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滨塘民初字第3591号原告马景平。委托代理人崔晓筝，天津全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3-1756号。法定代表人崔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许宁，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阮建新，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景平与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房地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24日受理，于2014年2月24日作出（2013）滨塘民初字第213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卧龙房地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4）二中民二终字第113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本院（2013）滨塘民初字第2131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2日、2014年10月20日、2014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崔晓筝、被告委托代理人许宁、阮建新及证人安志英、马会壮、余凯荣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景平诉称，2009年初，被告因公司周转需要向原告提出借款人民币400万元，原告将价值400万元人民币的港币（约410万元港币）在澳门金沙宾馆交付给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2009年7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收据一张，确认收到原告借款人民币400万元。此后，被告于2010年还款30万元人民币，于2011年底还款60万元港币，按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外汇牌价计算，折合人民币48.6万元，至今被告尚欠原告借款人民币321.4万元未偿还。经多次催要未果，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321.4万元；2、被告支付借款利息1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针对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被告于2009年7月8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据》，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款关系，被告确认收到借款人民币400万元；2、被告公司会计王一×出具的《证明》及原审出庭作证证言，证明时任被告公司会计王一×按照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要求整理公司欠款清单，清单中包括所欠原告的借款400万元，崔树忠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后会计王一×按照崔树忠的嘱咐向原告出具《收据》，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3、卧龙房地产公司应付款清单，证明由被告公司会计王一×整理，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签字确认的应付款清单中，包括原告的涉案债权，另在清单中还包含了案外人邵晓东、王二×的债权，该二人的债权已经生效判决书及调解书确认，故本案原告的债权亦应予以确认；4、证人安××出具的《证明》及出庭作证证言，证明2009年初，原告马景平在澳门金沙宾馆将400余万元港币借给崔树忠，用于做生意；5、证人马××出具的《证明》及出庭作证证言，证明2009年7月，其与原告马景平到塘沽找被告催要借款，被告公司会计王一×将借款收据交予原告；6、证人余××出具的《催款证明》及出庭作证证言，证明受原告马景平的指派，证人先后四次到塘沽卧龙园小区找被告现法定代表人崔凯催要借款，原告一直向被告主张债权；7、证人林××出具的《证言》及原审出庭作证证言，证明2011年底，证人接受原告马景平的委托，在澳门代收被告归还原告借款60万元港币的事实；8、（2011）滨塘商初字第189号王二×诉本案被告借款一案的民事判决书、该案证据材料《收据》、卧龙房地产公司应付款清单（同原告证据3）及（2013）滨塘民初字第151号邵晓东诉本案被告借款一案的民事调解书、开庭笔录和该案证据材料《收据》，证明在被告公司应付款清单中包含了案外人王二×、邵晓东的债权，该二人的债权已经生效判决书及调解书确认，而本案原告的债权也列在该应付款清单中，故被告应据实清偿所欠原告借款。被告卧龙房地产公司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理由为：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被告在澳门无任何业务，没有必要向原告借款，被告也未授权任何人向原告借款，原告马景平也无支付400万元借款的能力；二、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2008年已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扣押，所以在2009年7月8日根本不具备在《收据》上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条件，根据相关部门的鉴定，原告提交的《收据》上加盖财务专用章为虚假印章，故原告所述被告向其出具借款收据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三、被告未曾委托任何人包括被告法定代表人崔凯向原告偿还过借款，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的还款情况；四、原告的主张业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受法律保护。综上，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提供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其答辩意见，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调取证据清单，证明2008年3月，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扣留，至今未归还，从而证明原告提交的《收据》是不真实的；2、2013年5月24日，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出具的被告公司2008年8月28日至2009年12月21日期间的《对公存款账户明细对账单》，证明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于2008年3月被扣留后，被告用该财务专用章开立的银行账户均不能使用，此后被告用公章开立的账户并没有收到原告借款的记录，故原告主张的借款并不存在，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不能成立；3、2009年1月27日至2月1日的港币对人民币的外汇牌价表，证明根据当时港币对人民币的外汇牌价，原告所称借款410余万元港币折合400万元人民币的事实并不成立，从而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400万元人民币的事实是不存在的；4、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病案首页，证明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患有脑出血、肺癌、阻塞性肺炎、高血压等疾病，200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期间一直住院治疗，在此之前，崔树忠已患病，其身体状况已不能办公，故证人王一×的证言不真实，证人所述崔树忠让其整理公司欠款清单及开具借款收据均不是崔树忠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客