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商终字第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元迪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民生大街22号三箭银苑B（东）1-20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晓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冬，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旭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贻峻，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张志奇，男，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济南市。
原审第三人济南三和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因该园区拆迁，实际经营地址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
法定代表人朱森，总经理。
上诉人济南元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阳公司）、原审第三人济南三和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3）槐商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元迪公司原审诉称，元迪公司与三和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元迪公司对三和公司享有债权。三和公司一直为九阳公司豆浆机事业部供应货物，且对九阳公司豆浆机事业部尚有部分应收款。2012年9月18日，上述三方达成协议，约定如下：三和公司同意九阳公司于2012年10月15日向元迪公司支付320万元，2012年11月15日支付400万元，九阳公司承诺并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上述货款，元迪公司同意受让上述款项。在协议签订后，元迪公司多次催促支付，九阳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向元迪公司支付承兑汇票30万元，但九阳公司对于剩余的欠款至今仍未支付，故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令九阳公司按照协议约定2012年10月15日前应支付给元迪公司剩余货款290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九阳公司承担。
九阳公司原审辩称，一、九阳公司与三和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元迪公司提交《协议书》中所谓的“应付货款”。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债权转让的前提有合法、确定的债权，且需要履行转让通知义务后方可对债务人生效。结合本案，即使《协议书》是真实的，因本协议中所谓的债权不存在，元迪公司拿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债权，要求所谓的“债务人”承担债务偿付义务，其这一要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予以驳回。二、元迪公司起诉状称多次向九阳公司催告支付、九阳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向其支付承兑30万元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至法院送达起诉状时，九阳公司才看到本案的《协议书》复印件和其说法；九阳公司根本未与元迪公司签署过任何协议，也未发生过任何业务关系，根本不存在签订《协议书》并支付承兑款项事项。元迪公司与三和公司是否存在业务及债权债务、三方协议是什么人员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签订的也需要提请法院核实清楚。三、《协议书》为伪造、虚假协议，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是真实的，根据《协议书》约定内容，该协议书为无效合同。l、协议书由两页组成，但第二页没有协议内容，仅加盖三个公章，拼接痕迹明显。相关信息表明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踪后，三和公司的公章管理人使用公章极其混乱，协议上公章真假及何种情况加盖存在多种可能性。2、九阳公司对外合同行为均是以单位作为合同一方，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未用过《协议书》中“九阳股份豆浆机事业部”章，按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法人才有民事行为能力，部门不是法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成为合同主体。根据公安调查及三和公司业务往来公司提供相关信息，三和公司经常私刻其他公司公章，九阳公司印章使用均有记录，但九阳公司不知道该协议存在也无用章记录，九阳公司认为该协议书中“九阳股份豆浆机事业部采购专用章”是伪造的、虚假的。3、《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本协议各方已促使其合法授权代表与本协议载明之日签署本协议，以昭守信”，该约定说明授权代表签字为协议生效的前提，但三方均未有授权代表签字，不符合协议约定。四、本协议的签订涉嫌刑事犯罪，相关刑事案件已经判决，已经申请法庭向贵院的刑庭调取何种情形签订、何人签订、协议真伪、公章真伪等一系列问题的相关材料。该协议书存在前述诸多问题，造假痕迹明显。九阳公司有严格、正规的签约规定、流程，且要通过报批流程，元迪公司诉求无法律事实依据，其对九阳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三和公司原审述称，我方确实与九阳公司有业务关系，当时我方也开了发票，九阳公司以承兑、电汇方式支付。协议我认为没有问题，我公司也没有私刻公章，包括我的刑事案件也没有，协议是我与元迪公司签订的，当时是九阳公司赵红伟盖的章，我就是和采购部打交道，协议上的数经过对账之后的，数额也是对的，根据我方开具的发票入账了，30万元承兑汇票是九阳公司背书给我方，我方背书给元迪公司。当时所有承兑都是这样付的，是在采购部操作的，我和九阳公司财务部也不联系。
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9月18日，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豆浆机事业部作为甲方，三和公司作为乙方，元迪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按照与签订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数额，本年度l0月份应支付货款320万元，11月份应支付货款400万元，三方就上述货款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即：一、同意并委托甲方将上述货款分别于2012年10月15日前直接支付给丙方320万元，2012年11月15日前直接支付给丙方货款400万元，甲方承诺并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丙方支付上述货款，丙方同意受让该笔货款；……四、本协议各方已促使其合法授权代表于本协议载明之日签署本协议，以昭守信。协议文本签章处甲方加盖了九阳公司豆浆机事业部采购专用章，乙方及丙方签章处均加盖了单位公章，但三方均未有经办人签字。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为，甲方的经办人为九阳公司豆浆机事业部的赵红伟，乙方的经办人为三和公司的会计耿仁萌，丙方的经办人为元迪公司的职工李冬。
