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罗法民二重字第5号
原告唐宝琼，女，汉族，1960年10月2日，身份证住址为广州市。
被告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被告飞镖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圳发展银行大厦13楼T单元。
法定代表人席得胜，总经理。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称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为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48号主楼1101、1103、1108、1111、1202、1204、1301-1307、1509、1511、1608、1701、1703、1902、2202、2707、2708、2709房。
负责人李振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丘彪山，系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以下称被告珠江支公司），住所为广州市八旗二马路40号。
负责人梁根培，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丘彪山，系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上列原告诉三被告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2月21日作出（2009）深罗法民二（飞）初第17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2）深中法商终字第12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遂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广州分公司、珠江支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丘彪山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飞镖公司下落不明，经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案件相关事实
1、被告飞镖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11日，其核准经营范围为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保健用品技术开发、体育运动产品技术开发、设备租赁、销售等。
2、2000年10月开始，被告飞镖公司采用“购机返租”的营销模式，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电脑智能飞镖机（下简称飞镖机）。经查，被告飞镖公司生产每台飞镖机的成本为人民币1500元左右，而其以人民币36000元至39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在与其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交付购机款后，并不实际取得飞镖机，而是根据与被告飞镖公司签订《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将飞镖机委托或租赁给被告飞镖公司经营，被告飞镖公司则向××每月返还人民币1200元、1300元或每半年返还人民币7800元高额的固定利润，期限为三年至五年，对期限为三年的则承诺合同到期后以人民币18000元的价格回收××所购买的飞镖机。被告飞镖公司同时向××承诺就飞镖机的财产价值及经营利润等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相应分公司投保财产险、利润损失险等多个险种。
3、2004年5月至6月，被告飞镖公司及其设在广州、东莞、佛山、福州、厦门、漳州、重庆等地的分公司陆续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查封其经营场所、飞镖机以及相关财产。随后，被告飞镖公司的多名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成记达、叶春等被逮捕，并被依法提起刑事诉讼。
4、2005年11月2日，本院经审理作出（2005）深罗法刑初字第66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飞镖公司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以高额回报为诱惑，对外宣称签订保险合同××利润有保障，并采取伪造虚假《飞镖机承包经营合同》、编造飞镖机具有良好的经营前景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同时还编造了所谓的上市计划，称××可用飞镖机产权置换成公司股权，以获取公司上市带来的利润，从而使××受到利诱而与被告飞镖公司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及《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以此来获取回报。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被告飞镖公司通过上述方式共诱使全国各地9200余人与其签订了9100余份《飞镖机购销合同书》，涉及的飞镖机数达12900余台，而同一时期，被告飞镖公司实际拥有可使用的飞镖机只有400台至500台。被告飞镖公司除售机收入及少量经营收入外，并无其他收入，为填补经营收入与应向客户支付租金及回购飞镖机之间的巨大差额，被告飞镖公司采用将后××所支付的部分购机款支付先××报酬来维持公司运作，并通过发展人员，以高额回报为诱惑，不断扩大“购机返租”的营销模式，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违反了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工商局等部门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意见的通知》（国发办[2000]55号）意见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已构成变相传销，属非法经营。被告飞镖公司售出的飞镖机数远远大于其实际拥有的飞镖机数，存在空售的情况，另外被告飞镖公司实际投入到各种场所经营的飞镖机数量远远小于其售出的飞镖机数量，经营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公司的基本运作，根本无力向客户支付巨额的成本费及其他费用。刑事判决书同时认定：广大的××并没有参与组织和策划，而是在不明真相受到蒙骗的情况下，购买了被告飞镖公司的飞镖机并由被告飞镖公司经营，致使其财物在飞镖公司的控制之下，未能得到返还。成记达、叶春等刑事被告人作为被告飞镖公司的股东、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犯非法经营罪，依法判处八个月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及罚金。