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善云，女，196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辰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艳，浙江坤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兴惠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吟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405475705。
法定代表人：项兴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霞，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善云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兴惠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4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曾善云与原杭州兴惠化纤有限公司（后变更登记为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与兴惠公司系关联企业）曾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合同期限自2003年2月20日至2004年2月20日等内容。2005年9月20日，曾善云与兴惠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合同期限自2005年9月3日至2008年9月2日，曾善云从事挡车工岗位工作，员工须服从甲方集团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调动等内容。其间，曾善云曾向兴惠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及承诺，表示“不想在外买保险”或“本人放弃贵厂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的权利”等，兴惠公司为曾善云缴纳了自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2014年9月11日，曾善云以1958年出生的身份与兴惠公司签订《退休返聘协议》一份，约定协议期限自2014年9月15日至2015年9月14日等内容。2015年5月29日，曾善云向杭州市萧山区社会保障管理中心一次性领取了其养老及医疗个人账户金额共计1708.56元。后曾善云曾以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为兴惠公司起诉来院，诉状中曾善云表示“不知道哪一个当官的把我年龄搞错了，给我58年写成68年，一直错到现在我才知道”等，后曾善云于2015年11月9日申请撤诉。因案涉争议，曾善云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6年9月21日裁决“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从2015年5月至2015年7月25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其中个人应缴部分由申请人自行承担；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等。2016年9月27日，曾善云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兴惠公司为曾善云补缴自1998年3月28日起至劳动合同实际解除之日止的社会保险；2.兴惠公司支付曾善云因未缴社保的经济补偿金72100元；3.兴惠公司支付曾善云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44200元。庭审中，曾善云变更其诉请，请求判令：1.兴惠公司为曾善云补缴自1998年3月28日起至劳动合同实际解除之日止的社会保险；2.兴惠公司支付曾善云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144200元（时间自1998年3月28日至2015年7月25日，计算方式为4120元/月×17.5个月）。
查明，前述双方签订的合同、协议及社保缴纳中均显示曾善云系1958年出生。2016年3月2日，曾善云的“公民身份号码，出生日期”由“433023195809211620，19580921”经公安机关变更为“，19680921”。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点，首先，关于曾善云要求补缴社保是否已过仲裁时效及责任认定，曾善云主张应由兴惠公司补缴自1998年3月28日至2014年7月以及自2015年5月至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的社会保险费。关于前者，因兴惠公司已为曾善云缴纳自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且曾善云曾分别于2008年5月29日及2013年2月22日书面申请及承诺放弃兴惠公司缴纳社保义务，故应按前述兴惠公司开始缴纳社保之日或曾善云书面承诺之日作为双方该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并以此计算一年的仲裁时效，曾善云的该项主张均已超过时效，故不予支持；兴惠公司的相应辩称于法有据，故予以采信。对于后者，兴惠公司认为“因非系兴惠公司原因未缴纳，而是曾善云办理退休停保手续导致客观上已无法缴纳，不应追究兴惠公司的补缴责任”，庭审中双方确认兴惠公司实际工作至2015年7月25日，因兴惠公司在2015年5月之后客观上未为曾善云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曾善云现在的身份系法定的参保对象，故对曾善云主张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即补缴自2015年5月至同年7月25日的社会保险费。其次，关于曾善云主张兴惠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是否成立。