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建民初字第429号
原告汪世泽。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江虹，浙ＸＸ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雄雷。
原告汪世泽与被告王雄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韩雨清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5月13日、5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世泽及其委托代理人江虹，被告王雄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世泽诉称，1995年12月26日，原告与新蓬村签定协议，承包了本村所有的郑坞水库的维护。协议约定允许原告在所属范围内从事种、养植业。协议签订后，原告即在水库里投放各种鱼苗17500尾，并投入饲料15吨。至2009年12月，已成熟大花鲢鱼约4000斤、草鱼1000余斤、红鲤鱼1000余斤、青鱼500余斤、鲫鱼800余斤、鳊鱼600余斤，共计价值100000余元。2009年12月的一个晚上，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鱼塘里的鱼全部抓完并擅自处理，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原告发现后，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至今未解决。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人民币10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汪世泽为证明自己其主张成立，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自1995年承包水库，没有约定租期及租金，仅约定每年分每个村民半斤鱼的事实。
2、建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询问原告汪世泽时所作的询问笔录两份，用以证明造成原告损失鱼的数量及损失金额。
被告王雄雷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郑坞水库是村集体所有的，由我们村的第八、九两个生产队管理、使用、收益。该水库原本由大家轮流养鱼，到年底由养殖的户头给我们两个生产队的人员每人半斤鱼。自1995年到2005年，原告一直霸占水库养鱼，并且一直没按惯例给两个生产队的村民分鱼，两个生产队的全体成员都意见很大。大家讨论后，让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去和原告谈过，让他把鱼抓了，把鱼分给大家，但原告不肯。当时，除了原告及其兄弟以外，其他村民都要求把鱼抓了。之后，我根据两个生产队多数人的意见，把水库的水放干，然后我们两个生产队的村民（基本上是一户一人）都参加了抓鱼。抓上来的鱼，统一由队组长过称、记帐，其中部分鱼按每个人头每年半斤的标准，分到各户，我们两个队组的所有户头都拿到的。另有一部分鱼由原告妻子拿回家了，多余的鱼拿到市场上卖了。小队长把卖鱼的钱3740元送到原告家里，原告不收，队长就把这钱交给我来保管。当时，小队长曾说原告条件不好，大家鱼拿去了，集资补点钱给原告，除了卖鱼的4000来块钱，另外适当补偿点钱给原告，万把块钱是可以的。原告所诉其损失100000元，根本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王雄雷为证明自己其主张成立，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村民决议一份，用以证明经八、九两队村民决议，八、九两队村民委托王雄雷负责把郑坞水库里的鱼抓上来，并由各队组长分给村民每年每人半斤鱼的事实。
2、《抓鱼清单》一份，用以证明从水库中抓获的鱼的数量。
审理过程中，被告王雄雷申请证人王某甲、王某乙到庭作证，用以证明抓鱼的起因、经过及实际从水库中抓获鱼的数量。
证人王某甲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和王雄雷都是第八生产队的，和汪世泽是隔壁邻居。1983年至2010年期间，我担任第八生产队队长。汪世泽在水库养鱼是没有协议的，他养了十多年，村民意见很大。1999年两个生产队开会后决定换人养鱼，大部分人要求清塘。2010年春节前，我和九队队组长王某乙去找汪世泽协商清塘的事，汪世泽要求养到2011年再清塘，我们不同意。王雄雷去抓鱼，我们都同意的。抓鱼的人由王雄雷安排，抓起来的鱼由我和王某乙过磅，《抓鱼清单》就是我们过磅时所作的记录。这份清单当时是由九队队长王某乙保管的。抓起来的鱼按照两个生产队的村民每人每年半斤的标准分，几年没分就算几年，多下来的鱼过称后交给卖鱼的人到市场卖掉了，卖了多少钱我不清楚，王某乙那里都有帐的。
证人王某乙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和汪世泽都是第九生产队的，我以前是村民代表，八年前至今担任第九生产队队长。郑坞水库是村集体所有的，由我们村的第八、九两个生产队管理、使用。汪世泽在水库养鱼好多年，大概有四、五年没分鱼了。大家都有把鱼塘里的鱼抓上来分的想法，之前我和王某甲曾和汪世泽商量过抓鱼的事，但没商量好。抓鱼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场的，抓上来的鱼全都由我和王某甲过称、记帐，汪世泽老婆也都在场，没有人私自拿回家去的。所抓的鱼按照两个生产队的村民每人每年半斤的标准分，两个生产队大概300来个人。多下来的小鲢胖头过称后交给卖鱼的人到市场卖掉了，还有一部分汪世泽老婆拿回去了。《抓鱼清单》上鱼的数量是我和王某甲写的，结算部分是买鱼人写的。
