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49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铭。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小艳。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钊，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丹婷，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维全。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丽，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因与被上诉人张维全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维全系广州市增城效源服装厂的经营者，主张与王立铭、杨建、俞小艳设立有服装加工合同关系，由广州市增城效源服装厂为王立铭、杨建、俞小艳提供服装加工服务。
对于双方的交易流程，张维全作如下陈述：“由俞小艳通过传真、电话向我方下单，由王立铭指定的布行交付布料给我方进行加工，布料款项的支付与我方无关，而由布料供应商与王立铭另行结算。加工成品之后，向王立铭指定的快递公司进行交付（或快递公司上门提货），然后由我方将快递公司出具的收货单上另行填写好型号、数量后传真给俞小艳，运费由收货方自行承担。收到货后，俞小艳只有在货物数量或质量存在问题时才会打电话予以确认。双方都以QQ的形式进行对账，口头约定收到货后的两个月内付清，所有的货款都是由王立铭支付。”对此，王立铭则作如下陈述：“我方指定俞小艳以传真或电话的方式下订单，交易中，由我方指定的布行交付布料给张维全进行加工，布料的款项的支付与张维全无关，由布匹的供应商与我方进行结算。张维全加工好后就由其自行选定快递公司进行发货，绝大部分的运费是由我方支付给物流公司的，少部分如果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我方就拒绝收货并拒付运费，张维全发货后会将该批货物的基本情况（数量、单价等）以传真或电话的方式告知我方、俞小艳。我方收到货后，无论有没有质量问题，我方大部分都会打电话和张维全进行沟通，而且我方收到货后，快递公司会有签收。双方都以QQ或电话的形式定期进行对账，有按月对账的，也有超过一个月或少于一个月的，每年度也有一个对账，口头约定收到货后的两个月内付清，所有的货款都是由王立铭支付。”
对于双方的交易情况，张维全提供五组证据予以证实，具体如下：
第一组证据：订单传真共9张，用于证明俞小艳向张维全下单的事实，该组证据上没有任何人的签名。王立铭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
第二组证据：《广东迅达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单》共547张，用于证明从2011年4月至2014年5月25日期间张维全通过物流公司托运交付加工所完成货物的情况。经查，上述收货单上记载的发站地为新塘，到站地为乌市，收货人为“杨建”或“俞小艳”，收货单还载有货物编号、数量、单价等信息，运费的付款方式为“提付”或“到付”。庭审中，张维全按照上述收货单所载信息（其中收货单上注明的价格包括加工费、布料款、辅料款），整理后分别编制了一份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总对账单、每月明细和对数单，显示2011年总货款13688657.5元，2012年总货款10723170元，2013年总货款5865983元，2014年总货款749896.5元，以上合计31027707元。王立铭对于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抗辩认为收货单没有其的签收确认，并不能代表其收到了相应的货物，实际收到的货物数量也没有收货单记载的那么多，收货单上有关货物编码、件数及价格的内容系张维全自行加注的，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交易数量及价格的依据，且当地牛仔服装加工费大概在每条8-12元，而收货单上的加工费基本在每条20多元。
第三组证据：《出货细码单》或《送货细码单》等相关单据共161张，用于证明王立铭指定相关布行向张维全供应加工用布料的事实。经查，细码单上载明的布行主要有“顺豪纺织”、“广州市汇大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客户名称有“效源”、“效源王立铭”等，部分单据上有“王立铭”的签名。原审庭审中，张维全按照上述细码单所载信息，整理后分别编制了2011年至2013年布款统计表，并主张如下事实：1.2011年总布款4942964元，其中有出货细码单对应的数额为2466304元，没有出货细码单对应的数额为2476660元（包括3613元包装费由王立铭自付）；2.2012年总布款2188586元，全部都有出货细码单对应；3.2013年总布款2430392元，其中有出货细码单对应的数额为2324510元，没有出货细码单对应的数额为105882元；4.2014年总布款70395元，没有任何出货细码单对应。以上总布款合计为9632337元。对于上述没有出货细码单对应的金额，张维全述称是根据每年与王立铭通过QQ方式将当年所有布款进行核对而得出的。对于该组证据，王立铭抗辩认为：“对其中有其签名的出货细码单没有异议，而不确认没有其签名的出货细码单；2014年双方的总体交易比之前少很多，但应扣的布款远远不止张维全所陈述的70395元，但我方也不能明确说明具体数额；我方购买的部分布料抵偿了应当给张维全的加工费。”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系由王立铭直接通知布行或委托张维全要求布行送货，布行送货到张维全的经营场所由张维全及相应的员工签收，布款的价格由王立铭确定，且都写在出货细码单上，然后在双方结算总货款时再扣除该部分布料款。
第四组证据：张维全在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用于证明王立铭、杨建向张维全支付货款共计1639500元。经查，上述付款中除2013年12月10月的10万元和2013年12月17日的3万元系由杨建转账支付的，其余款项均由王立铭支付。王立铭对已向张维全付款16395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
