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桂民申字第70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韦怀乐，男，1953年10月15日出生，壮族，农民，住融水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覃谟伦，广西龙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韦漫红，男，1966年6月14日出生，壮族，农民，住融水苗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廖亮，男，1974年12月13日出生，壮族，农民，住融水苗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韦怀刚，男，1948年10月9日出生，壮族，农民，住融水苗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韦恒书，男，1952年10月8日出生，壮族，农民，住融水苗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韦怀乐因与被申请人韦漫红、廖亮、韦怀刚、韦恒书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柳市民二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韦怀乐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程序违法。二审是审事实、审证据，采信所谓新证据而改判一审判决，合议庭成员依法应全部到庭，但二审开庭时只有一名法官，名为合议庭，实为独任审理错误。1992年12月11日《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书》约定杉木转让必须经集体同意、上交15%转让金给集体，本案遗漏新村屯集体，合同损害新村屯集体利益应无效。（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是二审采信韦漫红、廖亮提交的证据错误，韦漫红、廖亮二审提交的2014年2月24日韦漫红、廖亮提交融水林业局的《销证申请书》、2014年2月25日韦恒烈、韦恒科出具的《证明书》、2014年2月24日新兴村民委出具的《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二审处理依据。二是二审遗漏韦怀乐42.70亩杉木《林权证》的重要证据，本案113亩杉木原来是三人共同所有，2006年3月7日，签订出卖合同转让杉木面积是113亩，由于未告知韦怀乐，事后未得到韦怀乐的追认，该合同无效。2011年7月5日韦怀乐取得了42.70亩杉木《林权证》，原来三人共有变成按份共有，《林权证》的证明效力高于韦漫红、廖亮提交的证据。三是二审认定韦怀刚曾经电话征求得到韦怀乐的同意之后，代韦怀乐在合同上签字错误，出卖人韦恒书在二审关于“当时四个人在场，是韦怀刚打电话给韦怀乐，至于电话里面说什么不知道”的陈述不符合情理，与购卖人廖亮在二审中关于“（四人签订合同时）韦怀刚打电话给韦怀乐，韦怀乐表示同意后才签订的（由韦怀刚代签）”的陈述不一致，相互矛盾。是出卖人与购买人串通、虚构打电话一事，致使二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四是本案合同签订后未公开，二审判决以时间长为由推断韦怀乐知道错误；购买人未全部砍伐杉木，且砍伐的杉木不在韦怀乐42.70亩杉木《林权证》范围内；韦恒科、韦恒烈分别担任的是屯长、副屯长，且二审扩大了韦漫红、廖亮的证明内容；韦怀乐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杉木转让必须经集体同意、上交15%转让金给集体以及韦怀刚、韦恒书《声明书》，证明卖错了杉木。（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113亩杉木是共同共有，签订出卖合同时未告知韦怀乐，韦怀乐未追认，也未收到杉木转让款，韦怀乐对出卖合同不构成默认，系无权代理，构成无权处分，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错误。为此，请求：1、依法裁定对本案再审；2、撤销二审判决；3、维持一审判决即确认《杉木出卖合同书》为无效合同。
韦恒书提交意见称：2006年3月7日出卖杉木当天，韦怀刚打电话给韦怀乐，韦怀乐已同意，其胞弟韦怀刚代笔签名。2006年3月9日韦怀乐已回到家，三人将杉木款拿到林业站还贷5873.18元，剩下杉木款均分三份。一审开庭对于卖错了的理由是价格低，因听力不方便，法官讲方言，没有听懂，所以二审时委托儿女代理真实讲话，在二审讲话是符合事实的。
根据韦怀乐的申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二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二、韦怀乐主张《杉木出卖合同书》无效的理由是否合法有据？
本案认为：关于二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径行判决、裁定”的规定，二审案件一般应当开庭审理，但也可以不开庭审理即书面审理。二审法院于2014年2月27日下午，由主办法官和书记员组织当事询问，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均到庭进行了举证、质证并充分发表了意见。由于不是开庭，审判长和其他合议庭成员未出席询问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本案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事实核对，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询问是通过询问当事人，核对相关事实，并非开庭，也并非是由合议庭改为独任审判。因此，韦怀乐关于二审审判程序违法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由于新村屯不是本案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且韦怀乐是一审原告，也未向新村屯主张权利，韦怀乐关于本案遗漏新村屯为当事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韦怀乐无权代表新村屯，其关于本案合同损害新村屯利益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韦怀乐主张《杉木出卖合同书》无效的理由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一）从现有证据看，韦怀乐知道共有杉木出卖的事实。一是韦怀乐在办理林权证时还随工作人员到林地进行现场勾图，且自2006年3月7日签订《杉木出卖合同书》近七年，韦怀乐长期对自己承包种植的林地不闻不问，对林地现场的管理、维护以及被采伐情况完全不知情，明显有悖常理。二是《杉木出卖合同书》签订后，韦漫红与廖亮对杉木进行实际维护和管理，期间曾进行一定量的采伐；三是韦恒书证实在2006年3月7日签订合同时，韦怀刚当场打电话给韦怀乐说了买卖杉木一事；四是林地的所有权人新兴村集体以及林地的行政监督管理机关三防镇林业站在调查后均确认韦怀乐、韦怀刚、韦恒书已将共有的杉木卖与韦漫红、廖亮。新兴村的村长、书记均知道上述买卖杉木一事。因此，二审判决关于在韦怀刚、韦恒书与韦漫红、廖亮签订《杉木出卖合同书》之后韦怀乐已知道杉木买卖的认定正确。韦怀乐关于其直至2013年4、5月才知晓杉木被出卖一事的主张，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韦怀乐关于《杉木出卖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虽然韦怀乐、韦怀刚、韦恒书于1992年12月11日因签订《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书》共同享有113亩杉木，但1993年12月26日韦怀刚是以个人名义与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镇林业站签订《林业有偿扶助造林合同书》，韦漫红、廖亮对《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书》并不知情。韦漫红、廖亮根据《林业有偿扶助造林合同书》，有理由相信韦怀刚就是本案所涉杉木的所有权人，在2006年3月7日签订《杉木出卖合同书》时，并无损害韦怀乐权益的故意，韦漫红、廖亮签订《杉木出卖合同书》属善意无过错，且经过协商按照当时当地的价格支付了合理对价，并由韦漫红、廖亮对杉木进行实际维护和管理，期间曾进行一定量的采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持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的规定，韦漫红、廖亮因善意取得杉木所有权，韦怀乐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三）1992年12月11日，韦怀乐、韦怀刚、韦恒书与新村屯签订《承包荒山造林合同书》，共同享有113亩杉木。2006年3月7日，韦怀刚、韦恒书与韦漫红、廖亮签订《杉木出卖合同书》，出卖三人共同共有的113亩杉木。韦怀乐以其不知情、未授权，韦怀刚、韦恒书无权处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根据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无权处分的，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韦怀乐关于韦怀刚、韦恒书在签订《杉木出卖合同书》时属无权处分导致《杉木出卖合同书》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韦怀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韦怀乐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黄邦业
审 判 员 周家开
代理审判员 韦荣龙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施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