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90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春红。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任忠孙，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疆，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杰明。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陈观资，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梦雅，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黎国庆。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刘春红因与陈杰明、黎国庆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一、刘春红与黎国庆为夫妻关系，于2003年11月27日登记结婚，二人与陈杰明均为深圳市福星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福星公司）股东。二、福星公司系依照《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设立的，注册资本由社区集体所有财产折成等额股份并可募集部分股份构成的，股东按照章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根据福星公司章程，合作股可以在股东之间进行抵押、继承和转让，但须经董事会审查同意和办理有关手续，并须到董事会办理股权和股东名册变更手续，且只有村民户口迁出本村时方可允许转让股权。三、黎国庆于2004年7月1日开始持有福星公司1股，原值120000元。2011年2月18日，黎国庆与陈杰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黎国庆将其享有的福星公司股份1股以14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杰明，陈杰明在协议签订两日内一次性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黎国庆；协议签订后，股份归陈杰明所有，陈杰明自2011年1月1日起享有该股份的分红及相应权益；黎国庆应配合陈杰明办理相关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黎国庆保证对该股权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同日，双方在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办理了见证手续，黎国庆向刘春红出具收款收据，确认股权转让并收到145000元。四、2011年1月24日，黎国庆向福星公司提交《申请书》，称因家庭急需资金周转，将其所有的福星公司股权转让给陈杰明，请公司领导批准。该申请书的落款处签有“黎国庆”及“刘春红”，下半部分有“陈某兴”、“黎某荣”。刘春红对“刘春红”签字不予认可，黎国庆称该签字系其代刘春红所签。陈杰明还提交了2011年1月26日《声明书》（打印件），内容为陈某兴、黎某荣声明儿子黎国庆在福星公司转让股权，今后不追究福星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责任。陈杰明还提交了2011年1月24日《声明书》（手写件），内容与1月26日《声明书》一致。刘春红提交的陈某兴、黎某荣2015年4月4日《情况说明》称，2011年1月24日的《申请书》系在一张空白纸上签的，2011年1月24日《声明书》（手写件）不是本人所写，手印为假，2011年1月26日《声明书》（打印件）系在黎国庆拿来的一张空白纸上签的，内容是后加的。刘春红据此申请对2011年1月24日的《申请书》中的“刘春红”、“陈某兴”、“黎某荣”签字，2011年1月24日《声明书》（手写件）中的“陈某兴”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五、2015年3月9日，福星公司出具两份《证明》，其中一份内容为陈杰明系公司股东，享有合作股2股，其中1股系于2011年2月18日从黎国庆处受让而来；另一份内容为由于在黎国庆的股份转让前福星公司已为其购买2011年1月至2月社会保险，为解决社会保险的费用交付问题，经双方协商，福星公司同意黎国庆2011年1月至6月的社会保险费用从其妻子刘春红处扣除，具体金额为2011年1月至2月每月为233.6元，3月至6月每月607.36元。在福星公司2011年7月11日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清单中显示，从刘春红账户中扣取了2896.64元。六、在福星公司的股东名册中，陈杰明持有2股。七、根据陈杰明提交的银行账单显示，自2011年5月27日开始，福星公司已经按照2股向陈杰明分配股息。刘春红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黎国庆与陈杰明于2011年2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有三个争议焦点：一、黎国庆持有的福星公司1股股权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刘春红与黎国庆于2003年11月27日登记结婚，刘春红取得福星公司股权是在2004年7月1日，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二、刘春红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虽然刘春红及黎国庆都确认《申请书》中的“刘春红”并非刘春红所签，但根据福星公司的《证明》，在黎国庆转让股权后，其2011年1月至7月的社会保险是从刘春红的银行账户扣除，刘春红也称其与黎国庆之间财务独立，那么刘春红也应当知道为何会从其账户扣除黎国庆的社会保险，可以推断刘春红对黎国庆与陈杰明之间的股权转让应当是知情的。如果刘春红不同意转让，在2011年7月就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刘春红直至2015年1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三、《股份转让协议书》有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无效。黎国庆与陈杰明之间的股权转让有无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二十九条，合作股可以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转让。