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3）盐行终字第00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足玲。
委托代理人黄昌成，江苏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宁县房产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白晓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永春，阜宁县房产管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士标，江苏鑫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艳美。
原审第三人丁明。
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颖，江苏鑫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足玲因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阜宁县人民法院（2013）阜行初字第003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足玲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昌成，被上诉人阜宁县房产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陈永春、黄士标，原审第三人丁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被告阜宁县房产管理局2013年2月22日根据孙海涛、周红云及张艳美、丁明的申请，对其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于2013年2月26日对孙海涛、周红云所有的位于阜宁县阜城镇大关南路联建楼401室的房屋转移登记给张艳美、丁明，并于2013年3月14日向张艳美、丁明颁发了阜房权证阜城字第00074164、第00074165号房屋所有权证。高足玲认为被告阜宁县房产管理局将孙海涛、周红云的房屋转移登记给第三人丁明、张艳美的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阜房权证阜城字第00074164、第00074165号房屋所有权证。
原审法院另查明，原告高足玲、陆效东夫妇与孙海涛、周红云夫妇之间系熟人关系。2012年9月30日，孙海涛、周红云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人民币420000元，后经多次催要，孙、周二人仅偿还借款20000元，余款400000元一直未归还。2013年2月25日原告高足玲夫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孙海涛、周红云偿还欠款400000元及其利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陆效东、高足玲的申请，阜宁法院依法裁定对孙海涛、周红云共同所有的位于阜宁县阜城镇碧水豪苑2号楼1704室和大关南路联建楼401室住宅房2套予以查封。2013年3月22日丁明、张艳美向法院提出查封异议，法院经听证质证，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2013）阜民初字第0261-1号民事裁定书，解除了对阜宁县阜城镇大关南路联建楼401室的查封。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这种关系是一种已经或者必将形成的关系。本案原告高足玲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即被告阜宁县房产管理局实施的将孙海涛、周红云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给第三人丁明、张艳美的转移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规定的利害关系，该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曾申请对争议房屋进行查封，但法院在第三人提出查封异议后已解除了对该房屋的查封，故高足玲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高足玲的起诉。
上诉人高足玲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全面，查封涉案房屋的事实没有认定；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所诉转移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适用法律错误；3、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阜宁县房产管理局答辩称：1、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2、本案上诉人与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行为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查封裁定送达是2013年2月28日，转移登记行为发生在2月26日。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没有事实根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张艳美、丁明陈述称：1、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在法律上并没有利害关系；2、被上诉人的行政登记行为没有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诉权，主体不适格；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登记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并没有举证证明这一事实，原审第三人受让房屋是善意取得。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宁县房产管理局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1、阜宁县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拟证明孙海涛、周红云作为转让方，张艳美、丁明作为受让方共同申请对阜城镇大关南路401室的房屋办理转移登记，房管局予以受理。
2、孙海涛、周红云的原房产证、土地使用证，拟证明401室的房屋属于孙海涛、周红云共同所有。
3阜宁县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0000615），拟证明孙海涛、周红云将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张艳美、丁明。
4、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发票号码00176607），拟证明出售房屋价格26万元，在税务部门开具了发票。
5、现金完税凭证（115苏地完电00819989），拟证明第三人缴纳了契税。
6周红云、孙海涛和张艳美、丁明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转让方周红云、孙海涛与张艳美、丁明各自均为夫妻关系，双方均提供了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7、2013年2月22日孙海涛、周红云和丁明、张艳美的委托书，拟证明周红云、孙海涛作为出卖方，丁明、张艳美作为买受方双方共同委托房产交易中心办理房屋交易及登记，并自愿缴纳相关费用。
8、阜宁县房屋产权登记表（产权证号为阜房权证阜城字第××号和××号），拟证明2013年2月26日本案涉案房屋已核准登记，并办理转移登记。
