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66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耿杰，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德强，男，196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该院小儿科医生，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珂，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超伟，男，1982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阳谷县，现住济南市槐荫区匡山庄东区***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红梅，女，198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聊城市，现住济南市槐荫区匡山庄东区***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庆，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新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珂，山东金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济南四院）因与被上诉人薛超伟、侯红梅及原审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以下简称齐鲁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5民初4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济南四院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济南四院对侯红梅及患儿薛鸿博的诊疗概要，2015年8月14日至2015年8月17日3天的诊疗概要、2015年9月2日至2015年9月9日7天的诊疗概要，在相关病历资料中均有记载。二、关于司法鉴定情况，济南四院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并提交了书面异议书认为：首先，患儿就有原发性先天性心脏病，不是济南四院在诊治过程中产生的后果或结局。1、关于过错之“孕期未能发现先天性心脏病”。鉴定所指过错即便成立，该过错并不能阻止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产生和继续发展，这点鉴定专家似在鉴走会现场已做了明确表示，所以即便过错成立，因其实质只能够关系到胎儿父母对决定是否终止妊娠产生因果力量，在胎儿变成婴儿出生后，该过错则不会也不该对死亡的因果关系评价产生影响。2、关于过错之“出生后未能早期诊断及治疗干预”。(1)患儿入院之时虽然微有口唇发绀，但听诊心脏未见心脏杂音，同时患儿家属诉其父就口唇青紫，也不是先心，不同意住院期间作心脏B超，且向家属交代先心可能，嘱择期做心脏B超(病程中交代，且后期家属来院时已认可，大夫有交代可能先心病的情况)。(2)患儿因黄疸、肺炎入院，只在济南四院�疗6天后痊愈出院，出院医嘱交代，如有异常随时就诊。且患儿出院后有42天母婴查体，婴儿也有预防接种疫苗(未提供母子保健手册及预防接种本)，但患儿出院之后3个月时间内，未遵循医师要求查体及预防接种等，(先心病患儿不能进行预防接种，应提供其他医院有无就医病史记录)，父母每日护理未见异常，患儿病情没有变化。患儿之后情况为基础病情发展进展导致，说明患儿家长，没有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中间有多次可能发现先心机会，都与家长的不负责任有关，与济南四院并无直接关联。(3)关于肺动脉异位引流是否可以早期诊断。在邵肖梅等所著的实用新生儿学第4版，本书是国内从事新生儿专业必备的参考书，可以说是新生儿专业临床诊治的法典。在第551页中，本病可分两类，一类是非梗阻型，一类是梗阻型。本患儿属非梗阻型。书中临床表现：非梗阻型的�儿出生时常无症状，大多直到婴儿晚期才逐渐出现气急、喂养困难、反复呼吸道感染。故本病的早期诊断十分困难。医学不是完美科学，具有一定局限性。济南四院不能保证所有问题都发现，且得到治疗。3、关于因果关系程度之“同等因果关系范围”。(1)早期诊断与预后问题。在《诸福棠实用儿科学》一书1563页指出，完全性肺静脉畸形回流，既患儿的完全性肺静脉异位，预后决定于其类型、房间隔缺损的大小以及左心发育等情况，一般较差。治疗可在体外循环下，作肺静脉与左心房吻合术矫正畸形。其效果与左心发育程度直接有关。故预后主要取决于患儿左右心发育情况，即使早期诊断也无法改变患儿预后结果。(2)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容易伴发其他多发畸形。由于患儿未进行尸体解剖，可以造成大家对患儿最终死亡原因的认识偏差。因患儿家属拒绝尸检，导致�疾病认识不清的责任应当由患方承担。(3)鉴定认为齐鲁医院的诊疗没有过错，对此济南四院并无异议；但鉴定的这一结论，加上齐鲁医院手术记录记载的患者的病情复杂程度，以及其无过错仍然不能挽救患者生命的客观事实来看，决定患者生命的决定性因素是患儿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而不是对其发现和治疗晚两三个月造成的。因此，济南四院认为即便济南四院的诊疗或者病历书写存在某些瑕疵，但这与患者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最终手术治疗无效死亡后果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所认为同等因果关系程度忽视了患儿先天性心脏病本身诊断和治疗的难度和风险，对早期发现治疗的预后没有进行客观和有说服力的分析，将因果关系评价为同等因果关系程度，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对济南四院极为不公平。一审采信该鉴定意见，并按照50％的责任比例进行了判决不当。三、济南四院认为一审判决的错误之处是：1、患儿的死亡，不是本案的损害后果。从医学上讲，婴儿时期先天性心脏病如此严重程度在统计上死亡的概率是极高的。一审中济南四院已经阐明：由于鉴定机构已经在听证会上表明，即便在产前检查中不存在过错，及时发现胎儿的问题，现行医疗条件对此无能为力，检查及时发现问题，仅能帮助父母及时作出是否继续妊娠的取舍。如此一来：如果胎儿父母选择继续妊娠，其自应负责婴儿的出生及成长中超越正常婴儿的成本；如果其选择终止妊娠，胎儿将不能出生；最终结果等于患儿死亡。因此，产前检查的过错，本质上说并无因果关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产前检查的过错，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有二，一是导致胎儿父母未能及时选择妊娠终止与否的权利；二是与现实中胎儿出生变成婴儿后死亡相比较，其父母增加一定的经济负担和承担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精神痛苦。其经济负担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从可能及时终止妊娠时到婴儿出生至死亡期间必要生育保健费，以及为救治婴儿产生的医疗费及其伴随费用。