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8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石林营销服务部。
住所地：云南省石林县鹿阜镇临江街**号*幢4—*号。
负责人：张红民，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威、丁字君，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荣，男，194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圭山煤矿北一生活区，
委托代理人：王成宝，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红超，男，198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宜良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良县达疆洗车场。
住所地：宜良县匡远镇时代广场（新客运站旁）。
负责人：胡昭云，该洗车场工商登记业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煜凯，男，200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征祥，男，197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系朱煜凯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买，女，197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系朱煜凯之母，
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石林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春荣、潘红超、宜良县达疆洗车场（以下简称“达疆洗车场”）、朱煜凯、朱征祥、何晓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2016）云0125民初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威，被上诉人杨春荣及委托代理人王成宝、朱煜凯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潘红超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达疆洗车场、朱征祥、何晓买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上述未到庭当事人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仅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垫付责任47098.80元，并保留追偿的权利。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朱煜凯无证驾驶车辆造成杨春荣人身损害，上诉人仅应承担交强险垫付责任并保留追偿权。二、本案商业第三者保险合同的基本组成部分及约定的内容为投保单、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第六条第七款第一项规定：“无证驾驶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属于责任免除范围，本案中，一审法院确认杨春荣超出交强险损失部分的费用，按比例由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承担61485.51元错误，根据《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第六条第七款第一项约定，该部分费用不属于责任范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春荣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煜凯辩称，对上诉人所提上诉无异议，如果法院判令我承担赔偿责任，我同意赔偿，但我目前无履行能力。
潘红超于庭审结束后发表意见称，潘红超对于事故的发生及杨春荣的人身损害无过错，且涉案车辆已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保险，应由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达疆洗车场、朱征祥、何晓买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杨春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六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杨春荣因为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158399.75元，其中医疗费78475.85元，后期医疗费30000元，误工费139天×25元=3475元；护理费40天×117.6元=4707元，伙食补助费40天×100元=4000元，拾级伤残生活补助费26373元／年×13年×10%﹦34284.9元，交通费600元，鉴定费1400元，救护费860元，停车费250元，换电池费600元，三轮车损失费2000元。2、以上费用由天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超出部分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比例由潘红超、达疆洗车场、朱煜凯、朱征祥、何晓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1日，潘红超驾驶自己所有的云Ａ×××××号“夏利”牌小型轿车到达疆洗车场交给其雇员朱煜凯进行洗车，朱煜凯洗完车后，趁潘红超不在，擅自驾驶云Ａ×××××号“夏利”牌小型轿车载着三个同伴由达疆洗车场驶往宜良三中方向出去玩耍，14时35分许，朱煜凯驾车由起春北路右转驶入春辉路过程中，所驾车越过道路中心单实线，车头部与对向行驶的杨春荣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也未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常力”牌电动摩托车的左前侧部相撞擦，导致杨春荣受伤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杨春荣驾驶的“常力”牌电动摩托车经云南省交科所鉴定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杨春荣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朱煜凯属于未成年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此次交通肇事经宜良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责任认定为：由朱煜凯承担主要责任，杨春荣承担次要责任。杨春荣受伤后于2015年11月11日到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天，支付医疗费4691.60元。于2015年11月14日转院到昆明43医院住院治疗15天，支付医疗费65692.67元。于2015年11月29日到宜良县中医院住院治疗22天，支付医疗费8091.58元。杨春荣的伤经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十级伤残，需后期医疗费30000元并支付鉴定费1400元。潘红超所有的云Ａ×××××号“夏利”牌小型轿车在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石林营销服务部投保机动车交强险、20万元第三者商业险及机动车损失险，肇事时在保险期间。杨春荣属于城镇居民户口。发生交通事故后，达疆洗车场的杨仁志支付给杨春荣医疗费8000元，朱煜凯支付给杨春荣医疗费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份，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潘红超将自己所有的云Ａ×××××号“夏利”牌小型轿车开到洗车场进行洗车，将车和钥匙交给未成年的朱煜凯，导致朱煜凯擅自将车开出而发生交通事故，潘红超应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达疆洗车场雇佣未成年的朱煜凯进行洗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达疆洗车场应承担主要责任。朱煜凯是未成年人，又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还擅自驾驶潘红超的机动车出去玩耍而发生交通事故，朱征祥、何晓买作为朱煜凯的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导致未成年人到洗车场打工而发生交通事故，朱征祥、何晓买对此次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杨春荣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擅自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也未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常力”牌电动摩托车，以致发生交通事故，对自己的损伤应承担次要责任。对于杨春荣主张赔偿误工费3475元的请求，因杨春荣已年满60周岁，加之杨春荣未能提供相应的用工合同予以证实，杨春荣的诉请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杨春荣要求赔偿救护费860元、停车费250元、换电池费600元及租车费400元的请求，因杨春荣提供的收据不属于正规发票，不予支持。对于杨春荣要求赔偿三轮车损失费2000元的请求，杨春荣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不予支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杨春荣的诉讼请求，确认杨春荣的损失为：1、医疗费78475.85元；2、后期医疗费30000元；3、护理费40天×93.78元=3751.2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40天×100元=4000元；4、伤残赔偿金26373元／年×12年×10%﹦31647.60元；5、鉴定费1400元。交通费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认定300元，上述费用合计149574.6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款、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石林营销服务部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赔偿原告杨春荣医疗费10000元、护理费3751.20元、伤残赔偿金31647.60元、鉴定费1400元、交通费300元合计47098.8元。二、由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石林营销服务部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杨春荣102475.85元的60％，合计61485.51元。剩余损失费用由原告杨春荣自己负担。三、驳回原告杨春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一份，欲证实上诉人已向潘红超送达了保险条款，并告知其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经质证，杨春荣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杨春荣提交的涉案车辆的保单系从交警部门调取，该保单中并未有上诉人提交的该份投保单，故杨春荣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潘红超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投保单中“潘红超”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朱煜凯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表示不清楚，对该份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
因潘红超对上诉人所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潘红超”的签字不予认可，其向本院提出对该投保单中“潘红超”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申请笔迹鉴定。本院经委托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昆锦司[2017]文鉴字第64号《笔迹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字’栏内的‘潘红超’签名字迹不是潘红超书写。”，并向本院提交了鉴定费发票。经质证，上诉人、潘红超、杨春荣、朱煜凯对《笔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均无异议。因各方当事人对昆锦司[2017]文鉴字第64号《笔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杨春荣、潘红超、朱煜凯、达疆洗车场、朱征祥、何晓买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向杨春荣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关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除应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显著提示外，还应尽到善意充分的告知义务，真正让投保人详细知道约定条款的内容。上诉人主张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免除责任，理由是其已在保险合同条中对于免赔事项尽到明确说明及提示义务，并向潘红超送达了《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该投保单中已载明潘红超收到了保险条款并仔细阅读，尤其是加下划线部分的条款内容。因本案二审中已经对《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潘红超”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鉴定意见为并非潘红超本人所写，而根据杨春荣于一审中提交的其向云南省宜良县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机动车保险单（正本）》中也未附保险合同条款，且潘红超否认收到过上诉人送达的保险合同条款，故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对上诉人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保险条款内容的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令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杨春荣损失6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上诉人所提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杨春荣赔偿47098.80元的费用后，有权向朱煜凯追偿的主张。本院认为，因本案系受害人提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人所享有的追偿权属其他法律关系，上诉人可另案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故本院对上诉人所提该项上诉请求在本案中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66元，鉴定费3773.58元，由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石林营销服务部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林春
审判员 方 玲
审判员 韩宁宁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吴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