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开民初字第1516号
原告：张元友，大连海元水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邵永顺，辽宁金刚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金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412号。
法定代表人：刘丽芬，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付君，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元友诉被告大连金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代理审判员范西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邵永顺，被告委托代理人杨付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9月末，原告收到被告处工作人员刘春梅的电话（不知在何处获取原告电话号码），问是否需要融资或贷款，其可以协助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原告因公司新成立，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困难，急需贷款，于是按照刘春梅告知的地址，于2013年10月13日找到被告在大连市“罗斯福大厦”19楼的办公室，被告工作人员杨旭辉和刘春梅接待了原告。经协商，双方签订了《协议书》，被告在该合同书中加盖公章，杨旭辉代表被告签字。该《协议书》约定：被告协助原告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被告按照最终审批额度的10%向原告收取顾问费；原告现预付贷款前期运作费10万元，该费用不计入顾问费；如因原告原因终止协议，被告不退还前期运作费，如因被告原因未能获得批准此项贷款，被告应返还原告预付的前期运作费；顾问费为税后实收，被告不提供发票；贷款额度不低于200万元，如低于此额，乙方预付的前期运作费被告如数返还给原告。同时双方还口头约定，协议签订后二十个工作日内被告为原告贷款办理终结。《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工作人员杨旭辉向原告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卡的复印件和卡号，并告知原告将前期运作费转入该卡中。当日，原告按约定和被告的要求，向杨旭辉的银行卡转帐10万元，并提交了申请贷款所需的全部资料，申请贷款额度为300万元。然而，被告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至今没有为原告申请到贷款。期间，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被告一再推诿。因被告的失信和违约行为，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2.被告返还申请贷款前期运作费10万元及申请贷款的申报资料、并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共计1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原告所述杨旭辉、刘春梅均非被告员工，被告也没有委托二人对外提供申请贷款、咨询服务业务。直到2014年3月中旬原告第一次找到被告，被告才知道原告与杨旭辉签订协议书及转帐10万元之事，才发现原告所持有的协议书上加盖“大连金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公章。但经过对比，该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与被告合法持有公章明显不符，除公司章上名称字体不符外，协议书上的公章印模圆圈无防伪断线、公章上的数字编号错误，且公章的印泥颜色与杨旭辉、原告在协议书上印泥颜色不一致。二、2013年10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合同双方实际是“杨旭辉”和原告，与被告无任何关系。三、原告所述签订“协议书”过程、付款事实有违常理。按常理，原告对外签订协议，应核实对方人员身份，是否有授权，应将相关费用汇至公司账户。综上，原告应以案外人杨旭辉为被告另案起诉，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解除协议书不应是与被告解除；被告不清楚原告与案外人杨旭辉所签订的协议及收到前期运作费10万元等所有事情，所以原告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补充意见如下：一、原告与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杨旭辉、刘春梅两次见面及协议的签订都是发生在被告办公室，原告有理由相信杨旭辉、刘春辉就是被告单位的员工，杨旭辉的民事法律行为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合同签订地点及合同盖章都是在被告办公室，说明被告本身具有过错。
经审理查明，原告因资金紧张，于2013年10月13日上午8时许，与案外人杨旭辉在被告位于罗斯福国际大厦19楼的办公室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甲方处为“大连金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并盖有“大连金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落款处甲方签名人为案外人杨旭辉，乙方为原告张元友。该协议约定，甲方协助乙方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并收取乙方10%的顾问费，乙方支付前期运作费用10万元，该费用不计入顾问费。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当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杨旭辉10万元。后原告未能获得贷款，与被告沟通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上述协议书中加盖的“大连金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印章的数字编号与被告公章数字编号明显不一致，并非被告单位的公章。被告亦否认杨旭辉、刘春梅二人系其公司工作人员。原告与杨旭辉签订协议的时间为被告工作人员上班之前，协议签订时无被告工作人员在场。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协议书、杨旭辉银行卡复印件、银行卡转账凭证、案外人杨旭辉、刘春梅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材料业经开庭质证及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
一、关于原、被告是否签订过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订立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订立书面合同的，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涉案协议书中加盖的印章并非被告公章，被告也没有在该协议书中签字，该协议书系原告与案外人杨旭辉签订，被告不是该协议书的签订人。
二、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原告在签订涉案协议书及支付前期运作费用的过程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对私刻的公章、身份不明的案外人杨旭辉未进行必要的鉴别和核实，在支付前期运作费用时亦有明显疏漏。原告本身存在一定过错，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有理由相信案外人杨旭辉为被告的代理人，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三、关于被告是否有明显过错。原告与案外人协议书签订地点确系被告办公场所，但签订时间为被告工作人员上班之前，签订时无被告工作人员在场，被告对该协议的签订不知情，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外人杨旭辉系被告工作人员及被告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
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元友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原告张元友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范 西 文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姜鹏（代）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