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6民终2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年生，男，1966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庆生，男，197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江，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英，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文深，男，194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超祥，男，197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原审第三人：朱碧芬，女，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年生，男，1966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九峰镇东街**号。
原审第三人：朱小鹏，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南靖县。公民身份号码：3506271963********。
原审第三人：朱少芳，女，195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南靖县。
原审第三人：朱少蔓，女，196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南靖县。
原审第三人：朱少苗，女，1970年9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南靖县。
上列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鹏，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南靖县。
上诉人朱年生、朱庆生因与被上诉人朱文深、原审第三人朱碧芬、朱小鹏、朱少芳、朱少蔓、�少苗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2015）平民初字第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年生、朱庆生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长江、被上诉人朱文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超祥、原审第三人朱碧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年生、原审第三人暨原审第三人朱少芳、朱少蔓、朱少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年生、朱庆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朱文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以“1978年5月2日分割协议”，认定原产权人朱锡权、朱锡农将房屋重新进行阄分及朱文深对讼争房产享有相应权利错误，应以房地产所有权证认定讼争房产的权利状况。1.首先，从分割协议的形式上看，三房头中关键人物朱锡坑在分割协议时并没有实际到场。从内容上看，该分割协议内容矛盾重重，分配方案是父亲的意见，目前父亲已去世等均无法体现该分割协议系产权人朱锡权、朱锡农的真实意思表示。朱锡权户口注销时间为1978年8月6日，而分割协议系1978年5月2日，朱锡权是否到场，是否意思表示清楚均不明确。原审无视行为人作出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要件，以这样形式、内容均有争议分割协议来否定房地产所有权证的法律效力明显错误；2.其次，原判无视讼争的产权登记证的内容及产权至今未进行过变更登记的事实，无视讼争房产所有权登记证的背面注意事项所记载的该房地产遇有买卖、赠与、交换、继承等转移行为时应申请转移登记换发所有权登记证，不申请转移变更不生效力的内容。本案证据可明确，至今讼争房产的所有人并没有申请转移变更，故依据不动产登记原�，讼争房产的产权人应仍为朱锡权和朱锡农，朱文深对讼争房产不享有相应的权利；3.朱文深请求确认的是2011年9月24日所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虽系自愿订立，但系朱年生、朱庆生对讼争房产产权状况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签订该协议书时对事实认识错误，该处分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所作的处分，应为无效。二、原审认定2011年9月24日《协议书》没有侵犯到其他权利人的权利同样是错误的。1.原审在没有书面证据证明朱少芳、朱少蔓，朱少苗对讼争协议内容无异议的情况下，认定她们对该协议内容并无异议，没有事实依据；2.原审以朱年生、朱庆生及朱碧芬至今尚未对遗产部分作出分割，且2011年9月24日《协议书》处分内容并未涉及到朱锡权及其子朱文瑞所分得的房屋为由，认定该协议并未侵犯到其他权利人的权利明显错误。朱碧芬在原审中明确按讼争房产所有权证来分割的主张充分说明，协议没有其签名或事后追认已侵犯到朱碧芬作为产权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判法律适用不当。本案确认的《协议书》系2011年9月24日签订的，并非1978年的分割协议。原审依照《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认定该协议在事后取得未签名的相关权利人的追认，判决《协议书》合法有效，显然无视相关权利人没有书面追认的意思表示及相关权利人朱碧芬也没有追认的事实。且《协议书》处分的讼争房产系朱锡权、朱锡农的房产，朱文深并非朱锡权、朱锡农的相关权利人，对该房产没有处分权，无处分权的朱文深也没有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事实，原审适用该法律认定合同有效，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错误。
