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民终6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437号。
法定代表人：王英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浩男，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9号。
负责人：杜国龙，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健，辽宁瀛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元丰粮食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珠海街15号1单元2层1号。
法定代表人：王家国，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家国，男，汉族，1962年5月31日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系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员工，大连元丰粮食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上诉人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以下简称辽储公司）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大连元丰粮食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丰公司）、王家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三初字第00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辽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魏浩男，中信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健，元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家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辽储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三初字第00219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项，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中信银行对辽储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办理。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1、辽储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属无效合同。原审法院查明，中信银行在委托辽储公司监管质物时，其已经与元丰公司共同向辽储公司出具了记载质物在库的《出质通知书》，而没能及时审核�物是否真实在库，具有过错。同时，辽储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由元丰公司与案外人大连新港港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物流公司）共同盖章确认的《仓储垛位图》及《粮油饲料入库单》，用以证明案涉玉米存放位置。辽储公司正是基于对《出质通知书》、《仓储垛位图》、《粮油饲料入库单》等一系列能够证明质物真实存在的单据的核查后，接受中信银行的委托与元丰公司共同签署《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后经原审法院查明，元丰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向中信银行提供了质物。鉴此，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签订，是元丰公司、新港物流公司等通过恶意串通的方式骗取银行贷款的犯罪手段，辽储公司亦是受欺诈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一方。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合同无效。鉴此，案涉《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属于无效合同。此外，由于元丰公司、新港物流公司涉嫌骗取银行贷款犯罪，辽储公司恳请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案外人新港物流公司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辽储公司向法院申请追加新港物流公司为本案第三人。辽储公司认为，本案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是因为案外人新港物流公司实为侵权主体一方。根据新港物流公司虚假出具《仓储垛位图》、《粮油饲料入库单》及租赁筒仓的材料等一系列行为，证明新港物流公司主观上配合元丰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过错极大，故该公司虽未参与合同的签订，但是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其应当作为侵权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实际上应由新港物流公司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负责赔偿中信银行损失。（3）中信银行应承担主要责任。依据《商业银行法》第35、36条规定，中信银行在�核贷款过程中对质物真实存在及实际交付出质，具有法定的审查义务。本案中，中信银行并未依法审查质物是否真实存在，亦未依法审查质物是否实际交付，在此情况下中信银行向元丰公司发放贷款，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其主观过错极大，对于最终案涉贷款无法追回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中信银行应就自身过错承担主要责任。
2、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案外人新港物流公司作为案涉众多证据的相对方，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辽储公司特向法院申请追加新港物流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现原审法院已发现涉及新港物流公司盖章确认的证据材料存疑，但仍不同意追加新港物流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导致辽储公司无故承担赔偿责任，严重侵害辽储公司的合法权益。
3、适用法律问题。�储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为划分侵权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的，各自承担责任，本案中，新港物流公司显然属于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并且过错更大，由于新港物流公司不予出具相关材料，中信银行和辽储公司根本不会签订监管协议，辽储公司不会实施监管。因此应追加新港物流公司为案件当事人，应依据侵权责任法十二条之规定追究其侵权责任。如果中信银行在贷前审查时尽到了法定审查义务，确定质物存在，也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中信银行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应减轻其他侵权主体的责任。
