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良华，男，195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蓝山县。
委托代理人：唐烈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育伟，男，196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银火，男，196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珍秀，广东威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剑锋，男，195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上诉人彭良华因与被上诉人邓育伟、戴银火、陈剑锋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0）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1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10月3日，彭良华、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签订中山市“中山—耒阳”客运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约定：所有中山市各车站的耒阳客源和中山发往耒阳的20台客运车辆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安排、统一制定票价、统一分配，各车站定班次定时间，合作运作经营管理的车站有：中山市汽车总站、沙溪车站、大涌车站、通安车站、城东车站、坦洲车站、三乡平安车站、城南车站、珠海香洲车站；陈剑锋占总股份的35%，邓育伟占总股份的35%，彭良华占总股份的15%，戴银火占总股份的15%；合作方四人均不得自营或同其他人合作经营与合作项目有竞争的业务，同时任何一方也不能从事有损害合作项目利益的行为，在各车站承包合同期内合作方相互尊敬不允许侵犯各自的经营主权，无其他人员参与本合作协议；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要体现公开、透明，财务开支实行审批制、每月报表体现财务收支盈亏情况，每季度分红一次。陈剑锋负责安排会计1人，邓育伟负责安排出纳1人，彭良华负责安排1人收结清单和途中现金，票款、资金、银行存款由三人监控管理。董事会成员为陈剑锋、邓育伟、彭良华、戴银火四人。彭良华、戴银火主持负责日常工作的安排、运作。重大决策董事会研究通过，日常开支由二人审批，超过2000元，须全体通过；合作项目中如发生争议，合作协商解决；协议有效期从2008年10月8日起至2010年10月7日止，协议期间各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擅自终止协议，否则视终止协议的一方为违约；合作协议书还约定了几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后彭良华以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未向其支付分红款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红比例向彭良华支付2008年10月至2010年10月合伙分红款80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诉讼期间，彭良华向原审法院提交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份中山高客联合体营运统计表共4份，其中2008年11月显示总票款为905257元、车站方收取项目为10178元、结算金额为895079元，站场联合体收取项目为237342元，实付车方票款为1129087元；2008年12月显示总票款为1442064元、车站方收取项目为13504元、结算金额为1428560元，站场联合体收取项目为323317元，实付车方票款为1459765元；2009年1月显示总票款为3503311元、车站方收取项目为51021元、结算金额为3077290元，站场联合体收取项目为1375611元，实付车方票款为2922715元；2009年2月显示总票款为583373元、车站方收取项目为11389元、结算金额为475234元，站场联合体收取项目为236849元，实付车方票款为2802492元。上述统计表下方会计处签名人为陈玲，出纳处（仅2008年11月处有该签名）签名人为陈惠丽，统计处签名为王进。彭良华称陈玲是陈剑锋所安排合伙体的会计；王进系邓育伟安排的会计，还负责保管账册；陈惠丽系彭良华妻子，在合伙体中负责收单。彭良华还称，所有票款均由邓育伟来收取，之后交给陈玲，再由王进核对，再将所有的款汇进邓育伟的私人账户，在对账后由邓育伟将资金取出向股东分配利润。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对上述统计表不予确认，对彭良华的上述陈述亦不予确认。诉讼期间，彭良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其与中山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结算协议书的复印件，拟证明其与该公司合作，其享有中山至耒阳的客运运输经营权，有效期从2008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因该结算协议书为复印件，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对此不予确认，并称在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合伙体并未实际运营。彭良华向原审法院提交陈小兰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陈小兰经营中山市大涌车站耒阳线，时间为1999年至2006年，每年均向陈剑锋送钱；陈剑锋与陈玲有不正当关系，陈剑锋挪用大涌车站公款，由陈玲负责做账。陈小兰未到庭接受询问。另外，彭良华还提交了彭良华总站营收结算情况复印件一份，落款时间为2009年6月24日，下有彭良华、邓育伟、陈剑锋、王进签名字样，但未提交原件核对，邓良伟、陈剑锋、戴银火对此不予确认。对于被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所排挤的原因，彭良华称系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每月截留一定金额的利润，彭良华不同意，双方产生分歧而导致。
原审诉讼期间，因彭良华不能提供相应的账册及票据，而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不确认实际经营的事实，因此本案不存在进行审计的前提条件。彭良华、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对此均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⒈双方所签订合作协议书的效力；⒉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合伙体有无实际运营，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是否应向彭良华支付分红款？如应支付分红款，应支付的具体金额为多少？关于焦点一。因四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是以四人拥有的中山至耒阳客运运输经营权进行合伙。该合作协议有效的前提是四人均有中山至耒阳线客运运输的经营权，这是四人合作的基础。彭良华虽提交了一份其与中山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结算协议书，但结算协议书为复印件，彭良华作为结算协议书的签订人却不能提交结算协议书的原件，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不能仅凭该结算协议书复印件认定彭良华具有该客运运输的经营权。