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民终字第014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霞珍。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重光。
委托代理人张刘红，江苏21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上诉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建发。
委托代理人颜锦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玉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桂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永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开发区新城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前进东路1111号。
法定代表人徐振华，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开发区新城拆迁有限公司蓬朗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蓬朗蓬莱路。
法定代表人徐玉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惠明，江苏丰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上述四被上诉人。
委托代理人季昆妍，代理上述四被上诉人。
上诉人王霞珍、杜重光与被上诉人冯建发、吴玉珍、徐桂春、周永明、昆山开发区新城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昆山开发区新城拆迁有限公司蓬朗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城蓬朗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4）昆花民初字第00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26日，王霞珍、杜重光与新城公司签订《昆山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以产权置换方式拆迁王霞珍、杜重光所有的位于马塘村的房屋，安置房面积为109平方米。2006年11月30日，新城蓬朗公司向王霞珍、杜重光开出拆迁安置房准购证，确定王霞珍、杜重光有权定购小户一套。2006年12月7日，王霞珍、杜重光取得蓬朗区域拆迁安置房定房单，确定王霞珍、杜重光定购蓬曦园瓦浦新村16号楼（现为128号楼）305室房屋一套及9号车库一只。2007年8月8日，王霞珍、杜重光与新城公司根据前述协议，又签订昆山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确定安置王霞珍、杜重光：蓬曦园瓦浦新村128号楼号楼305室房屋、9号车库，和涉案的128号楼405室房屋及33号车库。王霞珍、杜重光应得拆迁补偿款与前述应付安置房款相抵后，王霞珍、杜重光还需支付新城公司244601元（其中因安置涉案房所需支付的房款为191416元）。
另查明，2007年5月27日，冯建发与王霞珍、杜重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王霞珍当天未在场，未签字，王霞珍的名字由吴玉珍代签；2007年8月8日，在将吴玉珍代签的王霞珍名字划去后，王霞珍重新补签了名字），约定王霞珍、杜重光将涉案房屋以218000元的价格出卖给冯建发，冯建发应于2007年5月27日首付购房定金40000元、7月30日前付173000元，余款5000元待双方在房产交易中心办理好房产证过户手续后付清，吴玉珍作为中介在合同上加盖了昆山市开发区正泰房产中介所印章。合同签订后，冯建发于2007年5月27日、8月8日分别支付吴玉珍40000元、173000元。2007年8月8日，冯建发与吴玉珍一起将冯建发交给吴玉珍的213000元房款中的191416元代王霞珍、杜重光将因安置涉案房所需支付的房款191416元以现金解款的方式解入新城蓬朗公司账户，王霞珍、杜重光也于当天将剩余补差款53185元（244601元-191416元）解入新城蓬朗公司账户。之后，涉案房屋交由冯建发占有使用至今。
再查明，王霞珍、杜重光与吴玉珍于2007年时签有《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由王霞珍增订涉案房屋，有偿转让给吴玉珍；吴玉珍在享受由王霞珍提供的上述指标房后，一次性补偿王霞珍13000元；该房款在房产公司或拆迁公司结账时由吴玉珍一次性付给王霞珍；今后该房所有过户手续、房产税等一切规费均由吴玉珍承担。吴玉珍于2007年5月21日以房屋转让费名义支付王霞珍3000元、于2007年5月27日以房屋转让费名义支付杜重光3000元、于2007年8月8日以指标转让费名义支付王霞珍7000元，三笔合计13000元。
再次查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于2009年11月11日登记至王霞珍、杜重光名下。2011年12月，冯建发以涉案房屋房产证已办好，王霞珍、杜重光却不肯办理过户手续，还以房价上涨为由要求加价50000元否则拒不过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霞珍、杜重光办理过户手续。之后，冯建发撤回起诉。
