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85民初765号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北新区支行，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院士路72号101、103、133、134室、201-2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8939365937。负责人：黄社沃。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中平，该行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秀琳，该行办事员。被告：梁福庭，男，1975年9月27日出生，住恩平市。被告：梁健庭，男，1970年7月26日出生，住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其湛，男，1971年9月9日出生，住恩平市，现住恩平市。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北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北新区支行）诉被告梁福庭、梁健庭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中平、关秀琳，被告梁福庭、被告梁健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就恩平市恩城镇沿江西路49号商铺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事实和理由：工行北新区支行诉梁福庭、吴佩霞、吴尚霞、梁卫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11号】，业经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于2015年9月15日生效进入执行程序【（2015）江蓬法执字第1933号】。位于恩平市××城××号的房屋（亦即商铺租赁合同的标的物，以下简称49号房屋）是上述贷款抵押物，已办理抵押他项权证（粤房地他项权证恩字第00003076号）。在抵押物第一次拍卖之前，由于梁福庭突然出示一份关于49号房屋的18年租赁合同而流拍。原告认为该租赁合同为虚假合同，具体理由如下：1、梁福庭向原告申请贷款时，提供梁福庭与吴凡龙2012年3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显示，标的物第一、二层商铺梁福庭于2012年3月18日租赁给吴凡龙，约定租金为每月1.8万元，从2013年3月18日起铺租每年作10%的递增到合同终止，租赁期为5年（即2012年3月18日至2017年3月18日）；《沿江西路49号出租房明细表》及《知悉证明书》等显示，标的物第三至六层27间房间分别租赁给徐美芳等人。上述租赁情况与涉案租赁合同内容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互相冲突、2、租户吴凡龙等人均自2012年开始与梁福庭发生租赁关系，在梁福庭2012年向原告申请贷款时，上述租户均签署《知悉证明书》，证明各人已知悉梁福庭向原告提供49号房屋办理抵押贷款。而两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11月，在梁福庭办理贷款业务期间却没有被提及，且梁健庭在梁福庭与原告上述诉讼过程中，均没有出现并主张权利，明显不合常理。3、梁福庭与原告存在信贷关系的数年时间里，除提供与租户吴凡龙签署的租赁合同以及各租户签署的知悉证明书外，从未提及49号房屋存在两份相冲突的租赁合同。梁福庭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8.8条明确约定抵押物权属人向原告保证，抵押物如在设定抵押前已经出租，保证将设立抵押事宜告知承租人，并将有关出租情况书面告知原告，但涉案租赁合同在案件执行之前从没向原告进行相关的告知。4、49号房屋在门口的明显位置处张贴了两张招租广告，上面均有招租电话，分别为136××××1424和133××××6232，电话并非梁健庭所有，均与梁健庭无关，进一步佐证涉案商铺的承租人与受益人并非梁健庭。5、两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期自2011年11月1日至2029年11月1日，租期长达18年，租金一次性支付，不符合租赁常理。梁福庭与梁健庭为兄弟关系，涉案合同有逃避银行债务嫌疑。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明显为虚假合同，应为梁福庭与梁健庭伪造，目的是规避法律，阻止原告的抵押物顺利拍卖或者以第三次拍卖的底价取得房产。两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被告梁福庭辩称，一、梁福庭与梁健庭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有效；二、49号房屋在抵押给原告之前，梁福庭已经于2012年3月18日与吴凡龙、岑子儒签订一份《租赁合同》，梁福庭以4500元价格把涉案房屋一、二层租赁给吴凡龙、岑子儒。在原告贷款给梁福庭时，梁福庭已将这一事实告诉原告办事员，原告办事员称与抵押没有关系。原告办事员为了达到贷款给梁福庭的目的，还照着吴凡龙、岑子儒《租赁合同》仿造了一份《租赁合同》，并且伪造了“沿江西路49号出租房明细表”、“知悉证明书”，这些文件是不存在的，也没有租户，全部是原告的办事员为了达到贷款的目的伪造的，当时梁福庭贷款时，认为是有能力偿还，所有同意了原告办事员的做法，原告办事员也为此额外收取了梁福庭40000元的顾问费；三、梁福庭在向原告贷款时，认为有能力偿还贷款，故没有把49号房屋抵押给原告的事实告诉梁健庭；四、造成原告持有一份与吴凡龙、梁健庭持有的合同相抵触的合同，是原告办事员造成的，与梁福庭、岑子儒、吴凡龙、梁健庭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梁健庭的合法权益。被告梁健庭辩称，其与梁福庭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起诉状所提到的电话号码是其母亲的电话，对起诉状其他陈述不清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1月27日，梁福庭等人与工行北新区支行签订一份《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工行北新区支行发放贷款2000000元给梁福庭。同日，梁福庭又与工行北新区支行签订一份《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梁福庭将其名下的49号房屋为其最高额为4042187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8.8条：“抵押物如在设定抵押前已经出租，保证将设立抵押事项告知承租人，并将有关出租情况书面告知贷款人。”梁福庭向工行北新区支行提交其与吴凡龙签订的《租赁合同》、水电费清单及租户的《知悉证明书》。2015年，工行北新区支行以梁福庭、吴尚霞等人未依时还款已构成违约为由，向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蓬江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梁福庭等人还款。蓬江区法院依法作出（2015）江蓬法民二初字第1号判决书，判决梁福庭承担还款责任。该判决书生效后，梁福庭未履行该判决书的义务，工行北新区支行遂申请蓬江区法院强制执行。蓬江区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委托拍卖公司对49号房屋进行拍卖，并定于2015年12月28日进行第一次拍卖。梁健庭于2015年12月25日向蓬江区法院提交一份《商铺租赁合同》，该合同由梁福庭（甲方）与梁健庭（乙方）签订，约定甲方将49号房屋出租给乙方，租期为18年，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29年11月1日止，租金共1728000元乙方已一次性支付清给甲方。49号房屋的第一次拍卖因无人交保证金而流拍。之后，因工行北新区支行认为涉案合同对成交价格有影响，蓬江区法院再无委托拍卖公司对49号房屋进行拍卖。后吴尚霞申请再审，江门中院指令蓬江区法院再审该案，蓬江区法院依法作出（2016）粤0703民再5号判决书，梁福庭仍需承担还款责任。又查明，梁福庭与梁健庭是兄弟关系。再查明，本院根据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的申请，从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调取梁健庭于2015年12月25日提交给该法院的其与梁福庭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并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通济鉴定中心）对该《商铺租赁合同》第2页签名“梁福庭”、“梁健庭”黑色墨水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2月17日出具粤通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19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注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商铺租赁合同》第2页上签名“梁福庭”、“梁健庭”黑色墨水字迹的形成时间均为2015年11月之后。双方争议的事实：1、两被告所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的形成时间。