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1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南兴加儿巷6号。组织机构代码：78294535-8。
法定代表人：胡强，该分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东、戴筠，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荆鹰，女，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萍、王君，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浙江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荆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杭0102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荆鹰于2012年11月进入华泰浙江分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11月2日至2020年11月1日，合同约定荆鹰工作岗位为内勤，具体职位为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称杭州中支公司）副总经理，并分管个险业务。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销售个人保险业务的戴某销售团队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根据华泰浙江分公司的统计，涉及客户84人，金额21370000元。2015年12月31日，华泰浙江分公司以荆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书面通知荆鹰解除劳动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确认，荆鹰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17325元。
另查明，《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产品说明会管理规定》规定，产品说明会是指分公司及其下属机构为宣传或销售保险产品为目的而组织的，以会议和讲座为主要方式的经营活动，包括以宣传或销售人身保险产品为目的客户联谊会、客户答谢会、高端客户沙龙等活动或委托其他保险中介机构举办的类似活动；分公司各业务渠道管理部门（指个人业务部、银行保险部、团体福利保障部等）、各中心支公司应加强对产品说明会的组织和管理，举办应当在业务渠道管理部门的统一策划下进行，由公司正式员工具体负责；各渠道管理部门在组织举办产品说明会前，应先进行报批，中心支公司举行产品说明会的，有举办机构业务渠道管理部门作为经办部门，由中支总经理对申报文件（签报）签批后，向分公司提出申请，经分公司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能举办产品说明会；产品说明会需全程同步录音录像。2013年2月28日的《浙分三月小交会专案》记载，享受方案支持的业务员以个人名义召开小型客户洽谈会（小交会）要求每次活动的客户数量在4人或4人以上，必须按行事历举办，有公司内勤参与，现场照相。根据戴某的陈述，2015年6月前，其销售团队举办的为小交会，均未经荆鹰审批，未进行录音录像。2014年，华泰浙江分公司开展了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活动（多次排查），荆鹰作为排查组副组长参与了杭州中支公司的清理整顿工作，戴某销售团队属于个人业务部排查的范围，但未发现戴某团队违法违规销售行为。
又查明，已在华泰浙江分公司内网公示的《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规定，（一）案件责任追究办法所称案件包括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或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其他案件；（二）案件责任追究办法所称案件责任人员是指对案件的发生负有责任的公司从业人员，包括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其中，间接责任人包括经营管理负责人，是指对发案机构具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部门负责人。（三）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方式包括：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和经济处分。其中纪律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直至解除劳动合同。（四）对分公司（二级机构）以下层级经营管理责任人的间接责任有下列情形的，给予发案机构相关部门责任人留用察看以上处分、分管责任人撤职以上处分、主要责任人降级（职）以上处分：发生单个案件，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有多种情形规定）。
