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23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瓦房店第四医院，住所地瓦房店市共济办事处西郊委北庙**号。
负责人：宋彩凤，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鹏、娄婧仪，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里军，男，1968年2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萍，女，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静，女，1970年9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女，197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瑞雪，辽宁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瓦房店第四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刘里军、刘萍、刘静、刘丽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5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03月0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瓦房店第四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鹏、娄婧仪，被上诉人刘里军、刘萍、刘静及其与刘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瑞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瓦房店第四医院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7）辽0281民初501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向四名被上诉人赔偿189,165.94元；2.上诉费由四名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刘国新承担30%的过错责任、上诉人承担70%的过错责任错误。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表明：刘国新从其所住的420病房走出，从4楼消防通道走楼梯到2楼，在2时11分左右试图打开二楼消防通道门未能打开，遂手掌按压二楼窗户窗框、脚蹬窗台下方墙面爬出窗户，跳到雨搭后坠到地面。刘国新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能够判断和识别自己行为性质的情况下追求损害后果发生，刘国新应当对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刘国新已七十四岁，年逾七旬的老人其身体各项机能较普通人更差，普通外伤也极易造成致命的后果，因此刘国新自身身体状况也是其死亡的原因之一。（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刘国新负有高度注意义务、未在发现刘国新凌晨2点不在病房后进行积极有效查找错误。1.作为医疗机构，上诉人对患者仅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非高度注意义务。首先，上诉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未在住院部二楼窗户安装护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第（三）项及第二十条规定，医院的病房楼属于人员密集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的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基于遵守法律规定及维护全体医患人员生命财产安全角度的考虑，上诉人未在住院部二楼窗户安装护栏。2.上诉人的护士对刘国新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查找。根据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刘国新2时08分从病房走出，护士在2时13分查房时发现刘国新不在病房，在4楼进行了查找，并从4楼消防通道向上进行查找。上诉人的护士已经尽到《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第二、十一、十六条规定的护理义务，其查找方式也符合普通人的认知。刘国新从4楼下到2楼，又从2楼窗户坠楼完全超出了上诉人护士的预料，刘国新在坠楼后四个小时才被发现并非上诉人护士疏忽大意所致，原审法院以此认定上诉人未进行积极有效查找、防止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没有事实依据。3.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根据上诉人的医生杨文双的询问笔录，杨文双对刘国新进行了急救处理措施，而且上诉人的护士在发现刘国新坠楼后也立即拨打了120，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对刘国新均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4.上诉人不仅对刘国新进行药物治疗，还对其进行心理宽慰、疏导。切实关心病人的身心健康。2017年8月14日《副主任工程师查房记录》显示，刘国新因办理养老手续事宜与子女发生争议，医生”劝慰暂时住院，病情好了以后再做商议等，病人稍缓”。（三）原审判决认定四名被上诉人对刘国新坠楼死亡不承担责任错误，四名被上诉人为刘国新子女，对刘国新负有法定照顾陪护义务，四名被上诉人未履行照顾陪护义务是刘国新坠楼死亡的原因之一。1.