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282民初7775号原告江苏宝安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新街街道环科园茶泉路西侧。法定代表人杨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邵君，江苏太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国平，男，1966年5月1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代理人倪荣，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俊，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勤华，女，1967年7月3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代理人倪荣，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俊，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沈昱希，女，1991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代理人倪荣，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俊，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江苏宝安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公司）与被告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先由审判员范晟程独任审判，于2016年9月6日、2016年11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邵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倪荣、张俊（第二次开庭未参加）到庭参加了诉讼。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6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邵君、被告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倪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宝安公司诉称：沈国平与刘勤华系夫妻，沈昱希系沈国平与刘勤华的女儿。沈国平与刘勤华于2006年9月5日创办宜兴市洲豪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豪公司），注册资本为5800万元人民币，沈国平与刘勤华一直为洲豪公司股东。2010年9月10日，沈国平出资720万元入股宝安公司，占其公司注册资本的6.67%，后沈国平于2011年4月28日将其持有的宝安公司6.67%的股权以720万元的价格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登记在沈昱希名下。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沈昱希年仅20岁，并且在上学，尚不能独立生活，更无经济能力来支付股权转让款。事实上，股东权利一直由沈国平在实际行使，股权收益也一直由沈国平与刘勤华在享有。对于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整个家庭而言，沈昱希仅是该股权的代表人，实际该股权权益为其家庭共有。洲豪公司自2016年4月起在多家银行总额1亿多的贷款全部欠息、逾期（大部分贷款均由沈国平、刘勤华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已严重资不抵债。洲豪公司系沈国平与刘勤华夫妻创办的企业，本质上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的法律事实，洲豪公司的债务应推定为家庭共同债务，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名下的财产及相关财产权益均应作为偿债财产。截至目前，其公司已为洲豪公司的逾期贷款代偿2000多万元，其公司作为洲豪公司的债权人，为不使债务人的偿债财产不当减损，杜绝家庭成员间为逃避债务、规避法律而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沈昱希名下的宝安公司的股权对应的财产权益为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的家庭共有财产，宝安公司有权在该家庭共有财产中就债务获得清偿，并由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共同辩称：1、案涉股权转让时间为2011年4月28日，距今已有五年多，当时的转让是经过全体股东同意并由宝安公司加盖公章后办理的，如果宝安公司认为登记不符，应该在2013年4月底前进行诉讼，现在进行诉讼已逾诉讼时效；2、宝安公司系基于债权人身份起诉，但在洲豪公司借款中，沈国平、刘勤华以及宝安公司均是担保人，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并不是借款主体，宝安公司作为担保人履行了保证责任，首先应向主债务人洲豪公司追偿，对洲豪公司不能追偿的部分才能要求其他保证人承担补充责任，但现宝安公司既未向主债务人追偿，也没有证据证明主债务人已无清偿能力，宝安公司自认为是沈国平与刘勤华的债权人没有法律依据，宝安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3、股东权利是复合型权利，股东权利包括表决权、监督权、查阅权等多种，都应当基于股东身份进行认定，宝安公司将股权中的一项权利割裂开没有法律依据；4、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生活成员在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创造、经营所得的财产，而前提应当是共同生活、共同创造，按照宝安公司诉称中所陈述的内容，沈昱希在股权转让前还是学生，其没有参加家庭劳动，故沈昱希不可能成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主体，宝安公司的主张逻辑混乱、法律关系不清；5、沈昱希取得股权是基于股权转让，且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其并已经参加工作、独立生活，宝安公司认为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共同生活没有事实依据；6、洲豪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宝安公司现将公司债务与股东权利混为一谈是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的。