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王雄雷对协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签字的人不是小队长，也不是村干部，无权决定将水库承包给原告。本院审查认为，该协议上代表甲方签名的并非当时村经济合作社负责人，也非当时实际管理使用水库的每八、九生产队队组长，原告未能提供其他依据证明签字人的身份，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定。鉴于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原告自1999年始在郑坞水库养鱼以及按该村第八、九生产队的人数每人每年半斤鱼折抵塘租的事实无争议，故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王雄雷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两份询问笔录系由公安机关依法制作，故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笔录内容系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就损失数额的确定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
三、被告王雄雷提供的证据1，原告汪世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理由是该《村民决议》系在抓鱼之后形成的。本院审查认为，原告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而该《村民决议》上有该村第八、九生产队多数村民签字认可，决议的形成时间，不影响被告王雄雷组织村民抓鱼系多数村民意见的事实认定。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四、被告王雄雷提供的证据2，原告汪世泽认为该清单系手工制作，未经原告签字确认，不具证据效力。本院审查认为，被告提供的该份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相关事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一并分析。
五、证人王某甲、王某乙的证言，本院审查认为，该两证人系当时第八、九生产队队长，两证人关于被告王雄雷组织人员抓鱼的起因、经过、鱼的数量及所抓鱼的处置等问题的陈述，基本吻合，互为印证，故对两证人证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根据两证人证言，被告王雄雷所举证据2，系抓鱼时，两证人作为生产队队长对抓上来的鱼即时过磅所作的记录，故对《抓鱼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提供的有效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原告汪世泽与被告王雄雷系同村村民。该村所有的郑坞水库原按惯例由该水库坐所地的第八、九两个生产队管理、使用，并由该两生产队成员轮流养鱼，养殖户在年底按两个生产队的人口每人每年半斤鱼的标准分给各户以折抵塘租。自1995年始，原告在该水库养鱼。自2007年始，原告汪世泽未按原惯例在年底将鱼分给各户。该村第八、九生产队的多数成员对此意见较大，认为原告汪世泽占用水库养鱼时间过长，且又未能按惯例分鱼。故在2009年春节前，两个生产队的队长根据多数村民的意见，与原告汪世泽协商，要求原告清塘换人养殖。因原告汪世泽坚持要求养至2010年年底，双方未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2010年1月20日，被告王雄雷受该村第八、九生产队多数村民的口头委托，将郑坞水库的水放干，并组织村民对水库内的鱼进行捕捞，该村第八、九生产队多数村民参加了捕捞。所捕获的鱼，由时任两生产队的队长过称、记帐。其中部分鱼按每个人头每年半斤的标准，分到各户（三年未分，故实际按每人1.5斤分配）。多余的鱼过称后拿到市场上卖了。生产队长将卖鱼所得款人民币3740元送至原告家里，原告拒收，两生产队长即将该款交给被告王雄雷保管。事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处理，就损失赔偿双方协商未果，故成讼。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被告王雄雷组织村民将郑坞水库里的鱼捕捞并进行处置，损害了原告利益的事实无争议，而对被告王雄雷的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意见不一。本院分析认为，首先，根据有效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占用水库养鱼多年，村民意见较大，村民曾要求两个生产队的队长与原告进行协商；其次，该村第八、九生产队多数成员参与了整个捕鱼过程；第三，由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对捕捞的鱼进行现场过称、记帐；第四，所捕捞的鱼按惯例由两个生产队的所有成员进行分配，多余部分统一由生产队组织处理。从前述几个方面分析，放水捕鱼系该村第八、九两个生产队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被告王雄雷放水行为，系整个捕鱼行为的一个环节，系集体行为的组成部分，故其行为并非代表个人作出，现原告向被告王雄雷个人主张赔偿，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汪世泽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150元，由原告汪世泽负担。
当事人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手续，逾期不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韩雨清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骆 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