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7民终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开平市三埠区。
法定代表人：余炎祯。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国帅，广东风采新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瑞，广东风采新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三水至丰纸品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
法定代表人：卢秀娇。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霞，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泳颜，广东百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春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至丰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至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张品浓收取春晖公司六张总金额为805642.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不能认为代表至丰公司收取货款，该认定错误。一、春晖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张品浓有权代收至丰公司货款。1、张品浓是至丰公司的签约代表，是至丰公司的联系人。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日向张品浓进行调查，显示张品浓确认两份《购销合同》（合同号：CHZF-20150630、CHZF-20150805）中，供方签约代表的名字是张品浓本人所写，张品浓签署后通过速递方式送至至丰公司处盖章。两份《购销合同》中记载的至丰公司联系电话是张品浓的联系电话，签约代表是张品浓。谁要求签署或谁提供的合同稿件并不重要（至丰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所说稿件由春晖公司提供等），重要的是至丰公司在张品浓签署为签约代表至丰公司联系电话实际是张品浓联系电话的《购销合同》加盖至丰公司的公章，进行了确认。这可以证明张品浓是至丰公司的签约代表，而一审判决第7页却根据至丰公司的单方陈述认为张品浓是交易中间人，该认定明显错误。2、在春晖公司与至丰公司的交易中，每次付款均是张品浓联系收取。春晖公司通过张品浓以汇票方式支付的款项不仅仅有至丰公司不认可的六张金额为805642.3元的汇票，还有至丰公司承认已收到的汇票。至丰公司承认收到的汇票有：（1）票号为309000536351331，金额为30万元；（2）票号为1050005322572174，金额为10万元；（3）票号为104000527180799，金额为187822元；（4）票号为3140005127940264，金额为30万元。该四张汇票至丰公司均是通过张品浓联系收取的，特别是第（2）、（3）、（4）汇票，不仅是张品浓联系收取的，而且也是张品浓本人签收的。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收取货款的交易惯例均可证明，春晖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张品浓有权代表至丰公司收取货款，张品浓代收取至丰公司货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二、春晖公司对至丰公司货款被张品浓代收没有过错。1、法律并未要求企业只能以备案公章签订合同，即使争议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也不能直接否认争议公章的效力。至丰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也承认因为丢失等原因，至丰公司更换过财务章。由张品浓联系代收货款已构成春晖公司与至丰公司的交易习惯。在由一贯以来代表至丰公司联系收取货款的张品浓签收汇票的情况下，春晖公司不必要对至丰公司的公章或财务章是否一致或是更换作出判断，也不能审核至丰公司公章及财务章的真伪。张品浓已代表至丰公司多次收取货款，张品浓提供的印章有可能是至丰公司的内部印章，对此春晖公司无从判断。2、春晖公司交付的汇票空白背书并非春晖公司的过错，而是交易习惯。《票据法》第三十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但在实际操作中，交易惯例是将空白背书交给被背书人，以方便被背书人盖章及汇票流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空白背书可以补记，春晖公司对汇票空白背书的行为并无过错。至丰公司已确认收取款项的汇票中，汇票（1）、（2）、（3）同样是空白背书汇票。由此可见，汇票空白背书并非春晖公司的过错，而是至丰公司认可且接受的交易惯例。三、至丰公司对张品浓以假冒印章代收其货款有过错，因此造成的损失不应由春晖公司承担。2015年6月开始，至丰公司与春晖公司发生交易，张品浓均代表至丰公司向春晖公司联系签约、送货、收取货款等。至丰公司没有财务人员、销售人员或其他任何人员与春晖公司就交易及货款进行过直接联系。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为到货后2个月，至丰公司没有及时在货款到期后与春晖公司直接进行联系，而直到2016年6月才开始直接春晖公司。这造成张品浓伪造印章的行为没能被及时发现，造成被代收货款的时间长、次数多、金额大。对此，至丰公司有明显过错，因此造成的损失不应由春晖公司承担。
