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津海法商初字第82号
原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焦轩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廷凯，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丽丽，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天津隆生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赛顿中心*座**层。
法定代表人：简美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红，北京大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柳李莉，北京大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隆生物流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张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高廷凯、孙丽丽，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红、柳李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3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编号为E110103FB004的《代理运输费用结算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被告为原告的出口货物安排订舱、配载、报关等货代服务，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如双方无异议，则自动顺延一年。2012年初，原告委托被告办理三票货物从天津新港经海运至新加坡，但被告在办理出运时擅自将托盘货物拆托，造成货物混淆，进而导致货物被错发至不同的目的港，且有部分货物遗失。被告同意并确认将承担由于该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和发生的费用，但要等所有的事情解决后再一起赔偿。涉案事件处理完毕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赔款，但被告一直未付。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50336.86美元，折合人民币317122.22元（按2012年6月21日汇率6.30计算），同时支付该款项自2012年6月21日起至2013年9月21日止的利息人民币24378.78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15%计算），二者合计人民币341501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差旅费、律师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6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1、原、被告就涉案货物运输事宜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非货运代理合同关系；2、原、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情况下，原告提起的索赔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实体权利不应该得到支持；3、即使原告的起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原告目前的证据尚不能证明涉案的实际情况、损失金额及其各项损失的合法性、合理性，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即使原告的起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原告亦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损失的事实及损失金额，被告仍然依法享有赔偿责任限制。
根据原告的诉请和被告的答辩，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2、被告对于原告损失承担责任的范围及金额；3、原告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协议书》，证明被告为原告的出口货物安排订舱、配载、报关等货代服务，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包括律师费和差旅费；证据2、三票货物的海运出口委托书、订舱单、费用确认书、销售合同及包装单、原告出具的案外提单、原告支付相关费用的发票，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出运涉案三票货物的事宜，被告收取了相关代理费用；证据3、目的港发票，证明收货人KHKASLAPTELTD（以下简称“KHK公司”）发现货物与购买货物不符，产生的报关修改费；证据4、编号为LS1203079的空运单和补货的销售合同；证据5、银行汇款凭证、空运费发票及付费确认单；证据6、空运在目的港发生的清关费用；证据3-6证明以空运方式向KHK公司补货的事实及发生的费用；证据7、发票、支付凭证；证据8、运费发票，证据7-8证明从新加坡到雅加达的费用；证据9、编号为LS1204120-1的空运单及销售合同；证据10、发票；证据11、银行汇款凭证、空运费发票及付费确认单；证据12、目的港清关费用发票；证据13、货值明细及凭证，证据9-13证明向雅加达货主第一票补货的事实和费用明细；证据14、编号为LS1205002的空运单及销售合同；证据15、原告向上海凌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凯公司”）的汇款凭证及凌凯公司开具的发票；证据16、原告向上海唯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凯公司”）的汇款凭证、唯凯公司开具的发票和付费确认单；证据17、目的港费用发票，证据14-17证明向雅加达货主第二票补货的事实及发生的费用；证据18、编号为LS1205029的空运单及货物销售合同；证据19、汇款凭证及发票；证据20、目的港费用发票，证据18-20证明向雅加达货主第三票补货的事实及发生的费用；证据21、索赔函，证明原告曾经向被告主张涉案赔偿金额；证据22、邮件，证据23、邮件，证据22-23证明因为被告拼箱时将货物混淆，造成在卸货港放货的混交，被告对发生的费用进行了确认，并表示事情处理完后再进行赔偿；证据24、邮件，证明事情发生的经过；证据25、证人证言，证明事情的经过及发生的费用。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协议规定的是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而不是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诉请的律师费和差旅费没有合同依据；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原告委托被告出运三票货物认可，被告对于货主的销售合同和包装单没有详细核实的义务；证据3、6，第一页邮件不予认可，第二页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已经支付该费用；证据4，空运单真实性认可，但是和本案无关，补货的销售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向第三人支付的事实；证据7，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是原告支付的；证据8、20，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9、14、18，销售合同不予认可，空运单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证明和本案的关系；证据10、11、15、19，真实性予以认可，和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已经支付；证据12、20，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3，货值明细真实性认可，但是和本案无关，借记单、付款凭证没有公证认证，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实际支付；证据16，费用明细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7，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1，真实性认可，但是索赔的金额没有证据证明，不予认可；证据22、23，邮件第1-41页真实性认可，第42-43页真实性不予认可，该邮件不能证明拆托和货物混交的情况，目的港收货人提取货物时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对被告的索赔请求不能成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证据24，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5，证明力弱，证人是原告公司员工，证人并没有参与涉案货物在目的港的处理经过，只是听说或者根据邮件，因此不能作为证人身份出现。
