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潍民一终字第4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传法，农民。
委托代理人曲洁，山东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涛，山东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玉学。
委托代理人陈林，山东潍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青州市庙子镇庙子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福忠，主任。
上诉人李传法因与被上诉人崔玉学、青州市庙子镇庙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庙子村委）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2013）青法庙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传法及其委托代理人曲洁、王涛，被上诉人崔玉学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林，被上诉人庙子村委的法定代表人张福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3月20日，崔玉学借用青州市金叶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资质与庙子村委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崔玉学包工包料承包青州市庙子镇庙子村3#住宅楼工程，开工日期为同年3月25日，竣工日期为同年9月30日，合同价款约300万元，建筑面积4300平方米，砖混结构，共五层。同时约定施工人员进入现场首付100000元，基础完工拨付总造价的5%，以后每层完工拨付总造价的7%，内外装完工拨付7%，竣工拨付7%，其余自峻工之日起一年内付至总造价的95%，保修费执行国家规定。崔玉学将该住宅楼建至二层后与李传法口头协商将该工程作价200000元转让给李传法，后崔玉学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交给李传法。同年9月13日，庙子村委与李传法签订建筑工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由李传法执行合同全部内容，工期延长至同年11月15日，庙子村委承担基础工程增加费用80000元。因李传法无力支付崔玉学200000元工程转让款，2010年1月31日，李传法为庙子村委出具200000元收到条一份，约定由庙子村委从其工程款中扣除200000元作为工程转让款支付给崔玉学，同日，崔玉学为李传法出具收到200000元工程转让款证明条一份，载明：“原庙子村3#楼前期工程（崔玉学、王进杰、张立军、关英禄）款贰拾万元（￥200000.00）已与李传法交接付清，李传法交与贰拾万元与崔玉学，崔玉学，2010年1月31日。”该200000元工程转让款后来由庙子村委支付给崔玉学。李传法与崔玉学施工过程中，施工材料由庙子村委提供后将价款从双方工程款中扣除，李传法在工程主体完工后从庙子村委处共领取工程款498619元，崔玉学在工程转让前于2009年3月29日从庙子村委处领取工程款140000元，同年7月9日从庙子村委处领取工程款35441元，共计175441元。
上述事实，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筑工程补充协议、崔玉学证明条、收款收据、工程结算明细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予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传法与崔玉学协商的工程转让价款是共计200000元，还是除崔玉学从庙子村委处领取的工程款之外李传法再支付崔玉学200000元。李传法诉称共计200000元，崔玉学辩称是除从庙子村委处领取的工程款之外李传法再支付20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青州市庙子镇庙子村3#住宅楼工程共五层，崔玉学将工程转让给李传法时已建至二层，从庙子村委处领取工程款共计175441元，李传法从庙子村委处领取工程款共计498619元，双方领取的工程款总额为674060元。若双方协商的工程转让价款是共计200000元，则崔玉学实际领取工程款为200000元，李传法实际领取工程款为474060元，崔玉学工程量包括住宅楼基础、车库、一楼及二楼一部分，李传法工程量包括二楼剩余部分、三楼、四楼、五楼，双方工程量差距并不明显，但领取的工程款却较为悬殊，明显不合常理，且双方协商转让工程后崔玉学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交给李传法，合同明确载明施工人员进入现场首付100000元，基础完工拨付总造价的5%，以后每层完工拨付总造价的7%，内外装完工拨付7%，竣工拨付7%，其余自峻工之日起一年内付至总造价的95%，李传法应知崔玉学从第三处领取了部分工程款，与其诉称的不知崔玉学已从庙子村委处领取工程款相互矛盾，虽李传法申请证人薛安光、赵存金出庭作证以证实其主张，但李传法欠二证人劳务费未支付，与二证人有利害关系，二证人证言难以采信，即使二证人所述属实，其证言亦仅能证实李传法与崔玉学协商的工程转让款为200000元，未能证实该200000元是否应包括崔玉学已从庙子村委处领取的工程款，故李传法与崔玉学协商的工程转让价款应为除崔玉学从庙子村委处领取的工程款之外李传法再支付崔玉学200000元，且李传法要求崔玉学返还工程款188339元，而崔玉学共从庙子村委处领取工程款175441元，李传法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传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67元，诉讼保全费1420元，均由李传法负担。
