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46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弋，男，1975年1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雪华，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启生，男，1968年9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雁君，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彩文，女，1974年3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雁君，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民，男，1970年2月26日出生，加拿大联邦公民。
委托代理人王怀英，男，1941年8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纪刚，北京市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女，1974年7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怀英，男，1941年8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纪刚，北京市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弋、刘启生、孙彩文因与被上诉人叶民、ＸＸ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3）昌民初字第9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法官刘婷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弋的委托代理人郭雪华、上诉人刘启生、孙彩文及其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郭雁君、被上诉人叶民、ＸＸ的代理人王怀英、王纪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民、ＸＸ在一审中起诉称：1999年3月，叶民、ＸＸ因欲出国留学，资金紧张，在网上找到了放贷人高弋。后与高弋签订了借款协议书一份、《委托书》两份，约定：高弋借给叶民、ＸＸ10万元，叶民、ＸＸ将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华园小区两居室一套委托给高弋代管，作为贷款担保；叶民、ＸＸ或叶民、ＸＸ的代理人提出终止委托代管日期为还款日期。其后叶民、ＸＸ出国，将涉案房产委托给高弋代管。2003年，叶民、ＸＸ欲还款，收回涉案房屋。多次与高弋联系，高弋音信全无。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解除叶民、ＸＸ与高弋于1999年4月25日签订的《委托书》。
高弋在一审中答辩称：叶民、ＸＸ与高弋在涉案房屋的买卖（1999年3月）之前根本就不认识。叶民、ＸＸ收到的10万元虽以借款的形式，但其性质应为购房款。只因当时涉案房屋没有取得房屋产权证，双方寻求最为稳妥的解决途径。1999年3月19日的公证授权《委托书》授权高弋代领诉争房屋的产权证，高弋作为受托人无转委托权，这份《委托书》具有排他性。所以叶民、ＸＸ的父母代领房产证的行为本身不合法。此后，以持有房产证为由提起诉讼，有恶意诉讼之嫌。1999年4月25日《委托书》穷尽了叶民、ＸＸ在此后对房屋主张任何的权利。高弋既有权对涉案房屋享有管理、使用、过户后享有完全所有权（无条件协助办理手续）等权利，同时也具有依法出租或上市（买卖交易）的权利。1999年4月25日借款协议书，这份协议是一份叶民、ＸＸ收到高弋购房款10万元的凭证，进一步印证了高弋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相关权利；同时也基于国家法规政策不允许过户的情况下，对叶民、ＸＸ的制约。1999年4月25日的《委托书》及借款协议书中均约定了只有在涉案房屋正式过户后，该协议方能自动解除。双方对解除权作出了约定。故此，叶民、ＸＸ是无权就本案提出解除委托合同的。请求法院驳回叶民、ＸＸ的诉讼请求。
刘启生、孙彩文在一审中陈述称：不同意叶民、ＸＸ解除其与高弋之间的委托协议。从事实和法律上讲，委托已经没有解除的可能。该《委托书》授权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没有解除的可能和必要。叶民、ＸＸ主张的房屋系借用与事实明显不符，就该房屋而言，因叶民、ＸＸ系夫妻关系，1999年二人为办理出国手续，其找到高弋，因当时涉案的房屋产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因此，叶民、ＸＸ与高弋约定，由高弋出资10万元，叶民、ＸＸ将房屋管理、出租、上市及领取房产证的全部权利交给高弋。同时，叶民、ＸＸ为高弋出具借款协议，并将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等相关文件交给了高弋。高弋也基于上述权利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现叶民、ＸＸ已经长期在国外居住，刘启生、孙彩文在此房屋中居住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叶民、ＸＸ一直未向刘启生、孙彩文主张过相关权利。高弋依据《委托书》、借款合同取得了房屋全部权利之后，高弋就与刘启生、孙彩文于2002年约定将该房屋出售给刘启生、孙彩文。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叶民、ＸＸ系夫妻关系。1998年9月25日，叶民（买方、乙方）与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卖方、甲方）签订出售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昌平区龙华园小区二居室楼房（建筑面积77.64平方米）一套以1997年成本价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方，实收金额为84144元；甲方协助乙方到有关部门办理本次买卖过户、产权登记和产权证等手续；乙方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一般住用5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土地收益和按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
