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72民初354号原告：杭州湾化纤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福全镇松坞村。法定代表人：魏伯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波，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场*号****室。法定代表人：金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柚牧，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肖，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任丘市东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任丘市迎宾路西侧地方道路管理站北侧。法定代表人：张国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分霞，河北宁昌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杭州湾化纤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和被告任丘市东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一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4日立案后，被告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5日作出（2015）津高民二初字第00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被告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2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2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天津海事法院审理。本院于2016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本院依法冻结被告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所属银行帐户存款1342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本院准予其申请，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6）津72民初3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中化天津港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所属银行帐户存款1342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原告于2016年5月23日申请撤回对被告任丘市东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依法准予其申请，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津72民初35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撤回对被告任丘市东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起诉。由于本案的处理结果与任丘市东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依法作出（2016）津72民初354号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任丘市东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将本案诉因由侵权纠纷变更为港口仓储合同纠纷。本院于2016年9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荆、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柚牧、朱肖、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104362566元，关税及增值税损失21404812.3元，原告为进口货物支出的代理费1073513.09元，银行开证和承兑费用321033.63元，滞报金899200元，以及上述费用自2014年4月9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和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原告委托案外人中建材通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公司）进口一批混合芳烃，案外人天津港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源公司）代理中建材公司安排有关货物在天津港的卸货和报关事宜。同年4月9日至11日期间，涉案货物由“台塑22”轮运至天津港，并根据港源公司代中建材公司与天津港中化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码头公司）订立的《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进行接卸。货物卸入被告的T55和T57号储罐，共计15964吨（分为8票）。被告接受货物前，港源公司在与中化码头公司和被告的《台塑22船前会约定》中明确说明，涉案货物的收货人系中建材公司。被告亦通过“油气液体化工品物流监控系统”向天津海关提交了进罐申请。该申请载明，涉案货物的进口单位和货主均为中建材公司。同年4月17日，原告发现被告已于4月11日擅自向第三人确认收到其15940.774吨混合芳烃，并在其后未经原告同意配合第三人将涉案货物进行非法处分，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辩称，1、与被告订立仓储合同的是第三人而非原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临时保管合同或临时保管的事实，因此第三人对涉案货物具有处分权，被告按照第三人的指示放货是符合合同约定的行为，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具有适格的主体地位。2、被告没有义务确认货物所有权，根据法院裁定放货并无过错。3、原告遭受损失的实质原因是其与第三人及案外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基于该关系在涉案货物到港前已放弃了对于该货物的处分权，并将相应的权利交由第三人行使，而后在买卖合同环节中与第三人出现了纠纷导致未能收回货款，与被告无关。