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22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1，男，1954年5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2，男，1962年11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3，女，1953年4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闫路增（杨×3之夫），1953年5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4，女，1956年11月22日出生。
上诉人杨×1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3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2月16日，杨×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被继承人王××与杨×5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子女，即长女杨×3、长子杨×1、次女杨×4、次子杨×2。2011年11月22日，杨×5去世，2014年12月27日，王××去世。2009年10月1日，杨×5、王××立下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我们两人都死后我们在×××131室（以下简称131室房）住房（房产证为东私成字第一八八〇四）全部及室内全部财物都归小儿杨×2继承所有。”该遗嘱有杨×5及王××的签字。2012年，杨×3将母亲王××及上述房屋中物品转移至×××601室，并将131室房出租，租金用于给母亲王××租房并生活，致使母亲王××离开了原居住地良好的医护环境。王××去世后，2015年1月1日，杨×3给了杨×2一份母亲王××在方圆公证处所做的遗嘱公证，在该公证遗嘱中，母亲王××将其对131室房中可支配的部分作了不给杨×2的修改，但父母自书遗嘱中关于让杨×2继承室内全部财物的遗愿并没有改变。然而杨×3不愿杨×2清理和继承父母所遗留的动产财物。杨×3、杨×1对于王××存在谋害的行为，故应剥夺杨×3和杨×1的继承权。对于父母遗留的131室房，应由杨×2及杨×4共同继承，其中杨×2继承80%的产权份额，如杨×4放弃对该房屋的继承权，则该房屋应由杨×2继承并所有；父母在上述房屋中所遗留的物品应由杨×2所有，包括：东私成字第一八八〇四号房产证、户口本、房门钥匙、单元门和院门钥匙、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折及国债证券、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徽章各一枚、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纪念章一个、被继承人的《挥毫丹青乐》书画集三百本、共同创作的书画作品九十幅、父母收藏的别人创作的书画《木棉苍鹰》及《墨菊》、炳烛丹青印章、被继承人的方形印章五枚、中国邮票本册十四本、紫石五龙砚一个、海鸥照相机一个、蝴蝶牌缝纫机一个、双门冰箱一台、空调四个、电暖气两个、29吋显像管彩色电视机一台、32吋液晶电视一台、25吋液晶彩电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一台、电视机顶盒两个、热水器一个、煤气炉灶一台、红外线灯一个、水果打汁机一个、搅碎机一个、酸奶机一个、电饭锅一个、微波炉一个、竹笔筒一个、木把手布面三人沙发一个、木把手布面单人沙发两个、木制玻璃书柜五个、木背椅两个、太师藤椅两个、双人铜床一个、木制皮面床头单人床一个、单人床一个、单人行军床一个、圆木餐桌一个、木书桌两个、折叠餐桌一个、折叠轮椅一个、不锈钢炒锅一个、蒸锅一个、汤锅三个、生铁菜锅一个、瓷盘十个、瓷碗十个、双卡大录音机一个、录像机两个、电高压锅一个、生铁饼铛一个、木床头柜一个、玻璃面木茶几一个、海底椰子一个、贝雕拼花铜画盘一个、被继承人的自己的像集六本；王××所留下的存款55万元归杨×2所有；王××去世后，131室房仍旧出租，对于该房屋于王××去世后所取得的租金，根据杨×2应取得的诉争房屋的产权份额比例，分得相应租金。