最后查明，徐桂春、周永明均系新城蓬朗公司员工，该两人在昆山开发区蓬朗区或动迁安置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吴玉珍等人的贿赂，该两人均被原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吴玉珍则为感谢徐桂春、周永明在其非法倒卖动迁安置房过程中的帮助，先后多次向两人行贿，也被原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在前述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房产进行了委托评估（经评估，涉案房屋的价格为262673元），该评估报告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中明确：本次评估假设估价对象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竟拍取得的国有出让土地上建造的商品房；在估价使用的限制条件中明确：本估价报告结论仅为委托方办理刑事案件而评估房地产价值之用，不作其他用途。
上述事实有王霞珍、杜重光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昆山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房准购证、《蓬朗区域拆迁安置房定房单》、《昆山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昆山市人民法院（2010）昆刑二初字第0815号刑事判决书、（2010）昆刑二初字第0817号刑事判决书、（2010）昆刑二初字第0818号刑事判决书、房屋买卖合同、冯建发支付购房款凭证、蓬朗区域拆迁安置房定房单（16号楼405室）、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房产评估报告、检察机关对徐桂春、周永明等人的询问笔录、诉状、（2011）昆花民初字第0030号民事裁定书，吴玉珍提供的付款凭单（指标转让）、现金解款单，原审被告新城蓬朗公司提供的交房结算单、收据等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原审原告王霞珍、杜重光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王霞珍、杜重光与冯建发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冯建发立即归还王霞珍、杜重光位于昆山市花桥镇蓬朗蓬曦园瓦浦新村128号楼（原为16号楼）405室房屋及33号车库；3、六原审被告共同赔偿王霞珍、杜重光自2007年8月至房屋实际归还之日的损失（按每月1000元计算，暂计算至2012年4月底为56000元）；4、诉讼费由原审被告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是新城公司因动迁而安置给王霞珍、杜重光的房屋。王霞珍、杜重光与吴玉珍之间虽就涉案房屋签有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但这是王霞珍、杜重光与吴玉珍之间的关系，与冯建发无关。冯建发就涉案房屋直接与王霞珍、杜重光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已支付了双方约定房屋总价款的绝大部分，且房屋也已交付由冯建发一直占有使用至今。检察机关对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房产进行委托评估而由评估机关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中明确：本次评估假设估价对象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竟拍取得的国有出让土地上建造的商品房，而涉案房屋为动迁房（且房屋产证在2009年时才办出来）。通常情况下，动迁房的价格会因产证出来晚，产权不明晰等原因，比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的价格要低。故王霞珍、杜重光认为冯建发以低于市场价取得涉案房屋，主观上具有与吴玉珍恶意串通，损害王霞珍、杜重光合法权益之故意，要求确认其与冯建发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冯建发房屋的请求不成立。基于此，王霞珍、杜重光要求六原审被告赔偿自2007年8月至房屋实际归还之日的损失的请求也不成立，原审法院也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霞珍、杜重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王霞珍、杜重光负担。
上诉人王霞珍、杜重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为达到非法目的而制造的表面形式合法的合同，系无效合同。主要理由如下：1、经昆山市人民法院（2010）昆刑二初字第0818号刑事判决审理查明，2007年3月到2009年5月，吴玉珍为感谢昆山开发区新城拆迁有限公司蓬朗分公司工作人员徐桂春、周永明在其非法倒卖动迁安置房中的帮助，先后多次向二人行贿。根据昆山市人民法院（2010）昆刑二初字第0817号刑事判决审理查明，2009年5月周永明利用职务便利为吴玉珍、钟雪娟倒卖安置房提供信息和帮助。上述刑事判决将吴玉珍的行为定性为非法倒卖拆迁安置房，且徐桂春、周永明为其提供帮助，因此可见，吴玉珍的行为不是合法的居间行为，而是非法倒卖拆迁安置房的行为。根据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徐桂春、周永明承认在吴玉珍知晓拆迁安置情况前，该房屋已经被徐桂春、周永明、吴玉珍实际控制并倒卖给冯建发，三人从中牟取了不当利益。定房单、房款支付凭证可以佐证吴玉珍实际控制的房屋并收取了房款。王霞珍、杜重光在客观上无权决定房屋是否出让及如何出让，也并未参与到本案所涉房屋交易的过程中，且对交易的内容没有任何决定权。