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京0117行赔初5号
原告刘京华，女，1958年2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平谷区。
委托代理人杨光，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同乐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刘久兴，镇长。
委托代理人唐志，北京市世方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京华诉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独乐河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7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京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刘久兴、委托代理人唐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京华诉称，李志系被告的工作人员，2016年7月5日，原告去李志所在部门举报村民崔玉芝违法建筑、侵犯原告的财产权一事，李志对原告的举报事项不予解决，还当场将原告打伤。原告受伤后拨打110报警，后去平谷区医院治疗，经诊断，原告的伤情为：左拇指肌腱损伤断裂、头外伤反应、多处软组织损伤等。原告为此住院10天，住院期间由家人护理，出院后遵医嘱休息。原告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原告被李志打伤一事经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南独乐河派出所（以下简称南独乐河派出所）处理，南独乐河派出所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理由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故原告被李志打伤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原告认为，原告与李志之间无私人恩怨，原告找李志举报属于其有权处理的违法建筑事宜，属于其职权范围，其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法将原告打伤，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另，根据国法秘函(2005)256号《对<关于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能否给予治安处罚的请示>的复函》的规定，只有李志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属于执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的情形下，才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才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鉴于此，李志系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致使原告人身伤害，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原告曾因此于2017年4月2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全部的损失，被告却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关于刘京华女士申请行政赔偿的复函》，认为：“当事人李志对事件发生经过与您方陈述不一致，若申请赔偿，请您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原告不予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9486.14元、误工费24472.3元、护理费1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营养费500元、交通费1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以上共计87998.44元。
原告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日提供了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
1.证人周某、曹某出具的证明及到庭证言，证明原告系在找被告的土地科科长李志解决宅基地纠纷时，被李志打伤，被告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原告的人身权，原告有权要求国家赔偿；
2.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公安机关认定原告在被告土地科办公室反映违法建筑事项，与被告工作人员李志发生口角、肢体争执，李志用手将原告左手拇指致伤，原告的身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3.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证明李志行使职权时将原告打伤，公安机关认定李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对原告的报案不予调查处理；
4.原告的病历、出院总结、诊断书、电子病历，证明原告受伤后经医院诊断的伤情、住院期间、遵医嘱休息期间等；
5.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北京市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北京市平谷区医院住院费用清单，证明原告所支出的医疗费数额；
6.李长合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住院期间由家人护理的事实；
7.李××出具的证明及到庭证言，证明原告因就医治疗、进行伤情鉴定、复查所支出的交通费情况。
被告辩称：一、被告对辖区内违法建设具有查处的法定职责，对原告举报的违法建设依法进行了查处，履行了工作职责，原告诉状中所述内容缺乏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对辖区内的违法建设具有查处拆除的法定职责。根据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7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16年3月24日，被告对原告举报的违法建设进行了立案调查，2016年7月4日，被告依法向李长海下发了《限期拆除通知书》。由此可见，就原告举报的违法建设问题，被告已经履行了查处的工作职责。现原告在诉状中称其于2016年7月6日向李志所在部门举报违法建设，李志对其举报事项不予解决，这显然是歪曲事实。原告是2016年7月5日去政府部门，并非原告所称的2016年7月6日，其所谓的举报行为，实质是一种缠访行为。