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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绍商终字第11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圣创纺织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闵云妹。
委托代理人：赵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奇益纺织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单国良。
委托代理人：何百坤。
原审被告：陶金根。
原审被告：沈维国。
上诉人上海圣创纺织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创公司）与被上诉人绍兴市奇益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益公司）、原审被告陶金根、沈维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3）绍越商初字第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朝阳、彭丽莉，代理审判员ＸＸ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14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圣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鸥，被上诉人奇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百坤，原审被告陶金根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沈维国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5日，奇益公司与圣创公司签订了《面料产品购销合同书》一份，该合同约定，由奇益公司供给圣创公司涤丝纺、网眼布、金光绒等布，合同金额为834120元（具体金额按最终发出的面料结算），同时还约定货物的交货时间、付款方式等；合同签订后，奇益公司依圣创公司之需，陆续将约定之布送货至圣创公司指定工厂，后经双方对账，上述合同之货款，圣创公司积欠奇益公司款项为1329137.3元，圣创公司承诺，上述款项在2012年4月30日前付清，同时被告陶金根、沈维国承诺，上述款项由其个人担保。2012年3月5日，奇益公司与圣创公司又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奇益公司供货给圣创公司全涤摇粒绒、塔丝绒、抓毛布，价格分别为每公斤26元、每米11元，交货方式为供货方送至需方指定地点，并约定货物的交货时间、付款方式等；合同签订后，奇益公司陆续将合同约定之布送货至圣创公司指定工厂，该购销合同奇益公司实际供货为1063180.25元，圣创公司已支付70万元，该合同尚欠货款为363180.25元。上述两份合同圣创公司合计欠款为1692317.55元。2012年7月19日，圣创公司出具给奇益公司还款计划书一份，载明：“1、2012年8月20日还款36万元（叁拾陆万元）。2、2012年9月20日还款30万元（叁拾万元）。3、剩余货款1029000元在2012年10月前后全部还清（壹佰零贰拾玖万）。单总需提供17％的全额增值税发票（最后一批还款税票到付清）。还款单位：上海圣创纺织工贸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陶金根、沈维国（注：陶金根、沈维国在该还款计划书签名，各方均认为系经办人签名）。”然后，还款计划到期后，圣创公司均未履行，陶金根、沈维国也未履行担保之责，遂成讼。另查明，奇益公司曾于2012年10月26日向该院起诉圣创公司、陶金根、沈维国，后于2013年1月15日申请撤回起诉，该院裁定准许奇益公司撤诉。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奇益公司与圣创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圣创公司尚欠奇益公司货款1692317.55元，证据确凿充分，应予以认定，故对奇益公司要求圣创公司支付货款1692317.55元，并赔偿自2012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理由正当，该院依法予以支持。陶金根、沈维国自愿为被告圣创公司其中1329137.3元的债务提供担保，虽未约定保证范围及保证责任的方式，依法应认定为陶金根、沈维国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奇益公司主张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奇益公司起诉要求陶金根、沈维国对圣创公司其中1329137.3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也予以支持。三被告辩称认为奇益公司与圣创公司于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面料产品购销合同书没有实际履行；2012年3月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及三份对帐单、一份还款计划均在奇益公司方的胁迫下出具的，但均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向该院提供相应的证据，故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圣创公司应支付给奇益公司货款人民币1692317.55元，并赔偿自2012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陶金根、沈维国对圣创公司的上述债务其中1329137.3元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00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25430元，由三被告连带负担（陶金根、沈维国在20089元范围内承担），在履行上述款项时一并付清。
