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4）乌中行终字第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芳委托代理人：张斌，新疆人大杂志社编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法定代表人：缑宝林，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处长。委托代理人：阮永刚，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法制监管支队队长。原审第三人：吕玉仲上诉人王庆芳因与被上诉人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下称乌铁公安处）、原审第三人吕玉仲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乌铁公安处作出的不受理行政赔偿申请通知书，于2005年7月11日向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该院于2005年7月11日受理后，于2005年8月15日作出（2005）头行初字第2号行政裁定，王庆芳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5年12月14日作出（2005）乌中行终字第132号行政裁定。王庆芳不服该裁定，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8年10月17日作出（2008）新行监字第64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王庆芳仍不服，继续申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新行监字第100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2013年5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新行再终字第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撤销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2005）头行初字第2号行政裁定；二、撤销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乌中行终字第132号行政裁定；三、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8）新行监字第64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四、指令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30日作出（2013）头行再初字第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王庆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庆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斌、被上诉人乌铁公安处委托代理人阮永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吕玉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03年12月2日上午，吕玉仲以存放在本市乌拉泊787仓库内的棉短绒被盗为由向乌铁公安处车站派出所报案，乌铁公安处接警后派民警余某某、陈某调查此案，余某某、陈某根据报案线索于当日14时许将王庆芳带至车站派出所后，依法定程序对其进行留置盘问，王庆芳认可其已将73吨棉短绒卖出，并与吕玉仲存在经济纠纷，其向办案民警书写了划款便条及销售证明，据此，乌铁公安处认为吕玉仲报称棉短绒被盗的事实不成立，于当日18时解除了对王庆芳的盘问留置。并于2003年12月2日向吕玉仲作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2003年12月17日，王庆芳和吕玉仲在铁路公安处车站派出所协调处理事宜时，办案民警陈某曾拟写协议书草稿一份，但王庆芳及吕玉仲均未在协议书草稿上签名。2004年6月17日，某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经理张某某根据王庆芳2003年12月3日出具的便条给吕玉仲划拨货款137712元。另查，2005年1月11日，王庆芳以乌铁公安处民警插手经济纠纷为由向乌铁公安处提出行政赔偿400200元的请求。同年2月28日，乌铁公安处以王庆芳的行政赔偿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条件，作出不受理行政赔偿申请通知书。同年7月11日，王庆芳提起不服乌铁公安处行政行为赔偿诉讼，原审法院以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王庆芳的起诉。原审法院认为，乌铁公安处作为国家执法机关在接到报警后依法对作为嫌疑人的王庆芳留置、盘问、排查，是公安机关依法定职权履行职责的合法行为。乌铁公安处在立案审查过程中经盘查询问认定吕玉仲的报案不符合盗窃案立案标准，作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故乌铁公安处在审查立案过程中对王庆芳未作出任何影响其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关于乌铁公安处是否对王庆芳存在事实上的侵害行为，原审法院认为王庆芳提交的提货证明及乌铁公安处提供的由王庆芳书写的划款便条及销售证明，只能证实王庆芳系自愿处分其货物货款的事实，不能证明乌铁公安处在其履行职责期间对王庆芳有胁迫行为，故乌铁公安处在审查立案过程中对王庆芳未作出任何侵害其财产权的行为。王庆芳不能举证证明乌铁公安处存在提前介入公民经济纠纷的事实，不予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以致造成损害的方可请求赔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本案王庆芳不能证明乌铁公安处插手经济纠纷，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事实侵害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故王庆芳要求乌铁公安处行政赔偿其400200元经济损失及5000元其他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驳回王庆芳要求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行政赔偿400200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王庆芳要求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行政赔偿5000元其他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王庆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我与吕玉仲存在经济纠纷，但吕玉仲却以我盗卖短绒棉为由向公安部门报案。乌铁公安处在处理案件期间，超越办案职权，插手我跟吕玉仲间的经济纠纷，导致我经济损失。原审法院对于我提交的关键证据未予采信，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我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乌铁公安处答辩称，2003年12月2日，在接到吕玉仲报案后，我处派民警余某某、陈某调查此案。经调查，我处认为吕玉仲报称棉短绒被盗的事实不成立，于当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在整个立案审查过程中，我处查明事实清楚，调查程序合法，并不存在王庆芳所称的越权插手其与吕玉仲经济纠纷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吕玉仲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上述事实的认定有接收案件登记表、接收案件回执单、盘问（留置）审批表、吕玉仲的报案材料、询问笔录、不予立案通知书、证明、便条、2003年12月17日协议书草稿、中国农业银行汇票委托书（存根）、2010年3月—201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接谈预约单等证据及一、二审法庭审理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第二款规定：“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对于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本案中，2003年12月2日，乌铁公安处乌鲁木齐车站派出所接到吕玉仲关于其存放的货物棉短绒被盗70余吨的书面报案材料后，派民警余某某、陈某对案件进行审查。期间，办案民警对王庆芳依法进行了盘问。乌铁公安处认为吕玉仲报称棉短绒被盗的事实不成立，于当日释放被盘问的王庆芳，并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乌铁公安处以上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王庆芳诉称乌铁公安处存在强迫或威胁其书写划款字条、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并直接划款及提走自己货物的行为，属超越办案职权插手经济纠纷，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420200元及利息151200元、其他经济损失5000元，乌铁公安处应予赔偿。因王庆芳不能举证证明其书写划款字条、签订协议书时乌铁公安处存在强迫或威胁的行为，且王庆芳于2003年12月2日书写划款便条，但直至2004年6月17日某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经理张某某才给吕玉仲划拨货款137712元，王庆芳不能提供乌铁公安处直接划款、提走货物的证据，其主张的经济损失数额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庆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王庆芳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孔    祥    华审判员 刘瑞东代理审判员王海亮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高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