综上，请求驳回宝安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一：沈国平与刘勤华系夫妻关系，沈昱希为沈国平与刘勤华之女。沈昱希于2009年8月至2013年6月间在东南大学上学（本科），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11月间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习（硕士）。沈昱希现已回国工作，但尚未成家，现在银行工作。查明二：沈国平原系宝安公司股东，出资额为720万元。2011年4月28日，根据宝安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沈国平将持有该公司6.67%的股权（计720万元）以7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昱希，该股东会决议上“沈昱希”的签名由沈国平代签。根据2011年4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转让方为沈国平、受让方为沈昱希，协议约定：沈国平将其持有的宝安公司的6.67%的股权计720万元以7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昱希；沈昱希于2011年4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支付给沈国平；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宝安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即沈国平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沈昱希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该股权转让协议上“沈昱希”的名字由沈国平代签。现宝安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中沈昱希为公司股东，沈国平不再显示为公司股东。上述股权转让款沈昱希表示于2016年6月29日已支付给沈国平，支付的款项来源包括其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杨寅时所得的股权转让款、其在国外期间工作以及现在工作所得个工资收入及小部分借款。查明三：2014年7月11日，据宝安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沈昱希将持有该公司1.85%的股权（计400万元）以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寅时，该股东会决议上“沈昱希”的签名由沈国平代签。根据2014年7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转让方为沈昱希、受让方为杨寅时，协议约定：沈昱希将在宝安公司的1.85%的股权计400万元以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寅时；股权转让后，沈昱希在宝安公司中按出资比例承担的权利义务由杨寅时按照出资比例承继。该股权转让协议上“沈昱希”的名字亦由沈国平代签。杨寅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系支付至沈国平账户，但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表示，系由沈国平替沈昱希代为收取款项。转让后登记在沈昱希名下的出资为3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8%。查明四：沈国平将其名下宝安公司的股权转让至沈昱希名下后，仍由沈国平出席宝安公司的股东会，在股东会决议签名时均由沈国平代签“沈昱希”。沈昱希表示，股权转让初期，由于其尚在读书，无法参加相关股东会等，故均委托沈国平参加；后期参加工作后，其要求参加股东会等，却遭到宝安公司的拒绝。宝安公司发出的《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上记载的为“沈国平（沈昱希）股东”，宝安公司对此表示，其公司认可的公司股东就是沈国平，只是因为登记显示的为沈昱希，故在括号里予以标注；历次股东会均由沈国平参加，沈昱希从未出具过任何委托沈国平的授权委托书，其他股东也均认为沈国平才是公司股东。查明五：对于宝安公司的股东分红，2015年的系直接转账至沈昱希账户，之前的分红系由沈国平、刘勤华直接至宝安公司进行提取本票等。宝安公司表示，沈昱希本人从未到过宝安公司，也没有参与过宝安公司的任何事项，对于通知股东参加股东会等，其公司也是均通知的沈国平，因为其公司实际认可的股东即为沈国平，故沈国平参加股东会等从未携带过任何沈昱希的授权委托书等。查明六：在洲豪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的借款中，沈国平、刘勤华、宝安公司均系洲豪公司的借款保证人。根据交通银行2016年8月16日的代偿证明显示，宝安公司已为洲豪公司代偿本金800万元。宝安公司并陈述表示，其公司已作为担保人实际为洲豪公司代偿3300多万元，而沈国平、刘勤华亦均系洲豪公司贷款的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人。上述事实，有工商登记材料、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凭证、通知、毕业证书、代偿证明、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讼争内容系属涉及所有权的确认纠纷诉讼，因此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提出的关于已逾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宝安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2、涉案股权的所有权归属应当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宝安公司有权作为本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理由如下：宝安公司作为洲豪公司借款的保证人，其公司在依法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洲豪公司追偿，因此，宝安公司在履行代偿义务后即能成为洲豪公司的债权人。