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常商辖终字第1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光军（又名郭广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恒燕幕墙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南夏墅街道恽家村。组织机构代码78499832-2。
法定代表人赖恒书，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高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130号万达广场1幢1303室。
法定代表人郭珍珍，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郭光军因与被上诉人常州恒燕幕墙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燕公司）、合肥高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楼公司）承揽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商辖初字第7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郭光军在原审提交答辨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恒燕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加工定作战略合同是其自己制作的格式合同，该合同第九条内容原为：“纠纷解决方法：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定作方所在地法院起诉。”但恒燕公司单方私自将“应向定作方”涂掉（但仍可辩认出来）添上“可向各自”，完全篡改了该条款原先约定管辖的内容，该单方私自涂改合同条款、伪造证据的行为是无效的，修改后的条款是无效条款。关于纠纷解决的方法，应按涂改前双方约定的内容执行，据此，应向定作方即被告高楼公司所在地法院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恒燕公司辩称，高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珍珍与郭光军系父女关系，高楼公司的注册地址就是其家庭地址。合同签订是由我公司经办人与郭光军在高楼公司下的门市部打印，由郭光军加盖高楼公司的印章，然后交由我公司经办人带回，合同带回后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提出异议，经办人与郭光军联系要求将第九条改正，双方协商后，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将第九条内容涂改后，加盖公司印章，并通过快递寄给了郭光军。郭光军电话回复已收到合同。高楼公司持有的合同也是修改过的，不可能存在不修改的合同。
原审法院审查查明，2012年3月6日，恒燕公司为定作方、高楼公司为承揽方，双方签订铝单板加工定作战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恒燕公司为高楼公司加工制作铝单板产品。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恒燕公司起诉时向法院提交的合同中第九条约定：“纠纷解决方法：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各自所在地法院起诉。”其中“可向各自”系恒燕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原合同中打印的“向定作方”涂改后用手写体书写，在该条款改动处加盖了恒燕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合同下方恒燕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高楼公司加盖公章，郭光军并作为高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名。
2014年8月19日原审法院对本案组织双方进行听证，在听证中，郭光军的代理人陈述合同是恒燕公司起草的，由恒燕公司的业务员带到合肥交给郭光军，要求郭光军签字盖章，当时合同是空白的，郭光军将两份空白合同盖好高楼公司的公章后交由恒燕公司的业务员带回，郭光军未收到合同，高楼公司是否收到不清楚，合同第九条经过涂改，郭光军在起诉之前不清楚。恒燕公司陈述，合同在高楼公司盖印由经办人带回后，由于对第九条及合同有效期存在异议，故进行了涂改，并将涂改后的合同加盖合同专用章，通过邮寄方式交给高楼公司及郭光军。
原审另查明，恒燕公司与高楼公司之间存在承揽法律关系，本案所涉合同已履行，高楼公司未在答辩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亦未向法院提交其所持有的合同文本。恒燕公司以在2014年4月22日结算单中郭光军自愿提供担保为由，要求郭光军对高楼公司的还款承担担保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铝单板加工定作战略合同虽有涂改，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高楼公司对于涂改的内容没有提出异议，高楼公司就本案管辖权未提出异议也未到庭参加听证及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因此该条款应视为已得到高楼公司的认可，对于管辖的约定应为有效，先受理的法院取得管辖权。对于郭光军提出的管辖意见，即使协议管辖的条款因恒燕公司与高楼公司的意见不一存在争议，由于恒燕公司与高楼公司之间系加工承揽法律关系，恒燕公司为承揽方、高楼公司为定作方，加工行为地在恒燕公司住所地，恒燕公司住所地在常州市武进区。因此合同的履行地在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辖区。恒燕公司起诉要求郭光军承担担保责任，恒燕公司与高楼公司之间签订的铝单板加工定作战略合同系主合同，担保合同为从合同，应依据主合同确定管辖。综上，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裁定：驳回郭光军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郭光军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所涉承揽合同是恒燕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得到高楼公司认可的合同文本是未经恒燕公司篡改的、合同条款全部都是打印的合同文本。