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39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大喜，男，1966年12月13日生，汉族，无业，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红舟，江苏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队，男，1972年3月12日生，汉族，无业，住徐州市铜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麻玉玲，女，1971年10月2日生，汉族，无业，住址。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修武，徐州市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陈浩，男，1982年12月1日生，汉族，无业，住徐州市泉山区。
上诉人袁大喜因与被上诉人刘建队、麻玉玲，原审被告陈浩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1民初5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大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红舟，被上诉人刘建队、麻玉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修武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浩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大喜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袁大喜在事发时已将涉案农庄转让给唐磊，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唐磊也明确表示袁大喜已将农庄转让给唐磊，刘杰也明确涉案农庄的老板是唐磊，刘建队、麻玉玲提交的唐桥的名片及农庄工作人员拾井波的陈述，也可以证明涉案农庄的老板是唐磊。一审认定涉案鱼塘为袁大喜经营，对经营场所有安全保障义务无事实依据。2、事发时刘备已年满16周岁，在农庄并不存在划船捕鱼服务且知道船只漏水的情况下私自划船，刘备及一同用餐者应该能够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刘备及一同用餐者应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3、事发时，唐磊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1万元用于支付打捞费，即使如一审判决认定袁大喜承担责任，该1万元也应在判决中予以扣除。
刘建队、麻玉玲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由袁大喜承担的比例正确、判决公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袁大喜的上诉，维持原判。
陈浩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刘建队、麻玉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大喜、陈浩承担连带赔偿刘建队、麻玉玲各项经济损失，其中死亡赔偿金为325140元、丧葬费为30891.5元、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8000元；共计415031.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袁大喜、陈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建队、麻玉玲系夫妻，受害者刘备系其儿子。
受害者刘备出事地点位于徐州市泉山区永嘉科技园北顺堤路与腾祥路交叉口南路西的老公社农庄内。该地址是徐州市泉山区新建村四组的土地。早先该土地即有鱼塘，大约10亩左右。2008年，陈浩的父亲同村里签了承包土地合同。后陈浩对该地进行回填，在鱼塘周围陆续盖了30多间房屋，鱼塘缩至4亩左右。盖好后，地方一直闲置，没有使用。2016年7月10日，陈浩将该地鱼塘及房屋租赁给袁大喜使用。双方签订了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甲方为陈浩，乙方为袁大喜。租赁期限及费用：
现甲方自愿将徐州市泉山区经济开发区永嘉科技园北1500米徐州凯华锻造有限公司西隔壁（顺堤路与腾祥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西）房屋约30间、鱼塘约4亩及场地租赁给乙方，用于种植、养殖、垂钓、餐饮、临时休息等。
租赁期限
自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计五年。
租赁费用及付款时间
为保证前期市场培育、发展及乙方装修、场地建设等前期投入，甲方自愿放弃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租赁费，自2017年1月1日收取租赁费。租赁费用为2017年度2万元；2018年度3万元；2019年度4万元；2020年度5万元；2021年度5万元。
租赁费用为每年1月10日前支付给甲方。
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甲方应保证所出租权属清楚、无共同人意见、无使用纠纷。
在本协议所规定的期限内，甲方不得撤销该协议；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结束，甲方不得另行出租。甲方如需转让经营权应征得乙方同意，并补偿乙方前期投入费用。
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营业执照、餐饮许可、卫生许可、用电等相关手续；甲方应协助乙方处理好地方关系，如城管、环卫、卫生、公安、所在地村民、土地等。
