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01民终38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玉忠，男，196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秉、张寒露，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秀玉，女，196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锋，河南元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玉忠因与被上诉人肖秀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豫0191民初11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上诉人崔玉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秉、张寒露，肖秀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玉忠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请求；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认定与借给亚森公司128万的认定自相矛盾；被告转款亚森公司128万元，转款正之弘公司28.2万元，亚森公司还款58万元，均缺乏证据证明；2.关于70万元转款事实的认定错误。亚森公司和肖秀玉并未提供转款的凭证，不能证明该70万元是肖秀玉转款给亚森公司，但崔玉忠提供了转款给亚森公司的转款凭证，而肖秀玉和亚森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3.关于30万元转款事实的认定错误。李保霞关于由谁支付的证言前后矛盾，肖秀玉未提供支付凭证，崔玉忠提供了向正之弘公司转款的凭证，显而易见，肖秀玉的说法不能成立。4.关于58万元的还款事实认定错误。一审采信亚森公司还款给崔玉忠58万元缺乏事实根据，相反崔玉忠提供了肖秀玉及丈夫王顺喜两次还款58万元的转款凭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三次向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转款系其他法律关系，存在逻辑错误。其次，本案原告提供了转款凭证，而被告并未提供该款项作为中间人转付给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的其他证据，原告不需要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提供其他证据。综上，崔玉忠向肖秀玉出借158万元，肖秀玉还款58万元，与崔玉忠向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出借100万元的借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存在关联性。
肖秀玉辩称，1.根据各方证据，足以证明崔玉忠所诉“借款”实际上是借用肖秀玉的银行账户出借给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的款项，足以证明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收到了崔玉忠所诉的“借款”，并与崔玉忠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支付了利息，崔玉忠和肖秀玉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2.崔玉忠在本案多次审理过程中，除了双方的账户往来记录之外，一直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肖秀玉从始至终都积极配合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以及ＸＸ、李保霞作证的内容均能够证明崔玉忠通过肖秀玉向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并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3、首先，崔玉忠除了银行记录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其直接出借给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相反，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以及ＸＸ、李保霞出庭作证的内容，均能够证明肖秀玉提交的书面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是崔玉忠通过肖秀玉支付的，并非是崔玉忠直接支付。其次，崔玉忠的银行账户记录中显示的其直接向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支付的款项，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款项的性质，显然与本案没有关联。最后，一方面，肖秀玉提供的正之弘公司借款合同的最初签订日期是2014年7月17日，而崔玉忠直接支付给李保霞30万元的时间是2014年9月3日，正之弘公司不可能在未收到款项时就与崔玉忠签订合同，这说明崔玉忠直接支付给李保霞的30万元与肖秀玉提供的借款合同中的30万元并非是同一笔款项。另一方面，崔玉忠向亚森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为592500元（共三笔，分别是120000元、380000元和92500元），而肖秀玉提供的亚森公司合同数额为70万元（共三笔，分别是20万元、35万元和15万元），两者总额和每笔金额均不能对应，显然并非是同一笔款项。一审法院认定崔玉忠直接向亚森公司、ＸＸ和李保霞的转款是其双方的其他法律关系，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
