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黑高商终字第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绥化地区土石方挖运公司，住所地绥化市。
法定代表人孙德林，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建华，黑龙江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住所地绥化市。
代表人于霄汉，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振辉，该行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韩峰，黑龙江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绥化市农业委员会。
原审被告黑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公司。
上诉人绥化地区土石方挖运公司（以下简称挖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以下简称北林农行）、原审被告绥化市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绥化农委）、黑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农业开发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绥化中院）曾于1995年12月18日作出（1993）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农业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1996年5月6日作出（1996）黑经终字第56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绥化中院又于1996年9月18日作出（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判后，挖运公司及绥化地区行政公署水产局（以下简称水产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因其未交纳上诉费，本院于1997年2月17日作出（1997）黑经终字第16号民事裁定，按其撤回上诉处理。2010年9月20日，绥化中院作出（2010）绥中法民监字第1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1）绥中法民再字第22号民事判决。挖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挖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德林及委托代理人吴建华，被上诉人北林农行的委托代理人李振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绥化农委、农业开发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绥化中院原一审判决认定：1993年1月5日，水产局开办成立了挖运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时任水产局副局长孙德林。2月中旬，挖运公司拟赴深圳进行挖运运输，经与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绥化市支行代办处（以下简称农行代办处）协商，由农行代办处以融资租赁的形式为挖运公司解决资金500万元。3月3日，双方签订了一份《贷款契约》，约定挖运公司向农行代办处借款500万元，期限为3年，农业开发公司为前述借款提供担保。协议签订后，农行代办处为挖运公司开具了360万元的银行汇票，由农行代办处、挖运公司及水产局一起赴黑河、满洲里、绥芬河等地购买卡玛斯车。4月中旬，农行代办处又与挖运公司签订了一份《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农行代办处购进卡玛斯车20台，挖掘机2台，出租给挖运公司使用，租赁物件及供货单位由挖运公司选定，租赁期间租赁物件的所有权为农行代办处所有，租赁期满后，待挖运公司将全部租金、残值费及所欠农行代办处款项付清后，租赁物件归挖运公司所有。租金以租赁物件的总成本为基础，包括租赁物件价格、运费、保险费、税收、手续费、融资利息及银行费用、其他有关费用等，租赁期限为三年，农行代办处另向挖运公司收取租赁物件总成本8%的租赁手续费。农业开发公司为该合同提供担保，并承诺挖运公司不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还款，则农业开发公司代其偿还本息。
1993年4月16日，挖运公司按《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农行代办处交纳了40万元的租赁手续费。5月13日，挖运公司购置了2台挖掘机。5月26日，挖运公司在深圳办理了20台卡玛斯车的当地牌照和公路运输劳动证。
1993年6月15日，挖运公司致电农行代办处，请求延期交付第一期租金，并将购卡玛斯车及挖掘机的发货票、差旅费报销单等寄给农行代办处。8月23日，挖运公司向农行代办处交付第一期租金214，165.60元，尚欠3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挖运公司又于1993年12月24日、28日和1994年3月1日向农行代办处交付租金共计35万元，至此，挖运公司共交付租金564，165.60元。至1995年12月12日，挖运公司应支付的租金总额为5，871，661.80元，扣除已付564，165.60元，尚欠租金数额为5，307，496.20元。
同时查明，农行代办处是由中国农业银行绥化市支行（以下简称绥化市农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加快发展新业务的试点方案》、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农行信托公司）农银黑信托函字（92）31号文件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绥化市支行关于绥化市农行为省农行信托投资公司代办业务的批复》等文件设立，于1993年3月5日在绥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绥化市工商局）核准登记。1993年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绥化地区分行（以下简称绥化地区人民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绥化市办事处（以下简称信托公司办事处）颁发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允许其经营信托、租赁业务，时间从1992年12月24日起。农行代办处根据该《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向绥化市工商局申请更名为信托公司办事处，绥化市工商局于1993年9月16日予以核准。
