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晋民申字第3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
法定代表人：唐兴亮，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常保权，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根成，男，汉族，1958年11月20日出生，无业，现住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
委托代理人：姚文涛，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凌兴旺，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民委员会因与被申请人刘根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朔中民终字第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民委员会的再审请求是：1、撤销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朔中民终字第43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985年1月5日，常禄（常志福、常志荣之父，张忠之岳父）与被申请人签订《互换承包地协议》，协议约定：常禄将自己所承包的5.8亩土地加上常志荣承包的4.15亩土地以及张忠母亲李三女所承包的1.38亩土地、常禄母亲杜二女所承包的1.38亩土地总计12.71亩土地与被申请人所承包的1.94亩土地和刘开花（被申请人姐姐）所承包的2.39亩土地总计4.33亩土地进行互换，但是，常禄与被申请人的互换土地协议并未经过再审申请人的备案登记，且双方互换土地的行为也未告知再审申请人。1999年，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常禄、常志荣、李三女隐瞒土地互换事实，将已经与被申请人互换的12.71亩土地分别与再审申请人续签了第二轮承包合同，事后，刘开花得知自己的2.39亩土地被被申请人擅自换了常禄的土地，遂于2007年起诉被申请人以及常禄和柳春，要求停止侵权，返还承包地，2009年朔州中院作出（2009）朔民终字第158号终审判决，判决要求被申请人刘根成退还刘开花2.39亩承包地，常禄、柳春负连带责任，该判决直接导致《互换承包地协议》无效。在执行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在执行中达成和解协议，由于常禄（执行时已经去世）、柳春已经在刘开花的土地上盖了房，所以，由常禄的继承人常志福向刘开花支付土地转让费12.1万元，柳春向刘开花支付土地转让费8.5万元，柳春和常志福分别得到刘开花2.39亩土地的相应份额，另外，柳春还得到12.71亩土地中的两亩土地。2012年，由于城市改扩建需要征用常禄等人的土地，再审申请人在不知道有互换土地协议存在的情况下，依据第二轮承包合同分别向常禄的继承人常志福支付20万元、向常志荣支付了41.5万元以及向李三女的继承人张忠支付13.8万元的征地补偿款，但是，被申请人认为，其当年已经与常禄等人签订了土地互换协议，除了柳春得到的2亩土地以外的10.71亩的征地补偿款应该支付与他，而不应该支付给常志福、常志荣和张忠三人，所以，被申请人在2014年将再审申请人诉至法院，要求再审申请人支付其10.7l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共计1231650元，一、二审法院支持了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现法院已强制执行了再审申请人50万元现金并支付与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经过几番努力，现终于取到2009年朔州中院作出（2009）朔民终字第158号终审判决书，该判决书的内容完全可以推翻（2014）朔中民终字第431号终审判决的内容。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被申请人与常禄签订《互换承包地协议》，双方不管是在事前还是事后均未向再审申请人进行任何的备案登记，也未告知再审申请人换地事实的存在，1999年，常禄、常志荣、李三女等人隐瞒土地互换事实，将已经与被申请人互换的12.71亩土地又分别与再审申请人续签了第二轮承包合同，2012年再审申请人在不知道土地互换的情况下，依据承包合同将征地补偿款补偿给了常志福、常志荣和张忠并无过错，且并无不妥。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再审申请人并不是《互换承包地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领取征地补偿款的受益人，被申请人如果提起诉讼，应当以领取征地补偿款的常志福、常志荣和张忠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该三人返还征地补偿款即可，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无权针对再审申请人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在认定诉讼主体资格上适用法律错误。
（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就被申请人与常禄所签订的《互换承包地协议》的效力问题，即互换承包地这一事实的效力问题，同一法院作出相反的认定。2009年朔州中院作出（2009）朔民终字第158号终审判决第二项认定：被申请人、常禄、柳春停止对刘开花承包的朔城区南关村围墙地2.39亩耕地的侵害；由被申请人退还刘开花2.39亩承包地，常禄、柳春负连带责任。虽然该判决没有直接表述《互换承包地协议》的效力问题，但是从该判决所确定的侵权事实成立的前提下不难看出，朔州中院已经认可了《互换承包地协议》的无效，因为如果《互换承包地协议》为有效，那刘开花所承包的土地就不再属于其所有，侵权的基础事实将不复存在。然而，在2014年被申请人起诉再审申请人的诉讼中，朔州中院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首先是2014年7月3日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朔民初字第464号判决书，要求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1231650元征地补偿款，从而直接认定了《互换承包地协议》为有效，因为只有认定《互换承包地协议》为有效，被申请人才有权领取10.71亩土地相应的征地补偿款。