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拱行初字第24号
原告：贺保义。
委托代理人：张小涛，原。现。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徐红岗。
委托代理人：张炳慧。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朱婕。一般授权代理。
第三人：杭州华宇铝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剑筠。
原告贺保义不服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于2015年1月8日作出的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于2015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4月28日受理，依法向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杭州华宇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宇公司）与本案的处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保义及委托代理人张小涛，被告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张炳慧、朱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华宇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5年1月8日作出《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经调查核实，不存在贺保义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描述的“本人于2014年5月19日，正在贴商标时，被后面本厂包装员工扛着的一捆铝合金撞击头部，当场被撞趴到，过后头部胀痛、眩晕，里面好像贴了一张东西，起来之后有包装组（氧化材）小邓，（挤压材组）姓方的哑巴，他们俩跟我打招呼，表示看到，还有包装组小薛（氧化材）听邓姓说看到被打情况，另外，装卸组和其他工种有十几人在场，我们主管董红梅并且当时还说是工伤，叫找办公室李主任”这一情况。经审核，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不予工伤认定。该决定书并告知行政复议和诉讼权利。
原告诉称，原告是第三人的员工，2014年5月19日下午，原告在工作期间被公司挤压材料包装工“阿勇”打伤。当时，原告昏倒在地约十多分钟，醒来后看到当时在场的氧化材包装工邓某、薛某、挤压材包装工方某（哑巴）等人。原告起身后，主管董某来到跟前对原告说，你属于工伤，赶紧去办公室找李小弟主任。原告随后找到李小弟主任，向其讲述事件的经过。李小弟围绕原告看看说，你头没有破，也没有出血，今天暂时不要去医院，等晚上回家看看有没有事，如果有事，明天再去医院治疗。当晚，原告回家头痛难忍。第二天早上，原告去单位找李小弟，准备去医院治疗，但李小弟没来上班，直到下午5点左右，李小弟来到单位。李小弟提出让原告明天去医院治疗。5月21日上午，原告前往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医生诊断原告为右额叶脑挫裂伤。2014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5年1月8日，被告出具《决定书》[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作出对原告不予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2015年2月10日，原告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7日作出维持被告不予工伤认定的结论意见[拱政复2015年5号]。原告认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错误，结论显失公平，而且被告的工作人员对本案调查程序存在明显的过错。第一，本案中，涉及到关键证人：方某（哑巴）、薛某、邓某（残疾人）三人，被告的工作人员在调查此三人中，在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小弟以及法定代表人方剑筠妻子的妹妹董某精心安排引导下，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方某、邓某二人，二人在调查过程中均作了虚假的证言，不承认原告是在工作中被“阿勇”打伤的事实。证人薛某在2014年12月29日在调查人员与其通电话中，承认看到原告在案发当天被人打伤晕倒在地，周围有单位其他目击证人。此通话记录视频，记录在第三次调查（20141229-02）视频中。第二，被告的工作人员，对本案的调查工作，不认真负责，敷衍了事。例如：到目前为止，被告的工作人员一直未找出打人者“阿勇”。从若干调查的视频中可以看出，被告的工作人员去第三人公司调查中，未独立行使调查权，均受到第三人公司相关人员的错误的引导和干扰，导致被告最终调查的结论与事实不符。第三，被告的工作人员仅凭证人方某、邓某的证言，作出了不予认定原告工伤的决定，况且方某、邓某分别为哑巴、残疾人，现两人仍在第三人处工作，为了他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不得已作出了伪证。这里有被告第三次调查20141229-06视频资料，可以看到，当被告的工作人员和原告去第三人处，找到其二人时，邓某向原告下跪并说：“你别让我没有饭吃。”且方某也表现出无奈与愧疚的神情。本案中，唯一正常的证人薛某的证言能够证实本案的事实真相，却不被被告采信。遂被告作出了错误的认定结论。第四，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对被告的错误认定结论，未依法进行调查和核实，很不负责的做出了维护被告的结论意见。综上所述，原告的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我国相关的行政法律规定，为此，原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决定书》[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2、确认认定原告工伤。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案经过行政复议。
2、杭州市第三医院入院许可证、CT报告、医疗证明书，证明原告受伤事实。
3、CT摄影片、诊断书、病历、医疗费单据，证明原告2014年5月21日第一时间在市二医院做过检查，后在省人民医院做了核磁共振。
被告辩称，一、受理经过：2014年11月11日，原告申请工伤认定，提交的材料齐全，被告当即受理了该申请，并出具了编号拱人社〔2014〕第677号的《申请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二、调查经过：（一）原告个人笔录调查。受理工伤认定当日，被告依法对原告本人作了《询问笔录》。其述称“2014年5月19日在单位厂棚内，我正背对过道在铝合金上贴商标，另一个包装工正扛着一大捆长4米多的20根铝合金转圈掉头时，铝合金打到我的后脑勺”、“我受伤醒来之后，有氧化材料包装工小邓、挤压材料包装工方姓哑巴看到，并和我打招呼”，且在笔录中他提供了小邓的联系方式，并说可以指认撞伤他的包装工。他还说明，受伤之后单位主管董某让他去找办公室李主任；一名姓薛的女员工从小邓那里得知他受伤的事情，在事发后询问过他的伤情；2014年5月20、21日，10月30日此事经新文社区调解。（二）对用人单位开展实地调查。针对原告申请提供的申请材料、本人的调查笔录、及其本人提供的证人，被告就原告是否在2014年5月19日及是否在单位工作时受伤进行了着重的调查：1、12月12日第一次对用人单位开展实地调查。当日，经办人员向该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小弟作询问调查，李小弟陈述贺保义在2014年5月20日向他请假去看病，说是在单位受伤，基于对同事关心，便让其去三墩临近的医院去看病，第二天他去了离单位很远的市三医院看病。