至丰公司辩称：一、至丰公司并未授权张品浓及开平巿美维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维公司”）进行收款，春晖公司相信张品浓有权代收至丰公司货款明显不合理。首先，至丰公司并未授权张品浓在《购销合同》上签名，从至丰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2015年8月份）可见，签名代表处只有至丰公司的盖章，无张品浓的签名。而春晖公司提供的合同上有张品浓的签名，是张品浓在答辩人盖章后擅自签名的，亦不排除是春晖公司与张品浓恶意串通。且诉讼中，经原审法院向张品浓询问，张品浓亦称其作为中介人介绍春晖公司与至丰公司之间开展业务，至丰公司没有书面授权其作为代表与春晖公司签订合同，其在春晖公司持有的合同上签名是在春晖公司的要求下签的。由此可见，张品浓在春晖公司持有的《购销合同》上签名非基于至丰公司的授权，而是基于春晖公司的要求。其次、退一万步讲，假设张品浓是至丰公司的签约代表，其权限亦仅仅是签约，张品浓没有经至丰公司的授权不当然享有代表至丰公司收取货款的代理权。且至丰公司从未对张品浓、美维公司出具任何授权其代收货款等授权委托书，在原审法院对张品浓的询问中，张品浓亦确认无代收货款的授权。而张品浓仅仅是促成双方合作的居间人，其作为居间人，无权代表合同一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行使合同权利。第三，春晖公司亦有与美维公司进行交易，亦深知张品浓是美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非至丰公司的员工。因此，春晖公司相信张品浓具有代收货款的代理权明显不合理。第四，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第九条关于结算方式约定为“用银行转账或承兑汇票的付款给供方”。换言之，双方在合同中是明确要求春晖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付款给至丰公司，或以汇票的形式付款，而收款人亦只能是至丰公司，及汇票中的被背书人只能是至丰公司，不得是其他任何第三人。从该约定亦明确可看出，至丰公司从未授权给任何人代为收款。最后、从春晖公司要求美维公司出具授权函件，拟证明张品浓有权代接受汇票或美维公司有权代收至丰公司的余下款项的行为可见，春晖公司亦是清晰知道至丰公司从未授权美维公司代收款项，若美维公司有权代收至丰公司的款项的，则春晖公司无需要求美维公司出具该函件。二、根据双方的实际交易，至丰公司到春晖公司处领取承兑汇票的，都出具加盖至丰公司财务章的收据给春晖公司，春晖公司在收到至丰公司出具的加盖财务章的收据后才能将承兑汇票交由收据持有人，但汇票的收款人依然是至丰公司，不得是第三人。1、针对票号为30900053（26351331），金额为30万元的承兑汇票，春晖公司在原审诉讼中亦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该汇票的收据，结合收据及承兑汇票可见，至丰公司到春晖公司处进行收款，均是至丰公司将盖有春晖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交给联系人，再由相应的联系人到春晖公司处收取相应的承兑汇票。且此收据的签收人亦并非张品浓。2、针对票号10500053（22572174）、10400052（27180799），金额分别为10万元及87822元的承兑汇票，实际上，该收据是至丰公司开具给至丰公司司机的，当时由至丰公司的司机与张品浓到春晖公司处提取汇票，到达后至丰公司的司机亦要求与张品浓一起到春晖公司的财务室领取汇票，但遭到张品浓的拒绝，后其员工在春晖公司等张品浓取回银行承兑汇票，收据处的收款人是张品浓自己领取汇票时应春晖公司的要求在收据上擅自签名的，并非基于至丰公司折授权。实际上，至丰公司无授权张品浓到春晖公司处领取汇票。张品浓协助司机到财务室领取汇票。从收据可见，收据上盖有至丰公司的财务章，只有持该收据的人才能从春晖公司处提取相应的承兑汇票。春晖公司只能将汇票交给持有加盖至丰公司财务章的收据持有人。且该票据的被背书人亦是至丰公司，非张品浓或美维公司。退一万步讲，即使认为张品浓本次有权代至丰公司收接汇票，其亦仅限于本次，且仅限于收取票据而非收款。换言之，无论是谁到春晖公司处提取承兑汇票，必须以持有至丰公司盖有财务章的收据为前提，在该收据不存在的情况下，春晖公司不得将汇票交由其他任何人。3、针对票号31400051（27940264），金额为30万元的承兑汇票，该汇票中张品浓的签名及美维公司的盖章仅仅是张品浓及美维公司擅自在春晖公司持有的汇票复印件上擅自盖章，并不代表至丰公司授权张品浓及美维公司进行收款，至丰公司对美维公司及张品浓的盖章签名完全不知情，不排除是春晖公司与张品浓及美维公司恶意串通。且该银行承兑汇票亦是至丰公司开具收据交由其员工钱沛强后，再由钱沛强到春晖公司处领取承兑汇票，该承兑汇票如春晖公司所述，春晖公司应至丰公司的要求直接背书给至丰公司。实际上，至丰公司一直强调并要求春晖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在汇票直接背书给至丰公司，收款人只能是至丰公司。综上，从上述汇票可证明春晖公司有理由相信张品浓有权代表答辩人收取货款，明显不合理。而事实刚好相反，从上述三张汇票明显可见，至丰公司从未委托任何第三人代为收取货款。根据双方的实际交易，至丰公司的联系人到春晖公司处领取承兑汇票的，都出具加盖至丰公司财务章的收据给联系人，春晖公司在收到至丰公司出具的加盖财务章的收据后才能将承兑汇票交由收据持有人，但汇票的收款人依然是至丰公司，不得是第三人。且收据持有人只能是代交接汇票，并非收款人。且假设至丰公司是委托张品浓收款的，张品浓根本就不需要在收款时提供伪造的收据。三、张品浓或美维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在本案中并不存在相对人及春晖公司相信张品浓或美维公司有代理权的事实与理由。张品浓并非至丰公司的员工。春晖公司是清晰知道张品浓与美维公司的关系，亦明确知道张品浓并非至丰公司的员工，而其只是双方交易的居间人。且张品浓亦未持有至丰公司发出的证明文件，如至丰公司的介绍信、授权书等文件。而相反，春晖公司在2015年11月27日及2015年12月29日支付的合共365642.8元所依据的收据并非由至丰公司出具的收据。同时，春晖公司主张至丰公司致春晖公司的函件(2016年1月22日）亦非由至丰公司出具。上述收据中的财务章及函件中至丰公司加盖的公章均非至丰公司真实使用及备案的财务章及公章。