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中商终字第03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明康。
委托代理人沈乐民，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胜，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人民路6号。
法定代表人徐少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雪南，江苏吴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慧敏。
上诉人钱明康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3）吴江商初字第0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钱明康及其委托代理人沈乐民、张胜，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胡雪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明康一审诉称：钱明康于1997年初进入吴江市恒通通信电缆厂（以下简称恒通厂）工作，任业务销售员。该厂为七都镇集体企业。大约在1997-1998年间，恒通厂变更为江苏恒通电缆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企业性质未变，一直沿续至1999年。钱明康在公司曾担任过销售副经理。1999年，根据国家政策和上级政府的要求，企业开始着手改制工作，改制时评估恒通公司的净资产为848.37万元，七都镇政府协议转让给以徐志才为代表的众多自然人，企业同时进行补资，钱明康出资了83850元现金，另原企业分红得41150元股，企业转制时共出资125000元，得125000元股（以股权证为证）。企业改制后为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仍为3000万元，到2000年8月30日，恒通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苏新恒通电缆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新恒通公司）。公司出于经营业务的需要，对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钱明康于2000年9月6日再出资375000元，其他股东也进行了相应的出资，出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为3500万元。至此，钱明康出资总额为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42857%。2005年4月起新恒通公司变更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通投资公司）。随着公司业务的调整，之后公司缩减了部分员工，钱明康也在其中。至2010年6月，钱明康又被通知至公司上班，但工作不到两个月，公司却再次不让钱明康上班。钱明康认为不上班不会影响其股东身份。钱明康以为自己系小股东且钱明康本身不是公司领导，公司未通知其参加股东会属于正常，只因公司每年一次的分红太少而多次提出异议。出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虑，钱明康于诉前到工商登记部门进行查询，发现钱明康的出资并未记载于工商登记档案中，新恒通投资公司并没有把钱明康股东资格写进公司章程，在股东名册中也没有钱明康的名字。可见，新恒通投资公司已非法剥夺了钱明康应有的股东资格。故起诉请求判令：确认钱明康系新恒通投资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50万元，占注册资本3000万元的1.667%，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由新恒通投资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新恒通投资公司一审答辩称：一、钱明康在2004年8月左右已经离开了当时的恒通厂，恒通厂是七都的集体企业，不存在现在钱明康所说的其系股东等事实，钱明康主张的50万元款项是单位当时的内部集资款。二、近些年来，钱明康陆续以每两年一次的方式领取了相应的集资分红，但从未提及要求成为新恒通投资公司的注册股东，所以钱明康的诉请诉�时效已过。三、新恒通投资公司的注册股东仅为八人，钱明康不是新恒通投资公司的注册股东。公司在收到了钱明康的起诉材料后，全体股东也专门召开股东会，决定目前不同意吸收新的股东，也不同意增加新的注册资本，亦无股东要转让出资股份。四、关于新恒通投资公司内部进行的集资，已有其他人员通过协商退出集资的情形，因此，新恒通投资公司愿意在法庭的主持下协商解决钱明康的集资退出一事。综上，钱明康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钱明康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恒通厂系吴江市七都工业公司于1996年7月17日设立，为集体企业。该厂于1997年8月18日变更为恒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1999年2月26日，原吴江市七都镇农工商总公司作为甲方与徐志才等人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恒通公司的全部资产转让给乙方，转制后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并由乙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评估且双方一致认可，至1998年5月31日，恒通公司净资产845.37万元，乙方出资847.37万元购买，签订协议后付款400万元，余款于2000年底付清。乙方签订人员有徐志才等九人，其中并不包括本案钱明康。
2000年8月30日，经吴江市工商局核准，恒通公司名称变更为新恒通公司。2005年7月5日，新恒通公司名称变更为新恒通投资公司，企业性质由集体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3500万元，股东由吴江市七都工业公司变更为徐志才、陆俊明、沈海乔等9位自然人。2010年3月2日，经过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沈海乔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徐志才），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变更为徐志才等8人。上述一系列工商变更过程中，钱明康从未曾作为公司股东记载于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录中。
恒通公司于1999年4月20日向钱明康签发股权证，该股权证载明：1999年4月1日该公司发行股份2500万，其中职工个人股830万元，职工个人入（配）股记录显示钱明康个人现金股为83850份，职工共享股股份记录显示配股41150元，股金分红记录一栏显示，2000年3月20日（1999年度）分红12730元。审理中，钱明康表示改制时出资系挂在徐志才名下。恒通公司于2000年9月6日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款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钱明康，交入“投资款”375000元。
