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聊民一终字第6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祖国，男，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郭又领，聊城东昌夕阳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秀珍，女，汉族，居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训军，男，汉族，居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训民，男，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训霞，女，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凤荣，女，汉族，居民。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祖强，男，汉族，个体工商户。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兰英，女，汉族，农民，系刘祖强之妻。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德顺，聊城东昌顺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凤英，女，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刘恩廷，山东天地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祖刚，男，汉族，高唐热电厂退休职工。
原审第三人：刘凤芹，女，汉族，居民。
上诉人刘祖国、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刘祖强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2）高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被告系姐弟关系，其父亲刘绍彬、母亲刘玉青。1995年，原、被告父母的房屋因城市建设被拆除，高唐县人民政府将高唐县化工厂南门外公路用地160平方米（0.24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给刘绍彬用于建门市部。1996年刘绍彬病逝后，该划拨土地登记在刘玉青（刘玉清）名下。1996年11月5日，刘玉青与高唐县土地管理局签订划拨土地协议书，明确划拨土地位于时风路北、化工厂楼西、城关信用社东，土地面积160平方米（0.24亩）。2000年7月3日，高唐县建设委员会批准的编号为2000-08-5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镇一街刘祖国；建设项目名称：新建商住楼（四层）；建设位置：时风路东段路北农业银行城关所东邻；建设规模：肆佰壹拾柒平方米（417m2）。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必须在六个月内，按规定进行建设，逾期本证自动失效。2000年7月4日，高唐县土地管理局颁发准予使用土地证书，本批准书在颁发之日起至2000年12月期间有效。刘祖国、刘凤英在其他兄弟姊妹不出资建设的情况下同意出资建设商住楼，刘祖国与施工人刘某签订施工合同，按440元／m2承包给刘某，至2000年底，刘某完成了四层商住楼的建设。
高唐县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建设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姓名和一街盖章的申请审批书记载的姓名为刘祖国颁发房产证。2001年9月18日，刘祖国将商住楼一、二、四层直接登记在自己名下，其房产证号：高房权证城关字第××号；2001年9月18日刘祖国与杜纪明签订楼房共建协议书后，将第三层登记在杜纪明名下，房产证号为高房权证城关字第××号；2001年10月17日，将该楼房第四层过户给姜洪常。2011年1月26日，刘祖国与杜纪明、窦俊荣夫妇签订楼房转让协议并经高唐县公证处公证，杜纪明将房产证交给刘祖国，刘祖国取得商住楼第三层，居住使用至今。商住楼建成后，二楼由原告刘凤英居住，刘凤英搬出后一直由刘祖国居住，商住楼第一层由被告刘祖国对外出租。
2004年5月28日，原告刘凤英（甲方）、被告刘祖国（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一、甲方在高唐镇一街村、时风路东段北侧的商住房一宗完全为其独资修建，乙方未投入任何资金。二、该商住楼位于高唐县高唐镇一街、时风路东段北侧，为砖混结构，底上两层，共计面积208.75平方米。三、该商住楼所有权归甲方刘凤英所有，该商住楼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阻碍。四、甲方暂时沿用原房产证，如以后需办理过户，乙方协助甲方办理，费用由甲方承担。五、甲乙双方应信守本协议，不得反悔。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公证处留存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按手印并经高唐县公证处公证后生效。甲方：刘凤英（签字捺印）乙方：刘祖国（签字捺印）。当日，双方申请高唐县公证处对协议进行了公证。高唐县公证处向双方出具公证书。
