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20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正东，男，汉族，1971年6月29日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少华，男，汉族，1969年1月21日生。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宝国，江苏马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市六合区恒兴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白果南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叶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安康，男，汉族，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栾宏林，江苏宏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兆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雄风电控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
法定代表人韩兆金。
上诉人马正东、唐少华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六合区恒兴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公司）、韩兆金、南京雄风电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风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4）六商初字第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兴公司一审诉称：2012年11月30日，韩兆金与南京民生银行北京西路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00万元。同日，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同意为韩兆金的上述借款担保。另，雄风公司也同样提供担保。2012年12月1日，马正东、唐少华与恒兴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马正东、唐少华为恒兴公司对韩兆金借款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借款合同到期后，韩兆金未能按约还款，恒兴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垫付本金206862.93元，2014年3月28日垫付本金1650000元，2014年4月8日垫付143446.61元，合计垫付本息2000309.54元。为维护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一、韩兆金偿还垫付款18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4月8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每日0.5‰计算），并偿付律师费48100元；二、马正东、唐少华对上述第一项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雄风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义务承担二分之一清偿责任；四、韩兆金、雄风公司、马正东、唐少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马正东、唐少华一审共同辩称：恒兴公司诉称的2012年9月30日韩兆金向民生银行借款的事实不存在，民生银行未向韩兆金发放贷款，故恒兴公司无权向反担保人追偿。1.民生银行对借款人韩兆金是否具备借款的条件及其信用未作调查，就与韩兆金订立借款合同，违反银行放贷的相关规定。借款人为韩兆金，但合同中约定将该笔贷款发放给与借款人无任何法律关系的单位，恒兴公司、韩兆金、民生银行存在恶意串通以及欺骗行为。恒兴公司在上述合同签订期间对外担保系违反金融规定，其不能对外担保。故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均为无效合同。2.反担保合同的对象是2012年9月30日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恒兴公司将原举证的2012年9月30日的担保合同变更举证为2012年11月30日的保证合同，而后者涉及的属另一事实，恒兴公司如需主张权利，应另案诉讼。综上，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韩兆金及雄风公司一审未答辩。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1日，韩兆金与恒兴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韩兆金向民生银行借款200万元，请求恒兴公司为其担保，借款期限为自2012年11月1日起至2013年10月30日止。韩兆金一次性支付恒兴公司担保费50000元。韩兆金按贷款金额的10%交保证金，存入恒兴公司在民生银行的账户。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2年11月30日，民生银行与韩兆金签订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号的《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韩兆金向民生银行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2年11月30日起至2013年11月30日止。年利率为9%。受托支付为民生银行将该贷款汇入南京腾焱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开户行为工行六合支行，账号为43×××14）。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号的《担保合同》，恒兴公司为保证人；雄风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号的《担保合同》，雄风公司为保证人。上述《担保合同》均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民生银行与韩兆金签订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号的《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本金、利息、实现债权费用等。《担保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2年12月1日，马正东、唐少华与恒兴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韩兆金与民生银行于2012年11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号的《借款合同》，恒兴公司为韩兆金担保200万元，马正东、唐少华自愿为韩兆金提供反担保。保证责任为连带责任，保证范围为履行借款担保及向马正东、唐少华行使追偿权、实现反担保权利所支付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等）。《反担保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韩兆金向恒兴公司支付担保费5万元，并付担保保证金20万元。
2012年11月30日，韩兆金向民生银行出具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12月3日起至2013年12月3日止，贷款转入南京腾焱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为工行六合支行，账号为43×××14）。
《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韩兆金未按约向民生银行履行义务。恒兴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代偿206862.93元、2014年3月28日代偿165万元，2014年4月8日代偿143446.61元，恒兴公司合计为韩兆金向民生银行代偿2000309.54元，因索要无着，遂诉至法院。
一审另查明：恒兴公司曾在诉状中表示：“2012年9月30日，韩兆金与民生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变更为“2012年11月30日，韩兆金与民生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恒兴公司曾举证，2012年9月30日，其与民生银行签订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号的《担保合同》，后举证，2012年11月30日，其与民生银行签订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号的《担保合同》，且表示：“2012年9月30日”属其涂改日期，应为“2012年11月30日”。其前后举证的《担保合同》编号均为108022012003295号，内容也一致。
