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4民终89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乐锦锋，男，汉族，1989年11月12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毅，广东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霞，广东常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廖庭超，男，汉族，1987年8月15日出生，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纪锋，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乐锦锋因与被上诉人廖庭超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2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乐锦锋上诉请求：1.请求发回重审或重新查明事实后对一审判决第一项予以改判；2.廖庭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和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一）基层人民法院越级改判上级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有违基本的法律伦理。本案与另一案件【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1956号、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4民终1060号】存在完全相同的争议事实（即乐锦锋“出借”/“支付”给廖庭超的部分款项到底是“借款”还是“房款”），该案生效判决认定了争议的款项性质为“借款”且否定了乐锦锋拖欠廖庭超涉案房款的基本事实，而本案中一审法院又依据相同的证据、同一个客观事实而否定了上述法律事实，造成同一个事实，两个不同性质认定的结果。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足以推翻终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其应当告知乐锦锋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再审程序或其他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其无权对上级人民法院已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否定。况且，正如本案一审法院判决所称，其“……足以否定另案关于借款的认定……”，那么其最终基于“……返还房款的可能”而认为争议的基本事实属于房款，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该行为不仅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更有违基本法律伦理。（二）本案中，廖庭超虽然以所有权确认纠纷立案起诉，但争议的基本事实如（一）所述，一审法院对其已审理的同一个事实进行重复审理，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法律准则。（三）一审法院违反基本的证据法规则，采纳了明显不具备真实性的证据作为关键证据；1、张健艺书面证言。（1）无论是另案还是本案，乐锦锋多次向法庭否定张健艺书面证言真实性并要求张健艺出庭接受质证，另案二审合议庭也向廖庭超释明要求张健艺出庭，本案原合议庭主审法官也释明要求张健艺出庭，廖庭超均未安排张健艺出庭接受质证。（2）先不论张健艺的书面证言是否为其亲笔书写，且从其内容中称“乐锦锋没有向本人或廖庭超支付过任何购房款”的记载来看，就是虚假陈述，廖庭超在另案中也一直坚持该证言，否定代张健艺收到转让房款140万，乐锦锋才从银行调取了支付给廖庭超全部涉案房款的证据以及廖庭超的公证委托书，从而否定了张健艺的书面证言。可见，廖庭超和张健艺都是想通过诉讼谋求不当利益，恶意进行诉讼，但本案一审法院却将该真实性明显存疑的证据作为关键证据予以采纳。2、李某的证言。（1）李某与乐锦锋在另案中是原、被告关系，李某也是另案中的债务人，与廖庭超为利益共同体，本案判决结果所得利益实际就是李某的可得利益。本案中李某证言证明的事实就是另案中李某作为债务人对乐锦锋进行抗辩争议的事实（该事实也是本案争议的事实），因此李某实际是本案的重大利害关系人。（2）假设一审法院认定的争议事实正确，涉案房产则属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李某应当是原告或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而不能成为证人。因此，无论李某作为重大利害关系人还是其本身就是实质的“原告或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其都不具备证人资格，一审法院将该证人证言作为关键证据予以采纳令人费解。（四）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本案中的证人李某实际为涉案房产的共有人，应当为原告身份，起码也应当为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一审法院却将其列为证人，且将其陈述作为关键证据采纳，对当事人主体资格审查明显错误。（五）本案中廖庭超根本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在未能查明廖庭超的主体资格前即进入实体审查，亦属不当。前述（四）系基于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进行的论述。