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67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国睿路8号，事证第110000001639号，组织机构代码：E8023506-2。法定代表人：周万幸，所长。委托代理人：严晓芸,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燕川社区红堪工业区B2地块A3栋，组织机构代码：79661308-X。法定代表人：董晓俊，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川，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赖梦娴，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张家港保税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保税区广东路9号C栋厂房内，组织机构代码：78559035-3。法定代表人：郁蔚铭，董事长。原审被告：靖江国信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靖江经济开发区城北园区山南路18号，组织机构代码：68961782-7。法定代表人：郁蔚铭，董事长。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颖川,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以下简称十四研究所）因与被上诉人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威尔公司）、原审被告张家港保税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国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艾威尔公司与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通过签订《外协通知单（合同）》、《产品加工合同》等合同形式发生交易往来。在所有《外协通知单（合同）》中，艾威尔公司作为合同一方，部分合同相对方名称为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部分合同相对方名称为十四研究所、靖江国信公司。上述合同相对方主体不同的合同，合同条款、买方联系人、联系电话、传真、复核人签名均完全一致；在《产品加工合同》中，部分合同相对方名称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部分合同相对方名称为张家港国信公司，但所有合同的买方地址均为靖江国信公司的住所地，所有合同的条款、联系人、联系电话、传真均一致。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艾威尔公司向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送货，送货单上送货地址为“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具体地址却为靖江国信公司的住所地：靖江经济开发区城北园区山南路18号。上述送货单的送货数量能与合同约定的数量相对应，送货单上均有收货签名或签章。艾威尔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客户名称为张家港国信公司。艾威尔公司逐月签署对账单，对账单由“徐某芝”签名。艾威尔公司并提供了三份《询证函》，询证对象为张家港国信公司。2014年7月30日和2014年9月13日的《询证函》，张家港国信公司有签章，2015年4月13日最新的《询证函》，无张家港国信公司签章，但最新的《询证函》与前两份《询证函》对账期间有重叠部分，只是2014年1月和8月的货款因还款而减少，2014年2月至7月的货款金额完全一致。《询证函》显示，2014年1月至2014年8月，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拖欠艾威尔公司货款为人民币2256624.65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艾威尔公司一审请求判令：1、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立即支付拖欠艾威尔公司的货款共计2256624.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21000元（暂计至起诉之日，从应付款之日起至欠款全部付清之日止）；2、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艾威尔公司提供的《外协通知单（合同）》、《产品加工合同》、送货单、对帐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询证函》等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构成证据链，证明艾威尔公司依合同向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送货，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及货款金额。艾威尔公司主张，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拖欠艾威尔公司货款为2256624.65元，该院予以支持。艾威尔公司主张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逾期付款，对艾威尔公司造成利息损失，应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该院予以支持。该利息暂计至艾威尔公司起诉之日即2015年5月19日，为121000元。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三个主体名称均有署名。合同显示，三个主体变换时，主体住所地同一，合同条款、买方联系人、联系电话、传真、复核人签名均完全一致；在接收送货时，收货主体为张家港国信公司、十四研究所，收货地址却为靖江国信公司。上述情形，符合三个主体混同经营的特征，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均为合同相对方，应对欠付艾威尔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十四研究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支付艾威尔公司货款2256624.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21000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艾威尔公司起诉之日即2015年5月19日，并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821元，由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十四研究所承担。上诉人十四研究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22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对十四研究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艾威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十四研究所并非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不是案涉购销行为的交易主体，不应判决十四研究所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艾威尔公司提交的《外协通知单（合同）》中，部分落款为“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部分落款为“十四研究所靖江国信公司”，但是，没有任何一份《外协通知单（合同）》有十四研究所的盖章。艾威尔公司提交的大量《产品加工合同》中，部分“买方（定作方）”为“张家港国信公司”，部分“买方（定作方）”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既无十四研究所的落款，也无十四研究所的盖章。艾威尔公司提交的80份《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送货单》中，送货地址为“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市城北园区山南路18号华信科技园”，部分送货单有“张家港国信公司邮件收发章”的盖章，部分送货单只有张家港国信公司的员工的签字，但是，没有任何一份送货单上有十四研究所的盖章。