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122民初1187号
原告：吕惠芳，女，1950年4月2日出生，壮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人，农民，现住，
原告：黄长尚，男，1988年11月2日出生，壮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人，农民，现住，
委托代理人：黄运深，男，1954年12月22日出生，壮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人，农民，现住，系黄长尚之父亲，
上述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贤斌，广西新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板吕屯。
负责人：吕跃，组长。
原告吕惠芳、黄长尚与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同村二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惠芳及其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贤斌、原告黄长尚的委托代理人黄运深、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二村民小组负责人吕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惠芳、黄长尚共同诉称：原告吕惠芳出生于大同××××组。1982年与本镇萃英村9队黄运深结婚，后一直在大同村××（××）生活，户籍至今一直落在大同××××组，是本组单独的农业家庭户。婚后夫妇俩共生育两女一男，本人及所生子女在萃英村9队未分到责任田地，现落户于板吕屯家庭人口共2人，即吕惠芳和黄长尚。1983年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时，原告吕惠芳及于1982年12月出生的长女两人还分得公、母牛各一头。与其他4户人（吕金莲、吕才明、吕才雄、吕才良）共分得一个晒场。之后次女及儿子黄长尚出生后，生产队根据我户人口增加情况，给予原告吕惠芳户调整责任田地4.48亩。1995年生产队曾经以“嫁后不出的不再分给责任田及不符合上门条件”为由，收回原告的责任田地。经反映投诉后，城东镇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对大同村二队违法收回吕惠芳户责任田地的处理决定》，县法院于1995年9月5日对大同××××组非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进行了强制执行回到原告户。之后，原告又对所承包的责任田埂开荒拓展，再加上原生产队分给的一些插秧地，到2015年教育园区征地测量生产队红线内土地时，原告户共有承包田地6.9亩，果园地5亩。此后，原告户对所承包的土地进行经营使用至南宁市教育园区征用。2015年12月30日以后，县政府相继与村民小组签订征地合同，征用整个村民小组所有田地（含原告责任地、果园地12亩在内），之后，男丁户均已安排一间门面，原告没有份分得门面，大同××××组只给原告青苗补偿费，其他补偿费拒付。
2016年1月，原告获悉本村民小组的第一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已全部转账到被告的集体账户。2016年5月5日，被告召开村民会议，会议决定能享受集体经济利益分配的村民每人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20万元。但同时却决定吕惠芳系出嫁女及其子女整户不能享有集体经济利益分配。随后其他村民都领到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而二原告至今未能领取一分一厘，原告家庭成员生活将面临无依无靠的境地，因为原告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又不能得到补偿，致温饱无着落。原告多方寻求政府协调解决未果。
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原告作为大同××××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与其他成员同等的权利，有权分配得土地征收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被告拒绝原告参与分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按人均200000元标准支付二原告土地征收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共40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吕惠芳、黄长尚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的户籍地在大同××××组；2、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拟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分得宅基地，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3、村民会议补偿清单，拟证明二原告被剥夺享受征地补偿费；4、要求受理解决给付补偿费、安置费等申请书、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拟证明原告要求县、镇政府解决给付征地补偿费、安置费，政府告知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5、关于对大同村第二队违法收回吕惠芳户责任田的处理决定、两妇女招婿田被收县法院依法护权益，拟证明大同××××组被政府责令退回原告应享有的责任田；6、现金收入单据、农业税折征代金税票、武鸣县粮油收购票、武鸣县农业税入库收据、粮食定购任务通知书、83年－84年粮油任务交售证、86年粮油定购任务书、1987－1990年粮油入库任务书、91年武鸣县国家定购粮任务交售证等，拟证明吕惠芳82年婚后一直留在大同××××持续、稳定生活，参与该村小组生产活动，黄长尚出生后跟随吕惠芳生活、落户，二原告与大同××××组其他村民一样，承担村民责任义务，二原告具有该村民小组成员资格；7、教育园区东片区征收大同村二队集体土地群众表决会会议主要表决内容、待分配安置宅基地分布图，拟证明大同××××组集体土地被征收得到政府土地补偿款事实。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二村民小组辩称：答辩人已召开村民会议，决定每个村民分配200000元。同时，村民讨论决定，本组女人出嫁后不能享有权益。从承包责任田地到户以来，多次村民大会的意见都不同意原告享有集体权益，因此，答辩人不能违反大多数村民的意见，出嫁就没有理由在本队享受待遇。
被告大同××××组未提交相关证据。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二原告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具有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二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被告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方案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是否应当给原告支付相应份额？
经本院审理查明：吕惠芳系大同××××组板吕屯96号居民，吕惠芳于1982年元月与本镇萃英村9队黄运深登记结婚，婚后黄运深户口未迁入大同××××组，吕惠芳的户口未迁出，且一直居住、生活在大同××××组。1982年12月吕惠芳与黄运深生育长女，1983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吕惠芳母女两人按当时队里的规定共分得责任田1.69亩。1984年5月吕惠芳与黄运深生育次女，1985年全家三口人责任田调至2.43亩。1988年11月吕惠芳与黄运深生育长子黄长尚。1991年春，大同××××组调整责任田时，吕惠芳全家四个人的责任田调至4.48亩，1994年队里因开发果园划用了一些田块后，尚有3.96亩责任田且经营至1995年3月15日。1995年3月16日，大同××××组在调整责任田时以“不符合上门条件”、“嫁后不出的不再分给责任田”为由，收回吕惠芳户（吕惠芳本人及三个小孩）的责任田，并另行发包给其他农户。1995年5月8日，经武鸣县城东镇人民政府作出城政发[1995]7号《关于对大同村第二队违法收回吕惠芳户责任田的处理决定》，取消大同村第二队收回吕惠芳户3.96亩责任田的决定，责令第二队退回吕惠芳户应享有责任田的使用权；已进入吕惠芳户原责任田内耕作的有关农户必须立即停止经营。1996年6月17日大同××××组管委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将吕惠芳责任田收回、重新分配给其他村民经营的决定。吕惠芳、黄长尚一直落户在大同××××组，属农业户口，并于1991年8月10日在大同村二组××得一块宅基地，面积318.2平方米，地号0301020150，已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吕惠芳从1983年至1999年在大同××××组缴纳公购粮、油任务和田地承包费。
另查明：因南宁教育园区东片区项目建设需要，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依法征收大同××××组绕城路以外位于土名“塘小石、作水、旁沟、潮弄、丁刮、石碑、丁班、伏坝、得爱、雷雷、墓大、可肖、河下、飞随、丁共、丁兵、丁可麻、白塔、那考、丁三叉、平天、特昂、丁酸、坛空、坛长、靠墙、坛召、乌瑶”等集体土地面积共1231.27亩作为项目建设用地，征收土地范围、界限详见红线图所示。根据南宁教育园区东片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按如下统价计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1231.27亩×90000元/亩＝110814300元。为解决征地后农民生活出路问题，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同意在土名“顶酸、塘小石”按征地面积的比例计算预留100亩作为集体“三产”用地。扣除预留“三产”面积后，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实际应支付给大同××××组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1231.27亩－100亩＝1131.27亩×90000元/亩＝101814300元。安置大同××××组100亩集体“三产”用地、规划手续由城厢镇人民政府负责办理。2015年12月10日，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与大同××××组法定代表人吕跃、生产队群众代表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和《征收土地附加协议书》。