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临行终字第8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郯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郯城县人民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连栋，郯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庆龙，男，1987年4月22日生，汉族。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蔺运彬，郯城县红花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孙仅结，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德龙，居民。
委托代理人丁凤飞，山东鹏举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德龙诉郯城县人民政府、蔺运彬林权行政登记一案，一审被告郯城县人民政府及一审第三人蔺运彬不服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2014）沭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1998年4月1日蔺运彬与郯城县红花镇（原红花乡）杨庄村委签订栽植树木合同书，合同约定由蔺运彬承包杨庄村委大闸后大房沟东堰、红兴路及东西生产路两条，用于栽植杨树，承包期限为十年，杨树成材后，蔺运彬得90%，杨庄村委得10%。合同到期后，蔺运彬与原红花乡杨庄村委2009年12月20日又签订续包合同，续包合同基本与前合同内容相同。2001年4月1日，刘德龙与红花乡杨庄村委也签订承包合同，将本村红兴路两侧563棵杨树作价1万元卖与刘德龙，该地段承包使用期20年，自2001年3月20日起至2021年3月20日止，承包费包含在树木价款中，2001年4月10日刘德龙一次性交清了树木价款。同年4月11日经郯城县公证处公证，郯城县公证处作出（2001）郯证字第779号公证书。蔺运彬于2010年10月25日向郯城县林业局申请颁发林权证，同年12月14日郯城县林业局对蔺运彬申请的林地进行现场勘察并制作林权勘察外业调查表。2011年3月15日郯城县林业局对蔺运彬林权登记进行公示，同年5月3日办理林权证，5月10日颁发林权证。2013年2月初，因蔺运彬砍伐杨树约30棵后，刘德龙诉至郯城县人民法院，要求蔺运彬停止侵权。在民事诉讼中庭前证据交换时，刘德龙知道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颁发了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刘德龙曾于2013年3月21日向郯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颁发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期间，郯城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4月2日注销了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2013年6月29日又出具《关于恢复红花镇人民政府职工蔺运彬林权证的证明》，恢复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刘德龙以郯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恢复的林权证所依据的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法院撤销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郯城县人民政府主张刘德龙不具备原告资格，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2013年2月，刘德龙与蔺运彬因杨树的所有权发生民事争议后，刘德龙诉至法院，因有郯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刘德龙于2013年3月21日提起行政诉讼，诉讼期间郯城县人民政府于同年4月2日注销了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2013年6月29日又出具《关于恢复红花镇人民政府职工蔺运彬林权证的证明》，恢复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而刘德龙作为争讼杨树的权利人，在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作出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后，该具体行政行为必然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刘德龙对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此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至于庭审过程中刘德龙主张其合同系经公证处公证，因而效力高，而蔺运彬则主张其合同在先，因此刘德龙的合同不能成立，就刘德龙与蔺运彬所主张的合同效力高低及是否成立或有效与否，系他们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和内容，本院不予审查。郯城县人民政府以“蔺运彬提供了新的真实证明材料”证明其承包期自1998年4月1日至2008年4月1日为由，恢复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从其答辩和证据来看，其答辩和证据是为第三人所颁发林权证的事实依据，而非恢复林权证之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庭审过程中郯城县人民政府所主张的为蔺运彬恢复林权证的主要依据是蔺运彬的合同在先，若刘德龙与蔺运彬无争议，亦无不当。但在其撤销林权证后，即已明显知道刘德龙和蔺运彬之间有民事争议的存在，此时郯城县人民政府作出恢复蔺运彬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更需要有新的、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其作出恢复林权证的行为从其答辩及提供的证据而言，不是恢复林权证的依据，故刘德龙主张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判决：撤销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恢复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费50元，由郯城县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郯城县人民政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定于2014年2月13日9时00分在临沭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进行证据交换，上诉人按照一审法院的规定提交了相关证据，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到庭参加证据交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根据该条规定，被上诉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也就视为没有证据提供。一审法院并未按照该规定进行裁决，显然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曾在另案中提供证据，遂上诉人将为第三人颁发的林权证注销，此后，第三人提供了原承包合同，上诉人又出具恢复该林权证证明。