中信银行二审辩称：中信银行不同意辽储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依据辽储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及附件《质物清单》可以确认，辽储公司在向中信银行出具《质物清单》时，案涉质物22760吨玉米确实存在，并且已经在其占有监管之下。同时辽储公司在一审庭审时也明确确认当时质押时质押玉米存放在新港物流公司的3号库内。2、在一审中辽储公司明确确认，案涉质物已经丧失，这就证明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对质物进行有效监管，已经构成违约，故其应当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辽储公司在上诉请求中反复强调应当由案外人新港物流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依据，新港物流公司非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合同主体，充其量只是为本案辽储公司监管质物提供仓库，而辽储公司将质物存放在何处进行监管，与中信银行无关，在辽储公司向中信银行出具《质物清单》时就证明其对质物已经有效占有，其就应当对质物的丧失承担全部责任。3、中信银行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从一审双方提供证据及�审陈述均可证明，在辽储公司出具《质物清单》时，案涉质物确实存在，不存在质物未实际在库情形，更不存在中信银行审查疏漏的情形，中信银行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质物的丧失完全是辽储公司监管不力造成的，故辽储公司应当对中信银行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是70%的赔偿责任。
元丰公司二审未有答辩意见。
王家国二审答辩称：本人对中信银行的起诉、辽储公司的上诉以及原审判决中所有对本人的指控和判决表示反对和不满。
具体理由如下：1、本人基本概况。本人是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湾谷物）的员工，受该公司董事长刘有文（现在因为涉嫌贷款诈骗已被判刑）的指派与公司另外一名员工共同担任其旗下成立的元丰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双方签订有代持股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刘有文是元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该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控制权、经营权等各项权利，同时承担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明确规定本人只担任名义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不投资、不经营、不分配。本案中的中信银行、辽储公司都非常清楚元丰公司是港湾谷物的关联单位，是一个既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也没有独立的经营团队的关联公司，本人只是港湾谷物的一名员工，所以一切业务的开展都是他们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有文进行洽谈对接，从来就没有与本人进行过任何相关信贷业务的联系，公司的经营情况本人一概不知。
2、关于签字。本人在公司贷款银行协议上的签字并非本人的主观意愿，本人当场向银行方面明确地表达本人只是一名港湾谷物的代持股的员工，既不投资也不经营，根本就没有担保能力，但银行方面表示银行放款的前提条件是你们公司实际控制人港湾谷物要提供超额的粮食做抵押，银行方面亲自核库确认后交给让监管单位辽储公司进行监管，在完成相关流程后才能放款，银行方面每个月还有亲自派人去核查的，你放心不会有风险的，担保协议及签字只是银行放款需要的程序而已。当银行方面提出需要本人的家属在担保协议上签字才能有效时，本人断然拒绝，表示公司行为不能用家庭财产作担保的，宁可不放款也不能让家属签字，这是底线。众所周知国家规定银行相关协议的签字必须是面签，否则无效的，但是本案发生后本人发现担保协议上竟然出现伪造我家属名字的签字，银行方面该做如何解释呢？虽然我家属不在中信银行起诉之列，但这样的违规违法伪造签名的担保协议怎么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3、关于责任。（1）本人认为本案非常明显地是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中信银行以及监管单位辽储公司等三方实际互动运作导致的结果，本人实际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相关贷款所有业务操作中，是他们采取欺骗的方式，违规违法形成了本笔信贷业务。显而易见，无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抵押物的提供，还是中信银行对抵押物的核验，以及监管单位对抵押物的监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规违法行为，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必须为此导致的后果负责，而我不应该是受害人。（现在与本案相关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有文及公司的部门负责人等3人，还有抵押物监管单位辽储公司的3名主要负责人都因为另外一起涉嫌贷款诈骗案件被判刑。贷款形式与本案基本相同）。（2）银行方面非常清楚该笔信贷业务的风险，存在严重的违规放贷现象，因为银行方面无论是信贷领导还是信贷员都知道元丰公司只是港湾谷物的关联公司，既没有办公地�，也没有经营团队，根本就不具备信贷资格，知道本人只是港湾谷物的一名员工，是元丰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既不负责业务也不负责管理，更不负责资金的支配，根本就没有担保条件，担保能力，所以银行都是在港湾谷物与元丰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接其相关业务，本人从来没有参加。这些都是各方无法否定的事实，所以银行必须为违规放贷的后果负责。（3）虽然本人在实际控制人的指派下被迫在银行的有关信贷协议上签了字，但自己在签字前都当场向实际控制人和银行人员表明了自己不具备担保条件和能力，但他们都表示我的签字只是代持股公司信贷流程上的需要，签字后实际控制人要提供超额的抵押物给银行进行抵押，银行方面还要亲自核库并由辽储公司进行监管之后才能放款，我不用担心有风险，当银行方面还需要我家属在担保协议上签�才能有效时，我坚定地予以回绝，这也是我被迫签字的前提条件和底线。案发后发现担保协议上的我家属名字的签字是伪造的，而国家规定银行贷款担保协议必须进行面签，否则无效，那么银行该如何解释担保协议上的签字呢，也就是说银行方面根本没有履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出现伪造签字，银行等方面应为此导致的后果负责。（案发后发现所有元丰公司在各个银行的信贷及担保协议上凡是有我爱人名字的签字全部都是伪造的，有的已经经过笔迹司法鉴定确定是伪造的）。（4）本人对之前的有关各方对本人的起诉、上诉和判决持反对意见，保留采取其他法律方式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中信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元丰公司偿还中信银行贷款本金26,922,931元；偿还截至2014年7月29日所欠利息1,554,857元(上述债务合计为28,477,788元);偿还至贷款全部�偿之日止的全部利息；2、中信银行就上述债权对元丰公司提供最高额动产质押担保的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王家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辽储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上述三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5日，元丰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2013）信软银承字第131113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中信银行依照元丰公司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两张，票面金额合计6000万元，到期日均为2014年5月14日，元丰公司为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交存3000万元保证金。协议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中信银行未获清偿的票款，将根据逾期天数和逾期付款金额，按日万分之五向元丰公司计收罚息。
2013年4月24日，元丰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的编号为（2013）信软银最质字第000441号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约定由元�公司提供22760吨玉米作为质物向中信银行提供最高额3000万元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质权的费用和其他应付的费用。
2013年5月29日，元丰公司（乙方）、辽储公司（丙方）与中信银行（甲方）签订LN-