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完全是被吴玉珍、徐桂春、周永明操控的，原审判决认定冯建发与吴玉珍直接签订合同且实际履行，不是事实。2、冯建发的配偶周德芹出具的《说明》可以证实王霞珍、杜重光的签名形成于2007年8月8日，从而证实《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与《房屋买卖合同》系在同一天形成。在此日之前，王霞珍、杜重光并不知道该房屋已经被出卖给冯建发，也不可能于2007年5月27日与冯建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该日，《房屋买卖合同》上王霞珍的签名是吴玉珍冒签的。3、新城蓬朗公司委托物业公司直接将房屋钥匙交付给冯建发，而没有交付给王霞珍、杜重光，该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对王霞珍、杜重光的拆迁安置义务。4、所谓“指标转让”是吴玉珍非法取得安置指标，以指标享有人的身份将涉案房屋出让，即非法倒卖拆迁安置房。《指标转让协议书》是吴玉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于2007年8月8日要求王霞珍、杜重光签署的；冯建发也承认其是在看到该《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方才签署《房屋买卖合同》。本案所涉的房屋买卖行为系依赖于指标转让，原审判决认定两者无关，并不符合事实。王霞珍、杜重光确实收取了吴玉珍13000元，但此收款并无依据，应予退还。5、2007年8月8日，王霞珍、杜重光之所以在《指标转让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是因为新城蓬朗公司工作人员当时再三强调如果不签字，则王霞珍、杜重光非但无法得到涉案房屋，且不能得到根据拆迁政策有权获得的128幢305室房屋。此时，本案所涉房屋已在客观上被吴玉珍、徐桂春、周永明倒卖给了冯建发，王霞珍、杜重光当日补充签字的行为因此不构成对《指标转让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的追认。二、冯建发系与吴玉珍、徐桂春、周永明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王霞珍、杜重光的利益，《房屋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无效合同。评估机构昆山信衡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认定的价值为262673元，而冯建发与吴玉珍的成交价格为218000元，显著过低。评估报告并未注明其假设和限制条件为房屋已经取得产权证书。社会大众对于拆迁安置房能够在二手房市场自由交易也是普遍明了的。原审判决以产证出卖晚、产权不明晰作为价格低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所涉房屋的成交价格不是合理价格。冯建发在未与王霞珍、杜重光协商的情况下直接与吴玉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直接写明“定B3组团16号405室车库33号”而非“购买B3组团16号405室车库33号”，可见其明知房屋出让的主体不是王霞珍、杜重光，而是在吴玉珍的控制之下出卖。冯建发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三、原审审理和判决中均未对王霞珍、杜重光提出的鉴定申请作出回应；原审法院两次受理冯建发的起诉和撤诉，对王霞珍、杜重光的起诉，却迟延立案，且在审理一年未果的情况下，在开庭后的一天即作出判决，驳回全部诉请，程序违法明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冯建发答辩称：冯建发在购买本案所涉房屋之前不认识吴玉珍、徐桂春、周永明。冯建发为买房去吴玉珍经营的中介看房时，方才看中此房。冯建发与王霞珍、杜重光协商以后与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且按照协议约定给付房款。并不存在冯建发与吴玉珍、徐桂春、周永明串通的事实。购买房屋后，冯建发多次要求王霞珍、杜重光协助过户，王霞珍、杜重光均未过户。冯建发要求王霞珍、杜重光过户给冯建发。
被上诉人吴玉珍答辩称：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是2007年5月27日由杜重光和冯建发签订的，当时王霞珍不在场。2007年8月8日结账时，王霞珍到场，并在该合同上签字。最初，是王霞珍的弟弟和杜重光到吴玉珍开设于蓬朗的中介处，表示当时定了一套房子，多出几个平方，双方协商由吴玉珍来操作并承担相关费用，上诉人一方只要拿6000元。王霞珍的弟弟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带他的姐夫杜重光一起来的。如要获得此增订房，要向拆迁办支付19万元，而当时转卖价格为21万多元。吴玉珍于2007年5月21日与王霞珍的弟弟签订指标转让协议，且支付了3000元。并向其表示，有人欲购买此房屋，通知杜重光、王霞珍来签房屋买卖合同。到2007年5月27日，杜重光前来签订合同，王霞珍没来。冯建发要求王霞珍也要签字，但是因其前后次都没来，吴玉珍就当场代签。2007年8月8日，动迁办结账交付钥匙，王霞珍方才表示不同意，说自己没签字不算数，并要求增加7000元，吴玉珍对王霞珍表示不愿意，并要求王霞珍返还给我6000元，但王霞珍不肯。王霞珍当时要求在600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7000元，吴玉珍同意。其后，吴玉珍叫王霞珍补签合同，并在《指标转让协议》和《房屋买卖合同》上补签字。到2010年，房屋可以过户，吴玉珍通知杜重光、王霞珍来过户，但王霞珍说房价已经上升，要求冯建发一方再多出5万元，冯建发表示不同意。