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南市民一终字第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琰。
被上诉人：黄世余（受害人黄萍萍的父亲）。
被上诉人：濮节球（受害人黄萍萍的母亲）。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黎裕光，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子涵。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公司。
负责人：于文祥，经理。
上诉人王琰因与被上诉人黄世余、濮节球、原审被告李子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1）兴民一初字第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2年12月2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庭就争议事项进行了调查、辩论及调解。上诉人王琰与被上诉人黄世余及其与被上诉人濮节球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黎裕光、原审被告李子涵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9日晚23时45分，李子涵醉酒后驾驶桂ANN×号小型轿车沿民主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民主路、长兴路路口左转弯时，李子涵驾驶的桂ANN×号车车头碰撞站在民主长兴路口西北侧路旁的黄萍萍、黄铭波以及黄铭波停放于路旁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造成黄铭波和黄萍萍受伤以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黄萍萍被送往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抢救，经诊断为：1、特重型颅脑损伤（1）左侧额颞部硬膜下血肿（2）左侧额颞顶部脑挫裂伤（3）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4）颅底骨折并颅骨骨折（5）脑疝形成（6）头皮挫裂伤并头皮血肿（7）其他颅内损伤待排；2、呼吸功能不全；3、右胫腓骨下1／3段骨折。黄萍萍从201O年3月9日入院至2011年4月4日出院，共住院治疗392天，黄萍萍的医疗费用为329266.19元（已交168300元，尚欠160966.19元）。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黄萍萍进行了精神医学诊断及伤残等级评定，分别于201O年1O月13日和l2月lO日做出南医司鉴（2010）精鉴字第550号和6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脑外伤所致智能损害（极重度）、无民事行为能力、I级伤残。
黄萍萍因治疗伤情急需医疗费用，于201O年7月20日提起诉讼，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于20l0年10月15日作出（20l0）兴民一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王琰、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5日做出（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371号终审判决，认定李子涵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王琰对李子涵驾驶其不合格车辆造成他人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判决：截止2010年6月7日，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应赔偿黄萍萍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8474．93元，李子涵与王琰应连带赔偿黄萍萍医疗费57167．42元及住院伙食补助费3600元。
本案交通事故经南宁市公安局交警部门作出南公交认字（2010）第4501039201000007号认定书认定，李子涵醉酒驾驶机动车，单方过错造成事故，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黄萍萍、黄铭波不承担事故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明：桂ANN×号车的登记车主为王琰，该车在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投保了交通强制保险，其中有责的死亡伤残保险金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的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为2000元。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在医疗费的赔偿限额赔付了黄萍萍住院医疗费10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事故责任已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李子涵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王琰对李子涵驾驶其不合格车辆造成他人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该判决为二审生效判决，对该判决认定上述事实和责任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
至于被诉方主张黄萍萍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应当以事故发生时广西出台的相关数据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黄萍萍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应当依据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统计的相关数据确定，那么黄萍萍的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应当以2011年度统计的相关数据确定，现黄萍萍主张按照2010年度统计的相关数据即201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赔偿项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2011）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黄萍萍从2010年6月8日开始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经审核后认为：l、医疗费：黄萍萍从2010年3月9日入院至2011年4月4日出院，产生医疗费329266.19元，有医院住院费用通知单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扣除（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371号案件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已赔付的医疗费用10000元及李子涵、王琰赔付医疗费223965.42元（158300＋4898＋57167.42＋3600），李子涵、王琰还需赔偿黄萍萍医疗费95300.77元。