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锡刑二终字第33号
原公诉机关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男，1963年12月6日出生，蒙古族，出生地内蒙古扎赉特旗，大专文化，原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管理股负责人，捕前住阿巴嘎旗。因涉嫌犯贪污、受贿罪于2014年5月21日经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检察院决定，被东乌珠穆沁旗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5日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锡林郭勒盟分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东乌珠穆沁旗看守所。
辩护人永梅，内蒙古爱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华明录，内蒙古醒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审理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秦国权犯贪污罪、受贿罪一案，于二0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作出（2014）东刑初字第7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秦国权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锡林郭勒盟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乌日嘎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及其辩护人永梅、华明录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一、2012年5月9日，被告人秦国权以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快拨付到账为由，让单位出纳赞某给其先拿出50000元使用。当天，赞某从阿巴嘎旗扶贫办账户上挪出50000元存入秦国权妻子张某某信用社账户上。后阿拉坦杭盖嘎查“第二批”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划拨到该嘎查书记娜某某账户之前，秦国权通知阿拉坦杭盖嘎查办理此项目事宜的呼某某某某，要交纳税费、验收费60000元。2012年5月14日拨款当天，秦国权给赞某打电话，让其从阿拉坦杭盖嘎查的产业化扶贫资金中留下60000元给他，声称把60000元给了阿拉坦杭盖嘎查的话，就再要不上，同时告诉赞某扣留60000元的事已跟呼某某某某说好，让赞某直接扣留在账上。赞某从阿拉坦杭盖嘎查书记娜某某账户上扣留了60000元，其中50000元划入扶贫办账户上，抵顶秦国权2014年5月9日的借款，剩余10000元按照秦国权的意思存入自己账户，后赞某从其个人账户上分两次取出8000元交给秦国权，剩余2000元至今未取。2014年3月，检察机关在调查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时，秦国权联系呼某某某某，告知其2012年5月14日扣留的扶贫款自己使用，并以还借款的名义将50000元存入呼某某某某账户，另将10000元上交阿巴嘎旗纪检委。
二、2011年3月29日，被告人秦国权在担任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管理股股长期间与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书记额某某某某某商量，让额某某某某某用自己嘎查名义为其办理种公牛补贴款10000元的虚假手续，额某某某某某在种公牛补贴款收据上加盖嘎查公章并签名，后秦国权将10000元种公牛补贴款占为己有。
三、2012年11月，被告人秦国权在担任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管理股股长期间，以自己为阿巴嘎旗巴彦图嘎镇巴彦图嘎嘎查争取到“整村推进”扶贫项目资金为由，向巴彦图嘎镇巴彦图嘎嘎查长朝某某某某索要20000元，朝某某某某与嘎查书记艾某某商量后给秦国权送去20000元。案发后，被告人秦国权以借款名义自己出具了“借条”，并将索贿的20000元送到艾某某家，让艾某某出具了“收条”。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秦国权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担任阿巴嘎旗扶贫办公室项目管理股股长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70000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秦国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0000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秦国权受贿的第三起、第五起犯罪事实中只有行贿人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人秦国权均不认可，卷内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秦国权对上述指控有受贿的事实，故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三起、第五起犯罪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四起被告人受贿巴某某5000元的事实，无证据证明被告人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巴某某谋取利益而受贿，即不符合受贿罪成立的主客观要件，不予认定。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被告人秦国权贪污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60000元的认定问题。