其次，若春晖公司错信张品浓及美维公司有代理权的，必须基于春晖公司善意或无过失，才构成表见代理。而本案中，春晖公司并非基于善意，是与张品浓或美维公司恶意串通，侵占至丰公司的货款，严重侵害了至丰公司的利益。1、春晖公司并未尽基本的审核义务。根据春晖公司提供的收据(No.0102790、0102792、0102793)三张，出具人均并非至丰公司。从收据的外观可见，至丰公司此前出具给春晖公司的收据，收据的抬头均印刷了至丰公司名称，并有至丰公司的名称、地址、传真等，且上述加盖的至丰公司真实的公司财务专用章。但春晖公司提供的三张收据，外观上均不具备上述字样，且其公司财务章的边框是明显比至丰公司真实的财务章幼细，连最关键的财务专用章下的备案号码均是不一致的。该收据与至丰公司以往提取票据时出具的收据明显有不相符的地方，春晖公司在收到该收据时只需要对外观进行基本的审查，即可清楚看到两收据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是伪造的收据。若春晖公司是基于张品浓提供的与至丰公司真实的收据存在明显差异的收据（伪造的收据），仍将上述汇票交付给张品浓，是春晖公司与张品浓恶意串通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至丰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春晖公司提供的春晖公司认为是至丰公司出具的函件，亦存在明显、重大的错漏。首先，根据至丰公司此前与春晖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春晖公司是清楚知悉至丰公司的公章外形是椭圆形，且公章上清晰记载了至丰公司的英文名称及备案号码。而该函件中，至丰公司的公章是圆形的，且无任何英文名称及备案号码，从外观性，非常容易可以识别该公章并非至丰公司真实的公章。其次，美维公司的公章亦与此前美维公司提供给春晖公司的公章外观亦明显不一致。同时，函件中记载的内容亦与合同的实际履行有明显不相符的地方。若春晖公司认为此函件是由至丰公司出具给春晖公司的，提交人亦应当是至丰公司，而非第三人。退一万步讲，若春晖公司认为第三人是代至丰公司提交该函件，在收到该函件时，亦应与至丰公司核实函件的真实性。该函件亦明显是伪造的。若春晖公司基于该存在明显问题的函件自行与美维公司进行结算，明显是春晖公司与美维公司恶意串通，侵占至丰公司的货款，应由其自行相应的法律后果。退一万步讲，若法院未认定春晖公司与张品浓恶意串通，但春晖公司亦未对收据、函件尽到基本的审核，存在重大的过失。春晖公司基于此伪造的收据、伪造的函件将汇票交付给张品浓，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三、美维公司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在汇票中进行背书，存在重大过失。根据《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持票人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三十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本案中，至丰公司亦一直要求春晖公司应在汇票后记载被背书人为至丰公司，且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春晖公司亦有义务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至丰公司的名称。但春晖公司向张品浓交付的汇票三张(NO.23335258、24101991、36004751，款项共365642.8元）均没有记载被背书人，导致张品浓擅自承兑了该汇票，其错过完全在于春晖公司身上。春晖公司存在重大过失。至丰公司从未收到上述汇票中的款项。春晖公司诉称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背书上栏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此条款仅仅是针对票据的效力所作出的司法解释，从该条款未能看出法律法规免除了持票人记载被背书人的义务。且春晖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诉争的票据有经过至丰公司在背书栏中记载自己的名称，而实现票据的权利。相反，至丰公司就诉争的票据是未实现过票据权利的。综上所述，春晖公司未对收据及函件尽最基本的审核义务，且未依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在汇票中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存在重大过失，综上所述，张品浓及美维公司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四、春晖公司提供的汇票（22351269、23793715、27627195）合共款项44万元，春晖公司并不能证明该款项是用于支付至丰公司的货款。春晖公司并未能证明上述三张汇票是实际用于支付至丰公司的货款，且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亦对案外人张品浓进行了询问，张品浓亦承认了上述44万元是春晖公司支付美维公司的货款，与至丰公司无关。因此，春晖公司的上述3张汇票合共金额未44万元的并非用于支付至丰公司的货款。同时，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需方在收到货及发票后2个月内付款给至丰公司。本案中，经双方确认，实际上至丰公司已经开具的发票金额为1876210.42元，但若按照春晖公司的主张，春晖公司认为其已经支付的款项为1943464.6元，是明显与合同约定及事实不符的。五、春晖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至丰公司曾使用过除了备案公章、备案财务章以外的其他印章。且事实上，至丰公司在2007年8月7日前使用的财务专用章亦是经备案的，此前的财务专用章的编号为：4406070001039。2007年8月7日后，至丰公司一直使用的均是经备案的编号为4406070019481的财务专用章，使用的公章亦是编号为4406070008357的公章。