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4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开发区支公司。
负责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华翎玲，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益泰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昱昆，上海格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颜莉娜，上海格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开发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益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泰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华翎玲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昱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7月5日，益泰公司向中华公司投保物流责任险，约定：运输货物为空调、化妆品、汽车配件等；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人民币40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保险期限自2013年7月5日（原审笔误，应为6日）至2014年7月5日。
保单特别约定条款有如下内容：第1条：“货运车辆包括益泰总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自有车辆和有协议的挂靠车辆，还包括益泰总公司下属子公司与第三方物流签订运输协议的承运车辆，均在保险范围内”。第4条：“对于内陆公路运输，保证使用集装箱卡车或全封闭货车或用雨布全覆盖并用绳索有效扎紧的能适用于长途运输的卡车进行运输”。
物流责任保险条款有如下内容：第三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经营物流业务过程中，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物流货物本身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第五条：“被保险人自有的运输或装卸工具不适合运输或装载物流货物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六条：“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重大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二十条：“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货物运输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物流合同的约定，加强管理，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或减少责任事故的发生”。第二十一条：“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根据费率表的规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第二十四条：“被保险人收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赔、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3年10月8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1份运输服务合同，约定：B公司根据A公司的要求提供国内铁路、航空和公路的整车、零担及回程运输服务；所有运输中产生的货损均归于运输公司责任，在破损货品退回欧莱雅仓库得到验收的情况下以出厂价计，外包装有破损或开裂情况下报告的货物损失由运输公司完全承担。同月11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A公司批准益泰公司作为B公司运输服务的分包商。同年12月23日，B公司与益泰公司签订运输合作协议，约定B公司委托益泰公司运输A公司委托B公司运输的化妆品。
2014年1月4日，益泰公司与邹＊＊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益泰公司委托驾驶员为邹＊＊的赣L395**货车承运欧莱雅货物自上海至深圳，运费12，000元。
2014年1月6日5时45分，丁＊驾驶货车行驶至粤赣高速公路253KM＋700M处，车头与高速公路上的跨线桥水泥桥墩发生碰撞，造成车上的邹＊＊当场死亡，丁＊受伤，车上货物和路产损坏。交警部门认定丁＊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且装载长度、宽度超出车厢的机动车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主要责任，邹＊＊纵容丁＊违反交通法规，负次要责任。邹＊＊的准驾车型为A2，其驾驶资格可以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事故造成车辆检验费1，200元、拖车费3，000元、轮胎拆检费450元、施救费29，999.98元。
事发后，益泰公司即向中华公司报案，并与A公司和C公司就损失认定进行沟通。经过C公司和A公司的现场查勘和清点，A公司向益泰公司发送了“车祸清单”，益泰公司转发给C公司和中华公司的员工。2014年3月7日，B公司向A公司赔偿975，949.67元。同月19日，中华公司向益泰公司发出拒赔通知书。4月16日，A公司向B公司发出索赔函，称：“事故造成整车产品90%以上破损及污染，损失金额为2，969，243.32元，扣除B公司已支付的975，949.67元，剩余赔款在A公司尚未支付的运费中直接扣除。”4月18日，B公司向益泰公司发送索赔函，要求赔偿损失2，969，243.32元。
2014年8月7日，益泰公司向B公司赔款2，969，243.32元。
2014年3月27日起，A公司分批委托苏州星火环境净化股份有限公司销毁被污染的化妆品。
2014年3月29日（原审笔误，应是6月29日），中华公司委托的C公司出具保险公估报告。结论：总核损金额（包括破裂和受污染的货物）为2，005，378.09元，残值为1，303，495.76元，扣除残值的损失理算金额为701，882.33元。
2015年2月2日，A公司出具赔偿证明，称：事故造成货物损失2，969，243.32元，B公司已赔款975，949.67元，考虑到B公司与A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A公司最终决定不再扣B公司留存的运费作为赔偿，确认975，949.67元为本次事故全部的最终赔偿金额。
事故货车及其挂车的登记所有人均为D公司。
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益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
