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绮霞，女，195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黄钊，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方，男，1931年4月8日出生，美国公民，住。
委托代理人：邓铭辉，广东民生康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绮霞因与被上诉人刘振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基立下道31号402房（以下简称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原为刘振方。2006年6月27日，刘振方和程永珍共同出具一份《委托书》（经公证处公证），主要内容：委托人为刘振方和程永珍；受托人为李福铨；刘振方是涉案房屋的产权人，该房屋属刘振方与程永珍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委托李福铨作为合法代理人，代理执行和处理以下事项：出售上述房屋，办理上述房屋买卖的一切交易过户事项，收取售房款；缴纳上述房屋有关的税款和支付一切必要的费用；受委托人无转委托权；受委托人在执行和处理上述事项的过程中，依法签署的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此委托书有效期为一年；等。刘振方在办完上述公证手续后，将涉案房屋的钥匙及产权证原件等资料交给李福铨。李福铨（已于2010年9月19日死亡）是李厚保与配偶林冬桂（已于2003年8月4日死亡）的婚生儿子。李福铨与邵绮霞是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了女儿李嘉莉，没有收养或生育其他子女。2006年8月14日，李福铨代刘振方（甲方、卖方）与邵绮霞（乙方、买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经房管部门备案），约定甲方涉案房屋出售给乙方，交易价格为130000元；乙方按一次性付款方式按期付款；甲方应当在2006年9月1日前，将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房地产交付给乙方占有使用；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当天内，甲、乙双方共同向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交易登记手续；房地产交易的税费按照国家及广州市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交缴；等。房管部门于2006年9月7日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至邵绮霞名下。另查，李福铨死亡后，其父亲李厚保曾因继承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邵绮霞（即本案邵绮霞）、李嘉莉，要求判决海珠区晓园新45号401房、海珠区前进路基立下道31号402房（即涉案房屋）的两套房屋及属于被继承人的证券资产部分由李厚保、邵绮霞、李嘉莉共同继承。在该案诉讼中，邵绮霞表示涉案房屋是其与被继承人李福铨婚后取得，但并非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陈祺；陈祺是其与李福铨多年的好友，早年移居美国从事生意，2006年6月陈祺想买下其岳父刘振方名下的涉案房屋，为了方便办理房屋交易过户手续及管理房屋，陈祺提出借用其名义购买，而李福铨作为刘振方的售房代理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全部房款由陈祺直接向刘振方支付，日后由其和李福铨帮忙管理；上述事实，李福铨生前告知李厚保及李福铨的兄弟姐妹，并在去世前多次叮嘱其将房屋交回陈祺，因此该房屋不能用以继承。李嘉莉同意由邵绮霞无偿承顶其依法应继承的房屋产权份额。原审法院审理该案后认为，邵绮霞主张涉案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为陈祺，但因无法充分举证证明，故原审法院对邵绮霞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登记在邵绮霞名下的涉案房屋属于邵绮霞和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上述房屋中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2010年12月13日，原审法院对该案作出（2010）海民一初字2017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一、登记在邵绮霞名下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晓园新45号401房及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基立下道31号402房的两间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李福铨遗产的1／2产权份额由邵绮霞继承，上述两间房屋的产权全部归邵绮霞所有；二、邵绮霞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房屋补偿款144474元给李厚保；三、登记在邵绮霞名下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江南大道证券营业部的资金账号为23×××90的证券资产归邵绮霞所有，邵绮霞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支付证券补偿款18778.63元给李厚保。该判决书已于2010年12月31日生效。
在本案诉讼期间，刘振方表示其在《委托书》的有效期届满后没有重新委托李福铨办理涉案房屋的有关事项，也没有向李福铨收回涉案房屋的有关资料。邵绮霞对此予以确认。
