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2民终35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汪修书，男，196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现住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委托代理人：李家文，广西八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受对，男，196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北海市银海区，现住广西柳州市。
委托代理人：蓝同茂，广西华尚（百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林受考，男，195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
委托代理人：蓝常顺，广西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修书因与被上诉人林受对、一审第三人林受考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1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曾庆斌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谭皓匀和代理审判员潘亚丽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4月5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代书记员谭森云担任记录。上诉人汪修书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文军，被上诉人林受对及其委托代理人蓝同茂，一审第三人林受考的委托代理人蓝常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林受对以借款人的名义向汪修书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汪修书的人民币共计440000元，落款写明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并于落款处签名按指印。2015年7月9日，林受对出具《承诺书》，载明其“承诺代哥林受考还钱给汪修书”，并载明至今尚欠409000元，承诺每月偿还10000元。林受对主张前述借条实际上是2015年1月4日在汪修书的胁迫下，按照汪修书指定的日期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故于2015年8月3日诉于该院，请求判决；1、判令撤销汪修书于2015年1月4日强迫林受对写给汪修书的借条；2、诉讼费用由汪修书承担。后林受对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撤销林受对向汪修书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以及撤销林受对向汪修书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9日的《承诺书》。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均确认林受对并未实际向汪修书给付过借款，林受对与汪修书之间也未因任何实际的经济往来而真实的发生过债权债务关系，借条、《承诺书》中所涉及的债务实为林受考欠汪修书的债务。汪修书表示借条和《承诺书》中所指向的债务是林受对作为林受考的弟弟，自愿替代林受考偿还林受考所欠的借款，自愿向汪修书出具了借款、《承诺书》。而林受对、林受考对汪修书的前述抗辩主张不予认可，均表示林受考虽有债务未向汪修书偿还，但林受考从未将债务转让给林受对，亦从未授权林受对代为还款。林受对表示借条和《承诺书》是汪修书找不到林受考还款的情况下，与案外人王三喜到林受对家中威胁林受对，威胁林受对不给钱即杀其全家，并到林受对公司中闹事，导致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林受对被迫向汪修书出具了借条、《承诺书》。
另查明，2015年7月15日，柳州市公安局鹅山派出所作出的《治安调解协议书》载明，2015年7月14日16时许，林受对因债务问题柳州市柳南区革新路南铁物流里面的源满机械有限公司内与汪修书发生纠纷；2015年7月27日，柳州市公安局鹅山派出所作出的《其他调解协议书》载明，2015年7月27日，林受对在位于柳州市革新路一区A2仓库经营地遭遇汪修书等人到其门面催收债务引发纠纷，值班民警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协商调解。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故汪修书所持的借条虽有林受对的签名，但双方并无借款合意，林受对也未实际给付过借款，亦未因经济往来而实际产生过债务，则该借条和《承诺书》的内容并不是林受对与汪修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此款并未形成合法有效借贷关系，故林受对没有还款的义务。而汪修书虽然据此提出抗辩，主张该借款实则是林受考所欠汪修书的债务，由林受对自愿替代林受考偿还，但是林受对、汪修书及林受考之间，是否存在林受考转让债务给林受对的约定，汪修书却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且林受对、林受考均对债务转让一事亦予以否认，故对于汪修书提出林受考已将债务转让给林受对的抗辩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胁迫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院认为，在林受对与汪修书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或者其他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又无证据显示林受考转让债务给林受对的情况下，林受对却仍然向汪修书出具了借条、《承诺书》的行为，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并且林受对与汪修书之间又因此事多次产生激烈的冲突，且其中两次经由公安机关介入处理过的纠纷，均发生在林受对所经营工厂的正常经营时间内，故该院认为，林受对提出借条、《承诺书》是其在受到汪修书的胁迫下所出具的主张，具有可能性，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故此，林受对要求撤销林受对向汪修书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以及要求撤销林受对向汪修书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9日的《承诺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林受对向汪修书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二、撤销林受对向汪修书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9日的《承诺书》。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林受对已预交），由汪修书负担。
