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8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荣，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郑晓波，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诗忠，男，汉族，。
原审第三人梁翠萍，女，汉族。
上诉人邹荣为与被上诉人肖诗忠、原审第三人梁翠萍债务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邹荣提交其与肖诗忠于2013年6月7日签署的《还款协议书》一份，载明肖诗忠确认共欠邹荣376万元，包括借款、利息、股东分红等，双方对此达成还款协议，其中第二条载明若肖诗忠超过两个月未按期还款，邹荣有权要求返还全部欠款。邹荣还提交了其与肖诗忠同日签署的《欠条》，载明肖诗忠截止2012年10月1日止共欠邹荣376万元。并备注“以前所欠梁翠萍借款全部转入邹荣名下。”有肖诗忠及梁翠萍的签名和指模。邹荣称《还款协议书》中的376万元包括梁翠萍的债权转让115万元，股东分红259.2万元（以每月3.6万元为计，共6年），剩余的为利息1.8万元。协议签订后，肖诗忠以转账方式偿还了68万元，余款未偿还。第三人梁翠萍称其于2006年至2008年以转账形式分别借了35万元、30万元和50万元给肖诗忠，共计115万元，上述债权于2013年6月7日转让给了邹荣，但未提交借款当时的转账凭证亦未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深圳市×××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2007年1月1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现有股东分别为邹荣和肖诗忠，其中邹荣享有30%股权，肖诗忠享有70%的股权。原审庭审后，邹荣提交一份2007年10月8日其与肖诗忠签订的《投资合作补充协议》，载明肖诗忠无条件保证邹荣每年优先从公司收益中分红32万元，并用肖诗忠的股份和房产担保。
邹荣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要求肖诗忠偿还欠款308万元，并承担至实际还款之日逾期还款利息（至2013年12月23日利息共计1053360元）。原审庭审中，邹荣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逾期利息为违约金，金额不变。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借款和股东分红等多项法律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应当以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及审理要素。现本案存在以下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借款事实及金额的认定问题；二是股东分红的认定问题。
关于借款事实及金额的认定问题，《还款协议书》中载明欠款376万元包括了借款及利息，但没有明确具体金额。根据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邹荣主张借款金额为115万元，是受让第三人梁翠萍的债权，但邹荣及梁翠萍均未提交初始债权真实存在、双方存在资金借贷往来的相关证据，亦未提交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借款的具体金额，亦未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邹荣仅以《还款协议书》和《欠条》主张115万元的借款，无充分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相关事实及具体金额，无法查明案件事实，邹荣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邹荣主张对肖诗忠享有115万借款债权的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股东分红的认定问题。邹荣主张享有259.2万元股东分红的请求，是基于其与肖诗忠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产生的收益，属出资人权益纠纷，与本案借款合同纠纷的案由不符，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其另行起诉。故邹荣要求肖诗忠偿还剩余款项308万元及相应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肖诗忠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放弃答辩及质证的权利，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邹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67元，由邹荣承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邹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欠的债务真实存在。（一）双方之间于2006年即开始合作设立经营×××公司，并于2007年1月登记成立。截止2007年10月8日，上诉人为该公司投入资本80万元。因该公司盈利较大，被上诉人为了自己独自掌控公司，要求上诉人不参与管理。为了获得上诉人的信任，消除上诉人资金安全的担忧，被上诉人于2007年10月8日与上诉人签订了《投资合作补充协议》，承诺每年向上诉人固定分红，并以自己的股份和房产作担保，确定了双方的出资人权益。被上诉人在协议中的签名真实，是其真实意识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同时，每年分红到期时，被上诉人均以公司需要扩大经营为由向上诉人出具借条，要求将其分红转化为给被上诉人的借款作为周转资金，上诉人也予以同意。故2013年7月6日，双方经过结算，将由分红转化为的部分借款与第三人梁翠萍转让的借款作统一处理，在当日出具的《欠条》及《还款协议书》中予以确认，原先的股东分红债权已转化为借款，与其他借款予以合并且写在一张欠条上，密不可分，更不能分开处理。上诉人提供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信息证明双方之间投资成立公司并分红有事实及法律基础；《投资合作补充协议》证明双方之间对分红进行了协商约定，分红有计算依据；《欠条》和《还款协议书》证明双方之间已将到期未付的分红转化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上述证据充分、有效，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东分红的事实及具体的计算方式。且双方有多年合作关系，相互间比较信任，故于2013年7月6日再次确认将分红转化为借款，并非属于不同案由。且原审法院已经确认了《还款协议书》、《欠条》、《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等证据的真实性，也对双方存在合作经营的事实予以确认，梁翠萍也出庭参与了庭审并确认了该事实，原审判决却最终仍认为上诉人“无充分完整的证据链条，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明显错误。