由于沈国平、刘勤华亦系洲豪公司借款中与宝安公司处于同等地位的保证人，因此，宝安公司代偿后，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在洲豪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范围内宝安公司亦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分担保证责任，故宝安公司也可能成为其他保证人诸如沈国平、刘勤华的隐形债权人；鉴于上述关系，宝安公司即成为了涉案标的的利害关系人，宝安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此外，宝安公司系涉案股权的母体载体，宝安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的身份也是毋庸置疑的。故宝安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本院对于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提出的宝安公司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股权对应的财产权益应由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共享。理由如下：1、从所有权的性质分析。所有权是所有人依法对自己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涉案股权现登记在沈昱希名下，从形式上讲，沈昱希符合“占有”的法律特征。但从股东会均由沈国平参加、股东会决议都由沈国平代为签字的事实看，涉案股权从实质上却一直由沈国平继续在“占有”和“使用”。从分红的提取看，既有直接汇至沈昱希账户的款项，也由沈国平、刘勤华直接去提取过，故“收益”的角度又系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共同享有；且相应的股权转让款也直接汇至了沈国平账户，说明沈国平对于转让后的股权仍然在享有“收益”的权利。而从“处分”的角度看，股权登记在沈昱希名下后进行的股权转让行为，实际操作人却也是沈国平，甚至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也均由沈国平代签，故在沈国平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沈昱希名下后，沈国平仍具备处分股权的权利，这是权益所有人才可为的法律行为。因此，从所有权的角度分析，涉案股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是由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共同享有并实际执行的，故应当认定涉案股权由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共同共有。2、从涉案股权继受取得的来源分析。涉案股权从形式上系由沈国平转让给沈昱希，但在转让之时，沈昱希仍为在校学生，其尚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日常生活也尚且依靠沈国平、刘勤华供养，故沈昱希实际并不具备支付如此巨额股权转让款的能力。而从实际履行来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为2011年4月30日前，但实际沈昱希并未按照该期限支付，直至2016年卷入系列诉讼纠纷案后再履行了支付手续。从沈昱希的生活、学习、工作经历看，其个人具备支付如此巨额款项的能力也不符合客观事实。且从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实际款项的支付情况看，均表示支付款项来源中包含杨寅时的股权转让款，但杨寅时的股权转让款在支付时却是支付至沈国平名下的，该款项在沈昱希分文未支付给沈国平的情况下却由沈国平支付给沈昱希再支付回沈国平，显然也不符合常理。所以，虽然涉案股权在形式上表现为“转让”，但鉴于沈国平与沈昱希之间的父女关系，以及转让时和转让后的实际情况，该“转让”行为更符合赠与的法律特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才会表现出由沈国平转让给沈昱希的股权转让协议上不论沈国平还是沈昱希的签名均由沈国平一人代签的事实。沈昱希作为家庭关系中的一员，在尚未独立生活时，其名下财产除因奖励、继承、报酬等方式取得的以外，不论来源于夫妻任何一方，都应具有家庭共同财产的性质。3、从涉案股权的行使情况分析。股权与其他权利区别的特殊性在于，其既具有财产属性，亦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享有股权的人即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因此，公司股东的身份也应得到公司的相应承认。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股权登记在沈昱希名下的事实，宝安公司是明确知悉的，但从宝安公司实际的经营管理上来看，真正认可的股东实际仍为沈国平，这从沈国平从未携带沈昱希的授权委托书等即能正常参加股东大会等也可以看出。且沈昱希在受让涉案股权时尚为在校学生，都未曾参加工作，且受让事宜的操作沈昱希也从未亲历而为，从其年龄、人生经历等看，都无法显示出沈昱希本人具有成为宝安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沈昱希也从未亲自参与过宝安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涉案股权却从未脱离过沈国平的掌控。故就本案而言，单纯以登记来确认涉案股权仅为沈昱希个人财产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实践中大量存在家庭成员之间将财产登记在子女名下却始终共同占用、使用的情况，如果仅以登记一概认定属于子女所有的财产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综上，本院认定登记在沈昱希名下的宝安公司的股权属于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的家庭共同财产。而对于宝安公司是否有权就该财产对所涉债务获得清偿，应在实际给付之诉中予以确认，本案中对此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登记在沈昱希名下的江苏宝安电缆有限公司的股权为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的家庭共同财产。二、驳回江苏宝安电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负担。该款已由宝安公司垫付，沈国平、刘勤华、沈昱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直接付给宝安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无锡梁溪支行，账号11×××05）。审 判 长  范晟程人民陪审员  田锦莉人民陪审员  钱亚光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花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