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民终5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维西城投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维西县保和镇兴维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吕金春，系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金春，男，1981年12月10日生，汉族，大学文化，维西城投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住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晨，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蕾，女，1977年5月15日生，汉族，大学文化，个体户，住云南省楚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萍，云南西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维西城投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西城投公司）、吕金春因与被上诉人陈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3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7日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维西城投公司、吕金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晨、刘娜，被上诉人陈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
维西城投公司、吕金春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3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蕾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其上诉理由主要是：1、一审判决应偿还的800万元是上诉人维西城投公司与被上诉人陈蕾共同贷款所得，并不是真实借款。被上诉人陈蕾以实际控制的云南泰昇中药种植有限公司（陈蕾在贷款时持股90%，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工商银行楚雄州分行贷款1800万元，上诉人维西城投公司作抵押人，贷款后双方按约定由被上诉人陈蕾使用1000万元，上诉人维西城投公司使用的800万元已足额归还银行，且双方已重新向工行贷款1800万元。所以双方的资金均来源于贷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800万元的借贷。2、上诉人维西城投公司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因为该保证没有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且上诉人吕金春签字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本案系公司为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行为，不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股东会决议，而且陈蕾明知吕金春超越权限而仍要求其为上诉人维西城投公司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应当无效。3、即使上诉人是本案《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也已超过保证期间，上诉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借款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的履行法律责任即担保时效从借款到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内”，该条款并不是对保证期间的约定。故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保证期间应为六个月，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维西城投公司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间，维西城投公司免除保证责任。4、一审未对上诉人的司法鉴定申请和管辖协议申请作出处理，属程序错误，应当发回重审。首先，本案两份《借款协议》证据上“维西城投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是虚假的，上诉人申请对该印章进行真伪鉴定，但一审法院未处理该鉴定申请而直接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被上诉人故意规避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将两份应当分案在基层法院起诉的《借款合同》合并立案至中级人民法院，严重扰乱了管辖秩序，且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对此提出的异议作出处理。
陈蕾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关系是民事借贷关系，双方有借贷合同，有借款款项确认书，打款凭证，这三项证据足以构成借贷合同的证据链，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上诉人所谈的泰昇公司及其相关的主体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也不在本案的法律关系之内。2、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本案的表见代理是无效的，关于此最高院有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所做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最高院关于担保法实施的司法解释11条有明确的规定。关于担保合同的保证人，维西城投公司超过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规定只是六个月，本案担保合同有明确约定，保证期间为两年，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证明。上诉人认为一审中要求司法鉴定及管辖异议，根据一审庭审笔录明确证明，一审中吕金春提交书面申请撤回了要求司法鉴定的申请。管辖异议是程序方面，被上诉人不进行说明。一审对800万元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
陈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维西城投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和吕金春一次性偿还欠原告陈蕾借款本金15500000元及利息510000元（其中本金为7500000元的利息：2014年5月30日至2015年5月29日的利息90000元，2015年5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的逾期利息180000元；本金为8000000元的利息：2014年7月25日至2015年7月24日的利息96000元，2015年7月25日至2016年1月24日的逾期利息144000元），并按月利率3%承担自2016年1月30日起至还清上述款项止的利息，以上合计16010000元；2、由二被告赔偿原告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误工费20000元、差旅费10000元；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蕾与吕金春系认识多年的朋友。2014年5月30日陈蕾（甲方）作为“出借人”，吕金春（乙方）为“借款人”，维西城投公司（丙方）为“担保人”，三方签订了一份借款金额为750万元的《借款合同》，同日，吕金春还向陈蕾出具了一份收到陈蕾借给其公司借款750万元的《借款确认书》。2014年7月25日因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吕金春向陈蕾借款，陈蕾（甲方）作为“出借人”，吕金春（乙方）为“借款人”，维西城投公司（丙方）作为“担保人”，三方再次签订了一份借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同日，陈蕾按约定通过富滇银行楚雄分行营业部将800万元借款从其账户转账支付至维西城投公司的账户，当天，吕金春还向陈蕾出具了一份收到陈蕾借给其公司借款800万元的《借款确认书》。双方签订的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借款期限为12个月，750万元借款的到期日为2015年5月29日，800万元借款的到期日为2015年7月24日，借期内的利率为1%／月，逾期未归还的，每逾期一天，按借款金额3%／月计算并支付违约金，逾期每超一个月，在上一个月违约金基础上，乙方计算并支付甲方3%／月的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至还清全部本息为止；双方还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根据乙方的要求，经过甲方同意以转账支付，转账支付时，乙方指定的账户是：账户名称：维西城投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双方还约定由维西城投公司担任吕金春的借款保证人，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借款期满之日起2年。
