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青山刑初字第00195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某甲，原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4年3月14日被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4月9日由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执行拘留；2014年4月23被逮捕；2014年8月21日被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5年4月15日被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6年4月15日被本院决定监视居住。
辩护人金继红，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廖泉冰，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武青检刑诉（2015）1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甲犯行贿罪，于2015年4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照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立刑指字第00124号指定管辖决定书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刘勇、被告人刘某甲及其辩护人金继红、廖泉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9月，被告人刘某甲通过原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助理调研员汪某的介绍，在原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刘某乙、原武汉市民政局基建办公室书记戴某的帮助下，以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了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程，2009年上半年至2011年11月期间，被告人刘某甲为谋取非法利益，先后3次向上述3人行贿共计人民币365，000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09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刘某甲在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戴某居住的房间内，向戴某行贿人民币5，000元。
2、2009年12月30日，被告人刘某甲在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新华书店附近的中国农业银行网点内，通过“柜台卡对卡转账”的方式，向汪某和刘某乙行贿人民币200，000元。
3、2011年10月8日，被告人刘某甲安排其子刘某丙在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徐东支行内，通过“柜台卡对卡转账”的方式，向汪某和刘某乙行贿人民币160，000元。
公诉机关针对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1、破案经过；2、被告人刘某甲及刘某乙、汪某、戴某的主体身份材料；3、涉案单位营业执照和合同、结算凭证等相关书证；4、证人刘某丙、王某的证言；5、另案处理的刘某乙、汪某、戴某的供述；6、被告人刘某甲的供述和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提请本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被告人刘某甲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对起诉书指控其向刘某乙、汪某行贿人民币360，000元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只向刘某乙、汪某行贿了人民币200，000元，另外给汪某的人民币160，000元是借款利息。后被告人刘某甲向本院提交书面认罪悔过书，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自愿认罪。
被告人刘某甲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刘某甲给汪某转账的人民币160，000元是利息款；2、现有证据只能证实被告人刘某甲仅仅通过汪某向刘某乙行贿人民币120，000元，其行贿的行为不构成情节严重；3、本案应适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应以为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定罪量刑；4、被告人刘某甲与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其是代表单位行贿；5、被告人刘某甲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了行贿行为。
