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7民终17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伯学，男，195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司机，住锦州市古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禄，锦州市古塔区兴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登宁，锦州市七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艳玲，女，195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锦州市凌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璐璐，女，1982年8月2日出生，汉族，营业员，住锦州市凌河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雅杰，辽宁锦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翠华，女，193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现住锦州市凌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长顺（刘翠华之子），男，196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工人，现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上诉人王伯学因与被上诉人曹艳玲、安璐璐、刘翠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5）凌河民一初字第01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伯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禄、郑登宁，被上诉人曹艳玲、安璐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雅杰，被上诉人刘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长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伯学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15万元；二、三被上诉人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案件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的焦点是上诉人王伯学是否给付安东风15万元，重点是证据审查。上诉人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安东风于2015年8月17日出具的收到上诉人交付15万元的收条，交付款时在场人齐建民、罗进出庭证明交付15万元及安东风签名的事实，形成证据链条，符合民事案件举证的要求。一审判决在审理查明中表述：“原告王伯学委托安东风为刘博办理工作，并于2015年8月17日将15万元人民币交给安东风，安东风为原告王伯学出具了收条。”2、被上诉人安璐璐、曹艳玲不认可安东风在收条上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由于缺少鉴定样本，导致鉴定不能。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2条、第72条，上诉人举证的收条，两位目击证人证言为本证。安璐璐、曹艳玲申请笔迹鉴定，目的是通过鉴定的方式否认安东风在收条上签名的真实性。由于安璐璐、曹艳玲是鉴定申请人且与安东风共同生活，故鉴定材料应由两人提供，其具备举证责任和提供鉴材的条件。因两人怠于提供安东风签名的鉴材，导致鉴定终止，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安璐璐、曹艳玲未能提出反驳证据，即反证，法院应当确认本证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将鉴定不能“无法确定收条真实性”的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违背《民事证据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安璐璐、曹艳玲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在事实上对原审判决断章取义，在原审判决书中第3页，经审理查明，原告称，即原告主诉，“原告委托安东风办理工作，并将15万元交给安东风”，这段内容系原告自己陈述，而非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有意曲解原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收条”无法证明安东风曾收到15万元人民币。1、安东风生前系普通工人，没有办理工作的能力，如果收条签名处为安东风所写，那么被害人应当报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相关涉案人员应当被追究责任。2、“收条”中记载办理工作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17日，而安东风死亡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按照收条内容，在10月17日时安东风如果没有办成，委托人应当主张返款，而并未主张。3、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到的所谓的刘博，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应是受害人，但至今为止，该受害人并未向司法机关主张任何权利，王伯学自称的内容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4、原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罗进庭审陈述书写收条用纸及2015的8月17日安东风如何到达约定给钱地点部分与上诉人陈述明显不一致，更无法证明收条真实性。且当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问及安东风为何没有亲笔写收条主文时，证人回答因为天冷，冻手，引起注意的是，按上诉人所述，当日为2015年8月17日，正值夏天，天冷冻手这一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5、在原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应当谁主张，谁举证，安东风已经去世，被上诉人又不认可安东风签名，当然应当由举证人即上诉人证明其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申请笔迹鉴定，被上诉人认可，后原审法院调取了安东风生前单位的签名，上诉人对法院调取的签名不认可，才未能鉴定，上诉人举证不能，应自行承担败诉风险。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
刘翠华辩称，同意安璐璐、曹艳玲意见。
王伯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人民币1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曹艳玲系安东风妻子，被告安璐璐系安东风女儿，被告刘翠华系安东风母亲，原告王伯学系安东风朋友，安东风于2015年10月30日因病去世。原告王伯学持收条诉至法院称，2015年8月，安东风称其能够办理辽宁工业大学图书馆事业编工作，原告王伯学与案外人刘博父亲刘学海系朋友，原告王伯学委托安东风为刘博办理该工作，并于2015年8月17日将15万元人民币交给安东风，安东风为原告王伯学出具了收条，现该工作并未办成，故原告王伯学诉至法院要求安东风法定继承人即三被告返还15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曹艳玲、安璐璐要求对原告王伯学提交的2015年8月17日的收条中收款人签字“安东风”进行笔迹鉴定申请，经本院委托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摇号，委托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7月6日做出文检科学技术函，载明：“因无法提供安东风签名自己样本，鉴定无法进行，根据以上情况，终止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对其主张委托安东风办理工作，并将15万元交付给安东风，安东风去世，应由三被告向原告返还该款的诉讼请求，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将15万元交付给安东风的事实存在。现原告虽提交收条证据欲证明将15万元交付给安东风，现安东风已经去世，被告对签名是否为安东风亲笔所签不予认可，且经过申请鉴定程序，因缺少鉴定样本，鉴定无法进行，无法确定收条真实性，故原告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向安东风交付15万元的事实，而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达到其诉求的证明标准，故原告王伯学要求被告曹艳玲、安璐璐、刘翠华向其给付15万元的请求举证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伯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保全费1270元，由原告王伯学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本案中，上诉人王伯学起诉状中称，在安东风称能够办理辽宁工业大学图书馆事业编工作的情况下，其将15万元人民币交给安东风委托安东风为案外人刘博办理该工作（此节事实仅有当事人陈述，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作认定）。上诉人王伯学所谓委托安东风为案外人刘博“办理工作”的实质系其意图通过不正当途径为案外人花钱找关系解决工作编制问题，此种行为违反了教育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合法正规的聘用或者任用制度，有损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劳动就业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视为无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上诉人王伯学并非实际请托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本案遭受到损失，故原审法院驳回王伯学的诉讼请求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王伯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王伯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梅
审判员 王 翔
审判员 刘志辉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赵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