经恒燕公司篡改过的合同，高楼公司是不知情的，也是不予认可的。原审听证时恒燕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说的，其收到业务员带回的合同时因对合同条款有异议，即叫业务员与上诉人联系，当即将合同涂改后加盖其公司的合同专用章邮寄给高楼公司和上诉人。这与事实不符，恒燕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涂改合同条款的行为是经过高楼公司同意的。事实上，恒燕公司的业务员将未经篡改的合同带回后，从未就其私自涂改合同条款事宜与上诉人及高楼公司联系过，更没经过上诉人和高楼公司认可，也没有以任何方式送达给上诉人和高楼公司。同时，按照签订合同的惯例，如要在双方已签名或盖章的合同原件上对部分合同条款进行修改，双方必须在修改处签名或盖章，而本案恒燕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上被涂改的地方没有加盖高楼公司公章或有上诉人签名，这也证明了恒燕公司私自篡改合同条款的行为没有得到上诉人和高楼公司的认可。
关于对承揽合同第九条、第十二条篡改的时间问题，并非如恒燕公司所说是2012年5、6月份时进行涂改的，而是其为了在常州市本地起诉上诉人和高楼公司，在2014年上半年进行篡改的，为此上诉人原审中当庭申请法院对其涂改笔迹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原审法官口头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请，在此上诉人二审中再此要求申请司法鉴定。
另外，原审认为高楼公司在答辩期内没有提出管辖异议，也没有到庭参加听证，就认定被涂改的合同条款视为已得到高楼公司的认可，这样的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原审既认定上诉人为保证人，那么依据《担保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作为保证人的上诉人应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即使高楼公司放弃抗辩权，保证人仍享有其债务人的抗辩权。上诉人已对管辖提出异议，也即视同高楼公司提出管辖异议。
综上所述，恒燕公司单方篡改的合同文本是无效的，未被篡改的合同文本是双方均认可的、有效的文本，因此本案应按涂改前双方约定的内容执行，即应由定作方高楼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审理。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被上诉人恒燕公司、高楼公司均未进行书面答辩。
二审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二审期间，恒燕公司向本院提交一张“顺风速递”邮件存根联，内容显示其于“6月15日”寄给郭光军“加工定作战略合同”，恒燕公司以此证明其将涂改后的合同加盖合同专用章后邮寄给了郭光军。经查，该邮件存根联由恒燕公司逾期提交本院，该单据编码处残缺破损，无法显示完整的编码数字，其上亦无收件人签名。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加工定作合同引发的诉讼，当事人依法可以书面协议的方式约定管辖。从恒燕公司提供的“铝单板加工定作战略合同”内容看，其上虽有独立的、解决合同纠纷的管辖条款，但该协议管辖条款存在涂改，故须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听证中陈述的、合同签订的过程事实，上述合同文本一式二份是在郭光军处打印形成，并先由郭光军盖好高楼公司的印章后再交由恒燕公司业务员带回恒燕公司，当时该书面合同只有高楼公司单方盖章，其打印内容即使恒燕公司的业务员予以认可，但未经恒燕公司盖章确认，故该合同尚未成立，仅可视为高楼公司发出的要约，该要约需得到受要约人恒燕公司的承诺且承诺生效时合同才成立。而恒燕公司收到高楼公司单方盖章的合同文本后对其中的协议管辖条款进行了涂改，该涂改行为系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作出的实质性变更，依法属于新的要约，该新要约同样需要到达对方即高楼公司时才生效。但在本案中，恒燕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该变更事项告知高楼公司或已取得高楼公司的同意，其二审期间提交的“顺风速递”邮件存根联上无收件人签名，且该证据存在缺陷，无法查询和核实邮件编码，即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不能证明恒燕公司曾将涂改后的合同文本加盖单位印章后邮寄给郭光军。有鉴于此，恒燕公司涂改协议管辖条款的行为应视为未经与高楼公司协商一致，而未经涂改的协议管辖内容亦未得到恒燕公司确认，因此依法应认定该独立存在的协议管辖条款未能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均无约束力，不能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依据。郭光军申请司法鉴定，亦无必要，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恒燕公司与高楼公司之间为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加工承揽合同，以加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本案所涉“铝单板加工定作战略合同”对履行地未作明确约定，因此依法应以加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该加工行为地在恒燕公司住所地，故恒燕公司选择向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综上，原审对本案所涉协议管辖条款效力的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但原审裁定结果正确，可予维持。郭光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范瑜净
审 判 员 董 维
代理审判员 杨权法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蒋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