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厦行终字第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增来，男，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天湖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人力资源市场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钦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雪芳，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夏蓉，厦门市社会保险中心工作人员。
上诉人陈增来因被上诉人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给付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陈增来于1953年12月4日出生，1974年6月1日参加工作，系固定工，2013年12月，陈增来年满60周岁。其养老保险费缴纳至2013年12月。2013年12月25日，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陈增来退休待遇作出厦劳退养字（2013）161265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决定依据相关参数，计实际发放陈增来退休待遇4030.19元／月。相关参数中，其中“参加保险时间”为1989年1月，“累计缴费年限”为39年7月，“1989年1月后平均缴费指数”为1.5277。
原审另查明，《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若干规定》（厦府（2006）408号，下称408号文）出台前，厦门市在计发养老保险待遇时主要分为三部分待遇，即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其中基础养老金固定为退休时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0%；408号文出台之后，基础养老金调整为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及个人缴费年限相挂钩，并规定缴费指数自1989年1月起计算至退休当月，计算方法为每月缴费工资额与当月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额的比值的平均数。
原审还查明，1994年7月至2006年6月期间，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厦门市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下称第3号令）的相关规定，将陈增来工资总额超过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总额部分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50%，作为缴纳陈增来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后，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停止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按实际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交纳。随后，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陈增来的补充养老保险费移交给平安保险公司。在陈增来退休时，平安保险公司已将原计提的陈增来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全部一次性发放给陈增来。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计算陈增来缴费指数时，对计提陈增来补充养老保险费部分对应的工资不再计算缴费指数，换言之，在作为计算缴费指数基数的缴费工资中，已扣除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部分所对应的工资额。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下称《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依法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务系其法定职责。
《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参保职工从1989年1月起计算缴费指数。408号文第一条第一款规定，1988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参保人员，其用于计算基础养老金的缴费指数自1989年1月起计算至退休当月。据此，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陈增来的缴费指数自1989年1月起计算至其退休当月的2013年12月，依法有据。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焦点在于1994年7月至2006年6月期间，计提陈增来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是否计算缴费指数的问题。
在对这一争议焦点作出判断前，有必要先对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及408号文与《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若干规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06）304号，下称304号文）等有关养老保险政策制定和出台的依据背景进行简要的梳理，有助于准确理解补充养老保险费、缴费工资及缴费指数等相关概念和定义。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企业在国家统一制订的基本养老保险之外，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履行了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义务之后，专门为本企业职工建立的附加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在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处于第二层次，是企业对国家为企业职工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和完善。补充养老保险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银行存款性质，缴纳的费用，全部归职工个人所有，在职工退休时，一次性发给个人或者分月发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各地劳动部门和社会保险机构积极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厦门市人民政府自1994年7月起开展补充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实行专款专户，完全积累，于参保人员退休时一次支付。在实践的基础上，1994年10月10日出台的第3号令对补充养老金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了具体的计提办法，即“职工本人工资总额超过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总额的，可将超过部分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50%，作为缴纳职工本人的补充养老保险费。”2000年6月21日通过，2004年12月2日修正、替代1994年第3号令的《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和个人均以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超过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超过部分应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的50%，记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
2004年1月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实施《企业年金试行办法》。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了发展企业年金、建立参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等精神和规定。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06年7月后停止计提补充养老保险，随后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年4月24日出台的《关于做好原有企业年金移交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将原计提的补充养老保险费移交给平安保险公司。
2006年12月1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根据上述《决定》的精神，经市人大常委会授权，制定了408号文，408号文将基础养老金调整为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及个人缴费年限相挂钩，并规定缴费指数的计算方法为每月缴费工资额与当月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额的比值的平均数，充分体现了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的精神和落实。
2006年12月30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304号文，304号文明确其系408号文的配套文件，系为保证养老金计发办法的平稳过渡。304号文第四条还规定：“按《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已划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养老保险费，不计算缴费指数。”
