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三行初字第5号
原告王名科，男，汉族，1935年5月23日出生，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登文，男，1969年8月20日出生，系原告之子。
被告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潘闽生，县长。
委托代理人戴继平，福建建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福建省建宁县濉溪镇斗埕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揭炳仁，主任。
委托代理人应维新，福建建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名科不服被告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建宁县政府）作出的建政文（2013）165号《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6月24日受理后，于2014年6月27日向被告建宁县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名科的委托代理人王登文，被告建宁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戴继平，第三人福建省建宁县濉溪镇斗埕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斗埕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应维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建宁县政府于2013年9月3日作出建政文（2013）165号自留山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了以下事实：1、“林业三定”情况与原告王名科自留山的实际情况：斗埕村自留山清册证明斗埕村七亩塅小组1982年自留山划分是按户均2.5亩分配。经调查，1982年自留山分山到户后，由于山林经营效益较低，大部分自留山业主存在失管现象，王名科指认自留山界线范围内的“排子山”山场被他人早期开发种竹。同时经走访1982年参与自留山划分的村干部及现场勘察，王名科1982年自留山四至范围“东至鲇鱼口”界线模糊，“鲇鱼口”为斗埕村一个小组的村名，参考王名科自留山证上记载的“社公窠里”山名，该自留山应坐落在“社公窠”一带，不含“排子山”及“桐子窠”等山场，存在证山不符。2、经向七亩塅小组小组长马风祥及当事人王名科了解，小组在传达斗埕村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及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相关精神时，大部分户主（或人员）参会，但因王名科住址改变无法通知本人参加，存在程序未履行，造成王名科对林改时自留山调整方案不知情，责任由村集体负责。3、王名科提供的证据核实：由于村集体重新划分自留山，王名科未签字同意调整，王名科提供的“林业三定”时县政府颁发的建字第106095号自留山证依法进行确认。建宁县政府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以及斗埕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情况，作出以下处理决定：1、王名科1982年“林业三定”落实的建字第106095号林权证上的“社公窠里”的自留山给予确认，面积为2.5亩。2、按照斗埕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及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王名科共可落实8亩自留山，为兼顾王名科自留山经营方便，在其原自留山“社公窠里”再确定与其原自留山相连的两块共8亩山场（含原2.5亩自留山）作为其2个人口的自留山进行落实。3、斗埕村集体原划分给王名科2个人口位于长排的4亩自留山由村集体收回经营。
被告建宁县政府于2014年7月7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证据。1、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立案审批表复印件、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书副本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对原告自留山权属争议纠纷的立案情况；2、原告自留山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自留山坐落于社公窠里，面积2.5亩，东至鲇鱼口，西至道星山，南至菜地，北至山顶。证明该自留山证记载的面积与原告自己指认的四至范围确定的面积不相符；3、王名科的《关于本人自留山被侵占问题》复印件、斗埕村《关于林地林权答辩书》复印件、王名科函复印件、第三人斗埕村委会《关于七亩塅自留山场争议要求协调裁定的报告》复印件、斗埕村委会《意见反馈书》复印件、建宁县林业局濉溪林业站《关于斗埕村七亩段村民王名科反映自留山被侵占问题的调解建议书》、现场勘查图，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自留山权属争议要求建宁县林业局濉溪林业站进行调解，后调解无果的情况；4、询问笔录复印件5份，证明2009年4月7日至12月，建宁县濉溪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对七亩塅小组村民马某、曾某、罗某、王某、王名科、朱某就原告自留山四至及是否参与七亩塅小组林改会议等问题进行调查；5、《斗埕村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复印件、斗埕村林改会议纪要复印件，证明斗埕村委会于2006年1月17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林改方案，该方案要求“原划分给农户的自留山统一由村集体收回，重新按现有人口划分，按公安户口在册人口人均4亩”；6、被告依据原告的申请调取的建宁县濉溪公社斗埕大队基本图（林权图着色图例）和斗埕大队七亩塅生产队社员自留山清册（1982年10月4日），证明1982年七亩塅小组九户村民的自留山面积，每户为2.5亩；7、《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1份，建宁县政府于2013年9月3日对原告自留山权属作出行政确认；8、行政复议申请书、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复印件、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向三明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三明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二、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利依据。