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朝民初字第19245号原告臧志川，男，1952年2月25日出生。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4号。法定代表人霍晨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杨松，男，1987年10月7日出生，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法律顾问。被告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甲2号盈科中心A座16层和17层。法定代表人唐义恩，总裁。委托代理人王海青，上海段和段（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臧志川与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企服务公司）、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音投资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德恒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臧志川，外企服务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张杨松，波音投资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王海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臧志川诉称：我自1990年4月1日至2012年5月25日由外企服务公司被派遣至波音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波音代表处）工作。后由于波音代表处关闭，自2011年1月1日起继续派遣我至波音投资公司连续工作，先后任职司机、行政助理和行政专员。初到波音代表处时，首席代表蓝天慕先生口头告知本人“一周工作五天半，工资由代表处直接支付，每个日历年底支付双薪”。由于雇用员工劳务合同是仅限于外企服务公司和波音代表处之间的集体合同，本人无从得到。但我自1990年至2010年间，每年12月底都从波音代表处获得双薪；且自2000年设立“员工激励计划奖”（EIP）起至2010年，本人均于次年2月底自波音代表处随工资或从波音投资公司获得该奖。自2005年6月波音投资公司成立前后至2012年5月25日，波音代表处和波音投资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模式下，我按照所供职的波音投资公司共用服务集团国际业务支持部（SSG-IBS）李锚锚经理和其他领导的工作安排，为波音代表处、波音投资公司、美国波音公司各子公司的驻京代表处及在华的中外员工办理了大量的证、照、工作证件和各种签证的注册、年审、延期、变更、注销等业务，并完成了许多其他工作。我与外企服务公司于2011年1月4日签订了继续派遣至波音投资公司工作的劳动合同变更协议，除了波音投资公司口头告知我以后的工资委托外企服务公司支付外，任何一方既未口头，也未书面告知我合同内容、工资结构、福利等有任何变化。且我的月基本工资于2011年3月起从15900元正常增长至17172元。直至我2012年1月初和3月初分别在中国银行取工资时，才得知波音投资公司未支付2011年的年底双薪和“员工激励计划奖”，减少了劳动报酬。我与其交涉，波音投资公司总是以我不是波音公司正式员工，而是外企服务公司派遣的合同员工或合同中无约定等理由拒绝支付。由于我离职前多次追讨此欠薪，波音投资公司出台了《知情豁免书》，支付一笔一次性金额，要求本人五天内签字，否则不再支付。本人当时法制观念不强，维权意识差，对波音投资公司信赖，于是就签了字。本人于2013年年初才得知，波音投资公司并未按“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的法律规定履行义务，既未支付应于2012年2月底支付的2011年的员工激励计划奖13332.41元，也未支付应于2012年12月底支付的该年1月和2月的双薪2862元，更未支付应于2013年2月底支付的2012年1月和2月的员工激励计划奖3501.21元，三项金额共计19695.62元。此金额和《知情豁免书》所支付的12632.28元竟然相差7063.34元。《知情豁免书》显失公平，且免除波音投资公司的法定义务，排除劳动者权利，无任何法律依据，与《劳动合同法》同工同酬的规定相悖，故而要求认定其无效。现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认定《知情豁免书》无法律效力；2、确认波音投资公司已支付2011年底双薪17172元，出具中文纸质明细及依据和计算方法；3、波音投资公司支付2011年的员工激励计划奖13332.41元并加付赔偿金3333.10元，出具中文纸质明细单及依据和计算方法；4、外企服务公司和波音投资公司提供：A、2011年度我工资增长的通知，B、2011年1月至2012年8月我的工资（支付）明细单；C、承担我劳务派遣关系和与之相关的薪金支付等倒置举证责任；5、波音有限公司支付翻译费1000元。外企服务公司辩称：1、《知情豁免书》是臧志川和波音投资公司签订的有效的民事协议，该协议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也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况，其是臧志川真实意思表示，有完全的法律效力；2、臧志川要求确认已支付2011年底双薪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3、关于员工激励计划奖，涉案三方之间没有书面约定，同时该奖作为福利，在2011年以及2012年2月底之前不属于同工同酬的考虑范围之内；4、臧志川要求提供工资增长通知等材料及支付其翻译费的诉讼请求均没有法律依据。