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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265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濮家駜，男，192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代理人：尹朝阳，四川高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濮健，男，195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代理人：尹朝阳，四川高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罗伯特．K.皮兰特(RobertKcnnethPelant)，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住美利坚合众国(7ElmcrestCourt,LittleRock,AR72211USA)。
委托代理人：尹朝阳，四川高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奶奇乐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天和路6号。
法定代表人：童恩文，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菊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华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童恩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庆，四川名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伟，四川名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濮家駜、濮健、罗伯特．K．皮兰特（以下称罗伯特）因与被申请人四川奶奇乐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奶奇乐公司）、四川菊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菊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濮家駜、濮健、罗伯特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未采信能够证明奶牛场建设目的、资金来源、风险承担、奶牛繁育、权属、还款情况等基本事实的证据不当。本案《债务确认书》、《情况说明》、《证明》、《委托挂靠代养协议》、《2008年关于引进股东及债务清理董事扩大会纪要》、总账、客户明细账等证据以及邓亚琴、曾迎春、胡力萍、邓永红等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购牛款根本不是奶奇乐公司支付。奶牛项目由濮家駜、濮健共同向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成都办事处（以下简称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335万转入奶奇乐公司账户，因款项未使用完，退还194.3248万元，实际用款140.6752万元。其中用于购买奶牛110.455万元，用于奶牛项目其它开支30.22万元。上述借款均未记入奶奇乐公司总账、明细账，也未记入其借款，奶奇乐公司更没有清偿，只是提供账户并代管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以下简称繁育中心）奶牛项目经费。一、二审判决滥用自由裁量权，导致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在一审程序中，濮健申请法院调取由菊乐公司掌控的奶奇乐公司全套财务资料，以证明购买奶牛款项及奶牛资产自始至终未记入奶奇乐公司财务总账和明细账，一审法院既未调取又未说明理由，导致认定奶牛归属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三）一、二审判决认定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免除濮家駜、濮健、罗伯特债务人民币128万元，系包括对奶奇乐公司债务的免除不当。（四）有新证据《确认书》、2003年8月28日《票据转交单》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代理进口合同》，奶牛并非奶奇乐公司进口，奶奇乐公司仅是代办奶牛项目。（五）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自2000年至2009年12月31日，奶奇乐公司账面反映共计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和还款均为人民币10496782.57元，在整个借款、购牛、养殖繁育、转赠的过程中，奶奇乐公司利益并没有因此而受损，一、二审判决认定罗伯特抽逃出资及濮家駜、濮健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六）依据《关于移交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的协议》，转赠奶牛及奶牛场由濮家駜独自办理并签字，濮健从未参与，判决濮健承担连带责任缺乏证据证明。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申请再审。
