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嘉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邺城路19号B座。
法定代表人：杨如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东，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金雷，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128号紫鑫中华广场4幢2单元1805室。
法定代表人：张一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宏明，安徽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同月，男，196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益秀，女，196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无为县。
上诉人嘉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谢同月、赵益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5民初7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嘉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东、聂金雷，被上诉人鸿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宏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谢同月、赵益秀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嘉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嘉盛公司与被告鸿泰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虽然具备了借款合同的主要条款，但内容显示为双方对借款关系的追认，载明的还款时间与逾期调息时间存在明显不一致，且缺少签约时间”的认定明显错误。⒈《合作协议》虽然没有落款时间，但是《合作协议》中的内容能够印证该协议签订于2013年下半年。《合作协议》首部约定：“甲方（即嘉盛公司）持有乙方（即鸿泰公司）鼓楼区江东路宁鼓他项（2012）第0008号他项权证”；第一条又约定：“甲方将他项权证归还乙方，并协助乙方办理该土地的解押手续。”；第二条紧接着约定：“乙方承诺在2014年1月28日之前提前归还1000万元本息及前期已归还2000万元的利息。”结合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于2014年1月21日被注销的事实，可以认定《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在2014年1月21日之前。《合作协议》第二条提及“前期已归还2000万元”，该2000万元是昊禾公司代嘉盛公司向鸿泰公司出借的2000万元，经三借三还，鸿泰公司最后一次还款是在2013年6月9日，据此可以判断《合作协议》形成于鸿泰公司归还昊禾公司2000万元之后。因此，应当认定《合作协议》形成于2013年6月9日之后，2014年1月28日之前。⒉《合作协议》第四条确实约定了“如2012年1月28日乙方未归还借款本息”，与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乙方承诺在2014年1月28日之前归还1000万元”不一致。但是《合作协议》中提及“甲方持有乙方鼓楼区江东路宁鼓他项（2012）第0008号他项权证”，该他项权证系在2012年6月12日形成，可见《合作协议》形成于2012年6月12日之后，由此可以认定协议第4条中的“2012”属于笔误，应为“2014”。⒊鸿泰公司按约应于2014年3月11日前偿还借款,《合作协议》中记载的“乙方（鸿泰公司）承诺在2014年1月28日之前提前归还1000万本息”，与双方约定的借款归还时间吻合，印证了鸿泰公司向嘉盛公司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二）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嘉盛公司为实际出借人。《合作协议》中载明“目前乙方（鸿泰公司）向甲方（嘉盛公司）借款1000万元”，以及“乙方承诺在2014年1月28日之前提前归还1000万本息及前期已归还2000万元的利息”，能够证明系嘉盛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且嘉盛公司实际交付了1000万元借款。南京市建邺区贝金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贝金公司）出具的《证明》，明确表示四笔贷款由嘉盛公司委托贝金公司代为支付，认可嘉盛公司为实际出借人；谢同月以及赵益秀出具《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贷款的声明》，也认可嘉盛公司为实际出借人。鸿泰公司股东会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决议，确认谢同月向贝金公司借款800万元为公司债务，在公司财产中优先支付归还。该800万元对应的就是嘉盛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三）鸿泰公司为实际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义务。⒈嘉盛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系之前借款的延续。2011年3月15日，贝金公司与吴和平、季桂华、刘小飞、郭圣昌、吴道云五人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五人分别从贝金公司处借款200万元，总计1000万元，期限至2012年3月15日。前述五人均由鸿泰公司指定，实际借款人均为鸿泰公司，鸿泰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亦能对此予以印证。