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门民初字第3452号
原告韩卫红，女，1969年1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跃恒，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欣，男，1979年9月25日出生。
原告韩卫红与被告李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丽娟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卫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孙跃恒，被告李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卫红诉称：我与李欣系表姐弟关系。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街10号（简称10号）院系我所有的宅基地。我与家人先后在此院落中建盖了200余平方米的房屋。2010年底，经我同意，李欣在我房子后边（北侧）一块三角地建盖了房屋，大概十几二十几平方米。2011年，上述房屋所在地块列入拆迁征收范围。同年5月15日，我作为被征收人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拆迁协议，协议认定的建筑面积为259.91平方米，核算安置面积为356.68平方米，我选择了安置房并取得了相应的经济补偿。我订立拆迁协议后，李欣以其所建房屋认定的面积在我订立的拆迁协议中，且认定面积超过一居室房屋为由，要求我将黑山地块的建筑面积（含公摊）40平方米的一居室安置房屋以出售方式归其所有，并以1.5万元每平米的价格计算购房款，以其所建盖房屋折抵该购房款。2011年5月16日，李欣按前述意思起草了房屋买卖协议，其中主要约定我以拆迁尚未交付的一居室房屋以6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李欣，并于房屋建成交付后移交李欣，李欣已于签订合同时以其在10号院内建盖的房屋折抵了60万元房款等内容。我在拆迁办所见《房屋征收评估结果通知单》（简称通知单）中标画于房屋示意图最北侧的为3号房屋，且认定面积为62.72平方米，故我当时理解为此房屋系李欣在我宅基地上所建房屋，其面积确实超过了一居室安置房屋的面积。据此，我与李欣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并在协议中代签了配偶崔长顺的名字，事后为弥补李欣的面积损失，我还另行支付了李欣补偿款8万元。2015年5月，因我未按时向李欣交付房屋，李欣将我诉至法院，法院调取了10号院房屋拆迁档案，2015年6月庭审中，李欣坚称通知单中的3号房屋为其建设的房屋，经我与此前10号院的多张建房审批手续的房屋数据及所标注的房屋朝向进行比较，才发现通知单中的房屋示意图标明的房屋位置及朝向与实际相反，图中的3号房屋实际为我自己在院内最南侧建设的房屋，5号房屋才是李欣建设在院落北侧的房屋。根据通知单记载，5号房屋实际被认定面积只有17.4平方米，根本不够一居室的补偿标准，如房屋买卖协议得以履行，李欣实际将占用我自有的16.8平方米的应安置面积。我认为，由于通知单错误地标识了10号院房屋的南北方向，导致我对李欣所建房屋的位置及面积均产生了重大误解，并在此误解基础上与李欣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这与我的真实意思相悖，而且如果协议得以履行，将给我自身带来较大损失。我认为，我与李欣于2011年5月17日所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当予以撤销，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欣辩称：我确实在韩卫红享有使用权的10号院宅基地上建盖了房屋，在此之前，韩卫红已经在10号院建设了房屋，对于其自己所建房屋的面积，韩卫红应当是知道的，且韩卫红一直在10号院居住，我在其建房之后在10号院建设房屋，该房屋的大概面积，韩卫红不可能不知情；在拆迁单位与韩卫红订立拆迁协议前，拆迁单位向其送达了10号院房屋的《北京市住宅房屋征收估价结果报告》（简称估价报告），报告中的附件通知单虽将我建设的房屋画在了房屋示意图中，但没有体现出面积，拆迁单位复核后重新认定了建筑面积，韩卫红最终签字确认的拆迁协议载明的认定面积与其见到的通知单是不一致的，韩卫红对实际增加的认定面积是清楚的；我在10号院建设的房屋是一个带拐弯的房屋，与房屋示意图也并不完全一致，所以通知单载明的房屋面积也有可能与实际不一致，我自己现在也无法明确我所建房屋究竟是几号房屋，而且我与韩卫红订立房屋买卖协议也不是基于房屋位置，而是基于我们彼此对我所建房屋面积的内心确认，否则韩卫红也不可能又给我8万元作为补偿，我还又给了韩卫红1万元作为感谢费；在我起诉韩卫红、崔长顺要求二人交付安置房屋一案及崔长顺、崔博起诉我与韩卫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案件中，韩卫红从未提及过其对我所建房屋面积存在重大误解，我认为韩卫红实际上是后悔，不愿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买卖协议中崔长顺的签名系韩卫红代签。基于上述事实，我认为韩卫红对于我所建房屋的面积是清楚的，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我与韩卫红协商形成的房屋买卖协议是有效的，请求法院驳回韩卫红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韩卫红与李欣系表姐弟关系。10号院房屋系建设在韩卫红享有使用权的宅基地上的房屋。2010年，李欣经韩卫红许可在韩卫红所建房屋北侧建起房屋。2011年，10号院所在地块被列入拆迁范围，同年5月15日，韩卫红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订立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简称征补协议），确定可取得安置房屋及部分拆迁款。韩卫红陈述，其于2010年在10号院建房后，房屋北侧有一片三角形空地，约为十几、二十几平方米，李欣即在此处空地建房；签订拆迁协议前，拆迁单位向韩卫红出示过估价报告，报告附件中的通知单上有房屋示意图及关于各房屋认定的具体面积，拆迁单位向其出示的征补协议中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是220平方米左右，但因李欣发现李欣所建房屋未认定面积，所以向拆迁单位提出了异议，拆迁单位重新认定了房屋建筑面积后未再向韩卫红出示估价报告，韩卫红最终签字确认的征补协议中载明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59.91平方米。
2011年5月17日，韩卫红（甲方）与李欣（乙方）订立房屋买卖协议，双方约定韩卫红将其所有的10号院房屋拆迁所得一套一居室房屋出卖给李欣，房屋价款人民币60万元，并载明在“签订协议时，乙方已经用乙方在××街10号内建盖的房屋折抵了60万元房款”。韩卫红在甲方处签名，并代签了崔长顺的名字，李欣在乙方处签名。2015年5月，韩卫红选定的一居室安置房屋交付，李欣遂诉至本院要求韩卫红、崔长顺履行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的交付房屋义务，诉讼期间，崔长顺、崔博将韩卫红、李欣诉至本院，要求确认韩卫红与李欣在2011年5月17日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后崔长顺、崔博撤回起诉。现韩卫红以其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对李欣所建房屋的位置、面积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双方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
上述事实有韩卫红、孙跃恒、李欣的陈述，房屋买卖协议，10号院房屋拆迁档案，（2015）门民初字第2471号、（2015）门民初字第2923号案件开庭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合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韩卫红一直居住在10号院，其自述自己在院内建设房屋后，在房屋北侧留有一片三角形空地，面积约为十几二十几平方米，李欣即在该处空地建房，若其所述属实，其在李欣建房后应当对李欣所建房屋的位置、面积有所了解，无需通过拆迁档案中的房屋示意图及通知单才能确定李欣所建房屋的大概面积；在签订拆迁协议过程中，韩卫红先后见过两份拆迁协议，在明知第一份拆迁协议中未认定李欣所建房屋面积及两份拆迁协议载明的房屋认定面积情况下，其在签订征补协议时就应当对李欣所建房屋面积有所认识，而并非一无所知。故对韩卫红关于其在2015年6月才知道自己将62.72平方米的3号房屋误认为李欣所建房屋的17.4平方米的5号房屋，系重大误解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韩卫红主张其基于重大误解与李欣订立房屋买卖协议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韩卫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韩卫红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王丽娟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昕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