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7民终2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阳市。
法定代表人：杨贵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锦程，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敏，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全利，女，1982年5月1日生，布依族，贵州省安龙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龙丽，女，2000年2月11日生，布依族，贵州省安龙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龙飞，男，2004年8月27日生，布依族，贵州省安龙县人，
被上诉人罗龙丽、罗龙飞法定代理人：韦全利，系罗龙丽、罗龙飞之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仕良，女，1942年6月20日生，布依族，贵州省安龙县人，
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国胜，贵州圆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桥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韦全利、罗龙飞、罗龙丽、韦仕良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罗甸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黔2728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认定2013年11月26日罗某二次入院治疗时，未见明显好转，怕其死在外面，有违进不了家的风俗，故罗某家属才在《自动出院告知书》签了“要求出院，一切后果自负”的事实错误。首先，死者罗某受伤后在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住院97天，出院时的记录显示，患者神志清楚，无恶心、呕吐、无发热、咳嗽、饮食、睡眠好，肢体机力约3级，可见罗某出院时可拄拐行走，但其出院仅8天时间，罗某再次入院时己颅内严重感染。其次，死者罗某第二次入院时虽颅内感染，但在出院时，医院并没有对罗某下达病危通知书，而且出院报告中也显示，罗某GCS评分为13分（即轻度昏迷，GCS评为14分为正常），并非一审认定罗某为无继续治疗的价值。再次，罗某的病情好坏，是否能够治愈是由医院的医生进行判断，而非家属以“怕其死在外面，有违进不家的风俗”就是其放弃治疗或拒绝治疗的理由。第二，一审采信贵阳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4]病鉴字107号法医病理鉴定结论书结论为“全身多发损伤致机体长期营养不良，继发感染，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印证罗某己无继续治疗价值而主动放弃治疗”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贵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2014]病鉴字第107号病理鉴定意见书，系被上诉人的委托人贵州圆方律师事务所单方面申请作出的，且该鉴定意见所依据的送检鉴定材料也系该律师事务所单方面提供，该律师事务所又系被上诉人的委托人，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提供的检验资料并非客观公正。其次，该病理鉴定意见书中所涉及的检验过程均为书面资料，且还是没有经过检验机构亲自调查和尸检，仅凭尸体外表照片就能认定其死亡原因为“全身多发性损伤致机体长期营养不良，继发感染，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该意见结论的采信度让人质疑。第三，一审认定上诉人提供的《院前急救登记表》只能证明罗某出院回家病情恶化后有申报抢救的事实，但当地村干部和群众均证实了2月22日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派救护车到达时罗某己死亡，并非存在拒绝抢救的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韦全利告知上诉人罗某病情加重，上诉人立即联系医院救护车对罗某进行急救，医院的《院前急救登记表》显示2017年2月22日晚上18:22分时，患者家属拒绝来院治疗，而一审却凭村民和村干部的证言认定急救车到达时罗某己死亡存在矛盾，专业的医护人员不能判断死者的死亡，反而由村民来证实其是否死亡。其次，被上诉人家属在仲裁裁决过程中，陈述罗某死亡的时间为2014年2月22日9时，而医院《院前急救记录》记录的内容为2014年2月22日下午18:22分家属拒绝抢救，现无任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罗某到底何时死亡，因何死亡。再次，医院的救护车内都配有医护人员，根据医院急救的流程，医护人员到达施救现场后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判断施救方案，如罗某已无生命迹象，医护人员会告知家属，并为其出具死亡证明，如罗某已死亡更不会将罗某尸体拉回医院，韦全利阻止医护人员对罗某进行施救。第四，一审认定的事实很多是以村民和村干部的证言为依据有失偏坡，村民和村干部的证词与客观事实不符，采信度不高。首先，村民与村干部均系被上诉人的邻里或亲戚，其证言的采信度有限。其次，村民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贵医司法鉴定中心[2014]病鉴字第107号病理鉴定意见书和贵州圆方律师事务所询问笔录摘要记载，2014年3月31日8时对王XX（系冗讲村委会主任）、罗XX（家庭兄弟）及韦全利（死者罗某妻子）询问笔录共同整理：罗某受伤后，其妻子韦全利到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照顾罗某，罗某住了三个多月的院，用工方的管理人员陈XX就给罗某办理了出院手续，用面包车将罗某拉回家中，是抬着下车的，罗某处于昏迷状态。但罗某从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出院时，出院小结记载：患者神志清楚，无恶心、呕吐、无发热、咳嗽、饮食、睡眠好，肢体机力约3级。由此可见，村干部和村民的证词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包括开庭时陈述罗某于2014年2月22日9时就死亡了的村民证词亦不可采信。综上所述，一审认定的主要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对死者罗某有拒绝治疗的行为，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三款拒绝治疗的情形，应停止发放保险待遇。被上诉人韦全利强行将罗某出院，仅3天就导致罗某死亡，被上诉人有过错其不应享受罗某出院死亡所产生的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遗嘱人员生活补助费。
