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28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平能化集团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合作新村**号。法定代表人：周志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铁物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拱辰北大街*号昊天假日酒店***室。法定代表人：章根才，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武汉维明达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工业三路*幢。法定代表人：姜维，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中平能化集团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煤炭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铁物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贸公司）、武汉维明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维明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终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湖北煤炭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应予再审。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交易模式系典型的循环贸易融资借贷，武汉维明达公司处于若干交易的主导地位，其实际获得1.5亿元借款并向中铁物贸公司支付固定利息，本案系以买卖合同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本案涉及的具体交易模式为：第一，武汉维明达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签订9份《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湖北煤炭公司。第二，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签订9份《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中铁物贸公司。第三，中铁物贸公司又与武汉维明达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即湖北畅联工贸有限公司、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卫兵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卫兵公司）、湖北艺奥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对应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第三方。第四，武汉维明达公司与其指定的第三方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武汉维明达公司。从前述具体交易模式看，本案系典型的循环贸易融资借贷法律关系。第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各份买卖合同在签署时间、货物品质、数量质量均具有对应性，中铁物贸公司、武汉维明达公司既买又卖，且高买低卖，违背商业常理。第二，在整个交易环节中各方仅订约、付款、开票，并没有证据证明货物的实际交付。武汉维明达公司庭审中也自认在该交易模式下，并不存在货物实际流转。第三，武汉维明达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仅享有利润，不承担风险，不符合买卖合同的特点及交易流程。第四，出借方中铁物贸公司并不具有从事融资贷款业务的资质，在2013年司法实践对企业间借款采取否定态度的环境下，通过湖北煤炭公司过桥将涉案1.5亿元资金借给武汉维达明公司。二、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系典型的循环型贸易融资的重要环节，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有关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显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只有资金循环，不存在货物交易，且参与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没有真实的买卖意图，系基于循环买卖合同形成的企业间融资借款关系，武汉维明达公司处于交易的主导地位，其实际获得1.5亿元借款并向中铁物贸公司支付固定利息。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之间就合同订金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不涉及买卖合同标的物的交易……”该认定是对案件完整事实的断章取义，案件基本事实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的规定。该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受人以获取标的物为目的，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是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是否实际存在煤炭交付，是本案真实法律关系的认定基础，而二审判决将合同标的物的交易与本案1.5亿元订金的真实性质分割，在对双方是否实际存在煤炭交付的事实未予查明的情况下，作出了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是有悖事实真相的错误认定。