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台商终字第2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笑芬。
委托代理人：范永俊。
委托代理人：潘寿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时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环九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艺龙。
委托代理人：李良瑞。
上诉人沈笑芬为与被上诉人叶时日、玉环九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2013）台玉商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8年期间，被告叶时日通过案外人邱更斌向原告借款共250万元。2009年9月1日前，被告叶时日分两次共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共8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170万元。原告现起诉主张的本案借款有被告叶时日于2008年10月20日出具的借条一份，上载明被告叶时日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并有被告九隆公司的盖章。但借条上“月利2分”及“担保单位”、“电话：8721×××9”由案外人邱更斌添加。本案立案受理后，于2013年的10月份，被告九隆公司以原告与被告叶时日互相串通为由，向玉环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2013年10月22日，原告沈笑芬在公安局经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第4页就借款的催讨情况记录如下：“问：这笔100万元借款至今，你有无找叶时日催讨欠款？答：这笔借款之后，叶时日总的有欠我250万元钱没还，我之后向叶时日催讨过多次，叶时日也答应还款，但在这之后只偿还了80万元的借款本金。之后我多次向叶时日催讨，叶时日也都答应要还，但就是没有实际还款，每次我电话打给他，他口头上都答应过段时间还给我，但就是推拖，一直就没还。期间邱更斌也向叶时日催讨多次，叶时日也答应还款，但就是没办到。问：叶时日没有归还该笔100万元借款本金，你有无找过玉环九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答：我没有找过玉环九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问：你为什么不去找玉环九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答：叶时日让我不要找玉环九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说自己会慢慢还的。”另查明，被告叶时日向原告借款期间，为被告九隆公司的销售部经理。
原告沈笑芬以被告叶时日经被告九隆公司担保，向其借款100万元未予偿还为由，于2013年6月2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叶时日立即偿还借款计人民币100万元，利息840000元，利息从2008年10月20日起暂算至2013年6月20日，按月利率1.5％计息，从2013年6月21日起继续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2、被告玉环九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叶时日在原审中答辩称：被告叶时日承认借款事实，但认为其共向原告借款250万元，已还本金80万元，借款按月利率6％计算，已支付利息款100多万元。本案借款与被告九隆公司并没有关系，当时只是应借款方的要求，由其在借条上盖上被告九隆公司的公章。被告九隆公司并不是借款的担保人。另外，借条上的“月利2分”及“担保单位”、“电话：8721×××9”均不是由其书写。
被告九隆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1、主债权具体金额多少不清。若被告叶时日确已支付过利息款100余万元，且本金付了80万元，则本案100万元本息已全部付清，不存在所谓的担保债务成立的问题。2、被告九隆公司没有授权被告叶时日以公司名义对外出具担保的意思表示。接到诉状后，因当时找不到叶时日，被告九隆公司认为原告和被告叶时日恶意串通，曾向玉环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经侦大队经查本案的借条上盖章并非经公司股东或法定代表人授权，而是被告叶时日从出纳手中骗取而盖，事后也没有向公司汇报。被告叶时日当时是公司的销售经理，对外只负责公司汽车销售，没有权利掌握公章。3、被告叶时日所盖公章是在出具借条的日期后，不是盖在借款人一栏，当时也没有写明是担保人，而是原告的代理人邱更斌事后代表原告这方擅自填写上“担保单位”字样，不能代表被告叶时日盖章时有担保的意思表示。4、若本案认定被告九隆公司担保成立，也已超过承担责任的保证期间。按原告和被告叶时日、邱更斌在公安局经侦大队所作的陈述，本案借款是在2008年发生，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但原告承认在2009年多次向被告叶时日催讨。根据最高院担保法的司法解释，没有还款期限的借款自债权人主张权利后的合理期间加上六个月为保证期间；原告在2009年向被告叶时日催讨，最迟保证期间在2009年底前；而从2009年到现在有四个年头，而原告在2013年6月提起诉讼，从2008年至2013年期间，原告从来没有向被告九隆公司主张过权利。所以即使担保成立的话，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保证期间。