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民终46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井龙，现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荣佑东，吉林良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邹建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青，该公司法务专员。
原审第三人：长春伊利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九台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亚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井双，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刘井龙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龙经贸）、原审第三人长春伊利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5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井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荣佑东、被上诉人志龙经贸法定代表人邹建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青、原审第三人伊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井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井龙在原审诉称：2014年11月，刘井龙以志龙经贸的名义与第三人伊利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刘井龙按照合同的约定向第三人伊利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供货总金额为306482.96元。其后，第三人伊利公司向志龙经贸支付了货款，但志龙经贸未将伊利公司支付的货款转付给刘井龙，仅给付刘井龙货款50000元，尚欠货款256482.96元未付，由于志龙经贸拒绝给付刘井龙货款，故刘井龙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判令志龙经贸支付货款256482.96元及利息（利息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本息完毕止，至起诉之日利息为6412.07元）；2.诉讼费由志龙经贸承担。
志龙经贸在原审辩称：对本案采购合同供货总金额无异议，刘井龙系我公司销售经理，刘井龙以我公司名义与第三人伊利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伊利公司将货款支付给我公司属于公对公行为，合理合法；我公司给付刘井龙的5万元系我公司给刘井龙的提成费用；我公司与刘井龙之间不存在任何债务关系。刘井龙要求我公司支付余款，要求不当，就总货款306482.96元我公司已经给第三人出具了发票，税点为52101.76元，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井龙的诉请。
伊利公司原审述称：本案买卖合同是我公司与刘井龙签订的，刘井龙与志龙经贸是合伙关系还是其他关系我方不清楚，我公司代理人是我公司专门负责采购人员，本案的货物买卖从洽谈、签订合同、送货都是与刘井龙本人对接，2014年左右由于合同需要志龙经贸盖章，刘井龙带我去志龙经贸盖章签合同，当时我在志龙经贸见到了其法定代表人的爱人及儿媳，收货后，由于我们需要公对公付款，我方按照合同约定将全部货款付至志龙经贸公司账户。我方认为相关的买卖合同是由刘井龙代表志龙经贸签订的，送货是由刘井龙开车送到伊利公司，且一直都是他一个人送货，送货单上只有他一人签字，针对以上合同已支付的全部货款均由我公司以电汇方式转至被告公司账户，同时，对于本合同中涉及到的部分货物是我公司委托代理人程井双与刘井龙一起到惠工路市场购买的，货款900多元是刘井龙现金支付的，后将购买的货物直接送到我公司。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4年11月3日，伊利公司与志龙经贸签订《五金配件采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伊利公司）向乙方（志龙经贸）采购五金配件，配件名称、规格、单价在附件中约定，本合同期限内，乙方根据甲方的采购金额按月度给予3%商业折扣返利，甲方以传真方式向乙方下单《订购通知单》并及时电话通知乙方相关业务人员，乙方在收到甲方《订购通知单》后于2小时内进行书面回传确认或提出书面异议，确认内容包括到货时间、数量等。甲方收到货物后应在乙方的《送货单》上有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甲方签收的《送货单》是乙方交货的证明。运输方式为乙方自行选择并承担相关费用；付款方式：货到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按照双方核对到货数量开具合格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7%），甲方在收到乙方合格增值税发票后30日内付款……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合同落款甲方处盖有“长春伊利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公章，乙方处盖有“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公章及邹建国签字、乙方授权代表处有刘井龙签字。(二)2016年10月21日，志龙经贸就本案合同货款306482.96向伊利公司开具吉林省增值税发票三张。（三）2016年12月13日，伊利公司向志龙经贸账户通过银行电汇方式支付货款306482.96元。（四）2017年4月25日，伊利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长春伊利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生效的采购合同（生效日期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日31日）以及2015年签订的补充协议（采购合同有效期延长至2015年12月31日），合同主体单位为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送货人以及联系人为刘井龙（身份证号×××），双方货款结算方式为货款核对完毕开具发票后伊利冷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将货款电汇至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指定账户中（账号×××）。