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某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1民初18090号
原告邓某1，男，197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告邓某2，女，195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告邓某3，女，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告邓某4，女，196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告邓某5，女，197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告邓某6，女，197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以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某1，身份信息同上。
以上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宋中清，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某医院，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莫某，该医院院长。
被告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莫某，该医院院长。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某，男，198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该医院员工。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兴旻，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邓某6诉被告东莞市某医院、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李淑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6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邓某6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宋中清、被告东莞市某医院、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某、王兴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1月31日，原告的父亲邓某7因胸部不适，入住被告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检查治疗，××，建议手术。术前，邓某7病情稳定，状态良好。2010年2月3日进行手术，手术记录显示进行的手术有冠状动脉造影术（CAG）、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CI）、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支架植入术、主动脉球囊反搏术（IABP），术中邓某7出现胸痛，术后被送回病房。其后15分钟，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但没有组织有效的抢救，没有必要的抢救器材，要上呼吸机时，呼吸机是坏的，找来修理工修理了一个多小时才好，还要打电话从石龙的一家医院借来心脏机。2010年2月4日，邓某7死亡。2010年2月9日原告要求封存病历时，发现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篡改病历。原告认为被告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的手术和抢救存在重大过错，没有科学合理的手术方案，缺乏抢救预案和器械，未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欺骗原告和邓某7，篡改病历。被告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五十七条、五十八条的规定，而不是第五十四条的医疗过错的规定。据此，原告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诉请判令：1.两被告连带赔偿丧葬费20388元、死亡赔偿金57591元、医疗费9617.92元、护理费500元、交通费400元、误工费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39296.92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原告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120240元、丧葬费328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医疗费9617.92元、护理费500元、交通费400元、误工费800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
被告东莞市某医院、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共同答辩称，1.原告的诉请及当庭陈述之间互相矛盾，原告在其变更诉请申请书中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认可，但当庭却认为本案并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医疗过错的规定，与书面的诉请之间自相矛盾。另，若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五十七条、五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举证证明，但原告目前为止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主张。2.对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我方认为其鉴定意见与本案不具关联性。鉴定结果及鉴定依据不客观、不科学，不应当作为证据被采信。3.根据广东省高院关于某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指导意见，最终的鉴定意见分为全部、主要、同等、次要、轻微，并都有相应参与度的比例，但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不符合广东省高院的相关规定，因此，该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证据被采信。4.关于原告的诉请，其诉请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并未提供相应证明，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过高，因此，原告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诉请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5.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自2012年7月1日开始实行，本案发生在2010年2月份，原告所引用的法律是典型的后法，使用后法来评判前行为，明显违反了立法法的规则。
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31日，邓某7因“活动后气促、胸闷3月余，头晕、胸闷10余天”入住被告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于2010年2月3日行冠脉造影（CAG）+支架植入术（PCI）、主动脉球囊反搏术（IABP），于2010年2月4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依照被告的申请，经本院委托，东莞市医学会于2012年9月11日作出东莞医鉴[2012]39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分析意见认为：一、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急性心肌梗死、泵功能2级等”是明确的，患者有明确的手术指征，在告知并经患者及家属签字同意后，择期行CAG及PCI术，符合诊疗常规。患者术后回房病情继续恶化，医方及时采取抢救措施，符合相关要求。但是，医方存在以下过失行为：1.术前急救设备的准备不完善，以致抢救时呼吸机、主动脉球囊反搏机不能及时到位；2.术前检查评估不够充分，心脏多普勒彩色超声波、动态血压、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没能完成。二、××，死亡率高。