在案件审理中，马正东、唐少华申请一审法院向民生银行调查，一审法院对民生银行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结论为：民生银行与恒兴公司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日期应为2012年11月30日。恒兴公司所举的2012年9月30日签订的《保证合同》，与案涉《保证合同》内容一致，属涂改日期。
2012年9月14日，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作出《关于恒兴公司等违规行为处理意见》苏金融办发（2012）61号文件，该文件载明的处理意见为：“诚勉谈话；停业整顿，为期三个月等”，“停业整顿自2012年10月1日起”。
恒兴公司与江苏宏林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江苏宏林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参加本案诉讼，恒兴公司就本案支付律师代理费481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韩兆金与恒兴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民生银行与韩兆金签订《借款合同》，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雄风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保证合同》，马正东、唐少华与恒兴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均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应为有效。借款人韩兆金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人恒兴公司为其向民生银行代偿2000309.54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韩兆金向恒兴公司交付的担保保证金20万元，应冲抵恒兴公司代偿款，冲抵后韩兆金尚欠恒兴公司代偿款1800309.54元。恒兴公司履行代偿义务后，有权向债务人韩兆金追偿，也可以要求承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承担的份额，并有权依反担保合同约定要求马正东、唐少华承担反担保责任。因恒兴公司、雄风公司提供的是共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且各保证人份额没有约定，应当平均承担韩兆金的债务，故恒兴公司、雄风公司应各承担1／2。恒兴公司与雄风公司均为保证人，对承担保证责任后行使追偿权时发生的律师费负担无约定，故恒兴公司要求雄风公司承担律师费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因《委托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明确约定，恒兴公司实现债权的而支出的律师费应由韩兆金、马正东、唐少华负担，同时该费用属于保证责任范围，故恒兴公司就其支出的律师费有权向韩兆金、马正东、唐少华主张。恒兴公司为实现债权支付律师费用48100元，符合律师收费标准。恒兴公司在停业整顿期间提供担保，违反行业管理规定，但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与民生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应为有效。故马正东、唐少华辩称恒兴公司对外担保违反金融规定，其与民生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故恒兴公司与马正东、唐少华签订的《反担保合同》也应无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2年11月30日，韩兆金与民生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恒兴公司原举证的2012年9月30日其与民生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后变更举证为2012年11月30日其与民生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韩兆金提供担保。上述保证合同，为同一编号，且内容一致，故签约日期“2012年9月30日”属恒兴公司涂改，应为“2012年11月30日”。马正东、唐少华辩称2012年11月30日的保证合同涉及的属另一事实，恒兴公司如需主张权利，应另案诉讼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韩兆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恒兴公司代偿款180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4月8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每日0.5‰计算）。二、韩兆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恒兴公司律师费48100元。三、马正东、唐少华对上述第一、二项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雄风公司在韩兆金上述第一项义务的1／2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五、驳回恒兴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4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其他诉讼费560元，合计27010元，由韩兆金负担（此款恒兴公司已垫付，承担付款义务人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加付此款）。马正东、唐少华对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雄风公司对上述义务在13140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宣判后，马正东、唐少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驳回恒兴公司对其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恒兴公司受省金融办处罚是行政处罚行为，并非是违反行业规定，行业规定应由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作出。省金融办是根据《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授权，依照《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办法处罚细则》对恒兴公司作出处罚。一审认定恒兴公司在停业整顿期间提供担保是违反行业管理规定有误。而在行政处罚期间实施的担保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故案涉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订立的《担保合同》是无效合同。二、马正东、唐少华与恒兴公司签订的《反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前述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属无效。三、《反担保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亦应无效。1.恒兴公司订立《反担保合同》时故意隐瞒其受行政处罚停业整顿以及开业后暂停担保业务三个月的事实。2.韩兆金与民生银行订立的借款协议约定借款用途为公司经营，而借款实系直接转入南京腾焱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账户，恒兴公司、韩兆金、雄风公司对此均系明知，但对马正东、唐少华进行了隐瞒。3.韩兆金在民生银行有多次借款，均有恒兴公司为其担保。案涉借款系韩兆金无力还款后采取新贷还旧贷方式进行，并通过与马正东、唐少华订立反担保合同转移风险，故意损害马正东、唐少华利益。即通过正常的银行借贷和担保形式，实现其转移风险的非法目的。4.马正东、唐少华在订立《反担保合同》过程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四、一审认定的主要案件事实有误。1.《反担保合同》对应的系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于2012年9月30日订立的《担保合同》，而非一审认定的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于2012年11月30日订立的《担保合同》。2.一审中恒兴公司提交的《担保合同》原件将日期由2012年9月30日涂改变更为2012年11月30日，与其诉状所载的诉请事实不符，亦未有鉴定及合理解释。事实上2012年9月30日的《担保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不能据此要求马正东、唐少华承担反担保责任。五、一审对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的范围判决有误。