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原、被告签订了《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律师费等相关费用；证据2，由于订舱单未提供原件，对于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于海运出口委托书、费用确认单、销售合同、原告出具的案外提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涉案货物出口的具体情况，但不能证明被告明知涉案货物最终收货人是新加坡的KHK公司、雅加达的PTPANCAWISESAADHIKA（以下简称“PANCA公司”）和WISMASEHATI（以下简称“WISMA公司”）；证据3、6、8、13，系域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对于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原告实际支付相关费用；证据4，对于空运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未提供销售合同的原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2年3月16日签发编号为LS1203079的空运单，该空运单记载托运人为BEJINGKOHLERLTD（以下简称“北京科勒公司”），收货人为KHK公司，始发机场为北京，目的机场为新加坡，货物品名为水龙头，唛头KOULERLTD811923，但不能证明此空运货物与涉案发生错误交付的货物有关联性；证据5、11，银行汇款凭证、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付费确认单系中空货运代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空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书，应由中空公司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付费确认单上没有负责人签章，对于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7，发票未提供原件，对于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支付凭证系域外形成的证据，未经公证认证，对于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9，对于空运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未提供销售合同的原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2年4月28日签发编号为LS1204120-1的空运单，该空运单记载托运人为北京科勒公司，收货人为PT.INTIBUANAEKSPORINDO（以下简称“PT公司”），始发机场为北京，目的机场为雅加达，货物品名为水龙头，唛头KOULERLTD838209，但不能证明此空运货物与涉案发生错误交付的货物有关联性；证据10，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北京北方海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14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4999元的运杂费发票，但不能证明该笔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原告实际支付该笔费用；证据12、17、20，未提供原件，对于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14，对于空运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未提供销售合同的原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2年5月2日签发编号为LS1205002的空运单，该空运单记载托运人为KOHLERASIAPACIFICLTD（以下简称“科勒亚太公司”），收货人为PT公司，始发机场为上海，目的机场为雅加达，货物品名为水龙头，唛头KOULERLTD837942，但不能证明此空运货物与涉案发生错误交付的货物有关联性；证据15，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凌凯公司于2012年6月18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3921元的代理运费发票，但不能证明该笔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16，银行汇款凭证、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付费确认单系唯凯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书，应由唯凯公司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付费确认单上没有负责人签章，对于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8，对于空运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未提供销售合同的原件，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2年5月8日签发编号为LS1205029的空运单，该空运单记载托运人为科勒亚太公司，收货人为PT公司，始发机场为上海，目的机场为雅加达，货物品名为水龙头，唛头KOULERLTD844244，但不能证明此空运货物与涉案发生错误交付的货物有关联性；证据19，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凌凯公司于2012年6月18日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1448元的代理运费发票，但不能证明该笔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21，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证据22能够证明原告曾向被告进行索赔；证据22，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进行索赔；证据23，由于原告未进行公证或采用其他方式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对于被告不认可的最后两页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卸货港存在错误交付货物的情况，被告卸货港代理在邮件中称“货物不应该被拆盘，更别提所有货物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拆盘”，错误交付的原因系由于被告在装货港仓库拼装货物时，将涉案货物的托盘拆开，到达卸货港后又将货物装在托盘上，客户以托盘收货，但托盘上的货物已经与托运时的装载不一致；证据24，由于原告未进行公证或采用其他方式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对于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25系原告员工的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对于证言内容不予确认。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保函、提单及翻译，证明被告依据原告的电放保函出具提单，原、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非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证据2、网页查询信息、邮件，证明涉案货物应当在2012年1月25日至2012年2月10日之前已经完成交付，原告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单记载了涉案货物的信息，拆托发生在货物装载在集装箱之前，不属于运输范畴；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截至2012年2月10日，被告只是部分交付货物。
本院对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就涉案货物运输向原告签署三份电放提单；证据2，真实性均予确认，网页查询信息能够证明VIRABHUMV.088W到港日为2012年1月24日，邮件不能证明涉案货物具体的交付时间。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协议书》约定：一、总则：原告自愿将出口货物委托被告运输，被告同意按照协议规定接受原告委托并安排定舱，签发正本提单。二、双方责任：原告应根据被告船期提前向被告定舱，并在委托书上加盖配载专用章，如需被告代报关，原告应在有效时间内将完整的报关单据及时转交被告；被告提供的报关单据内容必须与实际出口货物一致，同时，原告保证货物的品质以及该货物适合集装箱运输；如果原告委托出运的过程中给被告或第三方造成经济损失，原告应对被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损失：被告在完成委托业务中产生的经济损失、被告因该票货物对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被告处理相关纠纷所承担的诉讼费、律师费及相关费用。三、费用结算：原、被告双方经过确认并注明在货运委托书上的运费作为收付运费依据；其他临时产生的额外费用以最终运费确认单为依据。