崔玉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00万元、利息50.6万元（按月息2.2%，自2014年5月16日至暂计至2016年4月1日，续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5月15日期间，原告崔玉忠共向被告肖秀玉转账158万元。2014年7月25日，王顺喜（系肖秀玉丈夫）向原告崔玉忠转账202930元。2014年9月25日，被告肖秀玉向原告崔玉忠转账38万元。2014年9月2日，崔玉忠向ＸＸ转款12万元，2014年9月26日通过POS机打给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38万元，2014年11月13日通过POS机打给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92500元。2014年9月3日，崔玉忠向李保霞转款30万元。另查明：2014年7月17日，案外人河南正之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告崔玉忠签订《借款合同》，原告崔玉忠向河南正之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借款30万元，并由河南正之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出具《收据》、《承诺函》。2014年12月17日，案外人李保霞与原告崔玉忠签订《借款合同》，原告崔玉忠向李保霞提供借款30万元，并由李保霞出具《收据》、《承诺函》。2016年11月9日，案外人李保霞出具《证明》，载明：2014年7月17日我作为公司的实际操控人向出借人崔玉忠借款叁拾万元整，双方并签订了借款合同，2015年与我公司又续签了上述合同，崔玉忠向我公司所出借的叁拾万元整款项全部通过中间人肖秀玉的账户转给我公司，我公司已实际收到并使用了上述款项。李保霞在落款证明人处签名捺印，并盖有郑州正之弘商贸有限公司印章。2016年12月25日，案外人李保霞出具《说明》，载明：2014年7月17日肖秀玉代崔玉忠与我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2014年12月17日我公司与崔玉忠本人对上述合同进行了续签，是由我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保霞代表我公司和崔玉忠本人进行了续签。李保霞在落款说明人处签名捺印，并盖有河南正之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印章。2017年4月20日，案外人李保霞出具的另一份《证明》载明，现对崔玉忠在我公司的存款做以下说明，崔玉忠在我公司的存款做以下说明，崔玉忠在我公司只有一笔30万的存款，时间大概是2014年9月份，到期后对该笔借款进行了展期，最后一次应该是2015年12月份，这笔借款与肖秀玉与我公司之间的借款无关。
再查明：2015年3月7日，案外人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崔玉忠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原告崔玉忠向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20万元，并由彭少伟、ＸＸ出具《借据》、《收据》，崔玉忠出具《承诺书》。2015年3月10日，案外人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崔玉忠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原告崔玉忠向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35万元，并由彭少伟、ＸＸ出具《借据》、《收据》，崔玉忠出具《承诺书》。2015年3月21日，案外人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崔玉忠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原告崔玉忠向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15万元，并由彭少伟、ＸＸ出具《借据》、《收据》，崔玉忠出具《承诺书》。以上三份《委托投资协议书》、《借据》、《收据》均有“河南亚森实业有限公司”盖章及ＸＸ签名确认与原件相符。2016年11月8日，案外人ＸＸ出具《证明》，载明：2014年我公司作为借款人共分三次向出借人崔玉忠借款柒拾万元整，双方并签订了合同。2015年崔玉忠与我公司又续签了上述合同，崔玉忠向我公司所出借的柒拾万元整全部是通过中间人肖秀玉的账户转账给我公司，我公司已实际收到并使用了上述柒拾万元整借款。ＸＸ在落款证明人处签名捺印，并盖有河南亚森实业有限公司印章。2016年12月21日，案外人ＸＸ出具《证明》，载明：崔玉忠出借给我公司的借款，其中有部分借款是中间人肖秀玉以现金的方式交给我公司。ＸＸ在落款证明人处签名捺印，并盖有河南亚森实业有限公司印章。同时查明，2015年6月8日，河南亚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亚森实业有限公司。
庭审中原告称，2014年9月左右，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给李保霞账户汇款30万元，他至今未偿还原告钱，支付利息至2014年11月左右，之后未付过利息，现在原告并未起诉李保霞。亚森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去原告村找钱，2014年9月原告给ＸＸ转账12万元，9月26日又给亚森公司转账38万元，11月13日在亚森公司通过POS机刷卡10万元，12月份左右在原告家给ＸＸ现金10万元。庭审中被告称，2014年初原告得知在ＸＸ、李保霞处投资有高额回报，就找到被告想通过被告向这两家公司出借款项，原告在2014年1月至4月多次把出借给这两家公司的借款汇至被告账户，让被告帮助其理财，被告收到原告款项后，就转给这两家公司以及他们指定的其他账户，其中对亚森公司的借款是在2014年4、5月，共借给亚森公司128万元，当时原告让被告直接替其签订合同，被告就以原告名义与亚森公司签订合同，之后亚森公司支付利息，被告都如数转给原告，合同期限较短，第一份合同到期后，原告本人多次同亚森公司续签，最后一次签订时间是2015年3月。原告的128万元借款，亚森公司已经偿还58万元，只剩70万元，也就是庭审中被告提交的三份合同。对给正之弘公司李保霞的借款是在2014年7月17日，被告也是受原告所托，到正之弘公司通过刷卡支付28.2万元，当日被告就以原告名义替原告签订合同。后来原告本人在2014年12月17日同李保霞续签借款合同。