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桂13民终9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来宾市卓盛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志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蒋国春，广西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子元，广西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象州农村合作银行。法定代表人：梁德芳，该行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韦金胜。委托代理人：曾伟，广西柳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来宾市鑫润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韦胜安。一审被告：来宾市天泽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莫惠斯，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莫崇厚。一审被告：莫惠斯。一审被告：莫佳妮。一审被告：莫涵超。一审被告：黄天和。一审被告：黄生高。上述七位一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琳，广西典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七位一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龙雄，广西梁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来宾市庄园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国庄。一审被告：朱国庄。一审被告：韦胜安。一审被告：邱柏华。上诉人来宾市卓盛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卓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象州农村合作银行（下称象州农合行）、来宾市鑫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鑫润公司）、一审被告来宾市天泽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天泽公司）、来宾市庄园农业有限公司（下称庄园公司）、莫崇厚、莫惠斯、莫涵超、莫佳妮、黄生高、黄天和、朱国庄、韦胜安、邱柏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象州县人民法院（2015）象民初字第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依法延长审理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月6日，鑫润公司与象州农合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8402133764966），约定象州农合行向鑫润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从2014年1月6日起至2016年1月6日止；分项额度：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同日，卓盛公司与象州农合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8404140023961），卓盛公司用其名下位于来宾市柳来路403号土地使用权证为来国用（2013）第0804090084号的土地作抵押为象州农合行与鑫润公司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8402133764966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主债务承担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最高额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担保本金金额为1500万元。来宾市国土资源局在该抵押登记的《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记事栏中明确载明以下内容：“该宗地设定最高额抵押权。于2013年11月25日、2014年1月6日七次设定抵押权，抵押权人为广西象州农村合作银行，七次抵押贷款金额共计15500万元，《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证号分别为来他项（2013）第521号、来他项（2013）第522号、来他项（2013）第523号、来他项（2013）第524号、来他项（2014）第003号、来他项（2014）第005号、来他项（2014）第006号。该宗地土地使用权第八次设定抵押权，八次抵押贷款金额共计17000万元”。同日，卓盛公司、天泽公司、莫崇厚、莫惠斯、莫涵超、莫佳妮、黄天和、黄生高共同与象州农合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8404132421915），约定共同为象州农合行与鑫润公司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8402133764966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为3000万元。2014年7月7日，鑫润公司向象州农合行申请开办银行承兑汇票业务。2014年7月11日，双方签订了两份《银行承兑协议》（协议编号分别为：208431140012742和208431140012701），鑫润公司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票面总金额共3000万元，象州农合行同意承兑以上汇票。两份协议均约定：汇票到期后，申请人（即鑫润公司）授权承兑人（即象州农合行）直接扣划保证金及申请人在承兑人处开立的任一账户中的款项用于向持票人付款，扣划不足部分将由承兑人垫付。自承兑人垫付票款之日起，申请人应立即向承兑人偿还垫款并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支付利息。对申请人应付未付利息，承兑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同日，象州农合行向鑫润公司签发3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4020005222211631、4020005222211632、4020005222211633），金额共3000万元，每张承兑汇票出票人均为鑫润公司，收款人均为上海洁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付款人均为象州农合行营业部，出票金额为1000万元，3张汇票的出票日期均为2014年7月11日，到期日为：2015年1月11日，汇票保证金共计1500万元。同日，卓盛公司、庄园公司、朱国庄、韦胜安、邱柏华与象州农合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8404132421915），约定共同为象州农合行与鑫润公司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8402133764966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为3000万元。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已于2015年1月11日全部逾期发生垫款，垫款本金14999865.43元,利息262497.65元。为维护其合法权益，2015年2月25日象州农合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与鑫润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鑫润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4999865.43元,利息262497.65元(利息计算至2014年2月14日止，实际利息算至被告还清之日止);2.