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3民终18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兵器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昔文，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新华，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绍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兵。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湘涛，湖南绥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戴友富。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舜泗，湖南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兵器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华基础公司）、原审第三人戴友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6）湘0302民初1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升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197338.82元和司法鉴定费3370元的责任，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虽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湖南省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绿化施工协议》及《补充协议》，但从庭审情况可以看出，实际施工组织人和承包人是第三人戴友富，戴友富是挂靠被上诉人资质承包工程，戴友富自筹资金建设并向被上诉人交纳管理费。上诉人原来一直将工程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再由被上诉人支付给戴友富，本次的197338.82元工程款，除质保金12338.82元外，其余的18.5万元由戴友富持被上诉人的《委托付款函》要求直接支付给戴友富，上诉人在程序上没有错误，戴友富本来就是实际承包人，又持有被上诉人的《委托付款函》，上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姜绍泉的签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一直是戴友富在办理整个合同的签订、工程施工和办理工程结算，上诉人公司无人见过姜绍泉，也没有见过姜绍泉的签名，更没有姜绍泉的联系方式，如果戴友富伪造《委托付款函》，应当由戴友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已追加戴友富为第三人，却没有判令其承担责任而只判上诉人再承担一次支付责任，显失公平。若戴友富伪造公章和签名也应当涉嫌刑事犯罪，一审应当移送有关司法机关处理。
九华基础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戴友富答辩称：一、戴友富是实际施工人，有权领取工程款项，有戴友富施工期间的完税凭证和戴友富向被上诉人交纳挂靠管理费凭证等一系列证据证实，上诉人付款程序没有错误。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18.5万元工程款给被上诉人错误。九华基础公司开具的《委托付款函》有法定代表人姜绍泉的签字和公司印章，真实有效并非戴友富伪造。九华基础公司有多枚不同印章出现，只能证明其企业管理混乱，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上诉人是无过错的，要求上诉人进行真伪鉴别是苛刻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依《委托付款函》付款给戴友富是合法的，符合法律规定。
九华基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结算款197338.82元及同期银行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九华基础公司与被告东升公司于2012年6月6日签订了《湖南省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九华厂区道路施工协议》，约定：由原告施工建设被告方九华厂区道路工程。之后原、被告又签订了一份《湖南省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九华厂区绿化施工协议》，由原告承包建设被告方九华厂区内的绿化工程。还于2012年10月26日签订了《湖南兵器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九华厂区绿化施工补充协议》，增加了围墙工程。上述工程完成后，2015年2月13日原、被告进行了一次结算，确认被告欠原告197338.82元。2016年1月21日被告东升公司向原告发出《企业询证函》，《企业询证函》中列示：被告欠付原告工程款197338.82元，原告于2016年1月29日确认：信息证明无误。2016年1月28日被告东升公司曾向第三人戴友富支付了款项185000元。
另查明：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6年8月2日向法院申请对《委托付款函》所加盖的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编号为4303010043096）公章与原章进行差异性鉴定，2017年3月23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湖大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送检的2016年1月28日的《委托付款函》上“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原告九华基础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337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结合本案的案情，归纳双方争议的焦点如下：1.被告东升公司是否尚欠付原告的工程款？2.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第一个焦点：对于被告东升公司是否尚欠付原告的工程款的问题，实质为原、被告及第三人的所争议被告东升公司向第三人支付工程款是否视为被告东升公司已经向原告九华基础公司履行了支付工程款的义务的问题。被告及第三人均主张第三人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第三人向被告出具了《委托付款函》故被告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原告则主张周兵挂靠了原告的资质，周兵是原告的项目经理，涉案工程与第三人无关。