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在本协议期间内，甲方允许乙方对该房屋进行装修、装饰或添置新物。本协议结束后，不可正常搬移的装修、装饰物归甲方所有；乙方添置的用于经营的可移动、拆除的设备、设施归乙方所有。
在租赁期内，乙方应维护好甲方的房屋设施。
在租赁期内，水、电、电话等因日常使用而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协议签订后，陈浩即将该处交予袁大喜经营使用，袁大喜对场地房屋进行了整治装修并予以试运行。经营范围为：垂钓、餐饮，并起字号为老公社农庄，但没有办理经营执照。庭审中，袁大喜陈述事发前夕，其已将该地转租给唐磊经营，但唐磊予以否认，只是自认帮忙，后负责餐厅经营，鱼塘一直是袁大喜经营。
事发经过：2016年8月4日下午4时左右，受害人刘备的堂哥刘杰给老公社农庄的唐磊打电话，预订当晚一桌饭。大约5时左右，刘杰开车带着刘备、李杰（刘杰的堂妹夫，刘备的堂姐夫）来到老公社农庄。由于吃饭尚早，人没来齐，于是刘备、刘杰、李杰三人就在鱼塘边钓鱼。鱼塘大约4亩，三人是在鱼塘南边喂鱼的平台处垂钓，鱼竿、鱼线自备。平台旁边停放着一只蓝色小船，是一种游乐船，可以借助脚蹬前行，船里积水很深。鱼塘监控视频显示：当日傍晚18时50分，受害人刘备和李杰要上船，由于船很小，船头舱里有积水，于是两人在用盆往外舀水。后两人随即上船，刘备在船尾，李杰在船头，船吃水很深，在岸边的刘杰又拿来一个竹竿交给李杰撑船。李杰用竹竿撑离岸边。由于船没有动力，两人又借助鱼塘上的一条绳索（固定增氧机的）拉着前行。19时，船到了鱼塘中间，离岸有15米左右。视频显示19时1分，船慢慢下沉，刘备先是落水，随后船慢慢侧翻，李杰随即落水。19时2分视频画面还能看到刘备、李杰，饭店经营人员唐磊跳入鱼塘施救。19时3分，画面看不到刘备，已沉入水底，后刘杰回到岸上。19时19分庞庄派出所出警施救，19时23分，120救护车到现场予以施救。19时30分消防车到现场予以施救……。但均未救起，刘建队、麻玉玲陈述系专业打捞队于凌晨两三点钟才从鱼塘中打捞起刘备。
事后，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庞庄派出所分别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并做了笔录。2016年8月5日，袁大喜笔录陈述：“这个农庄里的房间都是陈浩的，2016年7月10日我和陈浩签订租赁合同，我承包房间和鱼塘搞农庄经营，现在营业执照还没有办好，还没有正式营业，平时熟人吃饭都可以，其中这个饭店2016年7月12日前是我和唐磊一起经营的，从7月13日后我就交给唐磊自己经营了。问鱼塘是谁负责的，袁大喜回答是我，后改口和唐磊一起负责。问鱼塘里的船是谁的？袁大喜回答我放进去的，就是由喂鱼用的”。
2016年8月5日1时31分至2016年8月5日2时20分，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庞庄派出所对陈浩进行询问，笔录如下：“
问：现在建筑物的使用情况？
答：2016年7月10日，我与袁大喜签订了租赁协议，将房子和鱼塘都承包给袁大喜使用，租赁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前期由他投资，前四个月不要租赁，到2017年1月1日才收取租赁费，袁大喜承包了以后，他利用房子装修成饭店，并在鱼塘里放养了鱼，起了名叫老公社家庄，我听说还没有正式营业，但平时有朋友来玩。我听说其中饭店是让唐磊经营的，鱼塘是袁大喜经营的。
问：鱼塘的情况？
答：鱼塘里有一个小船，蓝色的，袁大喜放进去的。
问：鱼塘里有警示类的标志吗？
答：在鱼塘的西南角泵房附近有一个，具体的我不知道，应该是袁大喜放在那的”。
2016年8月5日16时36分至2016年8月5日17时20分,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庞庄派出所对饭店经营人唐磊进行询问，笔录如下：“问：鱼塘里有船吗？
答：有一个小船，就是那种游乐船，用脚蹬的，我去救人的时候船已经不见了。
问：那两个人是怎么落水的？
答：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吃饭前，那两个小伙子说鱼线断了，可能还勾着鱼，他们想逮，我跟他们说用竹竿缠鱼线能捞就捞，不能捞就算，他们说这有个船好好的，我说这个船是好好的，就是船里都是满满的水，都是下雨下的，他们就没用船（？），我就回后厨帮忙了。
问：钓鱼是怎么收费的？
答：是十元一斤。
问：这个价是谁定的？
答：袁大喜定的。
问：你在老公社农庄做什么工作？
答：负责饭店的经营。
问：鱼塘是谁在经营的？
答：是袁大喜负责的，他基本每天都在，他不在的时候，有人钓鱼，我帮忙给秤，替他收钱，然后再把钱给他。
问：鱼塘周围有什么指示标志或警示语吗？
答：在鱼塘西南角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好像写着“水深，禁止下水”类似的话。
2016年8月5日及8月8日，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庞庄派出所对刘杰、李杰分别作了询问笔录，二人作为在场人陈述了相关出事经过。
2016年8月9日，在徐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庞庄派出所的主持下，袁大喜同刘建队、麻玉玲的委托人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如下：“主要事实（包括案发时间、地点、人员、起因、经过、情节、结果等）：2016年8月4日18时许，刘备在徐州市××××街道老农庄公社吃饭钓鱼，后不慎落水溺亡。当事双方对此次事实无异议。
刘备亲属要求老农庄公社实际经营者袁大喜赔偿人民币45万元，一次性解决，不再追究对方任何其它法律责任。
袁大喜愿意赔偿五万元。
经协商，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双方同意自行协商或通过法律诉讼方式解决。当事人袁大喜、陈孝东签字，唐磊是作为见证人签字。协议草签后3天，刘建队、麻玉玲方出具收条“今收到唐磊现金人民币五万元正”。庭审中，袁大喜说此款是唐磊给付，唐磊陈述是袁大喜让其转交，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