即反担保人担保的系恒兴公司而非雄风公司，应在共同担保人恒兴公司与雄风公司之间区分责任后，再就恒兴公司实际履行还款义务的部分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恒兴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马正东、唐少华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在一审中已经充分阐述，但不能成立。1.恒兴公司在受省金融办处罚期间实施的担保行为不应当认定是无效行为。恒兴公司只是违反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当然否认其担保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2.马正东、唐少华认为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系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恒兴公司和民生银行订立的《担保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3.马正东、唐少华认为《反担保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只是主观臆断。4.马正东、唐少华所称2012年9月30日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一审已经查明，该合同实际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11月30日，系恒兴公司为了规避检查而将11月30日改成了9月30日，一审时已提交证据并充分说明。5.一审法院依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共同担保人的认定是正确的，此先在判决书中确定了马正东、唐少华的反担保责任，同时确定雄风公司承担二分之一的清偿责任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不存在判决错误。马正东、唐少华作为《反担保合同》的担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反担保人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当是主债务和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
被上诉人韩兆金、雄风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马正东、唐少华提出两点异议：1.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之间存在2012年9月30日与2012年11月30日两份《担保合同》，恒兴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诉请的是2012年9月30日的《担保合同》。2.一审中马正东、唐少华是申请向民生银行调取，不是要向民生银行的工作人员调取，而一审判决表述为“申请向民生银行调取，本院向民生银行工作人员调取”不准确。
对马正东、唐少华上述第一项异议，系其上诉事由，亦为本案当事人讼争之焦点，本院于说理部分一并予以论证。对其第二项异议，一审判决的表述与马正东、唐少华所述内容之间，未见有何矛盾与歧义，故该项异议不能成立。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马正东、唐少华于二审期间陈述，其主张案涉《担保合同》无效目前没有查到法律或行政法规方面的依据。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案涉《担保合同》是否无效。2.案涉《反担保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3.一审法院关于案涉《担保合同》的签订日期认定是否存在错误。4.反担保人即马正东、唐少华是否应当对180万元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认为：案涉《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
一、关于案涉《担保合同》是否有效问题。
首先，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前提，系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非其他性质的规章制度。其次，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分为取缔性或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而通常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省金融办对恒兴公司进行处罚，系其依职权对行业进行管理的行为，该处罚行为所依据的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马正东、唐少华于二审期间亦未能提出其主张合同无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方面的依据，故案涉《担保合同》并不因为恒兴公司受处罚处于停业整顿期间而当然无效。马正东、唐少华认为案涉《担保合同》因恒兴公司受行政处罚而无效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案涉《反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
首先，如上所述，《反担保合同》所对应的《担保合同》合法有效，故本案并不存在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也因而无效的情形。其次，马正东、唐少华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案涉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相互之间具有串通性以及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亦或案涉合同的履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案涉反担保合同并不具备认定为无效的条件。马正东、唐少华认为《反担保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并因而无效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一审对案涉恒兴公司与民生银行之间《担保合同》日期认定的问题。
恒兴公司于一审中原举证的其与民生银行之间签订日期为2012年9月30日的《担保合同》，后变更举证为其与民生银行之间签订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的《担保合同》。以上两份合同文本为同一编号，且内容一致，所指向的对象皆明确为民生银行与韩兆金之间于2012年11月30日签订的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号的《个人借款合同》。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的形式与内容、银行调查结果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综合认定该合同实际签订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两份文本实系同一合同，该认定并无不当。马正东、唐少华认为存在签订日期分别为2012年9月30日与2012年11月30日的两份《担保合同》，案涉《反担保合同》对应的系2012年9月30日所签订的《担保合同》且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未能就此举证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四、关于反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问题。
案涉《反担保合同》对应的系恒兴公司为韩兆金与民生银行于2012年11月3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为108022012003295）借款所提供的200万元范围内的担保。《反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恒兴公司在上述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证担保范围等，其主债务系恒兴公司在上述借款合同履行担保责任完毕后形成的对反担保人马正东、唐少华追偿之债务。现恒兴公司已依据约定在保证范围内代偿款项，其有权依据《反担保合同》向马正东、唐少华追偿。该项追偿权与恒兴公司基于共同的连带责任保证向雄风公司要求负担相应债务的权利，非属同一法律关系。故马正东、唐少华认为应由恒兴公司与雄风公司之间区分责任后，再就恒兴公司实际履行还款义务的部分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马正东、唐少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妥，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450元，由马正东、唐少华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劲松
代理审判员 朱永刚
代理审判员 陈 戎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