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终字第17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暖英，女，193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雄，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以上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黄林锋、郭淑梅，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存兴，男，196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友新，男，196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以上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赵友冬，福建莱宝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兴盖鑫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2号。
法定代表人张友亮，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通湖路180号。
法定代表人李凡，局长。
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杨建华，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暖英、高雄因与上诉人高存兴、宋友新、被上诉人福州兴盖鑫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盖鑫公司）、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福州市房管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4）仓民初字第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两原告系母子关系，原告高雄父亲为高金妹（1995年12月28日过世），祖母为任秋梅（1995年12月27日过世）。被告宋友新的母亲为高嫩嫩，被告高存兴的父亲为高金官，母亲为陈琴俤（现已过世）。因福州市仓山区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征地需要，原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面积257.92平方米，其中1984年前254.32平方米，2006年后3.6平方米）被纳入征收范围。原告高雄一家与被告高存兴家（父亲为高金官，母亲为陈琴俤）、被告宋友新家（母亲为高嫩嫩）对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存有争议，原告高雄一家主张该房屋的所有权归其一家所有，被告高存兴家、宋友新家要求将房屋扣除根据《关于退还侨眷任秋梅房屋的批复》及《关于落实退还归侨家属任秋梅私房协议书》确定的属于任秋梅所有的72.97平方米后，剩余的1984年前的181.35平方米按3户平分后每户按60.45平方米给予确权安置。2012年2月12日，福州市仓山区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会同区、镇、村工作组及拆迁实施单位就奥体4#地房屋征收问题召开了会议并形成一份《会议纪要》，确定上述房屋在高金官（陈琴俤代理）、高嫩嫩（宋友新代理）具结承担今后一切法律经济责任后，先给予高金官、高嫩嫩两户各安置现房一套，整座老宅进入保全程序后先行拆除，待内部纠纷协调及面积分割清楚后，以货币的形式多还少补。之后，陈琴俤、高嫩嫩（宋友新代理）与被告兴盖鑫公司、福州市房管局于2012年2月29日分别签订了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在两份协议书中，相应的协议签订当事人确认陈琴俤、宋友新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均为60.45平方米。
另查，1985年5月27日，任秋梅与原居住于仓山区盖山乡（现为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内的林细妹（高炮清）、林爱华、谢西梅、林炎梅（陈瑞兰）四户社员各签订了一份《关于落实退还归侨家属任秋梅私房协议书》，在协议书中，各方确认上述房屋属任秋梅私房，应予以腾还给任秋梅。根据协议书，四户社员应退还给任秋梅的房屋面积合计72.97平方米。1985年7月11日，福州市郊区人民政府出具了榕郊政（85）224号《关于退还侨眷任秋梅房屋的批复》，在批复中，郊区政府同意将没收的房屋退还任秋梅所有，对现有居住的四户农民由盖山乡按政策规定办理退还手续并限定时间迁出房屋。