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海刑初字第2852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男，1975年7月10日出生。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2月1日被羁押，同年3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凤千，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胡娟，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刑诉[2013]268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11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陈晨、闫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及其辩护人张凤千、胡娟，证人张×、司马×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6年6月间，被告人吴×在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15层北京宝通广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地，虚构可以为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5000万元融资的事实，以北京华夏担保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综合融资协议》，骗取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定金人民币10万元。
经被害人报案，被告人吴×于2013年2月1日被抓获。案发后，赃款人民币10万元已退赔。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吴×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巨大，提请本院对被告人吴×依法定罪处罚。公诉人当庭发表公诉意见为：鉴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表示退赔并非被告人家属的意愿，故不再认定被告人吴×具有退赔情节。
被告人吴×辩称，起诉书的指控事实与当时的事实完全不符。2006年5月其给吕×提供咨询，对诈骗行为不知情，从未接触过华夏担保公司和大河之洲公司，本案与吕×2006年的另一起诈骗方式一样，其没有诈骗的故意也没有获利。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被告人吴×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未实施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被告人吴×没有参与海南项目考察，不在合同签约现场，大河之洲公司10万元支票是吕×让那×收取的，吕×是10万元的实际占有人，而不是吴×。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吴×案发后将赃款10万元退赔与事实严重不符，举报人在报案过程中明显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遗漏本案犯罪主体的问题，陈×参与本案涉嫌合同诈骗的全过程，在本案中起着协助吕×完成实施诈骗的重要作用。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应当做出无罪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6年6月间，被告人吴×伙同他人在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15层北京宝通广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广厦公司），虚构可以为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河之洲公司）提供人民币5000万元融资的事实，以北京华夏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担保公司）的名义与大河之洲公司签订《综合融资协议》，骗取大河之洲公司定金人民币10万元。