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钦行再终字第5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陆秀芳，女，系原申诉人劳臣忠的妻子。
申诉人劳富娟，女，系原申诉人劳臣忠大女儿。
申诉人劳富斌，女，系原申诉人劳臣忠二女儿。
申诉人劳富群，女，系原申诉人劳臣忠小女儿。
申诉人劳运东，男，系原申诉人劳臣忠大儿子。
申诉人劳运春，男，系原申诉人劳臣忠二儿子。
以上六位申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劳运秋，系原申诉人劳臣忠的小儿子。
申诉人劳运秋，男，系原申诉人劳臣忠的小儿子。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苏英权，县长。
委托代理人钟昌岩，男，灵山县人民政府调处办干部。
一审第三人梁健业（曾用名吴祖新），男。
委托代理人邓成华，广西论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劳臣忠与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一审第三人梁健业土地使用权行政确权一案，灵山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6日作出了（2010）灵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劳臣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12月9日作出了（2010）钦行终字第56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劳臣忠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21日作出桂检行抗（2013）8号行政抗诉书，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2013）桂行抗字第14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原申诉人劳臣忠于2013年10月8日病故，本院依法通知其法定继承人陆秀芳、劳富娟、劳富斌、劳富群、劳运东、劳运春、劳运秋作为本案的申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3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谭巧妮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劳富娟、劳富斌、劳富群、劳运春、劳运秋及申诉人陆秀芳和劳运东的委托代理人劳运秋，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钟昌岩，一审第三人梁健业及其委托代理人邓成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争议的宅基地位于周佐房屋与姚志亮房屋之间的空地，面积237．98平方米，是梁健业父辈于解放前购买房屋及果园土地的一部分，有《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纸》为据。该土地自解放后一直以来均由梁健业一家种植果树管理收益，从无人提出异议。1969年，原灵山县灵城镇搬运社在争议土地上搭建了9间瓦房作猪栏，后因厨房建在树底与梁健业发生争议，经协商由搬运社将厨房搬走。1987年劳臣忠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曾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讼争的宅基地使用权确认归其使用，双方因此发生纠纷。2009年10月26日，梁健业向灵山县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将争议的宅基地使用权确认给其使用，灵山县人民政府经派员调查后，作出了灵政处（2010）1号《关于那隆镇灵一村委会长麓村梁健业与灵城镇凤凰街劳臣忠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如下简称处理决定），将争议的宅基地确定给梁健业使用。劳臣忠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的宅基地是梁健业父亲于解放前购买的，土改、合作化、“四固定”至纠纷发生时均由梁健业一家管理使用，灵山县人民政府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灵山县人民政府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的灵政处（2010）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无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行为。劳臣忠诉称争议的宅基地是其祖辈1926年购买的，契证已被洪水冲走，但一直由其管理使用为由主张土地使用权，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起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灵政处（2010）《关于那隆镇灵一村委会长麓村梁健业与灵城镇凤凰街劳臣忠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