一审法院认为：陈蕾主张吕金春差欠其借款1550万元，为此向法庭提交了双方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借款金额为75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确认书》及双方于2014年7月25日签订的借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确认书》及相应支付凭证予以证实。吕金春本人对陈蕾提交的两份《借款合同》、《借款确认书》中“吕金春”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无异议，但认为两份《借款合同》是陈蕾与其为贷款共同使用所需而制作的，并未实际发生借款的事实。
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应以交付借款为生效条件。陈蕾主张双方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750万元已交付，为此，其向法庭提交了支付时间均在2014年5月30日前的5次借款转款凭证予以证实。陈蕾陈述实现借款后双方才补签的《借款合同》，但这5次借款的款项到账账户却与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转账支付指定账户不一致，事后补签的《借款合同》未按之前借款的实际支付账户情况予以载明与常理不符，故不能证实陈蕾主张的750万元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对陈蕾主张的2014年7月25日吕金春向其借款800万元的事实，其向法庭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已按约定于当天将800万元借款通过富滇银行楚雄分行营业部转账至维西城投公司账户的支付凭证、吕金春同日出具的《借款确认书》予以证实，陈蕾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2014年7月25日吕金春向陈蕾借款800万元的事实。吕金春未向法庭提交其已偿还陈蕾借款的证据，吕金春应向陈蕾偿还借款800万元。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条约定的利息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于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规定，对陈蕾主张的吕金春应向其支付该800万元借款自2014年7月25日至2015年7月24日的逾期利息96000元，及自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1月24日止的逾期利息144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的约定，予以支持；对陈蕾主张按月利率3%计算自2016年1月30日起至还清上述款项止的利息，因月利率3%的标准已超过法律规定，按年利率24%的计息标准予以支持。对陈蕾主张的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误工费20000元、差旅费10000元，因陈蕾未向法庭提交相应证据，不予支持。在《借款合同》中吕金春代维西城投公司在“担保、抵押人”处签了名，并加盖了维西城投公司的印章，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六条的约定，维西城投公司对吕金春应支付陈蕾800万元的借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吕金春及维西城投公司认为《借款合同》中加盖的维西城投公司的印章不真实，且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不能证实是维西城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因吕金春是维西城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担保、抵押人”处签名并加盖维西城投公司印章的行为足以让陈蕾相信代表维西城投公司，维西城投公司对外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另外，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六条“本合同的履行法律责任即担保时效从借款到期届满之日（2015年7月24日）起二年内”的约定，陈蕾主张本案权利时维西城投公司的担保责任尚在保证期间，故对吕金春及维西城投公司认为维西城投公司的担保责任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吕金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10日内向陈蕾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0万元；二、由吕金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10日内向陈蕾支付自2014年7月25日至2015年7月24日至的利息96000元，支付自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1月24日止的逾期利息144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1月2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利息；三、由维西城投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吕金春应支付给陈蕾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陈蕾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40元，由陈蕾承担60290元，由吕金春承担62750元，并由维西城投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维西城投公司对以下事实有异议：1、合同中约定的是“本合同的履行法律责任及担保时效从借款到期届满之日（2015年5月29日）起二年内”，此约定不是关于保证期间的约定；2、维西城投公司未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印章；3、借款合同是2015年为了配合陈蕾内部做账的需要，要求吕金春配合做了借款合同，并非当天形成的；4、陈蕾与吕金春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而是用香格里拉泰宏达公司作为贷款人，以维西城投公司作为抵押人向工商银行申请了2000万元的贷款。该贷款其中1000万元支付陈蕾控制的泰昇公司，泰昇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流转将其中800万元转达给陈蕾，陈蕾转到维西城投公司，2015年7月16日如数归还工商银行。被上诉人陈蕾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维西城投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异议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维西城投公司提交了以下新证据：第一组：1、小企业借款合同（2014年7月），欲证明2014年7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贷款2000万元共同使用；2、最高额抵押合同，欲证明上述贷款转入泰昇公司和罗书公司后，被立即转走；3、提款通知书，欲证明陈蕾及其控制的泰昇公司、云南金碧制药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偿还过本金及利息；4、委托支付协议，欲证明陈蕾及其控制公司与吕金春及其控制公司的往来项目非常多，而陈蕾与吕金春在一审中均自认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双方仅为资金互相调用及共同贷款的关系；5、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欲证明该笔贷款已于2015年7月16日归还工商银行。