二审判决适用有关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认定本案事实，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真实的事实为，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交易。依据《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的第三条约定，出卖人（湖北煤炭公司）直接将货物交给指定的收货人，煤炭质量、数量均由出卖人和实际收货人负责，与合同的买受人（中铁物贸公司）无关。中铁物贸公司的收益为每月250万元固定收益，该收益不考虑煤炭市场的价格走向，不考虑实际的煤炭买卖数量，仅与利率的变动有关。作为合同的买受人，中铁物贸公司不关注标的物本身的质量、数量，甚至连具体的收货人都不关注。从以上合同内容来看，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买受人亦无买受涉案标的物的真实意愿。二审判决对该事实的“忽略”使得武汉维明达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之间“实为借贷”的事实被掩盖。二审中，承办法官组织湖北煤炭公司、中铁物贸公司及武汉维明达公司谈话，主要内容就是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中，是由湖北煤炭公司指定下游买受客户还是由武汉维明达公司指定下游买受客户，经调查武汉维明达公司确认其指定第三方买受客户，中铁物贸公司对此并未否认。但在二审判决中却对此事实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认定，即将《煤炭买卖长期合同》中的下游买受客户指定人认定为湖北煤炭公司，这是歪曲客观事实的认定，而该事实是对认定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性质存在重大影响的基本事实。二审判决将武汉卫兵公司向中铁物贸公司支付的250万元认定系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签订《煤炭买卖长期合同》约定项下的1.5亿元订金总额范畴内并予以扣减，但对于还款主体认定有误。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4年1月7日，武汉卫兵公司向中铁物贸公司支付250万元。该笔款项武汉卫兵公司于2015年12月6日出具说明称：“我公司于2014年1月7日支付给中铁物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两笔款项合计250万元，是应武汉维明达的要求，代其向中铁物贸公司偿还的款项，并非我公司支付给中铁的货款。”湖北煤炭公司从未要求武汉卫兵公司向中铁物贸公司支付250万元款项，该款项是武汉卫兵公司应武汉维明达公司的要求向中铁物贸公司支付，二审法院却仅凭中铁物贸公司单方主张并且在其未出具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认定该250万元系湖北煤炭公司委托武汉卫兵公司向中铁物贸公司代付，该基本事实的认定明显缺乏证据支持。此外，在一审中中铁物贸公司曾主张武汉卫兵公司向其支付的250万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主张与武汉卫兵公司存在其他合同关系，而在二审中却表示认可武汉卫兵公司向其支付的250万元系代湖北煤炭公司支付。中铁物贸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说明其未向法院如实陈述本案的真实情况，意图掩盖其与武汉维明达公司借贷法律关系的真相。该款项系武汉卫兵公司代武汉维明达公司向中铁物贸公司偿还的借款，武汉卫兵公司和武汉维明达公司都予以认可。中铁物贸公司对武汉卫兵公司支付的250万元予以接受，说明武汉维明达公司是1.5亿元订金的实际借款人，由其向中铁物贸公司偿还该笔订金是中铁物贸公司与武汉维明达公司双方均予以认可的事实。由于二审判决对这250万元的实际还款人进行错误认定，导致涉案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融资”的事实被掩藏，致使本案重大事实认定不清。三、二审判决对湖北煤炭公司提交的多份对认定本案事实有决定性影响的证据均未予认定，造成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下作出了误判。湖北煤炭公司在二审中向法院提交了本次交易介绍人彭正乔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证据直接证明了中铁物贸公司与武汉维明达公司系借贷关系。该说明对本案事实进行了明确表述，即中铁物贸公司的相关人员主动联系表示可以向企业提供借款，每月收取固定的利息，武汉维明达公司作为借款方系该贸易链条的组织者，居于核心地位。湖北煤炭公司在二审中向法院提交了湖北煤炭公司、中铁物贸公司与武汉维明达公司相关负责人之间的录音证据，该证据可以证明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武汉维明达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实际的煤炭交易，且各方均不以实际占有合同标的物为目的，对本案循环贸易“名为买卖，实为融资”的客观法律性质充分知晓并认可。湖北煤炭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2013年国资委下发的《国资厅发评价〔2013〕31号》文件。该文件对央企融资性贸易产生的风险作出预警，通过提交的录音证据材料证明，中铁物贸公司正是依据该文件的精神，同意停止循环贸易形式的融资业务，这是中铁物贸公司对本案“名为循环贸易，实为融资借贷”的真实法律关系的明确自认。在一审审理时，武汉维明达公司出示了证据证明在2014年6月3日直接向中铁物贸公司偿还借款利息50万元，上述款项虽在一审时从订金总额中予以扣除，但并未认定武汉维明达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为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在二审审理时，武汉维明达公司又出示了在2014年4月3日、18日向中铁物贸公司直接支付共计10万元款项的武汉市农行青山支行的流水单，再次证明其与中铁物贸公司存在借款法律关系的事实。对于上述证据，二审均未予认定。