观真实的；5、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提供的2009年7月8日《天津市企业单位往来收据》中盖有的“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样本中的“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从而证明原告提供的《收据》是伪造的，原告所述与其相关的事实是不存在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对于原告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经鉴定系伪造，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对于原告证据2，被告对证人王一×出具的《证明》材料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王一×系被告公司的离职人员，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与原告有伪造《收据》的嫌疑，其证言就关键事实含糊不清，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对于原告证据3，被告对应付款清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始终未能提交应付款清单的原件，对清单上崔树忠签名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对于原告证据4，被告对证人安××出具的《证明》材料的内容及其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安××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且含糊不清，安××的证言并不能证实该笔借款最终带回国内并用于公司经营，达不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对于原告证据5，被告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认为证人马××陈述的事实均是听说的，且与原告主张的事实存在矛盾，该证人证言仅能证实其看见会计王一×将《收据》交给原告马景平，并不能证实王一×是接受崔树忠的指派开具《收据》；对于原告证据6，被告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余××是马景平的司机，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其陈述到塘沽被告处催款，但其并未找到债务人，故该证人证言与原告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对于原告证据7，被告对证人林××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原告马景平是朋友关系，属利害关系人，其出具的书面《证言》与当庭陈述前后矛盾，法院不应采纳；对于原告证据8，被告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认为王二×案中的《收据》开具的时间为2005年7月，当时被告的财务专用章尚未被检察院扣留，而原告提供的《收据》是在财务专用章被检察院扣留后出具，二份《收据》出具的时间不同，且本案中的《收据》经鉴定加盖的财务专用章系伪造；另王二×案中的“应付款清单”与本案原告提供的清单抬头不一致，故王二×案的二份证据材料不能直接证明本案中的“应付款清单”具有真实性；对于邵晓东案，该案为调解结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另在该案中，就《收据》的真实性并未进行质证，故邵晓东案亦不能作为推定本案“应付款清单”具有真实性的依据。综上，被告认为，王二×和邵晓东案与本案不具可比性，上述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的推论不能成立。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对于被告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认可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被检察院扣留，认为不排除被告公司存在多枚财务章的事实，邵晓东案中的《收据》是在检察院扣留财务专用章后出具，说明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一直在使用，被告公司的会计王一×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交付的《收据》应具有真实性，财务专用章的来源与其无关，故该证据并不能否定原告提交的《收据》的真实性；对于被告证据2，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从原告处借款后，该笔款项是否存入公司账户或用于其他用途，原告无法控制，被告是否将借款存入其他账户原告亦无法得知，被告不能以银行对账单否定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对于被告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及被告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被告提供的港币对人民币的外汇牌价表非权利机构出具，借款时原告提供相当于400万元人民币的港币，当时双方不可能按牌价进行折算，双方当场确认借款金额为400万元人民币，现被告以当时港币对人民币的外汇牌价计算的结果来否认借款事实，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的；对于被告证据4，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虽能证实崔树忠患病住院治疗，但并不能否定崔树忠能正确表达其意思表示，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于被告证据5，原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予认可，认为银行预留印鉴片上显示印鉴于1998年5月15日注销，故取样的样本已经作废，不能再作为鉴定的依据；另原告认为，财务专用章的管理并没有强制要求具备唯一性，不排除被告使用多枚财务章的可能，被告主张《收据》系伪造的结论不能成立。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的分析认定：对于原告证据1《收据》，虽经司法鉴定《收据》上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与银行预留印鉴片上样本印章不一致，被告亦有证据证明在《收据》出具前其公司财务专用章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调取，但并不能以此否定《收据》的真实性，亦不能排除被告另行刻制财务专用章的可能，证人王一×及马××的证言可证实原告自被告处取得该《收据》，该证据有证人证言加以佐证，鉴于证人王一×时任被告公司会计的特殊身份，综合参考原告证据8中王二×和邵晓东案相关证据材料的具体情况，对比原、被告所举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本院对原告证据1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证据2、4、5、6、7，上述证据系证人出具的证明材料及出庭作证证言，虽被告对上述证明材料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但被告并无充分证据否定证人证言，且相关证人在本案中（或原审中）均出庭接受了质询，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证据3，虽原告提供的卧龙房地产公司应付款清单系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但该证据能与证人王一×的证言及王二×和邵晓东案中的相关证据材料相互印证，王二×案的生效判决确认了“应付款清单”的真实性及证明力，该案中的“应付款清单”与本案原告提交的“应付款清单”内容相一致，且在清单上均有崔树忠的签名确认，王二×、邵晓东和本案原告的债权均在清单上体现，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现被告无充分证据否定“应付款清单”的证明效力，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