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湖民终字第3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中明。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先贵。上诉人（原审被告）：竺天珍。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国祥。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范璐燕。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美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兵。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卫琴。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舒展。上诉人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为与被上诉人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5）湖安民初字第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张世高与胡美芳、张海兵与罗卫琴均系夫妻。戴先贵、竺天珍系案外人戴泽堂的父母，沈中明与戴泽堂系夫妻。2014年12月8日，戴泽堂与张海兵、罗卫琴一起在张世高、胡美芳家中吃晚饭，戴泽堂与张世高饮酒，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未参与饮酒。晚饭后，由张海兵驾车将戴泽堂送回家。次日，张海兵得知戴泽堂死亡信息并告知胡美芳。当天上午，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与张某等人到三官村委会进行调解；下午2点左右，张世高、胡美芳支付丧葬费2万元，张海兵、罗卫琴支付丧葬费3万元；张世高于14:41、14:46、14:49、17:41、17:45、18:05、18:11同110或安吉县公安局的固定电话通话，安吉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2次出警，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均未能离开三官村委会；当天夜里11点左右，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由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各赔偿被告20万元，后离开村委会。12月10日，张海兵到安吉县信访局咨询，不服因戴泽堂死亡被死者家属逼迫赔偿20万元，咨询如何处理，信访局建议走司法途径。现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认为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系人身受到胁迫时签订，且内容显失公平要求该院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案由虽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但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的以支付赔偿款为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受合同法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双方因戴泽堂饮酒死亡赔偿事宜进行调解，但整个调解过程中，仅张世高一人就向安吉县公安局多次报警，派出所虽处警，但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均未能离开，张世高如此频繁的拨打110或安吉县公安局的固定电话，并非毫无缘由，否则有治安处罚之虞；调解持续到深夜11点左右，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后方离开；调解地点位于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所在村委会，聚集着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大量亲友，鉴于亲友的复杂心情极易给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精神上造成压迫，继而作出有违本心之意思表示。综上，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所举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主张因受胁迫而签订协议的事实，该院予以认定，故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诉请撤销涉案协议，该院予以支持。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自认到村委会系协商丧葬费事宜，其已实际支付5万元系自愿给付，其要求返还已付赔偿款5万元的诉请违反诚实信用之原则，该院不予支持。对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抗辩意见合理部分，该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与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二、驳回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已减半），由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负担160元，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负担40元。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合意，真实有效。双方的整个调解过程，系由安吉县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员在双方当事人间进行沟通协商，直至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本案所涉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当合法有效，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一审法院对构成胁迫的认定是错误的。构成胁迫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定。1.胁迫中的客观表现为要挟。要挟是抓住对方弱点，强迫对方答应自己的要求。《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九条适用“要挟”一次来定义“胁迫”。对该处规定的“要挟”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对尚未发生的利益损害的关注，有些胁迫行为在发生过程中，已经给受胁迫方的生命健康、荣誉等造成了很大损害。其次，胁迫方的“要挟”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否则不构成民法中的胁迫。如果行为人以投诉、检举、起诉、仲裁等合法手段为借口逼迫另一方，虽然也是利用对方惧怕法律武器的弱点逼迫对方答应了自己的要求，但该种手段确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具有违法性，不应认定为是胁迫中的要挟行为。2.胁迫行为主观状态。胁迫行为成立的主观状态有两个方面。第一，胁迫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对方造成心理恐惧和巨大心理压力，同时积极希望对方在恐惧和压力下作出与自己一致的意思表示。第二，受胁迫方主观上有两点认识，一是胁迫方所要求和希望的与自己的真实意愿相背离，二是如果不屈从于胁迫方的意愿己方利益将会受到损害。这两个角度的内容是胁迫行为成立的必要条件。结合本案，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提供信访局来访登记表、出警信息、通话记录等用以证实其在调解过程中受胁迫。首先，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提供的证据仅证实其有报警，而民警到达现场后自行离去，表明不存在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一审法院仅凭报警记录或通话推测存在人身自由受限制，而这推测与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完全相反。人民调解的过程本身是漫长的，所以本案中调解到晚上也是正常的，有的调解持续时间长达两三天，这与胁迫无关。另一审法院认为调解地点聚集了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的大量亲友，对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造成了精神压迫，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双方从最初的140万赔偿请求到最后的40万，是经过多次协商的，并不存在胁迫。综上，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书》并未违背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的真实意思。三、一审认定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所举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认定不当。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提交的证据被一审认定的为证据1、2、3、5、6。第一，证据2系张海兵自身对是事发经过的认识和阐述，无法证明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是“被逼迫”还是“事后反悔”。第二，证据3仅仅表明张世高向110报警，而且110案件信息与张世高陈述矛盾。第三，证据6不应采信。首先证人张某与张海兵系亲兄弟，存在利害关系，在庭审中陈述相互矛盾。综上，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以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协议签订时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是受胁迫的依据不足。综上，一审法院证据采信有误，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承担。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在二审中辩称：本案所涉及的虽为人民调解协议，但是依然是能够被撤销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六条，一审判决撤销人民调解协议是依法有据的。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在签订调解协议时确实受到了胁迫，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仅张世高一人就主动拨打110报警电话四次，并有出警，可以看出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四人并不愿意参与调解，有强烈离开的意愿。调解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左右，期间村委会聚集大量死者的亲友，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在报警无果的情况下，如不签协议，不可能出去，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字。张世高为了证明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字的，还故意将名字写错。在签字后第二天，张世高和张海兵就向安吉县信访局投诉。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写错名字，第二天投诉等行为看，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是违背真实意思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情况说明，拟证明双方整个调解过程都是自愿的，并不存在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被胁迫的情况。对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二审提交的证据，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质证认为：首先该两组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其次出具该两份情况说明的相关人员本身就是调解的参与人员，且在调解过程中存在过错，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情况说明并不真实，对该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对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首先该两份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而根据民事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本案中证人并未出庭，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另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确系在情况说明出具者的调解下签订，如果该协议书被撤销，可能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即情况说明出具者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故对两份情况说明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所涉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是在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受胁迫下签订的，是否应当予以撤销。首先，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应邀前往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所在三官村村委会进行调解，整个调解过程从当天早上持续到深夜11点左右，直到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四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离开后才结束，时间较为长久；其次，在调解过程中，仅张世高一人就多次报警，安吉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虽2次出警，但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四人均未能离开三官村村委会，张世高如此频繁向110报警或者拨打安吉县公安局固定电话，如无其他缘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张世高的行为有违常理；第三，本案调解地点为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所在的三官村村委会，在村委会还聚集着死者戴泽堂的大量亲友，亲友的情绪也比较激动，这势必会对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四人精神上造成压力进而可能使他们作出有违本心的意思表示；第四，在签订协议的次日即2014年12月10日，张海兵就前往安吉县信访局反映，不服因戴泽堂死亡被死者家属逼迫赔偿20万元，咨询该如何处理。综合考量以上情况，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以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所举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为由，认定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张世高、胡美芳、张海兵、罗卫琴受胁迫而签订，故对该《人民调解协议书》予以撤销的处理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法律适用和实体处理并无明显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沈中明、戴先贵、竺天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费思杰代理审判员  葛奕超代理审判员  朱国斌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贾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