四名被上诉人明知刘国新住院期间需要陪护，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2017年7月25日瓦房店四院《入院患者护理与评估单》显示，刘国新在女儿陪同下入院治疗，评估单第七项显示”嘱患者家属陪护”。2.四名被上诉人均系刘国新的子女，对患有焦虑型抑郁症并且影响到个人生活、社会交往能力的父亲负有法定陪护照顾义务。焦虑型抑郁症病人与外伤手术住院病人不同，药物治疗仅是一方面，其家属的细心抚慰、耐心疏导亦至关重要，此外刘国新此次是急诊入院，表明其病情较2017年3月入院时更严重，但刘国新子女均不履行照顾陪护义务，其言行使经治疗已有好转的刘国新病情急剧恶化，具体证据如下：（1）”询问家属陪护之事，述现在没人了，都不用管了，催促来院签字，要求医生给代签。”（瓦房店四院主治医师查房记录2017.07.26）；（2）”近2日因看我院养老人员生活较好，询问养老条件，得知需要家属同意认可，交养老费就可办理养老手续，病人和家里人商议，家里人不同意，情绪不高，说孩子不听自己的话，不为他考虑等，言语间流露出不高兴的情绪...治疗暂不变，观察，防意外。”（瓦房店四院主治医师查房记录2018.08.14）；（3）”患者情绪稳定....，但较前几日较差，问起时，同室病友述他不好意思说，孩子不听话，不让他在医院养老。”（2017.08.17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的管理人员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该规定，公共场所属于供不特定人进出活动，人员密集的场所。住院部进出人员相对特定，病人需要办理住院手续、进出医院需要向医生或护士告知，陪护人员或探病人员也只能在医院住院部规定时间内进出，医院住院部显而易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违反法律规定。即使医院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责任，也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一楼不走，而从二楼跳楼，其本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作为其家属没有尽到陪护责任，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显失公平。
刘里军、刘萍、刘静、刘丽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诉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存在安全保障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的大小也就是责任比例的承担，作为被上诉人我们认为上诉人安全保障义务是不可推卸的，一审法院以《侵权责任法》认定上诉人具有公共场所的管理义务我们认为是准确的，一审法院虽然没有讲到但是作为被上诉人我们认为上诉人的义务不仅仅是《侵权责任法》37条的规定，上诉人作为医疗机构在诊断治疗护理中需要尽到专业的注意义务，还应该尽到合理的告知义务。上诉人不是普通的医疗机构，是治疗精神类疾病的医疗机构，对于不安全因素应该具有预见性和控制性，对病患的义务较普通的义务应该更为严格和谨慎，比如封闭相关的通道、窗户，清除可能造成伤害的物品等等。2007年8月20日零时左右，病患失眠时当班护士询问后给其服用了催眠药物但是没有结果，精神类患者其行为的控制性、认知性本来就低于常人，在其服用了安眠类药物之后其认知的程度是否更大幅度的受限，是否会产生幻觉及其他的不良反应，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应当有所预见，上诉人护理方面的注意义务在此时此刻就进一步提升了，上面所说的是上诉人的注意义务，刘国新应该住开放性病房还是约束性病房不是家属的选择也不是其本人的选择，其是否需要家属的陪护也不能依据家属和其个人的判断。上诉人收治了病患以后不管其是否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对其的监管保护的义务就已经由家属转移给了上诉人这样的专业治疗机构，不管上诉人是否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和注意义务，但是最终的结果依然没有阻止刘国新坠楼的事情发生，该结果的出现既表明上诉人没有尽到严格的谨慎的管理人义务，包括诊疗之中的治疗义务和护理之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家属的告知义务等等，一审法院认定病患刘国新本人应当承担30%的责任实际上是没有依据的，尽管我们没有上诉我们也不认可，我们认为上诉人应该承担100%的义务，因为我们对刘国新服药之后坠楼之时的精神状态无法评估，有可能在迷糊或者不清醒的状态，上诉人是具有完全的看护义务的。
刘里军、刘萍、刘静、刘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85237．05元，刘国新在被告处第二次住院医疗费原告不承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新与董延梅系夫妻，二人婚生子女四人，分别是长子刘里军，长女刘萍，次女刘静、三女刘丽。刘国新父母均先于刘国新死亡。董延梅于2009年去世。被告瓦房店第四医院是以精神科为主要医疗服务范围医院。刘国新于2017年3月3日到被告处住院，经诊断为焦虑性抑郁症，被告告知原告需要有家属陪护，并要求家属在预防坠床与跌倒告知书、开放病房住院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刘国新于2017年3月21日出院。2017年7月25日，刘国新由女儿陪同到被告处住院，诊断为焦虑性抑郁症，住在6号楼420病房，被告未要求家属陪护。2017年8月19日23时50分左右，刘国新称睡不着觉，护士进行检查后，通知了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医嘱给刘国新口服半片催眠药物。2018年8月20日凌晨2时08分左右，刘国新从其病房中走出，从4楼消防通道走楼梯到2楼，于2时11分左右试图打开二楼消防通道门未能打开，后转身从门对面窗户爬出坠落到楼下。2时13分左右，护士查房发现刘国新不在病房，在4楼进行了查找，并从4楼消防通道向上进行查找。2017年8月20日早6时20分左右，刘国新被发现倒在6号楼外东北角，头部出血。后刘国新被送到瓦房店市中心医院抢救，经初步诊断为脑挫裂伤、外伤性脑室内出血、颅盖部线性骨折、颅底骨折、头皮裂伤、肺气肿，最后诊断为弥漫性轴索损伤、脑挫裂伤、外伤性脑室出血、颅盖部线性骨折、颅底骨折、外伤性鼻出血、头皮裂伤、肺气肿、凝血异常、高血糖、心肌挫伤。刘国新于2017年8月20日15时35分去世，死亡原因为脑功能衰竭并心跳呼吸骤停。原告在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花费治疗费5037．05元。原告复印瓦房店市中心医院病例资料花费复印费18元。刘国新尸体存放于瓦房店市殡仪馆。