菊乐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详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2009年10月9日，菊乐公司与罗伯特、濮家駜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书》。罗伯特、濮家駜在“鉴于”部分明确承认“注册资金实际由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提供82.5万美元、丙方（即濮家駜）提供7.5万美元，且丙方于2004年、2005年分四次向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归还了该82.5万美元，因此奶奇乐公司工商登记中的投资人罗伯特.K.皮兰特（法定代表人）实际并未出资”，并将相关转账票据、借据、还款凭证、证明等作为《增资扩股协议书》附件一。（二）《增资扩股协议书》及其附件表明，奶奇乐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人民币1671.43万元，其中985.83万元系借款，685.58万元系注册资金。而奶奇乐公司已经通过资产移交、还款及免除债务等方式全部偿还了1671.43万元款项。（三）菊乐公司增资奶奇乐公司后，在应对濮家駜、濮健提起的奶奇乐公司欠款诉讼中发现，《增资扩股协议书》附件中有关濮家駜、濮健于2004年、2005年分四次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600万元的款项系奶奇乐公司的自有资金，实际是抽逃了罗伯特向奶奇乐公司的出资。（四）从买卖合同主体、付款账户及对奶牛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各方面事实看，进口奶牛系奶奇乐公司的合法财产，再审申请人有关进口奶牛系濮家駜、濮健的个人资产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1.申请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2006年12月28日的《情况说明》，否定了《增资扩股协议书》附件中奶奇乐公司2005年4月27日致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关于已归还小母牛办借款事宜的回复》及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2005年12月30日的《证明》，与菊乐公司增资入股奶奇乐公司时所做的陈述和保证相冲突；2.濮家駜、濮健提交的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2002年12月20日的《专用发票》记载的金额为110.455万元、进口奶牛为39头，而双方在一、二审过程中确认的奶牛数量则为64头，且奶奇乐公司购买进口奶牛发生于2001年，奶奇乐公司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收到205万元借款后随即全部汇入到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的指定账户；3.再审申请人主张奶奇乐公司的历年审计报告未记载奶牛资产及335万元借款，与事实不符。2005年之前的奶奇乐公司历年审计报告，一直有进口奶牛作为公司资产的记载。只是在2005年奶奇乐公司将繁育中心的全部资产（包括进口奶牛）移交给四川兴牧有限公司之后，审计报告中才不再记载奶牛资产；4.除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2006年12月28日的《情况说明》及奶奇乐公司原会计邓亚琴（当时也是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的会计）的证词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奶牛为濮家駜、濮健私人所有；5.根据奶奇乐公司2002年10月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的《关于申报下属分支机构的报告》、《关于公司的四个任命通知》以及《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董事会决议》等文件，繁育中心经工商登记为奶奇乐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濮家駜、濮健称“繁育中心不属于奶奇乐公司”以及邓亚琴证词中称“奶奇乐公司与繁育中心帐务各自独立”，与客观事实不符。（五）申请人提交的所谓“新的证据”《确认书》及2003年8月28日《票据转交单》未经质证，也无法知晓该等证据产生于何时何地、由何人制作，以及哪条哪款证明了菊乐公司与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为涂改或者伪造。再审申请人有关《代理进口合同》系涂改或者伪造的主张，也与其在一、二审中的自认及将《代理进口合同》作为审计依据等事实相矛盾。（六）奶牛款项不仅记入了奶奇乐公司的总账、明细账，而且濮健于2002年3月11日签字同意将进口奶牛转为奶奇乐公司的固定资产，并在2006年12月31日的《记账凭证》中进行了折旧。再审申请人称“购奶牛款及奶牛资产自始至终未记入奶奇乐公司财务总账和明细账”，与事实不符。（七）自2002年7月25日至2003年8月29日，奶奇乐公司分四次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了购买进口奶牛款1943256.28元，再审申请人称其偿还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同样数额的借款使用了奶奇乐公司的账户，不能证明系用个人资产还款。（八）奶奇乐公司明明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1671.43万元，但账面上仅记载借款本金985.8万元，未记入注册资金借款部分，而实际又以现金600万元及移交价值943.4万元的繁育中心归还借款总额1543.4万元，这只能说明申请人故意在奶奇乐公司的财务账册中隐瞒了注册资金的借款及还款事实，试图证明其没有抽逃注册资金。（九）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明确记载“差额在30万美元以内，奶奇乐公司的债务可以免除”，再审申请人称仅免除申请人的债务没有事实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据以起诉的理由是罗伯特用于出资的90万美元被濮家駜、濮健以公司资产偿还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的借款的方式进行了抽逃，因此案涉奶牛资产究竟属于濮家駜、濮健的个人资产还是奶奇乐公司的公司资产，系认定本案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关键。