一审判决后，原告劳臣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二审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争议的宅基地位于周佐房屋与姚志亮房屋之间的空地，面积237．98平方米，是一审第三人梁健业父辈于解放前购买房屋及果园土地的一部分，有《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纸》为据。该土地自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至纠纷发生时均由一审第三人家种植果树管理收益，被上诉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1969年，灵山县灵城镇搬运社在争议土地上搭建了9间瓦房作猪栏，后因厨房建在树底与一审第三人发生争议，经协商由搬运社将厨房搬走。1987年上诉人虽然申请办理了凤凰街46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但该证并没有包含现争议宅基地在内。争议的宅基地一直来由一审第三人家管理收益，因此，灵山县人民政府将争议的宅基地处理给一审第三人使用是正确的。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本院应予支持。上诉人劳臣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劳臣忠不服二审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钦行终字第56号行政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理由是：
一、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争议地是“第三人梁健业父亲于解放前购买房屋及果园土地的一部分，有《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纸》为据”，是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灵山县人民政府没有证据证明争议地是在第三人梁健业持有的1952年的桂契字第045887号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纸划定的四至范围内。梁健业父亲吴秀卿的原始契纸记载的四至范围中，西至的界限到劳家墙皮为界直至小塘池，说明吴秀卿的房屋尚在劳家房屋以东，而争议地在劳家以西，中间隔着劳家以及从劳家受让宅基地的姚家。况且，原始买卖契纸写明了买卖的是店铺，1952年的桂契字第045887号买卖契纸也没有注明包含果园或空地，争议地如何能成为桂契字第045887号买卖契纸划定的四至范围的一部分，灵山县人民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灵山县人民政府在诉讼中主张，契纸中西至的小塘池位于讼争地的西南角，因此，桂契字第045887号买卖契纸西边界能够跨进劳臣忠、姚志亮房屋到达讼争地，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二）灵山县人民政府也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梁健业享有1952年桂契字第045887号买卖契纸记载的权利。吴秀卿的房屋已于1961年和1972年分别卖给了梁启祯和容环生两人，也就是说，桂契字第045887号买卖契纸记载的权利在1961年和1972年的两次卖房中已经转让完毕。第三人梁健业父亲吴秀卿原有的房屋已全部转让给他人，灵山县人民政府却认为第三人梁健业还保留有部分宅基地使用权，这不符合交易习惯，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劳臣忠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争议地是其祖上购买，并一直管理收益。虽然劳臣忠的原始土地屋契遗失，但其提供了争议地东西两面相邻的周家与姚家的原始土地屋契均证实争议地是劳家宅基地。其中，争议地的西向相邻人周佐有1954年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桂契字第044103”号买卖契纸记载：“东至劳姓塘墈”，而争议地东向相邻人姚志亮有1952年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的买卖契纸记载：该宅基地原为劳星喜所有。上述证据符合“三性”，应当予以采信。原灵城镇运输社的多名老职工均证实，1969年灵城镇运输社是与劳家协商达成口头协议，借用上述争议地作运输社养猪用地。1980年灵山县人民法院的灵法民调第022号调解书同样也证明了劳臣忠对争议地上的两棵龙眼树享有管理收益权。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劳臣忠对争议地有使用权并一直管理收益，二审判决对劳臣忠提供的优势证据不予采信，违反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二、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第三人梁健业一家一直对争议地进行管理收益，是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现无证据证明争议地是原吴秀卿旧屋的果园，只有1980年灵山县人民法院的调解书证明原来劳臣忠一家和梁健业一家关系较好，历史上形成了共同管护、收益争议地上的龙眼树的事实，但该调解书并未涉及到争议地使用权问题。1983年第三人梁健业以果树管理人之一的身份与搬运社协商将厨房搬离龙眼树，该证据也只能证实第三人对龙眼树管护的事实，不能作为第三人对争议地进行管理的证据。二审判决仅以第三人对果树管理的个别证据，就得出争议地一直由第三人管理的结论，明显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三、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灵山县人民政府将争议的宅基地处理给一审第三人使用是正确的”，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第三人已经在土地公有制之前将其原来位于凤凰街的房产全部转让给他人，土地公有制之后受让人已经自然享有该宅基地使用权，本案第三人不能再享有该宅基地使用权，其没有实际使用土地，根本不符合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四、二审判决没有纠正一审法院的严重程序违法，违反法定程序。