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8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生，男，汉族，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代理人黄锐，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翔，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朝升，男，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粉燕，女，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轶，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谢洁娜，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生因与被上诉人朱朝升、李粉燕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2年4月24日，李建生（甲方）与朱朝升（乙方）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座落于x50829.96平方米，仓库2592平方米和办公楼第一层约296.1平方米以及员工宿舍楼672平方米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租用出租租赁物的期限为5年，即自2012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止。甲方将租赁物出租给乙方作工业生产用途使用。出租的租赁物税后月租金人民币45万元整，乙方应于每月28日前向甲方交付租金。本合同规定允许保证金担保。甲方交付租赁物时，可向乙方收取两个月租金数额的租赁保证金，即人民币90万元整。乙方拖欠租金，应向甲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金额为拖欠日乘以月租金的5‰。
（二）、2012年4月24日，李建生签名确认了一份《补充租赁协议》，内容为从2012年5月1日起优惠两个月租金，优惠后租金为每月人民币35万元，到2012年8月1日起恢复合同正常租金每月45万元收取。2013年3月24日，李建生（甲方）与朱朝升（乙方）又签订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一、甲方将座落于x50829.96平方米、仓库2592平方米和办公楼第一层约296.1平方米以及员工宿舍楼672平方米出租给乙方使用。二、自2013年3月31日至2013年7月31日止，出租的租赁物税后月租金调整为人民币30万元整；2013年7月31日起，出租的租赁物税后月租金人民币45万元整；乙方应于每月15日前向甲方交付租金。
（三）2013年12月4日李建生提供给朱朝升一份“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朱朝升在该表承租方处签名，表中表明两个月押金人民币90万元、2012年5月至6月每月租金35万元、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每月租金30万元已经付给李建生妻子农行的卡中，2013年7月至12月应收回租金每月30万元。朱朝升主张2013年6月之前的租金已经付清，李建生则主张没有付清，表格中只是注明已付的金额。李建生主张表格中2013年7月至12月应收回租金每月30万元，是财务人员没有看合同的情况下所出现的错误，朱朝升则主张2013年7月至12月双方协商一致的标准为每月30万元。
（四）2014年1月3日，李建生（甲方）与朱朝升（乙方）又签订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约定就x50829.96平方米为、仓库2592平方米和办公楼第一层约296.1平方米以及员工宿舍楼672平方米出租给乙方使用相关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作如下补充协议：1、租赁物出租给乙方使用及乙方同意租赁期限终止于2014年1月5日；2、乙方拖欠甲方的租金应于2014年3月30日前还清；3、2014年1月30日前，乙方应把乙方的货物清理搬出租赁物。
（五）2014年1月3日，李建生（甲方）与陈某快（乙方）、朱朝升（丙方）又签订一份《经营补充协议二》，约定，1、丙方同意与甲、乙方解除公司经营协议书。丙方经营公司的期限终止于2014年1月5日。2、丙方应在2014年1月10日前把公司法人变更为乙方。3、丙方自经营公司之日起至2014年1月5日止，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丙方承担。丙方经营公司期间造成的经营、法律责任全部由丙方承担。乙方陈某快未在《经营补充协议二》落款处签字。
（六）朱朝升和李粉燕系夫妻关系。朱朝升支付给李建生的部分租金是通过李粉燕的银行账户转账至李建生妻子温某的银行账户。
以上事实有《厂房租赁合同》、《补充租赁协议》、《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经营补充协议二》等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在卷佐证。
李建生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朱朝升、李粉燕向李建生支付拖欠租金人民币327.5万元；2、朱朝升、李粉燕自2014年3月31日起，至足额支付拖欠租金之日止，按拖欠租金每日千分之五的比率向李建生支付拖欠租金滞纳金（暂计至2014年10月15日为人民币3258625元）；3、诉讼费用由朱朝升、李粉燕承担。李建生在庭审后，书面确认朱朝升、李粉燕提交的证据一，并将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减少20万元，即向李建生支付拖欠租金人民币307.5万元；诉讼请求第二项请求的滞纳金核减为人民币3059625元。
