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82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1，男，2013年4月15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唐×2（唐×1之母），女，1986年12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男，1982年12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董建国（董×之父），男，1955年12月6日出生。
上诉人唐×1因与被上诉人董×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6839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
唐×1在一审中起诉称：2010年3月，唐×2与董×相识并共同生活，于2013年4月15日生育一子唐×1。孩子出生后，董×逃避抚养义务，故唐×1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董×向唐×1支付抚养费、医疗费。
一审法院向董×送达起诉状后，董×在法定答辩期内向一审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其事实与理由为：董×的住所地即户籍所在地为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其在北京市只是短期工作，无户籍，租住于北京市丰台区×××1009室。因无法在北京市工作已退租并于2014年2月22日离开北京市。请求将本案移送至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唐×1法定代理人唐×2提供的据以证实董×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居住证明系在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东铁匠营派出所备案的董×与北京华梦家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梦家联经纪公司）签订的承租北京市丰台区×××1009室的房屋租赁合同。经一审法院向华梦家联经纪公司调查核实，董×在华梦家联经纪公司曾租过房子，因与人发生纠纷已于2014年2月19日退租。本案于2014年4月3日立案，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本案应由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综上，一审法院裁定：董×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至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处理。
唐×1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一、唐×1法定代理人唐×2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东铁匠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中载明：“经东铁匠营派出所民警与华梦家联经纪公司了解：承租人董×（男，1982年12月7日生人户籍地：……）签约住房为：北京市丰台区×××1009室。该人分别于2012年12月28日到2013年8月22日、2013年8月23日至2014年8月24日与华梦家联经纪公司签订了承租房屋租赁合同（备案证明编号：4343）。经民警核实，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该《证明》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2月26日。也就是说民警证明在2014年2月26日证明出具当日董×仍在此居住。如果董×在这天已经退房不在此居住了，华梦家联经纪公司在收取了董×的违约金并将剩余的房租退还给董×的情况下，在民警向华梦家联经纪公司了解情况时，华梦家联经纪公司应当会向民警进行说明。
二、董×提供的《收据》却显示董×退租房屋的时间为2014年2月19日，即在民警前往调查的7日以前已经退房不在此居住了。东铁匠营派出所的证明与董×提供的收据这两份证明存在明显的冲突。东铁匠营派出所是国家的法定机关，在履行了法定的调查程序后在权力范围内出具的证明应具有更强的证明效力。董×提供的收据虽然也具有证明的效力，但是华梦家联经纪公司在派出所前往调查时所陈述的事实与董×提供的收据所证明的事实明显冲突，基于此，对该收据的证明效力应当存疑，其证明效力不应当得到确认。另外，收据下面的手写字体：“2014年2月19日被告人已于2月19日退租丰台区政馨家园三区6号楼1009室”，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不知道是谁写的是什么时候写的，法院也没有进行调查核实。既然称谓是“被告人”，那么唐×1推断应当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写的，但是收据作为证据，法院的工作人员应当很清楚，不可能会在证据上进行任何的添加或更改；若是董×所写，其应当不会称自己为被告人，所以这排手写字体让人比较疑惑。
三、在一审法院所做的《谈话笔录》中，没有对马文晶的身份证号、职务进行说明，也没附上马文晶的工牌，无法确认被谈话人是否是华梦家联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另外，唐×1注意到，马文晶也是在收据上交款人一栏签名的人。虽然法院所作的《谈话笔录》上马文晶的证言可与董×提供的收据相互印证，但是马文晶的证言存在与收据同样的疑点，没有解决。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同样没有解决为什么华梦家联经纪公司在派出所前往核实情况时不对董×已经退房这一在先发生的事实进行陈述这一疑点，而只是对董×提供的收据所证明的内容进行了机械的询问，且被询问人马文晶也是在收据交款人一栏签名的人，与董×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效力也不应得到确认。所以《谈话笔录》本身就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另外，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在证据形式上也存在瑕疵。《谈话笔录》是对马文晶本人进行的了解，是法院依职权对案件事实进行的调查了解，而不是华梦家联经纪公司出具的文件，其上却加盖了华梦家联经纪公司的公章。唐×1的法定代理人唐×2在立案后几日便接到一审法院的电话，以本案案由存在问题为由要求唐×1撤诉，后因当事人坚持才未撤诉。一审法院又依职权作出了一个《谈话笔录》。一审法院在已知董×提供的收据存在不合理的疑点，且证明的效力明显不足以与东铁匠营派出所的证明相对抗的情况下，主动依职权作出《谈话笔录》是否有偏向董×之嫌，唐×1也不得而知。所以唐×1对《谈话笔录》的合法性本身也是存在质疑的。
综上所述，董×提供的收据因为存在无法解释的疑点不能起到证明的作用，而一审法院所作的《谈话笔录》是对收据内容的简单机械重复，而且马文晶在《谈话笔录》中的证言涉嫌自己为自己做证，所以其证明效力也不应得到确认。东铁匠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合理性，是国家的有权机关在职权范围内经过对待证事实进行核实后所作出的证明，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其证明效力应当得到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有关“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在唐×1提起诉讼时董×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丰台区×××1009室，所以本案应当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管辖。据此，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本案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
董×对于唐×的上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因抚养费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根据有关一般地域管辖的法律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经向华梦家联经纪公司调查核实，同时结合董×提交的退租收据，综合认定董×已于2014年2月19日退租，有事实依据。唐×1的法定代理人唐×2对于董×提交的退租收据以及一审法院调查核实结果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其主张上述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调查结果不具有证明效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唐×1的法定代理人唐×2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2014年4月3日其向一审法院提起一审诉讼时，董×在北京市丰台区×××1009室连续居住1年以上，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至董×户籍所在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处理并无不当。唐×关于本案应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一审裁定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胡 君
审 判 员 赵 楚
代理审判员 李 琴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