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湖商终字第2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艳。
委托代理人：周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会忠。
原审被告：孙建育。
上诉人陈艳为与被上诉人高会忠、原审被告孙建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兴县人民法院（2013）湖长煤商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经过查阅卷宗材料，询问当事人，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9月20日，孙建育向高会忠借款100000元，并向高会忠出具借条一份。高会忠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向被告孙建育交付了该笔借款。孙建育与陈艳于2005年10月12日在长兴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系夫妻关系。高会忠多次向孙建育、陈艳催讨该笔借款，孙建育、陈艳未支付，故纠纷成讼。
高会忠于2013年3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孙建育、陈艳归还借款10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孙建育在原审未作答辩。
陈艳辩称，1、对借款的真实性有异议；2、对借款不知情，不是用于家庭生活，故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高会忠与孙建育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孙建育向高会忠借款后，经催讨未归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返还借款的民事责任。由于本案借款发生在孙建育与陈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孙建育、陈艳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属于孙建育个人债务或孙建育、陈艳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并且高会忠知道该约定。孙建育向高会忠的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对于高会忠主张孙建育、陈艳归还借款10000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孙建育、陈艳归还高会忠借款1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孙建育、陈艳承担。
陈艳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扩大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24条的使用范围。《解释（二）》第24条是对婚姻法第41条所作的解释。而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即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能否则，除非有共同合意，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而，适用《解释（二）》第24条的前提条件是婚姻法第41条。如果脱离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解释（二）》第24条的不仅没有解释的根据和基础，而且直接按照《解释（二）》第24条的推定判决，一方虚假债务、因赌博等违法债务，都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原审判决忽视了适用《解释（二）》第24条的前提条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违反了家事代理原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因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之间具有家事代理权”。根据上述解释，夫妻一方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的家事具有代理权，而“因日常生活需要”就是为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就其债务而言，当然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否则，就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也说明夫妻共同债务只能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原审判决显然违背了家事代理原理。三、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虽然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由举债人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积极事实举证证明，而不能不应由非举债方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消极事实举证证明。举债人不能举证时，应由第三人（债权人）夫妻共同生活之消极事实举证证明。举债人不能举证时，应由第三人（债权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在举债人或第三人就已经证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时，非举债一方如果要抗辩第三人，则应就《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两项法定抗辩事由进行举证，如果不能证明或者没有两种排除情形时，则应当认为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举债第三人没有完成“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的举证责任，非举债一方不存在就《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两项法定抗辩事由进行举证问题，法院也不能在没有查明债务是否存在或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直接适用《解释（二）》第24条进行推定。《解释（一）》第17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对于超出家事代理权限的，只有有证据证明“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对于超出家事代理权限的，只有有证据证明“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就是说，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也就是说，对于是“因日常生活需要”或者不是为“夫妻共同生物所负的债务”，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他人（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当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只有债权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举债人；否则，另一方可以对抗债权人。因而，原审将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夫妻非举债一方，违背了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其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可以考虑以下两个判断标准：（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2）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尽管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则同样应视为共同债务。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高会忠在二审中辩称：我出借款项是了解她家中情况的，对陈艳的工作和她的女儿的读书情况都清楚，我和孙建育是在工地上合作过的，关系尚可，借钱是因为孙建育信用社贷款到期，朋友之间帮忙要借款，一星期后还，我认为借的是银行的贷款，应该是夫妻的共同债务。而且我出借的也不是高利贷，完全是朋友之间的帮忙。
孙建育未作答辩。
二审中，陈艳向本院提供两组证据：一、电费通知单、水费通知单、车票、物业费、购物小票四组，证明该些费用用于共同生活所需；二、工程领付凭证五份，证明该些费用属非共同生活所需。
高会忠无新的证据提交，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肯定是共同生活所需；对于第二组证据，陈艳的老家城郊结合部有一套老房子，孙建育目前除了工程做事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陈艳是幼儿园聘用工，孙建育家中有两个老人，还有陈艳的女儿在读书，如果靠他们两人收入，是买不起房子的，如果孙建育没有拿回工程款用于家庭生活开支，是无法生活的，不能证明工程领付款的收入没有用于家庭的开支。据了解，他们长兴县城里的房子银行贷款有5万，还在还贷。
孙建育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该些证据不能证明待证对象，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首先，本案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目前夫妻关系仍存续；其次，本案借条上虽然只有孙建育一人作为借款人签字，但是并不能以此推定夫妻不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因此对于借款属于个人债务或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应由夫妻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并且本案所涉借款的金额100000元，也并非属于明显超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的数额特别巨大的借款，现陈艳虽诉称该笔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上诉人陈艳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陈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黄丽琴
代理审判员 张鹤鸣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史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