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66号
原告：邱国华，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薛志才，浙江时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亿洲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沪南路9845--9849号12幢401室。
法定代表人：郑翠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华，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阙东丽，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安顺北里18号楼安顺2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志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先伟，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珊，天津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邱国华与被告上海亿洲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洲公司）、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富通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被告亿洲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对本院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4年5月14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亿洲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亿洲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对本院裁定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亿洲公司的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薛志才、被告亿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华、阙东丽、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先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中信富通公司于2013年1月8日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原告所有的吸砂船“汇通3”轮以人民币3800万元的价格卖给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被告亿洲公司在买卖合同上签字确认。同日原告和二被告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原告将人民币760万元船舶租赁保证金的扣款委托书交给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原告和二被告签订确认书，确认原告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没有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向原告支付船款人民币2660万元，人民币760万元作为船舶融资租赁保证金抵作船款，余款人民币380万元已于另案调解结案后实际履行。原告经二被告共同确认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无关，被告中信富通公司收取原告租船保证金的依据已经丧失，二被告应共同向原告返还保证金。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两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船舶租赁保证金人民币760万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亿洲公司辩称：1、原告主张依据的船舶买卖合同并非原告和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的真实交易；2、本案与被告亿洲公司起诉原告返还船舶融资租赁款有关；3、被告亿洲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辩称：被告中信富通公司收取保证金具有法律依据，原告同意扣除保证金，其同意行为不因原告退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而失去效力。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和两被告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和内容；2、两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返还保证金的义务。
为证明诉请主张，原告共提交了八份证据材料：证据1船舶买卖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船舶买卖价格人民币3800万元，被告亿洲公司自愿以此价格承租船舶；证据2船舶融资租赁合同，证明原告和两被告之间曾签订过融资租赁合同；证据3扣款委托书和证据4天津海事法院审判笔录，证明原告以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应付船款人民币760万元垫付租船保证金，两被告均承认原告垫付租船保证金的事实；证据5确认书，证明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没有融资租赁权利义务关系；证据6天津海事法院的（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和证据7业务回单、交通银行结算书，证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给付船款人民币3040万元，尚有人民币760万元保证金未退；证据8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2014）津高立民终字第007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船舶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与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和同一法律事实。
被告亿洲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不是原告和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履行船舶买卖合同书的筹款举措。
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负有返还保证金的义务。
被告亿洲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共提交了七份证据材料：证据1船舶买卖合同书、船舶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和确认函，证明“汇通3”轮的真实交易在原告和被告亿洲公司之间进行，船舶价款为人民币1100万元，保证金人民币760万元是被告亿洲公司应取得的融资租赁款项的一部分；证据2收款凭证，证明原告已将剩余融资租赁款项的一部分人民币600万元汇给被告亿洲公司；证据3公证书、委托付款函和解除《汇通3挂靠协议书》协议、原告银行卡和网银，证明原告确认继续履行船舶买卖合同书；证据4通话录音，证明原告确认其向被告亿洲公司返还剩余融资款项的义务；证据5“汇通3”轮价值评估报告，证明涉案船舶价格为人民币1100万元是合理的；证据6“锦华158”轮船舶买卖合同书、船舶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账户监管协议、付款凭证，证明船舶买卖合同书项下的船舶价格才是原告和被告亿洲公司关于船价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7声明，证明人民币760万元是被告亿洲公司应取得的融资租赁款项的一部分。
原告对被告亿洲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证据5、证据6和证据7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1中的口头约定价款为人民币3000万元，为避税书面约定价款为人民币1100万元；证据5的评估方法不科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对被告亿洲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船舶买卖合同书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对证据1的船舶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证据5、证据6和证据7的真实性提出异议。
被告中信富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共提交了四份证据材料：证据1“汇通3”轮《船舶融资租赁合同》，证明根据该合同，为保证“汇通3”轮融资租赁项目的正常履行，被告亿洲公司应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支付保证金人民币380万元；证据2《保证金合同》，证明为保证“汇通3”轮融资租赁项目的正常履行，被告亿洲公司应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额外支付保证金人民币380万元；证据3扣款委托书，证明原告与被告亿洲公司共同签署扣款委托书，并告知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在向原告支付船舶价款时直接扣除人民币760万元作为原告代被告亿洲公司支付的保证金；证据4被告亿洲公司在上海海事法院的起诉状，证明本案旨在对抗原告与亿洲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