原审法院认为，李建生和朱朝升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朱朝升租用李建生的涉案房产，并向李建生支付房屋租金，双方构成租赁合同关系。朱朝升主张双方是合作关系，而非租赁关系，其主要的证据是2014年1月3日的《经营补充协议二》，但该协议约定的深安达公司的解除及变更的相关事项，并不影响本案双方的租赁关系，朱朝升的这一主张，证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朱朝升尚欠李建生多少租金？2、李粉燕是否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李建生与朱朝升在《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物税后月租金人民币45万元整。后双方又签订协议，分别约定2012年5月、6月优惠后租金为每月人民币35万元，自2013年3月31日至2013年7月31日止，出租的租赁物税后月租金调整为人民币30万元整。在李建生提供给朱朝升的“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中，显示在2013年5月及之前，朱朝升均为当月支付租金，而朱朝升在2013年11月27日支付的租金人民币30万元，将其列入了2013年6月应支付的租金，这说明李建生认可朱朝升在2013年6月之前按照“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中的金额已将租金支付；表中另外注明2013年7月至2013年12月应收回的租金为每月30万元。这份“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应当认为系李建生、朱朝升对于应交及未交租金的一次对账，李建生列明了朱朝升已交和未交的租金数额，朱朝升签名予以确认，双方经协商对已交和欠缴租金的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建生主张除了双方签订的协议优惠租金外，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月45万元支付每月租金，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朱朝升尚欠李建生的租金为人民币180万元，扣除朱朝升向李建生缴纳的保证金人民币90万元，朱朝升截止2013年12月31日尚欠李建生人民币90万元尚未偿还。李建生和朱朝升约定于2014年1月5日终止租赁期限，朱朝升应当向李建生支付2014年1月1日至1月5日的租金人民币75000元（450000元÷30天×5天）。李建生请求朱朝升向李建生支付拖欠租金人民币307.5万元，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李建生与朱朝升、李粉燕在《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拖欠租金，应向李建生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金额为拖欠日乘以月租金的5‰，该滞纳金为违约金性质，比例约定过高，原审法院予以调整，酌定为拖欠租金应当按照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李建生支付违约金。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朱朝升、李粉燕在婚姻存续期间，朱朝升拖欠李建生的租金，且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从李粉燕的账户向李建生支付租金，李粉燕主张对朱朝升的经营毫不知情，对此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并且李粉燕也不能证明该经营行为与家庭生活无任何的关系，故以此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粉燕应当对上述朱朝升的债务共同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朱朝升、李粉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建生支付所拖欠的租金人民币975000元。二、朱朝升、李粉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建生支付所拖欠的租金人民币975000元的违约金（违约金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4年3月31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三、驳回李建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768元，由李建生负担24805元，由朱朝升、李粉燕负担3963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朱朝升、李粉燕负担。
上诉人李建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对（2014）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的租金数额进行改判，判令朱朝升、李粉燕支付拖欠租金人民币307.5万元；2、对上述判决第二项进行改判，判令朱朝升、李粉燕支付拖欠租金的违约金676500元（按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以本金307.5万元为计算标的，从2014年3月31日暂计至2015年2月1日）；3、一、二审上诉费由朱朝升、李粉燕承担。
上诉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变更，均严谨地以合同或协议形式作出明确约定，因此，不存在原审判决对双方约定租金数额变化所判定的推理性“事实”。涉案双方当事人就涉案租赁权利义务性关系于2012年4月24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后，至2014年1月3日签订《经营补充协议二》的一年多时间内，对涉及权利义务的变更或补充事项先后签署了包括《补充租赁协议》、《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书》、《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在内的五份合同或协议文书。其中，针对涉及合同权利义务主要事项的租金数额变更，先后两次采用《补充租赁协议》、《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书面方式进行明确的确认，对于租金数额和缴交期限的变更均做出了明确清晰的专门性约定。由此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在履约期间对于合同租金数额这一主要权利义务性约定的任何变化或变更，均采取了审慎、严谨的态度并持之以清楚无误的形式合法性、专业性措施。其法律效力毫无疑问。
二、原审判决对租金“变更”的推理性判定不符合案件事实，且无逻辑性支持，应予纠正。2013年12月4日，朱朝升在李建生财务人员提供的《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上签名，从此份文书的标题“收租金一览表”（而非“对账表”或“收、欠租金一览表”）中即可显见此份文书的目的，是将李建生已收取被李粉燕支付的朱朝升承租租金进行统计，交由朱朝升（合同义务人）进行确认。而原审判决显然未充分考量如上述的履约期间双方当事人对租金数额进行调整所采取的严谨的合同化形式性变更的一贯事实，也未考量到由于合同付款义务人朱朝升与实际付款人李粉燕之间存在付款主体差异，李建生具有提供“收租金”一览表供朱朝升确认付款账目必要性的客观情形，错误地推导出双方之间对差异达三分之一降幅（月租金差异达15万元之巨）的租金“经协商对已交和欠缴租金达成了一致意见”的判定，必应改判。
