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绵民再终字第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洲，男，生于1966年8月17日，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5129271966********。
委托代理人：兰顺武，四川公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凤锡，男，生于1972年10月18日，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5107221972********，现下落不明。
上诉人苏洲因与被上诉人何凤锡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4）游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洲的委托代理人兰顺武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何凤锡经本院公告向其送达开庭传票，其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苏洲于2013年5月6日起诉称，被告何凤锡于2012年9月20日将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沈家坝驿亭路3号1幢3单元1楼2号74.79平米、1幢簧门（3）单元2楼1号250.21平米两处房产作价200万元卖给原告，并于当时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原告于当日即向被告转账190万元，支付现金10万元，共计200万元，付清全部购房款，但被告至今未将房产交付原告，更未办理过户手续。要求被告将该两处房产交付原告，并办理过户相关手续以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何凤锡辩称：本案讼争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真实的，原告向其支付了200万。其中74.79平米的房屋产权证已办下来了，因为查封了，所以未拿到证。另一套是要变更用途，所以证还没办下来。
原审过程中，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何凤锡在2013年9月30日前向原告苏洲交付绵阳市游仙区沈家坝滨河路“富乐锦城”（具体位置以房产证为准）3号1幢3单元1楼2号74.79平米、1幢簧门（3）单元2楼1号250.21平米，共计325平米房产交付原告，并协助原告苏洲办理过户相关手续。（二）本案减半征收诉讼费5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苏洲承担。
在原审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苏洲称：1.根据物权法15条规定物权能否变动不影响合同效力，经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同，并且原告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而且被告也已将开发商的合同原件、购房合同原件交给了原告，在原审调解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审调解存在违法之处，双方所签的合同不仅有效而且可以履行，被告何凤锡也没有主张解除本案合同；2.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被告何凤锡与开发商的买卖关系，二是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在前一个关系中一楼商品房产权人已经是何凤锡，二楼合同已经备案而且何凤锡已经将购房款交付完毕并实际占有了该房屋，在第二个关系中实际上就是被告将房屋的买卖关系转让给原告，这种转让应该是有效的并不损害第三人；本案原告的行为没有损害第三人、社会利益，是可以履行的，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何凤锡未作答辩。
游仙区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原审原告苏洲与原审被告何凤锡签订一份《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约定由出卖方何凤锡将位于游仙区沈家坝滨河路“富乐锦城”1层3单元2号，面积74.79平方米、2层3单元1号250平方米，共计325.00平方米的房屋以总房价200万元卖与苏洲。房款于签订合同起1天内向出卖方支付。注明“房地产证在办理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CH-01-0605”，该合同最后证明“附：1.借款协议原件一份；2.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CH-01-0605各一份；3.何凤锡身份证；4.何凤锡购房付款收据”。该合同上有买方苏洲及卖方何凤锡的签字，但无合同签订日期。2012年9月20日，苏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何凤锡付款190万元，分别是通过苏洲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账号向何凤锡在工商银行三台县梓州支行开设的6222022308007107993账号上转账80万，通过苏洲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账号向何凤锡在工商银行三台县梓州支行开设的6222022308007107993账号上转账110万元。之后又向何凤锡支付现金10万元。作为该份合同附件之一的两份编号均为CH-01-0605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买受人何凤锡与出卖人四川富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浩宇实业有限公司所签订，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日，其中一份约定由何凤锡购买出卖人开发的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沈家坝滨河路“富乐锦城”1幢第2层簧门（3）单元1号的建筑面积为250.21平米的商品房一套，另一份约定由何凤锡购买出卖人开发的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沈家坝滨河路“富乐锦城”1幢1层3单元2号的建筑面积为74.79平米的商品房。之后，何凤锡一直未将上述房产向苏洲交付，亦未办理过户手续。
在原审庭审之前，何凤锡提交了一份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9月20日起至2012年12月19日止借方为苏洲，贷方为何凤锡的约定用本案原告所主张的该二处房产作抵押物的借款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上加注有“2012年9月20日双方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生效。合同编号（2012）01号”字样，下方还注明了“此款属实200万元，2012年9月20日收到转账190万元，现金10万元”及何凤锡的银行收款账号及工行三台县梓州支行622202230800717993以及双方的签名等字样。在原审中，原审原、被告双方在本院支持下，达成由何凤锡向苏洲交付该二处房产及协助苏洲办理过户相关手续的调解协议。在当庭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并在送达书面调解书之前。原审案件承办人于2013年9月30日收到何凤锡寄来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5日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本人何凤锡，曾向苏洲借了高利贷190万元，在签署借款协议的同时，还被苏洲要求签署了一份卖房的协议，要求我如果无法偿还高利贷就拿本人房屋抵押。在本人支付数月高息后未继续偿还，还被苏洲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到贵法院（案号：2013游法民初字3442号）。在2013年9月23日上午11点左右，本人受苏洲强迫，到贵院签署了一份极不利于本人的调解笔录。如贵法院要组织调解，请客观地评价本人的房屋价值，查明本人向苏洲借款的金额和已偿还的借款金额后，依法、公正地主持调解。现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本人如实向贵院作上述说明，并请求依法对本案开庭后进行判决，无需再向本人送达调解书。特此说明！附注：借款协议此前本人已寄给法院，作为本案及本说明证据”。针对何凤锡的该情况说明，本院于2013年10月9日向其回函，通知其在5日内（即10月15日前）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签订调解协议系受苏洲“强迫所致”。但何凤锡并未提交任何相关证据。
另查明，何凤锡于2012年7月5日，与绵阳市融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融鑫公司）签订了一份《反担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由何凤锡将其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沈家坝富乐锦城的门面（即本案讼争房产）抵押给融鑫公司。并约定何凤锡应及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因何凤锡一直未按约办理该抵押登记手续，故融鑫公司向本院起诉何凤锡及第三人三台县席凤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要求办理抵押登记。本院于2014年5月4日作出（2013）游民初字第608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何凤锡至2014年2月10日尚未取得约定抵押物的物权，即被告尚无权处分该约定抵押物。故判决驳回了融鑫公司的诉讼请求。
