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商）终字第078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浩缘朋（北京）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路53号院4号楼8层910。
法定代表人翟宜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翔，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军，男，1987年8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范艳蕾，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晓菊（杨国军之妻），女，1987年9月22日出生。
上诉人浩缘朋（北京）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缘朋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国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1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蒋巍担任审判长，法官李冉、霍思宇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浩缘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翔、杨国军及其委托代理人范艳蕾、孙晓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军在一审起诉称：2013年3月，杨国军（店名东方红）与浩缘朋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杨国军向浩缘朋公司提供生产服装所需的服装辅料（包括但不限于扣子、拉链、拉头等），货款以实际销货单为准。协议达成后，杨国军开始为浩缘朋公司供货，截止2014年10月双方发生货款共计708810元，浩缘朋公司已经支付50万元货款，尚欠208810元货款未付，经多次催要未果。现杨国军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浩缘朋公司支付货款208810元及利息3866元（以20881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2月28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并承担诉讼费。
浩缘朋公司在一审答辩称：不同意杨国军的诉讼请求，浩缘朋公司与杨国军、东方红均无业务往来，杨国军提供的销货单其也不认可，销货单上载明的并不是浩缘朋公司的全称，请求驳回杨国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国军提交2013年11月12日至2014年10月28日《东方红辅料销货单》69份，上述销货单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浩缘朋”、销货单约定了品名及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开票人均为王×，欠款人或经手人处有李×、张×、王×1等签字，地址大红门纺织品市场新建区5通道5003号，上述销货单金额共计208809.6元。浩缘朋公司对上述销货单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销货单上的收货单位为浩缘朋，其单位的名称为浩缘朋（北京）服饰有限公司，并称其公司确有名叫李×的工作人员，没有张×、王×1。
2015年1月22日，北京大红门纺织品批发市场出具证明，载明：摊位户主杨国军，摊位地址北京大红门纺织品市场新建区5通道5003号，摊位店名东方红，工商注册日期2009年3月11日起至今，此摊位法人为杨国军个人。
一审诉讼中，杨国军称，其于2015年1月23日、24日至浩缘朋公司主张所欠货款，浩缘朋公司的财务蔡×对欠款金额予以确认，并提供视频资料2份予以佐证，并称王×系杨国军的员工。浩缘朋公司的职员蔡×认可2015年1月23日视频的真实性，并称视频中确认货款金额208810.4元是其与案外人王×经过对账后得出的金额，但是其不清楚王×与杨国军的关系，故无法付款。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第一，根据杨国军提供的证明以及《东方红辅料销货单》，销货单中注明的地址为杨国军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地址，可以认定该销货单的权利人为杨国军；第二，浩缘朋公司的工作人员认可其与王×对账依据就是杨国军提供的销货单，现杨国军依据销货单向浩缘朋公司主张货款。可以认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杨国军提交的销货单，可以认定杨国军已经完成了向浩缘朋公司的供货，浩缘朋公司应依约支付相应的货款。浩缘朋公司工作人员认可其已经与王×进行对账，确认尚欠金额为208810.4元，杨国军依据销货单要求浩缘朋公司支付货款20881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杨国军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日期，利息计算应该从主张之日起起算，本案，杨国军起诉日期为2015年2月4日，故对杨国军要求支付货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在调整起算时间的基础上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浩缘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国军货款208810元及利息（以3866元为限，以208801元为基数，自2015年至2月3日至2015年2月2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杨国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浩缘朋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主要上诉理由：杨国军与浩缘朋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11105号民事判决。浩缘朋公司认为，杨国军在一审庭审中叙述“东方红”名称太大并未注册下来。浩缘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主张杨国军不能单独使用“东方红”名称，“东方红”与浩缘朋公司进行交易是王×的个人行为。浩缘朋公司在一审中提出申请法院查明事实，但一审法院并未仔细查明事实。一审庭审后期，一审法院要求杨国军按照订货销售单提供交易发票，但一审法院也未开庭再核实该情况，就草率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起诉资格及交易情况下进行判决，导致第三人王×持相同的“东方红”原件票据也向浩缘朋公司主张相同的交易货款。其次，“东方红”王×在供货过程中有两次供货因质量问题进行退换货，造成的浩缘朋公司损失也应当从中扣除。另外，杨国军虽然出具了视频，但是没有质证。杨国军到浩缘朋公司的时候，首先阐明杨国军是“东方红”的老板，向浩缘朋公司会计出具了几个证明信。浩缘朋公司一直是跟王×交易的，从来没有见过杨国军，之前给过王×50万元。浩缘朋公司进行服装整件的交易，王×提供的是零件。浩缘朋公司认为杨国军应该出具发票，而非只是销货单。王×拿了一个和杨国军一样的票据，只是不同的联。