劳臣忠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于2010年7月22日向灵山县人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调取保存在灵山县国土资源局的与争议地东西两面相邻的姚志亮家和周佐家土地使用登记原始档案资料，以证明争议地的权属情况。灵山县人民法院2010年7月27日签收该申请书，但既没有调取相关证据，也没有告知原告劳臣忠不准许调取的理由或经调取未能取得相应证据的原因，无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造成本案事实认定不清，程序违法。
原申诉人劳臣忠称，一、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行政确权的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证明，诉争土地应为申诉人所有。本案中，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所列举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决定所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是第三人梁健业所有，尤其是其四至、位置、面积、类别等具体情况不清楚，确权证据不足。1、从位置、买卖年份的证据来看，诉争土地不是梁健业的，而是申诉人的。在第三人的父亲吴秀卿购买谢氏房地前，诉争地上就已居住姓夏的人家，姚思敬于1952年12月27日领取买卖契纸时，该契纸也明确记载着诉争地上居住姓夏的人家，而吴秀卿于1952年6月份左右购买谢氏房地，1952年12月1日领取契纸，很显然，谢氏房地不可能包括夏姓的房地，谢氏的房地不可能包括诉争地，因而吴秀卿是不可能购买到诉争地的。2、从房屋数量、面积上来看，诉争地也不可能是第三人的。吴秀卿购买的房屋用地为一连三进半，比姚思敬购买的房屋用地多出一进半，按照一进相当于现在的56.15平方米，吴秀卿购买的房屋用地应比姚思敬购买的房屋用地多出84平方米左右。而容环生、梁绍桂两户加起来的面积刚好比姚思敬户多出了84平方米左右，因而可以推断出，吴秀卿购买的房屋用地就是现容环生、梁绍桂的房屋用地，而不包括诉争地。3、从缴纳的税率来看，诉争地也不可能是第三人的。吴秀卿购房所交的税额为“叁万玖仟元”，姚思敬所交的税额为“叁万陆仟元”，缴纳税额的年份都是1952年，缴纳的税率都是“百分之六”，吴秀卿缴纳的税额比姚思敬多了些，从而可以推定吴秀卿所购房地比姚思敬购买的房地只能多出几十平方米，而不能多出200多平方米，税费不可能相差那么少，因此吴秀卿所购的房地不可能包括诉争地。4、诉争地为申诉人所有。
二、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灵山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程序上的错误。一审法院接受了申诉人调查取证的申请后，在没有将证据调取的情况下便作出了判决，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损害了申诉人的诉讼权益，导致一审判决不正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事实、证据认定上有重大错误，确权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诉讼程序上存在违法情形且适用法律错误。
申诉人劳运秋等人在庭审中补充称，一、从总体上看，县政府确权，一、二审法院判决该争议地为第三人梁健业所有，凭借的都是一些有关模糊依据。二、从我方的整体依据情况来看，争议地不是梁健业所有，而是我家所有。灵山县人民政府的行政确权，一、二审判决违背了事实真相，请求再审法院作出正确的判决。
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灵政处（2010）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权正确，一、二审判决维持合法公正。（一）第三人的桂契字第045887号契纸、灵山县人民政府契税缴款通知书及保证书及83年的《订约》、80年《民事调解协议书》和民事调解书等书证和现存的龙眼果树等物证以及大量的证人证言，一致证实争议土地自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至纠纷发生时均由第三人一家管理收益。如果争议地是申诉人的，那么在1987年申诉人办理46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就会连同争议土地一起申办证件。（二）申诉人以位置、面积数量、税率、门牌的变更等理由推定争议地归其使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1）周应麟户的契纸与本案毫无关联。（2）姚思敬的契纸及其购买劳星喜房屋的契纸上看，西至“厦屋”与“厦屋”滴水外两尺为界，“厦屋”应指本屋的意思，并非指“夏姓房屋”，否则不存在“厦屋滴水外两尺为界”。况且，从古至今，我国也不存在“厦姓”。（三）只要详细阅览1980年灵山县人民法院的调解卷宗和第三人的书证及知情人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争议地归第三人管理收益，而且申诉人与姚志亮屋后面新建房屋的69.87平方米土地是砍伐第三人果树后建设的，按理应属于第三人使用管理。（四）本案的最大焦点是1952年第三人的第045887号契纸的西向界至能否跨过申诉人（含姚家）房屋到达争议地。综合各书证和1980年灵山法院调查的卷宗及证人证言都证实：小塘池位于讼争地的西南角，过去申诉人（含姚家）铺屋仅是一进，铺屋后面还是空地，属第三人的果园地（含争议地）的范围，种有果树，第三人原房屋有一个向西边开的横门口，利于进出果园摘果。