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宿中民终字第02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甲。
委托代理人王正红。
委托代理人张茂其，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某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中安、刘建云，江苏力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某甲因与被上诉人邱某甲、邱某乙、吴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5）洪瑶民初字第00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某甲原审诉称：马某甲与邱某甲于2014年初经人介绍相识。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邱某甲、邱某乙、吴某共向马某甲索要见面礼、四金、礼金、现金共计123760元。马某甲与邱某甲于2015年2月24日举行结婚仪式，同年2月26日领取结婚证。双方旅游结婚后，邱某甲即离家出走到南京，至今未归，马某甲多次要求邱某甲回家，遭邱某甲拒绝。故请求判令邱某甲、邱某乙、吴某返还马某甲彩礼123760元。
邱某甲、邱某乙、吴某原审辩称：邱某甲并未向马某甲索要任何礼金。收到马某甲60000元彩礼是事实，但该60000元是马某甲对邱某甲的赠与，且马某甲与邱某甲于2014年即同居生活，双方一起生活一年多时间，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返还彩礼的情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邱某乙、吴某系邱某甲父母。马某甲、邱某甲于2014年初经人介绍相识，2015年2月24日举行结婚仪式，同年2月26日领取结婚证，婚后未生育子女。2015年3月，邱某甲至南京学习美甲，双方即产生矛盾。2015年6月3日，马某甲起诉邱某甲要求离婚。2015年8月26日，经原审法院判决，准许马某甲、邱某甲离婚。在马某甲、邱某甲结婚前，马某甲按照当地的农村习俗给付邱某甲见面礼6000元，通过媒人给付邱某甲过贴60000元，并为邱某甲购买礼品，其中包括四金（无法确定其准确价值），在举行结婚仪式当天马某甲花费上车费、下车费、洗脚费、背人费等各项费用（无法确定其准确数额）。邱某甲陪嫁了电视、电脑、被子等物品（无法确定其准确价值），现尚在马某甲处。现双方对返还彩礼事宜产生纠纷，故而成讼。
原审法院认为：按照本地农村习俗，男方在定婚时给付女方一定礼金及礼品是一种普遍习惯性的行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双方虽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支持，但返还的彩礼应以礼金及贵重物品为限，且为酌情返还。本案中，马某甲与邱某甲虽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在举行结婚仪式后一个月邱某甲即至南京务工，现双方被原审法院判决准予离婚，邱某甲应返还马某甲部分彩礼。婚约财产关系是基于特殊人身关系而产生，但通常彩礼给付是双方家庭间的行为，故本案中的邱某甲、邱某乙、吴某在未提供证据证实礼金接受人的情况下应共同承担返还义务。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邱某甲返还彩礼20000元为宜。对邱某甲提出双方已同居一年多时间的主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马某甲予以否认，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邱某甲、邱某乙、吴某返还马某甲彩礼2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马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0元（已减半收取），由马某甲负担940元，邱某甲、邱某乙、吴某负担300元。
上诉人马某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其上诉理由是：马某甲与邱某甲经人介绍认识至领取结婚证仅20余天，期间邱某甲、邱某乙、吴某向马某甲索要礼金财务达123760元。马某甲在与邱某甲离婚后向邱某甲、邱某乙、吴某主张返还彩礼，原审法院仅判决返还彩礼20000元，实属不公。
被上诉人邱某甲、邱某乙、吴某答辩称，马某甲上诉所称与事实不符。马某甲与邱某甲于2014年初经人介绍结识，于2015年2月26日领取结婚证，期间并非马某甲所称的20余天。马某甲向邱某甲给付的可以认定为彩礼且有证据证明的数额为66000元。马某甲称金额为12万余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在认定彩礼金额为66000元的基础上结合本案中马某甲与邱某甲已经举行结婚仪式、领取结婚证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等实际情况，酌定邱某甲、邱某乙、吴某向马某甲返还彩礼2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为证明其上诉观点，上诉人马某甲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泗洪县老城苗珠宝店出具的收据一张。旨在证明2015年1月3日，马某甲为邱某甲购买四金共花费18015元。
