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59年2月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63年1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县西大桥路69号密云县投资促进局316室-518。
法定代表人：欧阳国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少华，男，该公司法务主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4，男，1957年11月17日出生。
上诉人李某2、刘某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简称中海地产）、被上诉人李某4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3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2、刘某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方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隐瞒（2015）二中行终字第562号行政裁定书，对北京中海豪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法变更为中海地产未予确认；2.一审判决隐瞒拆迁管理部门公开信息证明等证据，对于郭某不在被拆迁房屋居住的事实未予确认；3.（2008）崇民初字第8327号民事判决确认刘某享有公房拆迁利益，而（2014）东民初字第03686号民事判决在分配拆迁利益时未考虑刘某，构成对刘某的侵权。
中海地产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李某4未答辩。
李某2、刘某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中海地产与李某4签订的北京市原崇文区30号11号公房拆迁安置协议，存在拆迁手续违法的事实。2、根据已生效的（2008）崇民初字第83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要求中海地产与李某4返回刘某对30号院11号公房应享有的拆迁利益84285.7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北京市崇文区30号平房2间(房号为11)系李某11956年自北京市体委承租的公房，1991年，李某1与北京市体委签订房屋租赁契约。李某2、李某3及李某4系李某1之子，李某5系李某2、刘某之子。承租人李某1于2000年4月18日去世，后房屋承租人未做变更，至2006年房屋拆迁时承租人仍登记为李某1。
北京中海豪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豪峰公司”）对原北京市崇文区30号房屋进行拆迁。2006年8月31日，郭某、李某2、李某3在同一份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委托李某4代办签署拆迁协议书、领取拆迁补偿款及签署各项有关文件。2006年8月31日，拆迁人（甲方）中海豪峰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李某1（故）、李某2、李某3、郭某”（乙方由李某4代理）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松林里危改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崇文区所有的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2间，建筑面积36.258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7人，实际居住人口8人，分别是李某1（故）之孙李某5户主李某2户主李某3之子李某6户主郭某之女李某7”；拆迁补偿款268
254元，拆迁补助费41710.16元，扣留购房款4894.83元，合计305069.33元。双方另约定困难补助284930.67元，由中海豪峰公司一次性支付被拆迁人，李某2领取其中困难补助94976.89元。2006年9月19日及9月26日，李某4作为委托代理人领取了上述拆迁款及困难补助款。前述《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签订同日，中海豪峰公司就其他自建房分别与被拆迁人李某2、李某3、郭某（均由李某4代理）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上述两份补偿协议共同提及时简称涉诉协议），约定：中海豪峰公司给付李某2拆迁补助费110000元（含自建补偿70
000元、搬家补助25000元、困补15000元），给付李某3拆迁补助费120000元（含自建补偿70
000元、搬家补助25000元、困补15000元、残补10000元），给付郭某拆迁补助费为110000元（含自建补偿70000元、搬家补助25000元、困难补助15000元），由中海豪峰公司一次性支付被拆迁人。该款亦由李某4作为委托代理人于2006年9月19日领取。
2008年8月，李某2、刘某共同诉至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中海豪峰公司与李某1（已故）、李某2、李某3、郭某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违法无效。该院作出（2008）崇民初字第832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李某2、刘某的起诉。李某2、刘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3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0044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3月14日，李某5、李某2、刘某起诉李某4、李某3、李某6、郭某、李某7共有纠纷一案，请求确认拆迁补偿款59万元全部归李某5、李某2、刘某所有，由李某5、李某2、刘某内部平均分配，因李某4已经支付94976.89元，故要求其余拆迁补偿款。2014年6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368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李某4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李某2101689.78元。驳回李某5、李某2、刘某其他诉讼请求。李某5、李某2、刘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4年10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083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4月17日，李某2、刘某起诉中海豪峰公司，请求中海豪峰公司签订30号11号公房拆迁安置协议违反《北京市人民政府第87号令》第28条的规定，并要求在公房没有承租人的情况下，根据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被告返还原告应享有的拆迁利益。2015年12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1856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中海豪峰公司已被注销登记，裁定驳回李某2、刘某的起诉。该裁定书现已生效。
庭审中，李某2、刘某持李某3与拆迁单位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证明李某6、李某3、李某2未在被拆的北京市原崇文区30号11号公房居住，与被拆公房没有直接关系，不应成为涉诉协议的受益人。故拆迁手续侵害了实际居住人刘某的权利，存在手续违法。对此，中海地产不认可证明目的。李某2、刘某提交（2015）二中行终字第562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中海地产系中海豪峰公司的权利义务承继者。对此，中海地产不认可证明目的。
经询，李某2、刘某主张拆迁手续违法系指在没有李某2、李某3、郭某承租和购买公房的情况下，不应签订合同，故拆迁手续违法，构成对实际居住人的侵权。
另查，中海地产原系中海豪峰公司的股东之一。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拆迁人中海豪峰公司与被拆迁人
“李某1（故）、李某2、李某3、郭某”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李某2、刘某主张中海地产与李某4签订北京市崇文区30号院11号公房拆迁安置协议，与事实不符，其主张存在拆迁手续违法的事实，并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李某2、刘某持相关理由主张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亦已被生效判决驳回。因中海豪峰公司已于2014年被注销，李某4与中海豪峰公司签订涉诉协议并领取货币补偿是以代理人身份进行，未取得相关拆迁利益，现李某2、刘某以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向中海地产与李某4主张返还相关拆迁利益，依据不足。故刘某要求中海地产与李某4依据（2008）崇民初字第8327号民事判决书返还其对北京市崇文区30号院11号公房的拆迁利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驳回李某2、刘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查，（2008）崇民初字第8327号民事判决书系驳回李某2、刘某的诉讼请求，并非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对此查明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在该份判决中，法院认为：“已生效的行政案件虽驳回了刘某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但并未否认刘某对于被拆迁房屋应当享有的利益。故法院认为刘某与其他在合同上列明的人员相同，对被拆迁房屋享有拆迁利益，有权作为原告就合同的效力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故中海豪峰公司的相关辩解法院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某2、刘某称在没有李某2、李某3、郭某承租和购买公房的情况下，不应签订合同，故拆迁手续违法。因该主张并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某2、刘某称一审判决隐瞒（2015）二中行终字第562号行政裁定书及拆迁管理部门公开信息证明等证据，对相关事实未予确认。但一审判决已对李某2、刘某提交（2015）二中行终字第562号行政裁定书一事予以描述，而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否采纳，取决于该证据是否与本案争议焦点存在关联及法院对该证据证明力的认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必然联系，对此亦不予认定。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008）崇民初字第8327号民事判决确认“刘某对被拆迁房屋享有拆迁利益，有权作为原告就合同的效力问题提起民事诉讼”。该陈述系针对刘某是否有权提起该案诉讼作出的认定，现刘某主张对房屋拆迁后的货币补偿享有权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2、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7元，由李某2、刘某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淼
审判员 蒋春燕
审判员 刘丽杰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