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攀民终字第8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深圳市。
法人代表欧志惠，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玉伯，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跃，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沟居民小组（原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下沙沟农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加明，该居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志芳，男，1952年3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委托代理人李映江，四川东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维强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居民小组（以下简称下沙沟居民小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2015）仁和民初字第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维强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杨玉伯、王跃，被上诉人下沙沟居民小组负责人张加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志芳、李映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为实施攀枝花市城市规划建设，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向四川省人民政府请示，将仁和区仁和镇沙沟村下沙沟社土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3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2004）25号文件批准《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同意将下沙沟农业合作社23.4227公顷土地作为攀枝花市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2004年4月22日，攀枝花市政府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土地被征用的居民认为征用的土地补偿标准过低，于是聘请律师为其争取合法权益。后经人介绍，下沙沟小组居民找到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玉伯，希望帮助维权。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于2009年10月20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四、代理的完成方式，以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为宜。五、维强律师事务所同意采取风险代理收费的方式进行服务，代理约定为，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在肆万元以上按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维强律师事务所应为下沙沟居民小组争取多占的69亩土地的赔偿。其所得的赔偿按8%收取代理费。如两项都不成功，则维强律师事务所不收取代理费，如成功一项则收取一项的代理费。六、费用支付方式为下沙沟居民小组获得赔偿时，由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双方委托赔偿付款单位将代理费划付到维强律师事务所账户。七、维强律师事务所系风险代理，非经协商一致，下沙沟居民小组不得另行委托他方代理；如下沙沟居民小组单独与相对人和解，无论维强律师事务所是否参与谈判，视为维强律师事务所完成代理，向维强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双方在代理合同书上盖章。双方签订合同后，维强律师事务所指派杨玉伯律师为下沙沟居民小组居民进行维权。其间，下沙沟居民小组支付了杨玉伯律师到北京的差旅费3.5万元，2013年底，杨玉伯律师回家，下沙沟居民小组向其支付了3万元。2013年4月18日，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对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遗留问题答复意见》，内容为：“…1、协调小组同意以8249655元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2、此笔款只能用于下�沟居民小组修建生活安置房，同时由仁和镇政府监督使用，此款按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下沙沟居民小组，支付方式为（1）下沙沟居民小组启动生活安置房建设时先支付50%；（2）生活安置房基础完工后支付30%；（3）生活安置房竣工验收后支付20%”。下沙沟居民小组共有住户260多户，居民751人。
另，2011年，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因下沙沟居民小组诉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附带行政赔偿一案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下沙沟村民小组于2006年10月19日撤销村民小组建制，纳入居民管理，并更名为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沟居民小组。
上述事实，一审法院采信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的当庭陈述、《委托代理合同》、《下沙沟社村民�愿书》（复印件）、律师意见书、仁和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对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遗留问题答复意见（复印件）、名单（复印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川行终字第112号行政裁定书1份、（2012）行监字第6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攀枝花市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攀枝花市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攀枝花市国土局攀国土发（2004）36号文件、证人证言等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下沙沟居民小组具备了诉讼主体需要满足的条件，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主体第三类当事人，即其他组织，下沙沟居民小组认为其作为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下沙沟居民小组委托维强律师事务所作为代理人，为其代理协调处理下沙沟征地补偿事�，双方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户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组选举的代表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第十条：“居民委员会办理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以上规定主要是对居民小组的内部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居民小组与他人签订法律服务合同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因此，下沙沟居民小组认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未经居民会议讨论通过，违反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委托代理合同应视为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维强