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64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光。
委托代理人：姚晓敏，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尚娟，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明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段建国，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樊岩磊，该公司法律顾问。
一审被告：辽宁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砂山街**号。
法定代表人：杨昊，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丁少云，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劼，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丹东市东福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七经街天增胡同（天增商场*楼）。
法定代表人：孙二伟，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高光因与被申请人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第二公司）、一审被告辽宁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以下简称辽宁省高建局）、一审第三人丹东市东福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东福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的（2014）辽民一终字第0022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高光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一终字第00224号民事裁定；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申请人依法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理由是：
一、原审裁定在未查明本案事实情况下驳回高光起诉，属事实认定不清。（一）高光为涉案工程唯一的实际施工人，有权主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2008年12月，中铁第二公司与高光达成口头协议，将涉案工程分包给高光。高光组织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各工班施工人员进行实际施工。实际参与项目施工的人员均为高光组织聘用，高光实际投入人力进行施工，《委托书》以及证人证言、丹东东福公司庭审中自认均能佐证上述事实；施工过程中，中铁第二公司向高光作业队交付了中铁第二公司工程部人员名单、隧道总体施工交底书、施工生产计划等施工资料；中铁第二公司分批分期向高光作业队供应施工材料，领（发）料单收料人均为高光组织的项目人员；中铁第二公司向高光及作业队人员付款的《借款单》、银行回单等财务凭证、《东岭隧道高光作业队对账清单》，证明中铁第二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与高光及其项目人员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上述证据材料相互佐证，可以证明高光作业队在撤场前实际从事了涉案工程施工的基本事实。中铁第二公司、丹东东福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丹东东福公司实际施工涉案工程。中铁第二公司故意歪曲、隐瞒下列事实：中铁第二公司主张《东岭隧道高光作业队对账清单》系出具给丹东东福公司，这与丹东东福公司当庭陈述矛盾；中铁第二公司在庭审中一再主张《东岭隧道工序承包合同》附件2《主要管理人员清单》列明人员为丹东东福公司的人员，但均被丹东东福公司否认并明确为高光的人员；中铁第二公司在历次庭审中关于丹东东福公司施工工程量的陈述前后矛盾，重审一审庭审主张丹东东福公司只是干了2000多万元工程与其主张全部工程都是丹东东福公司实际施工不符；中铁第二公司关于全部工程款、材料及《东岭隧道高光作业队对账清单》都是给丹东东福公司等主张均与事实不符，亦为丹东东福公司所否认。
（二）涉案工程系中铁第二公司分包给高光，高光与中铁第二公司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高光与中铁第二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分包涉案工程。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高光作业队均直接和中铁第二公司发生施工资料交付、技术交底、领发材料、工程款结算等关系。因分包违法，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中铁第二公司还要求高光为施工人员开立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工资。丹东东福公司在重审一审庭审中陈述“高光结算是由中铁与高光直接进行的，不经过我公司，所以对该费用我公司不知情。”故应由高光与中铁第二公司直接结算工程款。截至起诉之日，高光对于中铁第二公司与丹东东福公司签订的《投标及施工合作协议书》、《东岭隧道工序承包合同》均不知情。二审裁定关于“丹东东福公司在本案二审答辩时确认其与高光存在合作关系”、“高光虽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的认定，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对于高光与中铁第二公司、丹东东福公司之间关系以及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谁的问题，二审法院未经审理查明，简单认定丹东东福公司与高光存在合作关系，高光仅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与事实不符，也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高光与中铁第二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在完成了涉案工程1.1亿多元工程量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高光有权以发包人、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故高光系本案适格的原告，有权向中铁第二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款结算和支付。