再查明，荆鹰曾向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华泰浙江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华泰浙江分公司赔偿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1275元。2016年3月7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仲裁裁决，裁决驳回了荆鹰的申请请求。2016年3月22日，荆鹰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华泰浙江分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违法；2.华泰浙江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1275元（17325元×3.5月×2）；3.诉讼费用由华泰浙江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一、关于戴某销售团队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事实。从本案证据包括戴某本人的陈述来看，此节事实属实，但双方当事人对其是举办产品说明会还是小交会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华泰浙江分公司制定的管理办法和专案，产品说明会和小交会两者在组织管理、审批、形式、规模、要求等方面均有不同，应当认定系戴某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华泰浙江分公司的经营场所、客户资源，在未作任何审批、备案或者录音录像、拍照的情况下，举办小交会而私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
二、关于荆鹰的职责范围。涉案劳动合同中未有约定，双方当事人亦未签订有岗位责任书等文件，对此节事实陈述不一，但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荆鹰作为杭州中支公司副总经理，分管个险业务，其职责范围应当包括对其分管的个人业务销售团队进行管理、督导、协调，包括下属业务渠道管理部门举办产品说明会，以其他各种方式进行的营销活动（包括小交会）等。戴某销售团队属于荆鹰分管的个人业务部的销售团队，因此，荆鹰对戴某销售团队具有经营管理责任。
三、关于荆鹰的行为是否严重违反华泰浙江分公司的规章制度。涉及到华泰浙江分公司对荆鹰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是否合法，双方当事人对此争议较大。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从华泰浙江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可认定荆鹰应当是知晓的，但华泰浙江分公司在一审法院多次责令举证后，仍未能举证该规章制度的制定系经过民主程序。其次，即使该规章制度是经过合法程序的，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劳动者行为是否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产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审查劳动者的违纪行为是否达到严重程度，应考量劳动者实施违纪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劳动者实施违纪行为的重复频率以及劳动者违纪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大小。从本案来看，荆鹰分管的戴某团队在小交会上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表明荆鹰对其分管的个人业务部销售团队和举办小交会是存在管理上的疏忽，且荆鹰在华泰浙江分公司排查阶段经多次排查未能发现，应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但应当说荆鹰并非直接责任人，未有主观的恶意也未参与，戴某团队也存在隐瞒不报的事实；对华泰浙江分公司造成的损失，目前来看华泰浙江分公司自行统计了涉及的金额，未能举证实际损失；戴某的行为至今公安机关未有立案，也未有证据显示保监会对华泰浙江分公司作出了处罚。再者，华泰浙江分公司在处理与直接责任人戴某的劳动关系时，只是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甚至还补偿了戴某几个月的工资，对荆鹰却是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在规章制度的适用上标准不一，有失偏颇，实际上涉案的规章制度第二十一条规定有对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标准不应低于对同一案件的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标准。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荆鹰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不足以构成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华泰浙江分公司以荆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华泰浙江分公司依法应支付荆鹰赔偿金。荆鹰于2012年11月入职华泰浙江分公司工作，直至2015年12月31日荆鹰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荆鹰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7325元，高于杭州市2015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据此，华泰浙江分公司应支付荆鹰赔偿金97839元（55908÷12×3×3.5×2），荆鹰主张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华泰浙江分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对荆鹰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违法；二、华泰浙江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荆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7839元；三、驳回荆鹰对华泰浙江分公司的其他请求。如华泰浙江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华泰浙江分公司负担。