湖北煤炭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及一审中的其他证据，足以充分说明中铁物贸公司与武汉维明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借款关系，而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仅系该融资链条的一个环节。对于湖北煤炭公司在二审阶段提供的新证据，中铁物贸公司并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而二审判决仅凭中铁物贸公司“对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就作出不予认定的结论，明显有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四、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主体，在二审时湖北煤炭公司再次提出追加第三方公司为本案第三人，被二审合议庭无理由拒绝。一审中，武汉维明达公司提供了《情况说明及交易环节表》用以证明本案系循环交易，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仅仅是该交易中的一个环节。对此涉及到的第三方公司即湖北畅联工贸有限公司、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卫兵公司、湖北艺奥有限公司也系交易中的一方，为了查清案件的全部事实，依法应追加其他第三方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未予追加。二审中，湖北煤炭公司再次提出追加第三人的问题，二审判决未予回应。涉案的第三方公司对查清本案事实、确定借款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二审判决不予以追加，属于程序错误。五、二审判决维持中铁物贸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客观上造成中铁物贸公司通过循环贸易的形式获得了更多的不法利益。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约定的进销差价不能认定为可得利益并获得法院的支持，该所谓“可得利益”系武汉维明达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约定的借款利息。二审判决维持中铁物贸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系性质认定错误，以支持可得利益损失的名义，支持双方约定的固定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武汉维明达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其直接或间接向中铁物贸公司清偿借款共计38793548元，该事实二审审理并未予以查实更未作出确认。二审判决对中铁物贸公司获得可得利益损失予以支持，使得中铁物贸公司通过不法的贸易形式额外取得了38793548元的收益。这样的结果已经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公平，中铁物贸公司行为不仅未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反而通过判决获得了更多的非法利益。六、湖北煤炭公司发现对本案事实认定存在重大影响的新证据线索。本案之外，中铁物贸公司与武汉维明达公司、国投华中煤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华中公司）采取与本案相同的方式进行融资业务，将5000万元资金以循环贸易的形式，通过国投华中公司出借给实际用款人武汉维明达公司，该事实有国投华中公司出具的合同予以证明。中铁物贸公司已基于以上事实以合同诈骗为由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认为构成立案标准，已立为“中铁物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合同诈骗案”，并于2015年5月26日发布立案告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立案告知书及国投华中公司出具的贸易合同两项新证据线索，该种形式的融资贸易模式已涉嫌刑事犯罪，一、二审法院未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是径自作出民事判决，有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处理规定及民事案件的受理原则，应当予以撤销。本院经审查认为，湖北煤炭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一、关于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循环贸易引起的融资借贷纠纷的问题。首先，整个交易的流程并不能定义为循环贸易。综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武汉维明达公司（出卖人）与湖北煤炭公司（买受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湖北煤炭公司（出卖人）与中铁物贸公司（买受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铁物贸公司与其下游买受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武汉维明达公司称，其与湖北畅联工贸有限公司、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卫兵公司、湖北艺奥有限公司等下游买受人存在背对背合同，所描述的交易量与金额一一对应，以此形成闭合式煤炭买卖交易链形式。武汉维明达公司指定上述四家下游买受人向中铁物贸公司支付煤炭买卖差价，向湖北煤炭支付手续费，武汉维明达公司对该四家下游买受人的交易差价损失予以补偿。湖北煤炭公司亦认为，武汉维明达公司与其指定的第三方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武汉维明达公司。上述说法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一、二审中，武汉维明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四家下游买受人订有买卖合同，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四家下游买受人接受其指令向中铁物贸公司支付货款或煤炭买卖差价，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向四家下游买受人支付了交易差价损失。