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张民初字第01234号
原告王美玲（系张某妻子）。
原告张芬芬（系张某长女）。
原告张婷婷（系张某次女）。
原告张婷婷的法定代理人王美玲，女，1966年3月29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422231966********，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解集乡小尚庄村*组***号。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慧斌，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立庆。
委托代理人黄文俊，江苏俞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与被告高立庆、陈超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自愿撤回对被告陈超的起诉，本院已口头裁定予以准许。本案依法由审判员许跃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慧斌、被告高立庆的委托代理人黄文俊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共同诉称，2015年6月7日9时30分左右，被告高立庆指示其雇员陈超在张家港市××××路施工区域外围地区进行设备吊装、搬迁作业。在汽吊装载设备的过程中，由于陈超操作不当、捆扎不紧，导致吊起的设备滑落，将张某砸伤致死。原告方多次要求被告承担其赔偿责任，但被告均予以拒绝。原告方认为，陈超作为直接侵权人，在驾驶汽吊过程中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导致将张某砸伤致死，陈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高立庆是陈超的雇主，陈超的行为属于受雇于被告高立庆工作期间的行为，被告高立庆应当对陈超因履行工作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高立庆赔偿原告方各项损失共计806035.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686920元，交通食宿费2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3476元，丧葬费25639.5元；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高立庆辩称，张某死亡系由多种因素导致，高立庆对张某的死亡仅占轻微责任。理由：根据张家港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相关人员作的调查笔录，张某死亡系三角架捆扎不严导致吊车脱钩所致。首先，死者张某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上岗，且施工过程中没有佩戴安全帽，其在将三角架固定的过程中，为了图省力，采用绕圈的方式而不是锁扣插销的方式进行固定三角架，吊车起吊后又违反安全常识走到吊车底下，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死者本人对事故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袁文海作为死者张某的雇主，分包工程项目却没有营运资质，在吊车施工过程中，没有事先对施工进行技术交底，没有对员工进行过安全教育及培训，没有制订任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在施工前也未通知发包方江苏港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通路桥公司）进行监督或指导，很随意的临时电话安排几个工人就进行危险作业的施工，其本人也未在现场进行安全指挥，疏于管理，考虑到整个施工系袁文海安排操作，吊车只是其中的一个施工环节，吊车也完全听从袁文海施工队的指挥，袁文海作为死者雇主以及实际的施工方，其应承担主要的责任。另外，港通路桥公司作为工程的发包方，其明知袁文海没有营运资质，却仍将打桩工程分包给袁文海，且港通路桥公司对袁文海工程队疏于管理和监督，也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港通路桥公司应当与死者雇主袁文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再者，吊车司机陈超虽然系高立庆雇佣，高立庆认为其也应当承担轻微的过错责任，以作为警戒。另外，高立庆的吊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投保了5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考虑到节约诉讼资源以及原被告的利益，我们请求将保险公司追加进本案一并处理。原告的部分赔偿项目标准计算过高。综上，在本起事故中被告应仅承担轻微责任，请求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7日上午，袁文海施工队施工人员朱建国、张某、周辉、周布志、孙逊在晨丰公路新建工地4标段北侧拆除湿喷桩机，朱建国为现场负责人，并在陈超操作的汽车吊配合下吊运湿喷桩机的组件。朱建国安排他本人和张某负责用汽车吊钢丝绳吊索固定湿喷桩机组件，周辉、周布志负责在卡车上将吊上来的组件摆好，孙逊在一旁辅助。吊第一台湿喷桩机的时候是由朱建国进行起重指挥，第一台桩机运走之后朱建国离开现场，其余人员继续拆、吊第二台桩机，仍然由张某负责固定钢丝绳吊索。8时30分左右，张某将钢丝绳吊索绕住湿喷桩机三角架，然后用吊钩钩住吊索。随后陈超操作汽车吊将三角架吊起，张某从三角架下方往西走，此时吊钩从钢丝绳吊索上滑脱，三角架坠落砸中下方的张某，至其当场死亡。
另查明，陈超驾驶操作的苏G×××××重型专项作业车行驶证载明车主为高立庆。陈超具有起重机械作业资格，但到期未进行年审。陈超与高立庆系雇佣关系。
再查明，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分别系张某的妻子、长女和次女。张某与妻子王美玲共生育子女二人。2015年3月14日至5月11日，张某办理新苏州人信息登记表，该表写明“暂住登记居住类型为建筑工地、居住事由为建筑民工”。
审理中，根据原告方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事发当时张家港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安监局）以及公安机关向相关当事人所做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
2015年6月8日朱建国在安监局所做调查笔录中反映：“张某跟袁文海有两年多了，应该知道怎么固定的，我没有对他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
2015年6月8日周辉在安监局所做调查笔录中反映：“我是2007年经老乡介绍在袁文海手下从事软基处理打桩工作的，有时候别的老板有打桩的活我和老乡也要去干的，不固定的。我只知道就我们三个老乡（张某、周布志及我），还有一个南通人在他（袁文海）手下打工的，其他不清楚。”
2015年6月7日陈超在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中反映：“今天就是挂吊钩的工人没有把锁扣锁住，直接用吊钩勾住在铁架上绕了一圈，用吊钩勾住钢缆，我也没有再观察铁架下面没有人，直接起吊的。”
2015年6月8日陈超在安监局所做调查笔录中反映：“他（张某）用锁扣连接的钢丝绳绕了支架反扣扣好的，这样扣虽然省力，但是不太牢靠。应该用锁扣的插销把支架固定好。我跟他（张某）说，这样扣不牢靠，他说这样扣没事的，吊的快。当时我也对现场指挥人员说，工人那样扣是不牢的。开始起吊时，张某站在支架的侧边，当我起吊时，他（张某）走到被吊支架的下方。我叫他（张某）不要从支架下方走，他没有回答我，就直接走了过去。当时张某在被吊支架下方行走的时候，通知我起吊，我就起吊了。当时施工现场没有指挥人员。”