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被告人秦国权利用在阿巴嘎旗扶贫办公室担任项目股股长期间，在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划拨时，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通知阿拉坦杭盖嘎查办理此项目事宜的呼某某某某，从该嘎查扶贫项目资金中以税费、验收费的名义截留60000元后占为己有。被告人称该笔是借款的辩解理由，无任何证据证明，虽证人呼某某某某出庭作证，但其出庭证言与在卷陈述前后矛盾，且对借款事由说明含糊不清，故对其出庭证言不予采纳。其在检察机关的供述与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予以采纳，综上对被告人辩解不予认可。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被告人秦国权贪污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种公牛补贴款10000元的认定问题。通过证人包某、赞某、王某某及额某某某某某的证言，证实扶贫办拨付给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的10000元，是扶贫办给该嘎查的种公牛补贴款，秦国权在单位报销过三次差旅费，并不包括这笔。故对秦国权及其辩护人该10000元是报销差旅费的辩解，不予支持。起诉书指控的第六起犯罪事实，被告人向朝某某某某索贿20000元的认定问题。被告人秦国权对上述事实辩解是自己向朝某某某某借款，但还款却给了艾某某，秦国权和朝某某某某仅系一般关系，在长达两年时间秦国权未还借款，在办案人员介入调查后，被告人秦国权才将该款归还，此辩解内容有违常理，不予支持。被告人秦国权认罪态度较差、拒不供认犯罪事实，并有索贿情节，应从重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秦国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判决被告人秦国权违法所得90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已缴82000元，未缴8000元）。
被告人秦国权以“1、一审判决认定的贪污阿拉坦杭盖嘎查项目款60000元的事实，上诉人对从发放给阿拉坦杭盖的项目款中经呼某某某某同意拿60000元的事实不持异议。对该笔款的定性是借款、还是构成犯罪的问题持异议。针对该笔款的证据有呼某某某某、赞某、芒某某某某、那某某、张某某的证言，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存取款及转账凭证等。涉及到上诉人因为什么原因拿了60000万元的证据共五份，即呼某某某某、芒某某某某、那某某、张某某的证言和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其中那某某证言是传来证据，不能用于印证其他证据。芒某某某某证言证实：秦国权和我说过，你们嘎查的项目必须交税，具体交多少我也没问。因为这份证言对交税的数额不明确，与呼某某某某和秦国权的说法均不矛盾，所以这份证据没有证明价值。张某某证言证实：50000元是借款，另外10000元不清楚，与秦国权的供述印证。因此，涉及到该内容的证据只有呼某某某某的证言和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呼某某某某作为另案的被告人，涉及到该项目的款项落到他手里的均作为被指控的贪污数额，所以该60000元是否借款对于呼某某某某至关重要，是借款，那么这笔款的所有权归呼某某某某，就可能被指控为呼某某某某的贪污数额。因此，呼某某某某与本案有致命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可信度可想而知，这样证言应慎重使用。呼某某某某在侦查阶段的证言前后矛盾说法不一，极不稳定，且与当庭证言也相互矛盾。对这一笔款，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借款就认定为贪污，显然是有罪推定，明显违背刑法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因此，对该笔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2、第二笔贪污10000元的事实，从表面上看，上诉人假冒嘎查种公牛补贴款，骗取单位10000元归自己所有，似乎构成贪污罪确定无疑。但实际上，所谓项目是上边相关部门给的专项资金，通过财政局、扶贫办最后落实到项目人。所以，真实的项目是有一个项目就有一笔专项资金，扶贫办本身并没有这个资金，也做不出项目。因此，该笔款是上诉人所说经过单位领导审批的报账，不论合法与否，它的性质不可能构成贪污罪。一审判决只根据包某的一份证言认定上诉人构成贪污，不能成立。3、收受巴彦图嘎嘎查20000元的事实上，证明这一事实的主要证据为朝某某某某、艾某某、赞某的证言。三名证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且三名证人的证言在决定给上诉人20000元的细节、朝某某某某取钱的细节、商量处理事情的细节、留欠条和打收条细节上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为由，提出上诉。
上诉人秦国权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上诉人秦国权贪污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60000元的认定问题。1、该60000元是上诉人秦国权于2012年5月14日从户名为“娜某某”的个人结算账户中支取的，并没有从阿巴嘎旗扶贫办的账户中支取。客观方面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之便，是指行为人利用其职责范围内主管、经手、管理公共财产的职权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假借执行职务的形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2、呼某某某某是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1000000元的支配权人。作为阿巴嘎旗扶贫办的工作人员秦国权如果想占有该笔款项，只能通过呼某某某某共同占有才能实现。根据呼某某某某一审判决结果，审判机关并没有认定该笔款项。3、上诉人秦国权始终承认该笔款项是跟呼某某某某的借款。一审庭审中公诉人让证人呼某某某某陈述秦国权跟其借款60000元的事情时，呼回答称：“有这个事情”，上诉人秦国权问呼某某某某：“我当时不是跟你说那笔钱要在验收时用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我跟你借，是不是真的？”