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5民终5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凤玲，女，汉族，1976年5月14日出生，现住宜昌市高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景月，男，汉族，1949年2月4日出生，现住宜昌市高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家英，女，汉族，1950年10月12日出生，现住宜昌市高新区。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杨雷，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勇，男，汉族，1977年11月26日出生，现住宜昌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鸣（曾用名刘谢民），男，汉族，1999年9月15日出生，现住宜昌市高新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肖沛，湖北三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凤玲、谢景月、杨家英因与被上诉人刘勇、刘益鸣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2017)鄂0591民初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二审中，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应扣除相应审理期限。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凤玲、谢景月、杨家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勇、刘益鸣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诉争房屋拆迁补偿款及二套还建安置房属谢景月、杨家英所有，与二被上诉人无关，征地补偿款亦属谢景月、杨家英夫妇所有，与二被上诉人无关，分家析产的财产应当是家庭共有财产，一审未作区分错误。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家庭共有财产，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要求分割的拆迁安置房未竣工，无法确定，其请求不能成立。刘勇、刘益鸣辩称：被上诉人系家庭成员，参与了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应取得土地补偿费，刘勇参与重建了诉争房屋，应取得房屋补偿款，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刘勇、刘益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支付二原告共有财产628835.96元（分割家庭共同财产房屋拆迁补偿费、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作物补偿费、存款等家庭共有财产的五分之二份额）；2、二原告分割两套拆迁安置房中140平方米的一套（申购成本单价580元/平方米，房款合计81200元）；3、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勇与被告谢凤玲原系夫妻，双方于2016年12月15日解除婚姻关系，原告刘益鸣是刘勇和谢凤玲的婚生子。被告谢景月、杨家英是谢凤玲的父母。1997年谢景月作为户主申请了农民建房许可证，批准建房的层楼房面积120㎡、平房70㎡。1998年谢景月的原住房被洪水冲毁，其再次申请了农民建房许可证，该建房许可证的宅基占地总面积150㎡，刘勇以谢凤玲男朋友的身份从松滋老家雇请了五名泥瓦工，与谢景月一家重建房屋，刘勇支付了泥瓦工的劳务费。××××年××月××日刘勇与谢凤玲登记结婚，1999年9月15日生育刘益鸣。后刘勇将户籍迁入谢凤玲家庭户籍所在地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土门村二组，并与谢凤玲父母（谢景月、杨家英）一起生活。2008年3月19日刘勇、谢凤玲和刘益鸣的户口从谢景月户口簿中分立出来，单独立户，但双方仍居住在同一栋房屋内，共同生活至2016年刘勇、谢凤玲离婚。谢景月（承包方代表）持有的1999年核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载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有杨家英、谢凤玲、刘勇、刘益鸣，承包地总面积2.68亩。2005年谢景月承包了土门村二组的147株柑桔树和2亩集体鱼池。因建设宜昌生物产业园，土门村的土地、房屋陆续被政府征用，2011年6月11日谢景月以户主身份与夷陵区龙泉镇土门村委会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偿协议》，征用谢景月家庭的1.5亩承包地，给付补偿款240490.22元。2015年8月1日谢景月（乙方）以户主身份与土门村村委会（甲方）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载明家庭成员包括杨家英、谢凤玲、刘勇、刘益鸣，协议约定：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房屋补偿费等共计916804.77元，乙方向甲方申请购买安置房230㎡（其中大户型140㎡、小户型90㎡、申购单价580元/㎡），安置房位于宜昌市××新区生物产业××号土门小区，申购房款合计133400元，扣除购房款后，甲方实际支付乙方补偿款783404.77元。另外，还征用了谢景月家庭6.66亩承包地，给付补偿款268915.14元。上述补偿款现由谢景月持有。还查明，2011年年初，谢景月家庭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了扩建和装修。