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延中民二终字第1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恭委，男，1970年1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图们市。
委托代理人：王美玲，吉林海兰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文龙，男，1965年8月10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图们市。
委托代理人：邰鸿君，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恭利，男，1966年5月22日生，汉族，图们千禧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经理，住吉林省图们市。
上诉人徐恭委因与被上诉人马文龙、原审第三人徐恭利之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图们市人民法院（2014）图民初字第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恭委原审诉称，因马文龙种植的树苗被毁一案，2013年7月2日图们市公安局刑警队将我带走，先到石岘派出所，后到市公安局。我不承认是我拔的树苗，但警察打我，说我不承认就让我承担责任。因为害怕，我从公安局出来后没有和家人说树苗不是我拔的和公安局打我的事。我哥徐恭利说，如果是我拔了树苗就到马文龙那认错，他可以带我去。2013年7月3日上午我哥带我去找马文龙，我对他说，马哥对不起，树苗是我拔的。马文龙表示，树被拔了他很生气，但他和我哥关系好，把树苗补种上就行了。协议书内容是马文龙拟定的，因为担心公安局打我，我就签字了。当时我哥没有签字。签定协议前后，马文龙没有和我说什么。签字后我们就回家了。2013年10月19日图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我不起诉。我认为，首先，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认为，图们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认定我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因此该不起诉决定书可证明我没有毁坏马文龙的树苗，而且马文龙也无相关证据证明。在该案中有这份协议，现检察院没有认定我犯罪，就说明没有认可该协议书的内容；其次，马文龙向公安局报案时已确定我是拔树人，2013年7月2日图们市公安局询问我时已把我确认为犯罪嫌疑人，因此侦查机关对我的询问是一种间接的胁迫，让我不能表达真实的意思。协议中写明我偷了马文龙红松树苗三万棵，在2014年4月27日前栽完，否则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因此该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当时我是犯罪嫌疑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我是出于对公安机关的恐惧，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才签订的协议。综上，我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虽然该胁迫不是直接来自马文龙，而且该协议的内容违背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我与马文龙签订的协议。
马文龙原审辩称，不同意徐恭委的诉讼请求。签订协议前我不认识徐恭委，与本案的第三人徐恭利系朋友关系。2013年6月末我发现树苗丢失后向公安机关报案，过了几天，徐恭利给我打电话说树苗是他弟弟拔的，我就说把树苗给我种上或买来我自己种上，他又说要领他弟弟道歉。第二天他兄弟俩找到我，徐恭委向我表示歉意。我要求他把树苗给种上，由徐恭利担保，双方签订一份协议，他们表示同意。签订协议时我没有作出威胁对方的行为。因此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徐恭委在公安局所作的笔录中承认拔了我的树苗。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是程序性的文书，不是对事实的认定。现徐恭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且内容显失公平，因此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有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徐恭利原审述称，要求法院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因为徐恭委没有拔树苗。2013年7月份徐恭委父亲打电话告诉我徐恭委被公安局抓走了，当天下午我到公安局刑警队询问，警察说徐恭委拔树苗了。徐恭委出来后我联系了马文龙，第二天我领徐恭委到马文龙处。当时徐恭委没有和我说他没有拔树苗，因为之前警察告诉我徐恭委拔树苗了，所以我也没询问他。马文龙表示原谅徐恭委，双方签订了协议。当时马文龙说这事挺严重，如果不是我出面，要判好几年刑，过了两天在马文龙妻子的要求下，我在协议上签字。直到徐恭委刑拘被放出来后，他才和我说他没有拔树苗。
原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被告马文龙在图们市石岘镇永昌村种植了红松树苗，因上述红松树苗被毁坏，2013年6月24日马文龙的亲属王平江向图们市公安局报案。2013年7月3日徐恭利、徐恭委（二人系堂兄弟）找到马文龙，徐恭委承认自己毁坏了红松树苗并向马文龙道歉，当日徐恭委、马文龙、徐恭利签订了一份协议，甲方为马文龙，乙方为徐恭委，内容为：甲方承包永昌村金矿南山27公顷林地栽红松树苗，约伍万棵左右（50000棵），乙方偷了甲方红松树苗叁万棵（30000棵）；甲方的27公顷林地所缺的红松树苗由乙方负责免费栽活，甲方不追究乙方责任，乙方不得报复举报人，在2014年4月27日前全部栽完红松树苗，如果没有按期栽完红松树苗，甲方追究乙方刑事责任。甲方：马文龙（签名）乙方：徐恭委（签名）担保人：徐恭利（签名）。2013年7月8日徐恭委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图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11日被取保候审。徐恭委在2013年7月8日、2013年7月9日、2013年7月11日、2013年8月30日的公安笔录中承认自己拔了树苗，但后在检察院对其所作的笔录中否认曾拔树苗。2013年10月19日图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认为该案经本院审查并一次退回补充侦查，侦查机关仍无法证实徐恭委的犯罪事实，且没有再次退回补充侦查的必要。检察院认为图们市公安局起诉意见认定被不起诉人徐恭委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徐恭委不起诉。另查，徐恭委、徐恭利未按协议履行补种树苗的义务，在本案诉讼之前本院已受理马文龙诉徐恭委、徐恭利财产损害赔偿一案，目前该案尚未审结。
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仲裁：（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现徐恭委、徐恭利要求撤销涉案协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徐恭委、徐恭利应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协议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首先，徐恭委主张不起诉决定书可证明自己没有毁坏马文龙种植的树苗及检察院未认可该协议书。根据我国法律，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活动二者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保护法益、诉讼目的、诉讼参加人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刑事案件解决的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件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承担。虽然检察院依据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及诉讼原则决定对徐恭委不起诉，但根据民事诉讼原则该不起诉决定书并不影响涉案协议作为合同的效力；其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体现，因此合同一般只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存在欺诈或胁迫的，被欺诈或被胁迫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撤销双方订立的合同。