2、《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七条，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原告王名科诉称：1982年9月，建宁县政府颁发了自留山证，因当时自留山上林木较少（松木30株），经过近30年的投工投劳、扶育管理、管护，至2008年冰灾前，山上松木已达约80-100立方米，其它杉木杂木等约50立方米。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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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林改过程中，斗埕村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制定林改方案，将原划分给农户的自留山统一由村集体收回，按照2004年12月31日人口为准，确定现有自留山面积，对愿保留原自留山的，村里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原自留山按现有人口以多还少补原则进行调节。按照这种做法，显然对一直管理管护原有自留山的农户不公平，特别是现有人口减少较多的农户，因此，原告在2005年11月份了解该方案后，直接与当时村主要领导和濉溪镇林业站负责人员表明态度，要求不得以林改之名无偿单方面收回原告管理了20多年的自留山，并继续按原有自留山确定四至范围加以管理，但斗埕村委会仍然按照其新制定的林改方案对原告原有自留山进行重新划分，原告多次表示不同意，并拒绝在任何新林改相关材料上签字同意。事后经多次调解无效，2013年9月3日，建宁县人民政府做出处理决定建政文（2013）165号《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三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4年3月24日原告收到《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明政行复（2014）17号），原告对该决定书仍不服，特此申请行政诉讼，理由如下：一、1982年“林业三定”依法发放给本人的自留山证应具有法律效力，合法有效，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斗埕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面收回多年经营的自留山。二、《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中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七条中第一款处理原告自留山权属争议有偏差。应按照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为依据来确定原告自留山范围。由于“林业三定”时期自留山面积没有经过测量，基本为目测估计，所以不应作为依据，原告所在的村民小组所有的1982年自留山证四至面积与实际面积均不相符。三、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发给原告自留山证上注明只有松木30株，当时属抛荒状态，至2007年，林业二类建档该地块为“有林地，树种以马尾松为主的天然林”。说明经过20余年的扶育管护，该地块从荒山（半荒山状态）变成了相对茂盛的有林地，而不是失管现象。至于“排子上山场被人早期开发种竹”一事不是事实，目前该小片毛竹属在原告自留山上自行生长扩散，应属原告所有。四、本人自留山四至范围清楚，被告处理决定中认定原告1982年自留山四至范围“东至鲇鱼口”界线表述模糊，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亦不存在林木林地纠纷。自1982年至2007年期间，未与任何人或单位发生林木林地争议，斗埕村委会也从未告知原告管理的自留山四至范围有问题。五、“社公”窠是指原告所在村小组山口处祭祀山神的地方，如果按照被告处理决定裁定给原告8亩自留山，距离本小组“社公”处还有近百米，也就是说七亩塅小组的“社公”将成为鲇鱼口小组的山场，与事实完全不相符。六、原告的自留山经过多年的抚育看管，才使自留山上的木材正常生长，免遭偷盗。因此，村委会认为原告没管理好自留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建政文（2013）165号）。
原告王名科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建宁县人民政府文件建政文（2013）165号《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2、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明政行复（2014）17号）。3、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24日收到明政行得（2014）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斗埕村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5、王名科自留山证。6、里心公社（镇）新圩大队林业基本图（林业着色图）及部分七亩塅小组和其他村小组农户自留山证复印件。7、“排子山”毛竹生长情况的照片。
被告建宁县政府辩称：一、本案案件由来。2008年建宁县发生雨雪冰冻害后，在对受灾林木清理时，建宁县濉溪镇斗埕村村民王名科与斗埕村委会就自留山界线、面积发生争议，王名科要求按其主张的范围经营自留山（面积27亩），斗埕村委会要求王名科按林改后重新落实的自留山经营。前期双方通过信访，后期提出权属争议。建宁县处理山林纠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濉溪镇人民政府、县林业局及濉溪林业站等有关单位进行调查核实、现场勘察，多次召集当事双方协商调解，均无法达成共识。根据现场调查结果，以及王名科提供的自留山证、斗埕村委会的林改方案及林改实施情况，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答辩人于2013年9月3日对王名科与建宁县濉溪镇斗埕村委会就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案件作出行政裁决，王名科不服，于2014年1月13日向三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三明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明政行复（2014）17号），维持答辩人作出的《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二、本案调查的事实和裁决依据。