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四终字第2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马冀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康迎，女，197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传春，男，197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传云，女，196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传山，男，197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传霞，女，197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秀花，女，192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任思友，男，195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县。
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马尊建，山东闻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振，男，198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德州市。
委托代理人王景生，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褚延梁，男，196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以下简称永隆设计院）因与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张振及原审被告褚延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阳县人
民法院（2013）济阳民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10月30日8时22分许，张振驾驶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国道220线由东向西行驶至173KM＋600M（曲堤后辛路口）处与沿曲堤镇后辛村公路由北向南左转弯的李东花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使李东花当场死亡，任道斌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经济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勘查，认定张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李东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张振与李东花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任道斌无责任。经核实，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登记在褚延梁名下，该车在事故发生时未投保交强险。
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
死者李东花，女，194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系济阳县曲堤镇后辛村村民。2012年10月30日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享年64岁。丧葬费为19507元。事故发生后，永隆设计院实际出资，以张振个人名义向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支付了20000元。
2013年5月7日，经原审法院委托，济阳县价格认证中心作出济阳价鉴字（2013）44号结论书，鉴定意见为银色邦德小羚羊电动三轮车鉴定基准日价值人民币1950元整。据此，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主张的财产损失为1950元。
胡秀花系死者李东花的母亲，任传春系死者李东花的长子，任传山系死者李东花的次子，任传云系死者李东花的长女，任传霞系死者李东花的次女。死者李东花的父亲已去世。无其他家庭成员。
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争议较大：
一、赔偿义务主体及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的赔偿比例
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未投保交强险，张振、褚延梁、永隆设计院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张振、褚延梁、永隆设计院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按照7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张振辩称：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李东花与张振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其同意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外按照50%的比例对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进行赔偿。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的车主为褚延梁，褚延梁系永隆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该车辆平时由永隆设计院使用，事故发生之日，是永隆设计院的领导安排其去商河县进行投标，而平时驾驶该车的司机邓明明已离职，所以其才开着该车与另一位永隆设计院工作人员去商河县进行投标。其与永隆设计院存在劳动关系，事故发生时其是在从事永隆设计院交派的工作，系职务行为，应由褚延梁、永隆设计院承担赔偿责任。
褚延梁、永隆设计院未答辩。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非机动车、行人负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赔偿责任），张振虽与死者李东花对事故的发生承担同等责任，但事故发生时，张振驾驶的褚延梁所有的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未投保交强险，且该次事故造成李东花当场死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作为本次事故的直接侵权人，张振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外按照70%的比例对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主张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为宜。褚延梁作为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及作为投保义务人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与直接侵权人张振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主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张振称其驾驶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在从事永隆设计院交派的工作，系职务行为，并提供了永隆设计院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永隆设计院为张振办理社会保险的介绍信和缴费证明、该单位出具的职业及收入证明、员工处罚和表彰公告、门禁卡领用登记表、车位登记、证人证言、通话记录等证据，欲证明事故发生时其是在履行单位交派的工作，系职务行为，但永隆设计院对此不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调取的永隆设计院法人的登记基本情况，2012-2013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结合张振的陈述及其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永隆设计院与张振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故发生时间为2012年10月30日（周二）上午8时22分许，属于法定工作日，结合张振的陈述及其所提供的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张振于事故发生时系从事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永隆设计院作为张振的用人单位，应当对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
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诉称：李东花为济南市济阳县曲堤镇后辛村居民，生前在济阳县城长期从事家政工作，月工资为2100元，且济南市已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统一为济南市居民户口，李东花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22792元／年进行计算。
张振辩称：济阳县曲堤派出所出具的函，仅证明济南市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统一为济南市户口，并不能证明居民户口登记可以根据城镇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根据2012年12月6日提交曲堤镇派出所关于李东花户口注销的函中证明可以确定，李东花是后辛村村民，且其提供的家政工作证明不能证明李东花的工作性质及工资收入，对此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提供的劳动家政服务协议、工资给付证明、房产证及济南鸿顺职介所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死者李东花生前的主要生活来源为打工收入且长期居住在城镇，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主张李东花的死亡赔偿金按照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792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据此，李东花的死亡赔偿金总额为364672元（22792元／年×16年）。
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
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诉称：胡秀花是李东花的母亲，李东花生前是胡秀花的唯一赡养人，据此主张胡秀花的扶养费按照农村标准5901元／年计算5年。
张振辩称：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不能证明胡秀花为李东花的被扶养人，也无法证明李东花是胡秀花的唯一赡养人，我方对此不认可，我方同意按照50%的责任予以赔偿。
