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刑初字第811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高×，男，46岁（1968年11月15日出生）。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4年1月8日被羁押，同年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孔令昌，上海市建维（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薛×，男，41岁（1973年5月12日出生）。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4年1月8日被羁押，同年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于超，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辩护人屈京德，北京市中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1，女，42岁（1972年9月3日出生）。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4年1月8日被羁押，同年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被告人刘×1，男，38岁（1975年12月28日出生）。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4年5月1日被羁押，同年6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魏修立，北京市杰澳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京西检公诉刑诉（2014）63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1、高×、薛×、陈×1犯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任丽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1及其辩护人魏修立、被告人高×及其辩护人孔令昌、被告人薛×及其辩护人于超、屈京德、被告人陈×1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2013年8、9月间，被告人高×、薛×、陈×1在北京市国家信访局门口，虚构记者身份，以帮助被害人吕×上网曝光解决上访问题为名，诈骗吕×人民币8000元。
2013年9、10月间，被告人刘×1、高×、陈×1、刘×2（另案处理）在北京市国家信访局门口，虚构记者身份，以帮助被害人江×上网曝光解决上访问题为名，诈骗江×人民币500元。
2013年11月间，被告人高×、薛×、陈×1在北京市国家信访局门口，虚构记者身份，以帮助被害人刘×3上网曝光解决上访问题为名，诈骗刘×3人民币1500元。
2013年12月间，被告人刘×1、高×、薛×、陈×1、刘×2（另案处理）在北京市国家信访局门口，虚构记者身份，以帮助被害人胡×上网曝光解决上访问题为名，诈骗胡×人民币15000元。
2013年12月间，被告人高×、薛×、陈×1在北京市国家信访局门口，虚构记者身份，以帮助被害人陈×2上网曝光解决上访问题为名，诈骗陈×2人民币1000元。
被告人高×、薛×、陈×1于2014年1月8日被抓获。被告人刘×1于2014年5月1日被抓获。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1、高×、薛×、陈×1诈骗公私财物，且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均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依法惩处。
被告人高×当庭表示认罪，但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数额过高，自己只是从被告人薛×处收取钱款，但不清楚被告人薛×从被害人处骗取款项的具体金额”。被告人高×的辩护人孔令昌当庭提出辩护意见如下：一、被告人高×受委托将相关事项通过网络予以曝光的行为，不是诈骗行为；二、被告人高×不应对“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向地方政府发函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请求对被告人高×宣告无罪。
被告人薛×当庭表示认罪，但辩称“自己只从被害人胡×处骗取了1万元款项，且未参与对被害人陈×2的诈骗”。被害人薛×的辩护人于超、屈京德当庭提出辩护意见如下：一、被告人薛×并未参与实施以“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名义向地方政府发函的诈骗活动；二、被告人薛×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并未虚构记者身份；三、被告人薛×并未参与对被害人陈×2的诈骗活动；四、被告人薛×在因其他被告人实施的诈骗活动而到案后，能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请求对被告人薛×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1当庭表示认罪，但辩称“自己并未参与实施对被害人吕×、胡×的诈骗活动”。