特此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志龙经贸与伊利公司签订《五金配件采购合同》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本案《五金配件采购合同》、伊利公司付款凭证、志龙经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送货清单以及第三人出具的证明及第三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均能体现本案采购合同签订及履行的当事人为志龙经贸与伊利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刘井龙主张其为本案采购合同实际供货人并提供2015年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收据若干，该院认为刘井龙提交的该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针对本案采购合同的供货人是刘井龙个人提供，且其中部分收据上显示的购买物品，如烟、588胶、门禁、卡等明显不属于本案买卖合同约定中五金配件，故对刘井龙提交的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仅凭刘井龙提交的与志龙经贸总经理邹建国及案外人林雪的录音证据，无法直接得出志龙经贸认可刘井龙作为实际供货人借用志龙经贸的名义签订本案采购的结论、亦不能证明刘井龙系本案合同的供货方及货款的收款方，故刘井龙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未能证明刘井龙与志龙经贸之间存在允许刘井龙借用志龙经贸名义签订采购合同的合意，亦不能证明刘井龙系本案买卖共同实际供货方，刘井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刘井龙要求志龙经贸给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刘井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43元，由刘井龙负担。
宣判后，刘井龙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5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给付刘井龙货款256482.96元及利息（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息期限从2016年12月14日起至被上诉人实际给付上诉人货款本息完毕止）；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事实，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志龙经贸与长春伊利签订并履行了采购合同，这一事实是错误的。首先，刘井龙系自然人，无法应长春伊利的要求为其开具发票，故借用了志龙经贸的名义与长春伊利签订采购合同，但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完全系刘井龙向志龙经贸履行了供货义务，志龙经贸仅是签订合同和开具发票而已。庭审过程中，志龙经贸也并未举出其向长春伊利履行了供货义务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此认定其履行合同并无根据。其次，志龙经贸并非生产型企业，本案采购合同的五金配件并非志龙经贸生产，如果志龙经贸系实际供货人，至少应举证证明其所供五金配件的采购来源和采购单据，但庭审中，志龙经贸并未出示任何此方面的证据。最后，志龙经贸辩称刘井龙是其销售经理，但在庭审中却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刘井龙存在劳动关系，且志龙经贸经法庭询问做出的回答与刘井龙庭审所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但原审法院却对此视而不见。因此，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真相，事实认定完全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志龙经贸辩称刘井龙系其销售经理，根据法律规定，志龙经贸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而刘井龙是否是志龙经贸的销售经理关系到刘井龙的送货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但志龙经贸对此没有进行举证，而原审法院在做出的判决中也没有让志龙经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原审庭审中，刘井龙举出的近百张单据证明其以个人名义对外采购了五金配件，但在提交该组证据时疏忽将2013年购买香烟的一张单据夹杂在其中，其他单据均是刘井龙为向长春伊利供货对外采购的单据，而588胶、门禁卡均在刘井龙为长春伊利供货范围内，但原审法院却武断的认定不属于采购合同中的五金配件而采信该组证据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后，刘井龙提交的录音证据清楚体现刘井龙与志龙经贸之间的关系是刘井龙借用志龙经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志龙经贸代刘井龙开具发票。而且刘井龙也承认欠付志龙经贸货款，但是暂时不能给付。这一录音证据志龙经贸的法定代表人在开庭时也承认是其通话声音，但原审法院却认定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刘井龙系实际供货人，刘井龙认为原审法院的这一认定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责任认定主体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
志龙经贸辩称：1.刘井龙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所提交证据应当认定逾期，应当不予采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四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包括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刘井龙在庭审中所举证据，均系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应当提供的，并非一审结束后发现的新证据，以此，刘井龙所举证据应当完全认定无效。刘井龙的证人与其有债务关系，双方存在直接利益纠纷，作证应当认定无效。刘井龙于庭审过程中应当列举的与我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但是其并没有举证，而且没有出示任何与我公司有关的合法银行转账记录；2.刘井龙于庭审过程中恶意混淆概念，将原审判决中第五页，原审判决认为与五金配件无关的内容，如烟、588胶等。刘井龙恶意规避了烟这个物品，企图将其他产品统一到五金配件中；3.刘井龙自称与我公司为挂靠关系，但其无法出具挂靠合同，同时也不能提供提成销售合同，我公司在无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并不具有为其出具发票的义务。所以刘井龙的诉请不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伊利公司述称，同意刘井龙的意见。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刘井龙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证明：刘井龙为履行本案供货合同对外以个人名义采购五金配件所形成的欠据，刘井龙系本案实际供货人。