第五组证据：QQ记录及微信记录打印件，用于证明俞小艳与张维全的员工之间对加工服装的价格、数量、款式、对数等情况的联系交流。经查，QQ记录中“我的句子是个梦”于2014年4月3日向“于晓燕”述说有“老板娘2011年的货款共计13601022元”、“2012年的货款共计10725178元”、“2013年货款5861548元”的内容。王立铭对此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经原审法院询问，双方均明确表示因故不能提供交易期间的QQ对账记录。另外，王立铭还认为张维全提供的QQ对账数额中没有扣除有质量异议的部分。
张维全根据上述证据，主张将2011年至2014年的总货款31027707元，扣减2011年至2014年的总布款9632337元以及已付加工费16395000元，故王立铭、杨建、俞小艳至今仍欠其加工费为5000370元(31027707元-9632337元-1639500元)。原审庭审中，张维全明确表示其只起诉要求王立铭、杨建、俞小艳支付加工费476万元即可。王立铭对于上述欠款数额不予确认，而主张只欠2万元左右。
原审庭审中，张维全认为在涉案交易中，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属共同经营关系，述称系三人共同与其洽谈业务的，且杨建、俞小艳是收货人，俞小艳还是下单人，对账是由王立铭和俞小艳负责的，付款人是王立铭、杨建。张维全、杨建、俞小艳均抗辩主张杨建、俞小艳仅系王立铭雇用的员工。
另查，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任何书面证据。
张维全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偿还服装加工费476万元；2.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偿还利息（从2014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王立铭、杨建、俞小艳承担该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对涉案交易事实的陈述，该案案由应为加工合同纠纷。涉案加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该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二个：一、涉案加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张维全与王立铭，还是张维全与王立铭、杨建、俞小艳；二、应如何确定未支付的加工费数额。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张维全主张涉案交易是由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共同经营的，故三人均为合同的相对方。而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则抗辩认为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仅为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均系王立铭雇用的员工。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从涉案交易流程及现有证据的内容上看，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分别在涉案交易的下单、选定布行送布料、物流收货、加工费支付、交易数额的对账等环节存在进行分工合作且相互交织的事实，符合三人共同经营涉案交易的表征；从举证责任的负担上看，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在该案中没有提交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工资发放等任何可以证实双方确有设立劳动雇用关系的证据，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杨建、俞小艳系受王立铭的指令或委托从事下单、收货、付款及对账等工作，故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合以上事实，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推翻张维全起诉主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有理由采信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共同经营涉案交易的事实。原审法院确认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为张维全和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张维全现起诉要求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共同承担加工费的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王立铭、杨建、俞小艳的上述抗辩主张，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张维全主张对于涉案所欠加工费的数额，应由总货款扣减总布款和已付加工费而得出。王立铭对此计算方法也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总货款数额的确定问题。对于涉案交易，张维全应对所发货物的货款数额承担举证责任。该案中，张维全提交了《广东迅达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单》共547张，并按照上述收货单所载数量、单价等信息编制了一份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的对账明细，显示2011年至2014年张维全通过物流公司所发货物的货款合计为31027707元。