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8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盛幸，男，土家族，住湖北省石门县，公民身份号码×××4999。
法定代理人沈姣玲，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系王盛幸之妻。
委托代理人覃银燕，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晴，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宏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法定代表人龙小清。
委托代理人吴成全，广东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占锋，男，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公民身份号码×××1878。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卢志雄，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家荣，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荣龙，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二、三层除外），营业执照注册号440681000171666。
法定代表人谢泽伟。
上诉人王盛幸、佛山市顺德区宏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占锋、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以下简称顺德公安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良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10月22日18时15分，蔡占锋（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号牌为粤E×××××警号轿车沿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顺祥南路由顺番路方向往五沙电厂方向行驶至顺祥路与新悦路交叉路口时，蔡占锋驾车左转弯往新悦路的过程中，遇王盛幸驾驶无号牌自行车沿顺祥南路由五沙电厂方向往顺番路方向行驶至，致粤E×××××警号轿车的车头正面与王盛幸驾驶的无号牌自行车左侧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及王盛幸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蔡占锋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王盛幸不负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当天，王盛幸因伤势严重，昏迷不醒而被送至广东同江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王盛幸由护理人员一名以及其妻子沈姣玲共同护理。2015年2月13日，经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王盛幸为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器质性意识障碍，目前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为此次鉴定，王盛幸支付了3000元。2015年3月20日，经广东法维司法鉴定所鉴定，王盛幸因交通事故致特重度颅脑损伤，呈持续植物状态，评定为一级伤残，属完全护理依赖（I级护理），护理人员以2人为宜，护理期限不低于20年；关于其后续治疗费建议：王盛幸双侧颅骨修补的医疗费不低于50000元；其植物状态予以支持、对症等治疗每年费用不低于20000元。为本次鉴定，王盛幸支付了3700元。
王盛幸妻子沈姣玲向湖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王盛幸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一、宣告被申请人王盛幸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申请人沈姣玲为被申请人王盛幸的监护人。
2015年5月12日，广东同江医院出具《住院欠费证明》，证明王盛幸住院医疗费用合计为523980.50元，尚未清账欠费金额为474517.50元。
另查明，蔡占锋为宏川公司员工，在公司从事电路维修工作。事故发生当日下午16时许，粤E×××××警号轿车发生故障，公安局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宏川公司，请求其对该轿车进行维修。宏川公司派蔡占锋以及另一员工即案外人唐汉军前去维修，二人遂前去检修。警车经过推动之后启动了，唐汉军驾驶警车返回宏川公司进行维修。经更换马达之后，警车能够正常启动了，之后，蔡占锋驾驶该车外出试车，行驶几百米之后，发生了本案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宏川公司向王盛幸支付了60657.70元。
顺德公安局为粤E×××××警号轿车在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
再查明，王盛幸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佛山市顺德区朴田电器有限公司（所属行业：其他塑料制品制造）工作，事故发生前任冲压车间冲压班长。
王盛幸的父亲王平昌（出生于1949年6月10日）与母亲覃正秀（出生于1952年10月18日）生育了王盛幸一人。王盛幸与沈姣玲生育了沈玉钒（出生于2004年8月10日）和王艳（出生于2012年2月24日）。
2014年12月23日，王盛幸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蔡占锋、宏川公司、顺德公安局、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赔偿王盛幸损失3446789.20元；二、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优先赔偿；三、诉讼费用由蔡占锋、宏川公司、顺德公安局、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蔡占锋驾驶粤E×××××警号轿车，因过错与王盛幸发生交通事故，致王盛幸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王盛幸的损失合计3217694.42元，因蔡占锋所驾驶的粤E×××××警号轿车在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对于王盛幸的损失3217694.42元，首先应当由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10000元，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其中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即交强险还应当赔偿的金额合计为120000元。交强险未足赔偿的部分损失3097694.42元，虽然粤E×××××警号轿车在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但由于蔡占锋系无证驾驶，因此，商业三者险不负责赔偿。
由于发生交通事故时，蔡占锋在试车，属于在执行工作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当由用人单位即宏川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本责任形式为替代责任，即由宏川公司替代蔡占锋承担责任。由于宏川公司已经向王盛幸支付了60657.70元，因此，还须向王盛幸支付3037036.72元。