2013年2月1日被告人吴×被抓获归案。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和调取的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人吴×供述，述称2006年其在宝通广厦公司工作，通过朋友认识了吕×，当时想一起筹备一家典当行。因其曾在银行、证券公司工作过有一些相关的业务经验，吕×提出她有一笔钱要借给大河之洲公司作为融资使用，想让其帮忙参谋一下。其同意后与大河之洲公司的刘×1在宝通广厦公司见过两次，第一次时吕×、陈×和那×都在，当时其自我介绍是宝通广厦公司的部门经理，刘×1介绍了融资的方式及担保的方式，刘×1想用海南一块900亩的地做抵押借款5000万元，还找一家公司做担保。两次见面谈的内容基本一样。其认为没有风险就跟吕×说钱可以借，但主意还要吕×拿。商谈融资时其没谈是以哪家公司的名义，吕×只说是她自己的钱要借给大河之洲公司。后吕×让陈×与大河之洲公司签了一份《综合融资协议》。签合同时其不在场，不知道在哪里签的合同，其没去海南考察过，不知道大河之洲公司给了多少钱，也不知道钱的去向。2006年8月吕×被抓后其才知道吕×是个骗子，出事后其才知道是以华夏担保公司的名义签的协议。吕×被抓后刘×1给其打电话问10万元定金的事，其告诉刘×1融资的事其只是前期商谈，其没收10万定金，也没得到钱。陈×是其通过吕×认识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不清楚，陈×也参与了谈判，他是吕×那边的人。宝通广厦公司与华夏担保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吕×说她是华夏担保公司的老板。
2、证人陈×于2013年2月1日证言，证实其于2003年认识吕×，2006年吕×准备开典当行，其去给她帮忙，后吕×因为涉嫌诈骗海吉星公司被判刑11年。吕×不是宝通广厦公司的人，她自称有好几个公司，其在签合同时才知道的华夏担保公司。吴×是其通过吕×认识的，2006年他在国兴大厦的宝通广厦公司上班，自称是宝通广厦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宝通广厦公司应该已经解散了，其除了见过他手下叫那×的会计或出纳外，没见过其他领导。2006年上半年，其准备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吕×说能帮其找关系，那段时间其经常跟她在一起，期间吕×说她正在筹备一家典当行，其当时闲着没事就常去给吕×帮忙，后其认识了吴×等人，主要是吕×和吴×筹备典当行的工作。一天吕×说吴×接了一个给大河之洲公司融资的项目，她让其替她跟着吴×去考察项目，于是其就跟着吴×到海口考察项目，吴×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在海口考察期间，大河之洲公司的人全程陪同，吴×当时跟大河之洲公司的人说宝通广厦公司实力雄厚，融资几千万没问题，等考察后他会起草一个评估报告，等宝通广厦公司高层批示通过后就签合同，马上给他们融资。他还要求大河之洲公司在融资之前预付10万元保证金，对方的人也答应了。考察完回京后，吴×就和吕×商量给大河之洲公司融资的事，具体他们怎么商量的其不清楚，后吴×起草了融资合同，并和对方姓刘的经理约好签合同，签合同那天，本来说好是吕×代表宝通广厦公司签字，但那天吕×说她临时有急事，她让其代她签字，其答应了，于是大河之洲公司的人到了以后，就在吴×的办公室，双方签订了融资合同，其代表宝通广厦公司替吕×签的字，吴×盖的华夏担保公司的章，当时对方问为何盖华夏担保公司的章而不是宝通广厦公司的章，吴×说宝通广厦公司将华夏担保公司收购了，盖哪个章都一样。签完合同后，对方把10万元保证金的支票给了吴×，吴×交给了那×，后其听吴×说好像给了吕×了，后这张支票如何处理的其就不知道了。宝通广厦公司向大河之洲公司融资的事主要是吴×和吕×负责，因为在双方考察项目和谈判期间，与对方谈判过几次，吴×和吕×都在，主要是吴×跟对方谈。吴×在与对方谈判及考察期间都说过宝通广厦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其代吕×签字时不是宝通广厦公司或华夏担保公司的人，还是空军总医院的现役。吴×对外自称是宝通广厦公司的总经理，而且也在这个公司办公，其除见过他手下的那×外没见过其他领导，听他们说好像宝通广厦公司已经基本解散了，只剩吴×几个人留守。吕×不是宝通广厦公司的人，她自称有好几个公司，华夏担保公司是其签合同时才知道的。其就是给吕×帮忙，她也没给其发过工资，因为找关系转业的事其给了吕×十几万费用。其觉得这件事就是吴×和吕×给大河之洲公司设的圈套，最终骗了对方10万元保证金。其被吴×和吕×利用了，充当了帮凶。