第三人述称，1、涉案货物实际经营人是案外人张伟，并非第三人，张伟只是借用第三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2、第三人委托港源公司代为接受涉案货物，并已向其支付了代理费用以及前两票货物的关税，第三人又与被告签订仓储合同，安排涉案货物的存储，同时还负责销售货物，并将货款汇给案外人北京铭源金丰石油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铭源公司）。因此，第三人是实际货权人，原告的身份仅为进口代理人，其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编号为14MA021的代理进口合同，2、编号为14MA022的代理进口合同，证据1和2证明原告委托中建材公司进口约16000吨混合芳烃。3、八份提单及译文，4、放货指示及译文，5、报关单，6、货权确认通知，证据3至6证明原告的进口代理商中建材公司作为涉案货物名义上的收货人，赎取了正本提单，8票提单记载的货物吨数为15963.91吨，原告的身份为实际收货人和货物所有权人。7、结算明细和支付凭证，证明原告为涉案货物支付了货款、押汇利息、保险费、代理费等共计107783956.71元。8、天津海关进口关税、增值税专用缴款书，9、海关性质事业性收费专用发票，10、支付凭证，证据8至10证明原告为涉案货物支付了进口关税、增值税21404762.3元，以及海关滞报金899200元。11、天津港港口作业合同，12、港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11和12证明港源公司受中建材公司委托安排涉案货物的接卸及报关事宜，涉案货物共15964吨在天津港中石化码头卸货，存放于被告储罐，货物接收人为中建材公司。13、“台塑22”轮船前会约定，14、《天津海关关于反馈协助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查询情况的函》及油气液体化工品物流监控系统页面截图，证据13和14证明被告知晓涉案货物的收货人和货主系中建材公司。15、（2014）烟初字第87号民事调解书，16、（2014）沧民初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证明15、16证明被告毫无根据地确认第三人为涉案货物的寄存人，并配合第三人将涉案货物转让给案外人，造成原告损失。17、发货明细，18、被告、第三人和案外人上海联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油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仓储合同补充协议，19、被告、第三人与案外人莱阳东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阳东方公司）于2014年4月签订的仓储合同补充协议，证据17至19证明被告擅自将原告所有的货物当作第三人的货物予以放行和处理，导致原告的货物所有权遭到不法侵害。20、发票，证明经最终结算，原告为涉案货物向中建材公司支付代理费1073513.09元，银行开证和承兑费用321033.63元，押汇利息855211.90元。21、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22、油气液体化工品物流监控系统企业端截屏，证据21和22证明被告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浙绍商初字第43号案中提出财产保全异议，并以油气液体化工品物流监控系统企业端截屏所显示的货主信息证明货物的存货人为案外人青岛益佳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益佳公司）；23、《天津海关关于反馈协助天津海事法院查询情况的函》，证明被告知晓涉案货物的收货人和货主均为中建材公司。24、（2014）浙绍商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25、（2015）浙商终字第13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4、25证明由于卸入被告油罐的涉案货物在原告尚未交付其买方北京铭源公司的情况下即被被告动用，北京铭源公司便以此为由拒绝继续履行相关购销合同，接受相关单证并支付货款，导致相关购销合同被判决解除，涉案货物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并未发生变动。26、（2014）沧执他字第78号执行裁定书，27、（2014）烟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证据26、27证明原告不是两份民事调解书（证据15和16）所涉案件的当事人，因此没有得到调解书原件，在知道相关法院执行该两份文书时，原告提出了执行异议，法院均以被告曾经提出过涉案货物是第三人所有并且同意其进行转让为由，驳回了原告的执行异议，并且强行将货物拉走。这些后果是由被告在先的错误行为所致。28、（2016）浙民终3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根据该判决书，北京铭源公司既未取得涉案货物的所有权，更未将其让渡给第三人；（2）被告擅自将原告的外贸代理中建材公司为原告进口的涉案货物作为第三人存入的货物并根据第三人的指示对涉案货物进行处分，违背其临时保管人的合同义务和监督责任。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2、对证据3和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单证，只能在运输合同项下对承运人主张权利，提单在内贸环节不是确定所有权的依据，提单背书也不连续，报关是货物进口必要的手续，报关单显示的进口方不必然是货物的所有权人，更不能证明原告是货物所有权人。3、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邮件打印件，未经过公证，无法证明合法来源，也无法核实发件人和收件人的身份。4、对证据6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认可，认为：（1）该证据是中建材公司单方制作的，而该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2）该证据出具日期为2014年4月27日，在这之前港源公司已经将加盖放行章的JPCN-22、JPCN-23号提单交给了中化码头公司，并通知被告放货给第三人，该证据属于是事后行为。5、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支付款项于涉案货物存在关联性。6、对8至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7、对证据12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认可，认为：（1）涉案JPCN-22、JPCN-23号提单项下的货物已于2014年4月被提取，而该证据的出具日期为2014年7月31日，显然与港源公司将上述提单项下货物交给中化码头公司放货给第三人的事实不符；（2）实际上港源公司办理了涉案货物仓储的各种手续，第三人向港源公司支付了JPCN-22、JPCN-23号提单项下的关税、进口增值税、代理费、港杂费，港源公司系第三人的代理人。