至于黄萍萍主张可预见必然发生的医疗费50000元，因该费用尚未实际产生，且支出数额尚未确定，其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本案不予处理。2、误工费：黄萍萍的误工费按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17064元／年的标准计算，从2010年6月8日至2010年12月9日定残前一天止共186天，误工费计算为：17064元／年÷365天×186天=8695.62元。3、护理费：黄萍萍因本案交通事故导致脑外伤所致智能损害（极重度）、无民事行为能力、I级伤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结合其年龄、健康状况，本院确定其护理期限为20年，护理级别为完全护理依赖。护理费参照2010年度居民服务行业22169元／年的标准计算为：22169元／年×20年=443380元。4、交通费。黄萍萍因本案交通事故导致重伤住院及处理事故确实会产生一定交通损失，其主张1000元的交通费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5、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40元／天计算住院302天为12080元。6、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黄萍萍因本案交通事故重伤，虽然其未能提供医院证明证实其需要加强营养，但结合其受伤情况及××程度，认定黄萍萍请求营养费5000元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赔偿金。根据2010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64元／年的标准计算20年为34128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黄萍萍因本案交通事故重伤，给其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黄萍萍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综合考虑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黄萍萍主张赔偿10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一审法院酌情支持40000元。
以上款项中，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的医疗费赔偿责任限额已经赔付完毕。上述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34355.62元，而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扣减（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其承担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8474.93元及已赔付给本案交通事故另一受害人黄铭波的9493.22元，其还需在死亡伤残赔偿项目赔偿黄萍萍92031.85元。剩余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42323.77元（834355.62元-92031.85元），再加上医疗费95300.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80元、营养费5000元共计854704.54元，由李子涵和王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赔偿黄萍萍2010年6月8日以后的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92031.85元；二、李子涵赔偿黄萍萍2010年6月8日以后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854704.54元；三、王琰对上述李子涵赔偿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4381元（黄萍萍已预交7000元），由黄萍萍负担1014元，由李子涵、王琰负担13367元。
上诉人王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对李子涵赔偿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极其错误的。一审法院依据“本案事故责任已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上诉人上诉人作为桂ANN×号登记车主，将车况不合格的车辆出借给李子涵驾驶，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作为桂ANN×号车的登记车主，未能尽到善良管理管理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其将不合格车辆出借醉酒的李子涵驾驶，上诉人对此也存在过错，应当对李子涵驾驶该车辆造成他人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中“上诉人将车辆出借给醉酒的李子涵驾驶”乃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令“上诉人对李子涵驾驶该车辆造成他人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来认定本案“上诉人对李子涵赔偿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是极其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南市民一终字第371号判决书作出上述认定的依据是鉴定结论告知书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这两份证据对于车辆鉴定的结论是“制动合格，前照灯左内灯建议维修，右内灯不合格，整车判定不合格。”但是，上述两份证据并不能作为证明车辆在出借前的状态，而只能证明事故发生之后车辆的状态。何谓对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根据《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按照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等要求，对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进行检验检测的活动，包括机动车注册登记时的初次安全技术检验和登记后的定期安全技术检验。