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36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水彬，男，汉族，1953年4月21日，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委托代理人陈方林，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保伟，男，汉族，1971年3月11日生，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上诉人孙水彬因与被上诉人金保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6）苏0481民初3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孙水彬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0481民初303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错误认定事实。从1993年开始，上诉人即承包溧阳市昆仑街道班竹村委金家村47.592亩土地开挖鱼塘从事水产养殖。2000年4月30日，溧阳市后班竹村委与上诉人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期从2000年4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至2006年12月25日，因上诉人需扩大经营范围，增加10.613亩承包土地，合计为58.205亩，为此与班竹村委签订了一份《鱼塘承包合同》。该合同规定每亩每年的承包金为120元，虽然该合同规定的承包期为8年，即自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但同时规定：承包期满后，如乙方继续承包，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由于该鱼塘紧靠化工企业，污染较严重，收益不高，至承包约定合同期满，无人愿意承包该鱼塘，村委也没有提出要收回土地另行发包的要求，因此，该鱼塘由上诉人延续承包经营。2015年底至2016年初，被上诉人等纠集其他村民，提出每亩每年的承包费从120元增加至500元，上诉人认为增加幅度过大，没有同意，被上诉人及其他村民即采用推土筑路、锄塘埂、破坏渔需设施、轮流派人在上诉人家中闹事等非法手段，阻止上诉人对鱼塘的管理和收获，致使上诉人无法对养殖的水产品进行捕捞销售，造成螃蟹死亡2000多斤的严重损失。直至2016年2月6日春节将至，被上诉人等人的非法侵害仍在继续，上诉人的损失继续扩大，家人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求助相关部门无效的情况下，上诉人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使家人能过一个安稳的春节，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借钱满足了被上诉人的无理要求，对此，上诉人一审庭审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但一审却一味迁就被上诉人的无理要求，对上诉人的合法请求不予支持，确实有违公平公正原则。首先，孙水彬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上诉人对47.59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且上诉人自1993年开始即对该土地行使承包经营的权利，虽然至2014年12月31日后签的合同到期，但由于无他人承包，上诉人仍然延续承包经营，且发包人班竹村委并未提出终止承包关系的要求，因此，不可否认上诉人具有承包经营权，一审否认上诉人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其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延续承包至2015年底快要收获捕捞时，使用推土筑路、机械挖塘埂、损坏渔需设备等野蛮手段，使上诉人及家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因受胁迫而违背其意愿被迫按每亩每年500元支付承包金，其行为显属无效，被上诉人因胁迫所得的钱款应予以退还。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合法，也存在过错”，上诉人“是无奈的情况下支付了相应的承包款”，一方面又判决对上诉人的合理请求予以驳回，岂非自相矛盾。二、一审错误采信证据。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班竹村及周边鱼塘承包款为每年每亩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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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的承包合同，这些合同承包期都在十年以上，有的承包合同经过镇经管办、市农工办、市法制办以及派出所的见证，还有“班竹村养殖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及流转费金额明细表”，涉地面积1928.13亩，流转金每亩每年都在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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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之间，足以证明上诉人与村委所签合同中每亩每年120元的流转费是合理的，被上诉人提出每年500元/亩，在原有基础上涨了四倍以上，显然极不合理，但一审却至上述确凿的证据于不顾，认为“该承包款的金额尚属合理”，此种认定，确属天平失衡，难言公正。一审以孙火彬、孙保华与村民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为例，认为“金保伟提供的证据优于孙水彬提供的证据”，这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1928.13亩对比97亩，证明效力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况且，孙火彬、孙保华承包合同与上诉人不可相提并论。