9、房屋产权登记表三份：分别为阜房权证阜城字第××号、阜房权证东沟字第××号、阜房权证阜城字第××号；拟证明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被告工作人员戴兵作为复审人，同时办理了其他三人的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是正常的加班。
10、阜宁县人民法院（2013）阜民初字第0261-1号民事裁定书及阜宁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1份（2013.5.22），拟证明因本案第三人房屋被法院查封提出书面异议申请，法院审查后解封。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足玲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1、阜宁县人民法院（2013）阜民初字第026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1份及其送达回证，拟证明裁定书在25日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是2月27日，送达是2月28日。在这个时间段涉案房屋被原告申请查封，亦证明原告与本案诉争房屋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2、孙海涛、周红云与丁明、张艳美买卖房屋协议一份，该证据拟证明上面用的是二代身份证号码。与之前被告提交合同中的身份证信息不一致。
3、孙海涛、周红云收据一份，拟证明受让方实际支付房款31万元。
原审第三人张艳美、丁明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阜宁县人民法院（2013）阜民初字第0261—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查封是2月28日送达，此时房屋已经过户，第三人受让孙、周的房屋是2月18日签订的协议，第三人已经支付了全部的价款，同时交纳了相关费用。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阜宁县房产管理局和原审第三人张艳美、丁明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审原告高足玲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2、3，原审法院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审原告高足玲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1，即“阜宁县人民法院（2013）阜民初字第026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1份及其送达回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该证据均没无异议，且该证据反映了本案的客观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对此证据认证错误，应予纠正。
根据庭审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阜宁县房产管理局于2013年2月26日核准了孙海涛、周红云及张艳美、丁明房屋登记申请，并记载于电子登记薄。阜宁县人民法院（2013）阜民初字第0261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于2013年2月28日送达被上诉人阜宁县房产管理局。
庭审中，本案当事人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上诉人高足玲认为与所诉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进行了辩论。上诉人高足玲认为，法院的查封法律文书是生效的，被上诉人也接受了法院的查封裁定，说明当时房屋并没有过户，存在人为原因导致查封的房屋被过户登记，上诉人与房屋登记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有诉权。被上诉人阜宁县房产管理局认为，当事人2013年2月22日申请房屋变更登记，同年2月26日被上诉人核准登记，房屋所有权人已经变更为原审第三人。法院送达查封裁定时间是2013年2月28日，此时房屋产权已经属于原审第三人，上诉人与房屋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因工作疏忽才接受法院查封裁定书，事后法院也下达裁定解除了查封。原审第三人张艳美、丁明认为，受让房屋属于善意取得，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没有侵犯上诉人权益，上诉人与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本案中没有诉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必须与所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上诉人高足玲认为与所诉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实际上是基于阜宁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行为。因此，本案关键点在于阜宁法院向被上诉人阜宁县房产管理局送达查封裁定时，涉案房屋有无完成过户变更登记，涉案房屋登记有无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孙海涛、周红云及张艳美、丁明于2013年2月22日向被上诉人阜宁县房产管理局申请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被上诉人经审核于2013年2月26日核准了房屋过户登记，并记载于电子登记薄。而阜宁法院向被上诉人送达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的时间是2013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与房屋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房屋登记簿为准”。根据以上两条规定，房屋登记行为自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为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时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本案中所诉房屋转移登记行为在2013年2月26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阜宁法院于2013年2月28日向被上诉人阜宁县房产管理局送达相关查封文书时，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行为已经完成，房屋所有权人已经变更为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虽然于2013年3月14日才向原审第三人颁发涉案房屋登记证书，但此时已不影响于2013年2月26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登记行为。据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高足玲与房屋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事实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高足玲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认为，在原审第三人提出查封异议后法院已解除了对该房屋的查封，故上诉人高足玲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主要理由不当，应予纠正。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高足玲起诉的结果正确。综上，上诉人高足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村
审判员 沈俊林
审判员 王为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