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2594号
原告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包某某。
委托代理人杨生泉、何煦，上海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维生。
委托代理人宋文君，江苏琼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鹏，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国爱。
委托代理人宋文君，江苏琼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茂卿，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诉被告宋维生、吕国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在答辩期间，两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3年12月6日依法裁定驳回两被告的管辖权异议。两被告不服本院裁定，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1月21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本院裁定。本案于2014年2月2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审理中，因本案需以关联未结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依法裁定中止审理。中止事由消失后，本案恢复审理，并于2014年6月1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杨生泉，被告宋维生委托代理人孙鹏，被告吕国爱委托代理人梁茂卿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宋文君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诉称：2009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所持上海甲（以下简称“科技公司”）21%股权作价116.76万元转让给被告宋维生；将所持科技公司28%股权作价155.68万元转让给被告吕国爱，自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双方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后，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讨股权转让款，又于2013年3月19日委托律师向两被告发出书面催讨通知，并明确如至2013年3月31日前仍未支付的，则通知解除2009年7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因通知中将被告吕国爱误写成吕爱国笔误，故于2013年10月28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吕国爱发出律师函，要求其于2013年10月30日前付款，否则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但两被告至今均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2009年7月1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3年10月30日解除。
被告宋维生、吕国爱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间《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两被告根据该协议，也取得了科技公司合计49%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的合法股东。原告现要求解除转让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称于2013年3月所发的律师函，两被告均未收到；2013年10月原告补发的律师函，被告吕国爱是收到的，之后被告吕国爱也在三个月内向松江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通知不成立，但松江法院立案庭认为解除通知成立与否将在本案中审查认定，无需另行起诉，故未立案；2、两被告的股权转让款均已支付，其中150万元在协议签订当日以现金形式支付，原告未出具收条，其余款项由被告宋维生于2009年7月底转账支付到原告法定代表人包某某账号；3、合同解除权为形成权，应受行使的期限限制，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使期限，但根据最高院相关判例的观点，形成权应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本案中，原告在合同签订后4年再突然提出解除合同，原告不应再享有合同解除权；4、原告与科技公司、及两被告共同控股的扬州某某（以下简称“扬州公司”）于2009年6月28日签订相互投资、参股的《合作协议书》，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协议书的组成部分，按协议书约定，合同解除应经各方一致通过。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科技公司（原名上海乙）成立于2002年6月14日。2008年4月，经股权转让后，原告享有科技公司100%股权。
2009年6月28日，原告与扬州公司、科技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三方约定相互投资、参股：扬州公司接受原告作为新股东，投资522万元；扬州公司股东即两被告宋维生、吕国爱购买科技公司股权，科技公司原有股东接受扬州公司作为新股东对公司投资245万元，科技公司增资后股权结构：包某某或浙江某某51%，吕国爱28%，宋维生21%。非经各方一致通过，不得终止本协议。落款处，两被告作为扬州公司股东，代表扬州公司签字，包某某作为科技公司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签字。
2009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所持科技公司28%股权作价155.68万元转让给被告吕国爱，将所持科技公司21%股权作价116.76万元转让给被告宋维生；两被告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等等。协议签订后，各方共同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现科技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原告与两被告，其中原告持股51%，被告宋维生持股21%，被告吕国爱持股28%。
股权转让之后，科技公司为申请人，申请多项专利，专利权人为科技公司，发明（设计）人为包某某、吕国爱、宋维生。
2013年3月19日，原告委托上海龙元律师事务所杨生泉律师作出《律师函》，载明：吕爱国、宋维生，2009年7月1日，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两被告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函告两被告务必于2013年3月31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逾期仍不支付的，在原告于2013年4月1日起正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杨生泉律师通过EMS邮政快递向“吕爱国”与宋维生发出该律师函，收件地址分别为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开发区碧波花园XXX号XXX幢XXX室，江苏省仪征市联众路XXX号扬州某某。2013年10月28日，因2013年3月19日《律师函》误将吕国爱写成“吕爱国”，原告再次向吕国爱发出律师函，要求吕国爱应于2013年10月3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否则原告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杨生泉律师再向吕国爱发出该律师函。
2014年2月18日，本院立案庭作出《通知书》2份，分别通知两被告，关于两被告起诉要求确认原告所发《律师函》中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能成立，裁决撤销该通知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材料，经审查，认为，解除通知能否成立，将在本案中予以审查认可，无需另行起诉。故立案庭将起诉材料退回两被告。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科技公司工商档案资料、《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律师函》、邮政快递凭证，被告提供的《通知书》、专利查询资料，及双方的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
（二）2009年7月16日，被告宋维生向原告借款582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还款日期为2009年8月1日。同日，原告向被告宋维生转账支付582万元。2009年7月28日，被告宋维生向原告汇款490.78万元。