医方虽存在上述医疗过失行为，但不是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变严重并由于术中突发血管撕裂出血、心包压塞致泵衰竭加重、心源性休克、室颤，是直接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也是PCI手术不能完全防范的并发症。三、综上所述，××病情严重及血管意外所造成，医方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鉴定结论为:本医案不构成医疗事故。被告为此支付鉴定费3500元，并对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没有异议。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鉴定机构不符合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及待证事实，据此，原告申请对本案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经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5年8月1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一、患者病情特点及死亡原因。××病史较长，××变，具有治疗的必要性，但治疗难度大、风险性高；因本案未行尸体解剖，××理学方面明确患者的死亡原因，对于评价医院诊疗行为具有不利影响，依据送检病历材料，本次鉴定人认为患者系PCI术中于支架扩张后出现支架近段的血管内膜撕裂并出现心包压塞表现，术后合并低心排综合征及恶性心律失常致循环衰竭而死亡。二、医疗行为评价。1.××、急性心肌梗死（泵功能2级）；××”具有依据，制定相关诊疗计划符合病情需要，给予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具有必要性。针对冠状动脉造影结果，若医院具备心外科治疗的技术且病变严重者，实施搭桥术（CABG）优于实施PCI术，但若医院不具备心外科技术能力，则只能行PCI或转院治疗。对此，医院应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对患方进行充分告知，并尊重患方的选择。医院于2010年2月3日术前对患者就手术名称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术前告知，患者家属同意签字，符合医学告知工作程序性要求，但复阅送检手术知情同意书，体现医院按照行PCI术的要求进行相关准备及告知，未见针对患者病情特点，以及术中依据冠脉造影结果可能更改手术方案的告知内容，故本次鉴定认为医院术前告知工作存在缺陷，对患者方了解患者病情特点及手术方案的制定等具有不利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程记录记载，××变及LAD、××变，可行CABG术，已告知患者家属血管病情情况和手术治疗方式，以及术式各自优缺点，同时告知PCI术和CABG术的风险，家属表示理解并同意继续行PCI术，该病历之中记载内容符合患者病情所见的诊疗原则及告知要求，但该记载病历内容未见相关患方签字或对此医患双方沟通的书面记录，因此，上述记载的客观事实部分需法庭审理，若审理确认医院进行了术中告知工作，则医院尽到了告知义务，若审理确认医院未行上述告知工作，则在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使患者丧失一次选择治疗方案的机会。2.血管内膜撕裂与心包填塞是PCI术可预见但不能完全避免的严重的并发症，一旦发生预后多为不良，易出现低心排综合征及恶性心律失常的临床表现，医院在对患者实施手术过程中出现血管内膜撕裂，××变严重，支架置入具有相当困难性，易出现血管损伤并发症，另一方面也说明医院在手术操作过程中存在不足。但医院给予损伤部位球囊扩张压迫止血，心包引流以及血精蛋白等针对并发症的治疗及后续出现病情变化给予抢救治疗等符合临床医学规范。综上所述，医院在对患方的诊疗过程中，对其入院病情特点初步诊断具有依据，制定相关诊疗计划、实施冠状动脉造影术、针对并发症的处理及突发病情变化的抢救措施符合临床诊疗规范，但在术前告知工作、手术操作存在不足，提示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3.本案因果关系程度评定需要考虑的因素有：（1）患者病史长，早期治疗机会丧失，后期治疗难度大；（2）患者入院情况具有实施手术治疗的必要性；（3）血管内介入手术操作不足致出现严重并发症；（4）心脏外科行搭桥术同样具有手术风险性及发生死亡的可能性；（5）需要法庭审理的内容；（6）未行尸检的不利影响等。基于以上因素的分析，本次鉴定认为，医院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介于轻微～次要因果关系程度范围。鉴定意见为：被告在对邓某7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邓某7死亡结果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介于轻微～次要因果关系程度范围，是否妥当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对于未能进行尸体剖验的法律责任请法庭审理确定，并在此基础上综合确定本案的民事损害赔偿程度。被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5300元。原、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原告认为其与本案有间接关联性，证明了被告未尽告知义务、××患者选择治疗方案的权利、手术操作不当以及未提供符合其诊疗水平的服务，加之被告没有必要的治疗抢救设备、条件，不应当接收患者，故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则对该鉴定意见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分析说明中将不同时间的两个手术（IABP术和PCI术）混为一谈，可见鉴定依据不客观、没有尊重事实，直接导致鉴定意见不公平公正，否认其内容的真实性。另外，被告主张已经告知原告关于死因鉴定的相关事项，原告对此予以否认，其手上持有的由被告出具的邓某7《死亡证明书（死者家属）》显示，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4日，附注有以下内容：“1.如对死因有异议，死者家属××患者死后48小时内申请进行尸检；2.死者尸体存放太平间不得超过2周，逾期不处理的尸体，按有关规定处理”。原告主张该死亡证明书是在邓某7死亡多日后才收到的，当时尸体已经火化，不具备解剖条件，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在手术过程中确实有出来描述手术过程，但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医生说“做的了就做，做不了就不做了”，然后让听医生的，原告当时有提出，若做不了就转院去广州的医院做；被告则表示手术是一个整体，在术前已经履行告知义务，在手术过程中，××人负责，口头告知了该内容，没有书面的记录。
另查，邓某7于1938年11月9日出生，非农业家庭户口，其配偶邵伯彩已于2010年11月9日去世，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邓某6是邓某7的子女。被告东莞市某医院明确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的权利义务及债权债务关系由其承接。
上述事实，有病历资料、医疗费用结算单、《死亡证明书（死者家属）》、死亡注销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本院庭审笔录、证据交换笔录、谈话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患者邓某7于2010年1月31日入院并于2月4日死亡，即案涉医疗行为及损害后果均发生在《中华某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2010年7月1日）之前，本案不适用《中华某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医疗行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若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是多少；3.原告诉请的各项费用依据是否充分。
一、关于争议焦点1。经本院委托，东莞市医学会和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分别对本案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损害鉴定，并分别出具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虽然原告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但东莞市医学会和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均是由本院委托的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鉴定的材料经过双方的质证，鉴定机构对鉴定材料进行了分析、说明，并听取了双方的陈述，该鉴定的程序合法，本院对此予以采纳。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本案不构成医疗事故，但该鉴定书亦指出，被告存在术前急救设备的准备不完善、术前检查评估不够充分的过失行为；而《司法鉴定意见书》则指出，被告在术前告知工作、手术操作存在不足，存在医疗过错。综合两份鉴定报告，本院认定本案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案涉医疗行为存在过错。
