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华炳，男，198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ＸＸ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敏，女，198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谷县，系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敏东消防器材经销部的个体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梁凤琼，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成锋，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职员。
上诉人邓华炳因与被上诉人张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张敏主张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9日期间，其向邓华炳承建的泊岸君庭消防工程项目提供消防器材，并提供对账记录单1份、销售清单及出货单9张。对账记录单上记载的内容包括日期、货单号码、页数、价钱、签收人姓名及工地名称，金额合计75891.40元，该对账记录单的下方有“复印件已拿”的手写内容及“徐国添”的签名捺印。9张销售清单、出货单中，签收人为“万某”的4张，签收人为“邓华炳”的2张，签收人为“邓华清”的2张，余下1张尾号为655的销售清单无供货日期，亦无人签收，金额为605元。上述销售清单、出货单的总金额为75891.40元。
张敏主张2012年4月8日至2013年2月4日期间，其向邓华炳承建的毕桂珍住宅楼消防工程项目提供消防器材，并提供对账记录单1份、退货单4张、销售清单及出货单42张。对账记录单上记载的内容包括日期、货单号码、页数、价钱、签收人姓名及工地名称，金额合计238672.43元，该对账记录单的下方有“复印件已拿”的手写内容及“徐国添”的签名捺印。42张销售清单、出货单中，签收人为“邓华清”的21张，签收人为“曹保成”的1张，签收人为“万永光”的5张，签收人为“邓某”的6张，签收人为“万某”的9张。上述销售清单、出货单的总金额减去退货单的总金额合计238672.43元。庭审中，邓华炳主张上述出货单中，尾号为0102、金额为4625元的出货单及尾号为0101、金额为390.15元的出货单上“万某”的签名是仿冒的。张敏承认该2张出货单上“万某”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而是由于送货时万某不在工地，万某的工人致电万某后经其同意替其所签。
张敏主张2011年7月29日至2012年11月22日期间，其向邓华炳承建的东方苑消防工程项目提供消防器材，并提供对账记录单1份、退货单1张、销售清单及出货单57张。对账记录单上记载的内容包括日期、货单号码、页数、价钱、签收人姓名及工地名称，金额合计104702.16元，该对账记录单的下方有“复印件已拿”的手写内容及“徐国添”的签名捺印。57张销售清单、出货单中，尾号为5040、金额为92元的销售清单及尾号为5048、金额为185元的销售清单没有签收人。其余单据中，签收人为“赵伟聪”的11张，签收人为“萧华安”的1张，签收人为“蓝某”的2张，签收人为“邓华炳”的1张，签收人为“肖某”的1张，签收人为“谢某”的5张，签收人为“蓝志宏”的1张，签收人为“万永光”的2张，签收人为“万某”的30张，签收人为“王叔全”的1张。上述销售清单、出货单的总金额减去退货单的金额合计104702.16元，其中签收人为“王叔全”的货单金额为538.5元。
张敏主张2011年8月18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其向邓华炳承建的田美村、广百百货、消防中心的消防工程项目提供消防器材，并提供对账记录单1份、销售清单及出货单4张。对账记录单上记载的内容包括日期、货单号码、页数、价钱、签收人姓名及工地名称，金额合计7506元，该对账记录单的下方有“复印件已拿”的手写内容及“徐国添”的签名捺印。4张销售清单、出货单中：签收人为“万某”的1张，金额为1910元；签收人为“彭少义”的1张，金额为680元；签收人为“王保玉”的1张，金额为276元；签收人为“邓志深”的1张，金额为4640元。上述销售清单、出货单的总金额为7506元。
前述销售清单、出货单的金额共计426772元，其中：签收人为邓华炳、邓华清、万某、曹保成、万永光、邓某、赵伟聪、萧华安、蓝某、肖某、谢某、蓝志宏的货款金额合计414740.35元；无人签收以及签收人为王叔全、彭少义、王保玉、邓志深的货款金额合计7016.5元；仿冒“万某”签名的货款金额合计5015.15元。