首先，孙火彬、孙保华的承包合同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未在法庭质证得证实；其次，上诉人的鱼塘位于化工企业旁边，用水是抽取紧靠化工企业的小塘水，直接影响上诉人的水产养殖；而孙火彬、孙保华鱼塘用水是大河中的清水，养殖条件优越，相互没有可比性。三、一审遗漏重要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班竹村养殖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承担农户流转费金额明细表”，该份明细表，涉及承包户35人，涉承包土地1928.13亩，几乎涵盖了班竹村鱼塘承包养殖全部情况，该份证据对认定承包费的标准，正确裁量本案具有重要作用。但在一审判决中，该份证据被遗漏，直接导致对本案事实认定失误，裁量失衡。另外，法庭于2016年7月1日对班竹村委书记罗报金的调查也证明，罗保金对500元/亩承包费有异议，该份证据也在判决书中被遗漏。综上，由于一审错误认定发包主体，忽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作用，错误采信证据，且遗漏重要证据，导致本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为此，提出上诉，请依法审理。
金保伟在法宝期间内未作书面答辩。
孙水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金保伟返还孙水彬土地承包费1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水彬于1993年到金保伟所在的金家村民小组承包土地。2006年时，承包面积为58.205亩。2006年12月25日，金保伟所在的村组与孙水彬签订鱼塘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将持有所有权的土地发包给乙方进行养殖；承包面积为58.205亩；承包期限为8年，自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承包金额自2006年1月1日起每年每亩120元交纳；承包期满后，如乙方继续承包，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该合同有村民代表及孙水彬签名。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孙水彬向村民代表按田亩交纳承包金后，再由村民代表按各农户的田亩数发放，其中，金保伟按2亩面积领取承包金。2014年12月31日该合同到期后，孙水彬、金保伟没有重新签订新的鱼塘承包合同。
另，金保伟所在的村民小组尚有97.52亩与孙水彬承包的鱼塘相邻，仅一条机耕路相隔，被另外两位承包，孙水彬及其他两位承包人均于2006年与村民代表签订鱼塘承包合同。2014年12月31日均已期满，2015年3月16日，其他两承包户孙火彬、孙保华均与金家村农户（发包方）重新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其中将承包金额从120元增加为每年每亩500元，因孙水彬认为承包金提高到每年每亩500元太高，故没有和村民签订合同。2015年12月，涉地农户到孙水彬经营的鱼塘锄塘埂、筑路等行为阻止、干扰孙水彬经营，在此情况下，孙水彬于2016年2月向村民代表按500元/亩支付了承包金，共计人民币29102元，其中金保伟领取了1000元。
2016年2月25日，金保伟向溧阳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要求孙水彬将鱼塘复耕，返还金保伟的承包土地。2016年4月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如下：孙水彬在继续使用金保伟土地从事水产养殖期间，每年向金保伟支付承包金1000元（500元×2亩），执行期限3年，其中2016年度承包金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付清，2017和2018年承包金均分别于上一年度12月31日前付清；驳回金保伟的其他仲裁请求。孙水彬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金保伟返还承包费1000元。
该案在一审审理中，孙水彬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证据一、（2016）溧农裁第52号裁决书。证据二、47.5亩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其拥有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47.592亩土地与后班竹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该两份合同承包面积分别为30.284亩、17.308亩，承包期限自2000年4月30日至2028年9月30日止；证据三、（1）、2009年2月13日养殖户与农户达建国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该合同承包期限为15年，承包金为每年每亩100元。（2）2008年1月22日养殖户孙建保与坝头村有关农户代表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该合同中双方约定承包金为每年每亩120元；（3）2009年4月29日养殖户孙建保与刘家村有关农户代表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合同中双方约定承包金为每年每亩120元；（4）2012年3月31日，养殖户杨华奎与班竹村坝头一、二组、刘家村民签订的协议，该协议约定，杨华奎承包鱼塘55.43亩承包期限至2024年，每年每亩交纳承包费100元；证据四、家庭农场资格认定证书一份，证明孙水彬长期承包土地从事养殖；证据五、六照片九张，证明金保伟采取堵路等方式使孙水彬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及螃蟹死亡，鱼塘边有化工厂长期经营，化工污水对孙水彬鱼塘有严重影响；证据七、交款收据一份。证明因金保伟采取非法手段后，孙水彬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被迫交纳29102元承包费。