刘玉青的子女认可刘玉青20**年5月份患病后，精神恍惚，意识不清，刘祖国称2011年11月丧失行为能力。刘祖国将所建商住楼的第一、二、四层登记在自己名下、将第三层登记在杜纪明名下、后将第四层过户给姜洪常以及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将一、二层明确归刘凤英，被告刘祖国、第三人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刘祖强、刘凤芹没有证据证明刘玉青表示过异议。
2011年1月，原告刘凤英要求被告刘祖国按协议书将楼房过户，刘祖国不予协助，双方发生纠纷，导致刘凤英诉讼。
2012年2月8日，刘祖强自行代表母亲刘玉青向本院起诉刘祖国，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刘玉青所有。因该案房屋与本案争议的房屋系同一标的物，本院裁定驳回刘玉青的起诉，告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本案重审后，原告刘凤英主张刘玉青患有多发性脑梗塞、左额颞顶部慢性硬膜下血肿、脑膜瘤、高血压、小脑萎缩等疾病，言语不清，不能表达意志，请求对其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鉴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2年8月13日出具（2012）精鉴字第1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诊断：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责任能力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刘玉青无民事行为能力，需要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对于担任监护人问题，刘玉青的成年子女形不成一致意见，刘玉青所在鱼丘湖街道蓝山社区居委会一直也没有指定出监护人。2014年1月31日，刘玉青死亡。2014年12月10日，根据原告刘凤英的申请，本案恢复审理。
刘绍彬、刘玉青夫妇生育五子三女，长子刘祖义、次子刘祖志、三子刘祖刚、四子刘祖强、五子刘祖国、长女刘凤荣、次女刘凤英、三女刘凤芹。次子刘祖志夭折，无继承人。刘祖义先于刘玉青死亡，刘祖义的继承人妻子姚秀珍、长子刘训军、次子刘训民、长女刘训霞，刘玉青长子刘祖义之妻姚秀珍对婆母刘玉青尽了生养死葬的赡养义务，作为刘玉青第一顺序继承人。
另查明，原告刘凤英和被告刘祖国自1992年秋至2006年6月，双方合伙做生意，前三四年搞废旧物品回收，后来经营钢材至合伙终止。期间用经营钢材的收入近10万元购买取得高唐县鱼丘湖街道祁寨村开发的楼房一处（该房坐落于高唐县福源路东段路北5号楼东起二单元三层西户），该楼房由刘祖国使用。至合伙终止，刘祖国分得债权60万元，刘凤英分得债权50万元。
原告刘凤英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1、原、被告双方于2004年5月28日签订的书面协议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完全为甲方（刘凤英）出资所建，乙方（刘祖国）未投入任何资金。涉案楼房双方约定归刘凤英所有；该楼房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由刘凤英享有和承担，刘祖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阻碍；甲方暂时延用原房产证，如以后需要过户，乙方协助甲方办理。双方应信守协议，不得反悔。该协议生效日期为双方签字按手印并经高唐县公证处公证后生效。该协议形式上系刘祖国和刘凤英对该诉争楼房出资的重新确认，属于登记权利人刘祖国对诉争楼房的处分，实质上系当事人对双方共有房屋的分割；2、2004高唐证民字第159号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04年5月28日向高唐县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书的事实，公证书证明原、被告签订协议时具备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具体明确，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的签字、按手印属实，协议于2004年5月28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事实；3、刘祖国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一份，拟证明房屋建成后确权登记在刘祖国个人名下，登记时间为2001年9月18日，诉争房屋面积为208.75平方米，同时证实2004年5月28日协议第四条约定的被告同意原告延用原房产证的事实；4、高唐县公证处2004高唐证民字第159号公证书卷宗资中的公证申请表、刘祖国的身份证及产权证明、刘凤英的申请表、身份证、公证处对刘祖国的接谈笔录、公证受理通知单回执拟证明，双方办理协议公证双方自愿，并对协议内容充分理解；5、人民法院核实证人刘某给双方出具证言的笔录，拟证明刘某给刘祖国出具证言材料时，是根据他与刘祖国签订的合同，刘祖国是发包方，按发包方的意思出具了材料、现金都由刘祖国出的证言，而给刘凤英出具证言时，是结合工程款支付和结算的实际情况出具的。