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10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允标，男，1969年7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伍伟良、李文海，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铭尧，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肖永明、卢华贵，广东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龙允标因与被上诉人龙铭尧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4）韶曲法民一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曲江区白土镇龙皇洞村民委员会下界山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界山村民小组，有部分村民搬至仙水塘黄屋村和横村新黄屋村）持有曲府林证字（2014）第0800482号《林权证》，该证记载座落在白土镇龙皇洞村委下界山村，小地名为下界山岭，面积6181亩的林地所有权权利人、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下界山村民小组，林种为用材林，四至为：东至石龙空路面双石古窝至石龙空大坑至窝顶，南以山顶倒水为界，西以乌亚笼大坑口至长圳坑至坑尾窝顶为界，北以下山过坑埂至帽石顶中心埂沿火路直至乌亚笼大坑口。2006年12月1日，案外人黄耀兴（承包人，乙方）与下界山村、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简称下界山村民小组，发包人，甲方）签订了一份《山地承包合同》。下界山村民小组将上述《林权证》范围内的下界山岭的一部分山林（名洋塘山，亦称羊塘山，面积约1300亩）提供给黄耀兴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承包山林四至为：东以长坑子外埂坑两水合金沿埂直到山顶与大村山交界，南与洋塘田外坑与大村山交界，西以洋塘山山顶直入白芒坝尾与定洞山交界，北以高领头沿埂直下到官领埂顶与钟屋山白芒坝尾私人山交界（具体范围详见附图红线为准）；承包期30年（2006年12月1日至2036年12月1日）；承包期间，黄耀兴依合同而取得该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及经营权，可自主决定转让，出租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等条件，若黄耀兴将该林地转租或者变更他人使用经营手续时，下界山村民小组应无条件予以配合；黄耀兴承包后，原承包者青苗由黄耀兴与原承包者自行解决，原承包者与村小组合同即时作废；承包山租金30年为15万元；合同不因下界山村民小组组长或代表的变换而影响其效力，不得以其它理由解除合同……。下界山村民小组代表、村民代表31人及黄耀兴均在《山地承包合同》上签名确认，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及白土镇龙皇洞村委亦在合同上盖公章确认。龙铭尧与龙允标是亲兄弟关系，2008年初，为承包林地，通过朋友介绍找到黄耀兴协商。黄耀兴同意以31万元转让自己承包上述洋塘山林地的承包经营权。2008年2月2日，黄耀兴（转让方）与龙允标（受让方）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约定：黄耀兴将于2006年12月1日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龙允标履行，转让价款为31万元，龙允标必须严格按照原《山地承包合同》的条款执行（龙铭尧称其因忙于他事，委托龙允标跟进及办理相关转让事宜，并支付了31万元的转让款给龙允标）。2008年3月2日，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龙皇洞村民委员会书面证明黄耀兴将其承包山岭转让给龙允标承包，该村委会无异议。2009年2月28日，黄耀兴出具收到转让款31万元的《收条》交龙允标收执，下界山村民小组、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在该《收条》上签署“同意转让”意见，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盖上公章确认。2008年2月26日，龙铭尧、龙允标与下界山村代表黄宗凤、仙水塘黄屋村代表黄彩联、横村新黄屋村代表黄宗美一起到韶关市曲江区白土法律服务所签订了一份《山地承包合同》，因该合同是承接此前黄耀兴签订的合同，合同内容完全一致，签订时间仍旧沿用了黄耀兴签订合同时的时间2006年12月1日，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仍为2006年12月1日至2036年12月1日。甲方村民代表签名，并盖上下界山村民小组与仙水塘黄屋村民小组的公章，横村新黄屋村民小组在合同附件林地图上盖章。乙方签名为龙铭尧，韶关市曲江区白土法律服务所在鉴证单位一栏中盖章，并于2008年5月31日对上述《山地承包合同》作出曲白法见字（2008）19号《见证书》。该《见证书》上记载：甲方为下界山、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合称下界山自然村）；三村代表人为黄宗凤、黄彩联、黄宗美；乙方龙铭尧；内容为“兹证明曲江区白土镇下界山、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合称下界山自然村）与龙铭尧于2006年12月1日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属实”。龙铭尧承包涉案山林后，前期至2009年6月份的管理工作主要是由龙铭尧委托龙允标管理。龙允标管理期间又聘请了舒爱钦、黄宗凤、吴东明等人做炼山、种树、施肥、割草、补苗等事务，工资及相关费用支出由龙允标报龙铭尧后，由龙铭尧通过银行转账给龙允标，再由龙允标代为支付工资及相关费用，共计转账约104万元，龙允标承认收取了上述款项，但辩称与龙铭尧有其他的生意往来，却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2009年（没有写日期，龙铭尧认为是2009年6月份，龙允标认为是2009年年底），龙铭尧、龙允标对此前管理事务及开支作了统计和结算，并列出一份《2008－2009年度下界山统计表》，统计表得出2008－2009年下界山总支出64.579万元，未付38.7万元，总计支出102.379万元。龙允标在统计表右下方经办人处签名，统计表原件交由龙铭尧保管。此后，龙铭尧除让龙允标协助清理相关开支及费用外，不再委托龙允标管理。龙铭尧继续沿用此前聘用人员做涉案林地的相关事务外，龙铭尧2009年7月底起还增聘了唐大海看管涉案林地，工资及相关费用支出亦由龙铭尧直接支付相关人员，或将款付给舒爱钦、唐大海，再委托舒爱钦、唐大海代为支付。