上诉人李传法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玉学约定的工程转让款200000元，是将工程整体买断的价格，而非除被上诉人崔玉学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处领取的175441元之外再支付200000元。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结算时，被上诉人庙子村委将被上诉人崔玉学前期施工时所用原材料费599147元从上诉人的工程款中扣除，而非原审认定的“从双方工程款中扣除”。如果该工程不是整体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崔玉学所用的材料费应该单独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结算，而不会在与上诉人最终结算时从上诉人的工程款中扣除。原审中被上诉人庙子村委提交的“3#楼工程结算单”中载有“一、前期工程①材料”的明细表中列的水泥、沙、石子、砖、钢材等的材料款，均包括被上诉人崔玉学的前期工程与上诉人的后期工程所用材料款。其中被上诉人崔玉学所用的材料费共计599147元，该笔款项作为材料费从总工程款中扣除。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被上诉人庙子村委出具的“金叶工地用材料数”的清单中，明确的区分了被上诉人崔玉学与上诉人分别用材料的数额，可对上述事实加以证实。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签订的建筑工程补充协议中第三条约定“甲方承担基础工程增加费用80000元”，也说明上诉人整体买断了该工程，所有工程款均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结算。“基础工程增加费用”是因为被上诉人崔玉学施工时，因管理不善造成楼房基础不合格而返工，两被上诉人约定返工增加的费用由被上诉人庙子村委承担80000元。该基础工程（包括返工的工程）是被上诉人崔玉学施工的，如果按照两被上诉人的辩解，被上诉人崔玉学施工的工程款给了崔玉学，上诉人施工的工程款给了上诉人，那么该80000元增加费用应该支付给被上诉人崔玉学，而为什么双方约定由上诉人继受这80000元？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玉学为何约定工程转让款为200000元的计算过程，原审时上诉人已提供明细表一份加以证明，从该明细表也可合理推导出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崔玉学因无资金垫付、私卖工地上的钢材、拖欠人工费、施工质量出现问题等原因，工程已经无法继续施工，因此通过中间人希望上诉人接手该工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玉学商定将其施工过程中支出的和欠付的人工费、机械费及部分材料费全部核算在内，计算出一个数额作为工程转让费。经核算，被上诉人崔玉学的上述费用为255487元，减去其私自卖掉的钢筋52226元，得数为203260.4元，最后双方商定以200000元整体买断工程。该明细表虽然没有被上诉人崔玉学的签字，但是通过明细表中的内容完全可以推定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有关联性。该明细表中其中两项“瓦工30000，塔吊工8300”即是被上诉人崔玉学欠付的瓦工朱启要、塔吊工李德贵的人工费，该二人已经向原审法院起诉并经法院判决。四、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签订的建筑工程补充协议中第一条的描述，完全可以窥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工程款全部向上诉人支付。该协议第一条规定“执行甲方与施工单位所签合同及合同中全部内容”。当事人特意强调了“合同中全部内容”这几个关键字。如果该条款的意思仅为“继续执行原合同”，大可以仅表述前半句即可。而双方又看似多余地加上了后半句“及合同中全部内容””，本意就是特意强调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全部事项均由上诉人执行、所有的工程款均向上诉人支付。五、原审认定“如崔玉学实际领取工程款为200000元，李传法实际领取工程款为474060元……双方工程量差距并不明显，但领取的工程款却较为悬殊，明显不合常理”，属事实认定不清，不合逻辑。1、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玉学所干工程量原审中已经查明，各方陈述一致，即被上诉人崔玉学施工了基础、车库、一楼及二楼的一户砖砌体，上诉人施工了二楼大部分、三楼、四楼、五楼、楼顶，明显可以推定出上诉人施工的工程量大于被上诉人崔玉学施工的工程量。2、原审中被上诉人庙子村委提交的证据“3#金叶工地记账单2013.9.16”中，清晰地记载了其前期支付的438339元的具体内容：其中分三次支付给崔玉学175441元现金，而支付给上诉人的262898元中197500元为支付给崔玉学的工程转让款；15398元为水电费、看门费等其他费用直接支付给他人；上诉人实际领取的只有50000元。被上诉人崔玉学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共领取的375441元是其真正拿到手的钱，因为其人工费、材料费等支出都是从上诉人的工程款中扣除。但是上诉人实际拿到手的仅为50000元。再加上工程最后结算时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领取的235728元，上诉人实际得款285728元。也就是说，原审法院将200000元与474060元相比较，而两个数字并非同一性质，是没有可比性的。