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希望二审法院能查明事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杨国军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浩缘朋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申请书，共9页。在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的第2页中，杨国军在2009年开始实际上有自己的名称字号，并未明显提出“东方红”三个字。在2011年9月5日，杨国军也申请了一个变更名称申请表，其中没有提到过明显的“东方红”字样，原来的名称是北京孙晓菊服装辅料商行，备选字号国军兴业。自2009年3月10日，杨国军本人也有个开业申请表，上面没有对“东方红”字样进行过叙述。有个申请序号，上面写的经营者是杨国军，但也未对“东方红”进行过明显叙述。证据二，杨国军所出具的视频，浩缘朋公司财务人员向杨国军叙述的前提是，杨国军能够证明其是“东方红”的代理人。最终体现其身份合法性的就是来自工商所的证明。大约是视频7、8分钟的时候出现的。证据三，扣款通知。是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回去之后，从财务的原始台账上撕下的证明。当时是双十一，王×的一批货出现了问题。证明浩缘朋公司跟东方红王×208000元的扣款中，其中的64380元已经作为扣款。证据四，证人王×提供的涉案的实体票据。有一些票据是王×和杨国军有相同的票据。证据五，安徽浩缘朋制衣有限公司与捷烽服装辅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烽公司）交易发票5张，证明浩缘朋公司把钱打给捷烽公司，捷烽公司打给“东方红”王×；证据六，安徽浩缘朋制衣有限公司与晋江市联兴拉链织造有限公司交易发票3张，证明是浩缘朋公司跟这家企业进行的交易，货款两清。2013年浩缘朋公司跟王×的这三笔交易，一共250000元；证据七，安徽浩缘朋制衣有限公司与泉州市港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交易发票，交易金额10万元，证明浩缘朋公司与其有这笔交易；证据八，安徽浩缘朋制衣有限公司与晋江超鸿五金精品有限公司的交易发票，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交易且是依王×所持有的发票和其进行交易；证据九，浩缘朋公司与北京诚信百利商贸有限公司的交易发票，证明两公司之间交易金额50240元；证据十，浩缘朋公司与北京谭鑫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交易发票1张，证明双方存在交易。证据十一，网上转账电子回单五张。证明浩缘朋公司已将六十多万的钱打出；证据十二，“东方红”王×开票及付款明细；证据十三，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晋江市联兴拉链织造有限公司3张，捷烽公司5张，北京谭鑫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1张，北京诚信百利商贸有限公司1张。这些证据是王×提供的。证明这是王×的业务；证据十四，授权委托书（晋江市联兴拉链织造有限公司、谭北京谭鑫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诚信百利商贸有限公司）3张，证明上述公司授权王×从事服装辅料，是其个人的一笔业务。王×促成交易，浩缘朋公司打款，这和杨国军没有任何联系。证据十五，杨国军业务明细三张，是王×提供的。证明2013年至2014年杨国军总共做的业务已经结算。这些明细所对应的已经支付完毕，不存在拖欠的情况。证据十六，王×及其爱人宋×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交易实际发生对象为王×与浩缘朋公司。
杨国军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浩缘朋公司的上诉意见答辩称：不同意浩缘朋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关于视频，一审已经当庭质证，浩缘朋公司会计已经确认了视频的真实性。关于主体问题，浩缘朋公司表明了浩缘朋公司一直跟“东方红”进行交易。杨国军就是“东方红”的店主，其摊位所属的市场给其出具了证明。王×是杨国军的员工。在2014年之前，工商局登记备案中杨国军的店没有名称，但是其一直使用东方红对外经营。后来工商局要求变更字号。杨国军从2009年就开始使用“东方红”店名。视频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欠款数额是多少，其他不在杨国军的证明目的范围内。
杨国军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一，农业银行明细，一共五个支付记录。证据二，交易凭条。2014年7月至12月、2013年5月至10月的转账记录，上述证据均证明杨国军与王×是劳务关系。证据三，晋江山历五金电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据四，晋江超鸿五金精品有限公司出具的与电子汇款单是同一天，证明收到安徽浩缘朋制衣有限公司汇款的款项全部用于抵扣汇款，与王×无关。证据五，电子回单，证明汇款的事实。证据六，汇款记录，证明杨国军和王×是雇佣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浩缘朋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及杨国军提交的上述证据，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均未提交，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畴，且与本案亦缺乏紧密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杨国军提供的销货单、证明及当事人一、二审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杨国军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货物的销货单地址为杨国军个体工商户经营地址。浩缘朋公司主张与“东方红”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联系的都是案外人王×。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浩缘朋公司主张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系“东方红”，综合本案证据，涉案销货单中注明的地址一直是杨国军以“东方红”为名进行经营，王×亦认可其自认识杨国军起，杨国军就在该地址经营，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销货单权利人为杨国军并无不妥。另，浩缘朋公司工作人员认可其与王×对账依据就是杨国军提供的销货单，现杨国军依据销货单向浩缘朋公司主张货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核定的数额并无不妥，本院不持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245元，由浩缘朋（北京）服饰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4490元，由浩缘朋（北京）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巍
代理审判员 李 冉
代理审判员 霍思宇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高赫男
书 记 员 郭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