期间，龙铭尧发现龙允标以其个人名义于2008年2月2日与黄耀兴签订了一份《林地转让协议书》，且事后一直对龙铭尧隐瞒，龙铭尧遂于2013年12月12日以其被龙允标诈骗为由向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区分局白土派出所报案，称：2008年龙铭尧欲承包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龙皇洞村下界山（洋塘山）山头，龙铭尧出资31万元委托龙允标与当时承包人黄耀兴办理相关转让事宜，龙允标私自以自己的名义与黄耀兴签订了该山头转让合同，并在事后一直对龙铭尧隐瞒实情。白土派出所就该案对龙铭尧、龙允标及被雇请的管理山林人员舒爱钦、唐大海及下界山村民小组、仙水塘黄屋村和横村黄屋村三个村民组长进行调查询问，形成相关书面笔录。2013年12月25日，在白土派出所干警陈子凌的主持下及蓝树辉（龙允标认为是其包车司机）在场见证下，龙铭尧与龙允标达成《和解协议书》，内容为：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龙皇洞村委下界山，地名洋塘山（即涉案山林，归仙水塘黄屋、横村新黄屋、下界山三村共同所有）山权、林权归龙铭尧所有；2、龙铭尧自愿放弃追究龙允标的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3、龙铭尧、龙允标对此协议表示无异议。陈子凌作为主持人，蓝树辉作为见证人，龙铭尧、龙允标作为当事人均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名确认，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区分局白土派出所作为调解机关亦盖公章予以确认。
另查明：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区分局白土派出所于2013年12月25日对龙允标询问时，其述称：在白土法律服务所签合同时，在白土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龙允标、龙铭尧、黄彩彪等人在白土法律服务所签了名，不过当时签的是龙铭尧的名字，理由是龙铭尧说他的资产比龙允标的多，两兄弟又一起做生意，不如签他的名字，以后的事情都好办点，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同意了；龙允标与龙铭尧在白土承包的山头不只洋塘山，两人总共承包了3个山头，还有一个是只付了定金，龙铭尧在这几个山头总共出资约220万元，龙允标出多少就没有算，龙铭尧不知道龙允标与黄耀兴签订转让协议书，白土林业站看过资料后，告诉我说承包合同和转让协议书上的承包人名字不同，存在异议，不能拿到砍伐证，要我们理清归属权后才能砍山头上的树；（当龙允标被问到：你对此事有何看法时，龙允标答）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该山是我弟弟龙铭尧承包，是有我弟弟龙铭尧投资的，我不会再对该山地的山权有异议。龙允标在该《询问笔录》上手写“以上笔录本人看过，与我所说一样”意见并签名和签署“13年12月25日”。
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区分局白土派出所于2013年12月25日对下界山村代表黄宗凤调查询问，黄宗凤述称：2008年我是下界山村的村长，黄彩彪来告诉我说黄耀兴把山头转让给龙老板……2008年当时合同上的承包人是龙铭尧，我想龙老板指的就是龙铭尧。
2014年5月7日，龙铭尧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称：2008年，龙铭尧欲取得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龙皇洞村下界山（地名洋塘山、面积1000多亩）的山林承包经营权，遂委托龙允标与当时的承包人黄耀兴及原发包方下界山村民小组办理相关转让事宜。2008年2月，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并办理了见证，同时于2009年委托龙允标支付转让款31万元给黄耀兴。可龙允标却以自己的名义与黄耀兴签订了该山林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且事后一直对龙铭尧隐瞒。2013年12月份龙铭尧发现后，向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区分局白土派出所报警，白土派出所传唤龙铭尧、龙允标了解情况，并在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龙允标在《和解协议书》中确认上述山林承包经营权为龙铭尧所有。然而，在龙铭尧向相关部门办理林权证时，龙允标却予以阻拦。因此，龙铭尧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请求原审法院依法判令：确认下界山村民小组的地名为洋塘山（具体四至范围以《山地承包合同》的四至及附图红线为准，面积1000多亩）的山林承包经营权归龙铭尧所有；判决龙允标赔偿龙铭尧经济损失20万元；诉讼费由龙允标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二、龙允标应否赔偿龙铭尧经济损失的问题。一、关于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从双方提供的相关合同看，龙允标提供的《林地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08年2月2日。龙铭尧提供的在韶关市曲江区白土法律服务所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等签订的合同《山地承包合同》，签订时间是2008年2月26日。龙铭尧及黄耀兴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等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均约定乙方承包后，原承包者青苗由乙方（新承包者）与原承包者自行解决，原承包者与村小组合同即时作废。这说明在涉案林地再转包的程序上，是后承包者与原承包者先自行解决转让事宜，双方达成协议后，村小组再与后承包者签订承包合同，之后原承包者与村小组合同即时作废。因此，后承包者应当先与前承包者黄耀兴双方达成协议自行解决相关事宜后，下界山村民小组才会与后承包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下界山村民小组与龙铭尧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后，该村小组此前与黄耀兴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即时终止作废。据此，龙铭尧主张委托龙允标与前承包者黄耀兴处理转让事宜，然后下界山村民小组才与龙铭尧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符合合同约定和逻辑。