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丽民终字第2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丽华。
委托代理人：朱浩松，浙江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缪松祥。
委托代理人：周荷香，系被上诉人缪松祥之妻。
上诉人蔡丽华为与被上诉人缪松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2014）丽遂民初字第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丽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浩松、被上诉人缪松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荷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5月31日，原告蔡丽华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昌支行营业部办理转账业务，由蔡丽华本人填写付款账户、户名及收款账号、户名，从户名为蔡丽华、账号为62×××56的账户转账300000元到户名为缪松祥、账号为62×××77的账户。且原告在对银行打印的该次转账交易信息进行审核后，签名确认。2013年11月9日19时26分，原告与被告通话，其中原告多次陈述其代案外人李某还款给被告30万元，并提出要求被告出具收条。庭审中，原告确认了该次通话，并确认其中提到的其代案外人李某还款给被告的30万元即为本案诉争的30万元。但原告主张其之所以在通话中陈述该30万元系其代李某还款给被告，是为了要求被告出具收条给原告，之后其可向李某结算或起诉被告追讨该30万元。另查明，2011年5月8日，被告缪松祥与案外人李某、张晖签订《共同投资协议》，约定其三人以李某的名义，借资人民币200万元给江西上饶人郑厚伟，投资比例为李某70万元占35%，缪松祥65万元占32.5%，张晖65万元占32.5%，亏损或盈利均按投资比例分配。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90万元收回后，2012年4月26日，李某与缪松祥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由李某收购缪松祥在合伙投资中的份额，转让价为86万元，李某在2012年4月30日前支付20万，2012年5月31日前付66万元。因李某在2012年5月31日前仅支付50万元，缪松祥向法院起诉，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李某在2013年6月30日前支付160000元，2013年10月31日前支付200000元。又查明，原告蔡丽华于2012年4月29日分别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账户向被告缪松祥转账7万元和13万元，共计2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使他人遭受损失。本案中，首先，从原、被告的通话录音可以确定，原告通过建行转账给被告30万元有其明确的给付对象及给付内容。其次，原告蔡丽华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于2012年5月31日在建行遂昌支行营业部通过手写填单并确认后，将款项给付给被告缪松祥，有其明确的行为目的。第三，蔡丽华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其应承担给付欠缺原因的举证责任。且蔡丽华作为财产起始的控制方，其自己的行为致使财产发生转移，亦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综上，现原告仅以因转账时头昏而错将30万元转入被告账户，被告取得利益不当，要求被告返还30万元，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丽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原告蔡丽华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蔡丽华不服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一审法院犯有有证不认、对事实认定不准的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一、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公司（丽水嘉南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指导，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几次问上诉人借款，前两笔均已归还。2012年5月30日，被上诉人问上诉人是否有钱，借其周转一下，并表示几天就还。上诉人说看情况，如果安排出有就借给被上诉人，让其于31日将建行账号通过短信发给上诉人。后因资金安排不出，上诉人不想借款给被上诉人。2012年5月30日，上诉人因身体不舒服头昏脑胀糊里糊涂，又接近银行下班时间，鬼使神差地不知怎么就转入被上诉人的账户。二、原审判决错误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013年11月9日的通话记录。该证据中第一页的二十二行至三十三行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对话：“不是，你那里诉上去了，李某呢，你说对不对啊？