顺德公安局作为粤E×××××警号轿车的车主，无证据表明其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因此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宏川公司称顺德公安局管理车辆存在过失，原审法院认为，由宏川公司的员工将粤E×××××警号轿车驾驶至宏川公司进行修理，并非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不能证明公安局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内向王盛幸支付赔偿款120000元；二、宏川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盛幸支付赔偿款3037036.72元元；三、驳回王盛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187.16元（王盛幸已申请缓交），由王盛幸负担192.59元，由宏川公司负担15644.57元，由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负担1350元。上述诉讼费用，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向原审法院缴纳。
上诉人王盛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判决不公，部分事实未查明。一、顺德公安局在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1.肇事车辆为警车，警车的使用及管理均应严格按照《警车管理规定》执行。顺德公安局在肇事警车出现故障后，直接将车辆交付给宏川公司的员工驾驶，违反了警车只能由警察驾驶的相关规定，唐汉军没有驾驶警车的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顺德公安局交付车辆的行为具有过错。2.顺德公安局在维修车辆的过程中，对于选定维修单位有重要过错，宏川公司不是警车的定点维修单位，也没有维修警车的资质，顺德公安局与宏川公司没有签订相关的警车定点维修协议，对于警车的驾驶、维修、返还未尽告知义务。3.在肇事警车送修及修好归还的过程中，顺德公安局亦未尽监督义务。《警车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款规定：“不按规定使用警车或者转借警车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对有关人员给予处分。”4.顺德公安局明知《警车管理规定》对警车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却随意将肇事警车交由宏川公司维修、保管，且未履行告知义务，其后亦未对宏川公司的维修保管行为进行监督，导致蔡占锋驾驶警车撞伤王盛幸。故蔡占锋驾驶肇事警车引发交通事故的行为与顺德公安局未对警车的使用及驾驶尽到管理、监督义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顺德公安局应对王盛幸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蔡占锋应与宏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蔡占锋属于宏川公司的员工，在事故发生时履行职务行为，但蔡占锋不具有驾驶资格，属于无证驾驶，蔡占锋因职务行为发生交通事故，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其明知自己不具备驾驶资质仍驾驶车辆，最终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因此，蔡占锋应与宏川公司对王盛幸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后续治疗费差额50000元、护理用品费3163.50元、交通费差额2000元、住宿费21813.90元、餐饮费27761元、生活用品费3460元、通讯费331元、司法鉴定费差额1200元，共计109629.40元，均属于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若非本案事故发生，受害人不会无故多支出上述费用，因此，原审法院未对上述费用予以确认错误。综上，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顺德公安局、蔡占锋、宏川公司、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对王盛幸的全部损失（3327323.82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顺德公安局、蔡占锋、宏川公司、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负担。
宏川公司辩称：一、同意王盛幸关于顺德公安局在本案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的上诉意见，顺德公安局的过错是引起本案事故的根本原因，顺德公安局违反规定，将警车交给没有驾驶资格的唐汉军，唐汉军、蔡占锋并非警察，顺德公安局违反了《警车管理规定》第十四条，顺德公安局在本案事故中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二、蔡占锋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宏川公司没有安排蔡占锋驾驶警车，是蔡占锋自行驾驶警车归还给顺德公安局，其当时的行为也不是试车。因此，宏川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三、王盛幸主张的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护理费缺乏依据，具体详见宏川公司的上诉理由。
上诉人宏川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采纳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责任的依据错误。1.顺德公安局是肇事警车的车主，又是认定事故责任的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担任裁判员，不可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认定。2.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实有误，五沙电厂位于事故发生地正南方，番顺路位于正北方，而责任认定书记载为西方、东方。3.事故认定书适用法律错误，王盛幸通过交叉路口时应下车推行，而不是骑车通过，其本身具有过错，此时不应由转弯车辆避让直行的自行车。因此，事故认定书认定蔡占锋负全部责任错误，双方至少应承担同等责任。二、顺德公安局存在重大过错，原审法院认为其无过错有误。《警车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警车只能由持有警察证与驾驶证的警察驾驶。本案中，顺德公安局将警车交由他人驾驶，最终导致事故发生，明显具有重大过错。若由具有驾驶资格的警察驾车发生本案事故，则王盛幸的损失可在商业三者险项下得到赔偿，因此，顺德公安局应在商业三者险项下赔付100万元，再另行承担相应的责任。三、蔡占锋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宏川公司明确规定，禁止无驾驶证的人员驾驶机动车。因此，宏川公司并未安排蔡占锋、唐汉军将警车开回公司，此也不符合修车的习惯，这是顺德公安局安排的。警车电路存在问题，不需要试车。因此，蔡占锋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应由其自行承担赔偿责任，不应由宏川公司承担责任。四、王盛幸主张的部分损失缺乏理据。1.医疗费523980.50元不真实，且并未实际支付，该损失不存在。医院出具的欠费证明不合法，且没有相应的医疗收费收据、用药清单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错误。2.原审法院支持20年后续治疗费错误，金额过高，且并未实际发生。3.营养费2万元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错误。4.原审法院支持20年的护理费，时间过长，金额过高，实际上植物人一般不能存活20年，一般三至五年。5.××赔偿金按城镇居民计算错误，居住证记载王盛幸在佛山居住的时间只有6个月，不足1年，××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6.