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莆民终字第9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述贵，男，198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建阳市。
委托代理人唐蜜霞，女，1975年3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国彪，男，196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金辉，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元松，男，1985年6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代理人杜昌强，福建侬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阳煌，男，196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代理人郑潮平，陈益，福建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丁述贵、上诉人邹国彪因与被上诉人姚元松、谢阳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15）秀民初字第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谢阳煌将其自家（位于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埭头村）的石柱安装作业交由邹国彪完成，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后邹国彪雇佣丁述贵从事该安装作业。丁述贵又雇佣姚元松及证人谢某一起从事该安装作业。2014年6月27日上午，姚元松在谢阳煌家中安装石柱时因吊卸使用的“电葫芦”漏电，将姚元松电倒，并导致其从高处摔下受伤，后姚元松被送往莆田盛兴医院住院治疗1天，后转至九五医院住院治疗43天，共花去医疗费175404.72元，出院诊断为：1、骨盆多发骨折；2、左肱骨上段粉碎性骨折；3、左肱骨外侧髁撕脱性骨折；4、左尺桡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并关节脱位；5、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6、左尺骨茎突撕脱性骨折；7、左腕月骨、豆状骨粉碎性骨折伴豆状骨半脱位；8、重型颅脑伤；9、左侧第8-12肋骨骨折；10、双肺挫伤；11、双侧胸腔积液；12、脾切除术后；13、腹腔积液；14、腰椎左侧第3、4横突骨折；15、右侧骶骨骨折；16、右侧坐骨神经损伤。2014年11月5日，经福建闽中司法鉴定所鉴定，姚元松的伤情分别构成四处伤残等级，分别为八级伤残、九级伤残及两处十级伤残。后丁述贵支付款项114400元、邹国彪支付款项20000元给姚元松。后姚元松向丁述贵、谢阳煌、邹国彪要求赔偿其余经济损失，三人拒偿。2014年12月29日，姚元松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三人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邹国彪雇佣丁述贵从事安装作业，姚元松受雇于丁述贵，且姚元松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的，故丁述贵、邹国彪应对姚元松因伤导致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姚元松系从事安装工作的成年人，应具备专业的工作常识。其受雇后，在工作现场应注意人身安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全力避免损失的发生，但其在工作中却未采取安全措施，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从高处摔下受伤，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姚元松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就其过错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适当减轻雇主的赔偿责任。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姚元松应承担15％的责任，丁述贵承担55％的责任、邹国彪承担30%为宜。经审查，姚元松的合理经济损失为309099.6元。此有原告提供的莆田盛兴医院、九五医院的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出院小结、医疗发票、费用清单及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在案为凭，结合姚元松庭审陈述，足以认定。故丁述贵在扣除其已支付的114400元后仍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309099.6元×55%-114400元=55604.78元，邹国彪在扣除其已支付的20000元后仍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309099.6元×30%-20000元=72729.88元。本案中，谢阳煌选任邹国彪作为承揽人从事安装作业并无选任时的过失，也没有指示邹国彪违规作业，且农村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是否需要有建筑资质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故谢阳煌在本案中并没有过失。但谢阳煌系该安装作业的受益人，因此应对姚元松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谢阳煌应补偿给原告10000元为宜。姚元松请求的赔偿项目及数额中不合理及缺乏依据的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丁述贵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给姚元松因人身受侵害所致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五万五千六百零四元七角八分；二、谢阳煌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经济补偿给姚元松人民币一万元；三、邹国彪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给姚元松因人身受侵害所致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七万二千七百二十九元八角八分。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71元，由姚元松负担295.65元，丁述贵负担1084.05元、邹国彪负担591.3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丁述贵、上诉人邹国彪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丁述贵上诉称：本案工程虽是由丁述贵联系后再通知姚元松及案外人谢某一同完成，工资亦是由丁述贵统一领取后再发给姚元松等人，但是三人同工同酬，丁述贵仅起到联系人的作用，与姚元松之间并没有形成雇佣关系，故原审认定丁述贵与姚元松之间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违背客观事实。