从以上相关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补充养老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不同的养老保险层次，由于补充养老保险实行专款专户，完全积累，并在退休时一次性发放的模式，所以，补充养老保险完全由参保人个人受益，自始至终对社会统筹基金没有任何贡献，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而言，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否则，还会产生高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群体两头受益的情形，即既从完全积累的专户中受益，又通过计算缴费指数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如此，则对低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群体而言是不公平的。
其次，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符合相关制度规定。如前所述，304号文第四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而408号文则规定缴费指数计算方法为每月缴费工资额与当月全市职工平均工资额的比值的平均数，所谓缴费工资，1994年7月12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暂行办法﹥的通知》（厦府（1994）综146号）第五条规定为“缴费工资系指企业和职工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工资”，而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工资中并不包含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据此，304号文与408号两者的表述不同，但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
综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用于计提陈增来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相关养老保险的制度规定。其作出的厦劳退养字（2013）161265号厦门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各项参数完整，数据准确，依据充分，核发的养老保险待遇并无不当。陈增来关于408号文并未规定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并以此为由认为408号文与304号文存在冲突的主张，系对补充养老保险费及408号文的不当理解，其要求将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计算缴费指数，进而要求撤销厦劳退养字（2013）161265号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陈增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增来负担。
上诉人陈增来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未适用408号文的规定，而以已失效的第3号令及304号文作为依据，错误认定上诉人的缴费指数为1.5277。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现行有效的408号文并未规定已经计提给参保人的补充养老保险费不得计算缴费指数，上诉人要求以408号文的规定计算缴费指数，依法有据。2.上诉人的部分补充养老保险费系根据第3号令及《条例》的相关规定，计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条例》第八条规定：“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超过全市上年度平均工资的，超过部分应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的50%，计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对参保人而言，即便得到了50%划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部分，仍有余下的50%进入社会统筹，原审判决关于“自始至终对社会统筹金没有贡献”的认定，有失公允。且第3号令及《条例》均未规定，除去50%划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后进入社会统筹的社保缴费不得用于计算参保人的个人缴费指数。3.原审判决认定“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否则，还会产生高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群体两头受益的情形，即既从完全积累的专户受益，又通过计算缴费指数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是对408号文的错误解读。根据408号文第七条关于“新老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衔接”的规定可知，408号文已经考虑到施行新办法可能出现部分参保人“两头受损”或“两头受益”的情况，并相应规定了“补齐”及“限高”的办法。上诉人是在2013年12月退休的，不在408号规定的适用“限高”办法的范围内，即便存在“两头受益”的情况，也是符合规定的。根据408号文第一条第（一）项规定：“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a1／A1＋a2／A2＋……＋an／An）÷N公式中，a1、a2……an为个人退休当月、前1个月、前2个月……前n个月本人缴费工资额；……”即计算公式的分子中的各项是参保人前n个月本人缴费工资额，并没有原审判决所述的“用于计提原告补充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工资不予计算缴费指数”的规定。4.被上诉人认为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划转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和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之后，剩余部分才进入社会统筹基金。因此在计算缴费指数时，应按照实际进入社会统筹基金的金额进行计算，而非将已计提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部分纳入重复计算。对此，上诉人认为根据《条例》第八条规定，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是从应缴的社会统筹基金中划转的，因此，应首先保证社会统筹基金，有了应缴的社会统筹基金才能划转，而不是如被上诉人所称的在划转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和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之后，剩余部分才进入社会统筹基金，故而在计算缴费指数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退而言之，即便《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划转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和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之后的剩余部分才能进入社会统筹基金。该规定也与408号文的规定不符，408号文第八条规定：“本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条例》中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所以，所谓“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划转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和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之后，剩余部分才进入社会统筹基金”的规定亦是无效的。5.304号文关于“按《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已划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养老保险费，不计算缴费指数”的规定，与408号文规定的“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的计算公式明显相悖，应适用408号文规定。6.被上诉人将第3号令和《条例》作为上诉人养老保险待遇计发依据，有违“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也与408号文规定相矛盾。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厦门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上诉人请求将历年已划入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缴费，在办理退休时，又视为全部留在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中，从而提高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指数，于法无据，不应支持。理由如下：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制度。1.1994年实施的第3号令第十二条规定，鼓励单位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费归个人所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职工退休时一次性给予支付。第十条规定，职工本人工资超过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总额的，可将超过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50%，作为缴纳职工本人的补充养老保险费。2.