原告对这两家公司借款的利息，前期确实通过被告账户支付过一部分，但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都是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直接向原告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原被告双方确认的合同、借据等债权凭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合意。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且称原告所诉的涉案款项是原告出借给亚森公司和正之弘公司的借款，原告与该两家公司签订有书面合同，且该两家公司认可收到全部款项。同时称，被告收到原告款项后，就转给这两家公司以及他们指定的其他账户，在2014年4、5月份共借给亚森公司128万元，2014年7月17日在正之弘公司刷卡支付28.2万元，亚森公司已偿还58万元，还剩70万元。为支持其辩称，被告提供了原告与案外人亚森公司、正之弘公司之间签订的相应合同、两公司及其工作人员ＸＸ、李保霞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合同与证明形成了证据链条，证明了被告中间人的身份及代转款项的事实。故本院认为，被告解释了原告向其转款的原因及款项的去向，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辩称，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虽于2014年9月2日、9月26日、11月13日向亚森公司及ＸＸ转款，于2014年9月3日向李保霞转款，但应系其双方之间其他法律关系，并不能否定本案中被告的辩称及其提供的相应证据。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其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判决：驳回原告崔玉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54元，由原告崔玉忠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崔玉忠提交的借款合同、收据、承诺函、委托投资协议书、借据、担保函等证据材料原件，本院将结合一审各方发表的质证意见和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予以综合考虑认定。
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清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或做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崔玉忠通过银行转账先后向肖秀玉转款共计158万元，肖秀玉、王顺喜（系肖秀玉丈夫）通过转账向崔玉忠转款共计58万元，双方之间尚余100万元未予结清。肖秀玉称其收到款项后，将款项交与了亚森公司和正之弘公司使用和支付利息，提供了崔玉忠与两公司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对此，崔玉忠辩称《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其另外向两公司出借款项签订的，与出借给肖秀玉的并非同一款项，并提供了向两公司转款的银行记录。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崔玉忠提交了其分别向亚森公司及ＸＸ、李保霞转款的银行记录，其中向亚森公司及ＸＸ转款共计60万元，向李保霞转款30万元。对于向亚森公司的转款，崔玉忠与其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显示借款共计70万元，崔玉忠对除银行转账外的10万元系现金支付的情况进行了说明，本院审查后认为，从借款的展期时间、现金数额来看，该说明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向李保霞的转款，2014年9月3日，崔玉忠向其转款30万元，李保霞出具的证明予以印证，并显示该30万元与肖秀玉的借款无关。综上，崔玉忠提交了向两公司的转账记录，两公司与其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出具有《借据》、《收据》，且借款的数额及借据等出具的时间也较为一致并与常理相符，能够形成完整的、合理的证据链条，应当认定崔玉忠直接向两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成立。肖秀玉抗辩称两公司出具的证明显示公司收到的款项是通过其转账的，对此，本院审查后认为，肖秀玉虽提供了银行记录，但记录显示转给亚森公司和正之弘公司的数额，与崔玉忠转给肖秀玉的数额相差较大，难以起到肖秀玉所称的将款项交给了两公司的证明目的，况且，肖秀玉亦不能证明其是受崔玉忠委托将款项出借给两公司，进而否定其与崔玉忠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对崔玉忠未获清偿的此部分剩余款项，肖秀玉应当承担偿还责任。据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对崔玉忠和肖秀玉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不当，依法予以纠正，肖秀玉对剩余未支付的100万元应当向崔玉忠承担偿还责任，并从崔玉忠主张权利的2016年4月7日起按年息6%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豫0191民初1107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肖秀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崔玉忠偿还借款100万元，并从2016年4月7日起按年息6%支付利息；
三、驳回崔玉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54元，由崔玉忠负担6167元，由肖秀玉负担121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354元，由崔玉忠负担6167元，由肖秀玉负担121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相峰
审判员 李庆伟
审判员 姚振勇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吴瑞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