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新明，男，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赤壁市，（受害人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秀英，女，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赤壁市，（受害人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卫，女，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赤壁市，（受害人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子聪，男，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赤壁市）。
法定代理人何卫，系本案共同上诉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汪文峰，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美辉，男，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汪晓亮，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湘飞，男，汉族，户籍地址湖南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
负责人尤程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胜春，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俊，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新明、罗秀英、何卫、宋子聪为与被上诉人陈美辉、陈湘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事故发生情况：2014年8月17日，被告陈湘飞驾驶粤b×××××号小型轿车沿罗沙路东往西行驶至罗芳立交桥上时，该车车头与行人宋某强身体发生碰撞，造成宋某强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陈湘飞驾驶肇事车辆逃逸。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陈湘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二、原告的身份情况：受害人宋某强系农业户籍，本案事故发生前在深圳市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受害人的父亲宋新明（60周岁），母亲罗秀英（55周岁）均为农业户籍，共有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子女三人，无其他生活来源，由其子女扶养。受害人的儿子宋子聪（1周岁），由受害人及其妻子何卫抚养。受害人于2014年9月22日火化。
四、车辆保险及垫付情况：粤b×××××号肇事车辆系被告陈美辉所有，本案事故发生时，被告陈湘飞系借用被告陈美辉的车辆。肇事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其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有不计免赔。其中《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四条载明：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该部分字样为黑体字。保单上投保人声明载明：……2、本人确认已收到了《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该保单上有被告陈美辉本人签名。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陈湘飞在事故发生后为原告垫付费用共计156000元。
以上事实，有事故认定书、行驶证、驾驶证、火化证明、户口本、暂住证、居住证明、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关于本次事故责任的认定，原、被告均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
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893062元，被告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原告主张丧葬费45196.5元，被告均未提出异议，法院予以确认；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宋新明可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5623元、原告罗秀英可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5623元，三被告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原告宋子聪（1周岁）系受害人宋某强之子，法院查明受害人事故发生前已经在深圳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对其损失已经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原告宋子聪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具体金额为244905.4（28812.4元／年×17年÷2人）。经核算，上述三人年赔偿总额累计未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法院均予以支持；4、交通费3805元，参照原告的居住地情况，原审认为数额合理，予以支持；5、误工费、住宿费、伙食费，参照原告的居住地情况、受害人的死亡及火化时间，本院酌定该部分损失共计2万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宋某强死亡，对原告的精神损害及其严重，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万元。
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的损失为人民币1418214.9元，被告平安保险同意在交强险120000元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优先赔偿，其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不足部分1298214.9元（1418214.9元－120000元），应当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本案中，被告陈湘飞负事故全部责任，其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陈湘飞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支付原告156000元，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因此，被告陈湘飞应赔偿原告1142214.9元（1298214.9元－156000元）。被告陈美辉在将车辆借给被告陈湘飞使用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无需对本案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肇事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但被告陈湘飞在事故发生后，驾驶肇事车辆逃逸，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被告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宋新明、罗秀英、何卫、宋子聪因本案交通事故可得赔偿款人民币1262214.9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新明、罗秀英、何卫、宋子聪人民币120000元；三、被告陈湘飞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宋新明、罗秀英、何卫、宋子聪人民币1142214.9元；四、驳回原告宋新明、罗秀英、何卫、宋子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05元，由原告承担人民币805元，被告陈湘飞承担人民币3000元。
上诉人宋新明、罗秀英、何卫、宋子聪一审诉讼请求为：一、被告陈湘飞、被告陈美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费人民币100000元，丧葬费人民币45196.5元，死亡赔偿金人民币89306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人民币356151.4元，住宿费人民币5000元，交通费人民币3805元，误工费人民币10000元，伙食费人民币8700元，合计人民币1421914.9元；二、请求被告平安保险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12000元；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0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宋新明、罗秀英、何卫、宋子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支付四上诉人人民币622000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陈湘飞支付四上诉人人民币640214.9元；三、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被上诉人陈美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错误。（一）保单中有关免责条款属格式条款，平安保险公司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保单中有关交通肇事逃逸不予赔偿的条款应无效。1、被上诉人陈美辉投保的是平安保险公司的电话营销车险，该车险投保流程是由平安保险公司将保险项目及保险费告知投保人，投保人付费并签订保单后，才正式向投诉人寄送保险条款。也就是说，在投保前及／或签订保单时，投保人并没有看到具体的保险条款，而是在保单已生效后才收到相关条款，投保人在投保时根本不清楚有哪些内容，更不清楚哪些是免责的情形。2、电话车险相关单据均采用邮寄方式送达，由快递公司人员与投保人直接交接。由于快递工作人员事务繁忙，不可能让收件人详细的将所有内容看完，通常情形下只是检查寄送东西的完好性，清点件数，然后在相关地方签名即可。况且，快递工作人员不是保险专业人士，不可能向投保人解释保险条款，也无法代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3、一审法院以保单上“投保人声明”来确定保险公司已履行告知义务不符合事实。首先，该声明为保险公司打印的内容，每份保单都一致，属于格式条款，如果未对该部分声明作特别说明，其本身也应无效。其次，该声明为保险公司草拟，并未经投保人以重抄等方式确认，投保人在保单上的签名并不表示对该声明的认可，更不表明确已阅读过相关条款。4、平安保险公司在一审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投保人投保时已履行充分告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明确说明”所进行的解释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本案中，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尽到提醒义务，更未对内容进行说明，因此应认定相关免责条款无效。