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7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红（曾用名刘春宏），＊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新营，＊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五周。
上诉人刘春红为与被上诉人张新营、李五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22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刘春红及其委托代理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3月1日，刘春红与李五周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成立上海亚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朋公司），在工商注册时，李五周先期使用其爱人即张新营的姓名作为股东，以后视情况变更；双方共出资人民币107万元，即李五周52万元，占43%的股份，李五周以技术入股，占10%的股份，李五周共占53%的股份，刘春红出资55万元，占47%的股份；如出于公司业务需要，需增加新股东时，由双方协商出让股份；李五周负责公司全部管理等工作，刘春红负责公司财务工作，公司产品的注册、销售工作由双方协商完成；公司现有存货应清点后记录在册，由专员管理，在产品注册证申请成功前，若有现货出售，暂按厂价300-350元结算，此货款应记录在账，作为公共费用……。
2005年8月13日，张新营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兹委托李五周全权代理亚朋公司的一切�营业务（包括经营收支业务、公司原始凭证审核、签字业务等）。该委托书落款处注明“法人：张新营”。同日，刘春红（作为受让方）与张新营（作为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就亚朋公司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张新营转让给刘春红47%股份，刘春红同意接受，双方协商确定47%股份作价为55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刘春红受让上述股份后，由新股东会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
2005年8月15日，李五周向刘春红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刘春宏股金款贰拾柒万壹仟零伍拾伍元陆角整（271，055.60元）”。
2005年9月1日，亚朋公司注册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由张新营、案外人王某某组成，其中张新营的出资额为90万元，王某某的出资额为1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张新营担任。此后，�股权转让和增资，至2008年7月16日，亚朋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300万元，张新营不再担任亚朋公司的股东。在亚朋公司股权变更过程中未涉及到刘春红，刘春红未记载于亚朋公司的股东名册。
2006年4月23日，李五周向刘春红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今取走原始凭证壹佰玖拾伍张（195张），共计费用贰拾捌万柒仟零玖拾壹元柒角捌分（287，091.78元）整”。
2009年9月16日，原审法院曾受理刘春红起诉亚朋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案号为（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7029号，刘春红诉请确认其系亚朋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47%。刘春红在该案中陈述其向亚朋公司出资金额为487，092.38元，2006年4月23日证明中的287，091.78元包括了2005年8月15日收条中的71，055.60元。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春红与张新营、李五周的协议分别签订于2005年3月1日、2005年8月13日，此时亚朋公司尚未成立，张新营、李五周均非亚朋公司的股东，张新营向刘春红转让股权的前提并不存在。此外，无证据表明刘春红曾参与亚朋公司的验资、设立等过程，刘春红未通过缴纳出资的方式成为亚朋公司股东。亚朋公司于2005年9月1日设立后，股东由张新营、案外人王某某组成，张新营如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但在亚朋公司成立后，张新营与刘春红未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证据表明亚朋公司曾就张新营与刘春红之间的转让股权事宜召开过股东会。此后，亚朋公司的股权经多次变更，张新营已不再担任亚朋公司股东，现刘春红要求依据其与张新营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其持有自张新营处受让而来的亚朋公司47%股权无事实依据。综上，刘春红未通过受让股权或其他方式取得亚朋公司的股东身份，刘春红要求确认其为亚朋公司股东的诉讼主张�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故判决驳回刘春红的诉讼请求。刘春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1月20日作出（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刘春红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0年11月5日作出（2010）沪高民二（商）申字第225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2014年6月26日刘春红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请求判令张新营、李五周共同向其返还投资款558，147.38元及承担利息损失（以271，055.60为本金，自2005年8月15日起，以287，091.78元为本金，自2006年4月23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原审审理中，刘春红陈述，2005年8月15日收条中的出资款是刘春红陆续支付的，用于亚朋公司的装修、注册、购买设备等，其中还包括了2005年2月28日由刘春红的儿子刘新代刘春红转账�款至李五周名下的20万元；2006年4月23日的证明中记载的款项是在2005年8月15日之后由刘春红陆续支付的，用于发放工资、支付差旅费用等，刘春红在亚朋公司处担任财务，2006年4月23日的证明出具后不久，李五周收走刘春红所持财务章等，刘春红被迫离开亚朋公司。张新营、李五周陈述，李五周是收到过刘春红的儿子刘新支付的20万元，但该款并非刘春红所称的投资款，张新营曾经营一家公司（上海文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刘新有业务上的往来，且张新营与刘新就该公司谈过股权转让事宜，故该20万元系刘新与李五周之间的业务往来款及股权转让款，现相关的业务往来合同及转让协议已无从查找。