福星公司章程规定，合作股可以在股东之间进行抵押、继承和转让，但须经董事会审查同意和办理有关手续，且须到董事会办理股权和股东名册变更手续，虽然在第二十一条又规定了只有村民户口迁出本村时方可允许转让股权，但黎国庆在转让股权时向福星公司提交了申请，福星公司已经确认了黎国庆向陈杰明转让股权的事实，且已在股东名册中进行了变更，相应的股息已从2011年5月开始发放至陈杰明账户，黎国庆与陈杰明之间的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刘春红及黎国庆称该协议实为偿还赌债，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如该股权转让为偿还赌债，刘春红及黎国庆均未选择报警，且在本案起诉之前的近四年时间从未向有关部门反映，有违常理。《股份转让协议书》有黎国庆与陈杰明签字捺印，并经律师事务所见证，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刘春红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关于刘春红的笔迹鉴定申请，由于刘春红及黎国庆对笔迹的陈述一致，且即使鉴定，鉴定结论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该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春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春红负担。上诉人刘春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关于“股权转让已经完成”的事实认定错误。基于原审庭审笔录中的以下事实，可以判定股权转让实际并未完成：第一，《股权证书》是确认股份权属最终的、具有最高效力的权利凭证。然而至今，涉案股权的《股权证书》仍由（出让人）黎国庆持有，（受让人）陈杰明也没有取得所谓“股权变更”之后的《股权证书》。第二，《深圳市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公司章程》均规定股权转让须董事会决议，但在一审中，陈杰明始终未能提供公司董事会同意转让的会议决议。第三，虽然公司股东名册将受让人陈杰明变更登记为2股（增加1股），但黎国庆的分红银行卡仍有定期收到公司分红。因此，原审法院“因为股权转让已经完成，且《股份转让协议书》有律师见证，故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二、原审法院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书》效力的依据和判断结果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须依据《深圳市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并且，该部分还列明该条例第五节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只有村民户口迁出本村时方可允许转让”“转让须经董事会同意和办理相关手续”“违反上述规定的转让、抵押、继承一律无效”。同时，一审庭审笔录可以查明：第一，黎国庆户籍并未迁出，户口仍在村委；第二，陈杰明也没有提交董事会同意转让的证据（仅是说明“按班子会议决议执行”）。结合以上一审的“效力依据”和“审理查明”，理应认定本案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然而原审法院却做出了“有效”的认定，自相矛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罔顾《深圳市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禁止性规定，以所谓的“无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这一物权行为为由，反推《股份转让协议书》有效，此种法律适用，属于明显的本末倒置。更何况，如第一点的分析，“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的前提就不成立。三、原审判决没有正确适用《物权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属于刘春红和被黎国庆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按照《物权法》无权处分的规定，就应当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然而原审法院没有适用，反而最终认定协议有效，难以让人信服。四、原审法院未查明《股份转让协议书》实际为掩盖赌债的非法借贷关系，且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情形，导致《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错误。（一）黎国庆在一审庭审中自认，《股份转让协议书》实为偿还陈杰明资助的赌资。（二）原审法院以黎国庆对赌债事实“没有及时报警、未向有关部门反映”为由，认为有违常理而否定刘春红有关赌债的主张，依据不足。五、原审法院驳回刘春红对《申请书》、《声明书》中签名的鉴定申请，程序违法。一审阶段，刘春红主张《股份转让协议书》因属于“黎国庆与陈杰明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刘春红利益”的情形而无效。庭审中，黎国庆也当庭自认，股权转让的系列行为均系受陈杰明的指使，故意隐瞒刘春红，以达到擅自处分属于刘春红共有的涉案股权的目的。在此情况下，刘春红同意转让的文书《申请书》、《声明书》是否真实，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就成为此项主张是否成立的关键。然而，对于这一关键事实，原审法院却以“不影响事实认定”而“不予准许”刘春红的鉴定申请，剥夺了刘春红的辩护权利，使得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重大遗漏。六、原审法院以“黎国庆的社保费扣除方式改变—由从黎国庆自身银行卡扣除变更为从刘春红银行卡扣除”推定“刘春红应当在此时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从而认定已过诉讼时效，这样的推测不合情理，难以服人。刘春红与黎国庆系夫妻关系，即使财产独立，也不能要求刘春红在得知丈夫黎国庆的社保费从自己账户扣缴后，就必定向公司询问股权转让的情况或者要求公司提供股东名册以查询变更情况。因此，此种推定不具有应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黎国庆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刘春红确有过问其社保费代为扣缴的原因，但其始终没有告知刘春红股权转让的事实。