刘祖国与刘某签订合同施工的八间商住楼，是在刘祖国与刘凤英合伙经营钢材期间建造的，工程款18万余元；建楼时使用的钢筋是从刘凤英和刘祖国经营钢材的门市部购买，结算时，由刘祖国在场扣下钢筋款，剩余建筑费经刘凤英支付刘某；6、刘祖国与杜纪明、窦俊荣办理楼房转让协议的公证资料，拟证明刘祖国购买涉案楼房第三层没有办理过户手续，通过签订协议办理公证取得房屋；7、高政土发（1995）6号文件，刘玉清（原刘绍彬），拟证明刘玉青取得涉案房屋占地160平方米建设用地使用权；8、杜纪明高房权证城关字第××号档案资料，拟证明刘祖国与杜纪明通过签订共建协议的方式，直接将刘某施工的商住楼第三层登记在杜纪明名下，该档案没有刘玉青的授权；9、涉案楼房的建设工程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拟证明涉案楼房的建设单位是刘祖国，不是刘玉青，建设用地批准书沿用批准划拨土地文件载明的刘绍彬的名字；10、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2012）精鉴字第1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刘玉青无民事行为能力；11、居民死亡证明书，拟证明刘玉青20**年1月31日死亡。
经质证，被告刘祖国对证据3、7、8、9、10、11没异议；对证据1、2、4的签名和指印没有异议，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证据5的内容不真实，应当以刘某给被告出具的经过公证的证言为准；证据6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刘祖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对证据5没异议，其他质证意见与被告刘祖国相同。
原、被告公证的协议书涉及的房产，被告刘祖国在原一审答辩时称系个人筹集资金建造，本案重审后，改变先前陈述，称涉案楼房系其母亲刘玉青出资，开庭审理时，又改称母亲刘玉青出资，自己受母亲刘玉青委托建房，提交如下证据：1、土地登记申请书（复印件），拟证明涉案楼房占地的使用权人刘玉青；2、房屋所有权申请表（复印件），拟证明涉案楼房办理房产证没有刘玉青的签名，登记的所有人是刘祖国；3、房权证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刘祖国在刘玉青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涉案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4、建楼合同，拟证明刘祖国主持修建，刘某承建，资金18万余元；5、刘某证言和公证书，拟证明刘祖国按合同与刘某结算的工程款18万余元；6、与姜洪常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刘祖国将四楼过户给姜洪常，得款8.3万元。
经质证，原告刘凤英对证据1-4没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所述情况；证据5不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应当以法院核实刘某的证词为准；证据6仅能证明刘祖国将楼房出卖后的维修问题。
第三人刘祖刚同意原告刘凤英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祖强、刘凤芹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经审查，原、被告没有异议的证据为有效证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除刘某证言外属是书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为有效证据；刘某为原、被告出具了相互矛盾证言，被告虽然对刘某的证言进行了公证，因为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应以本院核实的证言为准。
被告刘祖国主张受母亲委托建楼房未提供委托书或者证明有代理权，所述刘玉青出资及来源仅有本人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明。
本案第三人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刘祖强主张原、被告争议楼房系母亲刘玉青出资，仅有本人陈述，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涉案房产的归属问题以及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涉案楼房占用的国有土地160平方米，1995年12月5日，经高唐县人民政府批准，该宗土地使用权划拨给刘绍彬用于建设门市楼。1996年11月5日，刘玉青与高唐县土地管理局签订划拨土地协议书。2000年7月3日，高唐县建设委员会批准颁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07年7月4日高唐县土地管理局颁发准予使用建设用地批准书，施工许可证和批准书的有效期限自颁发之日至2000年12月。