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6行初39号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镇东角村笼竹坑组。
代表人郑文信，组长。
委托代理人郑信忠，男，汉族，1941年8月12日出生，住防城港市防城区。
委托代理人张峻源，防城法律事务中心工作者。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区防城镇防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梁发文，防城区司法局干部。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市政府楼。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镇东角村海坪组。
代表人李维龙，组长。
委托代理人陈汉云，广西幸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镇东角村笼竹坑组（以下简称“笼竹坑组”）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11号《关于防城区茅岭镇东角村笼竹坑组与东角村海坪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定”），及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于2016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4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笼竹坑组的代表人郑文信及委托代理人郑信忠、张峻源，被告防城区政府委托代理人梁发文，被告市政府委托代理人卢振佳，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茅岭镇东角村海坪组（以下简称“海坪组”）代表人李维龙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汉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9月21日，被告防城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防城区政府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1.大石头岭（又名石鼓岭）四至为：东至响水中间组林地分界；南至岭顶；西至横岭嘴对上岭岐分界；北至笼竹坑组田边。面积约l0亩，均为荒山。2.田辽丫岭（又名牛皮婆岭、横岭）四至为：东至响水中间组林地分界；南至东边丫岭坳；西至牛奶涡笼竹坑组田边；北至田辽丫岭。面积约74亩，东南面有已成林的速生桉林木，其余林地为荒山，内有陈旧耕作带痕迹。3.老虎万大岭（又名龙公岭）四至为：东至老虎万口笼竹坑组田边；南至笼竹坑组田边；西至坳顶分水；北至乃忠荒地。面积约50亩，为疏残林地。4.东面万南侧岭排（又名狗屎万岭）四至为：东至岭顶分水；南至短坜丫坳；西至短坜丫坳笼竹坑组田边；北至狗屎万坳；面积约l2亩，内有本地松木、湿地松木，湿地松木是茅岭乡人民政府组织机关等单位人员种植。5.大龟岭（又名摩利岭）四至为：东至岭顶与紧水冲组林地分界；南至岭坳（岭脚本）；西至笼竹坑组田边；北至山径直上岭顶。面积约l5亩。6.细龟岭（又名二狗岭）四至为：东�岭顶与中间村组林地分界；南至笼竹坑组田辽丫尾（牛皮婆岭坳）；西至笼竹坑组田边；北至笼竹坑组田边（龟岭坳）；面积约8亩。大石头岭、田辽丫岭、老虎万大岭、东面万南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等林地在土改、“四固定”时期属未确权山岭。争议双方社员都曾在岭上开荒种植过作物。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作为大队茶场用地，由大队经营管理，后弃荒。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双方均主张权属，九十年代灭荒时期，由茅岭乡政府组织种上松木。近年（林改期间）引发纠纷。
防城区政府认为，争议双方对大石头岭、田辽丫岭、老虎万大岭、东面万南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等林地提出权属主张，均有一定的证据，但双方的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二）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争议的大石头岭四至界至为：东至响水中间组林地分界；南至岭顶；西至横岭嘴对上岭岐分界；北至笼竹坑组田边。面积约10亩。田辽丫岭四至界至为：东至响水中间组林地分界；南至东边丫岭坳；西至牛奶涡笼竹坑组田边；北至田辽丫岭。面积约74亩。以上山岭林地权属为笼竹坑组集体所有。二、争议的老虎万大岭（又名龙公岭）四至为：东至老虎万口笼竹坑组田边；南至笼竹坑组田边；西至坳顶分水；北至乃忠荒地。面积约50亩。东面万南侧岭排（又名狗屎万岭）四至为：东至岭顶分水；南至短坜丫坳；西至短坜丫坳笼竹坑组田边；北至狗屎万坳；面积约l2亩。大龟岭（又名摩利岭）四至为：东至岭顶与紧水冲组林地分界；南至岭坳（岭脚本）；西至笼竹坑组田边；北至山径直上岭顶。面积约l5�。细龟岭（又名二狗岭）四至为：东至岭顶与中间村组林地分界；南至笼竹坑组田辽丫尾（牛皮婆岭坳）；西至笼竹坑组田边；北至笼竹坑组田边（龟岭坳）；面积约8亩。以上山岭林地权属为海坪组集体所有。
防城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调处申请书，证明笼竹组提交调处申请书；2、送达回证、答辩书，证明依程序受理、送达、海坪组提出答辩意见等；3、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勘验图，证明共同确定了争议的大石头岭、田辽丫岭山岭的四大界至及现状；4、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证附页（复印件）；5、山权证，证据4-5证明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笼竹坑组、海坪组均提出权属主张；6、调查（郑文信、郑有忠、吴能有、李维龙、陈胜光、颜启财、李瑞兴、严同显、陈胜荣、黄福强、曾超兴）笔录，证明工�组队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进行调查；7、调解（会）笔录，证明争议双方社员都曾在岭山开荒种植过作物，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作为大队茶厂用地，由大队经营管理，后弃荒。