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益法民二终字第2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原告）左光达，男，住湖南省常德市。
委托代理人樊贤良，益阳市朝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军，男，住南县游港乡。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余国民，男，住南县中鱼口乡。
余国民、刘军共同委托代理人卢伟群，湖南金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左光达与上诉人刘军、余国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6日作出（2015）南法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左光达和刘军、余国民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左光达及其委托代理人樊贤良，上诉人刘军、余国民及其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卢伟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2月30日，左光达与刘军签订了《高梁收购合同》，约定左光达向刘军有偿提供符合国家种子质量标准的“泸糯8号”高梁种子，由刘军自主发展高粱种植面积，刘军种植后所收获的全部高粱，经左光达检验其质量合格后交由左光达按市场行情价格进行收购（市场价格跌破1.3元每斤时按保底价1.3元每斤进行收购）。高粱米成熟后，左光达于2014年9月30日、11月6日向刘军收购高粱米共67210公斤。2014年12月21日，左光达在南县华阁镇又向刘军、余国民按1.3元每斤收购了高梁米34970公斤，装车过磅后，左光达当日分两次通过银行向余国民的银行账户汇款80000元。左光达委托李国良将这批高梁米装载后，当运输至南县班咀时，刘军、余国民强行将已经装车的高梁米全部卸下，并拒不返还已收的80000元高粱米货款。同时，左光达认为，在2014年2月20日至2014年7月29日期间，刘军还欠其“泸糯8号”高梁种子款及配套农药款共计40539.5元。现左光达认为刘军、余国民违反了合同义务，酿成纠纷，故诉至法院。刘军、余国民认为左光达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合格的高梁种子，并认为左光达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收购高梁米，故提起反诉。另查明，2014年11月6日，左光达因购买刘军、余国民的高粱米，还欠其高粱米货款128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左光达与刘军之间签订的《高梁收购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故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虽然余国民并未与左光达签订合同，但余国民2014年开始与左光达存在业务往来，并收取了80000元的高梁米货款，同时也参与了扣留该车高梁米，故余国民实际在履行合同义务，故对认为余国民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这一答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左光达按约向刘军给付了高梁米的货款80000元，而刘军和余国民将左光达派来提取高梁米的车辆在返回途中进行拦截，强行将高梁米卸下，并私自将该车高梁米进行了处理，现已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条件，双方的合同不能实际履行，对此刘军和余国民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对左光达要求解除与刘军签订的《高粱收购合同》并要求刘军和余国民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对左光达要求刘军、余国民赔偿损失20000元的请求，因本案纠纷确系刘军和余国民强行将高梁米扣留所致，故对左光达因该行为造成的租车等损失，法院酌情认定5000元。对左光达要求刘军、余国民偿还所欠的农药买卖款及种子款40539.5元，因左光达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刘军、余国民诉称左光达构成违约，要求左光达继续履行《高粱收购合同》，并支付违约金800000元。因刘军、余国民未提供证据证实左光达所提供的“泸糯8号”高梁种子不合格，且刘军、余国民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左光达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拒绝收购高粱米的有效证据，故法院对刘军、余国民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左光达与刘军签订的《高粱收购合同》；二、由刘军、余国民返还左光达高粱米货款67200元（已经扣除左光达所欠刘军、余国民的高粱米货款12800元）；三、由刘军、余国民赔偿左光达因此造成的各项损失5000元；四、驳回左光达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刘军、余国民的反诉请求。上述款项限刘军、余国民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一次性付清。本案本诉受理费2300元，反诉费5400元，由左光达承担495元，刘军、余国民承担7205元。
左光达和刘军、余国民均不服原审判决，左光达上诉称：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⑴原判对证据9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证据9的货物抵运单和《2014年度左光达和刘军往来流水明细表》以及刘军和余国民在庭审中的陈述，证明了在2014年左光达向刘军供应了涉案的“泸糯8号”高梁种子4100斤（2050kg）。按《高梁收购合同》计价为184500元。《2014年度左光达和刘军往来流水明细表》证明刘军、余国民于2014年2月18日、2014年2月25日、2014年3月16日三次打款130000元，加上2014年4月21日左光达在刘军处拿“泸糯8号”高梁种子100kg×90元／kg=9000元；2014年7月18日刘军退“泸糯8号”高梁种子159小包×22.5元／包=3577.5元。刘军、余国民共计支付与本案有关的款项仅为142577.5元。同时，刘军、余国民未提供反驳证据，由此可推定事实为：刘军、余国民尚欠《高粱收购合同》有关的高粱种子款为184500元–142577.5元=41922.5元。⑵左光达在《补充诉状》中提出要求刘军、余国民偿付高粱种子款40539.5元的诉讼请求，小于刘军、余国民尚欠的与本案有关联的“泸糯8号”高梁种子款41922.5元。故左光达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支持。2、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法审理并支持左光达的上诉请求，即撤销原判第四项即“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左光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并依法判决变更为：刘军、余国民给付左光达高梁种子款40539.5元；驳回左光达的其他诉讼请求；维持原判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判决；上诉费由刘军、余国民承担。
