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青民一终字第20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恒恒泰印花设备厂。
法定代表人王叶艳，厂长。
委托代理人闫得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升和。
委托代理人李述亮。
上诉人青岛恒恒泰印花设备厂（以下简称恒恒泰厂）因与被上诉人刘升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即墨市人民法院（2014）即民初字第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董则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李蕾担任本案主审，代理审判员齐新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核实。上诉人恒恒泰厂的委托代理人闫得志，被上诉人刘升和的委托代理人李述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恒泰厂在一审中诉称，恒恒泰厂与刘升和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争议一案，经即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恒恒泰厂认为裁决错误，理由如下：该裁决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为即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分别于2013年10月24日、11月12日对证人刘森、张悦棣、姚勇的调查笔录。恒恒泰厂认为工伤科的三份证人调查笔录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首先，证人刘森、张悦棣在调查笔录中均称其系恒恒泰厂的工作人员，与刘升和系同事关系。所以刘森、张悦棣必须提交其与恒恒泰厂也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才能有资格作为证人。但工伤认定科材料中并没有上述证据。这说明工伤认定科调查过程中存在审查瑕疵。其次，证人刘森系刘升和的弟弟，属于近亲属。工伤认定科在调查时对刘森与刘升和的关系并没有做任何询问审查。证人张悦棣与刘升和系同村村民。两证人均与刘升和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依据。另，证人姚勇与刘升和之子系同事关系，而且也不是恒恒泰厂的工作人员，其仅是在调查中称恒恒泰厂的司机给刘升和送医药费。试问证人姚勇与恒恒泰厂无任何关系其如何知道送医药费的人是恒恒泰厂的司机？综上，工伤认定科对所谓三位证人的调查笔录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恒恒泰厂与刘升和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用由刘升和承担。
刘升和在一审中辩称，恒恒泰厂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本案刘森、张悦棣两位证人，恒恒泰厂所述的前者是刘升和弟弟属于近亲，后者证人与刘升和系同村村民，刘升和需要说明，因恒恒泰厂房坐落在刘升和所在村庄，恒恒泰厂用人大多是本村村民，由此后者证人与刘升和是同村村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另，前者证人，恒恒泰厂称是刘升和的弟弟，刘升和的弟弟向即墨工伤认定科、即墨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即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从实事求是的陈述作证证明刘升和确系在为恒恒泰厂工作时受伤，这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可恒恒泰厂为此却煞费苦心为之狡辩，发难，妄图推卸为刘升和赔偿的责任。另，关于恒恒泰厂所称证人姚勇，他的证实更是实事求是，恰到好处的作证，他是为刘升和主持正义、公道，他的作证反映了刘升和在给恒恒泰厂安装工作中受伤治理的所见所闻的事实，而不是像恒恒泰厂污称证人是刘升和之子的同事关系的望风扑影的推测。综上，即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即墨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工伤认定科的调查，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因此刘升和要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驳回恒恒泰厂的诉求，维持仲裁裁决，以维护法律尊严和刘升和的合法权益。
刘升和为证明其仲裁请求，在仲裁期间向即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以下证据：
1、刘森、姚勇证人证言各一份，证实刘升和是刘森介绍到恒恒泰厂工作，在安装设备时受伤的事实；
2、孙思军、刘森证言复印件一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刘升和在原审开庭时提交了以下证据：
3、青即人社伤认决字（2013）第JM00063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一份，证明刘升和受工伤的事实。
仲裁委员会依刘升和申请到即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调取了相关材料，主要包括恒恒泰厂出具的情况说明，刘森调查笔录、姚勇调查笔录、刘升和工伤事故调查笔录、张悦棣工伤事故调查笔录、刘升和申请书各一份。
恒恒泰厂未提交相关证据。
经双方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质证意见如下：
恒恒泰厂在仲裁期间对刘升和提交的证据1质证称，因两证人未到庭，对其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由其本人所签，在所谓2月4日受伤时并不在现场，但对刘升和病情描述十分详细，显然是事后抄写相关诊断病例，并不能还原事发现场情况。刘森证言中所称周学昕与陈升和陈述周学新并非一人，是自相矛盾的。如刘升和所述是由刘森介绍到恒恒泰厂工作，其证言与刘升和有利害关系，综上对两份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姚勇既非恒恒泰厂职工也非事发现场人员，其知晓的情况都是听别人陈述的，无任何证明作用；对证据2质证称，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恒恒太印花厂与恒恒泰厂无关，证人不出庭不具有证明效力。在原审开庭时对刘升和提交的证据3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已于2014年5月8日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4）即行初字第39号。