ZX-13034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总量控制模式）》，中信银行及元丰公司同意将质物交由辽储公司监管，辽储公司同意接受中信银行的委托并按照中信银行的指示监管质物。本协议项下所称的监管是指辽储公司代理中信银行占有质物并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保管、监控质物的责任。协议3.1条规定：“质物设立质押时，甲方、乙方向丙方发出《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将质物及设立质押的事实通知丙方，丙方验收货物无误后会同乙方共同签发《质物清单》予以确认”；3.2条规定：“《质物清单》构成乙方、丙方对质物移交至甲方并由丙方代理甲方占有的确认，甲、丙两方中任何一方在质物转移占有前可以要求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对质物进行检验，检验费等合理费用由乙方承担”；3.3条规定：“丙方在签发《质物清单》前应对质物的情况进行查核，并根据查核结果签发《质物清单》。丙方保证《质物清单》的记载与质物相符以及《质物清单》的真实性和唯一性”；5.1条规定：“监管期间，辽储公司应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妥善、谨慎处理监管的质物”；5.6条规定：“监管期间，辽储公司应当建立质物登记统计制度，定期对质物进行查验、核对种类、清点数目、检查包装和标识，对质物的出入库的时间、数量、去向以及质物的现状进行记录”；5.7条规定：“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中信银行�益的情形，辽储公司应24小时内通知中信银行，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5.10条规定：“辽储公司违反上述约定造成中信银行质权落空或质物价值不足质物最低价值的，承担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监管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3年5月27日，王家国与中信银行签订（2013）信软银最保字第00044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适用于自然人提供担保）》，王家国为中信银行向元丰公司自2013年5月29日至2014年5月29日期间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上述协议签订后，2013年5月29日，中信银行、元丰公司向辽储公司发出《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将质物22760吨玉米（在库）及设立质押的事实通知辽储公司，请辽储公司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履行监管人义务，并按协议约定会同出质人签发《质物清单》给质权人。随后，辽储公司、元丰公司向中信银行签发《质物清单》，确认出质人提供的22760吨玉米已在监管人的占有监管之下，知晓该质物已质押给中信银行。出质人及监管人保证在监管期间，质物的最低价值/数量始终不低于22760吨。
2013年11月15日，中信银行向元丰公司开具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分别为3000万元，共计6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元丰公司未按期足额偿还汇票款项，导致中信银行垫款。扣除元丰公司交纳的保证金及保证金利息后，元丰公司尚欠中信银行垫款本金26,922,931元。
诉讼中，元丰公司及辽储公司均认可元丰公司提供22760吨质押玉米现已经不存在。
原审法院认为，中信�行与元丰公司签订的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与王家国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关于中信银行诉请元丰公司偿还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垫款本金26,922,931元及相应利息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签订后，中信银行已依约为元丰公司开具了承兑汇票，但元丰公司未依约于汇票到期日前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中信银行，元丰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导致扣除元丰公司交付的保证金本息后，中信银行在汇票到期后为元丰公司垫付票款26,922,931元。根据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的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乙方凭票支付票款，到期日乙方未获得清偿的票款，乙方将根据逾期天数及逾期付款金额，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罚息”，故中信银行诉请元丰公司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本金26,922,931元及相应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中信银行诉请王家国对元丰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元丰公司未依约偿还中信银行前述债务的行为构成违约，中信银行按照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诉请王家国对元丰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亦予支持。但王家国的保证范围应按合同约定以3000万元为限。关于中信银行诉请对元丰公司�有的质押权有效并有权对质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现有证据情况下，不能认定质物存在，故对中信银行的该项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中信银行诉请辽储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总量控制模式）》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辽储公司的义务包括：经核查符合条件则签发《质物清单》，不符应及时说明情况，并负有监管质物义务、出现情况的报告义务、配合查询查验义务，而辽储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其核查质物确已存在的情形下即向中信银行出具了《质物清单》，确认出质人提供的22760吨玉米已在监管人的占有监管之下，违反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总量控制模式）》约定的义务，使中信银行当时有理由相信�物存在并已交付，并进而向元丰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现中信银行主张的质权无法实现，辽储公司须在中信银行无法实现的质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中信银行在审核银行承兑汇票过程中对质物真实存在及实际交付出质，具有法定的审查义务。中信银行主张其对质物的审查及监管义务已经通过2013年5月29日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总量控制模式）》委托给了辽储公司，但是，在中信银行委托监管之时，其已经与元丰公司共同向辽储公司出具了记载质物在库的《查询及出质通知书》，而没能及时审核质物是否真实在库，因此，中信银行对质物未实际在库造成的损失，亦存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比较中信银行、辽储公司的违约、过错大小，辽储公司的违约程度较大，应承担70%的主要的赔偿责任。但是，该赔偿责任与元丰公司、保证人王家国的清偿义务对应同一笔债权，且为第二顺位，故辽储公司应在元丰公司、王家国不能偿还中信银行债权范围内，对中信银行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又因中信银行与元丰公司签订的案涉《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为3000万元，故辽储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应以3000万元为限。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元丰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中信银行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垫款本金26,922,931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的罚息标准计付）；二、王家国对元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30,000,000元为限），王家国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元丰公司追偿；三、辽储公司对中信银行享有的上述债权承担70%的补充赔偿责任（以3000万元为限）；四、驳回中信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18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9,188元(中信银行已预付)，由元丰公司、王家国、辽储公司共同承担。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4月24日，元丰公司（甲方、出质人）与中国�行（乙方、质权人）签订的编号为2013信软银最质字000441号《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第7.1条约定：“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交付出质财产及其它有效证明文件和相应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经核对无误的甲方的营业执照副本、有权机关对于特许进口物资认可的合法证明文件、质押财产之保险单等；经甲方和乙方确认后，该等出质财产和文件、资料交由乙方保管”。