现徐恭委、徐恭利均承认，因马文龙种植的树苗被拔一事二人主动找到马文龙，徐恭委还为此事向马文龙表示歉意，后双方签订协议。因此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及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签订协议时马文龙存在致使徐恭委、徐恭利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徐恭委主张2013年7月2日图们市公安局对其询问是一种间接胁迫，而且还有刑讯逼供行为，让其不能表达真实的意思。在本案中徐恭委、马文龙、徐恭利签订了协议，因图们市公安局不是协议的当事人，现也未有证据证明马文龙指使图们市公安局对其刑讯逼供。此外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侦查机关的工作，侦查机关有权向了解案情的人进行询问，因此侦查机关对公民进行询问是正当的职务行为，不会必然产生徐恭委主动找到马文龙与其签订涉案协议的结果，且徐恭委未对上述主张提供证据。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最后，徐恭委主张该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在《民通意见》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对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认为显失公平。”本案中徐恭委、徐恭利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途径。对徐恭委是否毁坏了树苗，其本人是明知的，但徐恭委、徐恭利因马文龙种植的树苗被拔一事主动找到马文龙，后双方签订协议，且徐恭利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因此徐恭委的该项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故不能成立。综上，本案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协议具有法定被撤销的情形，故对徐恭委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恭委、第三人徐恭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徐恭委负担。
徐恭委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撤销徐恭委与马文龙签订的协议，诉讼费由马文龙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为图们市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是依据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及诉讼规则决定对徐恭委不起诉，但是根据民事诉讼原则该不起诉决定书并不影响涉案协议作为合同的效力。徐恭委认为这是对法律适用的错误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的相关意见，对生效判决预决的事实，当事人在后诉案件中无需举证，但在当事人一方举证反驳且构成优势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做出不一致的认定。本案中，图们市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认定：“无法证实徐恭委的犯罪事实（偷树苗的事实），且没有再次退回补充侦查的必要。检察院认为起诉意见书认定徐恭委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于上述认定的事实即属于无需举证的预决事实。二、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观点，马文龙反驳徐恭委偷取树苗的事实，应当提出证据并构成明显优势证明。从本案马文龙提供的证据看，除了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徐恭委偷树苗的事实。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内容已经被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予以否定，在马文龙没有证据反驳不起诉决定书认定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维护不起诉决定书的既判效力。在刑事案件中已经提交了该份协议书，并没有因此改变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三、徐恭委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所以向马文龙主动赔礼道歉及签订协议书均是在刑讯逼供后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马文龙在协议书中写明，如果没有栽种完树苗，追究徐恭委的刑事责任。很明显，马文龙就是利用这一条逼迫徐恭委的，使徐恭委心里恐惧签订了协议书。综上，在没有证据证明徐恭委偷取树苗的情况下，让徐恭委栽种3万棵红松树苗显失公平。
马文龙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恭委以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为依据抗辩于法无据，因为本案是民事合同效力确认纠纷，马文龙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主张权利，该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原审中徐恭委并未举证证明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徐恭利未提出答辩意见。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裁判文书是记载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而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不属于裁判文书。图们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只是从刑事犯罪角度认为徐恭委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该不起诉决定书并未对徐恭委是否偷取马文龙的树苗作出事实认定。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不必然导致当事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徐恭委认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属于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对其认定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属于理解错误。徐恭委在公安局四次讯问过程中均承认自己拔了马文龙的树苗，且在2013年7月3日与其哥哥徐恭利主动找到马文龙赔礼道歉，并签订涉案协议。徐恭委自认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未受到马文龙的胁迫，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因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受到刑讯逼供才与马文龙签订协议。因此，应认定签订涉案协议是徐恭委的真实意思表示。徐恭委主张受到胁迫或因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致使其签订涉案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徐恭委主张涉案协议显失公平，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恭委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徐恭委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一
审判员 徐宝红
审判员 崔 玉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
书记员 朴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