而本报告的出具时间是2010年3月11日，而事故发生在2010年3月9日，即发生在事故发生之后，所以可以认为该检验报告是对事故发生之后车辆安全技术状况的认定，而不是对事故发生之前的车辆安全技术状况的认定，因此该检验报告不能认定上诉人出借车辆前的安全技术状况。其次，事故发生时车辆是在正常的年检周期内，且车辆一直都按相关要求按期到专业的4S店进行正常的保养和维护，车辆可以正常使用，作为非专业的车主也不可能每次上路都做专业的技术检查，也无以检查。退一步说，就算车辆安全技术状况不合格，对于车主是否要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还需考证车辆不合格的项目是否与事故的发生有必然的联系。而鉴定结论告知书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这两份证据对于车辆鉴定的结论是“制动合格，前照灯左内灯建议维修，右内灯不合格，整车判定不合格。”事故车辆的不合格项目仅仅是发生剧烈碰撞后的前照灯右内灯，而制动是合格的，同时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有两点请二审法院注意：1、是关于交通环境的叙述，即第一列最后一行，“事故发生地点道路两侧有路灯照明，”2、第三列造成事故原因为“李子涵醉酒驾驶机动车单方过错造成事故”。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中，上诉人的车辆不合格项目仅仅是前照灯右内灯（从交警部门提供的现场照片和相关案情看，也正是车子的前照灯右内灯一带发生了剧烈碰撞），制动是合格的，而事故发生时道路状况是两侧有路灯照明，并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且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提到关于车辆存在瑕疵是致使事故发生的原因，因此可以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与机动车不合格项目没有任何联系，而完全是由李子涵醉酒驾驶所致。再次，虽然上诉人是事故车辆的车主，但上诉人出借给李子涵使用时，李子涵并没有喝酒，而且李子涵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且有驾驶证，是具有驾驶资质的驾驶入，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在车辆上并不存在管理不善的事实，也不存在选用借用人员不当的问题。上诉人在出借车辆后，已实际丧失对出借车辆的支配管理权或者无法行驶支配管理权，本次事故的发生完全是被告李子涵由于酒后驾驶造成的，跟上诉人出借车辆的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最后，关于李子涵赔偿款项由我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缺少法律依据。判决书里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相关规定中，没有借车情况下，驾驶人肇事而由车主承担连带责任的明文规定。据上诉人所知，我国目前生效的法律、法规中，也没有车主必须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显而易见，作为车主，上诉人仅仅是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没有过错，上诉人则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审判决结果对于上诉人显失公平。作为车主，上诉人将车借给李子涵使用，本身已失去对该车的实际控制权，车辆之前在4S店做过保养，车况良好，没有任何隐患，并且是在正常的年检周期内，本案案发时，上诉人也不在车上，并且车在一周前就已借出，可见上诉人对本案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依照法律规定，上诉人仅仅应该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本案一审及之前的一、二审判决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承担上百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显然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这与民法公平原则相悖。
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数额和计算方式明显错误。1、关于误工费计算标准。一审法院认为，“误工费按照从2011年6月起才开始实施的《2011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64元／年的标准计算”，上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在2010年3月9日，误工费应该按（2010）兴民一初字第1039号判决书认定并经（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关于误工费按照14146元／年的标准计算，故本案误工费计算标准及数额应为：14146元／年÷365天X186天=7208．64元，恳请法院依法予以确认。2、关于护理费和护理期限。一审法院认为，“护理费按照从2011年6月起才开始实施的《2011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城镇在岗职工居民服务行业22169元／年的标准计算”以及“护理期限确定为20年”，上诉人认为这是极其相当非常错误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将护理费按尚未实际发生的20年期限计算并按照2011年在岗职工服务行业的工资标准计算，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护理费应按照以下标准计算：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扩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本案，受害人未提交护理人员的任何资料信息和收入证明等情况，也未提交医院或相关鉴定机构关于护理时间期限的任何证明，因此，护理费应当依法参照南宁市护工的劳务报酬标准并按实际护理的天数来计算，即护理费应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止。另外，本案事故发生在2010年3月9日，退一步来说，护理费一定要套用城镇在岗职工居民服务行业标准，也应该按（2010）兴民一初字第1039号判决书认定并经（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37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关于护理费按照19819元／年的标准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护理期限长达20年但还未实际发生的护理周期和费用，这没有任何现实的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说，受害人不久后身体康复了不需要护理了呢还要提前一次性支付长达20年高达四五十万但还没实际发生的高额护理费用么上诉人认为，超出本案规定的护理期限之后实际产生的护理费用应当到时再另行起诉，这才是合情合理合法。