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漳民初字第340号
原告许金梅，女，汉族，农民，住漳平。
委托代理人陈光儒，福建耀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渊正，男，住漳平，系原告许金梅的长子。
被告漳平市菁城街道福满村第三村民小组，住所地漳平市菁城街道福满东巷***号。
负责人陈雪女，该第三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叶秀妹，漳平市天泽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漳平市华昇城市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漳平市和平中路274号四层。
法定代表人陈志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天和，福建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贤燕，福建博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漳平市菁城街道福满经济联合社，住所地漳平市菁城街道福满村。
委托代理人蒋世春，男，住漳平，系漳平市菁城街道福满社区一支部书记。
原告许金梅诉被告漳平市菁城街道福满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漳平福满第三小组）、漳平市华昇城市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漳平华昇公司）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追加漳平市菁城街道福满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漳平福满经联社）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金梅委托代理人陈光儒、陈渊正，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代表人陈雪女及其委托代理人叶秀妹，被告漳平华昇公司委托代理人许天和、余贤燕，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委托代理人蒋世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金梅诉称：1986年春，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对其集体土地实行第二轮发包。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规定村民每人可分得口粮270年／年即每人口可承包高产良田0.25亩或者中高产良田为0.4亩。当时，原告的农业家庭成员为5人，据此原告全家共可承包高产良田为1.25亩或者中高产良田为2亩，但因原告一家属于弱势群体之故，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在实行生产责任田发包时，对原告一家没有给予公平待遇，致使原告一家未能与其他村民一样分得高产良田或者中高产良田，而是将其他村民不愿意承包的位于本组“塘内”的集体土地（池塘、山垄田）整片（不计面积）划分给原告承包，以折抵原告全家每年共可分得1350斤的口粮田。承包后，原告家人即对池塘两边的山垄田、旱地进行了部分拓展。之后，原告只好于2000年12月25日与本村的经济联合社补签了《耕地承包合同书》，并于2011年3月26日取得漳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福建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该证记载的承包土地（水田）面积仅为1亩，但实际面积约计6亩多，且与周边的其他村民没有任何的争议。实行第二轮生产责任田承包后，本村民小组的其他村民承包的集体土地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曾陆续被征用，但所得的青苗费、安置费、土地补偿费等扣除集体提留款10%后，均是由该承包户按其实际承包的土地面积计算并领取，且从未发生纠纷。2013年，原告承包的上述集体土地也被漳平华昇公司全部征用。据悉，原告该次被征用的集体土地面积共计6.289亩（其中池塘面积为3.86亩；两边山垄田面积为1.764亩；旱地面积为0.665亩），发放的征用补偿费等共计人民币255081.84元（其中青苗费：1560元／亩×6.289亩=9810.84元；安置费：1560元／亩×10倍×6.289亩=98108.4元；土地补偿费：1560元／亩×15倍×6.289亩=147162.6元），扣除集体应当提留的10%部分（25508.184元）后，原告实际应当得到上述各项补偿费用计人民币229573.65元，但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在对原告发放上述补偿费用时，却以原告实际承包的集体土地面积太多为由拒不将其全部发放给原告，并且总是要进行七扣八除，虽经原告家人的据理力争，最后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才暂先发放给原告人民币109980元，而对余款人民币119593.65元至今仍然不予支付，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拒不按照统一的征用补偿标准向原告发放青苗费、安置费、土地补偿费等，明显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漳平华昇公司未将上述的青苗费、安置费、土地补偿费直接发放给原告，且又未对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对该青苗费、安置费、土地补偿费的代发工作实行有效监督，均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决：1、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立即向原告继续支付青苗费、安置费、土地补偿费等计人民币119593.65元（具体金额待定）；2、被告漳平华昇公司应对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辩称：1、原告提供的证据《耕地承包合同书》和《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了原告仅有1亩的承包地，按照当地政府征用本案争议地块时采用的征收补偿费用标准为40560／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费、青苗费）来计算，原告提出答辩人应向其给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费、青苗费计人民币119593.65元的主张，何来之有？