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商终字第16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诸英，女，1976年12月7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英，女，1978年12月11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平，女，1981年1月16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红兵，男，1986年2月7日生，汉族。
上述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琦，安徽浩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宣贺，安徽浩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佳弗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55号。
法定代表人张茂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鹏，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轲云，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以下简称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江苏佳弗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弗林公司）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1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一审诉称：其均系周志英�女，梁红兵系佳弗林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2013年7月1日，周志英乘坐梁红兵驾驶的苏A×××××号出租车，由南京驶往马鞍山。当日15：56，该车与童友华驾驶的皖G×××××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挂皖G×××××）的左后侧相碰，造成梁红兵、周志英受伤，两车损坏。周志英经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次事故经马鞍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梁红兵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童友华负次要责任，周志英无责。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认为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之间存在客运合同关系，其应当对周志英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判令：佳弗林公司赔偿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死亡赔偿金851356元（以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567.8元，计算20年）、丧葬费30631.5元、处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5000元、财物损失2000元。
佳弗林公司一审辩称：1、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已经就本次交通事故向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赔偿，此次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缺乏请求权基础，依法应予驳回；2、周志英与梁红兵之间系母子关系，周志英乘坐梁红兵驾驶的出租车回老家，梁红兵并未按规定向公司报备，也未开启计价器、出具乘车发票，系梁红兵私自用车，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客运合同关系；3、既然本案并非客运合同关系，而系一般侵权案件，佳弗林公司并非侵权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系周志英的子女，其丈夫梁施进于2000年10月10日因病死亡。苏A×××××号小型出租车为佳弗林公司所有，梁红兵系江苏省众大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务派�至佳弗林公司，驾驶苏A×××××号小型出租车。周志英随梁红兵一家居住在南京。2013年7月1日，梁红兵载周志英从南京出发，前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15：56，梁红兵驾驶苏A×××××号小型出租车沿芜马高速行驶至G4256KM＋250米路段时，车辆前部与同方向童友华驾驶的皖G×××××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挂皖G×××××）的左后侧相碰，造成梁红兵、周志英受伤，苏A×××××号小型出租车起火燃烧，周志英经马鞍山市当涂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次事故经马鞍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梁红兵负主要责任，童友华负次要责任，周志英无责任。
关于梁红兵陈述其母亲周志英包车情况：事发当天，周志英包车前往芜湖市南陵县奎湖街道办理社保、购买物品等，在其购物时，梁红兵于14：00至15：00期间在奎湖街道开了党员大会；开完会后，周志英又包车返回南�；包车费用来回1000元，梁红兵开启了计价器，到芜湖后没有开票，中午吃饭的时候计价器也开着，周志英在南陵县取钱后给了梁红兵1000元，梁红兵没有打印发票。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11月14日，梁红兵与佳弗林公司签《出租汽车营运承包合同》，主要内容为：承包期限自2011年11月15日至2016年11月14日；关于营运工作时间，梁红兵在承包期内实行不定时弹性工作制，并与公司签订《加班协议》，在确保安全行车和服从公司营运管理的前提下，根据营运特征和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和各类节假日、假别的休息，并符合劳动法规的要求，不在协议外加班；梁红兵的平均月营收在缴纳承包金和支付应由其承担的营运成本、规费后所得的净收入，包含了合同期内不低于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超出部分归其自有；该合同附件三《出租汽车驾驶员管理制度》明确规定，按规定使用计价器、主动出具乘车发票，驾驶员凡遇长途营运业务，必须要向公司申报、登记乘客身份证并说明去向和时间，擅自出城造成后果的，一切责任由驾驶员自负。关于周志英包车一事，梁红兵没有向佳弗林公司报备。
