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87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达×1（加拿大籍），女，1967年7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彭国栋，北京市京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女，1952年6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辉，北京市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达×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6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达×1之委托代理人彭国栋，杨×之委托代理人陈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达×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达×2与满×1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于1967年7月16日生育一女即达×1。达×2于1996年4月1日与出卖方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于1997年10月14日取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屋的所有权证书。2001年11月26日满×1去世。2006年达×2与杨×登记结婚。2009年，达×2为了完成满×1的意愿，将房屋产权全部给予了我。2013年6月份，杨×胁迫达×2要在上述房产产权证书上加上杨×的名字。2013年6月14日，在杨×的胁迫下，达×2与杨×到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办理了房屋加名手续，该行为未经过我的同意。2013年11月3日达×2去世。经我到房管部门查询，确认达×2与杨×于2013年6月6日签订的《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并据此办理房屋加名手续。依据物权法，关于共有物的法律处分必须得到共有人的同意，房屋在满×1去世后由达×2和达×1共同所有，达×2未经达×1同意，与杨×达成房屋权属的约定，侵犯了我的权益。另外，达×2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办理了房屋加名手续，该行为应属无效。故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达×2与杨×于2013年6月6日就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签署的《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无效。
杨×辩称：我不同意达×1的诉讼请求。第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达×1是诉争房屋的共有权人。达×1依据物权法起诉，主体不适格。第二，依据民法通则无效法律行为的规定，达×1不是利害关系人，也无权对我和达×2的民事行为主张权利，达×1不具备适格主体资格。第三，我不存在胁迫达×2的行为。10年来，作为一个再婚妻子，我对达×2尽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基于这种感情，达×2自愿办理了房产加名手续，这是达×2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为了能够确保我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晚年生活。第四，没有证据证明达×1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事实上，我于2003年通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达×2相识，2006年9月结婚登记。达×2身患多种疾病，多年来一直由我始终不离身的照顾，而达×1在出国以后近7年多的时间只回国了3次。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争议焦点为达×2与杨×签订《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达×2是否受到胁迫。结合已查明事实，本案中达×2签署涉案约定的行为应理解为是对涉案房屋中应当属于其所有份额的处分行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至于达×1主张达×2受到胁迫，现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法院无法采信。因此，对于达×1主张涉案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达×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达×1不服，持原审诉讼意见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杨×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达×2与满×1为夫妻关系，二人于1967年7月16日育有一女即达×1。2001年11月26日满×1去世，2006年9月29日达×2与杨×登记结婚，2013年11月3日达×2去世。
1996年4月1日，达×2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国家科委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原文如此）出售给达×2。1997年10月14日，达×2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该证书显示房屋登记在达×2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以下简称涉案房屋）。
2009年2月27日，达×2立下公证遗嘱，主要内容为：“我名下有北京市朝阳区×××三居室住宅一套……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全部归属我的独生女达×1个人所有。”
2013年6月6日，达×2与杨×签订《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以下简称涉案约定），内容为“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产，产权人为达×2，现经夫妻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将上述房产登记为达×2与杨×双方共同共有。”2013年6月14日，达×2与杨×签订《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将涉案房屋由达×2转移登记至达×2与杨×二人名下，由二人共同共有。同日，二人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涉案房屋现由杨×居住使用。
庭审中，双方均主张达×2除达×1、杨×外没有其他法定继承人。
二审期间，达×1提交了形成于2013年7月31日的达×2所书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我健康每况愈下生活不能自理，在杨×多次强求下，拖着我多病之身到房管局办理了分割我房产一半给杨×的手续。现为此特写遗言，杨×享有我房产的二分之一产权，另一半产权由达×1享有等。此外达×1还提交了达×3、满×2的证言。上述三份证据欲证明达×2被杨×强行拉到房管局办理了加名手续；杨×在达×2患病期间未尽到妻子的义务。杨×认可遗嘱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该遗嘱进一步证明了杨×应享有本案诉争房屋的一半产权，不能证明加名手续存在胁迫问题；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
上述事实，有《房屋买卖契约》、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公证书、公正遗嘱、遗嘱、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达×2临终前的最后一份遗嘱中虽表达了对杨×的不满情绪，但最终明确了达×2所享房屋产权的二分之一份额由杨×享有，另一半产权由达×1享有。对于该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双方均表示认可。该遗嘱中关于杨×享有达×2房产的二分之一产权的内容与《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的内容互相印证，均表达了达×2欲将其享有的房产份额由杨×部分享有，是达×2对其享有的房产份额进行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达×1称达×2系受杨×胁迫签订《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本院不予采信。
在签订《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前，达×2、达×1对本案诉争房屋共同享有房屋所有权。此后，达×2通过签订《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的形式，约定由其与杨×共同享有房屋产权。尽管该约定文字上表述由其二人共同享有房屋产权，但并不能排除达×1依法对本案房屋享有的权利。因此，达×2与杨×的约定仅能表明二人共同享有达×2对该房产所应当拥有的产权权利。因达×2签署约定的行为是对本案房屋中应当属于其所有份额的处分行为，并未实际侵害到达×1对本案房屋所享有的产权权利，故对于达×1以《关于房屋归属的约定》侵害其权利为由上诉请求确认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达×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达×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付 辉
代理审判员 李 丹
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