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已取消该赔偿项目。且王盛幸的父母及二女儿均居住在农村，原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7.原审法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错误，蔡占锋因本案交通事故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王盛幸及其家属因此精神上得到安慰，不应再支持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赔偿122000元，在商业险项下赔偿1000000元；3.改判超出交强险、商业险的损失由蔡占锋与顺德公安局共同赔偿；4.改判宏川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王盛幸辩称：一、事故责任已由交警部门认定，应以此为准。二、蔡占锋是宏川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正履行职务行为，其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1.医院有相应的资质，其根据王盛幸的实际支出确认医疗费，亦有相应的发票，该部分费用是截至原审开庭前一天的费用。2.后续治疗费。原审法院少支持5万元，应以王盛幸主张的为准。3.营养费应以王盛幸的主张为准。4.护理费。王盛幸处理植物人状态，平时需要两人照顾，原审法院虽支持20年的护理费，但仍比实际支出少。5.××赔偿金。王盛幸在发生事故前已在佛山居住一年以上，也有相应的证据，××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正确。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亦按城镇标准计算正确。6.精神损害抚慰金。王盛幸原为家庭经济支柱，事故发生后成为植物人，全家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宏川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数额以王盛幸的上诉主张为准。
被上诉人顺德公安局针对上述两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辩称，本案所涉事故与顺德公安局无关，因宏川公司员工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顺德公安局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被上诉人人民财产保险公司针对上述两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费不属于保险责任，我方不予承担。
被上诉人蔡占锋未作答辩。
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根据审理的需要，向广东同江医院去函，就王盛幸现病情及其施行双侧颅骨修补手术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对现有病情的帮助等进行询问，广东同江医院就此复函。上诉人王盛幸质证认为，对复函没有异议，王盛幸的情况有施行颅骨修补手术的必要性，且能起到保护脑组织、防止损伤的作用，只因资金不足而暂未施行该手术，医院也建议施行手术。上诉人宏川公司质证认为，广东同江医院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复函缺乏公正性、客观性，且根据复函内容，该手术对病人苏醒没有作用，且手术本身存在风险，不应施行。被上诉人顺德公安局质证认为，是否应支持该部分费用由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蔡占锋、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诉讼中，宏川公司确认，接到派出所要求维修车辆的电话后，通知蔡占锋前去维修车辆。
二审诉讼中，宏川公司确认，蔡占锋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已在该公司工作一年余，从事汽车电器维修。
根据案件审理的需要，本院向广东同江医院去函，就王盛幸现病情及其施行双侧颅骨修补手术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对现有病情的帮助等进行询问，广东同江医院于2015年9月26日复函称，王盛幸仍处于植物人状态；根据其目前病情，行颅骨修补手术不能从更本上解决昏迷等问题，难以改善其现在的病情，但进行颅骨修补手术可以恢复患者脑组织等正常解剖部位，恢复正常颅腔容积，并对脑组织有保护作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在护理及诊疗等过程中因晃动、不慎触碰等导致的脑组织损伤；如家属态度积极，可以在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的情况下进行颅骨修补手术，但手术后患者并不能苏醒，且手术有一定风险。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围绕王盛幸、宏川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事故责任认定，二是赔偿责任主体，三是原审法院核定的损失是否正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事故责任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本案事故中，蔡占锋不仅未取得驾驶资格，还存在左转弯时没有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且左转弯时没有让直行的王盛幸先行的行为，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蔡占锋的行为明显违反交通规则，并导致事故发生，在没有证据证明王盛幸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应由蔡占锋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另，本案事故认定书虽由顺德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但没有证据证明事故认定程序违法或事故认定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因此，原审法院采信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作为划分事故责任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对宏川公司关于事故认定不应采纳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首先，关于顺德公安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本案中，顺德公安局将肇事警车交由宏川公司修理，该公司是否定点维修单位，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关联，将该车辆驾回宏川公司维修的唐汉军具有驾驶资质，且本案交通事故亦非唐汉中驾车导致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蔡占锋经顺德公安局指示驾驶警车回公安局而引发本案事故，即没有证据证明顺德公安局作为车辆所有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相反，宏川公司应知道作为其员工的蔡占锋并不具备驾驶资质，却在维修车辆过程中未尽管理、监督义务，任由不具备驾驶资质的蔡占锋驾驶车辆外出，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因此，本院对王盛幸、宏川公司关于顺德公安局在本案中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蔡占锋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宏川公司称，接到派出所要维修车辆的电话后即通知蔡占锋去维修车辆。由此可见，蔡占锋此后驾驶该车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宏川公司上诉称蔡占锋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明显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王盛幸上诉主张蔡占锋存在重大过错，应与宏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宏川公司确认，蔡占锋在事故发生前已在该公司工作一年余。由此可见，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蔡占锋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应适用上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由其用人单位即宏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此情形下劳动者应与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王盛幸关于蔡占锋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审法院核定的损失