一审法院罔顾十四研究所从未在任何一份《外协通知单（合同）》、《产品加工合同》、《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送货单》上盖章的证据情况，对本案事实作出了严重的错误认定。由于张家港国信公司是十四研究所投资的企业，靖江国信公司是张家港国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十四研究所靖江国信公司”的落款实则只能代表张家港国信公司或靖江国信公司一个民事主体，不能证明十四研究所是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并且，该落款从未获得十四研究所的同意，不能仅依据该落款即判决十四研究所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十四研究所在案涉合同中不承担任何义务，不享有任何权利，正如十四研究所在案件一审中一直强调的，十四研究所并非案涉《外协通知单（合同）》或《产品加工合同》的合同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判决十四研究所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基本原则，也与艾威尔公司提交的证据不符。其次，十四研究所不是案涉货物的收货人，艾威尔公司提交的《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送货单》中，送货地址为“靖江市城北园区山南路18号华信科技园”，是靖江国信公司的注册地址，也是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而十四研究所的注册地址、实际经营地址一直以来都是南京市国睿路8号，从本案一审的《民事起诉状》中可以看出，艾威尔公司清楚地知悉这一情况，靖江市与南京市之间间隔200公里，艾威尔公司从未将货物送至南京市，不可能将十四研究所作为“共同收货人”。由此可见，十四研究所不是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也从未收到艾威尔公司发来的任何货物，对于艾威尔公司、张家港国信公司之间的购销情况从不知情，不应判决十四研究所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艾威尔公司提交了34张发票，发票抬头均为“张家港国信公司”；艾威尔公司提交了9份对账单，“客户名称”均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且每份对账单上只有张家港国信公司的员工的签字；艾威尔公司提交了3份《询证函》，抬头均为“致：张家港国信公司”，除编号201407022的《询证函》有“张家港国信公司”的盖章外，其他两份询证函只有艾威尔公司的盖章。由以上大量艾威尔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发票、对账单、询证函的相对方均为张家港国信公司，案涉的购销情况为：张家港国信公司向艾威尔公司采购，艾威尔公司向张家港国信公司送货，张家港国信公司向艾威尔公司付款，艾威尔公司向张家港国信公司开票并对账。由于本案案涉购销行为仅发生在张家港国信公司与艾威尔公司之间，与十四研究所无关，因此，十四研究所不是案涉购销行为的交易主体，不应判决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且，从艾威尔公司提交的上述大量证据可以看出，艾威尔公司向张家港国信公司出具发票、与张家港国信公司对账、向张家港国信公司发送询证函，艾威尔公司清楚地知悉十四研究所并非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不是案涉购销行为的交易主体，也从未与十四研究所有过任何接触；艾威尔公司将十四研究所作为本案共同被告起诉，完全是为了实现其诉讼目的的做法。最后，本案一审判决将十四研究所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认定，不仅不符合《合同法》明文规定、违背合同相对性的最基本原则、不符合案件事实与证据情况，即使仅从常理来看，也相当荒唐。此外，《外协通知单（合同）》作为本案的核心证据之一，十四研究所全名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外协通知单（合同）》中的落款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如果真的是十四研究所参与签署的合同，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名称也写错。二、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不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不应判决十四研究所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在人员、财务方面各自独立，经营地点更是相差200公里，而在业务经营上，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不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首先，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是经营通信产品的公司，十四研究所是对电子科技进行研究的事业单位。由此可见，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经营范围不同，十四研究所作为国有军工企业、事业单位法人，一直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规定、守法经营，且十四研究所的业务开展受到严格监管，不可能出现“混同经营”的情形，涉足靖江国信公司、张家港国信公司的经营范围。其次，艾威尔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仅认为“因二被告（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混同经营，以一个整体对外宣传，系法律意义上的人格混同”，也就是说，艾威尔公司仅认为张家港国信公司与靖江国信公司两个主体混同经营，并不认为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三个主体混同经营，但是，一审判决却超越了艾威尔公司的诉请范围，认定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混同经营，是对《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基本原则的违背。第三，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混同经营，不仅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违背“不告不理”的最基本原则、不符合本案事实与证据情况，逻辑推导上也存在严重谬误。综上所述，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不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不应判决十四研究所对欠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一审错误判决如不加以纠正，势必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后果。由于十四研究所系国有企业，一旦因错误判决背负债务，势必引发国有资产流失，势必导致国家利益、国有资产受到严重损害。一审法院罔顾十四研究所当庭的抗辩主张、罔顾案件事实与证据，艾威尔公司在诉讼请求中仅主张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混同经营，一审法院依据所谓的“三个主体均有署名”等错误的事实认定，越俎代庖，认定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三个主体混同经营”，这是罔顾艾威尔公司诉请与案件证据的胡乱认定。一审法院罔顾十四研究所从未在任何一份《外协通知单（合同）》、《产品加工合同》、《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送货单》上盖章的证据情况，罔顾十四研究所从未参与案涉购销行为的事实情况，依据错误的“混同经营”认定，判决“三被告均为合同相对方，应对欠付原告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颠覆了《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基本原则，颠覆了《公司法》的法人独立原则，颠覆了《民事诉讼法》的不告不理原则。