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33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惠平，女，1964年7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方永进（李惠平之夫），1962年10月26日出生，天马旅游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司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庆泽，男，1931年3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绍茹，女，1938年8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和平，女，1958年9月11日出生.33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宾，男，1961年1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群，男，1968年6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丽平（兼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群委托代理人），女，1962年2月15日出生。
上诉人李惠平因与被上诉人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宾、李丽平、李群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3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惠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方永进，被上诉人李丽平（兼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群委托代理人）、李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惠平在原审法院诉称：2010年起，因家庭矛盾，我找李庆泽（父女关系），聂绍茹（母女关系）商量，但父母不肯与我沟通，四处散播我有精神病，他们和李和平一起在2010年3月初到我爱人的父母家去要钱，说我有精神病，要钱送我去精神病院。导致我与婆家不和，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听信了他们的话，认为我有精神病，处处找我麻烦，影响婆媳关系。他们还在1989年时到我婆婆家去要钱，使我婆家人认为我总是向他们要钱。在2010年3、4月份，他们还跟我爱人说我有精神病，让我爱人到派出所签字，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让我爱人不听我的话，打我，和我离婚，又跟我分财产，还说离婚让我一分得不到，挣钱不给我。导致我和我爱人之间产生矛盾，经常发生冲突，造成家庭不和，几乎解体。李和平在2010年3月24日还跟双井派出所民警说我有精神病，警察听信了她的话。所以在2010年3月24日李宾将我打伤后，我多次要求派出所对李宾进行处理，但派出所来回推，不做处理。让我多次往返海淀及双井派出所。李和平说我有精神病，警察听信他们的话，滥用职权，违法使用手铐，把我抓到派出所，造成我手腕撕脱骨折。当时，片警孙某某还打电话让我爱人接电话，电话中让我爱人签字，送我到精神病医院。我爱人当时回绝后，孙某某大骂我爱人，说我们全家都有精神病，全都把你们送进精神病医院，让你家破人亡。并威胁我爱人说到我爱人单位去，让我爱人工作干不成。李和平在2010年3月和4月两次打电话让我爱人到派出所去签字，送我到精神病医院。李宾在5月9日海淀派出所对警察说我有精神病，有海淀派出所笔录为证。李丽平在2010年5月初，在某某小区散布说我有精神病，对警察也说我有精神病。李群在2010年3月在某小区散布说我有精神病，李宾在2010年4月及5月也在小区散布说我有精神病，李和平2010年3月在某小区散布，导致现在我们小区的邻居们都不理我，认为我有精神病，导致我与小区居民关系恶化。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霸占我的财产，侵占我的财务，到处散布我有精神病，串通公安局，想残忍的迫害致死我。方永进及方永进母亲的录音，还有方永进母亲的证言。2011年7月22日方永进回父母家院门口碰到方母后的录音，真实录音。他们四处散播说我有精神病，对我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使我精神受到很大的损害。故起诉要求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宾、李丽平、李群清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30000元。
聂绍茹、李庆泽在原审法院共同辩称：李惠平是我们的女儿，她对我们的诉讼是无理的。从2009年开始，她就总是打电话骚扰、恐吓、威胁我们，向我们要钱。从2010年2月6日开始，李惠平就不断地砸我家的门，在门外谩骂我和老伴，语言下流，不堪入耳，目的还是为了让我们给她钱。我和老伴都非常害怕，不敢开门。有一次，我把门打开，想和她好好谈一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老两口，但是她却在楼道，捡起一块石头，要向我砸来，被电梯工拉住，避免了一场灾难，如果不是被人拉住可能我早就不在人世了。2010年2月18日，她继续到我家砸门，从早上一直砸到晚上，我们报了110，随后她便把我堵在屋里，逼着我答应给她100000元人民币，我说没有，她就把我堵在屋里不让出去，直到警察来了才为我们解了围，我们跑了出去，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当天，她将我屋内的陈设破坏的凌乱不堪，甚至还将冰箱内的食物扔的满地都是，还扔到厕所。我们岁数都大了，她来闹，几次都气得我们心脏病复发。