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04民初24360号
原告某，男，汉族，1969年4月1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宣红霞，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对面福强路北福安大厦南楼一楼、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01130F。
法定代表人臧奉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小敏，广东五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鹏，男，汉族，1969年10月22日出生，住址湖南省冷水江市，系公司员工。
被告某，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山嘴子路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46494975X。
法定代表人吴小安。
委托代理人罗小来，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罡，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某与被告某（以下简称“某公司”）、被告某（以下简称“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月18日开庭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裁定，并于2017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宣红霞，被告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小敏、刘鹏，被告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小来、张罡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因生活需要急需购车，于2015年11月22日与被告某公司签订《认购合同》，认购“525Li领先”宝马车（以下简称“涉案车辆”）一辆，并于2015年11月25日向被告某公司全额支付了购车款43万元。认购合同订立时，被告某公司告知原告涉案车辆系“物流质损车辆”，即该车在运输过程中有擦碰掉漆问题，在更换左前大灯、左前叶子板、前中网、前保险杠及对左前引擎盖喷漆后，该车与新车无异。2015年12月4日，被告某公司通知原告提车。然而，2015年12月5日，原告即发现涉案车辆DTC（动态牵引力控制系统）报警，同时车辆方向盘严重偏离，无法回正。次日一早，原告便将涉案车辆送至被告某公司处检查。经检测，涉案车辆出现左前下摆臂断掉，车辆稳定杆刮花，羊角松宽等各种问题。被告某公司承认是其责任，给予原告免费维修，但拒绝原告退车和赔偿的要求。
原告认为，被告某公司作为正规经营的汽车销售商及宝马授权经销商，如拟售车辆发生物流质损，其理应对该车辆进行全面检测及维修，保证车辆的安全行驶，同时应如实告知买受人该车的全部瑕疵。但首先，被告某公司在将涉案车辆出售给原告的时候，仅告知了涉案车辆的部分零件损坏及修理情况，对于其它重大缺陷只字未提，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原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购买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构成欺诈；其次，从结算单上来看，原告提车第二天就出现如此之多、如此严重且危及人身安全的问题，如果被告某公司对涉案车辆曾进行过全面检测及修理，是不可能出现的，显然被告某公司在涉案车辆发生质损后是未对其质量状况作全面评估检测即出售并交付的。被告某公司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涉案车辆售卖给原告，且其未向原告如实告知车辆真实情况，存在欺诈行为。被告某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生产者和总经销商，应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其产品应当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应当符合汽车行业安全标准，现涉案车辆的质量存在重大缺陷，某公司应对被告某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原告与被告某公司于2015年11月22日签订编号为SZBYH0001606的《认购合同》，被告某公司退还原告购车款43万元；2、被告某公司加倍赔偿原告购车款129万元；3、被告某公司对被告某公司就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某公司辩称，1、被告向原告交付车辆并非旧车，而是新车，被告某公司向法庭提交汽车交接单及车辆合格证及该涉案车辆在2015年11月28日-2017年11月27日的交强险保单可证实涉案车辆为新车；2、原被告签订认购合同时被告某公司向原告就涉案车辆情况进行全面真实的说明，且在交付车辆前被告某公司对该车辆进行全面检测，均未发现原告在起诉状称的问题存在；3、涉案车辆是交付原告后出现瑕疵，被告某公司认为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不排除是由于原告使用不当或第三人行为造成，说明此前车辆并不存在起诉状中所称的问题。综上，被告某公司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某公司的行为存在欺诈，原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某公司辩称，一、涉案车辆在出厂时为质量合格产品。根据涉案车辆的出厂合格证（编号：WBG340001173779）涉案车辆于2015年7月3日出厂时为合格产品，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
