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常商终字第2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邹区镇殷村村。法定代表人袁玉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鞠才政,常州市武进区卜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坛市金城镇后阳集镇69号。法定代表人盛来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小燕，江苏兴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吉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超亚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2013）坛商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州吉远公司一审诉称：老超亚公司在2006年7月11日和2011年7月5日两次向常州吉远公司借款190万元。起先老超亚公司尚能按约定结算，但2011年7月5日的150万元借款的期限届满后，未能再还款。现请求法院判令新超亚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90万元，利息285760元，合计人民币2185760元。新超亚公司一审辩称：新超亚公司并未向常州吉远公司借款，常州吉远公司所称的借款均产生于新超亚公司变更为现名之前，其提供的借条不能证明新超亚公司收到常州吉远公司190万元，请求驳回常州吉远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2月15日，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超亚公司）成立，该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经工商机关核准变更为金坛市超远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远公司），股东一直为宦国兴和李亚琴。2003年6月27日，金坛市吉远梦娇缝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坛吉远公司）成立，该公司于2011年1月25日经工商机关核准变更为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超亚公司），宦国兴自2006年7月4日至2013年4月11日一直是该公司股东。2013年4月11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盛来娣、袁夕忠。2006年7月11日，老超亚公司由宦国兴经手向常州吉远公司出具了1份借条，内容为：“今有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借到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等，借条加盖了老超亚公司财务专用章。同日及同年10月17日、同年12月15日，常州吉远公司通过转账分别支付给老超亚公司80万元、120万元、5万元，其支票存根记载的用途均为借款，均由宦国兴在支票存根签名。2011年7月5日，新超亚公司由宦国兴经手向常州吉远公司出具了1份借条，内容为：“今有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借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借条加盖了新超亚公司的行政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原审庭审中，常州吉远公司称该借条中载明的款项是2006年三笔通过转账借出的205万元中尚未归还的部分。原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常州吉远公司主张系超亚公司欠其借款190万元，提供了2006年7月11日和2011年7月5日的借条各1份及转账支票存根3份。关于2006年7月11日的借条，显然产生于2011年1月25日新超亚公司变更为现名之前，而本案新超亚公司当时名称为金坛吉远公司，故该部分借款并不是新超亚公司所借，常州吉远公司不应向新超亚公司主张该部分权利。关于2011年7月5日的借条，虽系新超亚公司出具，但由于新超亚公司与老超亚公司名称的混同，常州吉远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将该借条载明的款项交付给新超亚公司，而常州吉远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自认该借条载明的150万元系2006年其向老超亚公司转帐支付的205万元中的一部分，故常州吉远公司实际未向新超亚公司支付该款。综上，常州吉远公司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新超亚公司向其借款，对其要求新超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90万元及利息28576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常州吉远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86元，由常州吉远公司负担。常州吉远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常州吉远公司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老超亚公司结欠常州吉远公司借款150万元，新超亚公司法定代表人也立据盖章出具借条，应当确认为变更后的新超亚公司对前述借款的债务加入。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2013）坛商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书；2、确认新超亚公司2011年7月5日经法人代表宦国兴经办所立借条为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3、新超亚公司立即归还借款15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新超亚公司承担。被上诉人新超亚公司答辩称：新超亚公司并未向常州吉远公司借款，常州吉远公司所称的借款均产生于新超亚公司变更为现名之前，该借款已于2006年交付给了老超亚公司，即现在的超远公司，常州吉远公司应当向超远公司主张权利。