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命安全，为了平息这场无尽头的打砸，出于无奈我们给她打了电话，问她：如果答应给你100000元人民币，你还闹不闹。她亲口答应说：给了钱就不再闹了。还说：我不是不讲理的人，如果我再闹，就把钱退给你们。我说：那你给我写一个凭证。她说：不写。随后让我们把钱打到她女儿方某的银行账户上。我们上了她的当，轻信了她，钱汇给了她女儿以后，她仍然不依不饶的要钱，找不到我们，她就到其他的几个儿女家打砸，把大女儿家砸了，到二女儿家砸，还到大女儿家砸门。让其他儿女不得安宁，闹得每家都不能过安生日子，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地伤害。我们离开家以后，让我大儿子李宾去看家，李惠平就不断找我大儿子的麻烦，并且继续砸六层的房门。李惠平说我和大女儿李和平，到她婆家要钱、挑拨离间。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我们从来没有去要过钱，也没有挑拨她的婆媳关系和他们夫妻关系。她这样是在污蔑我们。说话要讲根据有事实，不能胡编乱造。我们也没有散播她是精神病的言语。我们老两口离开家以后，她仍然对我的儿子和闺女以及他们的孩子进行谩骂，语言污秽不堪，邻居和路人都是知道的。她说我们偏心眼儿，如果说我们偏心，那也是对她的女儿方某偏心。方某上学我们给她贴补，换来的却是她们一家这样对我们。她在诉状里骂我们是畜生，其实比混蛋还污秽的语言她都用过，那些话都让人难以启齿。有一次她到我家砸门，后来我和她一起去了派出所，回来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诅咒我：你怎么不让汽车轧死。她在诉状里说的事情都是不实之词。有一年，李惠平家被盗，她就把她的戒指放到我家，让我保管，怕在自己家放着不安全。至于存折，就没在我家放过。后来，她将戒指拿走的时候，却说戒指变小了，原来那个大，说是我拿走了，给了二女儿李丽平，给她换成了小戒指。外人对她的评论与我们无关，都是她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人在做天在看，如果胡说八道、胡搅蛮缠、胡编乱造都能变成真的，那法理何在？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做儿女的难道不应该照顾老人吗？她连给我们买一个汉堡、买一只鸭子都要拿出来说事，那我们生她养她，难道她不应该孝顺父母吗？几个儿女中我们对她照顾的最多，什么好事都想着她，甚至有时做晚饭还给他们送到家里去。那是不是我们为她付出的一切都要拿出来说，那说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们对她的恩情换来的却是她对我们的虐待、谩骂，骂我们是畜生，是混蛋等等。哪有这样的儿女？真叫我们寒心。因此我们二人不同意李惠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和平在原审法院辩称：我没有说过李惠平有精神病。反而是她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给我发恶毒短信说我们全家都是精神病、麻风病人；扬言要杀全家人。李惠平还和她爱人开车带其多次到我家砸门、谩骂、语言下流，不堪入耳。2010年3月2日和2010年5月19日下午两次，他们到我单位找我，诬陷我在家骂领导、骂同事、诋毁我在单位领导、同事心目中的形象。给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我不同意李惠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宾在原审法院辩称：我在小区内没有说过李惠平有精神病，而李惠平与我住在楼上、楼下，李惠平只要见到我及我的女儿李某就谩骂肮脏的话。有一次我女儿被李惠平堵在电梯里谩骂，语言下流龌龊，不堪入耳。上述行为使孩子的心理产生阴影。因此我不同意李惠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丽平在原审法院辩称：我在某某小区没有说过李惠平有精神病。而李惠平4月的某一天去我工作的站台上谩骂我。语言下流、龌龊、不堪入耳。让我无法工作。后我向110报警，在海淀派出所她还继续骂我。2010年5月7日，方永进陪李惠平到我家砸门，在我家楼下谩骂我及我爱人。招来众人围观且咬伤我的左手腕部。后我向110报警。她还诽谤我要争婆婆家的房产，恰巧被我婆婆听到，至此我的婆婆次日血压高发作，婆媳关系紧张。并给我的小姑打电话，诬陷我骂他们，挑拨我们姑嫂关系。因此我不同意李惠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群在原审法院辩称：我在某小区没有说过李惠平有精神病。我不同意李惠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聂绍茹、李庆泽系夫妻关系。李和平、李宾、李丽平、李惠平、李群均为其二人之子女。庭审中李惠平主张家人对外四处散播其有精神病，家人还到其婆婆家去要钱，说其本人有精神病，要钱送其去精神病院。导致其与婆家家庭不和，使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听信了家人的话，认为其有精神病，处处找其麻烦，影响婆媳关系，对其个人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此，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宾、李丽平、李群均不予认可，均称从未对外说过李惠平有精神病。
另查，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宾、李丽平均称李惠平分别到各自家或者单位进行过骚扰，严重影响了各自的生活。但李惠平对此亦予以否认。