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则抗辩认为仅收到张维全发送的部分货物，不认可《广东迅达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单》上所记载的货物数量及价格。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张维全提交了《广东迅达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单》共547张，可以证明其已将涉案货物交付物流公司进行托运，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对该份证据虽不予确认，但不能提供任何相反证予以推翻，亦不能明确指出其到底未收到上述《广东迅达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单》中的哪张或哪批次的货物，缺乏明确的异议事项；其次，王立铭在陈述交易流程时确认“张维全发货后会将该批货物的基本情况（数量、单价等）以传真或电话的方式告知我方、俞小艳。我方收到货后，无论有没有质量问题，我方大部分都会打电话和张维全进行沟通，而且我方收到货后，快递公司会有签收”，且“双方都以QQ或电话的形式定期进行对账，有按月对账的，也有超过一个月或少于一个月的，每年度也有一个对账”，而该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交易期间特别是对账期间，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对于张维全主张的发货事实（包括数量及单价等）曾提出过任何异议；第三，双方明确交易期间会通过QQ进行对账或对数，而原审庭审中张维全提供的与俞小艳的部分QQ记录中载有“老板娘2011年的货款共计13601022元”、“2012年的货款共计10725178元”、“2013年货款5861548元”的内容，上述内容亦能与《广东迅达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单》所载交易数额基本吻合。综上，虽然张维全对于发货事实的举证存在一定瑕疵，但已提交的证据之间仍然具有相互印证其主张事实成立的证明力，而王立铭、杨建、俞小艳的抗辩主张没有提交证据支持，也缺乏明确异议数额的对抗性，达不到反驳张维全诉讼主张的证明效果，故原审法院有理由确认涉案547张《广东迅达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单》的证明力，并以此作为确定交易期间总货款数额的债权依据，即确认2011年至2014年双方交易的总货款为31027707元。至于王立铭还认为涉案交易中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以及其用购买的部分布料抵偿加工费的事实，由于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均不予采纳。
关于应扣总布款数额的确定问题。该案中，张维全提交了161张《出货细码单》或《送货细码单》等相关单据，并主张应扣除的总布款合计为9632337元。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对上述总布款数额不予认可，尤其认为2014年的布款远不止张维全所陈述的70395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确认的交易流程，本案系由王立铭指定布行交付布料给张维全进行加工，布行送货到张维全的经营场所由张维全及相应的员工签收，布款的价格由王立铭确定，且都写在出货细码单上，布款的支付与张维全无关，而由布行与王立铭进行结算。故对于应扣除布款数额的举证责任在于王立铭，且由于所有布款的结算和支付均在王立铭与布行之间进行，故王立铭也应当持有涉案交易期间其与布行有关布款结算的单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经原审法院释明，王立铭不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其与布行结算的任何单据用于核实布款数额，也不能对2011年至2014年每年实际应扣的布款数额作任何具体的陈述，故原审法院依法有理由推定张维全主张应扣除的总布款合计为9632337元的事实成立。王立铭对此亦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关于已付加工费数额的问题。原审庭审中，双方对交易期间已付加工费16395000元的事实不持任何异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由于涉案交易期间的总货款为31027707元，应扣除的总布款为9632337元，已付加工费为16395000元，故原审法院确认王立铭、杨建、俞小艳至今拖欠的加工费为5000370元(31027707元－9632337元－16395000元)。王立铭主张只欠加工费2万元左右，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由于原审庭审中，张维全明确表示只主张要求支付加工费476万元即可，系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故张维全现起诉要求王立铭、杨建、俞小艳支付所欠加工费476万元以及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涉案加工费的支付期限，故上述利息应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张维全主张从2014年8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以及王立铭抗辩认为其不用支付任何利息，理据不足，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杨建、俞小艳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王立铭、杨建、俞小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加工费476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10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给张维全；二、驳回张维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68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王立铭、杨建、俞小艳负担。