被告人刘×1当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提出异议，辩称“自己没有接触过被害人，也从未对被害人实施过诈骗行为”。被告人刘×1的辩护人魏修立当庭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刘×1并未参与对上访人员的诈骗行为，也未对被告人高×等人实施的行为提供帮助；二、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对被告人刘×1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
（一）、被告人薛×、陈×1伙同被告人高×于2013年8、9月间，对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反映问题的被害人吕×进行欺骗，谎称可用网上新闻报道的方式帮助被害人吕×解决其上访问题，并以此为名从被害人吕×处骗取人民币8000元，上述款项已由被告人高×、薛×、陈×1伙分。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吕×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明自己于2013年9月初因对大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而进京上访，在国家信访局外，有一姓薛的男子和一姓陈的女子主动与自己搭讪，姓薛的男子自称是记者，还向自己出示了记者证，并称其可将自己上访的问题通过网上报道的方式引起社会反响，该男子同时还提出为此需要向网站总编辑支付8000元的款项，自己当即表示同意，该男子随即要求自己准备材料，由其润色后交给总编辑上网报道，在自己与姓薛的男子商谈过程中，姓陈的女子在旁为姓薛的男子进行补充，自己于第二日上午，在国家信访局门前将上访材料交给了姓薛的男子，姓薛的男子还将网站的“高总编辑”介绍给自己，几天后，姓薛的男子给自己的QQ邮箱内发来一篇标题为“辽宁大连中院偏差判决有蹊跷”的文章，自己对文章的内容表示了认可，在该男子的要求下，自己于同年9月9日通过大连的建设银行向其提供的账号内汇款8000元，姓薛的男子电话通知在自己查看“综合新闻网”，自己随即登录该网站，看到了该篇文章，后有二、三个网站转载了该篇文章，但点击率很低，同年9月下旬，姓薛的男子又来电话称其可通过中纪委有关部门的领导为自己上访的事项下达督办函，但要求自己支付30000元的费用，自己未予同意，几个月后，这篇文章就被删除了，后“综合新闻网”也关停了；经过法定程序，吕×辨认出被告人薛×即为姓薛的男子，辨认出被告人陈×1即为姓陈的女子。
2、证人李×的证言，证明为了利用负面新闻向相关人员索要钱款，自己于2012年间准备注册一个新闻类型的网站，因在中国内地不能注册带有“中国”字样的网站，故自己通过深圳的一家代理公司在香港注册了两家企业，后自己再以这两家企业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了“中国综合新闻快报”和“千顺网”两个网站，“中国综合新闻快报”网站会刊登一些反映地方问题的负面文章，为了寻找负面消息来源，自己通过做假证的人制作了30余张“中国综合新闻快报”的工作证，在网上以招聘采编的名义发展工作人员，自己把其中的一张工作证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薛×。
3、中国移动手机通话详单，证明2013年9月间，被告人薛×与被害人吕×曾通过手机进行过通话。
4、新闻报道稿件，证明被告人薛×向被害人吕×提供了一篇名为“辽宁大连中院偏差的判决有蹊跷”报道稿件。
5、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庄河支行及北京华远街支行分别出具的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被害人吕长春于2013年9月9日，通过其名下卡号为×××的账户，向被告人薛×名下卡号为×××的账户内转账人民币8000元。
6、被告人薛×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称自己的女友陈×1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贩卖写有国家领导人住址的小册子时，自称可为上访人员介绍记者，后自己再以“中国综合新闻快报”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并向上访人员出示一个通过他人办理的“中国综合新闻快报”工作证，自己向上访人员宣称可通过“中国新闻网”和“综合快报网”对上访事项予以曝光，以此向访民索要费用，实际上“中国新闻网”和“综合快报网”不是合法网站；2013年8月左右，陈×1将自己以报社记者的身份介绍给从大连来京上访的吕×，自己将“中国综合新闻快报”的工作证向吕×进行了出示，并承诺可将其上访事项上网曝光，为此自己从吕×处收取了上访材料和8000元款项，后自己将其中的部分款项交给了“高权”，由“高权”负责将吕×上访涉及的事项在网上进行刊登，又将“高权”提供的网站地址链接发给了吕×，余款由自己和陈×1伙分；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薛×辨认出被告人高×即为“高权”。
7、被告人陈×1的供述，供称自己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向上访人员出售写有领导人住址的小册子时，会谎称认识记者和报社的人，后自己将上访人员介绍给薛×，薛×有一个“中国综合新闻快报调研员”的证件，其向访民称可在“中国新闻网”和“综合快报网”曝光上访涉及的事项，自己看过薛×证件，知道证件都是假的。
以上证据取证程序合法，证明内容确实充分，本院均予以确认。