2013年10月18日，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向佳弗林公司出具“关于梁红兵交通事故一案的拒赔决定及说明”，称本次事故中，不构成旅客运输范畴内的客运车辆营运活动性质，也即周志英与被保险人之间未形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不予理赔。关于该证据的形成，佳弗林公司称当时是因周志英家属无理取闹要求公司赔偿，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则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保险公司的判断属于主管臆断，与事实不符。
一审法院还查明：事故发生后，�诸英、梁英、梁平以童友华、铜陵市万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陵中心支公司为被告，向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359元、死亡赔偿金420480元、丧葬费22300.5元、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5000元、精神抚慰金6万元共计508139.5元中的306693.15元，后经该院生效判决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陵中心支公司一次性赔偿梁诸英、梁英、梁平各项损失229693.15元。
一审归纳争议焦点为死者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出租汽车运输合同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支付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中，梁红兵称没有向周志英出具打印发票，同时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梁红兵在运�周志英期间开启计价器，且梁红兵陈述在南陵县吃午饭期间仍开启计价器与其陈述的周志英包车费用为1000元相矛盾；第二，依据梁红兵与佳弗林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营运车辆出南京，应当向佳弗林公司申报，但梁红兵并未如实申报；第三，虽然按出租车运输的交易习惯，旅客登上出租车时合同就成立，该交易习惯的合同法基础在于乘客向出租车司机招停、出租车司机同意运载，系双方当事人的要约与承诺之民事法律行为。但本案中，周志英跟随梁红兵一起生活，并且是从家里一起出发去南陵县，从中无法推定出订立合同的要约与承诺，故该出租车交易习惯并不能当然适用于本案；第四，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陈述周志英系包车前往南陵县办理社保手续，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周志英与梁红兵一起到达南陵县后，梁红兵在街道开了一个会议，再结合梁红兵�佳弗林公司约定的不定时弹性工作制，本案难以认定梁红兵运载周志英至南陵县系在工作期间进行的正常营运；第五，虽然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之间可以订立口头合同，但本案中，因周志英已经死亡，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主张的其与梁红兵之间订立包车的口头合同，仅有梁红兵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但梁红兵与周志英系母子关系，在本案中又是原告，虽然其书面表示不参与赔偿款的分配，但其系利害关系人，故其陈述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六，佳弗林公司提供的保险公司拒赔证据，意在证明与周志英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不构成自认，不能据此认定佳弗林公司认同与周志英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综上，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故对其以运输合同关系为由主张的赔偿，不再予以审查，其诉讼请求应予全部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69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345元，由梁诸英、梁英、梁平、梁红兵负担。
宣判后，四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四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由佳弗林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为：案涉出租车运输合同系不要式合同，在运输终止时，如乘客需要，承运人会给乘客一张客运发票，但该发票并非合同，而系合同�止或得以履行的证明，是否打印发票，出租车司机是否按下计价器，并不影响合同成立。只要合同双方就出租车运输合同事项形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且梁红兵在交警支队的讯问笔录中明确陈述因案涉车辆的计价器已经在火灾中灭失，无法提供该证据。《出租汽车劳动承包合同》系佳弗林公司与梁红兵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能否定周志英的旅客的地位，更不能否定出租车运输合同的成立。虽然周志英与梁红兵系母子关系且在一起生活，但不能因此否认合同基础，梁红兵在2013年7月3日交警支队的询问笔录中明确周志英系包车。周志英包车的目的并不影响客运合同的成立，四上诉人对此无举证义务。周志英因乘坐梁红兵的出租车导致死亡，如无相反证据，则应认定客运合同自双方形成合意时即已成立，周志英上车时该合同即已履行。保险公司无权认定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客运合同关系。正是因为佳弗林公司自认与周志英之间存在客运合同关系，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四上诉人为支持其上诉意见，向本院提供了两份银行账户明细，卡号为60×××12，交易日期为2013年7月1日，拟证明事发当日周志英在南陵县邮储银行通过其社保账户取款3400元。
