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晋民申1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瑞杰，男，197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闻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山西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闻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闻喜县新开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振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斌，山西君越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倩，山西君越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赵黎明，男，197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原山西闻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务头信用社主任助理，因犯金融凭证诈骗罪、挪用资金罪在临汾监狱三监服刑。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张英俊，男，196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俊沣砂厂原厂长。因犯贷款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在晋中监狱七监服刑。
一审被告：张乙丑，男，1963年6月13日生，汉族，住山西省闻喜县。
再审申请人梁瑞杰与被申请人山西闻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喜农商行）、赵黎明、张英俊及一审被告张乙丑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8民终1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梁瑞杰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该二审判决所依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在本案当中并不适用。且二审判决”本院认为”中对该条法律是否适用的论述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与本案事实不符，却又错误的依照该条进行错误判决。”本院认为”中认定”从该法律条文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该法的有关批复看，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诉讼请求返还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前提条件是，对犯罪分子刑罚的刑事判决主文中有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有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内容。而在被告张英俊、赵黎明的刑事判决主文中没有此内容，因而对上诉人请求驳回被上诉人起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这里既然认定了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在本案中不存在，那么就不应再依据该条法律进行错误判决，而应适用与本案事实相符合的其它法律依据进行判决。本案一审判决中除了认定张英俊、赵黎明犯罪性质以外，同时认定了其所在单位闻喜农商行原下属信用社”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管理混乱”及原主任李天太、职员赵黎明表见代表的基础事实，所以该单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补充赔偿责任。与该事实相适应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式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审判决却对该事实及法律规定视而不见，撇开了单位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梁瑞杰查证到了同一系列案件的此前其他储户诉讼终审判决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证明本案判决错误。本案并不是孤立的个案，所涉赵黎明、张英俊经济犯罪案件的系列受害人有数十户之多，由此引发的各个储户对赵黎明、张英俊以及闻喜农商行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也是几十个案件的系列诉讼，其事实性质完全相同，所诉被告方当事人也完全一致，只是诉讼时间上前后分几批进行。较早一批由张乙丑、高海娥、王立平等七户诉讼案件，已经于2015年元月份同样在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结案，判决结果是在判令赵黎明、张英俊返还各储户款项基础上，同时判令如赵黎明、张英俊不能按期返还款项，则由闻喜农商行向储户承担70%的补充赔偿责任。该批案件已经于2016年通过法院执行，闻喜农商行的70%责任款项已经支付给了该批七户当事人。期间闻喜农商行曾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是经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定原判决判令其承担70%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详见省高院裁定书）。至此该批案件现已诉讼终结，也已执行完毕。作为同一系列案件的受害储户，完全相同的基础事实，完全一致的案件性质，同样的一审闻喜县人民法院，二审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与上述前一批案件判决结果一致，二审判决结果却改判闻喜农商行不承担责任。该系列案涉及人数众多，同案不同判，不能令广大受害储户信服。梁瑞杰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依法再审并改判，以维护梁瑞杰等人的合法权利。
闻喜农商行提交意见称：（一）二审适用法律正确，并无矛盾之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原文为”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原文为”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二审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院关于适用该条文的批复，对闻喜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部分进行支持或反对的释明，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对法律的正确适用，不存在矛盾之处。（二）对于事实部分，闻喜农商行在一审庭审、答辩状，二审上诉状中均已阐明原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关于”酒务头信用社原主任李天太带领被告人赵黎明到张乙丑家，让张乙丑帮忙办理存款”的事实是错误的。2.闻喜农商行原下属酒务头信用社不存在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管理混乱情况，且无论管理制度是否严格，均不影响本案系赵黎明的个人犯罪行为所致，应由其个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定性。3.梁瑞杰为追求高额好处费，将款项交给犯罪分子并未与酒务头信用社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4.赵黎明、张英俊使用伪造的酒务头信用社公章、伪造的股金本进行金融票据诈骗的犯罪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闻喜农商行不应因赵黎明的个人犯罪行为而承担不利的后果。5.梁瑞杰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案件相关事实，应适用该条第一款的规定。（三）梁瑞杰所称的”新证据”并不存在，二审支持闻喜农商行不再承担70%补充赔偿责任，是基于案件客观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结果。本系列案之所以出现同案不同判是基于其特殊的背景。综上，依据事实和法律，二审判决闻喜农商行不承担70%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梁瑞杰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闻喜农商行是否应对张英俊、赵黎明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是否应对行为人私刻公章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取决于单位是否有明显过错，以及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经一、二审查明，赵黎明原为闻喜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后改制为闻喜农商行）的下属单位酒务头信用社的职工，2004年至2008年期间，赵黎明私刻该社公章，先后以办理存款为名为梁瑞杰等人出具张英俊提供的伪造的股金证，并将收取梁瑞杰等人的款项交由张英俊，用于其个人开办的闻喜县俊沣建筑砂厂。后张英俊、赵黎明的行为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并被判处刑罚。
本案中，因酒务头信用社原主任李天太明确告知张乙丑，赵黎明可代表该社吸收存款，梁瑞杰等人基于对李天太、赵黎明作为酒务头信用社职工身份的信赖，将存款交给了赵黎明，最终被骗受损。上述情形之所以能发生，赵黎明等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实施金融凭证诈骗系主要原因，但酒务头信用社在2005年已经发现赵黎明、张英俊挪用巨额资金，明显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未尽监管、举报之责，仅作内部处理，负有用人失察、监管不力、隐瞒不报的过错责任。故酒务头信用社在本案中具有明显过错，该过错行为与梁瑞杰等人因信赖赵黎明、李天太的特殊身份而被诈骗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依法对梁瑞杰等人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不当，梁瑞杰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梁瑞杰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项的规定。因本系列案再审申请人人数众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邓高原
审判员许文杰
审判员刘慧慧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