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广绅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ＸＸ。
委托代理人：周耀仲，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刘杰忠，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番禺穗安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庆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从飞，广东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广绅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穗安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楼民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穗安公司是一从事生产乙炔、销售化工产品、钢瓶及其零配件、充装溶解乙炔气、溶解乙炔气瓶检验、危险货物运输等的有限责任公司，广绅公司是一从事加工制造家用电器及其零配件、厨房用金属家具、不锈钢制品、制冷设备及配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太阳能用具、风力发电机及零配件、气体压缩机械、电子元器件等的有限责任公司。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2007年至2013年，约定穗安公司向广绅公司供应不同品种的工业气体，接收货物后，经双方对账后，货款每月结算一次，下月15日前结清当月货款，由广绅公司支付相应货款。2011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穗安公司向广绅公司供货，并开具对账清单及对账清单收条，金额共计23440元。后来广绅公司归还了部分货款，余款13379元一直未付。以供气本登记，2012年3月氮气欠2瓶、3月27日氩气欠21瓶、乙炔1月11日欠15瓶、氧气8瓶，共计46瓶，按照气瓶500元计算，共23000元，穗安公司遂于2013年6月21日诉至原审法院。
穗安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为：1.广绅公司支付穗安公司所欠货款13379元及利息暂计1300元（利息从2012年1月16日起计至付清之日为止，每日按照万分之二计）；2.广绅公司方返还气体钢瓶46支（每支按500元计，价值23000元）；3.广绅公司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买卖合同纠纷中，买卖合同的送货单、对账单等交易凭证中仅有员工签名而无企业盖章的，应有收货企业举证证明签名人不是其员工，或者由法院主动调查员工社保资料等查证签名人是否收货企业员工。该案中，穗安公司所主张涉案送货单、对账单上的签名人刘平、王晓兵、吴桂花为广绅公司员工，广绅公司对此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上述三人不是其企业员工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经调查上述三人亦无在广绅公司的参保资料，但从穗安公司提供的《气体供应证》上登记的业务联系电话与广绅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资料中记载的相应资料相一致，广绅公司亦确认2011年-2012年间与穗安公司发生供气买卖关系，只不过双方经财务核对货款已结清，故原审法院对穗安公司认为上述刘平、王晓兵、吴桂花三人为广绅公司授权签名人收货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穗安公司提供一份于2007年1月10日的《供货合同》，虽合同乙方主体为“广州市广绅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落款签章为“广州市广绅商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前后主体不一致，但从广绅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资料中记载的其《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申请企业名称（更改部分）是相吻合的，且在工商部门企业登记数据库中亦未有查找到“广州市广绅商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记录，同时广绅公司不认可亦不同意返还穗安公司所主张的涉案气体钢瓶，故穗安公司提出参照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即涉案气瓶损坏或遗失赔偿标准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穗安公司按约定钢瓶价值600元经折旧为500元的标准折价补偿符合法律相关规定及合理范围，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穗安公司与广绅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对签约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穗安公司向广绅公司提供了约定货物，广绅公司未按双方的约定期限支付价款，已构成违约，故广绅公司应承担继续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同时穗安公司所主张参照每日万分之二计付迟延付款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从穗安公司起诉之日起开始计付。