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赣中民一终字第2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春。
委托代理人李来元，北京市中银（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翔。
委托代理人蔡启剑，北京市中银（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梦宇，北京市中银（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东兵。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永辉。
委托代理人凌瑞金。
上诉人李明春、李明翔、周东兵因与被上诉人祝永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均不服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14）章民一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李明春与周东兵为夫妻关系，与李明翔为兄弟关系。2013年2月7日及6月27日，案外人余宏清由李明春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向祝永辉借款共计300万元，该款一直未归还给祝永辉。同年9月，案外人余宏清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刑拘，并进入司法程序。祝永辉因案外人余宏清还款无望，为此找到李明春，要求其归还借款300万元。李明春在2013年9月至12月共归还祝永辉借款70万元。2014年1月2日，李明春、周东兵将其所有的位于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16号3栋4单元307室房产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其兄李明翔，双方于次日办理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2014年2月，祝永辉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李明春归还上述借款及利息，同时诉至章贡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三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另查明：根据房地产部门出具的销售不动产发票显示，位于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16号4单元307室房产的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为453221.65元。
原告祝永辉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祝永辉与李明春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李明春作为债务连带清偿责任人，在未清偿祝永辉债务的情况下，将其名下唯一的房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李明翔，使其无清偿祝永辉债务的能力，损害了祝永辉的合法权益。因此，祝永辉要求撤销三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李明春、李明翔虽提供了另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及网上银行交易查询明细来抗辩，认为其内部真实履行的合同房屋交易价为61万元，并已实际支付，但由于李明春与李明翔之间亲兄弟的身份关系，其内部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也无法真实地反映李明春与李明翔之间往来款项确为购房款，且李明春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不当减少自己财产后仍有清偿原告债务的能力。因此，对李明春与李明翔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由于本案的诉讼主体为祝永辉及三被告，对于案外人余宏清刑事责任的处理不影响李明春承担本案纠纷的民事责任。周东兵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李明春、周东兵与被告李明翔之间签订的座落于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16号4单元307室的房屋买卖协议。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李明春承担。
李明春、周东兵、李明翔均不服该判决，分别提起上诉，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为：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李明春、周东兵与李明翔之间签订的该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三上诉人的上诉主要理由均为：一、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1、余宏清因涉嫌集资诈骗罪于2013年9月27日被章贡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3年11月1日被执行逮捕，该案已侦查终结。因涉案金额大，该案已移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中。起诉意见书的内容已明确了2013年2月至2013年6月期间，由李明春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债务人余宏清骗取祝永辉集资本金合计300万元的事实。因债务人余宏清涉嫌集资诈骗案已进行司法程序，祝永辉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不能成立。主债务合同不能成立，从合同的担保合同自然不能成立。2、本案所依据的主债务的事实与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债务人余宏清涉嫌集资诈骗案中的部分事实属于同一事实，并且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已经对祝永辉诉李明春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裁定中止审理。3、李明春不应当承担此担保责任。二、李明春提交了一份交易价为61万元合同，该合同是真实的。李明春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确实真实地反映了购房款支付情况。
被上诉人祝永辉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李明春为案外人余宏清与祝永辉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余宏清涉嫌集资诈骗，本案中不存在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情况。祝永辉在余宏清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而向李明春要求清偿并诉讼。作为李明春的债权人，当李明春低价处理其唯一的一套住房危及到祝永辉债权时，祝永辉有权提起撤销之诉。二、法院撤销李明春、周东兵与李明翔的房屋买卖合同正确。1、李明春、周东兵与李明翔的房屋买卖应以房管局备案的2014年1月2日《房屋买卖协议》为准。一审开庭前一天提供的2013年9月1日的《房屋买卖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在2014年1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房款为30万元，在2014年1月3日办理完过户手续，时间上具有连贯性、紧凑性。2、李明春提供的李明翔在某一段时间内的转账记录并不能反映这61万元就是购房款，李明春也无法证实收到的这几笔款项就是购房款。