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刑初字第1157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1。
诉讼代表人张×1，男，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
诉讼代表人张×2，女，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主任。
被告人李×，男，1967年7月2日出生，系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嫌犯洗钱罪于2013年11月26日被羁押，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4年5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爱琴，北京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二分检刑诉（201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被告人李×犯单位行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于2015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9日、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郭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张×1、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张×2、被告人李×及其辩护人张爱琴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
一、被告人李×于2011年至2013年间，为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的利益，在与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合作建筑装修难燃材料检测业务中，由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为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无偿提供相关检测报告，李×给予北京市××科学研究所所长原×、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副站长王×共计人民币168万余元。
二、被告人李×于2011年至2013年间，为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的利益，在与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合作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的检测业务中，由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出具虚假的检测报告，李×给予原×、王×共计人民币504万余元。
三、被告人李×于2011年至2013年间，为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的利益，在与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合作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的检测业务中，由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出具虚假的检测报告，李×给予王×人民币277万余元。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了书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李×、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为本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被告人和二被告单位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没有提出辩解意见。
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辩称：其公司没有实际从事合作协议指向的业务，不是涉案犯罪主体，不构成单位行贿罪。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还向法庭提交了该公司实验室取得资质时间及建设过程明细表及其附件，以证明该公司没有实际从事与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合作协议的业务，不具备作案时间。
被告人李×对起诉书指控其犯单位行贿罪不持异议。李×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事实，李×系被勒索，且没有因此谋取不正当利益，故该起指控不构成单位行贿罪；2、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事实，李×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付的504万元是李×公司履行民事合同约定而支付的合作分成款，而非行贿款，故该起指控不构成单位行贿罪；3、李×认罪态度好，具有重大立功、自首等情节，日常具有见义勇为的行为。综上，建议对李×从宽处理。
李×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举报材料打印件，以证明李×具有自首、立功情节；2、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报销单及支票存根、发票复印件，以证明李×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事实中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3、北京市××科学研究所、北京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发票复印件，以证明2012年6月之后与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合作的业务主体仍然是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而非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4、证明信及锦旗复印件，以证明李×日常具有见义勇为的行为。
经审理查明：