后再审申请人不服上诉，朔州中院于2014年11月10日作出（2014）朔中民终字第431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一法院对同一关键事实的认定作出自相矛盾的裁判实属不应该。至此，申请人认为，首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人将征地补偿款依据第二轮土地承包协议补偿给承包人以及承包人的继承人是合法的，也是合情合理的，申请人在补偿的过程中是无过错的，如果被申请人认为补偿错误，完全可以依据（互换承包地协议》来起诉常志福、常志荣和张忠要求返还征地补偿款，而不能将申请人作为被告进行起诉。其次，朔州中院对于《互换承包地协议》的效力问题，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和判决令人匪夷所思，同一法院对于同一事实的不同认定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被申请人拿着错误的生效判决向朔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且已经得到现金50万元，而常志福、常志荣和张忠三人则依据第二轮承包合同于2015年1月将申请人再次诉至朔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申请人继续支付剩余土地征用补偿款，由于朔城区法院和朔州中院的枉法裁判，现在已经给申请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该恶性的后果现在正在持续和蔓延，如果贵院不及时纠正朔城区和朔州市两级法院的错误，那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量。再次，征地补偿款属于财政拨款，由财政统一拨付，同一块土地的征地补偿款是确定的，财政只能拨付一次，不可能就同一块土地进行重复拨付和重复补偿，否则将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十三）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答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1、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答辩人承包了“围墙地”1.94亩，刘开花（答辩人姐姐）承包了“围墙地”2.39亩，上述土地一直由答辩人耕种，并缴纳相关税费。1985年1月5日，答辩人与本村村民常禄签订了《互换承包地协议》，答辩人用自己承包的1.94亩和刘开花承包的2.39亩“围墙地”承包地与常禄承包的较为偏远产量很低的12.71亩“河南地”承包地互换，该协议签订后，答辩人就一直耕种12.71亩的“河南地”，并缴纳相关税费，同时，互换后的“围墙地”也一直由常禄耕种，1992年常禄向再审申请人申请将互换后的“围墙地”作为宅基地，随后再审申请人将“围墙地”的200平方米批给常禄用作宅基地，1993年，常禄在兑换后的“围墙地”上建起了房屋，2006年常禄又在剩余的“围墙地”的地上建起房屋，柳春也在该“围墙地”建起了房屋。2、2007年，刘开花向朔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答辩人、常禄、柳春，要求停止侵害其2.39亩“围墙地”承包地，并退还其该“围墙地”或按比例退还互换后的土地，该案经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朔民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上诉人刘根成、常禄、柳春停止对上诉人刘开花承包的朔城区南关村围墙地2.39亩耕地的侵害；由刘根成退还刘开花的围墙地2．39亩承包地经营权，常禄、柳春负连带责任。该判决生效后，2010年10月11日，在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刘根成将“河南地”2亩返还给刘开花，随后刘开花将判决确认的0.39亩“围墙地”以121000元转让给常志福（常禄之子）：将刘根成返还的2亩“河南地”以85000元转让给柳春，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且各方均无异议。3、2011年，常志福（常禄之子，常禄此时已经去世）、常志荣（常禄之子）、张忠（常禄女婿）等向朔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返还原物纠纷诉讼，要求答辩人按照比例退还其7.69亩的承包地，该案最终经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朔民终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根成、常志福、柳春与刘开花就业己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达成和解协议，属合法有效。基于执行和解内容、诉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状况，双方权利义务己变更，并不必然导致刘根成对常志福等人的侵权。同时从法律关系上讲，答辩人与常志福等人之间的行为属互相兑换承包地行为，双方争议的是兑地协议效力问题，属合同争议之诉，故此，驳回常志福等人的诉讼请求。4、2013年，涉案的10.71亩“河南地”承包地以每亩115000元经电子城项目征收，其他村民该项目征地补偿款己从再审申请人处领取了征地补偿款，再审申请人将该地部分征地补偿款违法发放给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的常志荣、常志福等人。2014年答辩人向朔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再审申请人依法给付答辩人征地补偿费1231650元（10.71亩×115000元／亩），2014年7月3日，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以（2014）朔民初字第46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1985年原告刘根成与常禄互换承包地，各自耕种经营二十余年，未有第三方异议，2007年起，所互换的土地几经诉讼，现可以确定原告刘根成己实际承包经营兑换后的土地10.71亩，该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其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被告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委会虽不是征地主体，但其行使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发放管理工作，有义务依法向征用土地的承包方给付征用补偿费，判决被告朔城区南城就街道办事处南关村委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根成承包地征用补偿费1231650元。