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20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女，1984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泽民，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慧婕，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1，男，1983年8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启瑞，男，1955年10月1日出生。
上诉人郭×因与被上诉人蔡×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37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郭×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泽民和王慧婕、蔡×1之委托代理人刘启瑞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一审诉称：我与蔡×1于2006年8月8日登记结婚，婚后因感情不和，于2011年1月13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双方无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我与蔡×1结婚后，于2006年11月16日把户口迁移到北京市朝阳区×1号，依据相关住房政策，我至少应该有50平方米的安置房。2009年蔡×1及其家人隐瞒我和开发商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其行为事实直接证明恶意隐瞒有共同财产的故意。蔡×1也隐瞒了在2009年12月19日已经认购了r××1的《北京住宅房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1号认购协议）的×2的共同房屋的事情，从几份认购协议综合来看，该协议中蔡×1房屋中应有我的份额，蔡×1存在转移财产的行为。由于房屋现未办理房产证，故我要求享有居住权，待房产证办理后再主张房屋所有权。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现诉请法院判决我对于蔡×1购买的北京×有限公司××1号认购协议的×2号的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
蔡×1一审辩称：郭×所述结婚和离婚的情况属实。我与郭×不存在离婚后财产纠纷问题，双方的离婚协议中写明婚后无共同财产，该协议已经双方签字后生效，现郭×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缺乏法律依据。郭×的户口在北京市朝阳区×1号，而郭×提交的××1号认购协议中被拆迁人为蔡×1的姑姑蔡×2和姑父闫×，并不是针对北京市朝阳区×1号签订的，所认购的房屋与郭×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北京市朝阳区×1号拆迁时，分别针对蔡×3和刘×1签订了两份补偿协议和认购协议，郭×的50平方米补偿份额是在蔡×3签订的拆迁协议和认购协议书。××1号认购协议是北京市朝阳区×3号的房屋所签订，该房屋是蔡×1的奶奶张×所建，经协商由闫×签订拆迁协议和认购协议，但房屋分配由蔡家决定，双方也签订了相应的协议，闫×得到一套房屋和58万元补偿款，张×出钱买房后将××1号认购协议的两套房屋分别赠与蔡×1和蔡×4各一套，房屋是给蔡×1个人所有，不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郭×主张我存在转移和隐匿财产的理由不能成立。郭×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郭×与蔡×1于2006年8月8日登记结婚，后于2011年1月13日协议离婚，双方于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载明：”双方婚后感情不和，自愿离婚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婚后无子女。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双方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若有债务在谁名下归谁偿还。”蔡×3系蔡×1之父，刘×1系蔡×1之母。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有限公司与蔡×3签订了××2号《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协议中载明被拆迁房屋位于朝阳区×队（户籍：×1号），在册人口和实际居住人口为户主：蔡×3、户主：蔡×1、之妻：郭×。后，蔡×3与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c××2号《北京市住宅房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2号认购协议），认购房屋共2套，×2室房屋房主为刘×2、×3室房屋房主为史×。××2号认购协议中，蔡×3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2月17日、北京×有限公司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2月22日。协议中写明备用联系人为蔡×1。
2009年12月16日，北京×有限公司与刘×1签订了c××3号《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协议中载明被拆迁房屋位于朝阳区×1号，在册人口和实际居住人口为户主：刘×1。后，刘×1与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c××3号《北京市住宅房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3号认购协议），认购房屋共1套，×5室房屋房主为刘×1。××3号认购协议中，刘×1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2月17日、北京×有限公司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12月22日。协议中写明备用联系人为郭×。
2009年12月19日，北京×有限公司与闫×签订了××1号认购协议，被拆迁人为蔡×2（已故）、闫×，认购房屋共2套，×2号房屋房主为蔡×1、×6室房屋房主为蔡×4。
