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87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1，男，1964年9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干文淼，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2，男，1963年6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宋峥，北京市瑞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1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4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张×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系被继承人张×3长子，张×1系张×3次子。张×3因病于2013年2月10日去世。2012年9月23日，张×3立下书面遗嘱，将位于北京市×××302号的房屋（下称302号房屋）指定由我个人继承，我给张×1折价款，折价款数额为北京市×××004号房屋（下称004号房屋）评估价金额的一半。此外，张×3在中国工商银行新街口支行的个人存款约20万元，指定由我与张×1共同继承，两人各分一半。故请求法院判决：1、我继承被继承人张×3名下302号房屋一套；2、我继承被继承人张×3名下存款10万元；3、诉讼费用由张×1承担。
张×1辩称，我方不同意张×2诉讼请求。张×3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张×2与我，应有我继承份额。根据张×2起诉书陈述，2012年9月23日张×3立有遗嘱，但根据其当时病情，其无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患有脑血栓、多发性脑梗、头颅左右双侧均有脑梗，左侧颞顶叶大面积梗塞等，根据医学常识可以得知多发性脑梗除常见的瘫痪等，易发生痴呆，故张×3立遗嘱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根据遗嘱内容来看，并非其意思表示，根据其病情，不可能有如此逻辑以及法律语言表述，故可以认定并非其真实意思。另外，遗嘱涉及的房屋折价款实际是按照张×2房屋一半款项支付我方折价款，故可以认定遗嘱为代书人按照其意思书写，故本案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法律要件。综上，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如果诉争房屋判归我方，我方同意向张×2支付折价款。张×3存款申请法院调取，同意按照查询数额按照法定继承予以继承。我方对张×3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张×2此前因犯罪在监狱服刑八年，期间均由我履行赡养义务。张×2释放后，仍未尽赡养义务，反而向张×3索要钱款，并殴打张×3。张×3与张×2断绝父子关系，此情况街道居委会均知晓，张×2未尽赡养义务。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3与常×1原系夫妻关系，育有二子即张×2与张×1。常×1于2002年11月14日死亡，张×3于2013年2月10日死亡。庭审中，张×2、张×1双方均确认被继承人张×3的现有继承人仅限于张×2、张×1二人。
2003年11月3日，张×3与刘×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刘×1将302号房屋（建筑面积43.2平方米）卖给张×3，房价216000元，现该房屋登记在张×3名下，登记时间为2003年11月21日。
本案诉讼过程中，张×2提交《律师见证书》一份，内容为：”律师见证书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接受张×3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孙博、赵璇对张×3代书遗嘱的行为进行见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张×3向见证律师提交了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房屋所有权证书》（编号：××××号）等相关材料在卷存档。2012年9月23日，委托人张×3在其住处向见证律师口述《遗嘱》内容，其本人神智清醒，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张×3在确认见证律师代书的《遗嘱》内容无误后，在见证律师面前签署《遗嘱》，并按手印。兹证：本见证书前所附《遗嘱》全文系张×3本人亲自向见证律师口述后由见证律师代书，张×3本人亲自确认代书《遗嘱》内容无误后，在见证律师面前，在立遗嘱人位置签名并按手印。见证人：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博赵璇2012年9月23日”。其中附有《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立遗嘱人：张×3，男，汉族，77岁，住302号房屋。我与常×1系夫妻关系，常×1于2002年11月14日去世。我与常×1共育有两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张×2，次子张×1。常×1去世后，我独自购买了302号房屋，并于2003年11月21日办理房产证（证号：××××号）。我神志清醒，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为家庭和睦，避免我去世后两个儿子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立遗嘱人特立遗嘱如下：我去世后，302号房屋（建筑面积43.2平方米）由我的长子张×2个人继承，次子张×1及其他人不得继承。长子张×2给次子张×1折价款，折价款数额为004号房屋评估价金额的一半。除上述房屋外，我还有在中国工商银行新街口支行开设的工资卡一张和存折一张，总金额约二十万元，现在卡和存折均在次子张×1处，张×1仅能将存款用于我的日常生活开销，不得据为己有，也不得挪作它用。我去世后，该卡和存折内的余款由长子张×2个人和次子张×1个人共同继承，两人各分一半。立遗嘱人：张×32012年9月23日见证人：孙博2012.9.23.赵璇2012.9.23.”。该遗嘱上张×3签字处摁有一枚红色手印，《遗嘱》上还加盖有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印章。此外，张×2还向法院提交视频光盘一张，内容主要为上述《遗嘱》的制作过程的录像。