证据8，该证据来源于本院审理的王二×和邵晓东诉本案被告借贷纠纷两案的卷宗材料，虽被告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但本院的生效判决书及调解书所确认的事实及该案中的相关证据材料对本案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具有参考作用，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确认欠付邵晓东借款的事实是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妥协，且邵晓东提供的借款收据上盖有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被告现法定代表人崔凯的签名，该收据的出具时间为2009年2月18日，与原告提交的《收据》同为在检察机关扣留被告财务专用章之后出具，在形式和出具时间上两份收据具有可比性，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虽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不认可被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被检察院扣留，但被告提交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调取证据清单上盖有检察机关的公章，且在原审中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污贿赂局亦出具《情况说明》，对调取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被告至今未领取的事实予以确认，故该证据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被告证据2，原告对银行出具的《对公存款账户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亦具有一定关联性，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被告证据3，由于被告提交的外汇牌价表无相关机构的盖章确认，亦未显示其出处，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被告证据4，原告对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病案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由于该证据仅能证实崔树忠患病住院治疗的事实，并不能证实崔树忠已丧失正确表达意思的能力，无法达到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于被告证据5，原告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予认可，并认为银行预留印鉴片上样本印鉴已经注销，不能再作为鉴定的依据，但经本院核实，银行出具《情况说明》证实印鉴片上所标注的注销日期1998年5月15日实为印鉴启用日期，目前该印鉴在该行未做注销。根据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告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故《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依据原、被告当庭陈述及本院认定的证据材料查明，原告马景平与被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系朋友关系。2009年初，崔树忠在澳门游玩时向马景平提出借款，后马景平与崔树忠在澳门金沙酒店会面，马景平将400余万元港币交付给崔树忠，当时被告公司行政人员安××在场。2009年7月8日，被告公司时任会计王一×在公司办公室将盖有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交付给原告，《收据》载明：“今收到马景平交来款人民币肆佰万元。”后经鉴定，《收据》中盖有的“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银行预留样本中的“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另，被告公司财务专用章曾于2008年3月25日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调取，至今被告未领取。2009年7月21日，被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因病去世。此后，原告本人或委托他人多次到被告处索要欠款，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法定代表人崔凯曾于2010年偿还借款30万元人民币，于2011年底还款60万元港币。因被告未再向原告偿还借款，经催要未果，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公司原行政人员安××出庭作证证实，在澳门金沙酒店，其在场看到原告马景平将400余万元港币借给崔树忠。另被告公司原会计王一×出庭作证证实，2009年5月，其根据崔树忠的要求整理公司欠款清单，清单中包括所欠原告的借款400万元，崔树忠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后王一×按照崔树忠的嘱咐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同时，王一×亦证实《收据》载明的400万元款项卧龙房地产公司并未收到，该款被崔树忠花销。在卧龙房地产公司应付款清单中还包括案外人王二×、邵晓东等债权人的债权，王二×、邵晓东通过诉讼其债权均得以确认并受到法律保护。再查，被告公司于1997年6月10日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崔树忠及其子崔凯，公司原名称为天津市塘沽开发区卧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于2012年5月更名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卧龙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向被告出借价值400万元人民币的港币，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以及被告应否承担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的分析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可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锁链，其证明效力优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可证实被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崔树忠在澳门金沙酒店向原告借款400余万元港币，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该笔借款崔树忠带回国内，并用于公司经营。虽证人王一×证实崔树忠生前曾确认欠付原告借款400万元人民币的事实，并将原告的债权列入卧龙房地产公司应付款清单中，但证人王一×同时证实原告主张的款项卧龙房地产公司并未实际收到，该款被崔树忠花销。综合考虑崔树忠是在澳门游玩过程中向原告借款，原告出借款项为现金，以及借款交付地点金沙酒店设有博彩场所等因素，原告主张的借款难以认定为被告公司债务，虽崔树忠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向原告借款的行为不能视为职务行为，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景平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原告马景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应在上诉期内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审 判 长  陈树亮代理审判员  张惟威人民陪审员  陈贵生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高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