，呼回答：“那时候说过要验收和生活上用一部分，没有说要多少钱，当时说验收完把剩下的钱还给我”。因本案关键证人呼某某某某的当庭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相互矛盾，无法排除该笔款项为借款的合理怀疑。二、上诉人秦国权贪污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公牛补贴款1万元的认定问题。阿巴嘎旗扶贫办提供的0034357收据和现金金额为6000元的记账凭证与0034353收据和现金金额为10000元的记账凭证，其表现形式、内容、科目以及支取过程完全相同，但法院对其认定截然不同。综合全案证据，不能排除该笔款为秦国权的差旅费的合理怀疑。三、一审认定上诉人非法所得90000元，已上缴82000元，赃款大部分已退赃。根据相关量刑意见，应当考虑从轻处罚。因此，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贪污犯罪事实：
一、2012年5月9日，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管理股负责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以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快要拨付到账为由，让单位出纳赞某给其先拿出50000元使用。当天，赞某从阿巴嘎旗扶贫办账户上拿出50000元存入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妻子张某某信用社账户上。后阿拉坦杭盖嘎查“第二批”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划拨到该嘎查书记娜某某账户之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告知阿拉坦杭盖嘎查办理此项目事宜的呼某某某某和嘎查长满某某某某，要从项目款中收取税费、验收费等费用。2012年5月14日拨款当天，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给赞某打电话，让其从阿拉坦杭盖嘎查的产业化扶贫资金中留下60000元给他，声称把60000元给了阿拉坦杭盖嘎查的话，就再要不上了，同时告诉赞某扣留60000元的事已经跟呼某某某某说好，让赞某直接扣留在账上。赞某将项目款1000000存入阿拉坦杭盖嘎查书记娜某某账户后，将其中的440000元转入呼某某某某账户，再从娜某某账户取出现金60000元，将其中50000元存入扶贫办账户，抵顶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2014年5月9日让赞某从扶贫办账户上拿出的款项，剩余10000元按照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的意思存入自己账户，后赞某从其个人账户分两次取出8000元交给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剩余2000元至今未取。2014年3月，检察机关在调查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时，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联系呼某某某某，告知其2012年5月14日扣留的扶贫款自己使用，并以还借款的名义将50000元存入呼某某某某账户，另将10000元上交阿巴嘎旗纪检委。
上述事实有下列由控方提供的证据予以证实：
1、锡林郭勒盟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1年产业化扶贫项目（第二批）的通知”，证实阿巴嘎旗阿拉坦杭盖嘎查被列为2011年度锡林郭勒盟重点扶贫嘎查及扶贫资金分配情况。
2、农村信用社转账支票存根、进账单、财政扶贫项目报销单、发票联、阿拉坦杭盖嘎查实施产业化扶贫项目牧户名单及投入资金报账明细，证实2012年5月14日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将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1000000元转入阿拉坦杭盖嘎查书记娜某某账户及项目资金报账情况。
3、转账支票，进账单，农村信用社存、取款凭条，证实2012年5月9日阿巴嘎旗扶贫办出纳赞某从单位账户取出50000元后存入秦国权妻子张某某账户49900元。2012年5月14日赞某给阿拉坦杭盖嘎查书记娜某某账户转账存入扶贫项目资金1000000元后转存入呼某某某某账户440000元，再从娜某某账户取出60000元，将50000元存入其单位账户，10000元存入自己账户及2012年6月13日赞某从其账户上取出5000元的事实。
4、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查询、农业银行存款凭条、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证实2014年3月27日秦国权妻子张某某给呼某某某某农业银行账户存入50000元，2014年3月28日呼某某某某从自己卡上取出30000元，再加身上的20000元还给被告人秦国权时其未接收，后呼某某某某再将该50000元存入自己账户的事实。
5、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证明”，证实审计、税收及上级相关部门就扶贫项目从未向扶贫办及嘎查收取任何税费、审计及考察验收费用的事实。
6、阿巴嘎旗公安局别力古台派出所“证明”，证实秦国权与张某某系夫妻关系。
7、证人呼某某某某证言，证实2012年5月10日左右，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阿拉坦杭盖嘎查“第二批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到账前，被告人秦国权对呼某某某某说要收取税费及验收费，并于2012年5月14日阿拉坦杭盖嘎查“第二批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到账后，秦国权让其单位出纳赞某截留60000元。2014年3月26日，被告人秦国权知道检察机关在调查此事后，又将截留的50000元存入呼某某某某账户，让呼某某某某谎称该笔款是借款的事实。
8、证人满某某某某证言，证实2012年5月份，阿拉坦杭盖嘎查嘎查长满某某某某在阿巴嘎旗扶贫办办理阿拉坦杭盖嘎查“第二批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下拨手续时，秦国权向其说过要从扶贫项目资金中收取税费的事实。