2013年4月2日，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受理扬州公司诉原告股东出资纠纷，扬州公司称原告作为股东向扬州公司缴纳出资287万元后又将出资转走，故要求原告返还抽逃出资286.95万元及相应利息。仪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原告返还扬州公司186.5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告不服，上诉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生效判决查明：2009年7月8日，扬州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注册资本增加到3，000万元，原告作为股东认缴870万元，后变更为认缴出资461万元。原告先后于2009年7月16日缴纳174万元，2011年6月14日缴纳287万元，足额缴纳认缴出资，两次出资均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2011年6月17日和6月2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之女以货款和往来款从扬州公司账户转出144万元和142.95万元至原告账户。2012年4月25日，原告又将50万元汇入扬州公司账户。另2009年7月20日和2010年1月5日，扬州公司向原告出具261万元和50万元的收条2张，载明收款事由为投资（其中，261万元的收条，扬州公司认可其中174万元的付款，其余部分原告也确认未实际付入扬州公司账户内；50万元的收条有相应付款凭证，扬州公司也确认收到）。二审扬州中院认为，原告于2011年6月从扬州公司转出的286.95万元构成抽逃出资，因扬州公司认可收到原告于2010年1月5日，2012年4月25日通过银行汇款的两笔50万元，故从应予返还的抽逃出资中扣减。扬州公司出具的另一份收条扣除174万元出资剩余的87万元，原告可另行主张，故扬州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2013年3月27日，本院受理王某某诉科技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原告及被告宋维生、吕国爱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王某某称，其于2012年8月28日与宋维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宋维生所持有的科技公司21%的股权。本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王某某的诉讼请求。后王某某不服本院判决，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认为宋维生和王某某股权转让的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本院判决。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扬州中院（2013）扬商终字第018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汇款凭证，本院调取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159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双方提供的其余证据与本案讼争内容缺乏关联，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2009年6月28日，原告与扬州公司、科技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相互投资、参股。2009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约定内容上看系履行《合作协议书》的部分内容，但两协议相互独立，合同当事人亦不同，二者的效力互不影响，《合作协议书》约定解除条件不能约束原告依法律规定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两被告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系《合作协议书》组成部分，应经各方一致同意方可解除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合作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各方对原约定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而在资金往来上，各方之间存在相互投资、借贷等关系，部分争议也通过诉讼解决。从各方提供的证据看，本院并不足以得出两被告已付清《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但各方间资金往来关系并非本案定案的关键，该方面争议，各方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间《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因原告发出含解除通知的《律师函》而解除。就此，本院分析裁判如下：
一、合同法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即因迟延履行而发生的法定解除权，至少需满足三个要件：1、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2、另一方当事人已于迟延履行后催告继续履行；3、经催告后，一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本案中，原告以该规定为请求权基础，主张双方间《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催告履行上存在瑕疵，《股权转让协议》不应解除。首先，原告虽于2013年3月29日向被告宋维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扬州公司地址寄送催告履行的律师函，但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宋维生已确定收到该律师函；其次，对被告吕国爱的催告，因2013年3月29日的律师函记载错误，送达与否都不应对被告吕国爱产生拘束。后原告于2013年10月28日再次发出律师函，被告吕国爱虽然收到该函，但律师函中所要求的履行截止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该履行时间要求明显过短，并不合理；再次，被告吕国爱在收到律师函后也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解除通知不成立。后因该争议在本案中可予一并解决，本院未予受理。因此，原告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依据不足。
二、依法理分析，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履行变更登记）性质上类似于物权合同，其于完成变更登记时法律效果即已完结，原告以其持有的科技公司股权与两被告交易，换取的是对两被告的付款请求权，两被告则享有科技公司股权。就股权转让部分，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或合意解除，但并无发生法定解除权的余地。原告的付款请求权能否得以实现，可依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如此种情形下法定解除权可以行使，将使公司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公司稳定。本案中，双方间并无关于解除条件的约定或解除合意，原告主张法定解除，即便催告履行通知上无瑕疵，也不宜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再者，从两被告受让股权后，对目标公司的涉入程度看，两被告受让股权后，科技公司即有以两被告和包某某为发明（设计）人申请多项专利。两被告已参与到科技公司事务中，对科技公司价值的提升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如《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对两被告有失公平。
三、关于两被告辩称的合同解除权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原告在合同签订后4年再主张，解除权已灭失。本院认为，合同解除权的属性为形成权。形成权赋予权利人依其意思作出而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相对人不负有相对应的义务即受拘束。形成权的行使一般应受除斥期间的限制，法律有规定除斥期间的按法律规定，另当事人也可约定权利行使期间。就合同解除权而言，其一经行使会引起合同关系的重大变化，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长期不行使权利，将使合同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当事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故现行法律虽未明确规定相应的除斥期间，但《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赋予相对方催告权，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解除权也消灭。本案中双方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间，也无证据证明两被告已催告原告行使解除权，故直接从法律依据上，并不能推定原告解除权已灭失。然从本案实际情况看，股权转让发生于2009年，有证据表明的原告第一次催告于2013年，历时跨度已超过一般债权请求的诉讼时效。而原告主张解除的主要依据是两被告在催告后仍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法定解除权。如允许原告在主要债务的请求权丧失胜诉权情况下行使解除权，必将在法律逻辑上产生漏洞，就此而言，原告主张行使解除权也是不合理的。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在催告履行上存有瑕疵，而从股权转让合同性质及原告对科技公司事务涉入情况上看，原告也不应享有法定解除的权利，且原告主张行使解除权也超出合理期限，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上海高企电器有限公司负担（已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 慧
代理审判员 虞增鑫
人民陪审员 蒋雪顺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薛智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