被上诉人韦全利、罗龙飞、罗龙丽、韦仕良二审答辩称：第一，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上诉的第一点理由，归结到一点就是被上诉人韦全利要求罗某出院，一切后果自负是拒绝治疗，而不是放弃治疗，不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首先，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提供的《自动出院告知单》，是医院打印针对所有患者的格式文本，是有利医院一方的文书。虽有拒绝治疗的叙述，但不是被上诉人韦全利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韦全利看到治疗无望，才放弃治疗出院回家，出院回家是不希望罗某死在外面，要死也要让罗某死在家中，本地有死在外面，灵魂不能进家门的风俗。罗某从受伤到死亡历时194天，其中，自2013年8月13日受伤至2013年11月18日在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治疗，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2月19日在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治疗，在医院的天数是184天，在家中的天数仅有10天，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家中，罗某都始终没有能离开过床铺，都必须得有人护理，可见罗某的伤情严重到何种程度。罗某坚持治疗半年多的时间，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凭一纸《自动出院告知书》就想抹杀罗某受伤极其严重和坚持治疗这一事实，无非是想不承担工伤保险待遇。其次，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上诉称，罗某经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治疗后可拄拐行走，完全是莫须有的事实，实际上罗某自始至终都没能离开床铺。再次，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上诉称，死者罗某第二次入院时虽颅内感染，但在出院时医院并没有对罗某下达病危通知书，想以此说明罗某还有进一步治疗的价值。被上诉人韦全利等判断罗某有死亡迹象，已无治疗价值，从罗某出院后3天不到就死亡了，印证了被上诉人韦全利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医生是人，被上诉人韦全利等也是人，常人能作出的判断，就不需要专业人员来判断，甚至专业人员的判断也不一定都正确。第二，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上诉称，一审采信被上诉人韦全利等提供的贵阳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4]病鉴字107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是认定事实错误，认为该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是主观臆断，而又没有提供足以否定这一结论的证据。被上诉人韦全利等从来没有反对过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申请重新鉴定，罗某的尸体没有火化，据贵州医科大学的专家介绍罗某的尸体尚在，罗某是头部受伤致头骨骨折致死，如果认为鉴定结论不客观，有错误，完全可以申请新的鉴定机构重新鉴定。但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并没有申请重新鉴定、开棺验尸，所以一审采信贵医司法鉴定中心[2014]病鉴字107号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是正确的。该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证明了罗某的死因是“全身多发损伤致机体长期营养不良，继发感染，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而不是拒绝治疗或者放弃治疗导致死亡。第三，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上诉称，一审认定上诉人提供的《院前急救登记表》只能证明罗某出院回家病情恶化后有申报抢救的事实，但当地村干部和群众均证实了2月22日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派救护车到达时罗某已死亡，并非存在拒绝抢救的事实认定错误。关于罗某的死亡时间，被上诉人提供了当地公安机关即安龙县公安局兴隆派出所的死亡注销证明，国家机关的文书有很高的证明效力，且与当地村干部和群众的证明是一致的，完全能够证明救护车到达时(2014年2月22日18:22)，罗某已经死亡，不存在拒绝抢救的事实。第四，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上诉称，一审认定的事实很多是以村民和村干部的证言为依据有失偏颇，村民和村干部的证词与客观事实不符，采信度不高。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正是综合全案的证据来认定村民和村干部的证言，没有不妥之处。综上答辩事实和理由，请求二审核实，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贵州桥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罗某在2014年2月19日出院后所产生的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遗嘱人员生活补助费均不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只承担合理合法部分的赔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贵州桥梁公司承包得银川至龙邦公路贵州境内惠水至罗甸高速公路第八标段的建设施工工程，为此设立第八标段项目部。2013年6月1日，四被告之亲人罗某与原告项目部签订劳动合同，从事人工挖孔桩工作。2013年8月12日22时许，罗某在挖孔桩过程中，从高处坠落身受重伤，于次日进入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治疗至同年11月18日出院回家休养，住院97天，住院治疗费全由原告支付。期间罗某由于病情加重，于2013年11月26日进入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治疗，治疗费仍由原告支付，罗某住院期间其家属、亲属轮流前往探望、守护，未见明显好转，怕其死在外面，有违进不了家的风俗，故罗某家属在《自动出院告知书》签了“主动要求出院，一切后果自负”，于2014年2月19日办理出院手续接罗某回家，出院时韦全利还从医院退回原告交付的医疗费5600元带回家。2014年2月22日，罗某家属发现罗某病情恶化，电话告知原告，原告即报请黔西南州医院急救中心对罗某进行抢救，救护车到达罗某家时，罗某已经死亡，罗某死亡后，原告先垫付20000元给被告作为罗某的丧葬费用。罗某死亡后，2014年3月27日罗某家属委托贵州圆方律师事务所委托贵阳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罗某死亡原因作文证审查分析鉴定，2014年5月8日贵阳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4]病鉴字107号法医病理鉴定书结论为“全身多发性损伤致机体长期营养不良，继发感染，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被告韦全利于2014年6月23日向黔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2014年8月21日作出黔南工决字[2014]132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罗某的死亡为工伤死亡。