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214民初5782号
原告：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莲山街道高家村。
法定代表人：范玉欣，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风，系辽宁声声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春盈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杨树房街道东达街13-8。
法定代表人：谢云贵，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系辽宁明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惠欣农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大连春盈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双方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打除草剂造成原告种植的中草药（内蒙古赤芍）死亡的损失费56000元，并赔偿买方的违约金56000元*30%=168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管理费7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承包土地种植中药（内蒙古赤芍），与被告托管的土地是相邻的。2017年6月上旬、下旬，被告两次在托管的土地作业喷打除草剂（苞卫），造成原告种植的80000颗内蒙古赤芍死亡，每颗单价0.7元，合计56000元；因被告将原告中草药损坏，导致原告不能按时供货并支付30%违约金即56000元的30%，计16800元；同时，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管理期间的人工费、营养药计7000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79800元，望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大连春盈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与案外人曲某之间存在农业托管合同关系，曲某的玉米地由被告按照合同负责管理。2017年5月29日、6月20日被告对所托管的玉米地进行除草作业，在作业时被告通知了相邻土地的地主即本案原�，原告派人在场，作业时被告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所喷打的除草剂与原告的药材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接触。因而不会对原告的药材产生任何损害。原告诉称被告喷打除草剂将其种植的中草药打死80000颗不属实，被告的除草剂行为与原告药材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此不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录音证明一份；证据2：视频证明一份；证据3：照片10张；证据4：被告法定代表人谢云贵分别与2017年7月5日、7月13日出具的文字说明意见书两份，证据5：收款收据一份，证据6：照片11张，证据7：光盘1张，证据8：原告从网上查阅的资料（除草剂滥用调查）一份，证据9：合同一份。被告围绕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1：证人邴某、曲某、聂某、韩某证言，证据2：照�12张。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从内容上无法证明被告认可打药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这一事实。本院认为该录音只能原告种植的中草药已经枯萎死亡的事实，被告在录音中亦没有承认是因被告的作业行为造成上述损失，故本院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项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认为该照片中的无人机及除草药物莠去津，不会对植物产生任何影响。其他的照片也无法证明其对原告药材造成的伤害。本院认为证据3的照片只能证明被告车上存在无人机和除草药物，以及原告中草药枯萎前后的对比情况，并无法直接证明是被告使用上述莠去津等药物对中草药造成的损害�且原告在庭审中已经表明被告是在第三次除草时使用无人机喷洒药物，且当时原告的中草药已经大面积枯萎，故本院对该证据所证明对事项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认为其中7月5日的证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谢云贵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所书写，且从内容来看，被告也没有对原告所主张的药材损失是由被告打除草剂造成的给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在2017年7月5日的文字说明中明确表示是因其对托管土地进行喷洒药物造成原告家草药受损，虽被告认为其因客观环境因素被迫出具上述文字说明，事后亦没有寻求其他救济，而于2017年7月13日第二次向原告出具文字说明一份，并陈述“疑似对邻居家地（赤芍）造成药害”，并表示“于2017年7月31日前进行鉴定，问题处理于2017年8月15日前解决，”但事后被告并没有依约处理问题。按照常理，如果被告与原告受损的事实没有因果关系，就不会向原告出具上述说明，即使受到胁迫亦应在事后及时寻求法律救济，而不是默认。故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说明可以证明原告药材受损的事实确与被告的喷洒作业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认为该证据的书写日期为9月1日，形成于本案的第一次开庭（2017年11月13日）之前，应于第一次庭审之前或之后向法庭出示；从书写的情况及笔迹的新鲜程度来看，该证据形成于本案的第一次开庭之后；原告种植的中草药并不是仅在受损的这块土地，还有其他种植的中草药地块，从内容来看，原告不会必然因为靠近曲某这块地受到损害而无法履行与案外人的合同。本院认为该收条系案外人郑海厚向原告出具，目的是证明�告已经向案外人支付应付货物总价款的30%，本院对其证明事项予以确认，对被告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对图十一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余照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所出示的照片并不是本案原告所主张的靠近曲某家玉米地的药材地的照片，靠近曲某家玉米地的药材地就在原告法定代表人范玉欣家前，那块地的面积比原告出示的照片的面积小很多，并且周围有铁丝网围着，原告所提供的照片不是那块地的照片。本院认为该证据同证据3，只能证明原告家种植对中草药受损前后的对比情况，无法证明该损失结果是被告造成的。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调查报告载明的“一户农民向自己玉米地里喷洒除草剂，结果造成邻家地瓜古寺，自此邻里�生矛盾”，只能可以证明部分除草剂对药材有致害作用，并不能证明被告方当时所使用的除草剂有致害作用。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人邴某、曲某、聂某、韩某证言，原告认为该4名证人的证言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首先证人曲某和证人聂某的证言对于当时喷药的时候玉米苗的高度和喷口的高度双方陈述完全相反，其次证人韩某陈述将胁迫打条的情况，陈述当时现在没有邴某，这与证人邴某的证言矛盾，因为双方当时都讲自己在现场。故本院对证人证言所要证明的事项不予采信。