宣判后，华泰浙江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的适用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作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荆鹰是知晓的，但华泰浙江分公司未能举证该制度经过民主程序。实际上，正如华泰浙江分公司一审所述，华泰浙江分公司该办法系根据中国保监会《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制定，两者规定的责任及其处罚均是一致的，华泰浙江分公司该办法规定的处罚尺度是中国保监会要求的最低标准。而荆鹰作为保险高管从业人员，中国保监会《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是其要遵照的基本法之一，也是其参加高管任职资格考试的必考内容。因此无论华泰浙江分公司该办法是否通过民主程序，华泰浙江分公司该办法所对应的责任追究及其处罚办法也即中国保监会的基本规定，对于荆鹰来说，都是其在任职期间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定，该办法必然是适用于荆鹰的。
二、关于行为的严重程度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荆鹰对于其分管的戴某团队存在管理上的疏忽，且在华泰浙江分公司排查阶段经多次排查未能发现，属于荆鹰的管理责任，但认为行为及后果并不严重。实际上其行为及后果均属十分严重。第一，一审法院认为，荆鹰不是直接责任人。事实上，在戴某团队严重违法违规销售事件中，荆鹰确实没有直接参与，戴某的违法违规行为确属戴某个人私自行为，但是荆鹰是严重失职导致戴某严重违法违规销售事件持续发生的责任人。荆鹰作为华泰浙江分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分管个险渠道的副总经理，对戴某及其团队负有完全的直接的全部的管理责任，其与戴某为直接上下级关系，同时还是管理产品说明会的第一责任人，而戴某在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在其团队职场内较高频次(每周达1-2次甚至还多)举行小交会(小型产品说明会)，在荆鹰眼皮底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违法违规事件，正是荆鹰未履行其管理职责，严重失职所造成的，可见其过错程度相当严重。第二，一审法院认为，华泰浙江分公司未能举证实际损失。实际上，戴某事件在劳动仲裁阶段已经查证涉及84人，金额2137万，随着调查工作的进展，已发现涉及人员还大于上述人数。这些情况华泰浙江分公司在给监管部门的材料中反复提到，难道华泰浙江分公司反复杜撰这些内容？显然于情于理都不可能。此事件的波及面之广、后续处理之难，已经给华泰浙江分公司正常工作造成极大阻碍与困扰。且事件还在源源不断发酵，直到上诉这一刻，华泰浙江分公司仍在加班加点处理善后事宜。戴某事件导致华泰浙江分公司仅仅是商誉损失就已经不可估量，更何况华泰浙江分公司因为上述原因及戴某销售误导引起的非正常退保、垫付已经产生了大量实际损失。第三，一审法院认为，戴某的行为至今公安机关未有立案，也未有证据显示保监会对华泰浙江分公司作出了处罚。近期国家对P2P金融产品、众筹平台等开展严格监管，近日14部委联合发文，重拳打击利用这些平台涉嫌非法集资、合同诈骗等犯罪行为，中国保监会也是三令五申明令禁止擅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实际上，本案中公安关机早已经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第三方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予以立案侦查，并正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主要犯罪嫌疑人。戴某在本案中的角色和责任因为主犯尚未归案而有不确定性，戴某的行为定性是依附于前述犯罪案件的，公安机关不可能将戴某的行为单独立案，但并不意味着就此不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此外，因为公安机关对该涉嫌刑事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戴某事件所导致的后果仍在处理和进一步发酵，监管部门也不会在此期间仓促下达处罚。何况没有处罚，不代表没有责任，监管部门现在仍然要求华泰浙江分公司每周上报戴某事件相关情况，并且华泰浙江分公司从分公司到总公司领导多次赴监管部门谈话，给华泰浙江分公司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见，无论是过错程度，还是重复频率(长达一年多时间)，以及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大小，均表明荆鹰的失职行为十分严重，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
三、关于对荆鹰和对戴某的标准不一致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华泰浙江分公司在处理与戴某的劳动关系时，只是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甚至还补偿了戴某几个月的工资，认为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轻于违纪辞退，所以直接辞退荆鹰有失偏颇。事实上，戴某是在华泰浙江分公司调查处理该事件初期即主动提出了离职申请，员工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是其法定权利，无论华泰浙江分公司是否同意都会导致劳动关系解除的后果，并不能说华泰浙江分公司同意了戴某的离职申请，就不能对荆鹰作出违纪处理，两者适用的标准和对象均不同。对荆鹰所采取的违纪辞退，作为一种处罚手段，只能与警告、处分、降职等处罚手段进行类比，而无法与员工提出离职这一法定权利进行类比，“违约辞退”与“员工提出离职”两者根本不具有可比性。此外，“甚至还补偿了戴某几个月的工资”则是无稽之谈。