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313号
原告上海棠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磊。
委托代理人陈建新，上海市国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宏蕾，上海市国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恒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刚。
委托代理人王福昕，工作单位上海恒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原告上海棠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恒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9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涉案纠纷不属于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并请求将本案移送位于被告住所地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经审查，本院于同年9月25日依法作出（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313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未对裁定提起上诉。同年10月23日，本院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黄磊、委托代理人陈建新、刘宏蕾，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福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为将一批轮胎自青岛出运至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委托被告办理报关、拖车等货代事宜，并支付了相关费用。由于被告在装箱时发生错误，致使该货物被错运至德国不来梅哈芬。2013年6月18日被告通知原告货物出现问题，原告得知后积极配合被告进行补救，但货物至今仍滞留国外。原告不得不重新安排订货并出运至俄罗斯新罗西斯克。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货损人民币101，280元及运费人民币3，586元。
被告辩称，其接受原告委托后，转委托有资质的案外人办理报关、拖车事宜，其转委托行为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案外人过错导致的责任及风险；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运抵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的涉案货物发生了错装，即使存在错装的情况，原告亦未证明其损失系错装所导致；原告在监装货物及提单确认时存在过错，应对由此导致的损失承担责任；原告已收到涉案货款，其事后补发货物与涉案货物错装亦无因果关系；收货人已提货的事实表明收货人放弃了异议且货物已被实际处置，故原告所主张的损失不实。为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3、被告开具的货代发票、出口货物报关单及马士基网站集装箱流转信息查询结果，用以证明原、被告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涉案货物运输目的港为俄罗斯新罗西斯克，以及货物实际离港时间。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
4-5、11、代工合同、出口货物报关单、补货货物发票及货代发票、支付凭证及GNSFREIGHTFORWARDINGLTD（以下简称GNS）抬头的提单，用以证明因涉案货物错装，原告重新购买货物并出运至俄罗斯。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购买货物再次出运至俄罗斯与涉案纠纷并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在案证据已显示涉案货物确实发生了错装，原告据此重新补发货物亦符合情理，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被告关于关联性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因上述证据间及与在案其他证据均可相互印证，故对上述证据效力均应认定。
6-7、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及2013年6月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被告将货物发错了目的港，且被告通知原告货物出现问题。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涉案纠纷并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将货物发错了目的港；且QQ聊天记录里被告业务员安芳（聊天名“蓝昔”）询问原告法定代表人黄磊（聊天名“Leo_hearted”）是否发现装货集装箱编号与提单记载集装箱编号不同时，黄磊称已发现该情况，还表示已电话联系原告的订舱代理深圳市世倡货运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世倡货运），这证明原告在此之前即已知晓集装箱编号有误的情况，而并非被告率先发现问题。对此原告解释称，2013年5月13日其曾询问世倡货运为何集装箱编号及铅封号不对，世倡货运当时回复称系换箱更改集装箱编号。本院认为，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被告关于关联性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在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效力均应认定。对货物错装责任的承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8、保函，用以证明原告在货物错装情况下进行了尽力补救。被告认可保函的证据效力，并认为保函记载内容可证明系工厂错装了货物。