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宁01民终4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湖滨支行，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65号。
负责人：郝志军，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海滨，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耀军，北京市景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甘露，女，汉族，宁夏科技资源与产权交易所（国有控股）高管，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林、董鉴颖，宁夏京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宝湖东路支行，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南熏东街永安巷751号鲁银拾城塾15号楼3号营业房。
负责人：李伟，该支行行长。
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民族北街高尔夫支行，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高尔夫家园22-1号。
负责人：宋红艳，该支行行长。
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城支行，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21。
负责人：丁峰，该支行行长。
上述三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丰来，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湖滨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湖滨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李甘露、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宝湖东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民族北街高尔夫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高尔夫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城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西城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7）宁0104民初9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行湖滨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海滨、朱耀军，被上诉人李甘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林，原审被告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行高尔夫支行、中行西城支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丰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9月18日，李甘露向中行湖滨支行申请办理”中银理财贵宾卡”，并签署了由中国银行制作、提供的《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1份，该申请表载明支取方式为凭密码支取，开通短信通知；申请表下方打印字体注明签约理财账户的产品需另签订相关协议。中行湖滨支行于当日为李甘露办理了卡号为×××长城电子借记卡（对应活期一本通账号为×××）1张，该银行卡正面右上角注有”中银理财”的标识。李甘露于办理银行卡当日在该账户中存入15万元，并将该银行卡交由中行湖滨支行行长郭永萍。2013年9月22日，李甘露上述账户中的15万元经由中行西城支行转入马福林账户（账号×××），该笔业务交易单的客户（代理人）签字处签字为”李甘露””马福林”。李甘露称该”李甘露”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2014年1月28日，李甘露按照郭永萍的要求向上述账户存入11万元，郭永萍于2014年1月30日从该账户转出5万元，并通过ATM机取现2万元，于2014年2月11日取现39980元。2014年6月4日、5日、9日，李甘露依据郭永萍的要求，分别向上述账户存入了40万元、7万元、3万元，共计50万元，2014年6月9日该50万元经由中行宝湖东路支行转入张凤梅账户（账号×××）。该笔业务交易单的客户（代理人）签名为”石东梅”。2014年6月10日，李甘露依据郭永萍的要求，向上述账户存入5万元，2014年6月12日该5万元经由中行高尔夫支行转入马福林账户（账号×××）。2014年6月24日、25日，李甘露依据郭永萍的要求，分别向上述账户存入39万元、148万元。2014年6月26日李甘露账户中的50万元、80万元经由中行高尔夫支行分别转入马福林账户（账号×××）、李娜账户（账号×××，宁夏银行宝湖支行）。该两笔业务交易单的客户（代理人）签名均为”石东梅”。2014年7月23日，李甘露依据郭永萍的要求，向上述账户存入18万元。2014年7月24日，李甘露上述账户中的25万元、11万元经由中行高尔夫支行分别转入马福林账户（账号×××）、洪运福账户（账号×××，工商银行新城支行）。其中，25万元的转款业务交易单的客户（代理人）签字处签有”李甘露””马福林”，11万元的转款业务代理人姓名为”石东梅”。