金保伟在一审法院审理中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证据一、涉案鱼塘内村民及土地的明细；证据二、村民与孙火彬、孙保华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证明村民与两位承包户将承包金调整为500元/亩；证据三、2006年12月25日村民与孙水彬签订的第一次承包合同；证据四、一审法院（2015）溧埭民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已经法院判决确认鱼塘承包金为700元/亩。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孙水彬所持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与原后班竹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法院认为属行政确权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属于证明权利存在凭证，而非直接取得权利的依据。利害关系人如对发放证书的行政行为有异议，可另行提起行政诉讼解决。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有根据证据规则对该证书的证据效力进行实质性审查认定，本案中孙水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发包人同意依法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孙水彬以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其已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予支持。
关于孙水彬、金保伟在承包合同届满后，孙水彬仍继续养殖及金保伟采取堵路等行为的分析认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孙水彬使用金保伟的承包土地用于养殖，理应支付相应对价。孙水彬、金保伟所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已经届满，孙水彬在没有续包的情况下，继续在涉案鱼塘从事养殖，无法律依据，因为孙水彬、金保伟合同期满后，双方的权利义务随即终止。孙水彬如继续承包，必应与涉地农户重新签订新的承包协议，才可继续承包经营。现孙水彬不与村民签订合同继续养殖过错在先，村民在孙水彬不续签合同又不同意支付500元/亩承包金的情况下，采取锄塘埂、筑路等行为不合法，也存在过错，之后孙水彬按金保伟要求支付了500元/亩的承包金后反悔，并认为是受金保伟等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另外，介于孙水彬、金保伟合同期满后，没有重新缔约达成新的承包合同，在孙水彬、金保伟对承包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孙水彬、金保伟均不能强制对方与其缔约。本案孙水彬在涉案鱼塘经营时间较长，也有一定的投入，在目前孙水彬、金保伟争执的情况下，如果孙水彬仍有意继续在涉案鱼塘继续经营，应与涉地农户协商、沟通、修复关系。虽然金保伟及其他村民在纠纷中行为过激，方法欠妥，孙水彬在无奈情况下支付了相应的承包款，但该承包款的金额尚属合理，没有超出一般规定。关于本案讼争的承包金标准每年每亩500元是否合理的问题，孙水彬提供了在2008年、2009年、2012年时其他鱼塘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金为120元/亩作为确定承包金的依据；金保伟提供了当时、当地，并且与孙水彬承包期相同，且相邻鱼塘的承包金为500元/亩的证据，金保伟提供的证据优于孙水彬提供的证据，故孙水彬要求金保伟返还1000元承包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孙水彬认为承包鱼塘边上有化工企业的污染影响养殖等情形，这应是孙水彬考虑是否继续承包的因素，而非拒付或少付承包费的理由，如孙水彬认为诸多因素阻碍其养殖，可以选择退出该地块的承包经营。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孙水彬要求金保伟返还承包金1000元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本案基本事实无争议。
二审另查明：孙水彬于2016年2月向村民代表按500元/亩支付了29102元的款项为2015年度的承包金。2016年2月25日，金保伟向溧阳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要求孙水彬支付2016至2018年承包金，每年每亩600元，标准3年一定，先付后养。该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4月6日作出如下裁决：一、孙水彬在继续使用金保伟土地从事水产养殖期间，每年向金保伟支付承包金1000元（500元×2亩），执行期限3年，其中2016年度承包金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付清，2017和2018年承包金均分别于上一年度12月31日前付清；二、驳回金保伟的其他仲裁请求。2016年4月21日，一审法院受理了孙水彬诉金保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认为，孙水彬在本案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金保伟返还孙水彬土地承包费1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其理由是因受胁迫而违背其意愿被迫按每亩每年500元支付了承包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孙水彬应当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但纵观孙水彬在诉讼中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孙水彬在诉讼中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孙水彬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孙水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水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唯立
审判员 陈 卫
审判员 王 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骆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