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6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重庆威利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脊路6号聚信广场裙楼。
法定代表人：邹宇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明羲，重庆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雪，重庆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邹宇登，男，198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明羲，重庆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雪，重庆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维一，女，196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靓，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邹开全，男，1961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再审申请人重庆威利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利公司）、邹宇登与被申请人王维一、一审被告邹开全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威利公司、邹宇登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错列本案当事人，邹宇登不是合同相对人。邹宇登只是作为威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合同，原审法院判定邹宇登与威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二）威利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欺诈及违约行为。1．威利公司在安装前已告知白色部分为非柚木产品，在被申请人默认的情况下才实施安装，本合同为定作合同，以制作和安装为合同履行的要件，被申请人从未阻止安装，以事实行为对申请人的履约进行认可；2．威利公司向被申请人及其设计师邱林提供的图纸上已经通过图例明确标注门框的做法，且图例的标注方法是按照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标准进行，邱林作为专业的设计师对图纸进行了签字认可，被申请人又授权设计师对材料进行认可，足以证明被申请人知晓并认可“重庆框”的材质；3．关于书柜背板和负一层贝壳窗，威利公司也在制作前取得了被申请人的认可，且该部分未载入合同，未明确约定材质，未形成买卖，因此该部分不应当认定为违约，更不能认定为欺诈；4．二审鉴定超出了申请人对鉴定的申请范围，并将鉴定结论中合格的部分也认定为欺诈进行判决，即使认定威利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也应当扣除无争议的“线条”、负一层贝壳窗及书柜背板部分的金额。（三）即使法院认定威利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也应当判定部分解除合同，而不应解除整个合同。该合同已经履行了90%以上，且原审法院认定存在欺诈的威利公司提供的“白色材质”部分、“重庆框”，独立于占合同金额的80%以上的其他无争议部分，涉嫌“欺诈”部分未达到合同金额的20%。原审法院认定威利公司涉嫌根本性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观点与立法精神相违背，违背了公平原则。威利公司、邹宇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
王维一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申请人在二审中对《资产评估报告》及《补正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只是认为评估价格过高，因此申请人二审中认可鉴定范围。（二）《定货单》附件的《窗套门套定货单》并未将套线作为独立产品进行订购，且欺诈为合同整体的欺诈，不能进行分割。（三）书柜背板虽未载于《定货单》中，但申请人进行了安装，被申请人履行了付款义务。且背板属于书柜不可分割的部分，其归为鉴定范围并无不当。（四）申请人隐瞒真实木种及制作工艺，擅自更换木种，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导致被申请人家居装饰整体统一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并无不当。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主要问题是：一、邹宇登是否为本案定作合同的相对方；二、威利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二审认定存在欺诈的范围是否正确；三、本案合同被依法解除是否适当。
一、关于邹宇登是否为本案定作合同相对方的问题
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民事一审、二审程序是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当事人寻求权利救济的常规程序。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改变或者加重一审判决对其权利义务判定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邹宇登系本案定作合同的相对方并判决邹宇登与威利公司共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邹宇登未提出上诉，应视为邹宇登接受一审判决结果，且二审判决减轻了邹宇登的赔偿责任。故对邹宇登的该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二、关于威利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以及二审认定存在欺诈的范围是否正确的问题
第一，关于白色木制品部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威利公司盖章确认的《定货单》附表、《增加项目定货单》附表载明的木种为缅柚或柚木，王维一于2013年5月29日将部分木制品的颜色确定为白色，但未改变木种。而威利公司于2013年6月10日向生产厂家发出《东威利订购单》，将木种由柚木变更为桤木，未获得王维一的同意。威利公司关于王维一默认改变木种、未阻止安装、以事实行为对威利公司的履约行为进行认可的再审申请理由，明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威利公司擅自将白色木制品木种变更为桤木的行为构成欺诈，并无不当。
第二，关于“重庆框”部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重庆框”是威利公司对内心杂木、外表贴柚木的木制品自行确定的名称。威利公司提出王维一的设计师邱林签字确认的部分图纸中明确写明门框做法为“重庆框”，且图纸上对应的图例“?”的意思为垫木、木砖、木龙骨。但该图例并非代表“重庆框”，亦非对“重庆框”是“内心杂木、外表贴柚木的木制品”的说明。邱林在江北区工商所所作的《询问（调查）笔录》中载明其在木制品图纸上签字的目的是确认所有木制品的样式，至于材质等在订单中早已明确。威利公司无足够证据证明设计师邱林的签字包括对门框产品工艺的审查确认。“重庆框”未按《定货单》的约定全部采用缅柚或柚木，原审认定威利公司以柚木贴皮方式制作门框而未向王维一如实告知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并无不当。
第三，关于书柜背板和负一层贝壳窗部分。二楼书房书柜背板、一楼回廊书房书柜背板虽然未列入《定货单》，但系王维一的设计师邱林签字的《确认下单图》中载明的由威利公司加工制作的部分，威利公司实际制作并安装，王维一亦支付了相应款项。故该部分属于本案定作合同的一部分。《定货单》附表及《增加定货单》附表均明确约定所有木种的材质为缅柚或柚木。二审中，威利公司承认书柜背板不是实木制作。至于设计师邱林在《确认下单图》的签字，如前所述，是对木制品样式而非对材质的确认。且《资产评估报告书》及《补正说明》中所列“二楼书房书柜背板、一楼回廊书房书柜背板”、负一楼过道贝壳窗、负一楼休闲厅贝壳窗系二审中威利公司确认并与王维一共同向鉴定机构提交的《鉴定清单》及《现场勘查表》中需评估的争议产品，威利公司确认上述木制品是需要评估的争议产品，即代表认可上述木制品与约定不符。故对上述书柜背板等木制品的鉴定不属于超范围鉴定。原审法院认定威利公司未按约定制作书柜背板等木制品，属于欺诈行为，将上述木制品的价值计入欺诈金额，并无不当。
第四，关于套线部分。《定货单》附件的《窗套门套定货单》并未将套线作为独立产品进行定购，且二审中各方均认可门套线、窗套线装载于门套、窗套之上。门套线、窗套线与门套、窗套分开加工、镶嵌安装仅为制作及安装方式，不能据此认定门套线、窗套线与门套、窗套为各自独立的木制品。原审将相关套线作为“重庆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计入欺诈金额并无不当。威利公司关于套线部分属于超范围鉴定及应当从原审法院认定的欺诈金额中予以扣除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合同被依法解除是否适当的问题
《定货单》及附表载明案涉木制品安装于王维一保利高尔夫560栋房屋，系整体家装材料，包含了对统一的材质、样式、风格、制作工艺等等特殊性要求。本案中，使用桤木的白色木制品及柚木贴面的“重庆框”分布于多个房间，局部更换或重作无法避免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考虑到装饰装修产品整体、统一的特殊属性，不应简单依据欺诈部分占全部木制品的份额大小作为合同应否解除的唯一标准。威利公司隐瞒真实木种及制作工艺、擅自更换木种，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导致王维一家居装饰整体统一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威利公司在本案定作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双方互信合作的基础完全丧失，威利公司以违约及欺诈部分金额占合同全部金额比例低，而不应当解除整个合同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解除合同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申请人威利公司、邹宇登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对其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重庆威利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邹宇登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万永海
审 判 员 张 纯
审 判 员 李晓云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刘文飞
书 记 员 马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