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4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成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20号帝豪大厦1908室。
法定代表人王振强，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胜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20号帝豪大厦1907室。
法定代表人王振强，总经理。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旭俊，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顾恩龙，男，汉族，1958年4月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明耀，男，1955年12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
委托代理人顾恩龙，男，汉族，1958年4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中投资集团（厦门）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局中南街501-505号（南中广场）。
法定代表人陈自强，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松岩，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瑞岐。
上诉人厦门市成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成达公司）、厦门胜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胜达公司）、庄明耀因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成达公司、胜达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旭俊、顾恩龙（顾恩龙同时是上诉人庄明耀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南中投资集团（厦门）有限公司（下称南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松岩、孙瑞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中某一审诉请判令三被告：1、立即向南中某支付1200万元及其利息（自南中某代为偿还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应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3年1月21日为1030226.58元），前述本息暂计为13030226.58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查明：2005年11月29日，以厦门市鹭岛农村信用合作社（时名，下称鹭岛农信社，后更名为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简称厦门农联社）为甲方，以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厦门象屿保税区成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下称象屿成达公司）、厦门和顺达经贸有限公司（下称和顺达公司）、庄明耀为乙方，以北京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明耀公司）为丙方，以南中某为丁方和以厦门凯必特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凯必特公司）为戊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下称“1129协议”），约定：胜达公司、成达公司与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融公司）三方合作开发建设“北京宣武区菜市口棉花片危改区A-5地块”项目，并组建明耀公司。为使项目顺利开发，银行信用社捆绑清收历史不良贷款本息，保全信用社集体信贷资产，胜达公司、成达公司与中融公司三方以新合作方丁方为借款主体，向甲方及厦门市农行分别借款3500万元，用于交纳以中融公司名义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规定的项目地价款及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追加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所需的费用。协议第一条约定：一旦鹭岛农信社按约定发放贷款3500万元给南中某后，乙方、丙方承诺对本协议丁方向甲方的上述3500万元的借款本息无条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条约定：一旦甲方按协议约定发放3500万元贷款后，乙方对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和顺达公司以及象屿成达公司结欠甲方的部分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000万元的还款期限作出无条件承诺：2005年底前偿还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00万元；2006年底前按季等额偿还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400万元，其中每季偿还100万元；2007年6月底前按季等额偿还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1400万元，其中每季偿还合计700万元。第四条约定：一旦甲方按本协议约定发放贷款3500万元给丁方后，本协议丁方对本协议第三条中乙方归还甲方上述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000万元的事项自愿作出如下补充承诺：3500万元贷款发放后，不论丁方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棉花片危改区A-5地块”项目中合作方式和合作地位如何变化，均无条件作出如下承诺：（一）对乙方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于2005年底前应偿还的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限额200万元。保证期间自2006年1月1日起两年。（二）截止2006年12月底，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三条之约定偿还400万元，丁方同意对乙方尚未偿还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限额为400万元，担保期间为2007年1月1日起两年。（三）截止2007年6月底，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三条之约定偿还1400万元，丁方同意对乙方尚未偿还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限额为1400万元，担保期间为2007年7月1日起两年。本协议签订后，乙、丙、丁方累计偿还甲方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000万元之后，丁方对甲方的担保责任即解除。
