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稿
签发：核稿：
主办单位和拟稿人：民二庭
王大梅2016、9、25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6民终13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从江县下江镇摆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摆仰村民委”）
法定代表人廖家辉，男，1966年5月14日出生，苗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址贵州省从江县，系摆仰村民委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从江县下江镇松陇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松陇村民委”）
法定代表人林世新，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苗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址贵州省从江县，系松陇村民委主任。
委托代理人陆伟，贵州智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从江县下江镇党九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党九村民委”）
法定代表人潘正华，男，1986年4月2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址贵州省从江县，系党九村民委主任。
上诉人摆仰村民委与被上诉人松陇村民委、第三人党九村民委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从江县人民法院（2016）黔2633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07月13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摆仰村民委上诉请求：撤销从江县人民法院（2016）黔2633民初234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合同无效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争议地两娃至双江口××土地××村，并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书。因此，修建电站，导致该地被淹没的补偿款应该归摆仰村。松陇村没有证据证明该地属于他们村，得知获得补偿款后，组织200人群众到我村，要求分此笔补偿款，该纠纷经政府第一次调解不成，第二次调解达成协议，也是在受到胁�的情况下签订。且一审认定党九村将争议的“两娃”至“双江口”部分河段卖给松陇村做为渔梁摊需错误，对于该认定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也没有上诉人的同意。二、该《协议书》是在工作组协迫情况下签订的，应属无效合同。松陇村采取组织群众闯入我村给政府施压，政府为确保当地稳定，强迫我们签订了该协议书。根据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应属无效。
松陇村民委答辩称：一、该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而不是土地确权纠纷，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无关。且在调解协议书里，对于争议的河段双方均没有所有权。在政府机关未作出确权决定之前，任何一方均不能主张该争议地所有权。二、签订调解《协议书》并不存在强迫，是在工作组耐心说服动员之下，才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
摆仰村民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摆仰村与第三人党九村以前同属党九村，当时的党九村将“两娃”至“双江口”之间的部分河段卖给被告松陇村作鱼梁滩，用于捕捞鱼虾。后原告摆仰村从党九村分离另立村集体后，被告松陇村也一直使用该河段的部分鱼梁滩。2015年因在下江镇孖温村修建航电电站时，把原告辖区内的部分土地和“两娃”至“双江口”河段的邻水部分土地淹没而获得业主方赔付土地补偿款。被告松陇村民委即以系淹没本村鱼梁滩临水部分土地而主张其中的13.91亩土地补偿款74168.12元归自己所有而引发纠纷。2016年3月4日被告松陇村民委即组织两百多人去原告村寨理论补偿款分割问题，当时原告方向下江镇人民政府汇报后，镇政府随即派人前往原告村寨劝说群众和调处纠纷，�未能达成协议。因此，镇政府向县里汇报情况后，通知原、被告各派代表于2016年3月5日到下江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调解，但因双方各持己见，同样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3月7日，镇人民政府通知第三人党九村民委派员参加，并与县委政法委、县政府法制办、司法局、信访局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再次组织三个村对原、被告争议的13.91亩土地补偿款分割问题进行调解。刚开始双方仍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后经过调解工作组分头做了各村代表的思想工作，原、被告才同意将争议的13.91亩土地补偿款74168.12按对半分成而达成了调解协议。现原告摆仰村因群众不同意而翻悔，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同时查明，2016年3月5日协调处理时，原告方参加的村干和代表有：潘万友、潘兴国、石开春、潘明科、石世开、潘新财，被告方参加的村干和代表有：叶再平、林世新、梁老金、余�平、严弟修、刘老长；2016年3月7日再次组织协商调解时，原告方参加人员有：潘新财、廖家辉、潘明科、潘万友、潘兴财、石开春，被告方参加人员有：余江平、蒙老忠、余老华、叶再平、潘小全、严立兴，第三人参加人员有：姚祖荣、潘关基、杨老贵、潘正华、杨老松。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是在下江镇人民政府以及县工作组组织调解前提下，且在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三方参加调解人员签字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理应自觉遵守和履行。庭审中，原告摆仰村民委称当时是被镇政府强行扣押补偿款30万元的情况下而被迫同意签署那份协议的，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并未存在上述情形，故原告请求该协议无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从江县下江镇摆仰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从江县下江镇摆仰村民委员会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该条规定可知，只有签订的合同条款违反以事项才导致合同条款无效。即使是采取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才无效，而不是只要存在胁迫就无效。该案当事人主张自己受胁迫签订合同，损害集体的利益，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另该案村主任、村民代表以及村寨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自己签字的后果，其签字行为代表全体村民的利益，必须在考虑全体村民利益的情况作出决定，�不是在受到工作人员说辞之下就签订了该协议，工作人员的说辞并未构成民事法律规的胁迫。其次，该案也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村主任、村民代表以及该村寨老去参加的协调工作，村民应都知道，因该案在形成此次调解之前，松陇村曾组织村民到摆仰村主张过该补偿款，两村因此发生纠纷，且为此事政府组织双方到现场处理过两次、到政府处理过两次，该村村民应知道该涉及到自身利益发生的事，也知道有哪些人处理。但是，当时村主任、村民代表以及村寨老去解决村民并未提出异议，而是在调解有结论以后才提出异议，既然村民对于村主任、村民代表以及村寨来取处理该补偿款事宜之前为提出异议，表明村民已经授权他们处理该事宜，无论处理结果是怎样，村民应该要接受。因此，该调解协议并不存在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情形，更不存在该条规定的第（三）、第（四）项的情形，可确定该调解协议的效力。上诉人摆仰村委称调解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从江县下江镇摆仰村民委员会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小平
审判员 王大梅
审判员 龙七奇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