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聊民一终字第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
法定代表人：赵学笃，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玉霞，女，197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该公证处公证员，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代理人：李强，男，1984年7月22日出生，回族，该公证处公证员，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青华，女，196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代理人：周振波，男，196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武青华之夫。
上诉人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简称鲁西公证处）因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3）聊东民初字第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鲁西公证处的委托代理人周玉霞、李强，被上诉人武青华的委托代理人周振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6月2日，原告武青华因借款以郭震、郭传喜、刘秋兰、李茂立、李清国为被告诉至本院并申请诉讼保全，本院于同年6月23日作出（2011）聊东商初字第1575-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郭传喜所有的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办事处北关朝阳胡同××号房产（聊房权证古字第××号）一套，并向房产管理部门送达。同年10月14日作出（2011）聊东商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郭震偿还原告武青华借款50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自2010年12月23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郭传喜、刘秋兰、李茂立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020元，由郭震承担。该判决书生效后，原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为原告执行30000元后，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的原因为：2011年10月份，马金成因民间借贷以郭震、郭传喜为被告诉至本院并申请诉讼保全，本院于同年10月18日作出（2011）聊东民一初字第2814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郭传喜所有的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办事处北关朝阳胡同××号1层1、2、3号（聊房权证古字第××号）、1层4、5号（聊房权证古字第××号）房产，并向房产管理部门送达。同年12月15日作出（2011）聊东民一初字第28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郭震偿还马金成借款本金1050000元，郭传喜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14250元，由郭震、郭传喜承担。
2012年5月24日，马金成及其妻携带聊房权证古字第××号及聊房权证古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到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咨询以房抵偿债务事宜，公证人员与其到房管部门查询房产证的真实性及查封情况属实后，起草了内容为：“甲方：郭传喜、刘秋兰，乙方：马金成；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房产情况说明：甲方郭传喜名下有房产一处，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古楼办事处北关朝阳胡同××号，二个房产证号为一处院，房产证号为：聊房权证古字第××号、聊房权证古字第××号；二、欠款情况说明：2011年4月8日，郭震向马金成借款1050000元（壹佰零伍万元整），郭传喜自愿对该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甲方自愿将上述房产中的184.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益转让给乙方，以抵偿上述借款，交易完成后，双方再无债权、债务关系；四、以上内容系双方自愿签订，如违约，违约方自愿承担违约金壹拾万元整。”。协议起草后，公证人员及其马金成到郭传喜家中，由郭传喜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公证员代刘秋兰签名后由刘秋兰捺印（公证人员称刘秋兰不会写字），此后，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出具了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当事人签名捺印属实”的（2012）聊鲁西证民字第904号公证书，马金成持此公证书及协议书在拆迁部门将拆迁安置人变更成马金成。
2012年6月21日，郭传喜、刘秋兰、魏桂兰在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主持下达成主要内容为：“甲方：郭传喜、刘秋兰，乙方：魏桂兰；一、郭传喜于2002年8月5日向魏桂兰借款伍拾陆万元，约定利息月息0.01，截止今日郭传喜未能偿还魏桂兰借款伍拾陆万元及其约定的利息。郭传喜名下原有房产××处，座落在古楼办事处北关朝阳胡同××号，房屋所有权证号：聊古0043476058，房屋建筑面积为：397.07平方米，附属物建筑面积36.93平方米。现在该房产已被山东创伟置业有限公司拆迁，郭传喜与山东创伟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山东创伟置业有限公司补偿郭传喜房屋面积212.57平方米。现在郭传喜及其妻子刘秋兰一致同意将上述回迁安置房212.57平方米抵偿给魏桂兰所有，用于冲抵郭传喜所欠魏桂兰的借款伍拾陆万元及利息；二、本协议书签订后，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更名手续，更名手续办理完毕，甲、乙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三、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协议书。此后，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出具了主要内容为：“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甲、乙双方的签名及捺印均属实”的（2012）聊鲁西证民字第1079号公证书，魏桂兰持此公证书及协议书在拆迁部门将拆迁安置人变更成魏桂兰。