综上，要求驳回原告要求被告九隆公司对被告叶时日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借款发生于原告与被告叶时日之间，被告叶时日对本案借款的事实没有异议，故被告叶时日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被告叶时日出具借条上的“月利2分”由案外人邱更斌书写，鉴于邱更斌实际是本案借款的经手人，同时被告叶时日庭审中辩称曾按月利率6％支付过利息，故本案借款约定月利率为2％符合情理。原告现主张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符合本地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幅度，该院予以支持；但应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本案争议的是被告九隆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借款时被告叶时日在被告九隆公司任销售部经理一职，被告九隆公司也没能提供证据证实该盖章系被告叶时日私下偷取公章所盖。结合之前被告叶时日已向原告借款150万元的事实，被告九隆公司在借条上以保证人身份盖章完全符合情理。且由于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被告九隆公司依法应按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原告借给被告叶时日的借款全部发生于2008年且没有约定还款期限。2013年10月22日公安局办案人员就原告向被告催讨本案借款的情况询问时，首先问原告有无催讨过本案借款，其次是问被告叶时日没有归还有无找过被告九隆公司，最后问为什么不找被告九隆公司，三个问题其实是递进关系。原告当时回答第一个问题时称被告叶时日共欠250万元有催讨过，且还过80万元；回答后两问题时称没有找过被告九隆公司，原因是被告叶时日叫其不要去找。原告的该份笔录在公安局经侦大队所做，其陈述具有客观真实性，从三个问题的逻辑关系而言，原告经催讨最后由被告偿还80万元的过程应当是对全部借款的催讨。原告现称笔录中所述的催讨并不涉及本案的100万元，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庭审中，原告承认80万元系在2009年9月1日前收到；则原告对本案借款的催讨行为必然发生在此之前。按担保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主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顺延六个月；并且保证期间是不变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本案原告在2009年9月1日之后直至2013年6月23日方起诉要求被告九隆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显然超出了保证期间。故因原告怠于行使权利，被告九隆公司不应对被告叶时日向原告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九隆公司关于保证期间的辩解，该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的部分，该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限被告叶时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沈笑芬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1.5％，从2008年10月2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沈笑芬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9740元，由被告叶时日负担。
上诉人沈笑芬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关于催讨还款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玉环县公安局对上诉人沈笑芬所作的笔录不符合法定程序，原审法院仅以该笔录作为本案审判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上诉人沈笑芬作为被上诉人叶时日多笔借款的债权人，作为整体债权概括向债务人催讨不予置否，上诉人沈笑芬在询问笔录中关于该部分内容所作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再次，被上诉人叶时日的80万元还款系归还本案讼争100万元之前部分的借款，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原审判决以该还款时间作为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最后，根据沈笑芬在公安笔录中关于催讨还款的陈述，上诉人沈笑芬在被上诉人叶时日归还80万元前后均存在催讨行为是实，但一审法院仅以80万元的还款时间作为节点认定2009年9月1日前的催讨行为，而否认经催讨未取得实际成效的2009年9月1日之后的催讨行为，明显不符事实和情理。二、原审判决以保证期间已过为由免除被上诉人九隆公司的保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宽限期是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该期限是由债权人的具体行为而设定，而非由法律规定。虽然上诉人沈笑芬向被上诉人叶时日催讨是实，但上诉人沈笑芬在催讨中并未给被上诉人叶时日设定所谓的宽限期，且被上诉人叶时日仅是口头答应，并未实际还款，催讨的结果仅是不定期借款合同继续履行，双方并未确定一个还款期限，故本案不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此外，被上诉人叶时日在2009年9月1日的80万元还款行为仅是对相互独立的其他借款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并不必然导致本案借贷时效的产生。