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前民初字第1601号
原告斯仁稍，女，蒙古族。
委托代理人苏都，男，蒙古族，系原告儿子。
委托代理人石桩，男，蒙古族。
被告刘秀琴，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树仁，系内蒙古仁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斯仁稍与被告刘秀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2015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边子仙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嘉敏、人民陪审员高凤叶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斯仁稍的委托代理人苏都、石桩，被告刘秀琴的委托代理人张树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斯仁稍诉称，2002年8月，原告母子与被告刘秀琴签订了《草场经营权转让合同》。签订合同时，被告刘秀琴的住所地为敖勒召其镇三段地，很显然，被告属于城镇居民；况且被告身份证号码为642126195708050429，其户籍地亦非内蒙古地区所属，且被告既无农业经营能力，又没有取得相关法律及有关规定的许可，且法律没有赋予她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力，被告没有权力同时享受城镇的优待政策和农村的优待政策，故其不具备流转草牧场的主体资格。另在2014年3月份，原告听到消息称，被告已经将从原告手中流转的草牧场再次流转给他人，并过户到杨晓婷名下，无非是想通过合法的手续掩盖非法目的，获取巨额利润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被告以什么形式或者方式将争议草牧场转让给杨晓婷，原告不得而知。但在事实上争议草牧场确在杨晓婷名下，被告称杨晓婷为亲戚，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由此可见，被告存在非法买卖、转让草牧场的嫌疑，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02年8月签订的《草牧场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
被告刘秀琴辩称，涉案合同主体合法，包括转让受让都合法；涉案草牧场的转让形式和转让程序合法，并已经办理草原承包经营权变更手续；原告称被告有非法买卖、转让涉案草牧场没有事实依据。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及被告的质证意见：
1、《草场经营权转让合同》及公证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不是内蒙古地区人，没有承包草牧场的资格。
被告质证称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被告是三段地镇居民，虽然身份证号不是内蒙古身份证号，但没有法律规定城镇居民不能承包草牧场，本证据恰恰证明原、被告转让草牧场的主体、形式、程序合法，沙哈图嘎查即原发包人已经同意，布拉格苏木政府也同意，转让合法，合同有效。
2、《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承包经营草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提供以上法条用以证明本案转让程序、主体不合法。
被告质证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是一个规章，《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颁布的地方规章，认定合同的有效与否应该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规章为依据，所以不能依此认定合同无效。
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及原告质证意见：
1、原告刘秀琴户口、身份证、草牧场补充协议书、收条、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是农业户口，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也已经公证，被告已经全面履行草牧场转让合同，并变更登记。
原告质证称户口复印件不认可，提供证据的地址同签订户口的地址不同，身份证号码也不同；补充协议真实性认可，内容不认可，2028年结束后是重新发包，不能全权代表；收条上面的字不是原告写的，下面的签字是本人所写，收到的钱数正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草原证已经在杨晓婷名下，有亲属关系没有证据证明。
2、鄂托克前旗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开庭笔录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本人的陈述和今天开庭的陈述一致。
被告质证无异议。
通过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经审核认为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第2组证据，因系规章，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中的草牧场补充协议书、收条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的身份证号码均与原告认可的仲裁裁决开庭笔录、仲裁裁决书一致，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因无法与原件核对，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2组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查明以下事实：
原告斯仁稍与被告刘秀琴于2002年8月4日签订了一份草场经营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作为甲方的原告斯仁稍将承包经营嘎查的3064.8亩草场中的2020亩草场经营权转让给作为乙方的被告刘秀琴，转让时间为2002年8月4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转让费共计90900元，由乙方在合同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并约定在付款前甲方务必将转让给乙方的草场及其围栏全部交清。同时双方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嘎查委员会和苏木人民政府批准后即可生效，另外双方还约定违约责任等事宜。
合同签订后，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哈沙图嘎查委员会及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人民政府分别于2002年8月7日及8月9日盖章进行确认。并于2002年8月16日双方在鄂托克前旗公证处作了公证。
2002年8月19日，原、被告又签订了一份草场经营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在第七条中取掉“或合同期满后”和“甲方无权干涉”字句，本协议补充说明2002年8月9日签订的主合同期满后，再次承包草场，乙方全权代表甲方继续承包本草场，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干涉。
另查明，原告及家人于2002年8月12日及同年9月21日已收到被告支付的转让费90900元。现该草牧场使用权证在杨晓婷名下。
本院认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的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本案原告斯仁稍及家人自愿将依法承包的2020亩草牧场转让给被告刘秀琴，并签订了《草场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在双方自愿、平等、有偿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经嘎查委员会及苏木政府同意并加盖了公章，双方亦作了公证，其形式要件亦符合法律规定的成立要件，且在合同签订后，双方依合同约定也履行了自己的权利并承担了义务，故该合同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现原告以被告系城镇居民且户籍非内蒙古地区所属，亦不具有农业经营能力要求确认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才能被认定为无效。被告在庭审中所提供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均系规章而非法律法规，且原告所提出的依据均为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因此，原告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以被告转让草场后存在非法买卖、转让草牧场的行为要求确认合同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为草场经营权转让合同，转让草场经营权意味着原承包方即原告与发包方即嘎查的就该转让部分草场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原告作为转让方至此也就失去了该部分草场承包经营权，因此被告是否又另行转让或买卖，作为本案原告没有权利主张，故对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诉求确认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斯仁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斯仁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岀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边子仙
审 判 员 徐嘉敏
人民陪审员 高凤叶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车梦杨
法条链接：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