龙铭尧在白土法律服务所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时，龙允标亦在场，龙允标应当知道并已知道该《山地承包合同》的相关内容和承包转让事项与黄耀兴之前签署的《山地承包合同》条款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但当时及此后几年，并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亦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这说明龙允标对龙铭尧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效力及合法性均是认可的。黄耀兴收受了转让款，退出林地经营，交由龙铭尧经营，表明黄耀兴应当知道自己此前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等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合同终止作废，在此后六年多至今亦从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亦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这说明前承包者黄耀兴一直以来对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效力及合法性均是认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虽然龙允标提供了一份与黄耀兴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但龙允标和黄耀兴均未对此后龙允标参与的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提出过任何异议，亦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表明龙允标实际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黄耀兴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该《林地转让协议书》实际直接约束的是委托人龙铭尧和第三人黄耀兴。即合同权利义务人是龙铭尧。同时，林地所有权人下界山村民小组与龙铭尧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龙允标辩称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无效，涉案山地的承包权应归其所有的主张，理由不充足，证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从签订合同后的经营情况来看，龙允标主张由其本人经营管理涉案林地，但提供的大部分收据、收条等支付凭证均发生在2008年起至2009年6月份期间，此后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龙允标在继续经营管理，且其承认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就没有参与管理了。相反，龙铭尧提供的收据、收条及调取的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2008年起至2009年6月份后龙铭尧对涉案林地均有支付费用及管理，同时龙铭尧于2010年还向下界山村民小组预付洋塘山租金，通过舒爱钦向村民支付补偿款，通过银行转款和发放工资、购买林木综合保险等，证明龙铭尧对涉案林地经营的连续性，一直延续至今。且龙铭尧、龙允标均向该院提供了一份《2008－2009年度下界山统计表》，统计表得出2008－2009年下界山总支出64.579万元，未付38.7万元，总计支出102.379万元。此总计支出与龙铭尧2008年5月至2009年6月期间向龙允标汇款总金额104万元基本吻合。龙允标在统计表右下方经办人处签名，统计表原件在龙铭尧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因此，向受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是受托人的义务，该《2008－2009年度下界山统计表》应视为龙允标按照龙铭尧的委托，报告涉案林地的相关管理事项及结果。因此，龙铭尧主张其与龙允标之间是委托关系，龙允标是龙铭尧的受托人，该统计表是委托龙允标管理期间开支的结算报告，较符合逻辑，龙铭尧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龙允标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对龙铭尧提交的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龙铭尧诉请确认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该院予以支持。此外，关于龙允标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撤销《和解协议书》之诉为由，提出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该院认为，该《和解协议书》并非本案唯一定案依据，龙允标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不予采纳。二、关于龙允标是否赔偿龙铭尧经济损失问题。龙铭尧在举证期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相关经济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龙铭尧主张要求龙允标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2014）韶曲法民一初字第408号民事判决：一、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龙皇洞村委下界山村民小组的地名为洋塘山（具体四至范围以与发包方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的四至及附图红线为准，面积约1300亩）的山林承包经营权归龙铭尧所有。二、驳回龙铭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0元（已减半收取），由龙铭尧负担2150元，由龙允标负担2300元。