2005年11月30日，以南中某为甲方，以胜达公司、成达公司、庄明耀为乙方签订《合同书》（下称“1130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明耀公司与甲方于2005年11月19日签订了《合同书》，其中约定明耀公司向甲方借款7000万元。为确保甲方的借款能及时得到偿还，乙方各方自愿共同为明耀公司上述主合同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本担保合同有效。第二条约定，甲方对乙方及其相关企业对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的本息合计2000万元借款、鹭岛农信社的本息2000万元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现乙方各方自愿共同为甲方所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合同同项下有多个反担保人，各反担保人共同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反担保的保证期间至甲方为履行担保责任而垫付款项之日起满二年。反担保的范围为甲方为履行担保责任而垫付的所有款项及其利息和甲方因为提供上述担保以及为行使反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
上述协议签订后，鹭岛农信社依约向南中某发放了3500万元借款，但成达公司、胜达公司、象屿成达公司、和顺达公司等未按“1129协议”的约定履行足额还款义务，对旧贷2000万元债务尚欠1408万元借款本息没有偿还。厦门农联社遂于2009年10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南中某履行担保还款义务。原审法院于2010年10月25日作出（2009）厦民初字第5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南中某应偿还厦门农联社1408万元等。南中某及厦门农联社均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3月9日作出（2011）闽民终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判决南中某应偿还厦门农联社1408万元欠款及逾期还款利息，同时判决南中某在偿还欠款、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后，有权向债务人成达公司、胜达公司、象屿成达公司、和顺达公司以及庄明耀追偿。判决生效后，案外人庄明耀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6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29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再审后，于2013年4月28日作出（2012）闽民再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厦门农联社提起本案诉讼时，选择只起诉连带保证人南中某，原一、二审判决只应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问题作出判决，而不应涉及追偿权问题，因此，原一、二审判决涉及追偿权不当，判决撤销原判决中有关南中某在偿还欠款、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后，有权向债务人成达公司、胜达公司、象屿成达公司、和顺达公司以及庄明耀追偿部分。
前述判决生效后，厦门农联社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从2011年6月23日至2012年3月6日，原审法院先后从南中某账户扣划执行款1200万元（2011年6月23日支付200万元、2011年8月29日支付500万元、2011年10月13日支付100万元、2011年10月27日支付300万元、2012年3月6日支付100万元）。至2013年6月25日，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6月28日厦门农联社改制为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可南中某已履行完（2012）闽民再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的还款义务。
原审另查明，2005年11月19日，以明耀公司为甲方，胜达公司、成达公司为乙方，庄明耀为丙方，凯必特公司为丁方，南中某为戊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下称“1119协议”），其中第一条表明：朗香公寓项目系中融公司转让给明耀公司的，明耀公司由胜达公司持股20%，成达公司持股60%，中融公司持股20%，待明耀公司支付6000万元给中融公司后，中融公司即将20%股权无条件退出。第二条第一项约定：明耀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无力开发朗香公寓项目，由凯必特公司负责促使其最大股东南中某给予7000万元的借款支持，并负责促使南中某为胜达公司、成达公司及相关公司对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鹭岛农信社所负本息各2000万元的欠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协议签订的同时，胜达公司以30万元的价格将其拥有的明耀公司15%股权转让给凯必特公司，成达公司以70万元的价格将其拥有的明耀公司35%股权转让给凯必特公司。此外，各方还就第一期地价款资金筹集、朗香公寓项目转让所得及开发利润分配、明耀公司经营管理等进行约定。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闽民再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查明，2000年2月至2002年6月，胜达公司、成达公司、象屿成达公司、和顺达公司分别向厦门市鹭岛农村信用社借款八笔共计5860元，到期后，上述公司均未还款。早在1999年1月，胜达公司、成达公司与中融公司曾签订《协议书》约定共同开发建设北京菜市口棉花片危改小区A-5片朗香公寓，并组建了名为北京明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项目合作公司。
