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106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继延，女，1945年10月22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淑惠，女，1951年2月22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保越，男，1958年1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翠（宋保越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雪，女，1978年11月26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薇，女，1984年10月9日出生。以上五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运国，北京银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什刹海管理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号。法定代表人：刘京华，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淑萍，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春雁，女，1975年4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宝嶟(宋春雁之父)。上诉人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什刹海管理所（以下简称什刹海房管所）、宋春雁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们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在换房协议书上没有厚荣熙本人签字，换房申请书不是厚某书写，亦没有证据证明是厚某授权他人代为书写，宋春雁无证据证明其对912号（以下简称912号房屋）有承租权，故一审法院认定厚某与宋春雁之间存在换房协议是错误的；2.宋春雁不具备承租3号2、3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条件，没有912号房屋的承租证明，换房亦未经过共居人宋薇、王雪同意或确认，什刹海房管所违规为宋春雁办理共有住宅租赁合同，一审认为宋春雁与什刹海房管所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有效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认定厚某和宋景韩知晓换房是错误的；一审认定宋保越在换房申请书中同意换房是错误的，其上宋保越的签字并非宋保越所签；一审法院认为我们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宋春雁和什刹海房管所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形是错误的，什刹海房管所和宋春雁提供的证据错误百出，该种情形下办理的租赁合同明显是恶意串通，无需我们举证；4.一审程序错误，判决书中记载的书记员的名字并非庭审记录的书记员的名字。什刹海房管所辩称，我单位与宋春雁之间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不存在我国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承租人变更手续合法，合同有效，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春雁辩称，答辩意见同什刹海房管所。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什刹海房管所与宋春雁之间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某与厚某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长女宋继延、长子宋宝嶟、次女宋淑惠、次子宋保越。宋春雁系宋宝嶟之女，王雪系宋淑惠之女，宋薇系宋保越之女。涉案房屋原系厚某承租。1985年6月8日，王雪的户籍自第四清洁车辆厂托儿所迁至上述涉案房屋地址；1996年12月20日，宋薇的户籍自217号迁入上述涉案房屋地址。2000年6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机关服务局（以下简称：政协机关服务局）向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厂桥管理所（以下简称厂桥管理所）出具函件，载明：“我单位同意将宋宝尊（嶟）之女宋春雁在白广路5号楼912号的独居换往3号。请贵单位给予办理换房”。2000年6月11日，宋某书写《申请书》，载明：“我叫厚某，住三号，北房两间，是承租人。因我和老伴都年岁已高，全是80多的人了，需要有人照顾，由于种种原因无子女跟我们一起住，使我们生活不便。现在有机会了，儿子宋宝嶟分房了，一个两间居室，一个一间独居。在白广路5号楼，我的孙女独居，我很想跟孙女换房住，孙女已25岁了，能独居生活，这样住可以让儿子照顾我们，通过开家庭会议，我的子女和孙女都较同意。我现向厂桥房管所提出申请，请领导考虑同意。”落款处写为“厚某呈”。2000年6月12日，宋宝嶟向厂桥房管所出具《申请书》，申请以宋春雁居住的912号独居更换涉案房屋，该份申请书中有宋继延、宋保越的同意签字；同日，宋春雁亦向厂桥管理所出具《申请书》提出换房申请。后厂桥管理所与政协机关服务局分别在厚某与宋春雁的换房协议书上盖章确认。2000年6月20日，厂桥管理所与宋春雁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西房厂字第2-0176号），约定涉案房屋由宋春雁承租。厚某、宋某分别在2006年11月先后去世。2005年3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出具《关于调整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所属机构的通知》，撤销原新街口管理所、厂桥管理所，成立什刹海管理所。2006年3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出具证明，“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中心”变更为“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2006年12月1日，宋保越出具《承诺》，表示宋春雁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宋保越准备使用上述涉案房屋并做出承诺房屋费用由宋保越交纳。2017年3月，宋春雁向什刹海管理所交纳了2017年的租金费用。现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以并非厚某签字提出换房申请，宋春雁通过欺骗手段与厂桥管理所恶意串通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损害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合法利益为由，要求确认宋春雁与厂桥管理所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无效。什刹海管理所及宋春雁以其答辩意见不同意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的诉讼请求。