况且赣州市地方税务局在2013年12月1日已经开始实施存量房交易最低计税价格，不管双方约定的价格如何低，赣州市地税局也是以内部系统评估的计税价格实际征税，不存在李明春、周东兵与李明翔所说签订阴阳合同用以避税的说法。3、李明春在法院审理当中也说明了他们买卖的这套房产是其唯一一套住房，作为购买方的李明翔在福建长汀县工作，在赣州财富港小区也有住房，怎么会忍心购买李明春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早不买迟不买，就在李明春为他人提供连带担保之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进行房产转让。4、李明春与李明翔两兄弟转让涉案房产后也未实际交付。即使办理完过户手续该套住房也还是李明春、周东兵两夫妇居住，因此实际也不存在真实交易。5、李明翔和李明春相互串通。本来李明翔承担向法院提供个人网上银行转账记录的举证责任，却由李明春向法院提交，李明春自己又未向法院提交其个人的银行对账单。6、李明春、周东兵与李明翔的房屋买卖以明显低价30万元的转让价。该价格达不到赣州市地税局同地段评估的最低价格的60%，在祝永辉主张对李明春担保债权期间，李明春、周东兵与李明翔相互串通转让涉案房产以逃避债务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祝永辉的权益。李明春、周东兵与李明翔相互恶意串通，以30万元不合理的低价转移房产权的行为已损害祝永辉被担保的债权，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希望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各项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一份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的（2014）赣中民四初字第15-5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祝永辉诉李明春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裁定中止审理。
二审查明：一、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2014年1月24日的起诉意见书侦查查明事实载明，犯罪嫌疑人余宏清骗取了多人的款项，其中于2013年2月至2013年6月间骗取了祝永辉集资本金合计300万元，至案发时其共支付利息40万元，仍余260万元集资本金未归还。二、祝永辉诉李明春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赣中民四初字第15号立案审理。2014年7月15日，该案裁定中止诉讼，理由是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出具的赣市章公诉字（2004）29号起诉意见中，载明余宏清于2013年2月至2013年6月间骗取了祝永辉集资本金合计300万元，该事实与保证合同纠纷案中所借款事实相符，该保证合同纠纷案必须以余宏清涉嫌集资诈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三、案涉房屋为李明春父母在赣州水泵厂的房改房，后登记在李明春名下。该房屋由李明春转移登记给李明翔前后，李明春、周东兵夫妇及李明春父母均一直在该房屋中居住。四、一审中，祝永辉从房管部门复印的备案的合同时间为2014年1月2日，转让价格为30万元。该房屋变更登记给李明翔的时间为2014年1月9日。该房屋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开）》办证联显示，开票时间为2014年1月3日，开票金额为453221.65元，契税完税时间也是2014年1月3日。一审中，李明春向法院提交一份2013年9月1日的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载明转让价款为61万元，李明春认为该份合同为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五、一审中，李明春向法庭提交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汀大同支行出具的《6228461550000832615跨商业行个人网银支出信息》。二审审理中，李明翔的委托代理人明确称，李明翔支付给李明春的61万元分别是该支出信息中的以下5笔：1、2013年9月2日的300000元；2、2013年10月18日的15000元；3、2013年10月19日的135000元；4、2013年11月26日的60000元；5、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
二审认定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祝永辉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撤销李明春、周东兵与李明翔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该诉讼请求的法律基础条文是《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权人撤销权之法律规定。该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一种保全制度，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价值不当减少时，债权不能得到全额受偿的危险就会增加，从而危及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债权人的撤销权制度就是为防止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当减少，确保债权人的正当利益。
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相关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律适用要件包括：一、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必须由享有撤销权的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二、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三、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四、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五、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上述要件中，第一、五个要件好理解，不作详述。下面对第二、三、四个要件进行具体阐明。
第二个要件中，债权人必须有合法有效的债权。非法的债权为法律所禁止，不受法律保护。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债权，才能发生债的效力，也才能将债的效力扩张至受让人。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已到清偿期，不影响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这是因为，撤销权不同于代位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在于保全将来的债务履行，并非请求履行，仅应注重清偿力之有无，不必问已否界清偿期，故未界清偿期之债权，其债权人亦有撤销权，也就是说在债权起诉前，起诉中，判决后都可以提出。这里需要明析一个问题，即合法的债权如何来判断，是否必须经过法院债权诉讼的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才能认定为合法债权。