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7民终6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江市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东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谭进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谭燕科，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传亚，男，1964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龙观，男，1969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原审被告：谭进华，男，195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阳江市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传亚、吴龙观以及原审被告谭进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的（2014）阳城法民一初字第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华源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10日，法定代表人为吴龙观。2012年9月20日核准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注册资金为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谭进华；投资者是谭进华、吴龙观。2012年1月8日，曾传亚（乙方）与华源公司（甲方）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一份，华源公司将位于阳江市江城区东山路50号阳江市二轻灯具厂商住小区工程发包给曾传亚施工。《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主要约定工程面积为七层半一幢，九层一幢，建筑面积约13000多平方米，承包工期为250日历晴天，工程总造价为1534万元，结算办法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按总工程价款结算支付95%的工程款，余下5%在工程保质期满一年内支付4%，两年内支付1%。另外，第六条约定：“为保证本项工程信用的履行，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协议书时，乙方先预付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给甲方作为履行工程信用金（按收款收据金额为准），本信用金在完成基础工程后，甲方即时返还给乙方。”第十一条约定：“1、甲方负责办理项目的报建、报批、立项等政府行为规定手续，不得由此引起影响乙方正常施工及造成经济损失，否则，负责赔偿乙方经济损失……”。该合同承包期的起始时间未填写。合同签订后，曾传亚分别于2012年1月12日、13日各支付履行工程信用金40万元及10万元，共50万元给华源公司。华源公司分别于2012年1月12日、13日签写《收款收据》与《收据》给曾传亚收执。该《收款收据》与《收据》均盖有收款单位华源公司公章及收款人吴龙观的签名。华源公司收取曾传亚履行工程信用金后，至今没有为上述工程办理报建手续，也没有将工程交付给曾传亚施工。曾传亚认为华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为上述工程办理施工许可证及规划许可证等有关手续并交付给曾传亚，且曾传亚不具备施工资质，其与华源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应为无效，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曾传亚与华源公司于2012年1月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无效；2、判令华源公司返还5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案款项付清时止）给曾传亚；3、谭进华、吴龙观对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另查明，曾传亚作为自然人承包人与华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曾传亚不具备施工资质等级证明。
华源公司认为曾传亚提供的2012年1月12日《收款收据》与2012年1月13日《收据》上所盖的“阳江市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印章是伪造的，并申请对其真伪进行鉴定。因华源公司逾期未交纳司法鉴定费，视为放弃申请鉴定。另，华源公司、谭进华提供阳江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于2015年9月14日出具的报警回执一份，拟证明吴龙观出具的《收款收据》、《收据》涉嫌损害谭进华、华源公司的利益，构成犯罪，谭进华依法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曾传亚认为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华源公司、谭进华所主张的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曾传亚、华源公司之间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由于曾传亚并不具备施工资质，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曾传亚请求确认其与华源公司于2012年1月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书》无效，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曾传亚所诉款项之《收款收据》、《收据》效力问题，因华源公司、谭进华放弃对《收款收据》及《收据》上所盖“阳江市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印章真伪的鉴定，且未提出相反证据足以反驳曾传亚主张华源公司收取了所诉款项的事实，原审法院对曾传亚提供《收款收据》、《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因此，华源公司应返还工程信用金50万元给曾传亚。华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同时在合同签订时，吴龙观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订合同及收取工程信用金行为是代表华源公司行为。曾传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谭进华、吴龙观滥用华源公司的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曾传亚请求谭进华、吴龙观对华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合同无效，但华源公司占用曾传亚的资金，造成曾传亚的利息损失，故华源公司应支付相应利息给曾传亚。曾传亚请求华源公司支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案款项付清时止）给曾传亚，理据充足，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吴龙观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曾传亚与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书》无效；二、限华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500000元给曾传亚；三、限华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述500000元的利息（从2014年5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给曾传亚；四、驳回曾传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8800元，由华源公司负担。