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双方均主张权属，就是年代灭荒时期，由茅岭乡政府组织中上松木。今年（林改期间）依法纠纷；8、证明，证明郑文信是笼竹坑组的组长、李维龙时海坪组长；9、处理本案的法律依据；10、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2016年3月11日，被告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查明事实与处理决定一致。并认为：争议双方对争议的大石头岭、田辽、丫岭、老虎万大岭、东面万南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等林地提出权属主张，均有一定的证据，但双方的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因此，海坪组和笼竹坑组分别主张全部争议林地权属理�都不充分，不予支持。防城区政府依据上述事实，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理由充分，关予以支持。遂决定维持了该处理决定。
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笼竹坑组），证明原告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市政府依法受理；3、调解笔录、签到表，证明市政府受理后，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经调解不成；4、复议决定，证明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书。
原告笼竹坑组诉称，一、被告防城区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所认定的大石头岭、田辽丫岭的事实原告给予支持，是正确的。但所争议山林地老虎万大岭、东面万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界址混淆，歪曲客观事实，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的法律不当并处理该山林地为第三人所有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处理该案的程序也违法。讼争的山岭林地（大石头岭、田辽丫岭、老虎万大岭、东面万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等林地）历来是原告耕作、管理、收获，无任何人存有异议，该山岭林地所有权属于原告。而被告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中认定大石头岭、田辽丫岭、老虎万大岭、东面万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等林地［涉案山岭（对面万岭）另案争议］在土改、四固定时期属尚未确权山岭错误。在合作化时期，原告组与老竹角、牛带西三个组合并一个组，并拥有该岭权属，一江之隔田地没有交叉与第三人无任何关联，也没有任何纠纷和议异。“四固定”时期，争议岭脚下的周围全部耕地均属原告组的耕作区，为便于管理，原合并的三组于1959年、1960年又分开成现在的三个组（原告与老竹角组、牛带西组），同时，政府将争议岭依法确定归�告组所有，而且颁发了证书。从此原告一组对所争议岭一直经营管理至今。林业三定时经县、乡、村工作组再次确认给原告所有。（一）被告一作出的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当时东兴各族自治县县长赵荣于1962年颁发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登记和1981年颁发的《山权证》给原告，两本证件均经防城区法院对原件核对确认，以上涉案山岭全部林地均已经登记为原告笼竹坑组集体所有。2.原告笼竹坑组与东角村紧水冲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平二调”期间，为了便于双方耕作和管理，曾将两村小组的农田和山林地调换，并据此在1962年划分界址及核发证书。3.90年代政府就在原告的山岭林地（讼争林地）种上湿地松，是原告组一直护林。在1999年起割松油所得到的款项均由原告集体所有。后因火灾造成林木损毁，砍木卖得的款也是由原告集体所有。4.在2004年、2005年间，茅岭至龙门50万输电线路通过立杆用地（在讼争林地上）及山上青苗补偿款是原告组所得。5.2006年第三人村民李瑞兴（现70多岁）与原告村民郑良友签订《山地租赁合同》租用原告村民郑良友林地14.58亩及原告集体林地6.82亩（此林地均在讼争林地内）种植速生按，现已成林。6.2008年广西金桂林业有限公司因砍伐大头村林班林木时，要开拓林道时，是经过原告林地（此林道是在讼争林地内）开拓的，该公司给予原告林地损毁补偿款1000元。7.2015年12月22日时，在第三人村民李瑞兴向茅岭镇林业站要求砍伐林木的公示中已经明确了讼争林地是原告集体所有，并且四界址的北面林地是原告村民郑文信所有。8.被告认定第三人所谓持有的证是“1962年颁发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但此证件从来没有原件出现过，在第三人所提供的此证与被告一防城区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所提供的此证又与防城区茅岭司法所提供的此证完全不符，而且还有更改变动的情况。从区政府和市政府处理本案起该证的原件从没有出现过。”在被告防城区政府和被告市政府审查此证件时，没有认真审查，在第三人没有提取此证原件核对，仅是提供复印件就认定给第三人所持有该讼争林地。这明显是错误的，此证是假的。原告对此证件提出质疑，并要求对此证件作司法鉴定其真伪，若是伪造的或是假的，必追究其造假人的刑事责任。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涉案山岭在土改、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均已经确定权属给原告，并经原告一直经营管理。而被告作出认定，认定该事实错误、没有依据把属原告部分林地确权给第三人是错误的。