杨×1辩称：对于杨×2所述的家庭身份关系、被继承人去世时间及被继承人所留下的遗嘱这些事实情况都认可。但不同意杨×2的诉讼请求。一、对于2009年10月1日杨×5、王××立下自书遗嘱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认可，该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也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应属于无效遗嘱。即使该遗嘱符合法定形式，则也应属于未生效的遗嘱。在该遗嘱上，被继承人杨×5、王××提到：“我们两人都死后，涉案房产给予杨×2。”该遗嘱属于附条件的民事行为，生效条件是杨×5、王××都死亡。因此，在杨×5去世后，当时王××还在世，该遗嘱当时并未生效，不能依照该遗嘱分割遗产，故在杨×5去世后，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即王××享有房产的60%份额。并且，王××在2014年2月23日立下公证遗嘱，将涉案房屋其属于其的60%房产份额又进行了分配，即由杨×3享有40%，杨×1享有40%，杨×4享有20%。因杨×4明确表示放弃对该20%的份额的继承权，因此，该20%份额应按法定继承。综上，诉争房屋应首先由杨×1、杨×3按照公证遗嘱继承王××所享有的60%房产份额，剩余的40%房产份额按法定继承处理。因131室房一直由杨×3管理和使用，故杨×1要求诉争房屋归杨×3和杨×1共有，由杨×3、杨×1共同补偿杨×2相应的折价款。二、杨×2起诉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全部的银行存折、字画、徽章、邮票、家用电器等遗产，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在杨×5和王××所立的遗嘱中强调的是两位被继承人去世时诉争房屋内的财物归属，而诉争房屋自王××在世时即出租，房屋内现仅存洗衣机、电视机、沙发，对于这部分物品，杨×1放弃要求继承。杨×2所述的其他物品均不在房内，不能参与分割。三、杨×3处现存王××遗留的存款55万元，该部分存款不属于遗嘱中“室内财物”的范围，应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四、杨×2所主张的诉争房屋在王××去世后的房租问题，因该部分租金均已计算入55万元存款之内，故不应再主张分割；五、杨×5和王××遗留古董明朝花瓶一个和古印章四枚，价值约一千万，杨×2于庭上认可现由其保管，故对于古董花瓶和古印章，应按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六、因杨×2对于被继承人王××存在虐待行为，故被继承人王××以公证遗嘱变更了原遗嘱，因此，应在分割遗产时依法减少杨×2所应继承的份额；七、本案诉讼费用应由杨×2负担。
杨×3辩称：对于杨×2所述的家庭身份关系、被继承人去世时间及被继承人所留下的遗嘱这些事实情况都认可，但不同意杨×2的诉讼请求。一、杨×5、王××所立的共同遗嘱在生效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王××去世前，其将共同遗嘱进行了修改，并立下公证遗嘱，该公证遗嘱中，并未将其所享有的份额分给杨×2，因此，被继承人杨×5和王××所立的共同遗嘱并未生效，杨×5去世后，应首先发生一次法定继承，即由王××先分得房屋产权份额的一半，剩下一半产权份额由王××和子女共同继承，然后再按照王××所立的公证遗嘱分割属于王××享有的房产份额；二、诉争房屋内的物品目前是清楚的，即洗衣机、电视机、沙发，对于这部分物品，杨×3放弃继承；三、对于王××所遗留的55万元存款，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诉争房屋的租金已计算在这55万元之内；四、杨×2于庭上认可古董花瓶和古印章在其处，这些也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依法分割；五、杨×2对于被继承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者不分；六、杨×3及杨×1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故应多分遗产。
杨×4辩称：对于杨×2所述的家庭身份关系、被继承人去世时间及被继承人所留下的遗嘱这些事实情况都认可。杨×5名下还有位于本市×××608号房屋一套，这套房屋是父母留给杨×4的，除了这套房屋，杨×4对于杨×5及王××的其他遗产均放弃继承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5与王××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子女，即长女杨×3、长子杨×1、次女杨×4、次子杨×2。杨×5于2011年11月22日去世，王××于2014年12月27日去世。杨×5与王××婚内共同所有131室房屋一套。2009年10月1日，杨×5与王××共同立下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我们两人都死后，我们在×××131室住房（房产证为东私成字第一八八〇四）全部及室内全部财物都归小儿杨×2继承所有。”该遗嘱有杨×5及王××的签字并署日期。在本案审理中，杨×2表示该遗嘱内容为杨×5书写，杨×5及王××各自在遗嘱上签名。