涉案车辆由某公司销售给宝源行，由辽宁联合日邮汽车分拨有限公司(下称“承运商”）负责运输。根据某公司与承运商签订的协议约定，承运商应在装载车辆前进行检查，并向某公司报告车辆的任何损坏（如有)，除非损坏报告中另有说明，否则车辆应被视为完好无损地交付给承运商。由于某公司在本案诉讼前从未收到过承运商提出的任何有关涉案车辆损坏的通知，所以涉案车辆交付承运商时为完好无损的新车。
二、鉴于原告诉称涉案车辆在物流运输途中发生事故致损，该车辆损坏与产品质量无关，某公司作为生产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原告提供的立案证据显示，涉案车辆为物流质损车辆，但承运商、某公司在本案诉讼前从未向某公司告知过涉案车辆受损的事实。因此，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前，某公司对涉案车辆在物流环节发生的事故及此后的维保过程均毫不知情。
涉案车辆在物流运输途中发生事故致损，运至某公司后，被宝源行接收并修复，继续销售给原告。因此，原告在《民事起诉状》诉称的相关问题均是由物流致损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与涉案车辆的产品质量无关，某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三、原告明知涉案车辆在物流致损后被修复的事实，仍决定以较低价格购买，现主张某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并要求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贵任，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根据原告与某公司签订《认购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原告明确知悉涉案车辆为物流致损车辆，已更换过左前大灯、左前叶子板、前中网、前保险杠，左前边引擎盖喷漆，且对此不持异议。因此，某公司已将涉案车辆在物流运输途中发生事故致损的事实告知原告，原告亦表示接受。
根据涉案车辆的维保记录，涉案车辆经过检查和免费维修后，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及的相关问题均已得到解决。在此种情况下，原告继续使用涉案车辆至今，包括2016年在授权经销商处进行过正常保养。因此，假设原告要求退车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原告继续使用涉案车辆的行为必然导致损失扩大，原告不能按照购车价退车，应扣除在此期间产生的自然贬值及折旧部分。
基于上述事实，某公司销售涉案车辆时己将物流致损的事实明确告知原告，原告仍决定以较低价格购买。此后，原告又接受了某公司提供的免费维修服务且使用涉案车辆至今，其诉称的相关问题均已得到解决。因此，某公司的上述行为应不符合原告诉称“欺诈”的构成要件，而某公司作为生厂商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前对上述事实均毫不知情，不管在主观意识或客观事实上，从未实施过任何共同侵权或欺诈的行为，原告要求某公司承担退车及三倍赔偿的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某公司认为：涉案车辆在出厂时为质量合格产品，原告在诉称的相关问题均是由物流致损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与涉案车辆的产品质量无关，某公司不存在任何侵权或欺诈行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涉案车辆仅经过一次维修，相关问题均已得到解决，目前不符合《三包规定》关于退换车的客观条件；在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的案由下，华晨宝马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此，某公司恳请贵院采纳上述意见，依法驳回原告对某公司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某公司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2日，原告某与被告某公司签订《认购合同》，向被告认购“525Li领先”车辆一台，总价款43万元。该合同第四条约定：该车价格为优惠包牌价，总价含有车价、购置税、上牌费、保险费等，故不单独计算其中某项费用。任何情况不退税，不退费。第十一条其他约定条款（手写）记载：客户已知悉，此车属物流质损车辆，已更换左前大灯、左前叶子板、前中网、前保险杠及左前边引擎盖喷漆，对此无异议，特此说明。原告某在该条款下方签名。
原告于2015年11月25日全额支付购车款43万元，于2015年12月4日提车。涉案车辆由被告某公司生产，委托承运商运输，并出售给经销商某公司。合格证显示车辆制造日期为2015年7月3日。
