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粤19行终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润生，男，汉族，1982年5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沅陵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三元路*号报业大厦附楼。法定代表人：叶向阳，局长。委托代理人：袁伟芬，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章双梅，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高埗医院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二厂医务室。住所地：东莞市高埗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二厂生活区。法定代表人：熊建中。委托代理人：黄建春，该医务室的主要负责人。上诉人江润生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东莞卫计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高埗医院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二厂医务室（以下简称“东莞二厂医务室”）卫生行政管理行政许可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行初36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5月11日，江润生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注销东莞二厂医务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二、处理非法行医人员；三、其他，如对违法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原审法院查明：东莞市高埗医院向东莞卫计局申请设置医疗机构。2015年12月29日,东莞卫计局为东莞二厂医务室颁发登记号为PDY10833844190012D4001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江润生认为，该颁发行为不合法，遂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系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江润生不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权利人，且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江润生与东莞卫计局向东莞二厂医务室颁发案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江润生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因此，对于江润生的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江润生的起诉。本案不收取诉讼费用。一审宣判后，江润生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裁定；二、确认东莞卫计局颁发给东莞二厂医务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违法，东莞卫计局应当注销并吊销案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三、确认东莞卫计局行政不作为。事实与理由：一、东莞卫计局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批准文号：东卫机构（批）字（2015）第309号、310号显示经营性质为营利性是笔误，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东莞市高埗医院与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医务室不具备法定资格。法律规定在职人员不得在其他机构任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而东莞二厂医务室法定代表人熊建中和主要负责人黄建春为高埗医院在职人员。高埗医院为公立医院，而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却为外资企业。因此，申请设置医疗机构是提交虚假证明，虚假登记，案涉行政行为违法。二、江润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依法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案涉《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会导致江润生无法申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江润生毕业于医学类临床专业，准备与他人合伙在东莞二厂医务室旁边开设医疗机构，但东莞二厂医务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存在包庇、开具虚假证明等违法事实，会影响到江润生的合法利益，存在利害关系。江润生存在去东莞二厂医务室应聘的可能性，有权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该行政行为与江润生存在利害关系。东莞二厂医务室与公民健康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预防保健健康服务机会与权益，因此存在利害关系。东莞市高埗医院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问题已骚扰到江润生的生活及小孩学习，该行政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江润生的合法权益，所以存在利害关系。三、本次行政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符合受案范围。四、东莞卫计局颁发给东莞二厂医务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违法。1.尽管东莞卫计局和东莞二厂医务室表示为非盈利性机构，但《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批准文号：东卫机构（批）字（2015）第309号、310号却显示经营性质为营利性。另外，从《医务室委托合同》发现，案涉医务室的营利每月至少在数万元以上。2.东莞卫计局称法人代表为袁满良的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已经注销，但是该证申请时不满足申请条件，并且存在一证多用的情况。3.法律规定在职人员不得在其他机构任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熊建中为高埗医院在职人员，并且是该院院长。主要负责人黄建春为高埗医院医务科主任。高埗医院为公立医院，而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却为外资企业。4.东莞市高埗医院与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4日的《医务室委托合同》。根据合同发现高埗医院已经承包了东莞二厂医务室、东莞二厂医务室的所有医务诊疗事宜。5.高埗医院单方面申请医疗机构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6.《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为虚假证明。7.《东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服务》甲方应当为东莞二厂医务室，而甲方却为东莞市高埗医院，并于2016年1月31日过期。8.东莞市高埗医院违法违规申请医疗机构许可证，因此东莞市高埗医院与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东莞二厂医务室、东莞二厂医务室签订的合同均无效。9.申请时提供的义务人员名单达不到“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经注册后在医疗、保健机构中执业满5年，身体健康的执业医师”的要求。10.江润生多次向东莞卫计局举办二医疗机构的问题，东莞卫计局却一直表示没有问题。11.东莞市高埗医院违反法律法规给东莞二厂医务室开具发票。12.《阳光热线网络问政平台》关于江润生发起的投诉中，在：“用户评价”的“满意”选项并非江润生选择或填写，违反了江润生意愿。13.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与东莞光华医院存在有合作意向的事实。14.东莞市高埗医院泄露未成年人隐私并骚扰到了江润生的生活。