再审申请人主张，进口奶牛的款项系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给濮家駜、濮健个人的，当时因国家政策不允许个人进口奶牛而借用了奶奇乐公司的名义和账户，奶奇乐公司只是提供账户并代管繁育中心的奶牛项目经费，奶牛资产实际为濮家駜、濮健个人所有。相关借款未记入奶奇乐公司总账、明细账，奶奇乐公司资产中没有奶牛资产、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邓亚琴等证人证言、菊乐公司委托专项审计的《审计报告》、《2008年关于引进股东及债务清理董事扩大会纪要》、《关于移交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的协议》、《票据移交单》以及濮健与奶奇乐公司签订的《委托挂靠代养协议》等一系列事实和证据材料，均能证明奶牛资产并非奶奇乐公司资产。但再审申请人的上述主张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与本案其他相关证据及事实明显存在矛盾和冲突。首先，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进口奶牛的款项系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给濮家駜、濮健个人用于购买进口奶牛，但其并未提供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与濮家駜、濮健个人之间的任何借款协议予以证明；其次，罗伯特、濮家駜在与菊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时明确承诺：在签订本协议之前已将奶奇乐公司资产、财务情况向菊乐公司进行了如实披露，亦向菊乐公司提供了与之相关的奶奇乐公司全部资料、文件及证照，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负责；同时保证除已经提供的资产负债表等财务账册所记载的内容外，奶奇乐公司不存在任何帐外债务、未披露的抵押、质押、信用担保等现实或潜在的或有债务及税务、劳务、民事纠纷或其他司法纠纷。而对于2003年7月15日濮健与繁育中心签订的《委托挂靠代养协议》及2008年3月7日《2008年关于引进股东及债务清理董事扩大会纪要》这两份涉及奶牛资产归属的重要文件，罗伯特、濮家駜却并未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之前向菊乐公司提供或者将之作为《增资扩股协议书》附件。二审判决认定“不合常理”且认定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难以对证明内容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第三，《委托挂靠代养协议》约定，进口奶牛属濮健个人所有，此点与《2008年关于引进股东及债务清理董事扩大会纪要》中记载及再审申请人主张的进口奶牛属濮家駜、濮健两人共同所有存在冲突；第四，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2006年12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其2005年12月30日出具的《证明》在内容上诸多内容上存在矛盾；第五，四川省郫县畜牧食品局2001年出具给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的《确认书》仅对进口奶牛的母亲、父亲及相关费用做出了确认，濮家駜也仅为联系人，不能证明进口奶牛属濮家駜、濮健个人所有；第六，本案进口奶牛的《代理进口协议》系奶奇乐公司与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签订，进口奶牛款项的收付均使用奶奇乐公司的账户，进口奶牛也实际由奶奇乐公司的下属机构繁育中心进行养育和繁殖，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与濮家駜、濮健个人存在任何关联；第七，2013年10月10日四川华联会计师事务所川华联商【2013】002号《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明确记载，奶奇乐公司购买进口奶牛涉及的款项来源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的借款，除在账目上将之列入奶奇乐公司的负债科目外，有关进口奶牛也计入了奶奇乐公司的固定资产，并于2006年进行了折旧处理。再审申请人主张进口奶牛未记入奶奇乐公司总账、明细账以及奶牛资产未记入奶奇乐公司资产，缺乏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即便案涉进口奶牛未记入公司总账、明细账和公司资产，也不能当然地认定进口奶牛属濮家駜、濮健个人所有。因此，在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邓亚琴等人的证人证言及《委托挂靠代养协议》、《2008年关于引进股东及债务清理董事扩大会纪要》等证据材料与《增资扩股协议书》及其附件、《关于已归还小母牛办借款事宜的回复》、《证明》、《代理进口合同》、《专项审计报告》以及相关银行转账凭证等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情况对相关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所谓新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查明及认定的事实，其有关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给濮家駜、濮健个人及奶牛资产属于濮家駜、濮健个人所有的主张均无直接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濮家駜、濮健在实际控制、经营奶奇乐公司期间以公司资产偿还罗伯特的注册资金借款，等同于罗伯特抽逃注册资金并判令濮家駜、濮健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有关还款未给奶奇乐公司造成损失以及濮健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依法均不成立。
综上，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濮家駜、濮健及罗伯特．K.皮兰特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陆效龙
审判员 杨兴业
审判员 杨弘磊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许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