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25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鲁班源房屋营造有限公司，（单）第四层407室。
法定代表人：白春杨，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剑云，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添，男，196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剑云，福建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正生，男，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德贵，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鲁班源房屋营造有限公司（下称鲁班源公司）、陈永添因与被上诉人江正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民初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江正生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2013年12月29日《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中所列金额8万元和45万元两笔款项已经支付。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于一审中提交的2013年12月29日的《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中明确写明了现金支付江正生的8万、45万元，计入总价107万元。江正生确认其在2013年12月29日当天当场在结算单上“领款人”处签字。现金支付是承包人在建筑工地上支付工程款的常见方式，陈永添不仅对江正生的水电班组，对其他班组也有大额现金支付的情形，其个人现金充裕，有能力以现金方式支付工程款。二、2013年12月29日《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中现金支付4万元已经支付。江正生在《工作量工资结算单》领款人处签字确认领取107万款项，表明江正生收到现金支付的4万元。江正生主张上述4万元是2012年4月29日清洁楼工程的款项是错误的，清洁楼项目和旗山物流园二标室外工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程，不可能将两个不同工程项目列在同一张结算单上，结算单上抬头注明是“旗山物流园二标室外工程”。2012年4月陈永添已经支付江正生清洁楼4万元现金开具《借款单》，陈永添不可能在时隔一年半后重新就4万元与江正生进行结算。三、《建筑工程分项承包合同》约定室外管网安装工程清单以外变更部分按实结算。这里的“按实结算”指的是按照发包人审核确认的增补工程款结算。四、江正生主张的工程款总额应当扣除1%的劳务发票费。因为合同约定的工程款为不含税价款，故最后结算工程款支付时，在结算工程款总价基础上应当根据双方在履行《工程分包合同》的惯例扣1%的发票费。五、江正生尚欠其班组借用的材料款5万余元，应当予以抵扣。
江正生辩称，一、2013年12月29日的《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中列出的8万元和45万元现金，鲁班源公司、陈永添没有实际支付。结算单属于债务结算凭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付款事实的依据。陈永添对2013年12月29日的《工作量工资结算单》的形成与8万元和45万元付款过程、涂改痕迹的陈述不能自圆其说，对大额现金支付无付款凭证有违常理。工程于2013年12月31日竣工验收，假如陈永添支付了8万元和45万元现金，按照鲁班源公司、陈永添的主张，截止至2014年1月份其已付江正生工程款累计达到3，507，700元，超过三个工程约定的包干价总和。当时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仅1个月，保修期才刚刚开始计算，此时超付工程款，既缺乏合同依据，也不符合建设工程款结算的交易习惯。二、2013年12月29日《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中现金支付4万元系支付给江正生清洁楼的款项。与前述结算单中8万元及45万元一样，江正生在4万元金额下面画横线以及做了一个三角形标记，以此说明与其他物流园室外工程款区别。三、《建筑工程分项承包合同》中增补部分工程款应参照双方对工程款结算支付工程款。《建筑工程分项承包合同》中增补部分是江正生承包的主体及室外工程之外增加的部分，结算应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及确认单作为结算依据。四、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只在255万元《工程分包合同》中扣除1%的劳务发票，而不是工程款总额。五、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江正生尚欠材料款5万余元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正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鲁班源公司、陈永添立即支付工程款722736.11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353405.15元的损失自2014年2月1日起算，另369330.96元的损失自2016年1月1日起算，均计至实际付款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2日，鲁班源公司高殿旗山物流园二标段项目部（下称项目部）与江正生签订《工程分包合同》，约定项目部将高殿旗山物流园二标段C、D栋水电、消防安装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江正生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括水电施工机械），工程包干总价为255万元；主体结构封顶后按月拨付水电工程进度款的85%，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资料归档后，项目部一个月内结算江正生施工的总工程量并付款至总价的90%，待建设单位结算付款后一个月付至总价的95%，余5%作为保修金，待2年保修期满后一次性付清；若工程量有增减，必须待开发商审核并拨款一个月后，按审核后的工程直接费的95%支付给江正生（余5%作为保修金，待保修期满后一次付清）；工程款支付方式为转账支票，若系现金方式，江正生需承担1%的劳务发票转账费；双方还就施工质量、材料、安全管理等事项进行约定。2013年8月，项目部与江正生签订《建筑工程分项承包合同》，约定高殿旗山物流园C﹨D仓库-
