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温平鳌民初字第462号
原告：周兴旺。
原告：黄冬荣。
上列两原告委托代理人：赵勤犇、严轶韬。
被告：谢作君。
委托代理人：钱明。
被告：程瑞龙。
本院于2015年7月27日受理原告周兴旺、黄冬荣与被告谢作君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后，根据被告谢作君申请并征得原告周兴旺、黄冬荣的同意，依法追加被告程瑞龙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黄陈花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周兴旺、黄冬荣的委托代理人赵勤犇、严轶韬、被告谢作君的委托代理人钱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程瑞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兴旺、黄冬荣起诉称：2014年5月23日，两原告之子周伟在被告开设的“格瓦拉”酒吧消费期间，因琐事与何飞、于洪波、尹阔、孙夏华等4人发生口角，后被该4人共同殴打致死。该事件经（2015）浙杭刑初字第18号判决认定，该4人系被告酒吧雇员，其行为直接导致周伟死亡，构成共同故意杀人罪。根据刑事案件中何飞等4人的供述及被告等证人的证言，证实如下内容：1.何飞等4人均为被告开设的“格瓦拉”酒吧的工作人员，其收入是根据招揽客人所消费金额进行提成，故何飞等4人与酒吧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2.何飞等4人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充场”方式为酒吧招徕客人，并通过与客人互动制造一种人气旺、气氛热烈的酒吧环境，以刺激酒吧客人；3.案发当晚，何飞等4人在“充场”过程中与被侵权人周伟发生了矛盾，而酒吧管理人员未在事态恶化前进行有效劝阻，未约束何飞等4名雇员的行为，而直接导致因“充场”引发的矛盾成为杀人事件，最终导致周伟死亡的惨剧。该侵权致死事件是何飞等4人在被告经营的酒吧内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但被告作为酒吧的负责人未尽到对雇员的有效管理义务，导致酒吧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被其雇员人为制造的危险因素侵害致死，理应对被害一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现何飞等4人已经被判决刑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并不能以此免除被告的连带赔偿责任。涉案事件造成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5046元［交通费8721.50元、住宿餐饮费11093元、丧葬用品955元、殡仪服务5000元、丧葬费22256.50元（按2013年城镇居民标准44513元／12个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757020元（按2013年城镇居民标准计算37851元／年＊20年）］，扣除已获赔的186000元，尚有619046元未获赔。故原告起诉要求判决：1.两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61904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周兴旺、黄冬荣起在庭审中陈述：1.本案诉讼请求的金额与原告在何飞等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诉讼请求金额是一致的。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原告与孙夏华、尹阔达成了和解协议，并放弃了对孙夏华和尹阔的诉请，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依法判决何飞赔偿170000元，于洪波赔偿80000元，且何飞和于洪波间承担连带责任。2.何飞等4人在酒吧从事活跃气氛工作，并收取提成，故何飞等人与酒吧间形成了实质上的雇佣关系。3.被告应当对何飞等4人造成周伟死亡所应负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谢作君答辩称：1.原告的诉请明显超过了有效判决确定金额。涉案起诉金额业经杭州中院在何飞等人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作出判决并已生效。杭州中院最终判决何飞和于洪波连带�偿250000元，若被告需要承担雇主连带责任，亦应在判决确定的25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2.何飞、于洪波、尹阔、孙夏华等4人并非格瓦拉酒吧的雇员，其是游走在杭州各个酒吧，为酒吧招揽客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亦不受酒吧监管，根据其所介绍的客人消费提取报酬，因此若说酒吧与何飞等人有关系，也是居间关系。格瓦拉酒吧对其客人所受的人身损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则要根据该伤害是否发生在酒吧范围内及酒吧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对何飞等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应有格瓦拉酒吧业主承担。3.假设存在雇佣关系，被告谢作君也无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事发当晚，何飞等4人均是在非工作状态，其中何飞是在酒吧充电过程中与吴允刚发生纠纷，且何飞等4人故意伤害行为并非出于保护酒吧，亦非受酒吧管理人员刘国华和吴光亮�指示。若系酒吧指示，则酒吧工作人员存在共同故意，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并未认定刘国华和吴光亮为共犯，故何飞等4人的行为均系个人行为，不存在受他人指示。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被告程瑞龙未作答辩。
原告周兴旺、黄冬荣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如下证据：1.（2015）浙杭刑初字第18号刑事判决书，证明何飞等4人对周伟之死承担连带侵权责任；2.谢作君的询问笔录，证明谢作君系酒吧负责人及酒吧股东之一；3.庭审笔录；4.何飞的讯问笔录；5.于洪波讯问笔录；6.刘国华的询问笔录；7.程瑞龙的询问笔录；证据3-7，结合证据2可以证明何飞等4人与被告谢作君的酒吧之间存在雇佣关系；8.吴光亮的询问笔录，结合证据4-6，可以证明周伟之死系何飞等4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故意造成的；9.交通费发票；10.住宿、餐饮费发票；11.丧葬用品发票；12.殡仪服务发票；证据9-12，证明受害人周伟死亡后，两原告为其后事所支出的合理费用；13.劳动合同；14.个人收入证明；15.临时居住证明；证据13-15，证明受害人周伟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应为城镇居民计算标准；16.两原告居民身份证和被告谢作君人口信息，证明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谢作君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并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1.工商企业注销证明，证明杭州市西湖区格瓦拉酒吧已注销；2.程瑞龙、谢作君和吴光亮的询问笔录，证明程瑞龙和谢作君系合伙关系。
