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2）民申字第15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米公支行（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樊米公支行）。
负责人：洪国斌，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江仁华，该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杨自瑞，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枣阳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礼权，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冬明，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勇，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米公支行（以下简称米公支行）为与枣阳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以下简称农资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不服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襄中民再字第14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鄂民监三再终字第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完毕。
原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1997年5月9日，农资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枣阳市支行（以下简称枣阳农行）借款200万元，借款用途购化肥。1998年4月15日和6月2日，农资公司又两次各向枣阳农行借款48万元，借款用途均为购化肥。因农资公司到期未能偿还借款，双方又于1999年9月1日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1995年10月10日起至合同签订时止原欠款1026万元，农资公司以其位于湖北省枣阳市新华路40号、南阳路北关口、白水路2号、大西街建筑面积为14518.62平方米的十七栋楼房进行抵押。合同签订后，双方在枣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房地产抵押登记。2001年3月19日，农资公司以物资抵偿欠款利息233486.16元，但未明确系偿还本案所诉三笔借款的利息。
2001年10月2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01）136号），将供销社下属企业的政策性亏损纳入政策保护范围。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精神，财政部等七部门于2002年12月25日联合作出了《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建（2002）255号），不仅重申了供销社下属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属于国家财政负担的对象，还进一步细化了国务院批复的相关规定，如新老挂账具体处理办法等。据此，农资公司向原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执行。2003年5月14日，该院（2002）襄中执字第156号民事裁定书认可了255号通知等文件对本案的适用效力，裁定中止执行。然而，由于国务院批复和财政部通知等仅规定挂账5年，该院又于2005年8月29日以“政策保护期已过”为由“通知”恢复执行。2006年4月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作出了《关于供销合作社1993年以来新增财务挂账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经贸（2006）551号），对供销社及其下属企业挂账期满的政策性亏损实行“政府处置”的原则：“……上述政策已于2004年8月31日到期。为帮助供销合作社企业尽快放下历史包袱，更好地服务‘三农’，经报国务院批准，现就尚未消化的供销合作社1993年以来新增财务挂账处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对1993年以来供销合作社新增财务挂账中的中央政策性挂账，由中央财政负责还本付息，根据中央财力情况分年消化挂账本金，对未消化的挂账本金部分继续实行中央财政贴息；地方政策性挂账原则上比照中央政策性挂账处理，由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年消化”，“具体处理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2009年6月5日，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政府和枣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了《关于枣阳市供销系统地方政策性亏损分解落实的证明材料》（以下简称《证明材料》）。根据《证明材料》记载，按照鄂财商发（2002）37号“关于复核全省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经过枣阳市发展计划局等七部门的联合审计核实：“截止1998年底我市供销系统非棉企业地方政策性亏损累计3194.6万元，其中占用枣阳市农业银行2528.6万元。由于上述地方政策性亏损均是计划经济时期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定价专营化肥、农药等农资商品造成的，当时枣阳市供销系统只有枣阳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具有对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的专营权，所以我市供销系统非棉企业的全部地方政策性亏损均来自该公司。”并附有《枣阳市供销合作社系统财务挂账分解落实统计表》（以下简称《财务挂账分解落实统计表》）一份，该表盖有枣阳市财政局、发展计划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农发行、供销社等七家单位的公章，列举了1993年以来新增财务挂账的情况，旨在证明农资公司所欠贷款属于政策性亏损。
还查明，2009年12月9日，枣阳农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樊米公支行联合向农资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将农资公司在枣阳支行贷款9笔，贷款本金966万元及利息转让给米公支行，本案诉争标的包括在其中。2011年6月15日，本案二审期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樊米公支行名称变更登记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米公支行。
因农资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枣阳农行向原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农资公司偿付借款本金296万元及利息1146350元；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23000元；依法拍卖、变卖所抵押的房地产，以偿还借款本金；诉讼费用由农资公司负担。农资公司辩称，枣阳农行提前收回借款没有法律依据，农资公司对抵押财产不享有处分权，双方所签抵押合同无效。枣阳农行违反中央及省、市文件精神，在农资公司承担政府委托任务产生的政策性亏损未处理之前，不应起诉。请求驳回枣阳农行的起诉。
原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农资公司与枣阳农行贷款关系成立，农资公司将贷款用于农村生产资料所需资金，因农资公司系枣阳市供销合作社下属企业，依据2006年4月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作出的《关于供销合作社1993年以来新增财务挂账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供销社及其下属企业挂账期满的政策性亏损实行“政府处置”原则：对1993年以来供销合作社新增财务挂账中的中央政策性挂账，由中央财政负责还本付息，根据中央财力情况分年消化挂账本金，对未消化的挂账本金部分继续实行中央财政贴息；地方政策性挂账原则上比照中央政策性挂账处理，由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年消化”。且在2009年6月5日，枣阳市人民政府亦出具了《证明材料》，证明农资公司所欠贷款属于政策性亏损。综合上述有关政府文件精神，农资公司所欠银行贷款应由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年消化，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审判决农资公司偿还枣阳农行借款处理不当，依法予以改判。原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作出的（2010）襄中民再字第1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该院（2001）襄中民四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米公支行的起诉。
