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行终字第3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琪。
委托代理人＊＊（系上诉人刘文琪之姐）。
委托代理人＊＊，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华泾派出所。
负责人＊＊，所长。
委托代理人＊＊，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刘文琪要求确认违法并赔偿损失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4）徐行初字第8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文琪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华泾派出所（以下简称：华泾派出所）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5月7日23时15分许，案外人陈真真下班后回到小区，遭到刘文琪酒后滋扰，案外人李勇（系陈真真大伯）闻讯后从房间出来制止刘文琪，并与刘文琪发生争执。争执中，刘文琪跌倒在地。后在场人员拨打110报警，华泾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民警在对现场情况进行了解后劝刘文琪回家，刘文琪不听劝阻，并打了民警一巴掌，后被民警制服。2013年5月8日凌晨1时40分，刘文琪被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救治。诊断结果为全身多处表皮挫伤，左股骨大粗隆处撕脱骨折。刘文琪认为自己的伤势系由华泾派出所民警的违法行为造成，要求华泾派出所赔偿损失，但华泾派出所不予认可。刘文琪对此不服，遂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2013年5月7日晚华泾派出所民警将刘文琪摔伤之行为违法，并请求判令华泾派出所对刘文琪进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理费由华泾派出所承担。
原审认为，刘文琪虽提出遭到华泾派出所民警的殴打，但就该节事实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华泾派出所依法出警，在现场处置过程中，刘文琪不听劝阻，在其打民警一巴掌后被立即制服。故刘文琪要求确认华泾派出所民警殴打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此外，刘文琪不能证明其伤势系由华泾派出所民警实施制服行为所造成，故刘文琪的伤势与民警的制服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审法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文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刘文琪负担。刘文琪不服，上诉至本院。
上诉人刘文琪上诉称：2013年5月7日23时15分许，上诉人因与案外人陈真真在小区内发生争执。被上诉人华泾派出所民警到场后，无视上诉人要求至派出所做笔录的正当要求，反而将上诉人打伤。关于该事实原审法院并未调查核实，仅以被上诉人依法出警，现场处置过程中，上诉人不听劝阻，打了民警一巴掌后被立即制服这样的说法代替。原审法院对民警制服上诉人的具体行为并未调查，对被上诉人民警执法行为是否超出必要限度也未审查，且极力回避，显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系行政诉讼，被上诉人应当就其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然而被上诉人只针对行为原因进行举证，这些证据一致性地将被上诉人民警控制上诉人的行为描述为“制服”，但对于“制服”行为本身方式方法的合理性、适当性、适度性、适时性等核心事实却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说明，更未对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充分举证。而且被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证人证言也存在问题，其中部分证人与上诉人存在利益冲突，其证言不应具备证明效力，还有一部分证言内容之间相互矛盾，逻辑存在瑕疵，也不应被采纳。上诉人则已经举证证明在被民警实施了所谓的“制服”行为后上诉人即受伤的事实，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此外，上诉人分别于2013年5月13日及2013年6月27日获得录音证据两份，整理后提交原审法院，却被原审法院粗暴拒绝，并于2014年7月8日径直判决。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诉讼权利。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华泾派出所辩称：2013年5月7日晚，被上诉人民警接110报警后出警，赶到现场时，上诉人已经摔倒在地。在处置过程中，民警为制止上诉人的违法行为，采取行动将上诉人制服，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殴打或故意摔伤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民警的行为违法，也不能证明其受伤与被上诉人民警的行为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民警在被打之后，对上诉人采取措施进行制止，符合法律规定，而且针对当时情况，民警仅采取徒手制服的方式，并未使用警械，该行为是合理适当的，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对于上述事实，被上诉人已经提供相应的证据，完成了举证责任。上诉人在本案中虽请求行政赔偿，但并未能完成举证。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在二审中新提交三份证据：1、2013年7月4日的录音，证明被上诉人民警故意摔伤上诉人的事实；2、照片9张，证明被上诉人民警的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伤情；3、上诉人姐姐于事发后的上访经过，证明自事发之后的一系列经过。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而且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受伤与被上诉人民警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故不认可上述证据。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2均形成于2013年，并非原审之后新发现的证据，也不存在应当作为新证据的其他情形，上诉人无正当理由于二审期间方提出上述证据，不符合诉讼法有关证据提出的要求。证据3则是上诉人姐姐（亦是其代理人之一）对于上访经过的叙述，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二）项之规定，被上诉人民警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刘文琪主张被上诉人民警在接警处理过程中实施的被诉行为是否违法，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对上诉人进行赔偿。
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民警是在被刘文琪打过之后实施了被诉行为，目的在于制止刘文琪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参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以下简称：《操作规程》）第十四条之规定，该行为的性质属于徒手制止行为，而非上诉人所主张的殴打等故意伤害行为，该行为具备目的合法性。由于事发当时，刘文琪处于酒醉状态，且其打民警的行为发生突然，故民警使用徒手制止的方式制服刘文琪，符合《操作规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手段和程序要求。民警除实施了必要的制止行为外，并未采取其他强力手段，且制止行为在刘文琪被制服后便告停止，故其行为并未超过《操作规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限度。因此，被上诉人民警实施的被诉行为具备合法性与适当性。对此，被上诉人已完成了举证义务。而上诉人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民警有其他违法行为存在。故对于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民警实施的行为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被上诉人民警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同时鉴于在民警到来前上诉人与案外人已经发生冲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受伤与被上诉人民警的行为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亦不予支持。
此外，上诉人于上诉状中提及的被拒绝的两份录音证据，因其形成时间早于原审开庭时间，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合理的举证期限内提出，也未申请延期提供，且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民警行为违法的事实，故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刘文琪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文琪负担（已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婷婷
代理审判员 周 建
代理审判员 宁 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孙 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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