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中民二终字第002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巨海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聚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峰翔，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忠民。
上诉人湖北巨海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海薯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马忠民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5）鄂京山屈民一初字第00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巨海薯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峰翔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马忠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巨海薯业公司一审诉称，2014年4月5日，巨海薯业公司与马忠民签订《代理组织种植合同》，合同约定，马忠民负责牙谷山组的村民种植红薯，巨海薯业公司与马忠民结算。合同签订后，马忠民在巨海薯业公司领取红薯种40150元，向巨海薯业公司借款11000元，欠巨海薯业公司运费11821元，欠巨海薯业公司筐子款2520元，袋子款2100元，共计67591元。在红薯收购季节，马忠民交给巨海薯业公司红薯款52134元，尚欠15457元。马忠民在组织村民种植红薯时，未按合同约定组织村民将红薯出售给巨海薯业公司，反而将红薯收购后出售给外地，给巨海薯业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决马忠民偿付巨海薯业公司15457元，诉讼费由巨海薯业公司负担。
马忠民一审辩称，其不欠巨海薯业公司的钱，红薯种子是巨海薯业公司发给农户的，马忠民只是协助巨海薯业公司发种子，巨海薯业公司收的是红心薯，马忠民让农户往外卖的是淀粉薯，因外地的收购价比巨海薯业公司的收购价高。
巨海薯业公司一审提交以下证据：
A1、代理组织种植合同1份，拟证实巨海薯业公司委托马忠民组织农户种植“红心王”红薯557亩，在巨海薯业公司与农户的《红薯种植收购合同书》执行完毕后，巨海薯业公司按照马忠民组织内收购红薯（正品薯）0.04／公斤支付报酬。
A2、红薯领种户登记表5份，拟证实马忠民在巨海薯业公司领取了红薯种子40150斤。
A3、马忠民的借支单2份，拟证实马忠民欠巨海薯业公司11000元。
A4、马忠民于2014年3月31日出具的欠条1份，拟证实马忠民欠巨海薯业公司筐84个，价值2520元。
A5、2014年红薯种植合同交售情况统计表2份，拟证实巨海薯业公司向马忠民交红薯114085公斤。
A6、马喜往来明细及孟静的证明，拟证实马忠民欠巨海薯业公司15457元（其中包括红薯袋3000条）。
A7、红薯种植收购协议及合同书，拟证实红薯种子2元／公斤。
A8、王清涛的证明，拟证实马忠民欠巨海薯业公司1000元。
马忠民一审未提交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4月5日，巨海薯业公司与马忠民签订《代理组织种植合同》，合同约定，巨海薯业公司委托马忠民组织农户种植“红心王”红薯557亩，在巨海薯业公司与农户的《红薯种植收购合同书》执行完毕后，巨海薯业公司按照马忠民组织内收购红薯（正品薯）0.04／公斤支付马忠民报酬。之后，马忠民在巨海薯业公司领到红薯种40150元，分发给牙谷山多位农户种植。在红薯收购季节，马忠民交给巨海薯业公司红薯114085公斤。嗣后，巨海薯业公司认为马忠民欠其红薯种40150元、借款11000元、运费11821元、筐子2520元、袋子2100元，共计欠款67591元，马忠民已交给巨海薯业公司红薯款52134元相抵后，尚欠15457元，马忠民认为不欠巨海薯业公司款，双方遂酿成讼争。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巨海薯业公司诉称马忠民欠其红薯种40150元的请求，巨海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是《红薯领种户登记表》5份，可认定马忠民领取红薯种40150斤，其中本人领取2700斤，代其他农户领取37450元，共价值40150元。但《代理组织种植合同》中并未约定马忠民代领的红薯种由马忠民付款，故巨海薯业公司诉称马忠民欠其红薯种40150元的请求，证据不足。马忠民领取的红薯种2700斤，应由马忠民付款，故认定马忠民欠巨海薯业公司红薯款2700元。