2014年10月29日，郭永萍从李甘露上述银行账户中转出4万元。综上，李甘露共计向其上述银行卡账户存入322万元（15万元+11万元+40万元+7万元+3万元+5万元+39万元+148万元+18万元+25万元+11万元），该银行卡账户转出及取现的金额共计2509980元（15万元+5万元+2万元+39980元+50万元+5万元+50万元+80万元+25万元+11万元+4万元）。2014年8月13日、9月23日、12月1日、12月2日、2015年1月5日、2月9日、2月10日经马福林名下×××的账户向李甘露上述银行卡账户分别转入41600元、3万元、83200元、13040元、43200元、10万元、4万元；2015年1月7日、2月10日经马福林名下×××的账户转入50万元、5万元，2015年2月2日经张凤梅名下×××的账户转入50万元。以上转入李甘露上述银行卡账户的金额共计924040元。李甘露上述银行账户的金额发生变动时，中国银行均向李甘露发送了手机短信。中行宝湖东路支行在2014年6月9日从李甘露银行账户转出50万元时、中行高尔夫支行在2014年6月26日从李甘露账户转出50万元、80万元时，对李甘露及石东梅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联网核查，核查结果为”一致有照片”。2015年8月4日，中行西城支行作出宁西中银发（2015）57号《关于对郭永萍严重违规行为的处理决定》，载明”我行在对员工进行异常行为排查过程中发现：郭永萍在担任原隶属于我行的湖滨支行行长及西城支行公司业务部主任期间，采取隐瞒手段，参与民间借贷和社会融资，严重违反了我行规章制度及其他规范要求，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按照《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年版）之规定，经支行支部会议研究，决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给予郭永萍开除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后郭永萍因涉嫌诈骗，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时称，在担任中行湖滨支行行长期间，李甘露打电话咨询收益好的项目，郭永萍告诉李甘露说有朋友需要用钱，收益比银行高（月息3%），随后李甘露开设了涉案银行卡账户，并存入15万元，将账户存折交予郭永萍，在郭永萍转款时李甘露告诉了密码；每次从李甘露账户转款之前，郭永萍给李甘露打电话，李甘露同意借钱后，将银行卡及密码告诉郭永萍；郭永萍现尚欠李甘露156万元借款本金未归还。马福林名下×××、×××的银行账户系郭永萍用马福林身份证办理并由郭永萍使用。2014年6月26日从李甘露上述账户转入李娜上述银行账户中的80万元，是郭永萍用于归还张孟宁（即李娜的姐夫）的80万元借款。2014年7月24日收到从李甘露账户转入洪运福上述银行账户于的11万元，是郭永萍用于归还洪运福的借款。李甘露提出的诉讼请求：1.中行湖滨支行赔偿李甘露存款损失156万元、利息124603元（其中116万元、36万元、40000元的利息按年利率5.56%分别自2014年6月26日、7月24日、10月29日计算至2015年11月23日），并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赔款之日；2.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行高尔夫支行、中行西城支行对中行湖滨支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行湖滨支行、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行高尔夫支行、中行西城支行承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甘露及中行湖滨支行、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行高尔夫支行、中行西城支行均认可李甘露与银行并未另行签订理财协议。李甘露称郭永萍需要李甘露银行卡、身份证和密码时，李甘露出于对郭永萍系中行湖滨支行行长身份的信任，将银行卡、身份证和密码交予郭永萍。
原审法院认为，李甘露在中行湖滨支行签署《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后，中行湖滨支行即向李甘露办理了标有”中银理财”字样的银行卡，李甘露与中行湖滨支行之间合同关系成立。中行湖滨支行给李甘露办理”中银理财”银行卡的过程中并未明确向李甘露解释购买理财产品时需另行签订协议，李甘露并非专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故不能苛求李甘露应当通晓银行内部业务的操作规程。李甘露在收到标有”中银理财”的银行卡并存入资金后，就有理由相信自己与中行湖滨支行之间建立了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李甘露是经郭永萍联系涉案银行业务的，郭永萍作为中行湖滨支行的行长向李甘露索要银行卡及密码，李甘露有理由相信郭永萍对每笔款项的操作就是代表中行湖滨支行为其购买理财产品，且每次存款的变动均由中国银行向李甘露发送了短信告知，李甘露确信郭永萍是代表中行湖滨支行操作理财。李甘露基于对郭永萍系银行行长身份的信任，按照郭永萍的要求将322万元存入其”中银理财”银行卡账户，并将银行卡及密码提供给郭永萍，最终导致李甘露存入资金中的2509980元被转出后，仅转回了924040元，剩余1585940元未能收回，对此中行湖滨支行应对郭永萍在职期间的行为承担责任。现李甘露主张156万元损失，未超出上述1585940元损失，予以支持。中行湖滨支行还应当自李甘露上述银行账户中资金被转出之日起向李甘露赔偿利息损失。