二、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为违法原则，即受害人取得行政赔偿的前提必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该条规定，原告应就自身的人身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本案系原告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因此，原告应按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截止被告收到法院送达的行政起诉状之日，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的工作人员实施了致害行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工作人员的致害行为为执行职务行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的人身受损事实与被告工作人员的致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在本案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原告举报的违法建设事实过程中，严格依法办理，并向原告做了详尽的解答，完成了对违法建设的查处和咨询答复工作，并不存在不作为和其他的违法行为，原告请求行政赔偿不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据被告核实，2016年3月24日，被告接原告举报的李长海违法建设问题后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同日，被告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报送《案件协查通知书》，请求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确认李长海所建房屋是否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6年6月16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回函确认李长海所建房屋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6年7月4日，被告向李长海送达《限期拆除通知书》。由此可见，被告在原告诉状中所称的时间点（2016年7月6日）之前己完成了对其举报事实的处理。另经被告向工作人员李志核实，当日的事实是：2016年7月5日上午，原告来到被告工作人员李志的办公室，称李长海违法建设案的办案程序错误，要求对原告举报的李长海所建建筑立即拆除，李志向原告详细解答了办案程序以及违法建设人李长海在该案中的权利义务，但原告拒不接受该解释，并要求出具由国家机关盖章的法律文件，李志将相关法律文件打印给原告，原告仍拒不理会，反而采取堵门、辱骂的方式继续扰乱国家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李志报警，在等候警察的过程中，原告除对李志个人进行人格侮辱外，还辱骂了李志的母亲，至此，李志与原告发生争吵，原告踢打李志，后被告工作人员于彭涛进入办公室将李志与原告分开，原告仍旧不依不饶，拿起李志的玻璃茶杯砸向李志，整个过程中，李志从未动手殴打原告。警察到来后，原告离开被告办公场所，且当时未向警察言明有任何肢体损伤。另据了解，原告于2016年7月6日才就人身损害报警，该时间距双方争吵的时间相隔一晚。被告认为，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实施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违法执行职务，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举报违法律设，被告对违法建设依法定程序进行了查处和合理解答，且己履行完毕，因此，在这一时间点，被告工作人员李志已经履行完其职务，不存在执行职务的行为。当工作人员李志向原告作出解释后，原告理应离开现场，但原告在此过程中，不听被告工作人员的合理解释，采取堵门的形式继续对被告工作人员进行人格侮辱，继而发生口角。由此可见，工作人员李志与原告间的争执起因的时间点是在李志履行职务行为之后，争执的原因是基于原告对工作人员李志母亲的人格侮辱，这与李志查处违法建设的职务行为没有任何关联。另，原告是时隔一晚以后报警声称其人身受损，这显然也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人身损害是被告工作人员李志造成，更不能证明与李志查处违法建设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从事情的整个过程来看，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李志间发生的争吵行为是在被告工作人员李志已履行完本职工作之后，双方发生的矛盾是基于原告对被告工作人员李志的人格侮辱，与李志查处违法建设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任何因果联系，因此，原告主张的行政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理应予以驳回。四、原告以举报违法建设为由，多次到政府部门上访，在政府工作人员对其举报的违法建设问题进行依法查处后，仍然到政府部门无理取闹，随意辱骂国家工作人员，并以堵门的方式滞留工作人员办公室，客观上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原告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告将依法向公安机关举报。五、关于对原告起诉状中所提出的其他问题的回应：原告诉状称2016年9月21日，南独乐河派出所向原告出具了《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并声称该派出所给出的理由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是原告对该告知书的一种错误解读。《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载明：“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公安机关依法不予调查处理。”由此可见，南独乐河派出所并未对被告工作人员李志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下达书面结论性意见，其次，南独乐河派出所也不具有对李志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的确认资格，现原告直接推定被告工作人员李志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显然逻辑推理错误，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原告所诉事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就其人身受损的事实未履行举证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
1.《限期拆除通知书》；
2.（2017）京0117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
证据1、2证明就原告举报的李长海违法建设问题，被告已经履行查处职责，被告已于2016年7月4日向李长海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原告不应当就违法建设再进行缠访，李长海也履行了相关的行政手续；被告工作人员李志履行查处违法建设职务行为的时间发生在原告诉状所称的双方纠纷起因时间之前，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
