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民终1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习红，男，197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安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杰，云南格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哨箐机械加工园。法定代表人：吕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金龙，男，1973年7月13日出生，白族，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春香，女，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桢，男，195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艳芬，女，197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上诉人张习红因与被上诉人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持公司”）、杨金龙、周春香、吕桢、杨艳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2017）云0124民初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习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周春香逾期举证，在一审开庭审理结束后仍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仍然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被上诉人杨艳芬逾期提交《民事答辩状》，一审法院仍在判决书中载录了该答辩状。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同持公司并无合同关系，上诉人向同持公司汇款50万元后就多次找到同持公司要求其返还50万元款项，同持公司拒绝返还，上诉人未参与公司的股东会议、生产经营等活动。三、一审判决对周春香逾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却遗漏认定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客户回单》以及同持公司提交的富民法院的民事判决，采信证据不当。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杨金龙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杨金龙并未取得同持公司股东会的批准，且之后杨金龙也未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向同持公司转款是在被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行为。即便该合同有效，也与本案争议无关，股权转让只能在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款只能支付给受让人而非公司。并且，在（2017）云0124民初527号案件中，杨金龙及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及上诉人向同持公司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上诉人系公司股东的事实。本案同持公司取得5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持公司、杨金龙、周春香、吕桢辩称：同持公司系基于杨金龙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收到上诉人支付的50万元投资款，该款项的取得有合同依据。公司各股东同意杨金龙出让公司股份给上诉人，愿意接受上诉人为公司股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艳芬未发表答辩意见。张习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本金50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55000元（暂从2015年12月22日计算至2017年10月21日，共22个月，实际应计算至被告全部返还原告欠款之日）；3、请求法院判令其余四被告在未履行对同持公司出资义务范围内对以上两项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0日，被告杨金龙、周春香、吕桢、杨艳芬共同签订《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四人共同出资设立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2015年11月24日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注册成立。2015年12月22日，原告向被告同持公司汇款500000元，汇款用途为投资。2016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杨金龙协商签订《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方杨金龙占同持公司40%的股权，杨金龙将其所持有的同持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500000元转让给乙方张习红，乙方已经于2015年12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将500000元汇入同持公司账户；协议书还对生效条件、双方的陈述与保证、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与终止、保密、附则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认为杨金龙一直没有按照协议履行其义务，原告至今也未享受到对同持公司的相关投资收益等权利，为此，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原告向同持公司汇款500000元后就参与同持公司的股东会议、生产经营活动；同持公司及其股东都认为原告是同持公司的股东，同意原告占有同持公司5%的股份并愿意办理变更公司登记。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到损失的法律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起诉认为其2015年12月22日汇给被告同持公司的500000元汇款系不当得利，与原告提交的汇款《客户回单》记载的汇款用途为投资，以及原告与被告杨金龙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记载:是杨金龙将其所持有的同持公司股权中的5%以人民币5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已经于2015年12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将500000元汇入同持公司账户的内容相矛盾；加之原告向同持公司汇款后就参与同持公司的股东会议、生产经营活动，同持公司及其股东都表示同意原告占有同持公司5%的股份并愿意办理变更公司登记，原告主张500000元汇款系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杨艳芬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电话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习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50元，减半收取计4675元，由原告张习红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确认事实的意见，上诉人提出异议认为其从未参与过同持公司的股东会议及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同持公司的其他股东也未认可上诉人系同持公司的股东，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确认的其它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同持公司、杨金龙、周春香、吕桢对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杨艳芬未发表意见。本院对一审判决确认的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所提异议是否成立，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同持公司收到上诉人50万元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受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判断本案同持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是认定其取得诉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本案中，2015年12月22日，上诉人汇款50万元到同持公司账户，汇款用途为投资，2016年6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金龙签订《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诉争50万元为被上诉人杨金龙将其持有同持公司5%的股份转让给上诉人的转让款，从上述证据和事实可知，上诉人向同持公司支付的5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其支付该款项的依据为其与杨金龙签订的《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同持公司的收款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主张其与杨金龙签订的《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未征得同持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而无效。对此，现同持公司及其股东均同意上诉人占有公司5%的股份并愿意办理变更公司登记，即同持公司各股东对杨金龙的转让行为进行了追认，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金龙是否实际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以及上诉人是否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均系双方在履行《云南同持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产生的争议，与本案争议无关，上诉人以其未实际享受股东权益为由主张同持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就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所提异议，经审查，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并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本院对上诉人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习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50元，由上诉人张习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欢审 判 员  杨 艳审 判 员  熊金华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黄 佩书 记 员  吴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