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桂市行终字第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继峰，农民。
委托代理人蒙万侦。
委托代理人肖何凡，男，1963年8月26日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桂县宛田瑶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宛田乡政府”）。
法定代表人黄芳辉，乡长。
委托代理人梁正智。
委托代理人李勤练。
原审第三人陆继德，农民。
委托代理人陆继东，男，1967年7月2日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赵凤妹，女，1968年9月9日生，瑶族，农民。
上诉人陆继峰因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临桂县人民法院（2013）临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陆继峰及其委托代理人蒙万侦、肖何凡，被上诉人宛田乡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梁正智、李勤练，原审第三人陆继德及其委托代理人陆继东、赵凤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82年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和第三人所在的宛田乡小河村委会高寨村在分配山场给各农户承包时，以“各户先要回祖宗山，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分配。当时只是在家里开会议定，并未到现场勘察、踩界，而是凭印象、感觉，经大概估计后，谁要哪一块，哪里至哪里，谁与谁为界等，就这么定了。至1985年8月，临桂县人民政府向承包户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当时，原告陆继峰家是以其父亲陆声扬（现已故）为户主填证的，第三人陆继德家也是以父亲陆声音（又称陆声英，现已故）为户主填证。现原告和第三人均“继承”其父亲名下原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界线（承包地使用权，所有权属高寨村集体）争执的土地位于高寨村后背的一个大山场上，双方均认可地名叫“屋背”或“屋背枫树坳”，各自的承包地只是该大山场上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承包地的其中两小块，周边上下左右还有其他村民的承包地与之交界相连。原告陆继峰提供其父亲陆声扬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承包证”）中第10栏记载地名“屋背枫树坳土”，其四邻界限为：上至大界、下至横路、左至声山土、右至声英（即陆声英）土横路岩山直上界，面积为1亩。第三人陆继德提供其父亲陆声音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下简称“承包证”）中第8栏记载地名“屋背”的四邻界限为：上至倒分水（即界顶）、下至干坑岩山、左至声扬（即陆声扬）、右至干坑，面积1.5亩。从上述两个《承包证》记载的双方承包地与现场勘察对照，双方在此处的承包地刚好为左右（南北）并排交界相邻关系。以座山向看，原告陆继峰的承包地在左边（北面），第三人陆继德的山场在右边（南面），如以面朝山方向看则相反，陆继峰在右边，陆继德在左边，双方的承包地底部（东面界线）均与大山场上的中部小路（横盘路）为界限。陆继峰的承包地西面（山顶）与陆声山（儿子陆继晃）和陆绪华的部分山场交界，陆继德的承包地西面（山顶）倒水与陆绪华的山场交界，南以“干坑”（即座山向右边岭槽，见勘察草图标示）与陆声玉、杨芳琪的承包地为界。原告和第三人均与其他承包户的交界线无争议，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为其左右（南北）交界线发生争议。原告主张以“岩山”（大石头）处为分界线，第三人则主张以“干槽”为分界线（见“现场勘察草图”标示），双方主张的争执线下部点与点之间（即横盘小路上）的距离约为9米（步侧），两条争执线内的山场（土地）面积（以直上界顶为参照线），原告认为有1-2亩，第三人认为有0.5-1亩。另从现场勘察（包括所拍照片）显示，如以第三人主张的“干槽”为界，原告承包的这边山场内的下半部分有一大片成林的杉树，上半部分亦有一大片成林的竹子；而第三人承包的这边山场则没有这样的地表植被，显示的植被为“茅草和灌木丛林混杂”，两边植被明显不同。
原告与第三人关于界线纠纷发生后，小河村委人民调解委员会曾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并下发了《调解意见书》，作出了双方争执地分界线“以干槽直上界顶为界”的调解意见。原告陆继峰不服，于2009年9月23日向宛田乡政府司法所提交了《调解申请书》，要求调解纠纷，但经被告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未果。此后，第三人陆继德于2012年11月3日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裁决此纠纷，原告对此亦于2012年11月28日进行了书面答辩。被告宛田乡政府亦再次召集双方调解，仍未能达成调解协议，遂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宛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陆继峰不服，向临桂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临桂县政府于2013年8月25日作出临政复决字（201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宛田乡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第三人承包的山场土地到底应以谁主张的分界线为界？
