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5民终56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洪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旭东，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洪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金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俊，江苏俞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佳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630号10幢2156室。法定代表人：郭晓洲。上诉人邹洪明因与被上诉人于洪强、谢金生、原审第三人上海佳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和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常熟市人民法院（2015）熟商初字第01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邹洪明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邹洪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于洪强将所持有的佳和公司5%股权及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作价3000万元，转让给谢金生，但是于洪强将相同数额的股权及债权性投资转让给案外人林春国时，转让价却是6135万元，显然前一转让价格明显过低。2、在谢金生与马骏的股权转让中，上述5%股权及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的对价是7893万元。3、邹洪明提供的谢金生与马骏的协议书虽然没有谢金生的签名，但是该协议已经履行，并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谢金生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综上，于洪强将5%股权及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转让给谢金生的价格，无论与林春国的价格相比，还是与马骏的价价格相比，显然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被上诉人于洪强未作答辩。被上诉人谢金生书面答辩称，邹洪明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谢金生已经支付对价3000万元。邹洪明在本案中未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低价转让股权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佳和公司未作陈述。邹洪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于洪强、谢金生于2011年11月8日签署的关于佳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2012年2月2日签署的《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对该公司5%股权恢复原状仍归于洪强所有。事实和理由：邹洪明在2009年8月19日至2009年12月29日期间共借给于洪强1600万元，用于其投资佳和公司及重庆房地产项目。截至2015年7月23日，于洪强签署《债务确认函》，确认截止到2015年7月15日全部欠款合计是2898.2484万元。于洪强至今都未归还过任何款项。2014年12月31日以后，邹洪明从于洪强获悉，以其名义出资佳和公司所占10%的股权，其中5%已转让给谢金生，另5%也被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31日执行划转。邹洪明通过调查和收集材料发现：于洪强、谢金生于2011年11月8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被告于洪强将佳和公司5%股权，以原出资价500万元转让给了被告谢金生；于洪强、谢金生又于2012年2月2日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将前述仍是佳和公司5%股权，又作价3000万元转让给被告谢金生。因此，于洪强、谢金生以显著低于当时市价的价格转让了佳和公司5%的股份。显然于洪强、谢金生为恶意逃避于洪强欠邹洪明的巨额债务进行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邹洪明等合法权益，造成于洪强对邹洪明的债务至今无任何清偿。《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于洪强、谢金生的上述转让行为已经符合该规定的构成要件，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佳和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2日，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2009年8月28日，佳和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额分别为：林春国，出资额5200万元；徐永福，出资额500万元；杨志华，出资额500万元；沈传明，出资额500万元；马骏，出资额1000万元；于洪强，出资额1000万元；秦永华，出资额1000万元；南通东方兴邮通信有限公司，出资额300万元。2010年5月31日，佳和公司向于洪强出具《重庆国泰广场项目股东出资证明书》一份，载明：“于洪强股东：兹就佳和公司各股东对重庆国泰广场项目的投资证明如下：截止2010年5月31日，您实际累计出资额为5600万元，应出金额为5600万元，所出金额占约定投资总额56000万元的比例为10%。特此证明！”。2011年11月8日，于洪强与谢金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于洪强将持有的佳和公司5%股权，合500万元，作价500万元转让给谢金生。2012年2月2日，于洪强（甲方、转让方）与谢金生（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鉴于：1、甲方系佳和公司股东，占10%股份。佳和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2、重庆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润公司）系佳和公司独资子公司，佳和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佳和公司除鹏润公司外无任何分公司、子公司、分支机构也无任何对外投资项目和经营行为。3、鹏润公司目前唯一经营项目为重庆解放碑国泰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国泰广场项目外，鹏润公司无其他任何对外投资和经营项目。4、佳和公司各股东对佳和公司合计投资5.6亿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了以上5.6亿元的投资。