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2民终123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仁姣，女，1947年12月5日出生，壮族，无固定职业，住柳州市柳北区。
委托代理人仇宇书，广西金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爱花，女，1927年6月7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柳城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吉贵，男，1972年10月25日出生，壮族，农民，住柳城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仁清，女，1969年12月16日出生，壮族，无固定职业，住柳州市柳北区。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生，广西宝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仁姣因与被上诉人韦爱花、韦吉贵、韦仁清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2015）柳城民一初字第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曾庆斌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谭皓匀和代理审判员潘亚丽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5月16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代书记员谭森云担任记录。上诉人韦仁姣及其委托代理人仇宇书，被上诉人韦爱花、韦吉贵、韦仁清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韦爱花与韦仁姣系母女关系，韦仁姣与韦吉贵、韦仁清系同胞兄弟姊妹关系。双方当事人现对位于柳城县大埔镇田垌村民委眷村屯的一栋二层砖混结构的房屋的所有权权属产生争议纠纷，该房屋于1991年建成第一层、于1997年建成第二层，韦爱花、韦吉贵现在该房屋内居住生活。另外，针对上述房屋，韦仁姣于2004年10月29日取得的《建房用地批准书》（编号：2006746），该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4）柳城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依法撤销了该批准书，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5）柳市行终字第15号行政判决依法维持了该院判决；韦仁姣于2005年1月11日取得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编号：柳城集用（2015）第00015号），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2015）柳市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依法撤销了该使用证，且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韦仁姣认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为维护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位于柳城县大埔镇田栋村民委眷村屯的二层砖混结构的房屋所有权属韦仁姣。
一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韦仁姣主张本案争议房屋的权属归其所有，其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虽其提供了购买建筑材料的收款收据、发货票等凭证，但仅有部分凭证中记载了其丈夫汪明六支付款项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凭证中所记载的建筑材料均系其出资购买的；其提供的立分居凭据，系自书记录材料，无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签名认可，故不能证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其本人；其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亦不能证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其本人。因此，韦仁姣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房屋所有权人这一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韦仁姣主张的确认房屋权属归其所有的诉请，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韦仁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韦仁姣负担。
