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扬商终字第002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玉俊。
委托代理人葛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唐城建筑安装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仕楚。
委托代理人季学俊。
上诉人袁玉俊因与被上诉人扬州市唐城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唐城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3）扬邗商初字第0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玉俊及其委托代理人葛华、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季学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玉俊一审诉称：唐城公司原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后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66万元。袁玉俊自1999年成为唐城公司股东之一，依法享有6.06%的股份。自袁玉俊成为唐城公司股东后，唐城公司从未通知袁玉俊参加股东会，也未将公司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袁玉俊，更未通知袁玉俊参与公司红利分配。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唐城公司提供2000年至2013年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利润分配表、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出具的审验报告及监事会的检查报告、公司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等供袁玉俊查阅，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唐城公司一审辩称：一、袁玉俊未取得相应的股东资格。袁玉俊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公司章程签名也非袁玉俊本人所签，《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协议书》、第一次股东会纪要、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亦非袁玉俊所签，袁玉俊从未实际行使过股东权利，也不参与公司经营和分红；二、公司登记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权利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应遵循内外有别、区分对待的原则。袁玉俊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工商登记档案中将袁玉俊列为股东，是为了满足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股份合作制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六条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人数最低不少于8人的规定，为符合该规定，唐城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仕楚将全部属于自己51%的股份登记在包括袁玉俊在内的六名亲属名下，所有出资全部为袁仕楚从五〇四工程处带来的工机具价值，总价332828.85元；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股需内部转让。只有具有职工身份才可以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袁玉俊早已自行离职，与唐城公司间的劳动关系终止，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离开企业时股权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但袁玉俊离职时，并未主张过股权内部转让，其原因就在于袁玉俊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不具备股东身份。
原审判决认定：唐城公司原系由扬州市平山乡人民政府主管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于1999年6月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工商登记表明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唐城公司注册资金为66万元，扬州市平山投资公司、袁仕楚、袁仕兰、郭九金、高伟、袁玉俊、高井兰、袁玉金为该公司的股东，其中扬州市平山投资公司出资323400元、袁仕楚出资136600元、袁仕兰出资3万元、郭九金出资2万元、高伟出资2万元、袁玉俊出资4万元、高井兰出资5万元、袁玉金出资4万元。1999年6月17日的验资报告记载的股东人数及出资数额与工商登记资料一致。
2001年8月20日，扬州市平山乡农工商总公司（原扬州市平山投资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批准将其所有的323400元股份以现金方式转让给袁仕楚186800元，转让给袁强136600元。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工商登记表明唐城公司变更后的股东为袁仕楚、袁仕兰、郭九金、高伟、袁玉俊、高井兰、袁玉金、袁强，其中袁仕楚出资变为323400元、袁强出资136600元，其他股东的出资金额不变。
2013年7月16日，扬州市邗江区平山乡人民政府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在1999年，为配合平山乡政府将唐城公司由集体所有制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因工商注册需要8名以上股东，袁仕楚将本应属于自己所有的51%的股份进行挂名登记，部分股权挂名登记在袁仕兰（4.5%）、郭九金（3%）、高伟（3%）、袁玉俊（6.1%）、袁玉金（6.1%）名下。2001年，唐城公司集体股转让，上述被挂名股东的股权也未发生变化。唐城公司的被挂名股东均未实际出资，并非实际股东，从未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也未履行股东义务。工商档案上的签字仅为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注册所用。袁仕楚个人实际全部出资，应享有唐城公司的全部股东权利。
2013年9月6日，袁玉俊通过邮寄方式向唐城公司提出查账行使股东知情权遭拒，为此引起纠纷。
另查明：扬州市平山乡人民政府在工机具明细表上盖章确认袁仕楚从五〇四工程处带到唐城公司的工机具总价值为332828.85元。
1998年2月，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有一定数量的股东，股东人数最低不少于8人，多数职工应控股并必须达到控股。
2013年12月25日，袁玉俊申请原审法院向扬州农业银行梅岭支行调取1999年6月袁玉俊以现金方式向唐城公司缴纳出资的现金缴款单等证据，扬州农业银行梅岭支行书面回复，1999年6月未查到唐城公司的开户，唐城公司在2004年8月才在该行开立账户。
原审法院认为：袁玉俊无权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