8、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船前会是卸货前为协调各部门而召开的，当时涉案货物尚未完成报关，而货物被提取是发生在报关之后，虽然该证据记载的收货人是中建材公司，但被告对于货物买卖转让无法进行控制或核实，也无核实的义务，被告根据与第三人的仓储合同放货并无过错，本案实质上是买卖合同纠纷，而非仓储合同纠纷。9、证据14无原件，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认可，认为作为提供海关监管服务的企业，被告仅具有监管货物的义务，难以核实涉案货物存在的多重买卖关系，只能根据提单的表面记载事项在系统中向海关申报经营单位和货主，即使中建材公司为涉案货物的外贸代理，被告也无法核实其委托人的身份，作为仓储企业被告也没有义务核实，根据天津海事法院调取的王杨、张伟笔录可以证明，港源公司和中建材公司应当知道第三人联系仓储的事实，从涉案货先卖货后收款的操作模式来看，由第三人负责仓储，然后提货、放货给买方，收到货款后再支付给前手卖方是正常的。10、对证据15、1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被告不是上述案件的当事人，对调解书的部分措辞也无法认可，但货权转移系第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行为，被告仅依据仓储合同，按照第三人的指示放货。11、对证据17至19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1）被告根据第三人的指示放货，并无过错；（2）被告并未确认货物所有权转移，只是根据合同约定确认提货权指令变更事宜。12、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该费用与涉案货物有关。13、对证据21至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14、对证据24、2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生效判决并未确认原告享有货物所有权。15、对证据26、2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16、对证据28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该判决并未确认原告享有货物所有权，其内容与原告诉请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效力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为外贸货物的进口商，不能证明其为实际货权人，原告只是进口代理。2、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提单在货物到港之后就已经失去了物权凭证的效力。3、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为货权人。4、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报关是货物进口的必经程序，报关单不具有证实货权的效力。5、对证据6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认可，理由同被告的质证意见。6、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为涉案货物的进口代理商，不能证明其为实际货权人。7、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2014年4月17号的两笔关税是由第三人缴纳的，因原告的身份为进口商，以其名义缴纳关税是进口程序的必然要求，不能证明原告为实际货权人。8、对证据9和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在张伟案发后，原告才向海关缴纳相应费用并产生滞报金，结合2014年4月17日第三人缴纳关税的事实，能够证明原告是在张伟案发之后为恶意抢货才导致滞报金损失的发生，证明原告并非仓储合同的当事人。9、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效力亦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显示中建材公司的联系电话为王杨的电话，王杨是港源公司的经办人员，而港源公司是第三人的货代，证明该批货物的所有权人是第三人，原告只是涉案货物进口代理商。10、对证据12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认可，该证据的内容与经办人王杨的询问笔录不一致，涉案业务是由王杨一手经办的，港源公司对此并不知情。11、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收货方的联系人均记载为王杨，而王杨实际上是为第三人办理涉案货运代理业务的经办人，第三人也已支付了相应的代理费，应为实际货权人。12、对证据14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中建材公司系名义上的经营单位，不代表其为货物所有权人。13、对证据15、1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14、对证据17至1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恰能证明第三人对涉案货物享有所有权。15、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效力亦不认可，认为该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15年1月及3月，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16、对证据21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单方提出的，不能证明其内容真实。17、对证据22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的形式为数据电文，原告未能提供原件，不能证明其主张。18、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享有货权。19、对证据24、2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两份判决书均涉及涉案货物的买卖合同，但都没有确认货物所有权的归属。