1987年后，劳姚两家才逐年申批建房侵占第三人的果园地，现成目前现状。二、行政抗诉书认定事实和证据完全是错误的。（一）抗诉书认定“桂契字第044103”号周应麟的契纸是争议地西向相邻人周佐户的契纸，明显是张冠李戴，是错误的。理由是：（1）周应麟与周佐户两者毫无关系，仅是同姓。（2）周应麟的住址及其房产的座落位置是灵山县附城镇第十一街，并无门牌编号，与当时实际不符。（3）该契纸记载的四至与当时客观现实不相符，当时的南向全部为水田、北向为街道。故这份契纸与本案无关。（二）抗诉否定第三人一直对争议地进行管理收益的观点明显错误，违背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定。1980年的调解案件卷宗和1983年《订约》以及知情人证言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条，足以证明第三人一直管理争议地。（三）抗诉书仅凭1952年第044103号、第044124号契纸和劳星喜于解放前卖给姚思敬的地契3份，来推理认定争议地应属申诉人使用管理的事实是错误的。理由是：（1）第044103号周应麟的契纸与本案无关；（2）第044124号契纸已盖章核定作废，只能参考，且该契纸旧主劳星喜的地基是租的，证明当时劳星喜住宅地还不是其户享有完全的使用权，更不能证明申诉人管理和使用现争议地；（3）至于解放前姚思敬的地契，在解放后土改已明确废止；（4）如追溯解放前的地契，第三人手中还有争议地旧主的3份地契，证明抗诉书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三、一审诉讼程序某，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和灵政处（2010）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诉讼期间，原告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调取，无必要的不调取。原告已自行调取了证据，且开庭审理也经过质证，属无效的证据，因而一审诉讼程序上并没有违法。（二）由于争议地土改时属第三人户所有，合作化和“四固定”时由第三人户管理，之后，争议地一直由第三人户管理。第三人于1962年、1972年虽将房屋出卖给他人，但没有放弃对争议地和地上附着物的管理和收益，一直沿用至今，故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四、申诉人的申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合法证据证明争议地归其所有，也没有新证据证明其申诉主张。现申诉人以同一事实与理由申请再审，其观点不成立，依法不应支持。综上所述，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灵政处（2010）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某，适用法律正确，一、二审判决公正合法，请求再审判决驳回申诉人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梁健业称，灵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再审依法驳回申诉人的申诉请求。
再审期间，申诉人劳运秋等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证据一：广西省人民政府1954年颁发给周应麟的《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纸》（桂契字第044103号），该契纸上有国土部门的公章，上面注明的界至为：东至劳姓塘墈、南至张家墙心、西至周姓田墈、北至园界大路，证明周佐的祖辈周应麟的房屋东边与劳家为邻，周佐房屋东边的争议地属于劳家所有。2、证据二：证人谢某甲、梁某、荣某、姚某、谢某乙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本案争议地由劳家管理，争议地属于劳家所有。
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质证认为，证据一的周应麟与周佐无关，只是同姓；假设周应麟与周佐有关系，该证上的四至也与实际不符。证据二的谢某甲等证人的证言与事实不符。
第三人梁健业质证认为，周佐2008年的土地使用权证上注明的界至是南至田边为界，北至凤凰街边为界，周应麟契纸上的南、北界至不符。其他质证意见与被申诉人的意见一致。
第三人梁健业在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了灵山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8月29日颁发给梁健业的灵国用（2012）第01-169号土地使用证，证实本案争议地已经合法获得由国家核发的土地证，土地使用权人是梁健业。
申诉人劳运秋等人质证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2013年7月23日已经下达裁定，中止执行本案二审判决，因此这份证据取得的方式不合法。
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时间是2013年，但本证颁证的时间是2012年。
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在本院再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新的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本院再审对各方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