那个30万，我上次问你，你说我代李某还款，那你要写张收条给我，我是建行户头转给你30万……”在第一页第三十四至三十八行中被上诉人说：“我写没有用，这个要李某写，李某写起来，因为当时李某的290万都打在你的户头上的，要写的话，那你写张过来的”，上诉人：“我写什么给你啊？”被上诉人：“当时，我们200万的那个钞票投出去，后来还回来，对方打过来，汇进你的账户上的。”在该份证据中已经明显地表示上诉人一直是要求被上诉人出具一张收条《收到蔡丽华代李某还款30万》给上诉人，被上诉人自己表示是因为李某他们的投资款200万，后来对方（郑厚伟）将290万本息还回来时，是打进上诉人的账户里，所以蔡丽华建行62×××56进账是缪松祥的建行卡号为62×××77，是上诉人应该打给他的。现在法院已经查明事实，对方（郑厚伟）是打进李某的妻子田建玲的农行账户。一审法院以查明2013年5月31日蔡丽华是本人填写的银行转账单，而且其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认为其就不能有身体不舒服头昏脑胀糊里糊涂的时候，打错钱的责任就要上诉人自己承担，该笔款项就是应该帮李某代还的，由此认定该笔款项就是应该归被上诉人所有。三、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中国银行与中国农业银行的两份转账凭证（上诉人蔡丽华于2012年4月29日分别转给被上诉人7万元和13万元，共计20万元），上诉人认为这两份证据证明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已经还清的事实，但与本案没有关联。一审法院错误认为是20万元和建行的30万元的数额在时间上凑巧，就是（2013）丽遂商初字第102号调解书载明的被上诉人缪松祥与案外人李某的协议，案外人李某要在2013年5月31日前支付给缪松祥50万元。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张晖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李某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转让协议》、（2013）丽遂商初字第102号调解书里均没有提及蔡丽华的名字，更没有提及李某有50万元是通过蔡丽华的账户转给被上诉人。如果该笔错打的30万元确实是帮李某代还给缪松祥的，那么缪松祥不可能在法院调解时也不叫上诉人一起参与。显然该笔钱是错打的。现一审法院错误认为上诉人应向案外人李某结算或起诉追讨30万元，上诉人认为案涉30万元就是错给了缪松祥，其耍赖不归还于上诉人，坚持该笔钱是上诉人代李某归还的，上诉人也没有办法，钱在被上诉人手里，但其也应该出具收条给上诉人或叫上李某一起协商，李某若承认该笔款项是代其归还，其后则由李某归还于上诉人，上诉人向李某追偿。上诉人在付错钱的次日即开始到被上诉人的办公室，在起诉之日也去其办公室找他，被上诉人的同事说其下乡去了，连打三个电话被上诉人才接，语气很不好，上诉人与其说若不还钱是要找其国税局局长说这事，被上诉人说去找好了。于是，上诉人也去找过国税局局长，并将错打30万元到被上诉人账户一事说明，局长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好好商量，不要弄出矛盾。上诉人说已经和被上诉人好好商量快两年了，因为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公司的直接管理领导，在2012年6月份问其要钱后，被上诉人就对上诉人的公司处以税收罚款12万元多，现上诉人公司也没有了，两年的诉讼期限也已马上到期，万般无奈之下才来找领导商量，是否能帮忙解决，局长说这事其也没有办法，帮不了这忙，实在不行还是走法律程序最好。如果说钱不是错打，上诉人是不敢这样去被上诉人的办公室找他的，只因为被上诉人确实是对上诉人错打的30万元钱不还，上诉人才会理直气壮地向其追讨。综上，上诉人认为，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两份共计20万元的转账凭证证明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已经还清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如果当时被上诉人出具了“收到蔡丽华代李某还款30万元”的收条，李某同意的情况下上诉人则不会再向被上诉人追偿该笔30万元，那时李某有钱，上诉人随时可以拿回这笔钱。现在李某什么都没有，其又不认可上诉人是代其向被上诉人归还30万元，上诉人在没有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的情况下，如何去向李某结算并起诉。上诉人并非李某的妻子或亲戚，李某和被上诉人的债权债务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没有义务帮李某归还30万元给被上诉人，其两人的债务理应由被上诉人自己与李某结算。此外，被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中很清楚地说明了是李某、郑厚伟的钱打入上诉人的账户，现在法院已经查明李某投出去200万元之后还回来的290万元没有进上诉人的账户，郑厚伟是将款项打入李某妻子的农行账户。故，上诉人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撤销（2014）丽遂民初字第28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被上诉人缪松祥答辩称，2012年5月31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答辩人账户30万元并非错打，不存在不当得利，事实是案外人李某委托蔡丽华代其归还给答辩人的合伙投资转让款30万元。