20、对证据26、2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执行裁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证明第三人为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21、对证据2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该判决并未确认原告享有货物所有权，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定意见：1、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委托中建材公司进口混合芳烃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亦予以认定。2、证据3系原件，能够证明原告持有涉案货物全部正本提单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予以认定。3、证据4与证据3和5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涉案8票提单项下15963.91吨混合芳烃由“台塑22”轮运至天津港，承运人已经将全部货物放给中建材公司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予以认定。4、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5、8、9、10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货物已经全部报关，并缴纳了关税、增值税和滞报金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亦予以认定。5、证据6与证据1、2、7、20和23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原告委托中建材公司代理进口涉案货物，并向中建材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和代理费等相关费用，中建材公司于2014年4月27日确认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为原告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予以认定。6、证据11、12为原件，与证据13、14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港源公司接受中建材公司委托，为其办理涉案货物报关、卸货等相关货代业务，接受委托后港源公司作为委托人与中化码头公司签订了港口作业合同，委托中化码头公司将涉案货物卸入被告储罐的相关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予以认定。7、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15、17、19、27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上述证据相结合能够证明以下事实：（1）2014年4月第三人与莱阳东方公司订立买卖合同，转卖部分涉案货物；（2）在上述买卖合同的基础上第三人与莱阳东方公司及被告签订了仓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根据莱阳东方公司的指示将涉案5000吨货物放行；（3）因第三人无法履行买卖合同，莱阳东方公司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提起诉讼，要求第三人交付货物，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第三人同意向莱阳东方公司交付货物，烟台中院据此作出（2014）烟商初字第87号民事调解书，并在执行过程中将存放于被告储罐中的4145.76吨货物交给莱阳东方公司；（4）原告以烟台中院执行的货物系其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烟台中院作出（2014）烟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8、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16、18、2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上述证据相结合能够证明以下事实：（1）2014年4月第三人与上海联油公司订立买卖合同，转卖部分涉案货物；（2）在上述买卖合同的基础上第三人与上海联油公司及被告签订了仓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根据上海联油公司的指示将涉案7000吨货物放行；（3）因第三人无法履行买卖合同，上海联油公司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沧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第三人交付货物，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第三人同意向上海联油公司交付货物，沧州中院据此作出（2014）沧民初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并在执行过程中将存放于被告储罐中的6000吨货物交给上海联油公司；（4）原告以沧州中院执行的货物系其所有为由提出执行异议，沧州中院作出（2014）沧执他字第7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9、证据21、22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10、证据24、25为生效判决书，能够证明原告进口了涉案货物，并于2014年4月17日与北京铭源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约定将涉案货物转卖给北京铭源公司，后上述合同被法院判决解除等相关事实，本院对其效力予以认定。11、证据28系另案中对原告与北京铭源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481-488号案民事起诉和民事裁定书，证明：（1）涉案纠纷原告曾于2014年起诉被告，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天津海事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裁定准许其撤诉；（2）就同一诉讼标的，原告再次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2、被告于2014年4月与第三人签订的《仓储中转合同》、（2014）津仲裁字第222号裁决书，证明被告和第三人于2014年4月4日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仓储中转合同》，涉案货物于2014年4月9日至11日存入被告储罐，第三人系涉案货物存货人。3、2014年4月17日、18日中化码头公司至被告的邮件、出具的2份说明和加盖海关放行章的提单、报关单，证明：（1）JPCN-22、JPCN-23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报关、可以放行；（2）中化码头公司告知被告已收到上述两票货物的海关放行单，准予第三人提货。