丹东东福公司无权主张和受领涉案工程款。中铁第二公司明知高光为唯一实际施工人，其无权以已向丹东东福公司支付工程款为由向高光提出抗辩，该支付款项的行为对高光不发生法律效力。二审裁定在未审理查明实际施工人高光与中铁第二公司、丹东东福公司是否存在法律关系，两家公司未依法提供丹东东福公司实际施工的证据，而且历次庭审陈述彼此矛盾情况下，裁定驳回高光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三、（2011）丹民一初字第00021号民事调解书对高光没有法律效力，且系调解双方恶意串通达成的，依法应予以撤销。丹东东福公司在重审二审庭审过程中自认“和解中不包括高光的部分，林圣喜的部分就是高光的，我们没有拿这部分钱。”故上述调解书对于高光不具有既判效力，不影响高光向中铁第二公司主张工程款。两公司在明知高光已于2011年6月16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丹东东福公司不参加诉讼，而是不告知高光直接另案诉讼，并与中铁第二公司迅速达成调解协议，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调解协议违背事实，企图借助调解书达成既判效力，严重损害高光的合法权益。并且，二审法院不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以纠正错误，简单地以涉案工程款也是涉案两公司调解协议确定的工程总价款，裁定驳回高光的起诉，存在明显的错误。
被申请人中铁第二公司答辩称：中铁第二公司与高光从未以任何形式就涉案工程项目签订施工合同，自2007年12月涉案工程项目启动至2011年4月20日高光以欺骗方式取得《东岭隧道高光作业队对账清单》，高光这一名字从未以任何形式出现在与涉案项目有关的文件中。中铁第二公司与丹东东福公司就涉案工程项目签订施工合同，存在施工合同关系，而且双方也实际履行了《东岭隧道工序承包合同》。所有领料单据注明领料单位均为“隧道一队”，该队系丹东东福公司为涉案工程所设立的施工组织。领取款项具体经办人均为丹东东福公司工作人员。丹东东福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业主及监理单位出具的证明等，均可证明两公司实际履行了合同。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中铁第二公司与丹东东福公司实际履行了《东岭隧道工序承包合同》，并完成了涉案工程项目工程款的结算支付。中铁第二公司与高光不存在合同关系，高光既非涉案工程项目施工合同主体，也非实际施工人，高光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虽然高光以欺骗方式取得了《东岭隧道高光作业队对账清单》，把丹东东福公司组建并完成施工任务的“隧道一队”名称变更为“高光作业队”，但并不能因此而发生中铁第二公司与丹东东福公司间施工合同关系主体变更的效力。高光与“隧道一队”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以及其因此而与丹东东福公司存在何种关系，与中铁第二公司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不能成为高光诉请的法律基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八条和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的精神，在被申请人与高光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且被申请人已向合同相对方丹东东福公司支付了全部工程款的情况下，高光并非适格主体。综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辽民一终字第00224号民事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高光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一审被告辽宁省高建局称：辽宁省高建局与高光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2008年，辽宁省高建局与中铁第二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中铁第二公司承包“丹通高速公路路基工程第八合同段”。辽宁省高建局除与中铁第二公司外，没有与其他公司或个人就该“第八合同段”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辽宁省高建局与中铁第二公司之间工程款已经结清，不存在实体、程序上应向高光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辽宁省高建局已将中铁第二公司完成工程的工程款全部支付，中铁第二公司已在庭审汇总认可。高光曾表明，若辽宁省高建局向中铁第二公司结清工程款事实成立，将不再坚持原来针对辽宁省高建局的主张。中铁第二公司与高光、丹东东福公司之间的纠纷与辽宁省高建局没有直接法律关系。辽宁省高建局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高光针对该局的再审申请。