上诉人华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吴龙观承担偿还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是：1、曾传亚是交款给吴龙观个人，交款的地点不是在华源公司，也不是交到华源公司账户。2、吴龙观收款是作个人使用，与华源公司无关。曾传亚与吴龙观是好朋友，曾传亚与华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就是吴龙观拉来的。吴龙观为使谭进华拆除二轻灯具厂，然后与谭进华合伙共建商品房，吴龙观需向谭进华交400万元保证金。而吴龙观在2012年1月12日收取曾传亚的40万元之后，当天即将该款作其个人履行的保证金，交给了谭进华。吴龙观于2012年1月13日收取曾传亚的10万元后也归其自己，根本没有交给华源公司。另外，华源公司与曾传亚于2012年1月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本是一种意向，根本未达到履行条件，华源公司也没有和曾传亚约定马上交诚意金，交款是曾传亚与吴龙观二人私下串通的行为。3、曾传亚明知吴龙观收其款项是履行向谭进华交纳的保证金，并不是华源公司收取。4、曾传亚在提供的《收款收据》、《收据》上面的印章是吴龙观收款后至少一年之后盖上的。经广东省阳江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吴龙观所盖的华源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因此，本案是吴龙观个人为筹集履行其承诺谭进华的保证金而收取曾传亚的款项，不是华源公司收取曾传亚的款项。原审判决认定华源公司与曾传亚于2012年1月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书》无效，由华源公司返还款项不当。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曾传亚答辩称：华源公司与吴龙观合作时，吴龙观是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吴龙观收款的事实，谭进华也是清楚的。而谭进华与吴龙观内部的事情，曾传亚是不清楚的。吴龙观使用的公章是真实的，都有备案的。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吴龙观在二审期间没有应诉，也没有提供诉讼意见。
原审被告谭进华述称：本案的款项是曾传亚借给吴龙观的，与华源公司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曾传亚与华源公司于2012年1月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吴龙观代表华源公司在合同上签名。谭进华在二审期间陈述“吴龙观在2012年1月至2012年9月份在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主张其在一审诉讼期间已经以吴龙观伪造公司印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鉴定吴龙观在收据上所盖公章并非华源公司的印章。
华源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吴龙观于2012年1月12日和2012年1月13日出具的金额分别为40万元的《收款收据》和10万元的《收据》复印件。其中，《收款收据》的内容为“今收到曾传亚交来承包阳江市江城区东山路50号商住小区，建筑工程施工承包诚意金人民币肆拾万整（￥：400000.00元），本诚意金在完成基础后，由甲方返还。收款单位：阳江市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收款人：吴龙观（签名并捺指模）、时间：2012年1月12日”；《收据》的内容为“今收到曾传亚交来承包阳江市江城区东山路50号（原阳江市二轻灯具厂）商住小区，建筑施工承包押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元），本押金在完成该工程基础后甲方返还给乙方。收款单位：阳江市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收款人：吴龙观（签名并捺指模）、收款日期：2012年1月13日”。上述两份证据除没有华源公司印章之外，其他内容与曾传亚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一致。2、由谭进华出具给吴龙观的“购地款”收据三份（复印件）和《补充约定书》复印件一份。其中，第一份收据时间为2011年8月31日，金额为50万元；第二份收据时间为2012年1月12日，金额为40万元；第三份收据时间为2012年6月22日，金额为10万元。《补充约定书》是“业主谭进华”与“当事人吴龙观”之间就“厂房搬迁”签订的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23日。3、有曾传亚作为见证人签名、吴龙观于2012年8月26日出具的《承诺书约定》复印件一份；由谭进华作甲方、曾广标作乙方、曾传亚作丙方于2012年9月13日签订的《股份制合作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三方约定投资参股“阳江市华发房地产有限公司”；4、由阳江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阳）公（司）鉴（文）字[2015]015号《鉴定文书》复印件一份，该鉴定意见认定本案曾传亚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吴龙观于2012年1月12日和2012年1月13日出具的金额分别为40万元的《收款收据》，以及10万元的《收据》上的“阳江市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印文与侦查员从华源公司提取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该鉴定结论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6日。华源公司提供上述四组证据拟证实是吴龙观个人收款，不是公司收款。经本院组织当事人质证，曾传亚对证据1，即《收款收据》、《收据》陈述是在其交款当时签写的，承认当时是没有盖章，后来是在2014年12月期间，其“与吴龙观在海鸥酒店吃早餐时，吴龙观盖章”的。对于证据2，曾传亚认可3份收据的真实性。对《补充约定书》主张是谭进华与吴龙观之间的事，曾传亚并不清楚，认为应该是其双方已经产生矛盾时签的。对于证据3，认为该《承诺书约定》是真实的，是其双方产生矛盾时签订的。对于《股份制合作协议书》，曾传亚认为是无效的，由于当时吴龙观与谭进华还没有理顺内部关系，签订该股份制合作协议书是违法的。对证据4，即《鉴定文书》，曾传亚认为华源公司有两枚印章，吴龙观持有一枚，吴龙观任法定代表人时曾经将工商营业执照、印章拿给曾传亚看过。曾传亚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因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确认的合同效力以及谭进华的责任并没有提出上诉，故本院对该部分不予审查，当事人应按原审判决执行。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上诉争议的焦点，是吴龙观收取曾传亚的两笔共50万元款项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应由吴龙观还是华源公司来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吴龙观分别于2012年1月12日和2012年1月13日收取曾传亚的40万元以及10万元的事实并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采信。谭进华在二审期间承认“吴龙观在2012年1月至2012年9月份在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该陈述亦与华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相一致，同时，也与吴龙观代表华源公司与曾传亚于2012年1月8日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的事实相吻合，因此，应认定吴龙观是在担任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在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之后收取曾传亚的上述两笔款项。从《建筑工程承包协议书》内容看，该合同第六条约定“为保证本项工程信用的履行，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协议书时，乙方先预付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给甲方作为履行工程信用金（按收款收据金额为准），本信用金在完成基础工程后，甲方即时返还给乙方”，即合同约定曾传亚有预付“信用金”的义务。再从吴龙观出具的收据内容看，两份收据均写明“今收到曾传亚交来承包阳江市江城区东山路50号商住小区”的“建筑工程施工承包”的内容，均写明“收款单位：阳江市华源房地产有限公司、收款人：吴龙观”，且收款性质分别为“诚意金”和“押金”，该两张收据均能够体现是华源公司作为工程发包方收取承包方款项的意思表示。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华源公司提供的证据确实达不到其主张的是吴龙观个人收取曾传亚两笔款项的证明标准，应当确认曾传亚有理由相信吴龙观向其收取本案争议的两笔款项是吴龙观的职务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原审判决华源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吴龙观当时是华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收取曾传亚上述两笔款项构成职务行为，故此，该两张收据上的公司印章的真伪属于证据瑕疵，并不影响该行为成立，也不能改变该行为的民事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华源公司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华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飘
审 判 员 司徒达国
代理审判员 莫 怡 华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冯 梅 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