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延中民二终字第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吉市公园街延西运管所院内。
法定代表人：庞晓艳，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梅，女，1963年8月27日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延吉市。
上诉人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梅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延吉市人民法院（2014）延民初字第4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诉称：2011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约定原告将自己所有的第1167号出租车经营权承包给被告使用，承包期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承包金为每年3万元，如不按期支付违约金，合同自动作废，同时原告有权收回经营权，并由被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今年，原告未按约定期限交付承包金，违反合同约定，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1.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2.被告立即返还经营权；3.被告支付承包金（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返还经营权之日，按每月2500元计算）；4.被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辩称：不同意解除合同。被告不存在违约的故意及事实，在承包期前三年，原告都是在10月1日之前自行到被告处领取承包金，而今年原告没有来被告处领取，且10月1日处于十一长假期间，被告公司休息。10月9日，原告与被告取得联系，被告曾要求原告来取承包金，但原告一直不来领取。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原告以邮寄的方式送达被告，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收的，原告单方解除合同违反了诚信原则。对于原告要求给付2014年承包金诉讼请求，被告是一直同意给付。对于违约金，被告没有违约事实，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且违约金约定过高，根据法律规定，违约金不应超过实际损失的30%。
原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1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约定原告将自己所有的延字第1167号出租车经营权承包给被告使用，承包期限为8年（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承包金为每年3万元，被告应于每年的10月1日之前一次性付清下一年承包金，如未按期交付，则合同自动作废，并由被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3年的承包金9万元，但2014年11月1日起的承包金，被告至今未予给付。2014年10月16日，原告以邮寄的方式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
原审判决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将自己名下的经营权承包给被告使用，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承包金。双方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被告应于每年的10月1日之前一次性向原告交付下一年的承包金，如不按期交付，合同自动解除，原告有权收回经营权，同时由被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已对解除合同的条件进行约定，且解除合同的条件现已成就，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对于被告提出的曾于2014年10月9日要求原告领取承包金，本院认为，10月9日已超过双方合同约定期限，对被告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提出的每年的承包金均系由原告于10月1日前到被告处自行领取的抗辩主张，因原告予以否认，且被告亦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原告已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且被告对此予以认可，而被告在收到通知书后，既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未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故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已解除，被告应向原告返还经营权。故对原告提出的解除与被告之间签订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返还经营权的诉讼请求，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按约定向原告支付2014年11月1日起至今的承包金，因原、被告约定每年的承包金为3万，每月承包金应为2500元（3万元÷12个月），故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给付承包金（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经营权之日，按照每月2500元计算）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原、被告之间约定的违约金10万元过高，原告的实际损失应为2014年被告未交付的承包金3万元，故违约金应为9000元（3万×30%）。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李梅与被告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二、被告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立即将延字第1167号出租车经营权返还给原告李梅。三、被告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返还上述经营权之日向原告李梅支付承包金（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按每月2500元计算）。四、被告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李梅支付违约金90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其他费用80元，（原告已预交2380元），共计1230元，由被告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55元，由原告李梅负担575元。
上诉人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有误。1、李梅与王某某存在事实租赁合同关系，与上诉人无实际关系。李梅与王某某自2009年9月22日、2009年11月29日分别签订关于该涉案车辆的出租汽车经营权租赁合同、协议书，约定了具体权利义务，租赁期为2009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止，因政府延长三年经营权期限，李梅免除王某某45000元的费用，并约定重新签订八年合同，即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也就是李梅、王某某同一天分别与上诉人签订了内容一致的合同挂靠在东山公司名下。2、李梅与王某某签订合同时该出租车经营权已经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是按照延吉市政府关于出租车“三证合一”的要求和“对一个持有两个以上经营权的，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在发放经营许可时只针对公司，而不针对个人”的规定，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出租车经营合同》，是落实政府规定的程序，不是经营权证的实际使用人。租金是来五去五，一分钱不占，起到监督的作用。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表明先行垫付租金3万元，庭审中也如此表明，不同意解除合同，均被拒绝。二、一审遗漏了诉讼当事人即与李梅具有事实租赁合同关系的系列承租人。1、按照出租车行业管理规定，李梅自身无法办理相关手续，只能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与李梅无实际租赁关系。2、2012年11月14日王英伟与王鹏达成协议，将车转让给王鹏。本案经营权证的实际租赁人是王鹏，由于王鹏没有按约定交纳3万元租金，致使被上诉人晚收租金，王鹏没参加诉讼，导致事实不清。三、该案复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遗漏了具有事实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李梅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1、被上诉人是2009年与王某某签订的合同，但延吉市政府延长经营权期限后，2011年被上诉人及王某某分别与上诉人签订了新合同，也就是新合同签订之日起，2009年被上诉人与王某某所签订的合同就已自动作废。2、2011年1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同日，王某某也与上诉人签订了合同，各方形成了新的合同，新的法律关系，适用了新的合同违约条款。对此，王某某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租赁合同关系。3、2011年1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出租汽车经营权合同》，双方是经营权租赁关系，不是靠挂关系。4、在新合同签订后，2012年、2013年的承包金都是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电话后，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领取，这二年的承包金都是由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二、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合法有效，案外人不是本案必要的诉讼参加人，一审没有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1、王某某与王英伟签订了出租车转让合同，双方已经交付车辆，合同履行完毕，与本案无关。2、车辆转让与被上诉人没发生任何关系，未通知过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根本不知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只存在经营权租赁关系。案外人王鹏不是本案必要的诉讼参加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承担。
