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77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作玉。
委托代理人：朱健民，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尤涛，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开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闵世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蓝恩鸿，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金，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作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开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开元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开元公司于2004年2月26日申请设立，并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核准成立，注册资金为50万元，股东分别为梁某（出资7.5万元）、林某（出资5万元）、赵某胜（出资7.5万元）、朱作玉（出资7.5万元）、闵世像（出资22.5万元）。开元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约定：“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对公司股东会负责，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连某可以连任。执行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第二十条约定：“选举（聘任）闵世像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二十二条约定：“公司设监事1人，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监事对股东会负责，监事任期每届满，可连某连任”。
2007年1月31日，开元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参加了会议，会议并作出了《股东协议书》，协议约定：当前梁某、朱作玉、赵某胜的月工资为3000元，林某及闵世像本年度不领取；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开元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对开元公司重大事项决议行使职权；董事会是开元公司常设权力机构，设董事长（闵世像）1人，董事（梁某、赵某胜、朱作玉）3人，监事（林某）1人，董事长为开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开元公司是由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当前的组织机构是：梁某为公司总经理，朱作玉为公司营销中心总监，赵某胜负责公司的研发中心的部分工作；开元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公司股权分配为闵世像占公司45%股份，梁某占公司15%股份，赵某胜占公司15%股份，朱作玉占公司15%股份，林某占公司10%股份；公司按税后利润给各股东按股份分配，公司保留40万元的现金流，余款每季度按税后利润80%进行分配，其余20%加入到经营现金流中增加公司实力；公司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章程的修改做出决定，必须经由代表五分之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任何股东或员工不准对外泄露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政策、供应商资料、合作单位合同文件、已投资的产品的技村资料（包括软件、源程序）等未经董事会同意不准任何人进行复制及外传，以上资料出各部门负责人整理成册，技术资料刻成光碟，由总经理负责监督收集，交出董事长建立档案、保管；股东要以公司整体利益为重，维护公司的利益，不损公肥私、不卡、压、拿、扣公司及客户的经营资金和赚取个人利益，正常情况下不得介绍自已的亲戚进入公司工作，如有证据证实任何股东做出上述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第一次扣除该股东50%的出资股本金及同等比例的利益分配权，第二次开除出董事会，取消股东资格，不予分配任何利益；从签定本协议二年内，在开元公司继续经营的情况下，如有股东退股，该股东不予退还投资股金及分配股权利益，当公司在继续经营的情况下，资产不足50万元时，也按上述条款处理，否则按超过50万那部分资产根据股权进行分配，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需进行清算时，则先提取回30万资金给原注资股东林某后才能进行清算，退出股东在两年内不准从事与开元公司经营范围相同行业的业务及技术输出工作，以保障公司利益，如有违反则赔偿公司100万元损失，并追究法律责任。
2013年10月10日，开元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闵世像、朱作玉、赵某胜、梁某、林某参加了会议，会议作出了《公司股东退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一、2013年10月10日开元公司全体股东：林某、闵世像、朱作玉、梁某、赵某胜在办公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经各股东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意股东赵某胜、梁某退股。二、退股协议书细则如下：1、鉴于公司股东之间经营管理出现分歧，公司能继续经营，经所有股东同意，赵某胜、梁某退出公司股份，退出股份由公司其他股东进行分配处理；2、赵某胜自愿放弃原持有公司15%的股份，并同意退股转让金额为353327.10元；3、梁某自愿放弃原持有公司15%股份，并同意退股转让金额为353327.10元；4、本协议签订后，公司在三天内支付两位退股股东的退股总转让金的50%，即赵某胜人民币176663.55元,梁某人民币176663.55元,两股东收到上述款项后应出具收据,并将所管理的公司财物交给现在公司负责人保管,并于7天内配合公司其他股东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事宜,股东变更完成不迟于2013年10月20日,两位原股东剩余的退股转让金额在2013年12月30日一次性付清；5、本协议签订后，开元公司所经营的债权债务均由现任各股东承担，退出的股东不再拥有开元公司的股东资格和权益，退出的股东并保证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的诉讼，以往签订的股东协议作废；6、退出的股东继续上班工资由公司按原来的个人工资标准发放，并工作至2013年12月30日止，在此工作期间需配合公司进行交接工作，并完成公司交给的任务，工商登记股权变更完成时间不迟于2013年10月20日；7、……；8、协议签订后，梁某、赵某胜不得再利用开元公司的名义开展任何业务，并有责任维护开元公司的利益……，公司的无形资产以资金的方式另补偿上述两位股东，每人各8万元，2014年6月30日之前付清，延期按月利息1%支付；9、……。
2013年11月8日，开元公司股东变更为林某、朱作玉、闵世像。
2014年10月8日，开元公司由原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制造、销售、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变更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试验机制造；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具有独产功能专用机械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