另查明，九阳公司与三和公司签订有《配件购销合同》（合同编号：012011011100388），合同第八条约定了三和公司按入库时间顺序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l7%），九阳公司根据发票入账日期按月结陆拾日以电汇、支票、汇票、承兑等形式支付货款。2012年8月份（8月22日及24日）三和公司向九阳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1543583.04元的增值税发票，违约扣款306.5元，九阳公司于2012年10月向三和公司支付了1543276.54元货款；2012年9月份（9月21日）三和公司向九阳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2326843.52元的增值税发票，违约扣款4637.5元，九阳公司于2012年11月向三和公司支付了2322206.02元货款。
还查明，根据法院调取的槐荫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对九阳公司员工赵红伟的讯问笔录，赵红伟陈述本案协议书是受到了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森的要挟，在九阳公司没有任何他人知情的情况下在协议上加盖了“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豆浆机事业部采购专用章”。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签订、履行民事合同的主体，应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有签约能力的合同主体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法人分支机构作为其他组织必须是依法设立并领取了营业执照，才能对外签订合同。因此，单位的分支机构或内部机构，如果没有领取营业执照，事先没有经过单位授权，事后也没有单位追认认可，其不能成为对外签订民事合同的合法主体。另外，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双方依法就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调一致，合同就成立，合同成立与否的规则是一种事实判断规则；而合同生效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发生了拘束当事人的法律效力，合同生效与否规则是一种法律价值判断规则，可认定为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本案中，元迪公司、三和公司及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豆浆机事业部三方就协议书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协议成立，但作为协议的一方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豆浆机事业部是无订约能力的主体，其订立协议时未得到九阳公司的授权，事后九阳公司也未追认认可，故其所订立的《协议书》为无效协议。元迪公司主张九阳公司在协议书签订后向其支付过30万元的承兑汇票，九阳公司予以否认，三和公司则陈述30万元承兑汇票是九阳公司背书给其公司，其公司再背书给元迪公司。原审法院认为，三方均未提交该30万元承兑汇票的相关证据，该30万元承兑汇票的背书流转情况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即假使是九阳公司直接背书给元迪公司30万元承兑汇票，也无法认定九阳公司对本案协议书的签订是知情的或者是事后的认可行为。综上所述，因2012年9月18日协议书为无效协议且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元迪公司要求九阳公司履行该协议即要求九阳公司给付2012年10月15日前应支付的剩余货款290万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元迪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元迪公司负担。
上诉人元迪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我公司对于原审判决查明2012年9月l8日签订协议书的过程没有异议，但对于九阳公司与三和公司之间往来的付款凭证不予认可，原审法院未能给予三和公司举证的机会，我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未能获得法院支持，故提出上诉，具体理由如下：一、2012年9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生效具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首先，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豆浆机事业部是九阳公司内部机构，原审判决予以认可。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分为：财务、会计、生产、销售、办事处等，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企业设置的办事机构对外所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否一律认定无效合同的电话答复》：办事处的责任应由公司承担；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国家机关作为借款合同保证人应否承担经济损失问题的电话答复》：国家机关的下属机构作为保证人，国家机关应作为诉讼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故作为公司内部机构的部门对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公司承担。其次，三和公司因为生产经营，向我公司借到上述款项，三和公司也是将上述资金用于向九阳公司供货，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森在庭审中明确表述，我公司与其他各方在九阳公司（美里湖厂区）的办公楼内签订的该协议，协议中的金额也是由九阳公司人员多次提供的数据才最终确认，且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豆浆机事业部在协议书中加盖公章，并了解到九阳公司支付货款都是由豆浆机事业部进行结算，因此我公司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该协议应当由九阳公司履行。另，庭审中，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森多次说明：三和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递交发票、领取货款都是在豆浆机事业部，每月结算货款金额都是由该部提供结算数据，因此豆浆机事业部经常代表九阳公司从事商业行为。我公司根据上述情况所签订的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最后，2013年2月7日，我公司收到九阳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30万元，因需要现金，由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森寻求途径将该票据贴现。