甲方持有的10%的股份合计1000万元（壹仟万元），甲方另在佳和公司享有按股东比例债权性投资本金4600万元（肆仟陆佰万元），甲方拟将所持有的5%股份合计500万元及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贰仟叁佰万元）作价3000万元（叁仟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以上价格受让甲方持有的以上佳和公司股份及债权性投资。8、佳和公司其他股东对甲方将以上股份及债权性投资转让给乙方不持异议，并放弃优先购买权。为此，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相关规定，就乙方受让甲方在佳和公司的2300万元投资额和5%的股份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将持有的佳和公司5%的股份合计500万元（伍佰万元）转让给乙方，甲方将在佳和公司的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贰仟叁佰万元）转让给乙方。2、甲方转让以上股份及债权性投资的价格为3000万（叁仟万）元。3、双方另行签订结算协议，完成以上转让款的支付。4、转让后甲方丧失佳和公司的股东及投资人或债权人身份。甲方原享有的对佳和公司的股东权利义务、对佳和公司的债权投资权益全部由乙方享有和承担。5、如甲方在2012年6月2日前提出回购申请，回购价格不低于3180万元（叁仟壹佰捌拾万元），并于提出回购申请当日付清回购款项的。乙方无条件接受甲方回购申请，否则承担违约金5000万元（伍仟万元）。6、如甲方提出回购，乙方同意甲方回购请求的，本次股权、债权转让及回购的一切手续费、税费由甲方承担。7、如甲方提出回购，乙方同意甲方回购请求的，乙方保证陶建浩不对乙方的回购主张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如不同意该回购请求或主张优先购买权导致回购无法进行的，其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8、根据甲方在佳和公司的投资形式以及工商登记需要，双方可能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使用），双方明确以上协议的签订仅为履行形式的手续，不影响双方的实际权利义务，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9、本协议双方（本人或代表人）签字或捺印生效，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2012年2月7日和2月8日，根据于洪强的付款指令，谢金生分别向于洪强转账支付上述股权及债权转让款1000万元和2000万元，合计3000万元。2012年2月21日，上述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提交工商部门备案的是2011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8月10日，于洪强（甲方）与邹洪明（乙方）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坦诚友好协商，决定与张志中（以下简称丙方）合作投资参与上海佳禾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开发重庆国泰广场项目。该项目第一期计划投资额为5.6亿元。甲、乙、丙三方投资占计划投资额的10%，计0.56亿元。其中甲方于洪强投资占甲乙丙三方投资的70%计0.392亿元，乙方邹洪明投资占甲乙丙三方投资的20%计0.112亿元，丙方张志军投资占甲乙丙三方投资的10%计0.056亿元。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甲方于洪强作为代表，与上海佳禾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商谈合作开发重庆国泰广场项目事项，甲方于洪强在与上海佳禾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合作过程中的有关信息有义务通报并告知给乙、丙方，投资中出现重大决策变动时应及时征求乙、丙方的意见，使三方能共同了解和掌握该项目的投资和进展情况。由于重庆国泰广场项目投资是逐步进行的，项目资金需要分期投入，甲、乙、丙三方应按各自确认的比例及准时投入，投资后出现经济利益或风险时，甲、乙、丙三方按各自确认的比例享受或承担。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2009年8月19日，邹洪明向于洪强交付金额为200万元的银行本票一张，于洪强向邹洪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邹洪明重庆项目投资款计人民币贰佰万元正。”。2009年8月31日，邹洪明向于洪强交付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本票一张，于洪强向邹洪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邹洪明重庆国泰广场项目投资款壹佰万元。”。2009年9月1日，邹洪明向支敏芳交付金额为200万元的银行本票一张，支敏芳向邹洪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代于洪强收本票一张，金额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9年9月2日，邹洪明向支敏芳交付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本票一张，支敏芳向邹洪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代于洪强收到邹洪明本票一张，金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正。此据”。2009年9月28日，邹洪明向于洪强交付金额为520万元的银行本票一张，于洪强向邹洪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邹洪明重庆国泰广场投资款伍佰贰拾万元正。”。2009年12月29日，邹洪明向于洪强交付金额分别为340万元和160万元的银行本票各一张，于洪强向邹洪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邹洪明重庆国泰项目临时调用款伍佰万元正。①其中叁佰肆拾万元为投资款。②其壹佰陆拾万元为本人借款，此壹佰陆拾万元于10年2月归还。”。2012年2月15日，于洪强向邹洪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及公司共欠邹洪明贰仟零伍拾捌万元正。（其中壹仟零柒拾叁万陆仟元正为重庆项目借款。）一、力争在三月底前压减一半债务。二、利息约定除重庆项目外按年18%计息。重庆项目另定。三、利息一个季度结付一次。”。2014年12月31日，于洪强再次在该《欠条》下方签名确认。2015年7月23日，邹洪明向于洪强出具《债务确认函》一份，载明：“于洪强先生：本人（邹洪明）请求您立即归还全部欠款。截止到2015年7月15日全部欠款合计2898.2484万元，明细下列：①截止到2012年2月15日，欠款2058万（其中重庆项目借款1073.6万元，其余984.4万元为其他欠款）；②截止到2015年7月15日，重庆项目欠款利息234.7834万元【计算方式：1073.6万元×6.4%（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1-5年贷款基准利率）×3.417年】；③、截止到2015年7月15日，其他欠款利息605.465万元【计算方式：984.4万元×18%（欠款承诺年利率）×3.417年】；④、全部欠款合计：①+②+③=2898.2484万元。（注：上述第②、③项截止日以后的利息，也应按各计算标准计息）此致（请确认无异后签字）”。同日，于洪强在该《债务确认函》下方签名确认。2015年7月24日，邹洪明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于洪强归还上述欠款2898.2484万元。