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06民初8782号
原告：顾正昊，男，1987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苏州市相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克林，江苏显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江苏显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苏州富金辉国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吴山街58号3幢519室。
法定代表人：朱延国，总经理。
被告：朱延国，男，1981年3月27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响水县，现暂住于苏州。
第三人：孙凯，男，1982年5月14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响水县，现暂住于苏州。
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受理原告顾正昊诉被告苏州迅达通国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迅达通公司）、朱延国、第三人孙凯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迅达通公司名称变更为苏州富金辉国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富金辉公司）。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龚伟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顾正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克林、夏冰，被告朱延国（同时系被告富金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孙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顾正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其与被告朱延国签订的合同；2、被告富金辉公司支付其运费1.5万元，退还其押金10万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被告朱延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原告又表示由被告朱延国承担返还押金、支付运费的责任，被告富金辉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24日，其与被告朱延国签订合同1份，约定其承接被告朱延国送车业务，合同期限一年，其支付被告朱延国押金10万元。被告朱延国系被告富金辉公司（原名迅达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同约定的送车业务系被告富金辉公司向案外人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金龙公司）承接。合同签订后，被告的工作人员即第三人孙凯与其进行对接，结算相关送车业务，支付款项。合同签订后，其依约履行被告指定的送货义务，经与被告确认共计产生运费57285元。合同签订前，被告在2017年7月19日为金龙公司提供送车业务时，出现重大失误，导致金龙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与被告解除送车协议，直接导致其与被告之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经其一再要求，被告同意结算运费并退还押金，但是被告财务人员并未将全部运费支付给其，目前拖欠其运费15000元，押金100000元。
被告富金辉公司、朱延国辩称：涉案合同系朱延国个人与原告签订，实际并未履行，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押金。押金已返还40685元，故仅应再返还59315元。运费系富金辉公司与苏州正银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正银公司）之间产生，不应再支付原告运费。
第三人孙凯述称：其系富金辉公司员工，不清楚此事。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24日，原告顾正昊与被告朱延国签订合同1份，载明“本人于2017年7月24日和顾正昊（）签订送车合同，本人承接厦门海翼物流所有送车业务（具体地方以实际城市为准，收取顾正昊壹拾萬元整押金，合同期为一年，合同期内所有风险及利润为顾正昊所有，顾正昊以苏州两套房产为后续抵押，如发生事故金额巨大，就以两套房产变卖来解决问题（具体以房产证为准）。此合同为临时合同，等顾正昊公司注册后，用公司再重新签署。在正式合同签署前，此合同同正规合同，所付法律意义相同”。同日，原告顾正昊转账交付被告朱延国10万元。