申诉人提供的证据一的周应麟与周佐是何种关系，申诉人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契纸上没有注明具体的户号，具体位置不详；该契纸上注明的四至范围与周佐2008年领取的土地使用权证上注明的四至范围不一致，而且该证据在二审中已经出现并已经过质证；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再审不予采信。证据二的证人证言可以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使用。第三人梁健业提供的证据是在二审判决生效后才产生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再审不予采信。
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再审另查明，劳运秋于2013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供了原申诉人劳臣忠的《死亡户口注销单》，以及灵城镇中山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原申诉人劳臣忠于2013年10月7日因病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为：妻子陆秀芳，女儿苏富娟、劳富斌、劳富群，儿子劳运东、劳运春、劳运秋。再查明，第三人梁健业因与被申诉人劳运秋的祖父劳星喜就本案争议地的土地权属及龙眼树的归属问题，曾在1980年向灵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灵山县人民法院在1980年作出了灵民调字第022号调解书，调解书的内容为“1、原有的两棵龙眼树属吴祖新（即第三人梁健业）和劳星喜所有；2、龙眼树每年结果由劳、吴两家平均分配；3、劳、吴两家都要教育自己的子女、亲人和朋友不要随意摘果子来吃；4、如果这两棵果树不再结果或死亡了，树身的处理由双方协商解决。”1983年，吴祖新与灵山县搬运公司就龙眼树下的厨房搬迁问题，签订了一份《订约》，内容为“经我们双方协商，现我司工人宿舍，即现凤凰街，因宿舍内已有龙眼果树，我司工人建有厨房在树底，怕熏死果树，现我们双方订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前把厨房的火灶撤离，并于八三年九月三十日前把所有在树底厨房撤走。”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二审的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灵山县人民政府的行政确权决定是否正确。
本院再审根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本案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一、二审的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原申诉人劳臣忠在一审期间向法院提出了调取周佐和姚志亮房屋登记资料的申请，抗诉机关认为一审法院没有作出回应，也没有调取相关证据，属于程序违法。为此，本院查阅了一审案件卷宗，现查明劳臣忠于2010年7月22日向灵山县人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灵山县人民法院行政庭于2010年7月22日签收了该申请书，并于2010年7月27日作出了（2010）灵行初字第8-1号决定书，决定准予劳臣忠的调查取证申请。该决定书在2010年7月28日由劳臣忠的代理律师朱海宾签收，灵山县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7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姚志亮和周佐的土地登记原始档案资料。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一审法院已经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完成了调查取证工作，并不存在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也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抗诉机关关于一、二审判决存在严重程序违法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
二、关于灵山县人民政府行政确权决定是否正确问题。
判断政府的行政确权决定是否正确，主要从政府行政确权决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两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合理性方面。
合理性方面的审查，主要是审查政府的行政确权决定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本案中，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经过调查、取证，最终将本案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确权给了第三人梁健业，被申诉人的这个处理决定，有事实依据、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
首先，在书证方面，第三人梁健业的书证能够证实其对本案争议地享受权利。本案中，申诉人及第三人均没有明确记载本案争议地的权属证书，土地管理部门也没有对本案争议地进行过明确的权属登记。但从双方的书证来看，第三人的书证明显更有优势、更为可信，具体表现以下几点：
