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洪山王民初字第00041号
原告：毕某某。
委托代理人：徐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程某。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武汉某某开发区某某街道某某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雷某某，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某某。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毕某某与被告武汉某某开发区某某街道某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某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唐某某独任审判，于2014年5月16日、2014年6月19日、2014年6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某、程某，被告某某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李术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毕某某诉称：原告系某某街道某某村村民，家庭人口数为四人，现有耕地8.55亩。2009年被告某某村委会与武汉市某某生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征收合同，双方约定征收补偿费用为12万每亩，其中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费。而后被告并未将征收有关事宜详细告知该村村民，也未发布任何土地征收补偿费如何具体分配的公告，仅在该村的队长大会上口头宣布每户村民的补偿费用按每亩2.6万元补偿，并未说明安置补助费及其他补偿如何分配。2011年，原告收到被告一次性给付的141，602元补偿款，其余部分至今没有支付。按照被告宣布的每亩2.6万元补偿计算，原告应获得补偿款222，300元，未支付差额80，698元。另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鄂政发（2005）11号文）规定，该地区的安置补助费为每人18，000元，原告家中有2口人，因此请求被告按照湖北省征地补偿标准给付原告安置补助费36，000元。土地征收后，原告未能够得到维系自身及其家人继续生活保障的相关补偿，故原告至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给付原告土地补偿费80，698元；2、被告给付原告安置补助费36，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毕某某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征地补偿协议。证明：原告所在村即武汉市某某区某某镇某某村民委员会（现变更为武汉某某开发区某某街道某某村民委员会）和武汉市某某生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征地的事实；
证据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为征地补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并且属于被征土地所在村村民，有获得征地补偿的权利；
证据三、原告土地使用权证明。证明：原告具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原告名下土地的具体亩数，即原告获得征地补偿的计算基数；
证据四、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村委会给原告已经补偿了部分具体数目；
证据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鄂政发（2005）11号】。证明：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征地中如何有效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文件，以及对于武汉市洪山区征地补偿数额、安置补助费等最低的补偿标准；
证据六、武汉某某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1）某开行初字第11号。证明：原告所提出的土地面积证明得到当时原被告双方及法院承认；
证据七、毕某某对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某某开发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提起的行政诉讼案（2014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10号）证据。证明：某某镇某某村征地补偿按照地区片综合地价为10.5万元／亩（含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偿费）；
证据八、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湖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鄂政发（2009）46号）。证明：某某镇某某村征地补偿按照地区片综合地价为10.5万元／亩（含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偿费）；
证据九、关于毕某某等38人联名反映村土征用补偿不合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明：土地补偿款已经全部拨付，某某村征地补偿未经土地测量以及村委会将部分补偿费用作入股；