4、第三人至被告的提货委托书、被告、第三人与莱阳东方公司于2014年4月签订的仓储合同补充协议、莱阳东方公司提货单、提货授权书、车辆信息变更通知，证明：（1）2014年4月期间，第三人通知被告提取T57号储罐内的货物；（2）第三人将提货权转让给莱阳东方公司，莱阳东方公司通知被告提取货物。5、（2014）烟商初字第87号民事调解书、（2014）烟执字第288号执行裁定书、（2014）烟执字第28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莱阳东方公司提货单、提货授权书、提货单信息变更通知，证明烟台中院根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执行裁定书强制执行第三人存放在被告T55、T57储罐中的4145.76吨混合芳烃，交付给莱阳东方公司。6、《关于（2014）沧民初字第97号案至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函》及附件天津海事法院应诉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4年6月19日函告沧州中院货物已经在天津海事法院涉诉的事实。7、（2014）沧民初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2014）沧执字第00276-1号执行裁定书、（2014）沧执字第0027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上海联油公司致被告的提货计划，证明沧州中院依据生效调解书及裁定书强制执行存储在被告储罐的6000吨混合芳烃，交付给上海联油公司。8、（2014）沧民初字第100号民事调解书，（2014）沧执字第312-1号执行裁定书，（2014）沧执字第31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扣押财产清单，（2014）沧执字第31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案外人天津市金汇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达公司）出具的提货单、发货指令，证明沧州中院依据生效调解书及裁定书强制执行存储在被告储罐内的1736.316吨混合芳烃，交付给金汇达公司。9、第三人和北京铭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沧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张伟的笔录、港源公司王杨致中化码头公司苏玉的邮件、天津港公安局询问王杨的笔录、天津海事法院询问王杨的笔录，证明：（1）涉案货物的业务操作模式系先卖货后收款，是一种融资性买卖，也即由北京铭源公司将货权先交付给第三人，由第三人负责销售，销售后由第三人向北京铭源公司支付货款，然后由北京铭源公司再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方式，第三人在销售涉案货物之前已经取得了提取、处分货物的权利；（2）第三人向港源公司支付了货物的代理费、港务费、港杂费等报关的一切费用，港源公司系第三人的货运代理人；（3）结合证据2仓储合同的签订时间及货物到港卸货的时间，可以证明对于油品货物，通常的业务操作模式是在船到港之前先确定好储罐，也就是说在涉案货物买卖的环节上，各买卖环节参与方实际上已经约定由第三人去租罐，负责涉案货物仓储事宜，各方已经约定由第三人提取货物、销售货物。对于上述业务操作模式原告也是知悉并认同的；（4）在涉案货物的销售环节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剩余事宜应当是第三人向北京铭源公司支付货款以及北京铭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如果北京铭源公司尚未支付货款，应向原告承担继续付款的责任，原告仅就未支付部分货款对其贸易相对方享有债权，因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港口仓储合同关系，相关纠纷应在买卖环节解决，和被告无关。10、（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天津海事法院审理的类似案件中，仓储企业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11、《关于（2014）沧执他字第78号的意见》、被告、第三人和上海联油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仓储合同补充协议、顺丰速运快递单及其追踪网络打印件,证明被告于2014年9月9日就（2014）沧执他字第78号执行裁定书向沧州中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该裁定书部分表述与事实不符，被告没有确认货物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过错。12、《关于（2014）烟执异字第14号的意见》、顺丰速运快递单及其网络打印件，证明被告于2014年9月9日就（2014）烟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向烟台中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该裁定书部分表述与事实不符，被告没有确认货物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不属于重复起诉的情形。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1）仓储中转合同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约定，与涉案货物没有关联性，不能直接约束涉案货物；（2）仲裁裁决书只能对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和裁决，不能据此认定涉案货物所有权。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涉案货物被海关放行只能说明货物解除了海关监管，并不代表所有权的转移。4、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不认可。5、对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莱阳东方公司出具的提货单等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效力均有异议。6、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效力不予认可。7、对证据7和8中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提货计划、提货单、发货指令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损失是由于被告错误确认涉案货物为第三人所有而造成的。