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渝0151行初42号
原告杨全兰，女，1981年4月13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
委托代理人杨全玲（系原告之妹），女，198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区人。
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组织机构代码00933511-4，所在地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白龙大道79号。
法定代表人赵晓庄，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正前，该局法制支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刘志明，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所长。
原告杨全兰不服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信息公开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3日受理后，于2016年4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5月16日、2016年8月1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全兰的委托代理人杨全玲，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梁正前到庭参加了两次诉讼，原告杨全兰，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志明到庭参加了第一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月19日，原告杨全兰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申请公开“2014年7月29日上午，申请人到铜梁区蒲吕派出所报案的询问笔录”，被告于2016年3月3日作出铜公行信开字[2016]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向原告杨全兰告知“2014年7月29日上午，你同你的家人到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了解2014年7月23日你妹妹杨全玲打电话报警后的调查处理情况。蒲吕派出所民警口头告知你家房屋被强制拆除及你的家人被强制带离系铜梁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依法进行的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如认为人民法院的行为不当，可向铜梁区人民法院及有关部门反映。因你当日到派出所来系了解前次报警的调查处理情况，民警也当场进行了答复，故未对你制作询问笔录，你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原告杨全兰诉称，2016年1月19日，原告向被告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2014年7月29日上午，申请人到铜梁区蒲吕派出所报案的询问笔录”的政府信息。2016年2月15日收到其作出的延期告知书称需延长答复期限15个工作日。2016年3月5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该告知书称原告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认为，原告于2014年7月29日9时左右，前往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就2014年7月23日凌晨5时左右，一群身穿便衣、身份不明的人将其母亲和原告打伤的事件进行报案，该所的工作人员制作好“询问笔录”，并让原告签好名盖好手印。同时，所长刘志明承诺会去调查，但至今未收到有关报案的任何答复。故被告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制作、保存原告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应当依法予以公开。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判令被告三天内公开原告所需的政府信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并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2、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延长答复期限告知书（铜公行信延告字[2016]003号）；
3、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
4、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铜公行信开字[2015]44号）；
5、接报警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
6、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110接警单；
7、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铜公行信开字[2015]43号）。
原告拟以证据1-3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实；拟以证据4-7证明原告及其丈夫邓磊磊于2014年7月29日上午到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报案，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制作了询问笔录的事实。
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辩称，杨全兰于2016年1月19日向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邮寄申请书一份，申请公开“2014年7月29日上午，申请人到铜梁区蒲吕派出所报案的询问笔录”。被告于2016年1月20日收到原告杨全兰信息公开申请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2月14日向原告杨全兰本人邮寄送达了铜公行信延告字[2016]003号政府信息公开延长答复期限告知书，后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于2016年3月4日向杨全兰邮寄送达了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告知书。杨全兰于2014年7月29日上午到蒲吕派出所了解2014年其妹妹杨全玲打电话报警，其父亲杨德强在铜梁县XX镇XX村的房屋被强拆及当时家人被带走一事，蒲吕派出所民警当场口头向杨全兰解释杨德强家房屋被拆迁及家人被带走一事系铜梁县人民法院依法进行拆迁的行为，其家人当时是因为阻碍执法被法院的法警带至蒲吕司法所进行法制教育，如其有疑问或认为铜梁县人民法院有违法行为，可以向铜梁县人民法院咨询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此过程中，蒲吕派出所未对杨全兰制作询问笔录，故杨全兰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被告未制作获取该信息，故依法告知杨全兰本人其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符合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杨全兰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并在庭审中举示了如下证据、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
2、组织机构代码证；
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4、铜公行信延告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延长答复期限告知书》；
5、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6、情况说明（无民警签名）；
7、情况说明（有民警刘志明签名）;
8、EMS邮寄单两份；
9、《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
被告拟以依据1、证据2证明被告具有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拟以证据3-5证明被告依据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答复；拟以证据6-7证明被告作出的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认为情况说明系原告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后，被告要求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核实相关情况后，由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向被告出具的；拟以证据8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了铜公行信延告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延长答复期限告知书》及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拟以依据9证明被告作出的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本院依职权向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调取了以下证据：2014年报警登记簿中2014年7月29日9时48分杨全兰的报警记录。