（二）、被告人高×、陈×1、刘×1伙同刘×2（另案处理）等人于2013年9、10月间，对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反映问题的被害人江×进行欺骗，后将被害人江×带至本市东城区安定路甲26号内，谎称能够帮助被害人江×解决其上访问题，并以此为名从被害人江×处骗取人民币5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江×的陈述，证明自己从2012年4月开始就因为政府征用土地的事情来京上访，2013年9、10月间的一天上午，自己在国家信访局门口购买上访材料时，一自称“沈丽”（申×）的女子主动和自己搭话，并让自己找记者或者官员去解决上访涉及的事项，第二天在国家信访局门前，“沈丽”称其可协调中纪委下属的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给自己所在的地方政府发督办函，但需要三、五千元的费用，其又称找记者进行采访需要三万元的费用，后“沈丽”将自己带到位于一个立交桥西南角的一间平房内，自己将随身携带的五、六百元交给了屋内的一名男子，十几天后，“沈丽”称其已通过中纪委下属“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的高权编辑将督办函发出。
2、证人申×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自己于2013年8月底在位于本市陶然亭桥附近的国家信访局门口认识了自称记者的“高权”，“高权”曾给了自己一张内容为“廉政调研中心主任编辑”的名片，其还称可以帮助访民解决问题，后自己开始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摆地摊卖《信访条例》和通讯录，“高权”每隔两三天都会来国家信访局门口，“高权”让自己为其介绍需要找记者的访民，并承诺会给“劳务费”，2013年10月初的一天，自己在陶然桥路边遇到了访民江×，江×称其上访的效果不好，自己就将江×的情况告诉了也在国家信访局门前卖通讯录的“小陈”，“小陈”就联系了“高权”，“小陈”称“高权”能以“中国廉政调研中心”的名义给地方政府发函以帮助访民解决问题，在“高权”的安排下，自己和“小陈”带着江×直接到位于本市安定路的“高权”所在单位找到刘×2，刘×2了解了江×上访的情况，第二天自己去了外地，后从“小陈”处得知，江×已将其上访材料和用于发督办函的费用都交给了刘×2，在自己回京后，和“小陈”及“高权”一起从刘×2处领取了不同金额的款项，“高主任”称已给江×所在的地方政府发函；经过法定程序，证人申×辨认出被告人高×即为“高权”、被告人陈×1即为“小陈”，并对被害人江×进行了辨认。
3、证人刘×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刘×1与自己系亲兄弟关系，刘×1于2010年3、4月间被《中国健康月刊》社招聘为编辑，2013年3月间，该单位改名为“中国县域领导小组办公室”，刘×1于同年7、8月间让自己到该单位工作，“高权”于同年8月间到该单位担任副主任，同年9月间该单位又增加了一个名称为“中国廉政内参编辑部”，这两个单位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注册审批，均是刘×1个人设立的，单位内只有刘×1、“高权”和自己三个人，从同年10月开始，这两个单位对外以“帮助访民给地方政府发督办函、督促地方政府解决访民的上访诉求”为名进行活动，单位还设立两个网站，分别是“中国县域”和“中国廉政”，在“中国廉政”的网页上还写着“由中纪委监督指导”，也是用于骗取他人信任的，刘×1让自己对两个网站进行维护，自己会通过百度从网上查找到有关廉政方面的文章，再通过后台贴到网站上，在单位内部，刘×1是主任，作为总负责人掌管单位的运营，“高权”是副主任，负责寻找有发函需求的访民，自己除了负责网站维护外，还负责从访民处收取上访材料及款项，自己将收来的材料和钱款都交给刘×1，督办函的内容由刘×1和“高权”编辑，自己将二人手写的内容进行打印后，以快递的方式给地方区县政府邮寄过去，刘×1按月给自己发放固定工资；同年10月、11月间的一天，“高权”来电话让自己在单位接待贵州的访民，后有两个女子带着访民江×找到自己，因当天江×未带齐上访材料，故在第二天，其中一名女子又带着江×来过一次，自己从江×处收取了上访材料和相关费用，后将收到的钱款全部交给了刘×1，几天后，刘×1让自己将1500元现金分给了“高权”和带江×来的两名女子，自己也把以“中国廉政内参编辑部”名义出具的督办函寄给了江×所在地方的镇政府；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刘×2辨认出被告人高×即为“高权”、并辨认出申×和被告人陈×1即为带江×找到自己的两名女子。
4、“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内参核稿函，证明公安机关在位于本市东城区安定路甲26号的“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起获带有“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红头字样的稿件一份，内容为“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收到江×的举报材料，要求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人民政府就江×上访所涉及事项与该编辑部进行联系，该编辑部将以新闻的方式对江×上访所涉及事项予以刊登。
5、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习水县土城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17日收到“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通过快递公司送来的《内参核稿函》红头文件，镇政府于同年11月30日通过中国邮政向该编辑部回函，就习水县绿洲专业合作社高坪村石斛基地法人代表江×上访所涉及事项进行了情况说明，该回函被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安定路甲26号中国县域楼，由名为刘×1的人签收。
