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豫05行终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亚飞，男，1991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阳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法定代表人吴保军，男，队长。
委托代理人李燕清，男，安阳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田俊华，男，安阳县公安局法制室副主任。
上诉人郑亚飞诉安阳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安阳县交警大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林州市人民法院（2016）豫0581行初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亚飞，被上诉人安阳县交警大队的委托代理人李燕清、田俊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6年1月27日16时30分许，郑亚飞驾驶豫Ｅ×××××小型轿车由南向北行驶，当行驶至107国道洪河屯乡连庄路段正新轮胎经销门市部门前时，与由东向西横穿107国道的童海芹驾驶的电动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童海芹受伤。事发后郑亚飞驾车逃逸。安阳县交警大队接警后，到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勘验，绘制了现场图，对事故现场予以拍照，并于2016年2月4日作出安公交认字（2016）第15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于2月5日送达了郑亚飞、伤者童海芹。安阳县交警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之规定，作出豫公交决字（2016）第410522-290047045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郑亚飞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
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安阳县交警大队享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进行管理的法定职权。郑亚飞诉称，“2016年1月27日16时左右，郑亚飞驾驶豫Ｅ×××××小型轿车沿107国道行驶至家中，并未发生任何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交通事故现场痕迹、遗留物等线索，及时启动查缉预案，布置堵截和查辑”。根据安阳县交警大队所提供证据，可以证明郑亚飞肇事后逃逸。郑亚飞主张未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郑亚飞起诉称，“出警的警察不按法定程序勘验、调查、取证，反而以诱供，胁迫的欺骗手段，骗取郑亚飞认可该起事故”。依据安阳县交警大队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安阳县交警大队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程序对事故现场予以收集证据。申请调取的办案全程录像可以证明安阳县交警大队无诱供，胁迫，欺骗，虐待之行为。郑亚飞所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安阳县交警大队对郑亚飞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郑亚飞要求撤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亚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郑亚飞负担。
上诉人郑亚飞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安阳县交警大队提供的证据存在瑕疵，主要表现在如下八个方面：一是没有对郑亚飞驾驶的车辆进行痕迹鉴定；二是证人童某的证言含糊不清，不能证明郑亚飞造成了交通事故，且其是伤者童海芹的妹妹，其证言不应被采信；三是证人常某的询问笔录内容显示其并没有看到郑亚飞造成交通事故，只是听到外面的声音，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四是被上诉人对郑亚飞做过两次询问笔录，第一次郑亚飞明确说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第二次在办案民警的胁迫下，被迫承认发生交通事故，两次询问笔录都是由一名民警询问和记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五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拘留郑亚飞时通知了家属，违反法定程序；六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调查事故报告书中调查人和事故认定书的办案人员不是同一人，不符合法定程序；七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询问郑亚飞的录像有瑕疵，录像没有连贯性，光有图像，没有声音，其录像上一直显示办案民警为一人；八是郑亚飞申请被上诉人提供2016年2月6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对郑亚飞作出的处罚决定存在如此多瑕疵的情况下，判决驳回郑亚飞的诉讼请求，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撤销安阳县交警大队作出的豫公交决字（2016）第410522-290047045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安阳县交警大队辩称：郑亚飞上诉称被诉处罚决定存在瑕疵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是痕迹鉴定不是交通事故定性的必需证据，郑亚飞在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不确定其是否对肇事车辆进行了整改，所以痕迹鉴定已不具有实际意义；二是童某、童海芹和常某的询问笔录形成了证据链，已证明了交通肇事的基本事实；三是执法记录仪记录了对郑亚飞的询问过程，询问笔录是在轻松的环境中形成的，不能以第一份询问笔录郑亚飞没有如实陈述就否定第二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且询问时两名民警均在场，但执法记录仪没有把民警作为记录对象；四是卷宗有郑亚飞签字，显示拘留时家属已知，足以证明已通知到家属；五是事故认定书是集体研究决定的，每个民警代表的都是整个交警大队，没有规定调查人必须是事故认定书上的办案人；六是执法记录仪有其自带的工作模式，任何人无法修改；七是2016年2月6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是对郑亚飞办理拘留手续时间，中间给了双方当事人充分的最后调解时间，但双方没有达成调解协议。综上，安阳县交警大队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外，另查明：针对郑亚飞的涉案违法行为，安阳县交警大队于2016年2月4日作出安公交认字（2016）第15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上署名的交通警察与其《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所署名的交通警察姓名不一致。安阳县交警大队分别于2016年2月5日和2016年2月6日作出两个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2月5日作出豫公交决字（2016）第410522-290047045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郑亚飞罚款1000元；于2016年2月6日作出安县公（交）刑罚决字（2016）00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郑亚飞拘留十日。该两个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郑亚飞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诉讼请求有两项，一是要求撤销安阳县交警大队作出的豫公交决字（2016）第410522-2900470451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是要求安阳县交警大队对错误拘留郑亚飞十日的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一、关于安阳县交警大队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2016年1月27日16时30分，童某在事发后拨打110电话报警，安阳县交警大队于17时30分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于17时40分和18时分别对童某、常某进行了询问，根据该二人提供的肇事车辆情况查询了相关信息后通知郑亚飞于当晚到安阳县交警大队接受询问。郑亚飞在当晚21时51分开始接受第二次询问时详细陈述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形，郑亚飞的陈述与童某、常某的证言及童海芹的陈述相吻合。从原审法院调取的安阳县交警大队对郑亚飞的询问情况录像看，并没有发现办案民警有对郑亚飞实施胁迫的行为。郑亚飞称上述证言及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对车辆进行痕迹鉴定并不是处理交通事故的必经程序，郑亚飞认为安阳县交警大队未对涉案车辆进行痕迹鉴定存在瑕疵的理由不能成立。安阳县交警大队作出的安公交认字（2016）第15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署名民警与办案民警姓名不一致的情况，但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是认定郑亚飞违法事实的证据之一，该证据虽然存在瑕疵，但安阳县交警大队提供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郑亚飞违法事实的存在。二、关于安阳县交警大队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安阳县交警大队提供的询问笔录显示询问人为两名民警，原审法院调取的安阳县交警大队对郑亚飞询问过程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显示的拍摄对象仅为郑亚飞，并不显示办案民警的图像，郑亚飞上诉称仅有一名民警对其询问且录像上显示了办案民警为一人没有证据。由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涉及对郑亚飞的拘留，郑亚飞称安阳县交警大队2016年2月6日的行为违法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三、关于安阳县交警大队是否应对拘留郑亚飞十日的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和第五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应当在加害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或者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的情况下才能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郑亚飞在未对安阳县交警大队作出的安县公（交）刑罚决字（2016）00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或向安阳县交警大队提交赔偿申请的情况下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安阳县交警大队作出的本案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郑亚飞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郑亚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卫红
审判员 蔡 梅
审判员 阎丽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