成记达、叶春等刑事被告人不服判决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6日以（2006）深中法刑二终字第6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作为“购机返租、保险保障”经营模式的组成部分，2003年12月25日，被告飞镖公司与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签订《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约定被告飞镖公司就其生产、经营的电脑智能飞镖机向被告下属越秀支公司投保财产险、附加利润损失险、附加恶意破坏险、附加盗窃险及产品责任险；协议第五条约定：协议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被告飞镖公司；第六条规定：（投保时）被告飞镖公司应向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提供详细的飞镖机地址清单及机身号码；协议第九条特别约定：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对于被告飞镖公司投保的所有险种，以协议形式统一承保，对每一个投保地址分别出具“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一份，并安排专人负责向被告飞镖公司的客户（××）解答咨询问题。协议还就保费、承保的条件、各险种的保险责任范围及金额、保险期限等问题作出了约定。但该协议没有规定协议的有效期。
另查，被告珠江支公司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白云支公司也于2003年与被告飞镖公司各签订了《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其内容与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的协议书内容一致；而其下属海珠支公司未签订《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却参照有关内容直接办理了有关飞镖机的保险事项。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及下属各支公司均以有关《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被告飞镖公司的《保险申报表》、《保险单》等保险原始凭证丢失为由，拒不向本院提交涉案的保险凭证和资料等。
《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签订后，被告飞镖公司对于其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的各支公司投保及保险的责任范围（特别是利润损失险）等保险情况与内容，在各种场合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周年庆典、以及制作宣传材料、光盘等各种形式及渠道，采取偷换概念、扩大承保的责任范围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特别对利润损失险宣称：“飞镖机在经营过程中因意外原因造成机主（××）利润损失，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利润损失险体现了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展示的盈利能力与持续发展能力，使企业、保险公司和机主（××）三方受益”；“购机返租，保险保障”。
2003年12月28日，被告飞镖公司在广州番禺祈福酒店召开有特邀嘉宾、众多合作单位及××参加的“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六周年庆典大会”。时任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副经理的陈建祖在会上发言，称其“代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出席……”。在介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处的国际、国内地位、市场信誉及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内地第一家完成改制的国有机构和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资金融机构等情况后，又称：“被告飞镖公司是国内首家以飞镖产业为主导项目的高科技企业，经营规模宏大，具有极强的专业经营优势”；“其自行研发生产的镖王牌电子智能飞镖系列产品……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质量性能极具竞争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国内外飞镖市场的详细的考察及对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与经营运作进行认真、科学、严谨的论证……相信飞镖运动将在中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其“愿意与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友好的合作，实现强强联手，为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及经营运作提供系列的保险”，“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诚信合作单位……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前交付100万人民币的保险金，支票的图版就摆在那里，进一步显示了该公司的实力与诚信。”讲话结束后，举行了被告飞镖公司向被告广州市分公司预付保险费一百万元的支票交接仪式。
被告飞镖公司在与众多××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及《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并收取购机款后，根据《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及《财产保险一揽子议书》的约定以自己或××为被保险人集中向被告珠江支公司投保，按照合同项下所约定的各项险种分别出具《保险投保单》及《飞镖机投保申报表》，载明：投保飞镖机数量、金额、保险期限、每次事故赔偿限额、费率、保费金额以及该批飞镖机详细的地址清单及机身号码、机主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内容。被告珠江支公司根据飞镖公司的申报进行承保，出具一份总《保险单》给投保人被告飞镖公司，列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该批承保的飞镖机台数、机身号、险种及保额、总保险金额等内容。同时，被告珠江支公司应被告飞镖公司的要求及《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的约定，对每一个投保地址（××）分别出具一份封面为《保险单》的《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该清单除载明了《保险单》的主要内容（机身编号、保险项目、保险金额及保险期限）外，还单独列明了该飞镖机的所有权人及其身份证号码以及保险所依据的保险合同编号及保险的合作期限，交给被告飞镖公司并由被告飞镖公司转交给相应的××。但被告飞镖公司未向××出示过《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总《保险单》及所附的《保险条款》等。