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徐桂春、周永明、新城公司、新城蓬朗公司答辩称：王霞珍、杜重光依据拆迁政策可以补偿两套90平米左右的房屋；如果其选择只取其中一套，则可以拿120多平米的房屋。王霞珍、杜重光的老宅仅有36.21平方米，其补偿金大约在9万元多，就是说即使其只要一套90平米的房子，也要在向拆迁办支付7、8万元左右补差款；如果其要拿两套房屋，则要出35万余元。王霞珍、杜重光决定出卖本案系争房屋时，市场行情并不好，当时有许多被拆迁人放弃多余指标。后来，被拆迁人发现通过中介，可以将指标换几千元钱，他们才去增订。就本案所涉的拆迁而言，从2005年4月26日签订拆迁协议到2007年8月8日签订安置协议之间，被拆迁人有权选择是否增订，被拆迁人一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选择。上诉人主张的非法倒卖、恶意串通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也是充分的，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杜重光就两次从吴玉珍处分别取得3000元，共计6000元款项的经过当庭陈述如下：第一次，从吴玉珍处取得3000元时，杜重光知道其拆迁指标下尚多出10几平方，吴玉珍自称其有办法拿到房子，而对杜重光说其仅凭他自己无法得到。第二次，即在2010年5月27日，杜重光坐公交车到蓬朗吴玉珍开设的中介公司，当时只有吴玉珍一人在场，吴玉珍打电话向他人要了3000元，并取来收款收据让杜重光签字，杜重光签字、拿钱后离开，当时并未见到冯建发。杜重光认为该3000元是拆迁指标多出的10几平方米面积而要补偿的款项。
又查明，《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左下方有两个“王霞珍”和一个“杜重光”的签名，右侧加盖了正泰房产中介所的公章，但并未注明日期。《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最终说明”第3点约定“乙方在甲方不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凭此协议可有权转让此房。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在转让时签名，房产证过户等一切手续。经甲、乙双方一致认可，此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再查明，2010年9月4日，昆山市检察院在昆山市看守所在对周永明进行审讯时，其就从事拆迁工作中的违规行为交代如下：“将好的房子暗中扣下来，再通过中介公司出卖。”“由于一些拆迁户拿了定房单后，出于各种原因又到我们这儿来换房子，只要在签订安置协议之前，都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因此，我给他们换了房子以后，他们原来订的房子成了空房，但在我们的公示中显示已经被订了。徐桂春就在台账上做手脚，将这些空下来的房子用假的名字登记。报表上显示这些房子已经被安置了，其实只有我们两人知道这些房子是空的，我们用这个方式扣押了四、五十套房子”。
2010年9月3日，昆山市检察院对时任新城蓬朗公司经理的徐玉林进行调查时，其就增订政策解释说明如下：“2007年6月21日之后，未订足的面积作为自愿放弃并在《昆山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其他事项约定”中标明。2007年6月21日之前的采取增订手续，主要是指主房面积小于土地使用面积的被拆迁户可以增订，但是主房面积大于土地使用面积的未订足面积一律作为自愿放弃……放弃的面积公司的任何人都无权处理，上交昆山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其同时陈述，多余的拆迁指标不允许转卖，因为违反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和规定。周永明和徐玉林当时负责房型搭配、房源与车库搭配、房屋预测面积登记、定房、安置、交房、结账等工作。新城蓬朗公司禁止工作人员将被拆迁户多余的指标提供给别人，也不允许向中介公司提供剩余的可安置面积的信息或参与中介的生意。
二审期间，新城蓬朗公司向本院提交《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实施细则》（昆开政发（2005）1号），该文件对拆迁区位等级、基准价、产权调换房价格及其它补偿标准进行了规定。该公司陈述，因时间间隔久远，无法找到安置房的交付凭证。王霞珍、杜重光交款后领取交房函，才能从物业处领取钥匙。上诉人王霞珍、杜重光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文件在拆迁期间并未向其出示，其当时并不知道其享有还可以增订房屋的权利，而是只知道可以安置一套94.68平方米安置房。新城蓬朗公司隐瞒了与交付有关的事实，房屋是被周永明、徐玉林、吴玉珍相互串通、非法控制和非法倒卖给冯建发的。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昆山市人民法院（2010）昆刑二初字第0817号和0818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和昆山市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的调查，徐桂春、周永明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制作假台帐、预留优质房源供吴玉珍开设的昆山开发区正泰房屋中介所（以下简称正泰中介所）出售的违规行为并收受了吴玉珍的贿赂。吴玉珍和徐桂春、周永明已分别因行贿罪和受贿罪被依法判刑。但是，买卖或委托中介买卖拆迁安置房本身并非一种违法行为。