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禹商初字第7号
原告房刚，男，197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禹城市。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地址山东省德州市。
负责人孙春龙，系该公司经理。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公司，地址禹城市。
负责人何钧，系该公司经理。
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明强，男，山东鑫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房刚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德州支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公司（太保禹城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孙孝艮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房刚、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4月我分期购置上海大众生产的波罗SVW714CRD型客车后经经销商的要求及代办下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机动车保险一份。在保险合同到期后我始终在每年的4月合同到期时续投太保的《神行车保系列产品》（电销专用），直至2014年10月16日因在高速公路发生车祸后与太保协商车损理赔事宜时发现，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五期提供的格式合同时存在以下情况：在五期合同中，第一期即2010年四月签订的合同中新车购置价标为87000元仅是裸车价格。而按其后来提供合同条款之第三十五条保险术语的第10款：“新车购置价：是指在保险合同签订地购置与保险机动车同类型车（含车轮购置附加税）的价格。”当时我无法确定太保的目的和动机，但是明显与其提供的合同条款不一致。实际上太保在2011年即投保第二年时将新车购置价发票价格变更为7万元时未作任何风险提示及说明，并在2012、2013、2014年时将新车购置价定为70020元且未作任何提示与说明。而我在2014年11月20日前后几天上网查询上海大众POLO本地区报价最低价为78400元（裸车价）所以对太保所定新车购置价疑问甚多。自2011年4月起在每期合同签订时均由太保电销工作人员以极快的速度念过一遍合同内容后便催促确认下单。甚至在有一次续保时我询问每年保费价格变动的原因时，太保电销工作人员将保费降低的原因解释成为其公司对连续在其公司投保的奖励政策和汽车折旧，隐瞒了新车购置价变动引起保费变动及新车购置价变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后果。在我经过努力学习和查阅资料感觉弄明白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术语“新车购置价”后，于2014年11月22日到合同经办地点禹城太保支公司请求对关于合同中新车购置价的金额的确定做出合理解释，并质问在定出新车购置价的金额时是否对客户做出合理解释说明和风险提示。禹城太保公司工作人员口头表示：新车购置价金额是根据精友系统中提供的最低价格下浮10%确定，目的是降低保费为客户省钱。在客户提出要求后解释说明。关于新车购置价的确定依据无法做合理解释且无法说明风险问题。最后我留下一份请求提供资料的《请求书》，约定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再取资料后离去。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上午我依约至禹城太保支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我所请求提供的资料管理权限在德州支公司，需等候德州支公司确认和提供。至中午下班等候未果，后太保禹城支公司负责人提议我到太保德州支公司了解关于新车购置价金额的确定依据、目的和索求资料。于是下午我到太保德州支公司。依据11月22日所写请求书请求，等提供请求书所列资料时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机构设置不同无法确定能否提供有关合同磋商录音，因为归档原因无法确定。能否提供我所索求的相关合同。在等候期间依据太保禹城支公司所答复：“新车购置价是依据精友系统中提供的最低价下浮10%确定”经查询确定：我无权进入精友系统数据库查询相关报价，网络搜索查询后发现在鲁保协（2011）55号第4条中有相关规定。据此确定太保公司在《神行车保系列产品保险单》（正本）（电销专用）存在新车购置价的条款内容不符的现象。据此向主保德州支公司交涉后得到的答复是：合同中标示的新车购置价金额为系统提供的原始车辆购置价（不含车辆购置税）。中国太平洋财产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行业自律公约执行有关价格的约定。基于前述事实，被告在合同签订时就新车购置价金额确定一事隐瞒了投保人无法以通常理解所明白且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的足以改变保险人与投保人责任的重要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随着事态的发展，原告通过询问发现被告在每期合同订立时存在的新车购置价标示金额与合同条款关于新车购置价定义不符这一情况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二）“意思表示真实”的规定。而原告在无法知道也无法应该知道而对合同内容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五期显失公平的保险合同。为此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与被告所签订的《神行车保系列产品保险单》（电销专用）中所标示的新车购置价金额无效。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1、关于新车购置价的约定，虽为格式条款，但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且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利，该约定应合法有效。此外如果原告认为，该约定不合理，在签约时，应该向被告说明情况，同时可以通过特别约定的形式，变更新车购置价的金额，但原告在签约时并未对该条款提出任何异议。2、在我国，税务机关、海事部门和物价评估部门，在征收车辆购置税，船舶购置税以及价格评估过程中，均采用征税地或者价格评估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计算，也就是说被告关于新车购置价的规定具有合理性。3、根据我国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原则，对合同及其条款的无效，有原则性规定。同时保险法第19条，也对判定保险条款的效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4、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判定保险合同条款无效，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一是保险人没有明确告知免责条款，二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在法律上没有利益关系。三是投保人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四是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行为违法，主要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欺诈、胁迫、无权代理、双方代理、恶意串通，侵害了国家权利、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5、原告主张新车购置价金额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
经审理查明，原告房刚自2010年购车起从被告太保德州支公司处投保，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原告交纳保费，自2014年10月16日原告从高速公路上出现车祸向被告提出理赔时，因理赔数额差异原告发现新车购置价与合同条款不一致，合同条款第三十五条第10项规定“新车购置价：是指在保险合同签订地购置与保险机动车同类型新车（含车辆购置附加税）的价格”。原告2010年购车价格为87000元，附加税为5576元，而在当年所投保时保单的新车购置价未含有附加税，保单确定的新车购置价为87000元，之后原告投保的保单确定的新车购置价为：2013年、2014年为70020元，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向被告申请理赔，之后因理赔数额发生纠纷，并对新车购置价产生异议，原告诉来本院要求依法判令与被告所签订的《神行车保系列产品保险单》（电销专用）中所标示的新车购置价金额无效。案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进行理赔，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签订了前四期保险合同但未能发生交通事故不涉及到理赔，对终止的合同原告再提出要求无任何意义，因此对原告要求判决已履行完毕的合同新车购置价金额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包括合同条款及保单，在保险条款有效的情况下，保单的有关内容应符合保险条款的有关规定。本案的焦点是新车购置价数额确定，新车购置价确定直接影响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理赔的项目及数额，被告在原告投保时未能向原告说明新车购置价与条款不符，视为排除了原告享有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证实被告未能按保险条款约定确定新车购置价，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新车购置价的确定依据，进而影响到原告的理赔数额，该新车购置价金额对原告不产生效力本案原告为新车购置价计算依据及金额起诉，并非涉及到合同的格式条款无效问题，因此被告涉及到格式条款有效的有关答辩与原告的陈述并不矛盾。被告辩称的原被告系平等主体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视为对新车购置价标准的认可，其以有关部门均采用征税地或者价格评估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对新车购置价的规定具有合理性，且降低保费符合《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辆（含电销）保险自律公约》，但并不能约束原被告之间订立的合同，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系与太保德州支公司订立的合同，太保禹城支公司仅为经办机构，因此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德州支公司承担，太保禹城支公司不承担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房刚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中心支公司2014年4月6日《神行车保系列产品保险单》（电销专用）中所标示的新车购置价金额无效。
二、驳回原告房刚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两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孝艮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胡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