证据十、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证明：毕某某及妻子、儿子某某村村民资格身份；
证据十一、某某村青苗补偿费发放清单一份。证明：原告的青苗补偿面积为4.59亩；
证据十二、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证明：征地补偿用作入股分红必须征得农民同意且以合约约定；
证据十三、某某区人民法院所作笔录四份。证明：从1982年开始原告家庭土地承包的过程；
证据十四、1、关于毕上善的土地说明一份；2、买卖房契和某某街道司法所说明各1份；3、某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说明1份。证明：毕上善由原告父亲养老送终，其本人的1斗8升（1.2亩）土地由原告耕种，该土地的补偿费应归原告所有，另有胡秋玉原承包的2.4亩地补偿款归毕某某所有。
被告某某村委会辩称：一、关于事实方面：1、原告诉称“….家庭人口为四人，现有耕地8.55亩….”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这8.55亩土地不是原告小家庭四口人承包地而是原告大家庭承包地。1982年第一轮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联产承包，以原告父亲毕某甲为户主共10口人包括原告小家庭3人共承包了8.55亩土地。2005年第二轮延包时，国家政策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原则，出嫁、结婚、去世等情形都不调整承包地，经过村民会议决议还是以第一轮承包户为单位登记承包面积，当时原告的父亲已去世，因原告排名老大就以原告为户主上报承包面积，原告诉状所称的8.55亩承包地包含其兄弟姊妹的承包面积，而非原告家庭四口人的承包面积。2、原告诉称“….未发布土地补偿费公告和未说明安置补助费及其他补偿如何分分配…。”也与事实不符，答辩人就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等如何分配多次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并且进行了多次公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还是某某村资产量化改制成立的春和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民。3、原告以大家庭户主身份承包的8.55亩土地，原告家庭已经全部领取了按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分配的补偿款，原告领取了141，602元，其弟弟毕某乙领取了134，946元，远远超出了8.55亩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款，原告诉称未支付差额80，698元与事实不符。4、安置补助费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和原告夫妻同意，一部分为原告夫妻缴纳了社保，余额支付给了原告，原告诉称应支付安置补助费36，000元与事实不符。二、关于诉请方面：1、原告诉请土地补偿费差额80，698元没有事实根据，8.55亩×26，000元=222，300元，而原告和弟弟毕某乙共领取了土地补偿费276，548元。2、安置补助费已经全部用于原告安置，诉请没有事实根据。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及自担诉讼费，原告应返还多领取的土地补偿费39，130元。
被告某某村委会为支持其抗辩事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1、某某村一组1982年原告大家庭承包面积登记表一份（内容：原告大家庭10口人，户主毕某甲1982年承包面积为13.6斗折合8.553亩）；2、（2011）东开行初字第11号案卷档案材料原告大家庭承包面积登记表一份（内容：原告大家庭承包面积共13.6斗，其中原告名下3.7斗，其父亲名下9.9斗）；3、2005年承包地摸底调查表2份（内容：原告签字认可的小家庭承包面积为3.025亩）；4、2011年5月9日（2011）东开行初字第11号卷宗内谈话笔录一份（内容：原告认可8.55亩系大家庭承包面积，以原告为户主的承包面积含其弟弟毕某乙承包面积在内）；5、2005年承包合同及承包面积汇总表各一份（内容：2005年以原告为户主按1982年承包的面积进行第二轮家庭联产延包）；6、2010年8月30日原告签名的行政起诉状一份［内容：原告在诉状中自认其承包的面积（含流转他人）共5.6亩］；7、2014年5月12日武汉市洪山区某某镇经营管理站情况说明1份（内容：2010年7月19日给原告出具的证明中8.55亩系以原告为户主82年大家庭承包的面积而非原告承包的面积）。证明：8.55亩承包面积是以原告为户主按1982年大家庭承包的面积进行的延包，其中包含其父母亲、兄弟姐妹等承包的面积在内而非原告小家庭4口人承包的面积，原告的诉称与事实不符；
证据二、证人毕某丙（系某某村原一组的小组长）出庭证言。证明：1、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经过一组村民会议和原告大家庭成员同意以原告为户主按82年承包面积进行延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2005年一组经过其经手签订的承包合同和填表上报的承包面积都是以82年大家庭承包的面积上报和签订合同；3、原告合同和汇总表上的8.55亩面积是以82年原告全家10口人承包的面积填写和上报，而非原告小家庭一家的面积；
证据三、1、一事一议决议表决表；2、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两份；3、土地补偿费农户核算表一份。证明：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经过了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程序合法，原告按照决议已经领取了土地补偿费，其承包的面积为3.652亩，实际领取数额超过了其承包面积应予返还；
