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0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勇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清红。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某。
法定代理人李清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大西门转盘房地产交易大楼7楼。
法定代表人何文武，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千仞，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建宇，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文勇、李清红、文某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江津土房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5）津法民初字第03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因江津区建设支坪防洪防岸综合整治工程的需要，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向重庆市人民政府上报《江津区支坪防洪护岸综合整治（支坪段）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请示》（江津府文［2012］119号），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29日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江津区建设支坪防洪护岸综合整治支坪段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2］1664号），同意江津区上报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同意江津区将支坪镇津坪社区包括花铺村民小组在内的集体农用地15.5651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该文件下发后，江津土房局依法组织对相应土地的征收补偿工作。2014年4月30日，因江津土房局需征收文勇、李清红、文某位于江津区支坪街道办事处花铺村三社建筑面积为104.27㎡的房屋，故江津土房局（××）与文勇（××）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由××选择货币安置并定向购买修建的安置还房，同时约定××应于2014年5月15日前拆迁完毕并交出宅基地或者搬迁完毕交出钥匙，由××支付××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费。同日，文勇向江津土房局提交《被搬迁房屋残值收购申请书》，承诺自愿将其位于支坪镇花铺村（社区）二社原新房子社的房屋（含简易棚、养殖用房）放弃残值，交出钥匙，交付××拆除。同日，文勇向江津土房局作出《承诺书》，承诺家庭农业人口3人，现其自愿选择货币安置并定向购买，要求家庭人员在本次征地中全部按政策予以安置。今后国家建设征地时，不再进行住房安置，并承诺今后不在集体土地上申请宅基地建房。合同签订后，江津土房局组织对文勇、李清红、文某的征收房屋进行了清理丈量，文勇在丈量原始清册上签字确认。2014年5月5日，江津土房局以文勇的名义在重庆江津石银村镇银行存入38953元安置补偿费。2014年11月6日，江津土房局向文勇一户发出《限期搬迁交房通知书》，通知其于2014年11月14日前自行搬迁并交出房屋。2014年11月20日，江津土房局向文勇一户发出《催告书》，催告其于2014年11月25日前搬迁并交出房屋。文勇收到该通知后仍未自行搬迁并交付房屋。
一审另查明：文勇与李清红于1999年4月14日结婚，婚后生育文某一女。文勇于2004年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农村房屋产权证，系江津区支坪街道办事处花铺村三社建筑面积为104.27㎡的房屋的唯一产权登记人（津支农房权证ＸＸ字第××号），该房屋一直由文勇、李清红、文某共同居住使用至今。李清红知晓当地征收土地的相关情况。
江津土房局一审诉称: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江津区建设支坪防洪护岸综合整治支坪段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和《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关于江津区支坪防洪护岸综合整治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等文件，江津土房局依法组织实施江津区建设支坪防洪防岸综合整治工程征地拆迁补偿相关事宜。因该工程需征用文勇、李清红、文某房屋所在地的土地，江津土房局、文勇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文勇选择货币安置并定向购买修建的安置还房，同时约定文勇应于2014年5月15日前拆迁完毕并向江津土房局交出宅基地。协议签订后，文勇、李清红、文某未按时搬迁并交付房屋。2014年11月6日，江津土房局向文勇、李清红、文某发出《限期搬迁交房通知书》，通知文勇、李清红、文某于2014年11月14日前自行搬迁并交付房屋，但文勇、李清红、文某至今仍未搬迁并交房。江津土房局认为，江津土房局、文勇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文勇、李清红、文某应当按约定履行搬迁交房义务。且文勇为一家户主，也系房屋产权证上的唯一产权人，因而文勇有权代表包括其妻李清红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签订协议，该协议对李清红、文某均具有法律效力，文勇、李清红、文某均应按约履行相应搬迁交房义务。综上，为促进防洪护岸整治工程建设施工的顺利实施，请求依法判决：1.确认江津土房局、文勇、李清红、文某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有效；2.文勇、李清红、文某从居住的房屋中搬迁并交付房屋；3.诉讼费由文勇、李清红、文某负担。
文勇、李清红、文某一审辩称：首先，江津土房局与文勇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未成立，该协议未经共同产权人李清红的同意，非法剥夺了李清红50%的合法房产的处分权，违反了婚姻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也侵犯了李清红的所有权、处分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话语权。且文勇未取得李清红的书面委托，无权代表李清红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因而该协议对李清红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其次，该协议签订时文勇对协议内容提出了口头异议，要求江津土房局对协议第十条进行修改并参照相关文件重新制定，江津土房局当时告知文勇该协议仅为意向协议，最终需经审批后由文勇的妻子李清红签字后才能生效，且当时签订的协议上未加盖江津土房局单位的公章，因而该协议并非正式协议。但此后江津土房局不讲诚信，未将该协议经李清红签字确认，协议条十条的内容也未经修改或删除，不是文勇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江津土房局签订协议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同时，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明显不公平、不公正，低于市场价格，也与相关政策规定不符。