C仓库室外管网（给排水工程管道和消防系统管道）安装项目分包给江正生施工，承包形式为包工包料，承包总价为874637元（不含税），清单以外变更部分按实结算；每月工程款按现场完成量的85%支付，工程通过初验后支付至工程总价的95%，工程综合验收后一个月内付至工程总价的97%，预留3%作为保修金，待1年保修期满后一次性付清；双方还就质量、安全管理等进行约定。陈永添作为项目部代表在上述两份合同上签字。除以上工程外，江正生还向项目部承包了高殿旗山物流园清洁楼水电安装工程，承包形式同上，双方约定的总包干价为8万元，但未订立书面合同。江正生已按约定完成上述工程的施工。原、被告确认，高殿旗山物流园二标段工程已于2013年12月31日通过综合验收。2013年10月13日，项目部与江正生经核算确认，工程签证增加的工程量造价合计198099.11元，其中C、D栋工程增加9766.8元，室外管网工程增加188332.31元（含税金6327.01元）。发包人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高殿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5年5月确认室外管网安装工程建安费增加174269.88元，按85%即148129.4元结算。高殿旗山物流园二标段工程、清洁楼工程系陈永添挂靠鲁班源公司承包施工的。鲁班源公司和陈永添确认，截至2016年1月2日建设单位已支付增补的工程款。
合同履行期间，鲁班源公司分期拨付江正生工程款。双方确认，物流园清洁楼工程款8万元已结清，分别为2012年4月29日支付4万元，2012年11月8日支付3万元，2015年4月24日支付1万元，除第一笔系现金支付（以《借款单》形式）外，其他均系通过陈永添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双方无争议的其他已付工程款合计2907700元（不含预先扣除的劳务费发票费用2300元），其中2014年1月付款合计41万元，均系通过陈永添的账户转账支付。此外，陈永添还于2014年3月3日转账支付江正生2万元。期间，陈永添作为项目部主管与江正生签订了多份《工作量工资结算单》，除日期为2013年12月29日的结算单外，双方对其他结算单均无异议，且已实际履行，其中部分结算单载明的应付款系在签订结算单后支付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事实为：1.日期为2013年12月29日的《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中所列金额分别为8万元和45万元的两笔款项是否已实际支付？2.该结算单中所列另一笔现金付款4万元，与无争议的2012年4月29日现金支付的清洁楼工程款4万元是否为同一笔款项？3.陈永添于2014年3月3日转账支付江正生的2万元是否用于支付本案工程款？4.江正生在施工过程中是否使用了项目部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材料？
争议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工程分包人鲁班源公司对分包工程款的支付事实负有举证义务。依查明的事实，无争议的结算单载明的应付工程款，有部分系在签订结算单后才支付的，故结算单从性质上应属于债务结算凭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付款事实的依据。两笔争议款项原备注的付款方式均为“转账”，后由陈永添改为“现金或转账”和“现金”，鲁班源公司和陈永添主张经江正生核对确认后才进行修改，没有相应的证据。鲁班源公司和陈永添陈述两笔款项均在2013年12月29日对账前以现金支付，却无法提供相应的付款凭据，有违常理，亦不符合民间大额现金的交易习惯。相反地，江正生对该结算单的形成经过、签名原因可以作出较合理的解释。按照鲁班源公司和陈永添的主张，截至2014年1月鲁班源公司已付江正生的工程款累计达3507700元，超过三个工程约定的包干价总和，当时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仅1个月，保修期刚开始计算，此时超付工程款，既缺乏合同依据，也不符合建设工程款结算的交易习惯。综合全案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2013年12月29日《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中所列的8万元和45万元已实际支付，证据不充分，存在较多疑点，不予采信。
争议二、经审查，2013年12月29日《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中“现金支付4万元”一栏同样标注“△”记号。如前所述，本案涉及的《工作量工资结算单》的性质为工程款结算资料，而非付款凭证。江正生对该笔款项对账经过的解释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鲁班源公司、陈永添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的付款凭据予以反驳。因此，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现金支付室外工程款4万元，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争议三、江正生辩称2014年3月3日陈永添转账支付的2万元系陈永添委托其代办排水证预支的费用，与工程款无关，没有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陈永添亦不予认可，不予采信。对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该款项系支付本案工程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争议四、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在施工过程中，江正生使用了项目部提供的设备和施工材料，并申请项目部某出庭作证。王和强和鲁班源公司、陈永添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鲁班源公司、陈永添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仅凭王和强的证言不足以证明江正生在施工期间使用了项目部提供的设备、施工材料及具体情况。对该事实主张，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以上事实，因项目部系鲁班源公司为履行工程施工合同需要设立的临时性机构，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应由鲁班源公司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陈永添挂靠鲁班源公司承接工程，并以项目部的名义将部分工程分包予江正生施工，应与被挂靠人鲁班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江正生作为自然人，不具备工程施工资质，其与鲁班源公司签订的《工程分包合同》、《建筑工程分项承包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系无效的工程分包合同。