刘玉青年事已高无力建设，在刘祖国、刘凤英之外的其他子女均不建设商住楼的情况下，由刘祖国出面与施工人刘某签订施工合同，完成了商住楼的建设。从楼房的建设、房产证的办理、第三层、第四层以及第一、二层先后被处分的情况分析，刘玉青始终没有表示过异议。施工人刘某证明建商住楼的材料款及其他工程款由刘祖国在场、刘凤英在经营钢材的门市部支付，可认定商住楼系刘祖国、刘凤英共同出资建设的，楼房归原、被告二人所有。第三人刘祖强2012年2月8日以母亲刘玉青的名义起诉刘祖国，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刘玉青所有，当时刘玉青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该起诉不是刘玉青本人的真实意思。被告刘祖国及第三人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祖强、刘凤荣主张涉案房产的土地使用权归母亲刘玉青，楼房系母亲刘玉青出资建设，该房产应为母亲刘玉青的遗产，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涉案楼房从建设许可证的办理到确权、发证，均没有以刘玉青的名义进行，刘祖国也没有提供刘玉青的委托书，被告刘祖国主张受刘玉青委托建楼的主张不成立。涉案楼房属于原、被告合伙财产的一部分，双方于2004年5月28日通过协议方式明确其归属及协议生效的条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在订立协议七年后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双方协议第四条“甲方暂时沿用原房产证，如以后需办理过户，乙方协助甲方办理，费用由甲方承担”的约定，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房产过户，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诉讼时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原告刘凤英求被告刘祖国按协议办理房产过户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2004年5月28日原告刘凤英与被告刘祖国签订的协议书有效；
二、被告刘祖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刘凤英将高房权证城关字第××号房产证登记的房产过户到原告刘凤英名下，过户费用由原告刘凤英承担。
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2020元，共计2120元，由被告刘祖国承担。
上诉人刘祖国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高唐县人民法院（2012）高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原审原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是：1995年6月因城市拆迁，高唐县政府划拨给上诉人父母沿街国有土地一宗（面积160平方米）。2000年夏季，母亲出自让上诉人负责建楼。建楼资金共计18万元左右，全部由母亲出资（包括预售第四层8.3万，母亲的拆迁补偿5万多元）。楼房建完后，上诉人私自将楼房登记在自己名下，为怕其他兄弟们有意见，又瞒着母亲与和自己一起做生意的二姐（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违背事实，私自处分了母亲的财产，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原审判决否认母亲委托上诉人建设楼房，是错误的。建设楼房时，母亲身体健康，并一直与上诉人一起生活，何须让母亲出具“委托书”。上诉人申请建设用地许可证，城市规划许可证，签订建设工程合同，这一切母亲都是明知的。全部建楼事宜都是上诉人经办这是不争的事实。
三、原审法院认定母亲让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伙出资建楼，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样没有所谓的“委托书”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偏听偏信。
原审法院认定“其他子女均不建设商住楼”更是主观臆断。其他兄弟姊妹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诉讼，没有人表示不建设楼房。
涉案楼房所占用的土地处于经商黄金地段，当时情况下先预售三、四层楼房，完全可以净赚一、二层楼房。因当时都想要这块地建楼，没办法，最后母亲才自己出资建楼。事实上当时建楼时，母亲已预售了第四层楼房，售楼款8.3万元，用于了楼房建设，这是不争的事实。
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
1、协议书称，该案土地使用权系一街村分配给刘祖国的宅基地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该土地是高唐县政府划拨给父亲刘绍斌和母亲刘玉青的，与一街村没有任何关系。
