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高民终字第31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委托代理人王靖，北京市泽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法定代表人徐俊，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海涛，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宋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59号。
法定代表人刘振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丽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丽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灿然书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法定代表人余喆，总经理。
上诉人韩兆琦、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简称中华书局）因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第15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19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兆琦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靖，上诉人中华书局的委托代理人任海涛、宋磊，被上诉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民书局）的委托代理人张丽平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北京灿然书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灿然书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民书局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2003年6月2日，三民书局与韩兆琦签订了《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依法受让韩兆琦译注文字作品《新译史记读本》（又名《新译史记一-八》）的全部著作财产权。2010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向三民书局颁发《著作权登记证书》（登记证号：2010-A-033116），对前述权利予以登记。2011年前后，三民书局在大陆地区发现由中华书局出版、署名韩兆琦译注的全本全译全注《史记》（共九册）（简称三全本《史记》），并在灿然书屋处购得该涉案侵权图书。经比对，涉案侵权图书与三民书局受让韩兆琦的前述作品内容一致。三民书局据此向中华书局等交涉，但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民书局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韩兆琦停止授权、中华书局停止出版、灿然书屋停止销售涉案侵权图书三全本《史记》；2、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在腾讯网、北京师范大学网站、中华书局网站首页向三民书局公开赔礼道歉；3、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共同赔偿三民书局经济损失人民币252万元、合理费用支出人民币10.5万元。
韩兆琦原审辩称：我和三民书局签订《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的真实意思是将《新译史记一-八》在台湾地区的专有出版权许可给三民书局，而非将著作权转让给三民书局。因此，我是《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权人，三民书局不享有该作品之著作权权利。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一-八》与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全本《史记》在原文校勘、注释、翻译等整理工作和体例选择、编排上有重大不同，是两部不同的作品。综上，三民书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中华书局原审辩称：在韩兆琦否认将《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权转让给三民书局的情况下，三民书局并不是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不享有该作品之著作权权利。《新译史记一-八》是在中华书局享有著作权的点校本《史记》的基础上进行的注释、今译等再创作。三民书局的该行为未经中华书局许可，亦未向中华书局支付报酬。因此，无论《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权权属如何确定，由于该作品著作权本身存有瑕疵，三民书局无权向中华书局主张著作权。中华书局在出版三全本《史记》的过程中，对韩兆琦的著作权人主体资质、稿件来源和署名方式、出版物的内容等均尽到了出版者的合理审查义务，主观上无过错。《新译史记一-八》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在大陆未曾发表过，仅凭著作权登记证书不能推定中华书局已实际接触了《新译史记一-八》，在此基础上，亦不能推定中华书局主观上有过错。综上，三民书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灿然书屋原审辩称：灿然书屋通过中华书局的正规渠道取得了三全本《史记》的销售权，涉案作品具有合法来源。根据法律规定，灿然书屋并无对三全本《史记》的著作权权属及作品内容之实质审查义务。综上，三民书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2003年6月2日，韩兆琦（甲方）作为让与人与受让人三民书局（乙方）签订了《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双方约定：让与著作名称为《新译史记一-八》（附件显示具体包括：新译史记（一）本纪、新译史记（二）表、新译史记（三）书、新译史记（四）世家①、新译史记（五）世家②、新译史记（六）列传①、新译史记（七）列传②、新译史记（八）列传③）。契约第一条为：甲方同意让与本著作之全部著作权财产权于乙方。契约第三条为：甲方担保对本著作拥有全部著作财产权，且从未自行或交付第三人出版，亦未曾为著作财产权之让与；并担保本著作之内容无抄袭或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权及违背法令之情事。契约第四条为：甲方于契约签订后，不得利用本著作之全部或一部，自行或委托第三人再为出版与本著作内容相同或雷同之著作物，或将著作财产权之全部或一部另行让与第三人，并不得为其他不利于乙方销售之行为。三民书局向韩兆琦支付了受让上述作品的款项新台币1482985元，并依法代扣代缴了韩兆琦的应缴税款。