6、被告人陈×1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称自己于2013年9月间在本市陶然亭桥附近认识了自称“中国廉政调研中心常务副主任”的“高权”，“高权”称其可以给上访人员所在的县以下政府发督办函、督促当地政府给上访人员解决问题，“高权”让自己为其介绍有需求的上访人员，并承诺其在从上访人员处收取费用后会给自己介绍费，自己看过“高权”的证件，知道该证件也是假的，在向访民宣传上网曝光的同时，自己还向访民称可通过“高权”以“中国廉政调研中心”的名义给地方政府发函，让地方政府对上访涉及的事项予以重视，在获取上访人员的信任后，自己将上访人员带至“高权”位于本市安贞桥附近一平房内的办公地点，在“中国廉政调研中心”向地方政府发出督办函后，“高权”会将从上访人员处收取的部分费用分给自己和薛×；2013年10月间，为了给访民江×所在地政府发督办函，“沈丽”给“高权”打了电话，“高权”称其不在北京，让直接到“中国廉政调研中心”找刘×2办理，自己和“沈丽”就带着江×找到刘×2，江×将其上访的材料和发督办函的费用都交给了刘×2，此后，刘×2将收取的部分款项分给了自己、“沈丽”及“高权”；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陈×1辨认出被告人高×即为“高权”。
7、被告人高×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称自己于2012年间认识了《中国健康月刊》杂志社的社长刘×1，2013年9月间，刘×1让自己到位于安贞桥附近的“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班，该办公室内只有自己、刘×1、刘×2三人，刘×1向自己提供了该办公室的工作证和“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的工作证，并称可为需要解决问题的人以“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的名义给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函，每次发函要收取5000元的费用，此后由自己寻找有发函需求的访民，自己先是认识了陈×1，后通过陈×1认识了薛×和“沈丽”等人，自己向薛×和陈×1自称是“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副主任高权”，并通过薛×等人将访民介绍给自己，由刘×2在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收取访民为了能发函而交纳的费用和材料，刘×1是负责人，介绍人也会从中获取提成，但自己并不清楚具体由何人负责向当地政府发督办函；2013年10月间的一天，自己在外地陆续接到“沈丽”和陈×1的电话，都是询问为贵州访民江×上访涉及事项发督办函的事情，自己要求二人直接带访民到“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找刘×2，后自己又电话通知刘×2对上述人员予以接待，在自己回京后，在“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楼下平房的接待室内，刘×2将从江×处收取的部分款项分给了自己、“沈丽”及陈×1；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高×对被告人陈×1进行了辨认，并辨认出申×即为“沈丽”。
以上证据取证程序合法，证明内容确实充分，本院均予以确认。
（三）、被告人高×、薛×、陈×1于2013年11月间，对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反映问题的被害人刘×3进行欺骗，谎称能够帮助被害人刘×3解决其上访问题，并以此为名从被害人刘×3处骗取人民币1500元，上述款项已由被告人高×、薛×、陈×1伙分。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刘×3的陈述及辨认笔录，供称自己于2013年11月间到国家信访局准备上访时，看见有一女子在街边出售写有国家领导人信息的书本，该女子的摊位上还有“上网曝光”字样的卡片，自己随即向其询问是否可将上访涉及的事项在网上曝光，该女子当即表示可以，并称可为自己介绍记者，后该女子将一个叫薛×的记者介绍给自己，薛×给自己出示了一个“中国综合新闻快报”的记者证，在看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后，薛×称其认识中纪委下面一个市县级小组的“高主任”，并让自己等其的电话通知，几天后，在薛×的安排下，自己和薛×、卖书本的女子及“高主任”在北京四路通路口的一个饭店里见了面，薛×称如到地方政府进行采访自己要支付2万余元的费用，自己没同意，“高主任”自称在中纪委下属专管县级以下地方的一个小组任主任，还给自己出示了证件，“高主任”称可以为自己上访涉及的事项用中纪委的身份给地方政府发函，但要收取5000元的费用，自己当时也未表态，约一个星期后，自己和薛×、“高主任”又在北京安贞桥附近见了面，“高主任”让薛×给自己所在的市、县、镇三级政府发信息，还称要找人帮自己解决上访涉及的事项，薛×提出要求自己支付1500元的费用，自己当即将该款项给了薛×和“高主任”；经过法定程序，被害人刘×3对被告人薛×进行了辨认，并辨认出被告人高×即为“高主任”、被告人陈×1即为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揽客的女子。
2、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党委政府信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害人刘×3针对所在地镇政府征用农民土地的问题，于2013年11月至12月间曾到国家信访局上访。