一、股东知情权行使的前提是股东资格。股东知情权是公司的内部关系，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时，股东要求行使股东权利，首先应审查其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应根据出资数额、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称、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进行审查。工商登记资料并非确认股东资格的唯一依据，工商登记仅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之一，其本身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如有证据证明登记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符，应按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也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
二、袁玉俊不能举证其已经向唐城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袁玉俊提交的证明其已经向唐城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是1999年6月17日的验资报告，在唐城公司否认验资报告真实性的前提下，袁玉俊未能提交与验资报告相对应的出资证明书、银行进账单，汇款单等凭证证明向唐城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经袁玉俊申请，本院至扬州农业银行梅岭支行也未能调查到存在袁玉俊于1999年6月以现金方式向唐城公司缴纳出资的现金缴款单等证据。相反，唐城公司提供的其主管部门盖章确认的工机具明细表则证明唐城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仕楚个人从五〇四工程处带到唐城公司的工机具总价值为332828.85元，与唐城公司改制时自然人股东占总注册资金66万元的51%基本一致。唐城公司提供的其主管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则进一步证实唐城公司在改制过程中为符合当时改制政策和文件的规定，所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不是该公司或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能反映其当时的真实资本构成和股东情况。因此，袁玉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唐城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在唐城公司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不能仅仅依据工商登记认定袁玉俊的股东资格。
综上，股东知情权行使的前提是股东资格，履行出资义务是股东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工商登记本身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袁玉俊不能举证已经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袁玉俊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唐城公司关于袁玉俊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辩称，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玉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袁玉俊负担。
上诉人袁玉俊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袁玉俊主张股东知情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袁玉俊提供的唐城公司的工商档案中的章程、股东入股清单、企业职工股东代表大会成员名单等均已证明袁玉俊系唐城公司股东。按照有关规定应认定袁玉俊享有股东资格。2、唐城公司系改制企业，袁玉俊基于唐城公司改制而受让股份成为唐城公司股东，并据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存在袁玉俊应向唐城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袁玉俊的请求。其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被上诉人唐城公司辩称：第一，股东知情权属于公司内部纠纷，其权利行使建立在具备股东资格的前提下，本案中上诉人袁玉俊不具备股东资格，衡量股东身份除了形式登记要件还必须股东实际出资到位，本案一审查明袁玉俊并未实际出资。第二，本案是公司登记股东与公司之间产生纠纷，属于公司内部关系，应当遵循内外有别区别对待的原则。袁玉俊提供的工商档案并不能证明袁玉俊已经履行出资义务，该工商档案是为了配合政府当初的股份合作制改制，并不能反映当初的出资的客观情况，袁玉俊在二审中认为直接由政府将股份划给上诉方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改制是所有权的变更，是有偿的买卖行为，况且划也不代表是无偿的赠与。第三，修订后的公司法实质认可了股东外部表现与内部实质错位的情形，江苏省有关讨论纪要与修订后的公司法及公司法的相关司法解释不相符合，不能作为袁玉俊的法律依据。综上，袁玉俊未进行任何出资，未参与公司章程的签署，未行使过股东权利，故不具备股东资格也无权行使股东知情权。其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袁玉俊是否具备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股东资格？
本院认为：上诉人袁玉俊不具备唐城公司股东资格。对于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对外应以工商登记为依据，对内则应以股东名册为依据，而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实际出资作为其他证明股东资格的要件则在工商登记或股东名册没有记载或发生争议时发挥证明或否定股东资格的作用。本案的股东知情权纠纷系公司内部纠纷，但是，第一，唐城公司没有置备股东名册，也不存在出资证明书；第二，唐城公司设立时的章程，是在企业改制的特殊背景下，委托他人办理企业登记注册事宜时由被委托人代为签署，并不能反映唐城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股东情况；第三，袁玉俊确认了其并未实际出资的事实。因此，在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均不能证明袁玉俊股东资格的情况下，袁玉俊未履行出资这一股东最基本最重要的义务，未出资这一事实即否定了其股东资格。至于袁玉俊称其基于改制而受让股份成为唐城公司股东，并据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存在袁玉俊应向唐城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为：第一，工商登记仅是宣示性登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第二，基于改制而受让股份，也仅指受让股份份额，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出资；第三，股份合作制企业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的结合，职工的股东资格取决于其职工身份和出资情况，未出资职工的股东资格不应予以认定。股东知情权行使的前提是具备股东资格，袁玉俊不具备唐城公司股东资格，故无权行使股东知情权。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袁玉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毅
代理审判员 韩 冰
代理审判员 张 乾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封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