审理中，原告武青华与被告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于2013年6月24日达成和解意向书，主要内容为：“原告武青华，委托代理人周振波，被告鲁西公证处；经过两次开庭辩论和多次庭外沟通，本着相互理解、息事宁人和公正公平的原则，双方就原告诉被告损害赔偿一案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同意赔偿原告武青华人民币49万元整，同时放弃对被告鲁西公证处的任何其他权利的主张。二、双方达成协议后被告积极尽快办理有关赔偿手续，原告积极配合。三、双方达成此初步意向后交法院审查并由本案法庭根据此意向书及有关法律规定出具调解书。原告及被告积极配合法庭的调解工作，最终以法院调解书为准。四、自双方达成此谅解协议后原告不得再向任何机构及媒体对法院和被告进行投诉和以任何方式反映问题。”，原告代理人周振波签名，被告加盖公章并由其负责人赵学笃签名。在此后的调解过程中，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对该意向书反悔，并要求追加郭传喜、聊城市东昌府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为被告进行判决，其追加的理由为：郭传喜明知房屋被查封仍进行恶意转移，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证书，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聊城市东昌府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未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房屋登记部门登记产权证将安置回迁房给予产权证书以外的人，亦给原告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另查明，郭传喜在聊房权证古字第××号房屋被本院查封后，以该证丢失为由换发成聊房权证古字第××号、聊房权证古字第××号产权证书，上面显示“该证于2011年7月3日第一次补发，遗失前证号古字第××号。”。
原审法院认为：侵权责任包括四个构成要件，即违法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损害后果。本案被告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为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无效转让协议出具公证，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即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存在过错；被告的公证行为涉及不动产的转让（以物抵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权力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因此，被告理应要求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对该标的物是否属于上述限制流通的情形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对证明材料的真实、合法、充分性进行审查。但被告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上述审查义务，亦存在过错；由于被告的公证行为导致原告申请查封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过程中被转移至他人名下，致使原告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被终结执行程序，给原告造成了损害，且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公证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至于被告过错程度以及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大小，由于原、被告双方在审理过程中自行达成了和解意向书，该意向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和解意向书确定的49万元，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损失数额的确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十八条第（三）、（四）项、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武青华损失49万元。二、驳回原告武青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武青华承担100元，被告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承担8700元。
鲁西公证处不服判决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武青华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或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对公证行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认定错误。上诉人出具的两份公证书的证明对象，即抵债协议被法院确认无效的事实发生在公证行为之后。在公证时，上诉人并不清楚导致协议无效的情形，上诉人主观上没有对无效行为进行公证的故意和过失。1、在公证之时，上诉人并不知道抵债协议所涉及的不动产被马金成以外的人申请查封的事实，主观上没有为郭传喜等人处分已处于查封状态的房产办理公证的故意。2、上诉人及承办人员在《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基于谨慎勤勉的工作态度，主动对协议所涉及的不动产到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核查，发现除本协议的债权人马金成外，并无其他人申请查封该不动产。在此前提下，上诉人才办理了该业务。也就是说，上诉人在考虑到协议涉及的不动产可能存在查封、抵押等限制转让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的情况下，进行了核查，积极预防损害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也不存在过失。这一点，在一审判决书第6页法院确认的事实中也有描述。同时，公证机构也不可能预见到拆迁部门会根据公证书确定被拆迁人，而不是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确定房屋所有权人为被拆迁人。在公证行为不存在故意和过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仅基于公证的对象，即抵债协议被法院确认为无效的客观事实，机械地套用《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就认定公证行为存在过错，属于以结果倒推主观过错，与事实不相符。事实上，抵债协议被确认无效的真实原因是郭传喜、刘秋兰故意隐瞒房屋已被被上诉人武青华申请查封的事实，利用房管部门管理系统漏洞，补办房产证，导致原查封登记不能显示在新房产证登记信息中，恶意逃避债务，这一点，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3）聊东民初字第1530、1531号民事判决书中均有证实。该两份判决以此为依据，确认抵债协议无效，这充分说明，导致协议无效的主观过错不在上诉人，而在于郭传喜、刘秋兰，他们才是真正的侵权人。公证机构依据物权登记以及房产登记部门的查封登记（该登记仅显示债权人马金成，即公证的当事人是唯一的查封人）办理了该项公证，在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过错。