郭×主张××1号认购协议中的×2号房屋系其与蔡×1的夫妻共同财产，蔡×1及其家人将其应享受的购买权转移到家属名下，存在隐瞒和转移财产的行为，故要求确定其对×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蔡×1则主张××1号认购协议并不是针对北京市朝阳区×1号的拆迁安置认购协议，该认购协议中的×2号房屋为张×赠与其个人所有的房屋，不属于其与郭×的夫妻共同财产。蔡×1提交了张×与闫×于2009年12月19日签订的《个人协议书》及张×与蔡×1于2010年1月签订的赠与书以证明其诉讼主张。
北京市朝阳区×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5月20日出具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蔡×2生前和丈夫闫×居住在朝阳区×7号。闫×和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c××1号《北京市住宅房屋认购协议》，系针对×7号房屋被拆迁后由拆迁人按政策给闫×安置住房的认购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后财产纠纷所处理的财产系针对夫妻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2号房屋系针对原朝阳区×7号拆迁所认购的房屋，而郭×和蔡×1系原朝阳区×1号拆迁协议中的册人口，××1号认购协议中的房屋认购情况涉及到蔡×1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事宜，蔡×1亦提交了相应证据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根据本案现有事实和证据不足以证明郭×针对原×1号拆迁应享有的权益转移到××1号认购协议中，亦不足以证明×2号房屋系郭×与蔡×1的夫妻共同财产，故法院对郭×关于对×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的请求不予支持。郭×就其在原×1号拆迁过程中所应享有的相应权利，其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主张权益。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作出判决：驳回郭×的诉讼请求。
郭×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主要理由是：第一，一审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等情形。诉争的×2号房系郭×与蔡×1婚内取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将涉案房屋认定为家庭成员之间的赠与行为，实属不当。郭×与蔡×1于2006年登记结婚，2009年12月19日，蔡×1作为×2号房屋房主，取得房屋相应权属，×2号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对于×2号房屋由张×赠与蔡×1个人一事，首先，×2号房屋认购前，权利主体系案外人闫×，而非张×，张×无权将涉诉房屋进行赠与。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7条一方隐匿财产之相关规定，未结合17条婚内取得系夫妻共同财产之规定；第三，一审法院遗漏郭×原审诉讼主张理由，未认定蔡×1在离婚中存在故意隐藏、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等行为，未涉及郭×要求对涉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这一诉求，实属不当。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针对郭×的上诉请求蔡×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于本案所涉及到的××1号认购协议，该协议所对应的拆迁土地登记在案外人蔡×2名下，因签署认购协议时蔡×2已经去世，故由其丈夫闫×代签了协议，这块地上的房屋实际上是由蔡×2母亲也就是蔡×1的奶奶张×出资所建。××1号认购协议中涉及到的×2号房是蔡×1的奶奶张×用女儿蔡×2的安置指标，用自己的钱购房后赠给蔡×1的，同时还赠给另一个孙子蔡×4同样的一套房子，张×签署了赠与书将×2号房屋赠与蔡×1个人，同时张×与闫×亦签署协议书一份，张×承诺为闫×购买一套房，再给闫×50万元，闫×只是在认购协议上签字，与×2号房屋无关。另，蔡×1奶奶张×购房用的安置指标与郭×户口的安置指标没有任何关联性。
本案审理中，经询张×，张×述称：”我与闫×签订的个人协议书是属实的，因我女儿蔡×2去世，故闫×在××1号认购协议上代签字，经协商我为闫×买一套房及给付50万元后，闫×与拆迁所得的款项及房屋均无关，个人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现在我与闫×基本没有往来，已经不联系了。赠与书也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2号房屋由我出资购买，系赠与蔡×1个人的，这套房目前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明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号房是否属于郭×与蔡×1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09年12月19日，北京×有限公司与案外人闫×签订针对×7号房屋的××1号认购协议。×2号房屋系针对原×7号拆迁所认购的房屋，该房屋目前尚未办理产权登记，认购协议中虽将×2号房屋房主确认为蔡×1，但蔡×1提交的闫×与张×签订的个人协议书、赠与书等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2号房屋的认购情况涉及到蔡×1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事宜，无法据此将×2号房屋确认为郭×与蔡×1的夫妻共同财产。另依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郭×系原×1号房屋的在册人口，郭×就其在×1号拆迁过程中享有的相应权利，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郭×的上诉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郭×负担（已交纳525元，余款5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郭×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园园
审判员 周文祯
审判员 王 朔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云 凝
书记员 梁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