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津01刑终640号
原公诉机关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寿勇，男，1975年5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户籍地浙江省永嘉县）。因本案于2016年7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玮，天津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修孟，男，1980年10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宇轩里15门***号（户籍地浙江省永嘉县。因本案于2016年7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秋石，天津百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星朋，男，1980年7月22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北区（户籍地浙江省永嘉县）。因本案于2016年7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周寿勇、谢修孟犯组织卖淫罪、周星朋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津0105刑初19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周寿勇、谢修孟、周星朋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了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和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周寿勇、谢修孟、周星朋与周寿孟、谷某（均另案处理）系同乡关系。2015年至2016年7月间，谢修孟与周寿孟、谷某分别在天津市河北区通过招募卖淫女子、开设足疗店等方式组织卖淫活动，其中部分卖淫女子系未成年人。周寿勇长期为谢修孟等人组织的卖淫活动疏通关系，就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的行动通风报信，并协调处理足疗店日常经营活动中的问题。周星朋协助周寿孟为其组织的卖淫活动望风，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间，谢修孟与其妻子谷青飞租赁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宇轩里底商，以经营足疗店的名义，通过谢某（另案处理）等人在外地招募、组织未成年人马某、李某1、张某1某在店内从事卖淫活动，为卖淫女提供食宿，为卖淫活动望风及提供工具，并从卖淫女处直接收取嫖资。
2015年至2016年7月间，周寿勇在谢修孟等人分别经营足疗店组织卖淫活动期间，帮助疏通关系，就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的行动通风报信，并协调处理足疗店日常经营活动中的问题。
2015年至2016年7月间，周星朋为周寿孟在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军民里底商足疗店内组织的卖淫活动望风。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及四马路附近存在涉黄问题并立案侦查，公安人员于2016年7月19日在河北区李公祠东箭道世纪天乐底商33号大江南饭店内将周寿勇抓获，在河北区宇轩里16栋1门附近将谢修孟抓获，在河北区元纬路附近将周星朋抓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周某系周寿孟之妻，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我到了天津以后白天去我哥周寿勇的饭店里打工,晚上有时住在饭店里,有时住在周寿孟的足浴店里。我知道周寿孟在天津开了两家足浴店,有一个店里有两个小姐,有一个店里有一个小姐。足浴店平时都是中午11点左右开门,凌晨1点多关门,我知道小姐收钱和客人发生性关系。
2.证人柳某，女（1997年12月9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2月，周寿孟从浙江把我带到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与四马路交口附近的一个足疗店卖淫。周寿孟让我们每天上午10点开始接客，一直到凌晨3、4点收工。周寿孟给我们一个对讲机，不让用手机与外面联系。周寿孟是总负责人。平时周星朋一直在这几家足疗店外看着，要是有情况，就用对讲机通知我们。周寿勇平时不怎么来足疗店，他负责和官面疏通关系，我们一直都没有被查过，我们有过几次停业，应该是周寿勇告诉的。
3.证人张某1，女（2000年10月11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10月，周寿孟从浙江把我带到天津市河北区的一个足疗店卖淫。周寿孟给我们一个对讲机，他是总负责人。平时周星朋给足疗店望风，直到被抓，在周寿孟的足疗店卖淫一共9个多月。
4.证人何某，女（1999年5月22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初，在浙江被人欺骗来到天津市河北区军民里一足疗店卖淫，卖淫用的避孕套都是周寿孟准备的。店里有一个叫周星朋的，负责打杂，给足疗店望风。刚来的第一天，大胡子周寿勇也来足疗店了，转了一圈就走了。
5.证人铁某某，女（1997年11月4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3月来天津市在河北区军民里的一个足疗店卖淫。老板周寿孟跟我说一年一结账，老板不让我们出去，就让在店里待着，到了吃饭的时间老板给送饭，衣服也是老板给买，卖淫用的避孕套和湿巾都是老板给的，身份证也放在店里。
6.证人朱某，女（2000年12月12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7月8日在云南被人欺骗来到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宇轩里卖淫，平时把钱放在电视柜上的一个纸盒里，老板娘谷某负责收钱，我的手机和身份证平时就放在谷某的手里，她告诉我需要什么对她说，不让我们自己出去，卖淫用的避孕套、避孕药都是谷某准备的，卖淫之前我还是处女。
7.证人杨某，女（2001年8月22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7月，在云南文山州文山县七花广场被人劝说来到天津市河北区宇轩里谷某的无名足疗店进行卖淫活动，谷某准备卖淫的工具并收取卖淫的钱。
8.证人杨某1，女（2000年4月24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3月初，在云南省弥勒市被人劝说来到天津。到天津后，足疗店的老板、老板娘、谢某、周寿勇一起吃的饭，之后开始到“清姐”的足疗店开始进行卖淫活动，卖淫后将钱放在抽屉里的纸盒内。卖淫时，谷某、谢修孟等人在外面待着，看外面的情况，足疗店内有两部对讲机，是防止警察检查通风报信用的。我的手机、身份证都被老板拿走了，店内的避孕套、湿纸巾、避孕药等都是老板娘给准备的。足疗店的经营时间是每天上午11点至次日凌晨3点。
9.证人马某，女（2001年11月14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12月，被人劝说来到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一无名足疗店从事卖淫活动，店内准备了对讲机，我平时就住在店里，手机、身份证都在老板手里，卖淫使用的避孕套、湿纸巾、避孕药都是老板提供的。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周寿勇偶尔也到店里来，他还问过店里的生意怎么样。
10.证人李某1，女（2001年3月27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6月，在云南保山九龙公园被人劝说来到天津市河北区宇轩里一无名足疗店从事卖淫活动，卖淫的钱就放在谢修孟准备的小纸盒里。店内还准备了对讲机，手机、身份证都在老板手里，卖淫使用的避孕套、湿纸巾、避孕药等都是谢修孟夫妇提供的。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周寿勇来过店里，跟谢修孟夫妇用浙江方言交谈。“菲姐”多次告诉我每月要交给上面10000多元钱。有一次我听“小艾哥”催“清姐”交给大胡子（周寿勇）钱，“清姐”就拿了四、五千元给了“小艾哥”。