上诉人韦仁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将证据割裂来看待，忽视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导致认定证据极为片面。第一，对于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3的判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为原始建房凭证，系收款收据、发货票、收款凭证等单据，用于购买钢筋、水泥、河沙、空心板等建筑材料。经计算总费为2484.56元，争议房屋第一层建房费为6000元，证据3记载的费用达到一层建房总费用的41.41％，其中还不包括主要的建筑材料即火砖，其中单据中有记载有上诉人丈夫汪明六名字的单据的数额为1839.97元，所占比例已达74.05％，汪明六与上诉人为夫妻，汪明六出资也视为上诉人出资。其他没有记载人名的单据数额为176.39元，记载为韦其东（笔误，实为韦某1）单据数额296.2元，记载为韦建金的单据数额为172元。对于没有记载人名的单据，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没有记载人名的单据较为常见，谁持单据为出款人的可能性极大，现单据在上诉人手上，足以证明上诉人出资；对于记载为“韦其东”的单据，人名为笔误，实为韦某1，从韦某1当庭作证的情况看，证实当时争议房屋第一层建房由其主办，韦某1也认可钱为上诉人所出，因此这一部分单据也可证明为上诉人所出资；对于记载为韦建金的单据，人名虽不可查，但结合该单据形成的时间和购买的项目，也应可以定为建造争议房屋所购买的建筑材料，而且该单据的原件是上诉人手中，实际情况当中受委托去办事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不能认为不是上诉人的名字就不是上诉人所出，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不能推翻房屋系上诉人出资建造的事实。因此，足以判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所记载的建筑材料全部为上诉人出资，而且单据的形成时间与建房的时间是相吻合的，即使无法判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所记载的建筑材料全部为上诉人出资，也不能否认上诉人出资建房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作为最为原始的最为直接建房凭证，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在证据上的判断明显有误。第二，对于上诉人一审时提供证据4、5、7、8的判断。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不具关联性，这是先入为主的错误。该组证据在行政案件当中，上诉人曾向法院出示过，当时在行政案件中没有得到认可，因为当时案件争议的焦点是办证程序上的合理合法性，对于民事实体权利并未触及，但本案是所有权确认的民事案件，对于民事实体权利则为审查重点，因此对于建房谁有权利资格、谁出资建房都是本案争议焦点。对于权利资格上诉人无疑是适格的，因为建房时上诉人是农村土地承包户，除争议房屋之外上诉人并无其他宅基地房，这些足以证明上诉人权利资格的合法性。对于谁出资建房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证据4虽没有直接证明上诉人出资建房，但考虑到该证据是1992年1月形成的，当时背景是争议房屋第一层刚建成不久，而该证据显示办理报批宅基地房的整个流程，从补办手续、建房测量到交纳占地罚款足以看出报批的全貌，也就是说上诉人当时先建房后补办证，从侧面而言谁办证房子当然是谁起的，而且当时争议未存在，凭该证据推定房子是上诉人所建是较为客观可信的，对于该证据虽未直接证实建房人为上诉人，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性，并与其他证据结合举证完全可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武断将该证据排除，是违反证据规则的，对上诉人也是不公平的。证据5是一份1992年办证政府工作人员出具的一份证明，其效果是印证了证据4，虽然证人没有出庭，但与证据4相互印证，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证据7是上诉人从柳州市中级法院调取的证据，是柳城县洛崖乡田洞村公所于1992年3月11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从证据形成的时间看，该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该证据证实，当时韦某1与上诉人争房子，而该房子就是本案争议的房子，村公所已作出判断新房为上诉人所有，韦某1收了上诉人500元的建房人工费后不再与上诉人争房子，很明显该证据能证实本案争议的房子在1992年就由村公所确认为上诉人所有，对于这样一份具有较高证明力的证据，一审法院否认与案件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是错误的。证据8是上诉人从柳州市中级法院调取的2004年3月26日柳城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两份收据，证明上诉人重新办理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所交纳的相关费用，从侧面也反映出上诉人是房屋的建造人，而且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争议。第三，对于上诉人一审时提供证据6的判断。证据6也是上诉人从柳州市中级法院调取的证据，除了可信度较高之外，该证据系上诉人出资建房的直接证据，柳城县洛崖法庭于1992年6月25日出具的收条证实了上诉人交模板折款40元给韦某1，韦某1于1991年12月16日出具收条证实了收到上诉人500元建房人工费和木工费，这些证据的形成时间均是在争议房一层建成不久，可以排除是其他房子的相关款项，对于这样最直接的建房出资的证据，一审法院却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这是非常错误的，根据证据规则，证明一部事实也是证明，不能因此而否认其证明目的，证据6已证明上诉人出资的事实，虽然不是所有出资数额，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上诉人出资的事实，一审法院犯了片面主义的错误。