审理中，邹洪明表示重庆项目投资款另案主张，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于洪强归还借款984.4万元及利息605.465万元（按照年利率18%从2012年2月16日计算至2015年7月15日）。2015年12月29日，该院作出（2015）熟民初字第008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于洪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邹洪明借款本金984.4万元及利息605.465万元（截至2015年7月15日）。宣判后，邹洪明、于洪强均未提起上诉。邹洪明提供的鹏润公司的公示信息打印件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4日，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2014年10月14日，该公司股东由佳和公司变更为张向红；2014年10月16日、2015年2月16日、2015年4月10日，该公司股东又进行了三次变更；2015年7月16日打印公示信息时，该公司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佳和公司2010年度年检报告书所附《资产负债表》显示：截止2010年12月31日，该公司流动资产为454192981.75元，长期投资为5000万元，资产合计504192981.75元，负债合计404206375.64元，所有者权益合计99986606.11元。该公司2011年度年检报告书所附《资产负债表》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该公司流动资产为8587.36元，长期投资为504185388.28元，资产合计504193975.64元，负债合计404197788.28元，所有者权益合计99996187.36元。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并根据证据交换情况再次指定7天的举证期限。但双方均未在该举证期限内提交新的证据。2015年11月5日，一审法院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至2015年12月28日，本案一审开庭审理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庭审后，根据邹洪明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苏州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佳和公司5%的股权在2012年2月2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016年1月22日，苏州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项目说明》，载明：“……1、本项目评估时被评估单位（包括佳和公司及其子公司）需要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1）基础综合性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与基准日相符的公司章程及验资报告。（2）权属资料：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车辆行驶证等。（3）财务资料：评估基准日各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各会计科目末级明细、存货盘点表、银行对账单、会计凭证等。（4）固定资产明细清单。（5）房地产开发项目还需提供：土地出让合同、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筑面积测绘报告、至评估基准日房源明细及销售明细（包括房号、单价、总价、预付款、未收款金额）、土地增值税预交比例及是否已清算？2、因目前委托方未提供被评估单位的会计资料和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故本公司暂不能制定评估计划书，也不能预估评估费。……4、关于各单位的配合：由于企业价值评估需要对各科目进行评估，并对重要往来款项进行函证，因此，被评估单位的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某些重要部门不能有力配合，造成评估程序严重受限，则有可能无法实施评估。……”。2016年1月27日，一审法院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通知书，要求各方根据《评估项目说明》提供资料和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2016年2月1日，邹洪明提供佳和公司的工商档案查询材料一组，包括：2015年7月21日的《档案机读材料》一份，2009年7月2日的《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一份，2009年6月30日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一份，2009年7月1日的《公司章程》一份，2009年7月2日的《验资报告》一份，2009年7月1日的《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一份，2012年2月21日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及《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各一份，2011年11月8日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一份、《公司股东（××）名录》一份、《公司章程》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五份、《股东会决定》两份、《承诺书》四份及《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一份，2009年8月28日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2009年7月31日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名录》及《公司章程》各一份，2009年8月27日的《验资报告》一份，2009年7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六份及《股东会决定》两份。其中，2011年11月8日的五份《股权转让协议》格式相同，除于洪强与谢金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外，其余四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杨志华将持有的1.5%股权，合150万元，作价150万元转让给胡红兵；马骏将持有的10%股权，合1000万元，作价1000万元转让给谢金生；南通东方兴邮通信有限公司将持有的3%股权，合300万元，作价300万元转让给汪哮涛；林春国将持有的25%股权，合2500万元，作价2500万元转让给陶建浩。同时，邹洪明还邮寄《申请书》一份，要求法院或苏州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依职权调取《评估项目说明》要求的资料，或者由法院要求谢金生提供上述资料。2016年2月2日，谢金生提供《关于提交股权评估证据的意见》，认为其不应承担评估资料的举证责任，如果佳和公司不能提交《评估项目说明》中的资料，导致无法评估，则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邹洪明承担。