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主张该合同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签订，对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予以认可。被告梁福庭、梁健庭均辩称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11月1日，对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不予认可；2、梁福庭与梁健庭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主张两被告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涉案合同是伪造，是为了规避法律。被告梁福庭、梁健庭均辩称双方存在真实的租赁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两被告所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的形成时间；二、梁福庭与梁健庭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一、关于两被告所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的形成时间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认为该合同形成于2015年11月之后，故申请对两被告的签名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根据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的申请向蓬江区法院调取被告梁健庭本人提交的两被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原件。被告梁福庭和梁健庭辩称该合同形成于2011年，且不同意对本院调取的合同原件作为检材。被告梁福庭和梁健庭均称不确定该合同原件上签名是否本人签写，不确定该合同是否就是梁健庭所提交的合同原件，但未能提供证明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梁福庭还辩称该合同原件曾经过塑会影响鉴定结果，其还手持一份《商铺租赁合同》原件，应当对其所持有的原件进行鉴定，但被告梁福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原件曾经过塑，且通济鉴定中心明确函复过塑对鉴定结论无影响，并且被告梁福庭至今未向法庭提交其所持有的合同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从蓬江区法院调取的《商铺租赁合同》原件作为检材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通济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后，原告工行北行区支行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被告梁福庭和梁健庭认为该鉴定意见并非鉴定其名称，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通济鉴定中心及其鉴定人员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其鉴定程序合法，虽鉴定意见存在笔误，但不影响结论客观公正，对该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签订的标注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商铺租赁合同》第2页上签名“梁福庭”、“梁健庭”黑色墨水字迹的形成时间均为2015年11月之后，即该合同是形成于2015年11月之后。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的主张，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的辩称，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被告福庭与梁健庭是否存在租赁关系的问题。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认为两被告不存在租赁关系。两被告则辩称两人是真实的租赁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一）从《商铺租赁合同》的内容看，“49号房屋租期为18年，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29年11月1日止，租金共1728000元乙方已一次性支付清”，该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均辩称，即使两人为兄弟，亦可以存在租赁关系，并且一次性支付租金也是正常，且该租金实际是梁福庭在建设49号房屋过程中所累积的借款。但是，正如两被告所辩称的“亲兄弟，明算账”，两被告对其辩称，并未提供相应的借据、收据或款项交付的相关凭证予以佐证，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信；（二）从庭审陈述来看，被告梁健庭对于49号房屋可出租的房间数、所收取的押金数额等均不清楚。若梁健庭作为实际的出租人及受益人，其对出租物即49号房屋的情况均未能作出确定的回答，明显不符合常理；（三）从证据来看，根据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所提交的被告梁福庭在申请贷款时所提供的其与吴凡龙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租户《知悉证明书》、被告梁福庭提交的其与吴凡龙《租赁合同》，均显示出租人为被告梁福庭。被告梁福庭辩称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所提交的《租赁合同》及租户《知悉证明书》均为原告办事员所伪造，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辩称，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梁福庭提交《证明》辩称吴凡龙可以证明实际出租人是梁健庭，但吴凡龙并未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亦未提供相关的租金收据等凭证予以佐证，故该《证明》未足以证明实际出租人是被告梁健庭；（四）被告梁福庭和梁健庭虽均主张梁健庭是49号房屋的实际出租人，但均未能提供如租金收据、水电费收据等可以证明梁健庭为实际出租人的事实，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告梁福庭是49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及出租人。此外，被告梁福庭提供给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用于贷款的与吴凡龙所前敌《租赁合同》，与提交给恩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租赁合同》，对于租金的约定不一致；根据被告梁福庭与工行北新区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物如在设定抵押前已经出租，保证将设立抵押事项告知承租人，并将有关出租情况书面告知贷款人。”，若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告梁福庭应当如实告知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但至蓬江区法院对49号房屋强制拍卖之前，被告梁福庭仍未告知原告工行北新区之行。被告梁福庭明显违背了民事活动中诚实守信的原则。综上，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所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是形成于2015年11月即蓬江区法院对49号房屋采取强制拍卖措施之后，且双方并不存在真正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可以认定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恶意串通签订《商铺租赁合同》，该行为损害了作为49号房屋抵押权人的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的合法利益，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告工行北新区支行请求确认两被告所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辩称该合同合法有效的辩称，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则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所签订的涉案《商铺租赁合同》自始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梁福庭与梁健庭签订的标注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商铺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的利息。本案受理费100元，鉴定费25500元，合计25600元，由被告梁福庭、梁健庭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姚伟强审 判 员  陈婷婷人民陪审员  李开志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