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116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春明，男，1963年2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恒立伟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阳一村办公楼2楼206、207室。
法定代表人张立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钊，男，1987年4月7日出生。
上诉人许春明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初字第10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许春明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11年6月1日入职北京恒立伟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立公司），从事跟车装卸、干杂货等工作，从2013年1月26日起，我又加班从事门卫工作，工作期间，工资已经结清。但恒立公司一直未向我支付相应年休假及加班工资。同时，恒立公司一直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我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014年12月20日，恒立公司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关系。恒立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支付我赔偿金。综上所述，我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恒立公司与我于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恒立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200元；2、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20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8690元；3、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12月2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7800元；4、2013年1月26日至2014年12月20日工资164199.28元及百分之百的经济补偿金164199.28元；5、诉讼费由恒立公司承担。
恒立公司辩称，我单位与许春明不存在劳动关系，我单位员工均签订有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我单位的考勤表和工资表都是根据单位工作人员制作的，我不认识许春明。请求法院驳回许春明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证明劳动关系，许春明虽提交有证人证言，但证人赵×1的劳动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存疑，且其提交的通话记录虽显示有恒立公司的张钊的手机号码，但不能充分证明赵×2曾系恒立公司的员工，因证人不能自证其与恒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许春明提交的工资对账单，虽该对账单上列有月份及数额，并有总数额减借支数额等字样，恒立公司的刘文英亦不否认该对账单系其所写，但该对账单上并未显示许春明的相关信息，且具有明显残缺，仅凭该记载有月份及数额的对账单不足以证实许春明曾在恒立公司工作。许春明提交的工作记录，系其与证人赵×2自行记载的工作内容，既无恒立公司的盖章，亦无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且恒立公司不予认可，故法院对许春明提交的工作记录，亦不予采纳。综上，许春明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且恒立公司提交的两年原始会计记账凭证均未显示有许春明及证人赵×2的任何信息，故对许春明要求确认其与恒立公司于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许春明基于劳动关系，要求恒立公司支付劳动关系项下的年假工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拖欠工资及补偿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于2015年9月作出判决：驳回许春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许春明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我提交的工作记录、证人证言、手机通话详单、刘文英书写的对账单等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我与恒立公司形成劳动关系，我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恒立公司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许春明主张其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20日在恒立公司工作。为证明该主张，许春明提交：1、工作记录两份，分别系证人赵×2及许春明自行记载的工作内容。2、证人赵×2的证人证言。赵×2出庭作证称其于2009年5月7日至2011年12月31日、2013年3月11日至同年12月13日、2014年3月15日至同年10月15日期间在恒立公司担任司机，并称于2011年6月3日装卸空调时与许春明相识，许春明当时负责卸车。为证明自己与恒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赵×2提交两份有恒立公司盖章的书面劳动合同，其中一份劳动合同系空白劳动合同，另一份劳动合同显示甲方为恒立公司，乙方为赵×2，但赵×2未在该合同上签字。赵×2称上述两份合同均是恒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钊于2015年7月3日给的，张钊要求其在合同上签字，但因为对工资数额有异议，其并未签名。赵×2还提交手机通话详单，证明张钊曾于2015年7月3日、7月4日、7月13日与其通话。张钊认可上述三次通话详单显示的电话号码系其本人手机号码，但张钊称不认识赵×2，且申请对赵×2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书上所盖印章进行鉴定。为对公章进行鉴定，依许春明申请，原审法院至北京市工商局档案管理中心调取了恒立公司的印鉴式样，许春明在自行比对后，不同意对上述两份劳动合同所盖印章进行鉴定。3、工资单对账单，该单显示“2013：1月1800元、2月1800元、3月3150元……12月1-20日2100元，21日-31日666.67，34716.67-借支31000元，余3716.67元，2014年：1-2月4000元（按2000元／月）、……4月-12月20日止26000元（按3000元／月），32500元-借支20000元=12500元，32500元＋34716.67元-借支51000元，实余现金16216.67元”。该工资对账单大约有四分之一部分残缺，许春明称该对账单系恒立公司会计刘文英为其所写工资单，且上述工资已经结清，许春明申请对该工资对账单是否为刘文英所写进行鉴定。恒立公司称刘文英确系单位股东，且与单位法定代表人张立文系夫妻关系，但刘文英平时不参加公司的管理，在公司没有具体职务，只负责偶尔审核工资、偶尔查账等。刘文英在核实过该工资对账单后表示，确有可能写过这样的条，但不是为许春明所写，且忘记是给谁所写，并称该对账单应该是完整无残缺的一张纸，且该单上没有公司印章，也无人签字，亦没有显示针对谁所写，并不能证明许春明的主张。
为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恒立公司提交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工资表和考勤表，以及上述期间的原始会计记账凭证，上述证据中均未显示许春明的相关信息，亦没有证人赵×2的记录。许春明不认可工资表及考勤表的真实性，但其对原始会计记账凭证的真实并无异议。
2015年2月3日，许春明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20日与恒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恒立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200元；2、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20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8690元；3、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12月2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7800元；4、2013年1月26日至2014年12月20日工资109163.88元及百分之百经济补偿金109163.88元。2015年5月21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5）第903号裁决书，驳回许春明的申请请求。许春明不服起诉至原审法院。
以上事实，有京房劳人仲字（2015）第903号裁决书、会计记账凭证、恒立公司工商档案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许春明主张与恒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恒立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许春明应当对产生该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许春明提交的由刘文英书写的有明显残缺的对账单虽然载有每月数额、总数额、借支、实余现金等字样，但该对账单不能体现系与许春明进行的工资结算，亦无法区分所载内容系劳动报酬、劳务报酬或者其他费用；其次，证人赵×2虽然提交两份盖有恒立公司印章的劳动合同，但恒立公司对该印章不认可并申请鉴定，后许春明自行比对该印章与北京市工商局档案管理中心存放的恒立公司印章后不同意进行鉴定，故本院无法确认赵×1劳动合同上的印章系恒立公司印章，赵×2提交的通话记录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与恒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审法院对赵×2的证人证言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再次，许春明提交的工作记录系其与赵×2自行记载，在恒立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难以采信该证据；第四，且恒立公司提交的两年内原始会计记账凭证、工资表及考勤表均未显示与许春明及证人赵×3的任何信息；最后，即便许春明与恒立公司或其管理人员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本院亦无法根据现有证据确定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非其他法律关系。综合上述情况，许春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其实际为恒立公司提供劳动、接受恒立公司劳动管理并由恒立公司发放劳动报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许春明与恒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许春明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许春明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窦江涛
代理审判员 董和平
代理审判员 贾高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熊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