9、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张伟为犯罪嫌疑人，其陈述不能直接作为证据采信，港源公司也并未确认过第三人享有货物所有权。10、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与本案无关。11、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原告损失是由于被告错误确认涉案货物为第三人所有而造成的，相关法院都是据此作出裁决的。第三人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至10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2、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执行裁定书证明第三人对涉案货物享有所有权，被告是仓储企业，签订合同时不负有审查仓储货物所有权人的义务。本院对被告证据的认定意见为：1、本院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但原告依法不属于重复起诉的情形，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2、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2014年4月4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仓储合同，约定被告为第三人提供仓储服务，货物为约16000吨混合芳烃的相关事实，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3、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JPCN-22、JPCN-23提单项下货物已通关、可以放行的事实，本院确认其证明效力。4、证据4、5相结合能够证明在莱阳东方公司已提取984.24吨货物的情况下，烟台中院根据第三人、莱阳东方公司及被告签订的仓储合同补充协议又将4145.76吨货物从被告处强制执行交给莱阳东方公司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予以认定。5、证据6、7相结合能够证明沧州中院根据第三人、上海联油公司及被告签订的仓储合同补充协议将6000吨货物从被告处强制执行交给上海联油公司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予以认定。6、证据8能够证明沧州中院依据生效调解书及裁定书将1736.316吨货物从被告处强制执行，交付给金汇达公司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和证明效力予以认定。7、证据9能够证明2014年3月北京铭源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涉案货物卖给第三人，以及涉案货物到港后由被告负责仓储的相关事实。8、证据10系另案法律文书，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9、证据11、12系被告在另案中提交的文件，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第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天津海事法院向沧州市公安局调取的购销合同和沧州市公安局对张伟、王杨的询问笔录，证明此批货物为第三人向北京铭源公司购买及交易相关情况。2、第三人就涉案货物向北京铭源公司付款的凭证，证明截至张伟案发，第三人已将涉案货物出售回款共计4695万元给付北京铭源公司。3、第三人与港源公司之间的电子对账单及支付代垫港建费、港杂费、代理费、JPCN-22项下关税的付款凭证，证明港源公司为第三人的货运代理人。4、中化码头公司出具的港建费收据及港源公司出具的代理费、港杂费票据，证明第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所有卸货费用共计729099元，为涉案货物的货权人。5、仓储费票据，证明第三人为涉案货物仓储的委托人。6、（2014）沧执他字第78号执行裁定书和（2014）烟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第三人为涉案货物的货权人。原告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证据9的相同。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效力亦有异议，第三人不能证明该款项的用途。3、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涉案货物的关税都是原告支付的，港源公司收取第三人的款项并不等于就是其货运代理人，也不代表对货物所有权的确认。4、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仓储合同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仅在他们之间发生效力，且该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并非涉案货物，被告认识错误，应当承担责任。6、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原告损失是由于被告错误确认涉案货物为第三人所有而造成的，相关法院都是据此作出裁决的。被告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三人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均无异议。本院对第三人证据的认定意见为：1、证据1与被告证据9相同，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能够证明北京铭源公司与第三人就涉案货物签订购销合同，以及涉案货物到港后由被告负责仓储的相关事实。2、证据2至5均为原件，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明效力分别认定如下：（1）证据2的付款凭证上没有注明是哪个合同项下的货款，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2）证据3、4能够证明第三人支付了涉案货物在天津港的港建费、港杂费等港口费用，但不能证明港源公司系第三人的代理人；（3）证据5能够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支付了涉案货物的仓储费的事实。