3、被告人陈×1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称自己于2013年11月间在本市陶然亭桥头摆地摊卖书时，认识了从内蒙古来京上访的刘×3，在得知该人想将上访涉及事项上网曝光后，自己宣称可为其介绍报社的记者，并将在旁边的薛×介绍给了刘×3，自己介绍薛×在报社上班，刘×3随即向薛×陈述了其上访的事项，几天后，自己和薛×、“高权”、刘×3在本市四路通附近的一家饭馆里见了面，薛×介绍“高权”是“中国廉政调研中心”副主任，三人相互留了电话，此后自己从薛×处得知，其从刘×3处骗了1500元钱，并将其中的500元给了“高权”；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陈×1对被害人刘×3进行了辨认。
4、被告人薛×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称陈×1于2013年11月间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认识了从内蒙古赤峰到北京上访的刘×3，刘×3想通过网络将其上访涉及的事项予以曝光，后在本市四路通附近的一家饭店内，陈×1将刘×3介绍给自己和“高权”，陈×1将自己介绍为在报社上班、可在网上曝光上访涉及事项，自己将“高权“介绍为“中国廉政调研中心”的副主任、能帮助刘×3联系当地政府解决上访涉及事项，“高权”还将其工作证让刘×3看了，一个星期后，在本市安贞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内，自己与“高权”又和刘×3见了面，自己提出由“高权”先整理一份在网上曝光所用的新闻材料，并向刘×3索要了1500元现金，在刘×3离开后，自己将其中的500元分给了“高权”，余款由自己和陈×1伙分；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薛×对被害人刘×3进行了辨认。
以上证据取证程序合法，证明内容确实充分，本院均予以确认。
（四）、被告人高×、薛×、陈×1于2013年12月间，在本市陶然亭桥附近，对准备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反映问题的被害人陈×2进行欺骗，谎称能够帮助被害人陈×2解决其上访问题，并以此为名从被害人陈×2处骗取人民币1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陈×2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明自己于2013年12月间的一天，准备到中纪委信访接待室上访检举问题，经过陶然亭桥时，一自称叫陈×1的中年女子拦住自己称其在中纪委信访处有熟人，可帮自己解决上访所涉及的事项，当时陈×1身旁有两名男子，其中一名男子自称姓高，自称是“中国廉政内参编辑部”的，并称其在中纪委有同学可帮自己疏通关系，但需自己交纳5000元钱，另一名男子自称叫薛×，自称是“中国快报”的编辑，可帮自己在媒体上曝光上访所涉及的事项，但需自己交纳30000元钱，经与上述三人商定，由姓高的男子通过其在中纪委工作的同学帮自己解决上访所涉及的事项，由自己交纳1000元，三人还同意办不成退钱，自己将上访材料和1000元现金交给了陈×1，此后自己和陈×1通过电话，陈×1还称一直在找人办理自己的事情；经过法定程序，被害人陈×2对被告人陈×1、薛×均进行了辨认，并辨认出被告人高×即为姓高的男子。
2、湖北省广水市骆店乡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来访人员登记表、上访材料及息诉罢访协议书，证明被害人陈×3亲属被伤害等问题，从2010年8月以来多次越级上访和进京“非访”，2014年3月间，在当地人民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工作下，其上访所涉及的事项已得到解决。
3、被告人高×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称2013年12月间，在接到陈×1的电话通知后，自己到本市陶然亭附近见到了陈×1和湖北访民陈×2，自己向陈×2谎称在国家信访局内有同学，可帮其解决上访所涉及的事项，几天后，自己从陈×1处得知陈×2为此交了1000元钱，自己从陈×1处分得了500元；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高×对被害人陈×2进行了辨认。
4、被告人陈×1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称自己在本市陶然亭附近认识了湖北的访民陈×2，“高权”和薛×也认识该人，陈×2曾找“高权”帮其解决上访涉及的事项，并为此通过自己向“高权”支付了1000元；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陈×1对被害人陈×2进行了辨认。
以上证据取证程序合法，证明内容确实充分，本院均予以确认。
（五）、被告人薛×、陈×1等人伙同被告人高×于2013年12月间，对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反映问题的被害人胡×进行欺骗，谎称可用网上新闻报道的方式帮助被害人胡×解决其上访问题，并以此为名从被害人胡×处骗取人民币10000元，上述款项已由被告人高×、薛×、陈×1等人伙分；后被告人薛×将被害人胡×带至本市东城区安定路甲26号内，并伙同被告人刘×1、高×及刘×2（另案处理）谎称能够帮助被害人胡×解决其上访问题，骗取被害人胡×的信任，并以此为名再次从被害人胡×处骗取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高×、薛×、陈×1于2014年1月8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刘×1后于同年5月1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胡×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