原审还查明，2005年12月29日，南中某代成达公司向鹭岛农信社清偿历史不良贷款200万元，因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经南中某催讨后未偿还南中某代付的200万元贷款，南中某遂于2009年10月2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成达公司偿还南中某为其代偿的银行借款200万元及其利息，胜达公司和庄明耀对成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于2010年8月23日作出（2009）厦民初字第572号民事判决，判决成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南中某200万元及该款自2005年12月29日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利息，胜达公司、庄明耀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宣判后，成达公司、胜达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7月1日，胜达公司、成达公司、庄明耀以厦门凯必特投资有限公司、南中某为被告，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二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1119协议”之约定并承担违约责任、判决解除“1119协议”并明确原告为被告承担担保义务予以解除；判令南中某赔偿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直接损失及可期待利益损失，凯必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正在审理中。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担保追偿权纠纷，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均在厦门市，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各方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没有约定，在庭审中均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原审法院予以照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南中某行使担保追偿权是否有依据。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结欠鹭岛农信社历史不良贷款本息计2000万元，2005年11月29日，双方当事人与鹭岛农信社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南中某对上述20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05年11月30日，南中某与胜达公司、成达公司、庄明耀又签订合同书，约定由后者共同为南中某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上述两份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当事人均有义务依约履行。现南中某在主债务人未按期还款的情况下，已代为偿还本案讼争的1200万元债务，履行了保证人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同时，根据“1130合同书”的约定，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应当对南中某的担保承担反担保责任，反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作为主债务人负有清偿债务的法定义务，作为反担保人亦负有反担保义务，南中某向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行使担保追偿权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二、双方合作经营关系是否影响南中某担保追偿权的实现。首先，虽然成达公司、胜达公司系将明耀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凯必特公司，但南中某作为合作主体的事实是清楚的：“1129协议”开宗明义即指出，胜达公司、成达公司与中融公司三方以新的合作方丁方（南中某）为借款主体，向甲方及厦门市农行……；2005年11月30日，南中某与鹭岛农信社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明确表示，中融公司、成达公司、胜达公司以新合作方南中某为借款主体，向鹭岛农信社借款3500万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2011）闽民终字第710号民事判决认定，南中某因此以100万元的价格取得明耀公司50%的股权并在“1119协议”中约定享有合作权益，是合作各方……等等。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南中某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关系的主体。其次，公寓项目合作开发与借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这在已生效的相关法律文书已做出认定。根据“1129协议”的约定，不论南中某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棉花片危改区A-5地块”项目中合作方式和合作地位如何变化，其均无条件承诺对成达公司、胜达公司以及庄明耀应偿还的历史不良贷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第三，从“1119协议”的约定看，胜达公司、成达公司将其持有的明耀公司50%的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至凯必特公司名下，南中某向明耀公司提供借款7000万元及为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所欠鹭岛农信社不良贷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这些是各方约定的合作条件，但此后，就借款和担保，南中某与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又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此表明各方就借款及担保形成了独立的协议，这些协议的履行与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不具有关联性。第四，如前所述，南中某行使担保追偿权，系其作为担保人履行保证义务后，依法向主债务人追偿；系其根据与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签订的“1130合同书”要求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履行反担保义务，因此，该担保追偿权的行使与双方合作开发公寓项目没有关系。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合作经营关系不影响南中某担保追偿权的实现。