6、中国工商银行迪庆分行交易流水，欲证明金碧公司归还过贷款利息；7、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欲证明泰昇公司收到1000万元后，当天就被转走；8、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欲证明罗书公司的贷款流水（69页）7月18日有贷款转入，当天被转走900万元，7月24日转走100万元。第二组：9、小企业借款合同；10、最高额抵押合同；11、提款通知书；12、小企业借款合同；13、最高额抵押合同；14、保证合同；15、提款通知书；16、陈蕾与吕金春控制公司的往来统计表。上述证据欲证明2013年以来，陈蕾及其控制公司，资金往来极其频繁，其原因是他们共同贷款，共同使用、共同还款。有的是用陈蕾控制的公司作为贷款主体，有的是用吕金春控制的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均用维西城投公司的土地和房产做抵押担保，涉案的800万元是其中一笔共同借款后的资金流转，并非如被上诉人所言是借款关系。第三组：17、一审询问笔录；18、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金碧公司）；19、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泰昇公司）20、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龙蛉公司）；21、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维西城投公司）；22、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泰宏达公司）；23、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罗书公司）。上述证据欲证明陈蕾是金碧公司、泰昇公司、龙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吕金春是维西城投公司、泰宏达公司、罗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四组：24、承诺书；5、情况说明。欲证明：1、陈蕾与吕金春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吕金春基于对陈蕾多年来的信任，双方不仅往来款频繁，还共同贷款共同使用；2、陈蕾因公司还有其他股东，做账需要的原因，对于较大款项的往来，请吕金春配合写《借款合同》，但其实陈蕾与吕金春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迄今为止上诉人提供的都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泰昇公司、罗书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上述证据均形成于2014年以前，不属于新证据。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的800万元没有关系。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第四组证据中承诺书不是原件，也不是新证据，是在庭审前形成的，且承诺书是金碧公司承诺的，而非陈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要求，不是证据对此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维西城投公司提交的四组证据，经陈蕾质证，其对第一组、第二组及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经审查，该四组证据，不能充分有效证明维西城投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及观点，且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故不予采纳。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上诉人吕金春与被上诉人陈蕾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维西城投公司对于涉案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吕金春与陈蕾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确认的事实，陈蕾主张的2014年7月25日吕金春向其借款800万元的事实，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已按约定于当天将800万元借款通过富滇银行楚雄分行营业部转账至维西城投公司账户的支付凭证、吕金春于同日出具的《借款确认书》，上述三份证据能够充分有效证明陈蕾所主张的事实及观点，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吕金春辩称该800万元是其与陈蕾共同贷款金额中的一部分，其与陈蕾之间并无借贷关系，吕金春所提交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和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应以交付借款为生效条件。陈蕾与吕金春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吕金春应向陈蕾偿还借款8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于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规定，对陈蕾主张的吕金春应向其支付该800万元借款自2014年7月25日至2015年7月24日的逾期利息96000元，及自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1月24日止的逾期利息144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的约定，予以支持；对陈蕾主张按月利率3%计算自2016年1月30日起至还清上述款项止的利息，因月利率3%的标准已超过法律规定，本院按年利率24%的计息标准予以支持。
（二）维西城投公司对于涉案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吕金春及维西城投公司认为《借款合同》中加盖的维西城投公司的印章不真实，且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不能证实是维西城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吕金春是维西城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吕金春在一审中对于《借款合同》中“吕金春”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无异议，维西城投公司及吕金春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印章系陈蕾或他人私刻加盖，吕金春在“担保、抵押人”处签名并加盖维西城投公司印章的行为足以让陈蕾相信代表维西城投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性为有效。”之规定，维西城投公司对外应承担担保责任。另外，按照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第六条“本合同的履行法律责任即担保时效从借款到期届满之日（2015年7月24日）起二年内”的约定，陈蕾主张本案权利时维西城投公司的担保责任尚在保证期间，故对吕金春及维西城投公司认为维西城投公司的担保责任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的主张不予支持。维西城投公司对吕金春应支付陈蕾800万元的借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维西城投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40元，由陈蕾承担60290元，由吕金春承担62750元，并由维西城投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69480元，由吕金春承担，并由维西城投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负有义务的当事人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陈蕾作为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王 颖
审 判 员 李 航
代理审判员 康媛媛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范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