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下沙沟居民征地补偿仅处于与政府协商处理阶段，并非诉讼案件的代理阶段，不属于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被告风险代理收费的范围，下沙沟居民小组认为维强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合同违返了上述规定，应视为无效的反驳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下沙沟居民小组对杨玉伯律师是否受维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履行代理职责，以及对维强律师事务所在相关文书上加盖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予以证明，该反驳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虽然庭审中维强律师事务所出示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复印件，但从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的陈述、答辩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之间确实达成过委托代理协议，维强律师事务所也参与了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补偿协调，且庭审结束后，维强律师事务所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原件，从而更加证实了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之间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事实存在。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真实有效，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维强律师事务所接受下沙沟居民小组委托后，指派其工作人员参与征地补偿协调，最终，政府同意以8249655元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虽然维强律师事务所依照代理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但维强律师事务所及其证人，以及下沙沟居民均证实，下沙沟居民征地补偿事宜政府最终以8249655元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在肆万元以上按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维强律师事务所应为下沙沟居民小组争取多占的69亩土地的赔偿。其所得�赔偿按8%收取代理费。如两项都不成功，则维强律师事务所不收取代理费，如成功一项则收取一项的代理费”。维强律师事务所既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下沙沟居民小组居民每人所得补偿在肆万元以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维强律师事务所为下沙沟居民小组争取到了多占的69亩土地的赔偿。维强律师事务所、下沙沟居民小组双方也未就下沙沟征地补偿打包解决后代理费的收取签订补充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维强律师事务所要求按总补偿款金额的15%提取代理费91万元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维强律师事务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主要理由为：下沙沟居民小组拆迁村民认为政府征地行为违法，政府部门作出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提高拆迁村民征地补偿费标准还有很大空间的情况下，与维强律师事务所进行协商，由维强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基于合同签订前已经确认拆迁村民的补偿费标准为人均4万元的事实，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从政府部门新争取的补偿费按照15%支付代理费，因此，合同中就作出了“五、……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费在肆万元以上，按照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的约定。合同签订后，维强律师事务所杨玉伯律师专职为下沙沟居民小组提供法律服务，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法律文书，并运用专业智慧代表拆迁村民与相关部门斡旋协商，最终政府部门作出了“以8249655元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遗留问题”这一决定。一审庭审中下沙沟居民小组认可该款已经分配给拆迁居民。
维强律师事务所认为，补偿费8249655元是打捆解决征地以来遗留问题的费用，并不是移民安置房修建专款，这笔费用是维强律师事务所履行合同义务所得，至于补偿费怎么用、用于什么项目，均与维强律师事务所无关，下沙沟居民小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代理费。出于对居民利益的考虑，维强律师事务所只要求支付代理费91万元。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维强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下沙沟居民小组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下沙�居民小组二审答辩称：一、《委托代理合同》违反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十、十一条，以及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属于无效合同。二、《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政府相关部门作出拆迁村民人均不低于4万元补偿费这一标准是按照被征用土地年产值3千余元／亩计算确定，由于拆迁村民认为征地违法可以获得政府部门赔偿，并且拆迁前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已经证实被征用土地年产值为8千余元／亩，拆迁村民补偿费应为人均10万元以上，政府部门作出的征地补偿标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因此，下沙沟居民小组与维强律师事务所协商一致，维强律师事务所对新争取补偿费超过4万元部分按照15%收取代理费，为此，双方在合同中作出了“五、……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费在肆万元以上，按照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的约定。下沙沟居民小组不认可维强律师事务所的解释，理由如下：因为《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拆迁村民能够得到的补偿费人均就已经超过4万元，如果约定拆迁村民每人所得补偿费4万元以上就要支付代理费，那么村民对于其在《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已经确认能够得到的补偿费还要向维强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这显然不可能，也不符合情理。因此，因下沙沟居民小组拆迁居民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没有另外获得征地补偿费，而且8249655元这笔费用是政府部门拨付的安置房修建专项资金，不属于补偿费。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维强律师事务所举证新证据《关于仁和镇下沙沟组2006-2013年集体资金收入与支出账目调查出来的某些问题的说明》（复印件）、《大河中学扩建征地拆迁补偿通知》、《情况说明》（李平、李本芳、李梦娇�同签名），拟补充证明其主张91万元代理费这一诉讼主张成立。