上述借款到期后，鸿泰公司又指定吴和平、郭圣昌、李怀荣、王善仙四人与贝金公司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单笔借款金额调整为250万元，借款总额还是1000万元，期限至2013年3月16日。该笔借款到期后，贝金公司又与前述四人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发放了1000万元借款。每次借款到期，鸿泰公司均通过“过桥”资金归还借款，次日，嘉盛公司再借出。实质仍是续贷。⒉《合作协议》记载“目前乙方（鸿泰公司）向甲方（嘉盛公司）借款1000万元”，证明鸿泰公司系本案的借款人。谢同月、赵益秀出具的《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贷款的声明》亦够证明鸿泰公司系借款人。2015年2月3日，鸿泰公司还曾通过吴和平、郭圣昌、李怀荣、王善仙的银行卡归还2014年11月21日到2015年2月20日期间的借款利息。（四）一审查明的事实有误。嘉盛公司按照鸿泰公司的要求，将借款1000万元分别付至四个自然人银行卡账户，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鸿泰公司有无实际使用该借款，不影响借款交付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鸿泰公司未实际收到该笔借款，与事实不符。《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贷款的声明》系2014年8月谢同月、赵益秀到贝金公司协商归还借款时，在贝金公司的办公室出具，谢同月是鸿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鸿泰公司出具声明，鸿泰公司对此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鸿泰公司于2017年5月9日提交了谢同月出具的《特别声明》，此时整个诉讼程序已经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的一审，谢同月的声明明显不合理，其陈述的不是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以谢同月先后作出数份书面声明、承诺为由，对嘉盛公司提交的《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贷款的声明》不予采信，存在错误。另外，一审法院故意回避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发回重审的民事裁定书中确定需查明的问题，没有查清本案事实。
鸿泰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公正。（一）嘉盛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本身不能作为与鸿泰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使用。该合作协议没有落款时间，也不能证明贝金公司借给吴和平等四个自然人1000万元与嘉盛公司主张的借款有任何关联。贝金公司是独立法人，专门从事小额贷款业务，其与嘉盛公司也不是母子公司关系。借款人不是鸿泰公司，而是吴和平等四个自然人。一审中，嘉盛公司认可1000万元借款由吴和平等四个自然人转给谢同月个人，鸿泰公司未收到借款。宁鼓他项（2012）第0008号他项权证与《合作协议》无任何关联性，与贝金公司借给吴和平等四个自然人1000万元更没有关联性。（二）如果鸿泰公司与嘉盛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就应当将土地证原件交给嘉盛公司，而土地证原件一直在鸿泰公司，说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嘉盛公司虽称借款系委托贝金公司支付，但没有提供委托支付的凭证，一审未采信嘉盛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嘉盛公司称其与鸿泰公司发生多次借贷关系，但事实上鸿泰公司是与昊禾公司发生借贷关系，反而证明嘉盛公司所称的鸿泰公司委托吴和平等四人借款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三）谢同月出具的《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借款的声明》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该声明系谢同月在2015年1月23日之后出具，此时谢同月已不是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鸿泰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此后，谢同月又出具《特别说明》，表示其是在嘉盛公司打印好的文件上签字，事实上是其委托郭圣昌等四人向贝金公司借了1000万元并归还了200万元。2015年2月16日鸿泰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决议，能够印证鸿泰公司只是为谢同月向贝金公司借款提供担保，并非鸿泰公司向贝金公司借款。（四）谢同月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当驳回嘉盛公司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谢同月、赵益秀二审中未发表意见。
嘉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令鸿泰公司归还借款本金8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年息16.2%，自2015年3月10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⒉判令谢同月、赵益秀承担连带责任;⒊鸿泰公司、谢同月、赵益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盛公司与鸿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载明：目前鸿泰公司向嘉盛公司借款1000万元，嘉盛公司持有鸿泰公司（2012）第0008号他项权证，双方协议嘉盛公司将他项权证归还鸿泰公司并协助其办理该土地的解押手续，鸿泰公司承诺在2014年1月28日之前提前归还1000万元本息及前期已归还2000万元的利息，在本息未还之前，追加谢同月夫妇个人无限责任担保，如2012年1月28日鸿泰公司未归还借款本息，嘉盛公司有权将借款年利率调整为30%，并将鼓楼区江东路土地证原件抵押在嘉盛公司。