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再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雄健，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钱秀平，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文英，女，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沙口镇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更兴，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许郁存，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红婴，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君，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慕嫦，广东金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再审申请人梁雄健因与被申请人张更兴、梁红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2015）佛中法立民申字第132号民事裁定，裁定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梁雄健及其委托代理人钱秀平，被申请人张更兴的委托代理人许郁存，被申请人梁红婴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君、梁慕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5日，梁雄健起诉至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一、张更兴、梁红婴连带向梁雄健支付因刷取梁雄健信用卡而未偿还的款项本金241741.85元，同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张更兴还清为止）；二、由张更兴、梁红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件系合同纠纷。根据梁雄健、张更兴在庭审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梁雄健曾出借其名下信用卡给张更兴使用，而相关信用卡系放在佛山市佳某顺保险代理公司内勤处，梁雄健与张更兴均可使用，梁雄健在庭审中亦自认出借信用卡期间其有使用过相关信用卡，故仅凭梁雄健提供的银行对账单并不能证明张更兴使用梁雄健信用卡的刷卡记录，需其他证据佐证（如双方确认的结算单或系实际上由张更兴签名的pos机单）。由于梁雄健并未提交其他有力证据佐证，因此梁雄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另一方面，根据张更兴及梁红婴的陈述可知，张更兴曾使用梁雄健名下信用卡在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套现，另外张更兴使用梁红婴名下信用卡从2013年10月开始的透支都不是用在支付先期为客户购买保险支出上，而是在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套现，并且事后明确告诉梁红婴套现款项不打算偿还，结合张更兴在公安机关承认有欠梁雄健款项的陈述，故法院有理由相信梁雄健提供的信用卡对账单中2013年10月及之后在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刷卡合计55765元系由张更兴所为，而张更兴、梁红婴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已经偿还张更兴在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刷卡的款项，故梁雄健主张其偿还该部分款项有理，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梁雄健主张张更兴支付相应的利息有合法依据，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案件债务是否属于张更兴、梁红婴的夫妻共同债务，经查，案件所涉债务系发生于上述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而上述二人均不能证明该债务已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梁雄健要求张更兴、梁红婴连带支付相关款项及利息有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佛城法民一初字第759号民事判决：一、张更兴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梁雄健款项55765元及利息（以55765元为本金自2014年6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梁红婴对张更兴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梁雄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463元，由张更兴、梁红婴连带负担600元，由梁雄健负担1863元。