取代前者，2000年实施的《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补充养老保险账户是指社保机构在银行开办的用于存放职工补充养老保险资金的账户。第八条规定，个人上年度平均工资超过全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超过部分应缴的社会统筹基金的50%，计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与此相对应，第十七条规定：“社会统筹基金由以下部分组成：（一）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划转个人账户和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后的剩余部分”。由此可见，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与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的区分是明确的。二、关于参保人本人缴费工资指数。1.关于本人缴费工资指数的定义，历来的规定是一致的，即在基本养老保险中，本人缴费工资与相应年份执行的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之比值，意在量化具体参保人对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的贡献。无论是依据408号文件还是此前的规定，已划入补充养老保险账户，而从未进入社会统筹的缴费，都是不能用于计算缴费指数的。2.本人缴费工资指数是在缴费完成后就已确定的事实，而非在办理退休计发基本养老保险金时才确定的。因为本人缴费工资、当时执行的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在缴费时即已确定，划入社会统筹的部分也已按规定入账。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划拨、记账，在每一社保年度依规定完成，产生法律效力，之后的规定并不能回溯改变事实。三、关于《条例》、408号文、304号文的适用关系。《条例》是经济特区法规，是本统筹地区基本养老保险方面效力最高、内容最全的法律。408号文是《条例》的补充配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而制定的，仅规定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在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方面与《条例》不一致的，以其为准。但《条例》中其他内容408号文并未涉及，仍适用《条例》。补充养老保险在408号文中未继续规定，因为补充养老保险不属于基本养老保险，且自2006年7月起，厦门市已停止划拨补充养老保险，此前的划拨按《条例》规定处理，故无需再规定。304号文是408号文件实施的配套，其中“按《厦门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已划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养老保险费，不计算缴费指数”的规定，是进一步强调已有规定的实施，并非新增规定。四、关于补充养老保险的后续处理。2006年7月开始，在408号文件起草过程中，厦门市不再划拨补充养老保险，此后企业如为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按照《企业年金试行办法》选择商业保险机构办理；在408号文实施后，已划拨的补充养老保险费移交有企业年金经营资格的平安保险公司。也即，国家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政策精神的实质是将基本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严格分开，而非将二者混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1.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3.上诉人于二审期间补充提交其《职工养老保险手册》1987年3月至2006年6月期间缴交社保记录复印件一份，主张上述手册上的数据与被上诉人保管的数据是吻合的，用以证明其本人的缴费工资额。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该材料在一审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二审程序中提供，已超过举证期限，依法不予接纳。但上诉人所要证明的本人月平均缴费工资的数据与上诉人在一审所举证据是一致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994年7月至2006年6月期间，用于计提上诉人补充养老保险费的工资，是否应计算缴费指数。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1974年6月1日参加工作，2013年12月退休，为其计发养老保险待遇的依据系408号文及《条例》。根据408号文及《条例》的相关规定，本人缴费指数涉及基本养老金中基础养老金的计核，是指本人每月缴费工资额与相应年份执行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其中，本人缴费工资额，是指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工资额。
厦门市自1994年7月开展补充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并在1994年颁布施行的第3号令第十条第二款及2000年施行的《条例》第八条第二款，对补充养老保险作了相应规定，计提办法为：“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超过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超过部分应缴的社会统筹基金的百分之五十，记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补充养老保险费归职工个人所有，在职工退休时一次性给予支付。1994年7月至2006年6月期间，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上述规定，为上诉人计提了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费，并在上诉人退休时一次性发放给上诉人。《条例》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划转个人账户和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后的剩余部分”进入“社会统筹基金”。据此，304号文第四条规定：“按《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已划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养老保险费，不计算缴费指数。”被上诉人在为上诉人计核缴费指数时，扣除用以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部分的工资，依法有据，并无不当。
上诉人主张，408号文未规定应扣除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工资，因此被上诉人按照304号文、《条例》的规定，在计核其缴费指数时，扣除了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工资，与408号文规定相悖，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厦门市历年执行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相关依据有1994年颁布施行的第3号令，2000年发布施行、2004年修改的《条例》，2007年施行的408号文。上述规定中对计算缴费指数的缴费工资的认定是一致的，即“企业和职工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工资”。304号文系408号文的配套文件，是408号文的实施性规定，进一步明确在计算缴费指数时，划入个人补充养老保险账户的养老保险费，不计算缴费指数，与408号文规定并不冲突、抵触，亦与厦门市历年执行的养老保险待遇计发依据的规定相符。被上诉人适用304号文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304号文与408号文规定相抵触，被上诉人核定其缴费指数时未适用408号文的规定系对相关计发规定的误解，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主张408号文已考虑参保人可能出现的“两头受益”情形，并制定了“新办法”与“原办法”的“补齐”、“限高”规定，上诉人并不适用该规定，故在计算其缴费指数时不应扣除计提其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工资，即便存在原审所述的“两头受益”情形亦符合408号文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所述的“两头受益”，是指如将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工资再次用于计算涉及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缴费指数，会产生参保人既从补充养老保险受益，又从基本养老保险受益的情况。补充养老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系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养老保险项目，与缴费指数相关的是基本养老保险金的计发，上诉人已经通过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受益，在计算缴费指数时扣除用于计提补充养老保险费的工资，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而408号文第七条规定的“新办法”与“原办法”的“补齐”、“限高”办法针对的是基本养老保险金的计发，上诉人误将该规定理解为408号文对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基本养老保险间的“补齐”、“限高”办法，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增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琼弘）
代理审判员 （纪荣典）
代理审判员 （宋希凡）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 员（ 江雪 玉）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