三、庄明耀是否为本案讼争借款的主债务人。庄明耀认为，其不是相关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亦不是贷款主债务人。对此，南中某认为，庄明耀虽不是历史不良贷款的主债务人，但显然是本案担保追偿纠纷的主债务人。原审法院认为，庄明耀确实不是历史不良贷款的主债务人，但双方签订的“1129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一旦甲方（鹭岛农信社）按本协议约定发放贷款3500万元给丁方（明耀公司）后，本协议乙方（成达公司、胜达公司、象屿成达公司、和顺达公司、庄明耀）对成达公司、胜达公司、象屿成达公司、和顺达公司结欠甲方的部分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000万元的还款作出无条件承诺：……；此后，双方签订“1130合同书”，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亦明确2000万元借款系三方及其关联企业对鹭岛农信社的借款，并自愿共同为南中某所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由此可见，本案双方当事人及出借方鹭岛农信社系以协议方式确定庄明耀加入主债务人，形成对历史不良贷款2000万元的债务加入。综上，庄明耀系本案讼争借款的主债务人。
综上所述，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结欠鹭岛农信社历史不良贷款2000万元，2005年11月29日，各方协议由南中某对上述2000万元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南中某在主债务人未按期还款的情况下，代为偿还了本案讼争的1200万元借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其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另，根据双方签订的“1130合同书”，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亦承诺对南中某的担保承担反担保责任。因此，南中某向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主张担保追偿权，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关于担保与合作经营关系相关，南中某的诉求应通过合作经营法律关系来调整、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南中某要求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支付代偿的1200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南中某1200万元及其利息（自南中某代为偿还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981元，由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共同负担。
一审宣判后，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罔顾事实，故意割断本案与合作基础法律关系的联系，从而得出“南中某向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行使担保追偿权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结论是错误的。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与被上诉人南中某签署“1119协议”后，围绕着合作项目的对价、履行及项目建设、管理、融资、股权等，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各份协议书和法律文件均不是独立的，系“ll19协议”的组成部分。以上事实有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作为依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对于合作项目对价有着明晰的认定。该判决书第l0页“南中某与农联社签订ll29协议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前，其控股子公司凯必特公司仅以l00万元受让价，取得了以l2475.75万元才能取得的明耀公司50％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其向农联社借款及承诺为胜达公司等贷款担保，是为了履行其与胜达公司等签订lll9协议的义务，也就是为了合作开发公寓项目”。第16页“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自1999年1月16日至2005年11月19日，案外人中融公司与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南中某、凯必特公司，庄明耀与成达公司、胜达公司、象屿公司、和顺达公司、明耀公司已为合作开发公寓项目分别签订了协议书、项目转让协议、项目转让补充协议、11l9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闽民终字第710号判决书第l0页第三段载明“南中某提供7000万元的借款及为40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是各方约定的合作条件”。显然，向银行融资借款以及出具担保，系被上诉人取得合作项目权益的对价。根据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合同当事人应实际、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就被上诉人而言，在其“取得了以l2475．75万元才能取得的明耀公司50％的股权”后，出借7000万元的义务不仅仅限于“出借”，而应依照合作约定保证融资款的使用期间和旧贷担保款的给付，从而确保合作平台“明耀公司”平稳运营；同时，作为明耀公司最大的股东，被上诉人应承担股东义务和责任，对合作合同约定的“转让项目”抑或“自行开发”经营方式有积极作为。而不是拒绝履行旧贷担保义务、挑动银行对合作平台提起诉讼，更不是擅自转让合作公司7000万元债权，破坏合作平台基础，对合作者诬告陷害、滥用诉讼。成达公司、胜达公司以l00万元向被上诉人出让“l2475．75万元才能取得的明耀公司50％的股权”，其对价何在从“1119协议”可以知晓，若朗香公寓“项目转让”，对价在于4000万元旧贷能在合作项目成本中冲销并取得一定的收益；若项目“自行开发”，对价就是可能实现的、远远大于12475．75万元的预期收益。而成达公司、胜达公司的合作义务，为确保被上诉人取得明耀公司50％的股权，协助被上诉人取得金融机构的融资，协助大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就是基于上述合同目的和认识，根据“ll19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签署了“1130合同书”。“ll30合同书”表明，在南中某实际、全面履行合作义务下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所应承担的责任（即第一条的担保责任和第二条的反担保责任）。在合同一方当事人严重违约、拒不履行合作义务导致己方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还有可能承担所谓的“反担保”责任吗上诉人庄明耀不是旧欠贷款的主债务人。庄明耀签署上述协议书，仅仅表明了庄明耀为履行“1119协议”，在南中某全面履行合作义务下自己承诺所应承担的责任。倘若没有“1119协议”，没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基础，庄明耀又何须在“1130合同书”以及上述借款协议书上进行签署很显然，“1130合同书”与“1119协议”不可分割。