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对货物错装责任的承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9-10、提单确认件及马士基提单，用以证明2013年5月3日原告进行提单确认时并无集装箱编号信息，货物装船开航后原告取得提单才获悉集装箱编号。被告对原告进行提单确认的日期予以认可，但对“提单确认时无集装箱编号”的事实有异议；对马士基提单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可，并认为结合马士基网站集装箱流转信息查询结果可知，收货人已提取了该集装箱中的货物。本院认为，提单确认件系世倡货运通过电邮附件形式发送给原告，原告已当庭登录互联网展示该电邮附件内容，且经被告核对，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马士基提单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亦应认定。
12、订舱确认单，用以证明原告并无过错。被告认可订舱确认单的证据效力，但认为原告应该早已知晓货物错装的情况。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对货物错装责任的承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庭审中，原告补充提供了涉案货物发票、世倡货运开具的货代发票及潍坊市路通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通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的价值及世倡货运收取的货代费用；在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上盖章的潍坊朝阳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司）系路通公司的关联企业，以及涉案货物的装箱情况。被告对货物发票、货代发票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发票均出自原告与案外人间的业务往来，故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可；除认可“拖车装载了两个二十英尺空集装箱前往工厂装货”以及“驾驶员向工厂交付了一张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的事实，对两份情况说明提及其余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均应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青岛顺发车队（以下简称顺发车队）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顺发车队按照要求到达指定工厂完成陆路拖车事宜。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涉案纠纷并无关联性。对此被告解释称，情况说明中提及的青岛晴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晴川物流）系被告在青岛的代理，其接受原告委托后转委托晴川物流办理陆路拖车、报关等货代事宜，而晴川物流又转委托顺发车队负责涉案货物的陆路拖车事宜。本院认为，情况说明与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且与原告提供证据所载明的关于涉案货物的出运信息相一致，在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告关于关联性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在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2-8、原、被告间往来电邮，原告与其订舱代理世倡货运间往来电邮、订舱确认单、马士基提单及世倡货运向原告发出的费用确认单，用以证明被告并未实际安排陆路拖车事宜；原告事先知晓涉案货物出运的船名、航次、起运港、目的港、集装箱编号等信息，但其在监装时存在疏忽导致货物错装；事后被告曾积极为原告提供处理意见。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间及与在案其他证据均可相互印证，且订舱确认单、马士基提单与原告提供的证据相同，在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认可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效力均应认定。对货物错装责任的承担，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9、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福昕与负责涉案货物陆路拖车的顺发车队驾驶员间通话录音，用以证明驾驶员曾提醒工厂装箱前核对货物信息。原告认为对通话双方身份均无法确认，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被告未能证实该录音中通话对方的身份确系负责涉案货物陆路拖车的顺发车队驾驶员，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事实上，即使通话对方的身份可予证实，驾驶员的单方陈述亦不足以确认其“曾提醒工厂装箱前核对货物信息”的事实。
庭审中，被告补充提供了其转委托晴川物流安排涉案货物陆路拖车事宜的委托书、货代发票、因错装而运至俄罗斯的案外货物燃气灶的商业发票及装箱清单，用以证明被告与晴川物流的转委托关系；俄罗斯收货人目前控制了错装的案外货物。原告认为上述证据均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故对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可；但确认“错装的案外货物已交付收货人”的事实。本院认为，委托书及货代发票虽系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但可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其证据效力可予认定。事实上，被告作为住所地位于上海的货运代理企业，其转委托位于青岛的晴川物流负责涉案货物自青岛出运的货代事宜亦符合货代实务操作习惯。对商业发票及装箱清单，因既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又无在案其他证据可加以印证，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原告所确认“错装的案外货物已交付收货人”的事实，本院亦予确认。