经审理查明，2009年7、8月，被告人刘某甲向原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副调研员汪某（因犯受贿罪已被判刑）提出希望承接民政系统的工程，汪某遂联系其表弟时任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的刘某乙（分管基建，因犯受贿罪已被判刑）转达了被告人刘某甲的意愿，并将被告人刘某甲介绍给刘某乙认识。2009年9月，被告人刘某甲在刘某乙及时任武汉市民政局财物调研员戴某（分管基建，另案处理）的帮助下，借用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了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程（以下简称“未保中心工程”）。被告人刘某甲为在工程招投标、审计、结算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于2009年上半年至2011年11月，先后3次向刘某乙、汪某、戴某共计行贿人民币365，000元。其具体事实如下：
1、2009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刘某甲在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戴某居住的房间内，向戴某行贿人民币5，000元。
2、2009年12月30日，被告人刘某甲在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新华书店附近的中国农业银行网点内，通过“柜台卡对卡转账”的方式，向汪某的银行卡内转款人民币300，000元，其中向汪某和刘某乙行贿人民币200，000元，另人民币100，000元系向汪某支付的借款利息（被告人刘某甲曾于2007年及2008年分3次向汪某借款人民币470，000元）。后汪某将收到的人民币200，000元贿赂款中的人民币120，000交给了刘某乙。
3、2011年10月8日，被告人刘某甲安排其子刘某丙在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徐东支行内，通过“柜台卡对卡转账”的方式，向汪某的银行卡内转款人民币160，000元。后汪某将收到的人民币160，000元贿赂款中的人民币80，000交给了刘某乙。
另查明，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调查刘某乙涉嫌职务犯罪案时，发现被告人刘某甲涉嫌行贿的线索，后指定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查办。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3月14日决定对被告人刘某甲涉嫌犯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并于当天决定对被告人刘某甲刑事拘留后网上追逃，被告人刘某甲于2014年4月8日被抓获。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立案决定书、拘留决定书、破案经过，证实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调查刘某乙涉嫌职务犯罪案时，发现被告人刘某甲涉嫌行贿的线索，后指定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查办。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3月10日通知被告人刘某甲接受调查时，发现被告人刘某甲已潜逃。2014年3月14日决定对被告人刘某甲涉嫌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并于当天决定对被告人刘某甲刑事拘留后网上追逃，被告人刘某甲于2014年4月8日被抓获。被告人刘某甲归案后交代了其在担任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期间，在承接武汉市救助站未保中心工程过程中，先后多次向刘某乙、汪某行贿人民币37万元的事实。
2、被告人刘某甲及刘某乙、汪某、戴某的主体身份材料证实，被告人刘某甲系成年人；刘某乙系由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任命的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基建等工作；汪某系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助理调研员；戴某系武汉市民政局计财处调研员，分管武汉市民政局直属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建设项目。
3、相关书证：
（1）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职工工资明细表、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书，证实被告人刘某甲不是该公司的职工，2009年9月被告人刘某甲与该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书》，约定该公司将武汉市救助站的未保中心工程发包给被告人刘某甲具体组织施工，武汉新宇建设集团公司按照工程总价的0.7%收取管理费和代税务部门代收代缴税费，被告人刘某甲对工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中标通知书、补充合同、施工合同、武汉市财政直接支付凭证等相关书证，证实武汉市救助管理站与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由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程，并支付工程款项的事实。