2010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向三民书局颁发《著作权登记证书》（登记证号：2010-A-033116），内容为：申请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台湾）经韩兆琦（中国）转让，于2003年6月2日取得了文字作品《新译史记一-八》在全世界范围的著作权。
2009年11月，韩兆琦（甲方）与中华书局（乙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双方约定出版作品名称为《史记》（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作品署名为韩兆琦注译。合同第一条为，甲方授权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世界内以图书形式（包括以纸介质为载体的纸本版和以光盘、磁盘等电子介质为载体的电子版）出版发行上述作品中文（包括简体字和繁体字）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合同第三条为：甲方保证拥有第一条授予乙方的权利。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第十一条为：乙方采用下列方式及标准向甲方支付报酬：1、《史记》原文、题解、译文按每千字人民币10元支付稿酬；2、注释按每千字人民币45元支付稿酬；3、每次重印支付0.8%印数稿酬。
2010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史记》（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即涉案作品三全本《史记》，共9册，包括《史记一》本纪（第一至第八）、《史记二》本纪（第九至第十二）、表（第一至第十）、《史记三》书（第一至第八）、《史记四》世家（第一至第十二）、《史记五》世家（第十三至第三十）、《史记六》列传（第一至第二十）、《史记七》列传（第二十一至第四十一）、《史记八》列传（第四十二至第五十七）、《史记九》列传（第五十八至第七十）。丛书版权页显示：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2010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6000册，定价人民币420元。2011年3月，《史记》（全9册）第二次印刷，印数也为6000册。中华书局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称，其已向韩兆琦支付稿酬人民币160000元。
2011年3月3日，三民书局从灿然书屋处购买了一套《史记》（全9册）（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总码洋为人民币420元，总实洋为人民币336元，折扣为8折。在灿然书屋的批销单上显示有”原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字样。
2011年8月16日，受三民书局委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丽平律师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中华书局发送《律师函》，就其出版《史记》（全9册）的事宜进行交涉。经邮件跟踪查询显示，中华书局于次日签收该邮件。
2013年2月27日，法院组织三民书局和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就《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的近似性问题进行勘验。勘验以《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第六》为例。三民书局和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均认可二者的结构基本一致，均主要由《史记》原文、注释和译文三大部分构成。就二者的内容部分，三民书局和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均认可二者关于”《史记》原文”部分基本一致；也均认可三全本《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第六》在基本采用《新译史记一-八》中《秦始皇纪第六》”注释”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内容（详见附表1）；三民书局认为二者的”译文”部分基本一致，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则认为二者”译文”部分至少30%不近似（详见附表2）。另外，三民书局和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均认可《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有关《本纪》的其他部分的比对意见同《秦始皇本纪第六》部分的比对意见。三民书局认为，两部作品中有关《本纪》的比对意见可以类推至《表》、《书》、《世家》和《列传》；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则认为，两部作品中有关《本纪》的比对意见可以类推至《表》、《书》和《列传》，而两部作品的《世家》部分在”注释”和”译文”上的不同点要多一些。
2004年12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作出（2004）一中民初字第297号民事判决，认定经点校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作为法人作品，中华书局对其享有著作权，受到法律的保护。2005年8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高民终字第442号民事判决，对该判决予以维持。经查，其中点校本《史记》最初于1959年9月出版。中华书局认为，三民书局未经许可，在其出版的《新译史记一-八》中使用了中华书局拥有著作权的点校本《史记》，故《新译史记一-八》属于存在权利瑕疵的作品。
三民书局主张，其在本案中请求经济损失赔偿的计算依据为，三全本《史记》的总印数为12000册，单价为人民币420元，中华书局非法所得按照销售数额的50%计算，为人民币2520000元。三民书局主张，其为本案支出律师费人民币100000元，其他合理支出人民币5000元，并提交了《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复印件一张，其中载明付款单位为三民书局，收款单位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收费项目为律师费，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发票开具日期为2011年5月31日。
原审庭审中，中华书局称被控侵权的12000册三全本《史记》在印刷日之后一个月之内已全部发给一级经销商，目前无库存。在收到三民书局的《律师函》之前，被控侵权图书的印刷和出货行为均已完成。中华书局同时确认灿然书屋是其全资子公司，灿然书屋销售的被控侵权图书由其提供。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韩兆琦为《新译史记一-八》的作者，其对《新译史记一-八》享有原始著作权。通过《著作财产权让与证明书》、稿费收据、稿费代扣税凭单、《著作权登记证书》等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三民书局合法继受取得了《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财产权。韩兆琦、中华书局关于三民书局仅享有《新译史记一-八》在台湾地区的专有出版权，而不享有著作权的抗辩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