相反，通过数字对此，被上诉人崔玉学得工程转让款200000元，而上诉人完成整个工程得款285728元，两人所挣数额与各自的工程量相符，是合情合理的。而被上诉人的狡辩明显不合常理，与事实不符。六、原审法院推定上诉人“应知崔玉学从庙子村委领取了部分工程款”明显无依据。工程转让款是“除去已领取的175441元之外再支付200000元”的证明责任应该在被上诉人崔玉学。1、虽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对付款时间有约定，但是根据实践经验，发包人拖欠工程款是非常普遍的，而根据工程交接的实际情况，当时被上诉人崔玉学资金紧张，无法继续施工，所以上诉人并不知其已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领取工程款是符合常理的。2、根据常理推断，假设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崔玉学已领取工程款175441元，并且双方商定的工程转让款200000元不包括这175441元，根据正常的做法，双方应当特别载明“除175441元之外再支付200000元”或者直接载明工程转让款为两数之和，即375441元。因此，上诉人是不知被上诉人崔玉学已领取工程款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将领过工程款的事实告知上诉人，原审贸然推定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崔玉学已领取工程款明显不当。七、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的两位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两位证人薛安光、赵存金的劳务费是被上诉人崔玉学所欠，并非上诉人所欠。该事实有被上诉人崔玉学书写的证明一份予以证实，该证据原件现存于原审法院，因此该两位证人与上诉人并无利害关系。2、上诉人申请的两位证人，均能证实上诉人是将工程整体买断。“整体买断”的含义就是所有工程款均向买断人支付。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崔玉学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庙子村委辩称：被上诉人庙子村委不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玉学的钱，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崔玉学负责涉案工程施工期间，欠案外人部分人工费用，崔玉学将涉案工程转让给李传法后，李传法代崔玉学偿还了部分人工费用38300元，李传法为此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崔玉学予以返还。后双方针对李传法代崔玉学偿还的上述费用达成调解协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崔玉学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领取的工程款175441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提供的包含证人证言在内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玉学约定的工程款200000元是如何计算的，而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崔玉学系在2009年7月9日前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分三次领取工程款175441元。根据生活常识和交易习惯，上诉人于2009年9月受让涉案工程时对被上诉人崔玉学是否领取过工程款应有基本的了解；2010年1月，涉案工程的主体已经完工，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庙子村委亦领取了部分工程款，此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崔玉学是否领取过工程款更应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但上诉人并未将被上诉人崔玉学已领取的工程款予以扣除，而是同意由被上诉人庙子村委给付被上诉人崔玉学房屋以抵顶上诉人工程款的形式履行上诉人给付涉案工程转让款200000元的义务。在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玉学转让涉案工程时是如何约定工程转让款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崔玉学的施工量、上诉人履行给付转让款义务的时间及被上诉人崔玉学领取工程款的时间等因素，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崔玉学从庙子村委领取的175441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崔玉学构成不当得利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被上诉人崔玉学从庙子村委领取了人工费等175441元，在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崔玉学200000元受让涉案工程的情况下，涉案工程转让前发生的外欠费用，应由被上诉人崔玉学负责支付，对此，上诉人可另行解决。综上，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67元，由上诉人李传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景达
审 判 员 栾桂秀
代理审判员 宫 磊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