2、协议书称全部楼房建设由刘凤英一人投资，原审第一次庭审也称系其个人全部出资，发回重审后又变成和刘祖国共同投资，这一事实说明：刘凤英的主张，前后相悖，其称独自建楼、合伙建楼都是假的。
3、当时签订协议书时（2004年5月），母亲刘玉青健在，并且神志清醒，刘祖国无权处分母亲的财产，更无权处分母亲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4、上诉人的母亲刘玉青20**年5月才患病，2014年1月病逝，协议书是2004年5月。母亲患病前，被上诉人不敢争要楼房归其所有。母亲神志不清后，刘凤英才提起诉讼，也说明该协议书隐瞒着母亲。
六、涉案楼房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土地使用权上，楼房本身，并不值钱。涉案楼房所占用的系国有划拨土地，按照相关土地法律规定，只有刘绍斌和刘玉青本人有权使用；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使用，也无权转让（包括刘少斌和刘玉青）。如果转让，必须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所以，本案楼房属于父母遗产。
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撤销高唐人民法院（2012）高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之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刘凤英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论公正。上诉人刘祖国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判决驳回。
一、上诉人刘祖国上诉状中主张五项理由均不能成立
1、上诉人刘祖国主张的第一项事由，主张建房出资均由母亲刘玉青出资；楼房建成后，其私自和答辩人签订协议；并主张该协议违背事实，私自处分了母亲财产，侵犯了母亲的合法权益，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认为该主张不能成立，首先，建房出资者是谁原审已经查明，原审法院经向该楼房的承建者刘某核实，可以证实系本案上诉人和答辩人共同出资的事实，不存在母亲刘玉青出资的情形。这与第三人刘祖刚的陈述能相互印证。其次，楼房建成后，先后将第四层处分给案外人姜洪常，第三层处分给案外人杜纪明，以及最后将第一二层分割给答辩人。母亲刘玉青以及本案的第三人从没有表示过异议。并不存在私自处分了母亲财产，侵犯了母亲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2、上诉人刘祖国主张的第二项事由，主张原审判决否认母亲委托上诉人建设楼房，是错误的。对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主张母亲委托上诉人建设楼房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支持，根本不能认定，何来否认？原审不予认定是正确的。
3、上诉人刘祖国主张的第三项事由，主张原审法院认定母亲让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伙出资建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样没有所谓的“委托书”，完全是偏听偏信。对此，答辩人认为，原审对此作出认定符合客观事实，由第三人刘祖刚陈述为证。
4、上诉人刘祖国主张的第四项事由，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其他子女均不建设商住楼”系主观臆断，并认为其他子女均以第三人身份参加了诉讼，没人表示过不建设商住楼。还主张当时建楼时，母亲已经预售了第四层楼房。答辩人认为，其他子女未参与过商住楼建设是客观事实，到庭的第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曾参与过该商住楼建设，原审并不存在主观臆断的情形。另外，上诉人主张的建楼时母亲已经预售第四层的事实并不存在。
5、上诉人刘祖国主张的第五项事由，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并列明了四点理由，第一点、第二点理由主张协议书内容有误；第三点认为2004年5月签订协议时其无权处分母亲财产及土地使用权；第四点理由主张协议书隐瞒着母亲。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是正确的。协议书内容，是上诉人和答辩人当初商量一致的结果，系二人合伙经营期间共有房产分割的结果。并不存在处分母亲财产的情形。
6、上诉人刘祖国主张的第六项事由，主张涉案楼房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土地使用权上，楼房本身并不值钱，并进而主张，转让应当经过批准，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答辩人认为，原划拨在答辩人父母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准许以上诉人名义建设并颁发相关准建手续，表明政府对此已经予以批准，楼房建成后尽管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该楼房由上诉人和答辩人共同出资建设，建成后的房屋仍属于上诉人和答辩人共有。上诉人和答辩人将该房屋以协议方式予以分割，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至于是否补交土地出让金，并不影响协议效力。如果应当补缴，补缴主体应当是上诉人和答辩人。未予补缴，并不能得出该楼房系父母遗产的结论。