且一审法院亦对张品浓进行了询问，张品浓亦承认了收据上编号为4405070019451的财务专用章及函件上“佛山市三水至丰纸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圆形章系其伪造的，由此可证明上述涉案章均非至丰公司使用的印章。综上所述，春晖公司向至丰公司支付的货款为1137822元，并非春晖公司辩称的1943464.6元，对于春晖公司主张的2015年11月27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22日、2016年1月27日、2016年1月29日支付的款项合共805642.6元，至丰公司不予确认。至丰公司从未授权张品浓或美维公司进行收款，且张品浓及美维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反，春晖公司未对收据、函件进行审核，将汇票不记载背书的形式交付给未经至丰公司授权的张品浓，存在重大过失。且春晖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向美公司支付的款项是美维公司代至丰公司收取的款项。因此，春晖公司尚拖欠至丰公司已经开具发票的货款合共7383883.42元及12月份未开具发票的货款58708元。由此可见，一审就春晖公司拖欠至丰公司货款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春晖公司即时向至丰公司支付合同价款1380560.55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以1038388.42元为本金基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2月4日起计至本息清偿之日止；以342172.13元为本金基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0月13日为31433元）；2、判令春晖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30日、8月5日，至丰公司为供方、春晖公司为需方经张品浓为中间人介绍，先后签订合同号：CHZF-20150630《购销合同》和合同号：CHZF-20150805《购销合同》，约定春晖公司向至丰公司采购纸箱，合同对产品名称、规格、单价、质量要求、交货地点、方式、时间、运输方式及费用、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签订合同后，至丰公司在2015年7月至12月先后根据春晖公司的需求供应纸箱，共计总货款为1934918.42元。在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2月3日至丰公司共开具了35份增值税发票给春晖公司，发票总金额为1876210.42元。在2015年9月18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春晖公司以交付汇票、转账汇款方式向至丰公司支付了货款共1137822元。在2015年11月27日、12月29日，张品浓伪造收据以至丰公司名义向春晖公司收取了金额为10万元、165642.3元、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3张。2016年1月22日，张品浓以至丰公司名义伪造一份委托函给春晖公司，载明“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原与贵公司合作的纸箱供应业务2015年1月份已由开平市美维纸品有限公司承接。截止201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与贵公司之间未结清的货款全部由开平市美维纸品有限公司收取。”函件上加盖伪造的“佛山市三水至丰纸品制造有限公司”圆形印章。2016年1月22日、27日、29日，张品浓以美维公司名义向春晖公司分别收取了金额为20万元、4万元、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3张。后张品浓于2016年6月因涉嫌伪造至丰公司印章及文书至春晖公司收取货款被追究刑事责任。至丰公司向春晖公司催讨货款无果，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至丰公司与春晖公司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了《购销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张品浓收取春晖公司六张总金额为805642.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是否为代表至丰公司向春晖公司收取货款？在双方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第九条均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需方收到货及发票后2个月内用银行转帐或承兑汇票的方式付款给供方。”该条款明确约定了春晖公司向至丰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为银行转账或承兑汇票，从本案查明事实显示，双方均确认了春晖公司在2015年9月18日至2016年1月4日间以转账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了七笔货款共1137822元给至丰公司，而张品浓在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1月29日间以假冒至丰公司名义向春晖公司共收取了六笔总金额为805642.