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100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男，1951年1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2，男，1982年1月20日出生。
上列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秦宜义，北京市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3，女，1992年8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崔浩，北京市远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1、李×2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14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1、上诉人李×2、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秦宜义，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崔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8月，李×1、李×2共同起诉至原审法院称：1976年3月12日，李×4与那×3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00年12月7日收养李×3。那×3于2010年3月29日去世。李×1、李×2系父子关系，李×1系李×4之弟，李×2系李×4之侄。自那×3去世后，李×4年事已高，与那×3原有婚生子女那晓明、那晓非没有往来，与养女即李×3也没有正常的母女亲情。长期的无助折磨，使李×4下定决心将养老和后事托付给李×1、李×2。
2013年2月16日，李×4在律师事务所亲笔写下《遗赠协议》，内容为：“李×4身份证号×××，我身愿将×××801号房屋（以下简称801号房屋）遗赠给我的大弟弟李×1所有，劲松和崇文门的房产以及所有存款和剩遗产遗赠给我的大侄子李×2所有，特立此协议。”2013年4月7日，根据律师建议，李×4又与李×1、李×2签订了《遗赠赡养协议》，具体规定了双方权利和义务如下：“第一条甲方（李×4）生老病死葬均由乙方（李×1、李×2）负责，其费用由甲方每月工资2500元积攒、支取，不足部分由乙方自愿无偿支付。第二条甲方将自有的801号房屋（现房本补办中）赠送与乙方。赠送日期由甲方另行委托丙方办理，但不晚于甲方百年之后”。该协议由李×4委托代理律师李白具书起草并监督执行。除上述两项文件之外，李×4再无其他遗嘱。
李×4于2013年6月28日去世，仅4月29日入院到去世，李×1、李×2就为其支付医药费11万元左右，并不停奔波于租户、单位及医院间照料、筹款。住院期间，李×3以找工作挣钱为由，不照顾老人。李×1、李×2在李×4住院期间雇护工照顾，直到老人去世共花费护工费5550元。李×4去世后，李×3继续以没有钱为由不管老人善后，李×1、李×2又花费13000元左右给老人办理后事，骨灰盒都是李×1、李×2购买。李×4去世后，2013年7月9日，李白律师向李×1、李×2、李×3宣读并出示了《遗赠赡养协议》和《遗赠协议》、委托手续及谈话笔录。因李×3有异议，律师告知我们均可诉讼。现起诉要求801号房屋由李×1、李×2所有；李×4名下存款527152.22元、抚恤金118530元由李×2所有；李×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李×3辩称：801号房屋应按法定继承。《遗赠赡养协议》中写明赠送日期不晚于李×4百年之后，即李×4在世时应办理房屋赠与手续。而李×4于2013年6月28日去世，至今该房屋尚未办理赠与的过户手续，即所附期限已经届满。故李×4与李×1、李×2未办理诉争房屋的赠与过户手续，双方约定的赠与行为依法应予以解除。故上述应按法定继承，即应由李×3继承。李×42013年2月16日写的《遗赠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从形式上看是本人亲笔书写，但根据证人在庭审中作证的内容表明不是李×4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李白律师证言可充分证明，李×4照抄的《遗赠协议》，是照抄李白写的材料，并没有证据证明李×4向李白陈述《遗赠协议》的内容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在李×1、李×2播放的录像中只有李×4抄写的画面，但抄写的内容却没有画面予以证明。故李×42013年2月16日写的《遗赠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因此，李×4的全部遗产应依法按法定继承，即由李×3继承。李×1、李×2要求抚恤金由李×2所有，因抚恤金不是遗产，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应由法定继承人领取，即由李×3所有。综上，不同意李×1、李×2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4与那×3于1976年3月12日登记结婚，婚后二人未生育子女，后于2000年12月7日收养李×3。李×1、李×2系父子关系，李×1系李×4之弟，李×2系李×4之侄。那×3于2010年3月29日去世。