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论公正。
原审在对本案事实作出清楚认定的情况下，正确适用法律，作出的结论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刘祖强（以下简称姚秀珍等六人）答辩称：刘祖国上诉的理由是客观真实的，没有其他意见。
原审第三人刘祖刚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论公正。上诉人刘祖国、刘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刘祖强（以下简称七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判决驳回。
一、七上诉人上诉状中所列明的上诉理由及主张均不能成立。关于七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列明的上诉理由及主张，答辩人认为这些理由及主张均违背事实真相，都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刘凤英在答辩状中均一一进行了反驳，答辩人作为本案第三人，完全同意被上诉人刘凤英的答辩意见。关于本案争议事实的真相，在一审中答辩人已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就案件事实的陈述，答辩人仍同一审陈述，答辩人愿意对陈述的真实性负责。
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论公正。原审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的结论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刘凤芹未到庭也未答辩。
上诉人姚秀珍等六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高唐人民法院（2012）高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刘祖国与刘凤英所签“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
1、协议书称，该案土地使用权系一街村分配给刘祖国的宅基地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该土地是高唐县政府划拨给父亲刘绍斌和母亲刘玉青的，与一街村没有任何关系。
2、协议书称全部楼房建设由刘凤英一人投资，原审第一次庭审也称系其个人全部出资，发回重审后又变成和刘祖国共同投资，这一事实说明：刘风英的主张，前后相悖，其称独自建楼合伙建楼都是假的。
3、当时签订协议书时（2004年5月），母亲刘玉青健在，并且神志清醒，刘祖国无权处分母亲的财产，更无权处分母亲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4、上诉人的母亲刘玉青20**年5月才患病，2014年1月病逝，协议书是2004年5月。母亲患病前，刘风英和刘祖国都不敢争执涉案楼房。母亲神志不清后，刘风英才提起诉讼，也说明该协议书隐瞒着母亲刘玉青。
5、由上可见，本案《协议书》，是刘祖国和刘风英双方恶意串通所签定，是一份内容违背事实，违反法律，无权处分，侵犯了全体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的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二、原审判决认定“刘玉青年事已高无力建设，在刘祖国、刘凤英之外的其他子女均不建设商住楼的情况下”，由刘祖国和刘凤英出资建设了涉案楼房，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偏听被上诉人一方一面之词的主观臆断，完全错误。
涉案楼房的土地使用权系父母亲所有，该地段属经商黄金地段，当时情况下先预售三、四层楼房，完全可以净赚一、二层楼房，根本不存在无力建设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建楼时，已预售了第四层楼房，售楼款8.3万元，用于了楼房建设，这是不争的事实。
“刘祖国、刘凤英以外的其他人均不建设商住楼”的认定，更是子虚乌有：上诉人均属母亲刘玉青的子女，均没表示过不建设商住楼。事实是：当时谁盖楼也是一本万利，不用自己出资，可净落两层楼房，都想盖楼，母亲才自己出资建楼。
涉案楼房全部建设资金共计l8万元左右，四层楼房预售款8.3万元，母亲的拆迁补偿款本息5万多元，母亲支付现金5万元，完全符合事实，并得到证实。原审判决认定楼房建设资金系在刘凤英和刘祖国合伙经营资金中出资，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不符合逻辑。如果是在经营资金中投资，其经营账目中应该有详细记录，不存在如此大的开支，不予记载的情况。更不存在楼房建成十几年后，被上诉人刘凤英不清楚楼房投资数额的问题（起诉时认为投资是23万）。