2012年1月13日，原告签署案外三套电放提单，均记载：托运人为科勒亚太公司，船名航次为VIRABHUMV.088W，装货港为新港，卸货港为新加坡，货物品名为水龙头，运输方式为CFS／CFS。编号为XNGSIN1201136的电放提单记载：收货人为PANOCEANTRANSPORTPTELTD（以下简称“PAN公司”），货物唛头为KOHLERLTD774599776607，包装数量为5托盘；编号为XNGSIN1201113的电放提单记载：收货人为SAMPAIEXPRESSSERVICEAGENCIESPTELTD（以下简称“SAMPAI公司”），货物唛头为KOHLERLTD774438776606，包装数量为9托盘；编号为XNGSIN1201096的电放提单记载：收货人为KHK公司，货物唛头为KOHLERLTD774645，包装数量为2托盘。
同日，被告签署三套涉案电放提单，均记载：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为MERSTARINTERNATIONAL（S）PTELTD（以下简称“MERSTAR公司”），船名航次为VIRABHUMV.088W，装货港为新港，卸货港为新加坡，货物品名为水龙头，集装箱号为REGU5067181A7610640，运输方式为CFS／CFS，拼箱服务费为每计费吨35新加坡元。编号为LS16TJ1201521的电放提单记载：货物唛头为KOHLERLTD774599776607，包装数量为5托盘；编号为LS16TJ1201522的电放提单记载：货物唛头为KOHLERLTD774438776606，包装数量为9托盘；编号为LS16TJ1201507的电放提单记载：货物唛头为KOHLERLTD774645，包装数量为2托盘。
涉案运输航次于2012年1月24日到达卸货港。2012年2月10日，原告向被告主张涉案三票货物存在错误交付。错误交付系由于被告在装货港拼装货物时，擅自将涉案货物的托盘拆开，以致在卸货港未按照托运人交付货物时的原始托盘交付货物。之后原、被告双方共同协商错误交付的善后事宜。2012年4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邮件称“要等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才能一起处理索赔的事情”；2012年6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邮件称“现该问题货物已经处理完毕”；2012年6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邮件称“希望能提供一下所有相关费用的发票，用于赔付的相关证据”，之后被告并未向原告表示同意履行赔付义务。
另查明，原、被告均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颁发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等级证》、可以从事进出中国人民共和国港口货物运输的无船承运业务的企业。
本院认为，被告承认其在装货港集装箱场站对涉案三票货物拆托盘进行装箱，破坏托盘上标注的唛头，导致在卸货港发生错误交付货物的情况，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以下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认定：
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首先，按照《协议书》约定，原、被告之间既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又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约定是：被告向原告签发正本提单，原告向被告支付运费及其他产生的额外费用。关于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约定是：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提供订舱、报关服务，但并未约定集装箱装拆箱等其他货运代理服务。
其次，提单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单证，在被告向原告签署的三份电放提单中均记载：原告为托运人；被告为无船承运人；货物运输方式为CFS／CFS，即拼箱货物海上运输过程中，无船承运人对货物的责任期间是从装货港集装箱场站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集装箱场站交付货物时止。另，提单中还载明了拼箱服务费，可以认定在集装箱场站进行拼箱服务的费用记载于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单证上。除非，无船承运人与托运人明确约定货物的装拆箱作业由托运人负责，否则，无船承运人应对装拆箱时的过错承担责任。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无船承运人约定，原告作为托运人承担装拆箱作业的责任；更未证明其委托被告作为其代理从事装拆箱作业，由此，被告只能以无船承运人的身份对装拆箱时的过错承担责任。
最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第（四）款第（7）项规定，无船承运业务包括集装箱拆箱、集拼箱业务。再次明确被告可以以无船承运人身份从事集装箱拆箱、集拼箱业务。
综上，被告从事涉案的集装箱装拆箱作业是发生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的，本案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二、被告对于原告损失承担责任的范围及金额的认定。
被告作为拼箱货物海上运输的无船承运人，在装货港集装箱场站对涉案货物进行装箱时，应当保持提单上记载的唛头，而不能擅自将货物拆托破坏唛头标识；由于被告擅自拆托导致其在卸货港发生错误交付货物，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同时，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依据涉案三套电放提单记载，收货人均为MERSTAR公司；用于报关的销售合同上记载的收货人也均是新加坡的公司，依次为KHK公司、PAN公司和SAMPAI公司。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其与被告订立海上运输合同时，向被告明示最终收货人是新加坡的KHK公司和雅加达的PANCA公司、WISMA公司，涉案货物还需要从新加坡转运到雅加达，对于原告主张由新加坡转运雅加达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空运补货的必要性以及关联性，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空运补货的相关损失，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也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他损失发生的合理性以及损失存在的真实性，对于原告其他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另，原告主张的差旅费、律师费没有合同约定作为依据，且原告未提供其支付差旅费、律师费的证据，本院对于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
三、原告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
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另，时效因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在原、被告之间往来的邮件中，被告曾于2012年4月9日承诺“要等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才能一起处理索赔的事情”；当原告称“现该问题货物已经处理完毕”之后，被告于2012年6月27日称“希望能提供一下所有相关费用的发票，用于赔付的相关证据”，由此，2012年6月27日应视为被告同意履行义务的最后时间。本院认为2012年6月27日，时效因被告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原告于2013年12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林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661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四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金额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天诚支行02-200501012001686，户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关财务科）。逾期，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张颉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