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91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金娥，女，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北路***号陆都嘉邸***层。
法定代表人：焦清平，该局局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号。
负责人：陈文辉，该委员会副主席。
再审申请人刘金娥因诉被申请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以下简称甘肃保监局）保险监管行政行为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行终10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二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19日，刘金娥以邮寄方式向甘肃保监局提交了“申述书”，称其于2009年5月22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福利西路储蓄所（以下简称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办理储蓄业务时，被该行工作人员诱骗购买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人身保险，要求甘肃保监局对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及其业务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2015年2月4日，甘肃保监局以《投诉告知书》（甘保监投诉〔2015〕第54号）告知刘金娥：1.对其投诉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在经营保险业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等事项予以受理；2.对其提出的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分别赔偿经济损失三倍本金的赔偿事项，因属于�事纠纷，告知其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并告知已将其投诉材料转交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同日，甘肃保监局向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发出《投诉转办单》（甘保监投诉〔2015〕第54号），将刘金娥的保险消费投诉件转送该公司，要求按照《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直接向投诉人答复办理结果，并将办理结果于2015年2月17日之前报告甘肃保监局。其后，甘肃保监局对刘金娥的投诉事项在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及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进行了现场检查，调取了原始材料，并对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在此基础上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6号，以下简称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对刘金娥投诉的“《投保单》里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手写内容和签字都是银行人签的，我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没有签过字，并且该产品纯粹是演示描述型”等问题分五项逐一进行了答复，并就调查中发现的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委托未取得《资格证书》和《展业证》的人员李宁从事保险营销活动”和“未向投保人寄送2010年度和2011年度的《红利通知书》”等两项违法行为，告知投诉人刘金娥：由于违法行为已超过二年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该局不能给予行政处罚，将向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下发《监管函》，责令该公司就上述问题限期整改。2015年4月3日，甘肃保监局向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下发《中国保监会甘肃保监局监管函》（甘保监消保〔2015〕5号）。刘金娥接到甘肃保监局寄送的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后，于同年5月向中国保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5年6月1日，中国保监会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于�年6月3日通知刘金娥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6月9日向甘肃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甘肃保监局于2015年6月19日向中国保监会复议机构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投诉处理决定的证据和依据。2015年7月22日，中国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保监复议〔2015〕136-3号，以下简称136-3号复议决定），认为：刘金娥要求相关保险机构及其人员赔偿损失问题属于民事赔偿问题，不属于复议审查范围；刘金娥所称投诉所涉投保单上没有用黑体字印刷“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字样等问题，其在2015年1月的投诉中并未提出，也不属于该案审查范围；甘肃保监局在收到刘金娥投诉事项后，依照《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准确区分了投诉履职事项和民事纠纷，针对保险违法违规投诉事项依法进行了调查并答复，�此决定维持甘肃保监局作出的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刘金娥不服，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甘肃保监局作出的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和中国保监会作出的136-3号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甘肃保监局作为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对刘金娥提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具有实施监督处理的法定职责。甘肃保监局收到刘金娥的投诉后，对其投诉的事项依法受理并及时组织调查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书面告知了刘金娥。该行政行为符合《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相关程序规定。刘金娥主张甘肃保监局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金娥投诉未寄送红利通知书的问题。甘肃保监局已通过告知处理决定并下发《监管函》等方式履行了其法定职责，且甘肃保监局对保险公司是否实施行政处罚，对刘金娥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响。综上所述，甘肃保监局对刘金娥的投诉事项在其监管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其作出的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中国保监会作为复议机关，对刘金娥的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后依法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刘金娥在诉讼中也未提出中国保监会复议程序违法的事实和理由。刘金娥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作出（2015）兰行初字第75号行政判决，驳回刘金娥的诉讼请求。刘金娥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2015年1月,刘金娥作为保险消费者以银行与保险公司联合销售保险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为由，向甘肃保监局提交“申述书”，请求对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及其业务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甘肃保监局在收到刘金娥的投诉后，作出了投诉告知书，决定受理刘金娥投诉，并就其反映的民事纠纷告知了解决途径。甘肃保监局在投诉转办、现场检查、调查询问等基础上对刘金娥提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核实，后作出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并对保险公司存在的问题下发了《监管函》。