2013年2月16日，李×4书写《遗赠协议》：“李×4身份证号×××，我身愿将801号房屋遗赠给我大弟弟李×1所有，劲松和崇文门的房产以及所有存款和所有剩遗产遗赠给我大侄子李×2所有。”2013年4月7日，李×4（甲方，遗赠人，被赡养人），李×1、李×2（乙方，赡养人，被遗赠人），李白（丙方，具书人，协议执行监督律师）签订《遗赠赡养协议》：“甲方因有女不养，遂将养老问题交于乙方解决，委托律师丙方立本协议，以维护甲方本身权益，并对乙方的工作贡献予以补偿。第一条甲方生老病死葬均由乙方负责，其费用由甲方每月工资2500元积攒、支取，不足部分由乙方自愿无偿支付。第二条甲方将自有的801号房屋（现房本补办中）赠送于乙方。赠送日期由甲方另行委托丙方办理，但不晚于甲方百年之后。”庭审中，李×2原到庭作证称其与律师李白系同事关系，2013年2月16日，李×4自己写了一个遗赠的东西，其去录像。李瑞到庭作证称2013年2月16日，其在餐厅陪同李白律师约见李×4。李×4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并抄写了一份协议。李白到庭作证称2013年2月16日，李×4找到其，因李×4不会写材料，李白手写了一份材料，后来去餐厅做的。后又跟李×4、李×1、李×2分别做了一个谈话，签订《遗赠赡养协议》。李白向法院提交2013年2月4日、3月29日、3月31日、7月9日谈话笔录，证明其受李×4委托，处理上述事宜。
2013年5月24日，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确认：那×3、李×4共有的登记在李×4名下的801号房屋由李×4继承并所有；那×3名下存于中国银行的外币存款归李×4所有（账号为×××和×××；那×3名下的存于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账号为×××），其中十万元归那晓非所有，十四万四千五百元归那晓明所有，十万元归李×3所有，剩余存款归李×4所有。2013年6月28日，李×4去世。由李×4所有的存款现暂存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数额为527152.22元。庭审中，李×1、李×2向法院提交医院催款单、医药费票据若干、护工费及丧葬费票据，用以证明2013年4月29日至6月28日，李×4住院期间其二人已尽赡养义务。李×3向法院提交医药费票据及照片等，证明其亦对李×4尽了赡养义务。
另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李×4抚恤金未领取证明》，证明李×4抚恤金金额为113530元、丧葬费5000元，共计118530元，均未领取。801号房屋现仍登记在李×4名下。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本案中，被继承人李×4于2013年2月16日书写的《遗赠协议》应视为自书遗嘱。2013年4月7日，李×4与李×1、李×2签订的《遗赠赡养协议》中对801号房屋的归属与其自书遗嘱有抵触，应以协议为准。但协议中明确约定赠送日期不晚于李×4百年之后，现李×4已去世，而房屋仍登记在李×4名下，故李×1、李×2未按此协议履行，801号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即由李×3所有。因遗嘱关于李×4所有存款由李×2所有的部分与协议没有抵触，而李×4在此遗嘱后未立有其他遗嘱，故关于存款部分应按遗嘱进行分割，即由李×2所有。因抚恤金、丧葬费均不属于遗产范畴，故对李×2要求由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李×3称2013年2月16日李×4书写的《遗赠协议》无效一事，因此协议全文系由李×4本人书写，且根据其与律师李白的谈话笔录，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故对李×3此项辩称，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判决：一、×××801号房屋由李×3所有，李×1、李×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李×3办理该房屋的变更登记手续，因房屋变更登记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李×3负担；二、李×4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案款共计五十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元二角二分由李×2所有；三、李×4的抚恤金、丧葬费共计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元由李×3享有，李×1、李×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李×3领取上述款项；四、驳回李×1、李×2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李×1、李×2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判中将《遗赠赡养协议》中原本属于被扶养人及其委托律师应履行的义务认定为扶养人（即上诉人）应履行的义务的行为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背了被扶养人生前的遗愿，且我们已履行了生老病死葬的义务，原审的处理结果损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