11.证人张某1某，女（1999年10月24日出生），其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3月初，在云南省被人劝说下到天津，被安排到谢修孟的足疗店开始进行卖淫活动，卖淫后将钱放在抽屉里的纸盒内，老板不定时的把钱拿走。卖淫时足疗店内准备有对讲机。我的手机、身份证都被老板拿走了，店内的避孕套、避孕药等都是老板给准备的。
12.证人王某1、郑某、韦某、王某2系嫖娼人员，其证言证明，2016年7月19日晚，分别在河北区军民里、四马路宇轩里足疗店内嫖娼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的经过。
13.证人高某、李某2、王某3、张某2分别系天津市河北区宇轩里、军民里居民，其证言及租房协议分别证明，在2015年至2016年间，分别将自家的一楼门脸房屋出租给浙江人干足疗店的经过。
14.证人卢某1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宇轩里一楼有的门脸房出租出去了，经营足疗店，女服务员穿着特别暴露，几家足疗店的老板经常待在一起，给足疗店放哨。这些足疗店上午11点开门，到晚上10点还没有关门。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足疗店发生两次矛盾这个人就来解决事情。经辨认，大胡子叫周寿勇，有一个放哨的人叫谢修孟。
15.证人刘某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天津市河北区宇轩里一楼门脸房被出租出去干足疗店，女服务员穿着暴露，足疗店的老板经常在店外给足疗店放哨，有些人还带着对讲机。经辨认，有一个放哨的人叫谷某。
16.证人王某4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其住在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附近，在元纬路上有三家足疗店。经辨认，周寿孟、周星朋、周寿勇是足疗店的经营者。
17.被告人谢修孟供述证明，我们有一个老乡叫周寿勇负责给疏通关系，足疗店有什么情况提前通知我们，我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好处费，周寿勇不直接参与经营，我一共给了周寿勇大概20000元。开足疗店给周寿勇钱是谷某告诉我的，她说周寿勇在天津时间长，各方面都比较熟，如果周寿勇得到检查足疗店的信息可以提前告诉我们。周寿勇具体给我几次通风报信记不清了，每次都是周寿勇对我说今天会有公安机关来检查足疗店，把足疗店关一下或者自己注意点，我就会提前做好准备。
18.公安机关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明，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及四马路附近多家足疗店涉黄问题并立案侦查，公安人员于2016年7月19日在河北区李公祠东箭道世纪天乐底商33号大江南饭店内将周寿勇抓获，在河北区宇轩里16栋1门附近将谢修孟抓获，在河北区元纬路附近将周星朋抓获。
19.公安机关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周寿勇、谢修孟、周星朋的主体身份情况。
20.公安机关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照片、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法庭科学DNA鉴定书等证据分别证明作案现场的情况以及卖淫工具情况。
21.公安机关调取证据清单、铁路乘车购票记录、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信息查询乘坐记录等证据证明，被告人及相关证人乘坐飞机、火车购票的情况。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具有合法性、客观性、相关性，形成证据锁链，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确认。
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一审法院结合相关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周寿勇及辩护人所提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寿勇为谢修孟等人协调处理足疗店日常经营活动中的问题，疏通关系、通风报信，指向对象不具体，没有事实依据。周寿勇主观上没有为他人组织卖淫的共同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具体的共同组织卖淫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其犯有组织卖淫罪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
经查，同案犯谢修孟归案后多次供述，周寿勇负责疏通关系，足疗店有什么情况提前通知，每个月给他2000元的好处费，一共给了周寿勇大概20000元。开足疗店给周寿勇钱是谷某告诉的，如果周寿勇得到检查足疗店的信息可以提前告知；多名证人证明见到过周寿勇经常出现在周寿孟、谢修孟、谷某的足疗店。另外，四马路宇轩里足疗店两次发生纠纷时周寿勇都出现在现场解决事情。故辩护人所提的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公诉机关指控的周寿勇在谢修孟等人分别经营足疗店组织卖淫活动期间，疏通关系、通风报信、协调处理足疗店日常经营活动中的问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2.关于被告人谢修孟的辩护人所提被告人谢修孟在经营的足疗店中没有采取配备专门人员管理卖淫女和卖淫活动，未实现对卖淫女及卖淫活动的管理和控制，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应当属于容留卖淫罪的辩护意见。
经查，被告人谢修孟招募卖淫女，租赁房屋作为卖淫场所，直接收取嫖资，控制卖淫女的身份证和手机，为卖淫女提供避孕工具，为卖淫女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为卖淫活动望风，对卖淫女进行了管理、控制，具备了组织卖淫罪的特征，不属于容留卖淫罪，对辩护人的意见不予支持。
3.关于被告人周星朋辩护人所提周星朋的犯罪行为只是望风，认罪态度较好，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并建议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
经查，被告人周星朋协助周寿孟组织未成年少女卖淫，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辖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判处缓刑应当具备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条件。周星朋的犯罪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等情形，故不具备缓刑的条件，不宜适用缓刑。对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寿勇与被告人谢修孟等人，分工协作，分别组织卖淫活动，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行为；被告人谢修孟租赁房屋作为卖淫场所，招募卖淫女，对卖淫女进行管理、控制，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周星朋在他人经营足疗店组织卖淫活动期间，负责望风，协助他人组织卖淫，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公诉机关指控周寿勇、谢修孟犯组织卖淫罪，周星朋犯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罪名成立，应定罪科刑。周寿勇、谢修孟在共同犯罪中都起了主要的作用，不宜区分主从犯。周星朋当庭能够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周寿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谢修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周星朋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周寿勇、谢修孟、周星朋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
