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吉0105行初1号
原告：王颖，女，汉族，1960年12月31日出生，住长春市二道区。
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住所地长春市二道区岭东路与东环城路交汇岭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宋今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众博，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和顺街派出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王久贺，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和顺街派出所警长。
被告：长春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长春市人民大街10111号。
法定代表人：刘长龙，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伟，长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理处工作人员。
原告王颖诉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以下简称二道分局）、长春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颖，被告二道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唐众博、王久贺，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黄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二道分局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的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439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王颖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被告二道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做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证据1.受案登记表；
证据2.呈请传唤报告书、传唤证；
证据3.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
证据4.王颖的询问笔录；
证据5.长春市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办公室关于王颖进京访的情况说明；
证据6.2014年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局对王颖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7.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8.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对王颖作出的训诫书；
证据9.王颖的户籍证明。
以上证据证明：程序合法、办案符合法律规定，有法有据。
被告市政府2016年12月5日作出的长府复[2016]117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二道分局作出的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439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做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证据1.立案审批表；
证据2.王颖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3.二道区公安分局作出的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4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
证据5.二道区公安分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
证据6.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长府复[2016]1175号）；
证据7.送达回证4份。
以上证据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原告王颖诉称：原告原是吉林省监狱管理中心医院（医院是具有监管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合法在编制人民警察，因被医院违法辞退，并以涂改、抽取档案材料的违法方式转出人事档案，依法维权16年得不到依法、公正处理。上级主管机关和省人事部门不作为，法院枉法判决，检察院不依法监督，国家法律形同虚设，合法权益被强行非法侵犯至今。被逼无奈，进京维权，未扰乱任何机关单位秩序，北京公安机关无人对原告训诫，于2016年9月17日下午2时左右被被告在北京用民用面包车连夜强行带回长春，于9月18日凌晨3点左右到达和顺派出所。9月18日下午，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的法律条款，强制行政拘留五日，于当晚23时许被送入长春市拘留所。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于法无据、适用法律错误，滥用职权。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定的违法事实。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无明文不处罚。原告不是违法人员，不存在法定的行政拘留事由。进京上访，未有任何违法上访行为。中南海周边是公共场所，有公交车通过，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到各站点下车在此行人路上行走。原告只是在此下车后正常行走，想去府右街邮局邮信，怎么扰乱的公共秩序？实施了哪些违法行为扰乱了机关单位秩序？那条法律规定上访人员在此行人路上正常行走，就是违法行为，就是扰乱公共秩序，就是扰乱了机关单位秩序，就被强制拘留？原告的行为，不是法定的违法行为，未违反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根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法律条款，被告将原告定为违法人员，强制拘留，是欲加之罪，是指鹿为马，滥扣帽子，于法无据，无视人权。2、《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载的证实原告违法的证据1，询问笔录。原告当时既未看，也未签字，也无原告违法事实的录音录像，只是被告在自圆其说。申请人未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规定的违法行为，被告以其自圆其说的询问笔录作为行政拘留原告的证据，证据不足，于法无据。3、《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载的证实原告违法的证据2，长春市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办公室关于王颖进京的情况说明。长春市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办公室既不是北京中南海周边的现场执法公安机关，也无工作人员在事发现场亲眼所见原告有违法行为，又不是当事人，其《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只能是捏造事实，依法不能作为证实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周边的任何行为，更何况是证实原告违法的证据，以该《情况说明》认定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周边违法，是以权代法，于法无据。4、《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记载的证实原告违法的证据3：“2016年8月19日王颖进入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区训诫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规定，只有案发地当场执法警察有权对当事人进行训诫，别人无权进行执法训诫，训诫书应当场交付当事人。原告在北京即使违法，也应由北京当场执法警察进行执法训诫，被告无权对原告在北京的行为训诫。被告以其下级和顺街派出所自制的2016年8月19日的训诫书作为证据，于9月17日时间相差一个月来认定原告在2016年9月17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违法，随意对维权的原告强制行政拘留，是以权代法，于法无据。5、《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的证据3，以被告提交的原告2014年8月23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作为2016年9月17日行政处罚的证据，于法无据。原告2014年8月23日即使违法，也不是必然导致2016年9月17日就违法。况且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提出再审申请。二、执法程序违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应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管辖，在无案发地北京市公安机关移交居住地公安机关处罚的移交手续情况下，被告进京将原告强制带回行政拘留，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于法无据。2、依据《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应对执法过程进行全程不间断记录。被告行政执法不出示任何执法证件，不着警装，不戴警号，没有执法记录仪，不进行执法过程全程记录，不说明执法原因，不说明身份，于2016年9月17日下午2时左右在北京就强行控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并强行带上民用面包车，原告要报警，也被强行抢走手机，连夜带回长春，直至第二天凌晨3时左右到达和顺街派出所，是行政执法程序违法。3、被告并不是依法受案、依法传唤的原告，原告也未见过传唤证，被告以卷中的受案登记表、传唤证，用以证明是依法传唤的原告，《行政复议决定书》也记录“经审理查明，被告是经依法传唤的原告”，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2016年9月17日下午在北京被告就已经强制控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并用民用面包车强行连夜带回长春至和顺街派出所。原告在北京即使有违法行为，也应由案发地北京公安机关管辖，在无案发地北京市公安机关移交居住地公安机关处罚的移交手续情况下，被告也无权传唤原告。传唤证中记载的传唤时间是2016年9月18日02点30分，被传唤人离开时间是2016年9月18日20点10分，传唤时间的2点30分显然指的是18日凌晨2点，众所周知，凌晨两点是夜里睡眠时间，被告在哪里传唤的原告？怎么传唤的？报案人是谁？有无录音录像？请求被告出示录音录像。被告行政执法，最基本的执法标准应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应该捏造事实。被告以虚假的受案登记表、传唤证来证明是依法受案、依法传唤的原告，不符合事实，程序违法。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训诫书本身就属于警告类轻微处罚，被告以训诫书为依据加重行政处罚，一事重复加重双罚，程序违法，于法无据。并且，以2016年8月19日的训诫书，来证明2016年9月17日的行为违法，时间相差一个月，加重进行行政处罚，完全是以权代法，滥用职权。三、不尊重国家法律，滥用职权。1、《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段中叙述：“现查明，王颖于2016年9月17日10时进入非访区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送至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驻京工作人员接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其他人无权行使，其他人如果强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就是非法拘禁，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原告2016年9月17日下午2时左右在北京就被强行限制了人身自由，并用民用面包车连夜强行带回至长春和顺街派出所。由于过度疲劳和惊吓，导致原告血压高达210多毫米汞柱（有病例为证，在长春市拘留所）。这一切强行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执法行为，依法只有被告有权行使。