协议落款处分别盖有嘉盛公司及杨如军印章、鸿泰公司印章及谢同月签名。合作协议未注明签订日期。谢同月还以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出具《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贷款的声明》。声明主要内容是：鸿泰公司于2013年3月以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的名义在嘉盛集团分别借款250万元，年利率为16.2%，借款期限一年，借款本金共计1000万元；鸿泰公司声明，该1000万元借款实为鸿泰公司和嘉盛集团签订的借款协议、合作协议项下3000万元借款中的1000万元；以上四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用款人均为鸿泰公司，与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无关；借款合同等文件由鸿泰公司委托其员工（股东谢道银、会计周雯）代签，合同条款中所有借款人的权利及义务均由鸿泰公司享有和承担；以上四笔借款操作中由嘉盛集团委托其子公司贝金公司分别支付至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银行卡，最终实为鸿泰公司使用（上述另2000万元嘉盛集团委托昊禾公司代付给鸿泰公司）；该四笔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及相关费用均由鸿泰公司向嘉盛公司承担责任或由贝金公司代收。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同月偕夫人赵益秀自愿为上述所有主、从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时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2年。谢同月以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作为声明人签名确认，谢同月、赵益秀还在担保人一栏签名确认。该声明未加盖鸿泰公司印章及注明签订日期。
2013年3月8日、10日和11日,借款人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分别与贝金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均为250万元，期限均不超过12个月。借款250万元分别汇入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等四人的银行卡中。
2010年7月22日，昊禾公司委托工行山西路支行向鸿泰公司出借2000万元，三方签订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借款期限自2010年7月23日至2010年9月22日；同年8月3日，昊禾公司与鸿泰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昊禾公司调拨其自有资金2000万元委托工行山西路支行贷款给鸿泰公司；同年8月5日工行山西路支行发放贷款准贷证，向鸿泰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2010年9月21日鸿泰公司归还借款2000万元。2010年7月29日嘉盛公司向昊禾公司转款2000万元，同年9月30日、10月20日嘉盛公司分别收到昊禾公司转款1000万元。
2010年10月12日，昊禾公司再次委托工行山西路支行向鸿泰公司出借2000万元，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的期限为12个月，自2010年10月12日起至2011年10月11日止；同年10月18日，昊禾公司与鸿泰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昊禾公司调拨其自有资金2000万元委托工行山西路支行向鸿泰公司发放贷款；同年10月20日工行山西路支行发放贷款准贷证，向借款人鸿泰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2011年10月11日，鸿泰公司向昊禾公司归还借款2000万元。2010年10月18日，嘉盛公司向昊禾公司转款2000万元，2011年10月12日昊禾公司向嘉盛公司转款2000万元。
2011年10月11日，嘉盛公司通过银行向鸿泰公司转款700万元，收据上载明收款事由为“往来”；同年10月18日，昊禾公司分两笔向鸿泰公司转款1300万元，收据上载明事由为“往来”，2013年6月9日鸿泰公司向昊禾公司还款2000万元。
2015年6月24日，贝金公司出具《证明》，称鸿泰公司于2013年3月分别以郭圣昌等四人名义在嘉盛公司借款250万元，年利率为16.2%，借款本金共计1000万元；借款系嘉盛公司委托贝金公司代为支付，实际债权人为嘉盛公司。
一审中，鸿泰公司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⒈2017年5月4日谢同月出具的《特别声明》，内容为谢同月出具《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贷款的声明》时已不担任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吴和平、郭圣昌等四人向贝金公司借款1000万元为谢同月个人债务，归还的200万元本金及部分利息系由谢同月个人支付;《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贷款的声明》系由嘉盛公司事先打印后要求谢同月签名，谢同月承诺愿意归还800万元借款本息。⒉2017年4月17日《南京鸿泰房产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撤销2015年2月16日股东会决议中为谢同月向贝金公司借款800万元及利息提供担保的债务为公司债务，在公司财产中优先支付归还”。嘉盛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一审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向交通银行奥体支行调取了郭圣昌、吴和平的银行卡资金流水，该流水显示：2013年3月8日，贝金公司账户向郭圣昌、吴和平名下的银行卡分别转入250万元，同日，上述两张银行卡又分别汇入贝金公司账户各251.8万元，交易类型为消费。