而事实上，乐锦锋是基于廖庭超提供的公证委托书进行的交易，真正的交易对方为张健艺，如本案有争议，则应当是张健艺与乐锦锋之间的诉讼。但是张健艺如对乐锦锋提出诉讼，则已过诉讼时效，因此可以大胆的猜测，张健艺实际是与廖庭超串通的利害关系人，其不敢出庭接受质证也是担心其虚假证言被拆穿后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现有证据已充分证明：廖庭超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廖庭超与乐锦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廖庭超仅是第三人的代理人。廖庭超与乐锦锋间也不存在房屋代持关系，乐锦锋已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支付完毕全部购房款项，一审法院不尊重客观证据证明的基本事实，而是用其个人的所谓经验推测改判上级人民法院已认定的基本法律事实，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三、乐锦锋支付首笔按揭贷款的时间为2015年2月5日，首笔转账借款给廖庭超的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廖庭超首次归还利息是2015年7月5日，可见，廖庭超主张涉案房屋为代持，但其没有按月支付房屋按揭贷款，实际由乐锦锋还贷，不符合代持特征。四、2016年2月21日，廖庭超取得乐锦锋全部借款后失去联系，乐锦锋和赵嘉琪等等人于2016年3月7日以廖庭超诈骗及偷走重要资料为由报案，但办案民警认为系民事纠纷，未予立案，告知乐锦锋通过诉讼解决。五、乐锦锋出售涉案房产的目的是借款给廖庭超，真实目的在于通过卖房方式筹款，最终违约不成交。后因廖庭超失踪，乐锦锋才报案。由于买方后期也感觉不对，以报警和起诉威胁乐锦锋，乐锦锋遂借高利贷归还银行贷款，将房屋过户至买房人名下。六、乐锦锋于2016年3月14日起诉民间借贷纠纷，2016年4月14日借高利贷归还涉案房屋银行贷款，2016年4月20日递交涉案房屋的过户资料，如涉案房屋归廖庭超所有，此时廖庭超的第一反应应当是查封涉案房产，而不是失踪至今。
廖庭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乐锦锋的上诉没有任何理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维持原判。1、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在房产过户给乐锦锋之后，该期间是代持房产的法律关系，双方在另案中处理的是借款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同。事实方面，另案中法院认定款项是借款，虽然廖庭超主张是返还卖房款，但因货币是不特定物，既然法院在另案中认定乐锦锋的转款是借款，那么乐锦锋本身应当返还的卖房款尚未返还给廖庭超，本案争议的款项即是这笔没有返还给廖庭超的卖房款项，因此两案争议的事实并未重复。一审法院认定乐锦锋没有返还卖房款项，应当履行返还义务，与另案认定并不冲突，也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两案各自审查的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同。2、张健艺的有关证言在本案中只是作为辅助证据，并不是认定关键事实的孤证，该证据与有关的委托公证书、取得房产的确认书、税费票据以及最后银行放款140万至廖庭超账户，以上的多份证据共同形成证据链，证明本案事实。3、关于李某的证言，涉案房产是由乐锦锋代持，实际产权人是廖庭超，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涉案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与本案争议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其作为证人，仅仅是证明其在涉案房屋居住期间的有关情况，其于哺乳期间在涉案房屋单独居住，乐锦锋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并且占有使用。李某并不了解房屋代持及最后卖房的情况，因此李某是适格的证人，可以出庭作证。4、本案是房屋代持的法律关系，实际产权人是廖庭超，是其与代持人乐锦锋之间发生争议，与之前的代持人张健艺没有任何关系，自从房屋过户到乐锦锋名下后，张健艺已经不参与房屋的代持，所以廖庭超有权以自身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而且双方争议的期间就是从房屋过户到乐锦锋名下后发生的争议。5、从一审法庭调查可以看出，廖庭超有银行流水显示的还银行贷款的时间是2015年6月5日，该时间比另案第一笔借款2015年6月29日认定的时间更早，而且该金额是房贷的金额，因此可证明房屋由廖庭超占有使用，银行贷款是由廖庭超归还。需要说明的是，乐锦锋所主张的第一笔借款实际是该房屋做二次抵押贷款所得20万，扣除了首月的利息后将剩余款项转给廖庭超，廖庭超二审也提供了补充材料，有些银行还贷是廖庭超通过微信或以现金支付给乐锦锋，因时间久远，微信捆绑的手机号已经注销没法打印出相关证明，因此无法提供完整的还贷记录。6、关于乐锦锋报案的事实，乐锦锋在另案中陈述其报案是因廖庭超把他有关的房产过户的凭证资料取走，而不是本案所说的借款诈骗，两案说法前后矛盾，因此廖庭超有理由怀疑报案内容是否真实。在2016年2月份之后，廖庭超欠债比较严重，需要去外地筹款，乐锦锋有可能因为找不到廖庭超才虚假报案，涉案房产的确是乐锦锋代持，乐锦锋乘人之危，乘着廖庭超不在而虚假诉讼增加其债务。7、乐锦锋陈述其与廖庭超合伙骗取买家购房款，廖庭超对此不予承认。实际上，廖庭超一直按照乐锦锋和买家买卖合同的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2015年9月底，廖庭超收到首期款30万后就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买房人使用，未按合同约定待收齐全部房款后再交房。8、2016年2月开始，廖庭超欠债严重在外地筹款，无法了解乐锦锋起诉时间和房屋过户时间，确实最后银行贷款由乐锦锋归还，但金额应当是130多万元，因此廖庭超起诉也只是要求乐锦锋归还扣除银行还贷款后剩余的款项。实际上如果不是乐锦锋另案起诉称他归还的款项不是房款而是借款，廖庭超也不会提起本案诉讼。