一审法院将上述材料提供给苏州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6年2月15日，苏州东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退卷函》，载明：在《评估项目说明》所列资料尚未提供之前，限于评估条件，无法实施评估项目，故予以退卷。一审法院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退卷函》，并于2016年2月24日举行鉴定听证。鉴定听证过程中，邹洪明提交了佳和公司2014年3月29日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和2014年3月10日的《股东会决定》复印件各一份、张家港金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张家港市恒基置业有限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打印件各一份。邹洪明陈述：《评估项目说明》中需要提供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佳和公司的财务资产资料，邹洪明无法掌握、也无法收集；谢金生持有佳和公司30%的股份，是佳和公司最大的股东，并通过其妻子和儿子担任股东的张家港金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佳和公司10%的股份，谢金生完全有权利收集、复制佳和公司的资料；谢金生应当提供《评估项目说明》所列的材料，其不提供显然是故意的，为的是掩盖可能对其不利的后果，责任应由其承担；谢金生拒绝提供评估资料，那么邹洪明将进一步收集佳和公司其他股权被转让的价格，包括谢金生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价格。于洪强陈述：我方无法提供《评估项目说明》要求的材料。谢金生陈述：邹洪明作为本案原告，应当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将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邹洪明在无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提起诉讼，让被告为其诉讼主张来买单，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我方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我方向于洪强支付了合理对价，本案根本无需进行股权价值评估；我方不是佳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也不参与佳和公司的实际经营，并未持有佳和公司的相关资料，不应承担评估所需资料的举证责任；邹洪明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不同意邹洪明要求补充证据的要求，且佳和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格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2016年3月7日，邹洪明提供《债务确认书》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四份、《债权转让协议》四份、《协议书》一份、佳和公司2011年11月8日的《股东会决定》及《公证书》各一份，均为复印件。其中，《协议书》载明：“甲方：马骏乙方：谢金生……甲方在佳和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持有10%的股份。……1.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的股权按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表示同意。2.乙方以其受让的上述债权人民币壹亿伍仟柒佰捌拾陆万元整（1.5786亿元）冲抵上述股权转让款。……”。佳和公司2011年11月8日的《股东会决定》第二条载明：“同意本公司原股东马骏将所持公司10%股权，合1000万元转让给新股东谢金生，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邹洪明以此证明：在2011年11月8日，佳和公司10%的股权在谢金生看来，其价值超过1.5亿元，显然在同一时期该公司5%的股权仅作价500万元或3000万元均显著低于股权的实际价值。同时，邹洪明申请法院依职权向马骏调查取证。一审法院审查后，向邹洪明邮寄《通知书》，告知其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同时，要求邹洪明就其在举证期满后逾期提供证据说明理由。2016年3月23日，邹洪明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因评估机构无法评估，予以退卷，邹洪明基于这一新的情况，再千方百计收集证据；由于马骏等人与谢金生关系密切，邹洪明在取证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客观上邹洪明刚取得证据，并非有意隐藏或者拖延举证。2016年5月4日，邹洪明提交《请求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马骏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审查后向邹洪明出具《通知书》，告知其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对其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归纳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邹洪明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二、于洪强、谢金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无效情形？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邹洪明对于洪强享有到期债权，于洪强、谢金生是否以显著低于当时市价的价格转让于洪强持有的佳和公司5%的股权，会对邹洪明债权的实现产生影响，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邹洪明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邹洪明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邹洪明诉称，佳和公司在2014年10月14日之前是鹏润公司的全资母公司，以鹏润公司名义对外开发的楼盘项目效益可观，已十数倍于佳和公司的原注册资金1亿元；于洪强、谢金生于2011年11月8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于洪强将佳和公司5%股权以原出资价500万元转让给了谢金生，于洪强、谢金生又于2012年2月2日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于洪强将前述5%股权又作价3000万元转让给谢金生，然而当时同一公司的其他股东的转让价是1200万元/1%股份，因此，于洪强以显著低于当时市价的价格转让了佳和公司5%的股份，显然于洪强、谢金生为恶意逃避于洪强欠邹洪明的巨额债务进行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邹洪明等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于洪强、谢金生的上述转让行为应属无效。