对此，2017年6月14日贝金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前期借款情况说明》，内容为:2011年鸿泰公司向嘉盛公司借款3000万元，其中2000万元通过昊禾公司发放，另1000万元委托贝金公司发放;2011年3月15日贝金公司分别与吴和平、季桂花、刘小飞、郭圣昌、吴道云五人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上述五人分别向贝金公司借款200万元，期限一年，鸿泰公司、谢同月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2年3月13日，贝金公司与郭圣昌、吴和平、李怀荣分别签订借款合同，上述三人分别借款250万元，期限为2012年3月16日至2013年3月16日;同日，贝金公司与王善仙签订借款合同，王善仙借款250万元，期限为2012年3月19日至2013年3月19日。借款均打入上述四人在交通银行奥体支行的银行卡。嘉盛公司代理人出具书面回复的内容为，郭圣昌等四人于2012年3月曾向贝金公司借款各250万元，借款到期后，郭圣昌、吴和平归还了借款本息，李怀荣、王善仙未归还;2013年3月8日郭圣昌、吴和平再次向贝金公司借款各250万元，在款项发放至两人银行卡后被直接扣划至贝金公司，用以归还李怀荣、王善仙的欠款。2013年3月11日贝金公司又分别向李怀荣、王善仙支付借款各250万元。对上述解释，嘉盛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2017年6月12日，贝金公司委托副总经理王薇就郭圣昌等四人向贝金公司借款的情况到一审法院作出陈述。王薇称，嘉盛公司是贝金公司的大股东，贝金公司接受嘉盛公司的口头指令借款给鸿泰公司，经与谢同月协商，变通为向郭圣昌等四人提供借款的方式。在与郭圣昌等四人当面签订借款合同后，贝金公司将款项分别汇入四个人的银行卡，银行卡由贝金公司保管，每月通过POS机刷卡的方式扣除利息。后嘉盛公司要求提前收回借款，但贝金公司只收回了200万元本金及部分利息。谢同月向贝金公司出具承诺，表示鸿泰公司对欠款认账，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张一龙也来过贝金公司，认可鸿泰公司对贝金公司的欠款。对郭圣昌等四人的欠款，贝金公司不会当做坏账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嘉盛公司与鸿泰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虽然具备了借款合同的主要条款，但内容显示为双方对借款关系的追认，载明的还款时间与逾期调息时间存在明显不一致，且缺少签约时间，故对该借款关系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存在对应的借款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均属本案的审理范围。嘉盛公司主张鸿泰公司归还借款本金800万元及利息，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谢同月出具的声明及贝金公司与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等四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贝金公司向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给付借款及收取利息的银行凭证、《南京鸿泰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议》等证据，用以证明其与鸿泰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并履行了借款义务，对鸿泰公司享有合法的债权。因鸿泰公司提出从未向嘉盛公司借款1000万元，故本案中嘉盛公司与鸿泰公司的主要分歧在于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嘉盛公司主张1000万元的借款系委托贝金公司代付，即贝金公司为代付款人，但根据嘉盛公司提交的贝金公司与郭圣昌等四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贝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前期借款情况说明》等证据可以确认：嘉盛公司并未实际向贝金公司付款1000万元；贝金公司认可与郭圣昌等四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并根据借款合同向郭圣昌等四人名下的银行卡分别汇入250万元；贝金公司仍主张郭圣昌等四人目前尚欠8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贝金公司未放弃或转让对郭圣昌等四人享有的债权。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虽然嘉盛公司为贝金公司的控股股东，但两者均为独立的法人，因贝金公司以自己名义与郭圣昌等四人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实际履行，故嘉盛公司与贝金公司并未产生代付款的事实;贝金公司在不违反金融监管规定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向郭圣昌等四人出借1000万元，并不能必然产生嘉盛公司向鸿泰公司已履行了出借义务并对鸿泰公司拥有800万元本金及利息债权的后果。