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829民初909号原告：李某，女，汉族，1979年12月6日出生，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安福铁井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刘某1，男，汉族，1976年1月10日出生，江西省安福县人，务工，住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玉，江西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某2，男，汉族，1974年7月1日出生，江西省安福县人，无业，住安福县。原告李某诉被告刘某1、第三人刘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被告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履行2015年8月10日《离婚协议书》将安福县平都镇文苑路453号702室商品房壹套办房产证到原告名下，第三人应尽协助义务；2、判决被告履行《离婚协议书》给付孩子学杂费义务，同时支付2018年度上半年1500原孩子学杂费；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当庭自愿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口头裁定准许原告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年××月××日在安福县洋门乡民政所登记结婚。婚后，原告与被告分别于2004年5月21日、××××年××月××日生育婚生女刘某3、婚生子刘某4。2015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因性格不合，到安福县民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办理离婚证字号L360829-2015-000359《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第1款约定“双方婚后购有坐落在文苑路453号一套房产归女方，……房产证写女方名字……”将2013年2月18日以被告名义从第三人处所购房屋一套归原告所有；第三天“债务处理：因男方做生意所欠的债务由男方负责偿还，……”。2015年8月11日以后，原告多次找第三人，要求第三人协助原告办理房产证，第三人一直拒绝。2017年上半年，第三人为本栋楼其他购房户办理房产，原告闻讯后去催第三人为原告办房产证。第三人才说尚欠50000元购房款。得知这一情况，原告联系被告，要被告履行《离婚协议书》去偿还所欠50000元购房款并协助办理房产证。被告一直拒绝，不接电话，也不从深圳回来；后来在2018年2月过年时谈条件，要求将儿子刘某4名字写在房产证上做共同所有人才同意偿还尚欠50000元购房款等费用。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原告为了得到被告去偿还所欠的50000元购房款和办理房产证的税费，就假意接受被告的威胁，答应到被告老家洋门乡乌村村委会签订2018年2月26日《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2018年3月20日，被告将尚欠的50000元及相应其他费用共计57000元付给第三人。2018年4月16日，原告在安福县人民政府智慧服务中心要被告和第三人协助将房产证办到原告李某一个人名下，不同意办到原告和儿子刘某4两个人名下。被告当即威胁原告，并责令第三人在没有被告签字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房产证办理到原告李某一人的名下。被告没有履行离婚协议书给付孩子学杂费义务，也没有支付2018年上半年1500元学杂费，被告应该支付该1500元继续履行给付学杂费义务。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已经合法离婚，被告应诚信履行存档在婚姻登记机关的离婚协议书。被告拒不履行离婚协议书，不支付尚欠购房款和税费及孩子的学杂费，使原告无法办理所得房屋的房产证，以此威胁原告以达到修改离婚协议书。这种威胁行为是违法的，无效的。为此，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费》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具状起诉。被告刘某1答辩称，因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将房产过户到被答辩人名下已被双方事后达成的补充协议所变更，故被答辩人根据《离婚协议书》主张被答辩人将房产过户到其名下，没有事实依据。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因夫妻感情破裂，于2015年8月10日协议离婚，当时双方约定将夫妻共同所有的坐落在安福县文苑路453号的一套房产归被答辩人及儿子刘某4所有，但被答辩人不能以任何理由转卖或者变相转卖这套房产，直至儿子刘某4满18周岁。后因尚欠的购房款问题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安福县××门乡乌村村民委员会组织调解下，双方就涉案房产问题签订了一份书面的《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约定涉案房产由答辩人配合过户，房产证写儿子刘某4和被答人两人名字，房屋余款57000元由答辩人在2018年4月30日前全部支付。答辩人按照约定将购房余款57000元于2018年3月20日全部支付给了第三人刘某2。2．答辩人在付清房屋余款之后，本想依照协议内容配合被答辫人过户，但没想到被答辩人毀约，要求答辦人将涉案房产过户到被答辩人一人名下，并因为此事将答辦人诉至法院，称其是在受到答辫人胁迫的情况下才签订的补充协议。为此，答辩人认为，补充协议是由被答辩人主动请求安福县洋门乡鸟村村民委员会组织双方调解的结果，并且当时还有双方的亲属见证，并不存在说是答辩人在胁迫被答辩人的情况下签订的，该份补充协议系双方合意之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答辩人说自己是受胁迫签订的补充协议，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即使被答辩人认为存在胁迫，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先主张撤销《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故被答辩人主张要求被答辩人将房产过户到其一人名下，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第三人刘某2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庭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2015年8月10日离婚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双方在民政局办理了合法离婚协议书，并存档在民政部门，双方约定位于文苑路房产归女方所有，房产证上写女方的名字，由于被告不履行协议，中间生出了很多变故，被告不履约。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2.原告提交的刘某2出具的收据，拟证明第三人收到被告支付的购房款，第三人应该协助将房产证办到原告名下，被告在离婚三年后付剩下的5万及税费7000元，被告没有按照双方离婚协议及时履行协议，中间造成经济损失的扩大，应该由被告自行承担，被告也承担了。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凭着收条认为被告不履约，没有事实根据，恰恰能证明在签订了补充协议之后由被告向第三人缴纳购房余款，被告是履行了补充协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原告提供的刘某1发给李某的手机信息，拟证明被告方直到2017年进一步说房产证名字由原告自行决定，被告无权干涉，也证明被告还欠房款，没有履约。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4.