另查明：2005年至2011年期间，新恒通投资公司向钱明康三次进行了每年5万元的分红。其中2005-2007年年度的分红15万元为一次发放，2008-2009年度的分红10万元为一次发放，2010-2011年度的分红10万元为一次发放。
再查明：新恒通投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多次向员工（包括本案钱明康）集资借款并发放集资券。一审庭审中，新恒通投资公司出示了一份向钱明康发放的“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集资券”一张，该集资券载有集资金额为15万元，年利率7%。
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向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徐志才、陆俊明就有关问题进行询问，徐志才表示：股权证系企业改制时基于七都镇农工商总公司的要求发放的，且仅发过一次股权证。当初很多人出了资，但工商登记仅有9个人，其他出资较少人员（包括钱明康）的出资登记在其个人名下。由于当初公司缺少资金，所以向员工发了集资券，按固定利率给予回报。陆俊明表示：在公司改制过程中，钱明康是入股并由原七都镇农工商总公司发给他股权证的，当时出资的人都有股权证。出资数额较小的人都挂在徐志才名下，徐志才名下的股权并非他一个人出资，后来员工也有投入，但没有发过股权证，�具的都是投资款收据，分红有些员工没有取走而作为公司的集资，也有的员工将自己的闲钱上交公司，公司出具集资券并按集资券上的利率发放红利。
原审法院认为：钱明康提供的股权证可以证明其在恒通公司改制初期向该公司出资125000元，钱明康表示当初出资系挂在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徐志才名下，徐志才对此并不持异议，据此，法院认定钱明康向新恒通投资公司实际出资125000元。钱明康主张投资款375000元系其向公司出资，但钱明康并未举证证明该375000元款项构成新恒通投资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的一部分，而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钱明康以375000元入股新恒通投资公司的意思表示，且在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新恒通投资公司曾存在向员工集资借款事实的情况下，钱明康关于375000元投资款为其向新恒通投资公司出资的主张，不予采纳。本案为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案件，依据《》（以下简称）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要综合考虑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多种因素。法院判决确认当事人享有的股东资格，是意义上的股东资格，是具有对内和对外双重效力的股东资格，判决确认的股东能够享有规定的全部股东权利，承担规定的全部股东义务。根据第第三款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仅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股东，方有对外效力，方可承担规定的全部股东义务。本案中，新恒通投资公司的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均没有钱明康持股情况的记载，钱明康为新恒通投资公司出资取得新恒通投资公司发放的股权证，是基于与新恒通投资公司及新恒�投资公司其他出资人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钱明康虽持有股权证但并不能成为上的有公示公信效力的股东。《》第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钱明康的出资能否记载于新恒通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应取决于新恒通投资公司注册股东的意见，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目前共有徐志才等八人，在新恒通投资公司注册股东对于钱明康成为公司股东的意见不明的情况下，钱明康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钱明康作为新恒通投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虽不能成为新恒通投资公司的注册股东，但钱明康仍可依据其实际出资125000元的“股权证”及其与新恒通投资公�及新恒通投资公司其他股东的内部约定，享有相应的投资权益。如果钱明康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了侵害，可以另行解决。据此，依据《》第、《》第第三款、《》第的规定，判决：驳回钱明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钱明康负担。
上诉人钱明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明显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一、125000元（股）投资款是其直接出资给新恒通投资公司的，其具有独立的股东地位与资格。二、375000元投资款铁证如山，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与支持。三、钱明康除履行了出资义务外，还在新恒通投资公司持续工作达十多年，并多次分享新恒通投资公司派发的投资红利。法院应责成新恒通投资公司把多年来给全体股东的分红明细出具，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错误，《》第第三款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的第二十三条。五、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一审最后一次庭审后，原审法院向陆俊明、钱明康、徐志才谈话，有关事实在之前庭审中未进行调查，且调查后也未就此质证，损害了钱明康的利益。未经过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未追加第三人，也没有在正常庭审中审查相关事实，故原审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综上，请求二审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确认钱明康具有50万元股份的股东资格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新恒通投资公司答辩称：钱明康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二、原审法院在审理之后，进行了证据的认证，了解相关当事人，及其他证据认证需要的状况，符合司法实践和法律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
