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崇民一（民）初字第6832号
原告杨伯生。
委托代理人张白云，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胜飞。
委托代理人杨陈，上海聚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伯生诉被告宋胜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周健独任审判，于2014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白云，被告宋胜飞及其委托代理人杨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87年经崇明县有关部门批准，原告在崇明县新村乡江口良种场东侧自行筹资围垦滩涂400亩、开挖鱼塘230亩。因资金有限及妻子身体问题，1991年5月11日经崇明县新村乡法律服务所订立《鱼塘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宋胜飞承包上述鱼塘中其中的一口塘，水面积占地45亩，承包期限1991年3月至1996年3月，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将鱼塘交付。合同届满，原告因外出治病、疗养等多种原因，上述鱼塘继续由被告使用至今，其仅每年向崇明县绿华堤防站交付管理费。2013年6月，市有关部门征收上述鱼塘，原告即向被告交涉，被告认为其与绿华堤防站订立了管理协议，原告无权主张。故诉请要求判令由原告享受位于崇明县新村乡外圩江口良种场东侧的鱼塘及周边土地合计58.42亩的补贴款人民币701，04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即（补偿金1，274，600元＋奖励254，920元）÷127.46亩×58.42亩，给付电力设施补偿款200，000元（该款现在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宋胜飞辩称，1995年10月左右被告以73，000元价款买受了原告所述的鱼塘，自此由被告与绿华堤防站签订、支付包括滩涂的使用费和合同。1999年因滩涂收归集体改由新村乡政府统一发包，从1995年至今近20年时间由被告与新村乡签订合同，原告自始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电力设施也都是本被告在受让鱼塘后投资的。从补偿协议书上可以看出新村乡政府需收回被告承包的土地，合同相对人也是本被告；而原告自己也有与新村水产养殖场签订补偿合同。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1987年8月22日崇明县水利局关于杨伯生申请圈围滩涂的复函复印件一份；
2、1988年1月20日政策研究第一期复印件一份；
3、1991年5月11日鱼塘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
4、2014年3月22日协议书复印件一份；
5、新村乡市级土地综合治理项目腾地（承包户）补偿结算明细表（2014年3月）（新洲村11户）；
6、新海农场证明一份；
7、2013年8月7日原、被告谈话录音资料一份。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2、3、4、5之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1仅是申请的复函，证据2也只是简报性质，不能证明原告实际开挖围垦的事实；证据3第4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承包费应于1992年2月底结清，并就此作出了第12条第二项违约责任的约定，且第11条约定养鱼特种税、滩涂费由原告承担，1995年经协议该合同已终止并转让给被告，实际税费等后来也是由被告一直支付；认为证据4、5针对的是被告；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农场已不存在，现在为长江总公司及光明集团，不存在所谓的新海农场，且该份证据针对的是1998年发生的事情，距今年代久远，人员调动较大，故不能证明该所有权为原告所有，对证据7认为原告均为假设语气，被告也没有明确表态，故无任何证明力。
被告宋胜飞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1996年10月13日上海市行政事业单位统一收据、1997年1月1日关于滩涂使用补偿费的协议；
2、1995年（见）字第37号见证书及滩涂转包协议；
3、1998-27县府专题会议纪要和1999年10月30日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4、2014年4月23日向黄锡忠、王斌调查笔录；
5、2013年8月5日录音资料及光盘；
6、1999年1月6日《关于成立崇明县新村乡水产养殖场的通知》文件一份；
7、2014年4月21日崇明县界西水产养殖场和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
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认为其中收据证明了系代为原告缴费，认为证据2中四至的确定仅仅是为了方便，认为证据3仅是明确围垦土地收归集体，未明确围垦定义及对象，新村水产养殖场不具有合法资质，故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认为证据4证人应到庭作证，且王斌的证词与被告有利益关联，故不具证明力，认为证据5的谈话内容混乱，不足以证明被告受让原告的鱼塘，且1995年70，000多元是笔巨款，被告应当提供收据或转让协议证明支付给原告的73，000元系鱼塘转让款；认为证据6，新村水产养殖场本身没有工商登记，故该份合同仅能证明签订合同的情况，但不能说明该土地系被告围垦或原始取得。
经审理查明，1983年原告经崇明县水利局许可于崇明县新村乡江口良种场东侧自费圈围滩涂约400亩、开挖鱼塘约230亩进行种植、养殖。1991年5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约定将水面面积45亩的鱼塘发包给被告使用和收益，承包期限为五年（自1991年3月至1996年3月止），每年承包费16，425元，承包费于第二年二月底全部交清，用电设施归原告所有，鱼塘维修费用由被告自己负担，原告承担养鱼特种税、滩涂费，此后双方依约履行。后1997年1月1日被告宋胜飞与绿华堤防管理站签订《关于滩涂使用补偿费的协议3005#》约定，由被告支付当年滩涂使用费。后涉讼土地收归集体，改由新村乡养殖场进行统一管理。1998年10月20日新村水产养殖场与被告宋胜飞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被告宋胜飞承包涉讼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1999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为每年每亩土地承包费80元；八年以后收费标准，参照内圩土地发包增降比例原则确定。2014年3月22日，因新村乡市级土地整治项目的需要，新村水产养殖场需收回涉讼土地，故对被告宋胜飞补偿701，040元。原告认为并未将涉讼滩涂（鱼塘）转让给被告，应由原告享受该补偿款，遂成本讼。
再查明，涉案中的土地性质为国有，用途为农业。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01年6月29日成立，新村乡水产养殖场于1999年1月由崇明县新村乡人民政府设立，行政上隶属于乡人民政府，经济上独立核算，主要职能具体负责新村乡外圩集体土地的管理。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前，系争土地区域（即新村乡外圩）为新村乡水产养殖场管理。2001年6月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新村乡外圩区域的土地使用权后，委托新村乡水产养殖场对该区域进行管理。现新村乡水产养殖场为上海崇明界西水产养殖场的前身。
审理中，原、被告均表示涉讼土地因丈量方法不同得出的面积存在差异，但双方对该块土地实际坐落、范围等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杨伯生与被告宋胜飞是否就系争土地存在转让行为亦或二者之间为无偿使用关系。根据现有证人证词、录音资料等证据综合分析，在原、被告谈话内容中体现了存在转让的事实，从证人证言反应的转让费来看，在当时当地70，000多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与双方转让土地使用权成交时的物价水准、周边行情、交易习惯及当事人的认知程度等诸多方面相符合。且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形评判，原告因家庭原因将滩涂上开挖的鱼塘分块转让其他人的事实相吻合，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当存在转让关系。而且被告宋胜飞此后分别与滩涂管理部门、土地发包单位签订了相关协议，在十几年期间，按市场行情原告可收取的租金收益亦是巨额款项，更何况原告除了实际转让的鱼塘尚有剩余自己经营的鱼塘，但事实上原告在十几年期间对涉案鱼塘并无问津，既不主张权利亦未提出异议，显然有悖于常理。正因为2014年系争土地区域涉及土地腾退，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利益才产生纠纷。因此，可以判断，原、被告对转让圈围土地使用权的意思表示一致且主体合法、内容合法，依法可以确认。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前，新村水产养殖场由新村乡人民政府设立，具有管理系争土地区域的土地承发包事宜，因此被告与相关部门签订的相关协议无论从主体、内容、程序等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杨伯生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6，405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原告杨伯生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周健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江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