米公支行不服再审裁定，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米公支行与农资公司贷款关系成立。米公支行按照合同约定向农资公司发放了296万元贷款后，农资公司将此款全部用于购买化肥。2009年6月5日，枣阳市人民政府、枣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出具《证明材料》，证实农资公司的欠款属于政策性亏损。该证明加盖了枣阳市人民政府和枣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公章。米公支行上诉提出此证明的内容是虚假的，但又举不出充分证据证实，不予支持。2006年4月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作出《关于供销合作社1993年以来新增财务挂账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对供销社及下属企业挂账期满的政策性亏损实行政府处置的原则，此文件虽为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后出台，但其内容针对的是1993年以来供销合作社新增财务挂账中的中央政策性挂账和地方政策性挂账，文件明确规定地方政策性挂账原则上比照中央政策性挂账处理，由地方政府结合自身情况逐年消化。故原再审依据文件精神裁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正确。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米公支行上诉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米公支行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维持原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襄中民四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主要事实和理由：一、被申请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借贷符合政策性亏损。被申请人没有按照财政部等七部门财建（2002）255号通知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发改经贸（2006）551号通知，以及湖北省财政厅、审计厅、农行、供销社等部门《关于认真做好供销合作社地方政策性财务挂账清理复核工作的通知》（鄂财商发（2010）52号）规定，提交证明所欠贷款属于地方政策性财务挂账范围的原始材料，也没有按照上述文件规定进行清理复核确认工作。二、枣阳市政府和枣阳市供销社的《证明材料》不是新证据，不具有证明力，证明人与被申请人是从属的关系，枣阳市政府和枣阳市供销社都是被申请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其证明没有证明力。三、原裁定以“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错误。国务院及七部委的相关规定并未改变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农资公司答辩认为，农资公司是枣阳市供销社下属企业，涉案借款是农资公司服务“三农”购买化肥，1997年至1998年期间正是国家指令农资公司补贴化肥经营的阶段，农资公司所欠款项是为了完成政府指令性经营任务。枣阳市政府2009年6月3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了截止1998年底农资公司地方政策性亏损3149.6万元，其中占枣阳农行2528.26万元涉案贷款涵盖在政策性亏损之内。枣阳市七部门认可的农资公司政策性亏损数额能够涵盖农资公司欠农行的贷款，根据国务院（2001）136号批复和财政部等七部门（2002）255号、（2006）551号通知规定，以及湖北省、原襄樊市的相关规定，农资公司应当享受国家相关政策性亏损的政策规定。请求驳回米公支行的再审申请。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枣阳市政府和供销社出具的《证明材料》是否属于新的证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申请再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原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襄中民四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是2001年作出的，而《证明材料》形成于2009年，是在原审判决之后，可以视为新的证据。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以新的证据事由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后，一、二审法院已经进行了审理认定，米公支行现在主张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时，该《证明材料》不属于新的证据，已无实际意义，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诉争款项是否属于政策性亏损问题。原裁定之所以驳回米公支行起诉，主要是依据国家有关供销社系统财务挂账的相关通知、批复、规定的精神认定诉争债务属于地方政策性亏损范围，原裁定根据枣阳市政府和枣阳市供销社出具的《证明材料》以及枣阳市发展计划局等七家单位加盖公章的《财务挂账分解落实统计表》，认定诉争款项应当纳入地方政策性亏损范围。虽然米公支行申请再审提供了财政部等七部委、湖北省财政厅等单位下发的相关通知以及《供销合作社地方政策性财务挂账核实表》等，用以证明案涉借款没有经过地方政策性亏损的认定程序，以及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填报表格并被该行确认，本院认为，国务院《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和财政部等七部门《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规定地方财政贴息挂账5年，5年后由省级政府视财力情况制定消化处理方案。双方当事人亦承认目前没有对诉争款项做新的清理确认，因此，申请人应当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积极与地方政府和相关债务企业协调进行清理复核，如诉争款项被排除在清理复核后确认的地方政策性亏损范围之外，申请人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和相关政策规定不能得出原裁定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对申请人该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纠纷解决途径。根据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的有关规定，属于政策性亏损挂账的，是要由政府逐步消化处理的，中央政策性亏损挂账，由中央财政消化处理；地方政策性亏损挂账由地方政府消化处理。政策性亏损财务挂账处理，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部门、特定行业由于政策原因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采取的一种特殊处置手段，不应简单视为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而由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而是应该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解决途径来处理。因此，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清理解决其与有关债务企业之间的借款纠纷，故原裁定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再审申请人米公支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原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米公支行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对其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米公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高 珂
代理审判员 刘京川
代理审判员 史光磊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郭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