第一、本案第三人的父亲吴秀卿的房屋买卖契纸上有本案争议地的相关记载。第三人的父亲吴秀卿与纪谢氏买卖房屋的契约、广西省人民政府1952年颁发给吴秀卿的《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纸》（桂契字第045887号）上均注明吴秀卿所购买的房屋间数是一连三进半，界至是：东至小路、南至田家田墈、西至劳家墙皮为界直至小塘池、北至街心为界。该契纸上虽然没有记载有果园或者空地，但是该契纸上记载的南至和西至范围是“南至田家田墈、西至劳家墙皮直至小塘池”。由于劳家的房屋只有一连三进，南边只是“南至旧墙滴水为界”，吴秀卿的房屋则是一连三进半，南边则是“南至田家田墈”，而且本案争议地的南边原来是一片水田，也就是说劳家并不与水田接壤，而吴家则与水田直接接壤，劳家南边的旧墙与水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该距离范围内的土地并不属于劳家所有。此外，由于吴家的西至范围是“西至劳家墙皮直至小塘池”，因此，吴家的土地能沿着劳家南边旧墙与水田之间的空地，一直向西直到“小塘池”。当时吴家房屋通过劳家南边旧墙与水田之间的空地和争议地相连，并不存在跨越劳、姚两家房屋到达争议地的情况。由于年代较久，争议地的地形地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小塘池”具体在哪个位置是众说纷纭。虽然现在看来吴秀卿契纸上的土地范围并不十分明确，但是其他的书证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吴秀卿在1941年从纪谢氏手上购买了房屋之后，就开始对本案争议地进行了管理、使用，也即吴秀卿同时对纪谢氏的房屋及本案争议地行使权利。灵山县人民政府通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认定“小塘池”的位置就在本案争议地的西南角，从而认定本案争议地就在吴秀卿契纸约定的四至范围内，有事实依据、有证据支持。
第二、申诉人一方的书证无法证实其对本案争议地享有权利。申诉人劳运秋等人主张权属的主要书证就是劳星喜与姚思敬买卖房屋的契约、广西省人民政府1952年颁发给姚思敬的《广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买卖契纸》（桂契字第044124号），以及周应麟的桂契字第044103号房屋买卖契纸。劳星喜与姚思敬的买卖契约上没有本案争议地的相关记载，只是注明劳星喜卖给姚思敬的房屋是“一间一连三进西边相连厦屋二间”，其四至范围是“东至本家众扉墙心为界、南至旧墙滴水为界、西至厦屋滴水外贰尺为界、北至街心为界”。从内容来看，劳星喜一家已将一间一连三进的房屋及西边相连的厦屋二间一起卖给了姚思敬。从该契纸上可以看出，“厦屋”指的并不是“夏家的房屋”，当时的“厦屋”是劳星喜家房屋的一部分，劳星喜在1946年将“厦屋二间”一并卖给了姚思敬，也即“厦屋”并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而且自1946年之后“厦屋”就归姚思敬所有了，“厦屋”与申诉人一方已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中，争议地在姚思敬房屋的西边，而姚思敬房屋的西至范围是“西至厦屋滴水外贰尺为界”，至于“滴水外贰尺”之外的土地是属何人所有，从契纸上根本无法看出来。此外，申诉人虽然提供了周应麟的买卖契纸来主张本案争议地的权属，然而申诉人一方没能举证证明周应麟与争议地西邻的周佐是何种关系，也不能证明周应麟房屋的具体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周应麟契纸上注明的四至范围与周佐房屋的四至范围明显不一致，两者不是同一座房屋。最为明显的是1954年时周应麟房屋的北至范围是“园界大路”、南至范围是“张家墙心”，而2008年时周佐房屋的北至范围是“北至凤凰街边为界”、南至范围是“南至原田边为界”，也即北至的道路根本不是同一条道路，而且1954年时南边还是张家的房屋，到了2008年南边却变成了农田，这明显违背常理。此外，申诉人一方通过房屋间数、房屋面积、税率等推断出争议地不属于第三人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申诉人提供的上述书证均不能证明其对争议地享有权利，也不能证明争议地属其所有。而抗诉机关及申诉人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争议地是劳臣忠祖上购买的意见，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支持，本院再审不予采纳。
第三、灵山县法院1980年的调解书、灵山县搬运公司与第三人1983年签订的《订约》能证明第三人梁健业一直对本案争议地进行着管理。抗诉机关因吴秀卿的房屋已在1961年和1972年分别卖给了梁启祯和容环生，从而认定吴秀卿与纪谢氏买卖房屋的契约上的权利已全部转让，并认为第三人梁健业已无权主张本案争议地的权属。事实上，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吴秀卿的房屋已经卖给了梁启祯和容环生，但不能证明吴秀卿与纪谢氏买卖房屋契约上的权利已全部转让，吴秀卿与纪谢氏买卖房屋的契约上西至的范围是“西至劳家墙皮直至小塘池”，但梁启祯房屋的西至范围仅是到劳家墙皮及其房屋的西边墙边，梁启祯从未主张其房屋西边墙边至“小塘池”的土地权属，而且梁启祯房屋西边墙边至“小塘池”的土地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经转让。第三人一家在出售房屋时，没有将空地或者果园的土地一起出售，既不违反交易习惯，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灵山县人民法院在1980年所作的灵民调字第022号调解书、1983年的《订约》可证实，第三人梁健业在吴秀卿的房屋转让之后，第三人一家仍然对本案争议地行使着管理权，从而否定了第三人已将“吴秀卿与纪谢氏买卖房屋的契约上的权利”全部转让的抗诉意见。