原审法院认为：人格权系法律赋予并保护的与权利主体的人格不可分离的权利，包括公民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名誉权是公民所享有的应受社会公众公正评价的权利。本案中，李惠平主张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宾、李丽平、李群均对外散布其个人有精神病，严重影响其个人生活，并对其名誉权造成侵害，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仅凭其个人陈述，法院无法确定上述行为能否使不了解情况的他人误认为李惠平有精神病亦无法判断是否会影响他人对李惠平的道德评判，降低李惠平的社会评价。李惠平为此要求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宾、李丽平、李群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30000元之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另法院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家庭内部矛盾，理应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进行解决，各方均应保持克制，从李惠平个人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加以分辨和治疗后予以科学处理。
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惠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惠平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0年起，因家庭矛盾，我找李庆泽（父女关系），聂绍茹（母女关系）商量，但父母不肯与我沟通，四处散播我有精神病，他们和李和平一起在2010年3月初到我爱人的父母家去要钱，说我有精神病，要钱送我去精神病院。导致我与婆家不和，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听信了他们的话，认为我有精神病，处处找我麻烦，影响婆媳关系。他们还在1989年时到我婆婆家去要钱，使我婆家人认为我总是向他们要钱。在2010年3、4月份，他们还跟我爱人说我有精神病，让我爱人到派出所签字，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让我爱人不听我的话，打我，和我离婚，又跟我分财产，还说离婚让我一分得不到，挣钱不给我。导致我和我爱人之间产生矛盾，经常发生冲突，造成家庭不和，几乎解体。李和平在2010年3月24日还跟双井派出所民警说我有精神病，警察听信了她的话。所以在2010年3月24日李宾将我打伤后，我多次要求派出所对李宾进行处理，但派出所来回推，不做处理。让我多次往返海淀及双井派出所。李和平说我有精神病，警察听信他们的话，滥用职权，违法使用手铐，把我抓到派出所，造成我手腕撕脱骨折。当时，片警孙某某还打电话让我爱人接电话，电话中让我爱人签字，送我到精神病医院。我爱人当时回绝后，孙某某大骂我爱人，说我们全家都有精神病，全都把你们送进精神病医院，让你家破人亡。并威胁我爱人说到我爱人单位去，让我爱人工作干不成。李和平在2010年3月和4月两次打电话让我爱人到派出所去签字，送我到精神病医院。李宾在5月9日海淀派出所对警察说我有精神病，有海淀派出所笔录为证。李丽平在2010年5月初，在某某小区散布说我有精神病，对警察也说我有精神病。李群在2010年3月在某小区散布说我有精神病，李宾在2010年4月及5月也在小区散布说我有精神病，李和平2010年3月在某小区散布，导致现在我们小区的邻居们都不理我，认为我有精神病，导致我与小区居民关系恶化。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霸占我的财产，侵占我的财务，到处散布我有精神病，串通公安局，想残忍的迫害致死我。方永进及方永进母亲的录音，还有方永进母亲的证言。2011年7月22日方永进回父母家院门口碰到方母后的录音，真实录音。他们四处散播说我有精神病，对我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使我精神受到很大的损害，经常失眠、不能吃饭。由于被上诉人的四处散播，导致他人对我的道德评判，让他人误解我有精神病，见到我就躲，严重影响我的个人生活和身体健康。原审审理中，我申请主审法官回避，未回避，在片面听信了一方陈述后作出错误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惠平在原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宾、李丽平、李群同意原审法院判决，坚持原审审理中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开庭审理，核对相关证据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维护自己名誉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名誉权侵权是行为人采取侮辱、诽谤等方式，向不特定的公众公布，使他人社会名誉受损的侵权行为。李惠平主张李庆泽、聂绍茹、李和平、李宾、李丽平、李群向其公婆、办案民警散布其为精神病的内容，因其并非向不特定的公众公布，所以不符合名誉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李惠平所称李丽平、李群、李和平、李宾向三建小区、三场小区和垂杨柳小区内散布精神病的说法，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对此主张本院无法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惠平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五十元，由李惠平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三百元，由李惠平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温志军
代理审判员 王国庆
代理审判员 王玲芳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