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8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牟明江，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周方平，重庆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军，男，196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黄大华，重庆夔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启忠，男，1967年1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绍龙，男，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远万，男，195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付恒，男，1985年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方平，重庆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牟明江与上诉人卢军、被上诉人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9日作出（2013）奉法民初字第00881号民事判决。牟明江与卢军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均位于奉节县前进乡银洞村，生产规模均为3万吨∕年，且各自均取得采矿许可证，但目前均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2007年，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根据政府及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整合，将两煤矿整合成银洞煤矿，生产规模为5万吨∕年，其中银洞煤矿为主体矿，鸿富煤矿为参与整合矿，双方于2007年5月28日签订了整合协议，并于协议当日向奉节县小型煤矿整合办公室提交了整合申请书。在整合过程中，两煤矿又以整合后的银洞煤矿的名义与观音沟煤矿等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实施煤矿整合的通知》（渝府发（2007）128号）文件重新整合成奉节县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规模为9万吨∕年。在整合过程中，奉节县人民政府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决定》（渝府发（2009）8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小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09）286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紧急通知》（渝办发（2009）338号）等文件，于2010年5月20日出台《关于关闭奉节县茶场湾煤矿等29个煤矿的决定》（奉节府发（2010）29号）文件，决定将整合中的银洞煤矿在第三批实施关闭。2009年12月21日，奉节县煤炭协会《关于同意县煤工局提出的关矿转产扶持奖励办法的请示》提出小煤矿整顿关闭扶持奖励办法，该《办法》中规定的奖励标准为：自愿关闭参与整合的，依据原采矿许可证规模3～5万吨∕年奖励350万元∕矿；决定关闭的主体矿中，凡自愿永久关闭不参与整合的，原参与整合的煤矿不论是否关闭（不含主体矿），每个再奖励100万元；凡关闭后参与整合的，原参与整合的煤矿不论是否关闭（不含主体矿），每个再奖励50万元。后作为主体矿的银洞煤矿选择了自愿关闭参与整合，按照规定应得奖励扶持资金350万元，同时，根据规定，原参与整合的鸿富煤矿无论是否关闭，应再奖励扶持资金50万元。后原、被告双方为如何分配上述资金产生了纠纷。在此后的第一次兑付奖励扶持资金的时候，原告未领到相关资金，在2011年底第二次兑付8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的时候，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就该次即80万元进行分配，即原告领取30万，被告领取50万元。截止诉讼时，原告承认自己已经领取了50万元，被告承认自己共领取了200万元；尚有150万元未领取。2013年3月21日，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矿（即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平均分割40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
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诉称：五原告均系奉节县鸿富煤矿的投资人。2007年8月2日，原告与被告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整合的通知》进行了整合。其中被告为主体矿，原告为参与整合矿。整合后经重庆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整合时，奉节县相关领导宣传：参与矿和主体矿享受同等待遇。整合后，原告与被告相互独立核算，但对煤矿的共同支出平均分摊。根据政策，本案原、被告整合后，共同获得的转产奖励扶持资金为400万元，双方为分割上述款项一事协商未果，现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分割原、被告争议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原告应分得200万元，已领取50万元，尚有150万元未领取）。
卢军辩称，2007年，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根据政府的要求进行整合，将两煤矿整合成银洞煤矿，生产规模为5万吨∕年，其中银洞煤矿为主体矿，鸿富煤矿为参与整合矿。后银洞煤矿与观音沟煤矿等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实施煤矿整合的通知》（渝府发（2007）128号）文件重新整合成奉节县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进一步整合过程中，奉节县人民政府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决定》（渝府发（2009）8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小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09）286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紧急通知》（渝办发（2009）338号）等文件，于2010年5月20日出台《关于关闭奉节县茶场湾煤矿等29个煤矿的决定》（奉节府发（2010）29号）文件，决定将银洞煤矿在第三批实施关闭。2009年12月21日，奉节县煤炭协会《关于同意县煤工局提出的关矿转产扶持奖励办法的请示》提出小煤矿整顿关闭扶持奖励办法，根据该《办法》中规定奖励银洞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350万元；该《办法》中同时规定，决定关闭的主体矿中，凡关闭后参与整合的，原参与整合的煤矿不论是否关闭（不含主体矿），每个再奖励50万元，即根据该《办法》，鸿富煤矿作为原参与整合的煤矿应得奖励扶持资金50万元。后原、被告双方为如何分配上述资金产生了纠纷。