9、证人娜某某证言，证实呼某某某某曾对娜某某说过被告人秦国权以收取税费、验收费名义从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中截留60000元的事实。
10、证人赞某证言，证实2011年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到账前，被告人秦国权让赞某为其凑上50000元钱给他，赞某便于2012年5月9日从扶贫办账户取出50000元存入秦国权妻子张某某信用社账户49900元，其余100元给了现金。2012年5月14日，赞某办理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转账手续时，秦国权让其从阿拉坦杭盖嘎查“产业化”扶贫项目资金中截留下60000元。赞某将50000元存入单位账户，还秦国权让赞某从单位账户支取的钱，剩余10000元存入赞某自己账户，后赞某分两次取出8000元交给秦国权，剩余2000元案发后，赞某上交东乌旗人民检察院的事实。
11、证人张某某证言，证实2012年5月9日张某某和赞某到阿巴嘎旗巴音图嘎信用社，将秦国权向赞某借的50000元存入张某某银行卡的事实。
以上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予以认证。
二、2011年3月29日，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管理股负责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与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书记额某某某某某商量，让额某某某某某用自己嘎查名义为其办理领取种公牛补贴款10000元的虚假手续，额某某某某某在种公牛补贴款收据上加盖嘎查公章并签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将10000元种公牛补贴款从单位账户领取后占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下列由控方提供的证据予以证实：
1.记账凭证、收据、收条，证实2011年3月29日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书记额某某某某某出具的从阿巴嘎旗扶贫办领取西门塔尔种公牛补贴款的虚假手续入账后阿巴嘎旗扶贫办账户3月30日支付现金10000元的事实。
2、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证明”及证人王某某证言，证实2011年至2012年期间，秦国权从阿巴嘎旗扶贫办共报账三笔，即2011年11月5日报账350元，2012年8月16日报账2260元，2012年10月9日报账6000元的事实。
3、证人额某某某某某证言，证实被告人秦国权让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书记额某某某某某以阿巴嘎旗扶贫办支付该嘎查种公牛补贴10000元的名义为其出具相关虚假手续的事实。
4、证人赞某证言，证实2011年3月30日阿巴嘎旗扶贫办向洪格尔高勒镇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支付过种畜补助10000元的事实。
5、证人包某证言，证实2011年3月30日阿巴嘎旗扶贫办拨给洪格尔高勒镇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种公牛补贴款10000元现金，并没有将该款给秦国权报旅差费的事实。
以上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予以认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受贿犯罪事实：
2012年11月份，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管理股负责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以自己为阿巴嘎旗巴彦图嘎镇巴彦图嘎嘎查争取到“整村推进”扶贫项目资金为由，向巴彦图嘎镇巴彦图嘎嘎查嘎查长朝某某某某索要20000元，朝某某某某与嘎查书记艾某某商量后，朝某某某某给秦国权送去20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由控方提供的证据予以证实：
1、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关于下达财政扶贫资金（整村推进工程）的通知”，证实2012年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巴彦图嘎嘎查被列为2012年度锡林郭勒盟整村推进重点嘎查及2012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情况。
2、阿巴嘎旗农村信用社进账单、发票联、借款单、农村信用社转账支票存根、报账明细表，证实在2012年10月17日、2012年11月13日、2013年1月7日、2013年3月4日、2013年4月15日、2013年5月9日，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分别将吉日嘎郎图苏木巴彦图嘎嘎查“整村推进”项目款2375000元拨入到嘎查长朝某某某某账户及入账情况。
3、借条、收条，证实被告人秦国权为其索贿的20000元制作的虚假凭证情况。
4、证人朝某某某某证言，证实2012年11月份，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巴彦图嘎嘎查“整村推进”扶贫项目资金下拨期间，秦国权对其说要用一部分钱，朝某某某某与嘎查书记艾某某说明情况后二人决定给秦国权20000元，朝某某某某于2012年11月13日从其银行卡上支取20000元送给被告人秦国权。2014年3月28日秦国权与艾某某、司机那顺巴图去朝某某某某家，与朝某某某某商量把2012年其索要的20000元以借款名义出具“借条”，但朝某某某某没有同意。后被告人秦国权去艾某某家把2012年其索要的20000元还给艾某某，并让艾某某出具“收条”的事实。
5、证人艾某某证言，证实2012年11月份，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巴彦图嘎嘎查“整村推进”扶贫项目资金下拨后，被告人秦国权向该嘎查嘎查长朝某某某某索要20000元，朝某某某某给嘎查书记艾某某打电话说明情况后，朝某某某某给了被告人秦国权20000元。2014年3月28日秦国权与艾某某、司机那顺巴图去朝某某某某家，与朝某某某某商量把2012年其索要的20000元以借款名义出具“借条”，并拿出自己写的“借条”让朝某某某某、艾某某看后，在回去的路上将“借条”给了艾某某。2014年3月29日被告人秦国权到艾某某家，把2012年其索要的20000元还给艾某某，并让艾某某出具了“收条”后，与“借条”一起拿走的事实。
