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331民初949号
原告：刘玉秀，女，198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原告：王某1。
原告：王某2。
上列三原告共同法定代理人：王路生（系死者王新文胞兄），196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原告：王石昌，男，1933年9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红，北京市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丘德军，男，197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荔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学，广西中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余世利，男，1979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浦北县。
原告王石昌、刘玉秀、王某1、王某2与被告丘德军、余世利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罗锦锋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秀、王某1、王某2的共同法定代理人王路生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红、被告丘德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学、被告余世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石昌、刘玉秀、王某1、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1893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0752.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等经济损失合计520092.6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受害人王新文于2016年春节过后，受雇于余世利、丘德军到位于广西荔浦县东昌镇思贡村石壁北马坳（三元水库旁）上砍伐桉树，按200元／天计算工钱。2016年4月5日，受害人王新文在砍伐桉树作业过程中不慎摔倒，正好跌落在开动电锯上，被电锯锯中头部、胸腹部。在场作业的工人将王新文送往广西荔浦县中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2016年4月5日死亡。××证明书提示王新文的死亡原因：一、特重型颅脑损伤：1、脑疝；2、颅底骨折；3、头皮撕脱伤；二、失血性休克；三、胸腹部闭合性损伤。受害人王新文生前是家庭的顶梁柱，正值壮年，却过早失去宝贵的生命，给原告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王新文的妻子刘玉秀是个二级智力××的智障人，生活无法自理，王新文生前是刘玉秀的监护人。王新文不幸死亡后，留下王新文80多岁的老父亲、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妻子和一对年幼的儿女，但是二被告只支付了医院抢救的医药费和25000元的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合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二被告作为雇主应当对雇员王新文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告等经济损失共计520092.6元。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具状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2016年4月21日贺州市八部区望高镇川岩村委会证明、2016年7月8日贺州市八部区望高镇川岩村委会证明各一份，证实：⑴、原告刘玉秀是个二级智力××智障人，王新文死亡后，由王新文的哥哥王路生作为原告刘玉秀、王某1、王某2的监护人；⑵、原告王石昌生育了包括死者王新文在内的三个子女。同时证实四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二被告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两份，证实二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二被告与死者家属签订的《预付款协议》一份，证实王新文生前受雇于二被告从事砍伐桉树作业，在砍伐桉树过程中意外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4、××证明书一份，证实王新文因伤入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5、荔浦县殡仪馆火化证，证实王新文因伤死亡，已经火化的事实；6、原告刘玉秀的××人证，证实原告刘玉秀是二级智力××的智障人，王新文生前是刘玉秀监护人。
被告丘德军辩称，一、受害人王新文不是被告丘德军雇来砍树的工人，与被告丘德军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依法不应承担王新文死亡的赔偿责任。王新文出事时砍伐的桉树属于本案另一被告余世利向许连生承包来砍伐的，王新文和其他砍伐工人都是由余世利雇来的，何时雇来，发多少工资，怎样结算，如何安排工作，均是余世利和他们协商决定的，他们（包含王新文）与余世利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与被告之间没有雇佣关系，被告只是帮助许连生对他们的砍伐工作进行监督，要求他们按约定尺寸进行下料，按约定的进度进行砍伐。因此，被告依法不应承担王新文死亡的赔偿责任；二、王新文死亡的原因不明，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因自己不慎跌倒，正好跌落到开动的电锯上，被电锯锯中头部，胸腹部，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的。