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5民终13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柳河县豪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柳河县柳河镇柳河大街***号。法定代表人：吕晓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辉，吉林王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吕永军，男，1973年2月8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玉兰，吉林荣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晓波，男，1953年4月24日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吉林省柳河县。原审被告：柳河县佳益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国清，总经理。上诉人柳河县豪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豪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永军、吕晓波、原审被告柳河县佳益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益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柳河县人民法院（2015）柳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豪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晓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辉、被上诉人吕永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玉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吕晓波及原审被告佳益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豪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再审申请。一审诉讼费、保全费及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吕永军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9月14日，佳益公司经理徐国清、保证人吕永军、吕晓波到豪达公司要借款50万元，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期限三个月。担保人吕永军、吕晓波与豪达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吕永军、吕晓波、豪达公司各持有一份保证合同。同年9月30日，徐国清、吕永军、吕晓波到豪达公司，因借款期限三个月，要求将原合同三个月延长到2013年4月1日。经协商，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双方同意在吕永军、吕晓波、豪达公司手中的保证合同上修改了保证日期，其他保证条款不变。10月1日，豪达公司将50万元人民币汇到佳益公司帐户中。从2013年秋到2014年初，佳益公司欠利息不能返还借款本金，豪达公司吕晓峰、刘某甲、侯某某、李某、刘某乙多次到吕永军办公室要其承担还款责任。在此期间，豪达公司也多次将吕永军找到豪达公司办公室，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这样持续到2015年4月，豪达公司向柳河县人民法院起诉，经双方协商同意，柳河县人民法院做出（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2015年5月12日，因佳益公司经理徐国清避债外逃，吕永军、吕晓波、豪达公司三方达成书面协议，吕永军、吕晓波继续对佳益公司50万元借款担保。1、一审法院再审判决撤销（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再审查明“2015年3月11日，被申请人豪达公司依据931借款合同，借据及修改了日期的保证合同向本院诉讼，要求原告佳益牧业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并由再审申请人吕永军、原审被告吕晓波承担连带责任。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一审法院既然已查明再审申请人吕永军对借款合同，修改了日期的保证合同，是自愿达成的协议，就应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驳回吕永军的再审申请，故一审法院再审撤销原调解书适用法律错误。2、保证人吕永军、吕晓波在佳益公司经理徐国清避债外逃后，对50万元借款继续保证并与豪达公司签订合同，保证期限的诉讼失效应按新的保证合同计算。3、保证合同日期的修改，吕永军、吕晓波是同意的。（1）2015年4月23日柳河县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中可以证明，豪达公司举证的借款合同、修改日期的保证合同、借据，吕永军、吕晓波、佳益公司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无异议。（2）一审再审开庭时，吕永军向合议庭举证了三个月期限的合同，而不举证修改了日期的保证合同，可见吕永军是有意不举证修改了日期的保证合同，理由是保证人手中不可能没有保证合同只有借款合同。4、再审一审开庭时，吕晓波没有出庭，审理法官也没有宣读吕晓波的答辩书，可是在判决书中却出现了吕晓波的答辩意见，一审法官没有公正审理此案。5、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贾某某、李某与豪达公司有利害关系错误，该二人与豪达公司没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在四平监狱开庭时，豪达公司有四个证人出庭作证，而审判长只同意二个证人出庭作证。吕永军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撤销(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适用法律正确。（1）(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是吕永军在受到欺诈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思所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豪达公司2015年3月11日诉讼时，对2011年9月14日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只字未提，故意隐瞒2011年9月31日借款合同签订的真实时间及篡改保证合同的时间及目的，明知按照2011年9月14日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吕永军已过保证期间，但豪达公司不但擅自签订了所谓的2011年9月31日借款合同，还将保证合同的日期篡改为2011年9月31日，而且这两份合同可谓漏洞百出：①众所周知任何年份的9月都没有31日；②诉状中声称借款利率为月3%，而合同上书写的是30‰，尽管利率数额相同，但表述不同；③借款期限2011年9月31日-2013年4月1日仅为18个月并非19个月；④同一天签订的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豪达公司在借款合同上加盖的是法定代表人印章及财务专用章，而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却是公章，既无法定代表人印章也无签字，明显不符合常理。