被拆迁人把根据拆迁政策可以取得拆迁安置房的权利通过房屋中介有偿转让给他人并不违反我国民事法律的任何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本案所涉《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均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各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各条款的约定。买卖或委托中介买卖拆迁安置房本身并非一种非法目的，故本院对上诉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主张《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现有证据，上诉人一方在最初与吴玉珍接洽并签订《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时，双方的真实意思是由上诉人一方委托吴玉珍经营的正泰中介所向第三方转让其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可以增订的房屋，即本案系争的蓬曦园B3组团16楼405室（现名为蓬曦园瓦浦新村128号楼405室）及33号车库，并由正泰中介所支付一定款项。在《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签订时，该房屋并不属于上诉人，上诉人对该房屋所享有的，是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可“增订”房屋的权利，此“增订权”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附条件的期待权，因为上诉人如要实际获得该房屋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还需在结帐时向拆迁部门履行支付差价的义务。通过达成《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上诉人一方委托正泰中介所向第三方有偿转让上述权利，并约定由正泰中介所向上诉人一方支付6000元作为对上诉人多余指标面积的补偿。
尽管各方当事人对《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的签订过程各执一词，且存在代签名、事后补签名、手写增补内容等情况，但根据当事人在陈述中自认的事实和收款收据、交房结算单等书证的记载可以认定如下事实：2007年5月21日和5月27日，由杜重光经手分别从正泰中介所各取得3000元。王霞珍于2007年8月8日从正泰中介所取得7000元，系因该日双方在新城蓬朗公司协调下进行协商，同意在原先约定6000元的基础上增加7000元。截至2007年8月8日，正泰中介所已经履行了《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主合同义务。
即使存在上诉人一方在二审期间所陈述的，其并未在2007年8月8日前见过买受人冯建发的情况，但基于房屋中介机构作为促成合同的居间人的行业特点，这一情况不足以否认双方均委托正泰房屋中介所签订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2007年8月8日，冯建发与吴玉珍一起将冯建发交给吴玉珍的213000元房款中的191416元以现金解款的方式支付至新城蓬朗公司账户，上诉人一方也于当天将剩余补差款53185元（244601元-191416元），即蓬曦园瓦浦新村128号楼号楼305室房屋及9号车库的补差款支付至新城蓬朗公司账户。根据拆迁政策，增订房在结算价款时，应当由买受人补足面积差价。冯建发的上述付款行为是其作为本案系争房屋的实际买受人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第九条第2点约定的支付房款款的履约行为，冯建发基于《房屋买卖合同》的主合同义务亦履行完毕。
本案所涉房屋的成交价213000元与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中委托昆山信衡公司进行评估的评估价格262673元相差49673元，相差幅度为18.9％，即不到两成。该评估报告于2010年11月4日作出，而本案所涉房屋买卖发生于2007年，市场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拆迁安置房因其在二手房过户期限等方面的政策性限制，其二手房售价略低于普通商品房是有合理原因。并无其它证据证实正泰房屋中介所业主吴玉珍和冯建发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刑事判决书和讯问笔录等证据亦不能反映出徐桂春、周永明的犯罪行为与本案所涉交易有直接的关系。吴玉珍及其经营的正泰中介所、冯建发均按约履行了《房屋指标转让协议书》、《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主合同义务。本案系争房屋钥匙是由上诉人一方或者由新城蓬朗公司直接交付给冯建发，并非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对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王霞珍、杜重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王霞珍、杜重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 平
代理审判员 陈 斌
代理审判员 姚 望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维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