陈杰明答辩称：陈杰明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且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因此《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陈杰明依法取得涉案股权的所有权。根据福星公司章程第23、27条将股权转让的条件及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第27条第4项已明确规定无效的情形，涉案股权已经按照章程规定由黎国庆向福星公司递交股权转让申请书，随后福星公司进行审批，并且变更了股东名册，因此陈杰明依法享有涉案股权的所有权。刘春红一直主张涉案股权的转让是为了偿还拖欠的赌债，且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才予以转让，该事实并不存在，刘春红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事实距立案有四年之久，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黎国庆未发表答辩意见。二审中刘春红向本院申请向福永派出所调取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12月31日期间，陈杰明因涉嫌赌博被抓并受到治安处罚的记录，用于证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系黎国庆为偿还陈杰明的赌债而签署。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在2011年3月至6月，黎国庆的社保是从刘春红的账户上扣取，刘春红当时是否有去了解？”刘春红回答：“2011年暑假期间去村里财务室问过，当时的股份还在黎国庆的名下，只是钱是挂给别人去还债了。”陈杰明一审提交的《申请书》中，有手写注明“同意按班子会议决议执行”，并在该书写内容上加盖了福星公司的公章印文。一审查明的第三部分事实“同日，双方在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办理了见证手续，黎国庆向刘春红出具收款收据，确认股权转让并收到145000元”有误，应为“同日，双方在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办理了见证手续，黎国庆向陈杰明出具收款收据，确认股权转让并收到145000元。”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第二，刘春红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刘春红主张黎国庆仍持有涉案的股权证书，且黎国庆的分红银行卡仍定期收到公司分红，主张原审有关涉案股权的转让已完成的认定是错误的。本院认为，福星公司已经在其股东名册中做出相应的变更，陈杰明已持有其受让自黎国庆的股份，并且福星公司已经按照2股向陈杰明分配股息，故黎国庆是否仍持有涉案的股权证书，黎国庆的银行卡是否仍收到分红，不影响其已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陈杰明的事实认定，刘春红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春红主张福星公司章程规定“只有村民户口迁出本村时方可允许转让”、“转让须经董事会同意和办理相关手续”，据此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本院认为，黎国庆向福星公司提交了转让其股份的申请，福星公司在该申请上注明“同意按班子会议决议执行”，并在公司股东名册中办理了相应的变更手续，虽然黎国庆的户口并未迁出，但福星公司实际已经允许其转让股份并已办理了相关手续，故刘春红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春红主张《股份转让协议书》实际为掩盖赌债的非法借贷关系，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情形，刘春红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二审中刘春红向本院申请调取证据，对此，本院认为，即便刘春红主张的陈杰明曾因涉嫌赌博而被治安处罚属实，该情形与涉案债务是否系赌债并无必然关联，故本院对其调查取证的申请不予准许；如涉案债务确系赌债，刘春红与黎国庆在本案起诉前近四年时间里未报警，也从未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有违常理。故刘春红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二审不予采纳。刘春红还主张《申请书》中的“刘春红”并非其签名，其至2015年1月才知道黎国庆私自转让股权的事实，黎国庆转让股权属无权处分，《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刘春红与黎国庆均为福星公司的股东，根据刘春红自认的事实，其在黎国庆的社保费从其账户上扣取后，于2011年暑假期间去村里财务室询问过，因该时间黎国庆的股份已发生变更，故刘春红理应知道黎国庆转让股权的事实，刘春红提出的其对股权转让不知情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刘春红在原审中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原审基于刘春红及黎国庆一致陈述《申请书》中的“刘春红”签名并非由刘春红所签，且即使鉴定，鉴定结论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故未予准许，处理并无不当。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刘春红在黎国庆2011年1月至7月的社保费从其账户上扣取并为此询问村里财务室后，理应知道黎国庆转让股权的事实，如果刘春红不同意转让，其在2011年7月就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原审认定刘春红直至2015年1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处理正确。综上，刘春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刘春红已预交），由刘春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  绿  叶代理审判员 李    力代理审判员 乐    丹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 记 员 姜瑞舟(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