承运商以及经销商某公司均未就涉案车辆存在物流质损的事实向某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反馈。2015年11月6日，某公司以救援车辆开单，对涉案车辆进行了维修。
原告主张，其在购买车辆时对2015年11月6日的维修情况不清楚。被告某公司陈述，其有口头全面告知原告2015年11月6日的维修项目，认购合同只写了主要的维修项目。原告主张，被告某公司未口头告知全面的维修项目，而且，钣金头盖和前杠内骨在合同里面只说了是进行喷漆，实际上进行了钣金维修，认购合同记载的损坏维修情况不全面。
2015年12月5日，原告发现涉案车辆DTC（动态牵引力控制系统）失效，车辆方向盘右偏，遂向被告某公司反映。2015年12月6日，某公司经进厂检查发现，该涉案车辆存在左前下摆臂断掉、车辆稳定杆刮花、羊角松宽等问题；经电脑检查有相关故障记录：转向角信号无效，需更换。就涉案车辆存在的上述问题，某公司为原告进行了免费维修和更换。
2015年12月11日，被告某公司出具的估价单和结算单显示，涉案车辆的进厂日期是2015年11月6日，保修起始日期为2010年1月27日，里程数为117962公里。基于上述记载，原告主张涉案车辆为旧车，因为在其提车后发现故障前，车辆仅行驶了几十公里。
被告某公司对此解释称：结算单上关于保修起始日期及里程数显示的是救援车辆的信息而非涉案车辆。因为其未将涉案车辆的物流质损情况及维修情况通过经销商系统上报某公司，而是以援救车辆开单对涉案车辆进行维修，导致结算单及估价单上显示的里程数以及保修起始日期与涉案车辆合格证上显示的记录不一致。涉案车辆的保修日期应以合格证为准，合格证显示该车制造日期及发证日期均为2015年7月3日。因此，涉案车辆并非旧车。
2015年11月6日，某公司出具的有关涉案车辆的维修工单（维修工联）记载：新车SM10046质损，用救援车开单维修；拆卸和安装或更新左前或右前侧围；拆卸和安装或更新前保险杠饰板架梁；拆卸和安装左大灯；钣金：拆装更换集风罩；钣金：修复头盖，前杠内骨；油漆：前杠，左前叶子板，头盖。2015年12月6日，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该维修工单上手工记载：追加更换左下摆臂、左前羊角、左前轴承、四轮定位，具体详见报价单。
2016年1月11日，原告在被告某公司提供的客户资料领取确认表上签字。根据该表的记载，交车检验表不在原告领取的资料范围内。该表的重要提示部分记载：本人已对该车辆进行了外观，发动机舱，内饰等所有检查，确认无任何问题；深圳宝源行已向本人告知了车辆交付前的所有检查检验内容及情况。
某公司提交检查记录表、质量检查表，主张其向原告交付车辆前已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测，并未发现车辆存在原告起诉状所陈述的瑕疵问题。原告对检查记录表、质量检查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交车之前被告某公司也没有给原告看过。
某公司与承运商签订的《车辆运输与物流服务合同》约定：“承运商应在装载车辆前进行检查，并向某公司报告车辆的任何损坏，承运商应自交接时至车辆在收货人的场地完成卸载且收货人完成检验的整个期间，对车辆的任何损失或损坏承担责任”。某公司将涉案车辆交付承运商时，未收到承运商关于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反馈。
某公司与某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协议》及附件6第5.3条“损坏通知”部分约定：“经销商应在向其交货后立即检查合资车有无任何明显的缺陷、损坏，规格和配备是否完整。合资车的任何明显缺陷必须在交货检查时予以确定。对于交货检查期间或检查后的任何时候发现的任何明显的缺陷或损坏，经销商应通过订购系统通知某公司。如果未及时通知，上述合资车应视同已被经销商所接受，从而某公司对上述损坏或缺陷不再承担责任。”
被告某公司陈述：承运商没有向被告某公司报告物流质损情况，但根据被告某公司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协议，被告某公司在收车时如果发现车辆有损坏，应向被告某公司报告，但被告某公司也没有向原告报告物流质损情况。如果其生产的车辆在运输中发生物流致损，经销商向其报告后，其会直接收回车辆，对车辆进行重新检测，发现没有质量问题才出厂。目前有很多经销商对物流质损车辆不向被告某公司报告，会进行维修后以较低价格出售，同时也会告知消费者该车辆属于物流质损车辆。
某公司陈述，其从承运商处接受涉案车辆进行交货审查时，发现车辆受损，与承运商进行了电话沟通，但未要求承运商提供相关报告及情况说明，而是自行对车辆因物流质损导致的瑕疵进行了维修。
被告某公司主张涉案车辆售价比市价低，当时市面上该车辆价格不低于45万元，而原告是43万元购买该车。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涉案车辆现由原告使用。原告主张，原告发现问题后与被告某公司协商退车，但被告某公司不同意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双方争议焦点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涉案车辆在交付原告使用后发现的质量问题系何种原因造成；二、原告在“客户已知悉，此车属于物流质损车辆”的合同条款下方签字，是否表明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清楚知道涉案车辆可能存在隐蔽的质量问题；三、被告某公司在向原告出售涉案车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基于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有关规定，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3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等耐用商品，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对涉案车辆在交付原告后发现的质量瑕疵，被告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该质量瑕疵系原告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也没有举证证明该瑕疵系被告某公司将车辆交给承运商运输时已经存在，而涉案车辆在物流运输过程中遭受过损坏是确定的事实。