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春晖公司认为其有理由相信张品浓有权代表至丰公司收取货款，其已支付了货款1943464.6元(即上述十三笔转账、汇票款项)，而至丰公司认为其没有授权张品浓代为向春晖公司收取货款，张品浓向春晖公司收取汇票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张品浓向春晖公司收取汇票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应符合以下构成要件：1、代理人没有代理权；2、客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包括：第一，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第二，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建立了信赖；3、相对人与行为人成立法律行为；4、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至丰公司一直否认授权张品浓向春晖公司收取货款，而本案中春晖公司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至丰公司授权张品浓收取货款，显然，张品浓以至丰公司名义向春晖公司收取汇票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春晖公司认为其相信张品浓为至丰公司代理人，有权代表至丰公司收取货款的理由：1、张品浓作为至丰公司的代表人在《购销合同》签字，每次业务联系至丰公司是通过张品浓与春晖公司联系；2、张品浓以至丰公司名义出具收据向春晖公司收取汇票；3、张品浓以至丰公司名义向春晖公司出具函件委托美维公司收取至丰公司的货款。经查，双方所持有的两份《购销合同》内容均为电脑排版打印，春晖公司所持有的《购销合同》中供方签约代表处有张品浓签字，而至丰公司持有的《购销合同》中则没有张品浓的签字。至丰公司认为其系经张品浓介绍促成与春晖公司交易而签订《购销合同》，张品浓是至丰公司在《购销合同》上盖章后擅自签名的，无权代表合同任何一方包括至丰公司；一审法院经向张品浓询问，张品浓称其作为中间人介绍春晖公司与至丰公司之间开展业务，至丰公司没有书面授权其为代表与春晖公司签订合同，也没授权其向春晖公司收取货款，其在春晖公司持有的合同上签名是在春晖公司的要求下签的；此外，张品浓既非至丰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是春晖公司的工作人员，是美维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春晖公司也存在有业务关系。结合各方的陈述意见及本案的证据，一审认为张品浓为至丰公司与春晖公司之间开展业务的居间人，张品浓在春晖公司持有的《购销合同》中签名并不当然享有代表至丰公司的代理权，即使张品浓是至丰公司的签约代表，张品浓没有经至丰公司授权不当然享有代表至丰公司收取货款代理权；另查明，张品浓收取春晖公司六张总金额为805642.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即本案中争议的六笔汇票款项)依据的收据、委托函均是伪造的，而张品浓向春晖公司收取汇票出具收据的样式、使用的“佛山市三水至丰纸品制造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405070019451”印章与至丰公司此前向春晖公司收取汇票出具的收据、使用的“佛山市三水至丰纸品制造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4406070019481”印章存在明显的差别，张品浓向春晖公司收取汇票而出具委托函中使用“佛山市三水至丰纸品制造有限公司”印章为圆形的与至丰公司在《购销合同》中使用的椭圆形印章也存在明显差别，张品浓也涉嫌伪造印章涉嫌诈骗被另案追究刑事责任。另据春晖公司提交的上述六张汇票复印件显示，春晖公司将该六张汇票交给张品浓时汇票上记载最后一手被背书人均为春晖公司，春晖公司并未将汇票权利背书转让给至丰公司，显然春晖公司在向张品浓交付汇票时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存在明显过失。综上分析，张品浓向春晖公司收取汇票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张品浓收取春晖公司六张总金额为805642.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不能认为代表至丰公司向春晖公司收取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春晖公司辩解已支付了上述争议的六笔汇票款项共805642.3元给至丰公司，但从本案证据显示，春晖公司将该六张汇票交给张品浓，但无证据显示至丰公司已取得该六张汇票的票据权利，一审对春晖公司该辩解主张不予采纳。庭审中，双方确认至丰公司供货的货款总额为1934918.42元，扣减双方确认春晖公司已支付至丰公司的货款1137822元，春晖公司未付至丰公司货款797096.42元。从至丰公司提供的发票显示，至丰公司在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2月3日共开具了35份增值税发票给春晖公司，发票总金额为1876210.42元，按双方签订《购销合同》第九条约定，春晖公司应在2016年2月3日前支付货款1876210.42元给至丰公司，但春晖公司应付给至丰公司的货款中有58708元至丰公司至今尚未开具发票给春晖公司，该货款58708元尚未达到支付条件，该货款58708元春晖公司应在至丰公司开具发票后2个月内支付给至丰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春晖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给至丰公司，是违约行为，至丰公司请求春晖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及逾期利息，依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但其请求数额有误，应以一审核实为准，即春晖公司应当支付给至丰公司货款797096.42元，其中的货款58708元春晖公司应在至丰公司开具发票后2个月内支付给至丰公司；逾期利息可从2016年2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以货款额797096.42-58708=738388.4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关于延留金问题。