证据四、2011年3月8日村民代表会议决议、2011年4月18日安置补助费分配决议、2011年7月21日界定村民缴纳社保决议、安置补助费领取表、社保核算表及协议书一份。证明：安置补助费分配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及原告本人同意，用于原告及配偶缴纳社保费，余额原告已经领取了，被告程序合法，数额超出了省政府的规定，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依据；
证据五、某某村“城中村”改造资产处置决议和配股决议及政府批复、武汉仲裁委员会（2012）武仲调字第600019号调解书。证明：被告的资产处置及村民股份量化经过了民主程序、政府批准程序合法、结果公开，原告也是受益者，起诉没有事实依据；
证据六、某某村16-55、60部分投缴人员补偿一览表（第二部分）。证明：当时协定的60，000元安置补偿费，除了购买社保外，全部兑现；
证据七、余某某笔记本上记录一份。证明：8.55亩土地是原告与毕某乙两家承包的土地面积。
为查清本案的事实，本院当庭对某某村委会委员余某某进行了调查，据其陈述：2011年5月9日14时30分，在某某镇人民政府，由武汉某某开发区法院法官倪笃志所做的谈话笔录中，“含毕道南家”几个字是当时做笔录时当场添加的，不是事后写的。2012年我当时任某某村委会支部委员，负责征地补偿费用发放工作，8.55亩是毕某某和毕某乙两家承包的土地总面积，当时发放补偿费用时，为了避免双方发生矛盾，我把毕某某和毕某乙两家人通知过来，让他们确定各自的承包面积，并在笔记本上签字确认。
为查清本案的事实，本院对毕某某的弟弟毕某乙进行了调查，并通知毕某乙出庭作证。毕某乙在本院笔录中陈述：1982年第一轮承包时，我们家父亲毕某甲、母亲王秀英，还有兄弟5人，姐姐1人，另嫂子袁某某、侄儿，一共十口人，当时承包了地，面积我现在记得不清楚。后来其他几个兄弟读书出去了，只有我和毕某某两兄弟在农村。中间，还有其他人给了我们家大概4亩田，包括胡秋玉，还有我们家三爹。在98年前，父亲毕某甲就将田分给我们兄弟两个人，我的少些，他的多些。父亲在98年去世，母亲在2000年去世的，我分了4.9亩，一直没有变化，后来我领取了127，426元，就是在我与村委会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确定的金额和面积，其中自留地是指的小组的地，不在承包地之内。我没有与村委会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我们湾里都没有签订过。我与哥哥毕某某之间无土地纠纷，他也认可我有4.9亩土地。出庭作证时，毕某乙对被告提交的一份洪山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及被告提交的余某某笔记本上记录上的“毕某乙”签名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表示其没有签合同，只是领钱的时候签了名。
为查清本案的事实，本院到武汉某某开发区某某镇财政所，对该所副所长（原洪山区某某镇经营管理站负责人）张某某进行了调查，据张某某陈述：据其了解，第一轮承包时，毕某某的父亲是户主，大家庭共有8.5亩土地，二轮承包时，有的兄弟没有种了，毕某某就将这些地拿来自己种，当时小组长上报时将第一轮大家庭的承包面积都算在他名下，而且他这个组都是这样登记的，整个小组都没有发证，毕某某也领取了补偿，毕某某的弟弟毕某乙，二轮承包时并未作为承包户上报给某某镇经营管理站。
经庭审质证，被告某某村委会对原告毕某某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五、证据十至证据十一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代表被告承认了原告承包的土地面积，8.55亩是1982年原告以大家庭承包的面积，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七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八，表示由法院核实；对证据九，表示答复意见书没有见到过；对证据十二，表示不知情，也不是证据；对证据十三，对5月5日的谈话笔录的证据来源我们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谈话对象不明确，没有载明被谈话人是谁，对5月30日谈话笔录的证据来源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5月11日谈话笔录的证据来源和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了原告只有3.4亩土地，而不是8.55亩，对5月9日谈话笔录的证据来源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十四，认为关于毕上善的土地说明是原告自己书写的，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不能达到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即使是真实的，毕上善的继承人有权要求，原告无权要求，对买卖房契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对某某街道司法所的说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某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
