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温民终字第12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交运集团城东公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林峰。
委托代理人：曾竞孝。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崇妹。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湘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斌。
以上四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董文将。
上诉人温州交运集团城东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城东公司）因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3）温鹿东民初字第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3年7月1日早晨6时许，黄友林乘坐交运城东公司经营的66路公交车，从灵昆始发前往温州市区医院治疗。黄友林买票后，坐在右边第一排靠窗的位置。时至6时33分许，黄友林在座位上突然昏迷，有乘客发现后，便喊乘客昏倒了。6时35分36秒、38分56秒，因66路公交车两次刹车，黄友林的头部两次撞到座位前的栏杆上，相邻的乘客将其扶正坐好，同时，多位乘客喊售票员与驾驶员停车，但公交车辆还是继续行驶。直至黄友林口吐白沫，售票员才通知驾驶员停车。6时47分17秒，售票员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过了十几分钟后，救护车将黄友林送往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另查明，黄友林患有肾衰竭，经常进行血透治疗。医院诊断黄友林系心跳呼吸骤停而死亡。2013年7月1日6时40分51秒，66路公交车上有乘客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手机号码：130××××8776）。黄友林生前系温州市龙湾区退休干部。
2013年12月13日，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交运城东公司立即赔偿损失313251.56元（其中抢救医疗费1358.06元、死亡丧葬费20043.5元、50%的死亡赔偿金2418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交运城东公司在原审答辩称：要求交运城东公司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的诉讼请求。
原判认为，交运城东公司作为承运人，在承运过程中，负有救助乘客的义务。黄友林因患有肾衰竭疾病，其乘坐被告的66路公交车前往医院就诊过程中出现昏迷，当同车的乘客发现后予以告知的情况下，作为交运城东公司工作人员的66路公交车售票员与驾驶员理应及时采取救助措施。但根据66路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显示并结合目击证人陈某、李某的证言可知，在黄友林昏迷过程中两位工作人员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紧急救助措施，没有及时为黄友林的抢救赢得时间，交运城东公司的工作人员存在相应过错，交运城东公司应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黄友林明知自己患有严重肾衰竭并可能引发昏迷，仍独自外出就诊，且黄友林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其自身肾衰竭引发心跳呼吸骤停，交运城东公司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仅是导致黄友林死亡的间接原因，故交运城东公司的赔偿责任应以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方所受损失的10%为限。确认合理损失为医疗费1358.06元、丧葬费20043.50元（40087元／12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483700元（34550元×14年），合计505101.56元，故交运城东公司应承担50510.16元。因黄友林的死亡主要系其自身疾病引发，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方要求交运城东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不予支持。黄友林系温州市龙湾区居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款。交运城东公司抗辩黄友林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款，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交运城东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起五日内给付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赔偿款50510.16元；二、驳回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6元，由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共同负担1769元，交运城东公司负担197元。
宣判后，交运城东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的诉讼请求。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有误。第一，证人李某、陈某的证言虽证明该两位证人均有喊“热死人了”，但无法证明售票员和驾驶员已经听到该喊声。第二，视频没有显示黄友林有口吐白沫。第三，黄友林头部撞到座位前的栏杆不是因为急刹车所致，而是黄友林自身的身体原因所致。第四，原审事实第二节关于对黄友林自身身体疾病等情况的表述过于简单，避重就轻。从本案发生的经过可见，黄友林自身健康原因与被上诉人未尽到监护义务是导致黄友林死亡的共同原因，交运城东公司的售票员和驾驶员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主观上无过错，无须承担责任。2.原判决适用法律有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指的是主动实施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并非消极的不作为。本案中，如果交运城东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造成损害，那也属于不作为行为，原审适用上诉法律是错误的。3.黄友林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当按农村标准进行计算。4.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纠纷，原审认定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辩称：1.本案的案由不管认定为生命权纠纷，还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纠纷，均不影响本案的审理。2.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交运城东公司提出原审认定事实有误的主张不能成立。3.黄友林为公务员，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交运城东公司的上诉均不成立，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当事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其中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提供的事业单位干部退休呈批表和2012年温州市机关退休人员规范生活补贴审核表，原审未交交运城东公司质证。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因余崇妹、黄湘珍、黄旻、黄斌的要求将以上证据出示供交运城东公司质证，但交运城东公司以上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为由拒绝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以上证据并非属于不可采纳之证据，交运城东公司拒不质证，应视为其自行放弃质证，故本院对以上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审未将以上证据交由交运城东公司质证，直接认定黄友林生前系温州市龙湾区退休干部确有不当，本院予以指正。至于交运城东公司上诉提出本案证据无法证明售票员和驾驶员已经听到乘客喊声的问题，根据证人李某、陈某的证言和视频资料，可以确认2013年7月1日6时33分许，有乘客发现黄友林在座位上突然昏迷后便喊乘客昏倒了，以及黄友林的头部两次撞到座位前的栏杆上后有多位乘客喊停车的事实。因售票员负有注意车内情况的注意义务，且与乘客距离较近，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以认定售票员已经听见喊声。驾驶员位于前方，行车时须专注于车辆驾驶以保障车辆行驶的安全故而对车内情况的感知和反映能力相对较弱，尚不足以认定其已听到6时33分许的喊声，但自公交车两次刹车，黄友林的头部在6时38分56秒第二次撞到座位前的栏杆上后，已有多位乘客喊停车，此时，驾驶员应该已经听到喊声，本院予以确认。交运城东公司关于售票员、驾驶员没有听到乘客喊声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款所指的“公共场所”即包括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的场所，也包括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而在行驶运营过程中的公共汽车属于为公众提供交通服务的场所，故交运城东公司的66路公交车应当属于“公共场所”。交运城东公司的66路公交车配有售票员、驾驶员两位工作人员，其中售票员负有注意车内情况，遇到乘客身体突发情况时立即喊驾驶员停车的管理职责。2013年7月1日6时33分许，售票员听到乘客喊声时，应当及时了解情况，直到6时39分许，已有多位乘客喊停车时，售票员仍未让驾驶员停车，其显然未尽到作为售票员应负的公交车管理职责，并对此具有过失。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售票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未尽到注意义务，造成他人损害，应由其用人单位交运城东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交运城东公司上诉主张其没有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执行工作任务”并未局限于积极行为，交运城东公司关于该条款仅适用于积极行为的上诉主张，不当限缩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的问题是交运城东公司作为66路公交车这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是否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造成他人损害，故双方的纠纷系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原审确定本案为生命权纠纷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交运城东公司对本案案由提出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黄友林生前系温州市龙湾区退休干部，原审适用城镇居民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是正确的。综上，交运城东公司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但不影响原审判决结果，故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2元，由上诉人温州交运集团城东公交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伟达
审 判 员 吴跃玲
代理审判员 潘文舒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叶冰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