3、证人刘×1（原大河之洲公司董事）证言及辨认笔录，其于2012年7月12日证言，证实因公司在海南省有一房地产项目需要融资5000万元，2006年6月21日，在宝通广厦公司位于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15层的会议室，其公司总经理刘亚玲、会计于振东及其与宝通广厦公司总经理吴×、陈×（身份不详），签订了一份《综合融资协议》。协议签订当日其公司将10万元支票交给了宝通广厦公司。《综合融资协议》的甲方是华夏担保公司，协议上盖的也是华夏担保公司的公章，其公司问为何是华夏担保公司的章而不是宝通广厦公司的章，吴×、陈×二人说已收购了华夏担保公司，为了业务便利以华夏担保公司的名义签署本协议。按协议规定交了定金后第二天就应该安排拨款，但此后许多天对方以不同的借口推脱，在其公司多次催促未果下，2006年8月18日去函敦促履行义务。三个月后，其公司到华夏担保公司找法定代表人薛×了解此事，薛×说协议上盖的公章是假的，对签署协议的事他毫不知情，并表示不认识吴×、陈×，更没有华夏担保公司被宝通广厦公司收购的事。听业内人讲，宝通广厦公司有实力做房地产项目的融资，所以就找了这家公司。吴×自称是宝通广厦公司的总经理，陈×也是公司的人。
其于2013年7月24日证言，证实其是通过一姓田的介绍认识的吴×，2006年公司想融资，其直接联系吴×想让他帮公司融资，其与吴×就融资的具体事宜谈过几次，就融资合同也谈了几次，最终确定了合同，双方签了合同，是陈×签的字，是谁盖的章其忘记了。签完合同其就发现盖的是华夏担保公司的章，当时谁跟其解释的两个公司的关系其记不清了。签完合同还去海南进行了考察，其跟吴×联系，吴×说让陈×去，吴×为什么不去其忘了。整件事其都是与吴×联系的，其不知道吕×是否也参与这件事。其是在签合同时经吴×的介绍认识的陈×，具体怎么介绍的其忘了。去海南考察时把公司的土地、土地证给陈×看以及带陈×到公司看了看，当时感觉陈×并不专业。刘×3、于×早就离开公司了，现已联系不上了。
辨认笔录，证明刘×1辩认出陈×是签订《综合融资协议》之人。
4、证人刘×2（大河之洲公司行政部业务员）证言及辨认笔录，其于2012年6月8日证言，证实2006年6月，其公司总经理刘×3、董事刘×1、会计于×与宝通广厦公司总经理吴×、陈×（当时没有介绍他的身份）在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15层宝通广厦公司的会议室就宝通广厦公司为其公司进行融资问题进行商谈，双方签订了《综合融资协议》。陈×以华夏担保公司名义签订的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时其公司提出疑问：协议上为什么盖华夏担保公司的章，不盖宝通广厦公司的章？吴×、陈×二人回答宝通广厦公司已收购了华夏担保公司，其公司相信了他们的话，盖了公司的章，刘×1在合同上签了字。当天其公司按照协议规定将一张10万元支票交给了自称宝通广厦公司的会计那×，那×开具了盖有华夏担保公司财务章的收据。按协议约定第二天就应该安排拨款，但对方以不同理由推拖，在其公司多次催促未果下于2006年8月18日去函要求该公司履行义务。三个月后其公司找到华夏担保公司薛×了解此事，薛×称协议上的公章及收据上的财务章都是假的，不认识吴×、陈×。2006年11月1日，其公司将华夏担保公司诉至东城法院，后以案件涉嫌经济犯罪为由于2006年11月17日移送东城分局经侦大队，现又移送海淀分局经侦大队。其公司在签协议前未核实过吴×、陈×及该公司的情况。其公司是通过何人介绍认识的吴×、陈×因为时间长记不起来了。
其于2013年7月24日的证言，证实其第一次见吴×就是2006年6月，其带着合同到国兴大厦与吴×、陈×见面签合同。其是按照公司领导吩咐直接找吴×，见到他就直接去了会议室，合同是陈×签的字，吴×盖的华夏担保公司的章。其没听吴×说明过他与宝通广厦公司及华夏担保公司的关系。签完合同给的支票只填写了金额。其公司与金樽酒店没有业务。其不知道宝通广厦公司。其不认识吕×也没见过这个人。吴×未解释他与宝通广厦公司及华夏担保公司的关系。具体为何以及找吴×、陈×的经过怎么谈的，其都不清楚。2012年6月其是代表公司做陈述，其本人没有参与这件事。
辨认笔录，证实刘×2辩认出陈×是签订《综合融资协议》之人。
5、证人那×于2013年1月24日证言，证实其在宝通广厦公司做销售时认识的吕×，吕×自我介绍说是华夏担保公司的副总。2006年6月21日，吕×让其在国兴大厦15层收过大河之洲公司交来的一张10万元的支票，这张支票的用途其不知道，其开了一张收据，收据是吕×给其的，上面盖有华夏担保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其按吕×说的在收据上填写的内容。那时吕×要办一个典当行，其是筹备组人员之一，兼任出纳，所以吕×让其收支票其就收了，这张支票吕×让其交给了一个叫王×的女人，是在国兴大厦15层会议室交给的王×，王×写了收条，当时吕×在场。其认识吴×和陈×，吴×是宝通广厦公司销售部的负责人，陈×是吕×带过来的人，他们也是吕×办典当行筹备组的人。其听吕×、吴×、陈×他们讲过大河之洲公司融资的事，但具体如何操作的其不清楚。