原告毕某某对被告某某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一，对1-1承包面积登记表有异议，认为不是真实的，当时统计的人不是毕某丙，而是毕某丁统计的，毕某甲是我父亲，我父亲作为户主名下当时是7个人，我和我爱人、儿子是在1980年和我父亲分户的；对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1-3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上面的签名不是我签的；对1-4，我认为余某某在谈话笔录第三页中写的“含毕道南家”这几个字是事后添加的；对1-5，承包合同中承包方的签名不是我签的，但所有的田都是我承包的，毕某乙是我弟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签字，毕某己是我儿子；对某某村家庭承包土地到户明细表中承包土地13块没有异议，但是签名不是我签的；对1-6的诉状没有异议，是真实的，1984年本人有3亩田，1994年的时候，在别人手上接手2.3亩，我父亲1999年、母亲2001年相继去世，我从他们手上也接手了部分亩数，我的实际面积是11亩；对1-7有异议，我的证明是先出的，被告提交的是后出的，后面出的是假的，不真实；对证据二，表示不清楚毕某丙当时是不是小组长，而且上报的时候也没有跟我商量，我也不可能让我弟弟毕某乙跟我一个户，证人说的都是假的，对于证人证言我不予认可；对证据三，对3-1表示不清楚，那只是代表他们，不能代表我们；对3-2，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上毕某己的签名没有异议，当时我是不想签的，是毕某己和我老伴一起去的，钱我已经拿了；对毕某乙的事情我不清楚，我从来不管别人的事，只管自己的事；对3-3，土地补偿表是我儿子签的，但是面积不对；我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如果补偿面积和我的土地面积相符，我就不会起诉了；对证据四，表示签名是我儿子签的，跟我老伴一起去的，我承认我拿了48，121.53元。对于其他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对证据五，表示我不清楚，也不想了解；对证据六，表示上面的字不是我签的，社保是我自己买的，但是安置补偿费60，000元我领取了；对证据七，表示当时我是不想签这个字，如果我不签字，毕某乙的钱被告就不会给。
对本院对余某某所做的当庭调查，对毕某乙所做的谈话笔录、毕某乙的出庭证言，对原洪山区某某镇经营管理站负责人张某某所做的调查笔录，原告毕某某认为余某某在谈话笔录第三页中写的“含毕道南家”这几个字是事后添加的，对余某某关于笔记本记录的出庭证言，表示毕某己是我儿子，是我儿子当时在笔记本上签的字，当时我是不愿意签字的，但我不签字，他们就把毕某乙的钱也给拦下来了，我是为了毕某乙早日领钱，我就让我儿子过来签字的；对毕某乙所做的谈话笔录、毕某乙的出庭证言，对张某某的调查笔录表示均无异议。被告某某村委会对余某某的当庭陈述、对毕某乙所做的谈话笔录、对张某某的调查笔录均无异议，但认为毕某乙的当庭陈述，关于原告承包的块数和面积与本案的书证是相矛盾的，我方不予认可，而且毕某乙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当庭陈述不能推翻他所签名的书证，应当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原告毕某某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七、证据十至证据十一、证据十三，因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而予以采信；对证据八、系湖北省政府公开的文件，证据十二，系原告从网上下载打印的国家资源局国土资发（2004）238号文件，本院经在网上查询后均予以采信；对证据九，系武汉某某开发区某某街道办事处对毕某某等39名信访村民的答复，从形式和内容上分析，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该答复应属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十四，关于毕上善的土地说明，系原告毕某某自己出具，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而除家庭承包的林地外，家庭承包地是不允许继承的，故原告无法达到其认为毕上善承包的土地应为其父亲毕某甲继承的举证目的，对某某街道司法所的说明和某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说明，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对买卖房契，因能与某某街道司法所的说明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某某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一，其中有6份证据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但2005年承包地摸底调查表，上面毕某某签名据查并非其本人所写；另外2005年承包合同，因原告予以否认，且无原告的签名，故本院对原、被告签订该份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不予采信，但对该合同上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的毕某乙和毕某己的签名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二，毕某丙的出庭证言，原告虽不予认可，但考虑到2005年确由毕某丙统计某某村一组的土地承包情况，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对证据三，因原告对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农户核算表中毕某己的签名没有异议，亦表示141，602元土地补偿费已领取，毕某乙当庭对领取134，946元土地补偿费的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三中相关证据均予以采信；对证据四，原告对领取48，121.53元并无异议，对其他证据表示不知情，因被告提交的证据形式合法，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城中村改造亦是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对证据五，原告表示不清楚，因被告提交的证据形式合法，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城中村改造亦是