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闵民一（民）初字第20972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顾国富。
委托代理人姚林胜，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张剑鸣。
被告（反诉原告）王明霞。
被告（反诉原告）张林生。
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力，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宝申理律所）与被告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仲裁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被告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于2014年11月26日提起反诉，本院作并案处理，依法由审判员马爱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宝申理律所的法定代表人顾国富及其委托代理人姚林胜，张林生及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委托代理人张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申理律所诉称：2014年6月7日，原、被告就被告此前委托原告代理的房屋买卖合同仲裁纠纷案件【（2013）沪仲字第0416、0417号】，及申请撤销仲裁案件【（2014）沪一中民四（商）撤字第27号、28号】，及（相对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2014）沪一中执字第45号、46号】，及申请执行案件【（2014）沪一中执字第45号、46号】订立合同，约定被告在取得“法院维持仲裁裁决书”一个月内向原告再支付人民币138万元。7月16日，经原告代理的（相对人）“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维持仲裁裁决。7月28日，经原告代理的（相对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被驳回。8月18日，原告向被告催讨，被告以暂无款为由要求延付。9月11日，张林生表示在松江法院退担保款人民币（币种下同）50万元后支付。10月22日，张林生再次在电话中强调一旦房屋执行到位后即至少先付50万元。然，至今，全部138万元仍未支付。被告委托事项复杂、疑难，争议出入大（仅双方争议的违约金一项即达1，147万元），但经原告努力被告目的完全实现。综上，起诉要求：1、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向其支付律师费138万元；2、要求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支付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138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19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日。
诉讼期间，原告自愿撤回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辩称：双方于2013年4月23日因房屋买卖合同分别签订了律师聘请合同，约定律师费分别为460，160元和406，800元。合同签订后，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于2013年8月16日分别汇给宝申理律所460，160元和406，800元，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额支付了律师费，然宝申理律所却利用其优势地位，私下又与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签订了严重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的聘请律师合同，并以“案子需要”的名义向张林生反复索要钱款，张林生无奈在宝申理律所主任顾国富的授予意下分别于2013年4月24日向顾国富账户汇入30万元，7月4日向陶天染账户汇入20万元，给顾国富现金20万元，12月13日又向顾国富账户汇入20万元，上述总计金额90万元。宝申理律所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更有违职业道德，要求驳回宝申理律所的本诉诉讼请求，要求宝申理律所返还90万元。
宝申理律所针对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的反诉辩称：张林生以向仲裁委调取的聘请律师合同的复印件作为律师费已付清的依据，其说法不能成立，提交给仲裁委的聘请律师合同是为了给被告争取利益作为证据使用的，不是双方之间关于律师费的真实协议。已付90万中，20万是付给了案外人，70万付到顾国富的卡上，其中35万元打回给被告张林生，上述金额都不应该退，都是律师费，钱都到了宝申理律所，不同意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的反诉诉讼请求。案外人陶天染是张林生认为案子需要另外聘请的律师，35万元打回给张林生，是因为86万元的律师费需打印对账单作为证据，张林生认为这个阶段不需要这么多钱，他也没有这么多钱，顾国富先打了25万，后来张林生还是说经济有困难，就又打给了10万元。
宝申理律所为支其本诉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1、聘请律师合同，意在证明双方约定了律师费及付款条件；
2、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意在证明案件疑难复杂，案件标的大；
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2014）沪一中民四（商）撤字第27、28号，意在证明约定付款条件成就；
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2014）沪一中执字第45、46号，意在证明仲裁裁决后对方的不予执行仲载申请被驳回；
5、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2014）沪一中执字第45、46号，意在证明缴税后房屋可过户至张剑鸣、王明霞名下；
6、申请函，意在证明张林生承诺拟先支付50万元；
7、协助执行通知书，意在证明宝申理律所协助执行；
8、上海房地产登记簿，意在证明房屋由被告张剑鸣、王明霞取得。
