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61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娟，女，1977年11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凡，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天一永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西路5号401室。
法定代表人元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天文，女，1973年2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洋，男，1979年12月4日出生。
上诉人刘丽娟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8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2月，刘丽娟起诉至原审法院诉称:我于2007年11月与北京天一永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永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于2010年1月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担任部门经理，月实发工资为13048元。自2012年6月开始，天一永昌公司经常无故克扣我工资，2014年10月、12月以及2015年1月、2月、3月、4月发放的工资更是低于当年度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我与天一永昌公司多次沟通无果后于2015年6月2日书面通知与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我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请求法院判令天一永昌公司向我支付：1、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克扣的工资302705.79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4384元；3、报销生育医疗费2000元。
天一永昌公司辩称：刘丽娟的月工资为2000元，不是13048元。刘丽娟自己提出的辞职，我公司没有拖欠、克扣其工资。如果刘丽娟有生育费用的票据，应该是交财务了，而不是交给行政部门，刘丽娟离职没有做任何交接手续。我公司不同意刘丽娟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丽娟与天一永昌公司均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第一项内容不持异议，故对此予以确认。社保中心已将刘丽娟的生育医疗费1998元打到天一永昌公司账户，故对刘丽娟要求天一永昌公司支付生育医疗费2000元中合理的部分请求，予以支持。刘丽娟主张其每月实发工资为13048元，天一永昌公司对此不认可，故依据双方所签劳动合同的约定及银行对账单载明的内容，对刘丽娟该主张不予采信。在天一永昌公司提交的各项证据中，对于刘丽娟工资明细表，因其中代缴社保和代缴公积金的时间和数额与刘丽娟的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对账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账单中个人缴费的时间和数额不符，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因考勤记录表（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系从考勤机导出的只读文档，不能修改，且该证据中刘丽娟2015年1月至5月的出勤情况与员工请假卡和有刘丽娟签字的考勤记录（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5日）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考勤记录表（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员工请假卡、考勤记录（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5日）予以认定。根据上述证据内容，可以证明刘丽娟2014年10月、12月及2015年1月、2月、3月和4月未出满勤，存在长时间请假和晚来早走的情况。因刘丽娟未出满勤，故天一永昌公司发放刘丽娟上述期间的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也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数额，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对刘丽娟主张天一永昌公司自2012年6月起经常无故克扣其工资，不予采信。对刘丽娟要求天一永昌公司支付2012年6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克扣的工资，不予支持。刘丽娟以天一永昌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天一永昌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判决：一、刘丽娟与北京天一永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于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解除；二、北京天一永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丽娟生育医疗费一千九百九十八元；三、驳回刘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刘丽娟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天一永昌公司实际发放我的月工资为13048元，高于劳动合同所载的工资数额，天一永昌公司没有以任何形式通知我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提成工资，故原审法院对我的月工资标准认定有误；考勤记录表中涉及我的打卡记录都只显示每日上午一次或全天无显示，与有我签字的考勤统计记录无法达到相互印证的程度，且考勤打卡记录表恰恰说明天一永昌公司对我并没有必须考勤的要求，据此不足以证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存在“长时间请假和晚来早走的情况”，更不足以证明我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改判支持我要求天一永昌公司补付工资差额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天一永昌公司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刘丽娟自2007年11月入职天一永昌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先后两次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07年11月18日至2008年11月18日、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1日。2011年8月1日，天一永昌公司（甲方）与刘丽娟（乙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附件《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其中约定：合同期从2010年1月1日起；乙方担任部门经理，此工作岗位时间为1年，自2011年1月1日始至2012年1月1日止，期限届满后，双方协商对后续的工作岗位进行重新确认；甲方每次月5日前支付乙方工资，月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1000元、岗位工资900元、保密费100元；……。合同履行期间，天一永昌公司以转账方式按月支付刘丽娟工资，并为刘丽娟参缴了相关社会保险。自2014年12月，天一永昌公司为刘丽娟参缴了住房公积金。2015年6月2日，刘丽娟向天一永昌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载明“因公司未按双方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本人劳动报酬，且支付的工资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现（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请公司依照劳动法的规定一次性支付、补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工资……”，且刘丽娟未再到天一永昌公司上班。天一永昌公司已支付刘丽娟2015年5月工资。