2014年12月15日，开元公司与股东闵世像、林某、朱作玉召开股东会，签订《广州开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一、2014年12月15日开元公司全体股东：闵世像、林某、朱作玉在办公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经各股东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意股东赵某胜、梁某退股。二、退股协议书细则如下：1、鉴于公司股东之间经营管理出现分歧，公司能继续经营，经所有股东同意，朱作玉退出公司股份，退出股份由公司其他股东进行分配处理；2、朱作玉自愿放弃原持有公司21.43%的股份，并同意退股转让金额为420000元；3、本协议签订后，公司在三天内支付退股股东朱作玉现金人民币90190元，剩余的退股转让金人民币329810元以朱作玉经手的公司应收款债权相抵（客户名称及欠款见附页），协议签订后该批客户应收款权益由朱作玉个人所有，朱作玉收到上述款项及赁证后应出具收据,并将所管理的公司财物交给闵世像保管,并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事宜,股东变更完成不迟于2014年12月25日完成……。”
2015年3月12日，朱作玉退股，将其持有开元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林某。
2013年2月1日，广州鑫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誉公司）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核准成立，商事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金50万元，实收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赵某胜，股东分别为梁某、赵某胜、朱作玉，公司主营项目类别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鑫誉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经营范围研发研究、制造、销售、工业自动化设备变更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计算机软件、电子元配件。
2014年5月15日，鑫誉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作出决定：1、由原股东梁某、赵某胜、朱作玉变更为梁某、赵某胜、熊某、张某甲，股东朱作玉将出资额16.5万元中的1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熊某，将剩余出资额6.5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张某甲；梁某将出资额16.5万元中的3.5万元转让给新股东张某甲，3万元转给股东赵某胜；转让后赵某胜占40%股份、梁某、熊某、张某甲各占20%股份。2、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通用和专用仪器仪表的元件、器件制造；软件开发；机械零部件加工；工业机器人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3、启用新公司章程，旧章程作废。上述股东决议有张某甲、熊某、朱作玉、梁某、赵某胜签字。同日，朱作玉、梁某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某、熊某、赵某胜就鑫誉公司的出资转让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约定：朱作玉将出资额16.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3%）中的部分10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熊某，将剩余出资额6.5万元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张某甲；梁某将出资额16.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3%）中的3.5万元转让给新股东张某甲，剩余13万元中的3万元转给股东赵某胜；转让后赵某胜占公司注册资本40%、梁某、熊某、张某甲各占公司注册资本20%；2014年5月15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从2014年5月15日起，熊某、张某甲成为公司股东，签订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朱作玉股东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
此后，鑫誉公司股东由赵某胜、梁某、朱作玉变更为赵某胜、梁某、熊某、张某甲。
2014年10月21日，熊某将其持有鑫誉公司的股权20%转让给梁某，双方并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转让后，鑫誉公司的股东为赵某胜、梁某、张某甲。
开元公司拟证明朱作玉在未退出开元公司股东时即以鑫誉公司的名义经营与开元公司同类业务和产品，并把属于开元公司的客户和商业机会转到鑫誉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提供了2013年10月18日、2014年5月21日，鑫誉公司与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201300029、201400014的两份《工矿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由鑫誉公司向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提供转子层间测试仪（型号为XYEA12）、耐压测试仪（型号AN9632X），总价款分别是58000元和60200元。上述两份合同均加盖了鑫誉公司的印章，委托代理人一栏均为陈某签字。
开元公司拟证明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与鑫誉公司签订了购买XYEA12转子层间测试仪的合同，提供了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18日及2014年9月9日与鑫誉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向某公司购买了型号为XYEA12转子层间测试仪、耐压测试仪（型号AN9632X）等总计货款为118200元的产品，该产品主要用于其公司产品转子测试。上述两《工矿产品销售合同》均系鑫誉公司作为卖方，由其公司销售业务员陈某经手卖予给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接受货物并支付相应款项，XYEA12转子层间测试仪已经投入生产线使用。《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之卖方（甲方）鑫誉公司的印章及代理人“赵某胜”“陈某”的签名是赵某胜、陈某本人亲笔签名。
开元公司拟证明鑫誉公司经营与其公司同类产品要求证人谢某出庭作证，证人谢某出庭陈述：其是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在2013年9月18日、2014年9月9日，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分别与鑫誉公司签订了两份合同，当时第一份合同是没有盖章的，由公司法人张某乙签名确认，第二份合同也是张某乙签名的，陈某是代表鑫誉公司到公司销售设备的，公司向某公司购买的产品与向开元公司购买的产品是一致的。同时，证人并以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于2015年6月11日出具证明，内容为：本人谢某，系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的职员，主要负责的设备采购工作。鑫誉公司与我公司于2013年9月18日及2014年9月9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鑫誉公司销售人员陈某将其公司生产的设备，型号为XYEA12转子层间测试仪卖予我司，该事务是我亲手办理的、合同上：“陈某”、“赵某胜”的签名均是其本人亲笔签名。