3.照片，证明原告诉争地点的实景原状，原告的举报行为是缠访行为，事情起因是刘京华要求立即强制拆除李长海的违法建设，李志在作出解释后，原告拒不认可，要求李志提供国务院令进而激化矛盾。
经原告、被告申请，本院向南独乐河派出所调取以下材料：1.110接处警记录；2.2016年7月14日对刘京华的询问笔录；3.2016年7月18日对李志的询问笔录；4.2016年7月15日对周某的询问笔录；5.2016年7月15日对曹某的询问笔录；6.2016年7月18日对于彭涛的询问笔录；7.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8.110接警单；9.到案经过；10.执法记录仪录像光盘。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持以下意见：对证据1证人周某、曹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当庭证言与该二人在南独乐河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矛盾，尤其是事发经过、事发原因，两位证人的证言与南独乐河派出所对刘京华、于彭涛所做询问笔录内容相矛盾，二份证言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不应被采信。该证言不能证明刘京华的拇指伤为李志造成，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二份证言一致称是李志将原告打到沙发硬木扶手上，然后又狠狠地摔倒在地板上，继而造成刘京华的大拇指受伤。但原告刘京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第2页倒数第5行中称：“李志当时就拽住我的两条胳膊并把我给摔在座位西边的沙发（扶手的硬木头上了），我摔到沙发扶手上后又滚到地上了，我的手当时就戳到地上了。”笔录第3页第4行称：“是被李志摔到沙发后滚到地上戳的”。周某笔录第3页第8行称：“一只手大拇指说疼，哪只手记不清了，怎么造成的我没注意”。曹某笔录第2页倒数第6行中称“当时我在李志的办公桌对面坐着的，没注意他们是怎么动的手。”笔录第3页第5行称：“没看到，就刘京华称手指头疼”。于彭涛笔录第2页第1行中称：“我进门一看，发现在土地科办公室南侧，沙发北侧北独乐河的刘京华正在用双手拽住土地科科长李志的衣服领子处，并用脚踢李志腿”，笔录第2页倒数第8行：“问：在刘京华与李志的撕扯过程中，你看到有人倒地或坐在椅子上吗？答：没有。问：撕扯之后刘京华有倒地吗？答：没有”。在曹某的笔录3页第9行，“问：刘京华被李志按倒后是否倒在地上，答：没注意，因为我腿脚不好没有上前拦着”。证人在做虚假陈述，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证人是多年的上访户，对政府带有情绪上的抱怨，因此两位证人证言不能采信。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刘京华人身受损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李志有侵权行为以及该损害与李志的行为有因果联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南独乐河派出所向原告出具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载明的是：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公安机关依法不予调查处理。南独乐河派出所对李志的行为未做任何评价。因此，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志实施了侵权行为，更不能证明李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票号为0131223962号的收费票据中清脑复神液与左拇指损伤没有关联，票据号为0120918017号的票据为复印费，非医药费。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北京市平谷区医院住院费用清单中包含护理费，且原告仅为左手拇指损伤，下肢和右手都可以自由活动，不影响正常生活，该种损伤没有护理的必要，因此，原告主张的护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证，而且该凭证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和次数相符合，原告提交的该项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2与本案无关，本案审理是刘京华被李志打伤的国家赔偿案件，不是李长海违法建设的案件，被告称原告缠访，但缠访是事情解决后对已经解决的结果不满意，刘京华举报李长海违法建设事宜有好几年，政府未予解决，被告系行政不作为，原告是到被告处反映举报问题，不是缠访；证据3与本案无关，照片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6月2日，与事发当天没有关系。
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证据真实，能证实李志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致刘京华受伤：1.李志的报警记录与本案无关，警察出警系基于曹某的报警，执法记录仪有相关记录；2.2016年7月14日公安机关给刘京华记笔录的视频中，警察说“看您当天手有点肿”，即警察认可刘京华的手在2016年7月5日受伤，刘京华的笔录是在2016年7月14日形成，其记忆不清是正常现象；3.李志于2016年7月18日的笔录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两位证人都称堵门的是周某，但李志笔录中却说是刘京华堵的门，在报警之后李志说刘京华骂他，这一情节很突兀，不符合常理，与客观事实不符，李志称其为制止刘京华扯断了手串，与事实不符，与执法记录的录像也不一致，于彭涛的陈述也不属实；4.李志与于彭涛的陈述不可信，他们二人有利害关系，李志是土地科长，于彭涛是科员，二人的笔录是串通的；5.对曹某与周某的笔录认可，二位证人的到庭证言与2016年7月5日执法记录仪中的证言相符，在执法记录仪的录像中，曹某与周某二人已经向警察陈述了事实，但公安机关在事发当天没有给二人做笔录，公安机关给二位证人做笔录是在十天之后的2016年7月15日，曹某与周某的询问笔录在细节上有偏差属于正常现象，但总体上都能证明刘京华的手是李志弄伤的；6.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文书的案情摘要中，公安机关已经认定刘京华的手伤是李志造成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殴打他人致使他人轻微伤的，公安机关应当拘留，公安机关是认为李志是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没有处理李志；7.对2016年7月6日的报警单认可，是刘京华的侄子报的警，刘京华的手在晚上疼的严重，第二天报警，而后到医院就医；8.对到案经过认可，到案经过中已经写明在南独乐河土地科办公室，李志与刘京华发生口角，后发生身体接触致刘京华身体损伤；9.公安机关2016年7月5日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是在刘京华被打之后的录像，即使原告手上贴着膏药，也不能证明刘京华手部之前就有伤，如果被告认为刘京华手部之前即受伤，被告应举证加以证实。