6、证人严×证言，证实宝通广厦公司于2005年注册后其任总经理，大概2007年因公司经营不善其离职，当时公司办公地址在国兴大厦15层。其与吴×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大概2005年或2006年，因公司需要业务员开拓业务，其让吴×到宝通广厦公司上班做业务，但他不属于公司的正式员工，也没有跟宝通广厦公司签任何劳务合同，没有任何职务，平常他就负责给公司拉拉客户，谈一些业务，他先后在公司上班大概几个月时间，由于没做成什么业务他就离职了。宝通广厦公司不给吴×发工资，如果有业绩给他提成，类似于合作性质。宝通广厦公司从未与华夏担保公司有过业务往来，其不认识陈×和吕×。
7、证人薛×证言，证实2003年华夏担保公司成立后，因缺乏资金，没有开展业务，2009年变更了经营性质，更名为燕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其不知道华夏担保公司与大河之洲公司签订《综合融资协议》一事，《综合融资协议》及大河之洲公司交定金的收据上盖的章都是假的，大河之洲公司为此找过其公司，其让他们报案。华夏担保公司没有吴×、陈×这两个人，其也不认识这两个人。其不知道宝通广厦公司。
8、证人黄×证言及其辨认笔录，证实其在金樽（北京）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吕×曾拿着一张支票要求兑现金，当时酒店就给吕×兑现了10万元，具体支票是哪个单位开的其没注意，其把支票直接给了财务。其和吕×认识时，吕×自我介绍为华夏担保公司的总经理，其通过吕×认识的吴×，吴×自称是宝通广厦公司的副总经理，陈×和吕×、吴×他们是一伙的，陈×是空军总医院的医生。其不知道大河之洲公司。
辨认笔录，证实黄×辨认出了吴×、吕×、陈×。
9、证人吕×于2013年1月22日证言，证实其于2006年因合同诈骗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陈×是在多年前认识的，2006年其被抓前刚从部队转业，还没安置工作，吴×是2005年认识的，他们是通过其互相认识的。当时吴×自称在国兴大厦的一家投资公司当总经理。其的案子也是吴×从中介绍运作的，陈×也参与了，陈×签的合同，其不清楚为何他们没受到处罚。其没听说过大河之洲公司融资的事，当时吴×和陈×也没跟其说过此事。其被抓之前认识金樽酒店的一个股东，其未从金樽酒店兑现过大河之洲公司的支票，其不记得自己从金樽酒店兑现过大河之洲10万元的支票。其从未向吴×和陈×提供过华夏担保公司的章。其是2004年到华夏担保公司任副总，总经理为薛×，2005年因没什么业绩其就离职了，离职后没跟华夏担保公司发生过任何业务，也没接触过华夏担保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更没有仿制过华夏担保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
10、综合融资协议，证实2006年6月21日刘×1代表大河之洲公司（乙方）、陈×代表华夏担保公司（甲方）签署《综合融资协议》，约定华夏担保公司为大河之洲公司提供借款，融资额为5000万元，资金使用期限为一个月，协议中约定了双方的责任等内容。其中在费用和支付部分约定：此次融资服务，总融资成本为一个月4%费用，共计200万元，在甲方人员对乙方项目考察，乙方项目的实际情况与先期提供的资料相符，甲方认为乙方项目符合甲方的借款条件，甲乙双方共同办完银行委托贷款手续和股权抵押变更登记手续后，乙方支付借款利息到甲方账户的同时，甲方的5000万资金通过银行委托贷款划给乙方，签订协议当日，乙方支付定金10万元。
11、收据，证实2006年6月21日华夏担保公司收取了大河之洲公司支票号为XIV03299876、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一张，收款人为那×。
12、北京华夏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实华夏担保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薛×。
13、关于终止协议并要求赔偿的函，证实2006年9月12日大河之洲公司向华夏担保公司发函要求终止签订的《综合融资协议》并要求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14、文检鉴定书，证实2006年6月21日签署的《综合融资协议》上“北京华夏担保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华夏担保公司提供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15、收条，证实2006年6月21日王×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那×支票壹张支99876，金额壹拾万元整”。