双方还就五里小学旁约40亩集体土地项目报批手续、坟墓搬迁、“三产”用地门面规划布局、规格、村庄排污问题进行了协商安置。协议签订后，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已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110814300元全部支付给大同××××组。2016年5月5日，大同××××组召开群众大会，拟定按具有大同××××组成员资格的每个村民200000元的标准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并公示符合大同××××组成员资格的448名村民可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截止2016年5月9日，大同××××组已委托农村信用社代发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共计82200000元。二原告因未能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而与大同××××组产生纠纷，双方经协商不下，二原告遂于2016年5月31日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问题，这是由土地补偿费的性质所决定的，土地补偿费实质上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不同，它并不考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贡献大小，只要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应当享有均等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权利。土地补偿费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进行分配，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能参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可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是解决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基本前提。吕惠芳、黄长尚因未能参与大同××××组分配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支付相应份额。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吕惠芳、黄长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已经具有大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当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应当以该“成员”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为基本判断依据，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然情况最直接、最基本的依据，以户籍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当属优先考虑的因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原始取得和加入取得。原始取得是指通过人口的自然繁衍，祖辈生活在特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而自然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父母双方均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出生人员，父母一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依法登记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出生人员，自其出生时起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加入取得是指基于婚姻或者收养，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人，应当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本案中，吕惠芳从小出生在大同××××组，生产、生活一直在大同××××组，并依法登记为大同××××组的常住户口，其与黄运深结婚后仍在大同××××组承包经营责任田地作为基本生活来源和基本生活保障，享受大同××××组村民的权益，履行大同××××组村民的义务，并未脱离大同××××组所在地生产、生活，故应当认定吕惠芳具有大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吕惠芳与黄运深结婚后共同生育有两女一男，男孩黄长尚出生后一直随吕惠芳落户大同××××组，故应认定黄长尚通过原始取得的方式取得大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近年黄长尚一直以大同××××组村民的身份生活、居住，所以黄长尚不存在丧失大同××××组成员资格的情形；同时，大同××××组也没有证据证明黄长尚已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或者其他不应具备大同××××组成员资格的情形。因此，黄长尚仍具有大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权参与大同××××组集体利益分配。
其次，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为基准时。也就是说，只要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过人民政府批准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即享有主张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份额的请求权。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人民政府就土地征收后的补偿、安置等问题确定的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相比较，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不涉及土地补偿费如何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因此，对于解决针对土地补偿费分配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更为中立，也具有更高的公信力。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为基准时，可以较好的防止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或者实力较大的群体，利用其对于民主议定程序的影响力牟取私利、侵害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结合本案而言，武鸣县城厢镇人民政府与大同××××组法定代表人吕跃、生产队群众代表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和《征收土地附加协议书》，双方就大同××××组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及安置问题进行了协商确定，该《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和《征收土地附加协议书》的签订应当视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已经城厢镇人民政府批准确定，故确定大同××××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主张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份额的请求权时间应当以2015年12月10日为准。此日期以前具有大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可以分配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份额，此日期以后具有大同××××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无权参与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据此，吕惠芳、黄长尚在2015年12月10日大同××××组与城厢镇人民政府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和《征收土地附加协议书》时已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有权参与分配大同××××组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故二原告提出参与分配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另，大同××××组以大多数村民意见即“女人婚后户口在本组不能享受集体利益”为由进行抗辩，拒绝向原告分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大同××××组多数村民决议意见已侵犯了吕惠芳、黄长尚平等享受集体利益分配的合法权益，该村民会议决议违反法律规定，大同××××组的上述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吕惠芳、黄长尚请求判令大同××××组支付相应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份额，有事实根据，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二村民小组以人均2000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吕惠芳、黄长尚土地征收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共计400000元。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被告南宁市武鸣区城厢镇大同村第二村民小组负担。
上述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案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知兴
人民陪审员 韦 红
人民陪审员 邱艳燕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韦 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