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中法民二终字第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知礼，男，196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黄业嘉，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兰，女，198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潘国威，海口市美兰区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恒洪，海南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知礼因与被上诉人孙玉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秀民一初字第1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孙玉兰和梁知礼是朋友关系，2013年7月12日，梁知礼向孙玉兰出具《借条》，载明：“本人梁知礼向孙玉兰借人民币贰万元整（小写20000元）。借款期限为31天（即2013年7月12日至2013年8月12日）。本人梁知礼在此承诺一定按时归还，若没有按期归还，所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将由借款人承担。特立此据。本借条自借款人签名并按手印之日起生效。借款人梁知礼。”2013年8月5日，梁知礼向海南省港务公安局报案，称其被孙玉兰敲诈勒索。10月15日，海南省港务公安局作出琼港公（刑）不立字（2013）0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梁知礼提出控告孙玉兰涉嫌敲诈勒索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由于梁知礼未偿还借款，孙玉兰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梁知礼返还借款20000元。原审法院另查明，梁知礼月平均工资为6400元。梁知礼与海口投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签订《房屋认购协议书》，约定梁知礼用其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梁知礼于2013年6月、9月向海口投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购房首付款128740元（公积金123700元与现金504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孙玉兰与梁知礼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孙玉兰提供的证据是一张《借条》，梁知礼对《借条》上的签名予以认可，但认为是受孙玉兰胁迫所签，并提供《受案回执》证明孙玉兰涉嫌敲诈勒索，孙玉兰庭后提供的新证据《不予立案通知书》否定了梁知礼的上述事实主张。梁知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应该能够预见出具《借条》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在梁知礼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受胁迫签名的情况下应认定梁知礼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孙玉兰称借款用于梁知礼购房，梁知礼提供《工资卡明细清单》、《住房资金个人明细账信息》、《房屋认购协议书》、《收据》等证据予以否认，孙玉兰作为出借人，所述的借款用途与该笔借款的真实用途不一致亦属正常，上述证据并不能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孙玉兰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其提供的证据具有证据证明力，梁知礼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应确认孙玉兰与梁知礼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合法。借款期限届满，梁知礼未偿付，现孙玉兰起诉要求归还借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梁知礼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孙玉兰偿还借款人民币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0元由梁知礼负担。
梁知礼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孙玉兰庭审陈述，其职业为游戏厅收银员，其月均收入为2000多元，在除去日常的花销后其所剩收入必定不会太多，6万元想必对其来说是一笔数额巨大款项。在“借款给被告”之前，双方认识的时间仅有半年，关系也仅为普通朋友，交情不深。通常来说，一般人无论是现金或转账出借巨款给普通朋友是肯定需签订借条、收款凭证及要求利息。但孙玉兰却违反常理地同意无息、无借条地向梁知礼出借了数额巨大的6万元，借款时间长达一年，出借后也未有收款凭证。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梁知礼未还款的情形下，孙玉兰竟同意梁知礼分两期还款，其中数额较大的4万元在2013年7月12日才予以返还。故，孙玉兰所谓“借款行为”是难以让人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悖正常的借贷习惯。根据《借条》的内容，借款的时间（即2013年7月12日）并非孙玉兰主张的其借款时间（即2012年6月底），且借款实际发生的时间应为2013年7月12日之后，而非孙玉兰所谓的时间（即2012年6月底）。由此可以看出，孙玉兰所说的借款事实与《借款》是相互矛盾的。故，原审法院仅依靠孤证《借条》及孙玉兰陈述是无法对其有悖正常借贷习惯的借款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且有效地解决借款事实与《借条》之间的矛盾。因此，“孙玉兰已将借款给予梁知礼”的情况并非客观事实，原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即梁知礼向孙玉兰返还借款2万元）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依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约定，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梁知礼是否应返还借款”关键在于“孙玉兰是否已将借款给予梁知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孙玉兰应对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即要求孙玉兰已向孙玉兰支付6万元（包括本案的2万元）借款）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孙玉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目前的证据而言，《借条》仅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孙玉兰的陈述只是其单方的说法，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由此可以看出，孙玉兰并无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即“孙玉兰是否已将借款给予梁知礼”），但原审法院未依法判定孙玉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反而将原本属于孙玉兰的举证责任加以梁知礼，以“梁知礼无法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作出“梁知礼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认定。故，原审法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其所做出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同时，孙玉兰未能举证证实“孙玉兰已将借款给予梁知礼”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孙玉兰承担。
孙玉兰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对相关事实予以了查实：孙玉兰和梁知礼是朋友关系，在2013年7月12日梁知礼因拒不归还在2012年所借的欠款，向孙玉兰出具了《借条》，约定的借款为20000元，借款期限是31日（即2013年8月12日），《借条》上有梁知礼的签名。在2013年8月5日梁知礼向海南省港务公安局报案，称其孙玉兰敲诈勒索。10月15日海南省港务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没有对其控告予以立案。在综合本案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了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真实性，确认了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合法性，因此，原审判决的认定是清楚的。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予以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作为债权人的孙玉兰有权要求梁知礼偿还欠款，梁知礼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予以抵赖，并莫须有地向公安机关控告受到孙玉兰的胁迫，有违诚实守信的原则。原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判决支持孙玉兰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二、梁知礼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2013年10月14日原审开庭当日，梁知礼并未出庭直面孙玉兰，个中原由，不得而知。实际上，孙玉兰和梁知礼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普通朋友，涉及双方的隐私，在梁知礼不予挑明的情况下，孙玉兰也不愿对此予以说明。既然双方的关系出乎普通朋友，在借款上的作法有别于一般的借贷关系实属正常。先借款后写欠条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何况是鉴于双方的特殊关系而产生的借贷。孙玉兰在相信梁知礼的情况下向其出借款项，没有当时让梁知礼写下欠条。在梁知礼无力还款的情况下，同意梁知礼分两次还款，并无不当。借条上落款时间的差异，也不影响双方真实借贷关系的存在。“好借不还”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梁知礼的作法不过也是其一。若如梁知礼所诉其受到孙玉兰的胁迫才写下《借条》，为何不在写下《借条》的当日报警？其中的原因只有梁知礼自己清楚，梁知礼在还款之事出尔反尔丧失做人应有的诚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梁知礼的上诉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发生在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如以现金交易，其交易习惯通常是借款人在收到借款的同时或之后出具借条，借条具有借款合同与收款凭证的双重功能，虽不排除当事人之间既签订借款合同，又出具收条的情况，但并非如梁知礼所说的“肯定需签订借条、收款凭证”，也并非如梁知礼所说的肯定会要求借款利息。原审法院认定孙玉兰与梁知礼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梁知礼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梁知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符敏秀
审 判 员 周 玲
代理审判员 彭彩燕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 娟
审核：蔡红曼撰稿：彭彩燕校对：周娟印刷：何宗谦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3月18日印制（共印12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