下沙沟居民小组对新证据的质证意见：1.《关于仁和镇下沙沟组2006-2013年集体资金收入与支出账目调查出来的某些问题的说明》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证据无落款、无日期、无签名、无印章，记载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2.对《大河中学扩建征地拆迁补偿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2006年下沙沟居民小组拆迁村民人均所得补偿费就已经高于4万元，印证了维强律师事务所陈述《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下沙沟居民对其所得补偿费高于4万元部分就要支付代理费，显然不具有合理、合法性。另外，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维强律师事务所的主张；3.《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同时三位签名人与维强律师事务所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情况说明》的�容缺乏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1.《关于仁和镇下沙沟组2006-2013年集体资金收入与支出账目调查出来的某些问题的说明》这一证据系复印件，下沙沟居民小组不予认可，且维强律师事务所对于该证据的来源不能作出明确、合理的解释说明，故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2.《大河中学扩建征地拆迁补偿通知》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予以采信。该证据证明2006年5月25日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通知下沙沟居民小组拆迁村民陆某某领取补偿（助）项目为集体生活补助金额2.6万元、安置补偿金额1.4万元、青苗补偿费金额6060元，以及补偿（助）期限、补偿（助）奖励办法这些事实；3.《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维强律师事务所未依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下沙沟居民小组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法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二审中，维强律师事务所对下沙沟居民小组陈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政府相关部门以被征用土地年产值3千余元／亩这一数据作为征地拆迁补偿费的计算依据，作出拆迁村民人均不低于4万元补偿标准这一征地补偿决定。由于拆迁村民认为征地违法可以获得政府部门赔偿，并且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已经证实被征用土地年产值为8千余元／亩，由此计算拆迁村民补偿费应为10万元以上。下沙沟居民小组与维强律师事务所均认为政府部门制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与实际补偿标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且在合同中作出‘五、……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费在肆万元以上，按照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的约定”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另外，维强律师事务所举证的《大河中学扩�征地拆迁补偿通知》主要载明“对陆某某农户补偿（助）项目：集体生活补助金额2.6万元；青苗补偿金额6060元；安置补偿金额1.4万元。另外还载明了补偿（助）期限、补偿（助）奖励办法这些内容”。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过程以及合同约定内容，均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对下沙沟居民小组认为《委托代理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
《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下沙沟居民小组每人所得补偿费在肆万元以上，按照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该约定中代理费计算基数“4万元”，究竟是以拆迁村民每人所得补偿超过4万元来进行确定，�是以拆迁村民每人新增补偿超过4万元来确定发生争议。为此，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证据依法予以审核认为：1.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其认为政府的征地行为违法拆迁村民可以获得政府部门赔偿，另外因政府部门依据被征用土地年产值3000余元每亩作出拆迁村民人均补偿费4万元这一征地补偿标准，而实际上政府部门的数据表明被征用土地年产值为8000余元每亩，按此计算，拆迁村民应当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为人均10万元以上，拆迁村民应当获得的补偿费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双方当事人为此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此，双方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就是为了实现拆迁村民应当获得人均不低于10万元补偿费用这一目的；2.对于《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4万元”这一代理费计算基数，维强律师事务所作出了“因为当时已经确认拆迁村民人均补偿费为4万元，对于4万元以上才收取代理费，由此做出了该条约定”这一解释。下沙沟居民小组的解释为“虽然当时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做出拆迁村民人均4万余元这一补偿决定，但事实上拆迁居民人均补偿费应在10万元以上，由此约定对于新争取部分补偿费超过4万元计算支付代理费”。同时，下沙沟居民小组以“在拆迁村民实际所得补偿费人均已经超过4万元的情况下，拆迁村民还要为合同签订前获得的超过4万元部分补偿费支付代理费，显然不合情理”来对维强律师事务所的解释予以反驳；3.无论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还是维强律师事务所二审举证证据《大河中学扩建征地拆迁补偿通知》载明内容，证明了在《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前，已经能够确认下沙沟居民小组拆迁村民获得的补偿（助）费高于4万元这一事实成立；4.维强律师事务所作为依法设立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其必然�备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维强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无论是其专业知识，还是其法律职业，维强律师事务所均负有对合同约定条款内容进行认真审核，以避免合同条款约定内容发生争议的这一职业审慎注意义务；5.政府相关部门支付给拆迁村民的征地安置补偿费，是为了保障土地被依法征用后失地村民的基本生活所支付的费用。既然维强律师事务所陈述其提供法律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拆迁村民维权，那么维强律师事务所在与下沙沟居民小组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就应当从法律服务代理行为也应具备社会公益性的角度对代理费用的收取标准作出符合情理的约定。本案中政府部门拨付的费用8429655元是用于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260余户居住户、751位拆迁村民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并且明确答复此费用只能用于下沙沟居民小组修建生活安置房。在此�况下，若维强律师事务所主张的观点成立，下沙沟居民小组就将支付维强律师事务所120余万元的代理费，该费用必然对拆迁村民所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造成实际影响，有违维权法律代理服务行为的公益原则。基于以上的事实、理由，本院对维强律师事务所对本案争议问题的解释意见不予采纳。维强律师事务所举证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金涛
审判员 李 涛
审判员 廖兴品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
书记员 彭 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