判后，王立铭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述称：（一）部分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在原审庭审中，当事人各方已确认交易各方会通过QQ的方式进行对账，即张维全在对账时即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否拖欠加工费。涉案交易从2011年4月12日起直到2014年5月24日止。张维全于2014年10月8日立案起诉，从而可以推算到2012年10月7日之前所发生的欠款均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审法院未能准确判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1.张维全与王立铭。张维全与王立铭之间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加工承揽关系，另一个是合作销售关系。一方面，从王立铭购布送至张维全的效源服装厂加工成牛仔裤，然后销往新疆自治区的交易过程，可以确定他们之间是加工承揽关系。另一方面，张维全在原审期间主张加工费的计算方式为“总销售贷款－购买牛仔裤的总布款－王立铭已经向张维全支付的款项=仍欠的加工费”，以上公式用经济术语表述即为：总销售额－布料成本=销售利润；销售利润－王立铭所得=张维全所得。可以发现，张维全所指的“加工费”是依据销售利润的多少，再行与王立铭二人再次分配所得，二者属于合伙销售的法律关系。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市场上的加工费一般为8-12元/条，而张维全得加工费折算后高达20元/条，因为这里面包括了销售利润在内，所以看起来加工费成了20元/条。本案所争议的款项，本质上属于王立铭与张维全之间的合伙利润分配纠纷，应当适用合伙相关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而非加工合同法律规范。2.王立铭与杨建、俞小艳之间实际上是买卖合同关系。王立铭将布料交张维全加工成牛仔裤后，张维全发货给杨、俞二人的行为，是合同法上的债权人委托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交付义务的行为，该发货行为不会改变王立铭与杨、俞二人的买卖合同关系，因为杨、俞二人收到牛仔裤后所支付货款均全部支付给王立铭，再由王立铭与张维全私下结算利润与成本。3。张维全与杨建、俞小艳双方之间没有直接法律关系，杨、俞二人所取得的货物均是通过王立铭销售成交，货款也只支付给王立铭。（三）原审未能正确分析涉案“加工费”的构成。张维全与王立铭的合作方式，决定了张维全竞合了加工方与销售方的双重身份。加工费的分配方式如上1所述。（四）布料成本的认定问题，王立铭认为布料成本远不止原审认定的9632337元，估算会在一千四百多万元左右，因为九百多万元的布料不可能做出三千万元的牛仔裤。在原审期间，王立铭并非没有提供布料成本的证据，由于该证据需要牛仔布销售企业提供数据方能核对清楚，目前核对工作已接近尾声。综上所述，按照上述计算方式，王立铭并不欠张维全的销售利润款。
综上，王立铭上诉请求：1.驳回张维全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张维全承担。
杨建、俞小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述称：（一）杨建、俞小艳与张维全之间没有加工合同关系，双方不可能产生加工费。了解整个交易过程需要了解王立铭如何整合产业资源。王立铭是新疆人，常年在增城新塘经营牛仔裤贸易，但并不从事生产制作。杨建、俞小艳通过凭样品买卖的交易模式，提供设计和质量标准给王立铭，由王立铭在增城新塘地区寻找合适的布料商，以及制衣、洗衣、定型加工企业，生产出符合约定质量的牛仔裤成品，统一通过物流送货到新疆。杨建、俞小艳收到牛仔裤后向王立铭支付货款。张维全是王立铭在增城新塘地区的牛仔裤加工合作厂商之一，双方合作多年，关系相对稳定，杨建、俞小艳收到的绝大多数牛仔裤都是由张维全的工厂加工并发货的。由于王立铭与张维全的关系稳定，各方为了节约交易环节，王立铭会让杨建、俞小艳直接把需要的款式、尺寸以及质量要求直接告知张维全，然后张维全就会按照杨建、俞小艳要求让王立铭提供合适的布料来加工生产，但成品是直接从张维全的工厂发货给杨建、俞小艳，而收到货物后会把货款支付给王立铭，至于王立铭和张维全如何结算加工费是他们之间的事。据统计，2011年至2014年期间，杨建、俞小艳向王立铭共支付了181笔货款，合计人民币33745726元；按照王立铭指示向张维全支付过2笔款项，合计人民币13万元。表面上看，张维全和杨建、俞小艳之间有设计需求。有生产过程，有发货，有收货。实质上，工业产品的供应链远远不止于此，区域的原材料以及组织生产的能力才是工业产品的本质，这部分的工作是由王立铭通过一系列贸易的方式整合而成。故1.杨建、俞小艳与张维全之间没有加工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从来没有结算加工费和支付加工费（案中13万元的来往款项与本案千万量级的款项不存在可比性）；2.杨建、俞小艳付给王立铭的款项市牛仔裤货款，与加工费是两个层面的概念。货款已经包括布料成本、加工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税收成本、供人工资租金等一系列成本在内，因此杨建、俞小艳不需要单独分离出加工费另行支付给张维全。（二）张维全计算加工费的方式印证了杨建、俞小艳主张的交易事实。王立铭的上诉状中将其与张维全的结算方式转换成上述公式，据此杨建、俞小艳认为张维全根据此计算公式计算所得“加工费”性质实质为其与王立铭的销售分成，理由有二：1.加工合同定义是承揽方按照定作方提供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根据双方约定的具体要求，进行加工特定产品。并按照约定收取定作方加工费用的协议。因此加工费的多少跟定作方事后如何销售定价、亏损或盈利不存在关联性。