根据上述认证意见，结合原、被告诉讼中所作陈述，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为履行与KUMPANLLC间的贸易合同约定，原告自路通公司采购了涉案货物，就货物自中国青岛至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的出口事宜，原告委托被告办理报关、拖车等货代事务，并按照被告开具发票载明金额，向被告支付了包括拖车费、报关费及操作费在内的货代费用人民币1，700元。涉案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经营单位及发货单位为原告，贸易术语为FOB，货物为600条叉车充气轮胎，价值18，107美元；船名／航次为CMACGMERVING／ME950W，集装箱编号为MRKU9329881，提单编号为588220832。
原告与KUMPANLLC指定的订舱代理世倡货运联系订舱出运事宜。2013年5月3日，世倡货运通过电邮附件形式向原告发送提单确认件。该提单确认件形式为GNS抬头的提单格式，载明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及通知方为LIMITEDLIABILITYCOMPANY“KUMPAN”，船名／航次为CMACGMERVING／950W，装港中国青岛，卸港及目的地为俄罗斯新罗西斯克，货物为装载于一个二十英尺集装箱内的600条叉车充气轮胎，责任期间为堆场至堆场，运费到付；但提单确认件中并无关于集装箱编号的记载。
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后，转委托晴川物流办理相关货代事宜，并向晴川物流支付了货代费用人民币1，470元。晴川物流又转委托顺发车队负责涉案货物陆路拖车事宜。2013年5月4日，顺发车队的集装箱卡车装载了包括涉案编号为MRKU9329881的集装箱在内的两个二十英尺空箱，前往路通公司及案外货主指定地点装载货物。集卡驶抵路通公司后，驾驶员将一张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交给了路通公司的经办人员。路通公司经办人员在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上填写货物信息并加盖路通公司的关联公司朝阳公司的公章后，将涉案货物装入了驾驶员指定的空箱。涉案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载明，船名／航次为达飞天坛／FM556W，集装箱编号为UACU3347639，提单编号为CNQIN081819，目的港为不来梅哈芬；由货主填写的货物信息栏手写记载货名“轮胎”、件数“600”、毛重“7245”，体积“28”；装箱单位签章栏盖有朝阳公司的公章。就装箱情况，顺发车队出具情况说明称，其系接受晴川物流委托至指定地点装货；同年5月4日，顺发车队指派驾驶员刘书周驾驶车牌号为LB738**的集装箱卡车装载两个二十英尺空箱前往装货，除涉案编号为MRKU9329881的集装箱外，另一个编号为UACU3347639的集装箱将运往德国不来梅哈芬，相关船名／航次为CMACGMTITAN（达飞天坛）／FM556W，提单编号为CNQIN081819；驾驶员到达指定地点后，将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交工厂经办人员，由工厂负责验箱、装货、铅封、填单并盖章。庭审中，原告法定代表人黄磊亦确认，装箱过程中其本人亦抵达监装现场。
世倡货运经原告确认上述提单记载信息，遂向马士基航运进行订舱。同年5月9日，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代理马士基航运签发了编号为588220832的全套正本提单，载明信息与提单确认件相同，还注明集装箱编号为MRKU9329881。同日，世倡货运向原告发出费用确认单，亦注明了上述集装箱编号。原告向世倡货运支付了货代费用人民币2，126元并取得全套正本提单后，寄往目的港供收货人提货。
另查明，根据马士基网站集装箱流转信息查询结果显示，涉案编号为MRKU9329881的集装箱于2013年5月4日重箱入场，同年5月9日装载于CMACGMERVING轮出运；同年5月11日于韩国釜山卸载后，又装载于CMACGMRACINE轮继续航程；同年6月18日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卸载后，又装载于MAERSKBINTAN轮继续航程；同年6月26日于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卸载，同年7月11日空箱出场。诉讼中，原告确认涉案编号为MRKU9329881的集装箱中的货物已交付收货人。
又查明，2013年5月13日，原告取得提单后发现集装箱编号与其监装时不同，遂通过电邮询问世倡货运。世倡货运回复称，原告认为集装箱编号有问题应询问装港青岛方面的货代。因案外出运至不来梅哈芬的货物有误，案外收货人通过其订舱代理将情况告知了被告。同年6月18日，被告通过QQ聊天软件询问原告是否发现涉案装货集装箱编号与提单记载集装箱编号不同时，原告称已发现该情况，还表示已电话联系其订舱代理世倡货运，世倡货运告知系换箱所致；被告称应该是货物装错了，并建议原告立即通过世倡货运要求马士基在中转港扣下货物并转运至不来梅哈芬。同年6月19日，原告在被告协助下向世倡货运出具保函称，编号为MRKU9329881的集装箱系工厂错装，要求将该箱货物扣留在伊斯坦布尔，并确认由原告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及费用。因中转港扣货方案未果，同日原告又出具保函称，取消对该集装箱的扣留。随后几日，被告又通过QQ聊天软件及电邮告知原告错装的案外货物系燃气灶，案外货主也要求取回货物；被告表示愿配合原告处理后续问题，并提出了自新罗西斯克转运至不来梅哈芬或退运回青岛的两个方案，但最终均未能成行。
还查明，因原告已从KUMPANLLC处收到涉案货物的全部货款，但运抵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的编号为MRKU9329881的集装箱中却并非叉车充气轮胎，原告为补发货物，遂于2013年7月3日与路通公司签订代工合同，另行采购了600条叉车充气轮胎，价格为人民币101，280元。同年7月4日及27日，原告分两次将上述货款支付给了路通公司。后原告委托世倡货运代理出运上述补发货物，并于同年7月30日向世倡货运支付了货代费用人民币3，586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就涉案货物出运事宜中的报关、拖车等货代事务，有效建立起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根据原、被告双方诉辩主张，涉案争议主要聚焦于以下问题：一、被告转委托的法律后果承担；二、涉案货物错装的责任承担；三、原告是否具有实际损失。