该问题涉及到本案的处理是否应当中止诉讼或驳回祝永辉的起诉之问题，也是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本案中，从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2014年1月24日的起诉意见书侦查查明的事实来看，借款人余宏清为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而祝永辉为受害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祝永辉在签订借款合同出借300万元给余宏清并由李明春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的过程中涉嫌犯罪（如构成共犯等），故祝永辉的行为仍属合法行为。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七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该规定仅是为了对涉及非法集资的借款行为统一经刑事程序进行处理，以便统一法度，衡平受害人之利益。这些涉及非法集资的借款行为不属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并不能由此得出这些借款债权为非法债权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也规定，“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借款本金未归还的，出借人所收到的利息可以折抵本金进行保护，但超过本金的利息应当计入诈骗数额，不予保护。也就是说，集资诈骗案中，受害人的本金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债权。因此，即便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了余宏清犯集资诈骗罪，也不能否认祝永辉该300万元本金的合法性。由于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余宏清涉嫌犯罪，已进入司法程序中，但尚未作出生效刑事判决，故祝永辉该300万债权本金是否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还是仅能通过刑事案件追回，尚不确定。但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还是通过刑事案件追回，均不影响祝永辉该300万元债权本金的合法性。因此，债权是否合法的判断不能以借款诉讼中的生效民事判决进行合法性确认为前置程序，而是以是否有证据证明该债权为非法作为判断依据。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为非法，即为合法。综上，上诉人主张因债务人余宏清涉嫌集资诈骗案已进行司法程序，祝永辉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不能成立，主债务合同不成立，从合同的担保合同自然不能成立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个要件中，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祝永辉的债权本金为300万元，收回了利息40万元，仍余260万元本金未归还。祝永辉的债权数额为260万元，其撤销行使的范围是案涉房屋，其价值远低于260万元，故撤销权的行使未超过债权人的债权范围。
第四个要件中，有害于债权，是指因债务人的行为导致其清偿资力的减少，以致于无法满足债权的要求，给债权的实现造成了损害，这是债权人撤销权构成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以下几种情形符合有害于债权的认定：一是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二是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本案中，从房管部门复印出来的变更过户材料来看，据以过户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1月2日，价款为30万元，因该价款低于税务部门限定的最低计税价款，故在过户中，于2014年1月3日按税务部门的最低计税基价开具了《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交纳了相应的税款，并于2014年1月9日完成了过户登记。由于李明翔与李明春之间的亲兄弟关系，且该《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为赣州市地税局直属分局代开，故该发票并不能成为李明翔已经支付453221.65元购房款给李明春的直接证据，也不能证明李明春与李明翔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对价为453221.65元。李明春与李明翔主张双方之间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为2013年9月1日转让对价为61万元合同，并称李明翔给付李明春的房款为2013年9月2日的300000元、2013年10月18日的15000元、2013年10月19日的135000元、2013年11月26日的60000元、2013年12月10日的100000元，共5笔计61万元。但是，其一，该5笔款项时间上与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不符，与销售房屋发票的时间也不符；其二，分多次付款既无合同依据，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其三，李明春与李明翔的亲兄弟关系，加上李明春处于巨额债务的状态，为双方恶意串通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其四，2013年9月2日至2013年12月10日李明翔转帐给付李明春61万元，与原审认定的“李明春在2013年9月至12月共归还祝永辉借款70万元”在时间上是吻合的。故李明翔转帐给付李明春的61万元，很可能是李明春承担担保责任给付祝永辉70万元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购房款。因此，本院不予认定李明春与李明翔主张的双方之间实际的买卖合同为2013年9月1日签订的价款为61万元的合同，并且不认可2013年9月2日至2013年12月10日李明翔转帐给付李明春的61万元为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再加上，李明春在该房屋过户前与过户后，均一直与其父母共同居住在该房屋中，并没有发生变化。故李明春与李明翔亲兄弟之间的房屋转让关系很可能是虚假的，李明翔很可能实际并未支付购房款给李明春，也就是说，李明春很可能是无偿转让该房屋给李明翔。退一步来讲，即便李明春是有偿转让该房屋，按照房管部门备案的转让合同，其转让价款为30万元，低于税务部门的最低计税价格453221.65元的70%，而税务部门的最低计税价格就是物价部门的指导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二款之规定，该转让价款也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而且，李明春担保的债务为300万元本金，偿还了70万元，还欠230万元担保债务，而李明春的责任财产仅剩该房屋，李明春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责任财产大于230万元债务。因此，李明春处分该房屋的行为有害于祝永辉的债权。
故，祝永辉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提起本案债权人撤销之诉，符合了全部构成要件，应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撤销权制度仅是一种债的保全制度。祝永辉撤销权行使的效果仅是恢复债务人李明春的责任财产，作为债权人的祝永辉并不能直接从该撤销权的法律后果中取得相应的财产权利，也不能因行使撤销权而当然地享有相应财产权利的优先受偿权，债权人祝永辉仅能根据财产入库规则，按债权比例受偿。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李明春、李明翔、周东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小兵
代理审判员 张志平
代理审判员 赖国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佳
书 记 员 曾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