关于这个问题，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综合考析、考证和判断。
（一）如前所述，当年高寨村山场承包到户时没有到现场踩界、划线、测量，而是在家里开会凭感觉、印象、估计议定的，因而其后所填入《承包证》内的界限、面积等只能是个大概的轮廓和数字而已，与真实的现场相比就会有误差和出入，加上当事人因对记载内容的理解和观点不同，就导致原告和第三人产生界线纠纷。
（二）从《承包证》记载的四至界限与现场对比、分析来看。陆继德提供的陆声音名下的《承包证》记载的“左至声扬”，只证明了其承包地“左边”与陆声扬（原告父亲）为界，不能判断双方承包地的界限；而陆继峰提供其父亲名下的《承包证》记载的“右至声英土横路槽岩山直上界”，该界限记载内容比较丰富，可逐一分析：“右至声英”，声英指陆继德父亲陆声音；两家承包地左右交界是客观事实；“横路”为争执地下方（底部）的横盘路（现场勘察草图上标示的“小路”）；槽指争执地北面界限边的“干槽”；“岩山”指争执地东面界限边凸起的大石头。现场显示，大石头和横路均位于争执地东面界线，且基本位于一条直线上，可作为东面界限的参照物。而双方要确认的是南北向（左右）的界线（限），如以原告主张的“岩山”（大石头）直上界为界限，那么，大石头只是一个“点”，而界顶则没有另一个“点”使之连成一条直线作为界线；再则，现场勘察表明，“岩山”所处的位置往南至第三人陆继德与陆声玉承包地交界处的另一“岭槽”尚不足2米，几乎位于该“岭槽”口旁边（见现场勘察图标示），如真以“岩山”直上界（对直到界顶），那么，第三人陆继德承包的山场就所剩无几了（只剩一点“边角”，目测尚不足1亩），明显小于《承包证》上记载的“1.5亩”；这样一来，原告陆继峰承包的这边山场（目测估计达2.5亩以上，甚至更多）则明显大过第三人承包的这边山场，而原告提供的《承包证》记载的面积仅为“1亩”，远远超出登记面积。明显不符合常理和现场状况，即使当年是“估计”分配，也不至于有如此悬殊的差距。如以第三人陆继德主张的以争执地北面界限边的“干槽”为分界线的话，现场显示，这条“干槽”大致在双方承包地连在一起的中间部位，一眼看上去，双方承包的山场面积大体相当，也基本符合《承包证》记载的土地面积，悬殊不大。且特别显眼的是，以这条“干槽”为界，其左右两边的地表植被明显不同，原告这边是成片的成林杉树和竹子，第三人这边只是茅草灌木丛林混杂，这应是双方自承包以来经营使用了30年之久所形成的状况，亦佐证了双方是“心知肚明”的。以这条“干槽”作为分界线，很“天然”明晰，合情合理，不应该引起歧义，应予确定。
（三）经调查争执地周边的承包户主及当年参与过承包到户分配工作的村民，均认为双方承包地的界限以“干槽”为界比较符合实际和现场状况。
综上所述，被告宛田乡政府依据法律授予的职权和查明的事实，结合本案纠纷的具体情况等各种因素，作出的宛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其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临桂县宛田瑶族乡人民政府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的宛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上诉人陆继峰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几份主要调查材料的签名都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所为，而且所调查的对象都是本案第三人的家族。（二）一审判决违背事实和法律。上诉人与第三人争执的是山场界限纠纷，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权属凭证记载东南西北四至方位范围清楚，依四至界限为准”，而上诉人与第三人所持的临桂县人民政府1985年核发人的土地承包证，两证的承包地界限非常清楚，既不模糊又不重叠，两承包地相接界限很吻合，而一审法院不尊重历史事实，随意改变事实，以面积出入作出判决，显然违背事实和法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违背事实和法律。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作出的宛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宛田乡政府答辩称：（一）小河村委高寨村民小组上世纪80年代初山场承包到户时都没有到现场勘查，只是在家中大概估计填上证的，而未经过现场勘查，所填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界限就会有出入，只是当时的一个大概印象而填写，这也就是上诉人与第三人纠纷的由来。