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0民终16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玉兰，女，1977年2月15日生，壮族，个体工商户，现住田东县。
委托代理人唐霭涛，广西龙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景，男，197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田东县，系上诉人丈夫。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廖雨薇，女，1979年3月10日生，壮族，个体工商户，现住田东县。
委托代理人梁伟，广西东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玉兰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田东县人民法院（2016)桂1022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7日组织双方到庭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上诉人黄玉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唐霭涛、何景，被上诉人廖雨薇的委托代理人梁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黄玉兰与被告廖雨薇于2008年3月起合伙经营“播”牌服务店。因在经营期间产生矛盾，双方无法继续合伙经营，被告欲退出合伙。2012年10月24日，双方就散伙签订《协议书》一份。2013年1月22日，原、被告对服装店的存货及现金进行盘点并制作一份《田东“播”牌店货品及现金清单》，双方共同在该清单上签名确认。根据清单所列，除第8点“在南宁代理商高寒那有合作经营期间已交付的押金5万元”，其余各项存货及现金共计270929.7元。同年2月5日，被告廖雨薇因合伙协议纠纷诉至一审法院。2013年3月25日，原、被告共同向“播”牌南宁总代理商高寒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田东播牌专卖店与南宁总代理商的账单情况：1、对账单余额，到2013年3月25日余额为26306.38元；2、南宁总代理商收取商品履约金3万元，合同保证金2万元；3、田东播牌专卖店2012年秋、冬款退货吊牌价为36295元（结算价为16332元），此款上海总公司款上账，此笔数可能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4、以上3项金额合计约92638.38元”。该证明的落款处“田东播牌专卖店合伙人”一栏，有原告黄玉兰与被告廖雨薇各自亲笔签名。2013年6月17日，一审法院制发（2013）东民一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查明“2013年1月22日，双方对“播”牌服装店存货及现金进行盘点，扣除交付代理商押金50000元，存货及现金共计270929.7元”。判决认为，“因原、被告交付代理商的押金5万元是在俩人合伙期间共同签字交纳的，因此该款亦应由双方共同与代理商结算退回，本案不宜就原、被告双方与代理商之间的账目数额进行认定，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判决还认为，“协议签订后的2013年1月22日，原、被告对库存货物和现金进行盘点，并制作了盘点清单，该清单上分别有原、被告签名，双方对清单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原告主张按此盘点清单总数额270929.7元的50%即135464.85元进行分割，有事实依据，应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二、被告黄玉兰向原告廖雨薇支付2013年1月22日盘点分割款项135464.85元”。该判决书送达双方后，原告不服上诉至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百色中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百中民一终字第518号判决，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并判决“一、维持田东县人民法院（2013）东民一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审判决生效后，2014年3月28日，原告向“播”牌南宁总代理商高寒出具《证明书》一份，载明“依据双方对账，南宁总代理商还欠田东县专卖店的92638.38元（含保证金2万元、履约金3万元、货款余额26306.38元，退货款16332元），该款本人请求南宁播牌总代理商平均各半向黄玉兰和廖雨薇两人同时支付”。2014年7月2日，原告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其与被告的合伙协议纠纷案进行再审。百色市中院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百民申字第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玉兰的再审申请。2016年5月2日，原告黄玉兰出具《撤销“证明书”通知书》，称其于2014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书”系出于对法院判决书的错误理解，并宣称“本人原出具‘证明书’应属无效，现本人正式撤销该‘证明书’”。该《通知书》于次日以邮寄方式寄送给“播”牌南宁总代理商高寒。2016年7月28日，原告以被告多占其资金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起诉是否属重复起诉？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现原告诉请的不当得利款项系与“播”牌南宁总代理商高寒之间的未结算事项，并未在原、被告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得以审理，因此，原告就该款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被告辩称原告已构成重复起诉的辩解，应不予采纳。
2、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本案中，原、被告于2008年因合伙经营田东“播”牌服装专卖店，与南宁“播”牌总代理商高寒存在经济往来。2012年10月起，原、被告开始协商散伙事宜。2013年1月22日，双方对服装店的存货等事项进行清算并共同签署盘点清单。该清单第8项提及在南宁“播”牌总代理商高寒处交有押金5万元，其余7项均未提及与总代理商高寒的未结货款。2013年2月5日，被告廖雨薇就合伙协议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供的要求分割盘点款的证据即为2013年1月22日双方的盘点清单。至同年3月25日，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审理期间，原告黄玉兰与被告廖雨薇才共同出具《证明》。该《证明》对田东播牌专卖店与南宁总代理商的账单情况列举了三项。其中第2项履约保证金3万加合同保证金2万与盘点清单中的押金5万元相吻合，可确认指向的是同一笔款项。另外第1项对账单余额注明系至“2013年3月25日”的余额“26306.38元”，第3项退货款结算价为“16332元”且注明“此款上海总公司未上账，此笔数可能存在差异”，两项款项均与盘点清单缺乏关联。综上，可以认定自2013年1月22日双方盘点后，于3月25日又就与南宁“播”牌总代理商高寒的未结事宜进行清算，并共同签字确认。但是，一审法院审理原、被告的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查明双方在2013年1月22日进行清算，并以该时间点的盘点清单作为分割依据。且判决查明部分阐明交付代理商的押金5万元有待双方与总代理商高寒进行清算，在该案中不予认定。故生效判决处理的分割款仅系2013年1月22日盘点清单中除了与总代理商高寒的5万元外的其余存货和现金数额，对之后双方清算与总代理商高寒的未结事项并未进行审理。因此，被告依据2013年3月25日双方与南宁“播”牌总代理商高寒应结款项的《证明》，享有与总代理商高寒未结款项一半的权益，且原告亦在2014年3月28日向总代理商高寒所作《证明书》中再次予以确认。故，被告分割与总代理商高寒未结款项92638.38元的一半46319.19元，并未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主张该未结款项已包含在合伙纠纷案的生效判项中，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应不予支持。原告于2016年5月2日向总代理商高寒所做的撤销其2014年3月28日《证明书》的《通知书》，未能改变本案事实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玉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8元，由原告黄玉兰承担。
