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攀东行初字第27号
原告刘春吉，男，196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现住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代理人李晓丹，四川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住所攀枝花市东区华山。
法定代表人：刘文权，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杜建斌，1963年1月1日出生，汉族，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法制科民警，住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代理人李忠财，男，1987年9月3日出生，汉族，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住四川省盐边县和爱乡。
原告刘春吉诉被告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不服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4年8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于当日立案受理，并于当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行政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告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春吉及委托代理人李晓丹，被告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杜建斌、李忠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于2014年6月9日作出的（2014）7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刘春吉罚款200元。被告于2014年9月1日向本院提交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一、程序证据：敬钢、李忠财的《人民警察证》、《接（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接受证据清单》、《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事实证据：对李亚西、温继华、陈俊、方彬、刘春吉、徐天云、王玉的《询问笔录》、《出警经过》、《关于攀枝花市东区满红堂家常菜餐馆抗拒执法情况说明》、李继彬、李亚西、温继华、李雪、余刚的《行政执法证》、方彬门诊病历、刘春吉、徐天云户口信息。
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二）项。
原告刘春吉诉称，一、被告所述原告阻止餐馆法人王玉签字是错误的。原告和王玉是夫妻，药监局所检查的餐馆也是原告夫妻二人所开，药监局开始要求原告签字，原告是签字的了，后来原告发现药监局执法不公，所以就不签“代签”二字，原告提出质疑是合法的，随后药监局要求王玉签字，王玉也觉得药监局执法不公，所以与原告商量，经夫妻二人商量后，决定不签字。所谓阻止签字，前提是王玉想签字而原告不准签并积极妨碍的行为，在本案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不签字的决定表示是夫妻二人共同所做。同时这也从侧面看出监局执法霸道，原告在其执法过程中，提出质疑就被认定为妨碍执法。
二、被告所述原告阻止药监局工作人员将餐馆提取的食用油带走是不真实，是虚构的。在药监局执法的整个过程中，原告就是仅仅因为不签字而与药监局工作人员发生纠纷，从未阻止过药监局工作人员将餐馆提取的食用油带走，在东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也没有对此事作出任何陈述，所以在复议决定书中这样的陈述是不真实的，是虚构的。
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未尽调查的相关义务，作出了不实的陈述和错误的裁决，现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刘春吉为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在案予以证明：1、《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的诉讼；2、《食品监督抽样品购置费用告知书》，证明原告在药监局检查时，原告代王玉签过字，是配合了药监局的工作的，并不向被告所称原告拒绝配合执法，与事实是冲突的；3、原告身份证、户口薄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及原告与王玉是夫妻关系。
被告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辩称，一、简要案情。2014年6月9日上午，攀枝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支队根据群众举报，在东区学府广场1号楼5号菜馆进行检查抽样时，发现刘春吉不是餐馆的法人代表后，不让刘春吉在检查文书上签字，而是叫餐馆的法人代表，刘春吉的妻子王玉在检查文书上签字，刘春吉借口稽查支队检查不公，先是阻止其妻王玉在检查文书上签字，后又让王玉离开，不准稽查支队带走抽取的油样，胡搅蛮缠，阻挠稽查支队执法。当出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刘春吉夫妇仍不听劝阻，反复纠缠稽查支队工作人员，其女婿徐天云也从厨房出来帮忙，徐天云先是驱赶稽查支队的工作人员和出警民警离开现场，后又去关闭餐馆大门，不让稽查支队的工作人员和出警民警离开现场，并听从刘春吉的指示用手机录像，徐天云录像时，故意抵近民警身体进行挑衅，当出警民警对其予以口头警告时，徐天云佯称出警民警骂他，与家人围堵纠缠民警，为迅速平息事态，出警民警口头传唤徐天云，将徐带离现场。刘春吉见民警将徐带离现场，阻止民警将徐带离现场，后出警民警口头传唤刘春吉，将刘带离现场。
