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厦行终字第1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美玉，女，197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代理人王圳男，男，199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上诉人陈美玉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公安局高崎国际机场分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埭辽路13号。
诉讼代表人梁鹭生，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孙家暾，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伍亲朝，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苏荣华，男，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原审第三人陈俊明，男，199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上诉人陈美玉因被上诉人厦门市公安局高崎国际机场分局（下称高崎机场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上诉人高崎机场公安分局副局长孙家暾作为负责人出庭应诉，上诉人陈美玉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圳男，被上诉人高崎机场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伍亲朝，原审第三人陈俊明，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苏荣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5年5月22日中午12时许，陈美玉、陈俊明和苏荣华在厦门市高崎国际机场停车场路口因琐事发生纠纷继而引发肢体冲突，陈美玉和苏荣华动手相互殴打对方，陈俊明帮助陈美玉殴打苏荣华。高崎机场公安分局认定陈美玉、陈俊明、苏荣华的上述行为均已构成殴打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决定对陈美玉、苏荣华、陈俊明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五百元的行政处罚。陈美玉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针对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原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陈美玉及苏荣华的陈述均证实系陈美玉先动手挑衅苏荣华，随后双方互相殴打对方，其间，陈美玉还与陈俊明一起追打苏荣华，故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内容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二、关于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和法律适用是否正确的问题。经查，调解不是办理治安案件的必经程序，高崎机场公安分局未对此案进行调解结案，并不构成程序违法，且陈美玉当庭亦陈述高崎机场公安分局曾有组织调解，但未果；办案民警未在集体讨论会议纪要上签字，这应属高崎机场公安分局工作中的瑕疵，并不影响会议纪要的效力，故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陈美玉的违法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故高崎机场公安分局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高崎机场公安分局根据陈美玉的违法事实，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厦公机（刑侦）行罚决字（2015）0012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予以支持。陈美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美玉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审原告陈美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2.还原本案事实真相。二审庭前，上诉人向本院补充以下上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原审第三人苏荣华赔偿上诉人在治疗期间的医疗医药费用5836.03元、两个月误工补贴金6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交通费2000元、营养费2000元等五项补贴，共计人民币25836.03元整。理由如下：一、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有主动投案的情节，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未予认定，显属事实认定错误。《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及上诉人的两次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上诉人主动向被上诉人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应当认定主动投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有主动投案情节的，应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因此，被上诉人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以情节较重，对上诉人处以该条款的最高上限处罚，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动投案情节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处罚决定。然而，原审法院对于影响行政处罚结果的自首情节未予查明，亦属认定事实不清。2.本案纠纷系由苏荣华挑起，而不是因争抢客源，被上诉人对本案纠纷起因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苏荣华纠纷产生过错完全在于苏荣华，本案的发生是案外人在公共场所吵闹、推搡，上诉人用手机拍照的正当行为，却引起苏荣华当众辱骂，并威胁要砸上诉人的手机，引致上诉人情绪失控。双方发生纠纷开始，上诉人并未实际打到苏荣华，反而是因苏荣华殴打造成上诉人轻微伤，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苏荣华受伤的证据材料。原审判决对上述事实只字未提，认定纠纷挑起者其上诉人，明显错误。3.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实、不完整。（1）证人吴某的证言系伪证。吴某工作地点距离现场10米之远，根本无法看清、听清案发经过，其证言前后矛盾，对本案起因陈述错误，其证言纯属伪证；（2）被上诉人提供的现场监控视频无法真实清晰反映整个纠纷产生过程。从被上诉人提供视频看，有距离现场更近的监控可以清晰拍摄到现场，而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距离现场较近的监控视频，而提供的是距离现场较远的监控视频，并且该视频无法清晰反映现场情况及案件事实。