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01民终33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杜家街米秦路**号*排*号库。
经营者胡振忠，男，196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新村乡东滩头村村民，住西安市灞桥区。
委托代理人蔡新鹏，陕西联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安民，男，196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大荔县许庄镇西坊村*组村民，住西安市灞桥区。
委托代理人雷巧莉，陕西瑞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与被上诉人孙安民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15）灞民初字第02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委托代理人蔡新鹏，被上诉人孙安民及其委托代理人雷巧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5日14时许，孙安民在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经营场所卸货时，在揭大卡车篷布的过程中不慎从车上摔下，造成孙安民多处受伤。孙安民认可揭篷布是货车司机给劳务费。孙安民受伤后随即被120急救车送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救治。医院诊断为：1、右肱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右侧臂丛神经损伤；3、闭合性胸部损伤、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双侧肺挫伤、右侧胸腔积液；4、轻型闭合性颅脑受损。孙安民入院治疗16天后于2015年6月11日出院，期间由其配偶张会珍护理，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63179.88元。孙安民被送往医院急诊后，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支付了急诊室花费的部分费用。后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孙安民诉至本院。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为个体性质，经过工商登记，经营者为胡振忠。孙安民为农村户籍。孙安民是工友李在良叫来的，货运部一车货给李在良280元，李在良找人卸货，再给卸货工人平分，李在良是带头工人并非雇主。李在良和孙安民均与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存在雇佣关系。在庭审中孙安民提出申请进行伤残鉴定，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11月11日出具陕中金司鉴中心（2015）临鉴字第127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被鉴定人孙安民此次损伤综合评定为九级伤残。二、被鉴定人孙安民此次损伤后续相关治疗费用约需人民币10000元。三、被鉴定人孙安民此次损伤误工期限为180-365日。四、被鉴定人孙安民此次损伤护理期限为150日。2016年1月5日孙安民提出对胡振忠、胡法堂、李在良起诉的撤诉，只列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为被告，诉讼请求不变。
孙安民于2015年8月诉至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称，2015年5月25日14时许，其在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经营场所处卸货物时，不慎从车上摔下，造成多处受伤。其受伤后随即被120急救车送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救治。医院诊断为：1、右肱骨远端粉碎性骨折；2、右侧臂丛神经损伤；3、闭合性胸部损伤、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双侧肺挫伤、右侧胸腔积液；4、轻型闭合性颅脑受损。其入院治疗16天后于2015年6月11日出院，期间由其配偶张会珍护理，住院期间花费医疗费63179.88元。其被送往医院急诊后，货运部实际经营者胡法堂仅支付了急诊的部分费用，在其住院期间货运部实际经营者胡法堂更是不闻不问，其多次找其协商赔偿费用之相关事宜，但其拒绝承担责任，其无奈诉至法院。起诉时，其将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胡振忠、胡法堂、李在良列为被告，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系有字号的个体经营者，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其系在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工作时受伤，其的健康权受损，应对其的损失承担责任。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登记的经营者是胡振忠，实际经营者是胡法堂，两者应承担连带责任。李在良受胡法堂的委托，组织其等几人共同为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卸货，也应该与其他三被告承担共同责任。其与货运部是雇佣关系，其出的是劳动力，李在良找的其给货运部卸货，并给其支付工资，货运部与其之间存在人身依附性，属于雇佣关系；其与工友揭篷布，按照惯例，揭篷布与卸货是连续性劳动，收取司机费用是经货运部认可的；其诉请有法律依据，应该得到支持，故请求法院依据法律规定，支持其的诉讼请求，维护其的合法权益。2016年1月5日其提出申请撤销对胡振忠、胡法堂、李在良的起诉。诉讼请求为：一、被告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向原告赔偿医疗费66479.08元，误工费73000元，护理费1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营养费320元，交通费519.5元，残疾赔偿金31728元，继续治疗手术费10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以上合计200526.58元。二、诉讼费、鉴定费等由被告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承担。
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辩称，1、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及其经营者胡振忠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其与孙安民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孙安民所诉基础法律关系是雇佣关系，答辩人与孙安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孙安民与李在良属于雇佣关系，即使承担责任，也应该是李在良对孙安民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3、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属于个体经营，且有独立的营业执照。实际经营者与营业执照中经营者均是胡振忠，并不是孙安民诉状中所说的实际经营者与登记经营者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孙安民将胡法堂列为被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对胡法堂的起诉；4、孙安民是在卸货前揭货车篷布的过程中受伤的，答辩人只是将卸货劳务承揽给李在良，并没有要求负责揭开篷布，是货车司机让孙安民揭开篷布并由货车司机向其支付50元的揭篷布费，所以，孙安民的请求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更不承担赔偿责任；5、孙安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对揭篷布没有经验，且第一次从事该工作，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导致自己受伤，其自己应对此次伤害承担主要责任；6、孙安民受伤后，答辩人基于人道主义已经向孙安民补偿2000元，已经尽到仁至义尽，所以，孙安民对答辩人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孙安民的诉讼请求。李在良和货运部是承揽关系，应该是李在良或者货车司机的责任。对医疗费认可；误工费没有证据，应该按照180天计算，只能按照一般的收入计算，每天100元；护理费没有证据，认可16天，每天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20元计算；营养费认可；交通费不认可；残疾赔偿金按照规定判决；二次手术费需要书面医嘱，实际花费后另行起诉，不认可；精神抚慰金不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孙安民系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临时雇请的装卸工人，双方系雇佣关系。