1999年3月19日，叶民在北京市西城第二公证处公证下，向高弋出具《委托书》称：其与西城区教育局于1998年9月25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所购房产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龙华园小区；现房产证尚未办妥，因其即将出国，故委托其朋友高弋全权代理其办理该房产证的代领手续。受托人在此权限范围内能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其均予以承认；受托人无权转委托。
1999年4月25日，叶民、ＸＸ（乙方）与高弋（甲方）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借给乙方10万元；乙方同意把产权属于本人的两居室委托给甲方全权管理、使用，作为风险担保；乙方（或代表乙方的权利人）提出的终止委托代管日期为还款日期，届时一次还清本金、利息及装修费用；如甲方有意购买该房，乙方应无条件协助办理手续，正式过户后上述协议自动解除。
同日，叶民、ＸＸ（委托人）共同向高弋（受托人）出具《委托书》称：委托人因外出等事由把产权属于其的两居室住房委托给受托人全权代管。该授权内容为：负责该房的管理、使用、依法出租或上市；代表委托人办理领取产权证和有关该房事务；妥善保管、依法适用有关该房产权的文件（产权证、购房合同协议、收据等）及房主本人的身份证件。该《委托书》同时载明：本委托关系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双方约定，与其他人一概无关；其有效期限的解除，届时由双方商定；如受托人有意购买该房，委托人应无条件协助办手续；正式过户后，上述委托关系自然解除。之后，高弋依约接管了涉案房屋及其相关手续、票据。现该房屋由刘启生、孙彩文一家居住使用。
庭审中，刘启生、孙彩文主张涉案房屋为其以15万元的价格，由高弋处依据前述委托权限购得。对此，高弋予以认可，叶民、ＸＸ则不予认可。同时，叶民、ＸＸ亦表示愿依约偿还其向高弋的全部借款，并同意支付相应利息。
另查明，叶民、ＸＸ自2010年起在昌平区人民法院针对高弋、刘启生、孙彩文等人就涉案房屋及相关10万元借款事宜提起数起诉讼。期间，高弋经该院多次、多途径传唤，多未到庭参与诉讼，其亦未向叶民、ＸＸ主张过购买涉案房产。2003年3月，叶民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书，登记坐落为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华园小区，所有权人登记为叶民，房屋性质为成本价出售住宅。
上述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委托书》、公证书、收条、借款协议书、开庭笔录、西城区教育局售房协议、（2010）昌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中，叶民、ＸＸ于1999年4月25日向高弋出具《委托书》，委托高弋代管涉案房屋及该房屋相关购房手续、票据。在该《委托书》中，双方约定委托的解除由双方商定，但是法律已经赋予了委托人单方解除权。因此，叶民、ＸＸ单方解除该委托的行为，有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该院应予支持。涉案不动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叶民，其作为所有权人有权对涉案房屋行使相关权利，因此，叶民、ＸＸ可以依法解除其与高弋涉及涉案房屋的相关委托。且叶民、ＸＸ当庭表示愿意依约偿还相应借款，并同意支付相应利息。故对于叶民、ＸＸ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1、解除叶民、ＸＸ与高弋于1999年4月25五日签订的《委托书》中叶民、ＸＸ委托高弋全权代管坐落于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华园小区房屋的委托权限；2、驳回叶民、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
高弋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叶民、ＸＸ一方出庭人员的代理资格有问题，高弋对其出庭资格存在质疑。认为一审审理过程中叶民、ＸＸ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程序规定，程序违法。二、叶民、ＸＸ收到10万元欠款，虽以借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性质上应是购房款。三、委托合同不具备解除的条件，叶民、ＸＸ与高弋对解除权作出了约定，其无权就本案提出解除委托合同。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叶民、ＸＸ的诉讼请求。
刘启生、孙彩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委托书》应是合法有效的。刘启生、孙彩文基于叶民、ＸＸ给高弋的授权内容，依法购得并合法占有使用房屋至今，此《委托书》已经依法履行完毕，没有解除的可能和必要。同时，也认为叶民、ＸＸ一审时的代理人没有提交经过公证认证的委托授权手续，故一审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叶民、ＸＸ的诉讼请求。