但不应将死亡作为损害后果，自然也不能将死亡赔偿金作为赔偿项目。2、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明显违背医学客观规律，其鉴定结论不应被采信为有效证据。理由除了上述济南四院对鉴定意见的书面异议外，济南四院认为：(1)患者死后未经尸检，死亡的确切原因实际上是不明确的，这影响了鉴定机构的对于因果关系因素的判断(鉴定书中有表述)，因患方拒绝尸检，故对此应由患方承担不利责任，在确定关联度时，应考虑减轻医院的责任。(2)鉴定机构在判断因果关系时，由于其专业(非法律专业)的局限性，做了超越其专业范围能力的事情，主要表现在其对于产前检查的过错行为，对患儿死亡后果间因果关系影响的判断上。这一判断，准确讲，无需医学上鉴定的判断，而是应当由裁判机关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司法上的判断。2、薛超伟、侯红梅为农村户口，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进行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对济南四院明显不公。从一审起诉状及一审判决书所列薛超伟、侯红梅的户籍及现住址看，毫无疑问，在起诉前其系农村户口，但一审却按照其后来提交的证据认定其为城镇户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在患方没有提交证据的情况下，支持患方主张的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不仅没有依据也与丧葬费的项目重复。4、一审支持了侯红梅住院生产的医疗费错误，济南四院对侯红梅住院生产的诊疗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该医疗费；薛鸿博住院医疗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治疗其他�身原发疾病产生的费用，应当由患方自负。5、一审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翔决数额过高。
薛超伟、侯红梅辩称，一、一审判决采信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是正确的，济南四院在上诉状中阐述的“医学问题”均已在鉴定会上及一审庭审中充分陈述，鉴定人也一一给予了解释，其没有证据推翻鉴定意见，也没有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咨询，因此济南四院的单方陈述无法对抗公正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其实济南四院在上诉状中没有全面客观评价鉴定书，该鉴定书评价的医疗行为包括出生前和出生后两部分，两者综合评价后才确定与死亡后果间具有同等因果关系，但是济南四院认为孕期具有过错就能抵消出生后的过错没有道理，对本案来说其特殊性就在于孕期和出生后的诊治医院为同一医院，并且都有过错，这种情况下，两�过错行为相互承继、叠加，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只能全面分析，最终做出过错与死亡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鉴定结果正好针对我们诉求事项和鉴定事项，济南四院所称的死亡并非本案的损害后果以及鉴定意见书违背科学规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二、一审判决认定的损失数额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第一，薛超伟、侯红梅一家在城镇生活、居住、工作多年，早已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居民。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在城镇居民满一年以上的，赔偿标准同城镇居民，因此一审根据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丧葬费与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并列的赔偿项目，不存在冲突的情况。第三、根据鉴定意见，济南四院的诊疗过错在孕期就已经开始，并贯穿至孩子出生后的治疗，自然，薛超伟、侯红梅有权主张自侵权行为开始后产生的医疗费，一审予以认定更是符合法律规定。第四，一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三万元系行使自由裁量权，济南四院认为过高没有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济南四院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
薛超伟、侯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济南四院、齐鲁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暂定为1万元；2、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济南四院、齐鲁医院承担。后变更请求为：1、判令济南四院赔偿薛超伟、侯红梅以下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680240元、丧葬费29098.5元、医疗费98203.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护理费2614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1500元，以上共计813255.9元，承担50%赔偿责任为406628元；2、判令济南四院、齐鲁医院赔偿薛超伟、侯红梅鉴定费用247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以上两项合计为501404元。3、本案诉讼等相关费用由济南四院、齐鲁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如下：2015年3月15日，侯红梅在济南四院建档孕19+2周，后于5月11日孕26周、7月9日孕35周、7月21日孕37周、7月30日孕38+周、8月8日孕39周做产前检查。2015年5月13日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单提示：单胎妊娠、头位，脐带绕颈一周。2015年6月1日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单所见：1、纵向四腔心切面：两侧心腔大小基本对称，两侧心室血流充盈基本对称，二、三尖瓣未见严重返流血流信号。2、左室流出道切面，左心室流出道未见明显狭窄，主动脉内径0.51cm,主动脉血流速度78.4cm/s。3、右心室流出道未见明显狭窄，肺动脉内径0.68cm，肺动脉血流速度57.5cm/s.4、心房间隔：回声可见，卵�孔约0.61cm（偏大）,卵圆瓣呈张力型。5、心室间隔：已仔细观察，回声基本连续，但不能完全排除穿隔血流。2015年7月9日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单提示：单胎妊娠、头位，脐带绕颈两周。2015年8月14日02：44侯红梅因“停经40－1周，腹痛1小时”到济南四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40－1周妊娠临产，Ｇ2Ｐ1ＬＯＡ，2、脐带缠绕。于03：38以ＬＯＡ娩出一男婴，即薛鸿博。于2015年8月17日出院。2015年9月2日，薛鸿博因全身皮肤黄染半月余到济南四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肺炎？治疗后于2015年9月9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2、新生儿肺炎，3、心肌损害。