梁雄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二审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内容，案件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梁雄健主张其名下的信用卡相关的刷卡行为是否是张更兴所为，在梁雄健向银行偿还前述卡数之后，张更兴是否负有偿还的义务，梁红婴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基于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根据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之股东、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辉的证言以及其提供的银联pos机签购单，可以认定张更兴在此两处的刷卡行为属于套现行为，且无证据证实梁雄健对此予以追认或者认可，张更兴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套现行为符合梁雄健同意给其用卡的最初目的或者用途，也没有证据显示其有偿还行为，故该两处刷卡所产生的金额应由张更兴偿还予梁雄健。一审判决仅认可了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处的刷卡金额55765元，对于佛山市某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处的两笔刷卡金额15380.10元、14429元未予以认可不当，法院予以纠正。
关于梁雄健在上诉中所述某商行、佛山市禅城区某电器商行、蒙某生处的刷卡行为是否是张更兴所为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梁雄健在公安部门最早的陈述，其是与张更兴一起做保险生意，涉案信用卡也是梁雄健交予张更兴使用，并非张更兴盗用或者伪造，梁雄健作为信用卡名义持卡人，应对自己名下的信用卡尽到卡主的注意义务，在张更兴超过其授权范围之外的刷卡行为予以察觉。由于涉案信用卡是梁雄健授权予张更兴使用，因此，本院确定梁雄健应对超过授权范围之外的刷卡行为承担更为严格的举证责任，否则仅凭梁雄健提供的相关pos签购单上的签名为“梁雄建”，无法判断该签名是张更兴所为还是梁雄健本人所为。由于梁雄健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明确指向是张更兴，且无前述商户相关的登记材料，也无相关人员的承认，在没有确实证据证实涉案信用卡由张更兴一直持有的情况下，法院对梁雄健请求张更兴偿还在某商行、佛山市禅城区某电器商行、蒙某生处的刷卡金额的诉求不予支持。
关于梁雄健所主张的在广州某龙汽车有限公司消费49970元，张更兴应否予以偿还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虽然张更兴未明确承认其用梁雄健的哪张信用卡支付了成某军的修车费用，但结合梁雄健名下的民生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34）2013年11月18日在广州某龙汽车有限公司消费49970元，以及张更兴与成某军对于刷卡时间、刷卡数额、刷卡地点的确认，法院认定该笔费用就是张更兴用于支付成某军车辆维修费的卡数。张更兴辩称该笔费用是其通过拉卡拉先行转入梁雄健的账户再刷卡支付的车辆维修费，但根据电子对账单的显示，张更兴当日通过拉卡拉转入梁雄健账户的数额仅为45356元，该数额与电子对账单上显示的上月应还卡数45358.72元接近，也与张更兴在公安部门的笔录称“因为要帮他（梁雄健）还卡数”一致，且该卡12月的对账单确实显示该卡应还卡数为49975.72元。因此，根据信用卡的日常使用经验以及该卡10、11、12月的交易信息及还款情况，法院确认张更兴在2013年11月18日通过拉卡拉转入梁雄健账户的数额应为偿还上个月的卡数，而非用于支付成某军的车辆维修款，故张更兴并无证据证实其偿还该笔卡数，且其自认从成某军卡上所得的保险理赔款转入了其自己工商银行的账户，张更兴在梁雄健偿还了该笔数额之后应向梁雄健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对此未予确认，法院予以纠正。
综上，结合一审判决确定的55765元，张更兴应向梁雄健还款共计135544.10元及相应利息。梁红婴作为张更兴的配偶，虽然前述款项均发生在其与张更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张更兴的前述刷卡行为均与其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的关系，且根据梁红婴、张更兴、梁雄健、陈某辉在公安部门的陈述，张更兴亦通过梁红婴的信用卡从事套现行为，期限短，数额巨大，在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梁红婴对此知情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张更兴刷卡所引发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过于草率，虽然梁红婴对此未予上诉，但其在答辩状中予以抗辩，法院对此一并予以纠正。梁雄健上诉有理据部分，法院予以支持，其他诉求，法院不予支持。案件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及新事实，法院予以改判，故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本院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4）佛城法民一初字第7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4）佛城法民一初字第7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4）佛城法民一初字第7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更兴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梁雄健款项135544.10元及利息（以135544.10元为本金自2014年6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2463元，由张更兴负担1379.28元、由梁雄健负担1083.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19.52元，由张更兴负担1728.39元、由梁雄健负担2291.13元。