被告朱延国为被告富金辉公司（原名迅达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孙凯为该公司员工。苏州昊利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昊利通公司）原名称为正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顾正银。2017年8月18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昊利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顾正昊。审理中，原告顾正昊表示2018年1月15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又进行了变更，其现已非法定代表人。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合同、银行凭证、工商信息及庭审笔录附卷作证。
原告认为其与朱延国于2017年7月24日签订合同，双方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其为此给付押金10万元，被告朱延国共应给付其运费57285元。现合同因履行不能应予解除，但被告仅支付其40685元并代其给付驾驶员油费和过路费1600元，故被告朱延国还应给付其运费15000元及押金100000元。此笔业务源起于被告富金辉公司，朱延国与富金辉公司身份混同，业务由富金辉公司业务人员指派联系，人格混同，故被告富金辉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告提供了：1、微信记录，显示孙凯于2017年7月25日添加顾正昊微信。2017年7月31日，顾正昊向孙凯发送信息“和平哥，下午有车发，单子好了吧！”孙凯表示“没有呢”。顾正昊发送“好了通知我下，我和华哥去，谢了。”孙凯回复“好的”、“过来拿车”、“过来拿手续去昆山提车”、“你让华哥进来”、“你不要进来”。2017年8月1日，孙凯向顾正昊发送“你和华哥来了没有”、“把两张绿单子带过来”。顾正昊表示带来绿单子，在等华哥马上准备走。之后双方还对送车事宜进行了交流，孙凯还谈及到了厂里找周工让他写个收条，收到六台车车号多少写清楚，之后还要求原告安排一个人去昆山提车去重庆，并把一辆车的临时号牌发给原告做保险。2017年8月4日，孙凯将发错车辆事件的追责通报发送给了顾正昊。2017年10月25日，顾正昊向孙凯发送“和平哥，三哥叫你先转一万块给我”并发送了银行卡信息，孙凯表示“好的”。孙凯表示钱转过去了，顾正昊表示收到。2017年10月26日，顾正昊向孙凯发送了“迅达通17年7-8月厂单”及一份手写信息照片并表示“这些不是我们送的”、“和平哥，这个发你对下”，孙凯向顾正昊发送语音要求顾正昊把车子做个对账单，盖个公章过来。2017年11月8日，顾正昊向孙凯发送“和平哥，三哥叫我找你先结部分钱给我，我要还信用卡”，2017年11月9日，孙凯向顾正昊发送语音，表示转了1万元并要求顾正昊和大哥坐下来把帐算算。顾正昊表示明天过去弄一下并确认钱收到了。之后双方又多次就对账事宜进行交流。2017年11月16日，顾正昊向孙凯发送“和平哥，把剩下运费先结清了，转给我，我也要和驾驶员结掉“。之后孙凯发送“一共57285”、“扣掉36600”、“再转20685”。之后顾正昊确认收到了20685元。2017年11月18日，顾正昊向孙凯发送“三哥让你再打点钱给我”。之后孙凯发送语音，要求顾正昊抽个时间来结账签字，并表示还有发票没有给。等等。原告表示其中“和平哥”为孙凯，“华哥”为昊利通公司的经理，“三哥”指朱延国。7-8月厂单扣除照片所涉及的业务系其和昊利通公司所送；2、银行明细，显示孙凯于2017年10月25日支付原告1万元、2017年11月9日支付原告1万元、2017年11月16日支付原告20685元。3、追责报告打印件，显示金龙公司行政部于2017年8月2日发出关于发错车辆事件的追责通报，载明7月19日发车部安排海翼物流公司21日将车送至上海港口，7月20日该车完检入库，发车部安排发车员，联合生管人员与海翼公司运输队长孙凯（实为挂靠海翼的运输队迅达通公司人员）做现场车辆交验，办理交接手续。7月21日，孙凯安排驾驶员潘亚明（既非海翼又非迅达通公司司机）办理送车事宜，潘亚明未根据材料查找应发车辆而是随意选了台右舵车（实际为出口巴基斯坦的半成品车）即送走；万扬安保人员在车辆出厂时仅核对出门证及随车物品的符合性，未复核实际车号与出门单据所写车号的一致性，最终导致车辆错发出厂，海翼公司为原公司物流供应商，6月初参与招标并中标成为金龙公司物流供应商，下属运输队（迅达通）原为其挂靠货运代理公司。海翼公司没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车队，通过代理转发任务，必定缺乏对直接驾驶员的管控手段及能力。迅达通公司原为挂靠海翼公司的货运代理公司，6月初参与招标并中标成为金龙公司物流供应商。接受任务后，其运输队长仅办理交接手续，而将任务再次转给非其车队驾驶员，也无人现场监管确认，其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也从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该司业务重视度不够，管理松散懈怠。