李×3同意原判。针对李×1、李×2的上诉请求，其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遗赠赡养协议》是附有期限的，现期限已届满但未予办理，故该《遗赠赡养协议》应依法予以解除。原判处理丧葬费与抚恤金的结论也是正确的。请求驳回李×1、李×2的上诉请求。
在本院审理中，李×1、李×2主张，李×4所写《遗赠赡养协议》应属李×4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已履行了李×4生老病死葬的义务，故其理应按照该协议享有取得相关财产的权利。如果法院不能认定该协议的效力，则李×4于2013年2月16日本人曾亲自书写有《遗赠协议》，因该协议内容属于李×4最后的遗嘱，且我们始终认可其效力，故亦应按该协议内容处理。另李×4生前所委托律师李白在召集李×1、李×2、李×3，并宣读李×4生前的遗嘱、遗愿时，李×1、李×2均对李×42013年2月16日所写《遗赠协议》表示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遗赠协议》、《遗赠赡养协议》、谈话笔录、证人证言、（2013）东民初字第03252号民事调解书、案款发还明细表、案款收据、李×4抚恤金未领取证明等证据在案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李×1、李×2能否依照李×4生前所立协议对801号房屋，以及李×4的抚恤金、丧葬费享有权利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与扶养人签订的，遗赠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在其死亡后按协议规定转移给扶养人所有，扶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的协议。本案中，李×4于2013年4月7日与李×1、李×2签订《遗赠赡养协议》，该协议中约定了李×1、李×2负有生老病死葬的义务，但在设定801号房屋的赠与时间时却约定赠送日期不晚于李×4百年之后，此赠与时间显然与继承法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确定的遗赠人于死亡后转移财产的规定相悖，故上述协议因双方当事人设定了新的财产转移时间而从性质上转化为附条件的赠与关系。现因在李×4生前并未发生801号房屋的权利转让行为，故应视为该赠与行为因并未实际履行而失效。
另根据查明的事实，李×4于2013年2月16日本人书写一份《遗赠协议》，该协议内容明确801号房屋遗赠给李×1所有，李×4所有的存款及所有剩遗产由李×2所有。因该协议系李×4本人书写，且有律师予以见证，故该协议应属李×4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该协议虽名为协议，实际系李×4生前处分个人财产行为，故原审法院将其确定为李×4自书遗嘱范畴。鉴于原审确定该协议属李×4自书遗嘱范畴后，李×3对此未持异议，而李×4在该自书遗嘱以后并未立有其他遗嘱，同时李×1作为权利享受人始终并未放弃权利，故李×1依照该遗嘱内容，理应对801号房屋享有权利。
原审法院以李×4与李×1、李×2于2013年4月7日所达成的《遗赠赡养协议》实际未履行为由，确定本案应适用法定继承的规定，此种认定有违李×4生前的真实意愿，故原审法院以法定继承为依据确定801号房屋由李×3继承应属不当。本院将根据李×42013年2月16日自书遗嘱内容，同时综合考虑李×1针对801号始终主张权利的意愿，改判801号房屋归李×1所有。
关于李×4去世后，单位给予的丧葬费及抚恤金问题，因上述费用属于李×4去世后，单位给予家属的生活补助费用，因此上述费用从性质上并不能等同于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即不应属于遗产的范畴。故李×1、李×2上诉要求上述费用归其所有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维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1489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1489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变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1489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市丰台区宋庄路71号院7号楼3单元（门）801号房屋由李×1所有，李×3、李×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李×1办理该房屋的变更登记手续，因房屋变更登记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李×1负担。
驳回李×1、李×2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966元，由李×1、李×2负担7072元（已交纳），由李×3负担2089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2671元，由李×1、李×2负担1000元（已交纳），由李×3负担167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文彤
审 判 员 任淳艺
代理审判员 李 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孙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