梁雄健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张更兴的案涉刷卡行为发生在张更兴与梁红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审判决对该事实亦予以确认。
二、张更兴、梁红婴夫妇借用梁雄健的信用卡进行保险代理经营，所产生的收益由二人共同所有并用于家庭支出，同样相关债务风险二人亦需共同承担。从法院调取的拉卡拉还款记录来看，还相应信用卡的借记卡均属于梁红婴，夫妇二人共同经营，借用梁雄健及他人信用卡用于资金周转所产生的保险代理经营收入由二人用于家庭支出。至2013年10月，张更兴在陈某辉的某教育商户进行多次套现，亦由梁红婴的借记卡进行了偿还。
三、梁红婴对张更兴的刷卡套现行为不仅知情并且放任。梁红婴与张更兴离婚的目的即为了逃避债务，梁红婴的信用卡和借记卡一直由张更兴持有并使用。二人离婚后，梁红婴并未将银行卡要回，亦未将银行卡进行注销或者挂失。梁红婴在2013年12月10日在派出所的笔录中陈述：“他（张更兴）跟我离婚不是为了保护我，……所以，我很失望，我才决定来报案的”。
四、在梁红婴未提起上诉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不应当改判梁红婴承担的相应责任。
综上，请求法院再审撤销（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梁红婴对该判决的第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改判张更兴、梁红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申请人张更兴答辩称：一、本案应属于合伙纠纷，张更兴与梁雄健之间是合伙关系，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对于合伙关系之间的纠纷，应当先对双方的经济往来、账目进行清理和结算，才能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是：1.梁雄健以张更兴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调查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2.梁雄健在银行有固定的工作，不便从事保险代理的具体操作加之其有客户资源，双方才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3.梁雄健将七张信用卡留存于保险代理公司，以方便保险代理出单的操作，亦说明为合伙关系；4.双方的合伙方式是各自的客户各自做，业务佣金谁的客户归谁，但留1-2个点作为公司费用，单单结单单清，因此，张更兴不会欠梁雄健卡数。
二、梁红婴一直未参与到合伙事务中，张更兴仅仅是基于与梁红婴的原夫妻关系曾经使用过梁红婴的借记卡进行过拉卡拉转账支付，性质上属于张更兴的个人行为。
三、梁雄健对自己所开立的银行卡负有妥善保管、使用的责任。1.梁雄健在本案中涉及到的信用卡有七张之多，其本来就有利用银行资金的目的；2.七张信用卡的使用并非张更兴一人，不排除他人包括梁雄健本人均有使用，需要结合pos单签名确认；3.梁雄健本人兼职从事保险代理，其本人的刷卡也无法避免；4.在张更兴因梁雄健诬告被公安机关关押期间，梁雄健到保险代理公司强行取走张更兴的业务台账、流水记录以及电脑资料，至今拒不归还，导致业务资料无法核对。
四、梁雄健作为一审原告，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存在欠款，却不要求张更兴出具欠条不符合常理。
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梁雄健的相关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梁红婴答辩称：一、张更兴与梁红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共同经营保险代理业务，也没有对信用卡的套现共同合意。梁雄健与张更兴之间合伙经营保险代理业务。1.梁红婴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平时需操持家务、照顾小孩，没有时间和精力经营保险代理业务。2.梁雄健在公安机关陈述其与张更兴是老同学，合伙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十几年，其提供七张信用卡用于代客交纳保险费，信用卡平时放在公司内勤处，供其与张更兴使用，梁雄健通过此种方式获得利益。梁雄健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其理应知晓信用卡借给他人所面临的风险，但其仍然将七张信用卡放在公司。可见梁雄健是为了扩大业务以及他们多年共同经营而积累的信任。3.因为梁雄健与张更兴合作多年，清楚知道梁红婴未参与相关业务，所以当其发现信用卡被套后并未向梁红婴追索，而是怂恿梁红婴到公安机关报案抓捕张更兴。
二、张更兴的套现行为不是正常保险代理业务行为，套现所得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所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应当由梁红婴承担相应还款责任。1.张更兴的以虚假消费套取现金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与其使用信用卡代客缴费的行为有本质区别。2.张更兴未经梁雄健同意使用其信用卡套现，侵害了梁雄健的财产权利，属于侵权行为。因侵权所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3.张更兴与梁红婴于2013年11月29日离婚，张更兴套现行为发生在离婚前一个月左右，金额巨大，不可能用于家庭生活。