庭审中，张敏主张其每次送货时会将货物与相应出货单的底单一起送交邓华炳或其员工，上述对账记录单记载的货款金额共计426772元，均已经过邓华炳指派的员工徐国添通过出货单底单对账确认，但邓华炳仅向其支付263797元，尚欠162975元未支付。邓华炳主张徐国添在对账记录单上签名捺印并没有确认账目的意思表示，只是确认收到对账记录单上记载的相应货单复印件，用于回去核对应付款金额，核对无误后才会向张敏付款。邓华炳同时主张，上述张敏提供的全部销售清单、出货单中，仅确认签收人为“邓华炳”、“邓华清”、“万某”的货款金额，其余签收人均无签收货物的授权，均不予确认。邓华炳主张其收取张敏的货物价值大约24万元，已向张敏支付货款265797元，但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张敏与邓华炳均确认双方的交易习惯通常为货到付款。
张敏提供的万某书面证言记载的内容包括：“邓某、曹保成、赵伟聪、蓝志宏、蓝某、肖某、萧华安、万某、万永光、谢某，以上所有人签收的送货单都是送给邓华炳工地上用的（花山东方苑、新华泊岸君庭、狮岭毕桂珍工地），特此证明。”该书面证言的落款处有“万某”的手写签名。庭审中，张敏与邓华炳均确认万某与邓华炳在上述工程中是合作关系。邓华炳主张其本人负责材料，万某只负责人工，且万某的工人流动性太大，故不可能授权万某的工人签收货物。
经张敏申请，原审法院同意证人邓某、蓝某、谢某、肖某出庭作证。证人邓某提供证言为：“邓华炳把花山的东方苑工地包给万某，万某从2011年开始聘请我在该工地上工作。有人送货到工地上时，我清点货物后就收取货物，同时将送货单底单交给老板，货物用在东方苑工地上。张敏提交的单据上有我签名的都是我本人所签。曹保成、赵伟聪、蓝志宏、蓝某、肖某、萧华安、万某、万永光我全部都认识。”
证人蓝某提供证言为：“万某和邓华炳是合作的关系，我2012年在花山东方苑的工地上工作，向我支付工资的是万某，工作时我曾经签收张敏提供的消防货物的单据，底单我交给万某。张敏提交的单据上有我签名的都是我本人所签。我签收的货物有些是安装到东方苑的工地，有些拉到万某的工地上。我认识邓某、赵伟聪、蓝志宏、肖某、萧华安、万某、万永光、谢某。”
证人谢某提供证言为：“我在花山的工地从事消防安装工作，受雇于万某。张敏送货过来时，我有清点货物并进行签收，货物的底单我交给万某，张敏提交的单据上有我签名的都是我本人所签。在送货单上签收的人员都是工地上的管事的人员，货物都用在工地上。我认识邓某、赵伟聪、蓝某、肖某、萧华安、万某、万永光。”
证人肖某提供证言为：“邓华炳是大老板，包工给万某，万某是小老板，我受雇于万某。我认识张敏，有时候张敏自己送货到工地上，我签收，我签收货物后，张敏有把底单给我，我有时给万某，有时弄不见了。张敏提交的单据上有我签名的都是我本人所签。万某在的时候就由万某签收，谁在工地就谁签收货物。我认识邓某、赵伟聪、蓝志宏、蓝某、萧华安、万某、万永光，这些人都是跟我一起在工地上干活的，由于工地上的人太多，我不可能知道全部人的名字。”
庭审中，邓华炳主张其没有收到上述4名证人所说的货单底单，且该4人均受雇于万某，即使获得万某的签收货物授权，也没有获得邓华炳的签收货物授权。张敏主张涉案货物全部都是用于邓华炳的工地，邓华炳是直接受益者。
张敏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邓华炳向张敏支付货款人民币162975元；2.邓华炳向张敏支付欠款利息至付清全部款项时止（利息以欠款162975元为本金，自2014年6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3.本案诉讼费用由邓华炳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涉案对账记录单上徐国添的签名捺印及“复印件已拿”的备注是否邓华炳确认账目金额的意思表示；第二，邓华炳对除其本人、“邓华清”、“万某”以外的签收人签收的涉案货物是否负有付款义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张敏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对账记录单显示，邓华炳的员工徐国添每次在对账记录单上签名捺印时均注明“复印件已拿”。张敏主张，徐国添是在使用邓华炳保留的出货单底单进行对账后，才在对账记录单上签名捺印确认账目金额，拿复印件是因为便于知晓付款金额，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邓华炳在已经持有出货单底单且已经完成对账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全数拿回出货单复印件的必要，且通过证人肖某的陈述可以得知邓华炳拿到的出货单底单并不完整，其拿回对账记录单上记载的全部出货单复印件用于回去核对账目具有合理性，故涉案对账记录单上徐国添的签名捺印及“复印件已拿”的备注不能认为是邓华炳确认账目金额的意思表示。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销售清单及出货单上的签收人除邓华炳、邓华清、万某以外，还包括曹保成、万永光、邓某、赵伟聪、萧华安、蓝某、肖某、谢某、蓝志宏、王叔全、彭少义、王保玉、邓志深。结合万某的书面证言及证人邓某、蓝某、谢某、肖某的证言，原审法院确认曹保成、万永光、邓某、赵伟聪、萧华安、蓝某、肖某、谢某、蓝志宏均为万某聘用的工人，上述人员签收的涉案货物均用于万某与邓华炳合作的消防工程中。邓华炳于庭审中亦确认其与万某在涉案工程中是合作关系，故邓华炳应对上述人员签收的涉案货款金额共计414740.35元负有付款义务。