被告珠江支公司承保飞镖机的所有保险单的保险责任期限均为一年。该公司与被告飞镖公司所签订的《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中所适用的保险险种和保险条款均为PICC财产险条款，是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常规险种和保险条款。该条款对“利润损失险”的界定为：如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于明细表指定的处所经营的业务由于发生火灾、雷电、爆炸及意外的漏水……而造成中断或受到干扰（由此造成的毁损或损失，以下称“损失”），根据本保险单所列或批注的条款、明细表、承保责任范围及除外责任（以下称“条款”）以下列限定的损失予以赔偿……。
6、2003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飞镖公司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约定原告向被告飞镖公司购买机身编号为001667的飞镖机一台，价款人民币39000元；被告飞镖公司收到原告的购机款当日应向原告交付飞镖机；原告应于收到飞镖机当日对飞镖机进行验收，等等。同时，原告又与被告飞镖公司签订了一份《飞镖机租赁合同书》，约定：原告在合同签订当日将上述飞镖机委托被告飞镖公司代为承租，期限自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承租期间，被告飞镖公司应按每台飞镖机每半年向原告支付“租金”人民币7800元，公历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结算，通过银行结算方式由被告飞镖公司汇入原告指定的账号；应原告的要求，被告飞镖公司在收到原告交付的飞镖机后三十日内，对飞镖机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进行投保，投保的保险范围包括：飞镖机的财产价值和飞镖机经营使用带来的收入。投保的险种包括：财产险、盗窃险、产品责任险、恶意破坏险、利润损失险。投保所需的保险费用由被告飞镖公司支付，如飞镖机出现保险事故，由被告飞镖公司全权负责报案、索赔；合同期满后，由原告自行处理，等。《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及《飞镖机租赁合同书》签订后，原告向被告飞镖公司实际支付了购机款人民币37000元，并提供了接受了被告飞镖公司返还“租金”银行账号，同时根据被告飞镖公司的要求签署了飞镖机验收书、品质保证书，在形式上接受并同时将飞镖机交予被告飞镖公司经营。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飞镖公司以上述飞镖机为保险财产向被告珠江支公司投保，被告珠江支公司予以承保，并于2003年1月22日出具《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交给被告飞镖公司，再由被告飞镖公司交给原告。《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被告飞镖公司，飞镖机受益人为原告；保险期限自2003年1月25日至2004年1月24日。但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签订购销合同书之前及取得《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之后，曾就有关“保险保障”的具体内容及情况向被告广州市分公司、珠江支公司核实。
2004年6月，公安机关对被告飞镖公司立案查处，并查封了被告飞镖公司广州分公司的经营场所和部分财产。在此之前，原告收到被告飞镖公司支付的“租金”共计人民币15600元，其余的购机款人民币21400元未收回。
7、2005年11月，为依法处理深圳“飞镖”一案的善后工作，维护广大飞镖机购买者的合法权益，经批准，深圳市成立了深圳“飞镖”案件清理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飞镖”工作小组），负责对购买被告飞镖公司飞镖机的社会团体、人民群众进行登记、核实，以便于司法机关对被告飞镖公司席得胜等人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数据统计和资料收集。2005年11月9日，“飞镖”工作小组经《深圳特区报》向社会公告其成立，并分别于2005年11月9日经《深圳特区报》、2006年2月14日经《福州日报》、2006年3月17日经《人民日报》向社会发布公告，告知从2005年11月9日起至2006年3月15日止（后延期至2006年3月31日截止）进行上述登记工作及相关流程。涉案飞镖机××未在规定期内办理登记的，“飞镖”工作小组不再进行登记。对于进行登记的机主，“飞镖”工作小组向其开具“接收材料回执”，作为其办理过登记的证据。该“接收材料回执”中载明机主是否提供以下材料：飞镖机购买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证明文件原件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与飞镖机签订的买卖合同复印件；返租经营合同复印件；保险单复印件；购买者支付购机款后，飞镖公司开具的发票或收据复印件；飞镖公司返租租金的银行存折流水清单复印件；返租合同到期，飞镖公司回收飞镖机的单据复印件；其他相关材料。
原告并未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办理上述登记，直接向本院提起诉讼。
8、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飞镖公司赔偿原告购机款损失人民币39000元及应付租金31200元；被告飞镖公司赔偿原告误工费、差旅费人民币2000元；被告广州市分公司、珠江支公司对被告飞镖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本院认为，本院已生效的（2005）深罗法刑初字第660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购机返租、保险保障’经营模式，实质是变相传销；飞镖公司及其主管人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告飞镖公司作为在一般流通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采取名为“购机返租”实为“变相传销”的模式进行经营，完全不计生产、经营状况，无限量与××签订合同，以远高于飞镖机本身价值及市场价格出售飞镖机；向××及本案原告支付年回报率达23%（若三年后回购的回报率达53%）的固定高额回报；利用公众对保险的陌生偷换概念、任意扩大保险公司承保的责任范围进行欺骗性宣传，使得××相信其利益有完全的保险保障；采取欺骗的手段让××将飞镖机委托或租赁给其经营，原告得到的只是飞镖机的编号及名义上的所有权；出售的飞镖机数量远远大于其实际生产及拥有的飞镖机数量，存在着重复售机及买空卖空的情况；投入到各种场所经营的数量远远小于其售出的飞镖机数量，经营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公司的基本运作，根本无力持续向××支付巨额的“返租”及其他费用；收取的购机款除部分用于支付前××的“返租”外，被被告飞镖公司人员按比例内部提成及法定代表人席得胜任意支配。