从邹洪明提供的证据来看，首先，于洪强、谢金生于2011年11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于洪强将其持有的佳和公司5%的股权作价500万元转让给谢金生，之后，于洪强、谢金生又于2012年2月2日签订《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于洪强将上述5%的股权及其在佳和公司的2300万元债权性投资合计作价3000万元转让给谢金生，该3000万元不仅包括上述5%的股权的转让价款，还包括2300万元债权性投资的转让价款，因此，邹洪明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同一股权先作价500万元又作价3000万元转让的事实。其次，邹洪明提供的鹏润公司的公示信息打印件显示，该公司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因此，邹洪明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佳和公司的对外投资已十数倍于该公司原注册资金1亿元的事实。再次，邹洪明主张同一时期佳和公司的其他股东的转让价格是1200万元/1%股份，但邹洪明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邹洪明于2016年3月7日提供《协议书》，以此证明佳和公司10%的股权价值超过1.5亿元，但《协议书》并未载明马骏向谢金生转让股权的价格，而邹洪明在股权评估期间提供的五份《股权转让协议》显示，马骏向谢金生转让股权的单价与于洪强向谢金生转让股权的单价以及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单价都是相同的，均为每1%的股权作价100万元。因此，邹洪明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以显著低于当时市价的价格转让了佳和公司5%的股份的事实。综上，邹洪明不能证明于洪强、谢金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邹洪明要求确认于洪强、谢金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将佳和公司5%的股权恢复原状仍归于洪强所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邹洪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6元，合计诉讼费52406元，由邹洪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邹洪明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苏中商申字第014号民事裁定书，以证明于洪强将5%股权及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转让给林春国的价格是6135万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2年7月20日，汪哮涛以于洪强为被告向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立案当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双方于2012年7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继续履行，于洪强将持有的上海佳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5%的股权转让给汪哮涛，与2012年7月21日前协助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二、案件受理费46800元减半收取23400元，由汪哮涛负担。同日，该院根据上述调解协议内容，作出（2012）金商初字第0244号民事调解书。后案外人冯志刚对该调解书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3）苏中商申字第0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认定，冯志刚主张汪哮涛、于洪强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于洪强、汪哮涛虽签订多份股权转让协议，但汪哮涛实际上是按照4000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冯志刚主张该股权转让价明显低于实际价值，但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本案参照上海佳和公司的注册资金、公司负债及于洪强之前将佳和公司5%股份转让给谢金生的价格，40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值并未明显低估，无法认定双方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裁定：驳回冯志刚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而所谓恶意串通的合同，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求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本案中，于洪强因身负巨额债务，为实现资产变现，而将其持有的佳和公司5%股权及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转让给谢金生，谢金生支付了转让对价3000万元。该过程中，于洪强与谢金生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邹洪明利益的情形，因此于洪强与谢金生之间的两份转让协议不属于恶意串通的合同。邹洪明以于洪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为由，主张于洪强与谢金生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损害其合法权益，进而认为于洪强与谢金生之间的两份转让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作为于洪强的债权人，邹洪明有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行使相应的撤销权，但是邹洪明在本案中并未要求行使撤销权。其次，判断于洪强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应当根据转让对价与被转让财产的实际价值或市场价格进行，于洪强将其持有的佳和公司另5%股权及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的对价，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第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佳和公司5%股权及债权性投资2300万元的实际价值或市场价格，同时本案亦未能通过司法审计的方法予以确定，因此邹洪明主张于洪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缺乏依据。第四，仅凭于洪强转让财产的价格，亦不足以判断于洪强与谢金生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综上，邹洪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邹洪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柏宏忠审 判 员  蒋毅颖代理审判员  韩小安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姚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