廖庭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珠海市香××区××大道××号（华发新城）24栋402房归廖庭超所有；2.乐锦锋向廖庭超支付售房款88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从乐锦锋占用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乐锦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4日，张健艺通过竞拍获得一审法院委托拍卖的珠海市香××区××大道××号华发新城24栋402房，拍卖成交价1320000元，佣金66000元，另支付契税39600元、代付梁惠雄的个人所得税165015.58元、广告发布费614元。2014年1月27日，一审法院（2013）珠香法执字第133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前述房产所有权及其他权利归张健艺。2014年8月5日，张健艺取得前述房产的登记。
廖庭超陈述前述竞拍实际是其以张健艺的名义进行，相关费用款项全由其个人支付，相关发票等原件均由其保管。为了保证其对房产的控制，其与张健艺于2014年11月13日办理了委托公证，案涉房产委托廖庭超处理出售相关事宜。张健艺出具《证明》，确认廖庭超的陈述。
2014年12月19日，案涉房产转让至乐锦锋名下，发票显示交易价格为1393848元，转让合同中关于款项支付方式没有约定。2014年12月23日取得不动产权证。2014年12月26日，乐锦锋作为借款人向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分行就购房按揭贷款140万元，所贷款项一次性支付至廖庭超账户，借款合同约定，每月等额本息还款8809.86元，借款期限起始日2014年12月29日。贷款实际于2014年12月29日放款。廖庭超主张是指定由乐锦锋代为持有，乐锦锋不予认可，认为是转让给自己。
关于乐锦锋向银行贷款的还款情况，从2015年2月5日至2016年4月5日共计还款15期，每期金额8809.86元，共计132147.9元。款项来源双方陈述不一，廖庭超陈述系每月转账给乐锦锋后由乐锦锋还款，并提交了转账凭据，显示通过其或者前妻账户分别于2015年6月5日支付给8800元、7月5日支付7000元、7月28日支付12000元、8月4日支付8800元、9月5日支付14800元、10月7日支付5700元、10月21日支付4752元、10月29日支付3800元、11月5日支付8800元、11月19日支付9300元、11月20日支付9300元、11月24日支付4700元、12月24日支付4670元、2016年1月5日支付8800元、1月20日支付9300元。1月23日支付4670元、2月5日支付7700元、2月20日支付9300元。廖庭超主张前述8800元、7700元分别对应的还贷金额8809.86元、7664.12元（第二年递减）。乐锦锋主张上述款项是与廖庭超之间借款952000元的利息，因为不能及时归还借款，乐锦锋经常以归还银行按揭款没钱为由催促廖庭超还借款，才会出现8800元，其他的款项则不规律。
2015年8月20日，乐锦锋将案涉房屋出售给田超群，转让价格220万元，房款分别于2015年8月21日支付10万元、9月18日支付10万元、9月28日支付10万元、11月5日支付19.5万元、11月6日支付5.5万元、2016年1月17日支付20万元、2016年4月29日银行放贷145万元。乐锦锋尚欠银行贷款1381962.81元由其个人归还。
乐锦锋向廖庭超于2015年6月29日支付188000元、2015年8月21日支付10万元、2015年9月18日支付94000元、2015年9月28日支付10万元、2015年10月22日支付40000元、2015年10月28日支付20万元、2015年11月9日支付23万元。上述款项合计95.2万元
2016年3月14日，乐锦锋以前述95.2万元系借款起诉廖庭超、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2016）粤0402民初1956号及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4民终1060号案件一二审，廖庭超、李某一审未到庭，李某提起上诉，终审判决认定李某提供的证据（含本案中廖庭超举证的售房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前述款项是购房款或其他债务，李某主张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廖庭超、李某共同向乐锦锋偿还本金809808元及利息。
廖庭超提交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珠海市财政局、珠海市地税局、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关于2014年下半年我市主城区新建住房平均交易价格的公告》，显示2014年下半年，我市主城区新建住房平均交易价格为15472.38元/平方米。
截至2015年5月，案涉房产由廖庭超及前妻居住使用，乐锦锋陈述因为与廖庭超关系好，同意其居住，且留有一个房间自己居住，廖庭超前妻到庭陈述，当时自己在哺乳期，不存在留房间给乐锦锋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乐锦锋是否为廖庭超代持案涉房产。由于双方并未书面约定代持房产的事宜，分析认定是否为代持房产应综合考虑以下问题：
