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48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1，女，1959年4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颖，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治全，男，1957年8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2，男，1956年1月14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崔×1，女，195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东南街95号。
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桂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高×1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7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7月，高×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高×3和李×1是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子女三人，分别是大儿子高×2、小儿子高×4和我。高×3和李×1在天桥公平胡同×号拥有两间私有平房。2000年左右，该两间平房危房改造，在原地补偿了两套楼房。其中一套是两居室，坐落于天桥南里×室；另一套是一居室，坐落于天桥北里×室。其后，高×3和李×1将两居室赠与给小儿子高×4，将一居室赠与给大儿子高×2和我。2005年7月25日，父亲高×3，母亲李×1、大儿子高×2以及我对前述赠与事实进行了书面确认。其中，针对一居室的归属，我四人还特别注明，父母赠与给高×2和我的一居室暂登记为高×2的名字，但产权人仍为高×2和我共同共有，产权处置亦由高×2和我共同协商解决，家中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现父亲已经去世，高×2为了争夺房产，不让我探望母亲，甚至对我殴打谩骂。我为维护合法权益，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1、依法确认我对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天桥北里×室的房屋享有百分之五十的产权；2、本案诉讼费由高×2承担。
高×2辩称，高×1在起诉书中的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表现在：1、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现西城区）公平胡同×号二间平房在2000年11月危改拆迁时，实际上是安置了三套楼房，高×3、李×1的三个子女我、高×4、高×1分别各安置了一套楼房，除高×1在起诉书中所述的二套房屋外，高×1在北京市大兴区海子角南里×号也被异地安置了一套二居室房屋（面积：77.40平方米）。2、高×3在2012年8月2日去世，高×1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就对�母不尽赡养义务，并在丰台区马家堡派出所公然称对生养她的父母生不养、死不葬。多年来不是我不让高×1探望母亲，而是高×1根本就不见父母，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本案的诉争标的物，即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天桥北里×号房屋的所有权是我夫妇的，与高×1毫无关系，其理由是：2000年11月，高×3、李×1夫妇所有的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现西城区）公平胡同×号两间平房拆迁时，已将两间平房的所有权补偿款收归己有，并将总面积为35.80平方米的两间房屋的面积待遇平均分配给了三个子女，三人各分得11.93平方米，因此，三人分别与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工作办公室签订了拆迁安置合同书，其中我与高×4就地分别安置了天桥北里×号房屋和天桥南里×号房屋，高×1异地安置了北京市大兴区海子角南里×号二居室房屋一套。2000年公平胡同×号拆迁安置时，坐落在天桥北里×号房屋是安置给我夫妇的，与他人无关，其表现在：第一，拆迁安置合同是高×2与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工作办公室签订的；地上物补偿款，我夫妇已给了高×3、李×1夫妇。第二，安置给我天桥北里×号房屋时，是享用了我夫妇42年的工龄待遇的。第三，购房款8万多元及上述房屋的各项费用全部是我夫妇交付的。因此，天桥北里×号房屋的所有权是我夫妇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第四，天桥北里×号房屋产权始终登记在我的名下，没有高×1共有的登记，说明诉争房屋没有高×1的份额。天桥北里×号房屋是我夫妇的，高×3、李×1夫妇无权处置属于他人的财产。所以，关于2005年7月25日的材料，无论是遗嘱或赠与都不具有法律效力。2005年7月25日的“遗嘱”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能说明天桥北里×号房屋中有高×1一半的产权。如果是遗嘱，高×3、李×1夫妇处分了他人�财产不说，且目前李×1仍然健在，本遗嘱尚未发生法律效力。2005年7月25日的“遗嘱”中称将天桥北里9号楼2单元505号房屋赠与给我和高×1，根据我国《房屋登记办法》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等，《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等，《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和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其赠与我的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坐落在天桥北里×号房屋已经登记在我名下，对此高×1从未主张过权利；而赠与给高×1的，至今没有在房屋管理部门进行相应的产权登记，且赠与人之一高×3现已去世；李×1因高×1的放弃赡养也已宣布撤销了赠与；房产已无法办理赠与登记。坐落在天桥北里×号房屋，是高×2与崔×1夫妇的共有财产，高×2个人无权将夫妻共有房屋赠与给高×1。综上所述，我认为，高×1在起诉书中的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坐落在天桥北里×号房屋的所有权是我夫妇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高×1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崔×1述称，同高×2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法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高×1诉称诉争房屋是由其父高×3及其母李×1赠与给高×1、高×2二人，且在2005年7月25日通过书写“遗嘱”这份证明材料的形式将赠与的行为加以确认。