至此，甘肃保监局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内，对刘金娥已履行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甘肃保监局作出的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及中国保监会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关于刘金娥提出的甘肃保监局对保险公司未给予行政处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刘金娥投诉的违法行为于2009年其购买保险产品时即已发生，2015年投诉时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处罚期限。下发《监管函》和给予行政处罚均为法律赋予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定职权。行政处罚应当贯彻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原则，甘肃保监局在调查核实投诉事项时，发现保险公司存在违法违规问题，采取下发《监管函》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监管的目的。刘金娥认为不给予保险公司行政处罚即为不履行监管法定职责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至于刘金娥认为保险公司侵害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其可以依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刘金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6）甘行终10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金娥不服，向本院申请�审。
刘金娥申请再审称，1.其投诉时明确说明“本人从未收到过保险公司的《红利通知书》”，但甘肃保监局和一、二审法院只查明了保险公司未寄送2010年度和2011年度《红利通知书》，而回避了2013年度和2014年度未寄送《红利通知书》的事实。事实上，该违法违规行为从2009年到2015年一直处在继续状态当中，在其2015年投诉时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二年的处罚期限，甘肃保监局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处理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二审审判程序违法。在二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寄发应诉通知书后，其因家中母亲脑出血重病住院，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了书面信件说明情况，要求延期开庭，但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迳行作出缺席判决。请求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予以再审。
甘肃保监局提交意见称，1.因刘金娥始终未向保险公司交纳第3期保险费，保险合同已于2011年7月22日中止，刘金娥不享有红利分配权，保险公司无需向其提供合同中止以后各年度的《红利通知书》。因此，刘金娥申请再审主张保险公司应当向其提供2012年及之后年份《红利通知书》于法无据。2.保险公司经查实的违法行为，一是委托未取得《资格证书》和《展业证》的人员李宁从事保险营销活动，二是未寄送2010年度和2011年度《红利通知书》，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均不存在连续或继续发生的事实，已经超过行政处罚追诉时效。3.二审法院依法书面审查本案，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保险消费者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提出保险消费投诉，是指保险消费者认为在保险消费活动中，因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从业人员存在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情形，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反映情况，申请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本案中，甘肃保监局在收到刘金娥的投诉材料后，对刘金娥提出的保险消费投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告知，经过调查询问等程序认定相关事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对刘金娥的投诉事项逐一进行了答复和处理，并就存在的问题对保险公司下发了监管函。甘肃保监局作出的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中国保监会依法受理刘金娥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作�维持6号投诉处理告知书的行政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刘金娥主张的保险公司相关违法行为未超过法定的处罚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起算点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经投诉后被认定属实的，应以投诉时间为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时间点。本案中，甘肃保监局认定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存在两项违法行为，一是委托未取得《资格证书》和《展业证》的人员李宁从事保险营销活动，该违法行为发生在保险合同销售时，即2009年5月22日；二是未寄送2010年度和2011年度红利通知书，该违法行为�别发生在应当履行寄送义务的对应年度。刘金娥就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向甘肃保监局投诉的时间是2015年1月26日，已经超过二年的处罚期限。关于刘金娥在再审申请中称其从2009年到2015年从未收到过红利通知书，而不仅仅是2010年度和2011年度，由此主张未寄送红利通知书的违法行为处于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问题。《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3号）第三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每年至少向投保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经核实，刘金娥于2009年5月22日通过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的销售渠道购买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次日生效，保险期间为6年，交费方式为3年分期交纳，交费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年。刘金娥至2010年5月22日保单对应日，共按期足额交纳了2期保险费，其后未按时交纳第3期保�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据此，该保险合同已于2011年7月22日效力中止，直至2014年6月11日刘金娥与保险公司协商退保，保险合同解除。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与刘金娥签订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第六条“红利事项”第三项约定：“本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本公司红利的分配。”因该保险合同在上述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红利分配，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在此期间即不负有向刘金娥提供红利通知书的义务。甘肃保监局认定中国人寿甘肃分公�未寄送红利通知书的违法行为发生于2010年度和2011年度，以此计算行政处罚追诉时效，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刘金娥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金娥主张的二审未开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中，刘金娥经传票传唤后有正当理由未到庭，但其申请二审法院调取证据未获准许，也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因此，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刘金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金娥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杨永清
审 判 员 李 涛
审 判 员 丁晓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一婷
书 记 员 冯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