16、中国银行转账支票复印件，证实大河之洲公司开具的尾号为99876的支票的收款人为金樽（北京）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收条，证实2013年2月24日刘×2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吴×退还的十万元定金款，我方不追究吴×的刑事责任。
18、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吴×被抓获的情况。
19、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证实2010年7月20日海淀分局刑侦支队接到东城分局经侦大队移送的关于大河之洲公司刘×2举报吴×、陈×涉嫌合同诈骗案件。2006年6月21日，吴×、陈×假冒华夏担保公司与大河之洲公司在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签订《综合融资协议》，诈骗大河之洲公司10万元定金，后下落不明。
20、身份证明，证实被告人吴×的身份情况。
经当庭质证，被告人吴×对陈×于2013年2月1日证言提出，其未去海南考察，是田姓律师和陈×去的，其是宝通广厦公司的市场部经理，陈×和吕×是一伙的，2006年吕×的案件也是陈×签的字，陈×是吕×的全权代表；对刘×1证言提出，刘×1是吕×带过来的，签合同时其不在场，刘×1知道吕×骗了他，把吕×的犯罪行为推到其身上；对刘×2证言提出，其从未见过此人；对吕×于2013年1月22日证言提出，本案是吕×实施的；对其他证据未提出实质性异议。其辩护人对陈×于2013年2月1日证言提出，陈×多份证言中对同一事实的说法前后矛盾，吴×未去海南，签合同当天不在场，也未收取支票；对刘×1证言提出，真实性不认可；对刘×2证言提出，刘×2没在合同签订现场；对吕×于2013年1月22日证言提出，真实性不认可，吕×是本案共犯；对刘×2出具的收条提出，吴×及其妻子从未委托任何人退赔10万元。对其他证据未提出实质性异议。
辩护人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1、王×2出具的关于吴×及妻子王×2从未委托任何人退赃10万元的说明及收条照片打印件及胡×身份证照片打印件，证实2013年2月1日吴×被带走后王×2经严×介绍与胡×于2013年2月2日见面，胡×保证预付15万元能把吴×捞出来，当日王×2支付5万元，2月7日王×2给付胡×军和张有×10万元，胡×给王×2出具了15万元的收条，后他们没办成事也未退钱。后王×2通过律师阅卷得知卷中有刘×2收到吴×退还10万元的收条。王×2已向检察官声明其未退过此款，也未委托任何人退过款。
2、王×2手机中与魏海的短信照片，证实吴×是宝通广厦公司营销管理总部总经理。
3、出庭证人张×（吴×之妻王×2之姨）证言，证实吴×于2005年9月至2007年1月间住在其家，2006年15、16号吴×去的长沙，21号回京。2006年6月21日16时许吴×回到其家后一直未离开。当天司马×带女友于午饭前到其家，三人在家中吃的午饭，吴×回家后四人在家吃的晚饭。
4、出庭证人司马×（吴×之妻王×2的表弟）证言，证实2006年6月21日14时许其带女友第一次到姨母张×家，16时许吴×回来，后在张×家一起吃的晚饭，其于21时许离开。
5、文×于2013年8月20日书写的证明，内容为其于2006年6月16日从火车站把吴×接回长沙的家，以后这段时间其和吴×一直在一起，至20日送吴×返回北京。
6、田×于2013年9月23日书写的证明，内容为2006年6月下旬（20日左右，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吴×从北京回长沙期间，其曾请王×2、吴×夫妻二人吃过一次饭。
7、火车票，票面显示为2006年6月20日20时56分开的长沙至北京西的T2次火车。
经当庭质证，公诉人认为辩护人出示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对证人张×、司马×证言提出，不能确认证言的真实性，两名证人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可信度较低；对文×书写的证明提出，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真实也不能排除吴×有作案时间；对田×书写的证明提出，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真实只能证明吴×回过长沙；对火车票提出，来源和真实性不能确认，不能证明是吴×使用的车票，即使真实也不能证实吴×下火车后的行踪。对其他证据未提出异议。