关于巨海薯业公司诉称马忠民欠其11000元的请求。马忠民认可借款1万元，认为巨海薯业公司应按0.02元／斤给其回扣，这1万元应与自己应得的回扣相抵，一审法院认为，马忠民未举证证实巨海薯业公司应按0.02元／斤给其回扣，且马忠民亦未提出反诉，对马忠民的这一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另外，马忠民认可收到巨海薯业公司支付的1000元，但认为是巨海薯业公司给付的生活费，不应算作借款，一审法院认为，马忠民在借支单上签名，且巨海薯业公司负责人签字内容为“同意暂借，从工资或红薯款中扣出。”可见，这1000元应算作马忠民向巨海薯业公司的借款，一审法院认定马忠民尚欠巨海薯业公司11000元。
关于巨海薯业公司主张马忠民欠其运费11821元、袋子2100元的问题。仅凭巨海薯业公司的单方陈述，巨海薯业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且马忠民不认可，对巨海薯业公司的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巨海薯业公司诉称马忠民欠其筐子2520元的问题。巨海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是马忠民欠其筐84个，但未举出证据证实筐84个价值2520元，且马忠民不认可2520元，对巨海薯业公司的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马忠民共欠巨海薯业公司13700元（即11000＋2700），而巨海薯业公司在诉状上自认马忠民已付红薯款52134元，巨海薯业公司诉称马忠民尚欠其15457元的请求，未提交确凿证据予以证实，巨海薯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湖北巨海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元，由湖北巨海薯业有限公司负担。
巨海薯业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未认定马忠民欠巨海薯业公司运费11821元，筐子款2520元，袋子款2100元错误。二、一审判决认为马忠民不应负担其代领的薯种款37450元错误。双方签订了《代理组织种植合同》，约定马忠民负责组织农户种植红薯，组织种植红薯包括领取薯种、种植管理、公司回收等各个环节，若农户不履行种植合同，视为马忠民违约。一般情形下，农户种植红薯后由巨海薯业公司回购，薯种款从应付红薯款中扣除，本案中，马忠民领回薯种交给其他农户种植，而农户未将种植后的红薯出售给巨海薯业公司，巨海薯业公司无法收回薯种款。三、彭孝友系马忠民组织种植红薯的农户之一，在彭孝友与巨海薯业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巨海薯业公司直接向彭孝友支付红薯款6067元。本案中，巨海薯业公司提出的应向马忠民支付的红薯款52134元，用于抵付马忠民的欠款67591元，其中52134元包括上述6067元，也即，6067元已重复计算，该款应从53134元扣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马忠民向巨海薯业公司偿还欠款15457元。
马忠民未予答辩。
二审中，马忠民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巨海薯业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需查明的事实为：运费11821元，红薯筐2520元、袋子2100元是否属实。
（一）运费11821元
巨海薯业公司主张，马忠民组织农户种植红薯后，若其委托巨海薯业公司运输，运费由马忠民负担。经核算，马忠民欠运费11821元，并于一审提交证据A6、巨海薯业公司出具的马忠民往来明细，明细显示马忠民欠巨海薯业公司的款项及巨海薯业公司应向马忠民支付的红薯款项，其中欠款明细载明，运费11821红心王113730公斤＊0.1=11373，商薯19，896公斤＊0.05=448。马忠民一审质证认为，不欠巨海薯业公司任何款项，对证据A6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该明细由巨海薯业公司单方打印制作，不是发生运输业务的凭证，对于计算运费的数据，巨海薯业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因此A6不足以证明运费11821元的真实性。
巨海薯业公司二审补充提交司机付款明细及司机运费明细各一份。经审查，司机付款明细为表格打印件，显示多个人员的姓名及应付款数额，其中包括马忠民；司机运费明细为表格打印件，落款为巨海薯业公司，该表格载明了八名案外人的领款情况。该证据内容不能反映出与运输红薯的关联性，亦无马忠民签字认可，不予采纳。
（二）红薯筐2520元
巨海薯业公司主张，马忠民欠红薯筐84个，价款2520元，并于一审提交了证据A4、马忠民于2014年3月31日出具的欠条一份；A6、巨海薯业公司出具的马喜往来明细一份。