上述事实，有安全生产事故专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火化证明、户籍证明、父女关系证明、新苏州人信息登记表、行驶证、起重机械作业资格证、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要求按照侵权责任向被告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事发当时，张某安全意识薄弱，未按规范使用索具固定吊物，且在吊物下方作业，具有一定过错，应对本起事故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责任。陈超进行起吊作业，应严格按照指令操作，与现场指挥密切配合，操作时应小心谨慎地防范可能发生的危险。事发时，起吊现场没有指挥人员、在陈超发现张某未将锁扣锁住，张某在吊物下方未离开，起吊明显可能发生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然违章起吊，引发事故，且事发时其汽吊操作证到期未年审，陈超应对本起事故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分析本起事故发生的情况，本院酌定陈超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三原告自行承担。因陈超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致人损害，故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由雇主高立庆承担。
原告方主张的赔偿项目及费用，被告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死亡赔偿金686920元，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6元/年计算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23476元，原告张婷婷1997年10月6日出生，需抚养1年，按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23476元/年计算为23476元。
关于死亡赔偿金，被告质证意见，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14958元/年计算20年。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被告质证意见，应按照农村标准11820元/年除以2计算。
审理中，原告方提供张某的劳动合同复印件、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的工资发放表复印件，证明张某在事发前已连续在苏州地区工作或居住满1年以上，应当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
被告质证认为，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表因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安监局的调查笔录，张某系袁文海雇佣，其与张家港市路新道路养护公司（以下简称路新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还是仅仅是挂靠，我方有异议。原告也未提供相应的社保记录来进一步证明劳动关系，如果仅为挂靠，即使该劳动合同真实存在，也并不能证明张某就实际的连续在张家港工作生活，我方认为原告应当提供一年以上的暂住证进行证明，我方认为张某的户籍在农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来计算赔偿标准。
本院认为，张某劳动合同写明其从事施工员工作，劳动合同时间为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工资发放表工资发放时间为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与劳动合同相一致。而张某新苏州人信息登记表写明的登记时间2015年3月14日，时间上能与劳动合同相衔接，工作内容与劳动合同基本对应。审理中，原告方向本院提供张某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表的原件，经本院核对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其次，事发第二天安监局随即对朱建国、周辉进行调查，其在安监局所作的陈述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本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反映张某在事发前长时间从事建筑劳务工作，其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业收入，故对原告方要求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张某生于1965年10月8日，死于2015年6月7日，按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6元/年计算20年，认定死亡赔偿金6869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张某次女张婷婷，1997年10月6日生，需抚养1年，按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23476元/年计算，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11738元（23476元×1年÷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死亡赔偿金共698658元。
2、交通食宿费20000元，无相应票据。
被告质证意见，交通食宿费应当按照在岗职工平均收入57985除以365乘以3人再乘以3天为1430元。
本院认为，交通食宿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食宿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认定交通食宿费3000元。
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被告质证意见，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异议，应当按照责任比例划分。
本院认为，综合考虑事故责任、侵权人的赔付能力及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5000元。
4、丧葬费25639.5元。被告质证意见，对丧葬费的计算标准没有异议，但是应当按照责任比例划分。
本院认为，参照2012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1279元，计算6个月为25639.5元，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三原告主张赔偿的各项损失共计762297.5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500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亡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三原告分别作为张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主张赔偿，于法有据。被告高立庆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544108.25元（727297.5元×70%+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其余损失由三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因张朝松死亡造成的损失合计762297.5元，由被告高立庆赔偿544108.25元。其余损失由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自行承担。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三原告指定的账户;或汇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张家港市分行营业部，账号：46×××84）。
二、驳回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15元、保全费3970元合计6185元，由原告王美玲、张芬芬、张婷婷负担1855元，由被告高立庆负担4330元。被告负担的部分三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直接给付三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苏州市农业银行园区支行，帐号：10×××99。
审判员 许 跃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钱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