可见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签订2011年9月31日借款合同及更改保证合同日期系双方恶意串通，豪达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将其作为证据进行诉讼，属于欺诈。（2）吕永军对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2011年9月3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日期的更改并不知情。因与佳益公司法定代表入徐国清系同学，另一保证人吕晓波又与豪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晓峰系亲生兄弟关系，致使吕永军对豪达公司提供的证据确信无疑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达成了(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直至2015年5月末吕永军整理财务账目时意外找到了2011年9月14日其担保的借款合同，才发现豪达公司起诉时自己的保证期间已过，于是调取了原审卷宗材料，发现豪达公司诉讼时提供的是2011年9月31日借款合同，并非是自己担保的合同，保证合同的日期也由2011年9月14日篡改为2011年9月31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适用法律正确。2、2015年5月12日签署三方协议书时，吕永军并未找到2011年9月14日的借款合同，对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签订2011年9月31日借款合同及更改保证合同日期并不知情，该三方协议书并非吕永军真实意思表示。3、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签订2011年9月31日借款合同及更改保证合同日期，吕永军不知情。首先，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徐国清在庭审中已承认是豪达公司拟好借款合同找他签的字，吕永军不知情也不在场，而且只签过一份保证合同；其次，吕晓波在法院询问笔录中也声称对2011年9月31日合同不知情，也未修改过保证合同；再次，豪达公司提供的2011年9月31日主从合同不是同一天签订的，豪达公司签字盖章既有财务专用章又有公章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签订2011年9月31日合同未经保证人同意是不争的事实。4、关于证人证言问题，因原审开庭时吕永军已进行详尽质证，不再赘述。被上诉人吕晓波及原审被告佳益公司二审时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吕永军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称：2011年，佳益公司向豪达公司借款人民币50万元，吕永军为该笔借款做了还款保证。2015年3月11日，豪达公司起诉至法院，并向法庭提供了借款合同（2011年9月31日签订，以下简称931合同）和吕永军签字的保证合同。由于吕永军没有找到自己手中的合同，误认为豪达公司提交的合同就是自己保证还款的合同，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吕永军和其他二被告与豪达公司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2015年5月，吕永军找到当初自己保证还款的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11年9月14日，借款期限为3个月（以下简称914合同）。此时吕永军发现豪达公司修改了合同，并同时修改了保证合同的日期。因调解书是在吕永军被欺诈导致错误认识的情况下达成的，与客观事实不符，故申请撤销（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重新裁判。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2011年9月14日，佳益公司向豪达公司借款5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万元。月利率3%。借款期限3个月，从2011年10月1日起至2012年1月1日止。”合同上盖有豪达公司、佳益公司双方公章及双方法人吕晓峰、徐国清签字。同日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吕永军、吕晓波签订《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保证人吕永军、吕晓波为佳益牧业借款50万元及借款期间的利息、延期违约金、延期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甲方向乙方借款之日起至甲方还清之日止。”合同上盖有豪达公司、佳益公司公章及佳益公司法人徐国清、保证人吕永军、吕晓波的签字。合同签订后，豪达公司于2011年10月1日将借款50万元交付给佳益公司，佳益公司按约定每月给付豪达公司利息至2014年6月30日，之后又给付利息49700元，共付利息54.47万元。2011年9月31日，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再次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万元。月利率30‰。借款期限19个月，从2011年9月31日起至2013年4月1日止。”合同上盖有豪达公司财务专用章、佳益公司公章及双方法人名章，佳益公司法人徐国清签字。2015年3月11日，豪达公司依据931借款合同、借据及修改了日期的保证合同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佳益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并由吕永军、吕晓波承担连带责任。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2015年5月，佳益公司没有按调解书履行义务（佳益公司法人徐国清外逃），故豪达公司找到吕永军、吕晓波要求履行调解书约定的义务，三方达成了协议。2015年8月17日，吕永军依据914合同向该院申诉，称在家发现914合同后发现豪达公司在原审中向法院提交的合同不是吕永军担保的合同，并将担保合同日期更改。自己在错误的认知下，与豪达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故请求撤销原调解书，重新审理此案。再查，（2016）吉0524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佳益牧业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徐国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此笔借款认定系徐国清诈骗数额，责令退赔。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债务应当清偿，佳益公司与豪达公司先后签订二份借款合同，佳益公司均无异议，并承认收到豪达公司借款50万元，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佳益公司的法人徐国清在刑事上构成了诈骗罪，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该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由于该合同未被撤销，故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佳益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偿还豪达公司借款及利息。