二、一审法院对公证行为与被上诉人武青华的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认定错误。1、公证是证明民事法律行为、有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国家证明活动。本案的证明对象是抵债协议，公证仅仅证明抵债协议的签订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属实。公证抵债协议，并不必然导致物权转移的法律后果。抵债协议所涉及的不动产只有经过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转移登记后，方能产生权属变动的法律后果。而不动产的转移登记，有着相当完善的法律规定，非公证行为所能左右。在本案中，实现抵债协议所涉及不动产的权属变动的，并非法定的不动产登记部门，而是拆迁部门，即拆迁部门将抵债协议的债权人列为被拆迁人。此种操作，于法无据，属于违法违规操作，是导致查封物被转移的直接原因力。2、本案的标的物在办理公证时处于被查封状态，如果该状态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相关部门不可能通过一纸公证书使处于被查封状态的房产被悄然转移。查封状态的非正常延续，也是导致房产被转移的原因力。3、公证行为也并非导致被上诉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原因。一审判决书第6页提到，一审法院终结了执行程序，理由是2011年10月马金成申请将郭传喜的房产查封。2011年12月马金成取得执行依据，即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1）聊东民一初字第2814号民事判决书。而公证书的出具时间是2012年5月和6月。可见，公证行为并非导致被上诉人债权不能实现的原因，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书第10页“由于被告的公证行为导致原告查封的标的物在拆迁安置过程中被转移至他人名下，致使原告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被终结执行程序，给原告造成了损害”的结论与前面的表述存在矛盾。
三、一审法院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意向书确认过错程度及赔偿数额，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认定公证机构为无效合同办理公证主观上存在过错，但依照司法惯例，在公证机构不存在故意的情况下，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责任比例一般不超过其损失的百分之四十。公证机构不是担保公司，不可能对当事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确定被上诉人的损失和认定赔偿数额方面，至少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1、被上诉人的债权受到侵害，侵权主体是多重的。第一侵权人是郭传喜，其故意给其他债权人隐瞒房屋被查封的事实，通过办理抵债协议，转移了其名下的房产，导致被上诉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房管部门在原房产证记载的不动产处于查封状态下，违反《房屋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为当事人补办了新的房产证，因证书编号发生变化，致使原房产证记载的查封无法得到有效的公示；拆迁部门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确认非房屋所有权人为被拆迁人，客观上协助郭传喜转移了财产。即便认定公证也构成侵权，也应该按照《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划分各个侵权人的责任大小。一审判决判令鲁西公证处赔偿全部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的损失数额目前尚未确定。被上诉人参与民间借贷，就存在不能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的风险，该风险理应由其自己承担；被上诉人申请查封郭传喜的房产后，未能及时实现债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条是法院因马金成诉郭传喜一案终结了执行程序。而案外人吕文新、杨桂英等人通过确认之诉确认了郭传喜与魏桂兰签订的抵债协议无效，而转移至魏桂兰名下的回迁房缺少了法律依据，其法律后果是郭传喜有了可供执行的财产，可恢复执行。目前的情况来看，郭传喜的房产被包括马金成、武青华、吕文新、杨桂英等多人查封，查封法院也是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0条之规定，武青华等人可申请参与上述财产的分配，实现部分债权。由此可见，时至今日，被上诉人的损失并不确定，被上诉人也未穷尽一切可能，去实现自己的债权。3、和解意向书只是双方关于和解的意向，并非正式的赔偿协议，且和解意向书中也明确说明，结果“最终以法院调解书为准”。而事实上双方并未达成调解意见，法院也未能出具调解书，该意向书自然不能产生其效力，也自然不能作为法院认定赔偿数额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该和解协议书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签订的，未在法庭上出示，也未进行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做出的妥协，不能作为判决书认定事实和确认赔偿数额的依据。
四、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共同被告，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的财产权益受到侵害，是多方侵权人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该主动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为共同被告，这样才能查清事实并确定各侵权人的责任大小。但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多次提到被上诉人武青华的损害结果是多方主体共同造成的情况下，没有依法追加其他侵权人参加诉讼，属于严重违反审判程序。
综上所述，公证行为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的损失目前并不确定，公证行为与被上诉人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对公证行为的过错认定、因果关系的认定均属错误，对损失是否确认以及赔偿数额的认定也缺乏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故上诉人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武青华辩称：一、鲁西公证处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明显违背了公证法和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对鲁西公证处公证行为过错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公证法第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不予办理公证：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真实、不合法的”，第二十九条规定“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异议的，应当进行核实”。在本案中，马金成和魏桂兰先后以法院查封的同一处房产抵偿债务的行为是明显不合法的，这种不合法性并不因为其抵债协议被法院确认无效而存在，相反，正是因为行为本身的不合法性，抵债协议才被法院确认无效的。抵债协议什么时间被法院确认为无效，甚至是否被法院确认无效，都不影响行为本身的不合法性。