2011年11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各自领取所分配的资金，即原告应领取50万元，被告应领取35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按照相关规定是否应当平均分配40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被告主张按照相关规定，鸿富煤矿应当领取5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银洞煤矿应当领取35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其依据是奉节县煤炭协会《关于同意县煤工局提出的关矿转产扶持奖励办法的请示》（奉煤协发（2009）第15号）所附奖励办法、《奉节县2009-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公示表》及《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方案二（第二次）》所附的《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第二次）》。奉煤协发（2009）第15号所附奖励办法的奖励标准中规定：自愿关闭参与整合的，依据原采矿许可证规模3～5万吨∕年奖励350万元∕矿；决定关闭的主体矿中，凡关闭后参与整合的，原参与整合的煤矿不论是否关闭（不含主体矿），每个再奖励50万元。《奉节县2009-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公示表》显示银洞煤矿经审核应得奖励扶持资金350万元。《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第二次）》显示作为主体矿的银洞煤矿一栏应领扶持总额350万元，作为参与整合矿的鸿富煤矿一栏应领扶持总额50万元。该院认为，上述材料只是反映了对各申请关闭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的支付项目，《奉节县小煤矿整顿关闭扶持奖励办法》明确规定：“被关闭主体矿按要求及时关闭到位，由被关闭主体矿统一结算分配到相关受益人”，因此，并没有对各主体矿和各参与整合矿的具体分配数额作出规定，被告主张根据上述证据来证明鸿富煤矿应当领取5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银洞煤矿应当领取35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其依据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应当作为主体矿、参与整合矿共同享有的财产。
二、原、被告双方是否已经通过协议确定了双方的分配数额（即鸿富煤矿领取50万元与银洞煤矿领取350万元）？双方争议的此焦点集中在双方向县煤管局提交的协议上，该协议内容如下：“县煤管局：兹有银洞煤矿（系主体矿）、鸿富煤矿（系被整合矿），经双方协商，对本次关矿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问题，同意各自领取所分配的资金，请予拨付。”对上述协议内容，原告称是因为双方为分配上述资金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经煤管局工作人员做工作，看到要到年底了，叫双方仅就分配80万元这一次（即第二次兑付时间）作出约定，所以这张协议只是针对的领取80万元这一次，对其余资金，双方没有做出约定。被告辩称该协议是针对整个奖励扶持资金的总额分配进行的约定，“本次”是指这次整个关闭煤矿过程，不是指“某一次”领取资金事宜。该院认为，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应当作为主体矿、参与整合矿共同享有的财产。被告主张双方对该笔共有资产进行了分割，并达成了协议，被告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被告所举示的上述协议，其内容并不明确为双方对该400万元资金进行了分割，故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但对原告承认的该协议系针对领取80万元这一次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故对该80万元应当按照双方约定进行分割，对其余资金，因双方整合过程中并没有对双方的投资和收益进行约定，也没有在整合时对双方的资产进行核定，该院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根据整合时双方核定的年产规模比例来确定双方分享转产扶持奖励资金的金额，即本案按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1：1的比例来对上述资金进行平均分割。
综上，该院认为，本案的主体矿和参与整合矿应当平等享有分割转产扶持奖励资金的权利。但双方对其中80万元资金的分割已经达成了协议，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在本案中，鸿富煤矿和银洞煤矿如果还有其他共同投资人，可根据本生效判决和其投资协议等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本案争议的400万元转产扶持奖励资金中的320万元，由原告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共同享有160万元，由被告卢军享有160万元；二、本案争议的400万元转产扶持奖励资金中的80万元，由原告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共同享有30万元，由被告卢军享有50万元；三、驳回原告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原告已预交19200元），减半收取9600元，由原告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共同负担4800元，由被告卢军负担4800元，被告所负担之金额，限本判决生效之后10日内支付给原告。
牟明江向本院上诉称：一、在第二次兑现时，双方仅是对本次领款的暂时处理，并不是本次80万元的分配。根据协议，结合领款当时的客观情况，本次领款80万元并不是分配，而是暂时的领取。一审法院认定系双方对80万元已经分割不当；二、诉讼费应当由卢军承担。
卢军答辩称：牟明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卢军向本院上诉称：一、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审判决程序违法。1、本案案由既然被原审法院确认为合同纠纷，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当事人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但从《奉节县整合煤矿企业和矿井名称申报表》、《承诺书》、鸿富煤矿与银洞煤矿就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达成的协议，《奉节县银洞煤矿整合协议》、《奉节县银洞煤矿整合申请书》等大量书证中可以看出，合同双方当事人均系上诉人卢军和被上诉人李启忠，并不包括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四被上诉人。