一、关于张健艺的代持行为，廖庭超提交了拍卖方式取得房产的确认书及税费缴纳单据发票的原件及张健艺在取得房产后与廖庭超办理的出售房产的委托书公证手续，张健艺也出具书面说明认可代廖庭超持有案涉房产，对此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二、关于房产转让给乐锦锋价格问题，对价是反映双方是否真实买卖关系的主要依据，本案中，廖庭超通过拍卖取得房产的价格是132万元，加上应支付的佣金及其他税费，总成本159万余元，在取得房产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当时房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与乐锦锋签订合同约定价格为1393848元，明显低于廖庭超竞拍获得房产的成本，且明显低于相关部门公布的市场价格，乐锦锋解释因为“二人当时合伙做生意，廖庭超没有怎么挣钱就卖给我了”，与前述事实及常理不符，也与乐锦锋主张的向其借款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在2014年12月23日办理完房产证后，12月26日乐锦锋办理了银行贷款合同，指定廖庭超为收款人，贷款金额140万元，与合同价相当，此情形与廖庭超所称登记给乐锦锋是为了贷款的说法更为一致。同时，该贷款情况也映证了双方合同价1393848元与市场价不一致的情况。
关于贷款的还款情况，廖庭超提供证据每月向乐锦锋支付8800元、7700元等数额，虽在双方民间借贷纠纷中因举证责任等原因认定为归还借款本息，但该数额与乐锦锋每月还贷的数额相近，与该案所谓借款利息则无法对应，也存在系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利息的较大可能。
三、关于房产使用情况。按常理，房屋买卖后必然会交付房产予买方，转移占有，但本案双方在办理过户后，直至乐锦锋将房屋出售，房屋一直由廖庭超家人使用，其提供的水电等费用的支付凭证可以证明，而乐锦锋陈述其留有一间房间偶尔居住，仅提交房间的照片，证明力不足，也与证人李某陈述当时处于哺乳期不便他人居住的实际情况不符。
四、关于房产出售的情况。乐锦锋在庭审中亦认可买方系与廖庭超一起找中介找买主，如房屋系实际出售给乐锦锋，廖庭超则无参与房屋出售的必要。另一方面，乐锦锋在另案中认定的借款的支付时间与收取买方的款项时间高度重合，虽不足以否定另案关于借款的认定，但亦存在系出售后返还房款的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对证据标准作了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综合上述分析，本案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证明案涉房产系由乐锦锋代持明显大于乐锦锋主张的双方系买卖关系的可能，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廖庭超的代持主张。房屋登记至乐锦锋名下，系廖庭超认可的行为，现已经出售给善意第三人并办理登记，廖庭超主张确认案涉房产归其所有，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对于出售的房款应归还给廖庭超，因廖庭超支付的相关款项在另案中已作借款处理，故应扣除乐锦锋支付的贷款总额132147.9元及用于提前归还贷款的1381962.81元，剩余款项为2200000元-1381962.81元-132147.9元=685889.29元。乐锦锋还应向廖庭超支付占用上述款项期间的利息，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4月29日计至付清之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乐锦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庭超支付购房款685889.29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4月29日计至付清之日；二、驳回廖庭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440元，廖庭超负担20164元，乐锦锋负担11276元。
二审期间，乐锦锋提交如下证据：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4民终1060号案件的上诉状、庭审笔录及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4民终1060、1061号案件的通知，证明李某在上诉状称2014年就与廖庭超分居，并且在广州白云区居住至今（上诉状签署时间是2016年12月1日），其在本案一审中作为证人，又称在涉案房屋中居住，明显证言虚假。李某在上诉状中称乐锦锋打给廖庭超的款项是廖庭超所借，而且用于个人所需，并没有否定借款性质，只是否认属夫妻共同债务。廖庭超从未参与案件的庭审也拒绝前往法院说明案件情况，廖庭超的上诉状由律师代签，可见廖庭超是否委托梁纪锋律师至今仍然不清楚，请求二审法院在本案中要求廖庭超到法院核实授权的真实性。
廖庭超二审未提交证据。
上列证据，经质证，本院审查认为，乐锦锋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张健艺与廖庭超之间是否存在代持关系的问题。乐锦锋上诉主张张健艺出具书面证言，但未出庭，且证言虚假，故证言不应采信，本院认为，虽张健艺没有出庭作证，但是廖庭超提交了拍卖方式取得房产的确认书及税费缴纳发票的原件，而且张健艺在取得涉案房屋后与廖庭超办理了出售涉案房产的委托书公证手续。