（一）关于原告王名科《行政起诉书》提出的第一点、第三点意见。七亩塅小组在传达斗埕村委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时，因王名科住址改变无法通知其本人参加，造成王名科对林改时自留山调整方案不知情。根据斗埕村委会重新划分自留山王名科未签字同意调整这一实际情况，答辩人同意王名科的意见，明确“林业三定”时建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建字第106095号自留山证依法有效。原告指认的自留山界线范围内的山场早期被斗埕村其他村民开发种竹，因此存在部分失管情况，但考虑其山场现有林地，所以在裁决时并没有按失管抛荒收回自留山归集体所有进行处理。故王名科《行政起诉书》提出的第一点、第三点意见，在《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中已经同意其观点。（二）对于王名科《行政起诉书》中第二点、第四点、第五点意见。按照斗埕村委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原告家中2个人口共可落实8亩自留山（每个人口4亩）。斗埕村委会七亩塅小组自留山清册及王名科的自留山证均说明斗埕村委会七亩塅小组1982年自留山划分是按户均2.5亩分配。鉴于林改落实的自留山面积比原来“林业三定”分给王名科的自留山面积多5.5亩，因此在处理决定中，为了进一步落实林改法规政策，作为斗埕村村民的原告有权享受林改这一成果，所以在处理决定确定原告的自留山面积为8亩。否则如不考虑斗埕村委会林改情况，完全按“林业三定”时县政府颁发的“建字第106095号”自留山证落实，则只能落实2.5亩面积。同时为兼顾原告自留山经营方便，在其原自留山“社公窠里”再确定与其原自留山相连的两块共8亩山场（含原2.5亩自留山）作为其2个人口的自留山进行落实。如果按原告主张的27亩范围落实自留山面积，超过林权证记载面积的10倍以上，这样虽可满足原告的利益要求，但势必侵害斗埕村委会集体和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按照这次林改每个人口只能分到4亩自留山），更没有法律依据。原告1982年自留山四至范围，其中“东至鲇鱼口”，经走访1982年参与自留山划分的村老干部及现场勘察，“鲇鱼口”为斗埕村委会一个小组的组名（从地形图上可看到、原告在《行政诉讼起诉书》也认同）而不是山名，这一界限记载不清、表述模糊。经实地调查，在原告自留山所在山窠的口上，至今尚存当地农民用于祭祀的“社公”，原告自留山证上记载的山名为“社公窠里”，因此可以认定原告的自留山是坐落在社公窠里面。而“排子上”、“桐子窠”等山场在社公窠的外面，不在原告主张的自留山范围内。（三）被告处理的主要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自留山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自留山证或者林权证记载的面积为准。（四）其他需要答辩的事项：1、对于原告《行政诉讼起诉书》第六点问题。因其所反映的是村干部问题，可通过其他途径反映，与本案关系不大。2、三明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作出《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明确告知被答辩人应在收到《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被答辩人2014年3月24日收到《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至今已经三个多月，被告认为其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被告认为《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调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完整、依据合法有效、处理公平公正，应当予以维持，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新街村委会述称：一、原告的起诉超过了15天的起诉期限，应当驳回起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是2014年6月27日向答辩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因此可以推定，法院应该是在2014年6月中旬立案的。而原告于2014年3月24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原告已经超过了15天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二、建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建政文（2013）165号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建宁县人民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作出决定前建宁县人民政府调取了相关调查材料、现场勘验图、自留山证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1982年颁发自留山证时是以户为单位，户均2.5亩，同时被调查的斗埕村原有参与自留山划分的村干部或村小组人员曾某、罗某、朱某等人的陈述不但能证明当时是户均2.5亩，而且证明自留山证上东至鲇鱼口笼统宽泛，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另“社公窠”是山名，“社公窠里”并不是山名，原告的自留山是在“社公窠”里面的一块。因此建宁县人民政府作出自留山四至范围模糊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正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对权属争议的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处理依据，本案作为自留山权属争议，建宁县人民政府根据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自留山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自留山证或者林权证记载的面积为准”作为处理依据，适用法律正确。3、程序合法。该具体行政行为严格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四章规定的处理程序处理，程序合法。