（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中对涉案山岭的确权适用的法律错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者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木、林地等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分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七）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十）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的规定，涉案山岭均已经明确记载在东兴各族自治县县长赵荣1962年颁发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981年由防城各族自治县颁发的笼竹坑生产队《山权证》之中，但在第三人提供证据中却毫无记载，被告一却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进行重新确权，显然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三）、处理决定程序违法。在原告与第三人讼争林地向被告防城区政府申请调处，其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防区政处（2015）11号处理决定，从20l4年7月20日受理的申请书而时隔19个月才作出该处理决定书。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被告一应当在收到涉案山岭权属确权争议申请后六个月内处理完毕。二、被告二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的法律不当。鉴于证据均证实了所讼争林地权属是属原告所有，在证据上看，第三人没有相关证据原件作为佐证证实其所有该争议地所有权属，而二被告均认定老虎万大岭、东面万南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的确权给第三人是错误的。很清楚地可以证实两级政府的认定是错误的，而行政复议机关（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复议决定行为，是不按实事求是去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市政府在本案中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认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中第二项对老虎万大岭、东面万南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的权属确权给第三人所有是错误的，属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被告市政府对被告防城区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仍予以维持，显然既未认真审核证据。均应予撤销其错误部分。所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重新对笼竹坑组与海坪组所争议林木山岭的权属重新作�处理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为维持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二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维持被告一防区政处（2015）11号文的决定。2、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一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11号文《关于防城区茅岭镇东角村笼竹坑组与东角村海坪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决定》中第二项对老虎万大岭、东面万南侧岭排、大龟岭、细龟岭的确权决定。3、请求判令被告对老虎万大岭、东面万南侧岭排、龟岭、细龟岭重新确权。4、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就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证明原告的组长的年龄、住址身份情况。2、证明，茅岭镇东角村委会证实笼竹坑组的组长是郑文信的事实。3、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被告防城�政府将诉争议地部分处理给第三人的处理决定书。4、证明材料，证实诉争议地山岭是原告与本村的紧水冲组以分水为界所有。本案诉争议地山岭与第三人海坪组无关联；5、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被告市政府作出维持被告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书。6、送达回证，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30日签收被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7、山权证，证实诉争议地山岭权属于原告所有。8、防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防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证实第三人所提供的1962年《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第3页（详见原告提供证据第32—34页）是假的，有瑕疵的，没有原件的。9、山林土地权属证，证实诉争议地山岭权属于1962年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早已确权属于原告所有。10、山林土地权属证，证明第三人所提供的1962年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生�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是假的，有瑕疵的。11、调解笔录，证实诉争议地山岭权属属原告及其村民所有；12、采伐林木公示，证实诉争议地山岭权属属原告及其村民所有。当庭提交两份证据，1、1962年有关定权发证的情况，第一点与第六点证实了耕地和非地一律属于生产队所有这个生产队就是现在的五个小组；第六点，因为原告有62年的山权证；2、1964年东葛东角大队的花名册，在海坪组的李瑞兴在1964年任会计，在第三人提供的山林权证中的李瑞兴说是在1962年的农会上的亲笔签字，可以证实他说的是其亲笔签名是虚假的，证实第三人提供的三份同样的证据是伪造的，证实其中所列的山岭也是假的，并且在2009年8月6日时在申请调处时间，原告曾向政府部分申请鉴定，但是政府没有同意，因为这个证据是在2012年向中院提交的，我们申请对于海坪队在不同时期提供了相同的证据但是里面的内容不一致的材料鉴定。