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丁述贵与姚元松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丁述贵联系到本案工程之后通知姚元松一起参与工作，是否参与出于姚元松的自愿选择；在工作中也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大家共同协商、共同劳动，证人谢某在原审时也证实姚元松并未受到丁述贵的指挥。其次，丁述贵与姚元松等安装工人同工同酬，姚元松并未为丁述贵创造价值，丁述贵在之前的合作安装及本案安装过程中均没有多分得报酬，证人谢某也证实工资是邹国彪拿给丁述贵后，扣除相关运输费用外大家一起平分。丁述贵没有多分，就算有提供“电葫芦”也没有收取工具使用费。因此，丁述贵与姚元松等人之间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原审认定丁述贵与邹国彪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同理姚元松与邹国彪之间也应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姚元松对丁述贵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邹国彪辩称：丁述贵与邹国彪之间应该是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丁述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谢阳煌辩称：1、原审对谢阳煌与邹国彪之间所属法律关系的定性是正确的，谢阳煌在本案当中没有任何的过错或过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2、原审判决姚元松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15元计偏高，应按10元计。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姚元松辩称：1、丁述贵与姚元松之间是雇佣关系。本案所使用工具也是由丁述贵提供的，因使用的工具存在瑕疵，导致本案事故发生。2、姚元松及其他工友的工资均由丁述贵支付的，具体如何支付工资并不影响雇佣关系。3、在雇佣中的工作安排均由丁述贵负责，每个人均听从丁述贵的指挥和安排。4、谢阳煌应当将房屋搭建施工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人进行承建，其擅自发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邹国彪个人，在发包过程中没有承担监督等责任，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上诉邹国彪上诉称：一、原审认定邹国彪与丁述贵之间以及丁述贵与姚元松之间均属于雇佣关系，从而认定邹国彪应当对姚元松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邹国彪与丁述贵之间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邹国彪将石柱安装作业承包给丁述贵，至于丁述贵何时去安装、采用什么工具安装、雇佣哪些人安装，邹国彪并无权干涉。根据证人谢某的证言可以证实：丁述贵是专门从石场承包石头安装工作，安装工人、安装工具、何时安装都由丁述贵决定，邹国彪无权干涉。2、邹国彪将石柱安装工程承包给丁述贵并不存在任何过失。证人谢某的证言可以证实：丁述贵是专门从石场承包石头安装工作，且安装不需要相关技术，邹国彪当时并不在安装现场，所以邹国彪对定作、指示或选任并不存在过失。3、根据姚元松的陈述、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姚元松是受雇于丁述贵，而且也是丁述贵提供的“电葫芦”漏电导致姚元松受伤的。4、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谢阳煌与邹国彪之间的法律关系同于邹国彪与丁述贵之间的关系，因此，原审法院既然认定前者之间是承揽关系，同理也应当认定后者间也是承揽关系。若认定后者是雇佣关系，则前者间也也应是雇佣关系，谢阳煌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判决的部分项目缺乏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具体如下：1、误工费方面，原审以“建议休息6个月”的医嘱认定误工时间没有依据，误工时间只能计算到伤残等级鉴定日前一天；2、住院伙食补助费费应当以每天10元计算；3、营养费偏高；4、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姚元松自身忽视安全，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故支持其1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偏高。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姚元松对邹国彪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丁述贵辩称：1、本案邹国彪与丁述贵之间是雇佣关系，并非是承揽关系，原审对此所作认定正确。2、在施工中是汽车吊还是人工吊是由邹国彪决定的，工具也都是邹国彪提供的。本案是在邹国彪未提供工具的情况下，丁述贵为微薄报酬才采用自备工具。而且本案工资等都是由邹国彪确定的。人工吊每人可分130元，汽车吊也是100多元，本案其他当事人对此也是明知、认可的。3、操作过程中，姚元松、丁述贵与原审证人谢某三人是平等关系，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也是相同的，三人均受雇于邹国彪，赚取一样的劳动报酬。安装的时间、地点也是由邹国彪确定的，受邹国彪指挥。4、邹国彪上诉称因为丁述贵提供的电葫芦漏电导致本案事故发生，这是不正确的，电葫芦在操作之前并没有存在故障，事故是在操作一半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如果电葫芦有问题应该是一开始就不能正常运作，所以本案事故是因为邹国彪没有提供吊车导致的。
被上诉人谢阳煌辩称：谢阳煌、邹国彪之间是定作和承揽的关系，从录音资料等可以体现。谢阳煌对于承揽、选任等不存在任何过失，故应该驳回邹国彪对谢阳煌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姚元松辩称：1、邹国彪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承包了谢阳煌的房屋搭建工程，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知道承包内容存在一定的风险。2、邹国彪在承包后应当自己来搭建，但其将承包内容转包给丁述贵，又没有对丁述贵的建筑资质以及人员资质进行审查，存在过错。邹国彪在承包转包两个环节均获取利润，在本案当中是获利者。3、虽然邹国彪与姚元松不存在雇佣关系，但邹国彪仍应承担选任和监督责任。