上诉人圣创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但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两份合同、三份对账单、一份还款计划，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履行合同的直接的基础证据。二、2012年3月19日、4月7日的对账单、7月19日的还款计划，数额分别为1235578.3元、1329137.3万元、1689000元，完全不一致，且相差巨大，被上诉人对此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三、其中针对2012年3月5日的购销合同，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一份金额为1063180元的对账单，该对账单系打印件，没有上诉人的签章，不足为凭。被上诉人主张2012年3月5日购销合同项下尚欠363180.25元货款的事实没有依据。退一步讲，即使363180.25元欠款属实，加上1235578.3元或1329137.3元，也无法得出1689000元这一数额。被上诉人起诉的金额与最后的还款计划载明的金额也不一致，说明被上诉人对于合同履行的情况并不清楚，不排除虚假捏造的可能，也印证了上诉人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才在对账单、还款计划上盖章。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案外人包彩文认识，包彩文因合同诈骗被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奉贤区检察院曾向上诉人进行调查。包彩文在2013年9月底的庭审中针对2011年11月15日面料产品购销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进行了陈述，可以证明该合同并非由圣创公司实际履行。上诉人在一审中两次向法院申请调取包彩文合同诈骗案庭审记录，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导致重要事实未能查清，也剥夺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调取。五、被上诉人提供的2012年4月7日对账单，没有上诉人盖章，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对账单最后载明“如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由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纠纷，由沈维国（沈剑）、陶金根个人担保”意思表示不明确，语言存在歧义，落款处也没有备注陶金根、沈维国系担保人，不能确认沈维国、陶金根为该债务提供了担保。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奇益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对双方签署的合同、对账单、还款计划真实性都无异议。这些证据都是能够证明合同履行的直接证据。上诉人已经认可相应的事实。二、关于对账单数字不一致的问题。3月19日的对帐单是被上诉人根据发货码单核实出来的。与4月7日对账单有差异是因为有一部分样布未计算，实际供应的面料数量有一些差异，所以4月7日对账单金额略有增加。这些数据均是由上诉人方形成确认的，如果要说混乱也是上诉人方制造混乱。三、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向案外人包彩文调查的申请，包彩文涉嫌犯罪的事实与本案买卖关系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不需调查核实。四、被上诉人认为沈维国、陶金根提供担保的相关表述内容明确，陶金根、沈维国提供担保的事实清楚。五、本案审理因上诉人以及陶金根、沈维国起初拒不签收相应的法律文件，又提出管辖权异议，导致这个案件拖延，浪费司法资源，请求二审法院充分注意该点事实，依法判决。
原审被告陶金根辩称：一、沈维国以圣创公司名义和奇益公司在2012年3月5日签订了一份摇粒绒、塔丝绒、抓毛布的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预付款50%，余款50%出货后45天付款。在出货中，奇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单国良提出付足货款后发货。但在沈维国支付70万元货款后，单国良仍然不肯发货。因沈维国没有能力再付款，单国良提出要沈维国认可2011年11月15日合同项下尚欠货款的事实才能发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沈维国签下了2012年3月19日对账单，但也注明要以沈维国签收的收货单为准。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沈维国签收的单证，对账单是无效的。原审被告作为沈维国聘请的质量跟单员，受单国良威逼，也只能在对账单上签字，但也注明以沈维国签字的单据为准。之后，单国良仍然没有发货，僵持了近二十天后，沈维国再和单国良商谈。由于摇粒绒服装单子已经超时近一个月，如果继续违约，将损失几百万，因此在根本就没有进行对账的情况下，签下了此后的对账单。二、对账单应当依据原始数据作出，本案中根本就没有。如果奇益公司确实送过货，就应当提供相应凭证，再进行对账。事实上，单国良根本就没有沈维国签收的收货单。因此，对账单是无效的。三、沈维国以圣创公司名义和奇益公司在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包彩文介绍签订的，合同实际上也是奇益公司与包彩文进行了履行。包彩文涉嫌信用证诈骗，在2013年3、4月份，奉贤区公安局和奉贤区检察院派人向原审被告了解包彩文信用证诈骗的情况。原审被告旁听了包彩文案件的三次庭审，2011年11月15日合同项下货物送到了南京监狱由包彩文方面签收。包彩文案的证据及供词可以证明该合同实际履行人是包彩文，根本就不存在沈维国签收的收货单。对此请求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至奉贤区人民法院调查核实。
原审被告沈维国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称：一、其通过案外人包彩文认识奇益公司老总单国良。当时包彩文手上有一份服装订单，双方商定将信用证开到沈维国指定的公司。包彩文同时指定由奇益公司生产面料。原审被告即以圣创公司名义与奇益公司在2011年11月签订了面料购销合同。但事后包彩文并没有将信用证开到原审被告指定的公司，同时通知原审被告所有面料、辅料的事，她都会自己安排。原审被告也就没有再过问相关事宜。该份合同虽然系圣创公司与奇益公司签订，但最终执行合同的是包彩文。包彩文因涉嫌信用证诈骗被起诉，其在庭审中对此予以了承认，同时提供了单国良的发货凭证，也就是说单国良将面料全部发给了包彩文。二、2012年3月，原审被告自己接到一份外贸服装订单，同月原审被告以圣创公司名义与奇益公司签订摇粒绒面料加工合同。当时约定先付50%货款，余款出货后45天付清。在规定的时间里，原审被告将50万元货款交付奇益公司。但奇益公司未按时交货。单国良通过原审被告的跟单员陶金根通知原审被告，要求付款后才生产。原审被告只能借了20万元交付奇益公司。后奇益公司又通知原审被告，要求原审被告为2011年11月15日的面料合同提供担保。因外贸服装订单交期很紧，原审被告与陶金根只能在其对账单上签字担保。所谓的个人担保根本不是原审被告及陶金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被告和陶金根特意在对账单上注明所有发货单都要有原审被告的签名。