6、证人赞某证言证实，赞某听朝某某某某和艾某某说2012年11月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巴彦图嘎嘎查“整村推进”扶贫项目资金下拨后，被告人秦国权向该嘎查索要过20000元的事情。2014年3月28日秦国权去艾某某家把从朝某某某某借款20000元的虚假借条留在艾某某家后，第二天又去艾某某家，把2012年向朝某某某某索要的20000元还给艾某某，并让艾某某出具收条（收条内容为赞某书写，艾某某签字）后与借条一起拿走的事实。
7、证人那顺巴图证言，证实2014年3月28日，那顺巴图与被告人秦国权、艾某某去过朝某某某某家的情况。
以上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予以认证。
上述贪污、受贿犯罪事实，还有由控方综合向法庭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交办案件线索通知书、线索登记表及立案决定书，证实2014年4月12日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将秦国权受贿线索交办东乌旗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后东乌旗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5月20日立案侦查。
2、破案经过，证实锡林郭勒盟检察分院于2014年3月12日向东乌旗检察院交办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伊和宝力格嘎查阿拉塔涉嫌贪污扶贫项目款的案件线索，东乌旗检察院反贪局在调查当中发现阿巴嘎旗扶贫办工作人员秦国权有受贿情况，东乌旗检察院将这一情况立即上报锡盟检察分院，锡盟检察分院于2014年4月12日将此线索交办东乌旗检察院，同日东乌旗反贪局经批准进行初查，并于2014年5月20日立案侦查，2014年5月21日将犯罪嫌疑人秦国权刑事拘留，2014年6月5日锡盟检察分院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秦国权。
3、干部任免审批表、阿巴嘎旗组织部文件、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文件，证实被告人秦国权为国家工作人员，中共阿巴嘎旗委组织部于2011年1月20日任命秦国权为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科员，阿巴嘎旗扶贫开发办公室2013年12月30日调整秦国权负责项目管理股各项工作以及秦国权的工作履历情况。
4、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秦国权身份情况。
5、阿巴嘎旗纪律检查委员会证明、秦国权上交资金情况说明、代收罚款收据及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证实2014年5月5日，被告人秦国权向阿巴嘎旗纪检委上交10000元，该款已上缴国库的事实。
6、扣押物品清单，证实东乌旗人民检察院从赞某、艾某某和呼某某某某处扣押被告人秦国权涉嫌贪污、受贿的72000元。
7、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般缴款书，证实检察机关将被告人秦国权非法所得72000元，上缴国库的事实。
以上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予以认证。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70000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20000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国权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阿拉坦杭盖嘎查的60000元是秦国权跟呼某某某某的个人借款，不能认定为贪污犯罪”的上诉、辩护意见，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能够认定上诉人秦国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给阿拉坦杭盖嘎查拨付扶贫项目资金过程中，以收取项目税费、验收费为名义骗取国家扶贫项目资金60000元。故对其上诉、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秦国权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种公牛补贴款10000元，属于单位给秦国权报账处理的差旅费”的上诉、辩护意见，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秦国权从单位以阿拉坦图古日格嘎查公牛补贴款的名义支取10000元，据为己有。相关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该10000元不是单位给上诉人秦国权报账处理的差旅费。故对其上诉、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秦国权提出的“一审认定上诉人索要巴彦图嘎嘎查嘎查长朝某某某某的20000元，事实不清，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意见，因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清楚，各证据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上诉人秦国权向朝某某某某索取扶贫资金20000元的犯罪事实。故对其上诉、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秦国权及其辩护人的其他上诉、辩护意见，原审法院量刑时已予以充分考虑。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苏 和
审判员 刘向东
审判员 薛 强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孙乾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