案件审理过程中，绥化中院为确认农行代办处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是否合法，分别向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省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以及绥化地区人民银行进行了咨询，上述两单位的意见是：绥化市农行代办农行信托公司的委托业务，是经省、地、市三级人民银行批准，属合法业务。另外，在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施行前，没有关于向信托投资公司代办处发放《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法规和规章，中国人民银行也未向此类金融机构发放过《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信托公司办事处于1993年11月诉至绥化中院，请求判令挖运公司和农业开发公司给付到期租赁费863，467.25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后又于1995年3月5日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挖运公司给付到期租赁费4，401，326.08元。如不能付清租赁费，则要求终止合同，收回租赁物件，并要求挖运公司及其开办单位水产局、担保单位农业开发公司赔偿差额损失。
绥化中院原一审判决认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及其担保合同合法有效。虽然双方曾签订《贷款契约》，但其后双方又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并已实际履行，故案涉法律关系并非借款法律关系，而应是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尽管按照相关批复，农行代办处在1993年3月设立时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但绥化地区人民银行于1993年8月1日向信托公司办事处发放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并追认自1992年12月24日起可经营金融业务，农行代办处据此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更名，亦得到核准，故应认定农行代办处经营融资租赁业务合法。农行代办处已于1993年5月26日将租赁物件交付给挖运公司，挖运公司未按约定交付租金负有过错，应承担违约责任。信托公司办事处请求收回租赁物件及由挖运公司赔偿租赁物件的差额损失应予支持。由于水产局并未向挖运公司出资，其应在出资范围即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一、《融资租赁合同》及其担保合同有效。但该合同已无法履行，予以解除；二、租赁物件由有关部门评估价格后由信托公司办事处收回。租赁物件原价格为500万元，评估价格抵付部分价格后，不足部分由挖运公司补偿；三、挖运公司给付信托公司办事处融资利息1，571，536.20元，罚息147，105.59元，扣除已付564，165.60元，尚应给付1，154，476.19元；四、水产局在挖运公司不能执行第二、三项，并终止法人后，在50万元之内对挖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五、如挖运公司不能执行第二、三、四项，由农业开发公司清偿。
绥化中院在重审本案时，于1996年6月11日根据信托公司办事处的申请作出（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裁定，裁定挖运公司将租赁物件先行返还给信托公司办事处（租赁物件残值以法院委托的资产评估所评估价值为准）。信托公司办事处为挖运公司向案外人垫付了租赁物件的占场费1万元及油料欠款9万元后，收回了案涉租赁物件。1996年6月11日，绥化中院委托绥化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案涉租赁物件的残值予以评估。1996年7月8日，绥化市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评估报告》，结果为案涉租赁物件的评估总价值为3，157，750.00元，比购入值4，962，350.00元减值1，804，600.00元。
绥化中院重审时查明：1992年11月9日，省人民银行向绥化地区人民银行作出《关于绥化市农行为省农行信托投资公司代办业务的批复》，同意绥化市农行代办农行信托公司在绥化市的委托业务，但不得设立专门机构，不得对外挂牌，不得办理自营信托业务。
除此，绥化中院重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与前述绥化中院原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绥化中院重审判决认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及担保合同无效。根据1984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关于金融机构设置或撤并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第四项规定，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各地设立或撤并分支营业机构，由该营业机构的上级管理部门报同级中国人民银行审批。第六条规定，设置金融机构，必须按本暂行规定向审批单位申请，经审核获得批准的，由批准单位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第七条规定，撤并金融机构，必须向原批准单位提出申请，获得批准撤销的，应办理注销手续，缴回《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合并的，应重新申请核准，如机构名称变更，应更换新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根据1986年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的设置或撤并必须按照规定程序提出申请，未经批准，任何部门、单位一律不准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第十二条规定，经批准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应凭以上证件（含审批材料）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本案中，虽然农行代办处已经省人民银行审核批准，但其未获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即开展金融业务属违法行为。此外，1986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信托机构的投资分为委托投资和信托投资两大类，委托投资系委托人指明项目的投资，为代理业务，资金由委托人提供，信托投资以信托机构自行筹借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发行债券、股票和同业拆借等方式筹措。本案中，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所需资金是农行代办处自行筹措，经济责任由其独立承担，故本案所涉的投资行为应属信托投资，系自营性质，并非委托业务，这与《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关于绥化市农行为省农行信托投资公司代办业务的批复》中“同意绥化市农行代办农行信托公司在绥化市的委托业务，但不得设立专门机构、不得对外挂牌、不得办理自营信托业务”相抵触。至于绥化地区人民银行1993年8月1日为信托公司办事处颁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以及绥化市工商局于1993年9月17日为信托公司办事处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据，均因与前述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及省人民银行关于设立农行代办处的批复相互矛盾，不予采信。农行代办处在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资格的条件下与挖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系无效民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保证人农业开发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挖运公司应将租赁物件返还给农行代办处，并承担租赁物件的减值损失1，804，600.00元。