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云26民终1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保健，男，壮族，1955年8月7日生，住丘北县，居民。委托代理人杨真明，壮族，64岁，系上诉人保健的姐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烟草公司文山州公司丘北县分公司（以下简称烟草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9724470—6。住所地：丘北县锦屏镇人民路。负责人向成高，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高波，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原告）保健与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烟草公司文山州公司丘北县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5）丘民初字第115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于2016年3月1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保健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真明、上诉人云南省烟草公司文山州公司丘北县分公司负责人向成高及其委托代理人高波到庭参加诉讼，调解未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本案法律事实是：自1997年1月起，保健在烟草公司工作，月工资400元。2004年2月，烟草公司通知保健解除劳动合同，同年4月27日，保健领取了烟草公司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800元。烟草公司按保健自1997年至2003年，共7年的工作时间计算保健的经济补偿金，对此，保健一直无异议。2015年10月，保健到丘北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补缴社会保险费时才得知，烟草公司没有为保健办理过相关社会保险手续。保健于2015年11月16日向丘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丘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保健的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因此，决定不予受理。于是，保健即诉至本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本案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已为其缴纳其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且被告自始至终均未告知原告，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它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原告直到去补缴社会保险费时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是有正当理由的，所以，本案并未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原告主张在被告单位的工作年限，无充分证据证明，故其主张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由被告云南省烟草公司文山州公司丘北县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为原告保健补缴1997年1月至2003年12月，共7年的社会保险费（按当时城镇居民最低标准缴纳）。原审原告保健、原审被告云南省烟草公司文山州公司丘北县分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原审原告保健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由被上诉单位为上诉人缴纳13年的社会保险金；改判由被上诉单位按其单位职工同等数额缴纳上诉人的社会保险金。事实及理由是：一、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六组书证，经质证，被上诉单位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一审判决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书证的真实性就在于上诉人在官寨烟站任站长期间，由被上诉单位委派去参加业务培训的，对此，庭审中被上诉单位没有提出异议，更没有否定相关证据。在此期间，丘北县烟草公司的经理分别是黄锦文、付家明、常高砚、官寨乡政府党委书记胡天和，主管烟草种植的副乡长何占科都能证明。这些证人在一审没有出庭作证，但是，被上诉单位的档案还存有当年职工工资花名册等书证，经理不同意上诉人提取。依据《劳动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为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书证不采信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由被上诉单位按当时城镇居民最低标准缴纳社会保险金，无法律依据。同一个单位职工，福利待遇应当是平等的，且应当按照现在的相关规定缴纳。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显然不公平。原审被告云南省烟草公司文山州公司丘北县分公司答辩称：一、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证据支持。二、被答辩人提出的上诉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2004年2月，被答辩人与烟草公司解除用工关系，并于2004年4月27日领取了由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2800元，自此，双方劳动关系已经终止。在此期间，被答辩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和主张。根据1995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被答辩人应在2004年6月27日前提出仲裁申请，但时至今日，被答辩人才提出主张，已经超过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人民法院亦不应受理本案。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证据支持，且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此外，该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被告云南省烟草公司文山州公司丘北县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并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认定错误，理由是：首先，本案应当适用《劳动法》，被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时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上诉人于2004年2月通知被上诉人解除用工关系，被上诉人于2004年4月27日领取了云南省烟草公司丘北县分公司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800元，自此，双方劳动关系已经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尚未施行，应当适用1995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法》。《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均以解除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4年2月解除用工关系，并于2004年4月27日领取了由云南省烟草公司丘北县分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2800元，因此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至迟为2004年4月27日，早已超过60天的仲裁申请时效，但一审判决未对上述事实予以评判，即认为本案并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即使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被上诉人申请仲裁时也已经超过仲裁申请时效。缴纳社会保险费既是单位的义务，也是员工的义务。社会保险费自1995年开始征缴，用人单位与员工均要按月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所有人都清楚明白的，被上诉人自1997年1月起至解除劳动合同时从未扣缴社会保险费，而其他员工均须扣缴社会保险费，因此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社会保险费未缴纳，但一审判决却认为“本案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已为其缴纳其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知道此事，明显违背常理。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以及第四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自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即应在2005年4月27日前提出仲裁申请，但被上诉人2015年11月16日才申请仲裁，明显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因此，人民法院亦不应受理本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原审原告保健答辩称：一、上诉人发给补偿金是事实，但是，上诉人作出的书面通知书未发给答辩人，上诉人用口头通知答辩人来领取补偿金，答辩人不知道是否有书面，在庭审中，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丘烟司字（2004）12号文件通知，也没有涉及到缴纳社会保险的内容。二、缴纳社会保险金是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的法定责任。上诉人是国营大企业，谁能估计会故意不执行国家法律，导致职工不可能知道其权益被侵害，对此，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蔡保宏等三十人经济补偿名册表，充分证明了答辩人不可能知道权益被侵害的客观性。