同时查明，拆迁过程中因谢景月持有两张建房许可证，而1998年的建房许可证上对建筑面积有涂改，故拆迁补偿中以1997年的建房许可证为准。在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核算中除建房许可证中核准的建筑面积190㎡外，对历史形成的建房面积575.17㎡亦进行了补偿。宜昌生物产业园建设办公室制定的《宜昌生物产业园征地拆迁补偿及安置方案》（2014）8号关于安置条件有如下规定：1、居住在拆迁范围内具有本村户口的被拆迁户持户口簿、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等有效证件，按基准价回购一大（140㎡左右）一小（90㎡左右）两套房屋。2、被拆迁户在同一户口内有两个子女同父母居住的，可按照建筑成本价另购买大户型房屋一套。3、由于正常婚迁和自然生育导致家庭人口增加至六人的户，可按照建筑成本价另购买小户型房屋一套。一个家庭达到六人仍同住一栋房屋，但同区域户口簿分开的户可合并户口簿上的人口享受相关安置条件。6、一户房屋安置不能低于每人40平方米，同一户口在本方案适用范围内发生户口迁移，不得重复安置。还查明，刘勇、谢凤玲于2016年12月15日经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23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离婚，刘益鸣由刘勇扶养，离婚案件中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因刘勇、谢凤玲已离婚，本案中刘勇将谢凤玲列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原被告主体适格。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征地补偿款和房屋补偿款是否属于家庭共同财产？两套还建安置房如何分配？一、征地补偿款和房屋补偿款是否属于家庭共同财产。1、征地补偿款是否属于家庭共有财产。1999年1月1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以证明，谢景月家庭承包该村2.68亩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载明的家庭成员为谢景月、杨家英、刘勇、谢凤玲、刘益鸣五人，故刘勇、刘益鸣享有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谢景月在2005年与土门村委会签订承包协议时（承包的鱼池和柑桔树），即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土地被征用后获得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从补偿款的核算明细来看，该鱼池和柑桔树也属于家庭承包，既然是家庭承包，则作为家庭成员的刘勇和刘益鸣当然享有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权益。谢景月辩称承包协议是以谢景月个人名义签订的，产生的收益也归谢景月个人所有，谢景月只是以承包方代表的身份签订承包协议，并不能认定为个人承包。谢景月还辩称刘勇、谢凤玲、刘益鸣的户口在2008年便从谢景月家庭迁出，则土地补偿款与刘勇三人无关，2008年分户时并未对承包地进行分割，且分户后双方仍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故刘勇、刘益鸣仍然是承包土地的权益享有者。2011年、2015年两次征地补偿款共计509405.36元，应属于各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现刘勇、刘益鸣主张分得其中的五分之二，即203762.16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房屋补偿款是否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原告认为被拆迁房屋建于1997年，被告认为被拆迁房屋建于1998年。原告申请的证人出庭证实：谢景月家住的仓库在1998年被洪水冲毁，刘勇雇请泥瓦工（证人）重建房屋，并支付了建房劳务费。法院调查的两名证人也证实：谢景月的房子是买的集体的一个仓库，发洪水时被冲垮了。四名证人的证言一致。被告提交的证据为1997年的建房许可证，并以此否认1998年有建房的事实，但法院调查的证据显示1998年谢景月（户主）也办理了建房许可证。开庭笔录第11页记录：谢凤玲问证人吴夕早：“你当时来的时候我们住的仓库还在吗？”证人答：“还在。”谢凤玲回复：“仓库就是我们的老房子，根本就没有被水冲毁。”若被拆迁房屋建于1997年，则1998年证人不可能看到谢景月家住的仓库，谢凤玲也不可能说老房子还在。据此推定1998年刘勇与谢景月、杨家英、谢凤玲一家共同出资建房（被拆迁房屋），存在高度盖然性。从2006年起刘勇、谢凤玲在外打工，谢景月、杨家英在家务农，而从房屋拆迁补偿套算表明细来看，历史形成住房面积的补偿金额高于审批合法住房面积的补偿金额，即房屋扩建面积大于原面积。依此客观事实推定2011年刘勇、谢凤玲、谢景月、杨家英共同对房屋进行了扩建和装修。因此，刘勇与谢景月、杨家英、谢凤玲四人对被拆迁房屋构成共同共有关系。刘勇以共有人身份主张分割房屋补偿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刘勇家庭在与谢景月家庭财产中分得一半的财产权益，即刘勇在房款补偿款中分得195851.19元（783404.77×1/4）。刘益鸣生于1999年，在房屋建设和扩建时都是未成年人，不可能对房屋的价值尽力，不能认定其为房屋共有人，亦不能主张分割房屋权益。二、两套还建安置房的归属和分配。两套还建房是以谢景月为户主的原、被告五人共同拆迁安置所得。参考原、被告个人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宜昌生物产业园征地补偿及安置方案》，谢景月一家按家庭成员五人计，人均安置面积不低于40㎡，分得安置房两套，面积合计230㎡，故刘勇、刘益鸣对安置的两套房屋享有92㎡（230㎡×2/5）的份额。