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原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系任秋梅所有，但根据《关于退还侨眷任秋梅房屋的批复》及《关于落实退还归侨家属任秋梅私房协议书》，任秋梅对虞塘头34号房屋享有的所有权面积为72.97平方米，而非254.32平方米；原告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所有的房屋面积为254.32平方米；且盖山镇黎升村委会证明及被告宋友新持有的高四妹、高嫩嫩、陈益清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以相互印证，证实原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并非仅归原告一家所有，原告主张原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所有权均归其一家所有，两被告仅是虞塘头34号房屋借住人的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兴盖鑫公司、福州市房管局与陈琴俤、高嫩嫩（宋友新代理）签订的两份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确定的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已扣除了任秋梅所有的72.97平方米，该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现原告诉请确认四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暖英、高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80元，由两原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原审原告李暖英、高雄、原审被告高存兴、宋友新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李暖英、高雄上诉称：一、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系任秋梅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认定涉案34号房屋系高家族人共有并非上诉人一家所有，无事实依据。1、榕郊政（85）224号福州市郊区人民政府关于退还侨眷任秋梅房屋的批复中表明当时没收的是“一幢”房屋，并非是被占的4间。从公证保全文书中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整个建筑外观即可知道，这是一幢完整的房子，不可分割。2、土改时只是没收了该幢房屋的4间而已，未没收部分，当时仍然由任秋梅居住，一直到其死亡为止。3、任秋梅独子，即上诉人高雄之父，常年在南平邮电局工作，未回乡居住，导致在任秋梅去世后，高氏族人即本案的自然人被告乘机占用。4、如该房屋由两自然人被告共有，而且是在50年代土改时即有，那么，两自然人被告应当持有当时的产权证。5、另外，两自然人被告中的一个，在庭审时有提交一份所谓的土改时的房产土地证，但该证记载的四至至与讼争房屋的四至根本不同。6、黎升村委会之所以会出具不符合事实的证明材料，是因为上诉人一家在外工作，很少回家，导致与村委，与村干部的关系极为陌生，村委会出于照顾两个自然人被告的人情因素，随便出具不符合事实的证明。另外，也可能是拆迁时间较为仓促，迫于政府压力，村委会随意出具证明。7、产权人任秋梅始终都在该讼争房屋居住，因在土改时，上诉人高雄之父尚在年幼，未外出工作，同母亲任秋梅均在此居住。政府即使没收任秋梅的房屋，也只是没收部分，没收的那部分，分配4户人居住。所以在落实政策后，才会仅涉及4户人。8、两自然人被告，因为既非共有权人，也非政府指定分配房屋的人，所以，在榕郊政（85）224号福州市郊区人民政府关于退还侨眷任秋梅房屋的批复中，未有体现，即不属于处理，迁出对象。上诉人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9、被上诉人在原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房产证的四至座落在涉案房屋四至内。10、从法庭查明的两自然人的地址33号也可以看出，他们是上诉人的邻居，利用上诉人房屋无人照看之机，借机长期占用的事实。因此，上述房屋面积加上土改时自留的房屋面积共257.92平方米，即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皆为任秋梅所有。区政府的批复具有确权效力。没收部分虽全部返还，但是并未进行产权登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二、原审判决认定涉案34号房屋系高家族人共有并非上诉人一家所有，无法律依据。1、黎升村民委员会仅是基层自治组织，并不是不动产权属确权单位，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物权凭证证明其是34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或共有权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购买了34号房。原审法院凭借该村委证明就确定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为三家共有，将房屋按照面积各安置给被告高存兴与宋友新。显然与法不符。2、被上诉人在原审所提供的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涉案房屋四至不符，且该房产证显示面积仅有五厘（即33.3平方米），而涉案房屋有254.32平方米。被上诉人在原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房产证的四至落在涉案房屋四至内，不能证明其是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故被上诉人提供的房产证与本案无关。3、任秋梅当时是由于历史原因，未办理完整的权利凭证，而陈琴俤与高嫩嫩并未有上述问题，不具有办理产权证的障碍，可以办理产权登记。既然被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系共有，他们也是共有权人之一，为何在当时没有办理任何权利凭证？综上，诉讼请求：撤销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4）仓民初字第62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
