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再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宗×1，男，1952年2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宗×6（宗×1之子），1989年2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1（宗×1之妻），1954年10月10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宗×2，男，1949年12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军，男，1986年9月22日出生，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宗×3，女，1955年3月20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宗×4，女，1963年6月10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宗×5，女，1968年1月5日出生。
申请再审人宗×1与被申请人宗×2、宗×3、宗×4、宗×5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07663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高民申字第0409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宗×1及其委托代理人宗×6、王×1，宗×2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军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合法传唤，宗×3、宗×4、宗×5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一审原告宗×2起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称：我与宗×1、宗×3、宗×4、宗×5系兄弟姐妹关系。父母宗×7、张×1于1975年共同建房屋5间（位于×区×镇×村×号）后，至今该5间房屋没有翻建过，也没有装修过。父亲宗×7于1999年3月30日因病去世，母亲张×1于2001年3月12日因病去世。宗×2认为，该房屋系父母所建，应属于父母遗产，宗×1主张该房屋已在父母生前赠给了自己，双方发生争议。现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坐落于北京市×区×镇×村×号院内正房5间系宗×7、张×1遗产。
一审被告宗×1在一审法院辩称，涉案房屋已经在宗×7夫妇去世前赠与给宗×1，属于宗×1个人财产。
一审被告宗×3在一审法院辩称，我不知道这个房子是谁的。
一审被告宗×4在一审法院辩称，父母在世的时候盖的。我认为房子是父母的。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宗×7与张×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五个子女，即宗×2、宗×1、宗×3、宗×4、宗×5。1975年，宗×7申请在北京市×区×镇×村×号建正房五间（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该建房申请书载明：全家人口情况为7口，夫妇2人，子女5人。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涉案房屋系宗×7夫妇所建；宗×2、宗×1主张对房屋进行过装修，但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建房后，本案宗×2、宗×1、宗×3、宗×4、宗×5陆续结婚并搬离涉案房屋，其中宗×2搬到后院新建的房屋中居住，宗×1搬到其岳父母家居住。宗×3、宗×4称，兄弟姐妹中，最晚搬离该院落的为宗×5，约在1987年左右。此后，涉案房屋由宗×7夫妇居住至去世。1993年3月16日，通县土地管理局就涉案房屋颁发《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中土地使用者登记为宗×1。1999年3月30日，宗×7去世。2001年3月12日，张×1去世。二人去世前均未留遗嘱。庭审中，宗×1主张涉案房屋应归其个人所有，理由是：1.其结婚时，父母通过媒人口头表示要将涉案房屋赠与宗×1；2.在宗×7父母起诉的赡养纠纷中，通过调解笔录与调解书可以判断有分家行为；3.在1993年土地登记时，涉案房屋登记在宗×1名下。经法院核实，1988年，宗×7夫妇提起赡养纠纷，要求宗×2、宗×1赡养。在调解笔录中，法官询问宗×1能否满足父母提出的条件，宗×1称“我都能满足，有什么条件我应什么条件，我要求我父母把家分均了”。但宗×1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后进行了分家。2012年10月17日，宗×1取得涉案房屋“北房翻、扩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证记载有效期为两年。宗×1取得规划许可证后，至今未对房屋进行翻建。
上述事实，有使用土地申请书、建设用地使用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宗×5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位于北京市×区×镇×村×号正房五间系宗×7夫妇所建，宗×7与张×1夫妇因合法建造行为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现宗×1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理由是：1.其结婚时，父母通过媒人口头表示要将涉案房屋赠与宗×1；2.在宗×7父母起诉的赡养纠纷中，通过调解笔录与调解书可以判断有分家行为；3.在1993年土地登记时，涉案房屋登记在宗×1名下。对此法院认为，1.宗×1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赠与行为的存在，故对其第一项理由难以采信；2.在赡养纠纷案件中，宗×1虽表示了要求宗×7把家分均的意愿，但并无证据证明此后实际进行了分家。故对其第二项理由，法院亦不予采信。3.关于登记问题，因农村宅基地系由村集体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分配给本集体组织成员使用的建设用地，虽然宅基地使用权通常登记在某一成员名下，但在该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并不必然归该成员所有。本案中，宗×2、宗×1、宗×3、宗×4、宗×5双方对涉案房屋系由父母所建并无异议，故涉案房屋在建设完成后理当归宗×7夫妇所有，登记行为并不能导致权属的变更。故对第三项理由，法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对宗×2要求确认坐落于北京市×区×镇×村×号院正房5间系宗×7、张×1遗产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2015年4月该院判决：坐落于北京市×区×镇×村×号院内正房五间为宗×7、张×1遗产。