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可以合理推定原告在涉案车辆使用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系该车在物流运输过程中遭受损坏而产生。
关于第二个问题。本院认为，物流质损车辆并不是对车辆出售时存在质量瑕疵的一种描述，而是应当理解为对车辆在物流运输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损坏这一事实所进行的描述。出售该车辆时，该损坏部分应当是已经按照相关要求修复完好，出售的车辆应当是没有质量瑕疵的车辆。因此，对“客户已知悉，此车属于物流质损车辆”这一合同条款，并不能理解为原告在购买涉案车辆时已经知道涉案车辆是存在质量瑕疵的车辆，也不能理解为原告清楚地知道其购买的是可能存在质量瑕疵的车辆。
根据上述合同条款，可以认定被告某公司已经将涉案车辆属于物流质损车辆的情况告知了原告。但是，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某公司的该告知行为既不全面，亦不充分。体现在：被告某公司未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涉案车辆的物流质损情况进行全面检测，亦未向生产厂家被告某公司报告。而实际上，被告某公司通过自行检测所发现的物流质损情况只是实际存在的物流质损情况的一部分。原告作为消费者，在被告某公司未能提供物流质损的发生原因以及具体维修报告的情形下，仅仅根据被告某公司的该概括告知，亦难以清楚地知道涉案车辆因物流质损造成的全部损害情况。更重要的是，原告在看到该合同条款的内容或者听到被告某公司的概括告知时，并不知道被告某公司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涉案车辆的物流质损情况向被告某公司予以报告并进行全面的检测。作为消费者的原告，是基于对被告某公司所告知事实的全部信赖才决定购买涉案车辆，该信赖包括以下内容：原告不仅相信被告某公司告知的物流质损情况属实，也相信被告某公司告知的涉案车辆因物流质损情况导致的维修情况属实，更是相信被告某公司应当会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涉案车辆的物流质损情况进行处理并进行检测、维修。也就是说，原告相信被告某公司对其进行的概括告知，是被告某公司在诚实履行了其应尽的合同或者法律义务基础上所做出的告知。但是事实表明，被告某公司的告知既不全面、充分，亦不是建立在诚实履行了其应尽的合同或者法律义务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能基于原告在“客户已知悉，此车属于物流质损车辆”的合同条款下方签字的事实，认定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清楚知道涉案车辆可能存在隐蔽的质量问题。
关于第三个问题。如上所述，知悉“客户已知悉，此车属于物流质损车辆”这一合同条款，并不表明原告在购车时已经充分、合理地获悉了涉案车辆属于物流质损车辆的全部事实，也不能认定被告某公司不存在对原告有隐瞒事实或者虚构事实的情形。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某公司违反其与被告某公司在协议中的约定，对其收到的物流质损车辆不按协议的有关规定向被告某公司报告并按相关要求进行检测和维修，是明知和故意的。被告某公司对其该种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也应当是清楚的。即涉案车辆可能在存在其未能发现的、因物流质损导致的质量隐患的情形下出售给作为消费者的原告。因此，被告某公司在出售涉案车辆给时，应当明白具体地告诉原告涉案车辆物流质损的具体原因以及被告某公司自行进行维修的情况，并向原告说明涉案车辆还可能存在尚未发现的、因物流质损导致的质量隐患情形。只有如此履行告知义务，被告某公司的告知行为才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而事实上，被告某公司并未如此履行告知义务。在生产厂家对物流质损车辆的处理程序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被告某公司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处理涉案车辆的物流质损问题是有意为之；对其自行检测和维修车辆的物流质损问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车辆质量隐患等不利后果，被告某公司作为经销商，应当是清楚的和能够预见到的。基于上述事实和规定，应当认定某公司的告知行为具有误导性。