本案中，上诉人陆继峰提供了户名为陆声扬（陆继峰的父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10栏记载有地名为屋背枫树坳土，四至界限是：上至大界，下至横路，左至声山土，右至声英土横路槽岩山直上界，面积为1亩。第三人陆继德提供了户名为陆声音（陆继德的父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8栏记载有地名：屋背，四至界限为：上至倒分水，下至干坑岩山，左至声扬，右至于坑，面积1．5亩。由双方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以看出，双方山场为左右相邻关系，从现场勘查发现，上诉人陆继峰的山场在争执地左边（北边，以座山向），第三人陆继德的山场在争执地右边（南边，以座山向），第三人陆继德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记载了“左至声扬”，经查，声扬为人名，是上诉人陆继峰父亲，从第三人陆继德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不能判断双方山场的界限；而上诉人陆继峰提供了户名为陆声扬（陆继峰的父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记载了“右至声英土横路槽岩山直上界”，其界限记载内容比较丰富，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中的“声英”经调查为人名，是第三人陆继德的父亲；“横路”经调查为争执地下方的横盘路；“槽”经调查为争执地北面界限边的干槽；“岩山”经调查为争执地东面界限边的大石头。从争执地现场可以看出，大石头和横路均位于争执地东面界限，而双方要确认的为南北向的界限，大石头和横路可作为争执地东面界限，而作为南北向界限均与常理不符，如以大石头（即岩山）直上界为界限，而大石头只是一点，界顶没有另一点使其成为一条直线而作为界限，而争执地北面界限边的干槽经现场勘查，大概在双方山场的中间，作为双方界限又比较明晰，不会引起歧义，又经过对周边山场承包户主及小河村委高寨村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初参与过承包到户村民的调查，均认为双方山场界限以槽为界限比较合适，而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讲法，以大石头（即岩山）为界，第三人陆继德的山场就没有多少了。（二）答辩人是在多次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下，经过现场勘查、向村民走访以及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判断分析，才下达了《行政处理决定书》，答辩人不存在认识不足和袒护一方的态度，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三）答辩人只是将小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宛田瑶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意见作为参考意见，而不是定案依据。在调解及调查过程中，答辩人多次向上诉人陆继峰及第三人陆继德提出，要求双方提供相关的证人及知情人进行调查，所调查的人员，均是双方提供，是村里年纪比较长又晓得双方争执地的情况。讲利害关系，被调查的村民与上诉人和第三人都无直系亲属关系，而高寨村比较小，上诉人和第三人都是一个家族的，按辈份算，被调查的村民又都是双方家族里的长辈，与双方都有利害关系，而除了这些村民，双方也找不到其他年长的又懂得情况的老人作为证人。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宛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陆继德表示同意被上诉人宛田乡政府的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当年高寨村山场承包到户时没有到现场踩界、划线、测量，而是在家里开会凭感觉、印象、估计议定的，因而其后所填入《承包证》内的界限、面积等只能是大概的轮廓和数字而已，与真实的现场相比就会有误差和出入。上诉人提供的《承包证》记载的面积为“1亩”，原审第三人提供的《承包证》记载的面积为“1.5亩”。争执地北面界限边的“干槽”大致在双方承包地连在一起的中间部位，以此“干槽”为分界线，双方承包的山场面积大体相当，基本符合《承包证》记载的土地面积，悬殊不大。且“干槽”两边的地表植被明显不同，上诉人这边是成片的成林杉树和竹子，原审第三人这边只是茅草灌木丛林混杂。被上诉人宛田乡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依职权作出的宛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得当。一审判决予以维持正确。上诉人陆继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作出的宛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陆继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陶 明
审判员 陈桂良
审判员 李明军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黎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