根据上诉人的伤情，现场参与打架的还有第四者，被上诉人不提供视频有包庇罪犯之嫌；（3）被上诉人提交的《集体讨论会议纪要》，没有办案民警白兴平的签名，记载内容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上诉人严重怀疑该份证据的真实性；（4）上诉人曾向办案民警提供自己手机拍摄的视频作为证据，而被上诉人未将该视频作为本案证据材料，导致其认定事实不清。二、被上诉人执法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的申辩进行复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下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明确提出申辩，但是被上诉人无视被上诉人的申辩，未进行复核，即使是在集体讨论会上亦未对上诉人的证据及申辩进行复核，被上诉人执法程序明显违法。2.被上诉人未制作调解笔录。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出曾尝试进行调解，因双方在金额方面有较大的分歧，而导致调解不成，而苏荣华明确陈述其曾向被上诉人提出过6000元的调解方案，但是上诉人在处罚之前从被上诉人处得到的方案仅仅是2000元和3000元。一方面，被上诉人在答辩时明确其并未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在一审庭审中却提出其尝试过多次进行调解，出现完全相反的说法；另一方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调解处理时，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可见无论是否达成调解，均应制作调解笔录。按照被上诉人提出的其尝试多次调解，但均未制作调解笔录，因此被上诉人存在企图利用职权从中牟利之嫌，违反前述规定。本案仅有上诉人受伤较重也只构成轻微伤，未构成轻伤尚不够刑事处罚，被上诉人因对上诉人怀恨在心，不予调解，使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调解，将本案三人分别处行政处罚，被上诉人处罚程序明显违法。另外，被上诉人多次组织调解，已然表明本案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轻，即便处罚也不应进行顶格处罚。3.被上诉人提交的《集体讨论会议纪要》中，办案民警白兴平没有签字，上诉人合理怀疑民警未参与集体讨论会，被上诉人的行为明显违法，即便白兴平参会，其未签字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亦构成程序违法，原审判决对该问题认定为瑕疵，不当。4.行政拘留执行方式不合理，本案中，被上诉人无视上诉人尚处于住院期间，直接对上诉人执行行政拘留，不仅耽误上诉人的最佳治疗时间，亦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行政拘留的执行方式过于粗暴。三、被上诉人量罚显失公正。上诉人系在苏荣华言语刺激下才有过激举动，被上诉人未分清主次责任，认定上诉人负主要责任，对具有主动投案，主动消除、减轻违法后果的上诉人处以与完全过错方苏荣华相同的处罚，显失公平。（1）苏荣华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谩骂妇女，被上诉人忍无可忍想打对方巴掌是理所反应，只是想点醒苏荣华尊重他人，并非不可谅解。（2）上诉人曾在笔录中也提到，事发后本来想叫亲戚打苏荣华，但最后认识到社会影响不好选择了报警，用法律方式平息纠纷，即是消除隐患，并且在现场积极配合警方查处案件，如实陈述案发经过，属于主动投案，消除减轻违法后果，主客观上都有良好表现，且上诉人属初犯，即便不能免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处以最重处罚不合理合法。（3）苏荣华不仅威胁、恐吓、辱骂上诉人，还使用暴力拳击上诉人右眼，造成上诉人右眼上下眼皮严重出血，差一点致盲，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被殴打轻微伤属偏袒苏荣华。且案发当天，上诉人受伤最重，而被上诉人在当天笔录中唯独未提及让上诉人去做伤情鉴定，而是在案发5天之后，方带上诉人去做伤情鉴定，故意拖延时间，办案不公，避重就轻。四、被上诉人滥用职权。在案件调解过程中，上诉人亲友可能言语上对办案民警、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有所顶撞，导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怀恨在心，并存心报复作出本案不合法的处罚决定。五、原审法院开庭时以旁听席坐不下为由，将上诉人众多亲友拒之门外，以重复啰嗦为由，阻止上诉人的陈述、质疑和申辩，造成案件认定事实不清，诉讼程序明显违法。
被上诉人高崎机场公安分局辩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上诉人的报案行为不构成主动投案。（1）《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主动投案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主动投案，二是投案时要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二者缺一不可。（2）根据110报警录音、《报警单》及上诉人的两次询问笔录显示，上诉人报案的目的不是要求公安机关处理其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而是要求公安机关处理苏荣华的违法行为，其报案动机不符合主动投案的要件。（3）上诉人未如实向公安机关陈述其违法行为。110报警录音表明，上诉人称在机场被一个男的出租车司机殴打，对自己殴打他人的事实只字不提；在两次询问笔录中，上诉人对自己殴打苏荣华的事实均未如实供述，比如称自己未打到苏荣华、不知道自己有打到苏荣华、不知道陈俊明有无打到苏荣华等等。（4）案件调查过程中，上诉人不断强调其殴打苏荣华情有可原，一味指责对方过错，其行为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精神，不能按照该条款予以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2.关于案件起因，上诉人应负主要责任。（1）上诉人对他人吵架场面进行拍照虽不违法，但苏荣华站在被拍的地方也不违法，且苏荣华先站在那里，上诉人无权让苏荣华离开。（2）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记录显示，双方在争吵过程中都有不文明语言，且上诉人情绪激动，率先说了一句“打”，并先动手殴打了苏荣华，使一起因拍照引发的纠纷直接升级为打架事件。（3）根据监控视频反映，上诉人不仅率先动手殴打苏荣华，还有连续实施殴打的情节，苏荣华虽有回击，但一直处于退让状态，相较而言，上诉人的情节更恶劣。基于上述理由，被上诉人将双方责任扯平，给予同样处罚，量罚公正。（4）处罚决定中将本案起因表述为“争抢客源”虽不很准确，但不影响本案量罚，本案认定的违法事实是殴打他人，无论是因何引起，当事人殴打他人都是违法。3.关于证据问题。（1）关于吴某的证言，吴某是机场快线公司工作人员，处于中立地位，其证言虽然与事实有些出入，但基本上是客观的，不存在作伪证的问题。（2）被上诉人调取的现场监控视频能够真实清晰地反映整个纠纷产生过程，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提供近距离监控视频，不能清晰反映纠纷过程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第一，案发现场只有一个探头比较清晰地拍摄到案发现场情况，只能调取该段视频，而没有选择余地；第二，该段视频清晰地反映了案发过程，可以证实上诉人拍照、双方争执、上诉人先动手打人、苏荣华回击、上诉人脱下鞋子追打苏荣华、陈俊明参与殴打等情节；第三，监控视频不带录音，无论远近都无法显示双方争吵内容。