原审法院认为，济阳县曲堤镇后辛村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胡秀花系李东花的母亲，死者李东花是胡秀花的唯一赡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李东花对胡秀花有扶养义务，赡养费用由李东花一人负担，直接侵权人张振应对李东花应负担的扶养费予以赔偿。据此，胡秀花的扶养费按照2011年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5901元计算5年，总额为29505元（5901元／年×5年）。此项费用应并入到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中。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非法侵犯。张振驾驶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国道220线由东往西行至173KM＋600M（曲堤后辛路口）处与沿曲堤镇后辛村公路由北向南左转弯的李东花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使李东花当场死亡，任道斌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经济南市济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勘查，认定张振与李东花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死者李东花的死亡给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原审法院对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按70%责任比例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7000元予以认定。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主张的车运费、停尸费、运尸费等已包含在丧葬费中，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褚延梁、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死亡赔偿金110000元；二、褚延梁、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财产损失1950元；三、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赔偿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死亡赔偿金198923.90元，抵扣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已经支付的20000元，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仍应赔偿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死亡赔偿金178923.90元；四、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赔偿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丧葬费13654.90元；五、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赔偿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六、驳回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赔偿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70元，由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负担70元，由褚延梁、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负担6000元。
上诉人永隆设计院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答辩、质证和辩论的权利，一审中，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并没有提出向上诉人主张赔偿权利的请求。一审法院所述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要求三被告对各项损失在交强险外按照7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但一审中，上诉人没有收到过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的诉讼文书，上诉人当然无从应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张振驾驶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在从事上诉人交派的工作，系职务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从未使用过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被上诉人张振称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实际是上诉人使用，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张振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交纳社会保险证明等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系从事职务行为，因上诉人在商河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不可能指派任何人去商河从事任何职务行为。且上诉人从未使用过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亦未安排过被上诉人张振到事故发生地，更没有交派张振驾驶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到事故发生地，一审法院认定事故发生时张振系履行的职务行为，没有任何依据，被上诉人张振在济阳县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并致人死亡，是被上诉人张振个人侵权行为所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经济阳县交通警察大队济公交认字（2012）第ZP0115事故认定书，被上诉人张振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侵权人张振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答辩称：一、在最初的起诉中，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并不知道被上诉人张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张振系履行的职务行为，后来，经过法院的开庭审理以及对案件作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才知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振之间的关系，所以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在程序上是完全合法的，没有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本案经法院传票传唤，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是上诉人不积极行使法律赋予其诉讼权利的行为，法院缺席判决也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通过法庭审理过程中大量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张振系履行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所述上诉人从未使用过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也从未交派被上诉人张振到商河洽谈业务，上诉人在商河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与事实不符，其所述不能改变被上诉人张振系履行职务行为而发生交通事故的客观事实。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申请追加上诉人为被告，未改变案件性质（案由）。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申请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就是为了解决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即让上诉人承担责任，更何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与用人单位责任纠纷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的侵权责任纠纷，并非像上诉人所述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振答辩称：一审判决承担责任主体合法，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永隆设计院在收到应诉材料后，无故不到庭视为放弃权利。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张振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证明自己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从事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永隆设计院系以挂靠单位山东永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投的标，且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被上诉人张振属于重大过失，再加上原审被告褚延梁没有将事故车辆交纳交强险，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判决是合法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褚延梁述称：除同意上诉人永隆设计院的意见外，另外补充如下意见：该车没有交强险是因为这个车不开了，而且作为原审被告褚延梁本人从来没有让被上诉人张振开过这个车辆，被上诉人张振也不是公司的司机，最主要该车辆也不是公司的车，如果被上诉人张振认为是职务行为应该开公司的车去洽谈业务，既然被上诉人张振与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均认为被上诉人张振是履行的职务行为，按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和山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5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和被上诉人张振不能在既选择职务行为让公司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再另行让车辆所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交强险中只能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法律关系不能混在一起。