二审听证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证人王某某证实：其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至2011年签订过出租车经营权租赁合同，2011年政府要求更换新车，又跟上诉人签订8年的出租车经营权租赁合同，经营权是被上诉人的，是被上诉人将出租车经营权靠挂在上诉人名下，租赁费是3万元，每月向上诉人交纳服务费100元，2011年通过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纳租赁费12500元，2012年将车转让给了王英伟。2009年经原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过55000元坑费（保证金）。
上诉人对证人王某某证言无异议。
被上诉人对证人王某某证言无异议。
上诉人向本院提供证据1：2015年1月26日，王鹏与庞晓艳的电话录音视听资料。证明2015年1月4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后，2015年1月24日王鹏、被上诉人李梅、上诉人三方协商时，王鹏就将出租车卖给了李梅（包括经营权），也就说李梅收回了出租车。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和证明目的都有异议，王鹏与我是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
证据2：2015年1月2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视听资料。证明被上诉人与王鹏之间出租车交易已经完成。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2015年1月15日我与王鹏出租车交易已经完成，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证据3：2009年11月29日，李梅与王某某签订出租车经营权租赁合同，证明我方和被上诉人签订出租车经营权租赁合同是以该合同为基础的。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因为2011年政府有政策，优惠政策给了出租车司机，又与上诉人重新签订了合同，2009年我是直接与王某某签订的合同，但2011年我与王某某各自与上诉人签订了合同。
证据3：2011年9月22日，李梅（上诉人爱人祝丛华代签）与王某某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政府优惠3年，合同中约定，保证王某某使用8年的出租车经营权。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证据4：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释义第4章第34条。证明因该释义被上诉人才挂靠上诉人处。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证人王某某证实被上诉人于2009年、2011年曾与其签订过出租车经营权租赁合同，后又与上诉人于2011年签订了8年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本院认为，虽王某某于2009年、2011年曾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出租车经营权租赁合同，但已被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被上诉人将其出租车经营权租赁给上诉人）和上诉人与王某某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上诉人将租赁的出租车经营权出租给王某某）所取代，且自2011年11月1日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上诉人与王某某均按合同中的约定履行了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证人证言与被上诉人向原审提供的证据并不相互矛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与本案案件有关联能够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故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对上诉人向本院递交的证据1、2、3，因本案被上诉人的主张是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出租车的转让与本案无关联，故对上诉人递交的三份证据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1年1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将其所有的延字第1167号出租车经营权承包给上诉人使用，承包期限为8年（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承包金为每年3万元，上诉人应于每年的10月1日之前一次性付清下一年承包金，如未按期交付，则合同自动作废，并由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0万元。合同签订后，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但2014年11月1日起的承包金，上诉人至今未予给付。2014年10月16日，被上诉人以邮寄的方式向上诉人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
2011年11月1日，案外人王某某与上诉人签订了一份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将其承包的被上诉人所有的“经营证延字第1167号”经营权发包给案外人王某某，承包期间承包金每年3万元，承包期限为8年（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王某某每月向上诉人交纳服务费100元。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承包费已交清。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李梅与王某某、王鹏存在事实租赁合同关系，是经营权证的实际使用人，与上诉人无实际关系，租金是来五去五，一分钱不占，只起到监督的作用的主张，因被上诉人将其所有的“经营证延字第1167号”经营权承包给上诉人使用，双方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了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且已实际履行3年，该合同已取代了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王某某之间签订的出租车经营权租赁合同。上诉人将其承包的“经营证延字第1167号”经营权发包给案外人王某某，王某某承包后每月向上诉人交纳100元服务费，上诉人依该经营权已获利，不只是起到监督的作用，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遗漏了诉讼当事人即与李梅具有事实租赁合同关系的系列承租人的主张，因上诉人与其提出的系列承租人之间存在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向原审诉讼请求是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追加其提出的系列承租人为诉讼当事人无合同依据。原审未遗漏诉讼当事人，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的主张，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中约定，上诉人应于每年的10月1日前支付给被上诉人下一年的承包金，如不按期交付承包金，合同自动作废，并承担违约责任等，该约定中“合同自动作废”，可理解为“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诉人未按约定的期限支付给被上诉人承包金，根据双方的约定，上诉人已构成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6日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对解除合同有异议，根据上述规定，应在三个月内向法院提出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而上诉人未根据上述规定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应视为上诉人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被上诉人要求解除与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经营权合同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主张，因上诉人在原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延吉市东山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志忠
审判员 沙 卓
审判员 崔 玉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朴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