三、梁雄健提交的账本等证据材料不属于新证据，本案不应当进入再审。
再审申请人梁雄健在再审阶段向法院提交帐本一册作为新证据，该账本从张更兴的内勤处取得，拟证明该账本是张更兴与梁红婴在进行保险代理经营时，梁红婴记录的台帐，台帐与梁红婴在公安机关供述其经营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
经质证，被申请人张更兴认为不能确认帐本的真实性。
经质证，被申请人梁红婴认为账本不属于再审的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台帐帐本与梁雄健在本案一、二审中所提交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不相吻合。帐本内记录的日期为5月20日至5月28日所对应的申请人民生银行信用卡的刷卡记录，是保险费用，但帐本内没有反映。
经审查，本院认为从账本记载的内容来看，无法确认相关台账由谁记录，因此并不能证明梁雄健所陈述的相关证明内容。
被申请人张更兴、梁红婴在再审阶段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2013年12月9日，梁雄健以其被张更兴诈骗为由向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普君派出所报案，该所经调查认为，梁雄健与张更兴合伙从事代理保险业务，梁雄健自愿将其本人的信用卡交给张更兴使用，并从中获利。因此梁雄健所反映的情况不符合立案条件。
2014年2月3日，张更兴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承认其曾用梁雄健的卡支付案外人的车辆维修费用，其帮梁雄健还卡数；从2009年开始其与梁雄健一起做保险代理业务，故梁雄健有四五张银行卡在其手上，上述银行卡用于先期支付客户购买保险的费用，向客户收款后还款，但没有偿还，计划过年后再还。2014年2月13日，张更兴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承认其拿梁雄健的信用卡除了用于帮客户支付购买保险的费用外，还在一家叫某教育机构消费过，是其个人资金周转的需要用卡套现，其向对方支付百分之一的报酬。张更兴承认梁雄健给其银行卡使用时没有约定只用于支付客户的保险费，直到2013年10月都按期偿还梁雄健的信用卡数，11月后就记不清了，其于2013年12月10日离开佛山。2014年2月20日，张更兴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承认，其与案外人方某一起出资经营佳某顺保险代理公司，其负责业务。2014年2月24日，张更兴在公安机关讯问时承认尚欠成某及梁雄健的钱，要想办法偿还。梁红婴在公安机关询问中陈述自己名下三张信用卡从2013年10月开始的透支都不是用在支付先期为客户购买的保险上，而是在一家叫某教育的机构套现。2013年12月9日，梁雄健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平时其信用卡放在保险公司内勤处。其与张更兴接到保险生意后，先拿其名下的信用卡刷卡付费，收到客户的钱后，到还款日期一次性还清信用卡的钱。梁雄健和张更兴是十年来的拍档，所以其名下的信用卡密码，张更兴知道也可随张更兴取用。梁雄健还陈述，在公司，其和张更兴是拍档，七张信用卡是二人在公司业务上使用的，信用卡放在公司内勤处，需要用的时候，再由其二人去取卡使用，但开卡的名字都是梁雄健。梁雄健还陈述其不清楚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公司和某企业管理顾问两家公司是何公司，询问公司内勤后才知道其信用卡被张更兴拿走。2013年12月25日，梁雄健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又否认其与张更兴是佳某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称是张更兴向其借用信用卡用于为客户购买保险先期支付费用，张更兴每刷一笔交强险就按刷卡金额的百分之零点五返还给梁雄健，其和张更兴都是佛山市佳某顺保险代理公司的业务员。
2014年2月11日，张更兴的父亲张福和向公安机关提交十张银联卡，其中七张属于梁雄健，分别为平安银行卡号为6221xxxx7081、广发银行卡号为5201xxxx9893、中信银行卡号为6226xxxx2882、中国银行6227xxxx6824、广发银行5201xxxx9893、招商银行6225xxxx9895、民生银行6226xxxx2934，张福和在庭审中称是在佳某顺保险代理公司前台找到上述七张梁雄健名下的银联卡。
2013年11月7日，梁雄健名下平安银行卡号为6221xxxx7081的信用卡在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刷卡6581元。2013年10月24日，梁雄健名下广发银行卡号为5201xxxx9893的信用卡在上述公司刷卡23752元。2013年10月21日，梁雄健名下中信银行卡号为6226xxxx2882的信用卡在上述公司刷卡5800元。2013年10月21日，梁雄健名下中国银行卡号为6227xxxx6824的信用卡在上述公司刷卡19632元。以上合计55765元。
梁雄健在庭审中承认其将相关信用卡借给张更兴使用后，梁雄健自己于2013年7月30日、8月使用过民生银行信用卡，于2013年6月至8月使用过广发银行信用卡，于2013年7月至9月使用过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国银行信用卡在2013年7月期间由梁雄健持有。