李甘露上述账户中的回款924040元应当按照顺序先冲抵其损失的本金，冲抵后，中行湖滨支行应当就2014年6月26日转出180万元下剩的1185960元、2014年7月24日转出的36万元、2014年10月29日转出的10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分别自2014年6月26日、7月24日、10月29日向李甘露赔偿截止2015年11月23日的利息损失共计54512.96元，并按上述利率标准赔偿156万元自2015年11月2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利息。因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李甘露与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行高尔夫支行、中行西城支行及郭永萍之间并未形成合同关系，且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行高尔夫支行、中行西城支行在上述款项的转出业务中尽到了大额转账的审查及核实义务，故对李甘露要求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行高尔夫支行、中行西城支行对中行湖滨支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湖滨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甘露存款本金损失156万元、利息损失54512.96元（截止2015年11月23日），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赔偿156万元自2015年11月24日至判决确定的赔付款之日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李甘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23元，由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湖滨支行负担。
宣判后，被告中行湖滨支行不服，上诉请求：1.撤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7）宁0104民初996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甘露对湖滨支行的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甘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李甘露身份情况作出错误认定，并遗漏案件重要事实，从而作出错误判决。原审判决将李甘露的个人身份错误的认定为”个体经营者”，借以为李甘露并非专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故不能苛求其应当通晓银行内部业务操作规程。在李甘露收到标有中银理财的银行卡并存入资金后，就有理由相信自己与中行湖滨支行之间建立了金融委托理财做出铺垫，并最终得出郭永萍构成表见代理的错误结论。李甘露曾向公安机关以郭永萍、石东梅涉嫌诈骗报案，并陈述由于二人的诈骗行为造成其86万元损失，而非156万元。涉案转账除2013年9月22日发生的一笔15万元外，其他转账全部是2014年发生，是在郭永萍被解聘湖滨支行后发生，这些转账与郭永萍的湖滨支行行长没有任何关系。二、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裁判结论存在明显的冲突。李甘露与湖滨支行签订的《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下方注明签约理财账户产品需另签订相关协议，李甘露在湖滨支行办理了一张名为”中银理财贵宾卡”的银行卡。李甘露对于办理理财业务需要另行签订协议是明知的，而且未另行签订理财协议也予以认可。李甘露办理银行卡时，明确约定钱款支取凭密码，原审查明资金被转走是因为李甘露将卡、身份证、密码全部交给郭永萍，郭永萍通过他人将资金转出。李甘露银行卡中的资金，每笔转出、转进，银行均履行了短信通知的义务，对此李甘露是完全知悉的。对于其他非李甘露本人操作的转出业务，银行也按照规定履行了自己的核查义务。原审查明事实可以证实，李甘露与湖滨支行之间成立的是借记卡的合同关系，而非理财产品的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以李甘露办理的银行卡名称为”中银理财贵宾卡”，认定李甘露与湖滨支行之间成立理财关系，明显错误。三、郭永萍的行为既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审法院以表见代理为依据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郭永萍以个人名义所进行的借贷放贷行为没有湖滨支行或相关部门的授权，也不是其作为行长的职责。因此，郭永萍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执行职务行为。李甘露系宁夏科技资源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经理，能够分辨民间借贷与委托理财，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的区别，包括湖滨支行在内的银行，从未有高达2%或3%的月息，李甘露对此也是明知的，但其为了获取高额收益，仍然将银行卡及密码、身份证交于郭永萍进行借贷。因此，本案中李甘露不符合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郭永萍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另外，在原一审时，李甘露对资金表述是先后存入卡内资金231万元，资金被转出回款75万元，并以156万元为本金主张的权利。现一审判决认定的是卡内存入资金322万元，转回924040元，差额1585940元。法院在没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推翻原告的自认，另行确定双方往来资金的数额，请二审法院审查。