另外，邵绮霞表示，据李福铨称，当时李福铨与陈祺是有生意往来，故其在与李福铨签订买卖合同后，由李福铨以货款的形式将美金2万元在香港支付给刘振方的女婿陈祺；由于其并不清楚李福铨做生意的情况，故对李福铨如何付款给陈祺也不清楚；由于李福铨已死亡，其在李福铨的遗物中也无法找到相关的材料，现在对于付款的事实无法提供书面证据证实；李福铨一直有以电话方式与刘振方进行沟通，并告知刘振方要将涉案房屋以13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其，刘振方是表示同意的；实际上刘振方当时是想以150000元的价格出售涉案房屋给他人的，但由于李福铨一直为刘振方夫妇代办领取有关退休款项的事宜，在其与李福铨到房管部门办理交易手续前，才知道涉案房屋还需补交地价及公摊面积款项后才可以交易，该费用也由其负担，刘振方了解该情况后认为其购买涉案房屋仍需负担一些费用，故最后决定以130000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其；涉案房屋出售给其后至今一直由其出租。刘振方则表示，其确认陈祺是其女婿，但不确认邵绮霞陈述的付款情况，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并不知道李福铨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邵绮霞，而且其也没有收到邵绮霞或李福铨或陈祺支付的购房款；李福铨与其女婿陈祺是朋友关系，而且有生意往来，故其才委托李福铨代为出售涉案房屋，但不确认邵绮霞陈述的情况；其直至李福铨死亡后，在李福铨家人提起遗产诉讼后才怀疑李福铨已将涉案房屋出售，后来其于2013年4月18日左右回国后经查询才得知李福铨于2006年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邵绮霞，但李福铨在出售房屋前后均未告知其，其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购房的款项；其不清楚邵绮霞有无出租涉案房屋。
刘振方于2013年4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起诉要求判令：1、邵绮霞与其代理人李福铨于2006年8月1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邵绮霞返还海珠区前进路基立下道31号402房屋；3、邵绮霞赔偿刘振方损失10万元【包括从2007年6月28日起计至2013年6月17日的租金损失（每月按700元的标准计算）、刘振方本人往返美国到中国的交通费24000元（往返3次×8000元／次）以及因本案而产生的公证费用350元，总额以10万元为限】；4、本案诉讼费由邵绮霞承担。刘振方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于2013年4月25日出具的两张发票，其中载明：收到刘振方支付的公证费190元、副本费60元、代译件译费70元；等。拟证明刘振方在办理本案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公证费用。2、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于2013年4月24日出具的《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其中载明：收到刘振方支付的证明费（出具房地产基本状况、所有权登记情况说明）40元；等。拟证明刘振方因提起本案诉讼而到房管部门查询涉案房屋产权情况所支出的费用。3、广州市特种证件制作中心出具的金额为20元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拟证明刘振方因提起本案诉讼而到相关部门查询邵绮霞身份情况而产生的费用。4、查册时间为2013年4月24日的涉案房屋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拟证明涉案房屋现在登记在邵绮霞名下。邵绮霞对刘振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表示由法院认定这些费用是否应由其负担；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邵绮霞就其抗辩主张也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市海珠区房地产交易登记所（以下简称为海珠房产交登所）于2006年9月4日出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其中载明：顾客名称为邵绮霞；经营项目为销售不动产；收费说明为涉案房屋；金额为130000元；收款单位为刘振方；等。2、税务部门于2006年9月4日出具的《契税完税证》，其中载明：纳税人为邵绮霞；房地产位置为涉案房屋；税目为房屋契税；计税金额为130000元；实纳金额为1950元；等。3、海珠房产交登所于2006年9月4日出具的《广东省行政事业行收费统一票据》，其中载明：缴款人为邵绮霞；项目名称为房地产权初始登记费；金额为50元；等。4、海珠房产交登所于2006年9月4日出具的《税收通用完税证》，其中载明：纳税人为邵绮霞；税种为印花税；品目名称为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实缴金额为65元；等。5、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于2006年9月4日出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其中载明：顾客名称为邵绮霞；经营项目为其他服务业；收费说明为房地产交易手续费；金额为169元；等。证据1-5拟证明邵绮霞向刘振方购买涉案房屋后已支付了购房款、缴纳了契税、印花税、交易手续费等，并取得房屋交易中心的相关票据，完成了房地产交易手续。6、海珠房产交登所于2006年8月29日出具的《市国土房管局土地出让金收款通知》，其中载明：项目为交易补地价；付款单位为刘振方；地址为涉案房屋；总金额为1300元；等。7、加盖了“广州市土地出让金征收专用章”的《广东省政府性基金（资金）通用票据》，其中载明：缴款单位为刘振方；日期为2006年9月4日；项目名称为土地出证金；金额为1300元；等。