上述事实，有2013信软银最质字000441号《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在卷佐证，业经质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是辽储公司应否对涉案质权不能设立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二是本案在程序上应否追加新港物流公司为第三人；三是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一）关于辽储公司应否对涉案质权不能设立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承担多少赔偿责任问题
辽储公司上诉称“《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属无效合同、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辽储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受欺诈、胁迫签订的《�产质押监管协议》，其亦没有证据证明元丰公司与案外人新港物流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故辽储公司主张《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无效，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虽然中信银行、元丰公司向辽储公司发出有《查询及出质通知书》，以此确认22760吨玉米（在库）并将设立质押的事实通知辽储公司，辽储公司亦依约签发了《质物清单》，但从现有证据来看，中信银行、元丰公司、辽储公司均没有证据证明该22760吨玉米已交付，所以本案质权实际并未设立，故辽储公司应对质权未设立给中信银行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辽储公司系基于中信银行、元丰公司向其发出《查询及出质通知书》载明质物在库，其才出具《质物清单》，尽管辽储公司未依约核查质物是否实际在库，但�现有证据来看，中信银行确认质物“在库”在先，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中信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过程中，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承担的审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委托协议全部转移给他人。中信银行怠于履行该法定义务，对其债权的实现疏于管理，使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放大，应承担主要责任。而辽储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核查质物及报告的义务，给中信银行造成的债权不能实现，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承担责任份额酌定为给中信银行造成的损失的30%为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鉴于债权人中信银行、出质人元丰公司在先过错导致质权未设立，辽储公司后续进入对质权的设立不产生根本影响，其承担的责任与元丰公司及保证人的债务清偿义务对应同一笔债权，应先由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关系项下的义务人先予履行，故辽储公司应对元丰公司及保证人不能清偿部分对中信银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关于本案在程序上应否追加新港物流公司为第三人问题
因新港物流公司并非本案所涉合同的相对方，辽储公司现亦无证据证明新港物流公司构成侵权。依据《动�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辽储公司作为监管方，其监管义务不仅限于对质物单据的核查，且无证据证明其系依据新港物流公司的《仓储垛位图》及《粮油饲料入库单》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故其这一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这一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以上法律规定看出，驳回起诉�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二是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三是有经济犯罪嫌疑。本案存在中信银行与元丰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及质押合同关系、中信银行与王家国之间的担保合同关系及中信银行、元丰公司、辽储公司之间的委托监管合同关系。这些法律关系中不仅主体不同、权利义务不同，而且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本案审理的动产质押监管合同与元丰公司基于借款及担保事实涉嫌经济犯罪有一定关联，但并无同一性，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现有证据尚不能得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的结论，故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辽储公司关于本案因元丰公司涉嫌经济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辽储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三初字第0021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三初字第00219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三、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享有的上述债权在债务人大连元丰粮食经贸有限公司及保证人王家国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
四、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4,18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9,188元,由大连元丰粮食经贸有限公司、王家国共同负担132,432元，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负担56,7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4,188元，由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负担55,256元（预交184,188元），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128,93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玉喜
审 判 员 张 辉
代理审判员 薛 宁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赵明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