一、上诉人与答辩人的通话录音可以充分证明上诉人自己非常清楚案涉30万元款项并非错打，且其主动承认30万元是代李某归还给答辩人的转让款。2013年11月9日19时26分，上诉人主动打电话给答辩人，说明30万元打到答辩人账户，是代李某归还转让款的，因李某未打借条，要求答辩人协助上诉人补办其与李某的借款手续，在李某向上诉人借款的借条上签字证明此事。在一审庭审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多次陈述其代案外人李某还款给答辩人30万元，并要求答辩人出具收条，答辩人也答应协助其在李某向其借款的30万元借条上签字证明此事。一审中上诉人确认了其中多次提到的其代案外人李某还款给答辩人的30万元即为本案讼争的30万元。因此，上诉人心里非常清楚不是错汇，当时汇给答辩人的这30万元是有其明确的给付对象及给付目的的。二、款项不存在错打。上诉人蔡丽华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2012年5月31日，是其亲自到建设银行遂昌支行营业部的银行柜台并在汇款单上亲手填写了双方的姓名、账号、转账金额、汇款人的身份证号，签字确认并出示了身份证，银行办理转账后对银行打印的交易信息进行核对再次签字确认后将30万元款项打入答辩人账户，有银行汇款申请单、转账凭条为证。另，从上诉人的一审起诉书中提供的建设银行明细账查询表也可以证明一点，在转账汇给答辩人款项后，上诉人在建设银行柜台还转账汇给另一人65万元，之后，又在atm机上连续转账9笔，其中，8笔中每笔为2500元，另一笔为1万元。故，上诉人汇款时是非常清醒且清楚的，其在主观上具有主动性。有上诉人提供的建设银行明细账查询表原始单据可以证明案涉款项并非错打，而是客观反映了上诉人代李某归还给答辩人投资转让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汇款行为是上诉人的特意行为。三、不可能错打款项。从上诉人的一、二审诉状中可以看出，上诉人只知道答辩人大概的名字，而不知道确切名字，两次名字均不准确。银行汇款必须是账号、户名完全一致才行，说明蔡丽华是按照李某要求，根据答辩人提供给其的账号信息将转让款汇出，而且在汇款时经过认真核对后转入答辩人账户的。从打款时间上分析，2012年5月31日正好与李某应归还给答辩人转让款的时间相吻合。而且，对该笔款项的到账，答辩人一直在李某办公室等待，直到短信提示入账后才离开李某办公室。因此，绝无可能是错打。四、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均为凭空捏造，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证明。上诉人诉称，答辩人是上诉人公司的财务指导，并几次向上诉人借款，均不属实。事实上，答辩人从来没有对上诉人的公司进行过财务指导，到今天为止也不知道上诉人公司的会计是谁，也从没有向上诉人借过任何款项。假如答辩人是上诉人公司的财务指导，那么应是早就知道投资款已经收回，却为何还要跑到江西去向借款人了解才知道呢？而且还是在上诉人起诉之后才了解到郑厚伟归还借款后的当天（2011年10月14日）田建玲立即用银行本票的形式将款项全额汇入上诉人公司的账户。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于2012年4月29日在农行与中国银行分别转给答辩人7万元和13万元的两份证据证明了答辩人向上诉人借款已经还清的事实，这是不属实的。汇款给答辩人的情况是不能证明答辩人还款给上诉人的事实的。况且，答辩人从未向上诉人借过钱，在（2013）丽遂商初字第102号民事调解书中李某承认已付给答辩人的50万元转让款，就是2012年4月29日上诉人通过网上银行转汇给答辩人的20万元及本案所指的30万元，均系上诉人代李某归还给答辩人的转让款。在一审中已查明均是李某委托上诉人代为归还的。除此之外，李某没有再支付过答辩人任何有关款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对通话录音的理解是断章取义的，答辩人认为应当对整个通话录音进行整体理解才符合录音的本意，该通话录音证明上诉人确实是代案外人李某归还给答辩人转让款，而并非错打款项。五、上诉人代李某转付给答辩人转让款30万元之后，近二年时间未提出异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本人在付错钱的第二天开始就去被上诉人的办公室里找他多次”不属实。事实是上诉人代李某还款给答辩人是2012年5月31日，之后一直未向答辩人提及过此款是错打，也一直未主张，直到2014年4月22日才打电话给答辩人说错打款的事，这明显有违常理。30万元不是小数目，而且银行有回执单，并经汇款申请填写、汇款成功信息确认两次签名核对。如果真是错打，上诉人当天肯定会发现，按常理应该马上通知答辩人，可上诉人并没有这么做，却等到将近两年，距离诉讼期限只有一个多月才提出，这根本不符合常理。2013年7月8日或9日【具体答辩人记不清楚了，也就是答辩人申请法院依法执行（2013）丽遂商初字第102号民事调解书，在法院执行局查封了李某的相关房产后】，上诉人突然到答辩人办公室称答辩人申请执行的36万元，以李某的信隆担保投资公司所有股权作抵押，叫答辩人不要申请执行，否则，之前其代李某所付的30万元让答辩人归还，就算是其打错了，但答辩人不同意。之后几天，上诉人打了两次电话给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撤销法院执行申请，但均没有涉及30万元款项错打问题，只是说答辩人申请法院执行后，李某有一套房子是给上诉人作抵押的，查封后其不能再贷款了，否则，也不打电话给答辩人了。到了2013年11月9日晚，上诉人再次打电话给答辩人，称“当时我代李某还给你的30万元，要李某写一张‘李某向蔡丽华借款，由蔡丽华代李某归还你款，缪松祥签字证明’的收据给我（蔡丽华）。”