本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2月26日吴江市七都镇农工商总公司与徐志才等自然人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至1998年5月31日恒通公司（即恒通厂）净资产评估值为848.37万元，由徐志才等自然人出资848.37万元购买。
二审中，钱明康对原审法院向陆俊明、徐志才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为应当追加徐志才为第三人，对于徐志才陈述小股东的股份挂靠在其名下的事实，钱明康表示不清楚。同时又认为小股东都是独立出资的，事后被徐志才侵占。新恒通投资公司对陆俊明、徐志才的调查笔录没有异议，认为钱明康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表示其出资挂在徐志才名下。嗣后，钱明康又主张其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股东权利并未在目前公司的登记股东名下。
二审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向钱明康进行调查时，钱明康陈述改制时企业仅有销售部经理、销售大户、车间主任以上人员方可出资，能够真正出资的只有十几人。入股时，这十几个人的股份是以徐志才名义买的。
二审中，新恒通投资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其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05年7月5日苏州信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苏信所验（2005）字第299号验资报告；1999年－2011年该公司个人投资分红兑现明细表及该公司目前注册股东的股权证。钱明康对8份股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1999年－2011年该公司个人投资分红兑现明细表中钱明康本人的签字部分是确认的，但对其他内容表示并不了解，同时表示对上述资产负债表及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争议焦点为：钱明康缴付的50万元款项的性质及其能否�于上述款项而成为新恒通投资公司的股东。
本院认为：钱明康以其缴付375000元主张系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该款系其于2000年9月交纳，恒通公司收款时的企业性质属于集体企业，收款用途载明为投资款，均未涉及公司股权及钱明康的股东身份，原审法院未认定该款项为钱明康向新恒通投资公司的出资，并无不当。钱明康亦无权以此款项主张股东权利。
钱明康主张其系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的另一主要证据，系其持有的125000元股份的股权证，该证系恒通公司于1999年4月向钱明康出具。虽然1999年2月26日原吴江市七都镇农工商总公司与徐志才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吴江市七都镇农工商总公司将恒通公司的全部资产转让给徐志才等人，转制后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并在该年度4月向钱明康出具股权证，但此时公司性质并未改变，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权证的发放仅能代表钱明康、徐志才等人有设立有限公司的意向，钱明康仅与恒通公司具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
至2005年7月5日，新恒通投资公司经改制，性质才由集体企业变更为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新恒通投资公司的设立及股东的权利义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定。在个人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应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作出认定，章程、名册未记载但已依约定实际出资并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因此，钱明康要求确认其在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资格的，理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现有证据表明，徐志才等人与原吴江市七都镇农工商总公司签订协议，双方确认至1998年5月31日恒通公司净资产848.37万元，徐志才等人出资848.37万元以取得恒通公司全部资产。后恒通公�于2005年更名为新恒通投资公司时才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3500万元，此时登记的股东为徐志才等9位自然人，相关股东对此形成股东会决议并进行出资。钱明康从未作为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记载于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中。钱明康未能就其持有的出资83850元股金与分红所得41150股与新恒通投资公司的注册资金或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举证，其主张已向新恒通投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理由不能成立。因此，钱明康此后基于股权证上的份额所收到的分红，并非为新恒通投资公司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收益。所以，钱明康仅凭其持有股权证及收取分红的情况，并不足以证明其已成为新恒通投资公司的股东。
综上，钱明康未被新恒通投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记载为公司股东，亦不能证明向新恒通投资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其�求确认在新恒通投资公司的股东资格，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庭审后向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未经质证引用于判决书中，确属不当，但原审判决实体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钱明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冬冬
审判员 柏宏忠
审判员 蒋毅颖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邹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