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5民终14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瑞刚，男，1971年1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集安市。
委托代理人：赵希富，吉林星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唐灏，男，1976年2月27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集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金鹏，男，1990年10月19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集安市。
委托代理人：李德玉，吉林清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瑞刚因与被上诉人唐灏、胡金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集安市人民法院（2015）集民二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唐灏、胡金鹏一审诉称，2015年6月9日，原、被告签订林下参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17年至19年生林下参5000棵，总价款48万元。原告先付定金18万元，在接手参园子管理时再付20万元。剩余款项原告挖参时一次性付清。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先后给付被告定金18万元及人参款20万元。原告接手参园后发现仅有少部分林下参够年份，其余林下参均年份不足。原告要求被告解除合同，返还定金及已给付的人参款，但被告拒绝返还。原告认为被告以欺诈手段与原告签订林下参买卖协议，应当予以撤销。故诉至人民法院，要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林下参买卖合同。2、被告双倍返还定金19.2万元。3、被告返还人参款28.4万元。4、原告返还给被告人参园。
原审被告刘瑞刚一审辩称，原告经他人介绍主动找被告购买林下参，并两次上山踏查林下参现场，扒货验质（年份是主要指标之一），查株验数。该参园大约有9000棵林下参，按交易习惯以整体方式出售，经讨价还价，最终以48万元成交。整个交易过程公开透明、平等协商、以质论价，被告没有隐瞒事实欺骗原告，故不存在合同解除或撤销事由，双方签订的林下参买卖合同应为有效。原告起诉的真实原因是人参市场价格走低，其故意找借口毁约，现原告已依约交付定金，并支付第一期货款及接收参园，故应继续履行合同。被告要求原告给付尚欠货款10万元，并承担逾期给付货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息，自2015年8月12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9日，原告唐灏、胡金鹏向被告刘瑞刚购买17年至19年生林下参5000棵（位于集安市台上镇荒崴子村），总价款48万元，原告先付定金18万元。双方签订林下参买卖合同，并约定原告在接手参园子管理时再付20万元，剩余款项待挖参时一次性付清。原告依约定先后给付被告定金18万元及人参款20万元并接手管理参园。后原告发现仅有少部分林下参够年份，其余林下参均年份不足。原告认为被告采取欺诈手段与其签订买卖合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故诉至人民法院，要求：1、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林下参买卖合同。2、被告双倍返还定金19.2万元。3、被告返还人参款28.4万元。4、原告返还给被告人参园。诉讼期间，被告提出反诉，要求原告给付尚欠货款10万元，并承担逾期给付货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息，自2015年8月12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载明标的物为5000棵17-19年生林下参，但结合鉴定（评估）报告书及当事人陈述，可认定双方交易时被告参园林下参生长年限多数为14年至15年生，明显不符合合同对标的物品种、规格、数量等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被告明知自己参园林下参生长情况，却没有如实告知，致使原告误以为标的物合乎其要求而签订买卖合同，故可认定被告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对原告要求撤销林下参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交付定金18万元，已超过标的额的20%，其中只有9.6万元符合定金性质，其余部分8.4万元应抵作价款。故被告应双倍返还原告定金19.2万元（9.6万×2），返还原告人参款28.4万元(20万元＋8.4万元)。而原告应返还给被告人参园。因该林下参买卖合同被撤销，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已丧失继续履行的基础。故对被告要求原告给付尚欠货款10万元并承担逾期给付货款利息的反诉请求，法院无法支持。遂判决：一、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林下参买卖合同；二、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19.2万元，返还原告人参款28.4万元；原告返还给被告涉案人参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执行。三、驳回被告要求原告给付尚欠货款10万元并承担逾期给付货款利息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844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及鉴定费16000元,由被告负担。
一审判决作出后，刘瑞刚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给付尚欠上诉人10万元货款，并按年利率6%承担逾期利息。其上诉理由，一、《判决书》在认定事实上，删减重大事实情节，隐瞒掩盖事实真相。l、《判决书》删减了《林下参买卖合同》签订前，被上诉人经他人介绍，两次主动来上诉人家中要求购买林下参的重要事实情节，隐瞒掩盖了被上诉人左右上诉人被动销售的事实真相。2、《判决书》删减了《林下参买卖合同》签订前，被上诉人两次上山亲自踏查林下参现场，扒参验质，查株验数，隐瞒掩盖了被上诉人事先踏查林下参现场看货，主动要约购买，自由平等协商，公开交易，透明买卖的事实真相。3、《判决书》删减了“参园整体”出售的交易方式，实行了先验质（年份是主要标准之一），再查数，三议价，后付款的事实，篡改为按株销售的虚假事实，隐瞒掩盖了按照“参园整体”购买林下参的交易习惯，取样抽检验货的事实真相。4、《判决书》删减了被上诉人现场随意扒参验货，公安局刑事侦查现场扒参抽检，均证明被上诉人购买的林下参，种植生长年限达到十七至十九年份的事实，篡改认定“生长年限多数为14-15年生”的事实真相。5、《判决书》隐瞒了被上诉人是常年购买销售人参的行家里手，具有丰富的人参收购经验，故意签订质量歧义合同，设置毁约陷阱，掩盖了被上诉人因人参价格下落进行毁约的事实真相。二，《判决书》在适用法律上，袒护被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支持被上诉人恶意毁约，应依法撤销。l、《判决书》是在上诉人没有欺诈事实，被上诉人没有被欺诈证据的前提下认定上诉人具有合同欺诈行为，撤销了《林下参买卖合同》，作出错误判决。2、依照《合同法》规定，被撤销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至始无效。合同无效该合同条款均无效，定金条款亦属无效条款。《判决书》为保护毁约者的不法利益，竟然不顾法律规定，判令上诉人双倍返还被上诉人“定金”，用审判权为毁约者谋取不法利益。3、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时，主动积极交付购货款，主动依约接收参园。接收后行使了所有权人对购买参园货物处分权，组织自己的人到参园扒参。事实交易已经成功，物权已经转移，在不具有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下，法院判决退货返款依法无据。4、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货款的购销合同和欠款凭据俱在，拖欠数额和时间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依法履行给付义务。并应依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按年利率6%支付拖欠货款的逾期利息。