并协商好如何写及怎样签字，签什么字。之后，上诉人就没有了下文。直到2014年4月22日，电话里突然提出要答辩人还她错打款项的无理要求，答辩人认为不存在错打款，纯属无理取闹。若真是错打，上诉人为何前几次电话里或当面不说，为何在打款后近二年才提出，原因只有一个，事实不是错打，而是上诉人想欺诈答辩人，有意虚假诉讼。六、在（2013）丽遂商初字第102号民事调解书中，李某已经确认上诉人代其归还给答辩人转让款30万元。2011年5月9日，李某、张晖及缪松祥签订《共同投资协议》，由李某代表其他两人，共同出借资金（金额不等，按比例）给江西上饶人郑厚伟200万元，期限为三个月，借款期限自2011年5月8日至8月7日止，到期借款未收回。至2011年10月14日，李某收回了借款及违约金等共计290万元（其中40万元为另一第四人所有），款项由郑厚伟在德兴农业银行银城分理处汇到田建玲农行账户，田建玲当天就将该款项采用银行本票的形式汇至丽水嘉南商贸有限公司。但李某与上诉人蔡丽华一直隐瞒，告诉答辩人借款未收回。2012年3月底，答辩人到郑厚伟处取得了收回借款的部分证据之后，于2012年4月26日经李某委托律师罗新文从中调解，李某与答辩人签订了《合伙投资股份转让协议》，答辩人将合伙投资股份转让给李某，转让价为86万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在2012年4月30日前支付20万元，2012年5月31日前付66万元。”李某在2012年4月30日前已按时支付了20万元，到2012年5月31日下午，答辩人未收到其余款项，遂到李某办公室（浙江遂昌信隆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要求其根据转让协议支付剩余未支付的转让款66万元给答辩人。李某称当天不能全部还给答辩人，先付30万元，已经叫蔡丽华去办了，并告知蔡丽华的手机短号，叫答辩人将建设银行账号发给蔡丽华，剩下的过几天再给答辩人。当日15时54分（短信显示）答辩人将银行账号发给上诉人蔡丽华，之后答辩人一直在李某办公室等待，并多次向李某催要，直至当日17时13分（短信显示），蔡丽华将30万元转入答辩人账户（就是案涉30万元）。剩下36万元转让款李某一直未付，答辩人多次催要无果，遂于2013年1月23日向县人民法院起诉。2013年1月31日由法院代理审判员杨全保主持调解，并作出（2013）丽遂商初字第102号民事调解书，具体内容为：在2013年6月30日前支付16万元，10月31日前支付20万元给答辩人。但上述款项至今未付，现尚在执行之中。（2013）丽遂商初字第102号民事调解书记载：“李某在2012年5月31日前支付了50万元”，其中30万元就是本案所指的蔡丽华代李某归还给答辩人的转让款，李某在调解书中已经确认。除上述由蔡丽华代李某归还款项给答辩人之外，李某没有任何款项归还给答辩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蔡丽华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待证2012年5月31日李某并未委托其将30万元款项代付给被上诉人。对于李某的证言，上诉人蔡丽华质证称，证人证言非常清楚，2012年5月31日李某并未委托其代付30万元给缪松祥，事后也没有写条子给上诉人。关于李某与缪松祥之间的合作，退款是与上诉人没有关系的。被上诉人缪松祥质证称，证人李某在证言中陈述到30万元是通过现金支付，应该要拿出证据，此外，李某称蔡丽华与其说起过这个代付款30万元的事，但事后证人李某不承认了，正因如此，蔡丽华才来找被上诉人。对于该证人证言，本院认为，上诉人应在一审期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其无正当理由未申请，故该证言不属二审新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蔡丽华于2012年5月31日将30万元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给被上诉人缪松祥，系其通过填写银行转账单据并对相关信息予以确认之后所完成，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转账行为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其所主张的头脑昏沉之下所作的误转情形。此外，对于双方在2013年11月9日的通话录音，上诉人蔡丽华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在通话中蔡丽华曾称案涉款项30万元是其代案外人李某支付给被上诉人缪松祥。而现其又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30万元款项，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且上诉人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行为系欠缺给付原因，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上存在错误，经审查，原审认定证据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收取案涉30万元款项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蔡丽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洋
审 判 员 苏伟清
代理审判员 应利静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代书 记员 何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