三民书局、韩兆琦、中华书局均认可《新译史记一-八》与三全本《史记》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在内容上，二者使用的”《史记》原文”部分也基本一致，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就二者的”注释”部分，中华书局主张三全本《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第六》在《新译史记一-八》中的《秦始皇本纪第六》的基础上新增了部分内容，是再创作的行为。对于附表1中中华书局就《秦始皇本纪第六》”注释”比对的结果，可归为如下几类：①三全本《史记》新增史学家对有关问题的观点和评论，如杨宽、梁玉绳、泷川、陈直、张照等，具体包括表1中的7、8、9、10、11、12、13、15；②三全本《史记》新增《史记》其他章节的相关内容，如《吕不韦列传》、《春申君列传》，具体包括表1中的1、14；③三全本《史记》新增其他史学著作的有关内容，如《集解》、《正义》、《汉书·五行志》，具体包括表1中的2、16；④三全本《史记》增删《史记》中地名对应的现代地名，具体包括表1中的4、5；⑤同样的意思，三全本《史记》中变换说法，即表1中的3；⑥三全本《史记》中出现新的观点，即表1中的6。三全本《史记》中《秦始皇本纪第六》”注释”部分使用了《新译史记一-八》中相应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三全本《史记》中新增的内容多数系其他史学家观点的记载，新增内容中属韩兆琦本人的独创性表达的仅占很小比例，因此二者”注释”部分已构成实质性相似。关于二者的”译文”部分，中华书局主张二者至少有30%不近似，并且进行了相应的对比。中华书局在附表2中所列8处”不同”之处，均系表达上的细微差别，不影响二者”译文”部分已构成实质性相似。综上，《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第六》已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实质性相似。
其次，三民书局、韩兆琦、中华书局均认可，《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本纪》其他部分的比对意见同《秦始皇本纪第六》部分的比对意见。因此，在《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第六》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基础上，《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本纪》的其他部分亦构成实质性相似。
再次，三民书局、韩兆琦、中华书局均认可，《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本纪》的比对意见可以类推至《表》、《书》和《列传》，据此，在《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的《本纪》已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基础上，二者的《表》、《书》和《列传》亦构成实质性相似。关于《新译史记一-八》和三全本《史记》中《世家》部分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中华书局认为，与《新译史记一-八》相比，三全本《史记》中的《世家》在”注释”和”译文”部分的变动要多一些。经查，与《新译史记一-八》相比，三全本《史记》中《世家》在”注释”和”译文”部分的变动并未超出前述在《秦始皇本纪第六》部分所归纳的几种情形，据此，应认定三全本《史记》和《新译史记一-八》中的《世家》也构成实质性相似。
综上，三全本《史记》与《新译史记一-八》构成实质性相似的作品。
韩兆琦在明知《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财产权由三民书局享有的情况下，未经三民书局许可，完成了与《新译史记一-八》实质性近似的三全本《史记》，其行为已构成对三民书局著作财产权之复制权的侵害。中华书局未经三民书局许可复制、发行三全本《史记》、灿然书屋未经三民书局许可发行三全本《史记》的行为，亦侵犯了三民书局合法享有的著作财产权。中华书局主张其享有点校本《史记》的著作权，《新译史记一-八》使用点校本《史记》未经其许可，故三民书局无权就《新译史记一-八》向中华书局主张著作权。但使用了点校本《史记》的《新译史记一-八》整体上已经形成了不同于点校本《史记》的新的作品，三民书局对该新的作品享有著作财产权，有权对他人未经许可使用该新的作品的行为主张权利。因此，《新译史记一-八》使用点校本《史记》是否经中华书局许可并不影响三民书局可以在本案中就被控侵权行为主张权利，亦不影响中华书局因被控侵权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中华书局可以针对《新译史记一-八》使用点校本《史记》的行为另行寻求法律救济。
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侵犯了三民书局对《新译史记一-八》享有的著作权，理应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由于出版行业存在准入制度，三民书局作为台湾出版企业，无法在大陆地区自行出版其享有著作财产权的《新译史记一-八》，亦无证据表明三民书局已通过授权的方式，许可他人在大陆地区出版该作品，因此，就被控侵权行为而言，三民书局并未产生实际损失。考虑到被控侵权行为可能影响后续《新译史记一-八》在大陆地区的使用，以及韩兆琦确因被控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收益，故参照韩兆琦的稿费收入、被控侵权作品与三民书局享有著作财产权的作品之间的近似程度、韩兆琦的主观恶意程度等因素，对韩兆琦应当赔偿三民书局损失的数额酌情予以确定。对于三民书局主张的诉讼合理支出，亦酌情予以支持。
考虑到一方面《新译史记一-八》从未在大陆地区出版发行，而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不仅相隔甚远，体制上亦存在不小差异；另一方面韩兆琦确系史记问题研究专家，具有独立创作三全本《史记》的能力。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理应认定中华书局在取得韩兆琦授权的情况下出版三全本《史记》的行为，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三民书局虽然于2011年8月16日委托律师向中华书局发送了律师函，但并无证据表明中华书局的复制、发行行为在接到上述律师函后仍在持续，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华书局存在主观过错，但中华书局仍应承担返还利润的民事责任。关于返还利润的具体数额，考虑到书籍的出版营销与出版者的资信、作品的类型和质量、作者的知名度等多种因素相关，且三全本《史记》与《新译史记一-八》并非完全相同的作品，故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华书局应当返还利润的数额予以确定。