8、《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其中载明：日期为2006年9月4日；交款单位为刘振方；收款单位为广州市海珠区房管局；款项来源为分摊面积；金额为1255元；等。9、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于2006年9月4日出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其中载明：顾客名称为刘振方；经营项目为其他服务业；收费说明为房地产交易手续费；金额为169元；等。10、海珠房产交登所于2006年9月4日出具的《税收通用完税证》，其中载明：纳税人为刘振方；税种为印花税；品目名称为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实缴金额为65元；等。证据6-10拟证明刘振方因未缴纳涉案房屋的土地出让金及房屋分摊面积款，要求邵绮霞承担这些费用和交易过户中买方应承担的税项，故上述费用全部由邵绮霞支付。11、户名为邵绮霞的交通银行存折，其中载明：2010年12月30日分四次转出款项共计16×××18.63元；等。12、李厚保于2010年12月30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为：收到邵绮霞从交行广海支行转入我交行账号16×××18.63元，此款是（2010）海民一初字2017号判决书执行款，是李福铨在本案中的遗产。拟证明邵绮霞已于2010年12月30日将前述判决书中关于涉案房屋六份之一份额的房款支付给了家公李厚保。刘振方对邵绮霞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10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涉案房屋的过户过程是实际发生的，但是不合法的，这些证据证明邵绮霞及其丈夫合谋对涉案房屋进行非法买卖，根据刘振方出具给李福铨的委托书内容，李福铨是不可以将房屋出售给其妻子的；根据李福铨与邵绮霞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涉案房屋过户的有关税费是各付各税的，该费用其实就是李福铨夫妇之间相互承担的费用，很显然这是一宗非法买卖；对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清楚，认为刘振方不知道邵绮霞有无将该款项转给李厚保；证据12是案外人李厚保出具的，邵绮霞也没有申请李厚保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
在本案审理期间，刘振方表示，关于邵绮霞表示涉案房屋由其他人在实际使用的问题，因邵绮霞并没有提供相应的租赁合同予以证明，故其对此不予确认；另外，其认为涉案房屋的权属是属其所有的，故实际使用人的权益根本没有合法的来源，如果确实存在邵绮霞将涉案房屋出租给他人的事实，其将待本案纠纷解决后再另行处理，其在本案中不要求追加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参加诉讼并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刘振方与其妻子程永珍共同于2006年6月27日向邵绮霞的丈夫李福铨出具《委托书》，委托李福铨出售涉案房屋、办理涉案房屋买卖的一切交易过户事项并收取售房款，委托书有效期为一年。李福铨代刘振方于2006年8月14日与邵绮霞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刘振方以130000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邵绮霞。邵绮霞表示李福铨已将上述情况告知刘振方并已将购房款130000元支付给刘振方的女婿陈祺，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刘振方对此又不予确认，故邵绮霞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审法院对邵绮霞的上述事实主张不予采信。李福铨与邵绮霞是夫妻关系，但邵绮霞却在未有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购房款给刘振方的情况下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产权，并对该房屋进行使用、收益，由此可证明李福铨和邵绮霞是恶意串通签订上述《房地产买卖合同》的，邵绮霞的行为已损害了刘振方的利益。鉴此，刘振方要求确认上述《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即使刘振方在《委托书》的有效期届满后没有收回存放在李福铨处的关于涉案房屋的产权证等资料及没有收回房屋自用，也不能推定刘振方知悉并同意李福铨代其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邵绮霞及邵绮霞无需支付购房款。故邵绮霞以此为由认为刘振方知道并同意李福铨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其、其与李福铨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以及上述《房地产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所作抗辩，显然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邵绮霞因继承涉案房屋而向案外人支付的房屋补偿款问题，本案对此不予调处，邵绮霞可另循其他途径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涉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而邵绮霞已实际接收了房屋使用，故刘振方要求邵绮霞交还涉案房屋并赔偿租金损失的请求，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搬迁时，邵绮霞不得拆除屋内的固定镶嵌物。