被告防城区政府辩称，一、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处理决定在当事人申请后依法受理并经调解无效后，进行现场勘界、调查取证，其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规定的有关程序。二、处理决定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与处理决定中的认定事实一致。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处理决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二）的规定作出的。综上所述，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防政复决（2016）3号复议决定程序合�。1．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海坪组、笼竹坑组分别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海坪组、笼竹坑组不服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于2015年12月14日和15日分别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为防城区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原告不服下一级人民政府防城区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实与理由与复议决定中一致。三、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海坪组发表意见，一、被告防城区政府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将老虎坜大岭50亩，东面后南侧岭排12亩、大龟岭15亩、细龟岭8亩，林地权属确权给东角村海坪组集体所有是正确的。海坪组对以上山岭持有原保存于东角村委会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书包含上述山岭，而且解放以来这些山岭一直由海坪组经营管理依法应属海坪组集体所有。二、被告所制作的处理决定将大石头岭10亩、田迈丫岭74亩林地权属确权给原告笼竹坑组是错误的。（一）ll号处理决定认定所有讼争的林地在土改“四固定”时期属未经确权是认定事实不清。一九六二年“三包四固定”期间，政府对东角村所有的土地山岭全部进行确权，填写了“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及其附页，这些证件保存于东角村委会，一直以来东角村委以这些证件作为各村组权属的依据，由于近年东角村委管理不善，有关书证原件已遗失，但第三人均提供有权属证书的复印件，这些复印件均可证明政府曾将争议山岭进行确权的事实。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没有对有关复印件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以不能提供原件便简单地认定四固定期间没有确权，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处理决定并未查清争议山岭的权属来源�且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作出处理决定，侵犯了海坪组的合法权益。老虎坜大岭、东边坜大岭、大石头岭、田辽丫岭、阿屎万大岭等都是属于海坪组集体的山岭，海坪组持有一份原件保持于东角村委会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社员土地房产所有证》，海坪组在几年前复印了该证书，后因村委管理不善造成现在该证书找不到原件，但是多知情人均可证明海坪组持有证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解放以来，海坪组群众在山上经营和管理，60年代和70年代海坪组群众在这些山上平缓的地方开垦种植木薯、芋头、黄豆等作物，80年代海坪组部分群众在上述山上种植了菠萝，90年代茅岭乡政府在征地我组群众同意后，在山上种植松木，松木长大后，海坪群众逐年砍伐销售或自用，近年因群众外出务工，这些山岭才被笼竹坑组一些人部分侵占，因此上述争议山岭解放以来一直属答辩人海坪组经营管理。因此海坪组既持有权属书证也有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讼争林地无疑属于海坪组所有。（三）原告无任何合法理由主张争山岭的权属。3、笼竹坑组的所谓权属证书，根本不包含争议的山岭。调处工作人员只要拿着证书到实地对照就会发现，笼竹坑组的权属证书根本就是张冠李戴，不在争议范围内。再者，笼竹坑组的所谓权属证书没有加盖政府公章，来源也不清楚，依法是不能作为调处依据的。被告对此并未进行认真核查，讼争的山岭长期以来笼竹坑组没有对讼争山岭进行过任何经营管理。所有经营种植的行为都是海坪组及海坪组群众进行的。综上所述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虽然实体处理将部分山岭确权给海坪组是正确的，但将部分山岭确权给笼竹坑组侵犯了海坪组合法权益，这部分依法应予撤销。为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并责令被告重新调处。
第三人海坪组未提交任何证据。
经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防城区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3、5-6、8无异议；证据4的证明材料，违反证据规则；证据7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9-10，均无原件核对，不作为定案依据。证据l1，司法所依职权进行调解，调解未果。不能证实争议山岭的权属；证据12，采伐林木公示，林业站依职权作出公示，不能证实本案山岭权属的归属。对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市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与防城区政府意见一致，但是对于当庭提交的证据东角大队的定权决议没有盖公章，形式上不合法。