本案曾善云就该项主张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兴惠公司亦表示“系曾善云因自身原因离开公司”且“从未与之解除合同”等，故对曾善云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对兴惠公司的相应辩称予以采信。此外，针对仲裁过程中曾善云提出的“要求兴惠公司支付因未缴纳社保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因曾善云不愿缴纳社保并向兴惠公司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保，且亦未以此为由向兴惠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兴惠公司为曾善云补缴自2015年5月至同年7月25日的社会保险费（具体补缴金额、险种、时段等由社保机构依政策确定），其中个人应缴部分由曾善云自行承担；二、驳回曾善云对兴惠公司提出的其他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曾善云负担，予以免交。
宣判后，曾善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结果。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曾善云于1998年3月28日进入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车间打工，作为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不断地被在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内部调动，为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服务了将近18年，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从未支付过一分钱的经济补偿，直至2015年7月25日被兴惠公司单方辞退，并拒绝出具任何离职证明。在将近18年的时间里，兴惠公司仅为曾善云缴纳过几个月的社保，而曾善云从未申请放弃缴纳社保，兴惠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系伪造。曾善云实际年龄为1968年出生，但之前身份证错误登记为1958年，曾善云早己将真实年龄告知兴惠公司，兴惠公司提交的诸多证据亦可以证明。后，兴惠公司为曾善云办理退休，又将曾善云身份证年龄改回1958年，并以1958年作为本案及相关案件的抗辩基础。
曾善云的上诉理由如下：一、曾善云实际出生年份为1968年，曾善云并未对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进行隐瞒，并不存在过错。曾善云自进入兴惠公司后就没有隐瞒过自己的真实年龄与身份证不符，相反，曾善云明确地将自己的实际年龄以及身份证错误的原因告知了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这也是为什么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为曾善云办理员工登记和申办暂住证时，为曾善云填写的出生日期均为1968年的原因。同时，兴惠公司为曾善云缴纳的短短几个月社保中，也是以1968年作为实际年龄进行申报的。由此可见，曾善云在真实年龄方面并不存在过错。相反，兴惠公司在明知曾善云实际年龄为1968年出生的情况下，为了为曾善云办理退休而将其出生身份情况又改回1958年的行为，是明知故犯，是为了逃避劳动关系法律的监管的行为。而一审法院认定曾善云持1958年身份证与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签订系列劳动合同、签订退休返聘协议、提起纠纷诉讼等，据以推断原告系过错方并自认为是1958年生人，这一认定完全忽略了兴惠公司早己明知曾善云实际年龄的事实，显然于事实不符，导致裁判不公。
二、曾善云于1998年3月28日进入兴惠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车间工作，作为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不断地在兴惠公司关联企业内部调动，兴惠公司服务了将近18年，直至2015年7月25日被兴惠公司违法辞退，并拒绝出具任何离职证明。事实是，由于2015年7月25日被兴惠公司违法辞退后，曾善云持有的身份证是1958年的年龄（已过退休年龄），导致其投诉无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就1958年的身份证提起民事诉讼，并且在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诉由也只好选择了“社保纠纷”。但是，正如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引用的，“不知道哪一个当官的把我的年龄搞错了，给我58年写成68年……”。这里的“当官的”，明指的是兴惠公司的公司内部管理人员。这些信息，岂不正好说明，兴惠公司早已明知曾善云实际出生是1968年的事实？而曾善云起诉社保纠纷一案，亦足以辅助证明两个事实：一是兴惠公司违法不为曾善云缴纳社会保险；二是曾善云被辞退后寻找途径维权。
三、2015年7月25日，兴惠公司单方辞退曾善云之后，拒绝出具任何离职证明。在曾善云只持有登记了错误年龄的身份证的情况下，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向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的路径，基本都被堵死，在多次徒劳无功的四处投诉无果之后，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提起了社保纠纷的诉讼。社保纠纷案中，兴惠公司态度强硬，甚至不同意调解进行适当补偿，因此在明知更改身份证程序复杂难度很大的情况下，曾善云还是抱着希望，回湖南老家花了几个月时间更正了身份证上的出生年龄。但改完身份证后，对于曾善云来说，也只不过取得了一个形式上的、提起劳动仲裁的“资格”。可见其维权所付出的时间和经力，乃至经济成本，对其而言何其之大。然而就因为兴惠公司拒绝依法出具“离职证明”，经过一次、两次劳动仲裁，曾善云的维权之路，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遗憾的是，在诸多证据链条足以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没有直击本案的案件事实，仍然维持了劳动仲裁的结果，不免让人遗憾。四．