死亡的原因不明，无法确定死亡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原告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同样也不能要求被告丘德军负责赔偿，何况王新文出事时，被告丘德军不在现场，不可能是加害人；三、王新文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该知道注意安全，文明施工，且在他和许连生的《林木砍伐承包合同》中双方也有这方面的约定。出事当天下雨，他还强行要工人和他一起出工，在工作当中发生事故，他本身有重大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王新文对自己的死亡应当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四、原告的赔偿诉请要求过高，没有法律和证据支持，不应得到支持；五、被告丘德军代表发包人许连生，出于人道主义，已为王新文的死亡支付了抢救费、停尸费2400元、丧葬费12500元，合计14900元，已尽到发包人应尽的人道主义义务。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丘德军的诉讼请求。被告丘德军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林木砍伐承包合同一份，证实王新文是由余世利雇请来砍伐树木的，与丘德军之间没有雇佣关系，王新文的死亡责任应由承包人余世利负责，与被告丘德军无关，王新文违反了合同中必须做到安全文明施工的约定，应由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2、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三份，证实王新文和其它工人是由余世利雇请的，与丘德军之间没有雇佣关系，王新文的死亡原因不明，责任不清，与丘德军无关，王新文在下雨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工人出工，对自己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3、借支款凭条一份，证实砍伐树木工作是由余世利承担的，工钱由余世利向被告丘德军支取的，王新文和其他工人是由余世利雇请的，与丘德军之间没有雇佣关系；4、预付款协议、抢救费、停尸费开支凭据各一份，证明丘德军代表发包人已为王新文的死亡支付了抢救费、停尸费2400元，丧葬费12500元，已尽到人道主义义务。
被告余世利辩称，一、被告与王新文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在接广西荔浦县东昌镇思贡村石壁北马坳（三元水库旁）前，被告与王新文一同视察了此场地，经过商量后共同决定接下此工程，并共同前往与老板许连生签订林木砍伐承包合同。在此工程开工后，被告与王新文二人分别拿出一万元，作为此工程前期的投入，用于工人的伙食开支与工资预支等。另外，在接下此工地前，于王新文住址（广西贺州市八步区望高镇茅和洞）地也已经接有一个工地，并且一直在砍伐中，被告无法同时管理两个距离如此之远的工地，因此，在承接荔浦县东昌镇思贡村这个工地前，被告与王新文就已经商量好要共同接下并管理此工地；二、死者王新文是在放假期间受伤的。2016年4月3日早上，被告接到老板丘德军的电话，电话中称清明三天（即4、5、6日）太多人上山祭祖，暂停向外拉运木头。于是被告与王新文两人商议后决定给工人休息放假三天，并于3日当晚给工人加餐。被告3日当晚便离开桂林，前往北海，然而4日下午便接到电话称王新文已受伤，被告立即安排送王新文去医院，并通知老板丘德军与许连生，老板当即叫了救护车前来接应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伤势过于严重，王新文当晚便死亡。后经被告询问一同工作的工人方得知4日早上，王新文见天气晴朗，为了增加伐木产量，便又带领工人上山作业，于是才出现了意外。工人胡毕票、王标运、李启当等皆可以为此作证；三、被告与王新文在山地砍伐开始后两人分工明确。由于王新文身材较矮小，且不会骑摩托车，所以被告与王新文两人在砍伐作业开始前便早已商量好各自负责的工作，王新文负责监督工人的工作情况以及工人的安全措施，而被告则负责外出买菜，购置工人的日常用品，以及购买手电锯使用的油，维修手电锯等琐碎事情。而王新文本人为了增加产量，在监督工人工作的同时亲自使用手电锯锯木头，最终发生意外导致死亡，被告与王新文两人为好朋友，私下闲聊时王新文曾多次表示自己有十几年的使用手电锯的经验，家中还留有使用过的两把手电锯，被告在王新文家中暂住时也有见到过。但出于安全考虑，被告在王新文提出和工人一同锯木头时遭到反对。事发时被告并不在场，这属于王新文个人行为，对于一个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来讲，王新文个人应负主要责任；四、老板许连生未按合同要求购买保险。签订的林木砍伐承包合同中第五款明确规定：乙方工人的意外保险由甲方购买。而双方于2016年2月25日签订合同，直至2016年4月4日，甲方未为乙方及乙方工人购买任何保险。意外发生后，死者的经济损失应由合同中的甲方负责，而不应由被告承担；五、林木砍伐承包合同第五款规定：乙方工人在进场砍伐当中，必须要服从甲方管理人员的安排。乙方在进行作业时，现场并无甲方人员在场，甲方对乙方及乙方工人有管理的责任。所以，王新文发生意外，甲方应付主要责任；六、王新文死亡后，被告已尽自己的能力为王新文支付丧葬费及抢救费、停尸费。综上所述，被告对于原告所提出的赔偿要求不能接受，请法院裁判时予与考虑。被告余世利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2016年2月25日《林木砍伐承包合同》一份，证实王新文与余世利是合伙关系，不是雇佣关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石昌是死者王新文的父亲，原告刘玉秀是王新文的妻子，原告王某1、王某2是王新文的儿女。被告余世利于2016年2月25日与许连生签订《林木砍伐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许连生将位于荔浦县东昌镇思贡村石壁北马坳（三元水库旁）的桉树林场承包给被告余世利砍伐，还约定了砍伐费、付款方式等条款。随后，被告余世利雇请死者王新文等人砍伐桉树，2016年4月5日上午，死者王新文不顾清明期间林场下雨路滑仍要求其他工友与其一起出工，后其在该林场砍伐桉树的过程中不幸被电锯锯中受伤并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事故发生后，2016年4月13日，二被告与死者王新文家属签订《预付款协议》，约定由二被告预付死者王新文25000元安葬费，同日，二被告共同给付了抢救费、停尸费，共计4800元，因后续赔偿问题原、被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成诉讼。
