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1民初7636号
原告：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XXX号XXX幢301－146室。
法定代表人：沈伟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增义，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云彬，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陈琦，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惠虓，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XXX号XXX室。
法定代表人：沙衍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振伟，上海沪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唯纳。
第三人：上海国际企业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原上海国企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杨浦区国定支路XXX号XXX室。
法定代表人：王唯一，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赬,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增义、钱云彬、被告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惠虓、唐杰及第三人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振伟、谭唯纳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上海国际企业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共同参加诉讼。本院再次于2017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增义、钱云彬、被告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杰、第三人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下简称“中企人力”)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振伟、谭唯纳、第三人上海国际企业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国企商务”)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称：第三人“中企人力”系于2001年6月成立的国有控股公司。原告系于2011年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受让案外人上海国际企业合作公司持有的“中企人力”全部股份，从而成为该公司股东。被告系成立于2003年6月，其实际控制人邵向阳时任“中企人力”法定代表人。
2003年7月被告利用邵向阳担任“中企人力”法定代表人的机会，在未经对“中企人力”资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仅增资70万元即取得该公�41.18%股权。当年11月，被告同样在未经对第三人“国企商务”所持有“中企人力”股权进行评估的情况下，仅以原始注册资金10万元价格受让了该公司持有的“中企人力”5.88%股权，进而累计获得“中企人力”47.06%股权。对此，原告认为，“中企人力”及“国企商务”均系国有企业，根据法律规定，对国有企业增资或受让国有企业股份，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故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请求判令被告通过增资入股和股某某让方式取得第三人“中企人力”的股东资格无效。
被告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均为“中企人力”的注册登记股东，但原告却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不享有“中企人力”股东资格，而非请求确认其与“中企人力”间是否存在股东关系，其诉讼形式显然因与本案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而缺乏法律规定的诉讼条件；2、在邵向阳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中，被告已通过其股东向国有企业中国诚通东方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及上海中昌金属材料经营部转让全部被告股份的形式，退出对“中企人力”的持股，现原告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属重复处理被告对“中企人力”的股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中企人力”、“国企商务”均同意原告的诉讼主张及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主张，提交了股东会决议、协议书、出资协议书、工商登记材料、刑事判决书。被告及第三人“中企人力”、“国企商务”对前述证据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第三人“中企人力”围绕其观点，提交了股东会决议、债权债务协议书、出资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原、被告及第三人“国企商务”对前述证据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第三人“国企商务”围绕其观点，提交了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材料。原、被告及第三人“中企人力”对前述证据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意见，并结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第三人“中企人力”系由上海国际企业合作公司(下简称“国际合作”)及第三人“国企商务”分别出资90万元、10万元于2001年6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共计100万元)，两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90%及10%，案外人邵向阳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另外，“国际合作”系由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全资设立的国有企业。“国企商务”系由“国际合作”持股25.50%的国有资本参股企业。
被告系2003年6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邵向阳。公司设立时股东为上海华嘉超市有限�司及上海福茂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之后上海福茂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胡为钧。
2001年12月“国际合作”为了使“中企人力”享受本市杨浦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将所持“中企人力”46%的股权交由在杨浦区注册成立的上海五环工贸公司代持，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003年7月，在“中企人力”净资产未经评估的情况下，被告向该公司增资70万元，进而取得该公司41.18%股权，其他股东“国际合作”、“国企商务”、上海五环工贸公司持股比例因此分别下降至25.88%、5.88%、27.06%，同时办理了变更登记。当年11月，同样在“中企人力”净资产未经评估的情况下，被告以“国企商务”(邵向阳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始出资额10万元的价格，受让该公司所持有的“中企人力”10%股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之后，通过案外人的某某、股某某�及利润转增注册资本，至2007年12月“中企人力”注册资本上升至1000万元，登记股东分别为被告、新加坡物资船运国际有限公司、“国际合作”、杨凌、王铮，持股比例分别为40%、23%、22%、10%、5%。2011年5月，因“国际合作”对原告负有债务，经法院强制执行，原告继受了“国际合作”对“中企人力”22%的股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
