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30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法定代表人：梁建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光伟、朱海乙，均是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善进，身份证登记住址安徽省太和县，现住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上诉人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善进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上诉请求：撒销原审判决，确认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之间在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4月2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费由张善进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1年7月2日签订至2015年4月21日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企业内部的承包关系是否成立，首先要看发包方主体是不是出租车公司，承包方是不是属于出租车公司企业内部的员工，如果不符合主体前提条件，不可能构成企业内部的承包关系。从张善进身份来看，其不是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企业内部员工，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从来没有聘用过张善进，双方也没有签订过任何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张善进从来也没有在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领取过工资、福利补贴等劳动报酬，不能认定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是企业内部的承包关系。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张善进是作为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的驾驶员为乘客提供服务问题。出租车公司是市场经济发展时代的一个特殊行业，出租车不管发包给谁经营，都必须挂靠出租车公司的名义才好运作。如果仅凭承包人挂靠出租车公司的名义就能认定发包人出租车公司与承包方司机之间构成劳动关系不符合劳资部[2015]15号《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关于劳动关系成立的三个实质性要件。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是平等主体之间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关系，不存在隶属和从属的关系。出租车公司提供出租车等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给承包司机私自经营是纯粹的财产关系，承包司机不享有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双方所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未约定具体的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劳动合同必备的条款。由于承包司机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双方之间又没有形成紧密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所以双方之间不具有劳动合同的性质。故该合同不应受《劳动法》的调整。根据出租车的运作模式，采用公营模式经营的出租车公司司机是由出租车公司聘任，出租车公司会依法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构成劳动关系，但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是采取私营对外发包模式运作，从开办出租车公司以来，一直没有聘任过司机为公司员工，只是作为发包方将出租车交付给承包司机并收取承包款。而承包司机承包后是私自经营，工作时间不受出租车公司监管，出租车公司也不需要给承包司机发放工资及福利补贴。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实行经济承包经营的做法完全符合《广东省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这种私营对外经济承包方式明显是一种民事承包法律关系，其性质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三个要件，故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不构成劳动关系。二、张善进从2011年9月5日开始至2014年12月9日，在明确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将企业出租车辆实行对外承包经营的前提下，其自愿承包出租车，并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和《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并非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聘请张善进作为企业内部的司机。合同约定：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将车牌号出租小汽车一辆交由张善进承包经营作客运经营使用；在合同期内，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对张善进实行每月固定定额上缴承包金方式，由张善进自行寻找客源，以多劳多得，自负盈亏的方式进行承包经营；而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对张善进工作时间和营业额收入情况无权监管，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也不需要给张善进发放工资及福利补贴的报酬。但鉴于交管部门的行业要求，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仅是对承包车辆的承包人（即张善进）进行安全技术上的监管和培训。该承包经营合同明显约定是对外承包关系，而不属于企业内部的承包关系，更构不成劳动合同关系。
张善进没有答辩意见。
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于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诉讼费由张善进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张善进于2011年7月2日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成为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的驾驶员，合同期限为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4月21日。2015年7月24日，双方再次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并按照该合同履行至今；同时，双方从2015年7月开始建立社会保险关系。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对张善进进行了安全知识服务培训，并为张善进发放了工作制服及办理了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证。
2016年3月4日，张善进向蓬江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确认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在2011年7月3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年4月11日，蓬江区仲裁委员会作出蓬江劳人仲字[2016]053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张善进与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在2011年7月3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对上述裁决结果不服，认为双方仅从2015年7月24日开始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7月24日之前不属于劳动关系，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具体理由如其诉称；张善进对上述裁决结果表示无异议。庭审中，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提出张善进要求确认2011年7月3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劳动关系的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庭审中，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均确认，2015年4月21日第一份《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到期后，张善进将营运出租车交回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处，双方办理了经营合同解除手续。张善进陈述称，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因张善进无营运出租车驾驶，而出租车司机苟某需要回家，张善进便为其代班驾驶该车辆，并到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处办理了代班手续，直至2015年7月24日，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重新签订经营合同，张善进开始驾驶车辆；对此，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表示张善进与司机苟某之间的代班事宜为双方私下约定，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对此不知情，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处亦未有双方代班手续的登记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
