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3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梅艳清，女，197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泽秀，男，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兴文县。
委托代理人：陈润发，系广东通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梅艳清与被上诉人黄泽秀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三民一初字第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10日，黄泽秀通过农业银行帐户向梅艳清于中国银行三乡分行开设的帐户汇款120000元，同日，梅艳清向黄泽秀出具借条，载明：今收到黄泽秀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借款人：梅艳清。并写明身份证号码。2013年3月12日，梅艳清再次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黄泽秀人民币玖仟元整（办牌）。2012年12月11日即黄泽秀汇款给梅艳清次日，黄泽秀与证人黄远江共同作为甲方，梅艳清及案外人易增德共同作为乙方，四人签订了一份合股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合伙生产经营江恒电器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恒公司），双方各出资人民币100万元投资设备，甲方负责所有业务，乙方负责生产；合作期限暂定三年，合作期间双方不得退股，如退股须经对方同意；如生产过程中资金紧缺，按比例协商解决。双方各占50%股权。同日梅艳清与易增德另签订一份协议，约定两人合伙经营江恒公司，共同占公司50%股份，内部各占25%股份，易增德投资74万元，梅艳清投资26万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但前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因黄远江无法筹集到股款自动退回。双方约定成立的“江恒电器配件有限公司”亦没有核准成立。同年12月27日，黄泽秀向案外人易增德出具欠条，载明：今欠易增德转让投资款500000元，分期付清，2013年1月5日前付200000元，尾数在农历2012年前全部付清，欠款人黄泽秀。
原审法院另查明：中山市星逸电器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逸公司）于2013年4月1日在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梅艳清，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电器配件、电线、电缆。投资者名称分别为黄中林、梅艳清，二人分别所占股份比例为70%和30%。该公司目前经营地址与前述拟投立的江恒公司相同。星逸公司股东黄中林系黄泽秀的儿子。易增德亦于2012年12月底退出合股，但梅艳清、黄泽秀、黄中林没有重新签订其他合股协议。星逸公司成立后主要由黄泽秀及梅艳清共同负责经营管理。双方在管理过程中产生纠纷，黄泽秀以借条为据向梅艳清催收借款未果，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如下：1、判令梅艳清立即归还黄泽秀借款129000元及利息1204元（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9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5.6%暂计至2013年11月1日，应计至判决确定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梅艳清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虽系民间借贷纠纷，但根据梅艳清的抗辩、双方的陈述及证据，其实质为合伙投资纠纷。梅艳清对金额无异议，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两笔款项是股东投资款还是个人借款，分析如下：1.关于120000元的汇款。已经成立并生产经营的星逸公司，股东虽登记为梅艳清和黄中林，但梅艳清在原审庭审中确认黄中林在公司所占股份实际为黄泽秀所投资，因此，黄泽秀、梅艳清之间确实存在合伙投资的经济关系。黄泽秀在双方签订合股协议前一天汇款120000元到梅艳清个人帐户，梅艳清虽提供了中山市澳铠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对账单”、“收据”及“中国银行的转账回单”用以证明该笔款项用于支付客户货款。从金额看虽有包含或牵连关系，但次日双方再签订合股协议，按常理应在协议中注明或由梅艳清收回借据。梅艳清提交了证人证言，但没有通知证人易增德出庭接受询问，该证言不足以采信。另所提交的内部财务表、盘点表均没有正式抬头、公章及股东签名确认，所载内容亦不能直接证明梅艳清所抗辩的事实，另该财务表第1项还载明“收到投资款黄总”收入金额986300元，从该记载并不能证明，该投资款包含黄泽秀汇入梅艳清个人帐户的前述120000元。其他诸如梅艳清与案外人易增德之间的协议、黄泽秀与易增德之间的欠条，并不能单独或综合证明该笔款已转为合伙公司的投资款，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投资关系。且黄泽秀、梅艳清自2012年12月建立合伙投资关系至2013年4月核准成立公司，双方合作已达近半年，如系投资款，梅艳清完全有机会让黄泽秀退回借据或补写相应说明或重新签订合股协议。故梅艳清所辩解双方口头约定及黄泽秀没有依约撕毁借据虽有一定的可能性，但不合常理且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2.关于9000元收据，梅艳清辩称为合股公司办牌时的注册投资款（按注册资本30000元，其所占30%比例为9000元），公司验资核准后已经全额30000元退还给黄泽秀。黄泽秀提供的“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及中国银行中山东升新城支行的“银行交易账单”均只能反映星逸公司的账户于2013年5月31日有一笔现金支取30000元记录，但不能证明该款系梅艳清或星逸公司返还黄泽秀借支的办牌注册资金。综上，黄泽秀持有措据原件且有汇款到梅艳清个人账户的银行凭证，双方虽有合股投资关系，但并不排斥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的借款关系，梅艳清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形成充分、直接的证据链，其辩解虽有一定的可能性但非交易常理，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利息及起算时间，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黄泽秀没有提交起诉前催促梅艳清还款的证据，起诉立案后，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13日将起诉材料送达给梅艳清。双方无约定限期的借款出借人虽可随时要求还款，但应给予合理的还款宽限期，原审法院酌定在合理期限为15天，故自2013年9月29日起按中国银行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梅艳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黄泽秀偿还借款人民币129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9月29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904元，减半收取1452元，由梅艳清负担（梅艳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