另外，证据6与证据3两项相加，费用为3024.56元，已占一层建房总费用的50.41％。这进一步证明上诉人出资建房的客观性。第四，对于上诉人一审时提供证据9的判断。该证据是四份落款为1991年11月24日的立分居凭据，由在场人韦佳金、韦佳利、韦年生、韦佳合、韦吉华、韦吉分见证，执笔人韦佳仁亲笔书写，证明争议房屋是上诉人所建，韦某1、韦吉贵、韦仁清三人要其中一间房，分别需向上诉人交款2000元，该证据虽没有双方当事人签名，但证据的形成时间是争议房屋一层建成不久，立分居凭据针对的上诉人与韦某1、韦吉贵、韦仁清建房与分房的事实，本案的证人韦某1也是证实该证据的真实性，而且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是存在关联性的，该证据虽不能单独举证，但却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因此该证据仍然具有一定的证明力。第五，对于上诉人一审时提供证据10、11、12、13的判断。该组证据虽不能证实谁是争议房屋的建造人，但可以证明争议房屋四周均是上诉人的承包地，争议房屋一部份占地本身就是上诉人的承包地，而且韦某1、韦吉贵当年占用上诉人的承包地都被清退给上诉人了，本案证人韦某1也证实当年换地是用上诉人的承包地换的，这些都足以证明当年与谢某、韦某3换地建争议房屋所用的土地均为上诉人的承包地。第六、对于上诉人一审时提供证据15的判断。该证据为录音证据（共三份），是上诉人或上诉人委托人向李寿、梁熊恩、韦吉敏等人所作的电话录音，而且每一份录音证据均有录音摘录，都表明了被录音人物的身份和联系方式，一审法院认为被录音人的身份及录音无法核实，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是不负责任的作法。该证据虽不能直接认定争议房屋为上诉人所建，但对被上诉人的提出的观点却是有力的反驳，因此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第七、对于上诉人一审时提供证据16的判断。该证据为证人韦某1的证言，一审法院简单地判断该证据也是错误的。证人韦某1的确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有亲属关系。其次，一审法院还认定韦某1与韦仁清发生过矛盾，也是该证据不力的情况之一，这也是错误的，韦某1之前一样与上诉人有过矛盾，上诉人还曾经起诉过韦某1；再次，一审法院认为韦某1的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判断，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6、7与证据16是相互印证的，完全可以证明韦某1是当年建房的主办人，其证言具有客观性。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韦某1不能中立，而偏向上诉人一方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1作本案的定案依据是不客观的，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第一、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1，仅仅是一份行政案件的判决书，仅能证明上诉人原先取得的争议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被撤销，被撤销的原因是柳城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争议房屋的建房用地批准书被撤销，而且柳城县国土资源局在办理建房用地批准书程序上不合法才导致建房用地批准书被法院撤销的，被撤销的原因与上诉人无关，对于争议房屋为谁所建，该行政判决书并未作出判断，因此以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不客观。第二、以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间接反映一审法院实际上是排除了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所有证据，这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作法。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即有最直接的建房出资证据，如证据3、证据6，又有其他部门或个人反映上诉人建房出资的证据，如证据7、证据9，还当时建房主办人韦某1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其他相关佐证，如此紧密关联可信的证据链没有得到一审法院认可，这明显有失公正与客观。第三、一审法院以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明显提高了上诉人的证明标准。每一项证据都应考量其形成时间和形成原因与形成背景，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形成的时间大都较早，换言之这些证据是双方无争议时形成，因此证据的证明力相对较强，而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但一审法院却将证据割裂开来判断，也许其中一份证据不能证明全案，但可以证部分事实，以不能证明全案就否认其证明力，这样的后果必然导致提高了上诉人的证明标准，同时也违反民事审判证据规则当中“盖然性”判断的规则，当然对上诉人也不公平的。三、一审法院，忽视了各方经济基础和争议形成的重要事实，导致考量证据和认定事实有误。第一、上诉人在经济基础上有绝对的实力，而被上诉人一方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从1984年起，上诉人就开始做生意，即从柳城县农村等地低价收鸡后，再到柳州高价卖给单位或个人，生意做得很好，也因此而有一定的积蓄，而且上诉人的丈夫还是柳州钢铁厂的职工，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从1984年起，上诉人收好鸡后都拿回眷村囤积，一个星期有4天都在眷村居住，生意一直做到1998年，因此上诉人也是长期在眷村和争议房屋居住，并非争议房屋仅由被上诉人居住。