朱作玉对上述两份《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要求对其中一份编号为201300029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加盖的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为此，原审法院经开元公司、朱作玉双方同意，选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涉案争议的合同进行了鉴定。
为鉴定，开元公司提供了2014年5月21日，编号为201400014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朱作玉提供了2014年8月15日的《委托加工合同》、2013年12月28日的《产品买卖合同》、穗公印号码A1311403《刻章许可证》中加盖的印章作为对检材的比对。同时，原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调取了号码A1311403的《刻章许可证》彩色复印件，及会同鉴定机构向工商部门调取了《企业变更（变动申请事项）登记申请书》、《广州鑫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章程（公司设执行董事）》作为鉴定的样本。
2016年1月25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以中广测（2016）文某第0006号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书第三部分检验过程和分析说明第4点为：上述样本1至样本2、样本4至样本5印某，样本3印某，样本6至样本7印某，三者印某特征反映差异；差异特征反映为三枚为不同印章盖印。第四部分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300029）上的“广州鑫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印某与提供的样本1至样本2《刻章许可证》、样本4至样本5《产品买卖合同》、《委托加工合同》、样本6至样本7《企业变更（变动申请事项）登记申请书》、《广州鑫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章程（公司设执行董事）》上的“广州鑫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印某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送检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300029）上的“广州鑫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印某与提供的样本3《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400014）上的“广州鑫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印某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另查，开元公司在原审法院受理的（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573号一案中向赵某胜、梁某提起诉讼，以赵某胜、梁某损害公司利益，违反竞业禁止业务为由，要求赵某胜、梁某赔偿开元公司经济损失合计2866654.2元。
开元公司原审诉讼请求判令：1.朱作玉停止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活动；2.朱作玉依股东协议约定赔偿开元公司损失100万元；3.朱作玉承担本案受理费。
原审法院认为，2013年10月10日开元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的《公司股东退股协议书》决议是经全体股东同意，该决议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第二条第5点其中约定“以往签订的股东协议作废”是对之前开元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作出的变更，该变更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通过股东会决议作出，因此，开元公司2007年1月31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对股东不再具有约束力，开元公司以该股东会约定“退出股东在两年内不准从事与开元公司经营范围相同行业的业务及技术输出工作，以保障公司利益，如有违反则赔偿公司100万元损失，并追究法律责任”的条款请求朱作玉赔偿损失100万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虽然鉴定意见只确认了送检的两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为同一枚印章，但同时也确认了送检的《委托加工合同》、《产品买卖合同》、《刻章许可证》、《企业变更（变动申报事项）登记申请书》相互之间反映有差异，认定为涉案送检的证据存在三枚不同的印章。从上述的鉴定意见可以说明，鑫誉公司在对外从事经营活动期间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事实。由于上述确认了鑫誉公司对外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事实，再结合证人谢某的陈述，送检的两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与鑫誉公司签订的，故可佐证证实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与鑫誉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由于鑫誉公司向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与开元公司对外销售的产品为同类产品，且鑫誉公司经营范围与开元公司基本相同，朱作玉在2014年12月15日前仍担任开元公司董事和作为股东期间于2013年2月1日与他人开办与开元公司相同业务的鑫誉公司并参与公司的经营，其行为构成同业竞业禁止行为，损害了开元公司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已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业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朱作玉应对开元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开元公司仅提交了两份鑫誉公司与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而开元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本公司基于朱作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造成其损失的数额，因此，开元公司的损失可以本案开元公司提供的鑫誉公司与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总额90000元作为赔偿数额。原审法院在上述中已确认朱作玉应赔偿开元公司损失，且朱作玉与他人开办的鑫誉公司是经相关行政部门核准成立，朱作玉亦已不再是开元公司股东，因此开元公司请求朱作玉停止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业务活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朱作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天内赔偿开元公司90000元。
二、驳回开元公司的其他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13900元，鉴定费13200元，由开元公司负担受理费12648元，朱作玉负担受理费1252元、鉴定费13200元（朱作玉已交纳）；上述受理费13900元已经由开元公司预交，开元公司同意由朱作玉在履行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开元公司。