处理结果为：（1）厦门海翼物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为海翼公司）承担主要责任，解除送车协议；（2）迅达通公司承担直接责任，解除送车协议；等等。原告以此证明被告富金辉公司的物流服务已被解除，其与被告朱延国签订的合同无法达到合同目的，无法继续履行。4、照片打印件，证明其安排驾驶员送车，驾驶员完成送车业务时拍照给其。5、何某的证人证言，何某称原告在2017年8月左右打电话给其让其将一台轻型客车送至重庆，其将该海格品牌的15座轻型客车送至了重庆。当时原告交给其一张提车单还有1800元加油费和过路费，其按照每公里1.8元计算报酬为3420元，但原告以尚未结算为由未将此报酬给其。其与正银公司之间也有合作关系，正银公司让其送车均由顾正银和其联系。顾正银和顾正昊系兄弟关系，原告曾经告诉其原告是昊利通公司的经理，但其不知道昊利通公司和正银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原告未以正银公司的名义找其做业务，其认为此为原告自己找其做的业务。证人何某还表示在8月份做此车辆业务前，偶尔在正银公司会见到原告。之前原告没有找其做过其他业务。被告向证人询问“你听说原告是经理时，是在你做8月份这台车业务之前还是之后”，何某称“是在发车之前”。原告又向证人询问“你称原告告知你他是经理的时候，是在你做8月份这台车业务之前，原告有无告知你是哪里的经理”，证人又称“没有”。
经质证，被告朱延国、富金辉公司认为：1、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和平哥”为孙凯，“华哥”为昊利通公司（原正银公司）的经理，“三哥”指朱延国。57285元运费系富金辉公司与昊利通公司之间的运费结算。昊利通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顾正银为原告兄弟。2017年11月16日，孙凯作为被告富金辉公司负责结算款项的人员与原告进行联系，结算昊利通公司的运费57285元，孙凯表示要扣掉的36600元包括富金辉公司向昊利通公司的追责款30000元，海翼公司向昊利通公司的追责5000元，运输过程中其代昊利通公司垫付司机的款项1600元。孙凯当天即通过转账方式交付顾正昊余款20685元。之所以转账给原告系因原告有10万元押金在其处，期间昊利通公司给其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可以从上述10万元押金中扣除。2、对银行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富金辉公司、朱延国委托孙凯转账交付原告上述款项，其中2017年10月25日支付原告1万元、2017年11月9日支付原告1万元系因出事后双方要解约，原告又提出要归还信用卡，所以从押金中转账交付原告2万元。2017年11月16日支付原告的20685元系给付昊利通公司的运费，不是原告的结算款，原告当时为昊利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给付原告。3、对追责报告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事故系因顾正银及昊利通公司的驾驶员潘亚明在发车现场未认真核对导致，此事于2017年7月24日被发现，2017年8月2日处理。2017年7月24日，朱延国与顾正昊签订涉案合同系因当时的正银公司涉及多起民事诉讼，顾正昊表示要重新注册新的公司再和迅达通公司签订合同，故朱延国与顾正昊所签订的仅为预约合同，没有任何意义。其没有想到原告未注册公司而是将原正银公司变更至原告名下。4、对照片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当时系发给昊利通公司的单子，系昊利通公司送车，原告个人不能做此业务。5、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昊利通公司不止一人可以安排司机，证人在8月份之前就已听说原告是经理，此时公司尚未更名，原告就是当时的正银公司的经理，为当时的正银公司安排证人出车。第三人孙凯表示同意被告上述质证意见。
被告朱延国、富金辉公司认为顾正昊与朱延国签订的合同实际未履行，同意解除该合同。朱延国因解约事宜委托孙凯代为返还顾正昊押金2万元，孙凯还与昊利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顾正昊结算运费为57285元，扣除36600元（包括其向昊利通公司的追责30000元，海翼公司向昊利通公司的追责5000元及垫付的司机费用1600元），余款20685元已于当天支付。因顾正昊现不承认罚款事宜，故20685元也应冲抵押金，其仅应返还顾正昊押金59315元。为证明其主张成立，被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保险明细打印件，证明运输车辆全部由昊利通公司购买保险，系昊利通公司送车，运费应给付昊利通公司；2、海翼公司与被告富金辉公司的对账单打印件，证明运输车辆与上述保险明细打印件中的车牌号一致；3、运费结算单打印件，证明被处罚车辆系昊利通公司派车；4、借条复印件，证明昊利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顾正银向朱延国借款5万元用于经营周转，5万元运费不能结算给顾正昊；5、海翼公司的处罚书打印件，被告表示顾正银对此曾口头确认；6、对账单，被告表示海翼公司的对账单部分由原正银公司和志恒钢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志恒公司）两家承接，志恒公司已经进行了对账确认，昊利通公司未盖章。