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6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义支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吕梁孝义市迎宾北路30号。
负责人房建文，经理。
委托代理人段明霞，北京荣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宝洪，男，1971年12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国志，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宏星澳新储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新立村村委会东500米。
法定代表人袁发春，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远东，男，1978年10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朱光远，男，1981年10月31日出生。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义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09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杨宝洪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3年4月16日2时10分，在北京市大兴区南六环南辅路太和桥，孙远东雇佣的司机李伟驾驶×××号重型自卸货车由北向南行驶，适有北京宏星澳新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星公司）所雇司机吴景川驾驶×××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内乘杨宝洪）由西向东行驶，两车相撞，造成杨宝洪、吴景川受伤。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因无法查证当事方进入路口时的交通信号灯的状态，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杨宝洪的伤情经诊断为：脑震荡、额部皮肤挫裂伤、左耳及下颌皮肤裂伤等。杨宝洪于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5月15日入院治疗29天，后因左肩关节功能障碍于2013年11月21日至2014年1月10日在北京博爱医院治疗50天。×××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公司投有交强险和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宏星公司系×××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实际车主。为维护杨宝洪的合法利益，故请求法院判决孙远东和宏星公司连带赔偿护理费18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50元、营养费6000元、鉴定费2250元、残疾赔偿金11582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157029元；人保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孙远东辩称：李伟是我雇佣的司机，事故发生时从事职务行为，他的事故责任由我来承担。×××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公司投有交强险和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并有不计免赔条款，我要求人保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宏星公司辩称：吴景川是我公司员工，事故发生时从事职务行为。杨宝洪在事故发生时也是我公司的员工，他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与我公司是工伤赔偿关系。事故发生后，我公司积极为杨宝洪治疗，并为其做了工伤鉴定，进行了工伤赔偿，双方已达成协议。因此，我公司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请求法院驳回杨宝洪对我公司的起诉。
人保公司辩称：本次事故发生保险期间内，但事故发生时，×××号重型自卸货车没有进行年检，根据保险条款应免赔，并且该车辆存在超载的行为，按条款应减少10%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的其他人已经起诉。这次事故没有事故认定书，孙远东应该是次要责任。护理费没有票据，没有医嘱不同意。伙食补助费标准同意。营养期时间过长不同意。鉴定费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伤残鉴定是交通队委托鉴定，我们需要核实后再发表意见。残疾赔偿金标准应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农村居民消费来计算。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过高不同意赔偿。诉讼费不同意赔偿。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6日2时10分，在北京市大兴区南六环南辅路太和桥，案外人李伟驾驶×××号重型自卸货车由北向南行驶，适有案外人吴景川驾驶×××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内乘杨宝洪）由西向东行驶，两车相撞，造成杨宝洪、吴景川受伤。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因无法查证当事方进入路口时的交通信号灯的状态，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当日，杨宝洪被送往北京水利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脑震荡、额部皮肤挫裂伤、左耳及下颌皮肤裂伤、左眶及颈部软组织损伤、左肩锁关节脱位、左髋臼骨折”，于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5月15日住院治疗，期间行手术治疗。北京水利医院分别于2013年6月14日、2013年7月5日、2013年8月7日出具病假证明书，建议杨宝洪休息，累计三个月。后杨宝洪又前往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左肩关节功能障碍、左肩锁关节脱位术后、左肩袖损伤”，于2013年11月21日至2014年1月10日住院治疗。2015年1月30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出具（2015）临鉴字第1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杨宝洪的伤残程度属十级，伤残赔偿指数10%”。杨宝洪支付鉴定费2250元。
另查，×××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所有人系孙远东，李伟系受孙远东雇佣，事故发生时系从事职务行为。×××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公司投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商业三者险限额为100万元，签有不计免赔条款，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登记所有人系宏星公司，吴景川系宏星公司雇佣的员工，事故发生时系从事职务行为。杨宝洪在事故发生时系宏星公司的员工，北京市大兴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4年2月21日出具（2014年）劳鉴第00084号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载明：“杨宝洪目前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九级”。2014年4月1日，杨宝洪与宏星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宏星公司支付杨宝洪工伤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伤病期间的交通费、一次性医疗及就业补助金、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各项费用等共计90882元，并约定杨宝洪自2014年4月1日起与宏星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动争议纠纷、即不存在劳动保险纠纷、加班费、赔偿金或工资纠纷等任何纠纷并放弃所有诉讼请求。宏星公司已向杨宝洪支付《协议书》所约定的所有赔偿款。