刘振方在本案中不要求追加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参加诉讼并承担责任，是其处分自己权利的表示，原审法院对此应予准许。由于邵绮霞是2006年9月7日才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的，故对刘振方要求邵绮霞赔偿涉案房屋从2006年9月7日起至2013年6月17日止的租金损失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租金应按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定的私房住宅租金参考价计算，并以刘振方主张的金额为限。刘振方要求邵绮霞赔偿2006年9月7日之前的租金损失，依据不足，故原审法院对刘振方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刘振方要求邵绮霞赔偿其往返美国到中国的交通费24000元及因本案而产生的公证费用350元的诉请，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1月2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李福铨以刘振方名义与邵绮霞于2006年8月14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二、邵绮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基立下道31号402房腾空并交还给刘振方；搬迁时，邵绮霞不得拆除屋内的固定镶嵌物；三、邵绮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上述房屋的租金损失（从2006年9月7日起至2013年6月17日止，按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定的私房住宅租金参考价计算，并以刘振方主张的每月700元为限）给刘振方；四、驳回刘振方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刘振方负担996元，邵绮霞负担1404元。上述受理费已经由刘振方预交，刘振方同意由邵绮霞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给刘振方。
上诉人邵绮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判项；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一、在本案有众多疑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刘振方及其妻子程永珍在2006年6月份至本案一审诉讼前是否有回国的关键证据出入境记录等没有核查清楚就草率断案。由于被上诉人刘振方在一审的起诉状中声称，自从2006年6月份其与妻子程永珍办理了公证委托李福铨出售其名下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基立下道街31号402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后直至2013年4月份期间，李福铨一直没有告知他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情况，经询问李福铨其亦声称涉案房屋没有卖出，直到2013年4月份被上诉人刘振方经多方打听才得知李福铨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了上诉人邵绮霞。但据邵绮霞回忆，被上诉人刘振方或其妻子程永珍在2006年6月份公证委托李福铨出售涉案房屋后，曾几次回国并到广州等地游玩探亲。回国期间，李福铨还负责接待过他们，并安排他们居住在离涉案房屋很近的李福铨分配的一套公房即广州市海珠区龙凤街昌盛东街3号701房中。如果邵绮霞所说属实，被上诉人或其妻子回国期间，如果他们当时认为自己的房子还未出售，不可能不到涉案房屋中去看一看，不可能不向李福铨提出取回涉案房屋房产证原件等材料的要求，更不可能不知道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况。为了证实2006年6月份以后至本案一审诉讼前，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到底有没有回过广州，在一审的庭审前，上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刘振方及其妻子程永珍从2006年6月份至本案诉讼前的出入境记录，一审法院在开庭时责令被上诉人提交2006年6月份之后的出入境记录，但被上诉人所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出入境记录仅有被上诉人刘振方的，没有刘振方妻子程永珍的，而且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出入境记录有明显缺失，上诉人质证该出入境记录时看到当中只有第2、3页，第6、7、8、9页和第11、13、19页，其他页码缺失，而且没有原件进行核对；其次，由于涉案房屋是被上诉人刘振方和其妻子程永珍共同所有的，程永珍也曾在委托李福铨出售涉案房屋的公证委托书上签过名，所以当时上诉人要求一审法院调取的是被上诉人刘振方和其妻子程永珍的出入境记录，而不仅仅是刘振方一人的出入境记录。但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交页码缺失的出入境记录后，没有前往调取被上诉人刘振方和其妻子程永珍的出入境记录，而是以被上诉人不能提交购房款凭证为由做出判决，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为什么不向法院提交完整的出入境记录，为什么不提交程永珍的出入境记录等等均有重大的疑问，关于这些细节问题，与被上诉人刘振方所声称的其一直不知道涉案房屋已经出售这一讲法的真伪存在重大关联，一审法院没有一一查明。