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台临民初字第4029号
原告：邬贤浦。
被告：临海市科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海市大洋街道沈南路9号。
法定代表人：刘德华，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金盼盼，浙江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友来，临海杜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邬贤浦为与被告临海市科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5年12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邬贤浦，被告临海市科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盼盼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6年3月3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邬贤浦，被告临海市科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友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邬贤浦起诉称：原告于2011年4月进入被告单位工作，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一职至今。2012年1月，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三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每月工资8000元，每日工作8小时，有公司聘用文件为证。由于被告公司刚起步，资金较紧张，原、被告约定被告每月先发原告工资4000元，余下的每月4000元工资待公司生产一段时间后补足。但被告一直拖欠至今未支付。且在原劳动合同期满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重新签订合同，但被告一直拖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8条和第87条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相应的经济赔偿金。在向被告多次催讨未付工资后，原告向临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足额工资及经济赔偿金。临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临劳人仲案大洋字（2015）第99号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该裁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故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2011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228000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1月至5月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30000元；三、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8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答辩称：工资薪酬发放系公司财务管理工作，而下发文件属于行政工作，被告公司不会以文件下达方式处理工资薪酬事项。而且原告提供的补充文件存在漏洞，该文件格式与被告公司下发的其他文件格式不一致。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原告承认补充文件在2012年下半年补上来的，由离职后的马某签字盖章，马某已在2012年5月8日离职。原、被告在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被告公司比原告职位高的员工工资也只有四千左右，原告主张其月工资为8000元不符合客观事实。2013年1月10日，被告公司鉴于原告工作失职下达了临科（2013）1号文件，免去原告总经理助理职位，从2013年2月1日起将其工资从4000元每月下调到2000元每月，并由专职调整为兼职。该文件下发后二年内，原告没有对职位和工资提出任何异议，且其对降职降薪的原因早已知道，视为其默认公司对其的处理行为。2015年5月27日，被告下发临科总（2015）2号文件，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原告违法了公司的章规制度，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补充陈述称：我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对公司情况比较了解，被告公司是外商投资、自负营亏、产品由投资人收购的企业，我经刘德华面试，由法定代表人马某聘为公司总经理助理。被告下发临科（2013）总1号文件对我进行了处理，该文件内容没有依据，属于伪证。台州市精英申报工作系我跟公司提议的。当时公司资金紧张，我说可以申报台州市精英项目，如果入选的话可以获得200万元补贴。但是实际申报过程中，被告公司申报的项目是假的，遭到淘汰。被告没有入选台州市精英系被告申报假项目造成，申报未成功也没有给公司造成多少损失。被告不能以这个理由降我职务和工资。此次诉讼前，我没有看到过临科（2013）总1号文件。被告如果降我职，应当由我签字认可，找人代替我工作，叫我搬出办公室。被告在劳动仲裁时都没有提供临科（2013）总1号文件，在本次诉讼中才拿出所谓的1号文件，该文件没有任何效力。被告之所以只发我2000元工资，系被告说这次台州市精英没有批下来，资金很困难，先给我发生活费2000元，以前是发4000元的。我们都是管理层，与工人不同，出于人情，我说无所谓。当时提到过2013年省千人计划下来后补足我的工资。结果千人计划资金下来后，我催促补足工资。董事长刘德华让我先做2015年计划，工资等他回美国后再落实。结果刘德华将钱全部转到美国去了，他去美国后就不理我了。本来刘德华3月份都会回来的，结果2015年3月份他没有来。因为被告没有补足我工资，所以我没有做2015年计划。2015年5月份我向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被告就于2015年5月27日编造理由与我解除劳动关系。