上诉人汪修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程序违反《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撤销林受对向汪修书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4午12月30目的借条。”增加了“撤销林受对向汪修书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9日的承诺书。”被上诉人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并且一审人民法院也没有从新指定举证期限，这侵犯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林受对主张前述借条实际上是2015年1月4日在汪修书的胁迫下，按照汪修书指定的日期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这是明显的错误。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借条是2015年1月4日在受到上诉人胁迫所写，被上诉人当时并没有报警。一审法院认为存在胁迫的“可能性”就此认定借条为2015年1月4日所写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林受考从未将债务转让给林受对，亦从未授权林受对代为还款，这也与事实不符。事实是2014年12月30日，上诉人找林受考归还货款，被上诉人是其弟弟当即表示愿意代林受考还款，并写下了借条给上诉人，原来林受考写给上诉人的借条就还给了被上诉人。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胁迫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代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事实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在林受对与汪修书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或者其他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又无证据显示林受考转让债务给林受对的情况下，林受对却仍然向汪修书出具了借条、《承诺书》的行为，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并且林受对与汪修书之间有因此事多次产生激烈的冲突，且其中两次经由公安机关介入处理过的纠纷，均发生在林受对所经营工厂的正常经营时间内。故一审法院认为，林受对提出借条、《承诺书》是其在受到汪修书胁迫下所出具的主张，具有可能性，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认定事实存在。对于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上诉人认为是错误的。首先，这突破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性规定，应当慎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在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承诺书》时是否存在胁迫。而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证据却没有能证明这一点，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作为当时处理纠纷的第一机关，接触本案是最早的，公安机关都没有对存在胁迫进行定性，人民法院仅仅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就认为存在胁迫可能性，据此认定胁迫存在，这是错误的。其次，退一万步讲即便真的有存在胁迫的可能性，但也不能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程度。一审法院不能仅凭存在可能性，再依据两次经由公安机关介入处理过就认为达到了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194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林受对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人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
一审第三人林受考答辩称，原审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
综合诉辩各方的意见，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存在以下异议：上诉人汪修书对一审判决中“林受对主张前述借条实际上是2015年1月4日在汪修书的胁迫下，按照汪修书指定的日期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有异议，其认为该借条的落款日期就是2014年12月30日，并没有受到胁迫；上诉人汪修书还对一审判决中“但林受考从未将债务转让给林受对，亦从未授权林受对代为还款”有异议，实际情况是上诉人找到林受考支付货款，林受考叫林受对来写借条，由林受对代替林受考偿还债务；上诉人汪修书还对一审判决中“林受对表示借条和《承诺书》是汪修书找不到林受考还款的情况下，与案外人王三喜到林受对家中威胁林受对，威胁林受对不给钱即杀其全家，并到林受对公司中闹事，导致其无法常生产经营，林受对被迫向汪修书出具了借条、《承诺书》”有异议，其认为被上诉人林受对所述均不是事实，汪修书与林受考、林受对之间本来已经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并没有闹事也没有威胁的情况存在。被上诉人林受对、一审第三人林受考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
上诉人汪修书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实林受对在2015年4月30日、2015年4月28日、2015年6月23日分别转款给汪修书5000元、5000元和1000元，说明林受对原先出具的《借条》并不是受胁迫写的，双方是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二、2011年11月15日林受考出具的《借条》一份、2012年11月15日林受考出具的《借条》一份，拟证实林受考曾经向汪修书借款60万元，借条的原件现在林受对处，说明林受对愿意代林受考偿还债务。
被上诉人林受对、一审第三人林受考质证认为，一、上诉人汪修书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依法属于举证不能，上诉人汪修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恰好能够证明林受对是收到上诉人汪修书的胁迫，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汪修书与林受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而且在一、二审庭审当中，上诉人汪修书已经多次明确表示汪修书与林受对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三、上诉人汪修书二审期间提交的二张《借条》均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辨认，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可，也无法证实汪修书与林受对存在借贷关系和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被上诉人林受对、一审第三人林受考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证据