第三人斗埕村委会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对七亩塅小组村民罗某标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明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七亩塅小组有9户村民，自留山分配是以户为单位划分的，每户2.5亩。原告家的自留山位于“社公窠”里面。“排子山”上的竹子是其于1992年至1994年间种植的，原告没有管护该片竹子，当时该片山场属于村集体的。并证实“鲇鱼口”是村小组的名字，其范围比较广。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建宁县政府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关于证据1，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证据2，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3、关于证据3，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因讼争的自留山权属发生争议后，建宁县濉溪镇林业站进行调处的情况，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证明的目的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4、关于证据4，原告及第三人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对马某、罗某、朱某的询问笔录提出异议，认为三位村民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第三人同意被告的意见。本院认为，马某证言证明，2006年斗埕村林改，自留山按人均4亩（林分较好的一类山2亩，林分较差的二类山2亩）分配，七亩塅小组召开了三四次林改会原告没有参加，但其儿子王登文有参加过，同时还证明“排子山”的毛竹是村民罗某标10多年前种植的。曾某证言证明，其参与1982年自留山分配工作，自留山是按户为单位分配的；七亩塅小组的自留山是从“社公窠”往里划。罗某证言证明，其参与1982年自留山分配工作，当时是以户为单位划分自留山，每家平均分配2.5亩。桐子窠山场属于大队的，没有分给小组作自留山。王某（原告之女）证言证明，原告不同意将自留山交回村委会重新划分。王名科证言证明，1982年自留山划分是按人口分配，其家有5个人口参与分配；其家的自留山证上体现的东至“鲇鱼口”是指七亩塅小组山与鲇鱼口小组山交界处，“排子山”是其的自留山。朱某证言证明，1982年其时任村副书记，分管林业，原告所在七亩段小组按每户2.5亩自留山划分，“鲇鱼口”是一个村小组名称，范围比较宽，同时还证明农田有小组界，因为山是村集体的，故山没有小组界。综合上述5位村民证言可以认定，1982年七亩塅小组分配自留山是以户为单位，每户面积为2.5亩；“鲇鱼口”是村小组名称，不是山名。5、关于证据5，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该证据反映的时间与内容不相符。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于2006年1月17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斗埕村自留山分配方案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6、关于证据6，原告认为林权着色图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该图绘制的七亩塅小组自留山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对自留山清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林权着色图和自留山清册系濉溪镇林业站于1982年绘制和斗埕村于1982年登记的，与七亩塅小组村民自留山证登记的面积能够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7、关于证据7、证据8，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建宁县政府提供的处理该案的依据，原告认为本案应适用《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是福建省地方性法规，可以作为处理本案林木权属争议的依据。
本院对王名科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关于证据1、2、4、5，该四份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7、8、5、2相同，本院作相同确认。关于证据3，被告及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证据6，被告及第三人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部分七亩塅小组村民自留山证证实他们所分得的自留山面积均为2.5亩，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其他村民小组的林权着色图与自留山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证据7，被告及第三人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只是反映排子山竹山情况，不能证实该竹山的归属。
对本院依职权向罗某标所作的调查笔录，原告认为罗某标所述不客观，被告及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罗某标的陈述与村民曾某、朱某的陈述能够相一致，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1982年9月30日，被告建宁县政府颁发给原告建字第106095号自留山证，坐落山名：社公窠里，林班号：5，面积为2.5亩。四至：东至鲇鱼口、南至菜地、西至道星山、北至山顶。自留山中有松木30株。2004年至2005年林改期间，第三人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该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决定对该村原划分给农户的自留山统一收回后按现有人口人均4亩（林分较好的一类山2亩∕人、林分较差的二类山2亩∕人）重新划分，原告认为应按照其现场指认的界线范围（含“社公窠里”、“排子山”山场，原告当时确认面积27亩）划定其自留山，对斗埕村自留山调整方案未签字同意，遂产生权属争议。后经濉溪县林业站等部门多次组织调查、调解未果，原告于2013年3月14日向被告申请自留山权属确认，被告于2013年9月3日作出建政文（2013）165号《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1、王名科1982年“林业三定”落实的建字第106095号自留山证上的“社公窠里”的自留山给予确认，面积为2.5亩。2、按照斗埕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及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王名科（共有2个人口）共可落实8亩自留山，为兼顾王名科自留山经营方便，在其原自留山“社公窠里”再确定与其原自留山相连的两块共8亩山场（含原2.5亩自留山）作为其2个人口的自留山进行落实。