原告不服该决定申请行政复议，黔南州人民政府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黔南工决字[2014]132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于2015年3月10日向都匀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都匀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都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0日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2015年10月30日被告向罗甸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2月20日作出罗劳仲裁字（2015）第0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认定被告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以2013年度贵州省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赔偿标准即赔偿数额为559767.88元和予以支持韦仕良、罗龙丽、罗龙飞三被告应享受遗嘱生活补助费的时间结点，但原、被告双方均不服该仲裁裁决，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死者罗某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事实经一、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已无异议。原告诉称由于被告拒绝罗某继续留在医院治疗和拒绝急救治疗，属于拒绝治疗行为，不应享受罗某出院后死亡所产生的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遗嘱人员生活补助费的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其理由是：罗某本身在发生事故后伤情严重，在住院治疗期间，其家属、亲属轮流前往探望、守护，未见明显好转，怕其死在外面，有违进不了家的风俗，故其家属主动要求出院。同时，从贵阳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4]病鉴字107号法医病理鉴定书结论为“全身多发性损伤致机体长期营养不良，继发感染，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证实本案死者的死亡原因，罗某家属主动要求罗某出院三天即死亡，印证了被告方提出的已无继续治疗价值而主动放弃治疗的主张，同时，原告提供的《院前急救登记表》只能证明罗某出院回家病情恶化后有申报抢救的事实，但当地村干部和群众均证实了2月22日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派救护车到达罗某家时罗某已经死亡，并非存在拒绝抢救的事实，故原告提出的罗某系拒绝治疗死亡和只赔偿罗某死亡之前应享受的部分待遇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以罗某在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发现其有死亡迹象、无治疗价值、主动放弃治疗而非拒绝治疗为由，诉请原告赔偿被告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理由成立，但其诉请的赔偿数额775413元计算依据不充分，不予完全支持。原告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赔偿被告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罗甸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2月20日作出罗劳仲裁字（2015）第02号仲裁裁决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认定的以2013年度贵州省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赔偿标准即赔偿数额总额为585367.88元依法予以支持；护理费50440元、交通费5000元未提供证据，依法不予支持。故予以支持的总额为585367.88元减去原告方已支付的25600元，原告还应支付559767.88元和由原告支付被告供养亲属应享受遗属人员生活补助费按起始时间据实支付的认定，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二）、（三）项、第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被上诉人对罗某的病情是否存在拒绝治疗行为，即是否应享受罗某出院后死亡所产生的丧葬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遗嘱人员生活补助费。
本院认为：双方对劳动者罗某死亡是否属于工伤发生纠纷，经劳动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不服申请复议维持后，用人单位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经一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用人单位的起诉，即确认劳动者罗某的死亡为工伤，予以确认。针对本案争议焦点：首先，罗某在本次事故中受伤很严重，先是在贵阳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了三个余月后出院回家休养，期间罗某因病情加重又到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近三个月，罗某住院期间的所有医疗费已由上诉人全部预交，对罗某的医疗费已有保障，故被上诉人不存在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治疗的情况。其次，罗某家属虽然系主动要求罗某出院，但是罗某出院后三天即死亡，证实了被上诉人主张已无继续治疗价值而主动放弃治疗的事实。同时，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救护车到家后拒绝对罗某抢救，并提供了《院前急救登记表》予以证实，该证据只能证明罗某出院回家病情恶化后有申报抢救的事实，但被上诉人反而提供证据证实医院的救护车到达罗某家时罗某已经死亡的事实，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有拒绝治疗的事实不成立。再次，从贵阳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4]病鉴字107号法医病理鉴定书结论来看，证实罗某的死亡原因系全身多发性损伤致机体长期营养不良，继发感染，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综合上述情况，上诉人主张罗某系被上诉人拒绝治疗死亡，上诉人只承担赔偿罗某死亡之前享受的部分待遇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应当承担被上诉人依法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虽然仲裁裁决一经向法院起诉就不再发生法律效力，在判决主文中应当明确具体的给付义务，但是鉴于本仲裁裁决是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分别向一审法院起诉，因一审应当并案审理而未并案审理，作出了两份民事判决，其中在一审法院（2017）黔2728民初3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中，已明确有了上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义务，被上诉人的权利已经有了执行依据，故本案一审处理结果虽然有所不当，但是为了避免被上诉人获得双重赔偿，本案应作维持处理较为适宜。
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福江
审判员 王天才
审判员 熊元伦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皮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