上诉人朱作玉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鑫誉公司没有经营与开元公司同类业务，也没有与利建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朱作玉经营鑫誉公司不存在同业禁止行为，也没有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鑫誉公司与开元公司有部分登记的经营范围相同或类似，并不表明两公司都生产了相同或类似产品。开元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对生产性设备进行检测的设备，是生产检测仪器的公司，而鑫誉公司生产的是生产性设备。两公司生产的完全是不同行业的产品，不存在同业竞争的问题。（二）各股东在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公司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2007年1月31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作废。《公司股东退股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是，2012年3月闵世像与他人成立公司抢夺开元公司的项目和客户，在此情况下，朱作玉只得成立鑫誉公司另图发展，但鑫誉公司生产的产品与开元公司完全不同。由于当时五个股东经营理念不同而发生矛盾，最后五个股东签订了《公司股东退股协议书》，明确约定不追究之前违反股东协议的行为，因此，开元公司根据作废的《股东协议书》追究朱作玉的责任，没有依据。即使朱作玉在开元公司工作期间经营了同类公司，开元公司也无权根据公司法要求朱作玉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三）开元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作玉存在违反就业禁止行为。1.2013年9月18日利建公司的《工况产品购销合同》加盖的公章经鉴定并非鑫誉公司的印章，合同签订人陈某也并非鑫誉公司员工，开元公司也无证据证明鑫誉公司通过该次交易获得利建公司的货款。事实上鑫誉公司从没与利建公司发生过交易，该合同约定的收款人显示的也是陈某的账号。2.开元公司提供的2014年9月9日《工况产品购销合同》也并非鑫誉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赵某胜”签名和“广州鑫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均为传真件，赵某胜否认签名的真实性。利建公司的员工、本案证人谢某的证言也不可信。3.原审判决认为鑫誉公司送检的六个印章样本至少有三枚不同的印章，这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意思不同，也与朱作玉一直声明的只用过两枚印章的事实不符。（四）原审判决朱作玉赔偿损失9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不受《股东协议书》第十二条的约束，因为已超过约定的两年时间限制。该条约定要求股东退出后不得从事同行业工作，但没有依法给予经济补偿，违反劳动法的规定，该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况且《股东协议书》已经声明作废，对各方股东没有法律约束力。（五）开元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是开元公司所有股东之间的纠纷，争议的依据是各股东之间的《股东协议书》和《股东退股协议书》，是股东之间的合同纠纷，并非开元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纠纷。朱作玉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开元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诉讼费及鉴定费由开元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开元公司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朱作玉表示对编号为201300029、201400014的两份《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中加盖鑫誉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朱作玉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送检材料存在三枚不同的印章，从而认定鑫誉公司使用过多枚不同印章，是对鉴定结论的曲解，故向本院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经本院传唤，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委派司法鉴定人冯某出庭，根据其陈述意见，朱作玉自行提供的样本中存在有两枚不同的印章，并均与检材不一致，而开元公司提供的样本3与检材为同一枚印章。朱作玉对样本3以及检材中加盖的鑫誉公司印章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并解释称鑫誉公司原来使用的印章没有经过备案，损坏后重新刻制新的印章并进行了工商备案，故其提供的样本中存在有两枚不同印章，但开元公司提供的样本以及检材使用的印章均非鑫誉公司所刻制，故不存在鑫誉公司使用三枚印章的情形。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朱作玉是否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及其是否应向开元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同时，该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根据本案事实，在2014年12月15日前，朱作玉作为开元公司股东并任职开元公司董事期间，于2013年2月1日与他人设立鑫誉公司，且该公司经营业务范围与开元公司业务存在交叉重合，其行为显然已违反上述法定的竞业禁止义务，即便其作为开元公司股东签订的2007年1月31日《股东协议书》后期经各方协商作废，仍并不影响其依法应向开元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朱作玉上诉主张其并不存在同业竞争行为，明显有悖于客观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朱作玉应向开元公司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开元公司对其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已于原审期间提供鑫誉公司与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签订的数份《工矿销售合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虽朱作玉否认上述合同中鑫誉公司一方代理人的身份及公章的真实性，但结合开元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鑫誉公司确曾使用未备案的印章对外交易的情况，足以认定鑫誉公司对外销售开元公司所经营的同类产品的事实。故原审法院根据相关合同标的酌情判令朱作玉赔偿开元公司损失90000元，并不违背公平合理原则，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朱作玉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2元、鉴定人员出庭费500元，均由上诉人朱作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审 判 员 汤 瑞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杨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