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3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丽祯，女，198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波，浙江指路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根法，男，197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云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玉梅，云和县同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鲍丽祯因与被上诉人江根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5民初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鲍丽祯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本金25万元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数额为40万元，来源于2015年5月12日上诉人的贷款，之后该款项分别打入被上诉人及其指定账户。2016年5月1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38万元，加上上诉人自有资金2万元将前述贷款归还完毕，之后上诉人继续贷款40万元并交付38万元给被上诉人，故双方借款实际为40万元。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在夫妻关系存续阶段的共同债务由被上诉人承担，可以待证被上诉人认可该笔40万元贷款应由其承担。其次，被上诉人仅同意出具25万元借条属于事实也符合生活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心有不甘仅同意出具25万元借条，上诉人在一审也只主张25万元，剩余15万元上诉人表示另案主张。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分别于2016年3月7日、11月12日通过银行汇款向上诉人归还25万元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认可诉辩双方均从事浙商证券生意，双方存在较多资金往来，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10万元系上诉人委托交付给案外人邱慧琴的款项，15万元系归还另外一张欠条的款项。被上诉人已偿还款项后但未要求上诉人将借条归还，反而重新出具一份欠条给上诉人，且从欠条本身的内容来看也与案涉25万元借款不属于同一笔款项，一审判决将多张债权凭证及法律关系予以混同并声称被上诉人已作出合理解释的判决明显有失公允。二、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不予以采纳，从而导致错误判决。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达到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明上诉人的一审陈述符合客观事实。三、一审判决既已认定案涉借条合法有效，无论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夫妻共同债务结算形成的法律关系，均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双方款项往来较多，并不能得出系归还案涉借款的唯一性结论，且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的前述两笔汇款作了充分说明，对于双方之间每一笔汇款均能够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法律规定，占有借条一方享有对借条中款项的所有权和请求权，一审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江根法答辩称：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已提供相应证据，同时一审法院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依职权调取了上诉人的三张银行卡交易明细，所有的证据都可以真实反映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10日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借款金额为25万元，原因是离婚后对夫妻共同债务所作出处理的约定，并非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交付款项的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的陈述及本上诉状中诉称，被上诉人实际欠上诉人借款40万元，并且说这个借款是由原来的贷款引申而来，被上诉人仅同意出具25万元的借条，有悖常理。上诉人在一审中称款项38万元，是于2016年5月16日汇给被上诉人，而在上诉状中，又将这个借款事实更改，认为由原来的贷款转换而来，显然前后矛盾。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已分别于2016年3月7日、2016年11月12日汇款10万元、15万元给上诉人，从而清偿了案涉借条所载明的25万元债务。上诉人虽然多次提出主张，认为其中10万元是根据被告的指示，转交支付给案外人邱慧琴的款项，其中15万元系被上诉人归还欠条上的15万元，但是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委托其付款给邱慧琴的事实，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除涉案25万元债务关系外还存在15万元的借贷关系。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鲍丽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江根法归还原告鲍丽祯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江根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3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2015年9月1日，双方协议离婚。2016年1月10日，被告在原告要求之下，出具借条一份给原告，借条载明借款金额250000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7年1月1日前，借条未约定利息。2016年3月7日，被告通过银行汇款给原告100000元，同年11月12日，被告通过银行汇款付给原告150000元。另，被告于2016年5月13日向原告汇款380000元，原告于2016年5月16日向被告汇款38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出具给原告的250000元借条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离婚后财产关系;二、被告是否有偿还借条约定的款项。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250000元的借条是原、被告离婚后，被告向原告借款400000元而出具的，但原告的这一主张因缺乏400000元资金交付的证据而无法成立；被告称案涉借条是离婚后对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约定的辩解，符合被告出具借条的真实意思，因此，该院对于被告的辩解予以采纳。首先，原告所称的交付400000元（实际汇款380000元）借款的时间与被告出具借条的时间已过四个多月，出具借条载明的数额少于实际汇款数额，且被告出具借条在前，原告汇款在后，原告称被告不肯出具400000元的借条的陈述有违常理，亦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其次，根据原告的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得出，380000元的汇款系原、被告之间款项的一来一回，原告以此情况下汇款380000元给被告作为交付借款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已向被告交付借款的事实；其次，原告对事实与理由部分进行当庭变更，原告前后表述不一致，在原告的交付借款义务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结合原、被告原先的夫妻关系，被告称借条系对夫妻债务结算的说法更符合案件客观事实。
对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有无偿还250000元款项的问题。被告提交的银行汇款记录可以证实被告已分别于2016年3月7日、2016年11月12日汇款100000元、150000元给原告，从而清偿案涉借条所载明的250000元债务。原告虽提出其中100000元是根据被告指示转交并付给案外人邱惠琴的钱，但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被告有委托指示原告付款给邱惠琴的事实；而150000元原告称系被告归还“欠条”上的150000元，原告也未能提供原、被告之间除250000元债务关系外，还存在15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关于未将借条原件收回，被告也作了合理的解释。故该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无证据证明已实际交付而不能成立，结合该院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条系原、被告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结算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该借条合法有效，被告提供的相应证据足以证实该笔债务已经清偿。据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归还借款本金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鲍丽祯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鲍丽祯负担。