志龙经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上述证据不是正规发票，该证据只能证明刘井龙个人欠款，不能证明是志龙经贸与伊利公司之间采购的货物。
伊利公司质证未发布质证意见。
2.伊利公司客户对账单及现金支票。证明：2015年12月22日，志龙经贸收到伊利公司货款后，于次日将此笔货款通过现金支票的方式支付给刘井龙，因为当时开具的现金支票出现了错误，我们将错误的支票留下。
志龙经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该支票属于废弃支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务关系。对账单也仅能证明志龙经贸与伊利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
伊利公司质证认为：对账单是真实的，其他的不发表质证意见。
3.证人赵某出庭证明。证明：我系长春生资市场春慧物资经销处的经营者，刘井龙从2014年至2016年从我公司采购电线、开关、仪表等五金配件，用于供应伊利公司，双方账目没有结清，刘井龙尚欠我7万元。
刘井龙质证认为：证言能够证明刘井龙以个人名义采购五金配件，且货款尚未结清。该证言能够否定志龙经贸抗辩刘井龙系其工作人员，对外以志龙经贸的名义进行采购，且货款全部由志龙经贸支付完毕的观点。
志龙经贸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便刘井龙与证人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和志龙经贸是否存在关联。
伊利公司质证未发表质证意见。
4.经刘井龙的申请，本院调取了志龙经贸在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河街支行为刘井龙开具的现金支票5张。
刘井龙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能够证明志龙经贸收到伊利公司支付的货款后，为刘井龙开具现金支票，将货款转付给刘井龙，上述现金支票面额与伊利公司的转款数额相当，时间相近。刘井龙借用志龙经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其应为本案采购合同的实际供货人。
志龙经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联系。虽然是给刘井龙开具的支票，但支票上都标明“还款”，还款的法律意义是双方存在债务关系。刘井龙主张支票的面额与伊利公司支付给我方的货款数额相当，且志龙经贸仍需支付税点10%，明显与常理不符。
伊利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刘井龙提供的采购票据的物品大部分为玻璃胶、煤油、三角带、电线等五金用品。
本院认为，1.关于刘井龙是否为志龙经贸的员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志龙经贸主张刘井龙系其销售人员，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对于刘井龙的入职时间问题前后表述不一致，而在刘井龙提供的五金配件采购单据中均以个人名义进行采购，结合伊利公司自认联系人、送货人均是刘井龙的事实。因此，志龙经贸对于刘井龙系其员工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本案的实际供货人的认定问题。刘井龙提供了其向伊利公司供应五金配件而对外采购配件的单据。而志龙经贸主张其向伊利公司供应货物但无法提供供货单、财务结算凭证、会计账簿等记账凭证。而志龙经贸公司并不具有生产五金配件的能力，其未能提供采购上述货物的单据及结算凭证。而伊利公司亦陈述实际供货人为刘井龙，之所以与志龙经贸签订采购合同系出于公司自身管理的需要，即必须以公司的身份签订合同。而在刘井龙提供的与志龙经贸法定代表人邹建国的通话录音中，邹建国承认尚欠刘井龙货款20余万元。因此，通过以上事实的认定，刘井龙提供的其为实际供货人的证据可以到达“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本案采购合同的实际供货人应为刘井龙，原审对此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3.关于刘井龙与志龙经贸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刘井龙主张志龙经贸为其开具的现金支票系伊利公司依据其与志龙经贸签订的采购合同而支付的相应货款进而转付。志龙经贸则主张，因其与刘井龙存在其他债务关系，因而进行给付，但志龙经贸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通过上节的论述可以认定刘井龙为实际供货人，其仅是借用志龙经贸的名义与伊利公司签订合同，并委托志龙经贸代开发票。因此，刘井龙与志龙经贸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依据上述规定，作出受托人的志龙经贸应将伊利公司支付的货款转交给委托人刘井龙。志龙经贸自认收到伊利公司货款306482.96元，其已经转付给刘井龙5万元，尚欠256482.96元应予给付。志龙经贸与刘井龙对于货款的支付没有约定，因此本院酌定从刘志龙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为利息起算日。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刘井龙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5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上诉人刘井龙货款256482.96元及利息（以256482.96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刘井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2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47元，共计10390元，由被上诉人吉林省志龙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雨萍
代理审判员 于小依
代理审判员 胡月皓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