因该工程已竣工验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作为实际施工人，江正生有权要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工程量增减部分按开发商审核后的工程直接费支付。江正生并无证据证明该合同项下工程量的变更已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其主张以项目部核算的造价计算增补工程款，与约定不符，不予支持。该合同约定，工程款支付方式为转账支票，若系现金方式，江正生需承担1%的劳务发票转账费，故对该合同项下的工程款应按约定总价的99%即2524500元计算。《建筑工程分项承包合同》约定室外管网安装工程清单以外变更部分按实结算。因江正生和鲁班源公司之间系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参照双方对工程款的结算支付工程款。鲁班源公司和陈永添主张按照发包人审核确认的增补工程款结算，没有合同依据，不予采纳。因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为不含税价款，故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该合同价款也需扣除1%的发票费用，缺乏依据，不予采纳。按照双方确认的增补工程款（扣除税金）计算，室外管网安装工程应付工程款合计为1056642.3元。由此计算，本案三个分项工程应付价款合计为3661142.3元。截至法庭辩论终结时，鲁班源公司已付款合计3007700元，尚应支付653442.3元。一审庭审中，江正生主张对《工程分包合同》和《建筑工程分项承包合同》项下欠付工程款的付款期限统一计算，具体为工程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支付至总价的90%，剩余10%的工程款在2年保修期满即2015年12月31日支付。该计算方式没有违反合同约定，法院予以照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双方对逾期付款利息标准未作约定，江正生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依据充分，予以支持。由此计算，2014年3月3日已付款2万元的利息损失为96元；尚欠工程款中，295328.07元的利息应从2014年2月1日起算，另358114.23元的利息应从2016年1月1日起算。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江正生欠付设备使用费和材料费合计57420.55元，证据不足，对其提出的抵销应付工程款的抗辩，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厦门鲁班源房屋营造有限公司、陈永添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江正生工程款653442.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包括2014年3月3日已付款2万元的利息损失96元及欠付款的利息损失﹤其中295328.07元的利息从2014年2月1日起算，另358114.23元的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息计至实际付款之日﹥）。二、驳回江正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13元，由江正生负担548元，厦门鲁班源房屋营造有限公司、陈永添连带负担5065元。
二审中，鲁班源公司、陈永添提交一组证据：施工班组为模板班组等《工作量工资结算单》5份，用于证明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与其他班组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情况。江正生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工作量工资结算单》存在造假嫌疑，也不符合建筑行业的惯例。本院认定如下：鲁班源公司、陈永添提交的5份《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不属于江正生施工的班组，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陈永添主张，2013年12月29日出某《工作量工资结算单》后的次日其向江正生支付了《工作量工资结算单》载明的结算款现金4万元，故《工作量工资结算单》不能单独作为付款依据，而应综合其它证据分析判断。《工作量工资结算单》显示金额8万元旁边注明的“转账”涂改为“现金或转账”，45万旁边注明的“转账”涂改为“现金”，在涂改位置没有江正生的签名确认，江正生对涂改部分不予认可。陈永添陈述上述《工作量工资结算单》载明8万元、45万元、4万元均为现金支付，且没有出某收条。在无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陈永添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达到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其关于已支付给江正生8万元、45万元、4万元现金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各方当事人确认的《建筑工程分项承包合同》第一条载明“工程包干形式：按照投标工程量清单，不含税，承包总价：87.4637万元，清单以外变更部分按实结算”，鲁班源公司和陈永添主张按照发包方审核确认的增补工程款进行结算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应参照双方对工程款的结算支付工程款并无不当。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工程款总额需扣除1%的劳务发票费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判决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再次，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主张江正生尚欠借用的材料款5万余元应予以抵扣，江正生不予认可。鲁班源公司、陈永添仅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据不充分，难以采信。
综上所述，鲁班源公司、陈永添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30元，由厦门鲁班源房屋营造有限公司、陈永添各负担506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巧玲
审 判 员 柯艳雪
审 判 员 许 莹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彭丽月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