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浙行终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满女，女，196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淳安县，现住建德市。委托代理人吴振喜，男，1952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建德市，现住建德市，系上诉人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淳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北路18号。法定代表人董毓民，县长。委托代理人宋志强，淳安县林业局法制科科长。委托代理人胡爱平，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阿祥，男，汉族，1962年1月16日出生，住淳安县。刘满女诉淳安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浙01行初539号行政裁定。刘满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同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询问上诉人刘满女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振喜，被上诉人淳安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宋志强、胡爱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刘阿祥与刘满女系兄妹关系，均是淳安县千岛湖镇富泽村紫培山小组村民。2006年3月20日，中共淳安县委办公室、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认真开展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的通知》。随后，淳安县成立了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印发了《淳安县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实施方案》、《淳安县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操作细则》（附：《淳安县山林延包工作政策问答》）。原告所在金竹牌村组（于2007年并入富泽村）据此开展了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同年10月，刘阿祥申请办理林权登记，提交了淳安县林权登记申请表（三块面积均为29.34亩的责任山）、淳安县延长山林承包期责任山承包合同（附责任山清册）、千岛湖镇金竹牌村紫培自然村村民会议--关于确认责任山承包方案的决议等材料。淳安县林业局进行审查后认为该申请符合《林木和土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条件，予以受理，并由山林延包工作小组工作人员会同金竹牌村村委在该村村务公开栏进行了为期30天的公告。同月26号，刘满女提交《要求按户颁发山林承包经营证的申请书》，以涉案山林权利系其与兄长刘阿祥共同享有，现已分户为由，“申请要求以户为单位，颁发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的法律效果平等的一式两份山林承包经营权证书”“如不能实现，请求暂停刘阿祥的林权证发放”。同月30日，村意见“村委调解无效”“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千岛湖镇意见“请林管站暂缓发放刘阿祥的《林权证》待双方协商后再行发放”。同年11月22日，淳安县林业局认为公告期内无人提出异议，审核同意并报请被上诉人淳安县人民政府登记发证，淳安县人民政府于同日向刘阿祥颁发淳林证字（2006）第0202515号《林权证》。2013年9月17日、2015年7月31日，刘满女向淳安县林业局提出申请，对涉案责任山全部由刘阿祥一人承包有异议，要求恢复发放刘阿祥、刘满女共同承包的责任山等其他权属证书。2015年11月，刘满女以淳安县林业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要求被告撤销刘阿祥一人承包责任山的林权证书；请求法院要求被告更正办领兄妹两人刘阿祥、刘满女共同承包责任山的林权证书。”淳安县人民法院认为诉请不明，裁定驳回起诉。刘满女不服，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2016）浙01行终304号行政裁定，认为淳安县人民法院未能查明刘满女起诉的诉讼对象，未尽到法定的释明义务，审判程序违法，遂撤销原裁定，指令继续审理。后刘满女以淳安县林业局为被告，分别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林业局于2006年11月22日颁发给刘阿祥的淳林证字（2006）第0202515号《林权证》，并赔偿其经济损失4.8万元。经法院释明，刘满女变更被告为淳安县人民政府，淳安县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将案件移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另查明，根据已生效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16）浙0127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2016年1月9日，刘满女以刘阿祥为被申请人向淳安县千岛湖镇人民政府邮寄了《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在事实和理由部分，刘满女陈述称：“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系兄妹关系，均是淳安县千岛湖镇富泽村紫培山小组村民。1983年下半年，向村委（原为金竹牌村）承包责任山时家里即以长子刘阿祥的名字进行登记，登记人口‘三个’为刘阿祥、刘满女和母亲周桂香，也一直由家庭共同管理。1991年5月申请人结婚后户口没有迁出。2003年8月，申请人母亲周桂香去世。2006年1月12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经过村书记徐建林开证明去派出所办理分户。同年，全县开始山林延续承包工作，但村里在明知分户的情况下而没有通知申请人办理分户承包，申请人提出异议，而村支书徐建林要求申请人和刘阿祥协商，由于协商未成，申请人即去镇政府提出请求，镇干部就叫林管站暂缓发证。但一年后申请人得知在没有征得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已发证给刘阿祥。2015年申请人通过行政诉讼得知，承包合同和林权证没有写明刘阿祥名下共同权利人的成员，只是提到分山人口三人，而分山人口三人实际就包括申请人，按照山林承包只是延续原户承包的性质，申请人应该对原共同承包的林木、林地分别享有所有权、使用权。但被申请人却以承包合同和林权证为其登记为由排除申请人的权力。由于承包合同和林权证上本身所指的成员不明确，故导致纠纷。”再查明，2006年5月17日，刘满女起诉淳安县千岛湖镇政府，要求镇政府维护其第二轮土地继续承包的权利并赔偿损失200元，淳安县人民法院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于同月24日作出（2006）淳行告初字第3号行政裁定，决定对刘满女的起诉不予受理。刘不服，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于同年7月21日作出（2006）杭行受终字第23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10月26日，刘满女起诉淳安县千岛湖镇政府、千岛湖镇金竹牌村紫培山村民小组，要求赔偿其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的经济损失60000元，淳安县人民法院于11月1日作出（2006）淳民告初字第5号民事裁定，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决定对刘满女的起诉不予受理。刘不服，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2月12日作出（2006）杭民受终字第5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淳安县人民政府是涉案林权证法定的发证登记机关，为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满女在2006年村里开展延包工作过程中即已知悉涉案责任山发包给了刘阿祥，并向村、镇提出了异议，根据刘满女在2016年1月9日向淳安县千岛湖镇人民政府提交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也可知刘满女至迟在2007年即已知悉涉案林权证已发放给刘阿祥，已经知道涉案林权证的内容。另外，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满女最早于2015年11月针对“刘阿祥一人承包责任山的林权证书”向淳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刘满女的起诉。刘满女上诉称：涉案山林原系其与兄长刘阿祥共同承包的山林，其在2006年村里开始山林延续承包工作时就通过提出异议、书面申请等方式主张按照延续原户承包，镇干部也要求林管站暂缓发证。一年后得知涉案林地已经发证给刘阿祥，该登记行为剥夺了上诉人山林承包权，违反了被上诉人淳安县人民政府2006年《淳安县山林延包工作政策问答》和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法应予撤销。其为本案权利，已经先后提起了多次诉讼，法院从未认定超过起诉期限，即使超过了起诉期限也是因为法院之前拒不受理此类案件才造成的。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淳安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在接受本院调查时称：其登记发证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两年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刘阿祥未提交答辩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上诉人起诉状、上诉状及其于2016年1月9日向淳安县千岛湖镇人民政府提交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确权申请书》反映的内容，可以认定上诉人至迟于2007年时即已知道涉案山林权证已经发放给被上诉人刘阿祥。上诉人在主张自身权利过程中，除了向有关部门反映外，还提起了要求维护第二轮土地继续承包权利、赔偿经济损失等诉讼，但其针对被诉淳林证字（2006）第0202515号《林权证》登记发证行为提起行政起诉的时间是2015年11月，且上诉人也不能提供其之前曾起诉但法院不予受理的证据材料，因此，原审认定上诉人刘满女的起诉已经超过两年起诉期限并无不当。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裁定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葛宏伟审判员  惠 忆审判员  马惟菁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