二、关于争议焦点2。如上所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和《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从不同的方面指出被告存在的过错，过错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因此，虽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被告的过失行为与邓某7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告在术前告知工作、手术操作存在不足的医疗过错与邓某7的死亡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两者并不矛盾，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本案因果关系程度评定需要考虑的因素有：（1）患者病史长，早期治疗机会丧失，后期治疗难度大；（2）患者入院情况具有实施手术治疗的必要性；（3）血管内介入手术操作不足致出现严重并发症；（4）心脏外科行搭桥术同样具有手术风险性及发生死亡的可能性；（5）需要法庭审理的内容（即被告是否有履行告知义务）；（6）未行尸检的不利影响等。针对被告是否有履行告知义务的问题，《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告应当针对邓某7的病情特点，以及手术中依据冠脉造影结果可能更改手术方案对原告进行告知，并尊重原告的选择。××程记录上有所记载，但并未有原告的签名或双方沟通的书面记录，被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本院认定被告未能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针对尸检的问题，从原告手上持有的《死亡证明书（死者家属）》的内容可知，被告已经就死因鉴定对原告进行告知，未进行尸检的责任在于原告，原告应当承担未进行尸检对评价医疗行为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原告主张在邓某7死亡多日后才收到该死亡证明书，当时尸体已经火化、不具备解剖条件，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医院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分析介于轻微～次要因果关系程度范围，基于此，结合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为宜。
三、关于争议焦点3。针对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根据《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及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对原告的损失计算如下：
1.死亡赔偿金：邓某7去世时71周岁，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9年为312814.8元（34757.2元/年×9年=312814.8元）。根据责任分担比例，被告应赔偿62562.96元（312814.8元×20%=62562.96元）。
2.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为36329.5元（72659元/年×6个月=36329.5元）。根据责任分担比例，被告应赔偿7265.9元（36329.5元×20%=7265.9元）。
3.医疗费：原告诉请医疗费9617.92元，有东莞市社会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单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予以支持。根据责任分担比例，被告应赔偿1923.58元（9617.92元×20%=1923.58元）。
4.护理费：邓某7住院5天，考虑到其年纪达70多岁、病情严重等实际情况，确实需要护理，护理费应按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1人5天为250元。根据责任分担比例，被告应赔偿50元（250元×20%=50元）。
5.交通费：考虑到邓某7住院期间，护理人员确有交通费支出，以及原告处理邓某7丧葬事宜亦有交通费支出，原告诉请4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责任分担比例，被告应赔偿80元（400元×20%=80元）。
6.误工费：考虑到原告处理邓某7丧葬事宜，确有误工费损失，原告诉请8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责任分担比例，被告应赔偿160元（800元×20%=160元）。
以上合计72042.44元。由于被告的过失确实给原告造成精神上的损害，被告应予以赔偿，本院酌定为10000元。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共计82042.44元。对原告超出该数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某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某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某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某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一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东莞市某医院、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邓某6支付82042.44元；
二、驳回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邓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某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622.7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邓某6负担1779.76元，由被告东莞市某医院、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负担843元。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3500元（被告已预交），由原告邓某1、邓某2、邓某3、邓某4、邓某5、邓某6负担，医疗损害鉴定费15300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东莞市某医院、东莞市某医院普济分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某法院。
代理审判员 李淑萍
二○二○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邓乐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某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中华某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某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某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某法院关于确定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某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一条某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以收取鉴定费用。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用由医疗机构支付；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用由提出医疗事故处理申请的一方支付。鉴定费用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某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