1.医疗费。因王盛幸尚未结清医疗费，未能出具相应的医疗收费收据符合常理，医院已根据实际支出的情况出具住院欠费证明，列明已支出医疗费、已缴纳医疗费以及所欠医疗费的情况，欠费部分虽未支付，但该部分损失已实际产生，王盛幸将来亦应向医院支付，原审法院采信医院出具的欠费证明，并作为核算医疗费的依据并无不当，宏川公司关于该部分费用并未实际支付，损失不存在的上诉理由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2.后续治疗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由此可见，后续治疗费可得到支持的前提条件为，根据医疗证明或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本案中，结合鉴定意见，王盛幸存在两部分后续治疗费，一部分是进行双侧颅骨修补的医疗费，另一部分是对其植物状态予以支持、对症等治疗的费用。首先，关于进行双侧颅骨修补的医疗费。结合广东同江医院复函的内容可见，施行该手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昏迷等问题，也难以改善王盛幸现在的病情，作用仅限于恢复脑组织等正常解剖位置、恢复颅腔容积以及对脑组织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即该手术的施行对王盛幸目前的病情并没有积极的作用，且是否实施还需结合家属的态度、患者的生命体征等主客观条件确定，手术亦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目前该手术并非确定必需施行的手术，即使鉴定机构对施行该手术可能产生的医疗费进行了认定，但该部分费用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该部分费用50000元暂不支持，王盛幸可待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其次，关于对王盛幸植物状态予以支持、对症等治疗的费用。王盛幸现仍处于植物人状态，且仍在住院治疗，持续产生对其植物状态予以支持、对症等治疗的医疗费合理，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亦对每年产生的费用予以认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可支持因此产生的后续治疗费，但结合王盛幸的病情，宜先支持5年的治疗费用，原审法院一次性支持20年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因此，后续治疗费应为10万元（20000元／年×5年），若王盛幸于5年后仍处于植物人状态，且继续产生医疗费，王盛幸可另行按以后的治疗标准主张治疗费。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后续治疗费过高，本院结合王盛幸的病情及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本案中核定后续治疗费为10万元。
3.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认定住院之日起至定残前一天的护理费为44100元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定残后的护理费。王盛幸目前处于植物人状态，经鉴定，其护理依赖程度为Ⅰ级护理，即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以2人为宜，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定残后的护理费按佛山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50%的标准按2人计算。关于计算年限，与后续治疗费同理，结合王盛幸目前的病情，宜先支持5年的护理费，原审法院一次性支持20年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因此，定残后的护理费应为20980元（4196元／年×50%×2人×5年），若王盛幸于5年后仍处于植物人状态，王盛幸可另行按以后的标准主张护理费。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过高，本院结合王盛幸的病情及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本案中核定护理费为65080元（44100元＋20980元）。
4.营养费。王盛幸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严重，目前仍处于植物人状态，治疗过程中需要适当加强营养合理，原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2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5.交通费。王盛幸自事故发生后至今仍住院治疗，家属或陪护人员因此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符合常理，原审法院结合其治疗的情况，酌定交通费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6.住宿费、餐饮费、生活用品费、护理用品费、通讯费。二审诉讼中，王盛幸明确，其主张的住宿费、餐饮费因其配偶及小孩从老家赶至佛山照顾王盛幸而产生，生活用品费因王盛幸需要吃流质食品而需要购置电饭锅、食材产生，护理用品基于王盛幸需要使用护垫、棉签等护理用品产生。关于住宿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仅明确规定受害人在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产生的住宿费，以及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住宿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本案中，王盛幸主张住宿费因其配偶及小孩从老家赶至佛山照顾王盛幸产生，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住宿费范围，应不予支持。同理，其主张的餐饮费、生活用品费、通讯费亦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其主张的护理用品费缺乏有效收款凭证，原审法院对上述项目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7.××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审诉讼中，王盛幸为证明其已在佛山地区居住、工作满一年，王盛幸提交其居住证、房东出具的居住证明、用人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员工入职登记表、员工转正（加薪）申请表、劳动合同书、工资表、用人单位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等证据，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王盛幸至少于2011年已在佛山××区居住、生活，并入职佛山市顺德区朴田电器有限公司，即其已在佛山地区生活、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原审法院据此按照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由此可见，上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若受害人有被扶养人，仍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只是该项不再单列，而纳入××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范围。