因该诉争欠款被认定为徐国清诈骗所得，并责令退赔，故佳益公司应当在徐国清退赔不能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被告吕永军、吕晓波作为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借款的保证人，本应依法承担保证责任，但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签订931合同未通知保证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二）款：“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按照原合同的约定，保证期限至2012年1月1日。合同约定吕永军、吕晓波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从甲方向乙方借款之日到甲方全部还清借款、借款期间利息、延期偿付利息违约金、延期返还借款违约金、延期返还借款期间利息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本案的保证期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豪达公司虽申请证人贾某某、李某出庭证实豪达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向吕永军催要过借款，但吕永军对此有异议，证人李某系豪达公司曾经雇佣人员，证人贾某某有意向豪达公司借款，均与豪达公司有利害关系，且二证人陈述不知道豪达公司向被告催要的具体时间及详细经过，同时豪达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在上述期间内向吕永军、吕晓波要过借款，依照法律规定，豪达公司起诉之日已超出吕永军、吕晓波的保证期间，豪达公司要求吕永军、吕晓波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三方达成的（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是由于豪达公司在原审没有如实陈述事实，并且隐瞒与佳益公司签订931借款合同的事实，并更改了保证合同日期，造成被告误解所致。而豪达公司与吕永军、吕晓波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因佳益公司未履行242号调解书规定的义务，豪达公司与吕永军、吕晓波签订的履行协议。故（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与协议书不是吕永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属重大误解，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二）款、第三十二条（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该院第八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1、撤销柳河县人民法院（2015）柳民中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2、原审被告柳河县佳益牧业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审原告柳河县豪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本金应扣除刑事责令退赔部分，利息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减去4.97万元计算）；3、驳回原审原告柳河县豪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审被告吕永军、吕晓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缓交）、诉讼保全费3025元，由被告柳河县佳益牧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豪达公司主张，2011年9月14日的合同签订后并没有履行。因佳益公司要求延长借款期限，所以三方又签订了2011年9月31日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吕永军主张，吕永军只签订了2011年9月14日的担保合同，为之担保的也是2011年9月14日的借款合同。基于上述主张及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各方当事人对2011年9月31日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是2011年9月31日是否重新签署了担保合同。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豪达公司应对其主张的其与担保人于2011年9月31日重新签署保证合同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庭审中，豪达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其次，本案债务人佳益公司以及与豪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晓峰有亲属关系的另一担保人吕晓波也明确表示只签订了一份担保合同。第三，豪达公司是依法登记从事贷款业务的公司，依其所述，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在2011年9月31日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按照行业习惯，在主合同进行重新签订的情况下，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应重新签订，而不是仅仅修改日期，且“2011年9月31日”的日期在客观上亦不存在。综上，豪达公司的事实主张因证据不足、有违行业习惯及客观常理，依法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吕永军、吕晓波应否对案涉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豪达公司与佳益公司原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间为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1日。保证合同的保证方式为从借款之日到还清全部借款本息、违约金等，属约定不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2014年1月1日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故豪达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起诉要求吕永军、吕晓波承担还款责任，已过保证期间，吕永军、吕晓波依法不予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豪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柳河县豪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勇审判员  盖晓晨审判员  李尧川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