2、原告提供的《耕地承包合同书》是政府存档后复印出来的，具有权威的公信力，在这份合同书中记载原告的承包土地面积是1亩，记载的签订合同日期是“2000年12月25日”，没有其他附加内容。原告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答辩人依据《耕地承包合同书》制作发放的，由承包人持有。该经营权证上载明承包面积是1亩，且载明这1亩的承包地位置是在“塘内水池下”。2011年起原告的长子陈渊正认识到自己的承包地会被征用，就打起了位于其承包地上方的集体水池的主意，三天两头打电话骚扰现任答辩人组长陈雪女，陈雪女忙于生意，在烦不胜烦的情况下于2011年3月26日按其所说的话在这本《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补写了一行字：“根据前任队长许日明，塘内池塘是意见渊正田地，陈雪女，证明人陈渊赐2011年3月26日”。这句话语病严重，可见当时陈雪女确实十分厌烦，而且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陈雪女并不了解这个池塘的具体归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若干问题》第四条的规定，陈雪女和陈渊赐并不具备让原告承包集体水池的权力，原告让陈雪女和陈渊赐在《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签字是白费心机；3、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其为弱势群体，在1986年的小组第二轮土地发包中受到了答辩人的不公平待遇；其全家分得的是其他村民不愿承包的不计面积‘塘内’的集体土地”，该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答辩人在1981年第一轮发包土地时是以每人270斤的产量（折合良田为每人0.25亩或非良田每人0.4亩）来分田，好坏田搭配，做成签，由各户派代表来抽签决定，原告分到塘内的承包地就是其夫陈监舜抽到定下来的。塘内的田确实是非良田，其标准是每人0.4亩，原告一家5口，总计分到2亩的承包地（其中在塘内分到1.7亩、在上寮分到0.2亩，在仁坑寮分到0.1亩）。1986年答辩人进行第二轮土地发包，原告丈夫陈监舜和另一户许寿柏自动提出放弃更换权利，保留原有的承包地，不再抽签，其他组民无异议，这与弱势群体何干？同年，因答辩人良田被国家征用获得60个低价“农转非”名额，原告大儿子和女儿补给答辩人200元的钱即转成了居民户口，次年原告的次子又因残疾，答辩人让其优先“农转非”，如果原告是弱势群体能享受这样的福利吗？原告承包的土地大部分是在塘内，而塘内的土地面积相当大，本组多数村民也有承包地在此，答辩人在发包时不可能不计面积发包给自称是“弱势群体”的原告。如果弱势群体可以不计面积承包，那其他的人岂不是更加爱多少就多少？4、本案争议位于塘内的一个水池，是本组村民在大集体时在山脚下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蓄水灌溉塘内这片的土地，该水池塘内土地的生命线，在干旱时此水池必须无条件放水，不可能发包给个人。为此，答辩人定下了水池的管理办法，只租不承包，即水池可以以每年1000斤粮食租给组民，同时规定了平常放水的条件。因此，该水池只能是集体的。5、原告主张此次其在塘内土地被征用的亩数为6.289亩，无事实依据，该主张也不能成立。本组土地发包时（含塘内土地发包）只计算实用面积，甚至计算时只用工时折算或估算，不含田埂坝坎道路等，而政府征用土地是将一整片要征用的土地一次性用仪器测量，精确度很高，只分土地性质，不分田块或户主，每次征用的土地面积都会涨出来，涨出来的土地面积归集体所有，然后分给村民。这方面本组早有约定并一直执行。此次塘内土地最后一次征用，塘内的水田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含本案一个水池），涨出来的土地面积更多，但涨出来的土地面积不能都是属于靠近水池原告承包的土地。此次塘内土地征用涉及4户，但政府征用时并未分户测量。原告是否认为总面积扣除其他3户按分田时人口确定的承包土地的亩数剩余就都属于原告？如果按这个逻辑，为什么其他3户同样是承包这个塘内的土地，只能按每人0.4亩土地标准补偿，而原告就可以不计亩数地拿土地补偿款？涨出来的土地面积其他3户就没份？另外，在1986年分田时，答辩人总的田地只有67.4亩，如果原告一户就分走了6.289亩的田地（将近占答辩人总田地的10%），这是不可能的。6、原告起诉状中主张其他组民承包地被征用时都是按实际承包地面积计算领取，无证据证实。原告确实大部分的承包的土地是在塘内，由于答辩人一时的疏忽，在此次征用中答辩人是以2亩的承包地计算补偿款给原告，而不是以原告实际在塘内1.7亩的承包地计算给付补偿款，对此原告为何不提起呢？7、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发包土地亩数不符的问题。土地发包是发生在80年代，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2000年签发的，此时形势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务农已经不再是本组村民主要谋生手段，为了工作简便，所有的组民的承包地都以每人0.25亩来签订，当时原告仅有4人，主要承包地在塘内，所以承包合同上是写1亩，但村民如遇到征用，仍是以1986年的分田亩数来领取补偿款。8、在原告与答辩人因土地补偿款发生争议时，答辩人屡次向原告说明，希望能协商解决，但原告拒绝并不断信访，在上级压力下，为了支持政府保障房的顺利建设及考虑到原告有对这个集体水池有维护行为，答辩人只好适当让步让原告多领部分补偿款，但领款后，原告反以答辩人心虚，提起诉讼。答辩人一让再让，再无可让，现决定严格按法律和事实来决定补偿款的分配，请求法院判令原告返还多领1.245亩的土地补偿款计人民币45641.7元及证人4人2天的误工费人民币400元。综上所述，答辩人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答辩人的反诉请求。