证据2、证人马某乙的出庭证言一份。其主要内容为：“我是马某甲的堂姐，我以前不认识邱某甲，因为马某甲与其结婚我才认识邱某甲的。马某甲和邱某甲举行结婚仪式那天是我去接的新娘子，红包都在我身上。一共包了四个红包，上车费1800元，下车费1800元，洗脚费680元，背人费880元。这些红包都是我经手交给新娘子那边的人了。举行结婚仪式第二天，给新娘子磕头费的时候我也在场，当时还数了一下，磕头费是8800元。另外，举行结婚仪式那天的烟也是从我这拿的，总共四条硬中华和六条小苏烟。一审开庭时我在外面等了十几分钟就走了，没有人叫我出庭作证。”
证据3、证人陶某的出庭证言一份。其主要内容是：“我和我的丈夫张成功都是马某甲和邱某甲的媒人。一审开庭时我在家带小孩没有空出庭，是我的丈夫张成功出庭的。马某甲和邱某甲结婚时在泗洪县城买了四金，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是在正月里买的。购买四金时，我、张成功、马某甲、邱某甲和邱某甲的母亲都去的。我不识字不知道店名，但我知道一共花了18015元，是刷卡支付的。四金买好后就交给邱某甲了。2014年腊月初六马某甲和邱某甲订婚时男方到女方家去，带了四箱苏酒和四条小苏烟，其他还有肉、糕点和汤。举行结婚仪式前一天，男方到女方家带了四条中华烟和四箱苏酒。举行结婚仪式当天，男方到女方家带了四条中华和六条小苏烟。以上所带的物品都是两家商量好，由男方带去的。举行结婚仪式当天，男方给女方上车费和下车费都是1800元，洗脚费680元，背人费880元。这些费用都是通过媒人传话的，所以具体金额我都知道。”
上述证据旨在证明婚前马某甲花费18015元为邱某甲购买四金，及在举行结婚仪式前后马某甲给付邱某甲的款物。
被上诉人邱某甲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不具有合法性，销售凭证应为税务发票，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收据上载明的首饰并不当然就是马某甲主张的为邱某甲购买的四金。且马某甲购买的四金结婚时邱某甲就已经带到马某甲家，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带走。对证据2、3的证人证言不属于一审后新发现的证据，也不属于一审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二审中应不予采纳。证人马某乙系马某甲的堂姐，双方存在亲属关系，其有利于马某甲的证言应不予采信，且其陈述的关于各项费用的支出也与当地风俗习惯不符。证人陶某清楚陈述购买四金的款项金额，但不记得购买四金的具体日期，可能是庭前与马某甲串通的，不应采信。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邱某甲虽对该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结合其在一审中认可购买四金的发票为其持有，但已丢失，二审中也未提交相应的反驳证据，故对证据1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3，因其并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邱某甲对此提出异议，故证据2、3本院不予采纳。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除马某甲认为原审没有查明其实际给付邱某甲的费用为12万余元外，邱某甲、邱某乙、吴某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原审除四金的价值外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举行结婚仪式前，马某甲为邱某甲购买四金花费18015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邱某甲、邱某乙、吴某应向马某甲返还的彩礼金额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按照当地农村的一般习俗，男方在订立婚约时会向女方或女方亲友赠送一定的礼金或礼品，俗称彩礼。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虽接受彩礼，但已经结婚的，离婚时如一方主张返还的，原则不予支持。如双方虽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支持，但返还的彩礼应以礼金及贵重物品为限，且应酌情返还。本案中，马某甲、邱某甲举行结婚仪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仅一个月，邱某甲即至外地务工，后马某甲向原审法院起诉离婚，原审法院判决准许双方离婚。马某甲提出其向邱某甲给付彩礼合计120000余元，因邱某甲不予认可，且马某甲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为与邱某甲缔结婚约，向邱某甲给付见面礼6000元、过贴60000元，购买四金18015元，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邱某甲、邱某乙、吴某返还马某甲20000元，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80元，由上诉人马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芳远
代理审判员 葛 娜
代理审判员 王冬冬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冯 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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