明2013年12月间的一天，自己到国家信访局递交上访材料后，看到路边卖书的摊位上印有“提供网上曝光服务”的联系电话，自己拨打了该电话后，见到了一自称姓葛的男子，但该男子称只能代写诉状，并称其可以代为联系其他人进行网上曝光，当日17时许，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一个饭馆内，姓葛的男子又带来一男一女和自己见面，姓葛的男子介绍该男子是“新闻快报”的记者、姓薛，介绍该女子为姓薛的家属、姓陈，后自己从姓陈的女子处得知姓薛的男子叫薛×，是“中国新闻综合快报”的记者，薛×称其负责将自己上访所涉及的事项写成材料，报主编同意后即可在网上进行曝光，20个网站需要的费用是10000元，薛×还称可帮自己联系专门管理区县政府腐败问题的部门，自己当即提出要去该部门的办公地点，薛×让自己等其电话通知，几天后，薛×让自己带着上访材料来到位于北京市安定路甲26号的“中国县域”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内，薛×介绍该办公室内的一名男子是“刘主任”，“刘主任”递给自己一张内容为“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执行主任刘×1”的名片，刘×1又将一名“高副主任”介绍给自己，并称“高副主任”是法律方面的专家，“高副主任”向自己出示了一本印有“中国廉政”字样的工作证，在看完自己的上访材料后，刘×1和“高副主任”称可以给当地发函，督办自己上访所涉及的事项，因看到该间办公室的档案柜里放着处理全国各地上访案件字样的档案盒，且刘×1开的车上有“新闻采访”字样的牌子，自己也对上述人员的身份予以信任，从该办公室出来后，薛×并向自己提供了一个账号，自己于第二日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建设银行内向该账号汇款10000元，汇款后的第二日，薛×通知自己称已将自己上访所涉及的事项在网上曝光，按照其提供的20个网址，自己也看到了相应的曝光文章，后在薛×的催促下，自己跟着薛×又去了“中国县域”楼一层的接待室，薛×又向自己介绍了一位“刘副主任”，自己当场向“刘副主任”交纳了办理督办函的费用，一个星期后，接刘×1的通知后，自己到“中国县域”楼看了督办函的内容，又过了一周，自己从刘×1办公室的电脑上看到了自己所在的四川省达州市政府的回函，内容是市政府已要求大竹县法院及时处理自己反映的问题，2014年1月2日，刘×1通知自己称县法院已派人来京，让自己到“中国县域”楼二楼协调解决问题，自己赶到后并未见到县法院的工作人员，后自己回到当地找到县法院，也没人接待自己，自己又通过电话联系了刘×1，刘×1表示会来当地解决问题，但其并没有来，此后刘×1不再接听自己的电话，薛×和姓陈女子的电话也打不通了；经过法定程序，被害人胡×辨认出被告人刘×1即为“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执行主任刘×1”、被告人高×即为“高副主任”、被告人薛×即为“中国新闻综合快报记者薛×”、被告人陈×1即为姓陈的女子，并辨认出“刘×2”即为“刘副主任”。
2、证人刘×2的证言，证明薛×曾带着胡×到“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楼下平房的办公室，胡×向自己交了5000元钱，自己将该款项全部交给了刘×1，自己也给胡×当地政府发了函，函件的内容由刘×1和“高权”负责编写。
3、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预审处出具的工作记录，证明经向国际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查询，《中国健康月刊》因违反规定已于2011年年底停刊。
4、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预审处出具的工作说明及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出具的查询材料，证明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查询，“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未在民政部办理注册登记；另经查，“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未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5、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出具的核查回函二份，证明经核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未批准过“中国廉政研究内参”刊物，《中国综合新闻快报》、《中国廉政研究内参》均未经过原新闻出版总局审批注册，被告人刘×1、高×、薛×均未持有新闻出版总局核发的新闻记者证。
6、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出具的网站核查情况函，证明经核查，“中国廉政网”、“中国县域”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注册的网站，两家网站在二级页面上均没有发现托管现象，也没有发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部门审批和备案。
7、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出具的远程勘验工作记录二份，证明公安机关于2014年1月13日22时许至23时许，使用“360安全浏览器”分别进入“中国廉政网”网站和“中国县域网”网站，已对网站进行截屏并保存。