广绅公司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广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货款13379元及利息（以13379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二的标准从2013年6月21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给穗安公司；二、广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穗安公司赔偿气体钢瓶损失23000元。案件受理费742元，由广绅公司负担（上述款项穗安公司已向原审法院预交）。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后，广绅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1-2012年间广绅公司与穗安公司虽然有过供气买卖关系，货款巳结清，但并不等于已结清的货款收货人是刘平、王晓兵、吴桂花。首先，穗安公司既没有提供广绅公司授权上述三人收货的任何手续，又没有提供该三人是广绅公司员工的任何信息和资料；其次，原审法院通过对该三人的社保情况调查后，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广绅公司参保的资料；再者，开庭时穗安公司既没有提交该三人的书面证明，也没有该三人出庭作证，无法证明该三人就是广绅公司的员工，也无法说明气体供应证上的签名就是刘平、王晓兵、吴桂花书写。由于广绅公司没有授权过根本不存在的刘平、王晓兵、吴桂花收过货，且气体供应证是由穗安公司保管，又是穗安公司与收货人直接接触，穗安公司应当负有举证责任，如果广绅公司有上述员工并经手接收气体，穗安公司可以指认，广绅公司对此是无法举证的。因此，原审法院要求“收货企业举证证明签名人不是其员工”，是举证责任倒置。
二、原审法院凭没有员工签名的供货对数对账清单和上述三个不存在的员工签名的供货对数对帐清单收条，判决广绅公司给付货款明显证据不足。首先，清单下方的第二点约定“受雇请的员工在此对数对帐单上签名有效”，而该清单没有员工签名，明显属于无效清单。有签名的清单收条上面没有载明对账具体金额内容，收条上单有清单号码并不能证明收到的是多少金额，13379元货款未付根本无从认定。收货事实显示，根据提气登记记载，2011年10月没有发生购货物往来，而吴姓人员却出具收条收到记载累计写有1万多元的对账单；11月王姓人员仅经手两次收货共5瓶，却出具收条收到记载累计写有2万多元的对账单；12月刘姓人员没有经手购货，却出具收条收到记载累计写有2万3千多元的对账单。另从10月份对数对账清单中可见，10月份累计欠货款是1万多元，11月份对数对账清单中不足上千元的货品，却累计欠货款变成了2万多元，这种由10月份1万多元变成11月份2万多元明显不合理。同时，分别由三个人经手的事，而由某一个人去认可非自己经手的累计数，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上述事实表明对数对账清单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综上，广绅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对气体供应证和对数对账清单收条上的吴、王、刘三人签名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对穗安公司提交的不真实、不合法、明显错误的对数对账清单累计欠款来源事实没有查清，穗安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明。因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穗安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穗安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穗安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的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广绅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广绅公司的代理人周耀仲、刘杰忠均为广绅公司员工。其中，广绅公司出具的证明显示，周耀仲任广绅公司办公室法务。两代理人确认刘杰忠是管人事的。两位代理人也是广绅公司原审阶段的代理人，刘杰忠自述入职广绅公司的时间为2009年，周耀仲自述入职广绅公司的时间为2014年3月。两位广绅公司代理人在二审阶段第一次庭询时坚称刘平、王晓兵、吴桂花不是广绅公司的员工。但在原审阶段，2013年9月5日开庭时，原审法官询问“刘平”是否为广绅公司员工，广绅公司代理人回答：“我公司有此名字的员工，是仓管人员，但该签名是否我公司刘平本人所签我方尚不确认。”该陈述记载于2013年9月5日开庭笔录第8页。对此陈述，广绅公司两代理人二审阶段表示：“不认可这个问题。我没有看清楚笔录，我方没有这个员工。刘杰忠是管人事的，可打印社保记录下来予以证明。”根据本院依职权向社保中心调查取证的结果显示，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广绅公司为刘平购买了相应的社会保险。对于该证据，广绅公司的代理人于二审第二次庭询时又认可了刘平的身份，但还是坚持刘平的签字并不代表其他人，也不能包括所有送气的累计数，对于刘平本人签名经手送来的那部分予以认可。
广绅公司于二审过程中，第一次庭询时自述其公司有五六十个员工，第二次庭询时自述有一百多个员工。根据广绅公司在二审庭询之后提供的其公司现阶段的社保资料显示，广绅公司仅为其公司41个员工购买了社会保险。
另查，广绅公司确认其从未对外使用过“广州市广绅商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这个名字，也没有使用过该名字的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穗安公司要求广绅公司支付欠款及赔偿气体钢瓶损失理据是否充分。