经核实，宏星公司曾以×××号重型专项作业车损坏产生相关损失为由起诉，要求孙远东和人保公司赔偿其车辆施救费等各项费用，（2014）大民初字第417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孙远东应承担事故60%的赔偿责任，且因投保人超载人保公司免赔10%，同时认定未年检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判决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其车辆损失费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其车辆损失费、停车费、施救费、漏油损失费、经营损失费共计198478元。人保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013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景川曾以人身损害为由起诉，要求孙远东和人保公司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2014）大民初字第370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孙远东应承担事故60%的赔偿责任，且因投保人超载人保公司免赔10%，判决人保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类和伤残赔偿类范围内赔偿吴景川12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吴景川1519**.35元。杨宝洪曾起诉，要求孙远东和人保公司赔偿其医疗费17090.03元、护工费230元、交通费53元、辅助器具费445元、租床费280元，（2015）大民初字第0093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孙远东应承担事故60%的赔偿责任，且因投保人超载，人保公司免赔10%，同时认定人保公司已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完毕，判决人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杨宝洪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辅助器具费共计8909元，孙远东赔偿杨宝洪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辅助器具费共计1782元。人保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907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杨宝洪为证明残疾赔偿金，向法庭提交了劳动合同书、社保信息查询单、从业资格证、暂住证，主张其长期的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均系非农，要求按照2014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计算残疾赔偿金，孙远东、宏星公司与人保公司均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不同意残疾赔偿金适用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标准。杨宝洪为证明被扶养人生活费，向法庭提交了户口本和证明，主张其被扶养人是父亲杨福（1949年1月27日出生），杨福有杨宝洪和案外人杨艳玲两个子女，主张应按照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09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孙远东、宏星公司与人保公司认可户口本的真实性，但不同意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对于杨宝洪主张的护理费一节，根据其伤情可以认定护理的必要性，其主张120日的护理期过长，法院根据其具体伤情，参照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酌情确定护理期为60日；关于护理费标准，法院酌定按照当地同等级别护工标准每日120元计算，同时扣除其他判决已经支持的护工费230元，对于杨宝洪主张的6970元护理费予以支持。对于杨宝洪主张的营养费一节，根据其伤情和医嘱可以认定加强营养的必要性，其主张120日营养期过长，法院根据其具体伤情，参照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酌情确定营养期为60日；其主张按照每日50元的标准计算营养费并无不当，法院酌情支持营养费3000元。对于杨宝洪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一节，结合其两次住院天数79日，其主张39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杨宝洪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一节，根据其职业性质和收入来源，其主张按照2014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应以年龄、伤残等级以及赔偿指数为依据，经计算，杨宝洪的残疾赔偿金为87820元。对于杨宝洪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节，其主张其父亲杨福为被扶养人，根据其提交的证据，法院予以采信，其主张按照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09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法院予以采信，经计算，对于杨宝洪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合理部分19606.3元，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杨宝洪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节，法院结合其伤残等级和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杨宝洪主张数额过高，法院酌情支持5000元。对于杨宝洪主张的交通费一节，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且其他判决已经进行处理，故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宝洪因此次事故产生的合理损失包括：护理费6970元、营养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950元、残疾赔偿金107426.3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9606.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2250元，共计128596.3元。