2015年7月3日，刘丽娟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天一永昌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被扣工资，及要求终止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效力等。2015年11月25日，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2817号裁决书，裁决：一、刘丽娟与天一永昌公司签订的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于2015年10月14日（开庭当日）解除；二、驳回刘丽娟的其他仲裁请求。刘丽娟不服该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刘丽娟提交其银行卡对账单，并据其中所载各月发放工资数额主张至2012年9月其实发工资标准上升到13048.94元，2014年10月和12月，2015年1月、2月和3月发放工资1497.49元低于2014年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1560元，2015年4月发放工资1708.62元低于2015年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1720元，也低于劳动合同书中约定的工资标准，故天一永昌公司未及时足额向其支付劳动报酬。
天一永昌公司对刘丽娟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刘丽娟是挑了银行对账单上发放工资和提成数额最多的一个月作为工资标准主张，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天一永昌公司称其公司每月发放刘丽娟工资为2000元，不低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同时，其公司还每月统计员工完成的销售量，按季度计发销售提成。刘丽娟2012年9月实发工资确系13048元，其中包括了月工资和当季度的销售提成。自2014年二季度后刘丽娟就再没有销售提成，故每月只按2000元发放其工资，并为刘丽娟代扣代缴了社保、公积金费用。另因2014年以来，刘丽娟出勤情况非常不好，故自2014年10月每月对刘丽娟予以了考勤扣款。就此，天一永昌公司提交：1、公司管理制度、遵守规章制度承诺书，用以证明刘丽娟知晓其公司工资制度及考勤制度；2、2014年、2015年工资明细表，载有刘丽娟每月工资为基本工资1000元、岗位工资900元、保密费100元、销售提成不等，以及代缴社保和公积金扣款、出勤考核扣款，最终实发工资合计与刘丽娟银行卡对账单显示的月发放工资数额一致；3、销售提成核算表，用以证明销售提成计提标准；4、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考勤打卡记录表、考勤汇总表、员工请假卡，以及有刘丽娟签字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5日的考勤统计记录，用以证实刘丽娟请假、迟到、早退、未打卡的次数及时长；5、证人员工赵莉英出庭作证所称刘丽娟的工资构成如天一永昌公司所述。
刘丽娟对天一永昌公司提交的管理制度不认可，对其本人签署的遵守规章制度承诺书的真实性认可，但称管理制度是天一公司单方面制作且未经过民主协商程序的证据，不能成为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管理依据，其从来没有见过该管理制度，其签署的承诺书中没有具体指明员工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名称，其也没有见过各项规章制度，不清楚规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工资明细表没有其本人的签字确认，也不能体现工资发放减少所对应的事实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账单证明其公积金个人缴存额为240元，而非工资明细表显示的代扣公积金160元，公积金代缴时间也与扣款时间不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对账单和参保人员缴费信息证明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其社保个人缴费是262.51元，而工资明细表中2014年7月、8月、9月和2015年5月的社保扣款金额与此不符，故对天一永昌公司虚假的工资明细表不予认可；对销售提成核算表不认可，称其从来没有见过；对考勤记录表不认可，没有本人签字确认；对员工请假卡不认可，该证据抬头处“刘丽娟”并非本人所写，且请假事由没有本人签字确认，与通常请假申请表不符；对2015年考勤统计记录不认可，称已跟公司人事进行过沟通，其未打卡不属于旷工；对证人证言不认可，称证人不能准确说出其工资结构及所谓的提成工资的计算标准，仅凭证人自己的工作经历及听说来判断，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关于工资明细表中所载扣社保款、公积金款与公积金对账单、社保对账单不符，天一永昌公司解释称：因当时不知社保缴费调整，2014年7月和8月代扣社保款扣少了，所以在2014年9月工资中予以了补扣；因当时想自2014年10月给刘丽娟代缴公积金，故代扣了公积金款160元，但10月和11月公积金没有代缴成功，所以在2014年11月工资中又给刘丽娟补了这两月的公积金款480元，自2014年12月起才每月在刘丽娟工资中扣了公积金款160元，而其公司实际上为刘丽娟代缴了公积金款240元。
原审审理中，天一永昌公司还将电脑和主机搬到法庭，当庭演示考勤记录表（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为只读文档，不能修改的操作过程。刘丽娟称即使考勤记录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其上下班必须要考勤，因为其是销售经理，天一永昌公司未要求其必须考勤。就此，刘丽娟提交2012年6月21日电子邮件截图，用以证明其经公司同意不需要每天考勤打卡，采取灵活工作时间。天一永昌公司该电子邮件不认可，称邮件没有公证，并主张2012年时刘丽娟有销售业绩，自2014年下半年刘丽娟就再没有销售业绩，且想不来就不来，经常请假，故其公司对刘丽娟的缺勤扣款。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银行对账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资明细表、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对账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考勤打卡记录表、考勤异常统计表、考勤统计记录、员工请假卡、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2817号裁决书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天一永昌公司与刘丽娟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刘丽娟的月工资作出了具体约定，且明确公司管理制度是合同附件。天一永昌公司提供的公司管理制度及刘丽娟签署的遵守规章制度承诺书，可以证明天一永昌公司所述的有关工资、考勤等执行制度，且可以证实刘丽娟知晓公司的规章制度。银行卡对账单所显示的实发月工资的规律性与天一永昌公司陈述的月工资及季度绩效工资计发情况相符。刘丽娟主张银行卡对账单上最高实发数额的月度工资13048元应为其月工资标准，没有相应证据证实，故对刘丽娟要求天一永昌公司按照该数额向其补付月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天一永昌公司依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构成及数额支
付刘丽娟2000元，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同时，天一永昌公司依法每月为刘丽娟代扣社保、公积金的款额系刘丽娟应自行承担的费用。虽工资明细表中所载代扣公积金款额与实际代缴的公积金款额不符，但天一永昌公司已对此作出相应解释说明，而现有证据并未显示天一永昌公司多扣少缴，不存在克扣刘丽娟工资情形。考勤打卡情况记录及病事假情况统计证实刘丽娟存在较为频繁的缺勤，天一永昌公司在考勤管理制度框架内对刘丽娟予以相应缺勤扣款，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双方的约定。刘丽娟以天一永昌公司对其没有考勤要求进行抗辩，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刘丽娟以天一永昌公司为其代扣代缴社保、公积金后的实得工资数额不足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由，主张天一永昌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由此，刘丽娟在自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要求天一永昌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其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所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刘丽娟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
代理审判员 庞妍
代理审判员 李昂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余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