马忠民一审时对证据A4有异议，不认可拿走巨海薯业公司红薯筐84个，且欠条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对A6不予认可。
经审查，A4为手写条据，显示：“欠巨海薯业筐（84个）马喜2014.3.31”，马忠民否认条据由其书写，但未提交反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条据内容不能证明红薯筐的价格。巨海薯业公司主张，证据A6能证据筐子的采购价为30元／个，A6显示：“筐子252084个＊30=2520元”，因该证据系巨海薯业公司出具，不是购买红薯筐的价款支付凭证，条据只显示了筐的数量，没有价格，巨海薯业公司主张红薯筐价款2520元，不能成立。
（三）袋子价款2100元
巨海薯业公司主张，马忠民从巨海薯业公司拿走袋子3000条，价格2100元，没有证据证明，是巨海薯业公司算账得出。马忠民一审否认拿走袋子3000条。本院认为，巨海薯业公司应当举证证明袋子3000条，价款2100元，在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马忠民一审提出异议的情形下，不予认定。
综上，巨海薯业公司主张的运费11821元，红薯筐2520元、袋子2100元，证据不足，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并无不当。
二审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
补充查明，《代理组织种植合同》约定，马忠民的义务为：1、负责指导农户按照巨海薯业公司要求种植；2、负责指导农户做好田间各项管理；3、负责公司与农户签订的《红薯种植收购合同书》的执行；4、积极配合巨海薯业公司检查指导和收购工作。
巨海薯业公司与马忠民于2014年3月9日签订《红薯种植收购合同书》、《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二份合同在违约责任部分约定，若马忠民达不到合同种植面积，或将收获的红薯卖给巨海薯业公司以外的个人、企业或者自留的，按合同的种植面积每亩地赔偿巨海薯业公司500元，另赔偿薯价的200%。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马忠民是否应负担其代领的37450元的薯种款。
巨海薯业公司主张，1、一般情形下，农户领取薯种种植红薯，巨海薯业公司负责收购，薯种款从应付红薯款中扣除，但本案的37450元薯种，农户没有将种植的红薯交付给巨海薯业公司。因薯种由马忠民代领，马忠民应负担其代领的薯种款。2、《代理组织种植合同》约定，马忠民要协助巨海薯业公司将薯种发放给农户，马忠民要协助巨海薯业公司让农户种红薯、收红薯，若农户没有将红薯卖给公司，公司要追究马忠民的责任。3、《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红薯种植收购合同书》约定，若农户没有将红薯卖给巨海薯业公司，属于马忠民违约，马忠民应当承担薯种款。
本院认为，依债务关系，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请求给付。巨海薯业公司要求马忠民负担其代领的薯种款，需基于双方之间就马忠民负担代领薯种款达成合意，形成债务关系。只有债务关系成立时，巨海薯业公司才有权向马忠民请求支付代领的薯种款。就本案而言，1、马忠民代领薯种37450斤，但未作出负担薯种款的意思表示，《代理组织种植合同》亦未对代领红薯种事项作出约定，双方就马忠民负担代领薯种款并未达成合意。2、《红薯种植收购合同书》、《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约定种植红薯不予交付的违约责任是由马忠民赔偿损失，不是承担薯种款。一审判决未支持巨海薯业公司要求马忠民负担37450元薯种款，并无不当。
此外，巨海薯业公司还主张，彭孝友系马忠民组织种植红薯的农户之一，在彭孝友与巨海薯业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巨海薯业公司直接向彭孝友支付红薯款6067元。本案中，巨海薯业公司提出的应向马忠民支付的红薯款52134元，用于抵付马忠民的欠款67591元，其中52134元包括上述6067元，也即，6067元已重复计算，该款应从52134元扣除。
本院认为，巨海薯业公司主张的应付红薯款52134元，系其自行计算得出，马忠民一审时未予认可，该款亦未经法院审查确认，依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述6067元已重复计算。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6元，由湖北巨海薯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俊
审 判 员 向 芬
代理审判员 马晶晶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