2017年2月8日，一审法院实地勘验了老公社农庄，该鱼塘大约有4亩，东西长有60米，南北宽有40米，水深不明。鱼塘南岸边搭建一平台，是方便垂钓、喂食所用。平台下面有一小船，蓝色，像是游乐船，船内有积水，在场人说这就是肇事小船。北面墙上两处写有水深危险等字样，经询问是事发后书写。鱼塘南面有一排屋经营餐饮。经询问服务员是谁在经营，服务员递交一张名片，名片上写明老公社农庄，联系人袁大喜等等。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按照法律规定，从事餐饮、住宿、娱乐等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一、关于本案的相关责任主体：
1、袁大喜从陈浩处租赁场地，有合同为证，袁大喜也不否认，予以确认。袁大喜租赁场地后从事餐饮、垂钓等经营活动，有证据证实，予以确认。袁大喜从事经营活动，虽没有办理相关证照，但不能否定其实际已掌控该区域并已经从事经营的事实。袁大喜自认从事餐饮、垂钓业务，并且把涉事小船放入鱼塘，这些均表明负有该经营区域的安全义务保障人是袁大喜，而非其他自然人。因此，刘建队、麻玉玲要求袁大喜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陈浩事发时已将该地租赁，已非该经营场所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对该区域并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刘建队、麻玉玲要求陈浩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2、刘备死亡时已满16周岁，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场人刘杰、李杰系成年人，在刘杰、李杰带领刘备进行相关社会活动时，特别是有一定危险的活动时，其应当比刘备更有预见性，更应当知晓危险性，并对刘备负有一定安全保护义务。本案中，事发时，是李杰称鱼线被鱼吞走，刘备积极要求去捞鱼，刘备对此行为的危险性应当有一定认识，李杰、刘杰应当对此行为有一定注意，二人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协助刘备一起实施危险事宜，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因此，除刘备本人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外，李杰、刘杰二人对于刘备的死亡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鉴于刘建队、麻玉玲在本案中不愿主张二人承担责任，暂不予理涉，但据此应当相应分担袁大喜承担的责任。
3、刘建队、麻玉玲作为受害人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尽到监护责任。刘备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进行相关社会活动时，其监护人未能尽到监护责任，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可以适当减轻袁大喜的责任。
二、袁大喜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具有过错和受害人受到伤害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袁大喜经营鱼塘且放一只小游船在鱼塘中，在未标识用途及提示危险的情况下，其应当预见到该小船可能对垂钓者或来此地消费者造成伤害。其在鱼塘配有船只，其就有保管、维护等义务。作为商业性经营的配套设施，其对经营场所内可能出现的危险要有相适应的警告、指示说明和保护义务，袁大喜均未能尽到相适应的注意保障义务，因此具有过错。另饭店的经营者唐磊陈述船可以用，未加以阻止，这也间接证实安全保障义务人具有过错，而这种过错同受害人死亡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确认袁大喜应当承担责任，考虑到其它相关人员的因素，袁大喜应当承担35%的责任。对于刘建队、麻玉玲要求袁大喜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不予采信。
刘建队、麻玉玲主张死亡赔偿金325140元（16257×20），系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刘建队、麻玉玲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刘建队、麻玉玲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刘建队、麻玉玲主张丧葬费30891.5元（61783÷12×6），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刘建队、麻玉玲主张交通费1000元，考虑到刘建队、麻玉玲处理事故所必须，酌定予以支持500元。刘建队、麻玉玲主张误工费8000元，由于刘建队、麻玉玲没有提交相应的误工损失证明，但考虑到办理丧事的实际事宜，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予以支持误工费1782元（16257÷365×20×2）。
以上确认的各项损失死亡赔偿金3251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30891.5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1782元，合计408313.5元。按照确认的赔偿比例，袁大喜赔偿损失为142909.72元。鉴于袁大喜已给付50000元，应予扣减，袁大喜尚需赔偿各项损失，合计92909.7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袁大喜赔偿刘建队、麻玉玲各项损失合计92909.72元。二、驳回刘建队、麻玉玲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80元，由刘建队、麻玉玲负担2132元，袁大喜负担1148元。
