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海法民一初字第239号
原告：吴凤金，女，1955年6月24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代理人：陈卓健，广东诺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张菊艳（曾用名张女艳），女，1967年4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下沙惠泽园*栋703。
委托代理人：苏劲斌，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吴凤金诉被告张菊艳婚姻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长佘夏明、审判员谢颖翔、姚佳纯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凤金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卓健、被告张菊艳及其委托代理人苏劲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1974年经朋友介绍与陈品超相识相恋，双方感情一直不错，1979年4月15日原告与陈品超摆酒结婚并在1979年8月30日生下大儿子陈健新，1981年9月19日生下小儿子陈建鹏。原告与丈夫陈品超自结婚后一直共同生活，期间于1987年租用江门市蓬江区白沙置业开发总公司开发的江门市白沙路第二间铺位用于夫妻俩共同经营“金钊发屋”及作一家四口共同居住，并于1991年共同购买江门市蓬江区白沙置业开发总公司开发的商品楼江门市白沙路4号之一201室用于夫妻俩和两儿子共同居住。自2000年原告与丈夫陈品超将上述江门市白沙路4号之一201室房屋出售并一起回到陈品超户籍所在地江门市蓬江区芝山逊边街2巷1号生活后，陈品超开始和被告张菊艳非法同居，常常不回家居住并不再理会原告和两儿子的生活，原告和两儿子多次相劝均于事无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被告张菊艳在九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原告，且不时到原告和陈品超共同经营的“金钊发屋”剪发洗头，对原告和陈品超是夫妻关系这一事实是十分清楚的。陈品超抛弃家庭后，原告为了生计及为了照顾两儿子的生活，后来被迫和两儿子到外面租房子居住，多年来虽然生活艰难，但原告仍都希望丈夫陈品超能回心转意，给自己及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可陈品超除了偶尔有事找原告及两儿子外，仍然置家庭于不顾。但即使如此，2013年起陈品超得重病多次住院时，原告仍顾及夫妻情分不时上门探望，可以说，从原告与陈品超摆酒结婚之日起一直到陈品超今年7月8日因病死亡之日止，原告已尽了作为妻子的责任，并对两儿子的抚养照顾尽了绝大部分的义务。从上述可知，多年来原告与陈品超对外一直具有公开夫妻身份。且为周围的群众所公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之规定，原告与陈品超已构成事实婚姻关系，该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但令原告气愤的是，今年年初陈品超与被告张菊艳瞒着原告，到潮莲派出所更改陈品超户口本的婚姻状况，将婚姻状况一栏的“已婚”改为“未婚”，并于今年4月16日与被告两人登记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由于原告与陈品超已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因此陈品超与被告张菊艳登记结婚行为已构成重婚，应为无效婚姻，现该无效婚姻已给原告及两儿子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被告张菊艳与陈品超的婚姻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
2、户口簿，证明原告婚姻状况及与陈品超所生儿子的基本情况；
3、出生证，证明原告与陈品超为夫妻关系及1979年8月30日生下大儿子陈健新、1981年9月19日生下小儿子陈建鹏；
4、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证明原告和陈品超为夫妻关系及生下两儿子；
5、江门市公证处公证书，证明原告和陈品超为夫妻关系；
6、江海区公证处公证书，证明原告和陈品超夫妻俩将自有房屋用于抵押借款；
7、证明书，证明原告和陈品超曾共同经营发屋及共同购买商品楼；
8、购买房屋协议书、房地产买卖契约，证明原告与陈品超曾共同购买房屋和出售房屋；
9、陈品超户籍登记资料，证明陈品超死亡前更改婚姻状况；
10、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陈品超已死亡及存在重婚行为。
11、人口信息查询表，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12、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出具的《婚姻登记证明》，证明陈品超存在重婚行为；
13、证明，证明陈品超有收入；
14、江门市民政局的《证明》和蓬江区潮连街道办的《证明》，证明陈品超与原告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属事实婚姻；
15、相片，证明原告和陈品超存在事实婚姻关系。
被告张菊艳辩称：1、原告与被告丈夫陈品超从未摆酒结婚，其提交的《江门市公证处公证书》、《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内容亦是虚假的，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与陈品超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故原告与陈品超之间并未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第一，原告在起诉状中自述其与陈品超于1979年4月15日已摆酒结婚，但原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事实上，原告与陈品超并没有摆酒结婚。第二，原告提交的《江门市公证处公证书》内容是虚假的。该《江门市公证处公证书》内容如下：“兹证明陈品超（男，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八日出生）与吴凤金（女，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广东省江门市登记结婚。”但事实上，原告与陈品超从未登记结婚，由此可见，公证书上的证明内容是虚假的。第三，原告提交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以下称《证明》）的内容亦是虚假的，不能证明原告与陈品超已结婚。一方面，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及《江门市公证处公证书》均显示结婚时间是1979年4月15日，但该《证明》显示，其结婚时间是1978年11月，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该《证明》称原告做了结扎手术，但原告于何时、何地、由何位医生进行手术均没有显示，这与正常的证明应有的记录不相符。答辩人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即使原告与陈品超曾经一度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但在2000年之后双方已经不再具备该要件，在婚姻登记条例生效后也没有补办结婚手续，不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至陈品超今年7月8日死亡之日止都尽了作为妻子的责任”，是完全违背事实的。被告与陈品超自2000年开始共同生活，陈品超多年没有工作，仅在2012年开始做门卫才有一点收入，日常生活开支主要由被告承担。期间原告已没有与陈品超来往。2013年5月7日凌晨1点，陈品超因子动脉夹层撕裂被送入江门市人民医院治疗。其后，陈品超多次在江门市人民医院、江门市中心医院治疗，其医疗费、住院费等高达十万，这全是依靠被告微薄的工资以及多方筹借来支付的。在其住院期间，亦是被告每天到医院照顾陈品超的。相反，原告仅探望过陈品超一次，亦未对陈品超提供任何经济上或行动上的帮助。2014年7月8日，陈品超因病去世，所有的后事均由被告处理并支付相关费用，原告也没有提供过任何的帮助。由此可见，原告自称的多年来已尽到妻子的责任，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多年来，是被告照顾陈品超直到终老。故此，即使原告与陈品超曾经一度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但是2000年之后双方已经不再具备该要件，在《婚姻登记条例》生效后也没有补办结婚手续，不构成事实婚姻关系。