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聘请律师合同为无效合同，双方已签订聘请律师合同，明确约定了律师费。从形式看，两个仲裁案件应分别签订聘请律师合同，而且张林生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该出现在合同上。聘请律师合同未约定应该支付多少、已经支付了多少律师费，违背常理。该合同非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真实意思表示。从内容看，违背了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关于办理涉财案件，律所应该告知委托人，如适用风险代理，最高金额不得超过30%，事先已告知政府指导价，二是委托人要求使用风险代理，而且50%明显超过30%的规定。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根据提供给上海仲裁委员会的律师聘请合同，已经全额支付了律师费。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为其诉辩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1、向上海仲裁委申请调取的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和庭审笔录，意在证明双方于2014年4月23日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分别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律师费用为460，160元和406，800元，并以合同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律师费损失赔偿的请求；
2、聘请律师合同，意在证明宝申理律所利用其优势地位，私下又与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签订了违法的聘请律师合同；
3、银行个人业务申请书、银行贷记凭证、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意在证明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的汇款情况。
宝申理律所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这是第一份合同，是因案件需要，为张剑鸣、王明霞的利益而签订，已提交上海仲裁委，故这份合同对方没有原件。此后有第二份合同，有风险代理的约定，才是双方要真实履行的合同，合同背面有个附注，注明清楚律师费第一块50万元，第二块风险收益部分各50%。证据2无异议。证据3，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宝申理律所补充提供证据如下：
1、2013年4月23日王明霞、张剑鸣的聘请律师合同2份、律师会见当事人谈话笔录，意在证明双方系在平等、自愿、充分协商基础上签署，该合约也是最终实际履行的合同；
2、2014年6月7日的律师会见当事人谈话笔录，意在证明王明霞、张剑鸣、张林生同意支付138万元；
3、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结算业务申请书、发票。具体证明内容详见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清单，意在证明宝申理律所向张林生汇还过35万元，垫付公证费5，000元。
王明霞、张剑鸣、张林生对上述补充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补充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补充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三人是同时签还是先后签、及效力有异议；3、无异议，25万是借款，属于借款后的还款。
本院经审查，双方对各自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认定，结合双方陈述，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3年4月22日，张剑鸣（甲方）与宝申理律所（乙方）签订同日，王明霞（甲方）与宝申理律所（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甲方就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锦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案件纠纷仲裁案，委托乙方律师为代理人，约定根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规定，根据标的额（如有反诉请求，则加上反诉请求部分的标的额）比例收费方式（中间比例），协商合计律师费为406，800元。
2013年4月23日，宝申理律所主任顾国富会见了张剑鸣、王明霞的代理人张林生，双方进行了谈话。谈话过程中，张林生介绍了纠纷的基本情况，并要求提供法律帮助。顾国富向张林生出示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张林生称：“我听明白了，两个案件总标的达到2，050万元，我希望收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的价款（即合同加补充协议总标的）按《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区间中的最低收费比例来收费，后一部分（即本案诉请最终通过包括但又不限于如和解、调解、仲裁等方式得到的款项如违约金、赔偿金等；减少支出的金额）的律师费按风险收费：该部分按50%计算律师费。具体可写进合同。”顾国富同意张林生的意见，并向张林生出示了告知书。张林生在上述谈话笔录中亲笔加注“二份合同律师费总价55万元（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按得益率50%收取。”当日，张剑鸣、王明霞作为合同甲方分别与宝申理律所（合同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各一份，约定聘请宝申理律所代理各自与新华锦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采用部分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部分风险收费。风险收费部分为取得违约金、减少向新华锦公司支付的补偿款部分，房屋买卖合同总标的额与结案时甲方应付金额的差额部分等按50%支付律师费。顾国富在上述聘请律师合同背面注明：“老张：律师费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总计税后55万元，第二部分见合同风险约定。”
2013年4月24日，张林生向顾国富账户上汇款30万元。
2013年4月27日，宝申理律所代理张剑鸣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案号为（2013）沪仲案字第0416号。该案中，张剑鸣请求裁决：新华锦公司交付系争房屋、支付以总房款1，180.8万元计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暂计3，188，160元）、支付被损坏、拆除房屋设施及装饰的损失、赔偿律师费460，160元。新华锦公司提起反请求，要求张剑鸣支付购房款6，803，043.90元、支付以总价款1，132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计3，132，810元、赔偿律师费609，472元等。