如果奇益公司能够提供原审被告签字的送货单证明对账单上的金额及送货的事实，原审被告即予以承认。如果奇益公司没有向原审被告或陶金根送货，即无权主张货款。三、2013年7月，单国良带了四个人到上海，要求原审被告及陶金根出具还款计划。他们在公司睡在沙发上、拍桌子、砸东西，还威胁如果不出具还款计划，要将原审被告及陶金根带到绍兴去，无奈之下，原审被告和陶金根只能出具了还款计划。因为公司房子是租赁的，如果房主知道这些事可能要收回房子，所以当时没有报案，但有其他公司的人来我公司办事，可以证明该节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王书虎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2年7月份左右，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单国良在沈维国办公室威逼沈维国、陶金根出具还款计划的事实。其中陈述：2012年7月证人到圣创公司办事，碰到单国良等人在公司争吵要求沈维国和陶金根出具还款计划，要求陶金根提供担保，威胁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就要将沈维国、陶金根带走。沈维国、陶金根的做法让其不满意，就在办公室砸东西，又有一个壮汉在拉扯陶金根，一个女的睡在外面大厅沙发上。在对方胁迫下，沈维国、陶金根出具了还款计划。其中两个男的还警告沈维国、陶金根，如果到时候不付钱，他们就来抓人。因为沈维国、陶金根的办公室是租赁的，如果房东知道这些事就要收回房子，所以沈维国、陶金根当时没有报警。
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也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
原审被告陶金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原审被告沈维国未发表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系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现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且未提供其身份情况的证明，不能核实其身份，因此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进一步而言，证人陈述的内容也缺乏其他证据与之相印证，因此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奇益公司、原审被告沈维国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原审被告陶金根在二审庭审后向本院寄交奇益公司发货码单一组，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江苏金鹰纺织”。上诉人圣创公司在二审庭审后也向本院寄交了上述发货码单，并提交了案外人包婧妍、杨洪伟分别汇付10万款项给诸林娣的银行凭证以及包彩文的书面陈述。鉴于已超过举证期限，且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不再组织质证。
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取包彩文诈骗案庭审记录，以证明2012年11月15日合同实际履行人为包彩文的事实。本院经审查不予准许，具体理由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因此本案的审查围绕上诉的请求及相应的理由展开。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及两原审被告出具的对账单、还款计划书是否系受胁迫作出；2011年11月15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联性。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了2012年3月19日对账单一份、2012年4月7日对账单两份、2012年7月19日还款计划一份、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对账单一份。除对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对账单不予认可，对其他数份对账单、还款计划的形式真实性上诉人及两原审被告均无异议，但辩称系受被上诉人胁迫才出具。其中3月19日、4月7日的对账单，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称因担心被上诉人拒绝履行2012年3月5日合同才予以签署。被上诉人拒绝履行合同可能造成上诉人损失，但这种损失有明确且可靠的救济途径。因担心遭受损失而认可与其完全无关的欠款，且其业务人员为之提供个人担保，以所涉金额之大而言，不符合常理。沈维国、陶金根先后出具了多份对账单、还款计划，时间间隔四个月，在此期间及之后均未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救济，仅仅在本案诉讼中提出抗辩，该抗辩缺乏说服力。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受胁迫的事实，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2012年4月7日对账单中明确尚欠货款1329137.3元（原文为万元，显系笔误），由沈维国（沈剑）、陶金根个人担保，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可予确认。
四份对账单及一份还款计划所载金额虽略有差异，但能够相互印证，原判确认尚欠货款金额为1692317.55元也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讼争合同是由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签订。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又通过对账单及还款计划明确同意支付讼争货款，并提供了相应担保，就应当按照约定及作出的承诺履行义务。至于货物实际由谁签收，对于本案处理没有实质影响。即使货物由包彩文一方签收，上诉人与包彩文之间的内部关系也应当另行处理，不影响其作为讼争合同相对人及付款义务人的地位。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调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30元，由上诉人上海圣创纺织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朝阳
审 判 员 彭丽莉
代理审判员 ＸＸ斌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赵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