本院二审期间，袁大喜提交如下证据：1、要货单位老袁的销货清单一张，称系2016年7月17日袁大喜在饭店吃饭，在鱼塘钓鱼，唐磊收了550元钱。证明唐磊是鱼塘、饭店的实际经营人。2、从2016年7月13日至8月4日鱼塘、饭店的销售清单，证明唐磊是鱼塘的实际经营人。刘建队、麻玉玲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证据1清单中并没有注明这是涉案农庄的经营菜单，并且该销货清单中也没有注明袁大喜的名字。即使该记录的内容真实，也不能以该销货清单认定本案涉案鱼塘与袁大喜无关。证据2由袁大喜持有，也证明了该鱼塘以及饭店实际由袁大喜经营管理。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袁大喜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袁大喜在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这个农庄里的房间都是陈浩的，2016年7月10日我和陈浩签订租赁合同，我承包房间和鱼塘搞农庄经营，……这个饭店2016年7月12日前是我和唐磊一起经营的，从7月13日后我就交给唐磊自己经营了。”问：“鱼塘是谁负责的？”袁大喜回答：“是我。”后改为：“和唐磊一起负责”。问：“鱼塘里的船是谁的？”袁大喜回答：“我放进去的，就是由喂鱼用的”。陈浩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6年7月10日，我与袁大喜签订了租赁协议，将房子和鱼塘都承包给袁大喜使用……袁大喜承包了以后，他利用房子装修成饭店，并在鱼塘里放养了鱼，起了名叫老公社家庄，我听说还没有正式营业，但平时有朋友来玩。我听说其中饭店是让唐磊经营的，鱼塘是袁大喜经营的。鱼塘里有一个小船，蓝色的，袁大喜放进去的。”唐磊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问：“你在老公社农庄做什么工作？”答“负责饭店的经营。”另陈述：“鱼塘是袁大喜负责的，他基本每天都在，他不在的时候，有人钓鱼，我帮忙给秤，替他收钱，然后再把钱给他。”本院认为，以上陈述系事发后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信度更高，应予采信。袁大喜上诉称在事发时其已将涉案农庄包括鱼塘均转让给唐磊，却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其本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在二审中提交的销货清单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不是涉案鱼塘的实际经营人。结合租赁合同、袁大喜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陈浩、唐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一审法院前往老公社农庄的调查情况，一审认定袁大喜系涉案鱼塘的实际经营人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袁大喜经营鱼塘且放一只小游船在鱼塘中，在未标识用途及提示危险的情况下，其应当预见到该小船可能对垂钓者或来此地消费者造成伤害，对该经营区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故袁大喜应对刘备溺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二、关于一审确定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的问题。袁大喜另上诉主张事发时刘备已年满16周岁，刘备及一同用餐者应该能够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刘备及一同用餐者应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本院认为，刘备在事发时已年满16周岁，与其一同用餐的刘杰、李杰均系成年人，刘备对其行为的危险性应当有一定认识，刘杰、李杰带领刘备进行危险活动时，应当比刘备更有预见性，更应当知晓危险性，故对损害后果的发生，除刘备本人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外，李杰、刘杰二人对于刘备的死亡亦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袁大喜经营鱼塘，且在鱼塘配有船只，在未标识用途及提示危险的情况下，应当预见到该小船可能对垂钓者或来此地消费者造成伤害，但袁大喜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警告、指示说明和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一审在综合考量刘备自身的过错，李杰、刘杰二人的过错等因素，酌定由袁大喜承担3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亦予以维持。
三、关于应否扣除1万元打捞费的问题。袁大喜上诉主张唐磊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1万元用于支付打捞费，这1万元应在判决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该1万元系刘备溺亡产生的实际损失，且系唐磊支付，一审计算的损失数额亦不包含该笔款项，故上诉人袁大喜要求该1万元应从其承担的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袁大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3280元，由上诉人袁大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费 蜜
审判员 孙 庆
审判员 黄 政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