对于无人签收以及签收人为王叔全、彭少义、王保玉、邓志深的涉案出货单，由于张敏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货物已由邓华炳接收，且邓华炳予以否认，故张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上述货款金额共计7016.5元不予确认。对于毕桂珍住宅楼消防工程项目中，尾号为0102、金额为4625元的出货单及尾号为0101、金额为390.15元的出货单，张敏于庭审中认可该2张出货单上“万某”的签名为仿冒，其主张是万某的工人经过万某的允许之后代替万某签名，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该2张出货单金额共计5015.15元不予确认。庭审中，邓华炳主张其已向张敏支付货款265797元，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张敏确认邓华炳已向其支付货款263797元，因此，邓华炳应向张敏支付货款150943.35元（414740.35元－263797元）。
关于利息。张敏与邓华炳均确认双方的交易习惯通常为货到付款，本案中，张敏最后一次向邓华炳送货的时间为2013年2月4日，邓华炳未及时支付货款确实给张敏造成利息损失。现张敏仅请求邓华炳从2014年6月27日起支付利息，是张敏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因此，邓华炳应向张敏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货款150943.35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
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以下判决：
一、邓华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敏支付货款150943.35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货款150943.35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
二、驳回张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1780元，由邓华炳负担。
判后，邓华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邓华炳与万某在涉案工程中存在合作关系之事实有错。根据张敏在原审诉讼中提供涉案工程的货物以及张敏所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陈述和万某的书面证言等相关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邓华炳与万某在涉案工程中存在合作关系之事实。这可由万某的书面证言以及证人邓某、谢某、肖某的证言陈述证实。且邓华炳在原审诉讼中从未认可其在涉案工程中与万某存在合作关系。原审诉讼中邓华炳的抗辩及陈述均未反映邓华炳认可其在涉案工程中与万某存在合作关系的事实。原审认定涉案工程中邓华炳与万某存在合作关系，并据此作出错误判决，依法应予撤销。
现邓华炳有相应证据证明在涉案工程中，邓华炳与万某的关系只是万某以包工的形式承揽邓华炳所发包的涉案工程的承揽合同关系（详见邓华炳提交的证据一、二）。邓华炳在原审中因客观原因未能找到这些证据，因而在原审中未能进行举证。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邓华炳与万某在涉案工程中不存在合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证据应为新证据，在二审诉讼中应予重新质证及认定，并据此对本案重新作出事实认定及判决。此外，上述事实也可以由万某的书面证言以及证人邓某、谢某、肖某的证言陈述所证实。
（二）关于万某在原审诉讼中出具的书面证言以及有关人员出庭作证的证言是否确认其所述证明之事实的问题。首先，邓华炳在其承建的“东华苑”“毕桂珍住宅楼”“泊岸君庭住宅楼”工地中向张敏购买有关消防器材、配件电线、镀锌管等材料，邓华炳指定的收货人是邓华清、万某，除此之外的人员均无权代邓华炳收取张敏所交付的货物。现张敏提供万某的书面证言以及有关人员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张敏在本案中提供的收货凭证（详见收货凭证l9、20、35、38、44、45、47、48、65、66、69、70、77、80、83、84、86、87、89、9o、91，92、93、96、98、99，101、105、106、107、117、118、120、125、126、127）所对应货物是发生和用于邓华炳所承建的“东华苑”“毕桂珍住宅楼”“泊岸君庭住宅楼”工地，且其中的收货人是万某所雇请人员，与本案有关联性。但邓华炳从来没有授权除邓华清、万某之外的他人代表邓华炳收取涉案有关货物，邓华炳亦未追认或确认这些行为为代邓华炳收取涉案有关货物的行为。况且邓华炳曾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告诫指定收货人万某、邓华清，在未经邓华炳特别书面授权的情况下，除指定收货人外任何人不得以收货人的名义收取涉案货物；如有关人员在未经邓华炳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邓华炳的名义收取相关货物，邓华炳均不予承认，只能作为该人员的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中除邓华炳指定收货人万某、邓华清外，其他人员收取张敏所交付货物的行为，并不能视为其代表邓华炳收取货物的行为。而且，他们收取涉案货物后至今未交回给邓华炳，也没有证据证明相关货物是用于邓华炳承建的工地工程。