被上诉人佳弗林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佳弗林公司与周志英之间建立了客运合同关系。梁红兵出城并未按规定向公司报备，其开车回老家南陵县后参加街道会议，其母亲周志英搭乘，属于梁红兵尽孝，不能代表佳弗林公司与周志英之间建立了客运合同关系。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雨民一初字第990号（以下简称990号案）案件中，周志英已主张了医药费、死亡赔偿金共计508139.5万�，现在本案中又以不同的法律关系为由另案起诉试图获得双倍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佳弗林公司提供保险公司提供的拒赔决定及说明，是为证明保险公司对该起事故的定性，用以印证佳弗林公司的观点，并不能构成自认客运合同关系成立。
被上诉人佳弗林公司为支持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GPS运营管理中心系统记载的案发当日10：04分时有顾客还在南京市嫩江路里圩下车，司机按下表后就会有GPS记录传到运营中心，再打开时又会有记录，拟证明案涉车辆在此时间仍在运营，以后就无打表记录。
双方当事人质证意见：
佳弗林公司对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虽然有取款34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的合同关系成立，取钱的用途不明确，且梁红兵称周志英是到南陵县办理社保，梁红兵本人也至南陵县开会，所以案涉用车的到底是梁红兵本人还是周志英均不明确。
四上诉人对佳弗林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以现有技术仅能对完整的交易进行记录，而本案中仅为上车打表，但因发生事故，而没有下车打表的行为，故并非一次完整的记录，因此在GPS运营中心的记录中无法反映。
本院认证意见：
对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佳弗林公司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因该证据仅能证实周志英于事发当日在银行取款3400元的事实，与本案争议的出租汽车运输合同是否成立并无关联，不能证明四上诉人所主张的周志英向梁红兵支付了1000元车费的事实，以及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的意见，故本院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对佳弗林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加盖了南京市城市客运出租车GPS智能运营中心的公章，四上诉人虽对真实性不能确认，但亦无证据反驳。经本院拨打965××8电话了解，该中心工作人员回复，该证据系该中心提供；乘客上车后，出租车驾驶员如打表，会有实时记录传送至该中心，形成一次记录，如果未打表，则不会有记录；在下车时驾驶员将表抬起时，又会形成第二次记录；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而致计价器损坏，则不会有第二次记录，但不会影响到第一次记录。佳弗林公司提供该证据的真实性已经该中心确认，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对原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南京市城市客运出租车GPS智能运营中心提供的业务明细载明：2013年7月1日10：04分，案涉出租车仍在南京市区内营运并显示有乘客下车，地点在南京市嫩江路里圩。
二审中，四上诉人陈述：1.南京至�陵县距离130公里，打车价格约为八、九百元；2.2013年7月1日早上七、八点钟，梁红兵驾驶出租车从南京出发；3.梁红兵称记不清楚为何在第二次公安的询问笔录中才提到周志英包车的事。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出租车运输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中，四上诉人称周志英包车去南陵县办事，并且周志英向梁红兵支付了1000元的车费。因周志英已死亡，无法印证该陈述属实与否，梁红兵作为涉案出租车的驾驶员，基于与周志英的母子关系，也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出于自身诉讼利益的考虑，可能作出不利于被告的陈述，故梁红兵关于出租车运输合同关系业已成立的单方陈述尚需结合其它陈述以便判断真伪。梁红兵称其出发至南陵县的时间为早上七、八点钟，但根据佳弗林公司提供的GPS业务明细显示，案涉出租车在事发当日上午十点钟仍在南京市内进行营运，由此可见，梁红兵并未如实陈述当日情况。结合梁红兵在交警部门的第一次询问中并未提及与周志英为包车的关系，第二次询问时，在询问人员未主动询问此问题时，梁红兵主动提及与周志英的包车关系，但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在四上诉人未提供其它有力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梁红兵个人陈述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此外，四上诉人称梁红兵事发当日驾车去南陵县，一为周志英�银行取款，二为梁红兵至街道参加党员大会，可见，梁红兵驾驶案涉出租车至南陵县有两个目的。党员大会的召开依赖于提前通知等程序并涉及多人，而周志英到银行取款仅依赖于其个人的时间安排，召开党员大会对时间安排的要求要高于周志英至银行取款的时间要求，且周志英为去银行取款3400元，却要支付1000元包车费用，结合周志英与梁红兵的母子关系，这不仅在经济上极不合理，也违背了当下社会的人情世故，故四上诉人主张周志英包梁红兵的车到银行取款，亦与常理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故佳弗林公司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行为，不能构成诉讼中的自认，四上诉人据此认为该公司认可与周志英之间成立出租汽车运输合同关系，法律依据不足。综上，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周志英与佳弗林公司成立出租车运输合同关系，故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四上诉人的相应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案件受理费12690元，由四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正勤
代理审判员 曹廷生
代理审判员 董岩松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