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桐民初字第42号
原告：戴平。
委托代理人：范顺陆。
被告：舒金松。
委托代理人：黄翔。
原告戴平诉被告舒金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琼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平及其委托代理人范顺陆、被告舒金松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平起诉称：原告戴平系戴奇辉（已去世）的侄子，戴奇辉系去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两岸双通后回杭州，以他人的名义购置了位于杭州市外东山弄28幢202室的房屋居住，生前曾多次向其义女顾凤英表明，死后，由原告戴平继承该房屋。但戴奇辉没有书面遗嘱，且戴奇辉去世后该房屋被他人非法侵占，故原告得知情况后欲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原告委托律师后才知自己并非戴奇辉的法定继承人，故原告先后找到戴奇辉的法定继承人戴仙凤及转继承人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敏、戴良勇。2010年1月24日，原告、顾凤英与戴仙凤签定协议书一份，约定：通过诉讼方式索回该房产，对诉讼中产生的费用由戴仙凤承担40%、顾凤英承担40%、原告戴平承担20%；2010年1月25日，原告、顾凤英依约向律师支付了相关费用，但戴仙凤未履行协议。2010年2月7日经协调，法定继承人戴仙凤与转继承人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签订了一份《遗产分配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该房的售房款扣除费用后按照下列比例分配：赠送顾凤英售房款的55％，赠送戴平售房款的20％；戴仙凤获得售房款12.5％；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获得售房款12.5％；原告及顾凤英均在协议上签字表示接受赠与并承担相关的诉讼费用。被告舒金松受其母亲戴仙凤委托在协议上签字，并与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进行诉讼。原告积极收集证据、出庭作证，最终使案件胜诉。然而，五被告领取房屋售房款后，未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杭州市外东山弄28幢202室房屋的售房款（已扣除相关费用）1108000元转入被告舒金松的账户后，被告舒金松未按《遗产分配协议》进行分配，擅自与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敏、戴良勇对该房款进行了分割，其中被告舒金松取得66万元，应付原告的售房款为139000元。原告起诉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桐庐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该判决已生效且正在强制执行中。但被告舒金松拒绝将受其母亲委托多拿的钱交到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舒金松立即支付原告应得的赠与售房款139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舒金松答辩称：1、被告代为保管的财产是基于其母亲的委托，被告与其母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母亲承担，被告代为保管财产款项是有依据的，该所得是否符合遗产分配协议及是否合法并不影响被告保管。2、被告认为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被告受领并保有上述款项有法律上的原因，被告受领款项是基于其母亲的委托，并不是两原告给付。原告也没有受到损失，原告虽然没有拿到款项，但依据桐庐法院的民事判决，其已经取得了戴仙凤的债权，法院也已经查封了该金额，价值本身没有变化，原告可以向案外人主张，原告不能在执行不到戴仙凤的情况下，将被告告上法庭。被告没有受到利益，其代为保管款项是基于母亲的委托，只有经过其母亲的同意才有权分配。假设被告受到利益，原告受到损失，两者间也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即使本案的收益受损有一定的牵连，两者的法律原因不同，不构成不当得利。3、被告已经将代管的款项交给其母亲处置，被告不承担法律责任。桐庐法院执行干警也对被告作了调查，被告也告知了相应的情况，戴仙凤也承认她对财产作了处置，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戴仙凤本人承担，被告不应对其母亲所做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综上，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举证如下：1、遗产分配协议，证明顾凤英受赠遗产55%，戴平受赠20%，戴仙凤继承12.5%；2、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应得的款项数额；3、执行笔录，证明戴仙凤在执行中说到所有的钱都在被告处；4、执行笔录、银行明细单，证明被告承认他占有了66万遗产的事实。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本案的原告没有完全按该协议履行，其受赠的基础不存在；证据2，该案戴仙凤没有到庭，对该判决中查明的部分事实有异议，被告不予质证；证据3，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只能证明戴仙凤委托被告处理这个事情，被告领取过款项，并不能代表被告占有该款项的事实；证据4，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执行笔录只能证明被告领取过款项，执行干警找被告之前，他保管过该款项，银行明细单只能证明被告领取过上述款项。
被告举证如下：1、公证书，证明戴仙凤已认可诉争的款项交由其自己处理；2、死亡证明书、户籍证明、公证书、协议书，证明原告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被告为案件胜诉做了大量的工作，支出了大量的费用；3、委托代理合同，证明上个案子的诉讼费、保全费均由律师支付，证明原告没有完全按遗产分配协议履行，受赠的前提不存在。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从时间上看是为了应付本案而制作；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均是被告为了继承戴奇辉留在台湾的遗产10万美金而取得，与本案无关；证据3，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和被告提供的证据1，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2，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被告提供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原告系戴奇辉（已去世）的侄子，顾凤英系戴奇辉的义女，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为戴奇辉的法定继承人，其中戴仙凤是被告舒金松的母亲。戴奇辉去世后，其所有的杭州市外东山弄28幢202室房屋被他人非法侵占。原告和顾凤英商议，找到戴奇辉的法定继承人即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由他们出面主张权利。2010年1月24日，原告、顾凤英与戴仙凤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欲通过诉讼方式索回该房产，对在诉讼中所产生费用由戴仙凤承担40%、顾凤英承担40%、戴平承担20%。2010年1月25日，原告和顾凤英依约向律师支付了费用，但戴仙凤未按协议支付费用。2010年2月7日，戴仙凤与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签订了一份《遗产分配协议》，约定：1、外东山弄28幢202室房产委托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出售，售房款首先存入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账户，由该所来执行分配协议，费用从售房款中扣除；2、该房售房款扣除费用后（以下简称售房款）按照下列比例分配：赠送顾凤英售房款的55%；赠送戴平售房款的20%；戴仙凤获得12.5%；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获得12.5%；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均不承担诉讼费用和诉讼风险；5、任何一方违反本约定引发纠纷需支付守约方违约金5万元。同一天，顾凤英在该协议书下方写明：“本人顾凤英，接受上述继承人的委托，负责为他们收集证据、作证、配合律师打官司，承担诉讼相关费用。我同意协议第二条的说法，接受售房款的55%”；戴平在协议书上写明：“本人戴平同意为上面五人处理房子的官司，收集证据，承担官司的相应费用。愿接受房款的20%”。诉讼程序启动后，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与代理律师又重新签订了代理协议，约定风险代理费用提高到30%，只收取差旅费3000元，诉讼费用和风险全由律师承担。最终该案件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胜诉，但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未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原告戴平于2013年9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支付杭州市外东山弄28幢202室房屋售房款1108000元中的20%即221600元及违约金50000元。本院于2013年11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一、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平售房款的20%即221600元；二、驳回戴平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原告于2014年1月9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执行阶段查明的事实，2013年6月24日，被告舒金松代为领取了杭州市外东山弄28幢202室房屋售房款1108000元。之后，被告舒金松和孔良斌对该款项进行了分配，被告舒金松领取了660000元，孔良斌领取了448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款项，已经桐庐县人民法院（2013）杭桐民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确定由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支付。该案已生效，且原告也已申请强制执行。被告舒金松领取和保管售房款是基于其母亲戴仙凤的委托，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戴仙凤是该款项的真正占有人。生效判决已确定案涉款项由戴仙凤、孔贞莲、孔良斌、戴良明、戴良勇支付，现原告再次诉请戴仙凤的受托人返还，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戴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80元，减半收取1540元，由原告戴平承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08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开户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郑 琼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宋红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