及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上诉人汪修书二审期间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林受对、一审第三人林受考认为该证据恰好能够证明林受对是受到胁迫的事实，但其未能举证在转款给汪修书时受到其胁迫，对该项异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汪修书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二份《借条》因无原件核对，且汪修书称林受考系欠其货款，之后由林受对代替林受考偿还，因此对该二份《借条》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汪修书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的异议，一审判决陈述被上诉人林受对、一审第三人林受考的意见并未与当事人的陈述相左，至于出具借条及《承诺书》是否系受胁迫后出具的，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在此不予赘述。综上分析，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林受对在出具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之后，曾于2015年2月12日现金支付20000元给汪修书，汪修书于当日出具一份《收条》给林受对，载明：“今收到林受对代林受考还款贰万元正，（￥20000.00）”；之后又于2015年4月28日、2015年4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各支付5000元给汪修书，于2015年6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000元给汪修书。
本案争议焦点：一、林受对出具《借条》、《承诺书》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二、林受对是否系被胁迫而出具《借条》、《承诺书》。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上诉人汪修书、一审第三人林受考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林受考欠付货款的纠纷，因此作为林受考的兄弟，被上诉人林受对通过出具《借条》、《承诺书》给上诉人汪修书的方式，承诺代一审第三人林受考还钱给汪修书，并已实际归还了部分款项，上述行为符合债务承担的构成要件。被上诉人林受对主张汪修书没有在林受对出具2014年12月30日的《借条》后实际出借44万元款项，双方并未形成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但出具该《借条》实为林受对代林受考承担债务的表现形式，而且林受对在之后出具的《承诺书》中对债务承担的形式进行了补正，虽然汪修书、林受对以及林受考之间并无转让债务的书面协议，然而在第三人加入债权债务关系、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的债务承担类型中，由于原债务人没有脱离债权债务关系，对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发生影响，因此原则上无须债权人的同意，只要该第三人通知债权人即可发生债务承担的效力。况且汪修书未对林受对出具《承诺书》提出过异议，也接受了林受对支付的部分欠款，应当视为其同意林受对加入其与林受考之间的货款债权债务关系中。因此不能以汪修书与林受对之间无借贷关系而直接认定《承诺书》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被上诉人林受对应当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其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和《承诺书》，并且达到能够排除“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在处理重要事务时而产生的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从本案现有证据而言，在被上诉人林受对出具《借条》（2014年12月30日）和《承诺书》（2015年7月9日）的当天均无报警、出警记录等证实其受胁迫的相关证据。被上诉人林受对提供的《出警情况说明》、《治安调解协议书》、《询问笔录》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均系在出具《借条》和《承诺书》之后发生的，不能直接反映出具《借条》和《承诺书》时是否遭受胁迫。相反，在出具《借条》至《承诺书》之间长达半年多的时间段内，被上诉人林受对未主张撤销《借条》，反而多次以现金、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上诉人汪修书支付款项（共计31000元），况且《借条》中载明借到的款项（440000元）与《承诺书》中载明尚欠款项（409000元）相减刚好与上述时间段内支付的款项数额相符，上述行为内容前后呼应、逻辑顺序连贯。因此从日常生活经验而言，被上诉人林受对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借条》、多次支付款项、之后又再出具《承诺书》并扣减已支付款项等一系列行为的可能性不大，被上诉人林受对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排除“出具《借条》和《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合理怀疑，其尚未完成“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借条》和《承诺书》”的举证责任，对该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林受对称出具《借条》的实际时间系2015年1月2日，当时因被汪修书等人胁迫将时间倒签至2014年12月30日，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对其该项异议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分析，被上诉人林受对出具《借条》及《承诺书》系其债务承担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汪修书也同意林受对加入其与林受考之间的货款债权债务关系中。因此《承诺书》对林受对具有法律约束力，其应当继续履行自己所作出的债务承担之承诺。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林受对以遭受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借条》和《承诺书》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第1940民事判决；
二、驳回林受对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林受对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汪修书已预交），以上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0元，由林受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庆斌
审 判 员 谭皓匀
代理审判员 潘亚丽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代书 记员 谭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