一、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海×1公司）、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海×2公司）及被告人李×，在与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以下简称质检站）合作建筑装修难燃材料检测业务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免交应交付给质检站的检测费用，由质检站无偿提供相关检测报告，给予时任北京市××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科研所）所长原×、质检站负责人王×共计人民币1687800元。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原×的证言证明：2008年开始，质检站与李×的公司合作建筑内装修材料燃烧性能见证检验，李×的公司找来业务，质检站对他们送检的样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报告。由于不具备难燃检验的能力，质检站便将难燃检验分包给北京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以下简称建材站）做实验出数据，质检站根据这些数据出具检测报告。其中，李×公司自己收的难燃检测业务由李×单独跟建材站结账。开始李×还按照协议每组支付其单位40%的检测费，但他就赔了。李×就向其提出不给科研所分检测费，其同意了。但由于还需要质检站给李×公司出报告，其就向李×提出，每组要给其300元，李×同意。这样李×公司自己收的难燃检测业务就不再支付给科研所检测费了。这件事其跟王×说过，这部分钱是给其个人的，其与王×分了这部分钱。这部分钱是从李×开始单独跟建材站结算一直持续到2013年4月，除劳务费是单独给其外，其余的钱李×都是打包一起给其，每次都是李×或何×1给其的。
2、证人王×的证言证明：2008年5月左右，质检站开始与李×的公司合作，其中燃烧性能检测的合作内容是由李×的公司收取客户委托检验的样品，送到质检站，质检站负责检测出具报告。由于不具备难燃性实验的检测能力，2008年之后质检站就将难燃性实验分包到建材站。李×公司自己收的难燃部分，就自己分包给建材站，建材站出实验数据之后，交给质检站出报告。这部分李×公司是不给质检站钱的，就每组单独给原×300元。这事原×曾经跟其提过。其每月要将李×公司送建材站分包的难燃样品的组数报给原×，因为原×要跟李×公司的人员对数。
3、证人何×1（航天海×2公司检测组组长）的证言证明：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都是李×在经营，其实是一套人马。其公司人员将质检站和其公司收的难燃业务向建材站送样，并将实验数据送回质检站。对其公司自收的难燃业务，质检站直接根据实验数据出报告，不收费。但是因为需要质检站根据数据给其出报告，所以每组要给原×300元，一直给到2013年4月。王×和其每个月统计两个数据，分别是每个月其公司收的“总的难燃样品组数”和“实际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此外，王×还告诉其一个“王×编的不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然后王×告诉原×两个数据，分别是“总的难燃样品组数”和“王×编的不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将这两个数相减，便是其提供表里的“送石景山难燃应交差额”部分，再乘以300元，就是给原×的钱。其向纪委提交的“应交科研所及原×检测费用”表中的数据是次月初其和王×就上个月实际发生的组数进行核对后统计的，实际发生的组数以该表为准。
4、证人蒋×（航天海×2公司总经理、航天海×1公司财务主管）的证言证明：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北京泰伟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伟金×公司）都是李×的公司，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全部人员关系都是在航天海×2公司名下，财务上也是交错的，最早做检测业务的是航天海×1公司，之后是航天海×2公司。因为航天海×1公司的业务比较杂，不利于内部管理，所以就成立了航天海×2公司专门做检测业务。等到航天海×2公司有了实验室资质之后，要净化业务管理，承揽业务的部分就交给了泰伟金×公司来做，航天海×2公司就变成了纯的检验单位了。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决策人是李×，公司各项业务和全面事务都由李×管理和负责。2012年航天海×2公司与质检站签订合作协议，2013年是由泰伟金×公司取代航天海×2公司与质检站签订合作协议，因为航天海×2公司取得了相应计量认证资质，所以就把业务这方面拨给了泰伟金×公司了。
5、证人何×2（航天海×2公司实验员）的证言证明：其在航天海×2公司负责实验工作，其2010年开始到质检站帮忙，当时其公司在质检站工作的共有9个人，都归何×1管，其老总姓李，经理是蒋×。这些年其劳动关系没有变动过。2013年年底，何×1让其离开质检站，其就撤回航天海×2公司工作了。
6、科研所提供的《关于增补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的批复》、《关于发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关于公安等部门收费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收费许可证（副本）等证据证明：科研所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是收费项目。
7、科研所提供的《关于科研所﹤收费许可证年审情况﹥的有关说明》、《关于取消部分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关于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收费标准转为正式收费标准的函》、《关于印发﹤北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收费指导价﹥（2011修订版）的通知》等证据证明：科研所对防火材料燃烧性能测试的收费为经营性服务收费，开具税务发票，依法纳税，并明码标价。
8、科研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科研所财务管理规定》、《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常见装修材料样品规格及收费标准》等证据证明：科研所财务管理规定的相关情况以及质检站关于难燃材料的收费标准。
9、航天海×1公司提供的《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与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协议》、航天海×2公司提供的《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与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协议》证明：二被告单位与质检站的合作情况。
10、何×1提供的关于上交北京科研所原×款项的情况说明及所附清单证明：何×1所在公司于2011年至2013年因质检站无偿出具报告事项给予原×共计人民币1687800元。
11、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5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何×1提供的U盘进行检验，提取到何×1所在公司给予原×钱款的明细、金额等情况。
12、被告人李×的供述证明：其相继成立了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是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航天海×1公司于2008年开始和科研所合作，负责科研所检测的代理服务。其公司需要将难燃材料送到建材站做分包检测，然后由质检站负责出报告。这部分业务，原×每组向其公司要300元，蒋×和何×1清楚具体的情况。其同意原×的要求，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继续做业务。