新超亚公司并无明确的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并未构成债务加入，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常州吉远公司为证明其上诉请求二审中提供：1、工商登记资料1份，证明其股东为袁玉章、徐芬和袁铭。2、2006年7月31日、10月31日、12月31日、2008年4月30日、6月6日、6月30日、10月31日记账凭证各1份，证明老超亚公司结欠其借款150万元。被上诉人新超亚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即便系真实的，也恰好证明与常州吉远公司发生借款往来的是老超亚公司。被上诉人新超亚公司为证明其答辩理由二审中提供：1、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宦国兴、宦志伟（宦国兴的父亲）以新超亚公司抵偿结欠盛来娣、袁夕忠的欠款，盛来娣、袁夕忠并非无偿受让宦国兴、宦志伟的股权。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新超亚公司为甲方、金坛丁姆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为乙方，双方就银行贷款事宜达成协议：甲方出面向银行贷款500万元，其中甲方实际用款200万元，乙方实际用款300万元；乙方以自有房产为甲方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甲方以自有房产为乙方担保提供反担保。徐艳代表乙方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被上诉人新超亚公司陈述，徐艳系盛来娣的女儿、袁夕忠的配偶，后因金坛丁姆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为新超亚公司代偿了贷款，对新超亚公司享有债权。2、2011年、2012年应付账款明细表各1份，其上未记载有结欠常州吉远公司借款。常州吉远公司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2不能证明变更前的老超亚公司不结欠常州吉远公司借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金坛吉远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27日，仇水清出资100万元，袁玉章出资50万元，仇水清任法定代表人。2006年7月4日，金坛吉远公司股东变更为宦国兴、李亚琴、袁玉章，出资额分别为30万元、90万元和30万元，李亚琴担任法定代表人，袁玉章不再参与金坛吉远公司生产经营。2011年7月7日，金坛吉远公司股东变更为宦国兴和袁玉章，出资额分别为120万元和3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宦国兴。2013年4月11日，金坛吉远公司股东宦国兴、宦志伟分别将其股权转让给盛来娣、袁夕忠。还查明，2013年4月11日，宦国兴与盛来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新超亚公司的出资120万元占8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受让人盛来娣，并约定，转让方自本协议规定的股权转让实施之日起，不再以其转让的股权对原公司承担责任；受让方自本协议规定的股权转让实施之日起，应依法以其受让的股权为限，对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的一切民事行为承担责任。同日，宦志伟与袁夕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新超亚公司的出资30万元占2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受让人袁夕忠，并对转让人及受让人的责任做出与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相同的约定。又查明，2011年1月5日，老超亚公司为甲方、金坛吉远公司为乙方签订企业名称转让协议，约定：一、甲方同意将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和部分经营项目：旅游轻金属家具、旅游用帐篷、睡袋吊床、金属零配件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自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及其63.71万元的生产设备无偿转让给乙方。二、乙方受让甲方名称后，甲方不再使用已转让的企业名称，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名称变更（注销登记）手续，乙方可以在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后使用受让的企业名称。甲方不再继续经营已转让的生产（经营）项目，即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注销）登记，甲方企业债权债务仍由甲方依法清偿。老超亚公司、金坛吉远公司分别加盖公章，并由李亚琴分别代表老超亚公司、金坛吉远公司在该协议上签字。再查明，宦国兴于2011年7月5日向常州吉远公司出具的借条载明：今有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借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人民币150万元，按银行利息计算，借期一年。该借条上并加盖了新超亚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与2006年7月11日宦国兴出具借条时加盖的老超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明显不一致。新超亚公司原审中认为对该借条无法确定真实性，其没有收到150万元借款，但没有申请对该公章和财务专用章进行司法鉴定。上诉人常州吉远公司法定代表人袁玉章二审陈述：1、我先成立常州吉远公司，2003年和仇水清成立金坛吉远公司，仇水清担任法定代表人。金坛吉远公司为我的常州吉远公司作加工，我不参与金坛吉远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后来因金坛吉远公司只给常州吉远公司作加工工作量不足，管理上也有点问题，出现亏损，仇水清想退出公司，宦国兴也正好需要场地，仇水清跟我说了后就进行了股权转让，具体操作我不清楚，但工商登记资料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字不是我签的。