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8行终5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高从芝，男，汉族，1947年9月24日出生，退休人员，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住所地淮安市明远西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伟伟，该分局民警。
上诉人高从芝与被上诉人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以下简称清江浦公安局）行政传唤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17）苏0812行初20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从芝，被上诉人清江浦公安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刘国柱、委托代理人李伟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高从芝系乐园大厦集资户之一。乐园大厦集资户组成的微信群有三个，分别是“乐园代表群”，里面有案外人张某、朱某、陆桂兰、蒋同祥、黄云辉、赵阳；“乐园受害人合法维权群”，共163人，里面有原告高从芝；“乐园维权骨干群”，共17人。2017年5月21日至5月22日期间，案外人张某在微信“乐园维权代表群”中相继发出“现在就把消息发到维权小组去，动员所有人星期二上午8点30分在乐园步行街集合”、“后天星期二大家全力动员所有群众一起去”的信息，并授权陆桂兰在“乐园受害人合法维权群”中发出“请所有乐园群众星期二上午八点半一起到乐园大厦门口集合”的信息。2017年5月22日，案外人张某向清江浦公安局长西派出所提交申请材料，声称将于5月23日早上组织乐园业主收回乐园步行街经营权，准备先采取贴告示、发通知的方式将情况告知经营户，然后再与许仲富交涉收回乐园步行街通道的经营管理权事宜。长西派出所所长汪卫兵告知张某，先不要贴告示、发传单，公安机关可以出面联系街道办事处先与许仲富进行交涉。2017年5月23日8时许，一百多名群众聚集在乐园大厦东门口，原告高从芝也在其中。现场人数众多、环境嘈杂，现场民警用喇叭多次向现场群众喊话称此次集会是非法集会，让群众不要非法聚集，迅速离开。原告高从芝和案外人张某等人不听劝阻，拒不配合，坚持不离开现场。当日9时许，现场民警将原告高从芝等人带离现场并口头传唤至长西派出所接受调查。当日15时20分至次日2时38分，被告清江浦公安局先后对原告高从芝进行四次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时，被告还分别对案外人张某、赵阳、黄云辉、张智勇等人分别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17年5月24日4时许，被告清江浦公安局结束对原告高从芝的传唤、调查，原告离开长西派出所回家。原告高从芝对此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无故强行关押原告18小时行为违法，赔偿原告雨伞一把，并按规定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清江浦公安局于2017年5月24日作出清公（管）行罚决字[2017]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张某煽动非法集会，决定对张某行政拘留十二日，当日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被告清江浦公安局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治安管理工作，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三条的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按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本法所称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本案中，原告高从芝作为乐园集资户，在案外人张某等人的煽动下，积极参与未获得许可的非法集会活动。在现场处警民警对其非法集会的行为予以制止，并多次通过广播、喊话等方式明确告知该集会为非法集会，要求原告等人尽快离开现场的情况下，原告等人拒不服从民警指令。现场处警民警认定原告高从芝涉嫌存在积极参与煽动非法集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故将其带离现场并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因案件情况复杂，原告高从芝的行为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办案民警报经单位领导同意后决定延长对原告询问查证的时间，并在询问查证后于二十四小时内结束传唤。同时，被告在询问调查过程中，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了原告，也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及时通知了原告家属，均在询问笔录中予以载明。被告对原告高从芝作出的口头传唤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民警将其雨伞折断，要求赔偿原告雨伞一把，并按规定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等诉讼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经全面审查，被告清江浦公安局对原告高从芝作出的口头传唤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并无不当。原告高从芝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从芝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高从芝不服上诉称：2017年5月23日上午9时许，上诉人与其他投资人去乐园大厦欲与许仲富谈判收回商铺经营权，投资人代表张某对群众讲话，后现场警察要回话筒，宣布这是非法集会，要求群众离开现场，并驱赶人群。上诉人从楼梯中部走下楼梯，因人多走的比较慢，七八个警察强行把上诉人推上警车，手中雨伞也被折断。被上诉人把上诉人带到派出所关押了十八九个小时，上午9时许被抓去，不准出门，上卫生间有人跟着，不准家人看望、送衣服，没收手机，吃饭不及时。下午4时才开始审讯上诉人，被上诉人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上诉人，经过四次审讯没有问出上诉人煽动非法集会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二十五份事实证据中，除了上诉人的询问笔录和告知书外，其余证据都与上诉人无关，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积极参与的情况。被上诉人未按照规定提供现场录像，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主张，一审法院未予采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礼道歉，赔偿上诉人雨伞一把，并按规定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3000元；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清江浦公安局辩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传唤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张某、朱某到庭作证，旨在证明上诉人没有违法。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两位证人与上诉人系同一利益主体，对其证言三性不予认可。经审查，以上证人证言不属于新的证据，且两位证人与上诉人同为“乐园代表群”成员，张某一审时在场旁听庭审，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卷移送至本院，本院经审查，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及认定的除高从芝所在微信群之外的其余事实均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上诉人高从芝是在“乐园代表群”及“乐园维权骨干群”内。“乐园代表群”里面有张某、朱某、陆桂兰、蒋同祥、赵阳和上诉人高从芝。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清江浦公安局对上诉人的行政传唤是否合法，应否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六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主管机关为所经过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本案中，一方面，从案外人张某向长西派出所递交的材料来看，其并非是一个正式的要求举行集会的申请，而是就其组织乐园业主准备采取贴告示、发通知的方式，与许仲富交涉收回乐园步行街通道经营管理权等事项，向该派出所作的一个告知；另一方面，从长西派出所的处理来看，仅是告知其可协调相关部门组织双方协商，并非对其所谓集会的许可。
其次，张某等人在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的情况下，依然组织了多人进行了非法集会，上诉人积极参与了该集会，公安机关在现场要求集会人员予以解散，但上诉人不听劝阻与安排，依然滞留在现场，现场处警民警认定上诉人涉嫌存在积极参与煽动非法集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故将其带离现场并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依法履行了相应的程序，该传唤行为并不违法，一审认定其传唤行为合法，并无不当。
第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问题。行政行为违法是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每一个公民也均有守法的义务。本案中，上诉人未遵守法律规定，参与非法集会，依法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在集会现场要求集会人员解散，上诉人不听安排，被上诉人对其依法进行行政传唤，该行为并不违法，属于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诉讼主张，既缺乏事实依据，也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从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冬 然
审 判 员 石亚东审判员孙聂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 伏 刚
书 记 员 陈 青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