3、证据6为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能够证明沧州中院作出（2014）沧执他字第78号执行裁定书，烟台中院作出（2014）烟执异字第14号执行裁定书，分别驳回原告执行异议的事实，但不能证明第三人对涉案货物具有所有权，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原告与中建材公司签订了两份编号为14MA021、14MA022的代理进口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委托中建材公司代理进口约16000吨的混合芳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中建材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和外贸代理费，中建材公司确认涉案8票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为原告。2014年4月17日，原告与北京铭源公司签订了两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涉案全部混合芳烃销售给北京铭源公司，合同约定：交货地点、方式为北京铭源公司自提，原告在指定油库交货；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为北京铭源公司承担。而早在2014年3月28日，北京铭源公司就与第三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将涉案全部混合芳烃销售给第三人，合同约定：交货地点、方式为第三人自提，北京铭源公司在指定地点交货；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为除报关代理费外，第三人承担卸货港所有费用。为履行与北京铭源公司的购销合同，第三人于2014年4月4日就涉案货物在天津港中化石化码头的仓储事宜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TJSUC14161的《仓储中转合同》，合同约定：存放在储罐内的货物原则上由第三人指定的授权代表携带其授权书、书面发货通知单、提货单提取货物；合同的争议提交天津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2014年4月5日，15963.91吨混合芳烃装上“台塑22”轮，从日本爱知港运至天津港，承运人为此签发了编号为JPCN-11、JPCN-12、JPCN-13、JPCN-14、JPCN-21、JPCN-22、JPCN-23、JPCN-24的8套正本提单，提单记载的通知方为中建材公司。为办理货物在目的港的报关、卸货事宜，中建材公司将全部代理业务委托给港源公司。2014年4月8日，港源公司按照中建材公司的指示将涉案货物卸至天津港中化石化码头，与中化码头公司签订《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合同约定：货物接收人为中建材公司、作业项目为卸船、交接地点为中化仓储。同日，中化码头公司、被告与港源公司召开了“台塑22”轮货运船前会，会上三方对船货情况、卸船作业准备情况、T55、T57储罐收货准备情况进行了通报。2014年4月9日，船抵天津港，中建材公司向承运人提货，承运人指示船代将涉案8票提单项下货物电放给收货人。从2014年4月9日开始至2014年4月11日，涉案混合芳烃全部卸入被告的T55、T57储罐。船舶到港当日，第三人向港源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在天津港的港建费、港杂费等港口费用，港源公司向其开具了相应的发票。中化码头公司为在海关注册登记的监管场所，2014年4月17日，该司在收到加盖有海关放行章的编号为JPCN-22、JPCN-23的提单副本后，指示被告准予放货4000吨。2014年4月17日至23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提货委托书，共提走3010.28吨货物。因第三人和莱阳东方公司签订了5000吨货物的购销合同，第三人向莱阳东方公司出具了物权转移证明，随后双方与被告签订了仓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凭莱阳东方公司的发货承诺、提货通知书放货5000吨，仓储费仍由第三人承担。2014年4月29日，莱阳东方公司出具提货单、提货授权书，共提走984.24吨货物。2014年6月13日，烟台中院就莱阳东方公司诉第三人购销合同纠纷作出（2014）烟商初字第8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第三人向东方莱阳公司交付剩余的4015.76吨混合芳烃；因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人同意向莱阳东方公司支付人民币475万元的违约金，以存款人民币375万元和涉案的130吨混合芳烃冲抵违约金。该调解书已生效。2014年6月16日，烟台中院作出（2014）烟执字第288号执行裁定书，并向被告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T55、T57罐中的4145.76吨混合芳烃交付给莱阳东方公司。随后，莱阳东方出具提货单、提货授权书，提走了4145.52吨混合芳烃。2014年6月16日，沧州中院就上海联油公司诉第三人买卖合同纠纷作出（2014）沧民初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第三人向上海联油公司交付6000吨混合芳烃。该调解书已生效。2014年7月14日，沧州中院作出（2014）沧执字第276-1号执行裁定书，并向被告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第三人存放的6000吨混合芳烃交付给上海联油公司。随后，上海联油公司出具提货单，提走了5999.48吨混合芳烃。2014年7月9日，沧州中院就金汇达公司诉第三人借款合同纠纷作出（2014）沧民初字第10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第三人应偿还借款人民币4150万元及利息。该调解书已生效。2014年7月28日，沧州中院作出（2014）沧执字第312-1号执行裁定书，并向被告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第三人存放的T55罐中的1736.316吨混合芳烃交付给金汇达公司。随后，金汇达公司出具提货单、发货指令，提走了1735.8吨混合芳烃。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具有保管合同，原告为寄存人，被告错误确认第三人为存货人，并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涉案货物交付第三人及案外人，致使原告遭受了货款等损失，遂成讼。原告在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仅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另查明，2014年6月5日，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因涉案《仓储中转合同》产生纠纷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4年8月21日，天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裁决：第三人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给付被告仓储费用2733874.02元及违约金和律师服务费。