原审法院询问朱森，当时30万元承兑汇票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朱森答：因为是作为三和公司经理经手的最后一笔业务，所以记得清楚，但是记不清是九阳公司开具给元迪公司还是三和公司。因为当时承兑汇票未复印，且朱森在济南市看收所关押，故我公司及朱森无法提供该承兑汇票；九阳公司虽然提供了财务记账凭证，但没有提供2013年2月份相关承兑汇票信息，故九阳公司举证能力高于我公司和三和公司，故应当由九阳公司承担该举证责任，以便查明案件的事实。在九阳公司明显持有证据拒不提供的情况下，应当按照证据规则推定我公司的主张成立，即九阳公司已经支付我公司30万元，且协议书已经履行。二、我公司领取的承兑汇票30万元能够说明九阳公司已经履行合同。本案为合同纠纷，票据流转的无因性是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关键，因此原审判决认为背书流转情况不影响本案的认定是不正确的。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表述：当时九阳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是让朱森取回，经我公司背书后由朱森寻找途径进行的贴现。朱森在庭审中表述为：当时的收款人记不清了，朱森在找到我公司后去贴现的，去哪贴现的也不记得了，因为目前在看守所没法找到相关证据。故由此可知：票据的收款人为我公司，否则朱森没有必要找到我公司背书再进行贴现。假设九阳公司直接背书我公司30万元承兑汇票这一事实成立，九阳公司为什么无缘无故向我公司支付30万元支付30万元承兑汇票行为在法律上是以事实行为履行协议，属于法定的履行合同方式，恰好说明是九阳公司对于协议的签订是知情的或事后认可的行为。三、朱森的举证能力受到限制，致使本案的事实无法查明。本案的最后一次开庭时间为5月14日，朱森自看守所的释放时间为5月23日左右。开庭时，朱森在看守所内服刑，故在庭审中，朱森必然的无法提供证据。既然发生了诉讼纠纷，朱森即将释放，从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角度和保障诉讼当事人权益的角度，应当在朱森释放后，安排一个合理的时间进行审理，才能确保案件事实查明和上诉人权益的维护，故本次庭审可能限制或剥夺了三和公司的举证权利，致使案件的事实无法查明。四、据我公司了解，该承兑汇票已在九阳公司成本处的账本中入账记载，但申请人无法取得该证据，因朱森的问题可能涉及刑事案件，法院对本案中止审理、书面调查取证的问题未能得到落实。五、九阳公司员工赵红伟所做讯问笔录证实：赵红伟是受到朱森的威胁才加盖的公章，对此朱森表示否认，且该项证据与朱森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中没有任何关联性，故原审判决将赵红伟的讯问笔录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九阳公司依据协议应于2012年10月15日前向我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9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九阳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九阳公司辩称，一、关于签约。协议书上加盖的是豆浆机事业部的采购章，豆浆机事业部没有定约能力，且三和公司和元迪公司均知晓只有九阳公司才有签约能力。因为之前三和公司和九阳公司签订多份合同，知道签约的流程及加盖九阳公司的公章。赵红伟陈述是被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森要挟加盖的九阳豆浆机事业部采购专用章，且公司采购部的章是长方形而不是圆形，如此重大的责任赵红伟不否认且主动承认显然是其和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森串通。朱森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中多次强调其不欠元迪公司钱，当时和元迪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只是证明其有偿还能力，之后欠款全部还清。协议涉及两个月的款项，九阳公司按照账期支付给三和公司，不存在应付款，更谈不上转让。关于元迪公司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厅《关于企业设置的办事机构对外签订购销合同是否一律认定为无效合同的电话答复》，答复情形是：经企业法人认可一般即认定为有效合同，本案中我公司至收到原审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才知晓该协议的存在，更谈不上认可。二、关于30万元的承兑汇票。九阳公司支付款项的前提是元迪公司必须是九阳公司的合作商且登记在案，元迪公司并非九阳公司的合作商，从程序上就无法向其支付款项。元迪公司一再强调九阳公司以承兑汇票向其支付30万元，这个举证责任显然应由元迪公司承担。三、关于元迪公司主张的应在朱森释放后安排合理的期限审理，显然不现实，为了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九阳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三和公司为第三人，原审中元迪公司认为没有必要，且现在来看朱森释放后就联系不上了。
原审第三人三和公司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元迪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系《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加盖的是“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豆浆机事业部采购专用章”，首先，作为九阳公司内设机构的“豆浆机事业部”非一般合同主体，不具有对外订约的行为能力，其次，该章系“采购专用章”，而《协议书》载明的内容系就货款的支付作出约定，《协议书》亦超出了该章的授权范围，故该《协议书》在未得到九阳公司的授权，亦未得到九阳公司的追认的情况下，对九阳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审判决据此未予支持元迪公司对九阳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元迪公司主张九阳公司通过承兑汇票向其支付30万元以履行协议，因该承兑汇票是否存在及是否由九阳公司直接背书给元迪公司，元迪公司就其主张的积极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未提交证据证实，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的义务，本案元迪公司主张九阳公司欠其款290万元，应由其负举证责任。至于三和公司是否举证，其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但此与元迪公司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并无必然联系，故元迪公司主张原审法院限制或剥夺了三和公司的举证权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元迪公司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上诉人济南元迪商贸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伟
代理审判员 吴 魁
代理审判员 孙延东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