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民终3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酒泉大业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文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子祺，四川中川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路28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梦孝，甘肃神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酒泉大业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业种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煌种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的（2015）酒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业种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子祺，被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梦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业种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酒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敦煌种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证本案基本事实的过程违反法定程序，判决结果无事实依据。大业种业公司在一审提交了四组证据，敦煌种业公司对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仅对证据四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而证据四是决定本案性质最为关键的证据，即530万元款项是案外人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还是替大业种业公司退还敦煌种业公司误划的款项。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通知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未通知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加诉讼，程序违法。本案一审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则大业种业公司与敦煌种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是本案最基本的事实。一审法院却在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审理起了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敦煌种业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仅凭《借款合同》、收据三份、短信照片等证据，在未经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质证确认的情况下，就认定了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这种做法实质上剥夺了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抗辩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另外，上述证据只能证明敦煌种业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对主要事实未能查清，亦未厘清本案的实质法律关系。敦煌种业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大业种业公司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是其主张的基础事实。既然敦煌种业公司声称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支付的530万元是预付款，那么双方的实际交易金额远大于530万元，如此大额的交易却仅订立口头买卖合同，按交易习惯，双方在之前应该还存在其他交易关系，但一审查明的事实证明，双方在之前并无交易关系。庭审中，敦煌种业公司不能说明其与大业公司的哪一位工作人员进行洽谈，也不能说明其所谓口头合同的具体条款。由此可见，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敦煌种业公司向大业种业公司账户汇入的530万元属于误划，不是买卖合同预付款。三、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所做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一）一审法院仅凭大业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将误划款项按公司内部管理流程转入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单据上的批注，就认定大业种业公司对该笔款项转入其账户是知情的，进而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是错误的。大业种业公司在庭审中对将该笔款项转入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因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大业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同意办理的真实含义是避免该笔款项留在大业种业公司账户存在被查封、冻结的法律风险。（二）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应该对全案证据资料进行综合审查并评判。银行转账凭证上载明的用途只是填写需要，并不能代表款项的实际用途，实际用途应结合双方间存在法律关系进行认定。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未通知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加诉讼，未查明敦煌种业公司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仅凭一张电汇凭证中填写的内容就认定该笔款项的实际用途，没有法律依据。另外，一审法院对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视而不见。一审法院依据电汇凭证记载的用途对款项实际用途进行认定，属认定错误。综上，敦煌种业公司因疏忽大意错误的划款给大业种业公司，大业种业公司在收到款项后，已经于次日通过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该笔款项全额退还给了敦煌种业公司。在现有证据能证明大业种业公司已经将敦煌种业公司误划的530万元退还，双方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敦煌种业公司虚构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大业种业公司退款并支付利息，目的是非法侵占大业种业公司的合法财产。请求二审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
敦煌种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双方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2011年12月，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达成口头购买草种协议，约定向大业种业公司购买一批草种。敦煌种业公司与2011年12月29日向大业种业公司转账支付530万元预付款。后因大业种业公司不能提供草种，经敦煌种业公司数次催要，大业种业公司也没有退还530万元预付款。二、大业种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收取敦煌种业公司的530万元属于货款。大业种业公司提交的第一份证据为2011年12月29日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该证据能证明大业种业公司收到敦煌种业公司给付的530万元货款的事实，该凭证附言中明确记载为货款，足以证明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业种业公司提交的第二份证据是收到530万元货款后，同日将该笔款项转账给其关联公司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凭证，该证据证明大业种业公司收到530万元货款后，转账支付给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大业种业公司提交的第三份证据是2011年12月30日成都银行电汇凭证一份，该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记载为还借款，证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敦煌种业公司支付的530万元是用于归还借款的事实。大业种业公司提交的第四份证据是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首先，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与大业种业公司提交的前三份证据相矛盾，其次，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是关联公司，此情况说明是为逃避债务，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三、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成都大业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于1999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为罗蜀杭，经数次变更，现法定代表人为周建，任董事长，罗蜀杭任副董事长，地址在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39号。大业种业公司设立于2001年11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文虎，设立时公司股东为玉门市大业草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大业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月30日，股东变更为甘肃西部草王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王文虎。成都大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于1993年3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周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罗蜀杭任董事，地址为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39号。甘肃西部草王牧业有限公司设立于2012年11月2日，法定代表人罗蜀杭，股东为周建、范丽娟。2014年1月27日，甘肃西部草王牧业有限公司设立成都分公司，地址在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39号，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同一地址，属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经营模式。以上几家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相互重合、交叉，大业种业公司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不符，不应该采信。