被上诉人李甘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中行宝湖东路支行、中行高尔夫支行、中行西城支行辩称,同意上诉人的诉请及事实理由，请维持对原审被告不承担责任的判决。
在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郭永萍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两份，证明：郭永萍通过张凤梅、洪运福等人向李甘露名下的三张银行卡转账共计2229486元的事实，还有一张李甘露名下的建行卡每月还4000余元，一直还到2014年。证据二、ATM机转款凭证27张，证明：郭永萍从2014-2015年间，向李甘露名下三张银行卡转账支付572420元的事实。证据三、（2015）金民初字第2979号判决书一份打印件，证明：洪运福作为原告起诉郭永萍的案子，洪运福与郭永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了250万元，郭永萍从洪运福借的现金还至李甘露名下，该判决生效，洪运福2015年2月10日向李甘露名下的中国银行转账。被上诉人质证，对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无法证实是郭永萍书写的，郭永萍作为证人应出庭，该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对证据二中2015年2月9日马福林支付给李甘露的10万元认可，一审已核减，其余无法显示李甘露的卡号，且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质证，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李甘露在宁夏银行、建设银行情况说明2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信息1份，证明：李甘露在该三家银行内没有购买过任何理财产品，工商银行只有信用卡没有其他卡的事实。上诉人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反映之前的理财情况。原审被告质证，同意上诉人的质证意见。
经审查，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涉案银行卡每次用的时候，郭永萍通知李甘露拿过去，银行卡由李甘露保管。李甘露曾向公安机关以郭永萍、石东梅涉嫌诈骗报案，并陈述由于二人的诈骗行为造成其损失86万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上诉人中行湖滨支行的原行长郭永萍联系，被上诉人李甘露申请，上诉人为李甘露办理了银行卡，故上诉人与李甘露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上诉人作为储蓄机构，有义务保障储户存入该卡资金的安全。因该银行卡标有”中银理财”字样，为了理财方便，李甘露应郭永萍的要求，将银行卡交付，并告知密码并由其操作，陆续从该账户将资金转出。因郭永萍系上诉人的行长，李甘露确信郭永萍是代表上诉人进行操作理财，后导致其款项未能全部收回。上诉人称在银行卡申请表中已明确，购买理财产品需另行签订协议。该申请表是银行出具的格式合同，银行作为缔约一方，拥有比储户优越的地位，该约定是否履行由上诉人银行决定，李甘露作为一般存款客户，即使懂得理财业务，也只能选择接受，不可能要求上诉人签订协议。本案所有款项均系郭永萍通过该卡转出，上诉人疏于对其工作人员的管理，导致该卡内资金损失，上诉人应承担主要责任。李甘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银行卡密码的重要性，却过于相信郭永萍并告知，由其多次转出卡内资金，且在收到银行发送的短信提醒后，未及时进行账目核对，导致卡内资金损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关于该银行卡内存入的款项，无论被上诉人报案时陈述的损失是86万元，还是起诉时陈述存入231万元，但均系当事人陈述，与书证不一致时，应采信书证。原审判决结合存款明细，认定存入322万元，差额1585940元，应予采信。李甘露以损失金额156万元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1248000元。关于李甘露主张的利息，原审判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因该账户转出转入资金数额不相对应，最后一笔于2015年2月10日转入，之后再无进账，自此日才能确定账户资金的损失，故利息应从2015年2月11日起算，以本金1248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7）宁0104民初996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湖滨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甘露存款本金损失1248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2月1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被上诉人李甘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323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湖滨支行负担15121元，被上诉人李甘露负担5202元；二审案件诉讼费20323元，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湖滨支行负担15121元，被上诉人李甘露负担52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牛有成
审判员 倪新秀
审判员 王 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吴恩玲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