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白中民二终字第1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云，男，196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古浪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克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立周，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广春，甘肃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伟云因与被上诉人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景泰县人民法院（2015）景民二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伟云，被上诉人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何立周、罗广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农垦公司系从事玉米杂交种生产的企业。2013年3月11日，该公司（甲方）与古浪县裴家营镇裴家营村1组（乙方）签订玉米杂交制种合同，王建贤作为乙方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亲本玉米种子及技术指导，由乙方生产制种玉米350亩；在生产过程中，甲方提供玉米亲本、地膜、化肥、除草剂等每亩价值约400元的生产资料作为定金，待年底回收时从种子款中扣除；制种成熟后由甲方回收，回收地点为裴家营镇裴家营村1组适宜地点。合同还对甲乙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种子检验、价格及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次日，乙方所辖组内包括徐伟云在内的28户在合同所附的种植户签字表中签名，成为种植户之一。种植户签字表载明“本人对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和村签定的玉米杂交种制种合同认可，同意按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签订后，农垦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提供相关生产资料时，王建贤代表裴家营镇裴家营村1组出具欠条，注明欠农垦公司生产资料如下：地膜106卷×15㎏×12.8元／㎏﹦20352元，美新丰246件×165元／件﹦40590元，合计人民币60942元。之后，各种植户从王建贤处分别领取了数量不等的生产资料。其中徐伟云领取化肥12袋，地膜4卷，总价值2748元。当原告提供亲本玉米种子后，各种植户并未种植合同约定的制种玉米。2013年9月1日，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向乙方代表人王建贤送达通知1份，要求乙方于2013年10月10日前将其所欠生产资料款60492元偿还甲方。至今，被告未退还所欠款项，遂成纠纷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是设立、变更、终止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一经生效，各方均应完全履行，当一方不依协议履行义务时，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农垦公司与古浪县裴家营镇裴家营村1组签订的玉米杂交制种合同，意思表示明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因种植户签字表有“本人对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和村签定的玉米杂交种制种合同认可，同意按合同条款履行”的内容，被告徐伟云在种植户签字表中签字并领取生产资料，表明其自愿种植制种玉米并接受玉米杂交制种合同的制约。原告农垦公司依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后，被告徐伟云未能依约种植制种玉米，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形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由被告徐伟云承担违约责任还是返还已垫付的生产资料款，原告农垦公司可以自主选择。故原告农垦公司请求被告徐伟云返还已垫付生产资料款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徐伟云辩称因原告农垦公司违约造成其损失22760元，却不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徐伟云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垫付的生产资料款2748元。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徐伟云负担。
被告徐伟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中对于合同中约定中熟玉米未写入合同一事和未给上诉人交付合同一事，被上诉人提出属于商业秘密，一审判决未作出任何认定说明。该合同属于附加条件的合同，合同成立的条件是双方须以约定中熟玉米制种为条件，该合同由被上诉人提供，且未将中熟玉米制种内容载入，此类格式合同与文化程度和法律意识浅薄的农民签订，如不确定其所属商业秘密是否成立，可能存在欺诈的前提，本人认为属于以欺诈方式取得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2、一审被上诉人重申其签订的合同是保值的，并解释中熟玉米和小熟玉米的产值和付出的劳动量是同等的，间接说明了被上诉人承认有中熟一说的，也就是承认口头协议的；3、一审被上诉人承认当时部分人不同意但部分是同意种植，且最终被上诉人是以隔离带不够为由拒绝履行合同，合同中并未约定这一项为其不继续履行合同的条件；4、被上诉人在上述理由中间接承认口头约定，由制种玉米改种普通玉米，导致上诉人每亩至少损失500元，需赔偿损失13亩，共计6500元。一审认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这属于一般众所周知的社会事实，一审从时间节点上就能判断，一审认为我方没有提交相关证据明显偏袒被上诉人；5、参照武办发（2014）17号文件精神，该制种公司在裴家营地域进行玉米制种，未与本地任何相关组织进行沟通，利用农民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而以欺诈方式取得合同。既不能说明种子亲本是否合格，也不能认定合同是否让双方准确了解合同所确定的义务。以欺诈方式与农民订立制种合同属于武威市打击的范围。故请求二审人民法院：⑴、撤销景泰县人民法院（2015）景民二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重新审核和认定双方所负担的责任，并依法合理判决或将本案发回重审；⑵、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的事实清楚。双方签订的玉米杂交制种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使用答辩人的生产资料后，在答辩人已经提供种子的情况下，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种植属于违约行为，上诉人应返还答辩人的生产资料款；2、上诉人称答辩人未按口头约定提供中熟玉米种子而是要求种植早熟玉米，违约在先理由不成立。合同中未约定玉米种子类型，只是约定答辩人向上诉人提供亲本种子。上诉人称双方口头对种子类型进行了约定，这一说辞完全是上诉人为了不履行合同提出的借口。王建贤既是种植户代表也是种植户，其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证人的证明内容是被告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一审判决正确；3、上诉人称双方签订的是格式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答辩人属于欺诈理由不成立。种植回收合同虽然是答辩人提供的，但该合同签订时上诉人是认可的，并没有提出异议。在此之前2012年答辩人与上诉人也进行了合作，上诉人种植了答辩人提供的种子，上诉人在2012年没有提出是欺诈行为；4、上诉人称自己存在损失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违约在先，有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合同约定了保底条款，即便减产答辩人也会按每亩保底约定向上诉人赔偿；5、上诉人称答辩人以隔离带不够为由拒绝履行合同理由不成立。答辩人提供种子后，不种玉米是上诉人自己决定的，答辩人不可能在付出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主动提出不履行合同。上诉人所在组成员不同意种植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是上诉人违约，而不是答辩人违约；6、因案件的当事人众多，本案中与答辩人签订种植回收合同的种植户有28户，其中王建贤、王之德两户景泰县人民法院已判决二人返还生产资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与古浪县裴家营镇裴家营村1组签订的玉米杂交制种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因种植户签字表有“本人对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和村签订的玉米杂交种制种合同认可，同意按合同条款履行”的内容，上诉人徐伟云在种植户签字表中签字并领取生产资料，应视为其自愿种植制种玉米并接受玉米杂交制种合同的制约。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合同履行义务后，徐伟云未能依约种植制种玉米，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请求徐伟云返还已垫付的生产资料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徐伟云称被上诉人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与种植户代表王建贤的口头约定，将应提供的中熟种子变更为早熟种子，致使其改种普通玉米造成每亩损失500元，被上诉人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以欺诈方式订立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㈡、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证人王建贤系种植户之一且与上诉人徐伟云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玉米杂交制种合同明确约定被上诉人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向上诉人徐伟云提供亲本种子，对玉米种子的具体品种并未明确约定，被上诉人甘肃农垦良种有限责任公司亦不认可与王建贤口头约定提供中熟种子，上诉人徐伟云对其上述主张不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在一审中就撤销合同及赔偿损失提起反诉，故上诉人徐伟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伟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栾春鹏
代理审判员 于 燕
代理审判员 段延红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