农行代办处收取的租赁手续费及租金亦应返还给挖运公司。挖运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占用租赁物件，其应承担占用租赁物件期间的租赁物融资利息。农行代办处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无效负有过错责任，其亦应承担部分租赁物件融资利息，且融资罚息及有关费用亦应由其自行承担。信托公司办事处在诉讼中自愿承担挖运公司办理租赁物件的证照费5万元，予以准许。水产局作为挖运公司开办单位，应在50万元的出资范围内与挖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一、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及担保合同无效；二、挖运公司返还信托公司办事处租赁物件，即俄产55111型卡玛斯车20台（其中一台已解体）和PC200-3型旧挖掘机2台（此条款已执行完毕）；三、挖运公司返还信托公司办事处租赁物件残值为3，157，175.00元，比照原值的减值部分1，804，600.00元，由挖运公司偿付给信托公司办事处；四、信托公司办事处返还挖运公司支付的融资合同手续费400，000.00元及利息102，096.00元、租金564，165.60元、办理证照费50，000.00元，合计1，116，261.60元；五、挖运公司给付信托公司办事处租赁物融资利息785，768.10元，垫付欠款100，000.00元，合计885，768.10元；上述三、四、五项相抵后，挖运公司给付信托公司办事处1，574，106.50元，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执行；六、水产局对挖运公司上述债务，在500，000.00元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七、信托公司办事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48，250.00元，财产保全费22，520.00元，由挖运公司负担64，497.50元，信托公司办事处负担6，272.50元。
绥化中院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前述绥化中院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绥化中院再审判决认为：农行代办处在签订案涉《贷款契约》、《融资租赁合同》时，并未取得《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违反了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该种经营行为亦不符合省、地、市人民银行设立农行代办处的要求。虽然绥化地区人民银行颁发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但被核准单位是信托公司办事处而非农行代办处，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也不能认定农行代办处自始取得了经营金融业务的权利，故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及其从属的担保合同无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方在于农行代办处，故（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正确，应予维持。由于租赁物件的减值是在挖运公司使用过程中造成的，且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故挖运公司应承担减值损失，（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应予维持。因农行代办处为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无效存有过错，故挖运公司不应承担融资利息，但其应承担农行代办处为其垫付的款项，故对（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中融资利息785，768.00应予扣除，因案涉保证合同无效，故水产局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六项应予撤销。判决：一、维持（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四、七项；二、变更（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挖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林农行垫付款100，000.00元；三、撤销（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六项。案件受理费48，250.00元，财产保全费22，520.00元，由挖运公司负担9，065.00元，北林农行负担61，705.00元。
挖运公司向本院上诉称：一、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原因系农行代办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在未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即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同无效的过错在于农行代办处，挖运公司并无过错，且合同无效后返还取得的财产即可，无须返还原值，因此，挖运公司不应承担案涉租赁物件的减值损失。二、信托公司办事处要求挖运公司返还租赁物件是基于《融资租赁合同》的相关条款，现该合同已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故其中的相关条款亦随之无效，因此信托公司办事处的该项主张并无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1）绥中法民再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中“维持（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的内容，并由北林农行承担案件受理费。
北林农行答辩称：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农行代办处及信托公司办事处是经省、地、市三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已领取了法人执照，并被授予《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其主体适格。至于农行代办处是开展自营业务还是代办业务，只涉及是否超出经营范围问题，并不涉及合同效力问题。因此，《融资租赁合同》应为有效，本案应由挖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撤销（2011）绥中法民再字第22号民事判决，维持（1993）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绥化中院在原一审期间，经信托公司办事处申请，于1995年6月1日作出（1993）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裁定，冻结了挖运公司在其开户银行的存款并查封了其财产。1995年7月10日，挖运公司实际停止使用案涉租赁物件。绥化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案涉租赁物时价及减值进行评估的基准日为1996年6月30日。