三、涉案楼房系划拨土地，土地使用权属父亲刘绍斌和母亲刘玉青所有。按照相关土地法律规定，只有刘少斌和刘玉青本人有权使用；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使用，也无权转让（包括刘少斌和刘玉青），如果转让，必须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补交土地出让金。
涉案楼房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土地使用权上，楼房本身并不值钱，所以本案楼房属于父母遗产。
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撤销高唐人民法院（2012）高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之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刘凤英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论公正。上诉人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刘祖强（以下简称六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判决驳回。
一、六上诉人上诉状中主张三项理由均不能成立
1、六上诉人主张的第一项事由，主张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刘祖国与被上诉人刘凤英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并列明了五点理由，第一点、第二点理由主张协议书内容有误；第三点认为2004年5月签订协议时其无权处分母亲财产及土地使用权；第四点理由主张协议书隐瞒着母亲。第五点主张该协议侵犯了六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刘祖国与被上诉人刘凤英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是正确的。协议书内容，是上诉人和答辩人当初商量一致的结果，系二人合伙经营期间共有房产分割的结果。并不存在处分母亲财产的情形。也不存在隐瞒母亲的情形，事实上，除该协议外，被处分的房屋还包括所建楼房的第三层、第四层。处分行为并不存在侵犯六上诉人权益的情形。
2、六上诉人主张的第二项事由，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其他子女均不建设商住楼”系主观臆断，并认为其他子女均以第三人身份参加了诉讼，没人表示过不建设商住楼。还主张当时建楼时，母亲已经预售了第四层楼房。答辩人认为，其他子女未参与过商住楼建设是客观事实，到庭的第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曾参与过该商住楼建设，原审并不存在主观臆断的情形。另外，六上诉人主张的建楼时母亲已经预售第四层的事实并不存在。
3、六上诉人主张的第三项事由，主张涉案楼房系划拨土地，原土地使用权归父母所有，依法只有父母有权使用，其他人无权使用及转让，如果转让，应经批准，办理手续，补缴土地出让金。答辩人认为，原划拨在答辩人父母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准许以原审被告刘祖国名义建设并颁发相关准建手续，表明政府对此已经予以批准，楼房建成后尽管登记在原审被告刘祖国名下，但该楼房由原审被告刘祖国和答辩人共同出资建设，建成后的房屋仍属于原审被告刘祖国人和答辩人共有。原审被告刘祖国和答辩人将该房屋以协议方式予以分割，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至于是否补交土地出让金，并不影响协议效力。如果应当补缴，补缴主体应当是原审被告刘祖国和答辩人，未予补缴，并不能得出该楼房系父母遗产的结论。
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论公正。
原审在对本案事实作出清楚认定的情况下，正确适用法律，作出的判决结论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刘祖国答辩称：涉案协议是假的，我对不住姐弟们和父母，房产应一人一份分给兄弟姐妹们。
原审第三人刘祖刚答辩称：房子我没有投资我不要，我是中间人，我拿着东西找双方调解过多次。当时拆迁后给了我母亲一块地，我母亲问过我们兄弟姐妹，我们都不盖，后来我母亲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出资盖房子，被上诉人和刘祖国一起盖的涉案楼房，我母亲说谁盖房子就归谁，我母亲在世时其他原审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在我母亲去世后才争议涉案楼房是我母亲出资建设的，村委会也做过调解，但是没有调解成。请求法院查清事实，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刘凤芹未到庭也未答辩。
二审庭审时，刘凤英提交高唐法院（2005）高民一初字第1187号判决书一份，证明刘祖国提到的5万元用于购买高唐县公路局的楼房，当时交款17万元，包括拆迁费的5万元，剩余的12万元是从我经营的门市中拿的。刘祖国质证认为：有这份判决书，但是钱不对，不是拆迁费，与本案无关。姚秀珍等六人质证认为：该判决书与本案无关。刘祖刚对证据无异议。