而被上诉人一方，当时1991年建房时，韦吉贵年方十八岁，刚成年，没有任何经济基础，韦仁清也年方二十一岁，待字闺中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而韦爱花也是年过六十的农村妇女，除了务农也没有其他生活来源，与上诉人经商和工人的家庭相比，经济基础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当时要被上诉人拿出6000元巨资来建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争议的形成。从2014年7月上诉人以排除妨害将韦吉贵、陶秀花夫妻二人诉至法院起，双方矛盾形成，并引发对争议房屋的争议。换言之，之前对争议屋所有权被上诉人一方是无异议的，从侧面反映上诉人是争议房屋的建造人和所有人，这个重要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加以考量，而不是简单的排除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各项证据。而且，为了胜诉，在争议发生之后，被上诉人一方还让村委和个提供所谓的证明和收条，收条甚至是倒签日期，根据“盖然性”规则，一审法院应取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而不简单粗暴的否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以一个与本案无关联性的行政判决书作为定案依据，其作法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考量失误，导致判决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讼法》的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5）柳城民一初字第875号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韦爱花、韦吉贵、韦仁清答辩称，涉案的房屋是1991年建的，是韦爱花、韦吉贵、韦仁清共同出资所建，是用家庭的承包地与他人互换之后得到的地建设房子，并且一直在那里居住。1997年建第二层的时候也是韦吉贵出资所建，所以上诉人请求确认该房屋为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但上诉人韦仁姣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了以下事实：一、在涉案房屋第一层建成后，不仅是被上诉人韦爱花、韦吉贵、韦仁清在该房屋内居住，韦仁姣也在该房屋居住；二、涉案房屋系韦仁姣出资建房。
上诉人韦仁姣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一份“李文树在李文寿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上所做的文字说明”，拟证实在1991年建涉案房屋第一层的时候是韦某1召集建房的，韦某1请柳城县李文树家族的建筑队来建房，本案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条》上，李文寿说起房子人工费是韦吉贵给的1000元，但李文寿的哥哥李文树进行文字说明，当时钱是韦某1支付给建筑费的，这与该《收条》的内容不一致，实际上是由韦仁姣将建房人工费给韦某1，再由韦某1支付给建筑队，所以房子是韦仁姣出资所建的。
被上诉人韦爱花、韦吉贵、韦仁清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提供的是李文寿出具的《收条》，而现在李文树是什么人被上诉人并不知道，当时人工费是李文寿收取的，现在上诉人却用李文树的话来否认，该证据没有证明力，不能证明房屋是由上诉人出资建设。
被上诉人韦爱花、韦吉贵、韦仁清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韦某2出庭作证，拟证实在涉案房屋的第二层是韦吉贵请韦某2建设的，建好后韦吉贵向韦某2支付了2000多元。
上诉人韦仁姣质证认为，韦某2的证言不可采信，因为其所作的陈述前后矛盾。被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韦某2出具的《收条》内容以及韦某2的证言有很多漏洞，韦某2否认了《收条》，而且在韦仁姣诉韦吉贵排除妨害一案中，韦某2当时也不记得是谁给的人工钱，在本案中其又很清楚地说钱是韦吉贵给的，因此其证言没有可信度。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证据及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上诉人韦仁姣二审中提交的“李文树文字说明”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但李文树并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韦爱花、韦吉贵、韦仁清申请证人韦某2出庭作证，欲证实系韦吉贵请韦某2建设房屋第二层，但韦某2对于建房时间、支付工人工钱等情况均表示不清楚，本院对其证言亦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韦仁姣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的事实，首先，韦仁姣认为在涉案房屋第一层建成之后，其也在该房屋内居住，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其次，韦仁姣是否出资建房及出资的性质，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在此不予赘述。