试想，如果李福铨从未向被上诉人刘振方支付过购房款的，李福铨主观上和上诉人邵绮霞是串通合谋欺骗刘振方的，此事总有被刘振方识破的那一天，按常理李福铨在利用代理权将涉案房屋从刘振方过户到上诉人邵绮霞后就应当尽快出售套现，而不会从2006年9月份一直持有涉案房屋到2013年4月份长达七年之久，还等着刘振方来法院状告他们，这与恶意串通的常理完全不相符。而且在刘振方提起本案诉讼前数月，刘振方也曾找人打过电话来威胁邵绮霞，如果邵绮霞心虚，当时早就可以将涉案房屋抛售走人，上诉人邵绮霞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就是因为她坚信陈祺是李福铨生前最好的朋友，陈祺不会替他的岳父收了购房款后又翻脸不认人的；其次，如果一审法院查证被上诉人刘振方或其妻子程永珍在办理公证委托李福铨出售涉案房屋后，又曾回过国内的，其必然知晓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的情况。如果当时李福铨没有向他们支付过购房款的，他们为什么不在知晓涉案房屋已出售的情况后，立即提起诉讼，而要等到知情人李福铨死了以后才来起诉呢这一切均是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收到李福铨的购房款后并没有写回收据给李福铨，但李福铨是知情人，只有等到死无对证了，他们才能来做这件事。如果在这个案子当中，李福铨当年多一个心眼，不那么相信朋友陈祺，催促刘振方写下收到购房款的收据，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诉讼，所以一审法院仅凭邵绮霞没有能够提供购房款收据来认定是李福铨和上诉人邵绮霞恶意串通损害刘振方利益，未免太过草率。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邵绮霞与李福铨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刘振方利益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刘振方及其妻子程永珍授权给李福铨出售涉案房屋的公证《委托书》明确写明，李福铨代理权限为代为出售涉案房屋、办理房屋买卖的一切交易过户手续，收取售房款；缴纳涉案房屋有关的税款和支付一切必要的费用。并特别注明受托入在执行和处理上述事项的过程中，依法签署的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该《委托书》中并没有禁止涉案房屋只能出售给谁，不能出售给谁，也就是说并没有限制李福铨不能将涉案房屋卖给自己的妻子。既然如此，李福铨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上诉人邵绮霞又有何不可一审法院凭什么就可以认定李福铨和邵绮霞是恶意串通的呢虽然在李福铨的父亲李厚保因继承李福铨的遗产起诉邵绮霞和李福铨之女李嘉莉一案中，邵绮霞自己陈述涉案房屋是李福铨代刘振方的女婿陈祺持有，不是李福铨的遗产，这都是因为李福铨生前已陆续给付其父亲李厚保大量财物，而李福铨死后，邵绮霞年纪也大了，她没有能力继续李福铨的生意，邵绮霞带着女儿李嘉莉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故不想再让李厚保分割李福铨的遗产才说涉案房屋是李福铨代刘振方的女婿陈祺持有。而事实上，邵绮霞的这一说法在本案的一审庭审当中也并未得到被上诉人刘振方的认可。刘振方并不认同涉案房屋是李福铨代其女婿陈祺持有的。所以说一审法院不应据此得出李福铨和邵绮霞是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刘振方利益的结论。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邵绮霞在李福铨死后无法找到当年李福铨向刘振方的女婿陈祺支付购房款的凭证并向法院提交，法院最多也只是认定邵绮霞未向被上诉人刘振方支付购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而不应主观的认定李福铨和邵绮霞是恶意串通损害刘振方的利益。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疑点重重，一审法院未详加查明可疑之处即做出了由李福铨代被上诉人刘振方与邵绮霞于2006年8月份所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邵绮霞返还涉案房屋给刘振方的判决，且该判决认定李福铨与邵绮霞是恶意串通损害刘振方利益的依据不足。由于该案件的判决结果影响到邵绮霞及其女儿李嘉莉的重大切身利益，请二审法院务必对案件的疑点加以查明，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还上诉人一个公道。
被上诉人刘振方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判决没有完全按照我方诉求的数额作出判决，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到事实以及理由，原审判决已经予以明确回复，因此其上诉人诉求事实以及理由没有依据。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购买房屋是否真实有效。上诉人在本案主张其与丈夫李福铨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真实的，在前案中又表述是虚假的。从房屋买卖合同一般是买受人与卖房人之间的房屋价值的交换特征来分析，上诉人所称夫妻之间购买房屋并不符合房屋买卖的特征，难以认定其交易的真实性。且上诉人的主张自我矛盾，原审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房屋委托出售后行为的不合理之处，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上诉人邵绮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涛
审判员 郭东升
审判员 陈珊彬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阮志雄
黄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