整个交易链条并非闭合式，不能认定为循环贸易。其次，本案的交易模式也不能定性为融资借贷。从武汉维明达公司的陈述内容看，其与湖北煤炭公司（买受人）签订《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确实存在融资的商业目的。该合同存在订金条款：出卖人安排收货人通过其贸易伙伴将1.5亿元付给买受人，买受人再将款项付给出卖人。事实上，中铁物贸公司按照其与湖北煤炭公司（出卖人）签订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约定，委托北京商贸公司通过承兑汇票背书的方式向湖北煤炭公司交付了订金1.5亿元。而后湖北煤炭公司将1.5亿元的承兑汇票背书给武汉维明达公司。至此，武汉维明达公司获得了1.5亿元的融资款，从武汉维明达公司的角度，整个贸易过程具有融资性，但是并不能以此推定整个交易过程产生了借贷关系。中铁物贸公司向湖北煤炭公司交付1.5亿元订金，是基于二者之间订立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中存在订金条款。湖北煤炭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中铁物贸公司的交付行为是为了将1.5亿元出借给武汉维明达公司。湖北煤炭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中铁物贸公司指令湖北煤炭公司将1.5亿元订金转交给武汉维明达公司。根据湖北煤炭公司再审申请时提交的录音整理文字资料，2014年1月22日，湖北煤炭公司、中铁物贸公司、武汉维明达公司高管进行了一次三方会谈。会谈过程中，中铁物贸公司总经理肖纯表示对于武汉维明达公司提到以融资为目的引进资金不知情，对于湖北煤炭公司陈述的资金过桥不认可，同时否认整个贸易流程系借贷关系。武汉维明达公司表达了其通过贸易形式引进资金的初衷，但没有明确其与中铁物贸公司系借贷关系。整个谈话内容也可以印证，中铁物贸公司没有出借资金的意思表示，武汉维明达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之间也没有形成借贷关系的合意。此外，2014年2月，湖北煤炭公司通过与中铁物贸公司往来征询函确认，其欠付中铁物贸公司1.5亿元。2014年2月27日，涉案三方均参与的抵账协议进一步确认，中铁物贸公司对湖北煤炭公司预付账款账面余额为1.4亿元。纵观整个交易过程，虽然武汉维明达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存在融资的商业目的，但是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却并无出借资金给武汉维明达公司使用的意思表示。整个交易过程描述为带有融资性质尚可，本案认定为借贷关系则无事实依据。再次，本案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2013年2月，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订立了编号为ZTWH-GJMY-MT-C-2013-001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出卖人为湖北煤炭公司（国家煤炭储备基地平台供应商），买受人为中铁物贸公司（长协订货商）。合同约定，中铁物贸公司2013年、2014年向湖北煤炭公司购买煤炭。合同还约定了月度贸易额、年度贸易额、煤炭价格、交货方式、货款回收、长协合同订金、经销差价、发票开具等条款。合同签订后，中铁物贸公司依约向湖北煤炭公司交付了1.5亿元订金。2013年3月至11月期间，中铁物贸公司向湖北煤炭公司采购煤炭，共计产生煤炭款436461296.6元，双方对货款无争议。从合同订立的名称、内容及合同履行看，均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订立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关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前文已述，尽管从整个交易链条看，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订立的合同只是贸易链条的一个环节，且上游环节的武汉维明达公司参与贸易确实带有融资的目的，但是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以之为形式而实际出借资金以谋取利息的意图，不能以上游环节货物卖家的融资企图来否定本案买卖合同的效力。另外，湖北煤炭公司认为整个交易环节，各方仅订约、付款、开票，只有资金循环，没有货物的实际交付，没有真实的买卖意图。根据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订立的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出卖人指定买受人的下游买受客户（现货采购商），出卖人与现货采购商直接完成货物交收，现货采购商向长协订货商（即中铁物贸公司）出具收货凭据。这种约定下游买受人直接完成货物交收的方式，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能以此否认买卖合同的效力。事实上，在商事贸易活动中，尤其是多方参与的链条式贸易，往往存在“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交易方式，从其合同订立目的而言，仍然属于货物买卖行为，合同订立双方处于出卖人和买受人的地位。商事主体应当对其作出的商事行为意思表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便本案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付，也符合合同双方的约定，并不能当然地否定买卖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综上，湖北煤炭公司认为一、二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认定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二、关于二审法院对于湖北煤炭公司提交的证据未予认定的问题。