其次，邓华炳并未授权万某另行委托他人收取涉案货物，即使万某的书面证言所述情况属实，万某的行为也显然是超越其代理权限的，邓华炳对此不予承认或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此前提下并不能确认万某证言所述事实以及有关出庭人员证言中关于收取涉案货物的事实，即不能视为邓华炳已收取了张敏所交付的涉案货物，本案中除万某、邓华清之外的收货人的行为均不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因此邓华炳无需对上述人员的收货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再次，万某的书面证言所述事实完全是其个人的行为，是万某与其雇佣的人员之间的个人关系问题，完全与邓华炳无关，邓华炳也不应为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行为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即使本案中万某、邓华清有需要将邓华炳委托其收取货物的事项转委托给他人办理，也应取得邓华炳的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万某未经邓华炳同意擅自将有关收取货物的权限转委托给他人，邓华炳无需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万某对其向法庭提供的书面证言，应当出庭接受邓华炳及张敏的质询，但证人万某并没有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依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万某向法庭所提供的书面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依法应不予采信。
故此，本案中张敏提交的相关证据中所显示的收货人并非邓华炳所雇请人员，且这些收货人不是单一的，而是七八个不同人员。仅凭这些证据，不能排除张敏作为送货人基于其他买卖合同关系或事实由其他人接收货物的可能；张敏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送货人已发送货物，而不能证明所送的货物已为邓华炳所接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张敏应进一步举证证实其与邓华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若其不能举证，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况且根据邓华炳在涉案工地向张敏购买有关消防器材、配件电线、镀锌管等材料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张敏是应当知道也清楚知道邓华炳所指定的收货人是邓华清、万某。该交易习惯可由张敏提供的部分收货凭证中载明的收货人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如张敏认为涉案收货凭证中除邓华清、万某之外的人员亦有权代邓华炳收取货物，则其应进一步举证证实，否则张敏无权要求邓华炳支付相应货款。邓华炳就其向张敏购买的货物已向张敏支付全部应付货款，并不存在尚欠张敏162975元货款之事实，故张敏的诉请缺乏依据，应予驳回。
（三）关于原审法院适用审理程序遗漏诉讼当事人的问题。即使原审法院确认邓华炳与万某在涉案工程中存在合作关系，那么邓华炳与万某即为合伙经营涉案工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万某应对涉案货款承担与邓华炳同等的给付义务，原审法院依法应通知其参加诉讼，但原审法院在认定邓华炳与万某为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却遗漏追加万某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损害了张敏的民事权益，属程序违法，故原审判决依法应予撤销。
（四）邓华炳除向张敏支付货款263797元外，还支付了5000元货款给张敏。在邓华炳与张敏的买卖合同关系中，邓华炳除向张敏支付货款263797元外，还于2013年2月8日以其妻子邓建明的名义向张敏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2×××60）支付了5000元货款。此事实可由邓华炳所提交的证据三予以证实。如二审认定邓华炳需向张敏承担支付货款的民事责任，则应将该5000元款项在邓华炳实际应付给张敏的货款款项中予以扣减。