被告漳平华昇公司辩称：1、答辩人不是征地单位而是用地单位，无权、无法、无力监督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事项，依法无需承担原告主张的过错责任。该块土地是作为保障房建设用地，属于政府划拨给答辩人使用，土地的征地部门是政府，具体由国土资源局和菁城街道办事处进行实施，相应的征地款项由答辩人支付至土地收储中心，土地收储中心再拨给漳平菁城街道，由漳平菁城街道监管支付至漳平福满经联社，漳平福满经联社再根据村民自治组织的相关规定分配给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及村民，具体分配与答辩人无关，可见答辩人对该款项无权监管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本案争议的实质问题是土地承包权的确认和归属问题。本案塘内的土地具体归原告享有的土地面积应由当事人协商确认，当事人协商不成再由当地村委上报政府处理，属于行政确认程序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司法管辖范围。因为土地补偿款项的分配直接与原告享有的承包土地面积相挂钩，原告主张的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面积与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上的面积不一致，且土地的性质是属于家庭承包经营用地或者机动的租赁地等情况，有待于双方当事人协商确认或者由政府处理，在此情况下，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和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的纠纷涉及漳平福满经联社的利益，本案的纠纷如果涉及福满村的利益，应当依法通知漳平福满经联社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便查明事实，解决纠纷。同时，答辩人认为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的答辩理由充分，答辩人同意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的答辩主张。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述称：1、原告许金梅提供的《耕地承包合同书》和《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载明原告只承包1亩土地，故依据法律，原告的家庭联产承包地面积只有1亩；2、原告诉称因其是弱势群体而在塘内承包获得不计面积的池塘、山垅田、旱地，该主张是一派胡言。1986年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第二次调整承包地，按270斤／人的产量（折合良田0.25亩／人或非良田0.4亩／人）的标准分田，第三人同意此分田方案，原告未提出异议，认可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分田方案。当时原告家5口人，合计获得承包地2亩。若原告当时感觉是弱势群体被欺负，为何不向村反应？故依据事实，原告许金梅的家庭联产承包地面积只有2亩；3、关于承包经营权证与发包亩数不符的问题。土地发包是在80年代，而承包经营权证是在2000年颁发的，此时形势已经有很大不同。为了发放承包经营权证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实际情况（面积和人口），所有村民的承包地都以0.25亩／人签订承包合同书。当时原告方仅有4个人口，主要承包地在塘内，所以承包合同上是写1亩。但村民如果遇到土地征用，仍是以在1986年分田的亩数扣除以往已经征用的亩数领取土地补偿款。原告此次在塘内的土地是第二次被征用，原告在塘内的承包地实际是1.7亩，但因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工作上的疏忽，将其认定为第一次被征用，而按2亩标准支付土地补偿款给原告，故此给原告可乘之机；4、关于村民承包面积与征用实际面积不符的原因。第三人在土地（包括塘内的土地）发包时只计算实用面积，不含田埂、坝坎、道路、沟渠、水池等，而政府征用土地时，是将一整片要征用的土地一次性用仪器不分田块或户主进行测量，该测量精确度很高。故每次征用土地，每次土地面积都会涨出来。尤其此次塘内土地最后一次征用，水田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含一个集体水池），涨出的面积更多。因塘内其他土地于2007年就已经被征用，余下的4户（含原告）也将自己的责任田也改成水池作养殖之用，由许日华、许日欣使用，水池的灌溉功能已无必要，集体也就对这个水池疏于管理，原告便利用自己承包的土地紧靠这个水池的地利，乘机侵占该集体水池。但是占用不等于承包，而且在塘内其他3承包户也是按0.4亩／人分配土地补偿款，并无将多出来的面积占为己有，原告有什么理由认为多出来的面积都归他所有？与此类似情况，2003年第三人仁坑寮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在仁坑寮的土地承包户也是全部按1986年的分田标准的亩数拿土地补偿款，多出来土地补偿款作为分红分给其他组民，当时原告在拿仁坑寮的土地补偿款可是没意见的！原告这种别人承包地被征用时必须要分，自己的承包地被征用时必须独占水池及周边的土地，这分明是无理取闹，多吃多占！5、权利和义务及村规民约的问题。原告诉状中主张其他组民承包土地被征用时都是按实际承包的土地面积计算领取土地补偿款，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根据第三人历年的监督和村民反映，所有被征用土地的村民之前都是以在1986年分田的亩数为据缴纳公粮（2001年之前）然后以在1986年分田的亩数领取补偿款的，对涨出来的土地面积补偿款，第一种情况是田埂、坝坎、道路、沟渠、水池的补偿款，第二种情况是分田时可能因为不那么刚好，多出来的土地面积交由最靠近的人就近管理，这多出来的土地面积不用向原告交租金也不用交公粮，但征用时该土地补偿款全部归集体所有。这两种情况涨出来的土地面积补偿款都作为分红由本组组民共享，这不但符合权利义务相对对等的原则，也是全体村民的共识，这是村一直以来都这样执行的，是一条本村村规民约。