另查明，原告王石昌共生育了包括死者王新文在内的三个子女，且均已成年并能独立生活。原告刘玉秀是××等级为二级的智力××人。四原告均为农村户口。
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被告余世利辩解其与王新文是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但是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余世利雇请死者王新文砍伐桉树，双方形成劳务关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并结合本案案情来看，本案中，原告家属王新文明知清明期间林场下雨路滑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在工人的劝阻下仍要出工砍伐桉树，并且在砍伐过程中操作电锯不当，过失致自己被电锯锯中死亡，王新文作为一名成年人，明知道用电锯砍树会发生危险，但在砍伐桉树的过程中，没有对自己的安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从而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死者王新文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亦需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可以适当减轻被告余世利的责任，本院酌定被告余世利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王新文亦承担次要责任，即余世利承担70%的民事责任，王新文承担30%的民事责任。原告诉称被告丘德军与被告余世利共同雇请死者王新文砍伐桉树，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被告丘德军与死者王新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且被告丘德军对此也予以否认，因此，本院对原告认为被告丘德军与死者王新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不予认定。
对原告王石昌、刘玉秀、王某1、王某2的各项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和参照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以下简称《计算标准》），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1、死亡赔偿金189340元，参照《计算标准》，死亡赔偿金为9467元／年×20年=18934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80874.6元，参照《计算标准》，被扶养人王石昌的生活费为7582元／年×5年÷3=12636.6元；关于被扶养人刘玉秀的生活费，因原告仅提供了一个《××人证》，但是《××人证》不能作为认定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据，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所以被扶养人是否需要扶养除了看有无生活来源外，在被扶养人未超过退休年龄情况下，要以被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为依据。现行法律体系下，只有市一级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才有权出具劳动能力丧失程度鉴定。而《××人证》仅是××人保障组织为了保障××人利益颁发的证件，不是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法定证明形式，而且二者划分等级的鉴定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人证》等级与丧失劳动能力等级不可通同，因此原告仅出具《××人证》要求给付被扶养人生活费，不符合法定要件，本院不予支持；被抚养人王某1的生活费为7582元／年×8年÷2=30328元；被抚养人王某2的生活费为7582元／年×10年÷2=37910元，合计80874.6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请求30000元，因死者王新文对其损害也存在同样的责任，故原告请求30000元过高，本院酌定为15000元。综上所述，原告受到的各项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893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0874.6元，合计270214.6元，由被告余世利承担该损失的70%即189150.22元，加上由被告余世利赔偿给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二项合计为204150.22元。因此，被告余世利需赔偿原告损失为204150.2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世利赔偿原告王石昌、刘玉秀、王某1、王某2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合计204150.22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9001元，减半收取4501元，由被告余世利负担3151元，原告王石昌、刘玉秀、王某1、王某2负担1350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9001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罗锦锋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
书记员 蔡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