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法民初字第10579号原告:王清熙，男，汉族，1970年5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县。委托代理人：王清相，男，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县，系原告弟弟。被告：重庆喜多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潼南县寿桥乡街村，组织机构代码68893098-5。法定代表人：脇坂大树，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万伶，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清熙与被告重庆喜多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多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邓歆颖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清熙委托代理人王清相，被告喜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万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清熙诉称，我于2013年2月18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从事烫衣工作，工资为3700元/月。2015年3月16日，被告单方变更加班费并要求我加班，我与被告协商加班费未果，我拒绝加班，公司车间主管卢小东以及副总经理叶总让我上班到3月18日就结算工资走人。同年3月20日，被告向我出具自动离职通知书，我就没有再上班了，被告也未为我办理离职手续。2013年2月18日至2015年3月18日我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未为我缴纳企业职工社会福利保险金，被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2015年3月25日，我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北区仲裁委）申请仲裁，并于同年8月7日收到该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书。我对裁决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异议，对驳回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8500元不服，现诉至法院，现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8500元（3700元/月×5个月×2=3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喜多公司辩称，原告在我公司从事烫衣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为2013年2月18日。原告的工资为2540元/月，我公司每月另行发放住宿费150元、伙食补助210元，原告的加班费根据其加班情况另行计算。因原告要求自行购买社会保险，并向我公司作出放弃社会保险承诺书，我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每月向其支付300元的社保费用。我公司从未强迫原告加班，是原告不满加班待遇以及发放加班工资的时间主动离职。2015年3月16日，原告告知车间主管卢小东及副总经理叶总自己不想做了。之后，原告消极怠工。同年3月18日，原告要求我公司结算其在2015年3月17日前的工资，我公司按照其要求为其办理了离职手续，同时在公司办公大楼门口张贴了自动离职通知书，之后，原告未再到公司上班。同年3月19日，我公司又向原告邮寄离职通知书，原告于次日收到该份自动离职通知书。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3年2月18日至2015年3月18日。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18日，原告入职被告处，从事烫衣工作。工作期间，原、被告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13年2月18日至12月31日、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3月18日，被告就原告工资进行结算，其工资结算表载明原告为自动离职，还载明2月份、3月份截止上班18天工资、补发元月份月奖金、晚餐补贴、加班费等名目；该结算表加盖被告公司公章，原告也签字确认，签字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8日。当日，被告作出自动离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原告于2015年3月18日自动离职并已签字结清在其公司上班期间所有工资、加班费及补贴，2015年3月19日后原告不再是其公司员工；该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8日。同年3月25日，原告向江北区仲裁委就确认劳动关系、赔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申请仲裁。江北区仲裁委于同年8月5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结果为：1、确认原、被告之间在2013年2月18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驳回原告其他申请请求。同年8月7日，原告收到上述仲裁裁决书，并于同年8月20日诉至本院。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卢小东出庭作证。卢小东陈述：其于2011年7月入职被告处，至今仍在职。其担任生产主管一职。其与原告为同事关系。原告负责烫衣工作，固定工资是3500元/月。2015年3月16日，原告在工作未完成的情况下大吵大闹说不做了，并说公司可以把他炒掉。同年3月17日原告在车间到处串岗，消极怠工。同年3月18日，他要求公司结算其工资，公司同意后进行了工资结算，并办理了离职手续，原告就离开了公司。同年3月19日，公司在工厂车间张贴离职通知书，同时还向原告寄送了上述通知书。原告是因为不满意公司的加班制度口头提出的离职。原告认可证人关于结算工资、发生劳动纠纷的时间的陈述，对证人其他陈述均不予认可。因证人为被告在职员工，其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但因原告认可结算工资的时间，且有工资结算单可以与其证言相印证，由此，本院对证人关于2015年3月18日原、被告就工资进行结算的陈述予以采信，对证人其他陈述，均不予采信。庭审中，原告表示其认为仲裁裁决书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的认定有误，其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3年2月18日至2015年3月20日。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2份、自动离职通知书、工资结算单、仲裁裁决书及其送达回执、证人证言等书面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庭审中，原告还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5年3月考勤卡，拟证明其离职时间为2015年3月20日。该考勤卡姓名一栏有手写字体“王清熙”；3月20日上班打卡时间为08:20，下班打卡无记录。原告表示考勤卡只有上班打卡记录是因为3月20日上班打卡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工资结算单和自动离职通知书后，其就离开了公司。2、王小东证明，拟证明原、被告发生劳动纠纷的情况及原告离职时间。该证明中，“王小东”陈述以下内容：其与原告为同一车间和工位的同事。2015年3月16日下午，厂里通知以后加班计件取消，原告当晚就没有加班。同年3月17日，主管卢小东告知原告叶总让原告不用再上班了。同年3月18日，原告按时上班，下午公司主管让原告结算工资。没多久派出所来人到公司办公室。后来原告表示厂里不给书面通知并让派出所的人员赶他走。同年3月19日，原告仍然按时上班。同年3月20日，原告上班没多久就走了。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表示考勤卡上没有被告公司名称，也无公司盖章或相关人员签字。对证人证言表示其公司有名为王小东的员工，但已于2015年9月离职；无法核实该份证言是否为其公司员工王小东本人出具；王小东与原告为叔侄关系，不排除其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虚假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不合法。因考勤卡无法核实是否属于被告公司，且被告也不认可其真实性，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上述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庭审中，被告还举示了以下证据：1、自动离职通知书邮寄凭证，拟证明其公司已于2015年3月18日为原告办理离职手续。该邮寄凭证为国内挂号信函收据，邮件标号为xa25978xxxxxx，加盖邮戳时间不清晰，寄送地、收件人姓名一栏均为空白。2、自愿放弃参加社保承诺书、人事信息表，拟证明原告的工资总额包括其公司给原告的社会保险费300元。其中承诺书载明：本人因是农村户口，已在户籍所在地参加新农合社保医保，经与公司协商自愿放弃公司社保，由公司每月补助300元让其自行参保；自愿放弃人签名一栏有“王清熙”手写字样。同时被告表示承诺书上是原告亲自签字，人事信息表上“王清熙”字样是其本人所写。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表示承诺书上的“王清熙”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人事信息表上“王清熙”字样是否为其本人所写无法核实。因证据1无法看出收件人姓名、寄送地址和邮寄时间，证据2与本案并无关联，且也无法核实是否为原告本人签字，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工资结算单载明原告工资结算截止时间为2015年3月18日，且原告也在该工资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其所写日期也为2015年3月18日，而被告作出的自动离职通知书载明的原告离职时间和该通知书的落款时间均为3月18日，上述两份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原、被告在2015年3月18日就工资进行结算，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由此，对被告关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3月18日解除的主张予以采信。仲裁裁决虽载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3月18日解除，且被告也提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3月18日解除的抗辩，由此，本院认定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3年2月18日至2015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已经举示的证据均显示原告为自动离职，原告主张是被告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应当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未举示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其关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陈述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于法无据，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王清熙全部诉讼请求。二、确认王清熙与重庆喜多针织有限公司在2013年2月18日至2015年3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王清熙负担。王清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邓歆颖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谢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