被告飞镖公司采取“购机返租”经营的目的在于欺诈、侵占××的购机款，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因此，被告飞镖公司与原告订立《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及《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与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等一系列合同以及其围绕着“购机返租”的经营模式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均系被告飞镖公司为达到其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被告飞镖公司主观上既无交付飞镖机的意愿，客观上也无法交付其售出的全部飞镖机，飞镖机与《飞镖机购销合同书》、《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及《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一样，是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工具，是骗局的组成部分。被告飞镖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及意图十分明显，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所有权，造成了原告的损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前款规定的账簿、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保险合同终止之日起计算，不得少于十年。”被告珠江支公司主张其与被告飞镖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与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所订立的《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内容一致。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及被告珠江支公司均以《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被告飞镖公司的《保险申报表》、《保险单》等保险原始凭证丢失及作为被告有拒绝举证的权利为由，不向本院提交依法应由其保管的上述原始保险凭证和资料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本案涉及上述证据中的有关内容，如果原告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及被告珠江支公司，本院将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
国务院早在1998年4月18日就做出了关于禁止传销活动的《通知》，严令禁止各类传销经营活动。2000年8月13日，国务院转发由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及人民银行所制定的《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在该意见中，对有关传销或变相传销行为的形态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被告飞镖公司的“购机返租”经营模式中的许多做法，特别是以后购买者所缴付的部分购机款支付先购买者高额报酬的运作模式，从根本上讲符合《意见》所规定的形态。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珠江支公司作为国家核准其从事保险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与被告飞镖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时，对被告飞镖公司所采用的“购机返租”经营模式是否合法、是否属于变相传销以及该行为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是应当知道的。首先，陈建祖在被告飞镖公司“成立六周年庆典大会”上的发言及《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可以看出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不仅对飞镖机承保了财产险，也承保了被告飞镖公司经营飞镖机的利润损失险等，由此认定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在与被告飞镖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时，就已经知道和了解被告飞镖公司的“购机返租”经营模式；对被告飞镖公司投保的标的物飞镖机是在该经营模式下，由社会众多投资者出资购买，并委托或租赁给被告飞镖公司经营是应当知道的。其次，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知道其所承保的飞镖机，是被告飞镖公司以人民币36000元至39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及本案原告的。作为专业保险机构能够通过相应的渠道及自身的专业知识，发现飞镖机的售价远远超过其本身价值及正常的市场定价，因此，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对于飞镖机的保险价值完全背离其本身价值和市场定价是应当知道的。第三，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对于被告飞镖公司向原告支付每月人民币1200元或1300元（年回报率达23%，若三年后回购的年回报率达53%）的固定高额回报是知道的；对该回报率明显高于当时经济环境下市场投资回报的情况也是应当知道的。第四、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与被告飞镖公司订立的《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是一份开放式的框架协议，其保险标的是社会众多投资者出资购买的飞镖机，由于××的数量及投保的飞镖机数量均是不确定的，作为专业保险机构对如此大量的保险一旦非法而将可能导致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社会后果是应当知道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避免违反“公序良俗”或不依据诚信原则履行各项附属义务而导致的非法合同等给双方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这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基本原则的要求，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在确定是否与被告飞镖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时，除要对被告飞镖公司及其所投保的飞镖机的有关情况进行询问、要求其如实告知之外，还有义务和责任对被告飞镖公司告知的内容，特别是被告飞镖公司所采取“购机返租”这种新的、非常规的经营模式的合法性、保险标的是否存在保险利益、是否会导致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进行评估和审查。被告飞镖公司要求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和扩大其“购机返租”的骗局。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在“知道和应当知道”被告飞镖公司“购机返租”经营模式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却未能遵守上述基本原则进行认真的审查和评估，对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存在着过错。