本案是基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而引发的争议，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无权向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并不是本案合同一方的当事人，以原告身份参加本案诉讼，主体显然不适格，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2、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四被上诉人系鸿富煤矿的投资人，一审中，被上诉人出示的李启忠与牟明江、王绍龙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既是复印件，又有明显涂改痕迹，也无原件与之核对，依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该合伙协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系鸿富煤矿投资人的事实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在对本案证据没有进行认真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从而认定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左付恒四被上诉人系鸿富煤矿的投资人，并让他们以原告身份参加本案诉讼，既缺乏证据，又有悖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原审判决所谓查明：“在此后的第一次兑付奖励扶持资金的时候，原告未领到相关资金，在2011年底第二次兑付8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的时候，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就该次即80万元进行分配，即原告领取30万元，被告领取50万元。”与事实不相符合。客观事实是在2011年12月28日《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方案二》（第二次）出台后，银洞煤矿与鸿富煤矿就如何分配整个奖励扶持资金总额达成了协议，即银洞煤矿领取350万元，鸿富煤矿领取50万元。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主张双方对该笔共有资产进行了分割，并达成了协议，被告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被告所举示的上述协议，其内容并不明确双方对该400万元资金进行了分割，故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是错误的。第一，银洞煤矿与鸿富煤矿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一份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第二，该协议虽未载明具体金额，但协议内容是明确的，是针对的“本次关矿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问题”。第三，该协议是双方在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方案二（第二次）出台后达成的，所谓“本次”显然是指兑现方案二（第二次），第四，兑现方案二（第二次）附件，即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第二次）明确银洞煤矿作为主体矿应领扶持总额为350万元，鸿富煤矿作为参与整合矿应领扶持总额为5O万元。第五，双方达成的协议再结合兑现方案二（第二次）以及附件统计表（第二次），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400万元资金进行了分割的事实。2、原审判决认定：“但对原告承认的该协议系针对领取80万元这一次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故对该80万元应当按照双方约定进行分割”是错误的。第一，协议内容针对的是领取400万元这一事实，而不是针对所谓领取80万元这一次的事实。第二，除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单方陈述之外，并无任何其他证据印证协议内容是针对领取80万元的事实。第三，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协议内容是针对领取80万元的事实有悖法律规定。第四，兑现方案二（第二次）附件中虽然存在第一次兑付和第二次兑付的情况，但兑现方案和兑付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双方的协议是在兑现方案出台后达成的，协议内容显然是针对兑现方案二（第二次），而不是针对兑现方案中的兑付方式的某一次。第五，即使是两次兑付方式中也没有哪一次的兑付金额是80万元，从兑现方案二（第二次）附件中载明的金额来看，第一次兑付的金额是130万元，第二次兑付的金额是50万元，第一次兑付的130万元虽然包含了政府奖励的80万元和煤协统筹的50万元，但这里的80万元显然不涉及兑付方式的次数，而是指资金来源问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对采信和认定证据的理由未作任何阐述，难以让人信服。另补充：2007年5月28日双方签订了一个整合申请，但是没有实际进行整合，作为被上诉人鸿富煤矿在2007年12月21日就关闭了，充分证明他的矿没有进行整合。协议签订后，银洞煤矿与鸿富煤矿是两个独立的经营主体，2009年各自参加了其他整合，我们的采矿许可证2009年一直是银洞煤矿，拐点坐标不包含鸿富煤矿。按照政府的要求2007年5月28日签订申请后，整合后生产规模5万吨是没有的，因此没有进行整合。（2010）29号奉节县人民政府关于关闭29个小煤窑奖励扶植资金公示表中银洞煤矿350万元，因此是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的。因此一审判决是错误的。请求撤销奉节县人民法院（2013）奉法民初字第0088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牟明江答辩称：1、原审判决中对于牟明江等四人的主体是合格的，这四人与李启忠是合伙的，诉讼标的同一，共同诉讼。2、80万元是暂时自己领自己的。3、奉节县煤协发的文件是奉节县煤炭工业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矿奖励办法的请示，是政府文件。4、双方整合客观事实成立，扶持资金应当平均分割，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整合申请，银洞煤矿包含了两个矿区。当日还签订了整合协议，地位是平等的，统一更换证照。5、整合过程中，两个矿结合其他煤矿组建了煤业公司。6、整合期间，重庆市地质矿产有个申请报告，整合费用系双方平均分摊，矿区范围包含了原鸿富煤矿。卢军谈到鸿富煤矿关闭在前是因为当时要先关闭后整合。
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的答辩意见同牟明江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审理中，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重庆市国土局的档案资料共93页，证明整合矿区包含了两个煤矿范围，整合事实成立。2、奉节县煤协2012年2号文件，证明两个煤矿在整合后只有一个名称是银洞煤矿。3、煤协章程，煤协的性质是民间团体，没有制定、解释文件的权利，协会的会员至今未退出。2006年选人后至今未更换会员和增加新会员报民政部门备案。4、煤协2005年16号文件，理事会、理事、秘书长成员名单。5、社团、法人的登记证书。以上5份证据证明奉节县煤协会在2013年4月1日有效期已经届满，两个煤矿整合事实成立。