我再解释下补充文件。马某说公司二到三年要在创业板上市，我才到被告公司去的，当时还发了任命文件。同时对我说公司刚起步，投资款没有到位，公司经营很紧张，管理层先发一半工资，另一半等投资款到位后补足。公司管理层就我们三个人，马某、王忠辉和我。我们是自负营亏的，投资人90%，10%是团队的，或引进人才有10%的股份。我当时也同意被告提出先发一半工资的要求。2011年年底我问马某补足工资的事情，马某给我写了一张补充文件。与合同同一时间发的补充文件，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30日。临科（2013）总1号文件说我工资降为2000元每月，我解释一下：2015年5月份解除劳动关系后，我就职于另外公司，年薪15万元。如果被告发文件给我2000元每月，我还会在被告公司上班吗？还有都没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足以说明2013年我的职位和工资都没有变动。
原告邬贤浦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2、仲裁裁决书、送达回执各1份，拟证明原告已经就本案进行过仲裁的事实。
3、公司章程1份，拟证明马某时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
4、工作证1份，拟证明2013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没有解除原告职务的事实。
5、安全生产负责人培训记录1份，拟证明原告系被告公司安全生产负责人的事实。
6、台州市“500精英计划”创业项目综合评价表1张，拟证明原告在该项目申报中没有失误，没有评下来是项目本身存在问题的事实。
7、补充文件1份，马某证明1份，仲裁笔录1份，拟证明原告的月工资是8000元的事实。
8、马某与被告公司董事长刘德华往来邮件内容2份，欠条复印件1份，拟证明马某任职被告总经理期间的月工资为1万元的事实。
9、证人马某出庭指证的证言：我曾在被告公司上班，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是同事关系。原告是我招聘进单位的。当时招原告进公司是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我向董事长汇报过原告的工作性质、工作职责。关于原告的工资，我在董事长的办公室与董事长协商后再告知原告。原告在被告公司做公关工作，工资定下来是每月8000元，先发4000元，另外4000元待项目定下来后补发。这种发工资方式是有先例的，我的工资也是这样发的。2012年初，具体时间记不清楚，原告提出补发工资，我做不了主，要和董事长商量。原告说口头讲不行，要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所以我写了一张补充文件给原告。我从公司成立之初就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2012年5月31日离开被告公司，办移交的时间大概在5月20几号。我在劳动仲裁作证时所讲的内容都属实，以今天所讲为准。补充文件的出具时间是2012年年初，为了与原告任职的时间一致，我将补充文件的时间落款为2011年4月16日。陈令光、王忠辉没有要求我出具补发工资的文件。邮件往来2份和欠条复印件1份是我交给原告的，邮件1份是我申请补发工资内容，另1份是公司董事长对我补发情况的答复，欠条是被告公司财务经理向我出具的。因为是我的工资情况，所以原件我保存着没有给原告。如果法院需要，我可以提供原件。
我在被告公司的工资是10000元每月，因公司财务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每个月先发一半5000元，另外5000元董事长也没有和我说何时补发。所以我发邮件问董事长工资何时补发，董事长邮件回复等公司营利状况好转再发另一半工资。我的工资开始几个月实发是10000元，我印象中2010年7、8、9三个月是实发的，之后都是先发5000元每月。实发的工资在工资表格上没有显示出来，在工资表格上另造他人名字，实际工资是我领来了，由我签字。比如马建平是我的亲弟弟，吴智敏是我老婆的表妹。他们不在公司工作，为了我避税，所以将他们造册。原告等人的任命书都是我签的，公司文件所用的纸张格式大部分都和任命书一致，也有用其他纸张的。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没有异议；对证据4、5持有异议，应以被告公司出具的文件为准；对证据6持有异议，无法证明原告有无过错；对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具体见答辩意见。被告提供的工资单可以证明原告的工资及同等岗位人员的工资都在4000元左右，而不是原告所说的8000元。而且，关于补充文件出具的时间，原告前后说法不一致。劳动仲裁时，原告讲出具补充文件的时间是2012年下半年，但被告已经于2012年5月8日同意马某辞去总经理职务，这份补充文件不具有效力。本次诉讼中原告又说出具补充文件的时间是2011年年底。该份补充文件系伪造，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8，且证据8不符合形式要件，2份邮件系电子邮件内容的打印件，并非邮件原件。欠条也是复印件，没有公司盖章，也无法明确证明人的身份，不具有证明效力。
原告对证人马某的证言没有异议；被告对证人马某的证言持有异议。关于补充文件的发文时间，马某在劳动仲裁时说补充文件发文时间为2012年6月底，此次作证讲发文时间是2012年年初。原告又主张发文时间是2011年年底。补充文件到底什么时间出具根本不得而知。而且证人主张自己月工资10000元也不属实。证人刚才讲到以不在被告公司上班的弟弟马建平、老婆表妹吴智敏二人在工资单中造册，二人对应的工资实际由马某领取。被告公司不存在伪造他人来领取工资的情形，即使存在也是马某任职总经理期间所为。而且不能证明他们对应的款项就是马某的工资，不排除领取的是其它经费。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仲裁庭审笔录1份，拟证明原告承认补充文件是2012年下半年补上来的，证人马某承认该份补充文件未经与被告公司商量私自盖章的事实。
2、被告公司任命书4份，拟证明任命书所用纸张具有特殊的格式，原告提供的补充文件与该纸张格式不一致，进一步证明补充文件系原告伪造，没有证明效力的事实。