嘉盛公司主张鸿泰公司为郭圣昌等四人所借1000万元的实际使用人，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所调查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谢同月或鸿泰公司实际收到了1000万元借款，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谢同月就案涉1000万元借款的事实先后作出了数份书面声明、承诺等，内容相互矛盾，故对其所陈述的事实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嘉盛公司主张鸿泰公司偿还借款800万元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主债权债务未能确认，故对嘉盛公司要求谢同月、赵益秀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嘉盛公司对鸿泰公司、谢同月、赵益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2800元，由嘉盛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嘉盛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2011年3月15日贝金公司分别与吴和平、季桂花、刘小飞、郭圣昌、吴道云签订的《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及对应的借据、2012年3月13日贝金公司分别与郭圣昌、吴和平、李怀荣、王善仙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对应的借据，以证明2011年3月15日鸿泰公司向嘉盛公司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到期后双方签订了2012年3月13日的借款合同，借新还旧，2012年3月13日的合同到期后再次借新还旧，案涉1000万元系鸿泰公司为偿还2012年3月13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向嘉盛公司所借的款项；鸿泰公司为2011年3月15日《个人担保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提供担保，与贝金公司签订前述借款合同的自然人均系鸿泰公司指定，鸿泰公司是实际借款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鸿泰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30日，嘉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对法院询问的回复》，内容包括：自2011年起，鸿泰公司向嘉盛公司借款中的1000万元由贝金公司发放。由于当时的政策禁止小贷公司向房地产公司放贷，鸿泰公司指定吴和平、季桂花、刘小飞、郭圣昌、吴道云五名自然人，以该五人名义于2011年3月15日与贝金公司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总计1000万元。贝金公司于2011年3月15日放款。2012年3月13日，鸿泰公司无力偿还前述借款，提出借款转贷，指定郭圣昌、吴和平、李怀荣、王善仙四人与贝金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总计1000万元。2013年3月7日，鸿泰公司派人以现金解款单的方式归还贝金公司5033750元，包括两笔还款，每笔偿还本金250万元、利息16875元，所注款项来源为郭圣昌、吴和平。由于鸿泰公司只筹措到500万元，贝金公司于2013年3月8日向郭圣昌、吴和平各发放250万元贷款后，又于当日分别从郭圣昌、吴和平银行卡上，将李怀荣、王善仙应当归还的借款本息扣划至贝金公司。2013年3月11日，贝金公司分别向李怀荣、王善仙放款250万元。
除上述事实外，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鸿泰公司为嘉盛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南京玄武支行借款，以其名下位于南京市××江东路的土地提供抵押担保，于2012年6月12日设定抵押登记，他项权证证号为宁鼓（2012）00008号。2014年1月21日，该抵押登记被中国农业银行南京玄武支行申请注销。
2015年1月23日，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谢同月变更为张一龙。2015年2月16日，鸿泰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决议内容包括：经股东会确认，鸿泰公司为谢同月向贝金公司借款800万元及利息提供担保的债务为公司债务，在公司财产中优先支付归还。二审中，鸿泰公司认可该股东会决议中“谢同月向贝金公司借款800万元”是指2013年3月8日至11日贝金公司分别与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四人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
上述事实，有嘉盛公司一审中提供的《查询结果状况一览表》、鸿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2015年2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为证。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2013年3月8日至11日贝金公司分别与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四人签订借款合同并交付总计1000万元的款项，是否系基于嘉盛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
本院认为，关于嘉盛公司与鸿泰公司之间《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及该协议的性质问题。虽然该协议上未记载签约日期，但根据该协议中“嘉盛公司持有宁鼓（2012）00008号他项权证”的记载，结合宁鼓（2012）00008号他项权证于2012年6月12日抵押登记之后形成的事实，该协议应当签订于2012年6月12日之后。《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鸿泰公司）承诺在2014年1月28日之前提前归还1000万元本息及前期已归还2000万元的利息”，嘉盛公司主张该条约定的“前期已归还2000万元”是指鸿泰公司于2013年6月9日向案外人昊禾公司给付的2000万元，虽然鸿泰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未能对此约定作出合理解释，且昊禾公司亦认可该款项系鸿泰公司偿还嘉盛公司以昊禾公司名义出借的2000万元，故本院对嘉盛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合作协议》的前述内容，该协议应当签订于2013年6月9日之后，2014年1月28日之前。