判令象州农合行对卓盛公司抵押担保的财产享有依法处置、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3.判令卓盛公司、天泽公司、庄园公司、莫惠斯、莫佳妮、莫崇厚、莫涵超、黄天和、黄生高、朱国庄、韦胜安、邱柏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由所有被告共同承担。2014年11月20日，象州农合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桂林银行柳州分行及作为丙方的卓盛公司等五家公司共同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丙方用已抵押给其的位于来宾市柳来路403号的8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作为二次抵押，向乙方融资23000万元，期限3年，用于“金满地聚商广场”项目建设，乙方同意不论抵押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甲方始终为第一抵押权人（即第一受偿人）、乙方为第二抵押权人（即第二受偿人）；融资所得资金用以确保该项目尽早竣工实现销售。同时乙方在协议书的第7条亦明确表明，在丙方未还清甲方所有债务之前，不论抵押物（包括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甲方始终作为抵押物第一顺位优先受偿人享有全部债务的优先受偿权，并在甲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乙方以书面形式告知抵押登记部门。协议同时附有甲方、乙方各自债权清单。2014年12月26日，象州农合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卓盛公司等五家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所涉及的项目为其他人担保而占用了6000万元抵押物，甲方同意由甲方负责向被担保人主张权利并于2015年1月10日前清偿完毕；乙方在2014年12月31日前归还4.51亿元贷款利息合计700万元；甲方同意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将4.51亿元贷款中的银行承兑汇票转办成流动资金贷款，但乙方必须配合办理有关贷款手续；甲方在收回第1项所列贷款本息后解除该6000万元对应的抵押。2015年2月26日，根据象州农合行的申请并提供了担保，一审法院依法查封卓盛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来宾市柳来路403号的土地及该块土地上的附着物和建筑物（包括在建工程）（权证号：[来国用（2013）第0804090084号]）。一审另查明，自2015年1月11日发生票据垫款至2015年2月14日止，鑫润公司尚欠象州农合行借款本金14999865.43元，利息262497.65元。一审法院认为，象州农合行与鑫润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协议》，与卓盛公司、天泽公司、庄园公司、莫惠斯、莫佳妮、莫崇厚、莫涵超、黄天和、黄生高、朱国庄、韦胜安、邱柏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及与卓盛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均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该合同依法成立，受国家法律保护。鑫润公司未能按期清偿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象州农合行要求鑫润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但其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因该协议有效期限在本案庭审结束前已届满，在此情况下如果再行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已毫无实在意义；要求被告承担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因象州农合行没能提供实际发生费用的相关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一）关于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还是票据纠纷的问题。本案属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不属于票据纠纷，1、从票据纠纷类型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票据纠纷共包括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票据交付请求权纠纷、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票据损害责任纠纷、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纠纷、票据保证纠纷、确认票据无效纠纷、票据代理纠纷、票据回购纠纷11种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一条将票据纠纷表述为“因行使票据权利或者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由此可见，票据纠纷可分为票据权利纠纷和票据上的非票据权利纠纷两大类。票据权利纠纷即指前述票据纠纷11种类型中的前两种，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票据上的非票据权利纠纷即指前述票据纠纷11种类型中的后9种。本案所涉纠纷明显不属于上述类型中的任何类型。2、从合同双方的约定来看，《综合授信合同》第一条定义约定：“1.1综合授信额度：是指乙方（即象州农合行）对甲方（即鑫润公司）核定并授予的在一定期限内甲方在乙方的信贷业务最高额度。甲方在本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有效期间和额度范围内可向乙方申请单项信贷业务的用信。1.2单项信贷业务：是指乙方根据对甲方的综合授信向甲方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保函、贸易融资等具体信贷业务。”显然，银行承兑汇票是银行信贷业务品种之一，象州农合行以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方式给予鑫润公司人民币3000万元的授信应属于贷款授信，归属于信贷业务。综观合同全文，也不难看出，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依据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则设定，象州农合行基于信贷授信允许鑫润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使用该授信，当出票人（即鑫润公司）不能如期偿付票款时，象州农合行垫付款项即为发放贷款，鑫润公司依法应承担还款责任，显然，这期间，双方形成的是金融贷款（借款）关系而非票据关系。3、从票据法律关系的含义来看，票据法律关系是当事人在依法实施票据行为时在各当事人之间就形成法律关系。票据行为包括出票、背书、承兑、保证、参加承兑、保付六种，出票发生在出票人和收款人之间，背书发生在背书人与被背书人，承兑发生在承兑人和持票人之间，保证发生在票据保证人与持票人之间，参加承兑发生在参加承兑人和持票人之间，保付发生在付款人与持票人之间。故此，本纠纷不属于票据法律关系范畴。（二）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进行处理的问题。