高存兴、宋友新答辩称：一、涉案的讼争房屋属于四兄弟共同承建，而且大部分由高大货在海外谋生时所赚的钱出资所建，而由高二货的妻子任秋梅进行管理，实际上四家所有的后辈及家属均长期共同居住讼争房屋中，因此上诉人认为讼争房屋属于任秋梅所有没有依据，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及土地所有权证都已确认产权并非是任秋梅。二、区政府关于对任秋梅以侨眷人进行批复不具有确权的效力，区政府仅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的精神对原来进行土改时所没收的房屋退还侨眷任秋梅，但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任秋梅的丈夫高二货均未出过国，任秋梅根本不属于侨眷，当时是为落实政策的需要，高二货被评为地主，比较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所以才以高二货的名义去申请退还房屋，在此之前，我方也去晋安区档案馆调取批复依据，但档案馆仅给予批复，未给予批复的依据，我方特向法庭申请调取该依据。
兴盖鑫公司、福州市房管局答辩称：一、原审认定讼争房屋并非仅归上诉人李暖英一家所有，该事实清楚。二、作为征收单位，当时之所以与高存兴、宋友新签订房屋征收协议是基于其持有1951年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以及村委会的证明等相关证据，并根据福州市仓山区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会同区、镇、村工作组及拆迁实施单位形成的会议纪要精神签订的，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李暖英等所提起上诉所称的事实与理由。三、同意高存兴、宋友新就原郊区政府做出的关于退还任秋梅房屋批复不具有房屋确权效力的意见，即该批复仅是落实房屋政策形式，如果将落实政策的72.97平方米全部认定为任秋梅所有势必与上述有关1951年土地证、村委会证明及各级政府认定的事实和所做出的会议纪要相矛盾，因为，既然高家老宅属于双方上诉人共同共有，显然该72.97平方米同样也应该按照共同共有确权。如果认定该落实政策的72.97平方米归任秋梅所有，那么根据会议纪要预留的部分，任秋梅一户的就应当扣除72.97平方米后再进行按比例分配，以体现高家老宅属于各方共同共有的精神，所以李暖英等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高存兴、宋友新上诉称：原审法院在认定部分将高家老宅总面积254.32平方米中的72.97平方米房产认定为任秋梅所有，存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认定“任秋梅对虞塘头34号房屋享有的所有权面积为72.97平方米”和“被告兴盖鑫公司、福州市房管局与陈琴弟、高嫩嫰签订的二份拆迁补充协议书中确定的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已扣除任秋梅所有的72.97平方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变相为任秋梅确权该72.97平方米房产，违背了民事诉讼所应遵循的不告不理原则。被上诉人李暖英、高雄在其诉状中已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四被告签订的有关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3号房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并不包括拆迁安置协议未涉及的72.97平方米祖宅的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虽然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误，但却变相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在事实认定部分中错误地将高家老宅中的的72.97平方米房产认定为任秋梅所有，显然有误，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就该讼争72.97平方米的所有权归属认定，实际上曲解上诉人的在拆迁安置时出具的“具结书”和福州市仓山区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精神的本意，有关该72.97平方米的所有权归属纠纷应当属于高家此后要通过协商或另案诉讼解决的，不可在本案中竞合处理。三、该讼争高家老宅包括以任秋梅为侨眷名义落实政策回来的72.97平方米在内的254.32平方米房产实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前辈即高大货、高二货、高三货、高四货四兄弟的共同共有房产。1、从上诉人高存兴所持有的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看，包括该72.97平方米在内的讼争高家老宅肯定不是仅属于被上诉人祖上高二货个人所有。