上诉人梅艳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部分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中提到黄泽秀加入厂后将厂名变更为星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中林，与事实不符。事实是之前的江恒公司工商注册时名称核不到，注册星逸公司时黄泽秀提出用他儿子黄中林的名字，梅艳清是法定代表人。2.原审法院认定财务表中所载明收到黄总投资款金额986300元与黄泽秀陈述投资金额80多万元不符未作出合理判断是否包含诉争的120000元。3.星逸公司的帐户于2013年5月31日支取30000元记录系黄泽秀收取公司支票，但原审法院没有要求黄泽秀出具该支票的存根就认定梅艳清未将该款返还黄泽秀。4.梅艳清是在收到原审法院传票后才知道借条还存在的事实。黄泽秀原审庭审中称2013年7、8月曾打电话催梅艳清还款，但原审法院没有对此要求黄泽秀提交证据证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三民一初字第827号民事判决。二审法庭调查中，梅艳清明确其上诉请求如下：1.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三民一初字第82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黄泽秀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黄泽秀负担。
上诉人梅艳清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银行支票；2.中国银行取款凭证。
被上诉人黄泽秀二审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黄泽秀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案外人易增德于2014年1月26日出具的证明。
根据原审卷宗材料、本院调查笔录以及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的认证，本院确认以上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另查明，梅艳清于原审期间提交易增德于2013年10月15日签名的证明，内容如下：“关于梅艳清2012年12月10日借黄泽秀人民币12万元（壹拾贰万元整）的具体情况说明。2012年10月我（易增德）与梅艳清共同经营电线厂（厂址：东升镇葵兴大道200号之一三楼右侧）。因黄泽秀有意入股合作，为表合作诚意，黄泽秀于2012年12月10日转入12万元用于支付所欠铜款11.8万元（澳铠）。因当时没有签合作协议，于（是）梅艳清代写借条给黄泽秀。2012年12月11日晚我、梅艳清、黄泽秀、黄远江私人签订合作协议，黄泽秀口头承诺回家撕毁借条。2012年12月27日，黄泽秀主动收购我所持有的股份及投资款，当时将那12万元计入黄泽秀个人名下投资款。”原审庭审中，梅艳清称上述证明是其丈夫刁华学找易增德签名的，但梅艳清不清楚证明的主文是谁书写的。二审法庭调查中，梅艳清称上述证明是由易增德口述，梅艳清所书写的。黄泽秀于二审期间提交易增德于2014年1月2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如下：“本人易增德，在2013年梅艳清的一张证明条签字，其实并非本人意思，是刁华学请我帮忙签字的。至于在2012年12月本人与梅艳清共同经营电线厂，于2012年12月27日转让给黄泽秀，梅艳清借黄泽秀计人民币壹拾贰万元该款项是黄梅之间的私人债权债务，与电线厂无关。”梅艳清与黄泽秀均表示易增德不愿出庭作证。
本院二审再查明：上诉人梅艳清为证明其已向黄泽秀偿还9000元的事实，二审期间向法庭提交了中国银行支票及取款凭证。从上述两份证据反映，案外人李小勤从星逸公司的账上取款30000元。黄泽秀确认李小勤是其妻子，但称该款是星逸公司向李小勤归还借款，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首先，被上诉人黄泽秀为证明其向上诉人梅艳清出借129000元的事实，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借条予以证实。借据记载了梅艳清借款发生的情况，是双方之间关于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合同。再结合黄泽秀的银行流水单以及梅艳清庭审的陈述，本院认定梅艳清已收取黄泽秀出借129000的事实。其次，虽然梅艳清辩称上述129000元已转为黄泽秀的出资款，但是梅艳清既未在合股协议中予以明确，亦未要求黄泽秀返还借条原件，更不能证明财务表载明的“收到投资款黄总，收入金额986300元”包含了本案诉争的129000元。另外，梅艳清与黄泽秀分别提交的证人易增德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且易增德未能出庭接受询问，故本院对于上述两份证明均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梅艳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梅艳清为证明其已经向黄泽秀偿还9000元借款的事实，提交了中国银行支票与取款凭证。但是该证据反映的内容是星逸公司向李小勤支付30000元，并未能证明是梅艳清向黄泽秀偿还9000元，因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梅艳清主张诉争借款129000实际已转化为黄泽秀的出资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梅艳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4元，由上诉人梅艳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军
审 判 员 吴朝晖
代理审判员 秦 燕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谢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