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6民终2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伟良，男，汉族，身份证号码×××0238，住河源市源城区。
委托代理人刘浩源，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忠云，男，汉族，身份证号码×××4218，住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代理人李松，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道行，男，汉族，身份证号码×××1430，住惠州市博罗县。
委托代理人江晓华、温晓文，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伟良、李忠云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2015）河城法民一初字第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9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粤P×××××客车租给被告使用，租赁期为2010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租赁车辆在2010年3月16日前进行更新，更新费用由被告承担，更新车辆产权经营归被告所有，更新后车辆证件归原告所有，旧车辆由原告收回，车辆的《责任经营合同书》由原告负责到同发公司签订；被告应支付原告伍万元作为租赁车辆风险保证押金，车辆租赁费每月8000元，如被告延迟支付租金，则按租金的3‰按日支付利息；车辆租赁期间，如遇到国家政策变动和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合同自动终止，原告应在合同终止后三天内退回押金；如原告违约与第三方签订车辆证件手续租赁合同，则应赔偿被告损失30万元，同时退还5万元押金，如被告单方面终止合同，则应赔偿原告30万元，原告可取回车辆的证件和更新后的大客车，不再退回5万元押金。
合同签订后，原告将车辆交付被告使用，被告随后出资购买更新了客车，并将粤P×××××车牌变更为粤P×××××车牌。
2013年1月11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作出批复：同意河源市交通运输局提交的《关于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请示》，同发公司与其余三家运输公司合作成立粤运公司，同发公司省际客运线路标志牌经营权单位变更为粤运公司。
2014年10月24日，同发公司向源城分公司车辆承包经营者发出通知：因客运标志牌经营权已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同发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已于2014年9月30日到期，之后不再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业务，请承包经营者在2014年11月10日前将运营车辆办理“三证”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登记至粤运公司名下，以确保车辆能继续正常经营。根据上述通知，原告办理了变更手续，并在2015年3月16日与河源市源城区粤运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原告取得河源至深圳营运线路牌一块，承包经营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原告不能以任何理由擅自将车辆转让他人经营。
本案车辆粤P×××××现还由被告继续使用中，但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新的租赁合同。被告认为，同发公司因国家政策的变动，其道路运输运营许可证于2014年9月30日到期，已丧失了客运班线的运营权。国家政策的变动已使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原告出租线路牌的行为违反了《广东省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条例》规定，属于无效行为，被告据此解除双方的合同符合合同第9条的约定。被告告知原告在2015年1月1日起，线路牌持有人的租金将调低并应另行签订在粤运公司管理下的《线路牌租赁合同》，考虑到原告已经与粤运公司签订了路线合同，并且绝大多数线路牌持有者已经和被告签订了合同并同意每月5000元的租金，故被告每月只支付原告5000元费用。原告则认为，被告所谓的国家政策变动理由只是仗着自己在客运班线的垄断地位以此胁迫原告对其妥协，从而达到减少租金费用的目的，再者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这只是交通厅对企业内部请示变更的批复，并不属于国家政策变动的情形，这并不影响原被告合同的继续履行。被告擅自调低租金，侵害了原告权益，故租金原告一直没去领取。
另查明，被告已给付2014年11月份的8000元租金，2014年12月份（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1月14日）的租金只给付了6500元，另有1500元没有给付。从2015年1月份开始，原告没有再领取租赁费用。
原判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成立后，原告依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告则认为同发公司线路运营权的丧失属于国家政策的变动，双方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应予以终止并解除。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合同的目的为：原告将自己所拥有的具有路线运营权的车辆租赁给被告使用，双方继而均可从中获取收益。据此，只要不影响被告对车辆的正常使用，双方的合同就应继续履行。虽然双方签订合同后同发公司的线路运营权已变更为粤运公司，但原告随后根据同发公司的通知，及时将“三证”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登记至粤运公司名下，确保了车辆的继续正常经营权。截至目前，被告依然对租赁车辆进行使用，其认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辩解，并不能成立，且线路经营权的变动，只是同发公司等几家运输公司合作成立粤运公司，从而将经营权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的一种企业合作行为，交通厅据此作出同意的批复并不属于国家政策的变动。再者，《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的主体为原告与被告，并非同发公司、粤运公司，原告已将线路牌的运营权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被告也一直使用车辆，因此，线路牌运营权的变动并不影响双方合同的继续履行，也不会导致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对于原告的出租线路牌运营权问题，虽原告与粤运公司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不能擅自转让，但根据被告提供的《租用线路牌协议书》显示，二三十位线路牌经营者均已将自己所有的在粤运公司取得的线路牌运营权出租给被告，由此可见粤运公司对该转租行为持默许态度，已以默许行为改变了对不许转让的约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三条虽然规定禁止出租线路牌，但此为强制性规范中的取缔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规范，原被告合同的履行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合法有效，且被告也继续租赁原告车辆，双方签订的合同应继续履行。再者，被告抗辩所依据的《广东省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条例》，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无权就合同效力作出评价。