被告程瑞龙未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
被告程瑞龙既不到庭质证，又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应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16，被告谢作君无异议，本院均予以采纳；对证据1无异议，但刑事判决书未明确何飞等4人系酒吧的雇员，亦未明确是何飞等人在从事雇佣活动时从事伤害行为，酒吧已对周伟与何飞等人的冲突进行了有效劝阻，而殴打事件是在周伟等人离开酒吧后才发生，故酒吧负责人不需要对何飞等4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对证据3-7、8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何飞等4人与酒吧存在雇佣关系，亦不能证明伤害是何飞等4人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造成的；对证据9-15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民事赔偿部分已经确定相应的赔偿金额，即使被告要承担责任也应以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为准，故对证据9-15不予质证。若要质证则意见如下：其中交通费发票、住宿餐饮发票三性有异议，有的是收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有的存在重复计算，而且是否是办理丧葬支出有异议；丧葬用品发票和殡仪服务发票应包含在丧葬费中，不应另行主张；证据13-14真实性有异议，若存在劳动关系亦应提供缴纳社保的相关凭证；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但涉案事故并不在居住证有效期限内发生，故应以农村标准计赔。对被告谢作君提交的证据，原告周兴旺、黄冬荣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8均予以采纳，至于何飞等人与“格瓦拉”酒吧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以及是否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造成周伟等人死亡，另行阐述；对证据9-15，原告主张“格瓦拉”酒吧是对何飞等4人造成受害者周伟死亡所负民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但因原告在何飞等4人的刑事案件中已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由杭州中院作出相应的判决，故本院对证据9-15不作认定。对被告谢作君提供的证据，本院均予以采纳。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两原告系死者周伟的父母。被告谢作君系杭州市西湖区格瓦拉酒吧的登记经营者，该酒吧于2014年11月4日办理注销手续。被�程瑞龙是该酒吧的合伙人之一。2014年5月23日1时许，何飞在“格瓦拉”酒吧因琐事与在酒吧消费娱乐的吴允刚发生口角，后经该酒吧人员劝解后未发生冲突。但何飞却同时纠集于洪波、尹阔、孙夏华等人，并指使孙夏华准备工具，做好付诸武力的准备。当日1时52分许，吴允刚等人走出酒吧大门时，在门口遇见何飞及其纠集的于洪波、尹阔等人，部分人员口头上虽有不当言辞，但未在门口停留而是继续向前行走，而何飞、于洪波、尹阔却主动上前导致双方再次发生口角、推搡，在孙夏华准备好工具赶至现场后，何飞、于洪波、尹阔又分别持工具对周伟等人实施殴打，最终造成周伟死亡的后果。2015年1月21日，何飞等人被提起公诉，后被依法判处刑罚。在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两原告向杭州中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案审理期间，因两原告与尹阔、孙夏华家属达成和解�议，杭州中院准许了原告撤回对尹阔、孙夏华附带民事诉讼的申请，并判决何飞、于洪波连带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共计250000元（其中何飞赔偿170000元，于洪波赔偿80000元）。判决前，何飞、于洪波已分别交纳赔偿款26000元和10000元。
另查明，何飞在刑事案件庭审中陈述：因当时酒吧没有人，何飞曾在“格瓦拉”酒吧纠纷的110接警单上签字，但酒吧发生冲突不需要何飞等人处理。“格瓦拉”酒吧的经营场所位于二楼，而涉案殴打事件发生在一楼楼梯口附近。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格瓦拉”酒吧是否需要对何飞等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分析如下：1.何飞与吴允刚在酒吧内所发生的口角已经“格瓦拉”酒吧工作人员劝解，并未发生冲突。2.何飞在私自纠集于洪波、尹阔、孙夏华，并指使孙夏华准备作案工具后，与洪波、尹阔、孙夏华等人一同对吴允刚等人进行殴打，并最终造成周伟死亡的后果。现何飞等4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并被依法判处刑罚。因此，即使何飞与“格瓦拉”酒吧存在雇佣关系，但上述行为并非何飞履行职务的行为，亦非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行为，更非“格瓦拉”酒吧授权或指示的行为。3.何飞等人殴打周伟的地点是在酒吧门口，已不在酒吧的经营场所内。依据上述因素，本院认为周伟的死亡与“格瓦拉”酒吧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格瓦拉”酒吧无需对何飞等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两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程瑞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应按缺席审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兴旺、黄冬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990元，减半收取4995元，由周兴旺、黄冬荣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法院（上诉受理费9990元，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或电汇至温州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行农行温州市分行，账号：192999010400031950013，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黄陈花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黄兆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