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下商初字第901号
原告：陈月娥。
原告：宋剑。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杰、陈政宇。
被告：朱晓杨。
委托代理人：姚凯丰、赵崇樨。
原告陈月娥、宋剑为与被告朱晓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4年3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于同年5月12日、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需要，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组成合议庭后本院于同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月娥、宋剑的委托代理人杨杰、陈政宇，被告朱晓杨的委托代理人赵崇樨到庭参加了上述三次庭审，被告朱晓杨另一委托代理人姚凯丰到庭参加了前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月娥、宋剑起诉称：杭州觉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觉妙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23日，公司注册地及经营所在地均为杭州市下城区，注册资本100万，原告方原持有公司58%的股份。原告陈月娥与原告宋剑系母子关系，原告陈月娥系代原告宋剑持有案涉股份。2013年3月28日，原告陈月娥与被告朱晓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该公司20.5%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5万元；协议签订后即办理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已履行转让义务，然而直至起诉日，原告仍未收到被告的股权转让款。期间，原告多次与被告联系，并向被告寄送了律师函，希望其尽快支付上述款项，被告均置之不理。《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有关法律，且已经生效。在原告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后，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支付转让款，已属严重违约行为，不仅有为诚信原则，且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5000元，利息损失14378.7元（利息损失从2013年3月28日起算，利率按日万分之二点一，暂计至2014年2月24日，直至实际清偿日止，共计219335.65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陈月娥、宋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增资扩股协议一份、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两份、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7月）及工商变更材料（2012年7月）各一份，欲证明原告陈月娥在案涉股权转让之前合法拥有觉妙公司58%的股权；
2、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3月）一份，欲证明原告陈月娥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陈月娥拥有的觉妙公司20.5%的股份转让给被告，转让款为20.5万元；
3、工商变更登记情况一份，欲证明觉妙公司自成立至今全部公司登记变更情况，证明原告陈月娥合法拥有公司58%股权，并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登记手续；
4、公司基本情况、工商变更材料（2013年3月）一份，欲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已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
5、律师函、快递面单及送达回执各一份，欲证明原告曾向被告寄送律师函，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所欠股权转让款的事实。
6、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朱晓杨对2013年3月19日之前签名的真实性曾作出认可的事实。
7、姚某、许某、朱晓杨、陈某询问笔录各一份，欲证明许某、朱晓杨、陈某对2013年3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自始自终都清楚的，均是本人亲自签订或授权律师参与。
被告朱晓杨在答辩期内未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首先，原告的履约情况与原告起诉状所述不符，实际上本案行为应当是无权处份行为，原告并未履行相应转让义务，也未配合履行过相应的转让义务；其次，从意思表示上来看，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构成要约和承诺关系，被告并未向原告发出实际的要约和要约邀请来处理股东之间的纠纷，原告也未实际承诺，因为原告的签字是由许某找人代为签字的。再次，从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性看，该无权处分行为并不能行成原告所说的追认，因从此前原告向下城区分局报案情况看，原告以书面协议的方式明确表达拒绝追认，从民事禁止反言原则看，原告首先放弃追认权，在诉讼中又主张其是履行有效处分行为，要求法院判其追认有效，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综上，该无权处分行为无法在原告明确放弃追认的情况下再构成追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法律和事实的依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朱晓杨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接受证据清单一份、公安报案记录一份、询问笔录四份、借款合同一份、明细对账单一份、报案书一份、委托书一份，欲证明：（1）原告要求将本案作刑事案件处理，即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被告在事情发生之后就向原告提出归还股份；（3）觉妙公司一直以来由宋剑负责，即便股份构成变更后也仍然是由宋剑负责；（4）觉妙公司于2011年10月9日-10月11日分三笔转出100万元至杭州XXXX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宋剑父亲宋某实际控制。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原告已通过书面方式确定其放弃确认案涉股权转让行为。
2、企业年检材料一份，欲证明原告有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故双方不可能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愿。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陈月娥、宋剑提交的证据，被告朱晓杨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增资扩股协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虽然最后页落款处朱晓杨签字是本人签的，但签字时对内容并不清楚。并认为协议本身带有欺骗性质，实际上也没有真实履行过。另认为该证据也无法证明原告持有58%股权的事实。对证据1中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中股权转让协议及工商变更材料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中许某、朱晓扬、陈某三者的签字不一致，三人也都不认可股权的变更，也从未收到过股权转让款，应当是原告找人冒签被告的签名。对证据2的合法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受让方处的签字确实是朱晓杨所为，但上面的内容是事后由他人打上去的，出让方陈月娥的签字也是许某找人代签的，而并非原告所签。故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对证据3-4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些证据不能证明是原告配合履行转让义务，实际上是许某的无权处分行为。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认为系工商部分要求出具的格式条款，因为此前的签字与现在的签字不符，需要明确签字。对证据7，认为该证据是从下城区公安分局复印而来的，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具体如下：（1）该些证据材料都体现包括本案被告在内的三位股东对其实施股权转让行为的目的均是为了查账，没有受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2）2013年3月，许某、朱晓杨、陈某通过工商查询发现本案两位原告在2012年7月19日，冒充包括本案被告朱晓杨在内的三位股东的签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擅自进行股份的变更，说明在2013年3月28日之前，本案的两位原告也实施了类似的行为，相关的股权转让的份额及所对应的价款，在本案中应当予以抵销。经审核，本院认为，证据1中股权转让协议及工商变更材料，证据2-4，证据6、7均系职能部门档案查询所得，本身即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本院均予以认证；证据1中其余部分材料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认证；被告朱晓杨对收到原告邮件即证据5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朱晓杨提交的证据，原告陈月娥、宋剑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被告曾经要求归还股份的情况，以及原告曾经进行刑事报案，原告是认可的。