上诉人黄玉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根据田东县人民法院（2013）东民一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书和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百中民一终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廖雨薇支付退伙补偿款9.3万元和支付盘点分割款13546.85元，此后原服装专卖店的一切债权、债务不再与被上诉人有关联，均由上诉人一人享有和承担。广西代理商高寒所欠田东“播”牌服装专卖的92638.38元属债权，也应当全部归属上诉人所有。该款92638.38元已经包含在法院判决盘点的分割款中，现在被上诉人要求分割50%即4.63万元，已超出原两审判决书判决其应所得分割款22.84万元，通过法院再去执行这笔款项的一半属重复支付，其占有的46319元应当返还上诉人；二、上诉人所书写的“证明书”是单方行为，属于单方表示，不是协议，不具有效力。被上诉人已经退出合伙，不再合伙经营，服饰专卖店的债权、债务不再与被上诉人有关联。上诉人于一审所提交的书证材料及两审判决书证据充分，足以证明和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一审事实认定有误，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田东县人民法院（2016）桂1022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廖雨薇辩称，一、南宁总代理商高寒所欠的92636.38元不包含在田东县人民法院（2013）东民一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中，该判决书认定“因原、被告交付代理商的押金5万元是在俩人合伙期间共同签字交纳的，因此该款亦应由双方共同与代理商结算退回，本案中不宜就原、被告双方与代理商之间的账目数额进行认定，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理商押金的一半25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百色中级人民法院（2013）百中民一终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两审判决均未涉及与总代理商高寒所欠的92638.38元；二、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证明”以及上诉人的《证明书》其实是双方合伙关系终止后，对尚未处理的合伙财产进行协议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据此，原审判决根据前述《证明》和《证明书》认定92638.38元属合伙未结款项，被上诉人应分得一半46319.19元正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法庭提交任何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案件法律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系不当得利，应否退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8年3月开始合伙经营“播”牌服务店，2012年10月24日双方散伙并签订《协议书》，被上诉人退出合伙，由上诉人继续经营，对合伙财产按照《协议书》处理。该《协议书》是处理合伙财产的根据，双方均应遵守。本案涉案92638.38元，其中保证金2万元、履约金3万元，货款余额26306.38元、退货款16332元，保证金2万元和履约金3万元属于押金，货款余额26306.38元和退货款16332元，共计42638.38元，属于债权。根据《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合作经营期间已交付给代理商的押金5万元，由甲方一次性给付乙方2.5万元”，该押金在合伙纠纷案中一、二审均未处理，故对该押金5万元，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应平均分割各得2.5万元。而《协议书》中对债权并未进行约定，且货款在签订散伙《协议书》后所确定，根据《协议书》约定由上诉人继续经营，上诉人补偿被上诉人13万元的事实，货款等债权应属于上诉人所有，故被上诉人对广西代理商高寒所欠货款42638.38元无权分割，该货款应属上诉人所有。现被上诉人共分得46319.19元，其中2.5万元属于双方交纳给代理商的押金分割所得有合法依据，但其中21319.19元系债权42638.38元的50%，被上诉人无权分割，应退还给上诉人。
合伙关系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关系，对内双方应该按照《协议书》对合伙财产进行处理。《证明》和《证明书》系对外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将处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内部关系的《协议书》与处理对外关系的《证明》和《证明书》相混淆，从而认定对外债权按照《协议书》平均分割是错误的，本院予以纠正。《证明》和《证明书》均在散伙《协议书》后所签订，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共同确认的债权。该《证明》和《证明书》难以证实是对散伙《协议书》的补充，亦难以证实双方达成对债权平均分割的协议，故被上诉人提出92638.38元是双方合伙关系终止后对尚未处理的合伙财产进行协议处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取得押金分割款2.5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中取得21319.19元没有合法依据，应退还给上诉人。上诉人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和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田东县人民法院（2016）桂1022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上诉人廖雨薇退还21319.19元给上诉人黄玉兰；
三、驳回上诉人黄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8元，共计1916元，由上诉人黄玉兰负担1000元，被上诉人廖雨薇负担916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曲 静
代理审判员 田必堂
代理审判员 张 海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