被告飞镖公司要求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在《保险单》外另出具一份《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其目的是为了让××或社会众多投资者相信，只要购买了飞镖机其权益将会有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及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主张《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既不是《保险单》，也不是其它的保险凭证，而是应被告飞镖公司的要求，对每个××购买的飞镖机单独出具的一份对保险内容的说明，不能成为保险索赔的依据。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既未认真审查被告飞镖公司要求出具该清单的目的和用途，也未举证证明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方式根据双方《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安排专人负责向飞镖公司的客户解答咨询问题”，而且其所出具的《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落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使用《保险单》作为封面，其内容上包含了《保险单》的主要内容。使得广大××及本案原告对被告飞镖公司偷换概念、任意扩大保险公司承保责任范围的宣传给予了信任，以为该份《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就是其所购飞镖机的《保险单》。陈建祖在有众多特邀嘉宾、合作单位及众多××参加的被告飞镖公司“成立六周年庆典大会”上称：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在“对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与经营运作进行认真、科学、严谨的论证”后，认定被告飞镖公司是“高科技企业，经营规模宏大，具有极强的专业经营优势”、“产品质量性能极具竞争力”以及“愿意与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友好的合作，实现强强联手，为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及经营运作提供系列的保险”等等，也使得众多的参与者相信被告飞镖公司的产品及其经营是极具优势，而且有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充分的保险保障。
被告广州市分公司作为信誉卓著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市范围内从事财产保险等业务的下属专业保险公司，其经营活动不能仅仅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除了合法经营这一基本要求之外，还负有维护和保障其他保险关系人利益的责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支公司、白云支公司、珠江支公司及海珠支公司是被告广州市分公司的下级直属支公司，其开展的业务是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在广州市范围内所开展的财产保险业务的组成部分。作为上级行政及业务主管部门对于下属支公司所开展的此项跨越时间之长、涉及社会投资者人数之多、保险数量之大的飞镖机承保业务，被告广州市分公司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但该被告也未对其下属支公司所开展的此项保险业务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认真的审核和审查，而且对其下属支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建祖以其名义配合被告飞镖公司所进行的误导性宣传，未向社会众多投资者及本案原告予以解释及澄清，本身也存在着过错。被告广州市分公司、被告珠江支公司的过错行为客观上帮助了被告飞镖公司，致使被告飞镖公司利用保险公司的特殊地位误导××。
被告飞镖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是非法的，双方之间是侵权与被侵权的关系，原告被侵占而未获得返还的购机款，构成了原告的实际损失，原告有权向被告飞镖公司及其他侵权行为人追偿。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及被告珠江支公司主张原告可以依据《刑事判决书》的有关判项向公安机关领回飞镖机，原告没有实际损失；《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已被认定有效，原告无权提起侵权之诉；其作为保险人与被告飞镖公司之间不存在共同主观故意及实施了共同的侵权行为，不构成对××及本案原告的侵权或共同侵权，因此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及被告珠江支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是建立在原告与被告飞镖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委托经营合同关系以及被告飞镖公司“购机返租”的经营模式是合法有效的前提基础之上，本身缺乏合法的基础，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虽然被告广州市分公司及被告珠江支公司在主观上没有直接故意，但其本身的过错行为与被告飞镖公司的直接故意行为相结合，导致了××及本案原告损害结果的发生，侵犯了××及本案原告的财产所有权。
被告飞镖公司及其行为人、法定代表人等因非法经营被依法惩处之后，原告应当知道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但原告既未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就其民事赔偿部分及时主张权利，亦未在“飞镖”工作小组规定的最后登记期限内即2006年3月31日之前依法办理登记，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有任何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因此，原告于2008年4月1日后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五）项、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宝琼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0元及公告费人民币8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淑萍
代理审判员 赵蔚琳
代理审判员 马宏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马晓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