3、被告工资单1份，拟证明与原告同级别职位的陈令光、王忠辉等人的工资都在3500到4000元左右，时任总经理的马某工资也在5000元左右，原告主张月工资8000元不属实。
4、被告公司下发的临科（2013）总1号文件1份，拟证明被告于2013年1月10日对原告作出的降职降薪处理决定，免去原告总经理助理职务，降薪为每月2000元，工作由专职改为兼职的事实。
5、被告公司下发的临科总（2015）2号文件1份，拟证明因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告于2015年5月27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
6、被告公司关于马某辞职的决定通知，拟证明马某于2012年5月8日辞去被告公司总经理职务的事实。
7、劳动合同1份，拟证明原、被告于2011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原告的工资薪酬没有约定，应按被告公司同工同酬原则处理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持有异议，马某当时是法定代表人，他有资格招聘员工和确定工资薪酬，无需与谁商量；对证据2持有异议。该份补充文件系原告要求公司补足公资的时候马某补发的，至于为什么所用纸张格式不同，应该问马某；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持有异议。陈令光是车间主任，所以他的工资是不一样的，高层人员的工资只有原告和马某、王忠辉三人。马某和王忠辉的工资都是10000元每月，我的工资是8000元每月。工资单上的工资是为了逃避个税，用其他人的名字造册，然后以他们的名义领取的。这些人很多都不是被告公司的职工，现在都作为职工发放工资。具体我也没法说清楚。所以，工资单上体现不出领了多少工资。比如2010年4、5、6的工资单，7月工资单能说明马某月工资1万元。被告公司系2010年6月份成立的，4、5、6月处于筹备阶段，没有发全额工资，7月份的工资是正常发放的，马某领了10000元的工资。被告为了逃税，将马某弟弟马建平、他老婆的表妹吴智敏在工资单中造册，二人对应的工资实际由马某领取。又如2013年1月份章建国工资领了5000元，实际是8000元。2012年6月份工资单中章建国下行的名字是章灵英，章灵英领了3000元，章灵英不是公司员工，我是公司创始人，谁进来谁出去我一清二楚。又如2010年10月马某对应的工资是3425元，但胡志平对应的1575元也是马某的工资，还有其它人对应的也是马某工资，总共有10000元。2010年8、9月份也是这样的情况。马某跟我说过2010年10月到11月他领过全额工资，之后他和王忠辉都领一半工资，我也领一半工资；对证据4持有异议，被告对我做出降职降薪处理，根本没有和我说过。这份文件是刚造出来的，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据5持有异议。原告与工人之间产生纠纷是在5月份之前，时间过去二个月了，被告在我提起劳动仲裁时，才以此为借口与我解除劳动关系；对证据6持有异议，马某于2012年5月8日提出辞职属实，但需要时间进行交接。2015年5月底马某才离开公司的，走后仍是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到2013年才变更的，而且是我经手办理的；对证据7持有异议，劳动合同也是补签的，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马某说有补充文件了，劳动合同上就无需注明工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没有异议，经审核，证据1、2、3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要求，本院对证据1、2、3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经审核，本院对证据4、5、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7，根据被告提供的工资单，原告以及同级别岗位人员陈令光、王忠辉，甚至当时的总经理马某的工资都在四、五千元左右。原告主张被告为了避税将公司员工之外的人名在工资单中造册，相应的工资由马某等人领取，马某和王忠辉的实际工资是10000元；2010年7月至11月，马某领取全额工资10000元，之后马某和王忠辉都先领取一半的工资。原告关于马某2010年7月至11月领取全额工资10000元的主张与证人马某本人的证言不一致。证人马某在劳动仲裁时当庭指证：“2010年6月成立时我的月工资是10000元，至2010年11月左右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公司预发我月工资5000元，扣留每月5000元一直没有发给我……”。证人马某在本次诉讼中当庭指证：“开始几个月实发是10000元，我印象中7、8、9三个月是实发的，之后都是先发5000元每月。实发的工资在工资单上没有显示出来，在工资表格上另造他人名字，实际工资是我领来了，由我签字。比如马建平是我的亲弟弟，吴智敏是我老婆表妹，他们的工资也是假造的，他们不在公司工作，为了逃税，所以工资造假了。”证人马某亦当庭表示若劳动仲裁时提供的证言与本次诉讼中的证言存在出入之处，以本次诉讼中提供的证言为准。证人马某前后两次关于其实际领取10000元月工资的证言不一致，即使按其意愿以本次诉讼中的陈述为准，亦与原告的说法不一致。并且，关于补充文件的出具时间，证人马某的证言亦与原告的陈述不一致。证人马某在劳动仲裁时出具证明“在2012年（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了）”，并当庭指证“具体什么时候忘记了，反正在我任职公司总经理时签发的。”证人马某在本次诉讼中当庭指证补充文件是2012年年初向原告出具的。而原告在劳动仲裁时陈述：“大概是2012年下半年，在向总经理马某催讨工资时，马某为了我向公司要工资时提供的证明，他怕时间对不上，将时间提前到任命书一样的时间，预防申请人以前拖欠工资无法催讨。”在本次诉讼中，原告陈述补充文件出具时间明确为2011年年底。关于补充文件的出具时间不但原告前后陈述不一致，证人马某前后陈述不一致，而且原告与证人马某的陈述也不一致。此外，补充文件仅在普通的A4纸上打印，与被告发布的其他文件存在明显差异。