杨×3、杨×1、杨×4对于杨×2所述的该事实均提出异议，但均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2012年2月23日，王××于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我与丈夫杨×5共有一套房屋，座落在北京市×××131号，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京房权证东私成字第188**号。我曾于2009年10月1日与我丈夫杨×5立下遗嘱（以下简称为‘原遗嘱’），其内容为，我们死后，将北京市×××131号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给予杨×2。杨×5同志已于2011年11月22日病故。现将‘原遗嘱’中涉及我可支配的‘该房屋’产权部分修改如下：在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分别给杨×340%，杨×140%，杨×420%。属于他（她）们的个人财产。”
另在本案庭审中，杨×4向法院表示，杨×5名下还有位于本市×××608号房屋一套，这套房屋是父母留给杨×4的，故除该处房屋，其放弃对被继承人其他遗产的继承权。
对于131室房屋中财物问题，经法院查明，该房屋在被继承人王××生前即已进行出租，在被继承人王××去世后亦处于出租状态。该房屋现由杨×3实际掌握，杨×3所认可的房屋中的财物目前包括洗衣机、电视机及沙发。杨×1及杨×3于本案审理中表示，放弃对该房屋中上述财物的继承权。
对于王××所遗留的存款，在本案审理期间，杨×2及杨×1、杨×3均认可该存款金额为55万元。该存款现由杨×3实际掌握。
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应首先明确杨×5及王××去世后所留下的遗产情况。根据现所查明的事实，可以继承的遗产包括：一、杨×5名下131室房屋一套；二、现存放于131室房屋中的财物即洗衣机、电视机及沙发；三、王××去世后所留下的存款55万元。对于杨×2所主张的诉争房屋内的其他财物，因诉争房屋于王××生前已出租，且于王××去世后依然处于出租状态，故王××去世时该房屋内财物情况目前已不具备查明条件，且杨×2未能向法院提交关于王××去世时存在相关财物的充分证据，故对于杨×2主张分割其他财物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杨×2所主张分割的诉争房屋在王××去世后所得的租金，因杨×2未就该部分租金向法院充分举证，且杨×3、杨×1均认可该部分租金已纳入王××所遗留的存款之内，故对于杨×2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在被继承人王××去世后的租金之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杨×1及杨×3所主张分割的古董花瓶及印章，在本案审理中，因杨×1、杨×3并未就上述物品为被继承人所遗留之遗产充分举证，且杨×2虽认可上述物品确由其掌管，但表示上述物品均系其在被继承人生前合法取得，故法院对于杨×3、杨×1要求分割古董花瓶及印章之主张不予采纳，如杨×3、杨×1对于上述物品之所有权归属存在异议，可另诉解决。对于杨×4在答辩中所提及的杨×5名下位于本市×××608号房屋一套，因杨×4未向法院提交有关该套房屋的相关证据，且杨×2及杨×1、杨×3并未就该套房屋提出主张，故对于该套房屋不予处理。
对于可予继承的遗产的继承方式，本案中，杨×2提交了杨×5及王××所立的共同遗嘱一份，虽杨×3、杨×1、杨×4对于该遗嘱是否为二被继承人签署存有异议，但均未就此向法院提出笔迹鉴定。且通过2012年2月23日王××所立的公证遗嘱中相关内容可知，其确曾于2009年10月1日与被继承人杨×5立有遗嘱一份，故法院对于杨×2所提交的2009年10月1日二被继承人的遗嘱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可杨×2所述该遗嘱内容为杨×5书写的事实。对于该遗嘱的法律效力，法院认为，杨×5及王××对于双方共同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从王××2012年2月23日所立的公证遗嘱中相关内容可知，该遗嘱确系二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遗嘱合法有效。但2012年2月23日，王××在杨×5去世后另行以公证遗嘱的方式变更了对属于其所有的遗产的处理意见，对于该公证遗嘱的效力，法院予以认可。因此，就本案诉争房屋及二被继承人去世后诉争房屋中财物，应依据二被继承人于2009年10月1日所立的共同遗嘱及2012年2月23日的公证遗嘱予以分割；对于二被继承人去世后诉争房屋中财物，应由杨×2继承。对于王××所遗留的存款55万元，因上述两份遗嘱就该部分遗产均未明确涉及，故应按照法定继承方式依法分割。