2、从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B13“关于高家老宅分割安置问题个案单”看，当时拆迁村工作组、征收实施单位、镇工作组、区工作组并没有直接认定该72.97平方米归被上诉人一家所有。3、从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B14：“会议纪要”看，福州市仓山区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亦认定三家对高家老宅都享有继承权和使用权，当然该高家老宅的面积254.32平方米包括一审错误认定的“任秋梅所有的72.97平方米”在内。4、从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B29：“房屋权属村证明”看，当地村委会同样没有认定高家老宅1984年前的254.32平方米中的72.97平方米属于任秋梅。5、从原审被告当庭答辩和对被上诉人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看，其也没有否认讼争高家老宅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家人共同共有房产的这一基本事实，并没有确认该72.97平方米就是属于任秋梅所有。6、从上诉人在原审的答辩看，亦可以确认上诉人从没有放弃对该72.97平方米面积房产所有权的属于三家共同共有。四、被上诉人前辈高二货从没有出国过，因此，任秋梅的侨眷身份应当是基于高二货的兄弟高大货、高三货、高四货系华侨身份而得。五、讼争高家老宅确系由高大货、高三货、高四货在境外谋生赚来的钱寄回来家人用于买地、盖房形成的兄弟共同财产。该事实也可以从村委会证明得以佐证。且客观上兄弟间并没有具体分割过该房产，高三货也在境外去世，没有留下后代，所以该高家老宅房产应当属于高大货、高二货、高四货后代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共有。况且，1984年落实政策收回的六间房屋也是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三户各分配两间一直居住到此次拆迁止，被上诉人在长达30年期间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六、如果仅以被上诉人主张的华侨落实政策文件来确权讼争72.97平方米房屋归任秋梅一家所有成立，基于如本案一审判决认定高家老宅1984年前的254.32平方米属于三户共同共有，则每户应该享有87.77平方米，那么任秋梅在享有落实政策的72.97平方米后，其只能再分配11.8平方米，即此次拆迁安置的254.32平方米扣除落实政策的72.97平方米，剩余的181.35平方米按照三分之一分配所预留的60.45平方米中，任秋梅仅只能再分配到11.8平方米。剩余的48.65平方米由上诉人两户平均分配，如果能够如此竞合处理，上诉人亦予认可。综上，诉讼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在维持原判基础上，依法纠正将讼争72.97平方米房产认定为任秋梅所有的错误认定，本案上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李暖英、高雄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批复面积为四个农民占用，该部分为上诉人所有，该认定是无误的。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所涉及的面积是全部面积，自然包含72.97平方米。二、批复的面积归属已经明确，不存在争议，对方上诉人与任秋梅无任何关系，无权对此主张任何权利。本案审理的是合同之诉。三、对方上诉人认为讼争房屋为四个兄弟共有，依据不足，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协议、契约，其他三兄弟并非属于没收对象，若属于没收对象，在政府的批复中会有涉及。1、看不出对方上诉人所持的土地证与我方上诉人有何关联，对方的土地证只作为申报权利。对方可以出具1951年的土地证，可以证明当时房产并没有被没收，不存在无证的事实，因为没收的是任秋梅的房屋。2、对方上诉人的1951土地证仅仅涉及72.97平方米以外的部分如何处理。3、政府的会议纪要认定高雄一方是对72.97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拥有共有权。4、村委会不可能对政府的批复内容加以改变。5、原审被告兴盖鑫公司、福州市房管局确认两份安置协议的内容是72.97平方米以外的面积为三方共有。6、对方上诉人明确区政府批复存在的事实，但对此进行曲解。四、任秋梅只与高二货有关，但与其他人无关。五、对方主张共有仅凭猜测，并无证据证明。对方主张批复收回的房屋三方各分配两间与批复不符。批复指向的是所有房间均是任秋梅所有。六、对方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全部房屋为共同共有是误解，原审判决并无此内容。综上，原审受理和处理的都是合同关系，依据的是确权文件。
兴盖鑫公司、福州市房管局答辩称：因我方未有上诉，对上诉人高存兴、宋友新的上诉理由与事实基本认可。作为征收人澄清的是，不管是会议纪要还是工作组，都没有确权讼争72.97平方米归高雄、李暖英所有，仅在认定高家老宅属于双方上诉人共同共有的基础扣除72.97平方米，各按三分之一签订，所以讼争的合同不存在侵害两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征收人认可一审的判决，只是对72.97平方米落实政策部分是否归李暖英等所有持保留意见，因此，高存兴方的上诉提出的诉求与事实理由由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判决。但作为征收及实施单位，在答辩时已经强调如果72.97平方米全部归李暖英等所有，则根据会议纪要精神保留的三分之一面积应当扣除72.97平方米，才能体现共同共有的精神。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已随一审案件移送本院。