该案判决后，再审申请人不服该判决，随后向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亡诉，2014年11月10日，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朔中民终字第43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根成与常禄签订的《互换承包地协议》，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依法应予保护，上诉人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和效力并不否认，但认为该协议没有依法备案公示，南关村委会对刘根成与常禄换地事实并不清楚，故按《土地承包合同书》发放土地补偿款没有过错，但上诉人南关村委会称不知道换地一事显然不是事实，首先，该案诉争的“河南地”是常禄1982年分得的承包地，但刘根成从1985年起就多次为该地交纳国税、提留：其次，1992年常禄在兑换的承包地上申请了宅基地并建房，2006年柳春也在此建房，南关村委会说自己不清楚换地一事与事实不符，故而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再审申请人提起再审根本没有任何新证据，更不用说推翻原审判决了。再审申请人所谓的新证据，即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朔民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而该判决书在一审中，答辩人就已经向朔城区人民法院举证了，上述事实在原审一审判决书已经明确载明，现再审申请人提出所谓的新证据，根本不是新证据，而且该判决书判决内容也与本案原审判决没有任何矛盾，再审申请人提请再审根本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条件。
（三）、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再审申请人提出答辩人与常禄等签订《互换承包地协议》未在再审申请人处备案登记，声称不知换地的事实，其在不知道换地的情况下，向常志福等人依照《土地承包合同》发放征地补偿款没有过错，这不是事实。首先，答辩人在1985年1月5日以其承包的“围墙地”换取常禄承包的”河南地“，该换地协议都是当时南关村委会会计刘顺代笔书写的，换地后，“河南地”的相关土地税费都一直是由答辩人向再审申请人交纳，而当时的经手人（出纳）就是现在村委会主任张福功，故对答辩人与常禄互换承包地的事实，再审申请人明显知情。如刘顺出具的证明、1987年1月14日、1988年1月22日、1995年2月27日等南关村委会出具的现金收入凭证很清楚证明答辩人与常禄换地事实明显知情。其次，答辩人与常禄互换承包地后，1992年常禄向再审申请人申请宅基地，再审申请人即把原属答辩人的“围墙地”批给常禄近200平方米作宅基地，常禄随即在兑换后的承包地上建房，2006年常禄又在兑换后的土地上建起一处停车场：常禄又将“围墙地”部分卖与他人作宅基地，上述事实有南关村村委会出具的批宅基地的证明及常禄出卖土地的“转让契”等可以证明，且在答辩人与常禄、刘开花几次诉讼的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己明确阐述了上述事实，如村委会不知道上述换地的事实，怎么可能把原属于答辩人所有的承包地批给常禄及他人用作宅基地，怎么会让常禄及其他人盖房、建停车场，南关村委会所说的不知道答辩人与常禄换地，明显是撒谎。第三，在本案之前，答辩人与刘开花、常禄、常志荣、常志福等因为该换地纠纷经过多次诉讼，仅法院判决书就多达七、八份，在诉讼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出具过多个证明，并且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去南关村委会调查过前任村支书杨付财和现任村支书张福功，在其询问笔录里明确载明再审申请人很清楚换地，并且再审申请人将互换后的围墙地部分批给常禄及他人作宅基地盖房和停车场等，再审申请人称其不知道答辩人与常禄互换承包地的事实，明显是在撒谎。第四，再审申请人声称在其不知道土地互换的情况下，依照所谓第二轮承包合同将征地补偿款补偿给常志福、常志荣等人并无过错，明显是在撒谎。在刘开花与答辩人、常禄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一案中，早己明确查明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没有发给承包产，仍在村委会放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尚未填写，尚未发放，该事实在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07）朔民初字第691号、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08）朔民初（重）字第691号、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朔民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己明确载明。涉案的“河南地”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填写，没有发放，再审申请人依照什么给常志福、常志荣等人发放该地征地补偿费，谈什么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明显是再审申请人和常志福、常志荣等人串通，恶意违法向其发放本属答辩人所有的征地补偿款。最后，撇开法律不谈，再审申请人将互换前属答辩人所有的“围墙地”批给常志福、常志荣等人用作宅基地、停车场，又将互换后属答辩人所有的“河南地”征地补偿款发放给常志福、常志荣等人，有这样的道理吗再审申请人不是恶意违法发放是什么