此证据可以证明其与顾正昊之间没有业务往来。因海翼公司要有相关资质和经验的公司才能合作，故昊利通公司和志恒公司均从其处过账，而朱延国与昊利通公司原来的负责人及志恒公司的负责人是朋友，遂予以配合。7、收据照片，证明昊利通公司为了做海翼公司的业务向海翼公司缴纳保证金10万元，以证明2017年7月份的业务是昊利通公司向海翼公司承接，与朱延国没有关系。
经质证，原告认为：1、对保险明细打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运输车辆需上路，为防止路上碰擦造成损失，故需要购买保险。运输车辆的投保人均为昊利通公司，其为个人，无法为车辆投保，故委托昊利通公司投保，其还委托过孙凯以昊利通公司名义购买保险，费用由其通过微信转账给孙凯。2、对海翼公司与富金辉公司之间的对账单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部分为其运费。3、对运费结算单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系正银公司承接的业务；4、对借条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5、对海翼公司的处罚书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6、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7、收据照片能够显示原正银公司从原迅达通公司处就海翼物流的业务进行了走账，但是对具体原因不清楚。照片显示原正银公司向海翼公司缴纳10万元保证金，而原告个人向被告缴纳了10万元保证金，也已证明原正银公司承运的和顾正昊个人承运的不是同一部分业务。
原告顾正昊称其与被告朱延国签订的合同中“本人承接厦门海翼物流所有送车业务”就是指被告朱延国承接海翼公司的所有送车业务。其认为不清楚海翼公司是和朱延国还是富金辉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但不管是哪方建立合同关系，就是被告一方和海翼物流的业务。原告顾正昊还认为昊利通公司在其与朱延国签订合同之前有业务关系，但昊利通公司与迅达通公司之间的业务与本案无关。其与朱延国签订合同约定要注册新的公司，合同也明确由其本人签订合同交纳押金，以个人财产担保，其本人承接业务。顾正银因为个人原因要把昊利通公司转给其，此转让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2017年8月2日追责之后，其与朱延国所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再行注册公司也无意义。
被告朱延国、富金辉公司认为，富金辉公司与海翼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追责报告中提及富金辉公司挂靠海翼公司不属实。2017年6月初，富金辉公司经招标成为金龙公司的供应商。朱延国与顾正昊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本人承接厦门海翼物流所有送车业务”是指等原告注册新的公司后原正银公司和海翼公司就解除过账的合作关系，海翼公司再把送车业务包给被告富金辉公司，富金辉公司才能向顾正昊注册的新公司派发送车业务。富金辉公司至今尚未从海翼公司处承接送车业务，合同未履行。
审理中，原告顾正昊还提供了清单，载明为2017年7-8月份厦门海翼物流苏州分公司轻客运输单，载明：
1、提车日期7月18日，苏州发至漳州车辆1台，总额为2409元。
2、提车日期7月20日，苏州发至郑州车辆1台，总额为2494元。
3、提车日期7月31日，苏州发至石家庄××1台，总额为2416元。
4、提车日期7月31日，苏州发至宁波车辆1台，总额为857元。
5、提车日期8月1日，苏州发至重庆车辆1台，总额为3572元。
6、提车日期7月17日，苏州发至上海车辆1台，总额为1707元。
7、提车日期7月21日，苏州发至重庆车辆4台，总额为18015元。
8、提车日期7月24日，苏州发至淮安车辆2台，总额为3236元。
9、提车日期7月25日，苏州发至北京车辆1台，总额为3090元。
10、提车日期8月3日，苏州发至重庆车辆2台，总额为9936元。
11、提车日期7月21日，苏州发至无锡改装（往返）车辆12台，总额为7536元。
12、提车日期8月4日，苏州发至无锡改装车辆1台，总额为2014元。
原告表示其中1、2、6项系昊利通公司与富金辉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由富金辉公司派单给顾正银，与顾正银结算，但至今未付，其他业务应与其进行结算。
就此，被告朱延国、富金辉公司对清单中所载明的运费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应结算给昊利通公司。