另查明，陈某辉是佛山市某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之一，其在2014年2月19日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中述称，其认识张更兴，且张更兴于2013年9月至11月在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大概消费过六七次，均是信用卡套现，其收1%的手续费，套现总计6万多元。既用过梁雄健的信用卡，也用过梁红婴的信用卡，且在刷卡之后签过二人的名字。陈某辉向公安部门提交了签有“梁雄建”的pos签购单十四张（七笔一式两联），其中广发银行信用卡（卡号为52×××93）在2013年11月21日刷卡金额为14429元，刷卡商户为佛山市某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平安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81）在2013年11月7日两次刷卡金额分别为15380.10元、6581.20元，刷卡商户分别为佛山市某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82）在2013年10月21日刷卡金额为5800元，刷卡商户是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24）在2013年10月21日刷卡金额为19632元，刷卡商户是佛山市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另外两张时间为2013年9月份，梁雄健在本案中未予主张，本院不再叙述。
还查明，张更兴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中承认，案外人成某军通过其购买了车险，在2013年9月发生事故，在车辆维修与理赔过程中，张更兴用梁雄健的信用卡支付了案外人成某军的修车款项约5万元，并在保险公司将理赔款项转入成某军账户后取走了成某军账户上的理赔款项约7万元，后将该款项存在其个人尾数为7260的工商银行信用卡中。成某军发现后报警，成某军认为其在取车时支付了张更兴5万元现金，张更兴为套取现金刷卡支付了维修费，并在理赔款到位后取走了成某军卡上的理赔款。张更兴认为其用梁雄健的卡先行帮成某军垫付约5万元的维修款，成某军并未归还，故将成某军账户内的理赔款取走，并称口头约定与成某军之后对数。
在公安部门问及张更兴“为什么要用梁雄健的卡支付”，张更兴述称“是我自己用了拉卡拉存了5万多现金到梁雄健卡里，然后再刷卡支付的费用”。在公安部门继续问及张更兴“既然有那么多的现金为什么不直接支付？”其称“因为要帮他还卡数。”
再查明，梁雄健名下的民生银行信用卡（卡号为62×××34）2013年11月的电子对账单显示2013年11月18日由拉卡拉转入31100元，之后在广州某龙汽车有限公司消费49970元，之后又由拉卡拉转入14256元。
张更兴、梁红婴于2005年结婚，于2013年11月29日离婚。梁红婴于2012年至2013年间在某体操学校工作，2013年至2014年间在佛山市某利贸易有限公司工作。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梁红婴对张更兴的案涉债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梁雄健因张更兴未经其同意而透支梁雄健名下的信用卡，从而要求张更兴赔偿因侵权行为而造成梁雄健的财产损失，该债务实际上是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侵权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不法行为，侵权之债实质上属于一种责任，一般不存在夫妻共享的利益。对于夫妻一方因个人行为导致的侵权之债一般情形下应当推定为行为人的个人债务。侵权人的配偶是否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分析其配偶对侵权行为是否与侵权行为人存在合意，以及侵权所得利益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梁雄健主张梁红婴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梁雄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更兴及梁红婴就透支梁雄健名下的信用卡存在主观合意。其二，梁雄健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债务的形成与张更兴、梁红婴的家庭生活有关。其三，梁雄健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透支的款项用于了张更兴与梁红婴的家庭生活。这种情形下，张更兴一方个人行为导致的侵权之债应当推定为侵权行为人张更兴的个人债务。虽然梁红婴未提起上诉，但其在答辩状中予以抗辩，二审法院依据全案证据以及案件事实对一审判决进行改判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本院对梁雄健的再审申请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被申请人张更兴答辩认为本案应为合伙纠纷，且梁雄健作为信用卡的持有人，其自身有妥善保管银行卡的相应责任，案涉款项不应由张更兴归还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在2013年底，张更兴将梁雄健的信用卡大金额透支不予归还的行为均与保险代理业务有关，且梁雄健一审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起诉，本案的案由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一、二审认定张更兴应归还的款项金额有足够证据证明由张更兴透支，但张更兴未提供相关款项已归还的证据，应由张更兴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原二审判决认定张更兴应承担的相应侵权之债正确，被申请人张更兴的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怀 晓 红
代理审判员 欧阳凤霞
代理审判员 焦 艳 辉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