根据《劳动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这三十人（包括答辩人）都属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员工，上诉人都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金，但是这三十人没有一个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缴纳社会保险金是双方义务，其他员工均须扣缴社会保险金，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社会保险费未缴纳”，对这一事实很明确，对个人缴纳部分是用人单位在个人工资中扣缴，而不是由职工从实际领取工资中缴纳。2004年，答辩人的月工资仅400元，上诉人从未告知答辩人如何缴纳的事情，丘北县烟草公司的其他员工，都由单位扣缴，为何唯有答辩人必须要自己缴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的认定是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保健针对自己的主张，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烟草公司针对自己的主张，除一审提交的证据外，二审中提交了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书4份、民事裁定书1份作为新提交的证据，用以证明计算劳动仲裁时效的起点是以劳动争议产生之日计算，且请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经质证，上诉人保健认为，个案有个案的情况，上诉人烟草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上诉人烟草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系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类似案件的生效判决、裁定，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情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上诉人保健提出如下异议：对一审认定的保健的工龄和补缴保险费用的标准有异议，认为保健的工龄应为13年，社会保险费用应按其单位职工同等数额补缴。上诉人烟草公司提出如下异议：对一审认定事实中的“2015年10月，保健到丘北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补缴社会保险费时才得知，烟草公司没有为保健办理过相关社会保险手续”的认定有异议，认为该认定是错误的，不是法律事实，只是一个推断，与常识不相符。关于上诉人保健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保健的工龄是7年，是依据2004年4月27日，上诉人保健领取烟草公司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800元的领条，该领条上2800元的经济补偿金是按7年工龄计算的，上诉人保健在领条上签了字并实际领取了经济补偿金2800元，说明上诉人保健是认可的。至于上诉人保健关于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标准的异议，并不是认定事实中的部分。上诉人保健关于该事实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烟草公司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一审认定“2015年10月，保健到丘北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补缴社会保险费时才得知，烟草公司没有为保健办理过相关社会保险手续”是上诉人保健知道烟草公司没有为保健办理过相关社会保险手续的时间，在这之前，上诉人保健存在“不知道烟草公司没有为保健办理过相关社会保险手续”的可能，故该认定并无不妥。上诉人烟草公司关于该事实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1、上诉人烟草公司是否应给上诉人保健补缴13年的社会保险费？2、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以及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上诉人保健认为，保健在烟草公司工作了13年，烟草公司在解聘保健时并没有任何的解聘通知，事实证明保健与烟草公司之间形成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上诉人烟草公司称保健是公司聘请的临时工，因为用工期限较短没有办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我是在2015年才知道公司并没有帮我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改判支持我的上诉请求。上诉人烟草公司认为，首先，公司不应当为保健缴纳社会保险费，保健于2004年已经领取了7年的经济补偿金，保健领取补偿金时对年限并没有提出异议。其次，关于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在我方的上诉状中已经阐述的很清楚，故保健申请仲裁的时间已经超过时效，保健于2004年4月27日领取经济补偿金，仲裁时效应当从这一天计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方提交的证据证明，仲裁时效的起点是双方当事人解除劳动关系之日。社会保险费用是公司与职工一起缴纳，但从保健的工资看，保健的工资并没有扣减出自己应缴纳的部分，保健是知道公司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第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院认为，上诉人保健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判令丘北县烟草公司按公司职工同等数额缴纳原告人13年的社会保险费，即是请求法院判令用人单位烟草公司为上诉人保健补缴13年的社会保险费。关于上诉人保健的诉讼请求，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具有强制性。本案中，上诉人保健与上诉人烟草公司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对保健工资基数等基础性问题并没有争议，仅仅是上诉人保健要求烟草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是单纯的补缴社会保险费问题，是用人单位不履行法定义务的问题，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社会保险基金。”、该条例第二十六条：“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的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应当通过相关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予以实现，而非劳动法律的调整范围。责令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属于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职责，不属于法院的职责。在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时，可以由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依法通知银行扣缴或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劳动者个人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诉求，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上诉人保健起诉的真实意思表示系要求被告烟草公司为其补缴13年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的数额，本案实属因缴交社会保险费引发的纠纷。因此，依照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征缴社会保险费是社保管理部门的职责，属于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交纳的范畴，具有社会管理的性质，是国家社会保险征缴部门与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对于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劳动者起诉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才应予受理，对于劳动者起诉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则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综上所述，本案是单纯的社会保险费补缴问题，围绕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纠纷，其实是社会保险费征收过程中的缴纳义务纠纷，应为行政法律法规管理范畴，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保健与上诉人烟草公司同是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主体，都负有缴纳义务，双方本不能就社会保险费进行协商，也不能选择缴纳数额和缴纳险种，不管上诉人保健是否起诉烟草公司，起诉的社会保险费金额是多少，烟草公司都有为保健缴纳及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此种义务乃国家强制性义务，而负责征缴社会保险费是行政法规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职责，不是法院职责。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单纯的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上诉人保健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对本案的其他争议焦点问题不再作评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保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烟草公司关于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5）丘民初字第1153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原审原告保健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予以免收。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邹祖俊审 判 员  韦祖庆代理审判员  张 祺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