原告作为本村村民，也必须受这个村规民约的约束。原告在未被征用时享受着这条村规民约带来的好处，而当原告在自己的承包地被征用时，就认为这个规则不公平，原告如此作为，实在是搅乱人心、见利忘义！6、在原告与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因补偿款发生争议时，第三人才发现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竟然对原告做了不恰当的让步，多支付给原告1.3亩的土地补偿款计人民向45770元。这个行为严重损害了小组集体和组民利益，对其他村民不公平也不利于第三人开展工作。若部分村民有样学样，第三人将陷于混乱。此多支付的补偿款，第三人必须监督漳平福满第三小组追回。为此，请求法院支持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要求原告返还其不当得利人民币45770元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更是与道德相违背，以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弱者，实际上却是想抢夺集体财产，实不能纵容，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86年，原告许金梅（属言语二级残疾人）与其丈夫陈监舜（陈监舜于1990年死亡）及其子女陈金香、陈渊才（于2011年死亡）、陈幼珠系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的村民，属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的组员。当年2月17日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形成一份《福满大队第三生产队分田单干意见》（以下简称“分田单干意见”），该分田单干意见主要内容：1、分田分配按各片田数定产量，以1986年2月17日人口为准，268人，每人产量270，全队67.4亩（良田以每人口可分0.25亩；非良田以每人口可分0.4亩）；2、分田人口以后生不补，死不退为原则；3、移户2户，陈渊树、夏阿六可以分田但没有享受生产队所有分红财产；4、如果生产队有被人征用地，按分田人口的亩数给个人所有，其中生产队按征用亩数抽10%的金额，分给全小队人员。5、被征用土地的社员，按自己地块的面积计算数量进行付给；落款人许日明（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组长）；落款时间1986年2月17日。五人于当年按上述分田单干意见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的2亩非良田的土地【其中位于地名为仁坑寮的承包土地为0.1亩、位于地名为上寮的承包土地0.2亩、位于地名为塘内水池下的承包土地1.7亩（实际为1.755亩）；以每人口0.4亩标准分田】。1987年，原告家庭成员陈渊才转为非农业户口，为此，原告家庭剩余农业人口为4口人。我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庭承包的土地与1986年承包的土地面积、位置一致。2000年12月20日，漳平市人民政府向作为户主的原告许金梅发放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经营权证载明：户主许金梅；家庭成员4人；承包土地为水田1亩；所有权单位为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地块名称为塘内；类别为水田；面积为1亩；座落（四至）为塘内水池下；承包经营时间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2000年12月25日，原告许金梅以承包方户主代表名义与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该承包合同主要言明：甲方（漳平福满经联社）将集体耕地1亩发包给乙方（许金梅）承包经营（承包耕地地块详见附表。但该附表内是空白的）；承包期限为2001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2003年9月10日，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在队长许寿章、第三小组代表陈渊赐、李福水等六人人参加下开会讨论通过《福满大队第三生产队分田决定》（以下简称“分田决定”）。该分田决定内容：“从2003年开始，经小队代表讨论决定：①如今后有征用土地，社员应得小队分给多少亩数就应得多少金额，小组扣征用土地款抽10%；②多余部分，如：田坎、山边、路道、水沟等归集体所得；③小队所得金额到年底分给小队社员。致，2003年9月10日，队长许寿章、代表陈渊赐、李福水、李赞培、陈渊坤、李寿熀”。2004年，原告许金梅承包的位于仁坑寮的0.1亩土地被当地政府征用，原告许金梅按上述分田单干意见、分田决定于当年10月向漳平福满第三小组领取该0.1亩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含青苗费），并于2005年1月、2006年3月两次向漳平福满第三小组领取位于仁坑寮被征用土地补偿费第三小组抽成10%土地补偿费的分红款。2006年，原告许金梅承包的位于上寮的0.2亩土地被当地政府征用，原告许金梅按上述分田单干意见、分田决定于当年12月向漳平福满第三小组领取该0.2亩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含青苗费），于2007年2月向漳平福满第三小组领取位于上寮被征用土地第三小组抽成10%土地补偿费的分红款，于2007年10月向漳平福满第三小组领取位于上寮被征用的田坎、道路土地补偿费分红款。2011年3月26日，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组长陈雪女、会计陈渊赐，在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下，擅自在原告许金梅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地块登记栏上写上证明内容为“根据前任队长许日明意见塘内池塘是渊正田地.陈雪女.2013年3月26日.证明人陈渊赐”。