龙允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归龙铭尧所有，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涉案的《和解协议书》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据此，龙允标将龙铭尧诉至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涉案的《和解协议书》，案号为（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l080号，目前该案还在审理当中，关于本案所涉《和解协议书》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应当以（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l080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龙允标要求原审法院中止对本案的审理，但原审法院仍继续审理并在（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l080号案尚未审结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规定，程序违法。二、龙允标依法享有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1、2006年l2月1日，黄耀兴与下界山村、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签订《山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第三条“承包期间，乙方依本合同而取得该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及经营权，可自主决定转让”，明确约定由黄耀兴取得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并可自主决定转让等。黄耀兴将涉案山林转让给龙允标，具有合同依据。2、2008年2月2日，龙允标与黄耀兴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黄耀兴将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龙允标，龙允标依法取得了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2009年2月28日，龙允标依约将转让款项31万元支付给黄耀兴，黄耀兴出具了收条，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亦在该收条盖章确认同意转让。也即龙允标通过与黄耀兴签订合同取得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属合法有效，并且该合同也实际履行。3、根据龙允标提交的证据显示，龙允标从黄耀兴手中接手涉案山林之后，雇佣了舒爱钦等人，并依法办理了野外用火证，先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涉案山林进行了经营和管理的事实。其中2008年-2009年，龙允标就投入一百多万元用于支付清山、树苗、肥料、运费及工人工资、修路等费用。三、龙铭尧对涉案林地不具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1、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署的关于涉案山林的《山地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下界山村民小组将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又发包给龙铭尧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2006年l2月1日，下界山村、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与黄耀兴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由黄耀兴取得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该合同属合法有效，且在履行当中。但是，2006年12月1日，下界山村民小组在明知已将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已发包给黄耀兴的情况下，又与龙铭尧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将涉案山林的承包经营权发包给龙铭尧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其次，关于涉案山林承包经营权履行的合同依据是黄耀兴与下界山村、仙水塘黄屋村、横村新黄屋村签订《山地承包合同》、龙允标与黄耀兴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而非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署的关于涉案山林的《山地承包合同》。2、韶关市曲江区白土法律服务所针对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署的《山地承包合同》所作的见证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根据《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有限制地开展见证工作的通知》“第三、办理见证事项的各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及法律行为标的物必须是在法律服务所所在乡镇辖区范围。合同或协议的见证，在合同或协议的内容、标的、履行期限上要从严掌握，其履行期一般在三年以内，标的款一般在五万元以下”，该《山地承包合同》的租金总额为210000元，己超出基层法律服务所可以见证的合同范围，该法律服务所的见证违反了司法部这一规定，属无效的。其次，见证的时间应当是法律行为发生之时，而该法律服务所见证的合同订立时间是2006年12月1日，见证时间却是2008年5月31日，因此，该见证不能作为认定该《山地承包合同》订立的有效及合法性的依据。四、没有证据证明龙铭尧曾就涉案山林的承包事宜委托龙允标办理。龙铭尧一直主张曾委托龙允标办理涉案山林的承包事宜并委托龙允标与黄耀兴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龙铭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事实上，龙允标从未接受过龙铭尧的委托办理涉案林地的相关事宜，龙允标签订涉案的《林地转让协议书》是龙允标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龙铭尧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仅依据黄耀兴、龙允标未对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提出过异议，便认定龙允标是受龙铭尧的委托签订该《林地转让议书》，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涉案《和解协议书》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013年12月12日，龙铭尧向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白土派出所报案，控告龙允标诈骗。