8、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天桥派出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及到案经过，证明公安机关在掌握“被告人高×、薛×、陈×1伙同申×、刘×2等人，从2013年9月开始，诈骗访民江×等多人”的事实后，于2014年1月8日对被告人高×、薛×、陈×1予以刑事传唤，后于同年5月1日将被告人刘×1抓获。
9、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天桥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记录及物证照片，证明民警在抓获被告人高×时，起获并扣押其持有的内容为“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廉政调研中心、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高权常务副主任”的名片五张、“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证一本及“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工作证一本；民警在抓获被告人薛×时，起获并扣押其持有的内容为“上网曝光、代写各类上访材料”名片十三张及“中国综合新闻快报”工作证一本；民警在抓获被告人陈×1时，起获并扣押其持有的内容为“承接法律服务、代理各种疑难案件”的名片和卡片数张。
10、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天桥派出所出具的起获记录及物证照片，证明刘×2于2014年1月8日在本市东城区安定路甲26号内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随即对该地点进行搜查，起获公章九枚、人民币5500元、证件十九本（新闻工作证十一本、新闻记者证一本、新闻采访证五本、健康咨询报工作证一本、中国健康月刊采编证一本）、印有“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台头的空白纸张数十张、证书三张、申通快递单十一张、电脑主机一台及有关上访、督办材料一箱。
11、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预审大队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被告人薛×被羁押后，主动交代了其伙同他人诈骗被害人吕×、刘×3、胡×的事实。
12、被告人薛×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称2013年12月间，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为访民写诉状的“小葛”给陈×1打电话称一叫胡×的访民想上网曝光其上访所涉及的事项，当天自己和陈×1与胡×、“小葛”见了面，陈×1和“小葛”将自己介绍成是在“新闻综合快报”上班的，自己也给胡×出示了“中国综合新闻快报”的工作证，了解到胡×上访涉及的是当地县法院执行局，自己便向胡×称可帮其在15个网站上进行曝光，费用为7500元，自己还向胡×提出还可为其联系发督办函，费用为5000元，后为了能上网曝光，胡×给自己的银行卡内打款10000元，自己将其中的1700元转到了“高权”的银行卡内，由“高权”将胡×上访所涉及的事项在网上曝光，余款被自己、陈×1及“小葛”伙分，为了发督办函的事情，自己带着胡×去了“高权”的办公地点，见到了“高权”和刘×1，此后自己又带着胡×到该办公地点向刘×2交纳了5000元；经过法定程序，被告人薛×对被害人胡×进行了辨认。
13、被告人高×的供述，供称2013年12月间的一天，自己在刘×1的办公室内见到了薛×和胡×，胡×是被薛×带来找刘×1以发函的方式解决其上访涉及事项的，刘×1介绍自己为“高主任”，后薛×将胡×的上访材料交给自己，让自己找15-20个网站进行刊登，并给了自己1700元钱，自己通过网上编辑记者群的群主，将材料放到新闻编辑网上，再进行转发，后自己将网站的网址告诉了薛×。
以上证据取证程序合法，证明内容确实充分，本院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高×、薛×、陈×1、刘×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较大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均应依法予以惩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高×、薛×、陈×1、刘×1犯诈骗罪成立。被告人高×、薛×、陈×1在明知彼此均不具备新闻工作者身份、均不具备为被害人解决上访所涉及事项的资质和能力情况下，仍以相互配合的方式共同对被害人实施诈骗行为，并均参与对诈骗所得款项的分配，上述三名被告人均应对所参与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对被告人高×、薛×、陈×1的当庭辩解，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人高×在明知被告人薛×系在以“用网上新闻报道方式帮助解决上访问题”为名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前提下，仍通过自己的行动对被告人薛×虚构事实的行为予以积极配合，其应与被告人薛×共同对被害人的被骗损失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高×指使同案人员将被害人骗至“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直接或安排他人以“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对被害人实施诈骗行为，其应在共同犯罪的整个过程