经补充侦查，公诉人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
1、田×2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其曾于2006年替同所的胡律师去海南出差，出差的任务是去工商局调查，鉴于是替同事出差，关于委托人的情况并不知道。只记得一同出差的人中有个名字叫什么辉的，说是部队的，其他人就不知道了。
2、证人胡×证言，证实其与吕×系朋友关系，通过吕×认识了陈×，不认识吴×。其听吕×说过吴×这个名字，但记不清怎么说的了。吕×好像是华夏担保公司的，有时找其帮忙调取工商档案。2006年吕×问其能不能去海南帮她调查个公司的情况，其觉得太远就问同所的田×2律师有没有兴趣，后田×2和陈×一起去了海南，他们去做了什么其不知道，听陈×说就玩了两天。其不清楚吕×做过什么项目、签过什么合同。
3、证人陈×于2014年5月15日证言，证实2005年其通过朋友认识的吕×，2006年其转业分配期间吕×说能给其安排到民政部工作，她几次向其要了18万元，这样来往多了起来。认识吕×之后其认识的吴×，他们总在一起，好像是一个公司的，又好像各自还有公司。2006年吕×和吴×好像在筹备典当行，有时吕×有应酬、吃饭时会叫其过去，由于其求她办事，所以就开车接送他们、买单，实际上是被他们利用了。2006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吕×跟其说跟民政部领导约好后一周，吕×说她要去民政部为其工作的事找领导，吴×在公司和人谈事，她分不开身，麻烦其去接待一下。她说的公司好像是国兴大厦，吴×经常在那。其到了之后看到吴×和大概四五个人在谈事情，怎么谈的其没在意，其在斜对着他们谈事的会议室的座位上坐着，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吴×出来接电话，说他已经在一个合同上签字了，再在这个合同上签字不合适，紧接着吕×给其电话称吴×起草了一份合同，让其代她签字。其出于慎重还问过吕×，自己在部队代签合适吗？吕×说合同上有公章，责任由法人负，没其什么事。后吕×又给吴×打了电话，吴×就把合同拿出来让其签了字。合同是打印出来的，名称、内容其都没看，他直接翻到最后一页让其签，上面有没有盖章，其没在意。其自始至终都在会议室外，对方是什么人其不知道。签完字后一二十分钟，他们都出来了。吴×拿着类似合同的东西和支票。吴×安排其送其中一两个人。几天后，吕×给其打电话问其是否去过海南，其说没去过，吕×说她有事走不开，票都定了，到了有人接待，其当时没什么事就过去了。其跟吴×还有其他一两个人一起去的。到海南之后有人接，其就直接回房间了，他们有什么安排其不清楚，晚上一起吃饭，饭桌上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海南那边的人带着一块去了政府机构好像还看什么地，其当时穿着军装，其也不想跟吴×他们掺和，所以他们谈什么事其都在外面抽烟。第三、四天其单独玩了两天。回来后其跟吴×没联系过，跟吕×打过电话说民政部工作的事。经仔细回忆签合同应该是在去海南之前。其记得在海南吴×跟对方闲聊时说过什么公司实力很强、经验丰富之类的话，不是在正式场合。
4、证人那×于2014年5月19日证言，证实2005年其与吴×在宝通广厦公司相识，吴×是部门经理，管营销。2006年4、5月份因为宝通广厦公司没有业务做，其就跟吴×、魏×一起开始做典当行。魏×是其直接上级，也是部门经理，魏×介绍其认识了吕×，一起做典当行。吴×或魏×介绍吕×是华夏担保公司的。陈×是吕×带过来一起做典当行的，吕×介绍陈×是空军的。典当行一边申请一边购买，因为出了吕×合同诈骗的事就停了下来。在典当行筹备过程中，6月上旬或中旬，刘×1来过宝通广厦公司两次，吴×让其帮着接待，就是倒水之类的。后吴×跟刘×1一方在会议室谈，谈什么其不清楚，刘×1那方还有没有其他人其印象不深了，事后其才知道他叫刘×1。2006年6月21日，即其打收条收10万元支票的当天，其记得是陈×让其打的收条。有没有吴×、吕×其想不起来了，陈×给的其收据，给的时候收据上已经有华夏担保公司的公章了。收到支票当天，刘×1走了之后，吕×在会议室让其把支票给了一个叫王×2的。签合同后陈×和另一女的去海南考察。吕×因合同诈骗被抓后，刘×1他们来宝通广厦公司找过吴×，其不知道为什么没给他们融资。因典当行还没正式成立，开展业务就以吕×的华夏担保公司进行。当时的分工是其负责民品，吴×负责资金，陈×负责车房，不知道什么场合说过这么一句，吕×属于高层，魏×后退出了。印象中融资的事就涉及到两个公司，一个是大河之洲公司，一个是海吉星，大河之洲公司是由吴×负责，海吉星其感觉是吕×主要和对方接触的。其不知道是否有融资能力，吕×是华夏担保公司的，说能通过担保公司融资。其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成立典当行就开展业务。