诉讼中，张×2还向法院提交《更正书》一份，内容为：”更正书2012年9月23日，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接受张×3委托，指派孙博律师、赵璇律师作为受委托人，由孙博律师代书遗嘱、由孙博律师、赵璇律师对张×3订立遗嘱的行为进行见证。孙博律师、赵璇律师接受指派后，于2012年9月23日中午12时至张×3指定地点，即302号房屋，为张×3订立遗嘱进行见证。见证过程中，见证人与张×3谈话确认遗嘱内容，由孙博律师代书遗嘱后向张×3宣读，张×3确认遗嘱内容无误后，因其身体健康原因（右手活动受限），由孙博律师代为签字，张×3亲自在遗嘱中”张×3”处捺印。见证过程全程录像。我所于2012年9月23日就上述遗嘱见证出具《律师见证书》，经复查，我所认为该见证书部分内容表述不准确，现更正如下：《律师见证书》中第三段第三行”张×3在确认见证律师代书的《遗嘱》内容无误后，在见证律师面前签署《遗嘱》，并按手印”更正为”张×3在确认律师代书的《遗嘱》内容无误后，在见证律师面前，在《遗嘱》上”张×3”处按手印”；第四段兹证”本见证书前所附《遗嘱》全文系张×3本人亲自向见证律师口述后由见证律师代书，张×3本人亲自确认代书《遗嘱》内容无误后，在见证律师面前，在立遗嘱人位置签名并按手印”更正为”本见证书前所附《遗嘱》全文系张×3本人亲自向见证律师口述后由律师代书，张×3本人亲自确认代书《遗嘱》内容无误后，在见证律师面前，在立遗嘱人”张×3”处按手印”特此更正。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2013年12月18日”。
张×1不认可上述《律师见证书》、《遗嘱》、《更正书》，并认为：律师见证无法律依据，记载内容中张×3签署遗嘱、按手印，但张×2此后表示张×3本人未签字为事实，故该份证据存×1。遗嘱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遗嘱中张×3的签名由见证人代书2，并非本人签字。遗嘱无代书人签名，不符合代书遗嘱法定形式要件。遗嘱代书人按照自己意思设立遗嘱，并非按照遗嘱人意思记载遗嘱人口述内容，故该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应属于无效遗嘱。房产证、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录像光盘仅为复制品，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假设该视频是真实的，也从视频可以看出遗嘱中张×3的签名是由孙博所签，但见证书却载明张×3签字，由此说明见证人存×1，虚假陈述，不能如实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视频中可以看出，参与现场遗嘱见证的只有孙博一人，并未看到赵璇在现场见证代书遗嘱的整个过程，只有在签字时才出现，故不符合代书遗嘱二人见证的形式要件，应属于无效遗嘱。视频中孙博表示该遗嘱是根据张×3与赵璇的谈话笔录书写，代书遗嘱根据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由代书人书写，而并不能根据一份书面材料书写，故可以认定遗嘱是代书人真实意思表示。视频中的人确实是张×3，但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张×3指出张×2当时在现场，但张×2多次虐待张×3，基于常理，不应指定房屋由张×2一人继承。孙博宣读遗嘱时，张×3一直在重复肯定表示，但念到房产证号时，其也表示肯定，正常人无法记住房屋产权证号，故张×3是在受胁迫情况下立遗嘱。
庭审中，见证人赵璇到庭做证陈述：”2012年9月23日早上，张×3电话与我联系，要求委托我所为其代书遗嘱并进行律师见证。当天我所指派我和孙博律师至张×3家中即302号房屋为其进行遗嘱见证。当天中午立遗嘱时在张×3卧室，有张×3、我、孙博律师在场。见证过程为，我方到场后先和张×3聊天，因张×3右半边手脚不便，活动受限，故先与其了解，老人陈述清楚，沟通大概意思，并形成谈话笔录，由孙博宣读，老人确认。见证书出具后，我方发现有笔误，因张×3右手活动受限，由老人确认后，由孙博律师代为签字，张×3右手食指按手印。”
张×1对上述赵璇证言不予认可，并称：证人作为见证人，接受张×2委托，张×2作为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不具备见证资格，属于无效。证人陈述现场只有三人，但从视频中很明显看出张×2也在现场，由此证明证人存在虚假陈述，伪造事实。
庭审中，见证人孙博到庭做证陈述：”2012年9月23日中午，我接到赵璇律师电话，称张×3要求在家中作见证，询问我有无时间一起进行见证。当天中午，我和赵璇律师至张×3家，就在我们所旁边。我们进门时家中没有别人，先和张×3聊天，聊天过程中得知信息，并告知其一些问题让其选择，将其决议制作成谈话笔录，制作笔录后宣读问其是否为真实意思表达。当天我方按照张×3决议制作笔录，核实后由我代书书写遗嘱。一开始聊天过程中得知张×3手无法写字，所以由我代书，之后本想让张×3右手按手印，可是也无法做到，最后左手按手印。我方代书遗嘱时一边念，张×3一边肯定，其意识清楚，聊天过程中如有误解也及时指出。”
张×1对上述孙博证言不予认可，并称：证人阐述张×3意识清醒，口述表达清晰，既然如此，代书遗嘱应该是遗嘱人口述，代书人代书，但视频中仅为见证人将已经写好的遗嘱、谈话笔录去询问张×3，由此看出遗嘱内容并非张×3真实意思表示。按照继承法规定，该份遗嘱为张×2或第三人已经写好，再去询问张×3。张×3当时病重，半身不遂，没有能力联系见证人，且当时已经不能自主活动，如何完成给见证人开×等各方面的能力。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时张×3说张×2姓名的时候侧指，可以看出张×2在现场。