针对被告为了避税将公司员工之外的人名在工资单中造册，相应的工资由马某等人领取的主张，原告除了就被告提供的工资单进行口头陈述，以及证人马某当庭指证的证言外，未向本院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综上，本院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7、9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证据8中原告主张的2份邮件不具有电子邮件形式，仅为文字表述内容，原告未向本院提供邮件原件，本院无法核对该2份邮件内容的来源。虽然原告庭后向本院提交了欠条的原件，经核对原件与复印件无误，但是该份欠条载明：“临海市科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2010年8月~2012年2月，欠马某工资一共19个月，5000元／月，合计95000元。”落款处为：临海市科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没有被告公司印章，另有一证明人签字。但是，原告在本次诉讼中主张马某已经从被告处领取2010年7月至11月的全额工资；马某在劳动仲裁时当庭指证：“2010年6月成立时我的月工资是10000元，至2010年11月左右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公司预发我月工资5000元，扣留每月5000元一直没有发给我……”；马某在本次诉讼中当庭指证：“印象中7、8、9三个月是实发的”。原告陈述以及证人马某的证言均与欠条载明的“临海市科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2010年8月~2012年2月，欠马某工资一共19个月，5000元／月”相矛盾。并且，该份欠条落款处没有被告公司印章。故本院对该份欠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定。综上，本院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8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6、7的真实性未持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6、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4、5系被告公司内部文件，被告有权发布内部文件对人事任免、工资薪酬调整等事项进行处理；被告通过下发文件形式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亦无不妥。据此，本院对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4、5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原告邬贤浦于2011年4月进入被告公司工作。2011年4月16日，被告任命原告为公司总经理助理。2012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中未约定劳动报酬。原告主张被告招聘原告时双方曾约定月工资为人民币8000元，先支付4000元，余下4000元待公司生产一段时间后补足，但被告拖欠工资余款至今未付。被告主张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未明确约定工资报酬，应当实行同工同酬。被告公司比原告职位高的员工工资也只有四、五千左右，故原告的月工资不可能有8000元，被告认可原告的月工资为4000元。
2013年1月10日，被告下发临科（2013）总1号文件，其上载明：“鉴于邬贤浦同志在台州市精英申报工作中的严重失职，现经公司研究决定，报美国董事会同意，对邬贤浦同志作如下处理决定：一、免去邬贤浦同志的总经理助理职务；二、月工资从2013年2月1日起由4000元人民币调整为2000元人民币；3、工作由专职调整为兼职，以上决定自发文之日起生效。”2015年5月12日，原告邬贤浦向临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2011年4月至2014年12月不足工资22万8千元，2015年1月至5月不足工资30000元，并支付经济赔偿金64000元。
2015年5月27日，被告下发临科总（2015）2号文件，其上载明：“你与本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时间已经届满。2015年4月10日你在公司暴力殴打公司员工，其行为已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经本公司研究决定，自2015年5月27日起本公司将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请你在接此通知之日起一天内办理移交手续，同时上交办公室钥匙及公司所有资料、物品等，特此通知！此文件自发文之日起生效。”
2015年10月22日，临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临劳人仲案大洋字（2015）第9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余额84000元，并支付经济赔偿金2000元。后原告认为该裁决书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错误，于2015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另查明，被告已经按照月工资人民币40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2011年4月至2013年1月的工资；被告已经按照月工资人民币20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2013年2月至2015年5月的工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原告关于其2011年4月至2013年1月工资为8000元每月，被告先预发工资4000元，尚未支付每月工资余款4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二、原告关于其2013年2月至2015年5月工资为8000元每月，被告先预发工资2000元，尚未支付每月工资余款6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三、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