在兴惠公司于本案及其相关的诉讼及仲裁中，几乎都提交了一份证据，即关于曾善云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申请的证据。上面显示了曾善云的签名。然而曾善云从未对该证据上的签名予以认可，并且自始至终表示该证据系兴惠公司伪造。尤其是在一审阶段，虽然曾善云申请鉴定已过举证期限，但鉴于该证据的真伪不仅有助于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更有助于证明本案讼争的双方，到底哪一方一直在说谎，法院应当准予曾善云的鉴定申请。但同样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以该证据与本案结果的关联性不大为由予以拒绝，以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明。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曾善云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兴惠公司承担。
兴惠公司答辩称：一、曾善云称社保局的退休手续系兴惠公司办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人社部实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且未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可以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告知其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权利以及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后果，经本人书面确认后，终止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根据上述规定，除非曾善云自行向社保部门申请，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终止社保关系，兴惠公司更没有权利为其办理退休手续。而兴惠公司提交的区社保管理中心出具的《萧山区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申领表》明显载明，曾善云自行凭其1958年出生属离退休人员的身份申请终止社保关系，并领取了个人账户金额。同时可以证明曾善云对自己真实年龄的确认。至于曾善云否认该申领表上签名的真实性，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应由曾善云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证据，曾善云在仲裁时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在一审时却提出鉴定申请，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而且，通过比对曾善云的签名和该申领表的签名，两者的书写习惯相同，笔迹相同，可以判断为曾善云本人所写。因此，曾善云的该项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应当不予认定。
二、曾善云对其1958年出生的年龄始终是明知的。不管曾善云是哪一年出生的，作为旁人无法判断，但曾善云自己对其1958年的身份是明知的，其内心认可的年龄就是1958年。除了刚刚前文所称的申领表这份证据，于2015年8月27日的民事诉状中也自认自己出生于1958年，是当官的把她的身份搞错成1968年了。显然，曾善云在起诉时，始终认可其年龄是1958年。曾善云的这句话，语意是非常明显的，但曾善云在上诉状中却将其曲解，意图歪曲事实。对于曾善云的该份公安变更证明，兴惠公司始终是存疑的。曾善云的第一代身份证是1988年12月31日签发的，年龄是1958年出生，如果说当时年龄搞错了还情有可原，但曾善云完全有机会在签发第二代身份证时进行变更，但她的第二代身份证于2007年3月9日签发，她却不予更正，反而以该份身份证为依据，与兴惠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直到其起诉到法院，仍然坚持1958年出生的身份，直到诉讼中发现1958年的身份对其不利了，就想着去更正身份为了以劳动者的身份向公司索要赔偿。由此兴惠公司怀疑，曾善云的这份公安变更证明做出的基础是否存在不合法之处，听取的内容是否存在虚假的情况，出具证明的公安机关是否有尽到审查义务？这样一份在不实的基础上做出且与当事人自认事实完全相反的证明，不应当予以采信。
三、兴惠公司从未与之解除过合同关系，曾善云自行离开公司，无权主张经济赔偿金。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直至2016年3月2日，曾善云的出生日期才由1958年9月21日经公安机关变更为1968年9月21日，且曾善云于2015年5月29日向杭州市萧山区社会保障管理中心一次性领取其养老及医疗个人账户金额，因此兴惠公司在之前以曾善云身份证载明的1958年9月21日作为曾善云的出生日期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曾善云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兴惠公司存在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之情形，故对曾善云主张兴惠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兴惠公司为曾善云缴纳了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的社会保险，最迟至2014年8月曾善云应当知道兴惠公司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曾善云直至提起仲裁已过一年仲裁时效，一审法院对曾善云主张兴惠公司为其补缴1998年3月28日至2014年7月止的社会保险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曾善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曾善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丹
审 判 员 盛 峰
代理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赖雪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