益泰公司在起诉状中的诉请是：中华公司赔偿保险金3，024，893.30元（包括货损2，969，243.32元、运费21，000元、拆检轮胎费450元、车辆检验费1，200元、拖车费3，000元、施救费29，999.98元）及利息。原审第1次庭审中补充明确：利息从起诉日按贷款同期利率计算。原审第2、3次庭审未变化诉请。第3次庭审后又变更诉请：中华公司赔偿保险金928，439.68元（包括货损878，354.70元、运费18，900元、拆检轮胎费405元、车辆检验费1，080元、拖车费2，700元、施救费26，999.98元）以及利息损失（以上述保险金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日计算至判决生效日）。
原审认为：事故车辆属于承保范围。涉案货物运输包装符合保单约定，益泰公司对驾驶员的驾驶资格和车辆行驶证已经尽到了必要审慎义务。C公司的结论并不妥当，应当采信益泰公司主张的货损金额，扣除10%绝对免赔额后，中华公司应赔偿878，354.70元。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理赔仅限于货损，对非货物损失不需理赔。由于中华公司未及时履行理赔义务，除支付保险金外，还应赔偿利息损失，从益泰公司向B公司支付赔款的日期即2014年8月7日起算。据此判决：中华公司赔偿878，354.7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878，354.7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8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驳回益泰公司其余诉请。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双方分别负担部分。
一审判决后，中华公司不服，上诉称：对本案事故不应理赔，理由包括：（1）事故车辆不属于承保范围。（2）保险合同约定，益泰公司应当保证实际承运人、驾驶员的合法资质，但邹＊＊没有公路运输经营资质，驾驶员丁＊不具备驾驶事故车辆的资质，违反了上述约定。（3）事故发生时，车辆超长、超宽，导致高速行驶时难以控制最终酿成事故。（4）益泰公司对损失缺乏有效证据，应当以C公司的结论作为确定损失的依据。（5）一审未查清益泰公司赔偿货损的事实。（6）由于益泰公司未及时向责任人邹＊＊索赔，致使中华公司丧失了代位求偿权。请求：撤销原审，改判驳回益泰公司的原审诉请。
被上诉人辩称：原判正确，应当维持。
双方在二审庭审中均未有新的举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有以下谬误：
1、原审文书第10页倒数第3行表述：2014年3月7日，B公司向A公司赔偿975，949.67元。此处时间错误，应是2014年2月28日。此节事实相应的证据是益泰公司原审举证9（按文书列明的顺序）银行付款通知，该证据显示打印时间是2014年3月7日，交易日期是2014年2月28日。
2、事故主车的所有人是E公司，挂车的所有人是D公司。
3、原审文书第10页第2自然段表述“益泰公司委托……车辆承运……”，该表述语意不明，受托人不可能是车辆。二审庭审中，益泰公司明确其将业务交给D公司。
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
1、二审庭审中，法庭询问中华公司：“事故发生后，何时收到报案，何时查勘？”其代理律师回答：“不清楚，需要核实。”庭后未提供核实情况。
2、公估报告附件之一公估委托书显示，中华公司于2014年1月6日即事故当日委托C公司评估事故损失。
本院认为：益泰公司与中华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中华公司应否理赔，二是如何确定理赔金额。针对焦点，结合中华公司的上诉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焦点一：（1）中华公司提出事故车辆不属承保范围。根据保单的特别约定条款，既然货运车辆包括“益泰总公司下属子公司与第三方物流签订运输协议的承运车辆”，那么益泰公司与第三方物流签订运输协议的承运车辆也应属于承保范围之列。（2）中华公司提出，邹＊＊没有取得货物运输许可证，违反了《公路运输条例》第22条，丁＊不具备驾驶事故车辆的资格，故益泰公司对实际承运人、驾驶员的资质未尽到必要的审查和保证义务。但中华公司并没有向法院清楚说明，根据哪一保险条款的约定，益泰公司应当尽到何种程度的审查义务；而且，也不存在所谓的《公路运输条例》；邹＊＊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益泰公司无法禁止邹＊＊将车辆交与他人驾驶；因此，中华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3）中华公司提出事故车辆装载超长超宽，但中华公司并未清楚说明该情形属于保险人免责范围的合同条款依据，故不予采信。（4）中华公司提出，益泰公司未及时向邹＊＊索赔，以致其丧失了代位求偿权。就索赔而言，益泰公司有权向运输责任人索赔，亦有权向保险人索赔，即享有选择权。中华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1）《保险法》第23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公司于事发当日委托评估（显然是接到报案后才委托），直至2014年6月29日才有结论，此时距事发已近半年，远远超过上述法条规定的30日。中华公司也无证据证明何时将公估结论送达益泰公司。另外，中华公司已于2014年3月作出拒赔通知，却又于同年6月让C公司出具公估报告，此举着实令人费解。因此，对公估报告的结论不予采信。（2）益泰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以电子邮件征询中华公司意见后，委托有资质的机构销毁了受损货物，此举并无不当。货主A公司与B公司就损失赔偿达成了协议（一审文书列明的益泰公司举证19），中华公司并无充分证据可以证明该协议系A公司与B公司恶意串通所为，故协议金额可以作为确定理赔金额的依据。（3）虽然益泰公司自己主张其与B公司系“兄弟公司关系”（益泰公司代理人一审庭审原话），其已将事故全部赔款交付B公司，但中华公司并不能否定该付款行为的真实性，故可以认定益泰公司已经支付了赔款，具备了保险索赔的前提条件。
综上，中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请求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一审中，益泰公司直至第3次庭审之后才变更诉请，原审法院按照变更后的诉讼标的计算案件受理费，此举有违上述规定，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0，999.15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开发区支公司负担12，583.55元，被上诉人上海益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8，41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83.55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开发区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聪
审 判 员 贾沁鸥
代理审判员 范德鸿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黄海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