恒恒泰厂对仲裁委员会依法到即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调取的相关材料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被调查人刘森、张悦棣是否是恒恒泰厂员工需庭后核实，即便两人是恒恒泰厂职工，该调查笔录也无法证实刘升和的主张，刘森调查笔录中，受伤职工是刘升河，描述的是即墨即康医院与刘升和陈述相互矛盾，刘升和的调查笔录是刘升和自己陈述不予认可，其他同证人姚勇质证意见。刘升和对仲裁委员会依法到即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调取的相关材料质证称，无异议，刘升和要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2013年11月28日，刘升和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恒恒泰厂与刘升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了即劳人仲案字（2013）第400号仲裁裁决，裁决：刘升和与恒恒泰厂存在劳动关系。恒恒泰厂对该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
原审认为，结合双方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查明的事实，刘升和称其于2013年1月31日到恒恒泰厂工作，2013年2月4日下午3点在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郭庄五村一家企业安装印花设备时受伤，受伤后同事周学昕驾驶车辆将其送往即墨市即康医院治疗，后转院至即墨市人民医院治疗。仲裁委员会调取的即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科对刘森、张悦棣、姚勇的调查，是行政部门依照职权对当事人进行的调查，并且明确告知了被调查人要调查的内容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该调查笔录中载明刘森、张悦棣的工作单位系恒恒泰厂，故，对其在调查中陈述的事实，予以采信。刘森、张悦棣的调查笔录中均证明了刘升和在为恒恒泰厂工作过程中受伤，刘升和系恒恒泰厂的职工，姚勇的调查笔录中也证明了受伤治疗的相关事实，与刘升和陈述的受伤、治疗过程一致。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参照上述规定，根据原审对本案中相关证据的分析及认定，应认定刘升和与恒恒泰厂之间自2013年1月31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此，关于恒恒泰厂要求确认其与刘升和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青岛恒恒泰印花设备厂的诉讼请求；二、确认青岛恒恒泰印花设备厂与刘升和之间自2013年1月3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青岛恒恒泰印花设备厂负担。
上诉人恒恒泰厂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仅以即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科对所谓的恒恒泰厂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恒恒泰厂认为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首先，证人刘森、张悦棣在调查笔录中均称其系恒恒泰厂的工作人员，与刘升和系同事关系。但是工伤认定科在调查过程中根本没有核实上述证人是否系恒恒泰厂的工作人员，证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刘升和属于同事关系。所以证人的作证资格有待核实，工伤认定科调查的过程中存在审查瑕疵，倘若是随意找人作证，则工伤认定科调查实属草率。其次，证人刘森系刘升和的亲弟弟，属于近亲属。工伤认定科在调查时对刘森与刘升和的关系并没有做任何询问审查。证人张悦棣与刘升和系同村村民。两证人均与刘升和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依据。另，证人姚勇与刘升和之子系同事关系，而且也不是恒恒泰厂的工作人员，其仅是在调查中称恒恒泰厂的司机给刘升和送医药费，姚勇与恒恒泰厂无任何关系，其不可能知道送医药费的人是恒恒泰厂的司机。综上，原审查明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刘升和辩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刘升和的委托代理人调查事故发生地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郭庄五村某印花厂工作人员钱如意，钱如意证实2013年1月份左右，恒恒泰厂曾经雇人为该厂安装设备，其中一名安装工人在工作时发生伤害事故。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刘升和为证明其与恒恒泰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仲裁和一审期间曾经提供多位证人作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因此，刘森、张悦棣，姚勇符合证人的条件。恒恒泰厂主张上述证人与刘升和存在利害关系，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证人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存在利害关系，仅是导致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降低，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事由，而非完全排除其证明效力；其次，张悦棣和姚勇与刘升和之间并无亲属关系，恒恒泰厂认为该两名证人与刘升和之间存利害关系，缺乏证据支持，因此上述证人证言可以作为本案的间接证据。根据刘升和代理人二审期间对事故发生地印花厂工作人员的调查，该工作人员陈述的事故发生时间、安装单位、受伤过程均与刘升和的陈述基本一致，可以与其他证人证言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刘升和接受恒恒泰厂的指派，为恒恒泰厂提供劳动。综上，恒恒泰厂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青岛恒恒泰印花设备厂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则明
代理审判员 李 蕾
代理审判员 齐 新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庆信
书 记 员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