就可予继承的遗产的具体分割，对于杨×5名下131室房，根据2009年10月1日二被继承人所立的共同遗嘱，杨×5于该房屋中所享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归杨×2所有。根据2012年2月23日王××所立的公证遗嘱，王××于该房屋中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由杨×3继承40%，由杨×1继承40%，由杨×4继承20%，即由杨×3享有诉争房屋产权份额的五分之一，杨×1享有诉争房屋产权份额的五分之一，杨×4享有诉争房屋产权份额的十分之一。另因杨×4在本案庭审中明确表示放弃对除本市×××608号房屋一套外其他遗产的继承权，故原应属于其所有的诉争房屋的十分之一产权份额应由其他继承人按法定继承方式依法分割，即由杨×2及杨×1、杨×3在诉争房屋中已各自分得的产权份额基础上另各增加三十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即由杨×2继承并享有诉争房屋十五分之八的产权份额，由杨×1、杨×3各享有三十分之七的产权份额。
对于现存放于诉争房屋内的财物，即洗衣机、电视机及沙发，根据2009年10月1日二被继承人之遗嘱，该部分财物应由杨×2继承并所有。
对于王××所遗留的存款55万元，应由全部继承人按法定继承方式继承分割。因杨×4对该部分遗产已作出放弃继承之表示，故应由杨×2及杨×1、杨×3依法继承，每人各继承183333.3元。
在本案审理中，杨×2主张杨×1、杨×3存在谋害王××之行为，应依法剥夺其继承权。对此，杨×2并未予以举证，法院不予采纳。杨×1、杨×3亦主张其对王××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杨×2未尽赡养义务并对王××存在虐待行为，应少分遗产。对此，亦未提交充分证据，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判决：一、杨×5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一单元一三一号房屋由杨×2、杨×1、杨×3按份共有，其中杨×2享有该房屋十五分之八的产权份额，由杨×1、杨×3各享有该房屋三十分之七的产权份额；二、存放于北京市东城区×××一单元一三一号房屋中的洗衣机、电视机及沙发归杨×2所有；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杨×3给付杨×2、杨×1被继承人王××所遗留的存款每人各十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元三角；四、驳回杨×2、杨×3、杨×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杨×1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杨×1的主要上诉理由：1、2009年10月1日的遗嘱应认定为无效或未生效，杨×5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2、杨×2所持有的古花瓶1个及古印章4枚应认定为遗产在本案中进行分割。请求：1、依法改判被继承人于2009年10月1日的遗嘱无效；2、确认杨×5的遗产按法定继承；3、确认杨×1对131室房享有41.33%的权益；4、确认古花瓶1个及古印章4枚为遗产，并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5、追究杨×2恶意隐瞒遗产的责任，依法少分给其遗产；6、诉讼费由杨×2负担。杨×2不同意杨×1的上诉请求，也不同意原审判决，坚持其原起诉理由和请求，但未提起上诉。杨×3不同意原审判决，但未提起上诉，同意杨×1的上诉请求。杨×4向法院书面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放弃对本案诉争的遗产的继承。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杨×1向法院提供2012年2月12日王××的自书遗嘱一份，拟证明2009年10月1日的共同遗嘱内容和签名全部由杨×5一人所写，王××的签名也是由杨×5代写。该遗嘱写明：“我曾于2009年10月1日与我丈夫杨×5立遗嘱（以下简称为原遗嘱），其内容为在我们二人死后，将外交部街33号院4号楼131室房屋给杨×2。杨×5已于2011年11月22日病故，且原遗嘱中我的签名均由杨×5代签，因此，我现将原遗嘱中涉及我可支配的房屋所有权部分修改如下：1、待我死后该房屋中涉及我丈夫杨×5所有的房屋产权部分，即占该房屋产权的1／2仍分配给杨×2；2、该房屋中我所拥有的产权部分，即占该房屋产权的1／2部分分配给杨×340%、杨×140%、杨×420%。”该遗嘱右下方有王××签名和印章，并写明日期2012年2月12日。杨×2对遗嘱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2009年10月1日的遗嘱上除签名外还有王××的印章。杨×3对该遗嘱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杨×2向本院提供王××的医院用药处方，拟证明杨×3对王××有谋害行为。杨×1、杨×3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用什么药是由医生根据病情决定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死亡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亲属关系证明、2009年10月1日共同遗嘱、2012年2月23日公证遗嘱、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2012年2月12日王××的自书遗嘱、王××用药处方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2009年10月1日的遗嘱是否有效；二、古花瓶1个及古印章4枚是否认定为遗产。