（3）银行转账凭证、银行卡取款凭条、记账凭证等，证实被告人刘某甲向汪某银行卡内转账的时间及金额，以及被告人汪某通过黄天华的银行卡向其银行卡内转账的时间及金额。
（4）借条，证实被告人刘某甲于2007年、2008年分3次向汪某借款人民币470，000元。
4、证人证言：
（1）证人汪某的证言，“2009年7、8月份的时候，刘某甲找到我，问我在民政局有没有认识的熟人，希望在民政系统接点工程做，我听后告诉他有一个表弟在民政局当副局长，正好分管基建，可以介绍给他认识，我帮刘某甲是因为我和他关系比较好，而且我有钱在他那吃利息，他生意好我的利息就多，同时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帮他办这个事，他肯定不会亏待我，会感谢我的。后来我就分别联系了刘某乙和刘某甲，约在洪山广场的一个咖啡馆喝茶，刘某甲当时把刘某丙也带在一起，在吃饭喝茶过程中，我就向刘某乙介绍说刘某甲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也是搞工程的，你看手底下有什么工程可以给他做的，关照一下，刘某乙说民政局正好有个救助站工程要招标要刘某甲去参加，他再来帮忙，刘某甲听到说事成之后他会感谢我和刘某乙的，刘某乙说不用感谢他感谢我就行了，他的意思是刘某甲感谢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不用找他本人，只用通过我就行了。2009年底的时候，刘某甲中标了未保中心工程，过了一段时间，刘某甲打电话给我说感谢刘某乙让他做到了救助站的工程，先给我打30万元，其中10万是给我的利息，另外20万先是说是感谢刘某乙的，接着又说，这个钱是感谢我和刘某乙的，让我自己安排，他以后工程赚了钱，再给我们打钱，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钱是送给我和刘某乙的，怎么分我来安排，他之所以又说是感谢我们的，估计是觉得说都给刘某乙不合适，我也应该感谢，并让我办一张农行的卡，好把钱给我，后来我办好卡和刘某甲约在民主路的一个农行在柜台上办理了卡对卡转账，当时我把这个卡给了黄天华，告诉她这30ＸＸ面有10万是刘某甲给的利息，还有20万是感谢我和刘某乙帮他做工程的钱，之后，我让黄天华打12万到以我名字开办的工行卡上，并告诉她这12万是给刘某乙的，钱是从黄天华的建行账户打的，2010年10月、11月的一天，刘某乙来我家，我找了机会把存有12万的工商银行卡给了刘某乙告诉他这是刘某甲感谢他的，并说是以我的名字开的，又说本来刘某甲要给你20万的，这里面先给你12万，剩下8万元再找时间给他，我对刘某乙说后面的8万元再找时间给他是因为刘某甲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过以后还会再感谢我们兄弟俩，这笔20万是第一笔款，我就自己先留8万元，等以后刘某甲再打钱的时候，我就再补8万元给刘某乙，刘某甲给我们这20万元是感谢刘某乙让他承接了工程，同时也感谢我牵线让他认识刘某乙。2011年10月的一天，我给刘某甲打电话先是问了工程上的事是否顺利，后来我又说要给岳父买墓地，不久刘某甲给我打电话说打了16万，之前在工程上多谢我帮忙，这是一点意思，我说我知道了，我之所以提出16万，是因为岳父买墓地要8万，另外之前刘某甲说过要给刘某乙20万，但我只给了12万，还差8万，因此这次我要了16万，刘某甲给我这16万元，是感谢我的钱，因为我介绍他和刘某乙认识，促成他们合作，而且我和表弟关系很好，我说话刘某乙一般都会听，看在我的面子上，刘某乙在工程施工和结算方面照顾了刘某甲。收到钱后我让黄天华再打8万到以我名字开的工商银行卡上，就是刘某乙手上那张，当时也告诉黄天华16万元是刘某甲给的，转账的8万元是刘某甲感谢刘某乙的。我有47万元放在刘某甲那里吃利息，2009年到现在一共给过三次利息，一次是上述谈到给我30万其中10万是利息，另外还给过一个10万，一个5万，一共25万利息。我刚才谈到的刘某甲给我们36万元钱的事情，与刘某甲支付给我利息没有关系”，证实被告人汪某介绍被告人刘某甲和刘某乙认识的过程，以及刘某乙帮助被告人刘某甲承接工程后，被告人刘某甲为感谢汪某和刘某乙，分两次向他们行贿人民币共计360，000元的事实。
（2）证人刘某乙的证言，“2009年7、8月份的一天，我表哥汪某请我、刘某甲等人在洪山广场附近一家餐馆吃饭，汪某介绍了刘某甲给我认识，席间叙述了他们的旧事，就是想让我知道他们认识多年，是非常好的朋友，吃完饭后，我们到附近喝茶，汪某跟我说刘某甲得到消息说民政局有工程他想做，刘某甲也说想承接民政系统的基建项目，请我帮忙，我说民政局正好有个未保中心工程的建设项目，你去投标，我再来帮忙，我当时心里没想太多，觉得既然汪某开了口，应该帮他一下，第一次见面后我对时任民政局基建办主任戴某打了招呼，让他照顾一下，后来有一次和刘某甲、汪某到水果湖附近吃饭的时候，听刘某甲说武汉市救助站站长易明友不是很想把工程给他做，后来我又跟易明友打了电话，让他关照一下刘某甲，在这次吃饭的时候，我才跟刘某甲互留了电话号码，当时，刘某甲说事成之后会感谢我们的，我说这也是帮我表哥汪某的忙，你感谢我表哥汪某就行了。2009年11月，刘某甲顺利接到未保中心工程，2010年11月左右，汪某打电话约我去他家里，交给我一张工商银行卡，说是刘某甲感谢我的，让他转交给我，是以他自己名字开户的，里面有12万元钱，并告诉我密码。我不知道这次刘某甲是否给了汪某钱，我就是听汪某说刘某甲给了他12万元钱，他全部给我了。这次之后，刘某甲和汪某还因为工程款的结算多次联系过我，让我帮忙打招呼，未保中心工程在2011年就完工了，但是结账工作一直没完，为了结账的事情，汪某对我说要我帮刘某甲催一下工程结算的事情，我为了这个事情，跟武汉市救助站站长易明友和后任站长都打过招呼，2011年10月的一天，汪某跟我说又往上次给我的那张卡里打了8万元，也是刘某甲感谢我的，这次刘某甲要我表哥又送给我8万元，既有对我帮助他接到未保中心工程的感谢，也是对我帮他尽快结算工程款的帮助表示感谢”，证实被告人刘某甲承接了未保中心工程后，为感谢汪某和刘某乙，分两次给汪某人民币共计360，000元，后汪某将其中的人民币200，000元给了刘某乙的事实。