后来才知道在工商登记上我已经不是金坛吉远公司的股东了，至于什么时候转让股权的，我自己都不知道。2、我于1999年成立常州吉远公司，经过初期的外资转内资后，2011年5月股东变更为我、徐芬、袁铭。自2006年宦国兴进入金坛吉远公司后，两个公司也再没有业务往来。3、我和宦国兴先后任侨裕集团的副总。2006年宦国兴需要流动资金，向我借了80万，后来为了一笔金额达700万的订单又向我借了120万元，到快过年的时候，他说过不了年了，又借了他5万，钱是以老超亚公司的名义借的。当时是有借条的，我每年都向他催要，但他从来没付过利息，只是陆续还了55万，从2010年起再没有支付过本息。到2011年7月5日超亚公司出具150万元的借条，把前面的借条都收回了。4、宦国兴本人向我个人借了40万元现金，该40万元原审是作为诉讼请求主张的，但没有付款依据，二审不再主张。5、2011年7月5日宦国兴以新超亚公司名义向我出具借条时，我并不知道超亚公司主体已经发生了变更，到2013年春节后找不到宦国兴了，去工商局调取工商资料后才知道的，即刻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被上诉人新超亚公司二审中陈述：新超亚公司和常州吉远公司没有任何往来。从老超亚公司的刘姓会计处了解，老超亚公司确与常州吉远公司存在过借贷关系，具体金额不清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老超亚公司是否结欠常州吉远公司借款150万元？2、新超亚公司、老超亚公司是否构成关联公司人格混同？3、新超亚公司是否应向常州吉远公司支付15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常州吉远公司提供2006年7月11日、10月17日、12月15日老超亚公司宦国兴签字确认的总计205万元的转账支票存根，上述存根所载用途均为借款，结合常州吉远公司企业记账凭证均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可以证明常州吉远公司向老超亚公司出借205万元。常州吉远公司并提供2008年10月28日、2009年4月8日、4月24日收据或进账单，自认老超亚公司已归还借款本金55万元，并据此主张老超亚公司尚结欠其借款本金150万元。该金额与常州吉远公司提供的新超亚公司于2011年7月5日向其出具的借条金额相一致，且新、老超亚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宦国兴，足以证明老超亚公司结欠常州吉远公司借款本金15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2，常州吉远公司与老超亚公司发生企业借贷关系至新超亚公司向常州吉远公司出具借条期间，新超亚公司、老超亚公司存在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首先，两公司人员混同。老超亚公司的股东为宦国兴及其妻李亚琴，法定代表人为李亚琴。新超亚公司2006年7月4日起的股东为宦国兴、李亚琴和袁玉章，法定代表人为李亚琴，至2011年7月7日股东变更为宦国兴、袁玉章，法定代表人为宦国兴，而袁玉章自2006年起并未参与新超亚公司生产经营，新、老超亚公司在2013年4月11日前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宦国兴。其次，两公司业务及资产混同。2011年1月5日，老超亚公司将其旅游轻金属家具、旅游用帐篷、睡袋吊床、金属零配件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经营项目及其63.71万元的生产设备无偿转让给了变更名称前的新超亚公司。再次，两公司名称混同。老超亚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超远公司后的第4天，金坛吉远公司即变更公司名称为新超亚公司，且新、老超亚公司名称完全一致。因此，新、老超亚公司作为关联企业，人格混同，客观上削弱了老超亚公司的偿债能力，使新超亚公司在人格上丧失独立性，成为其股东逃避债务的掩体和工具，损害了债权人常州吉远公司的利益，新超亚公司应对老超亚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3，新、老超亚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且新超亚公司以借条的形式对老超亚公司结欠常州吉远公司的借款金额予以确认，新超亚公司应对该款承担清偿责任。虽然新超亚公司的股东现已变更为盛来娣、袁夕忠，但公司作为独立主体，股东变更不影响其对外责任的承担，新超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也显示，盛来娣、袁夕忠受让股权时为无偿，并承诺对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的一切民事行为承担责任，因此由新超亚公司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并未损害其现有股东的权益。综上，老超亚公司结欠常州吉远公司借款150万元，新超亚公司因与老超亚公司人格混同，应对该欠款承担清偿责任。常州吉远公司诉请要求新超亚公司支付欠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常州吉远公司另诉请要求确认新超亚公司2011年7月5日经法人代表宦国兴经办所立借条为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超出原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2013）坛商初字第179号民事判决；二、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支付150万元；三、驳回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286元，由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负担5986元，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8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286元，由常州吉远缝制有限公司负担5986元，金坛市超亚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8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红娥代理审判员  郑 仪代理审判员  钱 锦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见习书记员  郭靓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