（3）《集体讨论会议纪要》虽缺少一名办案民警签名，但不影响作为证据的效力。《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此可见，只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了讨论，并根据讨论结果作出处罚决定，就不违反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本案集体讨论会有三名分局领导、一名办案单位领导、两名法制民警、两名办案民警，共八人参加，从会议纪要上看，三名领导都有签名，充分说明处罚决定是被上诉人经过集体讨论研究后作出的，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办案民警白兴平忘记签名虽有不妥，但不影响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二、被上诉人执法程序合法。1.被上诉人已对上诉人的陈述与申辩进行了复核。案件调查过程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制作的两份询问笔录中都详细记录了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民警对案件进行了深入调查，询问了苏荣华、陈俊明及证人吴某，调取了现场监控视频，这些都是对上诉人陈述和申辩意见的复核。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上诉人也提出了陈述和申辩意见，但其申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被上诉人作出处罚时未予采纳，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及《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2.调解不是办理治安案件的必须程序，被上诉人未对本案进行调解不违反法定程序。（1）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及《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案件，情节较轻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公安机关可以依法调解处理。由此可见，调解不是办理治安案件的必经程序，被上诉人未对本案进行调解，并不构成违法。（2）本案之所以未进行调解，并非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是否有调解意愿，而在于本案发生在公共场所，影响比较恶劣，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条件。（3）实践中，民警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可以尝试对案件进行调解，但最终是以调解方式结案还是以处罚结案，还需根据案情决定。本案不符合情节较轻的情节，不适用调解方式结案，应当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故民警未制作调解笔录亦不构成程序违法。3.关于对上诉人执行拘留方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对被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人，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达拘留所执行。6月4日，上诉人已出院，拘留所接收了上诉人并执行，说明上诉人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行政拘留的执行条件。从5月22日至6月4日执行拘留期间，上诉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进行治疗，不存在延误上诉人最佳治疗时间的问题。三、被上诉人量罚得当。（1）本案中，上诉人实施了殴打苏荣华的违法行为，并且具有多次实施、先动手、在公共场所实施等情节。（2）苏荣华虽未去医院治疗，也未做伤情鉴定，不代表其没有受伤，综合在案其他证据，苏荣华确实被打受伤，只是因怕麻烦，没有去就医或鉴定。苏荣华是否受伤只是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违法行为轻重的情节之一。（3）上诉人既没有向苏荣华赔礼道歉，也没有劝离围观群众，不存在主动减轻或消除违法后果的情节。（4）本案三位当事人都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客观上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破坏了厦门机场的良好形象，社会危害性较大，被上诉人综合评判，对三人分别处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并无不当。四、原审庭审程序并无不当。原审开庭当天，法庭旁听席几十个座位全部由上诉人亲友使用，被上诉人仅有两名民警在法庭内旁听，不存在将上诉人亲友拒之门外的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陈俊明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原审第三人苏荣华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
二审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被上诉人向本院补充提交110报警录音资料一份，证明上诉人报案内容及不符合主动投案的条件。经当庭播放，上诉人对该报警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其因受到110接警人员误导，加之文化程度较低，故报警时没有陈述自己打人的事实，被上诉人出具的《受案回执》上写明上诉人报案时有说明双方都有动手。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对该报警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补强证据。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原审判决书第7页中“原告陈美玉和被告苏荣华就打了起来，于是其就过去帮原告陈美玉打被告苏荣华”系笔误，应为“原告陈美玉和第三人苏荣华就打了起来，于是其就过去帮原告陈美玉打第三人苏荣华”。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依法有权对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处罚决定。
