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6行终1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阿多，女，195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代理人倪建刚，浙江左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云，浙江左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舜江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荣荣，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思锋，男，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钟绍亮，浙江曹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阿多因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4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董阿多之子董国春（男，1981年12月3日出生）系绍兴金盾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员工。2016年4月23日下午，董国春在下班途中驾驶浙Ｄ×××××普通两轮摩托车驶往上浦镇渔家渡村，17时33分许，由北往南行驶至104国道1549KM＋200M（上浦镇梅坞村）地段，与赵龙驾驶的浙Ｄ×××××重型专业专用车发生碰撞，造成董国春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016年5月16日，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以“本交通事故部分事实无法查证，交通事故成因无法分析”为由，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之规定，出具虞公交证字（2016）第B0008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上述的道路交通事故没有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因董国春死亡的赔偿事宜，原告董阿多以绍兴市上虞区公路管理段、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经审理，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6）浙0604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认定“赵龙驾驶机动车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其在两车发生碰撞前一直未注意到董国春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的行驶动态，导致本次事故发生，赵龙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同时，董国春驾驶未进行定期检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未确保安全驾驶，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及自身死亡的后果亦存在过错，故可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和“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由赵龙承担50％为宜”的表述。2016年4月27日，绍兴金盾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为董国春向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期间，补正虞公交证字（2016）第B0008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和（2016）浙0604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2016年8月25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2016年12月28日被告作出2016—3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董国春）驾驶摩托车在下班途中与道路清扫车追尾造成死亡，不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道路交通事故之情形，不予认定工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为此，原告依法提起本案。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民事判决确认的赔偿比例，不等同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1.交通事故认定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作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的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作出，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其作用是解决交通事故的责任争议。2.民事判决确认的赔偿比例，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解决的是赔偿争议。在民事判决确定赔偿比例时，必须结合案件的发生、查明的事实、事故的成因、事故造成的后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分析认定、受害方的家境、侵权人的赔偿能力等进行综合分析，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确定赔偿比例的证据之一。赔偿比例的确定是案件经审理后的综合评判，不能直接等同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赔偿比例与事故责任，在确认的职能部门、性质、法律适用、解决的争议内容、处理的结果和目的等方面均不相同。（2016）浙0604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书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由赵龙承担50％为宜”的表述，是赔偿比例的确定，不能等同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二、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理由，符合相关规定。1.认定工伤的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2.绍兴金盾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为董国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首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只出具虞公交证字（2016）第B0008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其次，（2016）浙0604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书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由赵龙承担50％为宜”的表述，不能推定为等同于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综上，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董国春职工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决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被告答辩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原告董阿多诉请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16—3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请求，与相关规定不符，依法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阿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董阿多提起上诉称：一、对“民事判决确认的赔偿比例是否等同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这一问题的论述不应脱离本案实际。1.因涉案交通事故部分事实无法查证，交通事故成因无法分析，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仅出具虞公交证字（2016）第B0008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本案客观上不存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2.上诉人曾因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所作（2016）浙0604民初3934号生效民事判决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由赵龙承担50%为宜”、“董国春驾驶未进行定期检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未确保安全驾驶，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及自身死亡的后果亦存在过错，故可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表述，表明法院酌定50%已经考虑了董国春的过错亦即是减轻赵龙责任以后作出的事故责任划分，故董国春应当是同等以下责任。二、被上诉人所作2016—3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不足，应当根据现有证据认定董国春所受伤害为工伤。1.虞公交证字（2016）第B0008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表明交警部门尚无法根据现场勘验及已查明的事实区分事故责任，被上诉人显然也不能仅凭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和工伤调查笔录认定董国春应负主要以上事故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中，董国春、赵龙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已由（2016）浙0604民初3934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该判决理应成为认定董国春不负事故主要责任的依据，即董国春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所作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2016-3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民事判决中确认的赔偿比例，不能等同于交通事故中的责任认定。（2016）浙0604民初3934号民事判决中“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由赵龙承担50%为宜”的表述，是对赔偿比例的确定，不能等同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上诉人要求以赔偿比例推定董国春在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于法无据，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二、根据交警部门对驾驶员赵龙、董国春亲属董兴钢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后现场照片、交警绘制的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答辩人对赵龙所作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董国春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以上（包含主要责任）。1.事故发生时，道路清扫车是在道路右侧的慢车道上低速直行，系正常扫地作业，清扫车驾驶员并未违反相关交通法规。2.董国春驾驶两轮摩托车从道路左侧快车道变道驶向右侧慢车道时，与清扫车的左侧发生碰撞，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转向灯，驶回原车道”的规定。3.董国春驾驶的两轮摩托车未进行机动车年检，也未投保交强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公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董国春系绍兴金盾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员工，董国春于2016年4月23日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董国春在该起交通事故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首先，交警部门未就涉案交通事故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其次，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4民初3934号生效民事判决虽有“超过交强险部分的损失，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由赵龙承担50%为宜”的表述，但该判决并未对交通事故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或过错比例作出划分，故该判决并非确定涉案交通事故责任的法律文书。第三，鉴于本案缺乏有权机关对事故责任出具的法律文书，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结合交警部门勘验材料、询问笔录及自身调查情况，对董国春在涉案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作出认定，并无明显不当。上诉人董阿多有关民事判决所酌定的赔偿比例即是对事故双方责任比例的划分、据此可推定董国春负同等以下事故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董阿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董阿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建
代理审判员 傅芝兰
代理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