（二）《欠条》及《还款协议书》已确认欠款中存在借款的事实。双方之间有多年合作关系，且系同乡，关系比较融洽，相互之间比较信任，故上诉人不但每年将其分红转化为借款借给被上诉人，还因公司扩大经营的需要，委托上诉人的姐姐梁翠萍向被上诉人发放借款。后双方于2013年7月6日结算时，梁翠萍亦在《欠条》中确认其所放借款转让给上诉人。基于双方的信任关系，也根据民间结算惯例，以及方便以后记账处理的目的，结算后双方即将原有单据及往来凭证给予销毁。梁翠萍的借款发生于2008年之前，至今时间已较久远，且非一次性出借，在分次结算后又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最后统一结算，随后将原始单据予以销毁。在原始单据已不存在且双方交易频繁的前提下，要准确回忆每一次的资金交易时间、细节，已强人所难。但至少被上诉人已经在《欠条》及《还款协议书》中确认了借款的事实，结合双方系同乡、合作伙伴等较为亲密、信任的人际关系，上诉人关于借款的主张，在被上诉人放弃其诉讼权利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依法应当得到支持。况且，欠条中的分红有具体的计算方式，扣除分红的款项，即为借款的具体金额，并不存在无法查明借款具体金额的情况。如果借款情况是虚假的话，上诉人和第三人大可主张借款时分批次以现金方式支付，这样就不存在调查取证的困难。再退一步说，上诉人与第三人对该事实都进行了确认，原审在被上诉人没有出庭、没有抗辩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否认了借款的事实，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及第三人因人为证据足够充分而没有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法院为了查清案件情况，也完全可以依职权向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而不是草率在没有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否认事实，驳回上诉人合理的诉求。（三）上诉人并不否认《欠条》及《还款协议书》中原来的款项系由不同的债权债务组成，但上诉人在每年分红款项到期时已确认将分红款继续出借给被上诉人进行投资经营，已将分红转化为了民间借贷。况且，在结算确认欠款当日，双方又再一次将所有债权转化为借款由被上诉人使用。民事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并非永久保持不变。在意思充分自治的民事法律关系特别是债权债务关系中，法律关系可随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本案即属于分红转化为借款的典型案例。（四）根据《还款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被上诉人对于其376万元的欠款，应于2013年6月30日之前返还50万元，余款326万分三年按月付清，即自2013年6月13日起每月底支付9万元。被上诉人根据还款协议于2013年6月支付了前期还款50万元并支付了当月分期款项9万元，2013年7月又支付了当期款项9万元，严格按照《还款协议书》约定按期支付了三期款项，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还款协议书》中载明的欠款事实及具体金额的高度认可。
二、不管本案是采用何种手段传唤被上诉人，只要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因其自身原因未能出庭，依法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诉人主张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在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被上诉人又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就应该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却因为被上诉人的缺席，将所有举证责任都强加到上诉人身上，最终由上诉人承担了所有不利后果。按照这个逻辑，肖诗忠作为债务人不管何原因不出庭的话，反倒对其自身比较有利。原审法院在上诉人有充分的事实及证据证明其主张，但被上诉人不予出庭不予抗辩的情况下，完全驳回了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完全违反了法律相关规定。
三、案件案由只是作为法院确定立案管辖的依据手段，不能成为审理判决的关键因素。且立案起诉时上诉人也未明确本案属何种案由，立案时法院为确定案由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自行暂定为借款合同纠纷，上诉人认为这不能成为定案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应根据查明的事实予以一并处理。现实社会生活多元，关系错综复杂，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能准确区分不同法律关系，只能给予概括性总结。比如本案，上诉人也只能概括为债权债务关系。且在民间朴素观念上，上诉人也只认定欠债还钱的道理，故而只根据所欠债务列明具体诉讼请求，至于具体是何案由则属于法院审理后应予确认的职权范围。并且，案件性质是否属于不同的案由，在法律关系不存在竞合的情况下，不能成为影响审理判决及处理诉讼请求的因素。即便如此，竞合情况下选择不同法律关系进行处理，对诉讼请求的最终判决结果也并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何况本案并不存在法律关系竞合的情形，而只是存在应如何确定法律关系的问题。因此，本案中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应采用何种案由，只属于主观认识的范畴，并非案件客观事实范畴。
四、上诉人前已阐述，本案并不存在不同案由。退一万步讲，即使一张欠条中存在不同的债权，在债权总额已得到确认且债务人已部分履行并无异议的情况下，在两种不同债权已经合并且难以区分的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应遵循便民原则，予以一并审理判决，而不需另行起诉，浪费诉讼资源。据此，上诉人邹荣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肖诗忠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也没有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梁翠萍未作答辩。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邹荣确认原审第三人梁翠萍是其姐姐。
2、对于梁翠萍的借款，邹荣主张×××公司于2007年成立时有三个股东，是肖诗忠、邹荣和许登平。因为肖诗忠与许登平投资款不够，就由梁翠萍出借款项给肖诗忠和许登平，其中一部分由梁翠萍个人账户支出，另一部分由梁翠萍委托案外人郑某、湖北××木业公司于2006年和2007年转账给肖诗忠和×××公司。2010年，许登平将其名下的×××公司股份转让给肖诗忠，同时将其欠梁翠萍的投资款债务一并转移给肖诗忠，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变更后公司股东为邹荣与肖诗忠。本庭要求邹荣出具梁翠萍支付借款的相关证据，梁翠萍称因年代久远，无法通过个人能力向当地银行进行举证。