因现安置房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的规定，刘勇、刘益鸣要求确认安置房中的大户型归其所有的主张，不予支持。在两套房屋的分配上，综合考虑原、被告双方所享有的份额和实际居住人数，刘勇、刘益鸣使用90㎡的安置房，谢景月、杨家英、谢凤玲使用120㎡的安置房，更公平合理。三被告辩称原告2008年将户口迁出时，就应该分割共同财产，现在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基于共有关系产生的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权，其本质为形成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的辩称理由不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刘勇、刘益鸣分得征地补偿款203762.16元，刘勇分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95851.19元，合计399613.35元。由被告谢景月、杨家英、谢凤玲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支付给原告刘勇、刘益鸣。二、位于宜昌市××新区生物产业××土××面积为90㎡的安置房由原告刘勇、刘益鸣使用、居住。三、驳回原告刘勇、刘益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00元（原告已预交没有票），保全费5000元，合计15900元，由原告负担10000元，被告负担5900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1、谢景月在2005年与土门村委会签订承包协议时（承包的鱼池和柑桔树），即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土地被征用后获得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从补偿款的核算明细来看，该鱼池和柑桔树属于家庭承包，既然是家庭承包，则作为家庭成员的刘勇和刘益鸣应享有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权益，有权分得征地补偿款。一审法院根据全案证据推定刘勇、谢凤玲、谢景月、杨家英共同对房屋进行了扩建和装修，认定刘勇与谢景月、杨家英、谢凤玲四人对被拆迁房屋构成共同共有关系，支持刘勇以共有人身份主张分割房屋补偿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对安置房的判决亦符合本案具体情况。2、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刘勇、刘益鸣具备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谢凤玲具备原审被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未违反法定程序。3、对共有财产的分割，因家庭成员之间没有达成协议，应当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合理确定各自的份额，一审以按共有人数均分的方式分割征地补偿款、房屋补偿款，未充分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主要针对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及年届古稀的共有人谢景月、杨家英生活的实际需要酌情调整，刘勇、刘益鸣分得征地补偿款170000元，刘勇分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70000元，合计340000元。综上所述，谢凤玲、谢景月、杨家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2017)鄂0591民初4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位于宜昌市高新区生物产业园花溪路226号土门小区的面积为90㎡的安置房由原告刘勇、刘益鸣使用、居住。二、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2017)鄂0591民初418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原告刘勇、刘益鸣分得征地补偿款203762.16元，刘勇分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95851.19元，合计399613.35元。由被告谢景月、杨家英、谢凤玲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支付给原告刘勇、刘益鸣。驳回原告刘勇、刘益鸣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刘勇、刘益鸣分得征地补偿款170000元，刘勇分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70000元，合计340000元。由被告谢景月、杨家英、谢凤玲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支付给刘勇、刘益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刘勇、刘益鸣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谢凤玲、谢景月、杨家英负担9000元，刘勇、刘益鸣负担1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朝平审判员  苗劲松审判员  张原鹏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韩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