刘军、余国民共同答辩称：刘军、余国民并未对40539.5元进行确认，该笔款项不应由刘军、余国民支付，左光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刘军、余国民共同上诉称：2013年12月30日，刘军与左光达签订了一份《高粱收购合同》，合同中第一条第3款明确约定：乙方（即刘军）空白地头季高粱8月31日前，再生季11月15日前交售完毕，有前作地9月30日前交售完毕，逾期不交向甲方（即左光达）承担拒交责任。合同中第二条第5款又约定：甲方在约定的期限内全部收购乙方所产合格高粱米，乙方逾期不交，甲方可拒收并由乙方承担拒交责任。合同中第三条第2款第2项约定：甲方在有效期限内拒绝收购乙方合格高粱米的按每斤种子500元向乙方交付违约金。本案中，刘军向左光达己购买了4000斤高粱种子（泸糯8号），因种子发芽率问题，通过补播种子，刘军实际上销售给农户的只有2379斤。2014年9月，刘军集中盘存成熟的高粱米约为675吨（2379斤等于2379亩×568斤／亩）。刘军将成熟的高粱米盘存后，多次要求左光达前来收购，左光达采取的是避而不见。刘军上门找到左光达后，左光达才于2014年9月30日、同年11月6日、同年12月21日收购了三车成熟的高粱米，数量分别为35350公斤、31860公斤、34970公斤，仅第一车付清了货款。《高粱收购合同》明确约定左光达最迟应在2014年11月15日前全部收购刘军处的高粱米，而截止到2014年12月21日左光达才共收购102.18吨高粱米，左光达这种迟延收购行为和收购少量高粱米的行为，就应是拒收行为。既然如此，那么左光达的行为就是一种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的约定，应向刘军承担违约责任。而原审判决认定左光达拒绝收购成熟的高粱米的证据不足，是不客观的。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与第五项判决或改判。
左光达答辩称：1、左光达对刘军、余国民向其购买了4000斤高梁种子的事实没有异议。2、关于种子发芽率的问题。南县农业局的处罚决定只涉及外在包装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发芽率的问题。3、关于高梁种子数量的问题。4000斤高梁种子不存在补种的问题，而是刘军、余国民除了直接销售给农户2300余斤外，其余部分销售给经销商。左光达已于2014年3月19日将高梁种子发货给刘军、余国民，他们从未因高梁种子发芽率的问题要求左光达补种。4、左光达拒收高梁米的事实不能成立。左光达于2014年12月份仍在继续收购刘军、余国民的高梁米，不存在拒收的情形。5、原审判决并没有认定刘军、余国民证据不足，而是他们没有提供证据。上诉状中提到的已于2014年3月19日将高梁种子发货完毕，高梁种子不存在需要补救的问题。
刘军、余国民为了证明其主张，二审期间申请了证人刘作为出庭作证，拟证明高梁米成熟后催左光达收购。
左光达质证称：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证人刘作为是刘军的合伙人，其陈述的证言不属实。
本院认证认为：刘军、余国民提供的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余国民、刘军是否欠付左光达40539.5元高梁种子及配套农药款；二是左光达在《高粱收购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焦点一。左光达与刘军签订的《高粱收购合同》属于包括高梁种子买卖及高梁米收购等内容的复合型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其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在本案合同签订之前，左光达与刘军之间就存在高粱种子买卖业务往来；在2014年，左光达根据本案合同约定和刘军的要求向刘军、余国民供应了2000公斤（4000市斤）“泸糯8号”高梁种子，在本案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这一交易事实和价格没有异议，在业务往来中双方之间存在欠款、退货和事后再结算的情形。左光达虽然主张刘军、余国民尚欠其种子款40539.5元，但其所提供的证据缺乏证明力，不可采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判决对左光达的这一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左光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虽然左光达收购刘军、余国民高粱米的时间和数量并不符合《高粱收购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但左光达收购的前提条件是刘军、余国民必须及时从农户手中收集盘存合格的高粱米，并及时通知左光达收购。可是，在本案诉讼中，刘军、余国民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左光达收购高粱米时已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因此，刘军、余国民主张左光达在收购高粱米方面存在违约行为的证据不足，原审判决对刘军、余国民的这一反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案合同因刘军、余国民扣车、卸货、转卖以及将部分高粱米另卖他人等行为致使合同约定的高梁米收购义务难以继续履行，同时，合同的其他义务也无证据证明需继续履行，由此应依法确认合同终止。原审判决对此表述虽然欠妥，但实质上是确认合同终止。刘军、余国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左光达以及刘军、余国民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各自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18元，由左光达承担813元，刘军、余国民承担720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令球
审判员 周佑明
审判员 刘文煜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曹 颖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