综上，原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江润生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东莞卫计局答辩称：一、江润生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江润生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其与东莞卫计局向东莞二厂医务室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江润生在上诉状中称其“毕业于医学类临床专业，准备自己或与他人合伙在第三人旁边开设医疗机构”，但其从未向东莞卫计局提出任何设置医疗机构的申请，也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东莞卫计局颁发案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江润生并非案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并非与案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故其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对于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行政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二、江润生的诉讼请求并非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对于江润生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江润生“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而提起诉讼的前提是其自身依法申请了行政许可。事实上，江润生并未提起案涉行政许可申请，其不服东莞卫计局向东莞二厂医务室作出的案涉行政许可，提出的“依法注销东莞二厂医务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综上，江润生的诉讼请求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三、江润生上诉请求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其增加的要求确认东莞卫计局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诉讼请求违反了行政诉讼的审级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四、关于江润生在上诉状中反映的其他问题，虽与本案争议无关，但为了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东莞卫计局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应如下。1.案涉医疗机构经营性质为非营利性。东莞二厂医务室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中经营性质项目错误记录为营利性，纯属工作人员笔误。事实上，东莞市高埗医院于2015年9月15日向东莞卫计局提交的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已声明其申请设置的医务室之经营性质为非营利性。东莞卫计局于2015年10月13日在设置医疗机构审核意见表中已批准东莞二厂医务室的经营性质为非营利性，又于2015年11月16日在医疗机构分类登记审验书中两次核定医务室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因此，东莞卫计局批准的东莞二厂医务室之经营性质确认为非营利性，未因工作人员一处笔误而发生变更或受实质影响。江润生主张东莞二厂医务室存在营利的行为，但却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未有证据证明东莞市高埗医院不具备单方申请设置东莞二厂医务室的资格。东莞二厂医务室的医疗机构设置申请材料中，并未显示东莞市高埗医院与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存在合伙关系，陆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亦并未向东莞卫计局主张东莞二厂医务室为双方合伙设置。因此，东莞市高埗医院单方申请设置东莞二厂医务室医疗机构，东莞卫计局依申请认定并核准其申请，均未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江润生主张东莞市高埗医院不具备单方申请设置东莞二厂医务室的资格，但却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经调查了解，未发现东莞二厂医务室存在非法出租承包及非法行医等行为。东莞二厂医务室是东莞市高埗医院为了方便华宏公司员工就诊，在华宏公司注销原医务室的基础上而设置的新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完全是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筹建，不存在江润生诉称的东莞市高埗医院承包东莞二厂医务室的情况。东莞市高埗医院作为东莞二厂医务室的设置单位，以其法定代表人熊建中作为东莞二厂医务室的法定代表人并未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对于江润生诉称的东莞二厂医务室存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医务人员超范围执业的行为，东莞卫计局在接到江润生相关信访投诉后高度重视，并分别于2016年1月15日、2016年2月2日及2016年3月23日三次前往现场对东莞二厂医务室进行了调查，但均未发现上述违法执业行为。江润生起诉东莞卫计局后，东莞卫计局又于2016年4月7日前往东莞二厂医务室进行监督检查，亦未发现存在江润生诉称的违法行为。东莞二厂医务室自设立以来，东莞卫计局未曾接到江润生以外其他群众对东莞二厂医务室存在违法执业行为的投诉。关于非法行医，江润生并未提供如行医现场人员照片、附有签名的处方和医务人员标牌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供张白薇执业情况的网站查询截图，并不能证明张白薇曾在东莞二厂医务室处非法从事诊疗活动。因此，在江润生对其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东莞二厂医务室在行政许可申请中提交的《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并非虚假证明。江润生主张东莞二厂医务室在行政许可申请中提交的《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为虚假证明。针对该问题，东莞卫计局已在一审中提交了《庭后补充意见》予以说明，该《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正文最后一句“该同志不属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干部或离退休干部兼职”，东莞二厂医务室的申请设置主体是东莞市高埗医院，熊建中同志是东莞市高埗医院法定代表人，代表东莞市高埗医院履行职责，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干部或离退休干部兼职”的情况。《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由东莞市高埗医院出具，符合客观事实，不属于虚假证明。5.东莞二厂医务室不存在申请注销及依法吊销的法定情形，江润生请求注销、吊销东莞二厂医务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于法无据。首先，东莞二厂医务室的设置单位东莞市高埗医院并未向东莞卫计局提交注销东莞二厂医务室的申请，因此东莞二厂医务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符合经申请注销的情形。其次，如前所述，东莞卫计局未发现东莞二厂医务室存在非法出租承包、非法行医等行为，因此涉案医务室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符合依法吊销的情形。综上所述，江润生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其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其陈述的其他事项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江润生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审裁定。原审第三人东莞二厂医务室在二审法定期间内未发表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本院认为：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是东莞卫计局向东莞二厂医务室颁发案涉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江润生既非该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也非相关的法定权利人，故其与所诉的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认定江润生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继而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江润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张志强审判员  叶俏珠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李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