因此，原审判决以超过保证期间为由免除被上诉人九隆公司的保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对主债务的诉讼时效及保证期间的认定存在矛盾。退一步讲，即使将2009年9月1日作为宽限期届满之日，被上诉人九隆公司因超过保证期间而免除保证责任的理由成立，则上诉人沈笑芬于2013年6月28日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叶时日归还借款也已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理由自相矛盾，上诉人沈笑芬与被上诉人叶时日之间的债务至今尚未到期，被上诉人九隆公司仍应承担保证责任。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叶时日答辩称：本案是被上诉人叶时日的个人借款，在加盖公章时已向上诉人沈笑芬说明，加盖公章仅是对借款的证明，且借条上的担保单位字样是事后补记，故本案担保不成立。
被上诉人九隆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担保并不成立。本案借条上的公章是被上诉人叶时日未经被上诉人九隆公司同意私自加盖，“担保单位”等字样是上诉人沈笑芬的代理人邱更斌在借条出具后私自写上去的，被上诉人九隆公司已就此事向公安报案，相关公安笔录能证明上述事实。二、退一步讲，即使本案担保成立，也已超过保证期间，被上诉人九隆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首先，上诉人沈笑芬的询问笔录是玉环县公安局出于了解情况的目的，在其自觉自愿的情况下所作，其原审代理人对笔录内容亦予认可，故该笔录内容是上诉人沈笑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沈笑芬在笔录中关于催讨借款的陈述亦与被上诉人叶时日在公安的陈述一致，故该询问笔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次，根据上诉人沈笑芬的公安询问笔录，上诉人沈笑芬在本案借款发生后，自2009年开始多次向被上诉人叶时日催讨，被上诉人叶时日也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则法律规定的履行宽限期并不必然是双方明确约定的期限，而是法律推定的合理期限，根据司法实践，应当是二至三个月。上诉人沈笑芬承认在款项出借后的四年时间里，从未向被上诉人九隆公司催讨是实，故本案借款的保证期限已经超过。再次，主债务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上诉人沈笑芬在款项出借后一直向被上诉人叶时日催讨，则主债务诉讼时效并未超过，但保证期间应从第一次催讨后的履行宽限期届满开始计算，至迟从2010年元旦开始计算，则被上诉人九隆公司的保证期间在2010年6月份已经届满。原审判决关于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的认定并不矛盾。四、本案借款与被上诉人九隆公司无关，因被上诉人叶时日无法归还借款，上诉人沈笑芬才在被上诉人九隆公司印章上写上担保单位字样向法院起诉。综上，请求纠正原审判决关于保证合同成立部分的错误认定，维持实体判决。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是被上诉人九隆公司的保证责任是否因超过保证期间而应予免除。本案借款主合同并未约定还款期限，保证期间应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该宽限期是债权人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而给与的必要准备时间，期限届满后，无须债权人再次给予准备时间，债务人应当立即履行。本案中，虽然上诉人沈笑芬在催讨时未明确指定宽限期，但其后再次催讨的行为具有首次催讨给予的必要准备时间已经届满的意思表示，此时，被上诉人叶时日未及时还款构成违约，本案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及保证期间均从此时开始计算。自2009年9月1日前后开始，上诉人沈笑芬每年多次向被上诉人叶时日催讨是实，但诉讼时效属于可变期间，因债权人主张权利而重新计算，而保证期间属于不变期间，不因任何原因中止、中断、延长，故其催讨行为仅因法律规定产生借款合同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对保证期间并无影响。虽然无法准确认定上诉人沈笑芬第二次催讨的具体时间，但自2009年9月1日至其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已有近四年的时间，期间，上诉人沈笑芬从未向被上诉人九隆公司主张权利，则应承担怠于行使权利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九隆公司因超过保证期间而免于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沈笑芬主张玉环县公安局制作谈话笔录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且内容与事实不符，并以本案宽限期因其不断催讨至提起诉讼时方至届满为由，主张被上诉人九隆公司的保证期间并未超过，但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其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740元，由上诉人沈笑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丹军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代理审判员 王晓婷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