2013年，因漳平市保障性住房城北小区三期（2013-2015）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项目（建设单位为被告漳平华昇公司）建设需要，漳平市人民政府第二次征收漳平福满经联社在塘内的土地，共征收1.0021公顷的土地（其中水田面积为13.013亩、旱地0.665亩），征收的土地涉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承包户许日华、许日鑫、许寿如和原告许金梅等4户承包的耕地（原告许金梅承包地详见本院调取的福满村第三组塘内征用地块地形图A65地块和A65-1地块），同时包括位于原告许金梅塘内承包的耕地上方的一口水池（该水池地块详见本院调取的福满村第三组塘内征用地块地形图B6地块）及水池两边的农用地【水池两边的农用地详见本院调取的福满村第三组塘内征用地块地形图B7、B8（旱地）、B9、B10、B11（旱地）地块】。2013年2月19日，漳平市人民政府发出漳政综（2013）35号文件，确定包括漳平市菁城街道辖区、桂林街道上桂林等范围内的耕地征收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费）为每亩40560元【其中青苗费为1560元／亩、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为每亩39000元（25倍×1560元／亩=39000元／亩）】。2013年8月，漳平市人民政府将征收漳平福满经联社在塘内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全部支付给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随后，漳平福满第三小组按上述分田单干意见、分田决定给其他在塘内的土地承包户发放了相应的农用地征收补偿费，也给原告许金梅按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耕地承包合同书》载明的水池下的承包地发放2亩农用地征收补偿费，扣除集体提留10%后，原告实际领取补偿费计人民币73320元【其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为70200元，青苗费人民币3120元】，同时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基于上述塘内一口水池在征收前是原告作为养鱼之用另向原告发放了该水池的附属物补偿费人民币5000元。因原告许金梅主张除了塘内水池下的水田（详见本院调取的福满村第三组塘内征用地块地形图A65、A65-1地块）是其承包经营外塘内水池及水池两边的农用地（即原告主张塘内水池两边的山垅田、旱地；详见本院调取的福满村第三组塘内征用地块地形图B6、B7、B8、B9、B10、B11地块）也是其承包经营的，要求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给付该水池及水池两边的农用地征收补偿费，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认为塘内水池及水池两边的山垅田、旱地不属于原告承包的，原告在塘内实际承包的耕地为位于塘内水池下1.755亩的水田，不同意给付原告塘内水池及水池两边的山垅田、旱地的征收补偿费。为此，双方酿成纠纷，原告许金梅为此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上访。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为了化解原告上访和上述政府保障房顺利建设，在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下，于2015年2月2日又另行向原告发放塘内1亩农用地征收补偿费，计人民币36660元（其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为35100元，青苗费1560元）。2015年3月27日，原告许金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以原告在塘内实际承包经营的耕地只有1.755亩，因在发放塘内农用地征收补偿费过程中其工作人员失误向原告多付0.245亩的补偿费和其另行向原告支付1亩的农用地征收补偿费，合计多付1.245亩补偿费人民币45641.7元，以及本案诉讼过程中其申请证人出庭而支出的证人误工费400元要求原告负担等为由，向本院提出反诉，要求原告返还多付的农用地征收补偿费人民币45641.7元及支付证人误工费人民币400元。
另查明，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认可原告在塘内实际承包的耕地为位于塘内水池下1.755亩水田（详见本院调取的福满村第三组塘内征用地块地形图A65、A65-1地块）。在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塘内土地被政府征收之前，上述塘内水池是由原告使用，用于养鱼。原告主张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在实行生产责任田发包时对原告家庭没有给予公平待遇而是将其他村民不愿承包的位于塘内的水池、山垅田、旱地等非产粮集体土地整片不计面积发包原告承包和用其上寮的0.1亩地与陈监来在塘内水池右边山垅地0.974亩交换，原告对该主张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主张上述塘内水池及该水池两边的农用地也是其承包经营的，但未能提供土地承包合同来证实。在本案第五次庭审过程中，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以反诉请求要另案解决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反诉，本院裁定准予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撤回反诉。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残疾人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耕地承包合同书》；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提供的《福满大队第三生产队分田决定》、《福满大队第三生产队分田单干意见》、《福满村第三村民小组塘内征用土地领款单据》、《福满村第三村民小组上寮、仁坑寮征用名单》、《关于漳平市人民政府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1份、《耕地承包合同登记表》、《承包土地档案》、福满村第三组1986年2月塘内土地田亩单；被告漳平华昇公司提供的《证明》、《征地告知书》、《回执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审批表》；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提供的《耕地承包合同书》、《福满村第三生产队第二次分田村民应分亩数订记表》；本院调取的《福满村第三组2013年塘内征用地块地形图》、《福满村第三组2013年塘内征用地块分户图》、《土地征用补偿计算表》及原告、被告、第三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等为证。