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合作经营关系不影响南中某担保追偿权的实现”是错误的。1、从合作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的角度，南中某无权径直行使担保追偿权。被上诉人向银行融资、担保，既为金融机构的特别约定条件，亦系南中某参与合作经营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权利义务相适应原则，倘若径直追索担保款，被上诉人在合作合同的义务和风险将不复存在，合作合同的平等性、公平性亦不复存在。2、从偿债款项渠道上，合作经营与担保款偿还息息相关。“ll19协议”以及后来签署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明确约定，清偿历史不良贷款本息4000万元的还款资金来源于合作项目的“开发经营收入或转让收入或其他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l990年联营合同有关否定“保底条款”之司法解释，被上诉人应当对合作项目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故担保与合作经营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合作经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双方合作合同尚未终止抑或解除，被上诉人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3、合作经营方式的选择与担保款承担密不可分。“lll9协议”在经营方式上约定了直接转让和自行经营两种方式，“直接转让”则担保款列入共同成本；“自行经营”则担保款由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在包干成本中包干。诚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第19页指出“明耀公司能否最终开发公寓项目，南中某在明耀公司所占50％的股权价值能否实现，南中某对所签订合同承担的偿还借款及为成达公司等关联公司2000万元不良贷款承担连带责任所存在的风险，均应当预见并有权决定是否签订讼争协议”。为此，南中某对款项的归还应当有风险上的预估和自行筹资返还的预案。4、被上诉人在合作经营的违约行为和担保款偿还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由于南中某和凯必特公司恶意串通、违反明耀公司的公章管理规定，未经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同意，擅自利用管理公章之便收回7000万合作款项，私自放弃A5地块项目开发权及其他权益，直接导致北京A5地块项目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履行不能。被上诉人在合作经营的违约行为和担保款偿还确实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倘若将担保与合作法律关系人为割裂，将导致被上诉人在合作合同义务、责任的错位和分离，造成基础法律关系的混乱。
三、原审判决曲解上述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原审判决错误引用该判决书中“公寓项目合作开发与借款是两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南中某的诉讼请求，围绕南中某与厦门市鹭岛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并无不妥”，原审判决的引用是偷换概念，应当得到二审法院的纠
正。该判决的上述认定是基于被上诉人与鹭岛农信社建立的借款合同关系而作出的。鹭岛农信社不是“1119协议”的主体，而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是合作合同纠纷。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全面履行合作合同义务，就应当承担违约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本案的担保构成合作经营法律关系义务内容，南中某担保追偿权的实现应当以合作经营关系的清结作为前提条件。
四、上诉人庄明耀不是旧贷款的主债务人，原审判决认定庄明耀为涉案2000万元旧贷的主债务人有悖案件基本事实。被上诉人担保所涉及8笔主债务庄明耀均不是主债务人，债权人厦门农联社的一系列诉讼法律文书亦没有将庄明耀列为主债务人或者“加入”主债务人。反担保的责任源于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案件中庄明耀不是主债务人，原审判决认定庄明耀承担反担保责任成了无本之木，不能成立。
五、本案审理须以（2013）闽民初第53号合作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中止审理本案。
综上，三位上诉人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南中某二审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南中某根据《担保法》规定的担保追偿权要求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支付代为偿还的款项，具有完整的证据链支持，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无论是根据“1129协议”作为结欠厦门农联社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000万元的主债务人，还是根据“ll30合同书”作为南中某承担保证责任的反担保人，均具有还款义务。二、上诉人将本案担保追偿权的法律关系与其所谓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关系二者混为一谈的论述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合作经营关系不影响南中某担保追偿权实现”是正确的。首先，“1129协议”、“ll30合同书”与“ll19协议”均是分别独立存在的协议，而非主从合同的关系。根据“1129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又根据“ll30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明耀公司与甲方于2005年11月19日签订了《合同书》（以下简称主合同）……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本担保合同均有效。”这些约定充分表明，各方当事人就借款担保及反担保事宜达成的协议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协议，其不以“1119协议”的存在为前提，亦不受“1119协议”履行情况的制约。