但是报案时原告陈述的是原告没有同意授权或同意股权转让的事实，是事实状态的陈述，并没有反映原告的主观目的，原告是以事后追认的方式来确定股权变更的有效性，因此并不矛盾。因本案中各被告用非法的方式进行股权变更，因此原告要求公安部门追究各被告该非法方式的刑事责任。在被告的证据中，均没有反映出原告否认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原告要求追究各被告的刑事责任是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而现在是属于民事法律范畴，这是两个概念，并不矛盾。对被告曾经要求归还股权的事实，原告没有回应。对于借款合同及打款凭证，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借款合同中的两公司并不是本案原告，如果被告认为该款项借了未还的话，也应另案起诉。而且该借款合同上有许某的签字，即使被告说不是许某签的，但许某在向工商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上对该签字是认可的，当时被告也没有向原告主张。该借款的用途是用于公司装修、进货等，只能以此方式操作。经审核，本院认为，证据1亦系职能部门档案查询所得，本身即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本院予以认证；证据2与本案双方诉争的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认证。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觉妙公司于2011年9月23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陈月娥、许某各持有股份50%，法定代表人为许某。2011年12月12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陈某、陈月娥、朱晓杨、许某，各自持有20%、25%、25%、30%股份。
2012年7月19日，许某、朱晓杨、陈某（出让方）分别与陈月娥（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许某、朱晓杨、陈某分别将各自持有的觉妙公司10.5%、12.5%、10%股份转让给陈月娥，价格分别为10.5万元、12.5万元、10万元。同日，各方为此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变更后股东登记情况为朱晓杨、陈某、许某、陈月娥，其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2.5万元、10万元、19.5万元、58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12.5%、10%、19.5%、58%。
2013年3月19日，许某、朱晓杨、陈某在向工商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承诺：对之前工商登记材料上的所有本人姓名的签字予以认可；由签字引起的纠纷或法律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2013年3月28日，陈月娥（出让方）与朱晓杨（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出让人将持有的觉妙公司20.5%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款为20.5万元。同年4月22日，各方为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公司登记股东为朱晓杨、陈某、许某，各自持有33%、28%、39%的股份。另查明，该《股权转让协议》中陈月娥签字系许某安排他人代签。
2013年6月13日，宋剑就2013年3月28日之股权转让事宜向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报案称：陈月娥并未授权或者同意该股权变更。在同年8月9日所作笔录中，宋剑陈述：许某、朱晓杨、陈某许诺归还股份的情况是有的，是在报案后提出的等等。经查，陈月娥与宋剑系母子关系。
2013年7月16日，姚某在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所作的笔录中陈述：（2013年）3月份，陈某、许某、朱晓杨三人大胆冒用陈月娥的名义，进行了工商注册变更，把陈月娥名下的58%股份全部转移到了他们三人名下，陈月娥在公司一分股份也没有等等。
2013年7月19日，许某在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所作的笔录中，对侦查人员询问：“2013年3月28日，你公司进行了变更，陈月娥（宋剑）是否得知？”，被询问人许某回答：“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另外三个股东即我、朱晓杨、陈某的确是瞒着宋剑（陈月娥），让另外人冒充陈月娥的签名，把原来陈月娥名下的股份全部转移到了我们三个股东名下，陈月娥名下一份股权也没有了”，对侦查人员出示的2013年3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其均表示“陈月娥的签名是我们伪造的”。
2013年7月22日，朱晓杨在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所作的笔录中陈述：“我们委托了律师，由律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并陈述“律师的操作结果我都认可的”，“律师让我签了2013年3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我们进行股权变更，就是把陈月娥的股权全部转到我们三个人即朱晓阳、陈某、许某名下”等等。
2014年1月26日，陈月娥委托律师向朱晓杨发送信件，要求朱晓杨支付2013年3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
本院认为，原告陈月娥、被告朱晓杨系觉妙公司的登记股东，双方因2013年3月28日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纠纷并成讼。原告陈月娥以追认该协议而使之产生效力为由要求被告朱晓杨支付股权转让款20.5万元，被告则辩解因双方均无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而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双方的诉辩，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追认是否产生效力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3年3月28日之股权转让协议中原告陈月娥之签名系无权代理人许某委托他人代签，即该股权转让行为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未获得原告授权时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许某签订，故该行为当属无权代理行为。但原告陈月娥在得知该无权代理行为后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表示认可，在2014年1月26日发送给被告朱晓杨的邮件中即已有此意思表示，应视为对该无权代理行为之追认。被告虽称在回复的邮件中明确表示拒绝，但因追认是一种单方意思表示，无须相对人的同意即可发生法律效力。至于被告朱晓杨在2013年6月13日后向原告陈月娥提出归还股权行为的效力，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方才享有撤销的权利。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因原告陈月娥事后认可而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且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该无权代理行为生效的时间应为合同订立之时，故原告陈月娥主张被告从该日起支付利息损失亦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陈月娥主张的利率过高，本院酌情调整至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另，因宋剑并非觉妙公司登记股东，其就实际持股情况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故宋剑并无权利主张被告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至于被告朱晓杨抗辩双方间尚存在的其他纠纷，其可另案解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朱晓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月娥股权转让款205000元；
二、被告朱晓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月娥利息损失11661.94元（暂算至2014年2月24日，此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止）；
三、驳回原告陈月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宋剑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4590元，由被告朱晓杨负担4533元，由原告陈月娥负担5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俞 瑛
审 判 员 杨 政
人民陪审员 傅 义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蒋丽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