对事实部分，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公司种植中药的土地与案外人曲某家土地系相邻关系。2017年5月，被告对曲某家玉米地进行托管。被告分别于2017年5月29日对曲某家托管地进行第一次局部打药�草，于2017年6月20日进行第二次机械打药除草，当时，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玉欣的公公婆婆在场，于2017年7月5日进行第三次无人机作业除草。原告于被告第二次除草后发现其种植对中草药（内蒙古赤芍）叶面出现斑点，后大面积枯萎死亡。原告分别于2017年7月5日、7月13日两次与被告沟通解决，被告亦多次到现场并按受损中草药的种植面积对受损中草药的颗数进行估算，约80000颗。庭审中原告提供了除草剂滥用调查资料，该资料载明：“在使用方法一栏，明确标识着：每亩本品用量200ML，采用二次稀释法，兑水30-40公分，在玉米2-8叶期，杂草基本出齐期对杂草茎叶喷雾。避免药液漂移到周围敏感作物上，且遵循安全使用守则，注意穿戴防护用品”、“一户农民想自己玉米地里喷洒除草剂，结果造成邻地瓜秧枯死，自此邻里发生矛盾。”原告提供该资料拟证明被告公司打药除草行为使原告公司种植中药死亡。
另，被告对托管地进行除草的药剂均由被告负责提供，并由被告雇佣工人从事除草工作。2017年7月5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谢云贵向原告公司出具书面材料一份，载明“打药期间曲某与地主协商打除草剂，造成旁边土地药材地要害，协商于2017年7月7日解决问题。”2017年7月13日被告公司谢云贵向王东豪（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玉欣的丈夫）出具书面材料一份，载明“……本公司近期对地块进行修护或鉴定工作，地主需无条件配合，若确切为本公司造成要害损伤，本公司与其进行协商赔偿或法律公正处理（本公司所用除草剂为苞卫），本公司于7月31日之前鉴定，问题处理于2017年8月15日前解决。”被告公司至今未对受损地块进行鉴定或协商解决。被告未按约定时间对受损死亡中药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也未与原告协商解决，案涉死亡中药现已无鉴定样本，且双方到庭均不申请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原告的中药地损失与被告的除草作业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被告受案外人曲某委托对托管土地进行化学除草作业，因除草作业的特殊性，加之除草剂种类繁杂，不具备通用性，故被告在除草过程中应尽到严谨的注意、防范义务。本案中原告公司种植中草药的土地与被告托管的土地为相邻关系，原告公司种植的农作物系内蒙古赤芍，属于中草药，具有市场价值。通过庭审中原告提供的除草剂滥用调查表明，对于一些敏感类作物仅除草剂气味即可使农作物发生药害甚至枯死。本案�告公司进行除草时正值夏季炎热天气，并经常伴有东南风，按照证人即托管地的委托方曲某陈述，曲某家的托管地在原告公司种植药材土地的东面，故除草剂（雾状）亦多会发生漂移或气味蒸发、扩散，因此可能会波及原告公司种植的中草药，但被告公司并没有事先采取相关防范措施来避免损害的可能发生，致使原告公司种植的内蒙古赤芍大面积受损。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谢云贵两次向原告公司出具的书面材料进一步证实了原告种植的中草药受损与被告公司的除草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庭审中，原告述称被告并未直接告知原告除草的具体事宜，只是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范玉欣的亲属作了沟通，且被告在除草作业时，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在现场。通过证人曲某的证言表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亲属已经向被告公司明确要求在除草时远离中草药。本院认为，被告公司在进行除草作业前应与原告公司进行妥善沟通，并及时采取预防及防范工作再进行化学除草作业。被告未能尽到上述义务导致原告公司种植的中药受损，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通过庭审表明，被告除草作业前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亲属有过简短沟通，原告方明知种植的中药属于敏感类作物，作为种植方也理应做好相关预防工作，原告未及时做好防范准备工作。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本院认为被告针对此次损失应承担70%的主要责任，原告自身应承担30%的责任。
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及时向供货方按时支付货物。庭审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本院提交供货方郑海厚书写的收条一份，证明原告未能及时交货，原告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应交付总额的30%支付违约金。被告认为该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申请书面鉴定，故本院对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按合同约定主张受损中药1棵市价0.7元，共计80000棵（计算方式为每米126棵*每床16米*8床），被告在庭审认可中药受损颗数，但认为中药的单价不合理，但被告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损失总额即56000元予以确认。原告未能按时供货已经支付30%的违约金即16800元，合计72800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管理费、人工费7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一）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管理费、人工费7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应按70%责任比例承担上述损失总额72800元*70%=50960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连春盈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责任比例向原告支付中药赔偿款5096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900元，由被告大连春盈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海川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冷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