中承担主要的刑事责任，故对于被告人高×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高×将相关事项通过网络予以曝光的行为不是诈骗行为”及“被告人高×不应对向地方政府发函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薛×所持有的虚假证件中虽未注明“记者”字样，但在被告人陈×1的虚假介绍下，被告人薛×以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被害人面前，并作出了“将相关事项作为新闻素材上网报道可促使该事项得到政府解决”的虚假承诺，上述一系列行为足以使被害人对其职业做出错误判断，并最终导致了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对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薛×并未虚构记者身份”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薛×明知被告人高×、刘×1等人不具备为被害人解决相关问题的资质和能力，其为了从中获取不法利益，仍在被告人高×的要求下，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将被害人骗至“中国县域发展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伙同被告人高×、刘×1等人对被害人继续实施诈骗行为，并导致了被害人再次遭受财产损失，其应与被告人高×、刘×1共同对被害人的被骗损失承担刑事责任，对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薛×并未参与向地方政府发函的诈骗活动”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现被害人陈×2能够清晰地指认被告人薛×对其实施诈骗的方法和手段，该方法和手段与现有证据可证明的被告人薛×长期实施诈骗活动的方法和手段吻合，故应将该被害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对于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薛×并未参与对被害人陈×2的诈骗活动”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公安机关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前，已对各被告人的身份、作案手段、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等情节及部分犯罪事实予以掌握，被告人薛×到案后虽有交代其它诈骗事实的行为，但已不属于“主动到案后的如实供述”，故对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薛×有自首情节”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根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相关辨认笔录，可证实被告人刘×1在擅自设立相关机构后，不仅指使被告人高×等人对被害人实施了诈骗行为，而且还亲自对被害人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其应对被害人江×的被骗事实和被害人胡×的部分被骗事实承担刑事责任，故对其当庭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两点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和采纳。鉴于被告人薛×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有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它诈骗事实的行为，故依法从轻处罚。据此，根据各被告人参与实施诈骗行为的涉案金额，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高×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8日起至2015年4月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8日起至2015年3月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陈×1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8日起至2015年2月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刘×1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5月1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五、在案扣押款项人民币五千五百元，发还被害人江×人民币五百元、发还被害人胡×人民币五千元；随案移送名片三十六张、证件十九本、公章九枚、证书（封皮）三个及申通快递详情单十一张，均予以没收。
六、责令被告人高×、薛×、陈×1退赔人民币二万零五百元，分别发还被害人吕×、刘×3、陈×2、胡×。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程 杰
人民陪审员 戴培英
人民陪审员 赵秀敏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黄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