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3民终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添怡，女，200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法定代理人董骄赉(吕添怡母亲)，198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张峻，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蔡丰。
委托代理人刘漪。
原审第三人马如春，男，194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原审第三人马如英，女，195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原审第三人马如安，男，195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原审第三人马如凤，女，195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上诉人吕添怡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7)沪7101民初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添怡的委托代理人张峻，被上诉人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委托代理人刘漪，原审第三人马如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马如春、马如英、马如凤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上海市梅园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系私房，土地使用证记载使用户名为马文虎(于1993年10月15日报死亡)。马文虎夫妇生前共生育子女4人，即本案所有原审第三人。董骄赉系马文虎外孙女(原审第三人马如英的女儿)。吕添怡系董骄赉女儿，于2006年4月6日出生。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取得拆许字(2007)第1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依法对系争房屋进行拆迁。拆迁中，马如春、马如英、马如凤全权委托马如安处理该户包括签署《拆迁安置协议》在内的有关房屋拆迁及安置动迁费用领取等事宜。2009年11月2日，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与马如安签订沪拆协字第101-31号《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系争房屋建筑面积15.96平方米，安置人口为：马如安、陈蓉、马如凤、马如英、吴萍、董骄赉、吴根生、吕向武，各类安置补偿款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573,738.60元。协议第十三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中载明：“……在册5人，计入：4人，核定人口：9人。……吕添怡目前户口不在本市，凭户口报进发放费用275,000，时间为2010年9月底……”。协议签订后，除协议第十三条中约定的吕添怡凭户口报进发放费用275,000元外，其他内容均已履行完毕。2016年8月8日，吕添怡户籍报入本市。吕添怡认为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应履行支付其275,0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遂起诉至原审法院。审理中，原审第三人马如英、马如春、马如凤称，签订协议时协议上没有“吕添怡目前户口不在本市，凭户口报进发放费用275,000，时间为2010年9月底”的字样。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取得系争房屋的拆迁许可证，依法进行拆迁，并经协商与系争房屋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协议中约定“吕添怡目前户口不在本市，凭户口报进发放费用275,000，时间为2010年9月底”，吕添怡、原审第三人马如春等表示该项内容在协议签订时并不存在，但从双方均作为证据提供的协议来看，该项内容确属协议中的明确约定，吕添怡和相关原审第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况且，从该项约定的内容来看，其明确了一定的户籍报入期限，意在督促吕添怡于一定期限内尽早将户籍报入本市，并以此作为领取相关费用的依据。该项约定内容既符合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时效性要求，亦无悖常理。因此，对吕添怡及原审第三人的该项异议，法院不予采纳。现吕添怡户籍于2016年8月8日报入本市，已超过协议约定的时间，故其诉请要求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支付相关拆迁补偿费用及利息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吕添怡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吕添怡负担。判决后，吕添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吕添怡上诉称：上诉人是协议动迁安置对象，应当享有动迁安置款的权利。上诉人的户口晚于2010年9月报入本市系因被上诉人提供的动迁安置房是期房，根据户口政策导致上诉人无法在2010年9月底完成落户，过错不在上诉人一方。对“吕添怡目前户口不在本市，凭户口报进发放费用275,000，时间为2010年9月底”约定的合法性及有效性，上诉人不予确认，对形成时间与前文一致有异议，且动迁安置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对文意本身歧义应当作出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解释。另对一审代理人的代理资格提出异议，认为代理人不具备民事诉讼的代理人身份资格。故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辩称：双方依法签订的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马如安述称：自己作为被动迁户的户主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但最初协议签订时有的条款没有约定，是被上诉人后面添加的。故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马如春、马如英、马如凤未提供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审理中上诉人补充提供了原审第三人马如英的房屋交接协议书及安置协议的签字页两份证据，证明因为动迁协议安置的是期房，直到2016年才能办理房屋产权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取得系争房屋的拆迁许可证，依法进行拆迁，并经协商与系争房屋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中约定“吕添怡目前户口不在本市，凭户口报进发放费用275,000，时间为2010年9月底”的条款是否明确、合理，被上诉人据此约定不支付上诉人吕添怡的补偿款是否合法有据。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马如安认为该项内容在协议签订时并不存在，且该约定也不明确是在2010年9月底前还是后报入户口，属于协议约定不明，应作有利于上诉人方的解释，在被上诉人内部的审批表上并没有此时间的约定，而且该约定上诉人方客观上也无法履行，所以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的约定补偿款。被上诉人则认为此内容是双方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并无添加，也明确要求在2010年9月底报入户籍，并以此作为领取相关费用的依据。而内部审批表的内容只是对内的，协议约定是对双方发生效力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所以上诉人报入户口超过协议约定的时间，被上诉人不支付补偿款依法有据。对此，本院认为从协议双方均作为证据提供的协议来看，该项内容确属协议中的约定。即使如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认为的最初签订协议时不存在，但其在此后领取补偿款及拿到协议时也应该知道该协议内容，所以上诉人要求对协议中相关内容形成时间鉴定已无必要。同时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虽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协议，但因涉及动拆迁政策也具有行政协议的内容，所以协议约定也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政策。根据签订协议时的法规政策，上诉人被作为被拆迁户中的被安置人员作了安置，其安置款项也包括在被拆迁方总的安置协议款项中。由于存在上诉人当时户口不在本市的因素，所以双方又约定了凭户口报进发放费用，并出现了双方存有争议的“2010年9月底”字样。对于“2010年9月底”的约定确实存在不同的理解，被上诉人在审理中未能就该约定的明确性进一步说明，同时对上诉人提出的因上诉人的亲属被安置期房等客观原因造成户籍未能在约定时间内迁入的合理原因也未能作出客观的回应。本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和被拆迁人在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吕添怡目前户口不在本市，凭户口报进发放费用275,000，时间为2010年9月底”的条款，但该时间约定指向不明确，且上诉人提出的因客观原因造成户籍未能尽早迁入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现上诉人户籍于2016年8月8日报入本市，虽已超过协议约定的时间，但由于约定不明确且考虑其客观因素，被上诉人应按协议在上诉人户口报进后支付其相关拆迁补偿费用。但上诉人提出的从2010年1月1日起算利息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部分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但在合理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时有所失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7)沪7101民初50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上诉人吕添怡275,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吕添怡其余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上诉人吕添怡负担60元(已缴纳)，由被上诉人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负担1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汇
审判员 徐 静
审判员 朱晓婕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秦姝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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