从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看，关于本案起因认定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的现场监控视频、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本案中上诉人与苏荣华因手机拍摄问题发生口角，进而引发肢体冲突，上诉人、陈俊明与苏荣华发生互殴的违法事实。处罚决定中将本案起因表述为“争抢客源”不够准确，本院予以指正。被上诉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本项规定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的情形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违法行为人主动投案，所谓“主动投案”是指违法行为人在其违法行为尚未被公安机关发现以前，或者公安机关虽已发现但尚不知道行为人或者是虽已掌握违法事实和违法行为人但尚未追查之前，违法行为人出于悔过、惧怕处罚、亲友教育等原因，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承认违法行为并自愿接受处理的。主动投案的实质是违法行为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理。二是违法行为人要主动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必须如实供述其违法行为，包括具体时间、地点、当事人及作案手段等。如投案后采用种种手段隐瞒真相、避重就轻或者只供述一部分事实，企图蒙混过关，亦不符合如实供述违法行为的条件。结合上诉人报警录音、到案后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其具有主动投案情节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对本案证据提出的质疑，证人吴某的证言虽对案件起因表述与事实有所差异，但其陈述的案件主要情节与现场监控视频拍摄的内容及上诉人与苏荣华、陈俊明的供述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证据。被上诉人调取的现场监控视频客观地记录了案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可以证明案件事实，上诉人认为该监控视频无法清晰反映现场情况及案件事实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经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曾向办案民警出示其用手机拍摄的视频，以表明本案是苏荣华先侮辱、谩骂上诉人而引发，苏荣华负主要责任。被上诉人未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对上诉人提供的手机视频进行登记、保存，出具接受证据清单并随案移送，确有不妥。但鉴于本案起因系上诉人用手机拍摄他人争吵画面时将苏荣华拍摄进画面，引起苏荣华不满，指责、谩骂上诉人，二人发生口角后进而引发肢体冲突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且上诉人的该手机视频已作为本案证据提交法院，该手机视频内容不影响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尚不足以否定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
从被上诉人的执法程序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等违法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换言之，调解处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只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一种方式，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规定对这些案件都必须经过调解程序，而是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调解。但“可以”调解，也不意味着公安机关想调解就调解，想不调解就不调解。具体是否要调解解决，需要公安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当事人的具体情况等综合判断。本案上诉人与苏荣华在厦门机场的公共停车场发生争吵进而互殴，损害了厦门文明城市的形象，对公共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被上诉人认定本案属不适用调解处理的治安案件，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前述规定。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故意不调解、未制作调解笔录属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提交的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告知了上诉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了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对其陈述和申辩作出复核，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对其陈述、申辩进行复核属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集体讨论会议纪要》有参与案件讨论的被上诉人领导签名确认，可以证明本案业经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集体讨论会议纪要》缺少办案民警白兴平签名，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属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从上诉人提交的住院病案、疾病诊断证明书等病历材料看，上诉人于2015年5月23日至2015年5月28日在泉州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被上诉人于6月4日将上诉人送达拘留所执行拘留时其已出院，现无其他证据表明上诉人当时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宜执行拘留，故其关于被上诉人执行拘留方式不合理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上诉人与苏荣华在公共场所因琐事互殴的违法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上诉人、苏荣华分别处以治安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五百元，符合前述规定，量罚得当，并不存在偏袒一方的情况。上诉人认为其事后没有召集亲友对苏荣华进行报复而是报警处理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二）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情节，应予减轻处罚，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该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根据在案证据材料，上诉人亦不构成主动投案的情节。因此，对于上诉人主张苏荣华谩骂其在先，其在苏荣华言语刺激下采取过激行动属情有可原，加之其具有主动投案，减轻、消除违法后果的减轻处罚、免除处罚情节，被上诉人对其处以与苏荣华同样的处罚，显失公平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庭审程序问题，经审查，原审庭审程序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要求参加法庭旁听人员就坐旁听案件审理系维护庭审秩序需要，亦无不当。
至于上诉人上诉要求法院判决苏荣华承担其医疗费、误工补贴、精神损失费，交通费及营养费等五项费用共计人民币25836.03元整的上诉请求，属于上诉人与苏荣华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美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琼弘
审 判 员 纪荣典
代理审判员 宋希凡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陈 靓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