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4民特61号申请人：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9号（华普大厦17层）。法定代表人：王海泉，董事长。申请人：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9号北京华普国际大厦17层1710室。法定代表人：郭彦洪，执行董事。申请人：翦英海，男，1962年10月20日出生，维吾尔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以上三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欣，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曼，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号*层***室。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世欣融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赵春生为代表）。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瞳，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慕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集团）、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公司）、翦英海与被申请人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世欣合伙）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称：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与世欣合伙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九条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事实和理由：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与世欣合伙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就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锦公司）股权合作项目，在《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担保协议》、《补充协议（四）》的基础上，就华普集团购买世欣合伙所持有的黔锦公司股权的事宜进行了相关约定。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各方在此确认，各方因各方已签署协议以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释、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虽然《补充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但作为《补充协议》主合同的《合作协议书》及《担保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均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以案外人包头市神宝华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宝公司）作为甲方、世欣合伙作为乙方、华普集团作为丙方、翦英海作为丁方的《合作协议书》中第九条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协议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世欣合伙作为甲方、华普集团作为乙方、华普公司作为丙方、翦英海作为丁方的《担保协议》中第五约定：“如果各方在执行协议中产生争议又无法协商一致的，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均认为，黔锦公司股权合作项目中各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既包括诉讼，又包括仲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补充协议》第九条的仲裁条款应为无效。基于上述理由，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被申请人世欣合伙称：请求法院驳回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的申请。具体理由如下：一、《补充协议》第九条约定的仲裁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十六条关于仲裁协议形式及要件的规定，且不存在仲裁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仲裁条款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仲裁请求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当事人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九条约定：“各方在此确认，各方因各方已签署协议以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释、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上述仲裁条款完全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关于仲裁协议形式及要件的规定，且不存在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二、案涉仲裁条款不存在仲裁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之情形，华普集团、华普公司与翦英海主张的“各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既包括诉讼，又包括仲裁”是对仲裁法解释的曲解。仲裁法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上述条文的立法目的在于对司法实践中“或裁或审”协议效力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仲裁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在对于该条文的解释中指出：“‘或裁或审’问题大都来源于当事人在有关合同或者单独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比较典型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某仲裁机关仲裁，也可以向某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或裁或审”的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原则上应认定为无效。但是，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或裁或审”条款，仅指在特定的一个仲裁协议或者特定协议的仲裁条款中既约定了仲裁又约定了诉讼的情形，而不包括多个协议中部分协议约定仲裁、部分协议约定诉讼的情形，不包括各方当事人后续对原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进行变更的情形。案涉《补充协议》是在本案当事人以及其他相关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担保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的基础上对案涉股权交易事宜达成的最新合意。《补充协议》第十条明确约定：“本补充协议为各方关于黔锦矿业合作项目的补充约定，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各方此前已签署的书面文件（包括各方已签署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因此，《补充协议》的性质是《合作协议书》、《担保协议》等在先签署协议的补充协议，是对在先签署的一系列协议的补充，在先签署的协议中有与《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之处，应以《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补充协议》第九条明确约定：“各方在此确认，各方因各方已签署协议以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释、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对于因在先签署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产生的争议，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意思表示是清晰确定的，《补充协议》第九条的仲裁条款不存在仲裁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即使《合作协议书》、《担保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也不影响《补充协议》中仲裁条款的效力，以及《补充协议》对各方的拘束力。综上所述，《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本案申请。经审查查明，2011年8月，世欣合伙、华普集团、翦英海与神宝公司签订《关于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2011年9月，世欣合伙与神宝公司签订《关于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书（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2011年11月，世欣合伙与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签订《关于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书（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2013年12月16日，世欣合伙、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与神宝公司签订《关于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书（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2015年4月24日，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与世欣合伙签订《担保协议》。2015年12月31日，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世欣合伙与案外人新疆克州神宝华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神宝公司）签订《关于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书（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2017年2月23日，华普集团、华普公司、翦英海与世欣合伙签订《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各方在此确认，《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担保协议》、《补充协议四》（以下合称‘各方已签署协议’）为各方就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合作项目（以下称‘黔锦矿业项目’）所签署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第九条约定：“各方在此确认，各方因各方已签署协议以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释、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第十条约定：“本补充协议为各方关于黔锦矿业合作项目的补充约定，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各方此前已签署的书面文件（包括各方已签署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本院认为，仲裁协议（仲裁条款）系合同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思表示，其效力与否决定了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对于当事人订立协议约定通过仲裁解决合同争议的，应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维护民商事审判理念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合同当事人可以对因合同引起争议的解决途径进行约定，也可以自由选择约定争议解决途径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新的约定确认、补充或者变更争议解决途径。本案中，就黔锦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共有包括本案涉案合同在内的七份合同，每份合同对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有所不同。华普集团、华普公司与翦英海认为，正是由于七份合同对于就黔锦公司股权转让事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不同，有的约定为诉讼，有的约定为仲裁，故应根据仲裁法解释第七条之规定，认定《补充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本院认为，就黔锦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所涉七份合同在签订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在合同内容上具有承接性和延续性。后合同既是独立的新合同，也是对前合同的确认、补充或变更。在审查合同约定仲裁协议效力时，本院将从合同独立性和整体性两方面分别考虑，予以综合分析。一、关于合同的独立性。虽然华普集团、华普公司与翦英海认为，就黔锦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所订立的七份合同应为一个整体，故应对七份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进行统一判断。在七份合同有的约定诉讼、有的约定仲裁的情况下，应认定当事人仲裁的意思表示不明确，仲裁条款无效。但事实上，上述七份合同均为独立合同，在签订时间、签订主体、合同内容方面均具独立性，每一份单独的合同均可独立有效，并能体现出独立的法律关系。无论是人民法院还是仲裁机构，均能就任何一份合同进行独立审查。虽然在合同中，争议解决条款是独立存在的，其不受合同效力的影响，但是无论《补充协议》中对于仲裁约定的效力是否溯及到之前的六份合同，之前六份合同中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却一定不会溯及到在后签订的《补充协议》。就《补充协议》而言，其约定了应将与《补充协议》有关的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补充协议》对于应将所涉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仅从《补充协议》及其仲裁条款的效力出发，应认定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二、关于系列合同的整体性。本案中，《补充协议》为黔锦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所涉七份协议中签订顺序最后、签订时间最晚的一份。在《补充协议》第十条中约定：“本补充协议为各方关于黔锦矿业合作项目的补充约定，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各方此前已签署的书面文件（包括各方已签署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故根据《补充协议》，其可以对之前六份协议的相关内容进行确认、补充或者变更，确认、补充或者变更的内容既包括黔锦公司股权转让事项，也包括争议解决方式。《补充协议》第九条约定：“各方在此确认，各方因各方已签署协议以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释、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订立在后的《补充协议》对与黔锦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有关的前六份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进行了重新确认，即对于与《补充协议》签订方相同的合同，因黔锦公司股权转让事项所涉争议的解决方式将变更为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由此可以确认北京仲裁委员会对《补充协议》所涉争议的管辖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翦英海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翦英海负担。审 判 长  马 军审 判 员  高 晶审 判 员  温志军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马志文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