同时，李小弟也去车间调查是否有发生工伤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反映。向原告在证据中提供的方姓哑巴进行调查询问，经调查，该人名为方某，表示没有看到原告诉称受伤的事情。当日，经办人员前往新文社区了解原告所称调解之事。新文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原告确有向社区反映工作中受伤，且第一次反映是在市三医院看病之后。基于双方自愿调解原则，由于该公司不愿调解，社区对此事也未再介入。这与原告所称的5月20、21日经新文社区调解，5月21日医院看病，有所矛盾。2、12月25日第二次对用人单位开展实地调查。当日，经办人员对原告提供的证人包装工邓某进行调查询问。他表示不知道原告在单位受伤的事，也未曾向别人说起，只是原告曾向他要过自己的手机号码，目的不清楚。不过该人员为智力残疾，其证人证言只能参考，不过在调查当日，其行为相对正常。3、12月29日第三次对用人单位开展实地调查。基于原告本人的要求，被告经办人员与原告一起到该公司、新文社区调查。在新文社区调查时，经办人员拨通由原告提供的所谓“姓薛”人员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表示有听邓某说原告受伤的事，但不愿配合出面做调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证言无法采信。当日，对原告所称撞伤他的“包装工”沈忠良（沈忠良即贺保义起诉书中所称“阿勇”）做调查，他称“从未撞伤过贺保义”，办公室主任李小弟称“由于沈忠良是精神残疾人，所以这一年多来一直做门卫，兼做清洁，并没有在做包装工”。这也在现场得到相关人员的证实，后该单位提供了沈忠良的残疾证复印件，载明他为精神残疾三级。不过当日被告对沈忠良进行调查时，其精神状态并未异常，虽有精神残疾，但当日的证言值得参考。（三）用人单位举证。2014年12月30日，被告依照法定程序发给华宇公司编号为677号的《举证通知书》，告知该公司如果认为原告2014年5月19日受伤不属于工伤，需于收到此通知7日内向被告提供举证材料。在举证期限内，该公司向被告提供了《关于贺保义要求申请工伤认定的情况说明》、2014年5月考勤表。2015年1月5日，被告依法分别向该公司主管董红梅、办公室主任李小弟、装卸工宋卫东、包装工黄光祥、仓管余利平做《询问笔录》。该五人均表示未发生、没有看见或没听说原告2014年5月19在工作中受伤之事。依据该公司提供的2014年5月的考勤表显示5月19日当天，原告、董某、李小弟、宋卫东、黄光祥、余利平、邓某、方某、沈忠良均在岗。三、认定及送达。基于上述证据，被告于2015年1月8日做出了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决定书》。2015年1月13日，原告来被告处签收，1月15日，华宇公司员工李小弟来被告处签收。四、认定理由：根据原告提供的工伤认定申请及证据材料，被告一一开展细致调查。虽然原告于2014年5月21日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看诊头部外伤，但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他的此次受伤的时间、地点、原因与工作有关，且原告提供的病历复印件记载的内容中是否昏迷情况与本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的记载存在前后矛盾；原告提供的证人当中，三位为非正常人，虽无法完全采信相关证言，但其在正常状态下的证言也是值得参考，提供的2位正常证人均表示没有发生2014年5月19日原告在工厂里受伤的情形，且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对其他工作人员的调查，其他人员均表示没有发生上述情形，均证明该受伤情况不存在。因此，原告提出的2014年5月19日在工作中受伤一事属于原告一面之词，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且多位证人均证明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受伤情形，故被告无法采信原告申请工伤时其提交的申请材料所描述的情形，不能认定其受伤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不符合第十四、十五条认定情形，故于2015年1月8日依法作出编号为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决定书》。五、认定的法律依据基于上述理由，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的规定，被告认为原告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故于2015年1月8日依法作出编号为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决定书》。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维持被告所作出的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决定书》。
刚才原告所称的邓某等人的证人证言是受利益被迫作出的，不是事实，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
2、贺保义身份证复印件；
3、劳动合同复印件；
4、初诊病历复印件；
5、医疗诊断证明书，证据1-5证明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相关材料，且材料齐全符合受理条件。
6、《申请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证明依法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
7、贺保义《职工伤亡事故调查询问笔录》，证明对原告本人进行调查取证。
8、用人单位实地调查视频、照片光盘，证明被告三次到用人单位开展实地调查（包含方某、邓某、沈忠良、李小弟、董某等其他多名员工证人证言），证言反映未发生贺保义所述受伤之事。
9、邓某残疾证；
10、沈忠良残疾证，证据9-10证明邓某、沈忠良分别为智力残疾四级、精神残疾三级；
11、《举证通知书》；
12、编号：1098684718309EMS存根；
13、编号：1098684718309EMS查询单，证据11-13证明被告向华宇公司依法送达举证通知书，要求其在法定期限内举证，且单位已签收。
14、《关于贺保义要求申请工伤认定的情况说明》，证明华宇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举证材料，对原告自述受伤一事作出具体说明。
15、2014年5月华宇公司职工考勤表，证明华宇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被告提交了举证材料，反映2014年5月19日员工出勤记录。
16、董红梅《职工伤亡事故调查询问笔录》及董红梅身份证复印件
17、李小弟《职工伤亡事故调查询问笔录》及李小弟身份证复印件
18、宋卫东《职工伤亡事故调查询问笔录》及宋卫东身份证复印件
19、黄光祥《职工伤亡事故调查询问笔录》及黄光祥身份证复印件
20、余利平《职工伤亡事故调查询问笔录》及余利平身份证复印件，证据16-20证明被告对华宇公司员工就原告受伤一事进行笔录调查，该五名员工均反映未发生原告所述受伤一事。
21、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决定书》，
22、《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回证》
23、杭州华宇铝业有限公司介绍信，证据21-23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做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双方，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第三人华宇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也未提交证据材料。