其次，南中某依据“l129协议”的约定，在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及其关联企业未能向厦门农联社按期还款的前提下，代为偿还了第一笔款项200万元，后南中某第一次行使担保追偿权向厦门中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偿还这200万元及利息等，经过审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此作出了民事判决，认定：“本案的担保追偿法律关系独立于各方之间的合作经营法律关系，南中某担保追偿权的实现不以合作经营关系的清结为条件”，支持了南中某的诉讼请求，现该一二审判决已生效。由于本案是针对“ll29协议”履行中所发生的同一事实的不同阶段，前述生效判决是本案南中某第二次行使担保追偿权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法院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直接予以采信。三、在“1129协议”和“1130合同书”中，庄明耀均是作为乙方成员出现。因此，庄明耀作为本案诉争借款主债务人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原审法院认定完全正确。四、本案不应中止审理。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在本案一审中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据，原审法院对此专门组织庭审，双方当事人均发表了充分的辩论意见，原审法院对中止审理申请已作出处理，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没有理由在二审中再次提出该申请，二审法院对此理应不予支持。综上，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三位上诉人新提交一份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作为证据，拟证明融资和担保系被上诉人的合作义务，被上诉人应当预见其在合作协议重大违约将直接影响追偿权实现的风险，担保追偿权的实现应当以合作经营纠纷案件的审结为前提。三位上诉人并据此向本院书面申请中止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南中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该份民事裁定书系针对双方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权问题而作出，不涉及实体问题的审理，与本案的担保追偿权纠纷无直接关联性，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其据此再次提出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亦不予准许。
三位上诉人针对原审查明的事实，认为对“1119协议”的查明遗漏了双方交锋的观点，对协议确定的两种经营方式也没有查明。
本院另查明：“1119协议”还约定：……，第二条各方对合作开发北京“朗香公寓”项目达成如下协议：一、明耀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明耀公司注册资本为3750万元，但对外担保高达12800万元，且利息未计，担保的主债务人已无清偿能力，明耀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且无资金开发“朗香公寓”项目。而丁方负责促使其最大股东南中某给予明耀公司7000万元的借款支持以便明耀公司缴交第一期地价款及配套费以办理该项目土地使用权证启动该项目，并负责促使南中某为乙方所欠厦门市鹭岛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的贷款各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协议签订的同时乙方将其所持有的明耀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丁方。其中胜达公司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拥有的15%的股权、成达公司以7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拥有的35%的股权给丁方。二、明耀公司所需第一期地价款资金筹集的约定：在乙方将其所持有的明耀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丁方并办理完成全部相关工商登记手续且明耀公司与南中某签订借款合同后，南中某将7000万元借给明耀公司。同时，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同意为南中某该借款及利息提供担保，并为南中某对乙方所欠旧贷所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另行签订合同。三、北京“朗香公寓”项目转让所得及开发利润分配的约定：（一）在缴交完上述第一期地价款及配套费后，若乙方、丁方一致同意将北京“朗香公寓”项目直接转让，则该项目转让所得在依次偿还南中某的借款7000万元及银行贷款利息、给北京中融公司各类款项6000万元、南中某担保的乙方所欠银行旧贷4000万元后，剩余转让所得款项按乙方占60%、丁方占40%的比例分配。（二）在缴交完上述第一期地价款及配套费后，若乙方、丁方决定进行项目的开发，……该项目销售或项目其他收入或其他资金来源的使用，应优先依次偿还上述款项。上述款项均计入乙方包干的土地取得成本内，由乙方单独承担。等等。
2005年11月19日，明耀公司与南中某签订《合同书》，约定明耀公司向南中某借款7000万元，用以缴交北京“朗香公寓”项目的第一期地价款、配套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特别约定，该7000万元系南中某向银行贷款取得，所需支付的利息由明耀公司承担。只要明耀公司有项目转让收入、销售收入或其他资金来源，应立即偿还上述7000万元借款及其银行贷款利息，但明耀公司最迟不超过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内还清。
2005年11月21日，胜达公司、成达公司与凯必特公司签订一份《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约定》，在“1119协议”签订的基础上，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出让方和受让方均同意：胜达公司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拥有的15%的股权、成达公司以70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拥有的35%的股权给凯必特公司。该协议由签约三方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