综上所述，邓华炳认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o月l4日作出的而于2014年11月l4日才送达的（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有误，故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0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张敏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张敏负担。
被上诉人张敏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可。
二审期间，邓华炳对原审查明事实中所载“邓华炳确认万某与邓华炳在上述工程中是合作关系”有异议，主张其在原审期间并无表述该意见，其主张万某负责人工，邓华炳负责材料，双方之间是承揽关系。邓华炳为证明其与万某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而是承揽关系，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人工结算书及收款收据。张敏质证认为，前述证据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不应被采纳；人工结算书没有原件，张敏对此不予认可；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
另查明：邓华炳为了证明2013年2月8日以妻子的名义向张敏支付了5000元货款，向本院提交一份银行划款凭证。张敏对该凭证予以认可，但认为该5000元付款已经在原审起诉时计入已付货款范围，并无遗漏。此后，邓华炳向本院出具《诉讼补充意见书》，确认张敏在原审中确认已付货款263797元中包含有前述5000元货款。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相对方是张敏与邓华炳，至于邓华炳与万某之间是合作关系抑或承揽关系，均不影响本案邓华炳与张敏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此，邓华炳上诉主张其与万某之间为承揽关系，与本案无关，本案对此不做认定。在邓华炳无证据证明万某、邓华炳与张敏共同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邓华炳上诉主张应追加万某为本案当事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故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除邓华炳认可的万某、邓华清外，其他人员签收的货物，是否应由邓华炳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原审经审理查明销售清单及出货单上签收货物的部分人员（曹保成、万永光、邓某、赵伟聪、萧华安、蓝某、肖某、谢某、蓝志宏）为万某雇请在涉案工地工作的人员，而邓华炳亦确认涉案工地由邓华炳负责材料、万某负责人工，故此，在邓华炳无相反证据证明前述人员并非涉案工地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前述认定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邓华炳向张敏购买消防器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曾约定或声明有指定收货人，张敏将合同项下货物运送至涉案工地，而工地工作人员签收货物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邓华炳应就此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据此，原审法院认定邓华炳负有付清剩余货款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邓华炳上诉主张原审判决遗漏其妻子支付的5000元货款的问题，因邓华炳在本案二审期间已明确张敏在原审所确认的已付货款263797元中已经包含该5000元，故此，原审判决并无遗漏处理该笔货款，即原审认定邓华炳尚欠货款金额150943.3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应予维持。邓华炳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19元，由上诉人邓华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冬梅
审 判 员 赵 彤
代理审判员 谢江武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兰 冰
周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