2013年4月27日，宝申理律所代理王明霞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案号为（2013）沪仲案字第0417号。该案中，王明霞请求裁决：新华锦公司交付系争房屋、支付以总房款957.6万元计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暂计2，585，520元）、支付被损坏、拆除房屋设施及装饰的损失、赔偿律师费406，8000元。新华锦公司提起反请求，要求王明霞支付购房款5，516，956.10元、支付以总价款918万元为基数，按日分万之五计算的违约金计2，540，565元、赔偿律师费531，305元等。
上述仲裁案件审理期间，张林生于2013年7月4日给顾国富现金20万元，向案外人陶天染账户上汇款20万元。
宝申理律所于2013年7月11日开具了金额为460，160元、交款人为张剑鸣的律师费发票及金额为406，8000元、交款人为王明霞的律师费发票，连同双方于2013年4月22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作为张剑鸣、王明霞律师费损失的证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
2013年8月16日，因上海仲裁委要求提供律师费付款依据，张林生以资金紧张为由，表示筹措不到关于2013年4月22日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两案的律师费，顾国富遂向张林生账户汇款25万元。之后，张林生向宝申理律所以银行汇款方式分别支付了460，160元、406，800元，注明用途为律师费。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2月1日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0416号裁决书，裁决主文主要内容：新华锦公司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交付房屋，支付张剑鸣逾期交房违约金2，674，240元、赔偿张剑鸣损坏房屋设施及装饰违约金120万元、赔偿律师费230，080元，张剑鸣支付新华锦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84，900元、律师费损失5，000元等。
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2月1日作出（2013）沪仲案字第0417号裁决书，裁决主文主要内容：新华锦公司于王明霞付清剩余房款后十日内交付房屋，支付王明霞逾期交房违约金165，565元、赔偿王明霞损坏房屋设施及装饰违约金96万元、赔偿律师费203，400元，王明霞支付新华锦公司剩余购房款50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7，540元、律师费损失143，528元等。
2013年12月13日，张林生向顾国富账户上汇款20万元。
嗣后，张剑鸣、王明霞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014年1月2日，新华锦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请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上述两仲裁裁决书。
2014年5月26日，新华锦公司分别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要求撤销上海仲裁委员会的（2013）沪仲案字第0416号、第0417号两案的仲裁裁决。
2014年6月7日，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找到宝申理律所，希望仍由顾国富律师代理，双方商定律师费计算方式为：“与仲裁案一起计算，即仲裁、“撤裁”申请执行合并计算，合计为再支付138万元。具体的，以双方聘请律师合同中的约定为准。”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分别在上述律师会见谈话笔录上签字确认。当日，张剑鸣、王明霞（甲方）与宝申理律所（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甲方与新华锦公司撤销仲裁裁决一案，聘请宝申理律所提供法律帮助，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根据有关律师服务收费规定，经乙方介绍，甲方选择风险收费：即甲方在买卖合同（及补偿协议）中取得的（即被生效法律文书支持的）违约金部分按50%支付律师费；补偿协议中减少向新华锦公司支付的补偿款部分按50%支付律师费等，上述费用（截止2014年6月7日，扣除已经支付部分，若法院维持仲裁裁决，甲方只需要再支付138万元）均在法院维持仲裁裁决／或取得相关有效文书后一个月内付清；另之前所有相关本案聘请律师合同不再履行。（甲乙双方均同意张林生承担本合同付款义务）；合同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相应约定。
上述合同签订后，宝申理律所代理张剑鸣、王明霞出庭应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6日分别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撤字第27号、第2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新华锦公司的申请。
2014年7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出具（2014）沪一中执字第45号、第4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新华锦公司不予执行的申请。上海市第一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向松江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将争议房屋解除查封后，分别过户到张剑鸣、王明霞名下。
嗣后，宝申理律所向原告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催要律师费无果，遂以诉称理由诉至本院。
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林生表示：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的时候，顾国富说只要证据属实，房子就能要回来，还有可能多要很多钱。并说如果能多弄回来钱，双方一人一半，顾国富就给其做了风险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谈话笔录上的字是其签的，内容也是其写的，但是顾国富把律师费、诉讼费、其他费用都算在其头上，还向其要一半的钱。其认为律师费应该算50多万，打官司获得的好处是160万，可以分给顾国富一半，算起来同意总共支付135万元的律师费。