彭正乔出具的《情况说明》，从证据类型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需要到庭接受质询，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情况说明》载明：“中铁公司的相关人员找到我，问是否有企业在资金上有困难，愿意为企业提供资金……我介绍维明达公司给中铁公司认识，据说双方为企业间的贷款事宜谈得很好，随后中铁与维明达公司达成了1.5亿元的贷款意向。”从其内容看，该陈述对于细节的描述不清楚（中铁公司的“相关人员”，无法进行核实），该陈述的内容亦非亲身经历（“据说……意向”），以此证明中铁物贸公司与武汉维明达公司之间达成了借贷的合意，并形成了借贷关系，缺乏证明力。关于录音资料及国资委文件的认定问题。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中铁物贸公司持有异议。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文字资料内容，中铁物贸公司总经理肖纯并未认可中铁物贸公司与武汉维明达公司系借贷关系。肖纯多次提到，中铁物贸公司合作对象是湖北煤炭公司，两者系真实的贸易合同关系，现在是湖北煤炭公司违约问题。湖北煤炭公司的总经理周锡钦表示整个交易系一个链条，把武汉维明达公司负责人姜维请过来一起谈也是便于解决问题。肖纯表示，这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关系。姜维表示，他属于旁观者，中铁物贸公司和湖北煤炭公司才是合同主体，他不应该参与，但是可以把整个过程介绍一下。姜维谈到，武汉维明达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一直有长期合作。过程中，彭正桥过来说如果武汉维明达公司有资金需求，他可以把中铁物贸公司的资金引进来，这样把贸易额做起来。肖纯听到这里，对“把资金引过来”表示不解。湖北煤炭公司副总经理徐大鹏解释说，中铁的资金引到武汉维明达公司，通过湖北煤炭公司资金过桥了。肖纯谈到，对于资金过桥不认可，彭正桥也不能代表中铁物贸公司，中铁物贸公司没有指定湖北煤炭公司买姜总的煤，湖北煤炭公司付款给姜总的行为，对中铁物贸公司是不利的。整个过程不是一个借贷关系，中铁物贸公司是做贸易的。从整个谈话过程的梳理来看，中铁物贸公司对于武汉维明达公司所称将中铁物贸公司的资金引进来的说法表示不知情，对于湖北煤炭公司所称资金过桥的说法不认可，反而强调交易性质是贸易合同关系，不是借贷关系。湖北煤炭公司以谈话录音资料来否认其与中铁物贸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证明武汉维明达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系借贷关系，缺乏证明力。至于国资委下发的《国资厅发评价〔2013〕31号》文件，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其本身不能直接作为确认和评判本案系何种法律关系的证据。综上，二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湖北煤炭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费用明细表、汇款凭证、业务回单、付款回单等证据材料均系复印件，在中铁物贸公司对其真正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不予认定其证明力并无不当。三、关于二审未追加第三人的问题。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合同双方是湖北煤炭公司和中铁物贸公司。湖北畅联工贸有限公司、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卫兵公司、湖北艺奥有限公司等企业不是合同当事人，对于涉案标的无独立请求权，且本案结果系依据合同而形成的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对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与本案之结果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本案必须追加的当事人。二审法院判决不予追加第三人，并无不当。四、关于二审判决维持中铁物贸公司可得利益损失主张的问题。前文已述，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系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形成，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合同双方均应如约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湖北煤炭公司作为出卖人，停止履行合同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中铁物贸公司作为买受人，因湖北煤炭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而遭受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主张包括可得利益在内的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湖北煤炭公司认为“可得利益”系借款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五、关于湖北煤炭公司再审申请提交的新证据。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载明，中铁物贸公司被合同诈骗一案，符合立案标准。从内容看，无法判定与国投华中公司存在关联性。即使与国投华中公司有关，也未必是因其参与融资贸易模式而涉嫌犯罪，且仅凭国投华中公司出具的合同，并不能认定该案与本案具有同一性，以此推定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湖北煤炭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该条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湖北煤炭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平能化集团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方金刚审 判 员  李京平代理审判员  龚文静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