二审诉讼过程中，高存兴、宋友新申请证人陈某、林某甲、林某乙出庭作证。证人陈某的证言内容为：高大货、高二货、高三货、高四货是四兄弟，高大货在南洋赚钱，高二货在家，在南洋赚的钱到家里建房子，二货死后将田地与房屋交二货妻子与儿子管理，他们将其拿去出租，当时土改时因不能出租，被评为地主，此后大货儿子土改三年后回来，要拿田与房屋，但田改革了，只剩下房屋，因二货妻子是地主比较符合政策要求，才由任秋梅代表高家去申请退还房屋；房屋在土改时被没收后，政府有将没收房屋中的一间给任秋梅居住，四个兄弟的家属也均住该房屋中；证人陈某与四兄弟是乡里关系，没有亲戚关系，其在土改时担任村里的土改代表。证人林某甲的证言内容为：讼争房屋是四兄弟祖上的，以前四兄弟的家属均居住在里面，任秋梅住在其中的一间；高二货没有出过国；本次拆迁前高存兴与宋友新的家属住在讼争房屋里面，高雄的父亲没有住在里面；证人林某甲原来是住在四兄弟隔壁，没有亲戚关系，在土改时，证人家里分到了讼争房屋中的一间，后来退还了房屋。证人林某乙的证言内容为：高大货家人、高二货的老婆、高四货的家人都居住在高家老宅里，在拆迁前，由高大货、高四货的家人居住在里面；高大货、三货、四货有出国，听老人讲高二货没有出过国，华侨是高大货、高三货、高四货，因为任秋梅他们被评为地主，其他兄弟没有评为地主，依据政策所以由任秋梅代表四兄弟将房屋拿回来；证人与四兄弟没有亲戚关系，其与证人林某甲是堂兄弟关系，在华侨落实政策时要求将房屋还回，林某甲就退出了讼争房屋，以前任秋梅居住房屋里面的一间。经质证，李暖英、高雄认为：对陈某的证言，房屋被没收是抽象表述，没收的房屋是没收任秋梅部分，其他人并没有被没收；证人关于合作建房的说法不是事实，没有任何证据。对于林某甲的证言，林某甲是确认了任秋梅居住在其中的一间，该陈述是真实的。对于林某乙的证言，其关于任秋梅在拆迁前没有居住在里面的说法不是事实，前面两个证人都明确了在拆迁前任秋梅是居住在里面的；林某乙的证词并没有说除了任秋梅外其他人的财产有被没收，林某乙也明确其他兄弟没有评为地主，说明其他兄弟在土改时本身是具备颁发土地证条件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持有该座房屋的土地证；最后，三个证人都明确任秋梅是居住在其中一间，说明除了被没收的四间房屋外，任秋梅仍然在管理整个大院。福州兴盖鑫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某、合法性都没有意见。本院认为，三位证人均到庭接受询问，其证言可予以采纳，对其证明对象，予以综合评定。
根据现有的证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
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暖英、高雄以原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黎升村虞塘头34号房屋系任秋梅所有为由主张被上诉人兴盖鑫公司、福州市房管局与陈琴俤、高嫩嫩（宋友新代理）签订的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其依据是榕郊政（85）224号《关于退还侨眷任秋梅房屋的批复》及四份《关于落实退还归侨家属任秋梅私房协议书》。但根据上述批复及协议书，1985年退还给任秋梅的房屋涉及面积为72.97平方米，而李暖英、高雄并无其它证据证明任秋梅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因此，李暖英、高雄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面积为257.92平方米的讼争房屋均系任秋梅所有，根据证据规则，李暖英、高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讼争的两份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确定的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已对上述72.97平方米进行扣除，即并不涉及李暖英、高雄据以主张权利的华侨落实政策的面积。该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李暖英、高雄关于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本案原审原告的诉请系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无效，并未诉请确认房屋的所有权，故在本案中本院对上述72.97平方米的所有权问题不作审理。高存兴、宋友新上诉提出一审将该72.97平方米面积认定为任秋梅所有系认定错误，但因一审并未就所有权问题作出判决，故一审的判决结果可予以维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原审判决执行。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880元，由上诉人李暖英、高雄负担3940元，上诉人高存兴、宋友新负担39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一萍
代理审判员 赵雪莹
代理审判员 黄 锋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