2015年12月12日，薛鸿博因出生后口唇发绀，发现先天性心脏病1天到齐鲁医院住院治疗，初步诊断为：1、先天性心脏病，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心上型）、肺�脉高压（重度）、房间隔缺损（继发孔型）、三尖瓣中返流（重度）。2、肺部感染。于2015年12月16日在全麻体外循环下为其行完全型肺炎静脉异位引流矫治+主动脉缩窄（术中探查确定）矫治+动脉导管闭合+房间隔缺损修补+三尖瓣成形术。2015年12月18日19：15薛鸿博突然血压下降，继尔室颤，经抢救无效，于21：30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诊断：1、呼吸循环衰竭。2、先天性心脏病：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心上型）、房间隔缺损（继发孔型）、主动脉缩窄、三尖瓣中重度返流、重度肺动脉高压、动脉导管未闭。3、肺部感染。
本案审理过程中，依薛超伟、侯红梅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齐鲁医院对薛鸿博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该过错与薛鸿博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及�错参与度”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12月5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依据现有送检病历材料，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对被鉴定人薛鸿博的临床诊疗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
依薛超伟、侯红梅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济南四院对薛鸿博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该过错与薛鸿博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12月5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侯红梅怀孕后在济南四院建立围产期保健手册。此后五次行产前检查，并于5月13日、6月1日、7月9日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医院未能按照卫生部印发《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的要求，在妊娠16周－24周期间行Ｂ超检查以复查是否存在先天发育缺陷。从孕期超声检查的结果显示，医院于2015年6月1日对孕妇侯红梅行胎儿先天性心脏发育畸形彩色多普勒超声复复筛查之中，已观察到心房间隔卵圆孔约0.61cm（偏大），卵圆瓣呈张力型。该检查结果提示卵圆孔较大，出生后可能存在房间隔缺损情形。因此，进一步定期观察或建议赴有条件和设备医院进一步明确心脏发育异常问题，对及时诊断胎儿先天性发育异常具有医学作用。对此，未见被告医院向患者方所进行的告知或医学建议，说明医院对此未能履行医学诊疗义务和高度慎重义务。薛鸿博住院期间检查所见其口周稍青，口唇略青紫，呼吸稍促，听诊呼吸音粗，未闻及啰音。针对患儿口唇呼吸紫绀，2015年9月3日上级医师查房时提议择期做心脏Ｂ超排除先天性心脏病记载。但在患者住院时期至出院未见予以实施检查，说明医院在落实诊疗工作方面存在不足，延迟了患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早期诊断以及对疾病的治疗机会。从技术鉴定立场，过错因果关系程度评�考虑因素有：（1）医院在产前检查方面存在的过错；（2）产前Ｂ超检查之中发现胎儿心脏发育畸形具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受到相应因素的影响；且本案患儿心脏发育畸形不属于卫生行政规定之中要求必须检出的情形之一；（3）医院在患儿出生后临床检查明确先天性心脏病方面存在过错；（4）患儿出生后先天性心脏病少见、复杂，病情重，保守治疗生存期不乐观，死亡率高；而临床手术治疗也难以达到恢复正常生理解剖结构，术后效果难以预测；（5）患儿死亡后未实施尸体剖验对鉴定综合判断的不利影响。故本次鉴定认为：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对侯红梅、薛鸿博诊疗过程中所存在的医疗过错，与患儿薛鸿博孕期未能早期发现心脏病以及出生后未能早期明确诊断及治疗干预，最终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为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围，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鉴定意见为：依据现有送检病历材料，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对侯红梅、薛鸿博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与孕期未能发现患儿薛鸿博先天性心脏病以及出生后未能早期明确诊断及治疗干预，最终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介于同等因果关系程度范围，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
济南四院对鉴定意见提出书面异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7年1月12日出具书面答复函。
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侵权责任的承担。薛超伟、侯红梅认为，鉴定意见书已认定济南四院、齐鲁医院有医疗过错，且为同等因果关系，根据鉴定意见，要求济南四院、齐鲁医院连带承担50%的赔偿责任。对此，济南四院认为，患者未经尸检，死亡的确切死因实际上是不明确的，这影响了鉴定机构对于因果关系因素的判断，婴儿时期先天性心脏病如此严重程度在统计上死亡的概率是极高的。鉴定机构在判断因果关系的时候，由于其专业上的局限性作了超越其专业能力范围的事情，产前检查的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婴儿的死亡，仅可能是两个，一是生育费和抚养费的增加，另一个是生育费和死前救治产生的医疗费。不同意鉴定意见所认为的责任比例，充其量所能接受的侵权责任赔偿范围是5%到15%。齐鲁医院认为根据鉴定意见，其没有过错，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薛超伟、侯红梅各项诉讼请求的依据。1、死亡赔偿金680240元。计算方法为：2016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12元×20年=680240元。