2013年1月案外人邵向阳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2003年7月至10月间，被告人邵向阳在国有企业上海国际企业合作公司委派其到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将该公司股权低价转让给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人民币123万余元。案发后，被告人邵向阳退还已�有的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股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邵向阳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邵向阳为了使被告退出对“中企人力”的持股，授意被告两名股东上海华嘉超市有限公司及胡为钧，分别以1元的价格将所持有的被告全部股权转让给国有企业中国诚通东方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及上海中昌金属材料经营部，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嗣后，原告就股东资格问题向被告交涉，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遂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分析当事人的诉辩机制，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项。其一，原告针对公司其他股东是否有权提起股东资格异议之诉；其二，被告获取“中企人力”股权的行为过程是否因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而无效。现就上述问题的解决及其法律适用分析如下：
1�本案原告所提起确认之诉并非请求确认其与目标公司即“中企人力”间是否存在股东资格，而是要求确认公司其他股东被告对“中企人力”的股东身份无效。在公司内部某一股东对其他股东的资格异议之诉，我国现行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授权性的规定。但是，原告诉讼请求据以主张的部份事实基础在于，被告增资入股“中企人力”时，未对公司的净资产进行评估，仅按注册资本比例确定持股比例。被告此举意味着其增资价格可能低于每股净资产，所导致的后果是摊薄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小股东的权益，故被告的某某行为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股东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由此提起本次诉讼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当事人起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原告本次诉讼机制系主张，被告增资及受让股权的行为因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而无效。无效合同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决定了国家要对无效合同予以主动干预。这种干预主要表现在，纠纷诉至法院后，法院不待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便可以主动审查合同或行为是否具有无效的因素，如果发现合同属于无效范畴，便应主动确认合同无效，即确认合同无效系法院的职权。据此理解，若拒绝原告的起诉，法院则缺乏审查系争合同效力的空间，无疑削弱了法院司法职权。根据以上分析，原告有权提起本次诉讼。
2、原告的诉权争议被解决之后，本院随之所面临的问题是，被告的股东身份是否无效。根据被告入股“中企人力”的轨迹来看，被告对“中企人力”的股东身份源于对该公司的某某及受让“国企商务”的股权。
首先，关于被告对“中企人力”的某某。公司增资活动多为公司扩大生产经营所需，以灵活、及时和充分地筹集资金。有关公司增资�股的行为体现了公司股东及管理层对未来公司的经营规划和运营策略，具有较强的商业性。一般情况下，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行为并无实质性审查的必要。但是，本案中被告的某某方案未按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进行增资，而是增资70万元便按照注册资本进行增资。事实上，在“中企人力”经营状况良好，存在大量资本盈余的情况下，依据净资产计算的单位股权价格高于依据注册资本计算的单位股权价格。增资股份认购价格公平与否的判断标准在于，除非仅在公司内部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参与认购，否则不得以低于公司净资产的价格认购新增股份。原因在于公司净资产除了注册资本以外，还包括了留存的未分配利润，而这部分利润是原先投入的资本创造的。在对增资前公司净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确定新增资本的价格或重新分配股权比例，是为了实现新�资本对公司原有资本的补偿。照此，新增资本的股东基于对公司未分配利润未作出贡献，因而必须多付出一定的资金对价，才能在将来按照资本比例参与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分享，从而在新增资本的股东和原先投入资本的股东之间维持公平。“中企人力”及其部份股东“国际合作”、“国企商务”均系国家出资企业，被告未经对“中企人力”净资产进行审计评估便获得41.18%股权，直接导致“国际合作”及“国企商务”原有的股份被稀释，显然侵害了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其增资行为当属无效。
其次，关于被告受让“国企商务”对“中企人力”的股权。“国企商务”系国家出资企业，其对外投资所形成的股权属于企业国有资产。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及方式，国家均有相应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国家现行的规定，国有股权转让需符合以下三方面�程序。其一，决策、审批程序。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二，评估、定价程序。即选择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审计评估，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其三，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即股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并采用拍卖等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然而，本案中邵向阳利用时任“国企商务”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未经上述法定程序，将该公司所持“中企人力”的股权以原始出资额的价格转让给其实际控制的被告，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从而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前两者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案外人邵向阳为了使被告退出对“中企人力”的持股，曾授意被告两名股东上海华嘉超市有限公司及胡为钧，各以1元的价格将所持有的被告全部股权转让给国有企业中国诚通东�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及上海中昌金属材料经营部，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庭审中，被告也正以此主张，其已通过上述方式实际退出了对“中企人力”的持股。然而，被告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民事主体，若需退出对“中企人力”的持股，应以己名义转让所持有的“中企人力”股份，而非通过调整公司的股权结构方式进行。申言之，无论被告公司的股东状况做如何调整，均无法改变被告对“中企人力”持股的现实状态。因此，本院对被告上述相应的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被告对“中企人力”增资及受让“国企商务”股权的行为业经本院确定无效，从而其对“中企人力”的股东资格亦当属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第三人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无效�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被告上海东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澜
审 判 员 邵宁宁
人民陪审员 亓文章
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周晶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