（四）、《互换承包土地协议》无疑是有效协议。1、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34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第40条：“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等规定，对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互换，因此，对于答辩人与同一村村民常禄签订的《互换承包地协议》涉及双方之间土地互换毫无疑问是有效的，且在当时答辩人用少量位置比较好产量比较高的围墙地换取常禄位置偏远且产值比较低的河南地也是公平的。2、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7条：“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双方对互换土地原享有的承包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应互换，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手续”之规定，对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互换承包地，可以办理承包地经营权的手续，也可以不予办理，但《互换承包地协议》有无公示和备案，不影响互换合同的效力，备案或者公示目的是为了让不知情的第三人知晓权利变动的情形，以免引起纠纷，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甚至是在再审申请人主持下达成《互换承包地协议》的，在换地之初就已经知道双方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并且也按照双方互换土地后的权利义务予以对待，比如要求答辩人缴纳“河南地“相关税费，把”围墙地“批给常禄等人用作宅基等等。3、答辩人与常禄签订的《互换承包地协议》对于答辩人与常禄的内容明显有效。首先，再审申请人提出的2009年朔州中院作出（2009）朔民终字第1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答辩人、常禄、柳春停止对刘开花承包的2.39亩“围墙地”的侵害，由刘根成、常禄、柳春负连带责任，该判决并未认定《互换承包地协议》无效，其只是在未经刘开花同意的情况下，由答辩人、常禄、柳春处置其2.39亩“围墙地”承包地，故而侵害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对于答辩人与常禄、柳春达成的换地协议内容无疑认为是有效的，该《互换承包地协议》部分有效，该判决内容与原审判决内容并不矛盾。其次，该判决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争议各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均同意刘根成返还刘开花“河南地”2亩，并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各方也均无异议，刘开花随后将刘根成返还给其的“河南地”2亩以85000元转让给柳春，将判决确认的0.39亩“围墙地”以121000元转让给常志福，对此，再审申请人也知情，《互换承包地协议》关于答辩人与常禄、柳春的内容部分不但有效，而且对于刘开花有争议的部分也执行完毕。再次，2011年，常忠荣、常志福、张忠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答辩人按照换地比例返还其5.67亩的“河南地”，该案几经诉讼，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朔民初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常志荣、常志福、张忠的诉讼请求，不但认可了《互换承包地协议》的效力，而且驳回了常志荣等人的要求按照比例返还其5.67亩“河南地”的诉讼请求，现人民法院依照《互换承包地协议》及各生效判决、执行和解笔录等证据判决，再审申请人给付答辩人征地补偿款不但查明事实清楚，而且使用法律正确，何来徇私舞弊，何来枉法裁判。最后，在“河南地”被征用后，答辩人多次持换地协议书及相关生效判决文书要求再审申请人向答辩人发放征地补偿款，但再审申请人拒不理睬，而是明知“河南地”承包经营权归答辩人所有，仍然将“河南地”部分征地补偿款向已经在“围墙地”盖起楼房、停车场的和“河南地”没有任何关系的常志福（常禄之子）等人发放，让答辩人不但丧失了“围墙地”的经济利益，又丧失了“河南地”的经济利益，明显系恶意串通，违法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故一、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给付依法属答辩人所有的“河南地”征地补偿款不但事实清楚，而且适用法律正确，现再审申请人请求再审，不但没有任何新证据支持其再申请求，而且其提出再申请求也是无理和违法的，故而应当不予受理其再审，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听证查明，本案土地承包人常志福、常志荣和张忠三人依据第二轮承包合同于2015年1月将申请人诉至朔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申请人继续支付剩余土地征用补偿款。本案涉案土地的征地款，其中依据第二轮承包合同分别向常禄的继承人常志福支付20万元、向常志荣支付了41.5万元以及向李三女的继承人张忠支付13.8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向本案被申请人刘根成支付50万元。
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民委员提供了2009年朔州中院作出（2009）朔民终字第158号终审判决并非新证据，该证据并不能导致换地协议全部无效；2009年判决刘根成退还刘开花2.39亩承包地，常禄、柳春负连带责任后，几方达成执行和解，其余部分的换地继续履行，故二审法院两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民委员称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但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仅从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等推定，对该再审申请之诉求及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民委员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一）、（六）、（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朔城区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民委员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吴捷慧
审 判 员 成 堃
代理审判员 樊文霞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雷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