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对证据六，原告表示字不是其签的，但认可安置补助费6万元已领取，本院对原告获得安置补助费6万元的事实予以采信；对证据七，原告表示当时是被迫之下让儿子毕某己过来签名，因毕某乙对其签名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自己受到胁迫，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对本院对余某某所做的当庭调查，符合法律规定，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本院对毕某乙所做的谈话笔录、毕某乙的出庭证言，经过原、被告的质证，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张某某的调查笔录，因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毕某某及其弟弟毕某乙均系武汉某某开发区某某街道某某村（原洪山区某某镇某某村）一组村民。1982年，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时，以原告父亲毕某甲为户主的十口人（包括原告父母2人、原告兄弟5人、妹妹1人、原告妻子袁某某及原告儿子毕某戊）大家庭承包了13.6斗即8.553亩（1.6斗约折算为1亩）耕地，后原告兄弟5人，除原告和毕某乙外，其他兄弟均因农转非户籍迁出某某村。原告父亲于1999年左右去世，原告母亲于2001年左右去世。1998年，农村开展土地二轮延包，2005年，在被告上报给洪山区某某镇经营管理站的《某某镇某某村二轮承包土地汇总表》中，载明：“毕某某，家庭人口6人，承包面积8.553亩。”某某镇经营管理站于2010年7月19日出具《证明》，载明：“……2005年按照湖北省政府要求进行完善二轮土地延包，由于多种原因，某某村一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面积没有确权发证，由村委会上报我单位登记的毕某某土地承包面积为8.55亩。”2014年5月12日，某某镇经营管理站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单位于2010年7月19日给某某开发区某某镇某某村一组（毕家村）村民毕某某出具的证明中毕某某土地承包面积为8.55亩，系根据某某村上报的汇总表645（序号）毕某某（户主）6人（家庭人口）8.553（承包面积）出具的。据调查某某村一组是按照82年家庭承包面积上报的，8.55亩系82年毕某某家以其父亲毕某甲为户主大家庭承包的面积而非毕某某承包的面积。”
另据某某街道司法所2012年11月11日出具的说明中载明：“某某村一组村民胡秋玉，全家户口农转非，房屋也卖给毕某某，胡秋玉的第一轮承包土地2.4斗，从1987年由毕某某经营，同时一切税付都由毕某某承担……综上事实，……2.4斗土地补偿款归毕某某。”2012年11月22日，因某某村土地被整体征用，原、被告签订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载明：“合同田3.652亩，单价26，000元，自留地0.94亩，单价8，000元，合计金额102，472元；无合同田1.505亩，单价26，000元，合计金额39，130元，共计141，602元。备注：无合同田为胡秋玉田，司法所裁给毕某某。”原告次子毕某己作为乙方代表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同日，原告弟弟毕某乙与被告也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载明：“合同田4.901亩，单价26，000元，自留地0.94亩，单价8，000元，合计金额134，946元。”上述补偿款被告均已转账支付给原告和毕某乙。
另查明：2012年11月12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载明：“某某村委会（甲方），毕某某（乙方）……经甲乙双方共同磋商，达成如下共识，……甲方已为乙方投缴社保金11，878.47元，还补偿乙方社保金48，121.53元，暂欠10，000元，暂付38，121.53元”。上述相关款项原告承认已领取。原告次子毕某己作为乙方代表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原告妻子袁某某，被告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用6万余元。
再查明：毕某某与妻子袁某某育有两子，其中长子毕某戊于1979年出生，中专毕业后，户口于2000年迁到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路168号，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次子毕某己于1986年出生，2008年中专毕业后，户口迁入其哥哥毕某戊户籍内。2011年3月，毕某某曾以武汉某某开发区某某街道办事处作为被告向武汉某某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某某街道办事处依法履行向洪山区人民政府提供8.55亩承包耕地的明细材料的法定职责，后该法院以在发包方某某村委会一直未与毕某某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毕某某诉讼事项明显没有事实依据为由，判决驳回毕某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归纳本案的双方诉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毕某某作为户主的家庭土地承包面积是否为8.55亩；二、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安置补偿费36，000元。