另补充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036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高院确认了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420号二审判决，驳回了该案的再审申请；2、从奉节煤协处复印的2013（11）号文件，证明煤协现在的成员名单，常务理事有15人，但这些名单至今未报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其身份未经确认，这15人中有10人以上涉嫌谋取不正当利益；3、李永才讯问笔录，证明现在煤协会长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煤协会长的地位谋取也是采取的不正当手段；4、梁诚的讯问笔录，证明梁诚与煤协的有关人员的不正当往来，在煤矿整合过程中，为部分煤矿谋取不正当利益；5、陈刘俊询问笔录，证明奉节县石窖坪煤矿是因为梁成涉嫌犯罪才引起的关闭，以及陈刘俊与梁成之间的重大经济利益关系；6、奉节县矿井统计表，证明本案两个煤矿整合的事实；7、梁成的刑事判决书，证明梁成在煤矿整合过程中收受部分煤矿的贿赂，奉节县煤协的部分成员涉嫌违法的事实。第二组：1-4、梁成的讯问笔录4份；5、徐亚芬笔录5页。以上证据证明煤协成员很多与梁成有不正当利益关系，在整合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部分煤协人员涉嫌犯罪，煤矿资源整合后不能独立经营，本案煤矿整合的事实；6、朱世海的仲裁调解书及档案资料5页；7、原鸿富煤矿与原银洞煤矿在整合后以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义经营（为职工参加社保）证明1页；8、原银洞煤矿与原鸿富煤矿在整合后以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义经营（为职工参加社保）证明11页。以上证据证明原鸿富煤矿在与银洞煤矿整合后以众发煤业公司的名义经营。卢军质证后认为：1、档案资料93页，与扶持奖励分配方案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是2008年6月份做的资料图，2009年矿区图只有银洞煤矿的拐点坐标，没有鸿富的。2、2号文件与本案无关。3、煤协章程没有原件的不予认可，内容真实性不清楚，其余4、5份证据也与本案无关。因此无法达到对方认为13号文件没有效力的证明目的，13号文件是被二中院采信的。对补充提交的证据认为：第一组：高院民事裁定书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做证据使用；煤协（2013）11号文件组成人员情况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做证据使用；梁成和李永才、陈刘俊的刑事笔录与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没有联系，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不能作证据使用；矿井汇总统计表也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真实性暂且不谈；梁成的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能作证据使用。第二组：梁成的4份笔录作为刑事犯罪的材料，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徐亚芬的笔录也与本案无关，不能采信；朱世海的仲裁调解书与本案奖励扶持资金的分配无关；以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义经营的资料因整合根本没成功，与本案奖励扶持资金的分配无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众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鸿富煤矿是独立的。
卢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09年银洞煤矿的采矿许可证是3万吨，2008年也是3万吨。2、2007年5月28日银洞煤矿整合协议，鸿富煤矿是关闭在后，整合在前。3、2013年第13号奉节县煤炭协会扶持分配协议，该文件是具有专属性和针对性。4、（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578号民事判决书，该份生效判决书与本案类似，按各自的金额领取，不予支持李大林的请求，主体矿和关闭矿是不能平均分割的。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质证后认为：1、两个采矿许可证没有异议。2、两个煤矿是资源整合，不影响扶持资金的分配。3、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从3万吨变成5万吨双方地位是平等的。13号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应该采信，奉节县煤炭协会在2013年4月1日就已经届满，根据煤协章程的规定，没有制定政策和解释政策的权利，13号文件没有经过煤协章程规定的程序讨论通过，制定程序是不合法的，内容违背法律和行政规章制度的规定。在2013年9月26日，原煤协的成员还没有退出，新的成员还没有登记备案，煤协自身就没有依法年检，所以13号文件不予采信。4、01578号判决与本案没有法律约束，新河煤矿与本案的情况不一样，本案中双方有整合协议，共同组建了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区成为一个整体，双方平均承担整合费用，同时这个判决正在再审中，卢军出示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在二审审理中，从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调取了该局2010年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制定的《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四份。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从表上看，关闭煤矿名称是将主体矿和参与整合矿是列为一个主体，写到哪个煤矿名下的金额并不是就是那个煤矿享有，我们认为主体矿和参与整合煤矿两栏中的转产扶持资金应当属于整合煤矿的共同财产。卢军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鸿富煤矿的质证意见提出异议，是煤矿的转产扶持资金，不是公司的转产扶持资金，这些表格可以充分证明转产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是政府行为，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前三次鸿富煤矿是50万元，银洞煤矿是350万元，2014年这次鸿富煤矿增加了50万元，是100万元，银洞煤矿还是350万元，表格前面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领导批示了“经研究按本台帐落实”，也可看出转产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是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的，明确了各是各的。