涉案房屋过户至乐锦锋名下后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所获得的贷款也被转至廖庭超名下，因此张健艺出具的书面证言并不是廖庭超主张张健艺代其持有涉案房屋的唯一证据，廖庭超提供的上述证据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张健艺代廖庭超持有涉案房产，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书面证言予以采信并认定张健艺代持这一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正因如此，乐锦锋上诉主张廖庭超并非涉案房屋权属人，不是适格原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涉案房屋过户至乐锦锋名下是否是代廖庭超持有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诚如一审法院所分析，乐锦锋与廖庭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所约定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廖庭超通过拍卖取得涉案房屋所支付的成本价格，更何况从乐锦锋以涉案房屋办理按揭贷款从银行获得贷款140万元这一事实来看，该交易价格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按乐锦锋所主张，廖庭超当时正与其做生意，廖庭超没怎么挣钱即卖给他，但事实上该交易价格非但没有盈利，甚至亏损20万元。而且涉案房屋过户至乐锦锋名下后，廖庭超与其前妻仍在涉案房屋居住，可见廖庭超出售涉案房屋的目的应当是为获取资金流转。廖庭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20万元出售涉案房屋，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关于廖庭超是否还贷的问题，廖庭超提供的其向乐锦锋的18笔转账记录，确有四笔转账金额为8800元，与乐锦锋每月应向银行归还的贷款金额相吻合。乐锦锋在一审法院（2016）粤0402民初1956号案中主张该18笔转账是廖庭超向其支付借款利息，但是乐锦锋向廖庭超主张的首笔借款发生在2015年6月29日，而该18笔转账最早发生在2015年6月5日，金额是8800元，且乐锦锋并不能合理解释借款的利率及应付利息数额，在本案二审中乐锦锋当庭又陈述双方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这也与乐锦锋主张该18笔转账均为支付利息完全不符。再次，涉案房屋过户至乐锦锋名下后，廖庭超及家人仍一直占有、使用，如按乐锦锋陈述，其不但出借款项给廖庭超，同时还要归还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却又对廖庭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分文不收，这也有违常理。对于乐锦锋上诉主张李某的证言与其在另案中起诉状的陈述相矛盾，不应采信，本院认为，虽李某在另案起诉状所主张事实与其在本案作证所作陈述不相吻合，但是廖庭超提供了李某支付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的记录，且乐锦锋亦认可廖庭超及李某确在涉案房屋居住，因此李某的证言更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而且即使不采信李某的证言，根据乐锦锋的当庭陈述，亦可认定涉案房屋在乐锦锋名下期间，主要归廖庭超及其家人生活、居住，据上分析，这亦与乐锦锋主张其是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属人明显不符。最后，诚如一审法院所分析，乐锦锋收取买房人款项的时间与其主张向廖庭超出借款项的时间高度重合，虽然另案中已将该款项来往认定为借款，但是双方出借近百万元的借款，没有任何借条或协议，亦没有约定借款利率，并且结合上述双方就涉案房屋发生的其他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存在返还出售房屋所得房款的可能，并无不当。
虽然本案中关于廖庭超是否还贷以及乐锦锋向廖庭超支付的款项是否属返还房款的认定与另案中借款的认定不一致，但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复杂的经济往来关系，双方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并无不当。综合廖庭超和乐锦锋分别提出的证据和就法律行为所作的解释，本院认为廖庭超提供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证明乐锦锋是代其持有涉案房屋可能性确实大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的可能性，一审法院认定乐锦锋是代廖庭超持有涉案房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由于廖庭超和乐锦锋已将涉案房屋出售并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廖庭超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理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但是由于乐锦锋仅是代廖庭超持有涉案房屋，因此乐锦锋收取的购房款应当返还给廖庭超，诚如一审法院分析，由于乐锦锋向廖庭超支付的款项已作廖庭超借款处理，而廖庭超支付的款项也已作还款处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乐锦锋实际应向廖庭超返还购房款685889.29元并支付从2016年4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乐锦锋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59元，由上诉人乐锦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艺能
审判员 庹 佳
审判员 王 芳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江月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