彭良华没有提交证据证实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具有上述客运运输路线的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条及第十一条规定，经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应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彭良华、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如享有合法的客运运输运营权，则应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而四人均没有上述许可证及登记手续。假如如彭良华所言，四人真具有客运运输运营权则实际上为挂靠具有相关运输许可的客运公司的挂靠行为，而该种挂靠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彭良华、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四人享有中山至耒阳线路客运运输的运营权，其四人在此基础上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照上述规定，彭良华主张合伙体有实际运营，其应就合伙体存在实际运营这一事实提交证据。虽然彭良华向本院提交了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份中山高客联合体营运统计表共四份，但该四份营运统计表上无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的签名，三人对此亦不予确认。彭良华所称陈玲、王进与邓育伟、戴银火的关系，由谁负责收款、收单等陈述也没有证据证实。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彭良华所主张的合伙体存在实际运营这一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基于此，彭良华要求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支付分红没有依据，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彭良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00元，由彭良华负担。
上诉人彭良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法律效力定性上存在错误。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前提和基础是四人均正在经营的各车站中山至耒阳的客运班车线路。四人签署合作协议正是以合伙的方式将四人原有的车站线路经营权混同、捆绑，由四人向协议所列全部车站交付管理费，实行利益股份化及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由线路经营者向对应的运输公司缴纳管理费后自负盈亏地经营中山至耒阳的客运线路，这是汽车运输公司管理长途客运的一种模式。该线路的经营均是各汽车运输公司的经营行为，不是个人经营行为，无需再特别取得道路运输许可证并进行工商登记。原审判决认定该种经营行为属于“挂靠”及该行为是“国家明令禁止”并无充分依据。此外，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无效是否为确认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可以通过无效协议来获利，而彭良华在无效协议面前就只能遭受损失？二、原审判决对中山市汽车运输公司所辖的富华总站是否在经营该站到耒阳的长途客车、该站是如何经营该线路、该线路经营管理或其负责人、结算主体在2008年10月前后有何变化及2008年10月份之后富华总站等车站与耒阳的往返班车每天是否持续正常作业、盈亏由谁承担等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未予查清。三、在本案相关文件上签字的王进、陈玲、陈惠丽确为四人合伙体的工作人员，按照合伙体的操作惯例，财务资料只要上述三人签字，文件即对四人有效，原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判令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依合伙协议约定的分红比例向彭良华支付2008年10月至2010年10月的合伙分红款800000元，并由邓育伟、陈剑锋、戴银火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邓育伟、戴银火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彭良华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剑锋二审期间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彭良华向本院提交一份显示的陈述人为“陈剑锋”的书面陈述意见，主要内容为：彭良华、邓育伟、戴银火、陈剑锋四人于2008年10月份签署了合作协议书，陈剑锋指派陈玲担任会计，彭良华指派陈惠丽担任出纳和负责收单，邓育伟指派王进担任会计及保管账册，基础资料由该三人签字就可用于对账；经营取得的票款由邓育伟收取，再交陈玲、王进核对，然后再汇入邓育伟私人账户，邓育伟经对账后再将盈利分配给各合伙人；合作协议按原约定执行了两年等。该书面陈述意见上有“陈剑锋”的签名，但陈剑锋未到庭接受调查。邓育伟、戴银火对彭良华提供的上述书面陈述意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彭良华主张本案合作协议书有实际履行并要求邓育伟、戴银火、陈剑锋向其支付分红款的证据是否充分。
本案中，从彭良华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提供的中山高客联合体营运统计表等表格上并无邓育伟、戴银火、陈剑锋的签名，邓育伟、戴银火、陈剑锋对此亦不予确认，彭良华虽称在上述统计表等签名的陈玲、王进分别是陈剑锋、邓育伟安排在合伙体的工作人员，但彭良华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外，彭良华提供的彭良华总站营收结算情况亦只有复印件，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彭良华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合作协议书有实际履行。虽然彭良华于二审期间提交了一份“陈剑锋”的书面陈述意见，但陈剑锋本人并未到庭接受调查，且该陈述意见的内容与陈剑锋的代理人在原审期间的陈述相矛盾，故本院对该陈述意见的内容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彭良华主张本案合作协议有实际履行，但其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认为彭良华所主张的合伙体存在实际运营的证据不足，并据此驳回彭良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原审法院对本案合作协议书效力的认定，并不影响原判对本案的正确处理。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彭良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彭良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煌辉
审 判 员 黄岳文
代理审判员 赖晓筠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胡置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