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江夏民一初字第01015号
原告范海江，自由职业。
原告聂永娥（系原告范海江之母），无职业。
原告范海祥（系原告范海江之弟），自由职业。
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海江。特别授权。
被告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王双庆，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灿，该医院职工。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张容，该医院职工。特别授权。
原告范海江、聂永红、范海祥诉被告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江夏区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许方芳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海江和原告聂永娥、范海祥的委托代理人范海江，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张容，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海江、聂永娥、范海祥共同诉称：2012年1月9日范长生因胸闷心痛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就诊，初诊为肺癌，经进一步确认后未发现癌变灶，被确诊为患肺部感染（结核可能性大）、冠心病等。后转入被告医院传染科住院治疗，因患者病情加重，2012年2月19日转入武汉市疾病救治中心救治。经诊断，范长生的肺部结核属陈旧性病灶，不具有传染性，可不治疗；但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心内科疾病。2012年2月26日，我们到被告医院心内科要求住院，但医生认为结核病会传染，故安排入住传染科病房。入住后，我们多次提出，患者未确诊肺癌且结核不具传染性，请求主要以心内科疾病来治疗，但被告医生对此不予理睬。在住院第十天即2012年3月7日因床位缺乏范长生被强制要求出院，住院病历上写明诊断结果为肺癌伴淋巴结转移、冠心病等，肿瘤科医生建议以肺癌晚期预后，出院带药也仅是平常用药。同年4月10日，被告医院以考酮片处方治疗。同年5月12日，范长生不治身亡，去世时口鼻流血，呈急性心梗症状。我们认为，导致范长生死亡的问题出在被告医院，院方存在如下过错：一、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确诊没有发现癌变灶的情况下，被告医院未进行相关检查即确诊为肺癌并进行处方治疗。二、武汉市疾病救治中心已确诊范长生患有心内科疾病，然而，被告医院仅做了一个床前心电图，没有安排心内科医生护士临床，没有进行心内科相关治疗，违反了心内科诊疗规章。在未检查到病情的情况下，也不应该让我们出院。三、被告医院对患者诊断为肺癌并按癌症开处方，要求家属按肺癌晚期预后，给病人及家属造成严重心理负担，直接导致病人死亡。纠纷发生后，院方提供修改过的病历，我方提供的原始病历未作为鉴定材料使用，范长生的病历资料中没有心电图，致使法院委托的医疗过错鉴定结论对我方不利，我们不予认可。综上，我们认为范长生的死亡与被告医院有直接的关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赔偿我方损失116701.5元。
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辩称：一、入住哪个科室是根据患者本身病情的需要进行安排的，根据范长生的病情，考虑到肺结核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医院认为入住传染科比较合适；二、我们医院是结合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病历资料进行的相关治疗，对于肺癌也只是初步诊断，并非确诊；三、整个治疗期间原告范海江并未进行陪护，患者出院是因为其病情有所好转，并不是医院强制要求出院；四、由于患者当时没有典型冠心病的临场症状，所以没有安排入住心内科，但是我们在治疗时有请心内科的医生进行会诊，出院时的带药也包含有治疗心内病的药物；五、法院委托的医疗过错鉴定合法有效，应予采信。综上，我院在对范长生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请求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3日，原告范海江之父范长生因“反复咳、痰、喘十余年，再发加重伴左侧胸痛十余天”到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内5科住院治疗，于同年12月28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2、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功能Ⅲ级；3、心律失常；4、肺结核（纤维增殖灶）；5、胸痛待查”。医嘱记载有“建议转上级医院查明胸痛原因”等内容。2012年1月11日，范长生因“胸痛1月余”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于同年2月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肺部感染（结核可能性大）；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3、冠心病；4、左肺占位；5、肾功能不全；6、高血压病2级高危组”。医嘱建议定期复查并继续抗结核治疗。当日，范长生以“双肺结核、双下肺感染”等病情再次入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内Ⅱ科住院治疗，于2012年2月19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双肺结核；2、COPD急性发作；3、左肺感染性病变；4、缺血性心脏病？”。医嘱建议转上级医院治疗。2012年2月19日，范长生因“反复咳痰喘十余年再发加重伴胸痛2月余”到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住院治疗，分别于同年2月19日、2月20日、2月24日进行了心电图诊断，于2月2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肺癌伴颈淋巴结、消化道转移？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冠心病；3、肺部感染，Ⅰ型呼衰，呼酸代碱；4、左肺继发型结核；5、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源性心脏病、心功能3级；6、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症；7、慢性支气管炎”。2012年2月26日范长生再次入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内Ⅱ科住院治疗，医院给予床边心电图检查、抗感染、祛痰、吸氧、平喘等治疗措施，于3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1、肺癌伴颈淋巴结转移？2、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心病、心功能3级；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4、Ⅰ型呼吸衰竭、呼酸代碱；5、冠心病？”。2012年5月10日，范长生在家中死亡，其《居民病伤死亡医学证明书》上记载，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为“肺癌”。范长生去世后，原告范海江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了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该申请已超出卫生行政部门的受理时限，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另查明，范长生与原告聂永娥共育有四个子女，即范海君、范海洲和本案原告范海江、范海祥。本案中，范海君与范海洲提交了书面意见明确表示放弃参与本案诉讼。原告范海江、聂永娥、范海祥曾于2013年10月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因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
还查明，2012年3月7日，范长生从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出院时，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内Ⅱ科医生另书写了一份门诊病历，载明：“目前诊断：1、肺癌伴颈淋巴结转移；2、慢性肺病、肺心病、心功能3级；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4、Ⅰ型呼衰、呼酸代碱；5、冠心病？”。出院带药“氯化钠溶液、头孢西丁针、丹红针”等。2012年3月12日和4月10日，范长生分别再次到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肿瘤科进行门诊治疗，病历记载：患者“肺癌伴颈淋巴结转移Ⅳ期，要求保守治疗”，所开药物为“氨茶碱、红花针、考酮片”。本案诉讼中，武汉市医学会接受本院委托后，经鉴定于2014年7月16日作出了武医鉴字（2014）005号《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意见为：1、本例不属于对患者范长生人身的医疗损害；2、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在医疗活动中不存在医疗过错。由于双方各持己见，致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病历材料、司法损害鉴定书、死亡医学证明书等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是指患者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有过错，或者认为医疗产品有缺陷、血液不合格致使其遭受损害，要求医疗机构、医疗产品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责任而引起的民事侵权纠纷。本案中，范长生到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进行诊疗后死亡，其家人认为范长生的死亡系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所致，因此要求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予以赔偿，构成典型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告方应该对存在医疗关系、医疗机构有过错、损害后果、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应对诊疗行为没有过错以及诊疗活动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现双方对医疗机构有无过错以及诊疗活动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存在争议，本院依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经武汉市医学会鉴定，确定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在对范长生的医疗活动中不存在医疗过错，不构成对范长生人身的医疗损害。该鉴定机构具有相应鉴定资质，鉴定所依据的病历材料均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后当场封存，且在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的病案材料中已有数份心电图诊断报告单，原告方认为由于缺乏门诊病历和心电图资料因此导致鉴定结论对其不利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武汉市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程序合法、内容客观，其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告方以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在对范长江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为理由，要求被告江夏区人民医院赔偿损失的诉请意见，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海江、聂永娥、范海祥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84元，减半收取为542元，由原告范海江、聂永娥、范海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许方芳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余 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