庭审中，张林生称张剑鸣系其女儿，王明霞系其妻子。
本院认为：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22日的两份《聘请律师合同》虽然真实、合法，但只是为了在仲裁裁决中获得相应利益，当作张剑鸣、王明霞律师费损失的证据来使用的，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于次日签订的两份《聘请律师合同》却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约定了律师费分两部分，一部分按照标的额计算55万元律师费。关于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主张的2013年4月22日的两份《聘请律师合同》是双方真实表示、且已履行完毕的意见，明显与张林生在庭审中关于“多得的钱大家各一半”的陈述不符，退一步讲即使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被次日的《聘请律师合同》所变更。张林生在2013年8月16日按照4月22日《聘请律师合同》上裁明的律师费数额向宝申理律所汇款也并非为履行4月22日《聘请律师合同》，而是因上海仲裁委员会需要相关已实际支付律师费的凭证而为，故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2013年4月23日签订的两份《聘请律师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在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在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标的额的30%。《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规定，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可以在不高于规定标准5倍之内协商确定收费。本院认为，第一，宝申理律所向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告知了政府指导价，双方签订的作为证据使用的4月22日《聘请律师合同》上的律师费就是根据政府指导价中间价的收费标准来确定，在4月23日签订正式《聘请律师合同》时，宝申理律所也告知了政府指导价，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也都知道，因知道才会同意一部分律师费按指导价收费，一部分按风险收费。第二是风险收费部分约定的违约金等收益的50%是否超过了合同约定标的额30%，本院认为，当时案件尚未向上海仲裁定委申请，上海仲裁委也尚未立案受理，案件处理结果尚不知道，双方也未进行结算并确定具体的数额，故难以确定，但只要不超过，就合法有效，超过了，超过部分应为无效。第三，关于代理案件是否属于重大、疑难、复杂的诉讼案件，本院认为，从生效仲裁裁决书裁明内容来看，两个案件争议房屋价值都在1，000万元上下，加上违约金、设施和装饰等损失，申请仲裁的标的额都大于1，000万元，加上新华锦公司也提出了反请求申请，标的额分别也在1，000万元左右，可谓标的巨大、双方争议巨大，案件疑难复杂，故只要宝申理律所收取的律师费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5倍，就符合上海市有关规定。同样道理，因当时尚无具体获益数额，50%是否符合5倍的规定，尚不能确定，但只要在5倍内，就符合规定。宝申理律所作为专业律师事务所，应当遵守上述规定，但同样也受上述规定的保护。
双方于2014年6月7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对2013年4月23日的《聘请律师合同》进行结算并对今后代理“撤裁”等事宜具体费用所作的一揽子的约定。上述结算和约定，只要合法有效，就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必须遵照履行。根据查明事实，宝申理律师代理了两个仲裁裁决案件、两个仲裁反请求案件、两个申请执行案件、两个“撤裁”案件，上述案件依法宝申理律所均可以收取律师费，但4月23日的《聘请律师合同》仅对仲裁裁决案件约定了律师费。宝申理律所分别收取了代理费45万元、460，160元、406，800元，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给付陶天染的20万元，不能作为宝申理律所收取的律师费。经宝申理律所代理，张剑鸣、王明霞通过裁决顺利拿到了两套房屋，获赔违约金、设施装饰赔偿金、律师费损失合计543万余元，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在2014年6月7日同意再给宝申理律所138万元，是经过计算的，是对之前合同进行的结算，并期望宝申理律所继续努力维持已有成果而做出的承诺，上述承诺不违反法律及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辩称上述合同系张林生酒后所签，不是张林生真实意思，违法法律，因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
关于违约金的诉请，原告在诉讼中自愿撤回，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本院认为，双方于2014年6月7日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现宝申理律所要求按合同约定给付138万元律师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合同约定，双方均同意由张林生承担付款义务，故宝申理律所应当向张林生索要律师费。
张林生、张剑鸣、王明霞的反诉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张林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380，000元；
二、驳回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求；
三、驳回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7，778.9元，减半收取计8，889.45元，由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负担355.58元，由张林生负担8，533.8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张剑鸣、王明霞、张林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马爱军
二〇一五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孟 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