二、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单位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及被告人李×，在与质检站合作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的检测业务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质检站出具虚假的检测报告，给予原×、王×共计人民币5040437元。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原×的证言证明：为避免赔钱，其与王×商量后，部分合作公司送的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就不送建材站分包试验了，由质检站直接编造数据出报告。李×知道这件事后，对其说他公司收的难燃检测业务也想这么操作，部分难燃检测不送建材站，由质检站直接编造数据出报告。同时王×也跟其转达了李×的意愿，王×还告诉其，如果不送，李×可以每组给其1750元。其当时就同意了。这笔钱是给其个人的钱，每个月王×和何×1负责统计，何×1给其发短信告知各种钱数，然后其根据王×报的李×公司的各项业务数据，计算何×1报的数是否准确，核实准确后，让何×1或李×按照对好的钱数给钱。这部分钱一直给到2013年3月。2012年左右，李×说王×电脑里有材料检测的数据，最好能够消除，其随后让王×删除电脑里的数据。
2、证人王×的证言证明：其向原×提议将部分合作公司拉来的难燃性检测中的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不再送建材站分包检测，由质检站直接编制数据并出具检验报告，原×同意了。后来原×告诉其李×公司的矿棉吸音板和纸面石膏板也不送建材站分包了，由质检站编制数据为李×公司出具报告。原×让其每月报这个数，说了这里有利益的事，当时其走神了，利益怎么分配没有听清楚。因为李×公司矿棉吸音板和纸面石膏板不送建材站分包后，每组能节省成本，但不送检后需由质检站为李×公司编造假数据出报告，所以李×才会给其和原×这部分好处。2013年三四月，其害怕被查，就让卫×更换电脑硬盘。电脑里记录了制作假报告的数据，还有李×公司的业务数据统计。
3、证人何×1的证言证明：其公司收的难燃材料中的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不送建材站分包检验，由质检站直接给其公司出报告，报告上的数据肯定就是质检站的人编造出来的。这样其公司就节省了做实验出数据的成本。其实这件事在2011年之前就有了，一直持续到2013年3月份左右，只是2011年1月之前其没有统计。每个月给原×的钱应该都是李×给的，其记得只有两次是其给的。不送分包的部分，需要质检站给其公司编数据出报告，所以得给他们这部分钱。王×每个月告诉其一个“王×编的不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并将该组数告诉原×，然后其公司按照每组1750元给原×钱，就是其提供表里的“送大兴站难燃应交”部分。
4、证人卫×（时任质检站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2010年左右，王×对其说以后合作公司送的难燃检测中的矿棉吸音板和纸面石膏板就不送建材站分包检验了，出报告时就按照以前的数据编一个就行。此后其就按照王×的意思执行了，一直到2013年3月。对于航天海×2公司来说，这两种样品不送了，直接让质检站出报告，这样他们就能省下分包成本。2013年4月，王×对其说业务检测系统的服务器的硬盘坏了，让其把旧硬盘换下来处理掉，其将换下来的旧硬盘放在家里，已被扣押。
5、证人曹×（质检站副站长）、刘×（时任质检站检测员）、赵×（质检站工程师）、崔×（时任质检站检测员）的证言均证明：王×和卫×在质检站的职务和工作分工中，主要负责通过实验数据编制报告，并在报告上审核签字。
6、何×1提供的关于上交北京科研所原×款项的情况说明及所附清单证明：何×1所在公司因编造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的事项给予原×钱款共计人民币5040437元。
7、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5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何×1提供的U盘进行检验，提取到何×1所在公司给予原×钱款的明细、金额等情况。
8、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公司鉴（电）字（2013）第110号电子物证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硬盘、移动硬盘的技术检验，提取到质检站的检测报告。
9、被告人李×的供述证明：其听说其他公司有不送检直接用钱买报告的情况，就问原×其公司的样品能否也不送建材站。原×说跟王×商量的最终结果是其公司的难燃样品中的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也不送建材站检验，由质检站直接出报告，每组交给原×1750元。原×跟王×商量是因为出报告的事由王×来操作。其向质检站提出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在虚假报告出具过程中其都是给现金，其给原×送钱一般是在原×办公室和理工大学西北角的西餐厅。
三、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单位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及被告人李×，在与质检站合作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的检测业务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质检站出具虚假的检测报告，给予王×共计人民币2775000元。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的证言证明：李×公司的何×1找到其，让其从不检测的数量中少报给原×一部分，少报的数量按照每组1000元现金给其个人支配，其当时就同意了。这部分返给其的钱200万元左右。2010年初至2013年3月，每个月其和何×1就上个月李×公司难燃未检数进行核对，然后其二人核定报给原×多少数，少报多少。何×1按照其少报的数，每组给其1000元。钱是一个月一给，都是在其办公室给的，钱装在档案袋或手提纸袋里给其。因为李×公司矿棉吸音板和纸面石膏板不送建材站分包后，每组能节省成本，但不送检后需由质检站为李×公司编造假数据出报告，所以李×才会给其这部分好处。2013年三四月，其害怕被查，就让卫×更换电脑硬盘。电脑里记录了制作假报告的数据，还有李×公司的业务数据统计。