综上，该签订协议的程序和内容均违反法律规定，也系江津土房局采取欺诈的方式哄骗文勇签订的，应属无效。最后，江津土房局与文勇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江津土房局于2014年11月6日发出的限期搬迁交房通知书与李清红、文某无关，但江津土房局违法将李清红以及未成年人文某作为被告告上法庭，侵犯了文某、李清红的合法权益，应当对文某、李清红进行公开赔礼道歉。综上，为维护文勇、李清红、文某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确认江津土房局与文勇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江津土房局发出的限期搬迁交房通知书、催告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江津土房局依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江津区建设支坪防洪护岸综合整治支坪段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以及江津区人民政府发布的相关文件依法组织征收工作，与文勇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文勇提出该协议书系江津土房局采取欺诈手段哄骗其签订，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纳。李清红提出该协议书系文勇单方面与江津土房局签订，自己并不知晓和不同意该协议书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该争议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李清红虽然未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签字，但其与文勇系夫妻关系，且一直在该房屋中共同居住生活，并明知当地征收土地的相关情况，故江津土房局有理由相信文勇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与李清红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同时，该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农村房屋所有权证上的登记人均为文勇一人，因而江津土房局与文勇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应为善意，故李清红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江津土房局。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即使李清红不知道文勇与江津土房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相关情况，也不得以文勇在签订合同时对房屋没有完全的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文勇、李清红、文某提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补偿标准过低导致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因此文勇、李清红、文某的该项抗辩意见不属于该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对其补偿标准问题在本案中不作审查。综上，江津土房局与文勇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违反《中华民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法有效，对文勇和李清红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文勇、李清红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于2014年5月15日前搬迁完毕并交出房屋。文某系文勇与李清红的子女，并非该房屋的共有权人，但因其作为家庭成员合法占有使用该房屋，并因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文某也应具有搬迁及交房的义务。由于文勇、李清红、文某经江津土房局多次催告仍未履行搬迁交房义务，故对江津土房局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文勇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有效；二、文勇、李清红、文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搬离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支坪街道办事处花铺村三社建筑面积为104.27㎡的房屋（津支农房权证ＸＸ字第××号），并将上述房屋交付给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案件受理费3810元，减半收取1905元，由文勇、李清红、文某负担；限文勇、李清红、文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一审宣判后，文勇、李清红、文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江津土房局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协议系文勇受哄骗签订。文勇签署的只是意向协议书。江津土房局出示的协议不是原始协议。2.李清红、文某是房屋的共同产权人，协议要经过李清红、文某签字才生效。3.拆迁赔付标准不合理、不合法。
江津土房局辩称：江津土房局出示了协议原件，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文勇承诺作为户主代表家庭，签协议时李清红也在场，该协议合法有效。拆迁安置标准经过了重庆市政府、江津区政府批准公示，合法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江津土房局出示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件，其上签有文勇签字，加盖了江津土房局印章，而且从其内容来看，并非意向性协议。文勇提出系受欺骗签订，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李清红虽然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其与文勇系夫妻关系，且从生活常理推断，就村民组织而言，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应属当地有影响力的事件，李清红理应知晓房屋拆迁事宜。文某系未成年人，文勇、李清红系其父母，有权代表文某作出决定。至于补偿标准问题，一方面该标准是根据相关政府文件规定确定，文勇、李清红、文某亦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存在显失公平等情况，另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事实条例》，征地补偿标准问题也应由政府裁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判令文勇、李清红、文某交付涉案房屋，并无不当。文勇、李清红、文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5元，由文勇、李清红、文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申 威
代理审判员 陈 杨
代理审判员 周媛媛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向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