戴某于2015年9月6日因家庭因素提出辞职，一方面，由于戴某提出辞职前夕(2015年8月25日)其已经向华泰浙江分公司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及认识》，承诺其不管是否还在华泰浙江分公司工作，都会积极配合华泰浙江分公司做好客户服务、化解风险，如此事件对华泰浙江分公司及客户造成损失，由其承担责任；同时，华泰浙江分公司当时已经在华泰浙江分公司杭州中支本级中层干部会议上宣布了停止戴某及其团队业务人员一切销售活动的决定，戴某提出辞职后，华泰浙江分公司认为还需要戴某继续配合华泰浙江分公司理清风险边界，综合这些因素华泰浙江分公司同意戴某的辞职请求并给戴某发放了其配合调查期间的补偿性工资，发放期间至2015年9月30日。因此华泰浙江分公司在2015年9月6日至30日期间发给戴某的是配合调查的补偿性工资，而并非离职补偿金。事实上，华泰浙江分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下发《关于对杭州中心支公司戴某私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事件的处罚决定》(华寿人字[2015]117号)中对包括荆鹰、曹婷在内多人作出了处罚决定，其中对于戴某的处理结果为“戴某已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说明华泰浙江分公司还未对戴某作出最终的追责处理，还需视私自销售事件的事态发展情况做进一步处理。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的华泰浙江分公司对于荆鹰的处罚重于戴某的处罚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根据，属于认定错误，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四、关于荆鹰的严重失职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荆鹰作为华泰浙江分公司杭州中支公司副总经理，分管个险业务，其职责范围应当包括对其分管的个人业务销售团队进行管理、督导、协调，包括下属业务渠道管理部门举办的产品说明会，以及其他各种方式进行的营销活动(包括小交会)等，但是仅仅是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对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小交会是保险业内所称小型产品说明会的代名词，小交会即为产品说明会，一审法院认为小交会和产品说明会两者不同是错误的。对于客户联谊活动的性质，《中国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身保险产品说明会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本通知所称的产品说明会是指各人身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组织的、以宣传或销售人身保险产品为目的、以会议和讲座为主要方式的经营活动，以及以宣传或销售人身保险产品为目的的客户联谊会、客户答谢会、高端客户沙龙等活动。《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产品说明会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产品说明会是指分公司及其下属机构为宣传或销售保险产品为目的而组织的，以会议和讲座为主要方式的经营活动。以宣传或销售人身保险产品为目的的客户联谊会、客户答谢会、高端客户沙龙等活动或委托其他保险中介机构举办的类似活动适用于本管理办法。所以具有客户联谊活动性质的小交会，与产品说明会的概念是一致的，退一步讲，一审法院也已认定即便是小交会，也是“必须按行事历举办，有公司内勤参与，现场照相”。但是，荆鹰对戴某长期在职场举办的小交会从未进行过管理或督导或协调，也从未派出戴某团队外的管理人员或其他内勤人员参与或监督过戴某举行的小交会的合规性情况，也没有现场录音录像和照相，对戴某不同意将小交会过程情况进行录音录像(对产品说明会必须进行录音录像系行业监管的规定)也不分析其原因何在，而是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这难道还不属于严重管理失职？一审法院对此却没有作出认定，显然是错误的。荆鹰的身份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她是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保险管理工作的高管，作为杭州中心支公司分管个险业务的副总，其本身就有维护保险业务稳定安全和公司经营秩序正常有序的职责，其岗位职责中也包括“指导协调分管部门各岗位人员开展工作，保证各项工作的有序合理开展，规范营销业务管理”。但是，在监管部门和华泰浙江分公司三令五申要求加强对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管理和对产品说明会的管理的情况下，在其所辖职责范围内却发生了戴某利用其团队职场长期严重违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和严重销售误导事件，导致涉及面如此大、金额如此高、社会影响如此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其具有不可推卸的巨大责任。因荆鹰管理严重失职的行为，严重违反《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和中国保监会《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因此，华泰浙江分公司以荆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荆鹰认为华泰浙江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从而要求华泰浙江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所谓“小交会”即为产品说明会。应当按照产品说明会的规定进行管理2012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没有任何产品会进行了管理的审批资料，荆鹰存在重大管理失职。荆鹰虽是间接责任人，但其责任要大于直接责任人。因为直接责任人可能只是产生点的问题，而作为管理者的间接管理人，其管理失职导致的是整个面的问题，后者所导致的的影响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荆鹰的严重失职行为可能导致多个类似戴某事件。戴某事件导致华泰浙江分公司产生巨大损失。综上，荆鹰在戴某事件中管理严重失职，导致恶劣后果与社会影响，造成系统性风险，华泰浙江分公司依《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解除与荆鹰的劳动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荆鹰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荆鹰承担。