原审法院认为，刘春红曾依据与张新营、李五周于2005年3月1日、2005年8月13日签订的协议，向原审法院主张确认其系亚朋公司的股东，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刘春红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故判决驳回刘春红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根据生效判决，刘春红与张新营、李五周于2005年3月1日、2005年8月13日签订的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张新营、李五周理应返还收取刘春红的相应款项。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春红为证明其已向张新营、李五周支付投资款总计558，147.38元，提交了2005年8月15日的收条及2006年4月23日的证明。张新营、李五周抗辩称，李五周出具2005年8月15日的收条时仅凭刘春红单方报账，实际未收到这么多款项，2006年4月23日的证明也仅指收到原始凭证，而非钱款。原审法院认为，2005年8月15日的收条记载的收款金额是明确的，且涉及金额较大，�五周在签字确认收款金额前理应查实及审核，李五周称其未经核实、仅凭刘春红单方报账即确认金额，不符常理，李五周应承担其签字的法律后果。同时，刘春红也就该收条提交了金额为20万元（时间为2005年2月28日）的银行存款凭条及其儿子刘新出具的代付投资款证明予以佐证。因该款项支付时间与2005年3月1日的协议书签订时间仅相隔一天，张新营、李五周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否定该存款行为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原审法院对2005年8月15日的收条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并由此认定李五周收取刘春红款项271，055.60元的事实。就刘春红提交的2006年4月23日的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该份证据从形式上看并非收款凭证，从内容上看，李五周仅表示取走原始凭证195张，原始凭证所涉金额为287，091.78元，并无收到刘春红投资款的意思表示。另，刘春红陈述其曾担任亚朋公司的财务，故由刘春红持有亚朋公司的相关原始凭证，并在离开公司前移交给李五周，亦符常理。加之，刘春红未能提供该287，091.78元均由其支付的付款凭证，同时，刘春红在原审法院（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7029号案件中称其出资金额为487，092.38元，刘春红就其出资金额存在前后陈述不一。原审法院认为，刘春红提交的该份证明并无法证明刘春红另出资287，091.78元的事实，原审法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结合张新营出具委托书及其与刘春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张新营、李五周应共同承担返还刘春红271，055.60元的责任。刘春红诉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原审法院认为，刘春红及张新营、李五周均系自然人，应比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利息起算日期可从出具收条次日（即2005年8月16日）起算。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新营、李五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春红款项271，055.60元；二、张新营、李五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刘春红利息（以271，055.60元为本金，自2005年8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81元，减半收取计6，190.50元，由刘春红负担3，000元，张新营、李五周负担3，190.50元。
原审判决后，刘春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其曾先后两次向李五周交付投资款558，147.38元，与双方投资合同约定其应投资额55万元是一致的，且李五周、张新�对其已经履行合同投资义务从未提出异议。二、其在本案中主张的两次投资总额与其在股权确认纠纷诉讼中所陈述的投资总额不一致，系事出有因，但与双方投资合同规定的其应投资额相接近，且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不应否认其交付287，091.78元投资额的事实。三、张新营、李五周在注册成立公司时抽逃出资，故在此期间，公司的设立运营费用的支出均是其按双方投资合同约定的其应投资额陆续垫付的。其作为公司的会计，保存自己出资款的支付票据，再以此为凭向张新营、李五周换取出资手续，张新营、李五周经核实，确认支付票据的张数、面额之后，向其签具收据证明，是符合常理的。因此，刘春红认为，原判未认定其于2006年4月23日向张新营、李五周交付287，091.78元投资款的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张新营、李五周共同答辩认为，刘春红主张的2006年4月23日证明载明的287，091.78元是对票据的重复计算。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春红为证明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一份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于2010年4月13日对李五周所作的询问笔录，张新营、李五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询问笔录是针对案外人投资款的去向所作的笔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张新营、李五周未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鉴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关于271，055.60元的判决均不持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本案二审的争议在于李五周于2006年4月23日向刘春红出具的证明中所载的287，091.78元是不是刘春红向李五周交付的投资�。第一，从该证明所载内容反映，李五周收到的是刘春红向其交付的金额为287，091.78元的195张原始凭证，而非287，091.78元钱款。第二，在刘春红担任亚朋公司会计期间，李五周分别于2005年8月15日出具过一份收条、于2006年4月23日出具过一份证明，2005年8月15日收条明确载明收到的款项为刘春红所交股金款，而2006年4月23日证明上不仅未载明款项性质，且仅表明双方交接的是原始凭证，这两份材料上所载内容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刘春红作为公司的会计，具备专业的财务知识，对此应有明确的认知，但刘春红在收到李五周出具的2006年4月23日收条时并未提出过异议，由此亦证明该两份材料所要记载的内容性质是不一致的。第三，刘春红在已生效的案件中明确的出资金额与本案诉请的金额不一致，且在已生效的案件中，刘春红还曾表示2006年4月23日证明中包括2005年8月15日收�中的71，055.60元。虽然刘春红表示其在已生效的案件中的陈述是其为胜诉将错就错所作的陈述，但是，本院认为，当事人在已生效案件中已自认的事实在本案中可直接予以确认，若刘春红欲推翻其在已生效的案件中的陈述，刘春红必须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但刘春红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本院认为，刘春红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06元，由上诉人刘春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清
代理审判员 陆文芳
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吴娟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