龙胜县政府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结合岩背组对争议地三十多年的管业事实，将争议地确权归岩背组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岩背组《山界林权证》不能作为确权依据，经核实，该《山界林权证》来源清楚，有相对应的存根档案，亦有相应的管业事实予以印证。虽然该《山界林权证》登记面积与争议地面积不一致，但其登记的四至界限清楚，该《山界林权证》登记的“左凭”亦能与横床队《山界林权证》登记的“右凭”内容相对应，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书证材料记载东、西、南、北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的规定，龙胜县政府以该证记载四至范围来确定权属，并无不妥。上诉人主张岩背组《山界林权证》“下凭”和“左凭”与争议地四至不一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亦不能指认其主张的岩背组《山界林权证》“下凭”和“左凭”的具体位置，故上诉人该主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争议地登记在大证，属于寨枕村集体公山问题。虽然寨枕1—10组《山界林权证》大证包含争议地，但寨枕1—10组《山界林权证》大证内容相同，均把寨枕村12个村民小组所有山场登记在内，而寨枕1—10组小证登记的落实到各组的山场亦登记在大证中，小证并不涉及争议地。因此，不能以大证登记有争议地就确定争议地属于集体公山。同时，村民砍伐林木向村委会缴纳承包费是村民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岩背组集体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争议地属于集体公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其在争议地有种植杉木的管业事实问题。7号处理决定已查明寨枕1—10组个别村民在争议地进行造林的事实，但该证据与岩背组《山界林权证》及其三十多年的管理事实相比，岩背组的证据更具有证据优势。7号处理决定已明确寨枕1—10组在争议山场内所种的林木归原种植者所有，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7号处理决定遗漏当事人问题。没有证据证明半岑组对争议地提出过权属主张，半岑组《山界林权证》亦没有登记本案争议地，因此，半岑组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上诉人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龙胜县政府作出7号处理决定合法，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190号复议决定，维持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寨枕村委会及寨枕1、4、5、6、7、9、10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寨枕村委会、寨枕1、4、5、6、7、9、10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伊里审判员  谭刘宽审判员  张丽丽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贾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