据此，被告认为原告出租线路牌运营权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的辩解，理由不充分，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认定，被告认为合同应终止并解除，及要求原告返还50000元押金的请求，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在双方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况下，被告擅自将车辆租赁租金从8000元／月调低至5000元／月，已属违约，原告据此抗辩不领取租金，并无不当之处。结合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及原告请求，被告应支付至2015年3月份所拖欠的租金1500元＋8000元／月×3个月=25500元，并应继续履行合同。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被告延迟支付租金，应支付原告利息，但约定的每日3‰（则每月为9%）利息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对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应从2015年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进行计付。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及上述法律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忠云、周伟良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道行租金255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被告李忠云、周伟良提起的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437元，由被告李忠云、周伟良负担；反诉费575元，由被告李忠云、周伟良负担。
上诉人李忠云、周伟良不服一审判决共同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关键事实认定不清。2009年12月1日，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售合同》，被上诉人将其从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所承租的粤P×××××号（后变更为粤P×××××号）客车及线路经营权，转租赁给两上诉人用于客运经营。合同签订时，双方所约定的租赁期限自2010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共12年。两上诉人依据12年的经营期限进行了经营规划、车辆更新及配套投入，并据此核算成本及利润，确定支付给被上诉人的租金为每月8000元，被上诉人接受该租金标准，双方租赁关系成立且一直合作融洽。但后因国家政策发生变动，同发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于2014年9月30日到期，同发公司丧失了河源线路客运班线的经营权和处置权。被上诉人只得转而同河源市源城区粤运客运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依据该份合同，被上诉人所取得的粤P×××××号客车及线路的最终经营许可权期限调整至2018年12月31日，两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转租所取得的经营期限就由12年缩短至8年9个月，两上诉人的运营及分摊成本也因此急剧增加，已严重影响到两上诉人的正常运营。两上诉人迫于无奈，只得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运营权人进行沟通，协商依据所增加的运营成本对租金进行调整，商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将租金由8000元／月调整为5000元／月。大多数运营权人接受该方案，并重新与两上诉人签订了一份《租用线路牌协议书》，以取代原来的《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售合同》。但仍有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少数几位经营权人不同意对租金进行调整，拒签新的《租用线路牌协议书》，并拒绝领取租金，双方由此产生纠纷。而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并未完全查清，就片面地认为两上诉人擅自调低租金违反合同约定，进而做出了对两上诉人不利的判决。二、一审法院所做判决，违反了合同法最基本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2014年9月30日之后，被上诉人在明知自身所取得的经营期限由原来的12年缩短至8年9个月的情况下，不顾两上诉人因经营期限缩短合法利益受损、运营成本增加的客观事实，既不同意两上诉人所提出的解除合同的建议，又拒绝按正常市场定价对租金进行调整，主观上明显存在恶意，而一审法院在已对该事实查清的情况下，仍然认定两上诉人调低租金的行为违约，并驳回了两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反诉清求，明显违反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另外，若被上诉人不合理的诉求得到法院的支持，则即是对两上诉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又将激起原已与两上诉人签署《租用线路牌协议书》的其他40余位权利人的不满，势必将诱发新一轮的诉讼的产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故请求：1、撤销（2015）河城法民一初字第460号民事判决；2、改判解除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售合同》所产生的合同关系；3、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向两上诉人所收取的车辆风险保证押金人民币50000元；4、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张道行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请楚，依法应予以维持。两上诉人以“国家政策变动原因”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首先，两上诉人将客运航班线路经营权从河源市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变更到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认定为是“国家政策变动原因”属于对“国家政策”的认识错误。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是根据河源市交通集团有限公词以及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提出《关于变更客运标志牌经营权单位的请示》，才作出同意将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的经营权单位变更为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批复，这并不是“国家政策变动”，而是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同意企业内部变更的批复，无论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是通过分立、重组、合并、乃至更可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规定，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作为新公司依法应当享有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的权利以及承担义务，原审法院以对此予以了认可，同发公司等几家运输公司合作成立粤运公司，从而将经营权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的一种企业合作行为，交通厅据此作出同意的批复不属于国家政策的变动。