二、刘春吉阻止王玉签字、阻止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带走抽取油样属实。刘春吉诉称，他与王玉是夫妻，餐馆是夫妻二人所开。当时，王玉也觉得药监局执法不公，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后，决定不签字。刘春吉还说，他从没有阻止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带走抽取油样，这是公安机关虚构的事实，但案件客观事实并不是这样的。2014年6月9日，第一次询问刘春吉时，刘春吉陈述道“…我觉得药监局的人是在针对我，我就拒绝签字，后来药监局的人就要把从我餐馆里面提取的油带走，我当时就把他们提取的油样拿到一边，我就不让他们拿走，我的意思就是要检查就把其他家的餐馆都检查了，再把提取的油拿走，后来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要求我老婆签字，我当时就不让我老婆签字，然后我们就理论，…”同一份笔录，刘春吉还提到，阻止王玉签字，是他认为药监局针对他，药监局不公，他要和他们理论，他才阻止王玉签字的。王玉本人也说，我老公喊我在药监局提取的我家餐馆的油的封条上面签字，这个时候药监局的人在报警，我老公一听药监局的人在报警，我老公就叫我不要签了。从刘春吉夫妻二人当时陈述看，刘春吉夫妻当时并没有商量的过程，刘春吉诉状所述是虚构。
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李亚西证实，抽样完成后，在制作相关文书要求负责人签字时，王玉的丈夫在王玉到场签了一份文书上的名字后，就阻止王玉继续在文书上签字，并且把王玉赶走，把店门关闭，在一旁吵闹，当他们解释办案规定、采样付费时，王玉的丈夫说，我不卖给你，也不准把样品带走，并把采好放在桌子上的样品带走，经过解释，才把样品还给我们。市食药监局另一工作人员温继华也作了类似的证明。以上罗列的证据说明，刘春吉阻止王玉签字，阻止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带走抽取油样，吵闹纠缠食药监局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属实。
由于刘春吉在6月9日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很多，逐一列举受字符限制，因此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采取概述方式，陈述其违法事实。
综上所述，刘春吉借口食药监局检查不公，阻止其妻王玉在检查文书上签字，又让王玉离开，不准食药监局带走抽取的油样，胡搅蛮缠阻挠正常工作，当出警民警到现场后，刘春吉仍不听劝阻，反复纠缠等种种行为，已构成阻碍执行职务。我局对刘春吉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依法予以二百元罚款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恰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我局行政处罚决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出以下评判：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具有适格的主体资格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证据充分，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确认。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质证意见与当庭陈述，认定本案以下事实：2014年6月9日10时30分许，攀枝花市食品药品监督局稽查支队（简称食药监局）根据群众举报，来到攀枝花市东区学府广场1号楼5号门面“满红堂”菜馆进行检查，并对食用油抽样提取。在须经营业主签字确认检查文书上，刘春吉签上王玉的名字，食药监局工作人员要求经营业主王玉本人签名，刘春吉为此与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王玉在签字时，刘春吉叫王玉不要签字并叫王玉离开。随后刘春吉以食药监局只查其家不查其他家餐馆为由，与食药监局工作人员持续“理论”，又将抽样的食用油拿走，经劝说交还。至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民警接报警赶到现场，刘春吉仍不听劝阻，引起刘春吉的亲属参与“理论”并有关闭餐馆大门、抵近出警民警身体录像等行为。出警民警即将刘春吉及其女婿徐天云带离现场传唤到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临江路派出所调查。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于2014年6月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刘春吉罚款200元。刘春吉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攀枝花市公安局于2014年8月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对刘春吉作出的处罚决定。刘春吉不服，诉来本院。
本院认为，被告作为地方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查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食药监局依法对“满红堂”菜馆进行检查，并对食用油抽样提取，“满红堂”菜馆经营业主王玉有义务配合执法检查，原告刘春吉不仅不协助其妻王玉配合执法，反而以食药监局只查其家不查其他家餐馆为由，以言行方式阻挠执法检查，已构成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原告刘春吉述称未阻碍食药监局执法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春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 钧
审 判 员 詹武军
人民陪审员 邹元义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杨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