本院二审期间，为了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查了刘凤芹、原高唐县一街村党支部书记李金铭。刘凤芹称：争议楼房是我妈跟我五哥跑的，谁拿的钱闹不清。当时盖房时，我妈征求过我的意见。这个临街楼的地基主要是照顾我妈的。当时拆的是我、我妈、我五哥的房子。当时我妈征求我的意见问我盖房子吗？当时我没钱，也没投资，所以我也不要这个房子。关于建房的事，我妈是否征求过我哥哥、姐姐的意见我不清楚。我妈在这个楼上住了十几年。经质证，刘祖国、姚秀珍等六人对刘凤芹的陈述没有意见。刘凤英、刘祖刚称：刘凤芹称母亲在诉争楼上住了十多年不属实，母亲在公路局的房子里住了十多年。对刘凤芹的证言其他部分没有意见。
李金铭称：本案出现纠纷后，我给他们调解过，但没调解成。楼是谁盖的我不清楚。刘祖国、刘祖强都说早就分了，跟别人都没关系。这个楼谁拿的钱不清楚。当时盖楼时，刘祖国和刘凤英在一起合伙买卖钢材。调解时，刘祖强、刘祖刚都说家都分了，争议的楼跟他们没关系。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李金铭的证言均没有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刘玉青名下，涉案楼房登记在刘祖刚名下。建房时，姚秀珍等六人、刘祖刚、刘凤芹没有出资。对于以上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对于涉案楼房由谁出资、是否属于遗产、刘凤英与刘祖国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问题，双方存在争议。
关于涉案楼房出资问题。首先，姚秀珍等六人、刘祖刚、刘凤芹没有出资。出资人只能在刘玉青、刘祖国、刘凤英三人之中。其次，建楼时，刘玉青年近八旬，没有参加建设。具体操心、负责的是刘祖国。第三，在建楼的2000年，刘玉青、刘祖国在高唐县公路管理局花费17万元购置楼房。第四，涉案楼房的承建人刘某给双方出具证言的笔录有矛盾之处。一审法院进行了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认定，涉案楼房是在刘祖国与刘凤英合伙经营钢材期间建造的。由刘祖国在场扣下钢筋款，剩余建筑费经刘凤英支付刘某。第五，建楼时，刘祖国、刘凤英正在合伙做生意。第六，楼房建成后，刘祖国、刘凤英长期在楼房中居住。第七，建楼前后，均以刘祖国的名义办理了审批、确权等手续，刘玉青未提异议。第八，楼房第三层、第四层先后被处分时，刘玉青也没有提异议。第九，刘祖刚、刘凤芹不主张楼房的所有权。第十，李金铭证言，刘祖国、刘祖强都说早就分了，跟别人都没关系。调解时，刘祖强、刘祖刚都说家都分了，争议的楼跟他们没关系。根据以上证据，经过综合分析，本院认为，涉案楼房在刘祖国、刘凤英合伙期间建设。结算款从刘祖国、刘凤英合伙款中支付。审批、建设、办证均以刘祖国名义办理，刘玉青未提异议。姚秀珍、刘祖刚、刘凤芹等人没有出资。刘祖刚、刘凤芹不主张权利。争议的楼跟刘祖强、刘祖刚他们没关系。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刘玉青支付了建楼款。综上，建楼款应是刘祖国、刘凤英合伙出资。
关于涉案楼房是否属于遗产问题。该争议焦点问题关键是刘玉青生前是否征求过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是否讲过谁建设归谁所有。由于刘玉青已故，也没有书面证据，本院只能根据双方陈述等证据综合评判予以认定。首先，刘祖国、姚秀珍等上诉人方主张母亲生前没有征求意见。刘凤英主张母亲生前征求了各方意见。刘祖刚、刘凤芹陈述母亲生前征求了意见。在上诉人、被上诉人各执一词的情况下，由于刘祖刚、刘凤芹不主张权利，二人的陈述相比之下更为客观可信。其次，刘祖国、刘凤英在涉案楼房中长期居住。第三，楼房确权在刘祖国名下。第四，刘祖强、刘祖刚陈述过争议的楼跟他们没关系。第五，刘玉青没有出资。涉案楼房由刘祖国、刘凤英出资建设。第六，姚秀珍、刘祖刚、刘凤芹等人没有出资。综上，可以认定刘玉青生前征求过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讲过谁建设归谁所有。涉案楼房不属于刘玉青的遗产。
关于刘凤英与刘祖国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问题。涉案楼房是刘祖国、刘凤英合伙出资建设，不属于刘玉青的遗产，是二人的合伙财产，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有效。二人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
综上，刘祖国、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刘祖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祖国负担50元，姚秀珍、刘训军、刘训民、刘训霞、刘凤荣、刘祖强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隋得民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李昭鹏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赵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