第二，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双方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了《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合同双方的主体为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并非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也并非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且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从2010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止，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张道行只要能够保证两上诉人在此期间内正常使用租赁物，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都应当继续履行。被上诉人办理了涉案车辆相关的变更手续，确保了两上诉人对车辆的继续正常经营权，因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依法应当继续履行，两上诉人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辩解依法不能成立。二、原审法院审判合理，两上诉人以公平原则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成立后，被上诉人依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保证了上诉人对车辆的正常经营权，上诉人依约应当如期向被上诉人支付每月每车租金8000元。8000元租金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的规定，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合同自愿，意思自治等原则，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应当得到尊重，应当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正当交易安全，因此，两上诉人擅自将租金从8000元每月降低至5000元每月，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第二，公平原则的适用是由严格的条件，如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出现了明显的恶性竞争、明显的追逐暴利，或者明显的严重亏损导致交易的不公平，人民法院是可以进行调整，但是纵观本案，上述情况均没有发生，且两上诉人至今没有举证证明其出现过亏损且无法正常经营的事实。此外，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系从2010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止，也就是说双方在约定每月租金8000元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到12年期间的市场因数以及行业变化等客观情况，才做出8000元每月租金的合意，且上诉人在前几年的收益也已经远远超过其所需缴纳的租金，在被上诉人赚的盆满钵满的时候也没有说需对租金进行涨租，现两上诉人仅凭单方面经营困难的陈述便企图降低租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两上诉人与其他31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将租金降低为5000元，是两上诉人与其他31人通过自愿的原则重新达成新的租赁合同是意思自治，尊重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交易自由原则的一种体现，但是并不能以此来对抗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更不能以此为由来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中8000元租金的约定是不公平，因此，两上诉人意图以此为由来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没有任何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三、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押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因两上诉人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根本性违约，因此，两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被上诉人人民币30万元损失以及将车辆的证件和更新后的大客车返还给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是否应予解除，被上诉人是否应返还两上诉人车辆风险保证押金50000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自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同发公司）承包取得的客运路线标志牌变更为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粤运公司），属国家政策变动；且变更后被上诉人的线路标志牌承包期限从原来至2022年3月15日止缩短至2018年12月31日止，致使上诉人增加运营成本，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请求解除变更双方签订的《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变更该合同的期限及降低租赁费。同发公司丧失道路运输经营权后，同发公司与其他公司一起合作成立粤运公司，粤运公司取得该经营权，而被上诉人的客运线路标志牌相应变更登记为粤运公司，该运营权利义务由粤运公司承接，且该变更行为并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租赁关系的继续履行。因此上诉人主张该变更行为属于国家政策变动或情势变更本院不予支持。虽然道路运输经营公司变更后被上诉人与粤运公司的承包期限变更为至2018年12月31日止，但在该承包期限到期后，被上诉人是否能保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继续履行至2022年3月15日，属于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上诉人仅此认为双方的《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不能实现上诉人的合同目的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因此对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两上诉人车辆风险保证押金50000元也缺乏依据。至于上诉人请求调整双方的合同期限及降低租赁费，并主张被上诉人实际同意降低租赁费，但上诉人该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且调整双方的合同期限及降低租赁费属于双方的缔约自由，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在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以公权力介入该民事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对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1050元由上诉人李忠云、周伟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运生
审判员 张东明
审判员 李小强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
书记员 高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