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卢军对一审判决认定“在2011年底第二次兑付80万元奖励扶持资金的时候，原、被告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就该次即80万元进行分配，即原告领取30万，被告领取50万元。”提出异议，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本院二审查明：奉节县煤炭协会参与了奉节县煤矿关闭、补偿的相关工作，《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办法》是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于2009年12月21日制定，由奉节县煤炭协会于同日报请奉节县人民政府执行。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于2010年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先后制定四份《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其中载明：银洞煤矿应领扶持总额为350万元，鸿富煤矿应领扶持总额原为50万元，后因鸿富煤矿向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承诺永久关闭，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在2014年1月20日的《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中将鸿富煤矿应领扶持总额调整为100万元。
本院认为：一、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伙协议和本人的陈述，能够证明五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因此，牟明江与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四人的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卢军对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2010年5月20日，奉节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关闭奉节县茶场湾煤矿等二十九个煤矿的决定》，决定关闭包括银洞煤矿在内的二十九个煤矿，是奉节县人民政府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决定》（渝府发（2009）8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小煤矿整顿关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09）286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实施高危行业生产小企业整顿关闭工作的紧急通知》（渝办发（2009）338号）等文件，作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为完成整顿关闭任务，作为奉节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于2009年制定了《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办法》，并在2010年至2014年1月12日期间，先后四次制定《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明确了对关闭煤矿扶持奖励的标准和每一个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的金额，其中银洞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为350万元，鸿富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原为50万元，后因鸿富煤矿申请永久关闭，增加为100万元。因此，应当认定奉节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已经对关闭煤矿的主体矿和参与整合矿，即银洞煤矿和鸿富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进行了分配，奉节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每一个关闭煤矿确定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都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依据司法不能干预行政原则，对奉节县人民政府已经确定的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本院不予调整。
三、银洞煤矿和鸿富煤矿2007年5月28日签订的《整合协议》中，仅约定了双方自愿整合成为生产能力达到5万吨／年的煤炭企业，但并没有对整合不成功、煤矿被关闭后政府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分配问题进行约定，之后双方也没有补充协议；对于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向一审法院和本院提交的本院（2012）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420号民事判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0366号民事裁定书，该案的案件事实与本案不同，该案当事人在签订的《整合协议》中，对煤矿整合不成功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此，牟明江与李启忠、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主张奉节县人民政府对银洞煤矿和鸿富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应当平均分割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卢军主张按照政府确定的奖励扶持资金金额各自领取所分配资金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四、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1月18日向县煤管局提交的协议内容所产生的争议，不影响奉节县人民政府对银洞煤矿和鸿富煤矿的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已经明确分配的事实的认定；奉节县煤炭协会虽然是民间社团组织，但该会参与了奉节县煤矿关闭补偿的相关工作，该会作出的奉煤协发（2013）13号《关于主体矿与整合关闭矿扶持奖励资金的分配说明》，是对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制定的《奉节县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兑现办法》的补充解释，与奉节县煤炭工业管理局制定的《奉节县2010年关闭煤矿转产扶持奖励资金落实情况统计表》内容并不矛盾，本院予以采信；牟明江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双方对平均分割转产扶持奖励资金有明确约定，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本院二审查明的新事实，结合本院二审中调查的新证据和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13）奉法民初字第0088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150元，牟明江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卢军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共计35050元，由李启忠、牟明江、王绍龙、朱远万和左付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刘 健
代理审判员 应志敏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