波音投资公司辩称：1、我公司和臧志川没有任何关于双薪和员工激励计划的约定，臧志川在2011年自愿选择继续和外企服务公司签署合同，在外企服务公司退休，对于该选择和由此带来的后果其相当清楚；2、《知情豁免书》是我公司和臧志川之间平等协商的，其也充分提出了意见，最后双方达成一致的，不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的情况。事实上，在豁免书中同意给臧志川的数额也是公司额外支付的，臧志川没有任何的合同和法律依据向我公司主张任何款项的支付；3、臧志川所有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时效。如果最迟从签署《知情豁免书》起算，臧志川第一次提出仲裁请求的时间是2013年9月，也早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时效。经审理查明：臧志川原系外企服务公司员工，双方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派遣臧志川至波音代表处工作。因波音代表处关闭，2011年1月4日，臧志川与外企服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协议》，约定用工单位自2011年1月1日变更为波音投资公司，劳动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2012年2月25日，臧志川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外企服务公司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2012年2月26日，臧志川与外企服务公司签订了适用于退休人员的《劳务协议》，约定外企服务公司安排臧志川在波音投资公司从事行政专员工作，期限为2012年2月26日至2012年5月25日。2012年5月25日，臧志川与波音投资公司签订了《知情豁免书》，其中约定：波音投资公司愿意支付臧志川额外的一笔一次性金额，以感谢其通过外企服务公司向波音代表处及波音投资公司的派遣安排所提供的服务，并解决其可能存在的与用工关系相关的任何及所有权利要求；波音投资公司向臧志川一次性支付税前金额12632.28元，以感谢其长期提供的服务，将由外企服务公司代为发放；双方同意以上付款安排解决了臧志川与波音（包括波音代表处及波音投资公司）的用工关系就员工激励计划的任何及所有事宜及争议；臧志川确认其与外企服务公司及波音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潜在的或悬而未决事项或劳动争议，包括但不限于欠薪、应付而未付的加班费、社会保险欠费等；臧志川同意放弃并且无条件免除对于波音及其员工、股东、董事及关联公司关于臧志川作为派遣员工身份的任何权利、权利要求、诉讼及／或法律救济。臧志川认可收到了上述款项。2014年4月15日，臧志川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申诉，要求：1、认定《知情豁免书》无法律效力；2、波音投资公司已支付2011年底双薪17172元，出具中文纸质明细及依据和计算方法；3、波音投资公司支付2011年的员工激励计划奖13332.41元并加付赔偿金3333.10元，共计16665.51元，出具中文纸质明细单及依据和计算方法；4、外企服务公司和波音投资公司提供：A、2011年度其工资增长的通知，B、2011年1月至2012年8月其工资（支付）明细单；C、承担其劳务派遣关系和与之相关的薪金支付等倒置举证责任。2014年4月21日，仲裁委书面通知不予受理。臧志川不服，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变更协议、劳务协议、知情豁免书及仲裁委京朝劳仲不字（2014）第0089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等相应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臧志川与波音投资公司于2012年5月25日达成的《知情豁免书》，系双方就终止用工关系、一次性支付款项以解决全部争议等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中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臧志川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等情形，其要求认定该《知情豁免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该豁免书中已明确臧志川确认其与外企服务公司及波音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事项，此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现臧志川要求两公司支付其2011年员工激励计划奖及赔偿金、出具工资明细单、支付其翻译费等项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其争议请求也早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本院不予支持。臧志川要求提供工资增长通知、确认已支付2011年底双薪等其他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审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臧志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臧志川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德恒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吴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