综合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对于2015年7月24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的争议焦点为：1、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张善进提出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此，原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在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4月21日期间（即双方签订的经营合同期限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对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上述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约定了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享有诸如：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交通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和修订企业的规章制度，要求张善进驾驶员严格遵守，规范其经营行为的权利；对张善进的安全驾驶、车容车貌、卫生环境、车辆技术状况、违规违章、职业道德、服务质量等方面行驶检查、监督、整改和处理的权利；拥有合同中经营车辆的管理权、处置权和更新权，在必要时，对合同中所指的出租汽车进行指挥和调度的权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驾驶员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义务。从上述合同约定可以看出，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虽然将出租汽车交由张善进承包经营，但张善进相对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并非完全独立的承包人，其在人格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均对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双方的承包经营关系实际属于企业内部的承包关系，没有违反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省、市有关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法规及政策的约束。
《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据此，虽然双方在上述期间没有另行签订劳动合同，但不影响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成立，双方内部承包关系的存续则是劳动关系存续的依据，而且从表现形态来看，张善进是作为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的驾驶员为乘客提供服务。因双方于2011年7月2日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合同期限为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4月21日，故原审法院确认双方在上述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
二、关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在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第一次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期限届满日为2015年4月21日，庭审中双方确认合同期限届满后办理了合同解除手续，并将车辆交回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处；双方第二次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7月24日。对于从2015年4月22日到同年7月23日期间的工作情况，张善进陈述称此间其仍在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处代替司机苟某驾驶车辆，但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表示公司没有双方代班登记记录，且即使存在代班行为，亦是张善进与苟某之间的协议，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无关。对此，原审法院认为，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7月23日期间，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已经解除了之前的经营合同关系，且张善进陈述的上述代班事实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此期间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确认。
三、关于张善进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如前所述，原审法院已经确认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张善进双方在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4月21日、2015年7月24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张善进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应分别至2016年4月20日、2017年2月28日届满，现本案中张善进于2016年3月4日申请仲裁，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其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的规定，且自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提起仲裁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故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认为张善进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和张善进在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4月21日、2015年7月24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驳回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元，由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1、《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以证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之间是一种对外承包关系，不是对内承包关系；
2、《劳动合同》，以证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从2015年7月3日签订劳动合同开始存在劳动关系，之前一直都是承包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是为了购买社保。
张善进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张善进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争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在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4月21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张善进于2011年7月2日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第九条约定了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诸如：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交通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和修订企业的规章制度，要求张善进驾驶员严格遵守，规范其经营行为的权利；对张善进的安全驾驶、车容车貌、卫生环境、车辆技术状况、违规违章、职业道德、服务质量等方面行驶检查、监督、整改和处理的权利；拥有合同中经营车辆的管理权、处置权和更新权，在必要时，对合同中所指的出租汽车进行指挥和调度的权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驾驶员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义务。从上述合同约定可以看出，虽然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将其已取得经营权的出租汽车交由张善进承包经营，但张善进在经营过程中需接受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的监督管理，其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之间具有一定的从属性，而且张善进作为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出租车司机，以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的名义为乘客提供服务，双方的承包经营关系实际属于企业内部的承包关系；此外，双方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不但要遵守法律，还应受国家、省、市有关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法规和政策的约束，而《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据此，虽然双方在上述期间没有另行签订劳动合同，亦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但不影响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成立，双方内部承包关系的存续则是劳动关系存续的依据，张善进与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之间实际已构成事实上劳动关系，即使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主张双方于2015年7月24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属于对外承包关系成立，也不能据此认定《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也属于对外承包关系，而双方于2015年7月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也不能否定双方在此之前存在的是内部承包关系并进而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来否认双方存在的劳动关系。由于双方签订的上述《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1年7月2日至2015年4月21日，故原审法院确认双方在该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上诉请求确认其与张善进在上述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南安小汽车出租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晓凌
审判员 陈雪娟
审判员 陈史豪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尹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