3、退一步说，即使原告与陈品超曾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由于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废止，陈品超与被告登记结婚不属于重婚。故被告与陈品超的婚姻关系合法且有效。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与陈品超已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并藉此认定被告与陈品超的婚姻关系是重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被告与陈品超的婚姻关系不构成重婚。重婚，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认为“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由该批复可推导出，事实婚姻亦受法律保护。但2013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该决定将上述《批复》废止了。由此可知，事实婚姻现已不受法律保护，当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同时存在时，只是法律婚姻关系是合法且有效的。2014年6月17日，被告与陈品超于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登记结婚，该结婚关系是合法且有效的。即使原告与陈品超曾经一度曾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陈品超与被告登记结婚不构成重婚。
被告刘欢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结婚证，证明被告与陈品超于2014年6月17日在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登记结婚，该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
2、部分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
3、银联消费回执。
第2、3项证据，证明自陈品超生病之日起至其去世之日止，医疗费用全是依靠被告微薄的工资以及多方筹借来支付的；
4、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江门连锁有限公司发票，证明陈品超因治疗需要的喷塑轮椅是由被告支付的；
5、江门市殡仪馆骨灰寄存服务登记表；
6、江门市殡仪馆收费清单以发票；
7、骨灰寄存费。
第5、6、7项证据，证明陈品超死亡后，其所有的后事均是由被告处理并支付相关费用的，原告没有提供过任何的帮助。
8、企业机读登记资料，证明江门市白沙置业开发总公司的登记名称与原告证据7的名称不一致，开业日期为1988年；
9、芝山社区《证明》，证明陈品超与何焕卿是母子关系；
10、被告的身份证，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11、何焕卿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有与陈品超共同生活过，也生有两个儿子，在陈品超死后，办丧的钱由其去借来交由被告处理。
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向江门市公证处提取的证据有：
1、原告与陈品超的结婚证，被告认为结婚证是造假的；
2、证明，被告认为也是造假的；
3、公证笔录，被告认为该笔录是陈品超为了申请出国做劳工所作的材料。
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认证，本院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原告经人介绍与陈品超（于1952年7月18日出生）相识，自1979年农历4月15日（公历为1997年5月10日）开始，原告与陈品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1979年8月30日生育长子陈健新，1981年9月19日生育次子陈建鹏。自2000年起，原告与陈品超关系不和。此后，陈品超常与被告来往密切并发展至同居。1998年7月27日，陈品超为申请赴美国做劳工到江门市公证处办理了结婚公证书，江门市公证处于1998年7月28日作出（98）江证字第4451号《公证书》，证明陈品超与原告于1979年4月15日在广东省江门市登记结婚。陈品超在公证处所作的口供笔录上回答的内容中，其中关于“你的妻子是谁？”问题的回答是：“我的妻子是吴金凤，女，1955年6月24日出生，现住新会市古镇新华二街18号，我与吴金凤是1979年4月15日在江门市潮连镇登记结婚，因结婚证遗失，于1996年8月9日补领结婚证。”本案经查实，陈品超与吴金凤从来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4年6月17日，被告与陈品超到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2014年7月8日陈品超因病死亡。从公安局注销陈品超户口的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显示，至陈品超死亡注销户口，其婚姻状况仍是未婚状态。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婚姻是否有效的法律关系。本案原、被告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原告与陈品超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婚姻是否有效决定于婚姻关系双方具备的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有效的婚姻关系必须具备婚姻关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婚姻关系的实质要件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而形式要件体现在该法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1条和第2条中的“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本案原告与陈品超于1979年5月10日以夫妻名义同居，当时原告23周岁，陈品超26周岁，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七条规定不宜结婚的情形，符合婚姻关系的实质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2条的规定，原告与陈品超于1979年5月10日起对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并生育了两个儿子，也符合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婚姻关系的形式要件，已构成事实婚姻关系。2000年后，原告与陈品超虽然存在矛盾，但并未解除事实婚姻关系，且时有来往。被告虽然未确认原告与陈品超的夫妻关系，但其也知道原告与陈品超关系密切并生有两子，理应知道原告与陈品超的事实婚姻关系，而被告于2014年6月17日与陈品超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属于重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中的第（一）项的规定，被告与陈品超进行的婚姻登记是无效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第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2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宣告被告张菊艳与陈品超的婚姻无效。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原告预交的诉讼费不作退回，由被告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支付给原告。
本判决自作出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佘夏明
审判员 谢颖翔
审判员 姚佳纯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周叶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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