另查，庭审中，宋春雁提交2014年8月23日包括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在内签订的《分配协议》，证明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认可宋春雁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宋春雁系承租人，因当时涉案房屋需要改造，必须签订合同才能进行，并且当时房屋承租人已更为宋春雁，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什刹海房管所认为该份证据与其无关。经一审法院询问，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什刹海房管所及宋春雁均认可2000年6月11日的《申请书》中落款处“厚某呈”系由宋某所签写。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宋春雁与厂桥管理所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系基于宋春雁与厚某之间的换房行为。厚某的爱人宋某代为签写了《申请书》，宋春雁亦向厂桥管理所提交了换房《申请书》，经过置换房屋的产权单位同意并在厚某与宋春雁的《换房协议书》上进行盖章确认，故宋春雁基于上述换房行为，与什厂桥管理所就涉案房屋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主张厚某的《申请书》并非本人签写，厚某对换房并不知情，宋某不同意更换承租人的意见，因宋某与厚某系夫妻关系，且自2000年涉案房屋变更承租人变更后至二人去世前仍在涉案房屋居住，故厚某对换房事宜应系明知，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称厚某对换房事宜不知情，有悖常理，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更名后，厚某或宋某对承租人变更表示过异议，故法院对于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宋薇、王雪主张其厚某的共同居住人，厚某去世后按照《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具有承租涉案房屋资格，但该合同约定情形为租赁期限内，承租人外迁或死亡，承租人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有无其他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合同，其他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本案中，宋春雁与厚某系通过换房变更承租人，并不适用上述条款。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主张宋春雁并未将白广路的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厚某构成欺诈，首先，宋春雁将所涉的白广路房屋变更至厚某名下系合同履行问题，并非致使宋春雁与厂桥管理所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的原因；其次，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与上述法律规定并不相符。另，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主张宋春雁与厂桥管理所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宋春雁与厂桥管理所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此外，亦无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导致《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法定事由。同时，结合宋宝嶟提交的《申请书》中宋继延与宋保越的同意签字、宋保越出具的《承诺》以及包括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在内签订的《分配协议》，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对宋春雁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亦曾表示认可，故法院对于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要求确认宋春雁与什刹海管理所（原厂桥管理所）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宋春雁提交其父宋宝嶟1999年的个人简历和2003年的工作证复印件，欲证明2000年政协机关修缮处有权办理换房手续。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什刹海房管所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概括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上诉所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换房手续存在问题，厂桥管理所违规办理换房手续，变更宋春雁为承租人；二是厂桥管理所与宋春雁恶意串通损害其五人利益。本院逐一分析如下：关于理由一，本院审理期间，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明确厂桥管理所违反的是北京市公租房管理规定的第五、七条。而上述规定并非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使双方所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亦不导致合同无效。关于理由二，首先明确恶意串通的确定标准，即订立合同的双方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与沟通，都希望通过订立合同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而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了比证明其他事实更为高的证明标准，规定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厂桥管理所系依据政协机关服务局出具的函件、厚某之夫代其签字的《申请书》、政协机关服务局在换房协议书上的盖章确认，与宋春雁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仅依据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所述换房手续上存在的问题，不足以得出厂桥管理所与宋春雁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另，宋春雁变更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系在2000年，而涉案房屋的原承租人厚某以及代厚某在换房申请书上签字的宋某2006年方去世，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主张涉案房屋变更承租人损害了其五人承租房屋的合法权益，依据不足。且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亦无证据表明厚某与宋某在世时对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宋春雁提出过异议。综上所述，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宋继延、宋淑惠、宋保越、王雪、宋薇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芳审判员  陈 妍审判员  刘丽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 雯书记员  马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