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以及第三人的举证来看，被告为证明其履行了付款义务向法院提交了《委托付款函》及《付款凭证》，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6年8月2日向法院申请对《委托付款函》所加盖的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编号为4303010043096）公章与原章进行差异性鉴定，2017年3月23日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湖大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送检的2016年1月28日的《委托付款函》上“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为此在《委托付款函》中所加盖的印章并非出自原告所加盖的印章时，《委托付款函》中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形剩余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真实性问题，而根据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于2016年9月7日对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姜绍泉作的《谈话笔录》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姜绍泉认为《委托付款函》中的签字不是其所签，故《委托付款函》的效力问题存疑之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此时被告东升公司本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但在庭审中被告虽对此提出了异议时，经法院向被告释明是否申请笔迹鉴定后，被告拒绝申请，故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向第三人的付款已缺乏法律依据之时，不能视为被告东升公司已经向原告九华基础公司履行了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为此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工程款197338.82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被告东升公司主张其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
第二个焦点，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东升公司系基于第三人戴友富向其出具《委托付款函》后立即履行了付款义务，考虑到被告缺乏鉴别《委托付款函》能力，被告对此没有过错，且被告在收到第三人《委托付款函》立即支付了款项等因素，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湖南兵器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97338.82元、司法鉴定费3370元，共计200708.82元；二、驳回原告湘潭九华基础工程施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47元，由被告湖南兵器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戴友富提交如下新证据：1.付款凭证、银行流水6张，拟证明九华基础公司、东升公司、戴友富之间的资金往来，戴友富与九华基础公司是挂靠关系；2.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印章管理资料3张，拟证明九华基础公司起诉状使用的尾数8717印章早已销毁，九华基础公司印章管理混乱，九华基础公司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1中只能证明20万元的资金流水，是工程项目经理负责人周兵同意批准，支付给戴友富的打工费用及项目介绍费，不能证明戴友富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2是因九华基础公司在2015年遗失原公章(尾数8717)，就申请了一枚新公章(尾数4567)，但后来又找到了遗失公章，所以现在两枚公章均在使用，一审起诉时起诉状加盖的是之前遗失的公章。上诉人对戴友富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银行流水中无付款方详细信息，即使结合九华基础公司的付款凭证可推定为付款给戴友富的亦只有20余万元资金，与本案九华基础公司承建东升公司整个工程的造价相差甚远，不足以证明涉案工程是戴友富挂靠九华基础公司资质进行实际施工；证据2虽能证明九华基础公司存在公章使用混乱的情况，但九华基础公司对此予以了说明，且二审九华基础公司法定代表人姜绍泉到本院认可起诉是该公司的真实意思，故不能证明九华基础公司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理由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东升公司向戴友富付款是否可视为向九华基础公司支付工程款。
东升公司抗辩其向戴友富付款即是向九华基础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理由是戴友富是工程实际施工人和戴友富持有九华基础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委托付款函》。首先东升公司和戴友富均没有证据能证实是戴友富在办理整个合同的签订、工程施工和工程结算，无确凿证据证明戴友富是本案工程实际施工人，九华基础公司亦不认可，本案无法认定戴友富有权以实际施工人身份从东升公司直接领取工程款；其次《委托付款函》上加盖的公章已经鉴定机构鉴定为不是九华基础公司使用的公章，九华基础公司亦不认可《委托付款函》的真实性，东升公司在一审法院释明后拒绝申请对《委托付款函》上九华基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真伪鉴定，东升公司据以付款的《委托付款函》已不具有真实性。东升公司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形下，向合同相对方九华基础公司之外的第三人戴友富付款，不能视为向九华基础公司支付工程款，原判判令东升公司仍应向九华基础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正确。
一审法院虽因东升公司的申请而追加第三人戴友富参加诉讼，但本案系九华基础公司依据其与东升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提起的诉讼，九华基础公司的诉讼请求亦是要求东升公司支付工程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判仅判令东升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东升公司若认为戴友富应承担责任，可依法另行寻求途径解决。
综上，上诉人东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72元，由上诉人湖南兵器东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卫平
审 判 员 李 焱
审 判 员 肖 锋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代理书记员 谭 茜
附依据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