又查明，2014年10月22日，绵阳市游仙区房产管理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沈家坝滨河路“富乐锦城”3号1幢3单元1楼2号，面积74.79平米，该房屋产权未在我局办理房屋产权证。1幢簧门3单元2楼1号，面积250.21平米，在我局无任何备案及登记信息。1幢3单元1楼2号，产权人何凤锡，出卖人富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备案号（2011）房登字第FS003号。”。
上述事实，有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2012年9月20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80万元及中国建设银行汇款110万元的客户回单各一份，号码为CH-01-0605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份，本院于2013年询问苏洲的笔录，借款协议复印件，何凤锡的“情况说明”，本院（2013）游民初字第6085号民事判决书，绵阳市游仙区房产管理局于2014年10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足以认定。
游仙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苏洲向本院提交其与何凤锡所签订的《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约定苏洲以200万元的价款购买何凤锡位于绵阳市游仙区沈家坝滨河路“富乐锦城”3号1幢3单元1楼2号74.79平米与3单元2楼1号250.21平米的房产。在支付200万元后，要求何凤锡向其支付房产并办理过户手续。苏洲即主张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在该《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上注明“附：1.借款协议原件一份；...。”。原告未向本院提交作为该份合同的附件之一借款协议。而原审被告何凤锡于原审开庭前向法院寄了一份借方为苏洲，贷方为何凤锡的以该案二处房屋为抵押物的金额为200万元的借款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下方注明有2012年9月20日收到转账190万元，现金10万元及何凤锡银行账号等字样。又在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后，向本院寄交了一份“情况说明”，陈述其本是向苏洲借了高利贷190万元，是受苏洲要求又签署了一份卖房协议，如无法偿还高利贷就用房屋抵偿。其系受苏洲强迫到法院签署了不利于其的调解笔录，请本院客观评估其房产价值之后再调解或是请求对该案判决，并注明之前寄给法院的借款协议系该案及说明的证明。此说明显示，何凤锡称本案实际上是借款关系，用200万元卖该房产系违背本人自愿，要求按照房屋价值来判决。由于何凤锡提交的借款协议系复印件，苏洲不予认可。而在本院向苏洲发出限期举证通知后，苏洲又未能向本院提交作为该《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附件之一的借款协议原件。虽然，借款协议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但在何凤锡提交的该借款协议复印件上注明的何凤锡的接收款项的银行账户、接收金额、时间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等都与该《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相一致，同时，该协议上注明“2012年9月20日双方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生效”字样，而该《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的附件之一是一份借款协议，原告作为该借款协议持有人，应当提交该协议原件而不提交，从证据盖然性上说，该份借款协议复印件则可予以认定。因此，通过综合考量本案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当事人先签订借款协议，为担保该借款协议的履行，双方又签署了一份《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故该《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的签订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则该合同无效。原审原告苏洲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综上，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遂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3）游民初字第3442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苏洲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及保全费5050元，由原审原告苏洲承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苏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理由为：（一）原审法院无权依职权提起再审，系程序违法。1.人民法院对已生效的调解书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情形为：“确有错误”，而本案再审过程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2.《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间申请再审。在法定可以申请再审期间，被上诉人并未申请再审，应认定为自身权利的处分。3.原审法院提起再审的理由是“有新证据”，但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法院没有提交任何新证据。（二）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之后，将其原件、收款原件、转款依据交予上诉人，该事实上诉人予以举证，被上诉人未予反驳，能够佐证苏洲与何凤锡的法律关系，原判对该事实未予认定。2.事实上，《民事调解书》生效之前上诉人对讼争房屋申请诉讼保全措施，无任何人提出异议，在强制执行阶段因过户需要，依职权提起再审。3.被上诉人何凤锡与案外人绵阳市融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借款争议与本案无关。4.上诉人苏洲将原审庭审笔录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认定《二手房买卖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则合同无效。2.苏洲与何凤锡之间，只可能存在并履行一种法律关系，其借贷关系与房屋买卖关系不可能并存。综上所述，原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二）、（三）、（四）项之规定，请求：（一）撤销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4）游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二）维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3）游民初字第3442号民事调解书。
被上诉人何凤锡未作书面答辩。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4）游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人民法院依职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决定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是该调解书确有错误，但在本案的原一审再审程序中并没有证据证明原调解书存在错误，故原审法院启动本案的再审程序值得商榷。同时，依据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人民法院在再审程序中应当围绕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和调解书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但在本案的再审程序中，没有证据证明原调解程序中存在前述的两种情形，且双方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时亦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捺印后该调解书即具法律效力。虽然在事后何凤锡曾主张其在原调解程序中所作的处分行为系受胁迫，但其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一审调解程序无不当之处，其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的效力依法应予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4）游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
二、对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3）游民初字第3442号民事调解书的效力予以确认。
原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5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何凤锡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建国
审判员 李 平
审判员 陈兴旺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坤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