一、关于被告转委托的法律后果承担问题。
本院认为，在案证据显示，原告就涉案货物出运事宜中的报关、拖车等货代事务委托被告办理后，被告又将拖车事务转委托晴川物流办理，而晴川物流又转委托顺发车队办理。在原、被告双方并未约定被告具有转委托权限的情况下，原告既未事后明示追认被告的转委托行为，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原告通过行为明确表明接受转委托，则应认定被告的上述转委托行为未经原告同意。由此，作为货运代理人的被告应就其所转委托的晴川物流以及晴川物流再次转委托的顺发车队的行为向作为委托人的原告承担责任；换言之，如晴川物流或顺发车队履行货代义务存在过错，对于原告而言，均应视为系被告之过错。被告关于“其不应承担案外人过错导致的责任及风险”的抗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涉案货物错装的责任承担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在案证据显示，涉案货物的错装发生在出运前的装箱阶段，故有必要率先明确原、被告双方在装箱阶段的各自义务。庭审中，原告确认装箱系由路通公司负责进行，而路通公司行为的法律后果，在原、被告间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应归属于作为委托人的原告。由此，在装箱阶段，原告作为委托人应负责验箱、装货、铅封、填单并确认货物信息。事实上，原告法定代表人黄磊在装箱过程中亦抵达现场监装。在装箱阶段，被告作为货运代理人虽不负责具体装箱事务，但由于其指派同一辆集装箱卡车装载了两个空箱前往不同货主处分别装货，其行为就应该保有必要的谨慎，即将正确的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交付货方，并指示货方将货物装入相应的集装箱。其次，业已查明的案情表明，原、被告双方显然均未谨慎履行各自所负之义务。被告方面，其将本应属案外货物的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错误交付给了原告，且并无有效证据证明集卡驾驶员当时曾予以关注或提醒；而原告方面，尽管在2013年5月3日确认提单信息时，即装箱前一日，原告尚不知晓涉案集装箱编号，但其对涉案货物船名／航次、目的港等出运信息应系明知，当集卡驾驶员所交付的出口集装箱设备交接／装箱理货单载明信息明显与涉案货物出运信息均不一致时，货方人员显然未加核实即轻率予以接受，还在错误的单证上注明了涉案货物信息并盖章确认，甚至当时在场的原告法定代表人亦未予以关注核实。由此，应认定原、被告双方对货物错装的发生均具有过错。最后，考虑到装箱阶段原、被告双方所负义务的内容、与货物错装间的因果关系及在场人员状况，相比较被告方驾驶员而言，原告方在场的法定代表人更为了解涉案货物的出运信息，更应有机会发现单证错误并及时避免错装导致的后续损失。故本院综合认定原告对货物错装负80%的主要责任，而被告则负20%的次要责任。
三、关于原告是否具有实际损失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虽已收到涉案货物货款，但因收货人未收到正确的货物，原告重新采购并补发货物符合常理，在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就补发货物收到相应货款的情况下，原告为重新采购补发货物所支出的人民币101，280元及出运补发货物所支出的货代费用人民币3，586元，均应被认定为原告之实际损失。原告虽确认装载于编号为MRKU9329881的集装箱中的案外货物已为收货人提取，但该事实并不能等同于收货人已对案外货物进行了实际处分并因此获利，更不能当然证明原告由此而获利或减损。被告关于“收货人已提货的事实表明收货人放弃了异议且货物已被实际处置，故原告所主张的损失不实”的抗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就涉案货物错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为人民币104，866元，该损失系原、被告双方在履约中的过错所共同导致，理应由原、被告双方按照过错比例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即由原告承担人民币83，892.80元，由被告承担人民币20，973.2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恒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棠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赔偿人民币20，973.20元；
二、对原告上海棠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上海恒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9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1，198.50元，由原告上海棠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958.80元，由被告上海恒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39.7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棠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上海恒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ＸＸ.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陈 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
没有约定转委托权限，货运代理企业或第三人以委托人知道货运代理企业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转委托或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处理而未表示反对为由，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委托人的行为明确表明其接受转委托的除外。
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