3、对于邹荣主张的肖诗忠已经偿还了68万元的主张，本庭亦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庭审后，邹荣提交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据，显示：（1）2013年7月11日，×××公司向盛×公司转账12万；7月15日，案外人恒××公司向盛×公司转账5万；7月16日，案外人东莞市云×公司向盛×公司转账5万；7月18日，邹荣向盛×公司转账8万。上述款项共计30万元，邹荣主张两案外人即为恒××公司和东莞市云×公司均为×××公司的债务人，其向盛×公司的上述转款行为即是应肖诗忠的要求和邹荣的指示履行对邹荣的还款义务的行为。根据银行转账记录，盛×公司于收到邹荣向其支付的8万元的同日，即向湖北××木业公司转款30万元。（2）2013年10月11日，×××公司向盛×公司转款10万元；同月23日，盛×公司向湖北××木业公司转款10万元。（3）2013年11月1日，×××公司向盛×公司转款15万元，同日，盛×公司向梁翠萍账户转款15万元。盛×公司在《情况说明》中确认上述他人转款进该公司的55万元、该公司向外转款55万元均是按照邹荣指示而为，均为盛×公司与款项向对方的业务交易款项。对于邹荣主张的68万元与上述55万元的差额13万元，邹荣表示仍在收集证据。之所以在第（1）、（2）项中还款给湖北××木业公司，邹荣解释为当初向×××公司股东肖诗忠和许登平出借投资款的即为湖北××木业公司和梁翠萍。
4、邹荣二审时还提交了其与肖诗忠于2013年6月7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邹荣将其名下的×××公司的股份作价214万元全部转让给肖诗忠，如肖诗忠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邹荣有权解除该协议书并收回公司。邹荣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在签署上述《还款协议书》和《欠条》、对双方此前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结后签署的，但由于肖诗忠并未如期履行付款义务，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公司目前仍由邹荣控制。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邹荣主张的肖诗忠对其欠款376万元及还款68万元的事实是否真实、其要求肖诗忠据此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对此，邹荣提交的《还款协议书》与《欠条》上有肖诗忠的签名及指模确认，肖诗忠一、二审均未到庭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反驳意见，应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对两份书证的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还款协议书》，涉案376万元包括借款、利息和股东分红。而根据×××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肖诗忠与邹荣确为×××公司股东，双方在此前达成的《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中明确了肖诗忠独立负责公司的经营及债务、同时负有保证邹荣每年固定分红款32万元的支付义务等，故《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邹荣收取股东分红，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对于邹荣主张的借款，肖诗忠在《欠条》上明确注明了梁翠萍对其本人的债权转移给邹荣，表明其确认曾对梁翠萍存在负债，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邹荣主张的×××公司成立之初梁翠萍向肖诗忠出借投资款的事实。同时肖诗忠作为债务人，也以在《欠条》上签名的行为表明了对上述债权转移行为予以认可。邹荣虽未能提交书面证据证实梁翠萍及其委托的湖北××木业公司等对肖诗忠及许登平出借款项的事实，但其二审时提交的×××公司及两案外人多次向盛×公司转账、盛×公司又在较短时间内将上述款项全部转移给湖北××木业公司或梁翠萍的转账凭证，能够反映出上述55万元款项均最终流入了邹荣主张的债权人梁翠萍和湖北××木业公司账户中。盛×公司又出具证明称上述转款行为均是按邹荣指示而为、并非盛×公司的自主经济往来，同时结合肖诗忠当时控制×××公司的实际经营等情况，其以公司名义向邹荣指定的盛×公司转款，以偿还湖北××木业公司和梁翠萍的借款，具有一定的客观可能性。据此，邹荣已经初步完成了《还款协议书》载明的股权分红款和借款相应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肖诗忠如予否认，应当对×××公司与盛×公司之间的上述转款属其他法律关系、双方签署的《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为虚假等事实举证。但肖诗忠一、二审均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至于邹荣未能举证证实其主张的肖诗忠已返还剩余13万元，该事实属于对邹荣不利的事实。即使其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但邹荣对此自认，亦应予以采信。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邹荣的主张及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邹荣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肖诗忠应当返还邹荣欠款本金308万元。根据《还款协议书》，肖诗忠超过两个月未按期还款，即视为违约。而双方约定的首期款50万元的还款期限为2013年6月30日。截止2013年8月30日，肖诗忠未能完成该50万元的还款责任，故邹荣有权向其主张剩余全部款项自2013年8月30日开始的逾期利息。但由于邹荣未能举证证实其主张的肖诗忠已经还款13万元的具体时间，且肖诗忠在2013年8月30日后仍有还款，本院酌定自现有证据显示的最后一次还款即2013年11月1日作为计息时间。一审庭审中，邹荣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将逾期利息变更为违约金，系其自行处分权利，但双方约定的日千分之三计算标准已经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肖诗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邹荣欠款308万元及违约金（按308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邹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9867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440元，均由被上诉人肖诗忠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杨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