5、证人吕×于2014年7月21日证言，证实2003年前后，其经朋友介绍到薛×的华夏担保公司工作，主要经营项目就是风险投资。2004年前后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陈×，2006年初，因其想离开华夏担保自己单干，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同在投资行业的吴×，吴×在国兴大厦内上班，担任投资经理，具体哪家公司现在记不清了。吴×提议说开一个典当行，陈×当时正在转业，当时他想跟其一起干，故三人走到了一起。吴×和陈×是通过其介绍认识的。其对大河之洲公司没印象了。2004、2005年时，其经人介绍认识的刘×1，刘×1也是投资行业圈里的人，不认识刘×2。其不知道吴×、陈×是否认识刘×1、刘×2，其肯定没介绍双方认识。2006年，刘×1确实和其电话沟通过说他在海南有一个房地产项目，需要融资，想让其帮忙融资，但当时其没答应，对于该项目其也没太详细了解。其没跟吴×、陈×提过刘×1想为海南项目融资的事，其不清楚吴×、陈×是否为了海南项目前去海南考察过。其没接这个业务，不可能让吴×、陈×去海南考察，但当时，其和吴×之间经常互相通气，说一下各自所拥有的资源，也许是通气的时候其跟吴×说过刘×1在海南有个项目需要投资的事，但吴×后来是否找刘×1跟进这件事，其就不清楚了。陈×确实很多事是听其说的，但这件事其肯定没跟他说过。其对吴×、陈×代表华夏担保公司与刘×1代表大河之洲公司在宝通广厦公司签订《综合融资协议》的事没印象了。因为要开典当行，吴×曾经招过人到典当行筹备组，那×也是吴×招的人，其对这个人没印象，所以对2006年6月其让那×接受大河之洲公司10万元支票的事更没印象了。其认识金樽酒店的黄×，如果有证据证明钱最终落到其手里，其就承认钱在其这，因为这么多年了，有些事真的没印象了，如果钱到其手里，也是花在筹备典当行或其他项目中了，其一分钱也没落到。华夏担保公司的印章在薛×处保管，每次其签合同都事先和薛×打招呼、要公章。涉案的《综合融资协议》上之所以盖华夏担保公司的章是因为当时所谈的业务基本上都是以华夏担保公司的名义签。薛×不知道与大河之洲公司签融资协议的事。其不清楚为何《综合融资协议》上盖的华夏担保公司的章是伪造的，其可以向薛×要公章，所以没必要去伪造。华夏担保公司与宝通广厦公司没有关系，只是吴×在宝通广厦公司工作。王×2一直给其当会计。
其于2006年10月18日证言，证实2006年4月，其和陈×、吴×准备筹备一个典当行，其占80%的股份，他俩各占10%。6月20日左右，其的一个朋友黄×（金樽酒店经理）找到吴×在国兴大厦谈海吉星公司融资1800万的事，吴×向其汇报，后签的合同。其收取海吉星公司的45万元，其中10万元支票交了典当行的押金，10万元支票和2万元现金交了典当行在增光路的房租，8万元支票给了业务关系王×3，2万元支票交了其车辆保险，剩余12万元现金给了吴×工资及报销费用4万余元，给了那×工资8000元和一些报销的费用，还有用于典当行的装修了。
经当庭质证，被告人吴×对陈×于2014年5月15日证言提出，6月21日其未去宝通广厦公司，2006年未去过海南；对那×于2014年5月19日证言提出，当时典当行未成立，不可能有业务，其从未在典当行上班，刘×1来公司两次都是来做咨询，其未负责大河之洲公司项目，那×可能听别人说听错了；对吕×证言提出，海吉星的诈骗是吕×操作的，45万用于典当行筹备发工资都是子虚乌有，没给其发过工资，吕×说大河之洲公司的事完全不知道是在推卸责任。对其他证据未提出异议。其辩护人对陈×于2014年5月15日证言提出，该证言与其在公安机关的多份证言相矛盾；对那×于2014年5月19日证言提出，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大河之洲公司的业务是吴×负责的；对吕×证言提出，吕×诈骗45万元的供述与本案无关，吕×是大河之洲公司融资的组织者，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对其他证据未提出异议。
辩护人补充出示了关于设立“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筹备组”的协议复印件，内容为吕×、吴×、魏×作为发起人股东，陈×作为见证人于2006年4月10日签订了筹备典当行的协议，约定筹备组的存续时间为2006年4月11日至9月30日，人员构成中吕×是领导小组组长，吴×、魏×、陈×是副组长，股份构成和分配中约定吕×出资200万元作为筹备组开展工作的资金，筹备组的办公场所由吕×提供，风险控制由吕×负责，所有人事安排、收入支出由吕×总负责，所有费用开支由吴×、魏海预先确定，最后由吕×签字审核。筹备组可以一边报批和收购工作，一边同时开展相关典当业务，业务收入先冲抵筹备费用。