2013年3月8日至11日，贝金公司分别与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四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每人向贝金公司借款250万元，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3月5日、3月11日。嘉盛公司主张《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的鸿泰公司“承诺在2014年1月28日提前归还1000万元本息”中的“1000万元”系指前述贝金公司与四名自然人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鸿泰公司在《合作协议》中承诺提前归还的1000万元，与前述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相互对应，其虽对嘉盛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但未能对此约定作出合理解释，且贝金公司亦认可前述借款合同项下的1000万元借款系嘉盛公司以贝金公司名义出借，故本院对嘉盛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合作协议》应当系鸿泰公司对前述借款的确认并承诺提前还款。依据《合作协议》签订的时间及内容，结合鸿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谢同月曾以鸿泰公司名义向嘉盛公司出具《关于鸿泰公司在嘉盛集团贷款的声明》，确认鸿泰公司于2013年3月以郭圣昌、吴和平、王善仙、李怀荣的名义向嘉盛公司分别借款250万元，该1000万元的借款人、用款人均为鸿泰公司，以及鸿泰公司股东会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决议，确认前述借款对应的债务为鸿泰公司债务，在公司财产中优先支付归还，嘉盛公司关于前述10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嘉盛公司、借款人是鸿泰公司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鸿泰公司以及谢同月、赵益秀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嘉盛公司与鸿泰公司存在借贷合意，且已向鸿泰公司交付了1000万元，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鸿泰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嘉盛公司自认鸿泰公司已返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其主张鸿泰公司应归还借款本金80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如2012年1月28日乙方（鸿泰公司）未归还借款本息，甲方（嘉盛公司）有权将借款年利率调整为30%，并将鼓楼区江东路土地证原件抵押在甲方”，根据该条及《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内容及先后顺序，结合《合作协议》系在2013年6月9日之后签订的事实，该条约定的“2012年”应属笔误，应为“2014年”。根据《合作协议》第四条，嘉盛公司与鸿泰公司约定的逾期利率超过年利率24%，其主张鸿泰公司应自2015年3月10日起按年利率16.2%支付逾期利息，未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利率上限，本院予以支持。谢同月、赵益秀为鸿泰公司借款1000万元向嘉盛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应按约承担保证责任。嘉盛公司主张谢同月、赵益秀应对嘉盛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谢同月、赵益秀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鸿泰公司追偿。
关于鸿泰公司提出的因谢同月涉嫌非法集资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本案中，虽然谢同月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但其并非案涉借贷关系的借款人，鸿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故本院对其提出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嘉盛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5民初7531号民事判决。
二、南京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嘉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借款8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3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6.2%计算）。
三、谢同月、赵益秀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南京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谢同月、赵益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南京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2800元，由南京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南京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晗庆
审判员 张殿美
审判员 李 剑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汤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