另查，2016年大连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3764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刘国新死亡原因，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检查及调查询问，以及原、被告均认可刘国新系坠楼导致死亡，并非自杀或他杀。被告在刘国新20**年7月25日住院后未要求原告陪护，原告对刘国新坠楼死亡不应承担责任。刘国新因焦虑性抑郁症在被告处住院期间发生坠楼导致死亡，被告瓦房店第四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应有更高强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在刘国新坠楼当晚，刘国新正常用药后无法入睡，经值班医生临时医嘱又服用催眠药物，被告对刘国新应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尤其在发现刘国新凌晨2点不在病房后，未进行积极有效的查找，防止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导致刘国新从2楼坠楼后4个小时的时间内未得到及时的救治，最终在坠楼后13个小时后死亡，被告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刘国新自行从二楼爬出窗户坠楼，本身存在过错，本院依法确定刘国新承担30％的过错责任，被告承担70％的过错责任。关于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为228300元，被告认可该金额，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应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59810元（228300元×70％）；关于原告主张抢救治疗费，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应赔偿原告治疗费3525．94元（5037．05元×70％）；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复印费，系原告合理损失，被告应赔偿原告复印费12．60元（18元×70％）；关于原告主张丧葬费36882元，被告认为应为3469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经查，2016年大连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3764元，故丧葬费应为36882元（73764元÷12×6），被告应赔偿原告丧葬费25817．40元（36882元×70％）；关于原告主张不支付第二次住院费用，但未明确具体标的额，本案不予审理；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尸体冷冻费，因原告仅提供协议书，无法确定具体金额，且原告未就该诉讼请求交纳案件受理费，本案不予处理；综上，被告总计应赔偿原告189165．94元（159810元＋3525．94元＋12．60元＋25817．40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瓦房店第四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里军、刘萍、刘静、刘丽189165．94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54元由原告负担1271元，由被告瓦房店第四医院负担408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上诉人瓦房店第四医院作为专业诊疗精神类疾病的诊疗机构，在收治了患者即被上诉人的父亲入院治疗后，除应对患者进行诊治之外，还应当充分履行对患者的注意和安全保障及其对家属的告知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在2017年7月25日刘国新第二次住院后并未要求被上诉人对患者进行陪护，未完全尽到对家属的及患者在住院诊疗期间可能出现的后果。对患有重度抑郁症的患者在半夜离开病房时值班护士未及时发现而导致患者坠楼死亡，且自患者坠楼到患者被发现坠落于6号楼东北角，间隔时间长达4个多小时，上诉人护士在发现患者不在病房时应当全力搜索病人所在位置或者联系其家属确认患者是否回到家中，延误了患者的最佳救治时机，未能尽到针对住院患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提供的医师查房记录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尽到了针对患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法院根据以上事实判令上诉人对患者的死亡承担70%责任，患者本人承担30%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瓦房店第四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54元，由上诉人瓦房店第四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风波
审判员 王良家
审判员 阎 妍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