因此，宏川公司上诉主张侵权责任法已取消该赔偿项目，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扶养人虽为农村户口，但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其计算标准亦宜与××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一致，本案××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采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审法院根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8.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中，事故造成王盛幸成为植物人，并构成一级伤残的严重后果，给其及其家人带来沉重打击，且蔡占锋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审法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宏川公司认为，蔡占锋已因本案事故被判处有期徒刑，不应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即使蔡占锋已因本案事故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并不影响其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本院对宏川公司的该次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9.鉴定费。鉴定费应以医疗收费收据或增值税发票的记载为准，原审法院结合王盛幸提交的医疗收费收据、发票上记载的鉴定费总额，确定鉴定费金额并无不当。王盛幸仅凭收款人名称为其中一名鉴定人员的收条主张鉴定费差额部分，没有相应的医疗收费收据或发票，真实性难以核实，亦不符合鉴定费收费方式，原审法院对差额部分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除上述赔偿项目外，各方当事人均未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损失、宏川公司已赔偿的金额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本院核定的后续治疗费、护理费，王盛幸在本案中的损失共计1921634.42元，包括医疗费523980.50元、后续治疗费10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300元、护理费65080元、营养费20000元、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18804.72元、××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061769.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鉴定费6700元。上述损失应首先由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即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先向王盛幸赔付120000元，超出交强险的损失，应由蔡占锋的用人单位即宏川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赔偿1801634.42元（1921634.42元-120000元），扣减宏川公司已垫付的60657.70元，宏川公司还应向王盛幸赔偿1740976.72元（1801634.42元-60657.70元），肇事警车虽在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处投保商业三者险，但因蔡占锋属于无证驾驶，原审法院判令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项下免赔并无不当，因此，上述赔偿责任全部由宏川公司承担，即宏川公司应向王盛幸赔偿1740976.72元。
综上所述，本案后续治疗费、护理费结合王盛幸的病情宜暂支持五年，此后产生的费用王盛幸可待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宏川公司关于上述两赔偿项目过高的上诉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宏川公司的其他上诉主张以及王盛幸的上诉主张均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二审系根据本院向医院调查取证的结果综合本案情况进行改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良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良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佛山市顺德区宏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盛幸支付赔偿款1740976.7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187.16元（王盛幸已申请缓交），由王盛幸负担7605.16元，由佛山市顺德区宏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898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负担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589.29元，其中王盛幸上诉部分的受理费2493元（王盛幸已申请缓交），由王盛幸负担；佛山市顺德区宏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诉部分的受理费31096.29元（佛山市顺德区宏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佛山市顺德区宏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8571.29元，由王盛幸负担12525元。各当事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交纳上述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林彬
代理审判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唐铭焕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黎梦婷
附：本院收取诉讼费用的账户信息
收款方户名：待报解地方预算收入——代收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
收款方账号：44×××01；
收款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佛山华达支行。
注：缴款时必须注明“缴纳佛山中院诉讼费”字样，填写附加信息需先注明该字样后添加，如：“缴纳佛山中院诉讼费，XXX保全案”、“缴纳佛山中院诉讼费，（2014）佛仲字第XXX号”。因没有填写“缴纳佛山中院诉讼费”导致不能到账，由当事人与银行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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