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丁述贵对“丁述贵又雇佣姚元松及证人谢某一起从事该安装作业”有异议，认为事实上是由丁述贵联系姚元松及证人谢某一起从事安装作业，其与姚元松等人共同与邹国彪形成雇佣关系；对“姚元松在谢阳煌家安装石柱时因吊卸适用的‘电葫芦’漏电”有异议，认为事故系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认定电葫芦存在故障没有事实依据；丁述贵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邹国彪对“邹国彪雇佣丁述贵”有异议，认为双方之间是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谢阳煌、姚元松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各方当事人之间即谢阳煌与邹国彪之间、邹国彪与丁述贵之间、丁述贵与姚元松之间分别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二、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关于谢阳煌与邹国彪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谢阳煌在建造房屋过程中与邹国彪进行约定，由邹国彪按照谢阳煌的要求加工石柱并进行安装，谢阳煌向其给付报酬，上述内容符合承揽合同的特点，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关系并无不当。关于邹国彪与丁述贵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邹国彪将其所承揽工作中的安装部分交由丁述贵完成，丁述贵再联系姚元松等人一同完成安装工作，由丁述贵直接向姚元松等人支付工资，且在本事故发生过程时，所使用的“电葫芦”设备也由丁述贵自行提供，邹国彪则按其完成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上述内容与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相符，故应认定邹国彪与丁述贵之间也形成承揽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两者之间为雇佣关系不当，应予纠正。关于丁述贵与姚元松之间的法律关系，丁述贵承揽安装工作后，联系姚元松等人共同安装，姚元松按照丁述贵的指示提供劳务，由丁述贵向其支付相应报酬，两者之间应形成雇佣关系，原审法院对此所作认定是正确的。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据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21条、第23条之规定，农民兴建两层（含两层）以上住宅必须由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进行设计或选用通用设计、标准设计，除修缮房屋以外的施工必须由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或工匠承担。谢阳煌所建造的是两层以上的房屋，并不属于低层住宅，而根据本院调查了解的情况，以邹国彪作为经营者的莆田市荔城区北高圆柱加工场这一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仅为圆柱加工，故谢阳煌存在选任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邹国彪将所承揽的安装工作交由不具备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丁述贵完成，同样存在选任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姚元松作为提供劳务一方，未尽注意义务，对于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其自行承担责任15%的责任，该责任比例与其过错相当，并无不当，故应予维持。根据谢阳煌等人的过错程度，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对其余的85%的损失，应酌情由谢阳煌承担15%的赔偿责任，由邹国彪承担25%的责任，由丁述贵承担45%的赔偿责任。
此外，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按每天15元的标准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及按医疗费的10%认定营养费符合本地司法实践，并无不当；姚元松因本案事故造成一处八级伤残、一处九级伤残及两处十级伤残，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也无不当。关于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姚元松因本案事故致伤并于2014年11月5日定残，其误工时间应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2014年11月4日，故其误工费应为88.74元／天×（44＋86）天=11536.2元。
综上，姚元松的合理经济损失为：医疗费175404.72元、误工费11536.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60元、护理费3904.56元、交通费660元、营养费175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残疾赔偿金76052.56元，共计300758.04元。丁述贵在扣除其已支付的114400元后仍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300758.04元×45%-114400元=20941.12元，邹国彪在扣除其已支付的20000元后仍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300758.04元×25%-20000元=55189.51元，谢阳煌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300758.04元×15%=45113.7元。上诉人丁述贵、邹国彪上诉请求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15）秀民初字第62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丁述贵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给被上诉人姚元松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941.12元；
三、上诉人邹国彪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给被上诉人姚元松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5189.5元；
四、被上诉人谢阳煌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给被上诉人姚元松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5113.7元；
五、驳回被上诉人姚元松原审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71元，由被上诉人姚元松负担295.65元，上诉人丁述贵负担886.95元，上诉人邹国彪负担492.75元，被上诉人谢阳煌负担295.65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75.35元，由上诉人丁述贵负担886.95元，上诉人邹国彪负担492.75元，被上诉人谢阳煌负担295.6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黎明
代理审判员 邱园园
代理审判员 吴瑞雪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林 烟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