上诉人以抵债协议被法院确认为无效的事实发生在公证行为之后来推脱为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过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上诉人的公证行为在主观上的过错既有过失成分也有故意因素：1、涉案房产于2011年6月2日由答辩人第一个申请法院查封，2011年10月18日由马金成申请法院查封，在以后的时间里又多次被别人（聊东民初字第1530、1531、1532号判决书所涉原告）查封。上诉人称并不知道涉案房产被马金成以外的人查封的事实，这是上诉人没有尽到审核责任的表现，至少可以被认为疏忽大意的过失；2、上诉人认为法院查封的财产是马金成申请的，马金成就有权利以法院查封的房产抵偿自己的债务。事实上，即便涉案房产只有马金成查封，只有马金成拥有法院的判决书，关于房产的处置也必须通过法院才能进行。上诉人至少犯了过于自信的过失；3、再退一步讲，即便马金成以自己申请法院查封的财产来抵偿自己债务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上诉人在明知道涉案房产已被马金成申请法院查封的情况下，还为魏桂兰以法院查封的房产抵偿债务出具公证书是明知故犯。即便涉案房产没有被法院查封，为同一处房产先后转移到两个业主名下出具公证书，也是非常不当的行为，这就是上诉人所说的“直接故意”；4、得知法院查封的财产通过上诉人出具的公证书转移后，答辩人马上找到上诉人进行交涉，但上诉人既拒绝撤销公证书，也没有和房屋拆迁部门进行有效交涉。由此可见，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上诉人本来是有机会采取补救措施的，这就是上诉人所说的“间接故意”。上诉人为了推卸责任，多次委过他人，把过错推到拆迁部门身上，推到法院身上，推到郭传喜、刘秋兰身上。
二、上诉人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答辩人的本来非常容易实现的债权一直没有实现，一审法院对有关因果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答辩人是查封涉案房产的第一人，涉案房产的价值足以偿还答辩人的借款。案件于2011年10月14日判决，于2012年2月20日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正常情况下，答辩人的债权应该早就实现了。正是因为上诉人的公证行为，造成了法院查封财产的变相转移，本来很简单的强制执行程序不能进行下去，答辩人的债权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公证书具有无可争议的法律证明力，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供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直接使用。在本案中，房屋拆迁部门能够依据公证书确定拆迁安置人，正是因为公证书的强大效力。
三、上诉人本来是与答辩人签订了和解意向书的，明确了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签字盖章的和解意向书确认上诉人的过错程度和赔偿数额是正确的。上诉人的过错是明显的，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是法律规定的。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一审法院可以依据当事人自己达成的协议确定赔偿数额。答辩人的损失根据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1）聊东商初字第1575号判决书已确定的很清楚。和解意向书是在一审法院多次调解之下、双方当事人经过多次磋商后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所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双方妥协让步的结果。在本案一审时，一审法院出具了调解书并送达给上诉人一份，上诉人拿着调解书去济南争取保险公司的赔偿，只是上诉人没有签字而已。上诉人本来是让保险公司替自己出钱赔偿的，争取赔偿不顺利后就开始反悔。本案中，上诉人既然与答辩人达成了和解意向书，就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公证行为存在过错，这种过错致使答辩人的债权一直没有得以实现，上诉人应该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基于对自身过错的认识，上诉人承诺给答辩人经济赔偿，并且签订了和解协议，确定了赔偿数额，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一审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在本案中，上诉人鲁西公证处根据案外人马金成、魏桂兰及郭传喜的申请，分别为马金成和郭传喜、魏桂兰和郭传喜办理了（2012）聊鲁西证民字第904号、（2012）聊鲁西证民字第1079号公证书，为郭传喜向马金成、郭传喜向魏桂兰以房屋所有权或以房屋拆迁获得的补偿安置抵顶债务的协议进行了公证。办理上述两份公证时，郭传喜明知房屋已被法院查封，其隐瞒事实，骗取鲁西公证处为上述两份以房抵债协议进行了公证，后该两份以房抵债协议被法院确认无效。虽然为抵债协议进行公证发生在抵债协议被确认无效之前，但无效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即是无效的，办理公证是在抵债协议被法院确认无效之前还是之后，不能改变两份公证书中公证事项的虚假性及不合法性。鲁西公证处办理上述两份公证时，未进行充分核实，尤其在办理（2012）聊鲁西证民字第1079号公证时，鲁西公证处为同一处房产重复办理公证，并且未去房产管理部门核实有无被查封或被抵押情况。原审判决认定鲁西公证处对无效协议进行公证主观上存在过错，属认定事实正确。鲁西公证处上诉称其办理上述两份公证无主观上的过错，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房屋拆迁部门根据鲁西公证处两份以房抵债的公证书将本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人由郭传喜分别变更为马金成、魏桂兰，鲁西公证处的公证行为与被上诉人武青华申请查封的房产被转移具有因果关系。武青华通过起诉郭传喜等人并最先申请法院查封了郭传喜的房屋，其本可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1）聊东商初字第1575号判决生效后就被查封房产顺利地得到执行款物，债权得以全部实现。但因被查封房产被转移，致使执行未果，武青华的债权无法实现，该损失事实同时被一审法院终结执行程序的裁定书所印证。原审法院认定鲁西公证处的公证行为与武青华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无不当。鲁西公证处上诉称查封房产被转移的原因系拆迁部门的违规操作以及查封状态的非正常延续，鲁西公证处的该主张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在审理期间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时，双方对赔偿事宜曾达成和解意向，鲁西公证处后虽又反悔，但当时达成的和解意向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一种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据此确定鲁西公证处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在未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未追加其他个人或组织参加本案诉讼，程序合法。鲁西公证处上诉称此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鲁西公证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上诉人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久强
审判员 杜宏伟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