原告还表示2017年7月24日18时左右与朱延国签订涉案合同，被告认为系于当日15时至16时期间订立了合同。原告认为部分业务开展于合同签订前系因双方在之前已经开始进行送车工作，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向其发出指示。其与孙凯微信联系之前与孙凯电话进行业务联系。
本院认为，顾正昊与朱延国于2017年7月24日订立的合同，现顾正昊主张解除合同，朱延国同意解除，合同双方就此并无争议，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顾正昊主张其已为朱延国提供了送车工作，朱延国共应给付运费57285元，但仅支付20685元并代付1600元，尚欠15000元，被告对此予以否认。首先，根据朱延国与顾正昊签订的合同，朱延国承接的海翼公司的送车业务风险及利润归顾正昊所有，顾正昊注册新的公司后，以公司名义重新签署合同。该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为顾正昊、朱延国二人，之后顾正昊未注册新的公司，朱延国、顾正昊双方也未以其他公司名义再行签订合同，富金辉公司、昊利通公司均非合同当事人。其次，2017年8月18日，正银公司名称变更为昊利通公司，顾正昊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顾正昊于2017年10月26日向富金辉公司人员孙凯发出了“迅达通17年7-8月厂单”及应排除在外的明细清单照片，孙凯要求顾正昊做对账单并盖公章，可见，顾正昊、孙凯二人的意思表示并非就顾正昊、朱延国个人之间的债务进行对账。孙凯的上述对账及相应付款行为不能直接证明顾正昊、朱延国之间的合同已实际履行。再次，原告确认其所主张的57285元运费中包括代昊利通公司结算的运费，可见即便顾正昊履行了2017年7月24日的合同，也不能直接根据顾正昊与孙凯的对账认定朱延国应付顾正昊的运费金额。最后，根据原告顾正昊所提供的其与孙凯之间的微信记录，孙凯于2017年7月31日下午向顾正昊发送微信要求顾正昊去昆山提车，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朱延国或朱延国委托的人员在2017年7月31日前曾向顾正昊作出送车的指示，即使孙凯确系以朱延国个人业务向原告顾正昊发出送车指示，结合原告所提供的清单，2017年7月31日之后的送车业务款项尚不足原告已收到的20685元。原告认为昊利通公司与富金辉公司的业务与本案无关，也确认现其已非昊利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本案中不宜就昊利通公司的运费问题予以处理，昊利通公司可就此另行结算。综上，原告顾正昊主张被告朱延国支付运费，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认为因原告顾正昊不承认罚款事宜，故20685元不应冲抵运费而应冲抵朱延国与顾正昊合同中的押金，与付款时明确的款项用途不符，本院对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孙凯于2017年10月25日转账交付原告顾正昊1万元、于2017年11月9日转账交付原告顾正昊1万元，被告认为系返还的押金，原告认为系之前的运费。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朱延国或富金辉公司之前应支付原告顾正昊运费，故本院认定上述2万元款项为被告朱延国返还原告的押金，故被告朱延国还应返还原告顾正昊押金8万元。根据被告朱延国的陈述，因昊利通公司涉及罚款致朱延国、顾正昊所签订的合同不能履行，原被告均确认2017年8月原告已向被告提出退还押金，故本院认定被告还应支付原告以未还押金8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原告顾正昊以此笔业务源起于被告富金辉公司且被告富金辉公司与被告朱延国人格混同为由，要求被告富金辉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顾正昊与被告朱延国于2017年7月24日签订的合同解除。
二、被告朱延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顾正昊押金人民币80000元及以此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
三、驳回原告顾正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收取为人民币2610元，财产保全费1095元，合计人民币3705元，由原告顾正昊负担人民币1128元，由被告朱延国负担人民币257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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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龚伟亚
人民陪审员 沈锡丰
人民陪审员 徐 明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钱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