综上所述，一方面，涉案车辆在交车后出现的质量问题系车辆在物流运输过程中遭受损坏而导致的，被告某公司未能在出售涉案车辆时发现的这些质量问题，与其未按照正常程序处理涉案车辆因物流导致的质量损坏问题有重要关联。另一方面，被告某公司在向原告出售车辆的交易过程中，未能按照“真实、全面”的法律要求向原告提供与涉案车辆有关的重要信息，尤其是，被告某公司并没有将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处理涉案车辆的物流质损问题以及因此可能给车辆质量问题带来的隐患等重要信息明确无误地告知原告。上述事实导致原告的购车行为不是建立在充分、有效的信息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被告某公司提供的不全面、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基础之上，被告的该种行为在事实上对原告构成欺诈。另外，从现有证据和认购合同的手写条款内容来看，被告某公司在向原告告知其已经进行维修的有关项目时，亦有部分维修项目没有向原告明确说明，对原告构成隐瞒。被告的该种行为在事实上亦对原告构成欺诈。
关于被告某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基于被告某公司在出售涉案车辆过程中对原告存在欺诈的事实，原告主张撤销其与该被告之间关于涉案车辆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该被告退还购车款43万元，并向该被告返还涉案车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同时请求该被告赔偿购车款三倍的损失。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某公司的欺诈行为在过错程度、欺诈情节、损害后果等方面综合来看，不具有严重性。另外，被告的欺诈行为所涉及的价值范围并不是整部车辆，而是车辆的部分零件；隐瞒的有关事实，亦不是带有根本性、能够决定合同目的是否可以实现的事实，而只是对原告决定购买涉案车辆具有参考价值的重要事实。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令被告某公司对原告支付购车款三倍的赔偿款，对该被告亦有失公允。民法奉行公平原则，处理民事纠纷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的“三倍赔偿”原则，体现的是惩罚性赔偿原则。该惩罚性赔偿体现的是对当事人实施严重过错和欺诈民事行为的一种惩罚。如前所述，被告某公司对原告实施的欺诈行为，并不具有严重性。所以，本案所涉欺诈事实，是否完全符合上述“三倍赔偿”原则的精神要求和事实构成，尚有疑义。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上述分析和公平原则的要求，本院认为，将该条法律规定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结合起来理解，并据此确定被告某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更为公允合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实施欺诈行为者，应当对其实施的欺诈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是我国《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致精神要求。鉴于本案综合情况和上述法律分析，本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5万元。对原告过高的赔偿请求，本院予以判决驳回。
原告诉称的质量瑕疵与生产厂家某公司无关，被告某公司亦不存在对原告欺诈的情形，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某公司在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根据原告诉称的事实理由以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以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作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属于认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某与被告某于2015年11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SZBYH0001606的《认购合同》；
二、被告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返还购车款43万元；
三、原告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某返还“525Li领先”宝马车一辆；
四、被告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赔偿15万元；
五、驳回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02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3441元，被告某负担683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收到上诉费缴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雷 桂 森
人民陪审员 张 慧 英
人民陪审员 吕 珍 兰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婉妮（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