朱文深辩称：一、讼争房产系祖遗业产。朱锡坑虽1946年赴台任职，但根据法律规定，继承权并未丧失。1978年5月2�各方对本案房屋四座重新分割，并签订协议。2011年9月24日各方又对上述房屋重新调整，并在中间人及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协议，该协议第一条已履行完毕。二、2011年9月24日的协议，订立时各方就明确表示：“祖上遗下房屋及店面已于1978年5月2日由三房头（朱锡权子朱文瑞、朱锡农子朱文铨、朱锡坑子朱文深）分割清楚，各无异议。”并有中间人及见证人的见证，现朱年生、朱庆生反悔与法与理不合。三、2011年9月24日的协议，系双方自愿订立，且长期无争议，各权利人均予确认，虽未办理物权登记手续，但不影响合同效力。综上，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碧芬一方未发表意见。
朱小鹏、朱少芳、朱少蔓、朱少苗述称：没有意见，由法院依法判决。
朱文深向原审诉讼请求：依法确认�文深与朱年生、朱庆生等人于2011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
原审认定事实：讼争房产福建省平和县九峰乡东街村56段5号现为福建省平和县九峰镇东街41号（原门牌号为××）。该房屋系朱添兴的祖遗财产。朱添兴共生育三子即长子朱锡权、次子朱锡农、三子朱锡坑。朱锡权（1978年8月去世）育有一子朱文瑞，朱文瑞（2008年去世）共生育儿子朱年生、朱庆生、女儿朱碧芬；朱锡农（1981年去世）育有一子朱文铨，朱文铨（1987年去世）共生育儿子朱小鹏、女儿朱少芳、朱少蔓、朱少苗；朱锡坑于1945年生育长子朱文深后于1946年赴台任职并在台湾结婚生子，其长子朱文深在大陆由兄长朱锡权抚养。1952年朱锡农、朱锡权就上述房屋申请了产权登记，共有份额为朱锡权三分之二、朱锡农三分之一。朱添兴去世后，朱锡权、朱文瑞、朱锡农、�文铨、朱锡坑、朱文深于1978年5月2日对包括讼争房产在内的房屋四座进行重新协商分割，并签订协议书。2011年9月24日，朱年生、朱庆生、朱小鹏、朱文深等人就讼争房产协商进行重新调整，并在中间人及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现已履行完毕。
本案因合同纠纷所涉及房产系祖遗财产，因已发生继承关系，且部分继承人居住台湾地区，为查清前述房屋当事人以外的部分继承人的身份、人数及其是否放弃继承情况，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2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送（2015）平法助请台（调）字第1号《请求台湾地区调查取证函》及《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调查取证请求书》，请求台湾地区协助调查取证，至今未能收到回复。2016年7月15日，朱文亮、朱文珊、杨玩如、朱志权、朱冠璋发出《声明书》并经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陈某事务所出具的105中院民认毓字第1158号公（认）证书。2016年9月6日，福建省公证协会向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发出（2016）闽公协验证字第2579号《证明》，证明“朱文深所持的台中地方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陈某事务所出具的2016年度中院民认毓字第1158号公（认）证书与我会所存台湾海基会寄来的同字号公（认）证书副本内容相同。”该《声明书》中又载明如下内容：朱锡坑（已故）与配偶连玉珍（已故）生前均居住于台湾，长子朱文深未随同朱锡坑来台，现居住大陆福建漳州平和县。朱锡坑到台湾后共生育次子朱文普、三子朱文亮、长女朱文珊。朱锡坑的次子朱文普（已故）与妻子杨玩如共同生育长子朱志权、次子朱冠璋。朱锡坑现在台湾居住的后代亲属即朱文亮、朱文珊、杨玩如、朱志权、朱冠璋于2016�7月15日通过公证发表声明表示“缘于址在中国大陆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九峰镇东街41号（原门牌号为××）系已故朱锡坑的祖遗产业，声明人本着以亲情为重的宗旨，对已故前辈朱锡坑在中国大陆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九峰镇东街41号房屋（原门牌为××号）祖遗产业的应得分额，自愿表示放弃继承并给朱文深继承且不参与上述房屋的讼争。”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2011年9月24日签订《协议书》的各方当事人在签订该协议时已明确该协议系“祖上遗下房屋及店面已于1978年5月2日由三房头（朱锡权子朱文瑞、朱锡农子朱文铨、朱锡坑子朱文深）分割清楚，各无异议。”