被上诉人朱朝升当庭答辩称，一、双方之间名为租赁实为合作，朱朝升实际上是将应付的报酬以租金的形式支付。在合作过程中因李建生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全部义务，因此，双方协商降低报酬的支付金额，这就是后来李建生主动减租为30万元的背景和基础。因为如果真的是租赁关系，在租赁合同期限内出租人不会无端调低租金的标准，只有由于双方是合作经营的背景，李建生提交给法庭的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中明确降低了租金收费标准，则有其合理性和高度的可信度。而且，该一览表是李建生制作好亲自交给朱朝升签字确认的，更体现了李建生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建生应当很清楚双方早就以实际的履约行为变更了原来的书面约定。二、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实际上是双方对租金支付情况的对帐及最终的结算意见。在这张表格中清楚的显示出朱朝升每月均支付了租金，而且在2013年11月27日付的30万元也列入了6月份的帐目，表中的应收回租金的栏目里均为空白，可见李建生认可朱朝升已将2013年6月之前的租金全部付清并无拖欠，在2013年7月到12月的应收回租金的栏目中注明每个月应收租金是30万元，合计180万元，这是李建生确定朱朝升所欠付的金额。李建生认为这张表是其财务人员没有看合同而导致的错误，但其在此表签名后的一个月即2014年1月3日又和朱朝升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二，在该协议中完全有机会修改变更，但该协议并未提及欠款的金额。并且，一览表下方注明了一句话“所欠租金款在2013年12月10日前付清”，这就相当于双方结算后的欠款明细，与补充协议二中所述的拖欠的租金相互对应，指的是一览表中明确的90万元，而非307万元。三、李建生主张违约金应按照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粉燕当庭答辩称，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可知，朱朝升在此次诉讼中只有损失没有获利，也就谈不上收益用于家庭共同开支，事实上李粉燕对朱朝升与李建生之间的合作经营事务完全不知情，也没有享受合作所带来的收益，更未参与共同经营，而李建生上诉状第二页倒数第二行“由于合同付款义务人朱朝升与实际付款人李粉燕之间存在付款主体差异”的表述也充分说明李建生也不认为李粉燕是涉诉纠纷的债务人。既然李粉燕与本案无关，依法当然无须与朱朝升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李粉燕与李建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李粉燕既非合同一方当事人，也非共同债务人，李建生仅凭李粉燕与朱朝升是夫妻关系就将其列为共同被上诉人并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请求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朱朝升主张其与李建生之间为合作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李建生与朱朝升间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及《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等多份租赁合同，双方间形成的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间形成的《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是否可以作为租金结算依据，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时间上看，双方间形成的涉及租金数额的合同、文件中，《厂房租赁合同》、《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形成时间在前，而《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形成在后，若不同文件中对于租金的约定存在不同之处，则应以后形成的文件为准；第二，从内容上看，《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中不仅有入账金额及时间，还有“应收回租金”一栏。自2012年7月-2013年6月，朱朝升每月支付30万元，2013年7月-12月未支付租金。该表中“应收回租金”一栏仅表明2013年7月-12月每月需收回30万元，而对于已支付租金月份并未列出需收回租金，并统计了总共应收回180万元，要求所欠租金款在2013年12月10日前付清。因此，该表虽然名称为“收租金一览表”，但实际上包含了已收租金、未收租金的内容，该表由李建生一方制作、朱朝升签字确认，说明双方对于表中的内容均是认可的，李建生认为表中2013年7月-12月应收回租金为财务人员误列，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从履行过程看，除了最初优惠的两个月租金为35万元，此后朱朝升一直是按照每月30万元租金的标准支付，而现有证据未显示李建生曾对此提出过异议或主张过欠付租金，不符合常理；同时，双方在部分租赁期间也曾约定按照每月30万的标准支付租金，说明朱朝升主张双方实际已按30万元的租金标准履行并非没有合意基础。综上，在李建生对于《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的内容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原审以《三水工厂收租金一览表》作为结算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后又签订《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协商一致终止双方合同，李建生收取的租赁保证金应退还朱朝升，因此扣除租赁保证金，朱朝升应向李建生支付欠付的租金90万元及利息。至于利息的标准，违约金的功能主要为补偿性质，因李建生未举证证明其损失，原审酌情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作为违约金的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建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6772元，由李建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龙
代理审判员 许 莹 姣
代理审判员 周 敏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晓莹（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