2009年10月1日的遗嘱内容为：“我们两人都死后，我们在×××131室住房（房产证为东私成字第一八八〇四）全部及室内全部财物都归小儿杨×2继承所有。”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遗嘱由杨×5书写并签名，王××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写，双方存在争议，但根据王××2012年的自书遗嘱和公证遗嘱内容可以认定，王××知晓并同意2009年10月1日的遗嘱内容。131室房屋为王××、杨×5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房产1／2份额。现双方当事人对于2009年10月1日遗嘱内容由杨×5书写并签署自己名字的事实均无异议，故该份遗嘱中杨×5处分自己遗产的内容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杨×5生前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故死亡后其遗产应按遗嘱继承，即131室房屋1／2份额由杨×2继承。杨×1主张杨×5死亡后，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的上诉请求，不符合继承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2012年2月23日，王××以公证遗嘱的形式变更了2009年10月1日遗嘱中其对131室房屋的处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意见》第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在本次诉讼中杨×1、杨×3、杨×4明确表示放弃对131室房内全部动产的继承权，故王××是否在2009年10月1日的遗嘱上签名对于王××遗产的分割没有影响，也无争论之必要。王××生前立有合法有效的公证遗嘱，故死亡后其对131室房屋享有的1／2份额按公证遗嘱继承。在公证遗嘱中王××没有明确写明产权份额，但在其2012年2月12日的自书遗嘱中明确写明：“1、待我死后该房屋中涉及我丈夫杨×5所有的房屋产权部分，即占该房屋产权的1／2仍分配给杨×2；2、该房屋中我所拥有的产权部分，即占该房屋产权的1／2部分分配给杨×340%、杨×140%、杨×420%。”由此可见，王××也自认其对131号房屋享有1／2的房产份额。
杨×1上诉称王××有古花瓶1个及古印章4枚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杨×2主张古花瓶是其结婚时王××赠与的礼物，自2009年起一直由其家中。从杨×1、杨×3的庭审陈述可知，王××早在2012年之前就知道古花瓶在杨×2处，但现没有证据证明王××生前曾要求杨×2返还古花瓶，故难以认定杨×2对于古花瓶的占有为非法。杨×1、杨×3主张在杨×2处的古花瓶属于王××的遗产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同理，杨×1、杨×3主张4枚古印章为王××遗产的意见，本院也难以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确定的遗产及对遗产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杨×2虽不同意原审判决内容，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请求，故其要求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四千四百元，由杨×2负担一千四百六十八元（已交纳），杨×1、杨×3各负担一千四百六十六元（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四千四百元，由杨×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英
审判员 屠 育
审判员 史佳伟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靳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