一、原告毕某某作为户主的家庭土地承包面积是否为8.55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诉称自己作为户主，在农村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一家4口人承包地为8.55亩，但并未有承包合同予以证实，原告将某某镇经营管理站于2010年出具的证明作为认定自己家庭承包面积为8.55亩的关键证据，但该管理站又于2014年出具情况说明，认为其向原告出具的证明，8.55亩系82年毕某某父亲毕某甲为户主大家庭承包的面积而非毕某某为户主的小家庭承包的面积，且根据2005年某某村二轮承包土地汇总表，当时被告上报的承包户毕某某，其家庭人口为6人，并非原告认为自己家庭承包人口4人（即原告、妻子袁某某和两个儿子毕某戊、毕某己），故对原告依据某某镇经营管理站2010年出具的证明作为证据认定自己家庭承包面积为8.55亩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庭审中自述：“我与父亲在1980年分家，第一轮承包时一家三口分得了3.6亩田，1994年，胡秋玉将其2亩责任田转让给我，另有亲戚毕上善的1.2亩田由我一直耕种，应由我取得，父亲毕某甲的承包地，除毕某乙分了4.9亩，其他都是我的。”关于上述承包地的取得，原告并未有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其向某某开发区法院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的行政诉状载明内容：“……1982年我的全家全得承包责任田9亩，户主是我的父亲，1984年本人分家，我父亲从9亩田中分给我3亩，由于本人长期在家种田，1984年又从别人手中接受了2.3亩责任田……”并不相符，被告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庭审中自述其关于承包地的取得及面积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表示希望重新丈量自己耕种土地，但被告不赞同，而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亦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用出租、转包或其他方式流转，农户耕种的土地并非等同于其承包的土地，而认定是否为家庭承包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家庭承包的相关规定，作为家庭承包方，一是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取得；二是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取得。本案中，因原、被告双方在2005年并未签订承包合同，而被告作为发包方仅认可原告父亲毕某甲作为大家庭户主于1982年取得8.553亩的承包土地，后由原告与毕某乙两小家庭分割承包，原告取得3.652亩，毕某乙取得4.901亩，另有胡秋玉原承包地1.505亩，由原告一直耕种，后被告将相关土地补偿费给付给原告。除此之外，原告认为从毕上善等户流转取得其他承包地，并未有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让其子毕某己代为签订相关土地征用补偿协议书，事先亦知晓，应视为原告当时同意被告对原告承包地面积和补偿价款的认定，原告现认为自己当时是被逼无奈，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所述，本案中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作为户主的家庭在某某村确有8.55亩家庭承包土地，致使本院不能认定该项事实，故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二、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安置补偿费36，000元。
原告诉称：根据湖北省政府文件（鄂政发（2005）11号文）规定，花山地区的安置补助费为每人18，000元，原告家中有2口人（原告、妻子袁某某），因此请求被告给付原告安置补助费36，000元。被告表示已实际按每人6万元的标准予以支付。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于2011年4月18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专题商讨并表决通过村民安置补助费的分配方案。在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2日的《协议书》中载明：被告已为原告投缴社保金11，878.47元，还补偿给原告社保金（含医保金）48，121.53元，暂欠10，000元，暂付38，121.53元，原告之子毕某己代为签字认可，原告亦承认收到了相关款项。原告妻子袁某某，被告亦为其缴纳了6万余元的一次性养老生活费、住院医疗费、丧葬补助费等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被告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安置补助费分配方案，并与原告签订协议书，除为原告缴纳了部分社保金后，将大部分安置补助费发放给原告，而将原告妻子袁某某的安置补助费6万余元用于为其购买相关保险费用，于法有据，原告所获得的安置补助费补偿金额已超出原告所诉请的18，000元，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再按每人18，000元，一共给付安置补助费36，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毕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3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17元，由原告毕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唐某某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毕 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