荆鹰答辩称：对于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荆鹰对于戴某事件负有责任有异议，荆鹰在单位的表现一直是很优秀的，荆鹰对于戴某的业务已经尽到了自己的管理责任，但对戴某的个人其它行为不应该负责，对于华泰浙江分公司陈述的代付款项一说，华泰浙江分公司明确表述为其迫于压力，是协商一致的结果，并不是法律上应当由华泰浙江分公司承担的责任，款项的垫付不能计算到损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华泰浙江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客户垫付款项协谈处理登记表、证据2.款项垫付协议部分内容，欲证明戴某事件涉及的客户人数众多，性质恶劣，截止12月4日，华泰浙江分公司与53名客户进行了协商，华泰浙江分公司因为戴某事件受到监管压力，导致华泰浙江分公司向保险客户垫付资金，垫付款项40笔；证据3.关于华泰人寿浙江分公司杭州中心突发事件进展报告（2016.11.21—2016.11.27）、证据4.关于华泰人寿浙江分公司杭州中心突发事件进展报告（2016.11.28—2016.12.4），欲证明华泰浙江分公司自查发现戴某团队私自销售违规理财产品的突发性事件后于2015年8月向浙江保监局提交报告以来，由于事态严重并且持续发酵，监管部门要求华泰浙江分公司对于该事件情况进行每周上报；截止2016年12月4日，涉及投资人82人，投资金额1454万元，华泰浙江分公司被迫退保150件，承担退保损失金额338.79元，华泰浙江分公司垫付款项40笔，已支付首期垫付款93万元的事实；证据5.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证据6.中国保监会关于建立分类监管评价结果通报制度的通知，欲证明戴某事件将影响到华泰浙江分公司的分类评级，会给华泰浙江分公司的形象和商誉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证据7.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发《关于对杭州中心支公司戴某私自销售非保险类金融产品事件的处罚决定》，欲证明华泰浙江分公司还没有对戴某做出最后的追责处理，还需要视私自销售第三方理财产品的事态发展情况做进一步处理，戴某事件涉及到杭州中心支公司从总经理开始的各个层级，其中曹婷、荆鹰是直接管理人，负有直接的领导管理责任；证据8.戴某离职审批单，欲证明戴某因家庭因素提出辞职；证据9.浙江保监局高管测试大纲、证据10.浙江保监局公布的《2012年12月寿险公司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法规测试合格人员名单》，欲证明《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是参加高管任职资格考试的必考内容，是作为保险高管人员必须遵照的基本法之一，《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系根据中国保监会《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制定，两者规定的责任及其处罚均一致，《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规定的处罚尺度是中国保监会要求的最低标准。证据11.离职谈话记录表和辞职报告，欲证明戴某是2015年9月6日因为个人原因辞职。
对上诉人华泰浙江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荆鹰认为均形成于一审以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在此前提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证据1是华泰浙江分公司单方制作，证据2没有完整性，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即使合同真实，合同中的垫付款也是华泰浙江分公司自愿的，不能证明荆鹰存在过错，并且部分合同中均无支付数额；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是华泰浙江分公司单方的报告，是否存在向监管部门报告的情况不清楚，报告的内容也是不完整的；证据5、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当时没有送达给荆鹰，对于证明对象也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当时戴某是在空白的材料上签字的，辞职原因不是戴某书写，从审批单原件上可以看出戴某签名位置有两个铅笔画的圈，当时单位就是让戴某在铅笔画的圈的位置上签了两个名，人力资源部门意见的离职日期存在修改，月份从7改为了9，日期由30改为了6。部门中心意见中没有曹婷和荆鹰的签名，说明曹婷和荆鹰不是戴某的管理人；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以戴某的陈述为准，即使真实性能够确认，也与本案双方没有关联性，如果华泰浙江分公司同意戴某个人原因提出离职，更能证明荆鹰没有过错。