中华书局称灿然书屋是其全资子公司，灿然书屋的批销单上也显示有”原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字样，中华书局亦明确认可灿然书屋销售的被控侵权图书由其提供，因此，应合理认定灿然书屋销售的被控侵权图书合法来源于中华书局，对三民书局要求灿然书屋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由于三民书局仅享有《新译史记一-八》的著作财产权，而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一般适用于著作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场合，且本案中已经判令韩兆琦、中华书局和灿然书屋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或返还利润，对三民书局的合法权利已经给予充分救济，故对三民书局要求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韩兆琦、中华书局、灿然书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三民书局对《新译史记一-八》享有的著作权的行为；二、韩兆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三民书局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人民币12万元；三、中华书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三民书局返还因侵权行为所得利润人民币50.4万元；四、驳回三民书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韩兆琦和中华书局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三民书局的全部诉讼请求。韩兆琦的主要上诉理由是：韩兆琦从未将涉案作品在台湾以外地域的著作财产权让与三民书局，只是希望由三民书局在台湾地区出版涉案作品。而且双方合同是三民书局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并未就转让的地域范围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的规定，合同中著作权人没有明确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因此，在双方没有就转让地域进行约定的情况下，三民书局并未取得台湾以外地区的著作财产权。
中华书局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韩兆琦从未将涉案作品在台湾以外地域的著作财产权让与三民书局，三民书局无权针对大陆地区出版的三全本《史记》主张权利。2、中华书局尽到了出版者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存在主观过错，原审判决判令中华书局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并返还侵权利润构成法律悖论，且与之前的判决结果不同。
三民书局和灿然书屋服从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著作权登记证书》、稿费收据、稿费代扣税凭单、《新译史记一-八》、三全本《史记》、《北京灿然书屋业务批销单》、《律师函》、《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图书出版合同》、点校本《史记》（全十册）版权页复印件、（2005）高民终字第442号民事判决、《情况说明》、侵权比对结果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证据充分且采信得当，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原审庭审中，原审法院向三民书局释明”根据最高院著作权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法庭认定被告中华书局有过错，则承担的是赔偿责任，如果认定被告中华书局无过错，则承担的是返还利润的责任，你是否同意由法庭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并调整相应的诉讼请求。”三民书局回答”同意由法庭来判断。”该事实有原审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转让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权利转让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作品的名称；转让的权利种类、地域范围；转让价金；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和方式；违约责任；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第二十七条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
本案中，韩兆琦与三民书局签有《著作财产权让与契约》，韩兆琦同意将《新译史记一-八》的全部著作财产权让与三民书局。根据上述契约的约定，可以认定韩兆琦与三民书局签订的系著作财产权转让合同，且转让的是全部著作财产权。在韩兆琦同意将《新译史记一-八》的全部著作财产权转让给三民书局，且双方并未就地域范围作出限定的情况下，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均涵盖在全部范围之内。因此，三民书局受让的《新译史记一-八》著作财产权范围不仅包括台湾地区也应包括中国大陆。韩兆琦和中华书局有关三民书局没有获得台湾地区以外《新译史记一-八》著作财产权，无权针对大陆地区出版的三全本《史记》主张权利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
虽然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华书局存在主观过错，但中华书局出版三全本《史记》的行为确实在客观上侵害了三民书局对《新译史记一-八》享有的著作财产权，且中华书局未举证证明其出版行为没有获得利润，故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判令中华书局承担返还侵权利润的民事责任，于法有据。其他案件的具体情况与本案不同，其判决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因此，中华书局有关原审法院判令其承担返还侵权利润与之前判决结果不同，构成法律悖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二万七千八百元，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一万元（已交纳），由韩兆琦、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北京灿然书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一万七千八百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八千八百四十元，由韩兆琦负担一千元（已交纳），由中华书局有限公司负担七千八百四十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甄珂
代理审判员 钟 鸣
代理审判员 亓 蕾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