叶民、ＸＸ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高弋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答辩称：一、叶民、ＸＸ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手续以及代理人的代理资格经过审查，均符合法律规定。二审过程中已向法院补充公证、认证，叶民、ＸＸ认可金景昭在本案一审中的代理行为。二、高弋上诉称叶民、ＸＸ与高弋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高弋与叶民、ＸＸ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以涉诉房为担保物。三、叶民、ＸＸ承认在《委托书》和《借款协议书》中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情形，但该种解除情形并不排除以其他形式解除委托协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为法律赋予委托合同当事人的法定权利。
叶民、ＸＸ针对刘启生、孙彩文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答辩称：刘启生、孙彩文虽表示不服一审判决，但其既非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也非涉诉房产权登记权利人，原审判决并未让其承担民事责任，故刘启生、孙彩文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对本案并不享有上诉权利。并且，刘启生、孙彩文主张购买涉诉房的事实，缺乏房屋买卖合同和银行付款的证据支持，其与高弋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无法确定。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高弋及刘启生、孙彩文的上诉请求。
高弋与刘启生、孙彩文均同意对方的上诉意见。
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本院审理过程中，叶民、ＸＸ提交了经过公证认证的委托书，载明，”叶民、ＸＸ向中国法院表示补充公证，认证金景昭在叶民、ＸＸ诉高弋委托合同纠纷案一审中的代理行为，......叶民、ＸＸ全部予以认可。”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的《委托书》除了委托关系还有涉及到房屋的其他法律关系。ＸＸ、叶民明确其起诉的目的是希望在本案中解决委托的问题，其与高弋、刘启生、孙彩文之间涉及涉案房屋的案件正在昌平区人民法院另案审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通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叶民、ＸＸ是否具有相应诉讼主体资格及其代理人一审时是否具有相应代理权限；二是叶民、ＸＸ是否可以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解除本案所涉委托合同中的相关委托授权。
关于叶民、ＸＸ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其代理人一审时是否具有相应代理权限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尽管高弋对叶民、ＸＸ提交的护照等身份证明材料不予认可，但叶民、ＸＸ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已进行了相应公证认证，可以说明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时，叶民、ＸＸ提交了对金景昭的授权委托书和经过公证认证的对王纪纲的授权委托书，上述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可以反映叶民、ＸＸ具有委托金景昭、王纪纲代其参加本案一审诉讼活动的意思表示。二审期间叶民、ＸＸ补充提交了经过公证认证的委托授权手续，认证叶民、ＸＸ对金景昭在本案一审中的代理行为全部予以认可。叶民、ＸＸ一审中委托金景昭、王纪纲作为其诉讼代理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高弋及刘启生、孙彩文提出的质疑叶民、ＸＸ诉讼主体资格及其代理人一审时的代理资格的上诉意见均不予采信。
关于高弋提出的叶民、ＸＸ收到10万元欠款性质上应是购房款、委托合同不具备解除的条件，刘启生、孙彩文提出的《委托书》应是合法有效的、此《委托书》已经依法履行完毕，没有解除的可能和必要等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对一般法定解除权作了规定，而《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是合同法分则中委托合同中的解除权，即委托合同双方都享有任意解除权，并不以对方违约为前提，其在性质上属于特殊的法定解除权，与一般的法定解除权不同。解除的效果为向将来发生效力，过去合同关系不受影响。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的《委托书》除了委托关系还有涉及到房屋的其他法律关系，而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且叶民、ＸＸ与高弋、刘启生、孙彩文之间涉及涉案房屋的案件正在昌平区人民法院另案审理，故本院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当事人之间委托合同纠纷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的纠纷，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等法律规定判决解除《委托书》中的叶民、ＸＸ委托高弋全权代管涉案房屋的委托权限、驳回叶民、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高弋及刘启生、孙彩文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高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高弋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由刘启生、孙彩文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靖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