庭审质证时，各方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证据8（光盘）认为被告三次到现场实地调查笔录中，邓某的陈述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不应当采信。证据15，第三人提供的职工考勤表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证据16、17、18、19、20中涉及的五位证人与第三人存在实际利害关系，对其证言存疑。证据21对事实没有异议，但是作出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在调查过程中缺乏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对原告证据1，无异议。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申请时，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被告现在才得知这个情况；第二这些医疗诊断证明是21号以后检查的，并不能证明受伤是19号，检查报告单中，向医生陈述的受伤时间矛盾的，不能清晰的表明受伤时间是5月19日。
原告对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对证明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为第三人华宇公司职工，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3月1日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从事仓库工作，工作地点在公司内。2015年5月21日，原告前往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原告病情描述为：右侧头部外伤2天，有头痛，无呕吐及昏迷；经医生诊断，确定为：头部外伤、右额叶脑挫裂伤，住院治疗。之后，原告又分别到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
2014年11月11日，原告以“2014年5月19日在单位厂棚内，在背对过道在铝合金上贴商标，被后面本厂包装员工扛着的一捆了铝合金撞击到头部受伤”为事实理由，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复印件、病历、诊断证明书。因材料齐全，被告当日予以受理，并向原告询问相关情况且制作了笔录。2014年12月30日，被告邮寄举证通知书给第三人，要求第三人举证。第三人提交了情况说明、考勤表。被告分别对第三人的员工董某、李小弟、宋卫东、黄光祥、余利平询问调查，五位证人均表示未看见或未听说原告受伤的情况。被告还前往现场走访，根据原告提供的证人进行了询问并录像、录音。2015年1月8日，被告作出《决定书》，并于1月13日、15日分别送达原告和第三人。
原告不服该《决定书》，于2015年2月10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经审理，于2015年4月7日作出拱政复[201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作出的拱人社认字[2014]第677号《决定书》。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5年5月19日当天，原告及董某、李小弟、宋卫东、黄光祥、余利平、邓某、方某、沈忠良均在岗。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涉案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认定的法定职责。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根据该条规定，职工受到事故伤害必须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三个要件才能够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关于原告受伤是否是在上班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是本案件争议的焦点。原告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了病历和能证明其说法的相关证人姓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被告区人社局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审核了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等材料，又依法向第三人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向有关人员等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和录音、录像。在无法确定原告是在上班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故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该《决定书》。本院认为，被告人社局作出上述不予认定工伤结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
关于原告对被告在调查中违反程序，未查明事实、取证错误等质疑。本院认为，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证人姓名逐一取证，并至现场核实；其中只有名为“薛某”的证人在电话中提到看到原告倒在地上，后从“小邓”处听说是被撞的。原告自已在申请、调查中均陈述“薛”姓女工是听说后再向自己询问相关情况，该证言也只是传来证据。证人身份确定的情况应出庭作证，所陈述的情况与其他客观事实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才能被采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第三人在被告认定过程中，提交了不认为工伤的说明并配合被告对相关事实进行核实调查；即使第三人无证据的，被告不能仅仅依据原告的说法，而是应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后，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而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被告调查取得的证明均不足以证明原告受伤符合“在工作场所、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三要素。被告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并不存在违法事实，故对原告相关意见不予以支持。
本案程序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经过调查、询问，并作出决定，送达当事人，程序合法。
综上，被告作出的《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贺保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贺保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于 雷
审 判 员 郭丁观
人民陪审员 许雪梅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代书 记员 章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