3、关于××赔偿金计算标准。一审法院认为，“××赔偿金按照从2011年6月起才开始实施的《2011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64／年的标准计算”，上诉人认为这也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之规定，上诉人认为，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2010年3月9号，且受害人己于2010年6月进行了第一次的一审起诉部分医疗、误工、护理等费用（2010兴民一初字第1039号），本次起诉实则是就2010年3月9号发生的这同一案件进行的第一次起诉后的再起诉，这先后两次起诉都是就2010年3月9日这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发生的同一交通事故行为所引起的民事纠纷，××赔偿金理应按照《2010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51元／年的标准，而不应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从2011年6月1日起才开始施行的《2011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64元／年的标准，这点恳请法官明辨。另外，根据最高院和广西区高院对××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问题的明确：起算时间应当以侵权行为发生的年度为准。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在2010年3月9号，因此，原告的××赔偿金计算标准和数目理应当依法按照《2010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关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51元／年的标准：15451元／年X20年二309020元，恳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支持对受害人4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上诉人认为数额过高，并且这与相关法律也是相冲突的。上诉人认为这与受害人已经诉请的××赔偿金发生了重叠，且数额过高，不应再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的，为××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而本案发生在2010年3月，不可适用。综上，精神损害抚慰金已经包含在了××赔偿金，而一审法院已经支持了受害人20年的××赔偿金，故不应再另行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三、上诉人虽然系事故车辆桂ANN×号车牌的登记车主，但并非实际车主，实际车主乃李子涵本人，此车也一直由李子涵使用和管理。桂ANN×号车购买于2008年12月，而上诉人大学毕业工作于2007年9月，仅仅工作才一年后的2008年12月上诉人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车子（上诉人王琰的父亲王智从2005年开始就因脑溢血而偏瘫卧床不起，为治病，家徒四壁）。但当时上诉人和李子涵尚处于男女朋友交往时期（李子涵于2005年本科毕业后就自主谋业，但没有固定单位），当时考虑到上诉人有单位而方便按揭贷款购买车子，于是才用上诉人的名字登记购买。但车子购买后一直由实际车主李子涵使用和管理，每次出险都是由李子涵驾驶发生并由他报险和维修（这点恳请法院调阅中国人保公司的报险记录以及雪铁龙南宁弘龙4S店维修记录）。李子涵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租住在南宁市西乡塘区陈西村一组×号的陈祥发家（身份证号码×），一直租住到本次交通事故发生，车子几乎天天停放在租户陈祥发的家门口，租户陈祥发一家都可以证明李子涵为实际车主并一直驾驶和管理着桂ANN×号车。李子涵身边的大学同学朋友以及上诉人王琰的大学同学朋友也都知道该车为李子涵所出资购买并一直由李子涵驾驶和管理，系实际车主。李子涵在他大学毕业4年后的2009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院，但第一学年统一在重庆西南大学培训学习。于是在2009年9月李子涵和其他同学张贵安等从南宁开着此桂ANN×号车到了重庆西南大学读书学习，并在重庆西南大学的校园连续使用此车整整一个学期。彼时李子涵所有在重庆西南大学的同班同学和老师以及广西籍同届的老乡都可以证明整个学期都是李子涵驾驶和管理此车辆，西南大学保卫处也有该车辆的登记，目前上诉人手里也还留有2009年冬李子涵驾驶该车在西南大学校园拍摄留念的数十张照片。2010年1月第一学期结束后李子涵驾驶该车辆从重庆回到了南宁（同车回来的有同学李到福、杨文贵等），两个月后的2010年3月却不幸发生了此次交通事故。在这起事故中，一审原告固然是受害者，适当同情并倾向受害者没有错，但上诉人又何尝不是这起事故的受害者上诉人也才20多岁，也才刚大学毕业几年，以后也还要嫁人成家。上诉人的父亲王智从2005年12月就因脑溢血而瘫痪失语到现在，经鉴定为国家二级伤残，由善良贤惠的母亲刘建华独自一人全天候在家照料家父，每月仅靠800多元的病退收入维持基本家用，家徒四壁。家父自2005年起偏瘫多年卧床不起，家母之贤惠辛劳有目共睹，一度被评为感动永福十大人物（后附有媒体报道的打印页）。此事上诉人王琰的老家桂林市永福县政府和相关部门都非常明了，恳请人民法院进行电话或实地调查。
综上，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黄世余、濮节球辩称：一、关于上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从以下四个方面主张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都是不成立的。l、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问题。上诉人认为车辆安全技术检验只包括初次检验和定期检验，而本案检验是事故后进行的，所以不能认定是车辆出借前的状况，这样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事故发生后，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白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这说明，车辆安全技术检验包括事故发生后的检验鉴定，公安部还为此发布了专门的标准《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GA／T642-2006））。事故车辆检验鉴定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反映车辆现状，而主要是为了查明事故原因，即通过检验推断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存在缺陷，以及该缺陷是否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上诉人对车辆安全技术检验的理解是片面的。