卓盛公司提出，鑫润公司存在虚构不真实交易骗取银行承兑汇票涉嫌违反《刑法》第175条之一（刑法修正案六第10条），象州农合行在明知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仍以银行承兑汇票为工具为鑫润公司“倒贷”涉嫌违反《刑法》第188条，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的司法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民事部分应中止审理，即适用“先刑后民”原则进行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先刑后民”原则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区分适用，本案不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1、从《若干规定》全文来看，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综合第一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这三条来看，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以“刑民分开、分别审理”为原则，适用“先刑后民”、“中止审理”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民刑交叉案件，而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涉嫌的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二是人民法院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由于在个案的审判实践中，严格来说不可能有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所基于的法律事实完全相同的情况，只可能是部分法律事实相同或存在牵连，因此，这两个前提关键在于判断是否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那么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呢？一审法院认为，是否需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应结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规定作出判断，即本案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是否以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刑事案件的审理是否会对民事诉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两者是否存在判决结果上的依赖关系。本案鑫润公司是否存在骗贷、象州农合行员工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等问题并不影响本案民事诉讼的审理，也不影响债务人和担保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本案无须中止审理。2、从社会效果来看，刑事诉讼属于国家公权对社会治理秩序被侵害的救济程序，民事诉讼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私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程序，两者并行不悖。当今社会诚信缺失，逃废债务现象严重，象州农合行作为金融法人，同时也是本案的债权人和权利被侵害人，其有权选择通过民事私权救济程序更快捷地对自己的损失进行追偿，以避免因刑事诉讼追赃不力而造成更大的债权损失，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积极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严格遵循“刑民分开、分别审理”的审理原则，除非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依赖于刑事判决的判定，否则不应滥用“先刑后民”“中止审理”规则，以避免债权人合法权益因诉讼进一步扩大。（三）关于本案所涉债务是否已经转让的问题。本案被告均提出本案债务已转让给卓盛公司等五家公司，从两份《协议书》来看，协议约定“丙方（即五家公司）因投资建设位于来宾市柳来路403号‘金满地聚商广场’项目，以其名下享有处分权的位于来宾市柳来路403号的土地使用权共八宗、证号分别为：来国用（2013）第0804090084、来国用（2013）第0804090089－4号……来国用（2013）第0804090081号，作为抵押物向甲方借款合计金额人民币36500万元，其中贷款金额20000万元，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16500万元”，即甲方债权清单，由此可以看出，合同附件中所列债权只是对既有债权的记载，协议通篇没有任何字句表明将本案所涉贷款债务转让给五家公司，合同各方并没有达成债务转让的合意，也没有象州农合行放弃债权及担保物权的意思表示，事实上，象州农合行签订这份协议的目的只是表明同意将已抵押给其的抵押物进行“二押”，以尽快得到项目资金完成“金满地聚商广场”建设。至于象州农合行与五家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从内容上来看，均是象州农合行就4.5亿元社团贷款与五家公司达成的处理意见，与本案无关。由此可见，被告主张债务已经转让只是为了逃脱担保责任的借口，其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四）关于象州农合行和鑫润公司是否合谋骗取抵押担保，卓盛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本案抵押人卓盛公司不仅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而且还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合同手续完善，登记合法有效，抵押应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后，鑫润公司如何使用该票据完全由其自行决定，象州农合行无权干预，且象州农合行与票据收款人上海洁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无任何关联，不存在合谋骗保的动机。而卓盛公司申请本案调取的证据——《进账单》、《对账单》，也无法得出该笔贷款属于倒贷骗保的结论。因此，抵押人提出的象州农合行和鑫润公司合谋骗保的理由不能成立。（五）关于《综合授信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与《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关系，卓盛公司、天泽公司等人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象州农合行与鑫润公司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其中，“第四条授信额度的使用”中约定：“4.1授信额度是乙方（即象州农合行）在本合同项下可能给予甲方（即鑫润公司）的信贷业务的最高金额，本合同的签订并不表明乙方必须按授信额度实际办理信贷业务。甲方需使用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的，应按乙方单项信贷业务的条件和要求逐笔向乙方提出使用申请，经乙方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4.2乙方同意甲方授额度使用申请的，具体用信的信贷业务品种、币种、金额、用途、期限和利率等以双方签订的单项信贷业务合同的记载为准。”同年7月7日，鑫润公司向象州农合行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3000万元，随后，双方于同年7月11日签订《银行承兑协议》两份，显然，这两份协议是《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具体授信业务合同，属于附属合同，作为《综合授信合同》的一部分共同构成象州农合行对鑫润公司的债权合同。根据《综合授信合同》“第九条担保9.1甲方获得综合授信额度后，可以一次提供担保，与乙方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也可分期提供担保，在办理单项信贷业务时签订相应担保合同。