双方当事人对于彼此之间存在工业气体买卖合同关系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穗安公司提供了签约时间为2007年1月10日的《供货合同》原件，拟以此证明双方之间对于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该《供货合同》上的签约主体是穗安公司和广绅公司，但落款盖章的印文名称为“广州市广绅商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广绅公司以此否认此系其和穗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原件。经比对，印文中所体现的买方主体名称仅比广绅公司现工商登记的名称少了“商用”二字。而广绅公司的企业注册资料载明，广绅公司在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时，曾申请以“广州市广绅商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名称，之后又将“商用”二字划去。广绅公司表示，其从未使用过“广州市广绅商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名称和公章。显然，穗安公司作为一般交易主体，在广绅公司从未使用“广州市广绅商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名称和公章的情况下，不可能于2007年就事先设计合同和刻制公章，以备2013年发生的诉讼所用。本院亦向广绅公司释明，是否申请对《供货合同》上“广州市广绅商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形成时间予以鉴定，但广绅公司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在此情况下，结合该《供货合同》所呈现的自然老旧的外观特征，本院认定此《供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于2007年1月10日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双方据此确定各自合同权利、履行各自合同义务。现双方就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穗安公司依据该《供货合同》向广绅公司主张相应的付款责任和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该《供货合同》约定，穗安公司借给广绅公司一定数量的气体钢瓶周转，广绅公司向穗安公司所租、借周转钢瓶数量及广绅公司在穗安公司处提取的货物数量以双方持有的《气体供应证》登记数量为准，气体供应证的编号为“521”。现在，穗安公司提供了编号为“521”的2011年10月、11月的两本《气体供应证》，拟证明广绅公司的提货数和归还空瓶数。广绅公司虽对该《气体供应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却无法提供自己持有的《气体供应证》予以反驳。而上述《气体供应证》上亦有广绅公司员工刘平的签名。故本院对穗安公司提供的两本《气体供应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穗安公司为证明广绅公司欠付的货款金额，另行提供了2011年10月、11月、12月的对帐单及收条。其中，2011年10月对帐单的签收人为刘平。广绅公司收到该对帐单后并未提出异议，对该对帐单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而11月、12月的对帐单签收人分别为吴桂花和王晓兵。广绅公司否认此二人为其公司员工，对其二人所签收的对帐单金额不予确认。经核查《气体供应证》和对帐单收条的签收情况，本院发现，吴桂花和王晓兵亦有在《气体供应证》上签收货物，笔迹与收条上的签名笔迹一致。而刘平的签名与此二人在《气体供应证》上的签名多次交错出现、顺序形成。显然，作为广绅公司的员工，刘平亦是知晓并认可吴桂花、王晓兵等人的员工身份的。虽然在广绅公司提供的社保购买名单中无法查找到王晓兵、吴桂花等人的名字，但是广绅公司自认其有员工一百多人，而实际购买社保的人员仅有41人，由此可见，广绅公司并未为其全部员工购买社保。因此，仅以广绅公司的社保购买名单中无王晓兵、吴桂花等人就否定这些签收人的员工身份显然是不合理的。
另外，广绅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审、二审阶段的陈述多次矛盾。仅就刘平身份的陈述，就出现多种反复，时而确认其员工身份，时而又予以否认，在本院调取了刘平的社保购买记录后，才又确认刘平为广绅公司的员工。广绅公司此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使得本院有理由相信其在本案其他方面亦存在不实陈述。而穗安公司提供的《供货合同》、《气体供应证》、对帐单及收条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且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对比广绅公司的不实陈述，本院认为穗安公司的陈述更为合理且令人信服，原审法院采信穗安公司的陈述及证据，认定广绅公司尚欠穗安公司货款本金13379元未付和46支钢瓶未还合理合法。穗安公司要求自起诉之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二计付迟延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无法归还的钢瓶价值，原审法院根据《供货合同》所约定的钢瓶价值每支600元，结合折旧情况，酌定每支钢瓶起诉时的价值为5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上诉人广绅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广绅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东劲
审 判 员 陈舒舒
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谢佩君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