从逻辑来说，也只有在事故发生后进行检验才能查明车辆存在的缺陷是否与事故有关，事前检验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况且，即使事前检验时车辆不存在缺陷，也并不等于在检验后至事故发生时这一时期内车辆不存在缺陷，只有事后检验才是最科学的和客观的。本案车辆检验报告并没有说明车辆不合格是由于本案事故造成的，那么就应当认定这种不合格是事故发生前就已经存在的。现场照片仅仅是事故发生后的车况表象而已，并不能判断车辆安全问题存在的根源，上诉人仅凭现场照片就断定车灯不合格是事故造成的，显然缺乏事实根据和科学依据。2、车况问题。上诉人提到车辆一直都按期去维护保养，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相反，其提供的《委托维修派工单》，不但不能证明车况保持良好，相反证明了该车在出借给李子涵之前就已经至少发生过一次保险事故（送修日期是2010年3月6日，维修项目类型是保险维修，而不是保养）。况且即使保养过或维修过，也并不等于过后再没有缺陷。因此，上诉人所谓车况良好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3、车灯问题。车灯是汽车的有机组成部分，检验报告中注明车灯不合格可导致全车不合格，说明车灯合格对车辆行驶安全至关重要。如果车灯不合格，必然会造成夜间行驶的驾驶员观察能力和反应能力下降，不能及时发现路上行人、车辆和其他物体，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操作，极易造成事故。本案中，如果车灯合格，李子涵就可能会及时发现受害人，从而本能的采取刹车措施或者避让，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另外，《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机动午在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本案中，肇事车正是在夜间行驶，而且是行驶至交叉路口时发生事故的，如果车灯合格，李子涵在进入路口前打灯光示意就会成功，受害人也就会及时反应和躲闪，伤害就会减轻甚至避免。因此，上诉人所谓车灯不合格与本案事故无关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4、车主过错问题。将车辆出借给他人使用应当保证车况处于安全良好状态，这是车主的基本义务。然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却将整车不合格的车辆出借给李子涵使用并造成事故，上诉人显然存在过错。
二、关于赔偿额的计算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耶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上诉人所谓以侵权行为发生年度为准的主张显然是不符合规定的。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侵权责任法》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都明确将其列为赔偿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甚至赋予其在交强险中优先赔偿的权利。上诉人所谓精神损害抚慰金已包含在××赔偿金中而不应另行主张的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
三、关于车辆的实际车主和使用管理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的实际车主是李子涵，却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住所地的车辆管理所中请注册登记，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办理转移登记。因此，谁是车辆的所有人，当然应以登记为准。本案车辆的所有人只能是登记在册的上诉人。上诉人主张车辆一直由李子涵使用，也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供的西南大学车辆通行证并不具有真实性，而且也不能证明车辆一直由李子涵使用。相反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本案案发时，我人也不在车上，并且车在一周前就已借出”，说明该车并不是一直由李子涵使用，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
四、关于上诉人的家庭经济状况问题。本案是一起交通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上诉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与本案毫无关系，即便家庭经济再困难，也不能作为本人免责的理由。上诉人作为事故责任人，不去同情受害者及其家属，甚至不愿意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还想方设法逃避责任，并企图通过渲染其家庭经济困难，以搏取法官的同情，达到逃避责任或减轻责任的目的，其行为令受害者家属十分心寒，受害者（已去世）也难以瞑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都是不成立的，请二审法院依法子以驳回。
原审被告李子涵述称：认可上诉人王琰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未作陈述。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王琰作为肇事车辆的车主，对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形态如何确定二、被上诉人主张的各项损失费用，是否合法有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补充查明：原被上诉人黄萍萍已死亡，现由其法定继承人黄世余、濮节球作为被上诉人继续参加诉讼。黄世余、濮节球对诉讼请求作出相应变更：1、医疗费用增加抢救费1870.57元，；2、误工费按一审认定的8695.62元不变；3、护理费变更为59363.37元（护理期限从2010年6月8日至2012年9月27日共计843天）；4、交通费1000元不变；5、住院伙食补助费变更为12320元；6、营养费5000元不变；7、××赔偿金变更为死亡赔偿金37708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不变；9、增加丧葬费17076元，费用总计617706.33元。