本案中，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交通支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虽未明确双方责任大小，但可以认定×××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事故发生时存在未按规定进行年检和超载两个违章事由，在现有证据无法查清双方其他过错的情况下，法院酌情确定由李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吴景川承担次要责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伟系在为孙远东进行雇佣活动中致杨宝洪人身损害，故应由作为雇主的孙远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部分，因李伟在本次事故中存在主要过错，结合本次事故的具体情况，法院认为孙远东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宜。×××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故对于杨宝洪的合理损失，应先由人保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赔偿，但交强险对于本次事故已经赔偿完毕，故应由人保公司根据商业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号重型自卸货车在本次事故中超载，根据商业保险合同条款，人保公司享有10%的绝对免赔率，故相应部分的赔偿责任由孙远东承担。杨宝洪主张的鉴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应由孙远东承担60%的赔偿责任。因杨宝洪在事故发生时系宏星公司的员工，与宏星公司存在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现杨宝洪已得到工伤赔偿，且与宏星公司达成赔偿协议，故其要求宏星公司另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求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孙远东和人保公司的其他辩解意见，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义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杨宝洪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共计六万五千五百二十七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孙远东赔偿杨宝洪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元七角八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杨宝洪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人保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未年检，属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第六条第十款中约定的保险公司免赔情形；2、事发现场没有交通信号灯，在此前提下，我方属于主线道路车辆应该有优先通行权，再根据双方所述事故发生位置及车辆碰撞位置，说明碰撞时我方车辆已经进入路口，因此孙远东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原审确定孙远东60%的责任范围不当。
杨宝洪同意原判并答辩称：第一，人保公司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没有尽到提示和告知义务。第二，事发现场有交通信号灯，只是没有监控视频，所以无法查清当时信号灯的状态，人保公司所称的其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没有依据。
宏星澳新公司同意原判并答辩称：我公司已对杨宝洪进行了工伤赔偿，此次诉讼不应由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孙远东同意原判并答辩称：我认可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作出的判决，不同意人保公司的上诉意见。人保公司没有给我商业三者险的投保单，没有让我签过字，也没有告知过免责条款。
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经勘查，（事故现场）该路口设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且运转正常。此事故现场为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因无法查证当事方进入路口时的交通信号灯的状态，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关于本案投保车辆未年检是否导致人保公司免赔的问题，（2014）大民初字第417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庭审中关于在办理投保时已经向孙远东提供三者险保险条款并于免责条款进行了特别提示一事，人保公司表示能提供证据，但其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相关证据。”（2015）二中民终字第0013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在原审及本院审理中，人保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该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以有效方式就保险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了明确提示，经询，孙远东不认可车辆投保时已被告知或提示该保险免责条款具体内容。”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病历、诊断证明书、票据、证明、户口本、司法鉴定意见书、收据、保险条款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之焦点包括：1、本案事故车辆未按规定年检是否导致人保公司免除赔偿责任；2、本案交通事故双方责任比例。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次涉案交通事故已引发多次诉讼，在数次诉讼中，人保公司曾提出过投保车辆存在未年检的情形应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但（2014）大民初字第4175号、（2015）二中民终字第00138号已生效民事判决书对人保公司该项免赔的主张均未予以采纳。本次诉讼中，人保公司仍持此观点主张免赔，但始终未能举证证明向投保人提供了投保单、保险条款，也未能证明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故本院对人保公司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事故双方责任比例问题，由本次交通事故引发的多次诉讼已经有数个生效判决确定了李伟在本次事故中存在主要过错，结合事故的具体情况，酌情确定了孙远东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本次诉讼，人保公司提出事故现场没有交通信号灯，在此前提下分析双方过错程度，认为李伟应承担次要责任，但该公司推论的前提即事发现场没有交通信号灯明显与交通事故认定书查明的事实是不符的。故人保公司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720元，由杨宝洪负担845元（已交纳），由孙远东负担8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39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义支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保河
审 判 员 王云安
代理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卢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