原告对被告举示的依据1、证据2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行为合法；对证据3、4、8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6-7有异议，认为被告不能自己出具证明来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不真实；对依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未按照法律规定作出行政行为。
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3均无异议；对证据4、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在2014年7月29日制作了询问笔录，反而证明没有制作询问笔录，证据5的内容可以看出被告工作人员强调的是登记；对证据6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原告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且认为在作登记时因该证据上面无标题，原告不知晓该信息是笔录还是询问笔录，原告无法知晓该信息的规范名称；被告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就是原告所说的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工作人员作的报警登记。
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举示的证据1-3与本案关联，且合法、真实，被告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4-7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明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于2014年7月29日上午对原告作了报警登记记录，与本案关联，且真实、合法，依法予以采信。
被告举示的依据1、证据2能够证明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项作出相应处理答复是其法定职责，依法予以采信；证据3-4、8与本案关联，且合法、真实，原告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5能够证明被告于2016年3月3日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答复，与本案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证据6与其他证据相矛盾，依法不作为本案证据采纳；对证据7涉及的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于2016年3月2日出具情况说明及该情况说明载明的2014年7月29日上午，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未对原告制作询问笔录的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采信，其余内容因与其他证据相矛盾，依法不予采信；依据9系合法有效的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适用于本案，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关联，且真实、合法，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19日，原告杨全兰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申请公开“2014年7月29日上午，申请人到铜梁区蒲吕派出所报案的询问笔录”，被告于2016年1月20日收到该申请后，于2016年2月14日作出铜公行信延告知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延长答复期限告知书》，决定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长15个工作日答复期，被告于同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原告送达该告知书，原告于次日收到。2016年3月2日，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出具了载有民警刘志明签名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其2014年7月29日上午未对原告制作询问笔录，2016年3月3日，被告作出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原告，其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被告于2016年3月4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原告送达铜公行信开字[2015]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原告收到该告知书后不服，于2016年3月21日以邮寄起诉状的方式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4年7月29日上午，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工作人员对原告于2014年7月29日9时48分的报警在“2014年报警登记簿”中作了报警登记记录。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事项作出相应处理答复是其法定职责。原告杨全兰于2016年1月19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于2016年1月20日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16年2月14日作出铜公行信延告知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延长答复期限告知书》，决定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长15个工作日并告知了原告，后被告于2016年3月3日作出铜公行信开字[2016]003号《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该告知书于2016年3月4日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其程序合法。
本院认为，本案中，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出具的载有民警刘志明签名情况说明，明确了其2014年7月29日上午，未对杨全兰制作询问笔录。此外，本院依原告申请向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调取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并未调取到询问笔录。相反，本院在依职权向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调取“2014年7月29日上午，杨全兰到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报案的报案登记记录”时，从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保存的“2014年报警登记簿”中调取到了报警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9时48分杨全兰的报警记录，该证据有原告的签名及捺印。经庭审质证，原告、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为无异议，且该证据记载的内容与原告庭审中陈述的2014年7月29日上午进行报警的情况相符，原告在庭审中也陈述了其在报警时仅针对一份材料进行了签名及捺印。根据2012年公安部印发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式样》的规定，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中制作的“询问笔录”有其明确的规范与样式,其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杨全兰的报警记录明显不同。基于以上事实、证据及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质证意见能够证明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的规定，本案被告书面告知杨全兰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答复处理职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关于原告提出的其不知晓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规范名称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2012年公安部印发的《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式样》规定了公安机关执法中“询问笔录”的规范与样式,且“询问笔录”属于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执法文书，“询问笔录”对于公安机关而言有其特定的指向性。原告将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名称描述为“询问笔录”，不能苛求被告将其执法中常用的、具有特定指向性的法律文书作出其他理解,故原告的该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全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全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明福
代理审判员 晏 恒
人民陪审员 朱长碧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