9.2一次性担保的，担保方式见第16.1条。担保合同另行签订。担保合同号见16.2条，具体内容详见担保合同约定。”“第十六条担保16.1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担保合同另行签定。16.2本合同项下的担保合同号为（1）合同编号：208404140023961《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2）208404132421915《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以及两份《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第十五条保证15.1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来宾市鑫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债权人（即象州农合行）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的编号为208402133764966的《综合授信合同》。15.2.1本合同项下保证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处办理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最高额授信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主合同项下各单项业务合同在约定的最高额授信额度和期间内循环使用，多次发生，均纳入本合同担保的范围。”上述条款共同构成象州农合行与鑫润公司、卓盛公司、天泽公司、庄园公司、莫惠斯、莫佳妮、莫崇厚、莫涵超、黄天和、黄生高、朱国庄、韦胜安、邱柏华等保证人关于本案所涉贷款保证的约定。所作约定涉及的相关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内容合法，依法应予保护。(六)关于授信合同、承兑协议与抵押担保合同编号不符，本案债权是否依法成立并实际履行的问题。天泽公司、莫惠斯、莫佳妮、莫崇厚、莫涵超、黄天和、黄生高辩称，本案为综合授信合同所提供的担保合同编号与承兑协议提供的担保合同编号不一致，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除以上所辩称的抵押担保合同编号不一致外，借款借据、承兑汇票与综合授信合同记载的借款人名称、用途、金额、贷款利率等核心要素均一致，足以证明该借款即是对授信合同、承兑协议履行的事实，且鑫润也实际收到了象州农合行的承兑汇票款项共计3000万元，而天泽公司、莫惠斯、莫佳妮、莫崇厚、莫涵超、黄天和、黄生高等7人亦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上述事实。故此，合同编号存在上述问题，并不影响本案授信合同、承兑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1.来宾市鑫润投资有限公司应归还广西象州农村合作银行借款本金14999865.43元,利息262497.65元，(利息计算至2014年2月14日止，以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算至本息还清日止）；2.来宾市卓盛投资有限公司、来宾市天泽实业有限公司、来宾市庄园农业有限公司、莫惠斯、莫佳妮、莫崇厚、莫涵超、黄天和、黄生高、朱国庄、韦胜安、邱柏华对上述债务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广西象州农村合作银行对来宾市卓盛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来宾市柳来路403号的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来国用（2013）第0804090084号，土地使用权面积：23100.29平方米]在处置时享有优先受偿权；4.驳回广西象州农村合作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1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共同负担。上诉人卓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银行出具汇票时没有审查交易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申请追加接票方上海洁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后，未依法追加，也未作出说明；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申请对票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后却不予理睬。2.本案应当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中的汇票不存在真实的交易，鑫润公司涉嫌犯罪；象州农合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明知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以汇票为工具，用于清偿鑫润公司以前的贷款，也就是倒贷，涉嫌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解释，本案应先刑后民，民事部分应中止审理。3.实体审理部分存在错误。本案案由定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错误；上诉人并没有在《银行承兑协议》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章，没有对该协议提供担保，不是票据的担保人，不应当承担票据担保责任；象州农合行和鑫润公司合谋骗取上诉人的保证；《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是一份无效合同，因为本案所涉及的汇票违法，且抵押担保违法了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有关最高额担保的规定；象州农合行向上诉人追偿不具备条件；上诉人与象州农合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担保的主合同编号是208404140023961，与本案银行承兑协议的编号不一致，上诉人所担保的合同不是本案的银行承兑协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象州农合行对上诉人位于来宾市柳来路403号的土地在处置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由象州农合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象州农合行答辩称：1.一审判决程序没有违法。象州农合行并没有背着上诉人补充证据，而是当庭提交了《置换抵押物申请书》《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等证据材料，并经过一审法院及双方同意并经过了质证，上诉人也予以了认可。2.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卓盛公司自愿提供抵押物并与我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被上诉人鑫润公司，一审被告天泽公司、庄园公司、莫崇厚、莫惠斯、莫涵超、莫佳妮、黄生高、黄天和、朱国庄、韦胜安、邱柏华未答辩也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还是票据纠纷？2.本案是否应当适用先刑后民？3.本案的抵押担保合同是否有效？4.上诉人是否应当对《银行承兑协议》承担担保责任？5.如何认定被上诉人象州农合行于2015年9月28日通过借款人的本案贷款账号归还本案合同项下全部本金？