上诉人周寿勇的上诉理由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宣告周寿勇无罪。其辩护人认为：1.一审法院认定周寿勇构成组织卖淫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周寿勇并非足疗店的经营者，认定为组织卖淫罪，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谢修孟的上诉理由为：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其辩护人认为谢修孟认罪态度较好，平时表现较好，应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周星朋的上诉理由为：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是认为其仅实施了放哨行为，一审法院对其量刑过重。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周寿勇、谢修孟犯组织卖淫罪、周星朋犯协助卖淫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诉讼程序合法，对谢修孟、周星朋量刑适当。但由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周寿勇量刑偏轻。根据上诉不加刑的原则，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与一审一致。
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和争议焦点，本院结合相关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分别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周寿勇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的问题。
经查，周寿勇虽然拒不承认其参与了组织卖淫的事实，但是谢修孟供述了周寿勇负责为组织卖淫疏通关系和通风报信等，且有卖淫女马某、李某1、附近居民卢某1的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证实周寿勇参与了组织卖淫的事实。周寿勇长期为谢修孟、周寿孟、谷某开设的足疗店组织卖淫活动疏通关系，协调处理组织卖淫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并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组织卖淫罪。一审法院认定周寿勇犯组织卖淫罪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对于周寿勇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周寿勇的量刑问题。
本案一审判决于2017年8月8日作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7年7月25日施行，该司法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累计达到五人以上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本案中，周寿勇为谢修孟、周寿孟、谷某开设的足疗店组织卖淫活动疏通关系，协调处理组织卖淫过程中的相关事宜，组织卖淫人员中的未成年少女超过了五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属于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中的“情节严重”的情形，故对其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导致对周寿勇量刑偏轻。但是根据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本院对周寿勇的量刑予以维持。
3.关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谢修孟量刑是否过重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本案中，谢修孟租赁房屋作为卖淫场所，提供卖淫工具，并为卖淫女提供食宿，以限制卖淫女的人身自由、通讯自由和财产的方式管理、控制卖淫女，直接从卖淫女处收取全部嫖资，其行为具有组织性，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依法构成组织卖淫罪。谢修孟组织三名未成年少女卖淫，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谢修孟基本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对其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情节，认定谢修孟犯组织卖淫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上述量刑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对于谢修孟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4.关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周星朋量刑是否过重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周星朋为周寿孟组织卖淫活动望风，属于协助行为，依法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应对其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周星朋到案后基本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情节，认定周星朋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000元，上述量刑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对于周星朋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周寿勇、谢修孟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周星朋协助他人组织卖淫，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周寿勇、谢修孟在共同犯罪中均起到了主要作用，不宜区分主从。周寿勇、谢修孟组织未成年少女卖淫，依法应从重处罚。周寿勇组织未成年少女卖淫，人数超过了五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谢修孟、周星朋基本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对谢修孟、周星朋量刑适当，但对周寿勇量刑偏轻。周寿勇、谢修孟、周星朋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建军
代理审判员 李草原
代理审判员 路 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 助理 李文杰
书 记 员 马 全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