十四研究所二审提交了其与成都亚X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贵州XX电器公司有限公司和陕西华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产品装箱单，与南京煜X保洁有限公司及南京市鼓楼区国X花卉服务中心等签订的《内部保洁合同》及《绿植租摆合同》，拟证明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经营地址、业务相独立。艾威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艾威尔公司口头答辩称：本案中，靖江国信公司是张家港国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郁蔚铭是张家港国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靖江国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两者是混同经营的，以一个整体对外宣称，系法律意义上的混同。上诉人十四研究所是张家港国信公司的发起股东之一，系法人股东。应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在艾威尔公司与张家港国信公司签订合同过程中，有部分合同表明有张家港国信公司与十四研究所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与艾威尔公司签订相关合同，且在双方送货单据及相关票据中都有以十四研究所作为共同收货人。合同表上有朱小明这个人，既是十四研究所也是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的签收人。十四研究所、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属于法律上的混合经营，属于法律上的人格混同。请求依法驳回十四研究所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述称：一、《外协通知单（合同）》、《产品加工合同》均为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与艾威尔公司签订，与十四研究所无关。二、《外协通知单（合同）》、《产品加工合同》项下交易均为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与艾威尔公司实际履行，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收货后向艾威尔公司付款，收货地址均为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十四研究所从未参与收货，《外协通知单（合同）》上虽记载有“十四研究所”，但十四研究所并未盖章，与十四研究所有关联仅是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对外宣传而为。因此，本案案涉所有合同的履行与十四研究所无关。三、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实际经营地点都在靖江，十四研究所的经营地点在南京，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与十四研究所在人员、财务、经营各方面均各自独立，十四研究所从来参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的经营当中，并且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完全不同，不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形。因此，本案中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的欠款行为及其法律后果与十四研究所无关。四、认可十四研究所的上诉请求及陈述事实。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了双方与靖江市华X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租赁（孵化用房）合同》，以及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5）泰靖孤民初字第488、48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与十四研究所在经营地址、业务等方面不存在交叉或混同。艾威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各方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判决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连带向艾威尔公司支付货款2256624.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十四研究所是否应对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虽然本案确定合同关系的《外协通知单（合同）》乃至《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送货单》上出现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的字样，但是该名称既与十四研究所的全称不一致，而且也没有十四研究所的盖章，事后也没有获得十四研究所的追认。不仅如此，《外协通知单（合同）》和《产品加工合同》显示定作方为张家港国信公司或靖江国信公司；从合同的履行看，涉案货物均是送货至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实际营业地址，无证据证明十四研究所参与收货和结算付款，因此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十四研究所是合同相对人而应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所确定的裁判要旨，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虽然张家港国信公司或靖江国信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是十四研究所的员工，十四研究所也是张家港国信公司发起股东，具有关联关系，但是十四研究所是国有事业法人企业，其注册地及经营地在南京市，张家港国信公司和靖江国信公司实际经营地点都在江苏靖江市，无证据证明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靖江国信公司在人员、业务和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因此，本案不应参照适用该指导性案例。最后，艾威尔公司一审起诉时仅仅主张十四研究所为合同相对人之一，而并未主张其与张家港国信公司和靖江国信公司混同经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十四研究所与张家港国信公司和靖江国信公司混同经营，进而判令其对张家港国信公司和靖江国信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十四研究所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228号民事判决主文为：张家港保税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和靖江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支付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256624.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至2015年5月19日为人民币121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5年5月2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艾威尔电路（深圳）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25821元，合计人民币51642元，由张家港保税区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和靖江国信通信有限公司连带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    拓审 判 员 王    畅代理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姚晓静（兼）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