并有中间人及见证人见证，故朱年生、朱庆生以该协议系将该房产误作为三房头共有而进行分割的处分无效为由进行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朱年生、朱庆生以该协议未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也未取得其他共有人授权而进行处分的行为侵害了其他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效力性禁止规定而无效的辩解与事实不符，该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本案朱文深、朱年生、朱庆生及朱小鹏于2011年9月24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系自愿订立，并在事后取得未在协议书上签名的相关权利人的追认，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虽然合同各方尚未办理相应的物权登记，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故朱文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判决：朱文深、朱年生、朱庆生、朱小鹏于2011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朱年生、朱庆生各负担1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除朱年生、朱庆生对原审认定事实中“2011年9月24日，朱年生、朱庆生、朱小鹏、朱文深等人就讼争房产协商进行重新调整”的事实有异议外，其余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朱年生、朱庆生对上述事实提出异议，主要在于二方面：一、朱文深不是权利人，故协议的调整，不存在“重新”的问题；二、上述协议是对原协议的调整，而不是对讼争房产的调�。经审查，首先，原审使用“重新”这个词汇，只是对事实状态的一种客观表述，与朱文深是否是权利人并无内在联系；其次，讼争房产系上述协议与原协议共同指向的标的物，协议调整则意味着标的物上的权利义务调整，原审的表述方式只是过于口语化，并无明显错漏。综上，朱年生、朱庆生的异议不能成立，原审上述认定事实可以成立。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主张，本案可以归纳为以下二个争议焦点：一、朱文深是否是讼争房产的权利人；二、2011年9月24日《协议书》是否有效。
1朱文深是否是讼争房产的权利人
从本案事实看，讼争房产原属朱锡权、朱锡农按份共有。朱锡权、朱锡农作为产权按份共有人，在1978年5月2日将讼争房产分割给朱锡坑一方，系其二人对产权的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上述处分行为系全体按份共有人作出，符合法定的处分规则，应能产生既定的法律后果。虽然，1978年5月2日的分割协议签订后，讼争房产的所有权未进行变更登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1978年5月2日的分割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在上述处分行为合法、分割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应认定朱锡坑取得讼争房产的合法权利。本案中，朱文深系朱锡坑的合法继承人，各�并无异议。本案法定继承事实已经发生，朱文深作为继承人未声明放弃继承，已经继承上述权利，故应认定朱文深系讼争房产的权利人。朱年生、朱庆生主张朱文深不是讼争房产的权利人，与事实与法不符，理由不能成立。
二、2011年9月24日《协议书》是否有效
2011年9月24日《协议书》系对1978年5月2日分割协议的再调整，二份协议所涉标的物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从该《协议书》订立的主体看，朱碧芬作为权利人之一并未签字，处分主体上有遗漏。但朱锡权一方分得的房产，通过继承形成了朱年生、朱庆生、朱碧芬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的按份共有状态，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朱年生、朱庆生所占的共有份额已达到三分之二的法定标准，故其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上述主体遗�，仅涉及朱碧芬的知情权问题，不能定性为侵犯共有权。同时，因朱文深系讼争房产的权利人，朱年生、朱庆生与其订立协议认识上并无错误，故难以认定订立该《协议书》时，朱年生、朱庆生主观上存在重大误解。结合上述二方面，2011年9月24日《协议书》系朱文深与朱年生、朱庆生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侵犯共有权，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朱年生、朱庆生主张2011年9月24日《协议书》系重大误解所签，且侵犯共有权，应为无效，与事实与法不符，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朱年生、朱庆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朱年生、朱庆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花 絮
审判员 翁艺晖
审判员 李 凌
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
书记员 卢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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