一审第三人丹东东福公司未陈述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涉案“东岭隧道”工程并未最终竣工验收、涉案已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款数额为112399663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再审申请人提出其为涉案“东岭隧道”工程实际施工人、（2011）丹民一初字第21号调解书属于调解双方恶意串通应予撤销的主张，并不成立。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本案中，高光是否是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的前提是其同中铁第二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经再审审查，2008年中铁第二公司与辽宁省高建局签订《承包合同》，由中铁第二公司承包“丹通高速公路路基工程第八合同段”，而本案“东岭隧道”工程属于该合同段一部分，故“东岭隧道”属于中铁第二公司承包合同段内工程。2007年12月21日中铁第二公司与丹东东福公司签订《投标及施工合作协议书》，双方就辽宁省丹东至海城、丹东至通化高速公路投标及施工合作协商一致，约定了投标合作方式、中标后工程的施工与管理、中标后双方签订详细的施工合同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或另签补充协议、双方达不成一致的纠纷提交中铁第二公司所在地铁路运输法院裁决等内容。中铁第二公司又与丹东东福公司于2008年12月16日签订《工序承包合同》，合同名称为东岭隧道工序承包合同，合同号（2008）001号，约定了丹东东福公司承包范围为东岭隧道里程段范围内所有分项工程；约定了承包单价，约定了委派裴东源、林圣喜为现场施工负责人，代表丹东东福公司在工程中行使丹东东福公司权利；对计量支付、工程保留金、临时工程、工程材料供应、测量、试验、检验等技术工作，对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劳动用工等均做了详细条款约定；并在附件1列明东岭隧道工程量清单，附件2主要管理人员清单，对管理人员姓名、职务做了列明。丹东东福公司基于上述两份合同与中铁第二公司针对涉案东岭隧道建立直接合同关系，并依合同约定享有相关权利，履行相应义务，并遵守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
再审申请人提出其才是涉案东岭隧道的实际施工人，并提供了中铁第二公司工程部人员名单、隧道总体施工交底书、施工生产计划等施工材料，同时提交了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领（发）料单及借款单、银行回单等财务凭证，又提交了《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丹通高速公路第八合同段项目部东岭隧道高光作业队对账清单》等证据，通过原审庭审情况及上述证据来证明其主张。上述证据中有丹东东福公司人员亦有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其聘用人员签收的材料，对此再审申请人未提供有效证据对上述人员及材料签收予以区分。在再审申请人提供的领料单等单据中，施工单位名称绝大多数均为“隧道一队”，有少数为“东岭隧道”、“东岭隧道（隧道一队）”等，仅对账清单出现一次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东岭隧道高光作业队”。对账清单并未经双方认可并履行，对账清单中亦有丹东东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二伟及其委托的工作人员收款对账记录，虽然再审申请人在对账清单书写对此不予认可，但其亦未提供有效证据对此进行区分。如前所述，再审申请人无法有效证明其与中铁第二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故再审申请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与本案涉案东岭隧道承包人中铁第二公司之间存在书面分包合同及双方存在合同关系。
2011年7月20日，丹东东福公司与中铁第二公司就涉案工程发生纠纷，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该院于2011年8月30日作出（2011）丹民一初字第00021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该调解书确认丹东东福公司依据《工序承包合同》，已完成工程量109414165元，变更款2985498元，共计112399663元，截止2011年8月29日丹东东福公司共收到中铁第二公司工程款及垫付材料款、机械费等10652960.24元，确定后续应付款600万元。该后续款项已经支付完毕。经生效调解书确认丹东东福公司同中铁第二公司之间存在对涉案东岭隧道工程分包的合同及施工量认定，并就总的工程款进行了确认。在该案件中，已经确定了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已经完成的工程量及双方结算款项，并经法院执行完毕。再审申请人提出该案调解双方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对其该项主张予以证实。虽然该调解案件于本案提起诉讼之后发生，但丹东东福公司同中铁第二公司之间如上所述存在真实有效合同关系，并经生效调解确认。
高光虽提供了施工材料、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领（发）料单、借款单、银行回单等财务凭证，以及《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丹通高速公路第八合同段项目部东岭隧道高光作业队对账清单》等证据，并主张一、二审庭审中丹东东福公司亦称其与高光存在合作关系，故可以认定高光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但高光与中铁第二公司之间并未签订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同时中铁第二公司依据生效调解文书已经将涉案工程相关工程量与丹东东福公司结算完毕，故高光向中铁第二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驳回其起诉亦无不妥。再审申请人高光如有充分证据证实自身利益受损，可向丹东东福公司另行主张相关权利。
综上，本院认为，高光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同中铁第二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同时涉案工程已经另案由生效文书确认并且工程款已结算完毕，故高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高光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虞政平
审 判 员 高 珂
审 判 员 张志弘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刘绍斐
书 记 员 丁子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