本院认为，本案是担保追偿权纠纷，因庄明耀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应参照涉外案件适用集中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各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时均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本案准据法，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讼争各方之间的合作经营关系是否影响南中某担保追偿权的实现。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根据各方在“1119协议”中的约定，各方对合作开发建设北京“朗香公寓”项目已达成一致，胜达公司、成达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明耀公司50%的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至南中某名下后，南中某向明耀公司提供借款7000万元及为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所欠鹭岛农信社、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各2000万元的不良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从上述约定来看，南中某提供7000万元的借款及为4000万元的银行旧贷提供担保是其应承担的合作义务，但并非约定该7000万元借款和4000万元担保债务的承担应转化为南中某的投资款进入明耀公司。至于这种合作条件是否公平合理，应结合当时的背景综合考虑。根据“1119协议”的记载，明耀公司对外担保高达12800万元，且利息未计，担保的主债务人（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已无清偿能力，目前资金周转困难且无资金开发“朗香公寓”项目。因此，南中某在此背景下为明耀公司提供7000万元的借款及为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4000万元的银行旧贷提供担保，客观上解决了明耀公司、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当时的资金困境和压力，南中某因此以100万元的价格取得明耀公司50%的股权并在“1119协议”中约定享有合作权益，是合作各方充分协商、利益平衡的结果，体现了各方当时的真实意思，并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这在双方于2005年11月21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价格的约定》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二、“1119协议”还约定：“明耀公司与南中某签订借款合同后，南中某将7000万元借给明耀公司。同时，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同意为南中某该借款及利息提供担保，并为南中某对乙方所欠旧贷所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另行签订合同。”根据上述约定，南中某与借款人明耀公司于2005年11月19日签订了7000万元的借款《合同书》，并针对该7000万元借款和4000万元担保与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签订了“1130合同书”，约定由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为该70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明确表示“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上述担保条款均有效”，应视为各方就借款及担保事项达成了独立的协议。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为南中某所做出的反担保行为进一步体现了各方签约之时将“借款、担保的法律关系独立于合作关系”的意思表示。
三、“1119协议”中关于北京“朗香公寓”项目约定了“项目转让”与“项目自行开发”两种不同情况的收益分配方式，从约定内容可以看出，不论采取哪一种经营方式，签约各方均同意：项目销售或项目其他收入或其他资金来源应优先归还向南中某的7000万元借款及由南中某担保的4000万元银行旧贷债务。这表明，南中某对其所提供的借款及担保的资金安全十分重视，为确保南中某的借款能及时得到偿还，不仅要求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等提供担保及反担保，还要求双方合作的项目一旦有资金收入应优先归还上述款项。南中某这一立场也得到了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等合同相对方的同意并在“1119协议”中作出上述约定。并且，在“项目自行开发”的情况下，上述款项（包括向南中某的7000万元借款及由南中某担保的4000万元银行旧贷债务）均计入乙方（胜达公司、成达公司）包干的土地取得成本内，由乙方单独承担。上述约定进一步表明南中某所提供的借款及担保并未归入合作项目的投资款，在合作不成的情况下，南中某有权按法律规定追偿代为履行的担保款项。
另外，庄明耀原来虽不是鹭岛农信社旧有不良贷款的借款人，但从“1129协议”、“1130合同书”的签订主体及内容来看，庄明耀与成达公司、胜达公司等旧贷债务人共同作为乙方对所结欠历史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000万元的还款作出无条件承诺；在“1130合同书”中成达公司、胜达公司、庄明耀亦明确2000万元借款系三方及其关联企业对鹭岛农信社的借款，并自愿共同为南中某所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由此可见，本案当事人及出借方鹭岛农信社系以协议方式确定庄明耀加入主债务人，原审认定庄明耀系讼争历史不良贷款2000万元借款的主债务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1129协议”和“1130合同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应确认有效。南中某在主债务人未能按期还款的前提下，代为向债权人偿还了1200万元的债务，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债务人追偿。本案担保追偿权纠纷与“1119协议”所涉及的合作经营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南中某担保追偿权的实现不以合作经营关系的清结为条件。上诉人关于“本案处理应以双方的合作经营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981元，由上诉人厦门胜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厦门市成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庄明耀共同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国雄
审 判 员 陈少苓
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刘定鹏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