四、大业种业公司以与敦煌种业公司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无买卖合同关系，敦煌种业公司向其汇款530万元属于误划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2011年12月，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达成口头购买草种协议，并预付货款530万元，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如果不存在口头买卖合同，敦煌种业公司就不会向大业种业公司支付530万元货款，对于预付货款530万元的事实，大业种业公司也是认可的。既然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大业种业公司就应该将收到的货款退还给敦煌种业公司。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敦煌种业公司不可能向大业种业公司误划530万元。五、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敦煌种业公司支付的530万元属于归还借款，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2006年10月17日，敦煌种业公司与成都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敦煌种业公司向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借款1500万元。2006年10月19日，敦煌种业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借款1500万元，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敦煌种业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其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12月3日偿还借款300万元，2008年1月31日归还借款700万元，2011年12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530万元，剩余利息至今未付。成都大业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12月30日向敦煌种业公司转账的530万元属于归还借款，与大业种业公司应退还的530万元货款无任何关系。
敦煌种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大业种业公司退还货款530万元；二、判令大业种业公司给付利息1229754.58元；三、诉讼费由大业种业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9日，敦煌种业公司以转账方式向大业种业公司支付530万元，注明用途为货款。同日，大业种业公司按照案外人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罗蜀杭的指示，将上述530万元转入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在相应财务凭证上大业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虎签署“同意（罗总安排）办理”意见。2011年12月30日，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转账方式向敦煌种业公司账户转入530万元，注明用途为归还借款。2015年3月敦煌种业公司与罗蜀杭就其向大业种业公司转账530万元的事宜进行沟通协商未果引发诉讼。诉讼中，敦煌种业公司认为2011年12月29日转入大业种业公司账户的530万元是双方达成协议购买草种口头协议后预付货款，大业种业公司既不能提供草种，又不退还货款，构成违约，要求退还53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大业种业公司认为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款项属敦煌种业公司的错误打款，经核实已由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还敦煌种业公司。另查明，2006年10月17日，敦煌种业公司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由敦煌种业公司向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1500万元，借期一年，月利率5.355‰，成都大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签订后，敦煌种业公司于2006年10月19日向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借款1500万元，同日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敦煌种业公司出具收到借款1500万元的收款收据。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12月28日向敦煌种业公司还款300万元，2008年1月23日还款700万元，2011年12月30日转款5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敦煌种业公司向大业种业公司转款530万元的事实，有大业种业公司无异议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该凭证明确记载款项系货款，且从罗蜀杭回复的短信内容来看，也可以印证敦煌种业公司主张的530万元系预付货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大业种业公司提供的其向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款的相关财务凭证上大业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同意（罗总安排）办理”意见来看，也表明大业种业公司对该款项转入其账户的原因知情，对资金的去向亦经其公司进行安排，且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再无其他经济未来，大业种业公司主张该款项是误打，显然有悖常理。针对大业种业公司主张的530万元已由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还敦煌种业公司的抗辩理由，敦煌种业公司提供了其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相关证据，该部分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其所述借款的事实；大业种业公司提供的成都银行电汇凭证也清楚的载明2011年12月30日支付给敦煌种业公司的530万元用途为还借款，大业种业公司虽提供了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意图证实诉争款项已由该公司代其退还敦煌种业公司，该情况说明应属证人证言，其内容与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敦煌种业公司支付530万元的电汇凭证上记载的款项用途明显矛盾，对该款项的性质，应以记载资金流动的原始凭证即电汇凭证所载内容认定，故大业种业公司主张的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其退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大业种业公司对于敦煌种业公司主张的530万元应当予以返还。大业种业公司占用诉争资金已长达数年之久，且不能确定双方合同履行期限，故敦煌种业公司主张的占用资金期间利息损失，应当从短信证实的双方协商诉争款项时起算，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开庭之日。判决：一、酒泉大业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返还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530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二、酒泉大业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59207元（530万元自2015年3月7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1日止，年利率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三、驳回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508元，由酒泉大业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9000元，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508元。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除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外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大业种业公司是否负有向敦煌种业公司返还530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的义务。
关于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敦煌种业公司主张其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该就此项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敦煌种业公司除能举出2011年12月29日其向大业种业公司转账支付530万元款项时，记载款项用途为货款的电子转账凭证和马宗海与罗蜀杭短信记录外，未能就双方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举出其他证据。而电子转账凭证和短信记录不能反映出标的物种类、单价、数量、履行期限和方式等买卖合同成立所需的基本内容，敦煌种业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敦煌种业公司的此项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敦煌种业公司与大业种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大业种业公司是否负有向敦煌种业公司返还530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义务的问题。本案中，大业种业公司对于2011年12月29日收到敦煌种业公司530万元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只是主张该笔款项已由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其返还给了敦煌种业公司。因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其与敦煌种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无法认定成都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敦煌种业公司的付款行为是代大业种业公司返还其收到敦煌种业公司的530万元款项。综上，在无证据证实敦煌种业公司对大业种业公司负有债务的情况下，敦煌种业公司向大业种业公司转账支付530万元款项，大业种业公司因此获得利益,已构成不当得利。因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一审判决将案由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大业种业公司负有向敦煌种业公司返还530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的义务，一审法院判令大业种业公司返还530万元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大业种业公司的此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508元，由酒泉大业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军瑞
代理审判员 张 妍
代理审判员 郑治帅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马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