如果是驻京工作人员行使，那么，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违法者就不是原告，而是驻京工作人员。被告应依法处罚的也不应是原告，而应是真正的违法者—驻京工作人员，被告处罚原告，就于法无据，就是不尊重国家法律，滥用职权。2、如果2016年9月17日下午在北京将原告连夜强行带回至和顺街派出所的是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二条“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已经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2016年9月17日就已经强行控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应依法折抵行政拘留一日，原告从9月18日到9月23日又在拘留所拘留5日，实际上等于被拘留6日，被告对原告行政拘留5日却未将限制人身自由一日的时间折抵，等于多拘留一日。就是不尊重国家法律，滥用职权，随意执法。3、我国是以人为本的法治国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国家公安机关，更应尊重国家法律，尊重人权，严格执法。只因原告被逼无奈进京维权，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告就欲加之罪将原告定为违法人员强制带回轻易行政拘留，却不解决导致上访发生原因的民生问题，有悖国家法律，滥用职权，于情不和，于法无据。四、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不是违法人员，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违法行为，根据该法律将原告行政拘留5日，是以权代法，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第439号，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于法无据、适用法律错误，滥用职权，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应依法撤销，并依法赔偿。《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长府复[2016]1175号，维持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于法无据，现依法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1.撤销一被告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第439号；2.撤销二被告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长府复[2016]1175号；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按《国家赔偿法》依法给予赔偿；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
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2.长春市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
以上证据证明对我实行了拘留，已经执行完毕了。
被告二道分局辩称：1.我局认定王颖扰乱单位秩序的事实清楚，该人于2016年9月17日10时进入非访区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送至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驻京工作人员接回，在此之前于2014年8月23日王颖因去北京中南海周边等地非访区上访，被宽城分局兴业街派出所行政拘留5日。2.我局认定王颖扰乱单位秩序的证据确实充分，我局经过充分调查取证，依据违法行为人王颖询问笔录，长春市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办公室关于王颖进京的情况说明，王颖在2014年8月23日因去北京中南海周边等地非访区上访被宽城分局兴业街派出所行政拘留5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3.我局对王颖扰乱单位秩序的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决定正确、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王颖的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单位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于法有据。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了传唤、询问、告知、处罚等相关程序，做到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我局对王颖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持我局作出的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第439号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辩称：被答辩人对二道区公安局分局作出的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4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6年11月10日向答辩人提起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于当日受理案件并向二道区公安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6年11月15日，二道区公安分局向答辩人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二道区公安分局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答辩人经审查后查明：2016年9月17日上午，被答辩人王颖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区进行上访活动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截获送至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后由驻京工作人员接回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于9月18日将王颖传唤至公安机关。经查证后依据王颖询问笔录、长春市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办公室关于王颖进京访的情况说明以及2014年8月23日王颖因进京非访被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认定王颖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二道区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王颖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本案中，二道区公安分局提交的王颖询问笔录、长春市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办公室关于王颖进京上访的情况说明以及2014年8月23日王颖因进京非访被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证明王颖曾因进京非访而被公安机关处罚过，其已明知北京中南海周边为非访区但仍前去非访，已构成了扰乱机关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因此，答辩人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认为二道区公安分局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于2016年12月5日依法作出了长府复[2016]117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二道区公安分局对被答辩人王颖作出的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4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所作出的长府复[2016]117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王颖的诉讼请求。
经过庭审质证和法庭调查，本院对以下证据做如下确认：
原告对被告二道分局提供的证据1至5、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该行政处罚决定目前正在省高院申请再审。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9没有异议。
原告对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对两被告及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6年9月17日上午，王颖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区进行上访活动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截获送至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后由驻京工作人员接回长春市，同日，长春市驻京信访工作联络办公室出具《关于王颖进京访的情况说明》。二道分局于9月18日将王颖传唤至二道分局和顺街派出所并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后，于同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439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王颖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该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王颖不服，于2016年11月10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长府复[2016]117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439号行政处罚决定,王颖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4年8月23日，王颖曾因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区进行上访被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二道分局作出的二公（和）行罚决字[2016]439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市政府作出的长府复[2016]1175号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中南海国家机关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鉴于中南海的特殊性，王颖到北京中南海国家机关周边非访区进行上访行为，应当认定为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二道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王颖作出的处罚，事实清楚，量罚适当。二道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履行了询问、处罚等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二、被告市政府作出的长府复决字[2016]1175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三、关于王颖要求被告按《国家赔偿法》给予赔偿的诉请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之规定，行政赔偿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在被告的行为未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充分，其作出的行政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并请求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颖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颖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楠楠
审 判 员 赵春生
人民陪审员 李东玲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翟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