原告对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3的扣款委托书已经对原告失去约束力。
被告亿洲公司对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证意见：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证据6和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可以证明原告和案外人安徽昌汇运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汇公司）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于2013年1月8日签订关于采砂船“汇通3”轮的船舶买卖合同；证据2可以证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与被告亿洲公司、原告、昌汇公司于2013年1月8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结合原告的当庭陈述，证据3可以证明原告、被告亿洲公司、昌汇公司于2013年1月8日共同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签署扣款委托书；证据5可以证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被告亿洲公司、原告和昌汇公司于2013年1月8日共同签署确认函，载明各方同意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被告亿洲公司承担，昌汇公司和原告无需承担相关权利和义务；证据7可以证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向被告亿洲公司支付租赁本金人民币3040万元，被告亿洲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17日、11月28日向原告支付“汇通3”轮购船款人民币2660万元和人民币380万元。
本院对被告亿洲公司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5的评估人和证据7的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的船舶买卖合同书可以证明原告和被告亿洲公司于2012年10月19日签订关于“汇通3”轮的船舶买卖合同书；证据2可以证明原告于2013年11月29日向被告亿洲公司支付人民币600万元。
本院对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证据的认证意见：对原告1至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可以证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与被告亿洲公司于2013年1月8日签订保证金合同。
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9日，原告邱国华与被告亿洲公司签订关于采砂船“汇通3”轮的船舶买卖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亿洲公司购买登记于原告名下的“汇通3”轮，船舶销售总价款为人民币1100万元，价款由被告亿洲公司通过融资方式解决，原告有义务配合被告亿洲公司办理相关融资手续。2013年1月8日，原告和案外人昌汇公司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签订关于“汇通3”轮的船舶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和昌汇公司将“汇通3”轮出售给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原告、昌汇公司和被告亿洲公司再作为联合承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承租租赁物，合同约定购船价款为人民币3800万元。同日，被告中信富通公司与被告亿洲公司、原告、案外人昌汇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为被告中信富通公司，承租人为被告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和原告，合同约定租赁本金为人民币3800万元，保证金为人民币380万元。同日，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被告亿洲公司、原告和昌汇公司共同签署确认函，载明各方同意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被告亿洲公司承担，昌汇公司和原告无需承担相关权利和义务。同日，被告中信富通公司与被告亿洲公司签订保证金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亿洲公司应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支付人民币380万元作为保证金，用于保证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同日，原告、被告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共同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签署扣款委托书，扣款委托书记载，“我司特委托贵司在向我司支付租赁本金人民币叁仟捌佰万元整之前直接扣除人民币柒佰陆拾万元整作为保证金”。
另查明：被告中信富通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向被告亿洲公司支付租赁本金人民币3040万元，被告亿洲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17日、11月28日向原告支付“汇通3”轮购船款人民币2660万元和人民币380万元。原告于2013年11月29日向被告亿洲公司支付人民币6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原告诉请的主要依据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故应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涉案的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为被告中信富通公司，承租人为原告、被告亿洲公司和案外人昌汇公司。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原告关于两被告连带返还租赁保证金人民币760万元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其一，涉案的租赁保证金人民币760万元已经基于扣款委托书以保证金的形式予以特定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本案中，原告、被告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共同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签署的扣款委托书，已经将租赁本金中的人民币760万元以保证金的形式予以特定化，且以委托扣款的形式移交给出租人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占有，在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履行完毕全部合同义务之前，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其二，涉案确认函并未免除原告支付保证金的义务。被告中信富通公司、被告亿洲公司、原告和昌汇公司共同签署的确认函记载，“各方同意该合同项下乙方所有权利和义务由上海亿洲航道工程有限公司承担，安徽昌汇运贸有限公司、邱国华无需承担相关权利和义务”。一方面，该确认函记载的原告无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指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使用租赁物的权利和支付租金的义务；另一方面，签署该确认函的同日，原告、被告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共同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签署了扣款委托书。基于以上两点可以推知，上述确认函并未免除原告支付保证金的义务。
其三，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两被告并不存在对于原告的违约行为。原告、被告亿洲公司、昌汇公司共同向被告中信富通公司签署的扣款委托书基于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基于扣款委托书直接扣除保证金人民币760万元符合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和被告亿洲公司均不存在基于融资租赁合同对原告的违约行为。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的人民币760万元已经依据扣款委托书以保证金的形式予以特定化，且以委托扣款的形式移交给被告中信富通公司占有，确认函并未免除原告支付保证金的义务，且两被告均不存在基于融资租赁合同对原告的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邱国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000元，由原告邱国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八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就不服一审判决的数额交纳上诉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天诚支行；账号：02200501040006269；户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关财务科）。逾期，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建鹏
代理审判员 张 颉
代理审判员 裴大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韩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