本案诉讼中，张×2、张×1双方均确认：张×3遗留存款共计90635.15元，现由张×2保管。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涉诉房产原系被继承人张×3所有之财产。张×2、张×1系张×3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张×3生前通过《律师见证》的形式，立有《遗嘱》一份，将自己去世后的遗产进行了处理，该《遗嘱》内容具体明确，由一名见证人代书，两名见证人签名。见证人明确陈述，由于当时张×3身体原因无法签署姓名，《遗嘱》中张×3签字系见证人代书2，但是张×3在其名字处摁有手印。此外，张×2提交的视频内容，记录了代书人向张×3本人宣读代书遗嘱内容，张×3在代书遗嘱上摁手印的过程。法院认为，综合张×2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遗嘱内容系张×3真实意思，《遗嘱》上立遗嘱人签字处虽非张×3本人签字，但是其在遗嘱签名处加摁手印，视频录像也有该过程的直观记录，故此处形式上的瑕疵不足以影响遗嘱的有效性，两名见证人亦不存在继承法关于见证人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故法院认定张×3之代书遗嘱真实有效。张×1主张张×3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遗嘱内容非张×3真实意思、遗嘱形式不合法、张×3系在受胁迫情况下立遗嘱、张×2虐待被继承人张×3，均未向法院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张×1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张×2作为遗嘱继承人，在享有继承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遗嘱中被继承人为其设定的相应义务即给付张×1相应折价款，折价款数额以张×2名下一处房产为参考基数，但是因本案诉讼过程中张×1明确表示不同意对遗嘱中所涉及的该处张×2名下房产进行价值评估，无法确定遗嘱中折价款具体数额，故关于遗嘱中张×2给付张×1折价款一项，本案不予处理。张×3遗留存款，应按照其遗嘱由张×2、张×1各分得一半。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判决：一、北京市×××302号房屋（建筑面积四十三点二平方米）由张×2所有；二、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张×2给付张×1人民币四万五千三百一十八元。如果张×2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张×1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继承人张×3之代书遗嘱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依法应被认定为无效；2、原审判决对原审中双方的多份证据未予评价，从而导致其认定事实错误。为此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对被继承人张×3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张×2同意原判。针对张×1的上诉请求，张×2答辩称：被继承人张×3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故本案应当按照代书遗嘱内容处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律师见证书》、《遗嘱》、房屋产权证、房屋买卖合同、光盘、死亡医学证明书、派出所证明信、人事档案摘抄表、婚姻证明、民政局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更正书、健宫医院住院病历及出院小结等证据材料在案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代书遗嘱系公民立遗嘱的合法形式，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本案中，张×2主张被继承人张×3在其生前，通过立代书遗嘱的形式将其所有的302号房屋进行了处分，为此张×2提交了张×3的《遗嘱》、《律师见证书》、《更证书》、视频光盘做为证据。综合上述证据分析，张×3关于遗嘱中的内容的表达是清晰的，且该内容有两位见证律师予以见证，同时有现场录像光盘予以确认，故上述证据已可证明该代书遗嘱的内容应系张×3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诉讼中，张×1主张张×3之代书遗嘱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并以此要求法院认定该代书遗嘱无效，针对该代书遗嘱形式要件问题，张×3虽然未能在该代书遗嘱上签字，但相关证据可以显示张×3因当时身体健康原因致身体行动受限，且在此情况下其本人已在遗嘱中加摁了自己的手印，同时全程录像中已记录下了上述过程，故该遗嘱形式的上述瑕疵并不能充分否定该遗嘱内容的真实性，而张×1所主张的其他欠缺形式要件的内容经本院审查均缺乏法定说服力；至于该遗嘱中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内容要件问题，从《律师见证书》、《更证书》、视频录像以及见证律师出庭作证情况分析，该律师见证过程中虽存在工作上的一些瑕疵，但综合整体工作过程考虑，该律师见证已基本囊括了张×3立遗嘱所要表述的过程，而从中尚未发现律师在见证过程中存×1，与张×3存在利害关系以及代书遗嘱内容非张×3本人意思表示的情况存在，故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代书遗嘱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内容要件。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对张×1所主张张×3代书遗嘱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不予采信。关于张×1主张原审中对双方多次提交的证据未予评价，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问题，经本院核查，针对本案争议的关键证据原审法院均进行了调查质证，因此并不存在张×1所称因证据未予评价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问题，故本院对张×1的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066元，由张×2负担1033元（已交纳），由张×1负担103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2066元，由张×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文彤
审判员 林 立
审判员 任淳艺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孙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