本院认为，起诉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许金梅认为其在塘内承包经营的土地除了塘内水池下耕地（即上述A65、A65-1地块）外还包括水池及水池两边农用地（即上述B6、B7、B8、B9、B10、B11地块），但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却认为原告在塘内承包地只有塘内水池下的耕地，塘内水池及水池两边的农用地不属于原告承包经营。因此原告与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对塘内水池及水池两边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产生争议。根据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书》上载明的内容、原告家庭在1986年分田时的农业人口数（5口人）、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当时总农业人口数（268人）和总耕地亩数（67.4亩）、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提供的《分田单干意见》和《分田决定》、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提供的《福满村第三生产队第二次分田村民应分亩数订记表》（该订记表上登记原告承包的耕地为2亩）、原告在上寮承包0.2亩耕地、在仁坑寮承包0.1亩耕地、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与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认可的原告在塘内实际承包地为位于塘内水池下的1.755亩耕地（耕地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原告塘内承包地位于塘内水池下，登记面积为1亩。实际为1.755亩）以及原告已实际取得了塘内水池下1.755亩承包地的补偿费，可确认原告在塘内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耕地是位于塘内水池下1.755亩的水田。虽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组长陈雪女和会计陈渊赐有在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证明塘内水池也是原告承包经营，但陈雪女、陈渊赐该行为是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作出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陈雪女、陈渊赐的行为不能视为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第三人漳平福满经联社对土地的调整发包行为。原告主张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在实行生产责任田发包时对原告家庭没有给予公平待遇而是将其他村民不愿承包的位于塘内的水池、山垅田、旱地等非产粮集体土地整片不计面积发包原告承包和用上寮的0.1亩地与陈监来在塘内水池右边山垅地0.974亩交换，但该主张无事实依据。同时，原告对双方产生争议的塘内水池及该水池两边的农用地至今没有土地承包合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应当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政府部门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综合上述情况，本案不能认定原告实际取得了塘内水池及该水池两边农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漳平福满第三小组、被告漳平华昇公司给付塘内水池及该水池两边的农用地征收补偿费，而这一主张应以原告实际取得该水池及水池两边的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为前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此发生的纠纷应由有关行政部门解决，故本案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原告许金梅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予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许金梅的起诉。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692元，原告许金梅起诉时已预交，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清 辉
人民陪审员 杨 庆 成
人民陪审员 吴 炳 南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冰冰（代）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二十四条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