经当庭质证，公诉人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吕×、吴×等人筹备典当行是存在的。
法庭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证人陈×于2014年5月15日证言对2013年2月1日证言中就签订合同与去海南考察的先后顺序的更正，与证人刘×1证言及《综合融资协议》的约定吻合，两份证言中就合同签订的地点在宝通广厦公司、吴×在场、由其签订的《综合融资协议》等主要事实的陈述与证人刘×1证言吻合，故对陈×证言中该部分内容，本院予以确认；但两份证言中就被告人吴×参与海南考察的内容与证人刘×1、那×、胡×证言及田×2出具的证明材料矛盾，故对陈×证言中该部分内容，本院不予确认。证人刘×1证言与证人陈×、那×证言及相关书证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刘×1证言本院予以确认。证人刘×2于2013年7月24日证言中明确表示其于2012年6月8日证言系代表公司做陈述，本人并未参与此事，对其证言本院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证人那×、黄×证言及相关书证可证实涉案10万元被吕×实际取得，故对吕×于2013年1月22日证言本院不予确认，对吕×于2014年7月21日证言中与现有证据相互印证部分，本院予以确认。辩护人提交的用以证实被告人吴×不在合同签订现场的证据，其中火车票不能直接证实与被告人吴×的关系；出庭证人张×、司马×均系被告人吴×的亲属，二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文×、田×出具的书面证明，经当庭询问系被告人吴×之妻提交辩护人，并非辩护人依法调取，另二人与被告人吴×的关系不详；故辩护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否定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证据。对控辩双方均未提出实质性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对被告人吴×所提其仅为吕×就大河之洲公司融资事宜提供咨询意见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指控被告人吴×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综合融资协议》的签订系基于前期协议双方的洽谈，代表大河之洲公司签订《综合融资协议》的证人刘×1明确指认整个涉案融资项目的洽谈、协议的签订、项目的考察均与被告人吴×相关，且协议的洽谈、签订及定金的给付地点均为被告人吴×的工作单位宝通广厦公司；证人那×、陈×证言亦可佐证刘×1证言；另《综合融资协议》上加盖的华夏担保公司的印章印文经鉴定系伪造；被告人吴×所提其仅为吕×提供咨询意见，无据佐证，故被告人吴×伙同他人使用伪造的印章冒用其他公司名义与大河之洲公司签订《综合融资协议》骗取定金，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利用融资协议骗取钱款的行为，对被告人吴×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公诉人当庭表示不再认定赃款已退赔，本院不持异议。在案证据证实涉案赃款被吕×取得，被告人吴×是否分得赃款并不影响其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但此情节本院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2月1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止。罚金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三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吴×向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十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郑红艳
人民陪审员 张淑萍
人民陪审员 段福奎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郭 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