至丰公司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延留金，即2015年8月1日起，《购销合同》上约定产品的单价是实际执行中产品单价的85%，余下的15%作为延留金，该延留金在2016年1月春晖公司通知至丰公司开具发票后付款给至丰公司。但春晖公司否认了关于延留金的约定，至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延留金的约定，一审对至丰公司主张延留金的事实不予采信。双方经庭审调解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一审依法作出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春晖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738388.42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2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以货款额738388.4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率计算)给至丰公司。二、春晖公司应自至丰公司交付货款额为58708元的增值税发票后2个月内支付货款58708元给至丰公司。三、驳回至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7225元（至丰公司已交纳），由至丰公司负担7732元、春晖公司负担9493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至丰公司已依两份《购销合同》的约定供货1934918.42元及春晖公司已付货款1137822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春晖公司在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1月29日期间向张品浓交付六张总金额为805642.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是否应认定为春晖公司已对至丰公司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
根据两份《购销合同》，双方约定春晖公司应在收到货及发票后2个月内用银行转账或承兑汇票方式付款给至丰公司，但对于以承兑汇票方式收款的具体经办人及交接方式没作约定。而双方各自持有的《购销合同》中，仅有春晖公司持有的合同在供方落款处有张品浓在签约代表处签名，据此无法确认张品浓系作为至丰公司的签约代表签订《购销合同》的。即使张品浓系签约代表，因《购销合同》无特别约定，不能当然认定张品浓有权收取汇票。在张品浓伪造至丰公司财务专用章向春晖公司出具收据收取汇票前，双方确认的两次汇票交付分别由钱沛强和张品浓持加盖至丰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向春晖公司收取，由此可得到知张品浓并非可当然代表至丰公司收取银行承兑汇票，委托收取汇票的授权体现为加盖至丰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春晖公司虽辩称张品浓于2016年1月4日代为收取了30万元汇票并得到至丰公司认可，但该次收款由春晖公司背书给至丰公司，明显与此前直接交付汇票的情形不符，结合此前张品浓以至丰公司名义收取汇票时均提供收据的情况，至丰公司主张该次收款亦提供了相应收据的主张显然更为可信，故该次张品浓收取汇票不能否定凭至丰公司收据收取汇票的交接模式。综合以上情况，张品浓在2015年11月27日至12月29日期间通过伪造至丰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向春晖公司三次出具与此前样式不一的收据收取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显然并非出于至丰公司的授权，属无权代理。因此前不存在至丰公司认可张品浓在不持收据的情形下收取汇票的事实，况且春晖公司与张品浓经营的美维公司存在交易，知悉张品浓的身份，故春晖公司主张有理由相信张品浓具有收取该三笔款项的代理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2016年1月22日起张品浓收取的3张银行承兑汇票，春晖公司交付的依据为张品浓于2016年1月22日伪造至丰公司公章出具的函件，因该印章与至丰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所用印章样式明显不一，且函件内容与双方交易情况并不相符，但春晖公司并未向至丰公司核实相关情况，春晖公司据此认为可向张品浓代表的美维公司交付汇票显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其主张据该委托函向张品浓交付汇票即构成对本案货款的有效支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根据供货、付款以及发票开具情况，判令春晖公司向至丰公司支付货款738388.42元及逾期利息，以及自至丰公司交付货款额为58708元的增值税发票后2个月内支付货款58708元，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春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93元，由上诉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春梅
审 判 员 黎景欣
审 判 员 刘邦中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法官助理 刘亚龙
书 记 员 陈月佩
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