本院认为，证据1系华泰浙江分公司单方制作的登记表，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华泰浙江分公司仅提交合同部分，并非全部，且合同向对方身份情况均被遮挡，也没有相应的付款凭证印证，故真实性难以确认，即使真实性能够确认，该部分垫付款系华泰浙江分公司自愿向案外人垫付尚不能证明系损失；证据3、4系华泰浙江分公司制作的情况报告，故仅能证实华泰浙江分公司向浙江保监局报告情况；证据5、6系相关管理通知，目前中国保监会并未就本案所涉事实对华泰浙江分公司做出处理，不能达到华泰浙江分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7载明系2015年12月18日做出，本案一审于2016年3月22立案，直到2016年9月二十二日才做出判决，但华泰浙江分公司未提交该证据，华泰浙江分公司也无证据证实该通知已送达给荆鹰，且华泰浙江分公司系2015年12月31日以荆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8，戴某工资发放至2015年9月，华泰浙江分公司一审期间确认戴某离职后发过两个月工资，而该离职审批单中日期载明为2015年9月6日，其中中离职日期一栏存在涂改，可见涂改前填写日期为2015年7月30日，故本院对该审批表载明的日期均不予采信；证据10、11可以证实荆鹰参加2012年12月寿险公司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法规测试，以及《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是测试内容；证据11可以证实戴某向华泰浙江分公司提出离职。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荆鹰向本院申请证人戴某出庭作证，欲证明荆鹰在戴某事件中没有责任。
对戴某的证人证言，华泰浙江分公司对证人关于联谊会的会议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与华泰浙江分公司提交的客户陈述和相关协议及戴某的自述的情况说明不一致，对于有进行录音录像的陈述也不认可，是2015年6月份之后才有的，审批也是一样的，证人所说的双休日开和工作日开没有异议，但是工作日是没有录像的，工作日开联谊会，作为领导的荆鹰应该要知道情况，联谊会有20个人参加和公司的小交会是不一样的，小交会一般只有四五个人，并且可以证明联谊会的次数是比较多的，领导应当清楚，证人在一审出庭作证的时候说过荆鹰是她的领导，一二审的陈述不一致。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荆鹰在戴英事件中没有责任。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华泰浙江分公司系以荆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合同，仲裁及一审中华泰浙江分公司确认该规章制度系《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该责任追究办法系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制定并已经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确认，系依据《保险机构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制定，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且该责任追究办法该已向荆鹰告知，荆鹰作为杭州中支公司副总经理也从未向华泰浙江分公司就此责任追究办法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该《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争议的依据。
荆鹰系杭州中支公司副总经理，其责范围包括管理其所属的个人业务销售，戴某销售团队属于个人业务部管理的团队，故荆鹰对戴某销售团队具有管理责任。戴某销售团队私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荆鹰对此存在管理上的瑕疵，在之后的多次排查未能发现，作为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
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劳动者行为是否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产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审查劳动者的违纪行为是否达到严重程度，应考量劳动者实施违纪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劳动者实施违纪行为的重复频率以及劳动者违纪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大小。本案中荆鹰系间接责任人，对戴某销售团队私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未直接参与，也无主管恶意。在排查中戴某团队存在隐瞒的事实，保监会至今未对戴某销售团队私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这一事件作出处理，公安机关也未对戴某私自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行为进行立案审查。且追究办法规定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标准不应低于对同一案件的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标准，而事实上对于直接确认戴某，双方是在戴某提出离职申请前提下华泰浙江分公司与其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对于间接责任人荆鹰，华泰浙江分公司则直接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综合上述事实及相关情节，一审法院认为荆鹰的行为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华泰浙江分公司以荆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规定，华泰浙江分公司应支付荆鹰赔偿金。综上所述，华泰浙江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盛 峰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赖雪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