上诉人恢复林权证的行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作出的，并不需要提供相关证据和事实法律依据，仅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进行纠错行为，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为第三人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缺少证据为由予以撤销，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为第三人恢复林权证的行为，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一审予以撤销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4）沭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蔺运彬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上诉人与杨庄村委签订的合同是1998年4月1日，之后于2009年12月20日又签订续包合同，合同期限自2008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并于2011年5月3日办理了林权证，而被上诉人与杨庄村委签订的合同是2001年4月1日，明显晚于上诉人与杨庄村委签订的合同；树木也是上诉人所栽，郯城县人民政府为上诉人恢复林权证的行为对被上诉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影响，两者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郯城县人民政府以被上诉人与杨庄村委签订合同在先为由，注销了（2001）第1333号林权证，后及时发现上诉人蔺运彬所签合同早于被上诉人的合同，所以郯城县人民政府勇于改正错误，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按程序恢复了上诉人蔺运彬的林权证，该恢复行为既有事实也有法律依据，而一审判决无视上述事实，判决撤销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颁发的林权证是错误的，该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于2014年2月13日9时00分组织我们三方在其第九审判庭进行证据交换，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按照到庭参加证据交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而一审判决未按照该规定进行裁决，显然程序违法。综上，郯城县人民政府恢复上诉人林权证的行为，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一审予以撤销的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刘德龙辩称：一、被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杨庄村委于2001年4月1日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将红兴路563棵杨树作价1万元卖给我，并约定该路段承包使用期20年，合同签订后我于4月10日一次性交清了树木价款，并投入了人力和地力，而上诉人是外村人，系原红花乡林业站站长，其提交的承包合同书是利用职务便利签订的，其连承包费也没有交纳，更谈不上该承包合同的真实性。郯城县人民政府恢复其林权行的行为直接影响涉案杨树树款的归属，对我的权益产生了巨大影响；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郯城县人民政府在注销上诉人蔺运彬的（2011）第1333号林权证时，已经知道涉案杨树存在权属争议，故其在作出恢复林权证行为时，更要依法、依规、按据、按程序审慎进行，然而，郯城县人民政府却作出了与法相悖的恢复行为，致使我提起的民事诉讼被中止审理，因郯城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作出恢复林权证行为的证据和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郯城县人民政府的恢复行为无证据和依据是正确的；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一审法院通知证据交换的时间是2014年2月13日9时，因对路途不熟等原因，我赶到一审法院时已近9时，在赶到第九审判庭时已近9时10分，两上诉人已走了，我向主审法官说迟到的原因，并把相关证据提交给了一审法院，在庭审时两被上诉人也收到了我提供的证据材料，并进行了质证，故上诉人主张我没有到庭参加证据交换与事实不符。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关于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效力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在一审法院规定的时间到庭进行证据交换，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一审法院对其提供的证据不能采用。但从本案情况看，被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就提交了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材料，其虽未按规定的时间到庭进行证据交换，但一审法院当日已把各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转交给了对方，在庭审时也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质证，因此，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采用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二、关于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刘德龙与蔺运彬因杨树的所有权发生民事争议，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作出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必然会对双方民事权利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刘德龙对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应为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三、关于郯城县人民政府恢复蔺运彬林权证行为的合法性问题。2013年2月，刘德龙与蔺运彬因杨树的所有权发生民事争议后，刘德龙诉至法院，因有郯城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刘德龙于2013年3月21日提起行政诉讼，诉讼期间郯城县人民政府于同年4月2日注销了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2013年6月29日又出具《关于恢复红花镇人民政府职工蔺运彬林权证的证明》，恢复郯林证字（2001）第1333号林权证。上诉人认为，其恢复林权证的行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作出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颁发林权证的机关是郯城县人民政府，而恢复林权证的机关也是郯城县人民政府，因此，该行为不符合行政复议的要件，应属于重新颁证的行为。国家林业局关于《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对有权属争议的不予登记。《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第1目规定，对未确定使用权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登记造册，不发放林权证。郯城县人民政府在撤销蔺运彬林权证后，即已明知刘德龙和蔺运彬之间有民事争议的存在，此时郯城县人民政府作出恢复蔺运彬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以上规章的规定，故对刘德龙主张郯城县人民政府为蔺运彬恢复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郯城县人民政府、蔺运彬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岩梅
审判员 王希锐
审判员 杨建义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吴召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