但就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诉争房屋系高×2通过危旧房改造安置所得，其与危旧房改造方签订了危旧�改造安置协议及购买房屋合同书，高×1虽提出其交纳了部分购房款但并未提交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加以证明，其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法院对此陈述不予采信，其后高×2于2005年8月1日又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高×2购买诉争房屋的时间在高×2与崔×1的夫妻存续期间，因此，诉争房屋应为高×2与崔×1的夫妻共同财产。高×3、李×1虽书写了含有赠与内容的证明材料，但高×3、李×1处分的诉争房屋并不属于其合法财产，故该赠与行为无效，高×1不能因此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综上所述，高×1要求确认诉争房屋百分之五十的产权份额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判决：驳回高×1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高×1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忽略了高×3、李×1二人在危改拆迁中的权益，对高×3、李×1将危改权益赠与分配给子女避而不谈，直接认定诉争房屋系高×2通过危改安置所得，事实认定错误；从遗嘱的内容上看，高×3、李×1自始至终的真实意思就是把诉争房屋分给高×2与我二人，再加上高×2的签字，这一事实确认无疑。高×2、崔×1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现西城区）公平胡同×号房号×北房2间（建筑面积35.80平方米）房屋（以下简称：42号房屋）所有权人原系高×3。李×1为高×3之妻，高×3与李×1共生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高×2、高×4、高×1。崔×1为高×2之妻，两人于1982年登记结婚。2000年，42号房屋进行危旧房改造。2000年11月13日，高×2（乙方）与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工作办公室（甲方）签订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协议，其上记载如下：“一、经批准，……。�、乙方居住本危改区内公平胡同×号私房贰间，建筑面积35.80平方米。经房屋评估机构评估，高×3名下位于公平胡同×号私房贰间及附属物，应给予所有权补偿25437元。三、乙方同意就地安置，放弃其他安置补偿方式。乙方原建筑面积为11.93平方米，应安置人口为叁人，分别是户主高×2、父高×3、母李×1。四、甲方就地安置乙方壹居室壹套，地址为天桥危改小区（设计号）×号，建筑面积暂定为51.50平方米。五、乙方享受夫妻双方工龄（42年）优惠并按房改成本价1485元／平方米购买部分的建筑面积为11.93平方米，……六、……乙方按上述约定优惠后，实际应付购房款52926.16元；公共维修基金个人负担部分1529.55元；共计应付54505.71元。……”2000年11月13日，高×2（乙方）与宣武区天桥危旧房改造工作办公室（甲方）签订购买房屋合同书，其上记载如下：“一、甲方所售房屋位于天桥危改小区新建楼房×号将于2002年5月16日前竣工交付乙方使用……三、乙方同意按甲方售房价购买新建小区×号壹居室壹套，建筑面积51.5平方米（暂定）……四、乙方采用一次全额付清方式支付购房款，优惠后房价为54505.71元。……”
审理中，关于诉争房屋购房款的缴纳情况，高×1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其给父亲高×34万元，用于购买诉争房屋。高×2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同时表示高×1给父亲高×3钱款的行为与购买诉争房屋无关。高×2申请四位证人出庭作证同时提交母亲李×1的证人证言一份，用以证明在拆迁时全家经过协商一致同意诉争房屋由其购买，折抵房款的私房房价款23482元其已经交给父母高×3、李×1二人。高×1表示由于证人系高×2、高×4找来参加家庭会议，其并不熟悉，有可能倾向高×2，不认可证明目的。高×2于本院审理中提交金额为54505.71元中国工商银行信汇凭证一张用以证明其足额交纳了购房款。高×1表示因不符合新证据不予质证。2005年8月1日，高×2取得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现西城区）天桥北里×号房屋（建筑面积：52.38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证。
另查，2005年7月25日，高×3与李×1书写“遗嘱”一份，其上记载如下：“我和老伴李×1住天桥公平胡同×号二间私有平房，危房改造，在原地补偿两套房产其中一套两居室在天桥南里×室已赠给小儿高×4，产权归小儿所有。一居天桥北里×室，赠给大儿子高×2和女儿高×1兄妹二人所有。父母决定产权名写的是大儿高×2名，我们二人从心眼里是分给×2、×1兄妹二人共同财产，产权处置，只有大儿×2、女儿×1共同协商解决，家中其他成员无权干涉。以上遗嘱是真实无误空口无凭，由我高×3、李×1二人签名有效。”其上有高×3、李×1、高×2、高×1的签名。
再查�2000年11月13日，高×1（乙方）与宣武区危旧房改造工作办公室（甲方）签订宣武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协议，由甲方安置乙方位于大兴海子角南里×号贰居室壹套，建筑面积为77.40平方米；同日，高×4（乙方）与宣武区危旧房改造工作办公室（甲方）签订宣武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协议及购买房屋合同书，约定由甲方安置乙方位于天桥危改小区新建楼房×号贰居室壹套，建筑面积69.4平方米（暂定）。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房屋所有权证、安置协议、购买房屋合同书、遗嘱、证明信、结婚证、中国工商银行信汇凭证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应以赠与物交付为准。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诉争房屋的就地安置协议及购买房屋合同书均系高×2本人签订，配合高×4、高×1与拆迁单位签订的合同书可以认定42号房屋拆迁时全家对于拆迁利益分配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诉争房屋由高×2购买。高×1主张其向父亲高×3交付了4万元用以购买诉争房屋，但高×3并非诉争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高×2亦不认可高×1出资，故高×1主张其出资4万元购买诉争房屋的诉讼意见，本院难以支持。依据诉争房屋购买合同可以看出，高×3与李×1夫妇系诉争房屋的被安置人，其二人对诉争房屋享有的拆迁利益系作为被安置人应享有的权利，故其二人对诉争房屋并无处分权，其二人在“遗嘱”中对诉争房屋所做处分无效。高×2在与崔×1婚姻存续期间作为诉争房屋的购买人，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书，诉争房屋系高×2与崔×1夫妻共同财产，其对高×3与李×1夫妇“遗嘱”中对诉争房屋应为高×2、高×1二人所有的意见签字确认，应当视为赠与。诉争房屋仍登记在高×2名下，亦未交付高×1使用，赠与财产的权利并未转移。现作为诉争房屋共有权人崔×1未对高×2的赠与行为予以追认，且高×2亦不同意高×1的诉讼请求，故高×1依据“遗嘱”要求确认诉争房屋百分之五十的产权份额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高×1负担（已交纳35元，余款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高×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羽红
审 判 员 史 伟
代理审判员 纪灵筠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