其次，在证人证言方面，被申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的来源清楚、程序某，内容更为可信。被申诉人依法调取了灵山县人民法院在1980年审理梁健业与劳星喜的龙眼树之争时的调查笔录，灵山县人民法院曾对当时的四位知情人进行了调查，从当时的调查笔录中可以看出，其中的覃教初、周常甫和周喜堂三人均认为本案争议地是吴秀卿家的园地，平时由第三人的母亲进行管理，果树收益由吴家享有；其中的黄乃纪则不清楚园地的权属情况，认为龙眼树是吴家与劳家共同所有。2009年，灵山县人民政府在处理本案权属争议时，曾依法对本案争议地周边的十三位知情人、四位原灵山县搬运公司的员工进行了调查，其中的十位知情人证实本案争议地原来是吴秀卿家的果园，一直由第三人的母亲进行管理；另外的三位知情人则不清楚本案争议地的权属情况，只认为争议地上的龙眼果平时由吴家与劳家共同收益；而四位搬运公司的员工均不清楚本案争议地的权属及龙眼树的收益情况。从上述证人证言可以看出，除了不清楚权属情况的证人之外，其他的证人均认为本案争议地原来是属于吴秀卿家的果园，没有证人证实本案争议地属于劳家。
申诉人一方提供的证人证言中，主要由原灵山县搬运社的员工王志权、谢正君、蒙可英在2009年1月16日所写的《证明材料》，凤凰街八位70岁以上原居民的证明、梁某等五位在再审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王志权等三人在《证明材料》中证实该公司“林成富主任在会上讲过，借用位于灵山县灵城镇凤凰街50-1号劳臣忠的宅基地作公司养猪场”，但是这三份书面证言的内容一模一样，证据来源上均属于传来证据，证据的证明力较低，而且这三份书面证言与这三人在灵山县国土局于2009年11月-12月份所作的《调查笔录》的内容相互矛盾，其证言不应采信。同时，申诉人提供的凤凰街八位70岁以上原居民的证明，证实“凤凰街50-1号原是厦姓人的房地产。于解放前转卖给了劳星喜，从此厦姓人不知去向。70年代初劳星喜经协商借给灵城镇运输社作养猪场至今”，并由黄裕娟、覃英创、黄强等八位老人共同在该证明材料上签名和盖指模，但是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打印体，上面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且黄裕娟、覃英创、黄强三人在灵山县国土资源局的调查笔录中所做的证言与这份证明材料的内容完全相反，因此，这份证明也不能采信。而梁某等五位证人在出庭作证时，有四位证人不清楚本案争议地的权属情况，只有一位证人称其父亲曾跟其讲过本案争议地是属于劳家的。
总之，从证人证言的角度分析，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所提供的证人证言符合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要求，证据来源清楚、程序某，其证明效力明显优于申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而且证言的内容更有利于第三人梁建业。
最后，综合各方的证据来看，申诉人一方提供的书证及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地属其所有，而灵山县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三人梁健业所持有的书证以及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此外，即使在双方当事人均没能提供权属证书，以及土地管理部门也没有对争议地进行过明确登记，争议地权属不清的情况下，政府也有权将争议地确权给任何一方当事人。因此，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将本案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确权给第三人梁健业，有事实依据、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其确权行为具有合理性。
（二）合法性方面。
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梁健业的申请，派员进了调查取证，并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作出了《关于那隆镇灵一村委会长麓村梁健业与灵城镇凤凰街劳臣忠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灵政处（2010）1号）的处理决定，其处理程序并无不当。灵山县人民政府进行确权的主要依据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二十七条，该条文规定“土地使用者经国家依法划拨、出让或解放初期接收、沿用，或通过依法转让、继承、接受地上建筑物等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可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由于本案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梁健业在解放初期一直沿用下来的土地，灵山县人民政府在进行确权时适用该条文，并无不当。因此，灵山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程序某，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其确权行为具有合法性。
综上所述，被申诉人灵山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以支持，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某，应予以维持。抗诉机关及申诉人的意见，没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不予采信。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0）钦行终字第56号行政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钦平
审 判 员 潘启环
代理审判员 李运增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黄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