薛超伟、侯红梅提交暂住证复印件1份、济南市，证实薛超伟、侯红梅一直在城镇生活居住多年，从事销售工作至今，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赔偿。经质证，济南四院、齐鲁�院对薛超伟、侯红梅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其提交的居住证和暂停证所载明的地址与诉状中地址不一致，薛超伟、侯红梅都是农村户口，赔偿的计算基数应当适用农村户口的来计算。2、丧葬费29098.5元。按2015年山东省城镇在岗职工6个月工资，即年平均工资58197元的一半计算为29098.5元。济南四院、齐鲁医院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3、医疗费98203.4元。其中济南四院5543.19元，门诊花费1318.43元，住院花费4224.76元，提交门诊病历、门诊收费票据10张，住院病历、住院收费票据1张以证实；齐鲁医院花费92418.2元，住院花费为92374.2元，报销42262.93元，个人自付50111.27元，因保险系个人购买，不能因此减轻济南四院、齐鲁医院的赔偿责任，薛超伟、侯红梅按全部数额主张；门诊花费44元，提交住院病历、齐鲁医院住院收费票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居民大病保险赔款计算书以证实；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花费242元，提交门诊收费票据，就诊卡以证实。经质证，济南四院对其医院的相关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费用当中，有一部分费用是患者侯红梅所花费的费用，与患儿薛鸿博治疗无关，而薛鸿博产生的两张费用是因治疗黄胆和肺炎的费用，这些诊断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治疗，与本案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关系，不应被作为损失主张。齐鲁医院对其医院所产生的费用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费用中，经保险赔款的部分不应作为损失进行主张。4、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患者在济南四院住院10天，在齐鲁医院住院6天，共住院16天，按每天100元计算。对此济南四院、齐鲁医院认为在济南四院的10天不应被计入，且计算标准应当按每天30元计算。5、护理费2614元，患者共住院16天�按2015年度批发和零售业59641元计算16天为2614元，提交护理人员薛超伟居住证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以证实。经质证，两被告认为护理天数应当扣除在济南四院的时间，且护理费用计算的标准应当适用农村人口的标准。6、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1500元，按照5人计算3天，按每人每天100元标准计算。对此两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且丧葬费与该项主张性质是一样的，已经包含这些费用，不应当重复主张。7、鉴定费用24776元，其中鉴定费24000元，提交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费发票1张以证实；交通费776元，提交交通费发票8张，证明因鉴定产生的交通费776元。经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齐鲁医院认为其没有过错，故该部分的鉴定费和交通费应当由原告自付，不应当向被告主张。济南四院认为对其相关的鉴定费和交通费，应当参照5%到15%的比例予以赔偿。8、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根据鉴定意见，被告具有严重过错，且死亡是最严重的损害后果，孩子的去世给父母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主张。对此，济南四院、齐鲁医院不同意薛超伟、侯红梅的主张和理由，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薛超伟、侯红梅主张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由济南四院、齐鲁医院全部赔偿，其他项目按50%比例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侯红梅怀孕19周时在济南四院建档，并多次在该院做产前检查、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于2015年8月14日在该院足月生出薛鸿博。2015年9月2日薛鸿博因出生后咳嗽在该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肺炎、黄疸。2015年12月12日薛鸿博到齐鲁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并行手术治疗，于2015年12月18日经抢救无效死亡。薛超伟、侯红梅作为薛鸿博的法定继承人，要求济南四院承担侵权责任，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济南四院�否承担侵权责任及承担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应当依据其诊疗行为的过错程度、诊疗行为在损害结果发生中的原因力大小确定赔偿比例。关于济南四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其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所依法定程序做出鉴定意见书，其鉴定结论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鉴定意见能够认定，济南四院在对薛鸿博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且其过错与薛鸿博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参与度，鉴定机构认定为同等程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合考虑济南四院的过错程度、薛鸿博的死亡原因及医疗过错程度和原因力，一审法院认为济南四院应对薛鸿博死亡所引发的各项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为宜。经过鉴定，齐鲁医院在对薛鸿博的医疗行为中没有过错，故薛超伟、侯红梅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薛超伟、侯红梅所主张的各项请求，一审法院结合举证质证情况，认定如下：关于死亡赔偿金680240元，薛超伟、侯红梅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长期在济南工作生活的事实，故其按城镇标准计算，于法有据，其计算方式及标准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济南四院应赔偿50%计340120元。