一、原告邬贤浦关于其2011年4月至2013年1月工资为8000元每月，被告先预发工资4000元，尚未支付每月工资余款4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原、被告未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报酬。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补充文件》，主张其月工资为8000元人民币，先预发4000元，其余4000元待企业生产正常一段时间后补足。原告为证明该项主张，还向本院提交了仲裁笔录、马某的书面证明并申请马某出庭作证。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工资发放单，证明当时担任公司总经理的马某，担任副总经理的王忠辉，担任总经理助理的陈令光，行政级别等同或高于原告，但被告向他们发放的月工资均在四、五千元左右，原告的月工资不可能为8000元，原告的月工资标准为4000元。原告邬贤浦对被告提交的工资单的真实性未持异议。经本院审核，被告向马某、王忠辉、陈令光以及原告邬贤浦发放的月工资在工资单中均在四、五千元左右。原告主张马某2010年7月至11月实发工资为10000元，但被告为了避税虚列职工名单，实际对应工资由马某领取，所以账单内容不能反映马某实际领取月工资10000元；被告对王忠辉的工资也作同样操作，所以工资单也无法反映出王忠辉实际领取月工资10000元。马某在本次诉讼中当庭作证，也提供了类似的证言。但是，原告在口头陈述之外，并没有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被告虚列职工名单由马某、王忠辉领取工资的事实。而且原告和马某关于马某实际领取10000元工资具体月份的陈述不相一致。原告提供的欠条上载明被告从2010年8月至2012年2月欠马某工资，5000元每月，也与原告和马某的陈述不相一致。结合原告在2015年5月12日提起仲裁之前，从未对被告按照4000元每月的标准向其发放工资提出过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原告在担任被告总经理助理期间，即2011年4月至2013年1月期间的月工资标准为4000元每月。被告已经全部支付原告2011年4月至2013年1月期间的工资。
二、原告关于其2013年2月至2015年5月工资为8000元每月，被告先预发工资2000元，尚未支付每月工资余款6000元的主张是否成立？被告于2013年1月10日下发临科（2013）总1号文件，免去邬贤浦同志的总经理助理职务，将其月工资从2013年2月1日起由4000元人民币调整为2000元人民币，工作由专职调整为兼职。上述行为系被告对内部员工做出的具体管理行为。原告若不同意被告对其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及时向被告提出异议。2013年2月至2015年5月，被告均按照月工资2000元的标准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也已经领取工资。原告在2015年5月12日提起仲裁之前，从未向被告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告主张其在此期间接受2000元每月工资，系因被告经济状况不好，原告作为管理层理解体谅被告而为之。经审核，被告提交的工资单上总经理章建军的基本工资仍然与以前一致为5000元每月，财务、办公室人员，甚至仓管人员的基本工资都超过2000元，若原告职位仍然为总经理助理，其基本工资为20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认定被告于2013年1月10日免去邬贤浦同志的总经理助理职务，将其月工资从2013年2月1日起调整为2000元人民币，工作由专职调整为兼职。原告2013年2月至2015年5月基本工资为2000元，被告已经全部支付原告2013年2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工资。
三、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2015年5月27日，被告下发临科总（2015）2号文件，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认可已经于2015年5月27日与被告解除了劳动关系，但主张被告违反解除劳动关系，故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经济赔偿金。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工作，被告未表示异议，并已经向原告发放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被告已经于2015年5月27日下发临科总（2015）2号文件，告知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已经届满，同时告知原告暴力殴打公司员工已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决定自2015年5月27日起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在仲裁时也当庭陈述：“劳动合同已到期，原工作岗位已不需要申请人，就解除劳动合同……2015年4月10日申请人在公司暴力殴打公司员工，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也是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原因之一。”暂且不论原告有无违反被告公司章程，被告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于法有据。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邬贤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邬贤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行：台州市农行；账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
审 判 长 许建敏
人民陪审员 陈素芽
人民陪审员 郭秀顺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代理书记员 余燕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