2013年l2月24日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区分局立案侦查（案号：韶公曲立字（2013）04040号）。2013年12月25号，白土派出所所长陈志凌指派干警将龙允标传唤到派出所，明确告知龙允标，公安机关已将龙铭尧对龙允标的控告作为诈骗罪刑事立案侦查，并作了笔录。尔后，陈志凌在龙铭尧未在场的情况下，拿出事先打印好的、由龙铭尧签名摁手印的《和解协议书》，交给龙允标签署，并称如不签署则不能离开派出所，人为捏造龙铭尧出资31万元委托龙允标与承包人黄耀兴办理韶关曲江洋塘山山头转让事宜、洋塘山山权、林权归龙允标所有的事实。迫于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龙允标违背自己的意愿，在该《和解协议书》上签字，才得以脱离人身限制。因此，龙允标认为，龙允标与龙铭尧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属民事纠纷，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白土派出所所长陈志凌强行介入该经济纠纷、在公安机关内强迫龙允标调解并出具调解书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公安部的有关规定，是无效的，龙允标在此情况下被迫签署《和解协议书》的行为，并非龙允标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归龙铭尧所有，属认定事错误，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龙铭尧对龙允标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龙铭尧负担。
龙铭尧答辩称：一、龙允标请求中止审理的申请等一系列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本案的审理，原审判决驳回龙允标的中止申请程序合法。龙铭尧向原审法院提起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之诉，龙允标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是撤销之诉。两案的案由不同，没有实质的关联性。龙铭尧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多组，除《和解协议书》外，还有《山地承包合同》、《见证书》、派出所相关调查材料，承包涉案林地的费用对帐单等。《和解协议书》只是龙铭尧提交的众多证据之一，并非唯一证据。法院可依据并综合多组证据查明本案事实，并依法处理。因《和解协议书》并非本案的唯一判案依据，不符合“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中止诉讼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驳回龙允标的中止审理申请程序合法。龙允标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上诉、请求中止审理的申请等一系列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本案的审理，使龙铭尧的权利受到更大的损害。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争议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龙铭尧是不争的事实。1、从龙允标与龙铭尧双方在一审提供的相关的《林地转让协议书》和《山地承包合同》看，第六条均约定乙方承包后，原承包者青苗由乙方（新承包者）与原承包者自行解决，原承包者与村小组合同即时作废。这说明在涉案林地再转包的程序上，是后承包者与原承包者先自行解决转让事宜，双方达成协议后，村小组再与后承包者签订承包合同，之后原承包者与村小组合同即时作废。因此，后承包者应当先与前承包者黄耀兴双方达成协议自行解决相关事宜后，下界山村民小组才会与后承包者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下界山村民小组与龙铭尧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后，村小组此前与黄耀兴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即时终止作废。据此，龙铭尧事先委托龙允标与前承包者黄耀兴处理转让事宜，然后下界山村民小组才与龙铭尧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符合合同约定和逻辑。龙允标与龙铭尧一起去与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时，龙允标亦在场，龙允标应当知道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的相关内容和承包转让事项与黄耀兴与之前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条款内容完全一致的。在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当时和此后几年，龙允标并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亦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这说明龙允标对龙铭尧签订《山地承包合同》效力和的合法性均是认可的。作为前承包者黄耀兴收受了转让款，退出林地经营，交由后承包者经营，表明黄耀兴应当知道自己此前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等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终止作废。在此后六年多至今亦从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亦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这说明前承包者黄耀兴一直以来对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效力和的合法性均是认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即使龙允标与黄耀兴真的签订了《林地转让协议书》，龙允标和黄耀兴均未对紧跟此后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提出过任何异议，亦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表明龙允标实际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黄耀兴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该《林地转让协议书》实际直接约束的是委托人龙铭尧和第三人黄耀兴。即承继转让后合同权利和义务的人是龙铭尧。