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豫11民申12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住所地：舞阳县人民路中段25号。
负责人：林亚昌，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樊朝阳，河南九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霄，该行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鹿秀红，女，汉族，1970年12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舞阳县舞泉镇上海中路**号。
委托代理人：李振良，男，汉族，1967年6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
再审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以下简称舞阳建
行）因与被申请人鹿秀红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2013）舞民初字第932号和本院（2016）豫11民终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舞阳建行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的涉案款项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同时刑事案件判决书上明确判定谷某有一处房产及车子已被追缴，鹿秀红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其应行使权利并告知本案受偿数额，原审判决未对该数额进行调查。如案件的全部责任均由舞阳建行承担，其并非刑事案件受害人，无法对已追缴财产行使追偿权，该部分权利将无法行使，对舞阳建行不公平。2、鹿秀红将钱交给谷某时并未明确表示是往舞阳建行处存款，其所持收据不能作为舞阳建行收款的意思表示，同时刑事案件已经认定谷某构成诈骗犯罪，其为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一）认定当事人以存单或进账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存单或进账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或进账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或进账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4）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单或进账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根据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的规定，本案应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鹿秀红所持存单系伪造，涉案款项亦未向舞阳建行交存，故舞阳建行与鹿秀红之间没有达成储蓄存款的合意，二者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鹿秀红依据犯罪分子伪造的存单，主张舞阳建行兑付存单上载明的存款，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3、原审判决认定舞阳建行在借条上使用过假章极为不当，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份有假章的借条是舞阳建行出具，舞阳建行借款出具的是单位的行政章，对刘某与谷某出于个人目的更换债权人的行为，舞阳建行不认可。4、舞阳建行替客户闵原电器筹款还贷一事发生在2007年，并于当年筹得款项，此事仅此一例。当时舞阳建行本行职员谷某与其上级刘某为本行借到200万元款项，并由本行出具加盖行政章的借款凭条。后因该客户贷款未能审批下来，且刘某要从本行调走，谷某出于个人目的，与刘某另行以舞阳建行名义借款，私自归还了借款。另行借款时，二人不知由谁私刻本行“财务专用章”并加盖于新借款借据上，舞阳建行从未授权任何职员私刻印章对外借款，对二人重新借款及私刻印章一事并不知情，舞阳建行面对的还款人仍旧为加盖有舞阳建行行政章借据的出借人，而非刘某与谷某出于个人目的重新借钱的对象。而本案始发于2010年，当事人鹿秀红与当年的借款人并无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审认定“本案有特定背景”没有证据支持。（二）本案的重要证人谷某和刘某的证言未在刑事判决书上明确认定，亦未出庭接受双方的询问，一、二审判决据此认定的事实未经质证。（三）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舞阳建行承担的是合同责任，但却根据过错责任划分双方责任，明显不当。（四）鹿秀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银行存款正规手续和凭证，也应清楚谷某出具的收据与其的明显差异，但却自愿接受，自身存在过错。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对本案依法再审。
鹿秀红提交意见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申请人的说法自相矛盾，一方面不认可本人持的有是存单，另一方面又以存单纠纷为由阐释适用的法律规定。2、申请人所引用的司法解释是1997年发布，该解释制定的法律依据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该法已于1999年被废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所确定的案由没有“一般存单纠纷”，所以申请人所称的司法解释早已过时，与本案没关系。（二）本案所有证据均经过双方质证，合法有效。谷某和刘某的证言均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未出庭做证的证人证言并非不能做为证据使用，只要其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足可做为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和裁判依据，所以申请人的申请理由不成立。（三）申请人工作人员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舞阳建行收取储户资金的方式是给储户收据，然后加盖印章予以确认，先后加盖过中国建设银行舞阳县支行信贷计划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综合业务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的印章，这是舞阳建行的通常做法，且办理地点均在申请人的正规工作场所。另外舞阳建行长期对员工下达揽储任务，该行员工吸收的存款与工资挂钩，并且谷某、刘某均系舞阳建行客户部经理，直接拥有为本单位大客户办理承兑相关业务的职责和权利。实际上，谷某、刘某均以经过领导批准或者集体研究的理由对外吸收存款，且均以为单位揽储的名义进行，其揽储款项也首先用于公务活动，即使用于个人事务，也不影响其职务行为的成立。另外，申请人职工的办公室、工作服、工牌、岗位、职务、甚至印章等，在老百姓眼里就是建设银行信誉的象征，就能赢得储户的信任，基于此谷某才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完成了向储户吸储的行为，因此，该行员工谷某的揽储行为是职务行为，舞阳建行应该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四）申请人长期大量进行帐外资金往来，违规操作，印章管理混乱，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五）申请人对外承担责任后可以通过对其职工的重大过错责任进行追偿。综上，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最初由舞阳建行因担心影响本单位的考核成绩而决定以单位名义筹借资金替舞阳闵原电器还贷，刘某、谷某以舞阳建行人员的职务身份向鹿铁头借款偿还闵原电器贷款并出具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的借条开始，发展至后期谷某以拉存款顶任务之名仍向鹿秀红出具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财务专用章”的收据。鹿秀红作为普通的公民和储户相信将钱交给谷某即为舞阳建行借款或存款，因此该案属于因银行工作人员以其职务身份和高息揽储业务引诱储户向其交款进而骗取资金，从而引发储户与银行之间的纠纷。故应定性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对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银行与储户对存款被骗导致的损失是否具有过错。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银行和储户应该如何按其过错承担与其相适宜的责任。相对于普通储户而言，银行对犯罪分子利用银行实施犯罪进行防范更具条件，因此银行应当制定完善的行政管理规范和业务管理规范，并严守规范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和合法权益。任何超越职权和职责的行为都属于违背管理规范的不当行为。对该不当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应承担与之相适宜的过错责任。该案中，舞阳建行自行操作、变通贷款手续，以本单位借款充当闵原电器有限公司的还款资金的行为明显违背银行管理的一般性规范，其在管理上存在明显漏洞。且谷某作为舞阳建行员工在存款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反复多次为其办理存取款手续并交付存款存折，其行为属于利用工作便利，违反存款操作流程，擅自为其存取款项。舞阳建行在工作人员管理、营业场所管理以及存款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亦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与后期储户存款被骗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被申请人鹿秀红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银行存款的正规手续和凭证，也应该清楚谷某向其出具的收据与银行存折、存单之间的差异，对谷某作为银行职员向其出具的收据，明知不符合银行存款的形式而自愿接受，为谋取高息而疏于防范，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与之相适应的责任。因此，舞阳建行应按其过错向鹿秀红赔偿存款本金，鹿秀红应按其过错承担利息损失。综上，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阳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ＸＸ刚
审判员 刘俊杰
审判员 张 珂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赵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