2、证人何×1的证言证明：其公司收的难燃业务中的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不送建材站，由质检站直接出报告。开始王×把所有组数都报给原×，其公司按照每组1750元给原×钱。到了2011年1月，开始让王×少给原×报一部分不送分包的数，然后王×少给原×报的部分，其公司按照每组1000元给王×钱。报和不报原×的组数没有固定比例，都由王×决定。给钱一直持续到2013年3月左右。每个月都是按照上个月的量计算出钱数，其从公司财务拿到钱后就在王×办公室给他，钱基本上都是装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不送分包的部分，需要质检站给其公司编数据出报告，所以得给他们这部分钱。王×和其每个月统计两个数据，分别是每个月其公司收的“总的难燃样品组数”和“实际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此外，王×还告诉其一个“王×编的不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然后王×告诉原×两个数据，分别是“总的难燃样品组数”和“王×编的不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其给王×的钱就是用“实际不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减去“王×编的不送石景山难燃样品检测的组数”，再乘以1000元。
3、何×1提供的关于上交北京科研所原×款项的情况说明及所附清单证明：何×1所在公司于2011年至2013年3月间难燃检测业务组数共计9030组，其中，报给原×的难燃不送检测组数为2924组。
4、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96号司法会计检验报告证明：经对建材站2011年1月4日至2013年4月8日航天海×1公司委托样品情况表、航天海×1公司2011-2013检测站电子记录进行检验，查明航天海×1公司涉及难燃样品编号的数量为9031个。经对建材站与航天海×1公司样品编号的比对，编号相同的有3331个。
5、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5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何×1提供的U盘进行检验，提取到何×1所在公司相关业务费用金额、组数及给予原×钱款的明细等情况。
6、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公司鉴（电）字（2013）第110号电子物证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硬盘、移动硬盘的技术检验，提取到质检站的检测报告。
7、李×的供述证明：2011年下半年，其发现市场上还有直接从王×手里买假报告的公司，价格比其公司更低。其就找王×商议说把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不送检的数量给原×少报点，少报的数里其每组给王×1000元。王×同意了。之后其告诉了何×1和蒋×。这样其从质检站获取虚假报告持续到了2013年。在虚假报告出具过程中其都是给现金，其给王×送钱基本上都是何×1送过去的。
本案还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科研所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等证据证明：科研所属于事业法人的性质及业务范围等情况。
2、科研所提供的科研中心相关信息、北京市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颁发《公安××部队总队以下单位编制方案（试行）》的命令、北京市公安××总队直属单位编制表、证明等证据证明：科研所的建立、级别、部门设置、人员等相关情况。
3、科研所提供的北京市技术监督局文件、关于同意建立北京市××产品质量检测站的批复、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及附表、资质认定授权证书及附表、质检站质量手册、质量体系程序文件、北京市公安××总队关于开展建筑内部装修材料见证取样检验工作的通知等证据证明：质检站的建立、检测资质、业务范围、组织机构和人员等情况。
4、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公安局××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原×的身份证明、王×的身份证明、任免职的命令、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局委员会文件、任免职晋衔的命令、任命专业技术职务的命令等证据证明：原×、王×的身份、任职履历和职责范围等情况，原×、王×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北京航天海×1公司第三届第三次股东会决议》、航天海×1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等证据证明：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的基本企业信息，其实际控制人为李×。
6、诉讼代表人张×1出具的《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航天海×1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李×，张×1为航天海×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7、航天海×2公司出具的任命书、授权委托书、变更诉讼代表人说明、张×2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张×2为航天海×2公司综合管理部副主任，受公司委托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本案诉讼。
8、侦查人员出具的到案经过、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移交有关经济犯罪线索的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出具的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公室《关于移送李×涉嫌行贿案件的函》、立案决定书、拘传证、拘留证、逮捕证等法律手续证明本案的案发情况、李×的到案及被采取强制措施等情况。
9、侦查人员出具的工作说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出具的情况说明、扣押物品清单、北京市公安局纪委的函等证据证明本案证据的调取来源情况。
10、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方庄派出所出具的《北京市公安局人口信息查询打印表》证明李×的身份信息情况。
11、侦查人员出具的《工作说明》等证据证明：李×到案前举报他人犯罪的相关情况。
1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刑初字第1209号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刑终字第163号刑事裁定书证明：原×、王×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刑罚的情况。
13、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出具的赃、证物移送清单证明涉案赃证物被扣押的情况。