第三人海坪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2，无异议；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处理结果有异议，被告将属于第三人所有的部分山岭权属确认给原告所有是错误的；证据4是由于该份证明材料缺乏证据应有的法定形式，在这份证明材料中签名的人都没有出现所以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5与证据3意见一致；证据6无异议；证据7，由于没有原件核对所以不能证实争议山属于原告所有；证据8，这份判决书并没有对原告提供的复印件进行认定，而且刚才原告提供的在防城区人民法院提取的档案材料也没有说明已经被采信了，只是出具这个档案所以原告混淆了事实；判决书并没有说第三人的土地房产证是假的，所以这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9因为原告不能提供原件并且没有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进行佐证所以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证据10，该房产证虽然村委会已经遗失原件，但是里面记载的内容跟其他调查笔录所查明的第三人的经营管理事实相结合，可以认定第三人经营的管理事实是在证书所记载的范围内，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1只能证实防城区政府对争议双方进行调解不能作为认定权属主张的依据，因此原告以此来证实权属属于原告是不成立的；对证据12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因为该争议的山岭在2004年7月已经申请调处，是属于权属不清的山地，但是林业站明知道权属不清还在公示中载明是什么地方的林木予以砍伐，我们认为林业站对没有认定权属的山林进行公示不具有合法性，刚才原告也说明了公示因为涉及争议地所以林业站没有同意砍伐，所以林业站也没有确认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当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而且没有标明出处，因此对真实性有异议。
原告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无�议；证据2中第二份不清楚是否是原告签的、答辩书无异议；证据3不发表意见；证据4的附件第一页是原告的山林权属证，第二份是第三人举证的权属证明，我们认为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李维新所签署的此复印件三页是其本人在1962年，对于所填写的提出异议，因为1962年期间并没有农会会所存在，仅是1950-1954年存在，因此第三人所提交的这份房产证是有误，而且在这份证据的倒数第三行也涂改过，这份证据是有瑕疵不真实的；证据5，大队茶厂可以证实是在原告争议的山林的范围内；海坪组提供的生产队山林权属证并没有注明现争议山林的范围，因此现诉争的六座山是由原告所有的；证据6中的调查笔录确实是原告组长所签，也可以证实诉争山林是属于原告所有的；郑文信的调查笔录的内容和相关证据都可以证实讼争的山岭是原告所有；郑信忠的调查笔录也证实了�争山林包括的是原告所有；吴能友的笔录可以证实诉争山林是原告所有的；李维龙的证据上面提到大队考虑生产组的诉争给笼竹坑组田边的山划分给海坪组故不认可，陈胜光的调查笔录也证实了诉争山林由原告所有；闫启才的调查笔录内容也可以证实诉争的山岭的权限是属于原告的并证实了诉争的山岭都是原告管理收益的事实；李瑞兴当中也陈述是租用了原告的山林种植桉树也证实了原告对诉争山林的所有权；严同显明确诉争的山岭是原告所有的事实；陈胜荣的调查笔录写到海平队人一直以来过江都是要经过原告的山林进行赶路的，也可以证实了诉争的山岭属于原告所有；黄福强的笔录对于其否认的事实由法院查实；曾超兴的笔录中也写到诉争的山岭是笼竹坑组进行种植桉树割脂等卖给了陈福等，以及东葛村的财产是原告所有的；证据7的调解笔录当中也可以证实�诉争的山岭是由原告所有的，第52页上面已经证实了李瑞兴在2006年6月8日与原告郑良友签订的山林租赁合同，也证实了原告在诉争的山林当中田辽丫岭是由李瑞兴亲笔签订的，证明争议的山岭是由原告所有的；证据8无异议；证据9不发表意见；证据10所证实的事实及内容不合法，处理结果也不符合实际；送达回证无异议。
被告市政府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海坪组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3无异议。但是对于第一份调处申请书虽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申请人所依据的事实没有事实支持他的请求；证据4-5，该两份山权证虽然没有原件核对但是依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但是可以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这两组证据，第三人有长期经营的事实进行佐证，所以第三人的土地�及房产证结合经营管理事实可以认定争议的山林属于第三人所有，双方对主张都没有确切的证据作出了处理决定，我们认为依据是不充分的；证据6中的郑文信、郑有忠的调查笔录，由于两人是原告的村民并且郑文信是组长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吴能有他说刚做干部对有关事实不清楚，但是证实了李瑞兴的确在争议地种植了速生桉经营管理的事实；李维龙的笔录因为他是根据经营管理事实的情况进行的陈述而且这个陈述也有其他相关人员的笔录证实，因此这个陈述是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陈胜光、颜启财的笔录，由于这两人所在的生产组在合作化时期与原告曾经合并为一个生产组，后面也因为生产经营的原因又分为三个生产组，他们在以前是有利益关系的，所以他们所作的对原告有利的陈述以及对第三人不利的陈述不能作为认�案件事实的依据；李瑞兴、严同显、陈胜荣、黄福强、曾超兴的笔录，这些人的笔录都陈述第三人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而且他们也陈述到在本案争议前原告的生产组曾经调整部分的山岭给第三人，就算原告有部分山岭是属于原告所有但是经过大队作了权属调整，将有关的山岭调整给第三人来经营管理的历史事实，基于调整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三人的田地山林的比例是不利于生产经营而且所缴纳的农村税费负担过重所以进行调整的事实；证据7无异议，但是调解会笔录记录的内容都是各方陈述自己的理由也是证实各方的自己主张所以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就是不能作为认定各方享有山林权属的依据；证据8-9、无异议；10、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部分处理结果有异议，也就是处理给原告部分的山林权属有异议，处理的依据不足。