二审查明，鑫润公司与象州农合行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8402133764966）第一条1.2和1.3中约定“单项信贷业务是指乙方（即象州农合行）根据对甲方（即鑫润公司）的综合授信向甲方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汇票承兑贴现、保函、贸易融资等具体信贷业务”、“分项额度是指乙方对甲方核定并授予的在一定期限内单项信贷业务的最高额度”，第十五条15.3中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分项额度品种及金额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二审查明，卓盛公司与象州农合行于2014年1月6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8404140023961）第十七条17.2.1约定“主合同项下各单项业务合同在约定的最高额授信额度和期间内循环使用，多次发生，均纳入本合同担保的范围”，17.3约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24个月，自2014年1月6日起至2016年1月6日止。如主合同实际履行债务的期限与本条约定不一致的，依主合同约定”。二审期间，根据上诉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向中国人民银行来宾市中心支行调取了本案借款人鑫润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社会版），其中显示截止2016年5月25日，鑫润公司在报告期内共在1家金融机构办理过信贷业务，目前在1家金融机构的业务仍未结清，“当前负债余额为0.0万元，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为0.0万元”，垫款汇总项下显示3笔垫款金额为1499.99万元，结清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二审期间，根据上诉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向象州农合行调取了鑫润公司在该行的本案贷款账户变动资料，经上诉人与象州农合行确认，2015年9月28日当天象州农合行营业部以自有资金分3笔合计14999865.26元归还本案剩余贷款本金。二审期间，根据上述新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卓盛公司主张，象州农合行提供的收贷收息凭证与鑫润公司的相应贷款账号下的贷款还款明细相互对应，证实鑫润公司在象州农合行因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已经清偿，上诉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收贷收息凭证中的合同编号、贷款账号、归还的本金及利息，都与本案中的合同、贷款账号等一一对应，已经充分证实了贷款已经清偿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因归还的本金并非来自上诉人，而是象州农合行营业部，归还的目的是为了做平账目，使账面好看，降低不良资产率，不是代上诉人还款，且上诉人手中也没有归还借款凭证，故本案的借款本金还没有归还。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还是票据纠纷的问题，本案纠纷涉及银行承兑汇票这一票据形式，但该票据仅是作为贷款人的被上诉人象州农合行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履行向借款人支付借款的一种形式，本案纠纷的发生并非是因票据本身，被上诉人诉讼主张权利依据的是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票据纠纷审理类型，故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人的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是否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问题，本院认为，先刑后民应当审慎适用，按照案件具体情况加以严格判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之规定，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以“刑民分开、分别审理”为原则，适用先刑后民有两个前提：一是涉嫌的经济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二是人民法院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就本案而言，汇票是否存在真实交易，是否存在骗贷，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关系。故本案不应当适用先刑后民，上诉人的该点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本案的抵押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的抵押担保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担保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汇票合法与否并不影响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系合法有效的抵押担保合同。同时，上诉人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象州农合行与本案借款人合谋骗取上诉人的保证，本院不予支持。故上诉人的该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对《银行承兑协议》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尽管上诉人并没有在《银行承兑协议》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章，但是根据上诉人在本案抵押担保合同第十七条和本案借款合同《综合授信合同》第一条、第十五条的约定，上诉人应当对借款合同项下办理约定义务即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债权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是否在银行承兑协议上签字并不影响其责任的承担，故象州农合行对抵押物在约定债权范围内有权优先受偿。因此，上诉人的该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如何认定被上诉人象州农合行于2015年9月28日通过本案借款人鑫润公司的本案贷款账号归还本案合同项下全部本金的问题，本院认为，能够引起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或者具体民事权利义务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民事法律事实包括事件和行为两种，根据行为人是否进行意思表示，民法上的行为分为表意行为和非表意行为。其中，表意行为是指行为人通过意思表示的行为。非表意行为是指当事人无须意思表示而实施的行为。本案中，银行将款项划入借款人的在贷款人处开设的贷款账户，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消除呆账、降低不良资产率，并非代借款人偿还债务，该行为仅仅是银行对其内部帐面上的处理，属银行内部管理范畴，不能引起本案担保借款合同关系或者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如无其他免责事由，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责任均不能免除。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免责事由，故上诉人称因象州农合行上述还款行为免除其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118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远潇审判员  卢 怡审判员  石晓志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思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