（3）证人刘某丙（刘某甲之子）的证言，“未保中心工程就是我父亲通过汪某的帮助，认识刘某乙后承接到的，有一次我父亲带我一起和汪某、刘某乙喝茶，期间，汪某向刘某乙介绍了我父亲，并说这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你看民政局有什么工程可以给他做的，就关照关照。刘某乙当时笑着答应了，刘某乙具体怎么说的我有点记不清了，我印象中刘某乙答应给工程我们做的时候，我父亲说事成之后我会感谢你们的，2011年10月8日，我父亲让我给汪某办理过一个16万元的转账”，证实汪某介绍刘某乙与被告人刘某甲认识，被告人刘某甲表示如果承接到工程将会感谢汪某和刘某乙，同时证实2011年10月8日被告人刘某甲要刘某丙向汪某转账人民币160，000元的事实。
（4）证人戴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其大女儿张丹结婚时，在武汉市救助站做土建施工的被告人刘某甲送给其人民币5，000元的事实。
5、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及本院刑事判决书，证实此两份判决均认定了刘某乙、汪某共同收受被告人刘某甲贿赂人民币360，000元的事实，后均被以受贿罪判处刑罚。
6、被告人刘某甲的供述和辩解：
①“2009年年中的一天，我找到汪某，问他在民政系统有没有认识的熟人，可以为我介绍点工程做，赚点钱，他说有一个表弟在民政局当副局长，正好分管基建，后来汪某就联系了刘某乙局长，第一次在洪山广场一个咖啡馆喝茶，在吃饭过程中，他向我介绍了刘某乙是他表弟，并跟刘某乙说我是做工程的，让刘某乙帮忙介绍工程给我做，刘某乙说民政局正好有个救助站的工程要招标了，让我去投标，他再来帮忙。我感觉他答应以后，就对他说：工程做成了，我要感谢你们的，刘某乙说，不用感谢我，感谢我老表就可以了，当时在谈话过程中，我听到刘某乙答应给我工程就立即当着两人的面向他们承诺，事成之后会感谢他们的，他们两人都听到了，但是刘某乙说不用感谢他，感谢汪某就行”，证实被告人刘某甲通过汪某的介绍认识刘某乙后，让刘某乙帮忙介绍工程并表示如果承接到工程将会感谢汪某和刘某乙的事实。
②“2009年9月工程中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向汪某打电话说要‘表示’一下，并且让他办一张农业银行的卡方便转账，不久汪某把卡办好了，电话约在民主路见面后，我对汪某说，我给你的30万元，10万元是给你的利息，剩下的20万元是感谢你们的钱，你们兄弟自己安排，谈完以后，我们一起到民主路新华书店旁边的农行，我在柜台上向汪某的农行卡上转账30万元，这个20万元是感谢汪某帮忙让我中标了未保中心工程，他通过他的表弟刘某乙让我承接了工程，送给汪某和刘某乙的，他们是表亲关系，怎么分我不管”，证实未保中心工程中标后，被告人刘某甲转账了人民币30万元给汪某，并明确表示其中10万元是给汪某的借款利息，另20万元是感谢汪某和刘某乙帮助他承接到了工程的好处费的事实。
③“2011年10月的一天，汪某给我打电话，印象中是说要用钱招呼别人，我问打多少钱合适，他说打16万吧，2011年10月8日，我向汪某的农行卡内打了16万元，是让刘某丙去办理的转账，不久，我给汪某打电话说，我给你卡上打了16万，之前工程上面多谢你们帮忙，这是一点意思。这个钱是为了感谢他在未保中心工程中帮了我的忙，还是出于对汪某的感谢，至于这个钱汪某和刘某乙怎么分，我不管，这个钱是我感谢他们的钱，不是利息”。证实被告人刘某甲于2011年10月8号让其子刘某丙将人民币160，000元人民币转账给汪某，并且表示160，000元人民币是为了感谢汪某和刘某乙之前在工程上面的帮忙，不是支付给汪某的利息的事实。
④“汪某于2007年4月16日，2008年4月18日，2008年6月5日分三次借给我47万元钱，当时是以借款名义打的条子，上述谈到的给汪某和刘某乙的36万元钱，与支付利息给汪某没有关系”。证实被告人刘某甲曾向汪某借款人民币470，000元并约定了利息，但起诉书中指控给汪某的人民币360，000元均与支付利息没有关系的事实。
⑤“2009年民政局未保中心工程招标的时候，刚好刘某乙告诉我戴某的女儿结婚，我就在他姑娘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开车到了戴某家中送了人民币5，000元，感谢他在投标中给予的方便”。证实被告人刘某甲为了感谢戴某在未保中心工程投标过程中给予的帮助，送给戴某人民币5，000元的事实。
对于被告人刘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对于被告人刘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甲给汪某转款人民币160，000元是借款利息”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刘某甲的供述与汪某、刘某乙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2011年11月8日被告人刘某甲让其子刘某丙向汪某银行卡内转款人民币160，000元后，在电话中明确告知汪某此人民币160，000元是为了感谢汪某、刘某乙在未保中心工程上给予的帮助，汪某收款后遂转款人民币80，000元给了刘某乙，并告知刘某乙此钱系被告人刘某甲感谢其在工程上给予帮助的感谢费。