3、斗埕村集体原划分给王名科2个人口位于长排的4亩自留山由村集体收回经营。原告王名科不服，向三明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三明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作出明政行复（2014）1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建政文（2013）165号）。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建政文（2013）165号处理决定。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被告建宁县政府作出的《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原告王名科诉称，由于“林业三定”时期自留山面积没有经过测量，基本为目测和估计，造成原告所在的村民小组所有的1982年自留山证四至面积与实际面积均不相符，原告自留山实际面积应包括“社公窠”、“排子山”，面积约为38亩。原告的自留山四至范围清楚，被告认定原告1982年自留山四至范围“东至鲇鱼口”界线表述模糊根本不存在，亦不存在林木林地纠纷。自1982年至2007年26年间，原告未与任何人或单位发生林木林地争议，斗埕村委会也从未告知原告管理的自留山四至范围有问题，应按照《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为依据来确定原告自留山范围，故原告自留山面积应包括“社公窠”、“排子山”，面积约为38亩。
被告建宁县政府答辩认为，原告1982年自留山四至范围，其中“东至鲇鱼口”，经走访1982年参与自留山划分的村老干部及现场勘察，“鲇鱼口”为斗埕村委会一个小组的组名，而不是山名，这一界限记载不清、表述模糊。经实地调查，在原告自留山所在山窠的口上，至今尚存当地农民用于祭祀的“社公”，结合原告自留山证上记载的山名为“社公窠里”，因此可以认定原告的自留山是坐落在社公窠里面。而“排子上”、“桐子窠”等山场在社公窠的外面，不在原告主张的自留山范围内，存在证山不符。故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以被告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建字第106095号自留山证上的记载的面积为准，为2.5亩。
第三人斗埕村委会答辩认为，1982年颁发的自留山证及斗埕村原有参与自留山划分的村干部或村小组人员曾元泉、罗建新、朱普明等人的陈述均证明当时自留山是户均2.5亩，并证明自留山证上东至“鲇鱼口”笼统宽泛，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原告的自留山是在“社公窠”窠里面的一块。故建宁县政府作出自留山四至范围模糊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被告建宁县政府作出《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主要事实是依据原告王名科1982年《自留山证》，以及2004年第三人斗埕村通过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经查，被告建宁县政府于1982年9月30日颁发给原告的建字第106095号自留山证记载的面积为2.5亩。与七亩塅社员自留山清册及部分七亩塅小组村民自留山证记载的面积一致，也与城关公社斗埕大队林业基本图显示的自留山的面积基本一致。斗埕村原有参与自留山划分的村干部或村小组村民曾某、罗某、朱某等人的陈述亦证明当时自留山是户均2.5亩。原告自留山证记载的四至中“东至鲇鱼口”的鲇鱼口系与七亩塅小组相邻的村小组名称，鲇鱼口小组的农田与七亩塅小组的农田相连接，而从城关公社斗埕大队林业基本图显示鲇鱼口小组的自留山与七亩塅小组的自留山并不相连，相距较远，故“东至鲇鱼口”是指与鲇鱼口小组的农田为界，还是与鲇鱼口小组的自留山为界，自留山证没有明确，且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自留山以县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自留山证或者林权证记载的面积为准”，故原告1982年自留山面积应以自留山证记载的面积为准，即为2.5亩。被告建宁县政府依据上述事实和规定确认王名科1982年林业三定落实的自留山面积为2.5亩，并结合《斗埕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自留山按现有人口人均4亩的分配方案，作出了“原告原自留山及相连山场共8亩划作原告现自留山”的行政处理决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县级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单位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以及跨乡（镇）发生的个人之间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由林木林地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建宁县政府依法有权对原告王名科与第三人斗埕村委会因自留山权属发生纠纷进行处理，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建宁县政府根据原告王名科自留山证，以及2004年斗埕村通过的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作出按原告原自留山及相连山场共8亩划作原告现自留山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问题，经查，原告在收到三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15日内向法院提交了行政诉讼起诉材料，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及第三人提出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建宁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9月3日作出的建政文（2013）165号《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濉溪镇斗埕村王名科自留山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名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学斌
审 判 员 林广伦
人民陪审员 黄美英
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春莲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