判决后，宗×1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一、涉案房屋建于1975年，当时家庭登记情况为7人，包括宗×7、张×1夫妇，宗×1当时已经23岁，参加多年劳动，在没有分家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不进行出资出力，所以按对房屋的贡献出资出力来讲，所有权不可能全部属于宗×7、张×1夫妇。二、关于是否分家的问题。宗×1婚后在争议房屋住过多年，与父母共同居住过。虽然1988年，父母曾起诉我与宗×2赡养问题，我提出过要求把家分了，之后虽没有书面的分家单，但事实上宗×2已分开单过，我也与父母分开吃住。后来因老人居住问题，宗×2与老人多次发生矛盾，我为了避免家庭纠纷，自己与配偶搬到了外村老丈人家居住，但仍然根据调解书内容履行赡养义务，直到老人去世。根据农村风俗及当时年代背景，是否分家不能仅看是否有书面分家单，就算没有书面分家单，也没有村委会或长辈协商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内部也存在自行分家等情况。我有证人证言，我结婚时，父母曾许诺争议房屋归我所有，宗×2在村内已有一块宅基地，有房屋居住。我除涉案房屋之外没有任何房产，如果认定为遗产，对我绝对不公平，剥夺了我一家人居住的权利。1993年，土地确权登记时，父母还健在，在农村，老百姓对小红本的理解就是房本，登记谁，谁就是房主。三、宗×1与宗×2因家庭其它原因，一直不睦，宗×2想通过各种手段，企图全部霸占争议房屋，让我无家可归。综上，请求二审法官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北京市×区×镇×村×号院内正房五间为宗×1所有或发回重审。宗×2同意原审判决。宗×3、宗×4、宗×5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使用土地申请书、建设用地使用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二审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
首先，涉案房屋于1974年由宗×7光作为申请人，申请建房，双方当事人亦认可房屋系宗×7夫妇所建，宗×7夫妇基于建房的事实行为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宗×1虽主张，建房时其已成年，对涉案房屋存在出资出力，但对涉案房屋的出资出力行为均不能作为其取得房屋权属的直接依据。故即使在宗×1能够举证证明其出资出力行为的情形下，亦只能作为其在分割涉案房屋时所占份额依据。
其次，宗×1主张1988年宗×7夫妇起诉其与宗×2赡养问题，宗×1曾提出要求分家，之后虽没有书面的分家单，但事实上宗×2已分开单过。本院认为，宗×7夫妇在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分家的方式将房屋分给宗×1，应属法律上对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而处分行为的生效需具备相关的法律要件，包括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以及实际的处分行为等。综合本案相关证据，宗×1现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宗×7夫妇曾存在分家的意思表示及分家的事实处分行为，且宗×2对于父母在世时曾分家予以否认，其他家庭成员亦未对曾经分家给予明确且肯定的陈述。另外，证人宗×8的证言虽均证明宗×7在宗×1婚前曾表示将涉案房屋给宗×1所有，但二审提交的证言同时又表示1988年宗×7起诉赡养案件后，曾有分家的事实，其两份证言前后所述不尽一致，故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宗×8的证言系孤证，尚不足以达到宗×1欲证明曾存在分家的事实。
最后，涉案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虽登记在宗×1名下，但农村宅基地一般系以家庭为单位申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亦通常登记在其中一名家庭成员名下，故在涉案房屋所有权在宗×7夫妇基于建房行为取得所有权的前提下，现宗×1未能举证证明曾存在分家的事实，用以对抗涉案房屋由宗×7夫妇享有的所有权，而仅以宅基地登记在其名下，证明涉案房屋属其个人财产，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宗×1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已由宗×7夫妇转移至其所有，一审判决坐落于北京市×区×镇×村×号院正房5间系宗×7、张×1遗产，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5年7月2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请再审人宗×1申请再审称：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宗×2起诉之时，一间房屋因年久失修已经倒塌，故诉争院落的正房应当是四间而非五间，一审法院未进行现场勘查，二审法院也未对我方提交的照片进行质证，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诉争院落房屋均属于遗产属于处理不公。诉争房屋建设之时，我方作为家庭成员出资出力，但原审判决仅凭建房申请表和被申请人证言进行认定均属于遗产错误；3.就宗×2名下的房产亦属于宗×7、张×1所建，法院未将该院落的房屋列为审理范围错误。4.原审判决未考虑农村建房的实际目的，未对我方提出的分家事实进行考虑，只认定诉争房屋为遗产，明显不公。事实上，宗×7夫妇有二儿三女，在村里有两块宅基地，每个儿子一处，分开单过，宗×7夫妇因赡养问题起诉后，也是轮流居住。故应当认定诉争房屋为我方个人所有。综上，请求法院撤销（2015）通民初字第03658号及（2015）三中民终字第07663号民事判决，改判位于北京市×区×镇×村×号房屋（四间）归宗×1所有。
被申请人宗×2同意原审判决的事实及理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宗×1的再审请求。
本院再审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及引证的证据。同时，另查明：
诉争院落原有北房五间，经本院现场调查和向双方当事人询问，确认现有完整北房四间，原北房西侧第一间房屋已于2000年屋顶坍塌，但地基和部分墙体仍在。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和现场勘验笔录、照片等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综合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中遗产继承时所存的涉案房屋数量；二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