故对此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对于被告人刘某甲的辩护人提出“现有证据只能证实被告人刘某甲仅仅通过汪某向刘某乙行贿人民币120，000元，其行贿的行为不构成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刘某甲的供述与汪某、刘某乙、刘某丙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告人刘某甲为了感谢汪某、刘某乙在其承接未保中心工程上给予的帮助，向汪某的银行卡内转款人民币360，000元，后汪某将其中的人民币200，000元给了刘某乙，汪某自己实得人民币160，000元，被告人刘某甲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向汪某、刘某乙共同行贿的数额是人民币360，000元，故对于辩护人提出“现有证据只能证实被告人刘某甲仅仅通过汪某向刘某乙行贿人民币120，000元”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公诉机关向本院提起公诉时依据当时的司法解释认定被告人刘某甲行贿的行为构成“情节严重”，鉴于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贿罪“情节严重”的数额已作修改，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根据新颁布的司法解释，被告人刘某甲向3人行贿人民币365，000元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故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甲的行为不构成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3、对于被告人刘某甲的辩护人提出“本案应适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应以为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定罪量刑”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被告人刘某甲与汪某、刘某乙经预谋后，通过汪某的帮助，利用刘某乙的职务便利在未保中心工程的招投标、结算等方便谋取不正当利益，后被告人刘某甲向汪某、刘某乙共同行贿人民币360，000元，被告人刘某甲在预谋时及事成后，明确表示是感谢汪某、刘某乙2人，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其行为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行贿罪定罪处罚，故对辩护人的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4、对于被告人刘某甲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甲与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其是代表单位行贿”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刘某甲与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书》，约定该公司将武汉市救助站的未保中心工程发包给被告人刘某甲具体组织施工，公司按照工程总价的0.7%收取管理费和代税务部门代收代缴税费，被告人刘某甲对工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被告人刘某甲对于自己自负盈亏的工程项目，以个人名义从自有资金中向他人行贿，所得利益也归其个人所有，其系代表个人而非公司，故对辩护人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5、对于被告人刘某甲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甲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了行贿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3月14日决定对被告人刘某甲涉嫌犯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并于当天决定对被告人刘某甲刑事拘留后网上追逃，被告人刘某甲于2014年4月8日被抓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的规定，被告人刘某甲系在检察机关刑事立案后被抓获归案，其行为不属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了行贿行为”，故对辩护人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某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达人民币365，000元，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其行为已经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对于被告人刘某甲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甲系初犯，具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刘某甲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依法宣告缓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某甲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刘 友
人民陪审员 倪 萍
人民陪审员 秦白昆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晶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