又查明，1992年12月30日，绥化地区人民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绥化市支行（以下简称绥化市人民银行）作出《关于绥化市农业银行为省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代办业务的批复》，1993年2月1日，绥化市人民银行向绥化市农行作出《关于绥化市农行为省农行信托投资公司代办业务的批复》，前述两份批复均载明：同意绥化市农行代办农行信托公司在绥化市的委托业务，但不得设立专门机构，不得对外挂牌，不得办理自营信托业务。
再查明，1995年7月7日，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中心支行向绥化中院出具了《关于绥化市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机构建立资金来源等几个方面情况的说明》，该说明的第四条载明：“信托公司办事处成立后，由于开展业务不够活跃，又鉴于上级行有关整顿的要求，绥化市农行按照地区农行的意见，将信托公司办事处原发生的业务并入绥化市农行核算，并由绥化市农行负责对信托公司办事处的业务逐一清理收回”。1997年9月17日，绥化市农行作为申请执行人，根据（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绥化中院申请执行水产局及挖运公司的相应财产。绥化中院分别于1997年12月2日、1998年11月2日将水产局的房产等作价50万元执行给绥化市农行。2000年3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绥化地区中心支行作出《关于中国农业银行绥化市支行更名为营业部的批复》，将绥化市农行改建为中国农业银行绥化地区分行营业部。2001年3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绥化地区分行营业部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绥化市北林支行。2009年7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绥化市北林支行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绥化北林支行。绥化中院在本案重审时将原审原告变更为北林农行，挖运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另查明，2001年11月9日，水产局并入绥化市农委。
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绥化中院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农行代办处与挖运公司双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行为发生于1993年4月，根据当时有效的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专业银行总行、经批准设立的专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行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并且按照《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本案中，省人民银行、绥化地区人民银行及绥化市人民银行在其作出的批复中均明确由“绥化市农行”代办农行信托公司在绥化市的委托业务，而非由“农行代办处”办理上述业务，且明确绥化市农行不得设立专门机构，不得对外挂牌，不得办理自营信托业务，农行代办处在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亦未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即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违反了前述规定，绥化中院再审判决确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根据挖运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是挖运公司应否赔偿案涉租赁物的减值损失及数额的确定。根据1981年颁布，199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该条所规定的返还财产旨在使双方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况，而非仅根据现存的财产利益来决定返还财产的范围，亦非指返还义务人仅负有返还其现在所占有财产和利益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返还义务人应向对方返还其依合同取得的全部财产，如返还义务人因其占有、使用上述财产期间造成财产减损，无法按原状返还依合同取得的财产时，应向接受财产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使返还数额与原全部财产等值。本案中，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双方当事人应当将财产关系恢复到订约前的状态，即信托公司办事处将其收取挖运公司的相关手续费及租金返还给挖运公司，挖运公司同时将案涉租赁物按原值状态返还给信托公司办事处，如租赁物减值，则挖运公司应向信托公司办事处赔偿因其占有使用租赁物造成的减值损失，绥化中院再审判决判令挖运公司给付减值1，804，600.00元时，未考虑租赁物减值期间37个月（自1993年5月末租赁物使用日至1996年6月末租赁物评估日）中，挖运公司实际控制使用租赁物的期间为25个月（自1993年5月末至1995年7月初查封后停止使用日），挖运公司只需对此期间减值部分承担责任，所对应的租赁物减值损失数额应为1，219，909.60元（1，804，600.00元×25／37）。案涉租赁物自查封后已经脱离挖运公司的控制，此后租赁物的减值损失不应再由挖运公司承担。绥化中院再审判决判令挖运公司承担全部减值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绥化中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挖运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其相应上诉主张应予以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绥化中院（2011）绥中法民再字第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变更绥化中院（2011）绥中法民再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维持绥化中院（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七项；
变更绥化中院（1996）绥经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为：挖运公司赔偿北林农行案涉租赁物减值损失1，219，909.60元。
上述第一、二、三项相抵后，挖运公司应给付北林农行203，648.00元，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69，291.00元，财产保全费22，520.00元，由北林农行负担88，781.00元，由挖运公司负担3，03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剑
代理审判员 张静峰
代理审判员 黄世斌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马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