对于被告单位航天海×2公司当庭出示的航天海×2公司实验室取得资质时间、建设过程明细表及其附件等证据及所提航天海×2公司没有实际从事合作协议指向的业务，不是涉案犯罪主体的辩解，经查，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航天海×2公司筹备建设实验室的过程，并不能否认航天海×2公司从事与质检站合作协议的业务；在案《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与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协议》、蒋×、何×1、何×2的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2012年至2013年期间航天海×2公司与质检站签订协议，合作开展装修材料燃烧性能检测业务的事实；航天海×2公司作为合作的一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实施了给予原×、王×贿赂的行为，符合单位行贿罪的主体要件。综上，航天海×2公司所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观点，其上述辩解亦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
对于李×的辩护人当庭出示的航天海×1公司报销单及支票存根、发票复印件等证据，经查，该组证据只能证明2010年期间航天海×1公司向建材站交付难燃材料检测费用的变化情况，与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关，也不能证明辩护人所提李×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观点，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对于李×的辩护人当庭出示的科研所、建材站、航天海×1公司的发票复印件等证据，经查，该组证据只能证明2012年6月之后航天海×1公司与科研所、建材站等单位仍有业务往来，不能证明航天海×2公司在此期间是否与质检站合作开展业务；且在案李×的供述、蒋×的证言等证据均证明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在财务上是交错的，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辩护人所提与质检站合作的主体并非航天海×2公司的观点，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
对于李×的辩护人当庭出示的证明信及锦旗复印件等证据及据此请求对李×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该组证据仅能证明李×的品格，不属于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辩护人据此要求对李×从轻处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李×的辩护人当庭出示的举报材料打印件等证据及所提李×具有重大立功、自首等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辩护人出示的举报材料中并不涉及本案李×向原×、王×行贿的事实；在案的到案经过、拘传证、李×的供述、侦查人员出具的工作说明等证据证明，李×并非自动投案，其是在侦查机关掌握本案主要犯罪事实以后才逐步交代自身行贿问题，其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李×系在到案之前举报他人犯罪，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立功情形。综上，对辩护人所提上述证据及相关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对于李×的辩护人所提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事实中，李×系被勒索，且没有因此谋取不正当利益，该起指控不构成单位行贿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北京市财政局、物价局相关文件、《关于科研所﹤收费许可证年审情况﹥的有关说明》、《科研所财务管理规定》等证据证明科研所进行防火材料燃烧性能检测属于经营服务收费项目，需开具发票，依法纳税；在案质检站与二被告单位的合作协议亦约定了被告单位应将所收取检测费用的40%支付给质检站作为试验费用；二被告单位的工商登记材料、被告人李×的供述、证人原×、王×、蒋×、何×1等人的证言均证明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具有经营自主权，在与质检站的合作过程中，为免除应支付给质检站的费用，而向原×、王×个人给予好处费的事实，二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在与质检站合作过程中谋取并获得了不正当利益，且并无证据证明李×系被勒索。故辩护人所提该项辩护意见与在案证据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李×的辩护人所提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事实中，李×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付的504万元是李×公司履行民事合同约定而支付的合作分成款，而非行贿款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李×的供述、原×、王×、何×1、卫×等人的证言、电子证据检验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了二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李×在明知质检站不对纸面石膏板、矿棉吸音板进行检验的情况下，为减免检测费用，让质检站出具虚假的检测报告，而给予原×、王×个人好处费的事实，二被告单位确系从中获取了不正当利益；李×给予原×、王×的504万余元款项并非协议约定的内容，且均由李×以现金方式交给原×个人，原×收取钱款后亦从未向被告单位、被告人出具任何财务手续，显见双方主观上对钱款属于行贿款的认知是明确的。综上，辩护人所提504万元属于履行正常民事合同给付的分成款的辩护意见与查证的事实、证据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以及作为二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李×在与质检站合作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法均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单位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被告人李×犯单位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李×到案后尚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认罪态度较好，可予从轻处罚。本院根据被告单位航天海×1公司、航天海×2公司、被告人李×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1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单位北京航天海×2测试技术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三、被告人李×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25日止）。
四、在案扣押的电脑硬盘一块存档备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漆爱君
代理审判员 陈 丹
代理审判员 唐新茗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 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