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该证据是最强证据，是国家机关依据职权制作的，对还原事实有绝对的说服力，证明力大于其他证据：1.常向红警官的执法记录仪第三部分录像的12时8分50秒显示，原告的大拇指是带伤的，贴着膏药，故原告的手之前就有伤，并非证人所说的没有伤。2.刘京华笔录第2页第14行显示刘京华跟李志要国务院令，第4页最后一段显示刘京华控告的问题是违章建筑，告了三年了，镇政府一直不予拆除，李志给刘京华拿出电脑打印的《行政诉讼法》，这可以反映刘京华与李志交谈的原始状态，当天是因为政府没有立即拆除违法建设引起的。李志笔录第3页第17行显示，2016年7月4日，李志已经对刘京华举报的事项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六个月后不拆再下达强拆通知书，2016年7月5日当天，刘京华说李志处理程序不行，要李志出示文件，李志就用电脑打印了法律条款给她，刘京华说电脑打印的不行，要有区政府和国务院盖章的法律文件，李志说没有，刘京华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到门后，说拿不出文件来，哪都别去，李志就报警。李志笔录与刘京华笔录能够互相印证，与事后的报警记录吻合，与周某与曹某笔录中陈述刘京华堵门的事实相吻合，刘京华坐在土地科办公室门口的西侧堵门。刘京华笔录、周某笔录以及李志笔录对刘京华的位置陈述相互吻合。事发当天刘京华急于要拆除李长海的违法建设，要求李志作出说明，李志给予说明并出示法律文件，但刘京华不接受，进而采取堵门、辱骂的方式缠访，最后李志报警。3.刘京华笔录第3页显示，警官问手指怎么造成的，刘京华称：“是被李志按倒后滚到地上戳的，”刘京华强调是戳的，不是被打的。警官问土地科还有其他人吗？刘京华称“当时就我们三个和李志，在李志摔我的时候，土地科另一个人也进来了”，故于彭涛的证言对于认定本案事实有重要意义。刘京华的笔录结合李志的笔录，能够反映案件的事实，该笔录与证人所述的刘京华受伤经过相矛盾，证人说是打的，刘京华说是戳的，刘京华的笔录与李志及于彭涛的笔录相矛盾，刘京华手部所受伤并非李志造成。4.李志的笔录真实，能够证明李志与刘京华争吵是处理违法建设之后，李志处理违法建设的职务行为已经结束，李志是基于刘京华辱骂其母亲导致的争执，因此李志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没有侵权行为。5.周某与曹某的笔录真实，但是二人的笔录与到庭证言矛盾。6.于彭涛笔录真实，可以证明李志没有殴打原告。7.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真实，但只能证明原告的人身受伤情况，不能证明受伤的原因。8.接警记录及到案经过真实，证明李志在有人缠访的情况下依照法定程序报警，原告的报警记录是在2016年7月6日，但事情是在2016年7月5日发生的，如果当天发生侵权行为，应当天报警，原告时隔一天才报的警，不符合常情，原告进入李志办公室时手上带伤，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志实施了殴打原告的行为。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周某、曹某的证言对于原告刘京华的受伤过程的陈述与二位证人在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相符，对二位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真实、合法，能够证明原告的身体所受伤害为轻微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身体所受伤害系被告工作人员李志造成，对此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真实，但该《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并未查明李志是否对原告进行了致害行为，对此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5、6、7不能证明原告所受伤害由被告工作人员造成，不能证明相应费用应由被告赔偿，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1、2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虽真实，单不能证实事发当天的情况，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公安机关接警后到现场并作出处理的过程，但对原告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实施致害行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5日，原告刘京华与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工作人员李志在李志的办公室发生争执，曹某及周某在现场。当日，李志报警称有人堵其门，曹某报警称刘京华被打。南独乐河派出所派员出警，对现场人员进行口头询问。2016年7月6日，刘京华报警称其被李志殴打。2016年7月6日至2016年7月16日，刘京华于北京市平谷区医院住院，出院诊断为：左拇指伸肌腱损伤断裂，头外伤反应，多处软组织损伤，泌尿系感染。2017年7月14至7月18日，南独乐河派出所对刘京华、李志、曹某、周某、于彭涛进行询问。2016年8月24日，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刘京华所受损伤属轻微伤。2016年9月21日，南独乐河派出所向刘京华出具《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载明：刘京华于2016年7月6日向南独乐河派出所报称的被南独乐河镇政府干部李志殴打一案，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公安机关不予调查处理。2017年4月26日，刘京华向南独乐河镇政府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2017年5月15日，南独乐河镇政府作出《关于刘京华女士申请行政赔偿的复函》，称李志对事件发生经过与刘京华陈述不一致，若申请赔偿，请刘京华向平谷法院起诉。刘京华遂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公民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条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尽管刘京华的人身伤害确实存在，但关于刘京华所受伤害的形成原因，刘京华与李志的陈述相互矛盾，原告刘京华申请证人曹某、周某到庭作证，但证人的当庭陈述与该二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中的陈述亦不相符，原告以公安机关制作笔录时距事发时间较长为由认为证人的记忆出现偏差属于正常现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告刘京华身体所受伤害是由被告南独乐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李志行使职权时造成的，原告刘京华要求南独乐河镇政府予以赔偿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京华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郝玉洁
人民陪审员 张福江
人民陪审员 何会银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泽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