关于丧葬费29098.5元，薛超伟、侯红梅计算方式及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济南四院应赔偿50%计14549.25元。关于医疗费，城乡医疗保险已报销部分42262.93元，并非原告的实际损失，故应予扣除。侯红梅所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系产前检查所花费的费用，与本案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医疗费55940.47元济南四院应赔偿50%计27970.24元。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薛鸿�住院天数应为13天，故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300元，济南四院应赔偿50%计650元。关于护理费，薛鸿博住院天数应为13天，薛超伟、侯红梅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薛超伟所从事的职业，其按行业标准计算因护理而产生的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护理费2153.7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济南四院应赔偿50%计1076.85元。关于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薛超伟、侯红梅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酌情支持3人3天的费用，按每天100元计算为900元，济南四院应赔偿50%计450元。关于鉴定费用24776元，薛超伟、侯红梅提交了发票及交通费票据予以证实，但因薛超伟、侯红梅申请对济南四院、齐鲁医院进行过错鉴定，经鉴定齐鲁医院没有过错，故该部分费用应由薛超伟、侯红梅自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鉴定费用12388元，由济南四院赔偿50%计6194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薛鸿博的死亡给两原告造成精神损害，应当予以抚慰，但其主张数额过高，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济南四院的过错及参与度，酌情支持3万元。
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薛超伟、侯红梅死亡赔偿金340120元；二、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薛超伟、侯红梅丧葬费14549.25元；三、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薛超伟、侯红梅医疗费27970.24元；四、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薛超伟、侯红梅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五、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薛超伟、侯红梅护理费1076.85元；六、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薛超伟、侯红梅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450元；七、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薛超伟、侯红梅鉴定费用6194元；八、被告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薛超伟、侯红梅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九，驳回原告薛超伟、侯红梅对被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元，原告薛超伟、侯红梅负担900元，被告�南市第四人民医院负担35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及其鉴定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一审法院根据薛超伟、侯红梅的申请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并依据有关材料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济南四院虽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鉴定存在程序违法或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故一审采信该鉴定意见并无不当。该鉴定意见书已认定济南四院对侯红梅、薛鸿博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与孕期未能发现患儿薛鸿博先天性心脏病以及出生后未能早期明确诊断及治疗干预，最终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介于同等因果关系程度�围。一审法院根据该鉴定意见，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及相关证据，认定济南四院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外的其他项目按50%的比例赔偿并无不当，济南四院关于应考虑减轻其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根据薛超伟、侯红梅提交的济南市公安局六里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济南市暂住证、山东省居住证等证据，认定相关赔偿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按照该规定，一审根据案情酌情支持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并无不当。鉴定意见已明确济南四院对侯红梅、薛鸿博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故一审支持侯红梅住院生产的医疗费、薛鸿博住院医疗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证据充分。一审根据鉴定意见，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及相关证据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妥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济南四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上诉人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彦亭
审判员 郭维敬
审判员 武绍山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杨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