被上诉人唐灏、胡金鹏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状的第一部分认为原审判决删减了重大事实是不正确的。原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双方签订的《林下参买卖合同》，该合同对于被上诉人购买的人参品质和数量有明确的约定，即为林下参，（17-19年），大约5000棵，原审判决并没有删减事实。二、上诉书第二部分，上诉人混淆了无效合同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概念。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是花48万元，购买17-19年生林下参5000棵，上诉人却谎称自己的林下参是17-19年生，欺诈被上诉人，将人参卖给了被上诉人。不同年限的林下参其价值
相差悬殊，被上诉人以13-14年的林下参，采用了欺骗的手段，卖出了17-19年的入参价格。这完全符合合同法54条可变更、可撤销的条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新的证据向法院提供。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及总结的唐灏、胡金鹏在一审的诉求过程基本一致。另查明，通化市特产技术推广站是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法人单位，主要经营：特产技术推广、特产行业管理、特产技术服务等。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的吉林法院对外委托机构信息平台中没有该单位的信息，即不在鉴定机构名册中。一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该单位具备鉴定资质的资格证书等。唐灏等在签订《林下参买卖合同》前，两次到参地看参，并起草了合同。双方于2015年6月9日正式签订《林下参买卖合同》。除一审认定事实外，另约定，“甲方接手之前由乙方给予看管，所有责任由乙方负责，直到甲方接手。剩余款项到甲方起挖时甲方需一次性付清，此林下参园子起挖时间为两年，期所有权属于甲方。”5天后，唐灏等接收了参园子，并进行管理。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解决本案纠纷首先要解决的是刘瑞刚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行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掩盖事实的真实情况，致使另一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进行了意思表示。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实施欺诈的行为而与对方订立的合同。认定欺诈订立的合同一般要具备四个要件有，一是欺诈方有欺诈的故意；二是欺诈方实施了欺诈的行为；三是被欺诈一方因欺诈而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四是被欺诈一方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与对方订立了合同并因该合同而受有损失。本案的核心点是林下参的年限有争议是否就能构成合同欺诈，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上诉人刘瑞刚与其父、兄等种植人参多年，被上诉人唐灏经营人参生意多年，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均具备丰富的关于林下参知识。从本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唐灏等两次到参地实地查看，自己在诉状中、诉讼过程中自认“仅有少部分林下参够年份”。专业技术人员在10亩地内随机调查林下参11株，得出鉴定结论“多数为15-16年”。没有排除没有17-19年生林下参，更没有说明具体多少。在10亩地之广的林下参中仅抽取11株林下参就得出“多数为15-16年”，该鉴定结论明显不科学全面，且受委托的鉴定机构通化市特产技术推广站缺乏相应的鉴定资质。对其作出的鉴定报告本院不予采信。从双方签订的合同过程看，履行了要约与承诺的缔约过程，唐灏、胡金鹏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和时间，在充分了解林下参的具体情况后，亲自起草合同，制定具体合同条款，并积极履行。唐灏、胡金鹏没有证据证明刘瑞刚“故意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掩盖事实的真实情况”或者协迫其签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欺诈，既没有证据证明刘瑞刚主观上有欺诈故意，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欺诈的行为。从另外一方面，唐灏等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因刘瑞刚的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进而产生了损失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被告明知自己参园林下参生长情况，却没有如实告知，致使原告误以为标的物合乎其要求而签订买卖合同，故可认定被告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缺乏欺诈的事实依据，属认定事实不当，应予以纠正。从尊重契约自由，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双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林下参买卖合同》。关于刘瑞刚反诉请求要求唐灏等给付剩余款项的问题。2015年6月9日签订的《林下参买卖合同》约定了“剩余款项到甲方起挖时甲方需一次性付清，此林下参园子起挖时间为两年。”起挖时间应在2017年6月9日，因还没有到起挖时间，故按约定唐灏等不需要给付剩余款项。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集安市人民法院（2015）集民二初字第49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唐灏、胡金鹏请求撤销其与上诉人刘瑞刚签订的《林下参买卖合同》等所有诉讼请求；
三、驳回上诉人刘瑞刚请求被上诉人唐灏、胡金鹏给付尚欠货款10万元及承担逾期给付货款利息的反诉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980元、鉴定费16000元，由被上诉人唐灏、胡金鹏负担32880元，上诉人刘瑞刚负担2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兴彦
审判员 盖晓晨
审判员 李尧川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张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