在一审中褚延梁没有收到过相关诉讼文书，不是放弃自己的权利。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2013年1月28日，原审法院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给原审被告褚延梁邮寄了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特快专递单的单号为EY426333050CN，该特快专递单改退批条载明退回的原因为拒收。二、任思胜（系李东花的丈夫），男，1948年3月8日生，身份证号为372430194803085911，于2013年7月2日因病去世。三、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张振提供的车位登记表第7栏显示，车位号H062，停车卡号0028EDE6，车牌号鲁A723**，使用人邓明明，备注栏载明面包（公司）。四、上诉人永隆设计院诉称其在商河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也不会安排被上诉人张振到商河洽谈业务，其从未使用过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但被上诉人张振对此不予认可，称商河温泉国际汤屋精装修工程系上诉人以挂靠单位山东永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投的标，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但认可商河温泉国际汤屋精装修工程后来是由他们公司进行施工的。五、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明确表示申请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就是为了让上诉人承担责任。六、二审调查期间，上诉人永隆设计院称任思胜在判决时已经去世，法院没有启动继承人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程序，属于程序违法，并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东花的户籍信息记载其是粮农，任传山在交警大队的笔录中明确表述发生事故时，其母亲是从后辛村送孩子到曲堤镇小学上学，平常孩子都是由其母亲接送，证明其母亲是在后辛村居住，且李东花有三个子女。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对上诉人所称任思胜在原审判决时已经死亡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上诉人所讲的其他事实不予认可。七、受害人李东花的次子任传山针对其母亲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在济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述，其母亲系到曲堤镇小学送其儿子任道斌上学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孩子上学平常都是由其母亲接送。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一审卷宗材料及二审调查笔录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是否主张让上诉人永隆设计院承担赔偿义务；二、被上诉人张振2012年10月30日驾驶鲁A723**号车辆的行为是否系履行的职务行为，上诉人永隆设计院应否针对被上诉人张振的过错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三、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所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数额是否合理的问题。
关于焦点一，虽然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在最初提起诉讼时，没有将上诉人永隆设计院列为被告，但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根据被上诉人张振的抗辩主张，亦申请上诉人永隆设计院作为被告参加本案的诉讼，且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二审期间明确表示其申请追加上诉人永隆设计院参加诉讼的目的就是让上诉人永隆设计院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二审之表述与其一审追加上诉人参加诉讼的本意是一致的，故上诉人永隆设计院诉称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没有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任思胜的问题，因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权利人仅限于事故受害人李东花的近亲属，其他人不享有该项权利，该项诉讼权利亦不存继承的问题，故任思胜在诉讼中死亡，只是权利人的人数发生了变化。就本案而言，既不影响其他权利人的诉求结果，也不影响赔偿义务人的赔偿数额，故上诉人永隆设计院称任思胜在诉讼中死亡，一审没有启动继承人参加诉讼的程序，属于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张振称2012年10月30日其系根据单位的指派前往商河参加装饰工程竞标事宜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其主张。虽然上诉人永隆设计院对被上诉人张振所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并称其在商河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也不会安排被上诉人张振到商河洽谈业务，其也从未使用过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但被上诉人张振对此不予认可。且从鲁A723**号小型普通客车内部登记使用信息载明的情况看，使用人为邓明明，备注栏载明为公司，由此说明该车辆应为上诉人永隆设计院使用的事实，且上诉人永隆设计院亦认可商河温泉国际汤屋精装修工程是由其单位进行施工的事实。故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所作出的合理陈述，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张振所陈述的事实的可信度明显大于上诉人永隆设计院的抗辩主张。故上诉人永隆设计院主张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张振并非从事上诉人单位的事务活动，应为个人行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死亡赔偿金适用何种赔偿标准的问题，从受害人李东花身份登记信息显示的情况看，其系济阳县曲堤镇后辛村村民，虽然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提供了济南洪顺职业介绍所及商振勇出具的证明，证明李东花在事故发生时从事家政工作的事实，但被上诉人张振及上诉人永隆设计院对此均不予认可，且死者李东花的次子任传山针对其母亲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在济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述，其母亲系到曲堤镇小学送其儿子任道斌上学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孩子上学平常都是由其母亲接送，并未提到其母亲在外从事家政工作的问题。因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提供的济南洪顺职业介绍所及商振勇出具的证明载明的事实与被上诉人任传山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在济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事实相互矛盾，故对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提供的济南洪顺职业介绍所及商振勇出具的证明所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对此，上诉人永隆设计院主张李东花发生交通事故时其身份应为农村居民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的数额应按农村居民的赔偿标准进行计算，即151136元（9446元×16年）。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虽然上诉人永隆设计院主张受害人李东花的母亲胡秀花有三个孩子，并非李东花一个扶养人，但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永隆设计院亦未提供客观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故上诉人永隆设计院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济阳县人民法院（2013）济阳民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
二、撤销济阳县人民法院（2013）济阳民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六项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
三、上诉人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赔偿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死亡赔偿金49448.70元，扣除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已收到的20000元，上诉人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再赔偿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死亡赔偿金29448.70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赔偿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070元，由被上诉人任传春、任传山、任传霞、任传云、胡秀花负担3000元，由原审被告褚延梁、上诉人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负担30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70元，亦按照上述比例分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周江
审判员 刘寿德
审判员 孟繁荣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杨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