同时，林地所有权人下界山村民小组与龙铭尧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龙允标辩称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无效、不合法，涉案山地应该归龙允标所有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从签订合同后的经营情况来看，龙允标主张由其本人经营管理涉案林地，但提供的大部分收据、收条等支付凭证均发生在2008年起至2009年6月份期问，此后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龙允标在继续经营管理，且龙允标承认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就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了。相反，龙铭尧提供的收据、收条及调取派出所笔录等证据证明，2008年起至2009年6月份后，龙铭尧对涉案林地均有支付费用和管理。同时，龙铭尧还继续向下界山村民小组预付洋塘山租金，通过舒爱钦向村民支付补偿款，通过银行转款和发放工资、购买林木综合保险等，证明龙铭尧对涉案林地经营的连续性，一直延续至今。且龙铭尧、龙允标均向法院提供的“2008-2009年度下界山统计表》，统计表得出2008-2009年下界山总支出64.579万元，未付38.7万元，总计支出102.379万元。此总计支出与龙铭尧于2008年5月至2009年6月期间向龙允标汇款总金额104万元基本吻合。龙允标在统计表右方经办人签名处签名，统计表原件在龙铭尧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根据上述规定，向受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是受托人的义务，且该《2008-2009年度下界山统计表》的原件在龙铭尧方，充分证明这是龙允标向龙铭尧履行报告义务。因此，龙铭尧主张与龙允标之间是委托关系，龙允标是龙铭尧的受托人，该统计表是委托龙允标管理期间开支的双方结算报告，符合法律规定和逻辑。可见，龙铭尧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龙允标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龙铭尧是涉案林地的真实经营权属者，龙允标只是受托管理人员，这才是事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龙允标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尽快作出处理，驳回龙允标的上诉请求。
在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间，龙允标以龙铭尧为被告于2014年7月15日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龙允标与龙铭尧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属民事纠纷，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白土派出所所长陈志凌强行介入经济纠纷，强迫龙允标签订《和解协议书》，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的规定，诉请撤销龙允标与龙铭尧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该案经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公安机关对龙铭尧报案龙允标诈骗一事进行立案并询问龙允标，并非越权干预经济纠纷，而龙允标确认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上的签名及“以上笔录本人看过与我所说一样”为龙允标本人所写，龙允标陈述其没有看《询问笔录》上的内容而直接签名，这显然与其在笔录上确认的内容不一致，对于龙允标该陈述不予采信。龙允标在《询问笔录》中请求公安机关对其与龙铭尧的纠纷予以调解并不追究龙铭尧责任，公安机关在此情况下主持调解龙允标与龙铭尧之间的纠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龙允标认为公安机关强迫其与龙铭尧调解，但没有对其受强迫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龙允标要求撤销其与龙铭尧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080号民事判决，驳回龙允标的诉讼请求。龙允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该案尚未作出二审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龙允标在二审中上诉意见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龙允标提出中止审理本案的理由是否成立。龙允标提出，本案所涉《和解协议书》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应当以（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l080号案二审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要求中止对本案的审理。本院认为，《和解协议书》不是本案唯一定案依据，龙允标申请中止审理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二、涉案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龙允标提供的其与黄耀兴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08年2月2日，龙铭尧提供其在韶关市曲江区白土法律服务所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签订时间是2008年2月26日。龙铭尧及黄耀兴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等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均约定后承包者承包后，原承包者青苗由后承包者与原承包者自行解决，原承包者与村小组合同即时作废。这说明在涉案林地再转包的程序上，是后承包者与原承包者先自行解决转让事宜，双方达成协议后，村小组再与后承包者签订承包合同，之后原承包者与村小组合同即时作废。因此，后承包者应当先与前承包者黄耀兴双方达成协议自行解决相关事宜后，下界山村民小组才会与后承包者签订《山地承包合同》，下界山村民小组与龙铭尧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后，该村小组此前与黄耀兴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即时终止作废。