综上分析，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上诉人韦仁姣主张诉争房屋权属归其所有，应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证实系其出资建设房屋，但本院认为上诉人韦仁姣提交的证据对“房屋建设用地来源”、“出资建设过程”等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明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建设诉争房屋用地系与同村的韦某3、谢某换地而来。但是一方面，上诉人韦仁姣提交的照片、《柳城县农户承包土地登记表》、《关于撤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合同书申请》、《关于韦仁姣申请撤销韦某1、韦吉贵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说明》等证据材料均不能直接反映出建房用地系用韦仁姣自己的承包地与他人调换而来。另一方面，被上诉人提交的眷村一队队长韦吉敏、韦桂保出具的《证明》中记载有“韦爱花在村上居住的家庭成员有韦爱花、韦仁清、韦吉贵三人，1991年他们用自家的承包责任地与本村的谢某、韦某3换地建房”，然而该证据实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该二人却未出庭接受双方质询，不具备证据的效力；此外，被上诉人提交的韦仁姣诉韦吉贵、陶秀花侵权纠纷一案［即（2014）柳城民一初字第83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证人韦某3、谢某的陈述作为支撑其观点的证据，然而韦某3的证言“当时是拿韦吉贵的家庭承包地跟我换的，当时因为没有分家的，换有0.4亩”以及谢某的证言“当时是用韦吉贵家人的承包地来跟我换的，换有0.4亩这样”中均表示韦吉贵系用家庭承包地进行换地，并没有明确系被上诉人韦吉贵本人用其承包地换地建房，上述证据也不能完全证实被上诉人的观点。因此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韦仁姣主张“建房用地系用其名下承包地与他人调换而来”的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其次，关于由谁出资建设诉争房屋的问题。一方面，上诉人韦仁姣提供购买建筑材料的票据并未直接指向建造本案诉争房屋第一层，而且即便上述票据的金额与上诉人提交韦某1建房人工费收条的金额相加，也不够双方基本认可的建设诉争房屋第一层费用6000元，不能完全排除被上诉人出资的可能性；同时从上诉人韦仁姣提交的证据以及陈述来看，韦仁姣建造诉争房屋第一层也并非立即享有所有权，而是由被上诉人韦吉贵、韦仁清分得房屋后偿还其出资的建房款，这与被上诉人关于“曾向韦仁姣借款建房”的陈述以及被上诉人在诉争房屋第一层建成后一直在内居住的情况存在吻合之处；此外，上诉人韦仁姣还缺乏其出资建造诉争房屋第二层的相关证据。结合以上几点，上诉人韦仁姣认为诉争房屋完全是由其个人出资建设的事实依据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被上诉人提交了韦仁姣诉韦吉贵、陶秀花侵权纠纷一案［即（2014）柳城民一初字第83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证人韦某4、韦某2的陈述以及李文寿出具的《收条》，拟证实系韦吉贵出资建造了诉争房屋第一层且已经偿还了韦仁姣建房出资款；同时被上诉人还提交了韦珍连于2014年7月17日的《收条》、眷村一队队长韦吉敏、韦桂保出具的《证明》拟证实系韦吉贵出资建造了诉争房屋的第二层，然而上述证据在形式与内容上基本属于证人证言，被上诉人仍缺乏韦吉贵偿还韦仁姣借款以及建造诉争房屋购买建筑材料的书面证据材料佐证。因此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均不足以证实诉争房屋完全系由己方单独出资建设。
再次，柳城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10月29日颁发给韦仁姣的《建房用地批准书》（编号2006746）以及登记在韦仁姣名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柳城集用（2005）第00015号）先后被法院判决撤销，上诉人韦仁姣不能依据上述证件的公示公信效力主张其系诉争房屋所有权人。相应地，反映办理上述证件过程的柳城县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收款收据（二张）、柳城县罚没款收据、韦庆云证明材料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上诉人韦仁姣的事实主张。
综合以上分析，上诉人对“房屋建设用地来源”、“出资建设过程”等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明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上述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本院对上诉人韦仁姣主张“建房用地系用自己承包地与他人调换”及“诉争房屋由韦仁姣全部出资建设”的事实均不予确认。上诉人韦仁姣请求确认本案诉争房屋权属归其个人所有，该诉请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韦仁姣已预交），由上诉人韦仁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庆斌
审 判 员 谭皓匀
代理审判员 潘亚丽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代书 记员 谭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