胡振忠是工商登记的字号“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的经营者和负责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本案应以登记字号“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为被告，两次庭审后，孙安民申请不列胡振忠为被告，予以准许。胡法堂不是该字号登记的经营者和负责人，孙安民也没有证据证明胡法堂是实际经营者，孙安民申请不列胡法堂为被告，予以准许。李在良是带头的工人，也是共同干活的工人，不是承包人，孙安民并未受李在良的雇佣，孙安民申请不列李在良为被告，予以准许。故本案适格的被告只有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孙安民和同事一起卸货时先拆收货车篷布是否属于私自揽活的行为以及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对孙安民因此受伤能否免责的问题；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虽然主张拆收货车篷布是货车司机的职责，与服务部无关，拆收货车篷布是货车司机给劳务费也说明孙安民等人是受货车司机的临时雇佣拆收货车篷布的，孙安民因此摔伤与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无关，但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货运部平时对工人们卸货时先拆收货车篷布有禁止性规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2015年5月25日下午货车司机是否单独与装卸工人们就拆收货车篷布的问题进行专门约定；综合孙安民与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双方的当庭陈述以及物流行业大部分货运部对卸货时拆收货车篷布的通常做法，孙安民和工友在卸货过程中掀货车篷布和卸货是连续性的工作，收取货车司机劳务费是依照惯例。当天孙安民受伤后没有收取货车司机劳务费，掀货车篷布行为是得到了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认可的，并非是受货车司机的临时雇佣，没有超出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授权与安排的范围，其行为与孙安民履行职务具有内在联系，不应当排除在雇佣活动之外，孙安民此次受伤并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而是货物坍塌把孙安民带下摔伤，故孙安民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应由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承担赔偿责任。因孙安民掀货车篷布确实是帮第三方货车司机做事，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在赔偿孙安民损失后可以向货车司机进行追偿。孙安民要求医药费部分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收款凭证确定，孙安民医疗费中急诊医疗费5299.2元-2000元（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支付）=3299.2元+住院医疗费63179.88元=66479.08元，本院予以确认。误工费按照孙安民司法鉴定的误工期限为180-365日，按中间数273天计算，孙安民从事卸货工作，但并非固定收入，误工费按照西安市装卸工平均工资每天100元计算，误工费为27300元。护理费根据原告妻子一人护理，按每天100元，司法鉴定护理期限150天，费用为1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30元标准，结合孙安民住院治疗16天计算为480元。营养费孙安民要求按每日20元标准，结合孙安民住院治疗16天计算为320元。因孙安民仅提供2张交通费票据，考虑到孙安民交通费必然花费，合理确认为300元。因孙安民的伤情已构成九级伤残，孙安民为农村村民，孙安民要求残疾赔偿金31728元，本院予以支持。司法鉴定后续治疗费需10000元，孙安民要求继续治疗手术费1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因孙安民的伤情已构成九级伤残，孙安民要求精神抚慰金3000元，本院予以支持。鉴定费3200元由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承担。以上费用合计157807.08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自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孙安民经济损失157807.08元。二、驳回原告孙安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918元，由被告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承担3390元。
宣判后，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
货运部与孙安民之间是承揽关系而并非雇佣关系，孙安民与货车司机是雇佣关系，原审法院既然认定其货运部与孙安民是雇佣关系，却要其货运部向货车司机追偿自相矛盾，其货运部出于人道主义对孙安民进行及时救助不能作为事后一审法院判决其货运部承担责任的依据。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孙安民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孙安民答辩称，其和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之间是雇佣关系，其与工友门在卸货过程中拆收货车篷布和卸货是连续性的工作，收取货车司机劳务费是依照惯例。其经常在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处卸货，对拆篷布及卸货等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此次受伤并非故意或重大过失，故应由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经本院走访米秦路多家货运部，多家货运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陈述，盖篷布和揭篷布均由司机负责。
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孙安民在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经营场所卸货时，在揭大卡车篷布的过程中不慎从车上摔下，造成孙安民受伤。孙安民系工友李在良叫去为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卸货的，李在良当庭陈述，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找其卸货，其再找孙安民卸货，故原审法院认为李在良是带头工人并非雇主并无不妥。原审判决综合孙安民与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双方的当庭陈述以及物流行业大部分货运部对卸货时拆收货车篷布的通常做法，孙安民和工友在卸货过程中掀货车篷布和卸货是连续性的工作，收取货车司机劳务费是依照惯例。孙安民当天掀货车篷布行为是得到了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认可的，并非是受货车司机的临时雇佣，没有超出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授权与安排的范围，其行为与孙安民履行职务具有内在联系，故原审判决认定孙安民系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雇佣正确。孙安民掀货车篷布行为是得到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许可的，孙安民此次受伤并非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而是货物坍塌把孙安民带下摔伤，故孙安民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应由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承担赔偿责任。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上诉认为，其货运部与孙安民之间是承揽关系而并非雇佣关系，孙安民与货车司机是雇佣关系。本院认为孙安民系工友李在良叫去为卸货的，李在良称货运部一车货给其280元，其再找人卸货，所得报酬给卸货工人平分，故李在良及孙安民均应系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的雇员。综上，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8元（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已预交），由西安市双生荣信达货运部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俊岗
代理审判员 窦 敏
代理审判员 王学堂
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范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