原告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中关于原告所签署的认同，其他的不清楚；证据3无异议，讼争的山林属于原告的；证据4、对于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提出异议，对于市政府维持区政府作出的第一项可以确认，其他四个岭认为市政府适用的事实均有误。
被告防城区政府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海坪组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对申请的事实没有意见，但是认为申请事项不成立；证据2-3无异议；证据4对市政府作出意见的事实无异议，但是对于将第三人的部分权属确认给原告这个处理结果有异议。
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5-6，11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可，证据7、9、10是本案讼争的焦点，故作为本案参考，证据8予以认可，证据4、12，其他当事人对其提出异议，但未提出相反证据，故作为参考依据。对原告当庭提交的两份证据缺乏法定证据形式，且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认证。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3、7-9，各方当事人均异议，予以认证；对证据4-6、10，与本案争议焦点密切相关，作为本案参考依据。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来源真实性均无异议，对部分证明内容提出异议，故也予以认证。
本院查明，防城区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中，对争议山四至范围部分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诉争的处理决定以及复议决定中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处理结果是否合理；2.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对于原告及第三人提交的相关书证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及第三人在调处过程中均提交了《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的复印件和《山权证》的复印件，作为证明其权属的凭据。但《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的复印件均无原件予以核对，也都没有注明出处，两位当事人也都没有举出充足的佐证证明该证原件确实存在或曾经存在，参考《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单独的定案依据。对于原告及第三人均提交《山权证》，其上均有“未校准”字样，其也不能作为单独定案凭证。
其次，对于争议的山林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原告是否查清的问题。被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作出裁决，即“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再根据同法第四条的规定，“兼顾各方利益”的应当遵循“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故被告防城区政府仍有义务查清讼争山林的经营、管理情况，以综合考虑后作出合适的处理决定。但本案中，被告按照“对半裁决”的原则作出的最终裁决，并无充分事实证明其裁决的合理性。其一，原告、第三人均声称的其对争议山长期管理、经营，对于该山林上的双方是否存在耕作历史这一事实未予查实，仅述明“争议双方社员都曾在岭上开荒种植过作物”，其认定的种植主体是社员而非集体，对于原告在调查时反复提到的一些线索也未予进行必要的核查，如并未对争议林地附近的紧水冲组的知情人进行调查等；其二，未对东角大队是否曾开会同意将争议地部分或全部山林划给第三人耕作的事实加以查实，却裁决给并不在争议地附近耕作、生活的第三人最终获得约一半争议地，难以令人信服。被告在处理决定中既未对该事实进一步予以查实，也未对第三人在争议山是否有实际耕作历史予以认定，仅以“双方均有一定证据”作为最终划分的依据，缺乏必要事实支撑。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防城区政府于2014年7月20日收到原告的调处申请，却迟至2015年9月21日才作出处理决定，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调处期间已远超六个月的调处期限，但被告均未提交相关批准延期的证据，也无证据证明调解、勘验、鉴定期间所花费的时间足以扣除相关期间，存在超期调处的问题，属于程序违法。
综上，防城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缺乏事实支撑，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市政府作出维持该拆迁决定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但仍未对上述事实进一步查实，原告方诉请于法有据，应予以撤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11号《关于防城区茅岭镇东角村笼竹坑组与东角村海坪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裁决。
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张家南
人民陪审员 郑锡金
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谭 源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