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5民终1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利（袁松柏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范军，湖南振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松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公柱（袁松柏之父）。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平，湖南绥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松。上诉人张利因与被上诉人袁松柏、袁公柱及原审第三人李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于二○一七年八月七日作出的（2017）湘0527民初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范军，被上诉人袁公柱及其与被上诉人袁松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李松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委托上诉人张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范军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张利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张利、袁松柏及婚生小孩一家三口与袁公柱夫妇早已分开居住，各自经济、财产独立，原判既已确认张利、袁松柏与李松签订房屋转让协议，那么该房屋应属张利与袁松柏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判将该房屋视为张利、袁松柏与袁公柱的家庭共同财产，混淆了夫妻共同财产与家庭共同财产的区别，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袁公柱与袁松柏恶意串通，未经张利同意，将张利与袁松柏的夫妻共同财产变为袁公柱个人财产，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和《婚姻法》有关规定，原判以张利无证据证明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为由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损害了张利的合法财产权益；原审未充分核实袁公柱提供的伪证及追究法律责任，有失公正；原判未认定张利于2012年2月从自己的银行卡取款4万元用于支付购房款错误。袁松柏、袁公柱答辩称，讼争房屋的购买、装修均系袁公柱夫妇出钱，系袁公柱夫妇的财产，购房时张利与袁松柏刚结婚生子，无钱买房、装修；张利提出的房屋是其与袁松柏出资购买并签订有书面协议、袁公柱与李松签订协议及过户行为属恶意串通转移张利与袁松柏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认定张利、袁松柏与李松签订有房屋转让协议，袁松柏与袁公柱以原协议丢失为由找李松补签协议，房款系张利与袁松柏支付，系认定事实错误。请求纠正原判认定错误的事实，并维持原判处理结果，驳回张利的上诉请求。李松书面答辩称，李松在一审中陈述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原审认定李松将房屋卖给张利与袁松柏夫妇的过程、付款方式及袁松柏以原协议丢失为由找李松补签一份与袁公柱的协议的过程是真实的；李松是将房屋卖给张利与袁松柏，并与其二人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书，购房款也是其二人支付；当时张利与袁松柏并未说是代袁公柱买房。2017年2月，袁松柏找李松补签协议时将受让方变成袁公柱，此前李松从未认识袁公柱，李松不明白袁公柱父子的用意就按他们的意思在协议书上签了字。该房屋过户后，张利因起诉离婚找李松复印2012年2月其夫妇买房所签协议时才告诉李松其夫妻2016年冬吵闹离婚的事，但李松所持有的那份原协议因保管不善而没有找到。原判对张利不公平，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公正判决。张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公柱与袁松柏系父子关系；袁松柏与张利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1月登记结婚。袁松柏及其子袁轩的户籍登记在户主袁公柱居民家庭户口内。张利的堂兄张某某与李松系连襟关系。2012年1月，经张某某介绍，张利与袁松柏准备购买李松位于绥宁县某市场隔壁的房子，看过房子后，张利于2012年1月通过银行转账给张某某之妻黄某某10000元，再由黄某某转交给李松，作为购房定金，双方约定购房款为228000元。2012年2月，张利通过银行转账给李松136000元，袁松柏支付李松现金82000元，加上之前支付的10000元定金，至此付清了全部房款；同日，李松将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及房屋钥匙交给张利和袁松柏，双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书》。2017年2月，袁松柏与袁公柱到绥宁县某办公室找到李松，以原《房屋转让协议书》丢失，需补签合同为由，要李松在事先打印好的与原合同内容一致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上签了名，该合同一式两份，“受让方”变更为袁公柱，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1日。当天，李松与袁公柱、袁松柏一起到绥宁县政务中心和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房产、土地过户手续。2017年2月，涉案房屋经绥宁县国土资源局登记并发放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为：（2017）绥宁县不动产权第某号，权利人：袁公柱，共有情况：单独所有）。张利与袁松柏因夫妻感情不和，意欲离婚。张利于2017年4月起诉离婚，后于5月撤回起诉，次日又以袁松柏与袁公柱恶意串通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利与袁松柏虽因感情不和闹矛盾，但仍系合法夫妻，与袁公柱仍互为家庭成员，袁公柱找李松补签《房屋转让协议书》并将受让方变更为袁公柱，并没有损害他人利益。现张利没有证据证实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袁公柱与李松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故张利要求确认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张利要求确认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在民法理论上，所谓“善意”通常指不知情，所谓“恶意”通常指知情或应知情，所谓“串通”通常指当事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本案中，张利、袁松柏于2012年2月与李松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并于同日履约完毕，即张利与袁松柏付清全部购房款项，李松交付房屋国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及钥匙，此后张利与袁松柏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在该房屋内居住，故该房屋系张利与袁松柏共同购买，二人对该房屋均享有权益。2017年2月，袁松柏与其父袁公柱以原房屋转让协议丢失为由找李松补签协议，既然是称原协议丢失而补签，那么补签协议在内容与主体上理应与原协议完全一致，而袁公柱父子未经张利同意，擅自将协议一方主体即受让方变更为“袁公柱”，显然损害了张利的利益。袁公柱作为袁松柏的父亲，对该房屋系张利与袁松柏夫妇二人购买是明知的，且袁公柱未向李松支付任何房款对价；李松作为房屋出让方，对所签原房屋转让协议受让方系张利与袁松柏、支付购房款的亦是张利与袁松柏等事实是亲历并明知的，故袁公柱、李松均构成民法上的“恶意”。袁公柱与袁松柏另行制作房屋转让协议书，更改受让方，找李松补签协议、协助过户；李松业已发现补签协议与原协议受让方不一致，应知补签该协议可能损害张利的利益，却不加审查、询问，对袁公柱补签协议、协助过户的要求予以配合，可视为民法上的“串通”。虽然在本案中袁公柱与李松的恶意串通上，袁公柱的过错远远大于李松，但并不影响其法律构成。故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因袁公柱与李松恶意串通损害了张利的利益而依法应认定无效。原审未结合本案具体情形分析判断上述补签协议双方是否构成民事法律上的恶意串通，仅以张利和袁松柏仍系合法夫妻、与袁公柱仍互为家庭成员为由，否定张利利益受损的事实，导致处理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张利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2017）湘0527民初343号民事判决；二、袁公柱与李松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20元，合计7080元，由袁公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肖碧兰审 判 员  李文明审 判 员  颜锦霞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汪 臻代理书记员  张 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