张维全主张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加工费并不符合加工费的内涵。若加工费跟事后销售盈亏存在关联，只能是自产自销的商业行为。2.张维全的上述计算方式存在一个荒唐的前提，以总销售额作为计算起始，即总销售额必须是大于成本才存在加工费，反之则没有。假设市场不好，总销售额只能相当于成本，按照张维全的计算方式则毫无加工费可言；若市场极差，需要低于成本抛售则后果更无法想象。以上逻辑推演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张维全的诉请在本质上并非属于加工费，而是属于其与王立铭之间的销售分成款。（三）杨建、俞小艳与王立铭之间并非雇佣关系，也非合伙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杨建在新疆注册有“天山区边疆杨建服装店”，从事服装批发销售。俞小艳是杨建的合伙人，二人共同销售牛仔裤并向王立铭支付货款，这是典型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雇佣关系。王立铭在杨建、俞小艳处只获得货款，没有利润分成，杨建、俞小艳的经营成本也不需要王立铭分担支付，双方的利润体系与风险体系是分离的，不符合合伙关系“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特征，故杨建、俞小艳与王立铭之间不是合伙关系。
综上，杨建、俞小艳上诉请求：1.驳回张维全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张维全承担。
被上诉人张维全对王立铭、杨建、俞小艳的上诉共同答辩称：不同意王立铭、杨建、俞小艳的上诉，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关于时效问题，张维全认为不存在，涉案交易是连续交易，而且双方在原审中也确认是不定期或按月按年对账。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在此期间不断向己方支付部分款项，原审时王立铭等并无提出时效问题，故张维全认为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之间系承揽加工合同关系，王立铭、杨建、俞小艳系合伙经营关系，在原审时，王立铭明确表示杨建、俞小艳是其雇员，俞小艳、杨建予以确认，但在本案上诉时又否认原审确认的上述关系，认为王立铭系独立个体，俞小艳、杨建才是合伙关系。对此属于前后矛盾。事实上，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存在利益冲突，但却共同委托代理人不合常理。王立铭和杨建共同出资购买商铺，是共同权利人，原审诉讼保全的材料可以证明。故张维全认为王立铭、杨建、俞小艳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仅是分工不同。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界定；三是欠款金额应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在原审并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二审亦无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长期交易中曾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故本院认定张维全有权随时向王立铭、杨建、俞小艳主张欠款，其提出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享有胜诉权。
关于争议焦点二，张维全主张其与王立铭、杨建、俞小艳之间系加工承揽关系，提供了其与王立铭、杨建、俞小艳之间交易的订单、收货单、银行交易流水为证。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在原审陈述与张维全存在加工承揽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仅为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只是王立铭的员工；一审败诉后，二审阶段，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又陈述杨建、俞小艳系独立于王立铭的第三方客户，与张维全不存在交易关系。王立铭、杨建、俞小艳三人在一审、二审作出了完全不同的陈述，极不诚信。并且，该三人对于自己的陈述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鉴于该三人在涉案交易中均与张维全进行过联络和接触，张维全对该三人的内部关系不清楚亦属合理。故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王立铭、杨建、俞小艳之间系合伙关系，需共同对张维全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可在承责后自行划分各自责任，但不能以此内部关系对抗张维全。
关于争议焦点三，双方均确认之间的交易系通过QQ和传真的形式对账。因此，王立铭手中理应持有张维全通过QQ和传真发送给他的对账单和具体的交易单据。但是，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王立铭虽然否认和质疑张维全提供的单据，但却始终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驳斥张维全的主张。据此，原审法院综合审查了张维全提供的证据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采信张维全的主张，认定王立铭、杨建、俞小艳应向张维全支付拖欠的加工费476万元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王立铭、杨建、俞小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360元，由上诉人王立铭负担45680元，由上诉人杨建、俞小艳负担456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谢佩君
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