本院认为：关于王琰的责任认定问题。首先，虽然王琰上诉辩称其非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但该辩称与其本人以及李子涵在此前诉讼（包括前案诉讼）所一直自认的车辆出借关系不符，王琰对其自认的事实反悔但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王琰对此解释系不了解法律所致，显然不符合常理。结合了王琰、李子涵之前的自认以及肇事车辆登记在王琰名下这一不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王琰系肇事车辆的车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在车辆出借关系下，判断车主应否承担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具体把握，其一是对借用人的选任有无过错，其二是对出借车辆的安全保障有无过错。本案中，肇事车辆经技术检验鉴定，结论为“前照灯左内灯建议维修，右内灯不合格，整车判定不合格”，显然王琰对其出借车辆在安全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疏于维护的过失，而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在夜间行驶条件下，车灯不合格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及判断反应能力，故不能排除车灯不合格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另对车灯合格与否的检测是以车灯亮度、照射角度等一系列技术指标作为参考，与车辆是否发生过事故并无关联，故王琰主张车灯不合格系事故造成，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琰具有过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王琰应承担何种责任形态，因本案事故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前的2010年3月9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二条关于时间效力之规定，该法对于本案的审理并不具有溯及力，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前，相同的案例并未排除适用连带赔偿责任，特别是本案前期医疗费用的诉讼已判决王琰承担连带责任并已产生法律效力，由于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故一审法院本案仍判决王琰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赔偿费用的认定。首先，受害人黄萍萍于上诉阶段死亡，其继承人于二审阶段对赔偿费用作出相应变动，属于合理行使诉权，本院予以认可。其次，关于赔偿标准适用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之规定，除了因黄萍萍死亡相应产生的费用之外，对于其他一审已确认的费用仍应参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标准计算。至于各项赔偿费用，本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一审已认定的医疗费95300.77元，加上黄萍萍死亡前产生的抢救治疗费用1870.57元，本院变更医疗费为97171.34元；2、误工费，一审法院参照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即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64元／年计算至定日前一天止，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误工费为8695.62元，本院予以确认；3、护理费，因黄萍萍已死亡，故其护理费应计至死亡之日即2012年9月27日止，参照2010年居民服务行业收入22169元／年计算，本院变更护理费为51201.28元；4、交通费，一审认定该费用为1000元，王琰、李子涵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5、营养费，一审认定该费用为5000元，王琰、李子涵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6、住院伙食补助费，王琰、李子涵对被上诉人主张的12320元（包括死亡前住院抢救6天）均无异议，本院予确认；7、死亡赔偿金，黄萍萍已于2012年9月27日死亡，原一审确定的××赔偿金相应变更为死亡赔偿金，参照2011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54元／年计算20年，本院确认死亡赔偿金为377080元；8、丧葬费，黄萍萍死亡相应产生该项费用，参照2011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2846元／月计算6个月，本院确认为17076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或死亡赔偿金不再具有精神抚慰性质，而是对受害人的经济补偿，故××或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分属不同性质的赔偿款项，二者不能相互抵销，一审法院综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未超出合理范围，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确认的各项费用合计609544.24元，首先由人保财险江南支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黄世余、濮节球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92031.85元（已扣除交强险先期赔付的相关费用），剩余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517512.39元，由王琰、李子涵连带赔偿给黄世余、濮节球。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鉴于受害人于上诉阶段死亡，故本院仅就相关费用作出适当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1）兴民一初字第87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1）兴民一初字第8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公司赔偿黄世余、濮节球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92031.85元”；
二、变更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1）兴民一初字第8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李子涵赔偿黄世余、濮节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517512.39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81元（上诉人王琰已预交），由上诉人王琰负担9635元，被上诉人黄世余、濮节球负担474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执行。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雪梅
代理审判员 覃若鹏
代理审判员 刘 蔚
二〇一三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梁旖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