（二）从法理上说，交通肇事逃逸并不当然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公司仍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l、肇事逃逸行为违反的是行政法律、法规，对保险公司本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并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加重或减轻，况且保险合同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双方，不能对抗第三人，如果保险公司因被保险人的逃逸行为而免责，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及时的赔偿，保险公司反而会从中获益，这并不符合《保险法》的立法本意。第三者责任险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第三方造成的责任所承担的风险，是由保险公司补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经济责任，保障的是因被保险人的责任而受到损失的第三人。如果一旦被保险人肇事逃逸后保险公司一概拒赔，一方面是被保险人受到双重惩罚，即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和保险合同的违约责任；另一方面是使受害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受害人只能向肇事人要求赔偿，如果肇事人无力赔偿，则受害人的权益将可能无法保护。而保险公司则可能在肇事人肇事逃逸过程中受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2、交通事故本身就是约定的保险事故，交通事故发生意味着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即应按约履行赔偿义务。逃逸行为属于事后行为，并非交通事故的原因，其影响仅及于逃逸之后。就逃逸行为加重的责任部分，应由肇事方自行承担，但对于逃逸之前的责任，保险人不得免除赔偿责任。3、从法理来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不管肇事司机有没有责任或者是肇事后逃逸，交通事故的后果都必须由社会承担，因为个人是无法独自来承担起责任的。因此，设立车辆保险的目的就是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在限额内进行赔付，不论肇事车辆有无过错及其过错程度如何，保险公司都应履行保险义务，另外，这也是为了充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者，符合法律“以人为本，救助弱者”的立法精神。二、被上诉人陈美辉作为肇事车的所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陈湘飞及陈美辉在一审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肇事车辆为借用关系；其次，因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有逃逸行为，因此具体谁是真正的车辆使用人无法查明，也不排除当时车辆就是陈美辉在使用的可能。即使不是陈美辉在使用，也有可能陈湘飞是受陈美辉委托代其办事。因此，在使用情况无法分清的时候，应由其双方共同承担责任。退一步说，假如是借用，车辆所有人也有提醒借用人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因此，不论是哪种情形，陈美辉均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陈美辉口头答辩称，一、陈湘飞系借用陈美辉的车辆，陈美辉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保险公司没有尽到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交强险保险条例没有将肇事逃逸作为受害人的追偿范围，说明肇事逃逸与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存在明显区别。
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依据保险法和商业保险条款的约定，答辩人不应当承担机动车商业险内的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答辩人仅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内承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因涉案事故未发生医疗费，不应承担医疗赔偿限额10000元。二、答辩人已经对被保险人明确说明、履行了责任条款的说明义务，上诉人认为电话营销的投保方式造成保险人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与提示义务的理由缺乏社会常识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1、依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投保单》记载“上年保单号：10528001900086156728”可知，上诉人陈美辉上一年度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也是在答辩人处购买的，答辩人至少有两次向投保人陈美辉适当全面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第二、上诉人认为投保单系重复使用属于格式条款，答辩人未尽到说明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格式条款指保险合同的条款，不应当扩展到保险人提供的所有文字，该“投保人声明”并非需要说明的格式条款，其次，该声明使用普通人能理解的常用词汇与表现方式，对于成年人不需要解释就能理解全部内容，最后，该声明第二项内容涉及对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重要提示，已经按法律规定使用了特别的加黑字体，普通人在签字前能轻易识别该条款并相应阅读条款中的内容。第三、上诉人关于电话营销方式投保时，保险公司人员未能与投保人当面说明免责条款故为履行法定的明确说明、提示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将电话营销这一缔约方式的过程人为地限缩至签字前借宿是不正确的，并错误的认为缴费后再签收的保险条款不属于缔约过程，事实上在投保之一缔约过程中，从合同订立的程序看，投保人主动联系电话营销是要约邀请，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在电话中介绍保费及主要的保障项目也只是对投保人进行要约邀请，被保险人同意保险的内容和条款后缴纳保费或授权保险代理人代为签署投保单并缴纳保险单是要约行为，保险公司出具保单加盖保单专用章才是承诺行为。即使在电话营销过程中，投保人未能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但在其后的投保单签署时应当已经完全知晓并理解条款真实含义，是对电话营销中认可保险人履行提示、告知的书面再次确认，本案的保险合同订立过程至此才完成。第四，上诉人认为答辩人为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履行充分告知义务，除上述事实外，还有以下法律依据可以证实。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9条规定，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已经使用黑体字等醒目方式或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的，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书面明知知悉条款内容的，应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承担本案诉讼费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陈湘飞未到庭亦未答辩。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深圳分公司是否已尽充分告知义务；二、被上诉人陈美辉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深圳分公司未尽充分告知义务，涉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生效，对此，本院认为，涉案《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系加黑加粗字体，该字体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此外，投保人声明处“本人已确认收到了《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经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的内容亦为加黑加粗字体，被上诉人陈美辉本人亦在投保人签章处签名，故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深圳分公司已经就涉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陈美辉作出了充分、明确的说明，涉案免责条款有效。此外，上诉人主张涉案保险系通过电话营销、快递送达保单，故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履行充分告知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在缔结合同前以电话方式磋商以及通过快递邮寄送达合同仅为缔约方式的问题，如前所述，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深圳分公司已经就涉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陈美辉作出了充分、明确的说明，上诉人前述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主张涉案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陈湘飞是为被上诉人陈美辉办事，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上诉人还主张事发时真正的驾驶人是被上诉人陈美辉，因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认定系实际驾驶人是被上诉人陈湘飞，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证实其前述主张，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原审认定被上诉人陈湘飞借用被上诉人陈美辉的车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只有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时，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现有证据没有显示被上诉人陈美辉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陈美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11元，由上诉人宋新明、罗秀英、何卫、宋子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东慧
代理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