据此，龙铭尧主张委托龙允标与前承包者黄耀兴处理转让事宜，然后下界山村民小组才与龙铭尧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符合合同约定和逻辑。龙铭尧在白土法律服务所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时，龙允标亦在场，龙允标知道该《山地承包合同》的相关内容和承包转让事项与其与黄耀兴之前签署的《林地转让协议书》条款内容基本一致，但当时及此后几年，并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亦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这说明龙允标对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等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效力及合法性均是认可的。黄耀兴收受了转让款，退出林地经营，交由龙铭尧经营，表明黄耀兴应当知道自己此前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合同终止作废，在此后六年多至今从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亦未主张过任何权利，这说明原承包者黄耀兴亦对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效力及合法性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虽然龙允标提供了其与黄耀兴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但龙允标和黄耀兴均未对此后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提出过任何异议，龙允标甚至还参加了该合同的签订（但未用龙允标的名义），表明龙允标实际是受托人，但其没有以委托人龙铭尧的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与黄耀兴签订了《林地转让协议书》，该《林地转让协议书》实际直接约束的是委托人龙铭尧和黄耀兴，即合同权利义务人是龙铭尧，这从龙允标在白土派出所自认“龙铭尧不知道龙允标与黄耀兴签订转让协议书”（表明龙允标故意不告诉龙铭尧未用龙铭尧的名义与黄耀兴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及“该山是我弟弟龙铭尧承包，是有我弟弟龙铭尧投资的，我不会再对该山地的山权有异议”的陈述和龙允标与龙铭尧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白土镇龙皇洞村委下界山，地名洋塘山（即涉案山林，归仙水塘黄屋、横村新黄屋、下界山三村共同所有）山权、林权归龙铭尧所有；龙铭尧自愿放弃追究龙允标的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龙铭尧、龙允标对此协议表示无异议”的内容亦可以得到印证。
从签订合同后的经营情况来看，龙允标主张由其本人经营管理涉案林地，但提供的大部分收据、收条等支付凭证均发生在2008年起至2009年6月份期间，此后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龙允标在继续经营管理，且其承认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就没有参与管理了。相反，龙铭尧提供的收据、收条及调取的白土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2008年起至2009年6月份后龙铭尧对涉案林地均有支付费用及管理，同时龙铭尧于2010年还向下界山村民小组预付洋塘山租金，通过舒爱钦向村民支付补偿款，通过银行转款和发放工资、购买林木综合保险等，证明龙铭尧对涉案林地经营的连续性，一直延续至今。且龙铭尧、龙允标提供的《2008－2009年度下界山统计表》可知2008－2009年下界山总支出64.579万元，未付38.7万元，总计支出102.379万元。此总计支出与龙铭尧于2008年5月至2009年6月期间向龙允标汇款总金额104万元基本吻合。龙允标在统计表右下方经办人处签名，统计表原件在龙铭尧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的规定，向受托人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是受托人的义务，该《2008－2009年度下界山统计表》应视为龙允标按照龙铭尧的委托，报告涉案林地的相关管理事项及结果。因此，龙铭尧主张其与龙允标之间是委托关系，龙允标是龙铭尧的受托人，该统计表是委托龙允标管理期间开支的结算报告，较符合逻辑。
另一方面，即使龙允标与龙铭尧之间不是受委托或委托的关系，龙允标是作为独立的承包者与黄耀兴签订合同，从签订合同的时间顺序来看，龙允标与黄耀兴于2008年2月2日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于2008年2月26日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即龙允标是前承包者，龙铭尧是后承包者，依据《林地转让协议书》中“黄耀兴将于2006年12月1日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龙允标履行”及2006年12月1日黄耀兴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和2008年2月26日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第六条均有后承包者承包后，原承包者青苗由后承包者与原承包者自行解决，原承包者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的合同即时作废的约定，原承包者龙允标与黄耀兴于2008年2月2日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相当于原承包者龙允标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故在后承包者龙铭尧与下界山村民小组签订《山地承包合同》后，龙允标与黄耀兴于2008年2月2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书》亦应即时作废。
综上所述，下界山村民小组与龙铭尧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龙允标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龙允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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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韩文锋
代理审判员 邓小华
代理审判员 邹征衡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