二审中，江根法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鲍丽祯提供了下列证据：一、离婚协议两份，待证：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延续到离婚后的40万元贷款、欠付邱慧琴的15万元的民间借款，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等事实情况。二、婚生子女教育费、银行利息约定清单一份，待证：被上诉人于2015年的5月25日向上诉人承诺银行贷款40万元的利息由其负担，间接待证了40万元贷款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的相关事实情况。三、借条复印件一份，待证：2016年1月2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后，上诉人应被上诉人要求帮其向他人借款，从而待证双方虽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但关系并未真正恶化，存在较多经济往来。四、邱慧琴出具的收条一份，待证：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汇给上诉人的15万元，上诉人已用于归还案外人邱慧琴，而该笔债务系根据离婚协议，本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的债务，也即为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欠条中的15万元的相关事实情况。五、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待证：案涉上诉人主张的40万元贷款，系用坐落于云和县元和街道新建南路134-168号三单元401室住宅进行抵押，该房产并未办理过按揭手续，而该40万元贷款当中的抵押物，共有人为被上诉人的相关事实情况。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证据一中未注明日期的离婚协议书中的手写部分，被上诉人无法记清是否在签订时已存在，也无法确定两份离婚协议的前后关系。在未注明日期的协议书中第三点载明的“债务85万”，均为江根法个人名义对外所欠债务，并非包括40万元贷款，而上诉人所说的向邱慧琴借款15万元，是以鲍丽祯的名义所借，也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25万元借条的原因之一。证据二、该结算清单出具时间在离婚前，双方所约定的方式并非能够证明上诉人认为贷款40万元要被上诉人承担的事实，且双方的离婚协议中均约定房产归鲍丽祯所有，以房产为抵押的贷款显然也应当由上诉人偿还。证据三、向江细富的借款始于婚姻存续阶段，当时借条即由鲍丽祯出具，因离婚后所有房产均在鲍丽祯名下，江细富仍要求鲍丽祯出具借条。证据四、该收条只能证明鲍丽祯已向邱慧琴偿还借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证据五、抵押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在双方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房产和车辆均归上诉人所有，该笔贷款无需约定也应由上诉人偿还。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虽然证据一的两份离婚协议均约定债务由男方偿还，但未明确是否包括本案贷款，且本案借条出具在两份离婚协议书之后，借条内容也未指明案涉借款即为该笔40万元贷款。而证据二结算清单根据载明的日期系2015年5月25日出具，在离婚协议约定之后，上诉人主张结算中的“银行利息”为2015年5月12日的贷款利息，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且利息的支付主体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债务的偿还主体。证据三，该借条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与他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证据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上诉人自认该证据载明日期非实际交付款项日期，且该收条载明系收到上诉人归还的借款，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实。证据五、该笔贷款抵押物为双方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房产，该事实的认定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对上诉人提交的五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条指明的借款起源于2015年5月12日上诉人向银行贷款的40万元，之后在2016年5月续借，诉辩双方实际借款总额应为40万元，但该主张不能成立。案涉借条载明双方之间借款金额仅为25万元，诉辩双方对案涉借条在2016年1月10日出具均无异议，但上诉人现主张的实际借款金额和债权形成时间均与借条载明的内容相悖。而案涉借条作为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上诉人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借条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具有关联性，但被上诉人认可该借条效力的情形下，应以案涉借条载明的内容作为认定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即双方当事人经清算，于2016年1月10日达成案涉25万元的协议确定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被上诉人抗辩出具案涉借条后，已于2016年3月7日、2016年11月12日分别还款10万元和15万元偿还案涉借款，并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汇款记录予以证明。对于前述10万元款项，上诉人抗辩系受被上诉人委托，指示交付给案外人邱慧琴，首先，上诉人无法提交任何指示交付的证据；其次，上诉人转给案外人邱慧琴的款项为18.8万元，远大于当日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两者无法形成直接对应关系；第三，上诉人认可除证券业务代理外，与邱慧琴之间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该点亦可从上诉人与邱慧琴之间存在多笔银行款项往来中得到验证。在上诉人与邱慧琴之间存在非单一性质、频繁的款项往来的情形下，上诉人主张该笔10万元系受被上诉人委托而支付，但其所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证据链，亦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一审法院未对其提交的证据予以采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而就2016年11月12日的15万元，系归还2016年5月25日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还是案涉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债权凭证来看，2016年5月25日出具的系欠条而非借条，根据双方陈述出具欠条当日并不存在实际款项交付，即认可该欠条具有对双方之间之前债务或因其他关系产生的款项的结算性质。上诉人主张该欠条的出具原因为被上诉人自愿个人全额承担向案外人邱慧琴的15万元借款，并陈述该借款约定月利息为1.2%，但案涉欠条中并未载明被上诉人需要支付相应利息，该欠条内容与上诉人认为向邱慧琴借款的15万元及利息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存在矛盾之处。同时从款项支出情况来看，在收到被上诉人的15万元款项后，上诉人未将该笔款项交付给邱慧琴，而是转入自己和他人（案外人鲍道枝）账户，对此上诉人二审陈述系在被上诉人汇付15万元之前即由自己已取款15万元现金交付给邱慧琴偿还欠款。但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2016年11月12日的15万元，是我帮忙归还邱慧琴的……我跟被告说邱慧琴已经催讨了，于是被告直接将钱打入我卡上，我交付给邱慧琴”，存在陈述前后不一的情形。而被上诉人就案涉欠条出具的情形所作的解释，结合双方之间款项往来情况更具有合理性，故一审认定2016年11月12日的15万元系案涉借款的还款，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鲍丽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鲍丽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翁王婷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杜一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