1.关于本案中遗产继承时所存的涉案房屋数量的问题。该问题可以进而分解为二个问题，其一，判断现存涉案房屋数量的时点问题；二是屋顶坍塌的房屋是否可以作为财产确认。
关于判断现存涉案房屋数量时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在我国的继承制度中，采用当然继承主义，继承的开始即产生死者财产权利义务的转移，该时间点是确定遗产内容的时间。因此，被继承人死亡时间应当为继承开始的时间。本案中就北房西侧第一间屋顶坍塌的时间问题，应当综合在案证据情况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判断，并受到禁止反言原则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规定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应前后一致，不允许实施前后矛盾的行为。质言之，当事人不能推翻其在在先诉讼阶段的陈述，但有新的证据并有充分理由的除外。在本案现场勘查阶段，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北房西侧第一间于2000年屋顶坍塌。被申请人宗×2虽在庭审中变更其原陈述为2002年或2003年，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综合审查认定屋顶坍塌的时间应为2000年。本案中，1999年3月30日，宗×7去世。2001年3月12日，张×1去世，故北房西侧第一间的屋顶系在宗×7死亡后、张×1死亡前坍塌。
关于屋顶倒塌的房屋是否可以作为财产予以确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以及房屋、林木等地上定着物。”定着物需要以社会观念上视为独立之物方可以认定。本案涉及对于房屋这一定着物的定义和理解。因为诉争院落内北房西侧第一间的屋顶在宗×7死亡后、张×1死亡前业已坍塌，但本院综合如下考虑认为应当认定诉争北房应为五间：一是诉争院落北房并非用于居住使用。经查，在宗×7夫妇去世后，诉争院落就无人居住使用，缺少修缮维护，均已破败不堪；二是本案确认之诉的利益在于明确诉争院落房屋的权属为后续的遗产继承分割确定范围。结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宗×7夫妇的遗产范围中核心的利益在于诉争院落的土地利益而非房屋的使用权，把房屋确为四间会导致继承人的权利贬损；三是在其中的一名被继承人宗×7去世时，诉争院落北房的数量仍为五间。综合上述三点理由，本院认为虽然诉争院落现存的完整的北房四间，西侧第一间部分坍塌已经不具备房屋应具有的隔离性和可使用性，但仍具有财产的价值，在后续的遗产分割之诉中，法院应当查明诉争院落北房的实际使用价值的房屋并根据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分割。
2.关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
首先，涉案房屋于1974年由宗×7作为申请人，申请建房，双方当事人亦认可房屋系宗×7夫妇所建，宗×7夫妇基于建房的事实行为取得房屋的所有权。申请再审人宗×1虽主张建房时其已成年，对涉案房屋存在出资出力，但对涉案房屋的出资出力行为均不能作为其取得房屋权属的直接依据。故即使在宗×1能够举证证明其出资出力行为的情形下，亦只能作为其在分割涉案房屋时所占份额依据。
其次，宗×1主张1988年宗×7夫妇起诉其与宗×2赡养问题，宗×1曾提出要求分家，之后虽没有书面的分家单，但事实上宗×2已分开单过。本院认为，宗×7夫妇在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分家的方式将房屋分给宗×1，应属法律上对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而处分行为的生效需具备相关的法律要件，包括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以及实际的处分行为等。综合本案相关证据，宗×1现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宗×7夫妇曾存在分家的意思表示及分家的事实处分行为，且宗×2对于父母在世时曾分家予以否认，其他家庭成员亦未对曾经分家给予肯定的陈述。另外，宗×8在一审、二审中提交的证言虽均证明宗×7在宗×1婚前曾表示将涉案房屋给宗×1所有，但二审提交的证言同时又表示1988年宗×7起诉赡养案件后，曾有分家的事实，其两份证言前后所述不尽一致，故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宗×8的证言系孤证，尚不足以达到宗×1欲证明曾存在分家的事实。
最后，涉案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虽登记在宗×1名下，但农村宅基地一般系以家庭为单位申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亦通常登记在其中一名家庭成员名下，故，该使用证并不能当然的界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现宗×1不能举证证明曾存在分家的事实，而仅以宅基地登记在其名下，主张涉案房屋属其个人财产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
因此，宗×1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已由宗×7夫妇转移至其所有，原审判决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认定事实清楚。
综上所述，虽然涉案院落中现存完整的北房四间，西侧第一间屋顶在宗×7死亡后、张×1死亡前坍塌，但综合考虑本案的情况和实际权益，原审判决认定坐落于北京市×区×镇×村×号院正房5间系宗×7、张×1遗产的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并无不妥。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07663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五百二十五元，由宗×2负担二百六十二元五角（已交纳），宗×1负担二百六十二元五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千零五十元，由宗×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伟
审 判 员 韩 静
代理审判员 李迎新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宋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