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6民终18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毛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滨，江苏周海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启东市吕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彭毛涛因与被上诉人张永先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5）启吕民初字第00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毛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海滨，被上诉人张永先的委托代理人徐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毛涛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在一审的诉讼请求，确认张永先已退出苏启渔×××号渔船的合伙。事实和理由：张永先退股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彭毛涛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2009年给付10.2万元不可能是2008年的分红，2008年经营状况并不好，几乎没有分红，且同期退股的杨永林、任世华退股款仅5、6万元，彭毛涛考虑张永先是妹婿，家里条件较差，所以给予10.2万元的退股款，该款不可能是分红。如果2008年就有分红款10.2万元，杨永林等人也不会退股。张永先取得退股款后就不再上船工作，也未投资、未分红、也不过问船上的经营状况，符合退股特征；且退股是家庭大事，其妻子、女儿不可能不知道，张永先与彭某离婚时丝毫没有提及对船舶还有股份；渔船的股东情况家庭中的亲属、船上的工人多少知道，众多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张永先已经退股。原审庭审中彭毛涛回答法庭提问时称：分过的，但数字不多，分几千元，是指张永先等退股之前有过很少的分红，没有注意到法庭提问是2009年之后有无分红，2009年之后不可能有分红。请求改判。张永先辩称，张永先没有退股，收到的10.2万元不是退股款，请求维持原判。彭毛涛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其与张永先均系苏启渔×××号渔船的合伙人，张永先拥有该渔船16.66%的股份。2009年初，张永先因身体原因退出该渔船股份，彭毛涛给付其退股款10.2万元，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也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现其因办理渔船相关手续时张永先不愿配合，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张永先已退出苏启渔×××号渔船的合伙。一审认定事实，张永先原系彭毛涛的妹夫。1997年，彭毛涛、张永先与蔡庙和、顾思群、姚井兵、包来生、杨永林、任海鹰、任世华合伙置办了苏启渔×××号渔船，其中彭毛涛占股16.7%，张永先、蔡庙和、顾思群、姚井兵、包来生各占股16.66%，杨永林、任海鹰、任世华为隐名合伙人。1998年3月8日，该渔船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自2004年起，蔡庙和、顾思群、姚井兵、包来生、杨永林、任海鹰、任世华陆续退出渔船合伙，剩余合伙人共同支付了他们的退股款。自2009年起，张永先因身体健康原因不再上船，由彭毛涛一人对苏启渔×××号渔船进行生产经营和管理。2015年，蔡庙和、顾思群、姚井兵、包来生至船舶登记部门办理了渔船共有权注销手续。另查明，2009年2月，彭毛涛将一张由启东市红星水产有限公司开具的10.2万元现金支票交付给彭某（系张永先前妻），彭某将其中的92000元存入女儿张某名下的银行账户，后该款被张永先支取并转存于自己名下。一审法院认为，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至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及履行签订书面合同的形式要求。而本案中张永先目前在苏启渔×××号渔船仍作为共有人登记有16.66%的股份，且彭毛涛、张永先之间无书面退伙协议。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彭毛涛主张张永先已退伙且其已支付退股款，但综合彭毛涛所提供的证据，吕四港镇秦潭村村委会的证明、吕四港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顾思群、蔡庙和的调查笔录均为传来证据，证人在证言中均以“听说”来陈述相关事实，证明力较弱。到庭证人彭某、张某的证言只是证明彭某曾收到彭毛涛交付的10.2万元现金支票，并不能证明该款的性质。因此，彭毛涛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来认定张永先退出合伙的事实，法院碍难采信。彭毛涛在庭审中自认苏启渔×××号渔船在2009年之后仍有分红，但据其庭审陈述，2009年2月支付张永先退股金后该渔船除其本人之外已无其他股东，彭毛涛的陈述显然存在矛盾。同时，张永先与彭某的离婚诉讼中未对渔船股份进行分割并不能必然证明张永先已退股。综上，彭毛涛主张确认张永先退出苏启渔×××号渔船合伙的请求缺乏足够证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彭毛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彭毛涛承担。二审期间，彭毛涛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以下证据：证人杨某、任某的证人证言、启东市红星水产有限公司的证明及账页，证明张永先已经退伙、案涉渔船每年的渔获及彭毛涛支付退股款的款项来源。杨某作证称：其曾用名杨永林，为案涉渔船曾经的合伙人之一；该船之前每年的产值50到60万元，最多不超过100万元，一般到春节前分红，2004年有分红，之后没有分到过钱，有一次拿了5000元；2009年初就是2008年的春节前，杨永林、任某、张永先一起和彭毛涛谈退股的，当时也赚不到什么钱，杨永林退股款5万元，每个人谈的退股的钱不一样；2008年没有分红，没钱分红；入股和退股时都没有书面手续，因为都是亲戚。任某作证称：其曾用名任世华，为案涉渔船曾经的合伙人之一；任某好像是2001年参股的，合股后只有2004年好像有分红，后来就没有了，开支很大，没什么收入；2008年没有分红，2008年春节前退股了，是和张永先、杨某一起退的，任某退股款是6万元。启东市红星水产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称案涉渔船每年的渔获都由该公司收购、2008年的产值不可能产生10.2万元的分红，退股款是彭毛涛向该公司所借。张永先对杨某、任某的证人证言及启东市红星水产有限公司的证明、账页均不予认可。对二审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了“剩余合伙人共同支付了退股款”无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外，本院对其余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张永先、彭毛涛、杨某（杨永林）、任某（任世华）之间曾有亲属关系，曾均是案涉渔船的合伙人，2009年2月左右，张永先、杨某、任某经与彭毛涛口头协商后退出案涉渔船的股份，彭毛涛分别向其三人支付了退股款，其中向张永先支付10.2万元。张永先与彭毛涛的妹妹彭某2010年5月27日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调解书中对双方共同财产房屋、家电、家具、面包车一辆作了分割处理，并载明双方无其他财产纠葛。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是张永先是否退伙这一事实问题。张永先曾是案涉苏启渔×××号渔船的合股人，2009年2月其收取“船老大”彭毛涛给付的10.2万元后退出了该船的股份。双方对于退股并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彭毛涛提供的间接证据可以证明张永先退股的事实。首先，张永先收取了10.2万元，其不能对该款性质作出合理解释，其称该款是2008年的分红款，但该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也与其他合伙人陈述及该船的经营情况不符、与其他合伙人仅领取5、6万元即退股的事实矛盾，如一年可产生10万余元的分红，其他合伙人不可能以低于该分红款的钱款退出股份；其次，与张永先等人同为合伙人的杨某、任某出庭作证三人一起与彭毛涛口头协议了退股并均已领取退股款，两人的证言与彭毛涛的陈述及张永先的行为、一审中其他证人的证言、调解笔录等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三人退股的事实；第三，张永先与彭某的离婚协议中对大到房产小至家电的共同财产均作了详细分割，并明确双方无其他财产纠葛，也可印证当时对案涉渔船的股份已不存在。张永先对其仍持有案涉渔船股份主张以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证明，但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具有的是权利推定效力、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当事人可以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张永先对领取10.2万元没有做出合理解释；彭毛涛对其主张提供了证据证明，且证据之间可以形成证据链，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规则，应当认定彭毛涛所主张的张永先已退股的事实成立。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启东市人民法院（2015）启吕民初字第00774号民事判决主文及案件受理费分担部分。二、确认张永先已退出苏启渔×××号渔船的合伙（合股）。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张永先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 玮代理审判员  杜太光代理审判员  李新珠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