被告提供的《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拟证明离婚协议书上房产归女方和孩子所有，所以才会在补充协议当中约定房产证写刘某4和原告李某两人的名字，且补充协议当中约定了由被告去支付购房余款5万，离婚协议上并没有约定购房余款是由被告承担。原告认为该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应无效；且认为根据证据规则，国家档案效力比其他材料要强，如果这份证据在婚姻登记机构备案，就产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进行调解时，除原被告外，还有原告父亲李学阳、被告父亲刘生远、被告妹妹刘白妹、时任村支书刘远新、时任村文书刘剑星在场，且在场人员均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了乌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5.被告提供的《洋门乡乌村村委会证明》，拟证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原告李某主动向村委会提出的，要求调解，然后才由村干部组织双方调解达成后签订的协议，签订协议时双方没有发生争执打架的情况，不存在胁迫的现象。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内容真实有效取得程序合法且与本院存在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李某与刘某1原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子刘某4一女刘某3。2015年8月10日，李某与刘某1协议离婚。双方在安福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1.对于涉案房屋约定：夫妻双方婚后购有坐落在文苑路453号一套房产归女方及相应抚养的孩子所有，男方应把购房合同等相关手续转交给女方，因属夫妻共同财产，房产证写女方名字，但女方不能以任何理由转卖或者变相转卖这套房子，至少到儿子刘某418周岁之后另论；2.对子女安排：……离婚后女儿随男方直接抚养生活，儿子随女方直接监护抚养生活……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2月26日，在村委会干部及双方亲人调解下，原、被告双方以刘某1为甲方，李某为乙方又签订《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约定1.房产证过户手续及费用由乙方负责，房产证写刘某4及李某两人名字，甲方不承担任何税收及费用。2.所欠房屋余款伍万元由甲方支付……甲方不能超过2018年4月30日支付……另查明一，2013年2月28日，被告刘某1与第三人刘某2签订《协议》，约定第三人刘某2将文苑路城管隔壁东向数起第三套除门面第六层（面积约130平方米）按2480元/平方米以现状出售给刘某1，价格约为322400元整（送柴草间一间），签订合同时付款10万元，2013年4月30日前付款17.24万元，余款5万元在房产局签字时一次性付清……另查明二，2013年2月18日，刘某1向刘某2支付购房款10万元。2013年5月1日，刘某1向刘某2支付购房款17.24万元。2018年3月20日，刘某1向刘某2支付购房余款5.7万元，至此购房款已全部付清。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2015年8月10日，原告李某与被告刘某1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共有房产归李某和刘某4所有，说明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有房屋进行了共同处分，该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应该共同遵守。2018年2月26日，原、被告在《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中约定“房产证写刘某4及李某两人名字……”系双方对“离婚协议”中房屋产权登记的变更，上述约定条款性质上均属于协议离婚中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对男女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原告请求判决将案涉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实际上是请求撤销《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中“房产证写刘某4及李某两人名字”的约定。对此，本院作如下评判：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现原告李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订立《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可以撤销的情形，故其要求将案涉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2.原、被告双方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房产约定归女方及儿子所有，对于儿子刘某4所得份额而言，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条件的赠与行为。这种赠与行为不同于一般的单纯财产赠与行为，它是通过离婚协议进行约定的，并非一个单独的赠与合同，而与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能任意分割，也不能任意撤销。现原、被告婚姻关系已经解除，而原告反悔，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条款，对刘某4作为受赠一方来说则明显不公，原告的行为亦有悖诚信原则。3.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房屋产权证书上记载的权利人并不必然是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如有证据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的权利人与真正的权利人不完全一致时，应当认定真正的权利人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房屋所有权证只是权利人享有该房屋产权的证据，该证书仅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即物权人在行使权利时，无须举证证明其权利的正确性，但与实际权利状况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原、被告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房产归女方及相应抚养的孩子所有”，说明原告和儿子刘某4系案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即使该房产只登记在李某名下，也只能说明房屋登记权利人为李某，而不能说明李某为该房产的唯一实际权利人。双方后来签订的《关于刘某1和李某房产纠纷补充协议》，是双方对案涉房产登记的进一步完善，使得该房产的产权更加明晰，达到了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的完全吻合。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0元，减半收取435元，由原告李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14，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吉安鹭洲支行。上诉人也可以直接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至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义善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赵艳艳附相关法律条文：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