第三人已经依裁决支付了全部费用。另查明，2014年5月9日本院受理了原告就涉案纠纷提起的八案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481-4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撤诉。本院认为，被告作为天津港专营液体货物仓储业务的法人，为存货人提供仓储服务，收取仓储费，其与存货人订立的合同应为港口仓储合同性质。涉案混合芳烃为进口海关监管货物，从船上卸入被告的储罐，纠纷产生于被告的仓储服务中，因此，本案为港口货物仓储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系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本院审理，虽然原告曾以同一诉讼请求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撤诉，但根据民诉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原告在本案中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诉讼。本院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基于上述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港口货物仓储合同关系。2、被告是否具有向原告交付涉案货物的义务。3、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4、原告损失的金额及依据。现围绕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港口货物仓储合同关系。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因实际交付货物而成立事实上的港口仓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没有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能否根据原、被告从事的民事行为推定双方具有订立合同的意愿是认定双方具有合同关系的关键。首先，根据液体货物的特性及天津港存在多个液体货物装卸码头的现状，船到码头前存货人与仓储公司签订合同并确认仓储数量、仓储费率是其行业习惯。虽然中建材公司作为提单项下的收货人指示其货代港源公司将货物卸至天津港中化石化码头，但无论中建材公司还是港源公司在船到码头前从未与被告协商并签订仓储合同，货物卸入储罐多日后，原告才向被告主张提货。从中建材公司和原告的上述行为无法推定二者有与被告订立仓储合同的意愿。其次，根据原告和北京铭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及北京铭源公司和第三人之间买卖合同的约定，涉案货物最终应由第三人自提并负担除报关代理费外的卸货港费用。而依查明的事实，第三人确实也实际履行了该合同义务，在船舶到港前与被告签订了仓储中转合同，并在船舶到港后向港源公司支付了相关的港口费用。因此，从原告和第三人实际履行涉案货物买卖合同的情形可以推定原告将涉案货物从船上交付至储罐是为了履行买卖合同的约定，其对涉案货物不承担仓储义务，亦不会有订立仓储合同的意愿。最后，第三人就涉案货物的存储与被告签订了书面仓储合同，并支付了仓储费。被告接收涉案货物，提供仓储服务是为了履行与第三人的仓储合同，其亦没有与原告订立仓储合同的意愿。综上，根据原、被告从事的民事行为均不能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的意愿，本院对原、被告之间存在港口仓储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二、被告是否具有向原告交付涉案货物的义务。关于原告作为实际向被告交付涉案货物的主体，能否成为存货人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仓储合同的存货人首先应是合同的当事人，是保管人的权利义务相对方。如上所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港口仓储合同关系，因此，其不是涉案货物存货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存货人或仓单持有人有权请求仓储合同的保管人交付仓储物。本案中，被告就涉案货物的仓储未出具仓单，不存在仓单持有人，原、被告之间不具有港口仓储合同关系，原告亦不是存货人，因此，被告对原告不负有交付涉案货物的义务。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仓储中转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且未出具仓单，被告应依据仓储合同的约定交付货物，即由第三人指定的授权代表携带其授权书、书面发货通知单、提货单向被告提取货物。在海关依法解除对涉案货物的监管后，被告将编号为JPCN-22、JPCN-23提单项下货物交付给第三人或其指定的人没有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烟台中院和沧州中院对涉案货物强制执行是否因被告确认第三人为存货人所致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依据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仓储中转合同的约定，第三人为涉案货物仓储合同的存货人，被告并无过错。其次，第三人对涉案货物是否具有所有权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告如对沧州中院、烟台中院强制执行依据的两份民事调解书有异议，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程序维护其权利。因此，被告依据两个法院的协助执行文书交付货物的行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损失的金额及依据。原告主张的货款等损失与被告的放货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应另案解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杭州湾化纤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2800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七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 克代理审判员 张 颉人民陪审员 林榕榕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书 记 员 马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