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66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竹林，男，汉族，1952年6月26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阳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宇，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涛，女，汉族，1977年4月20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阳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宇，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峰，男，汉族，1979年8月16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阳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宇，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晓，女，汉族，1985年12月4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阳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宇，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丁竹林、丁涛、丁峰、丁晓（以下简称患方）因与被上诉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或医方）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4民初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晏明任审判长，审判员潘捷、万军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周常青担任记录。2016年11月16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丁竹林、丁涛、丁晓及患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宇，被上诉人同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竹林、丁涛、丁峰、丁晓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依《医疗损害鉴定书》的鉴定意见认定医方担责比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未准许其重新鉴定的申请，属于审理程序违法。
同济医院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年3月22日，患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医方赔偿其损失共计人民币889，868.85元（其中，医疗费254，219.85元、死亡赔偿金543，020元、丧葬费23，660元、护理费7，51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50元、交通费和住宿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2日，患者黄桂英因“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1年，复发1周”入住同济医院。同月20日，患者黄桂英在全麻腹腔镜下行“脾切除＋肝右叶肝癌微波固化术”。××患者黄桂英的体温38.3℃。手术经过顺利，××检，给予抗感染、护肝、对症支持治疗。2013年11月21日，患者黄桂英出现SpO2下降至70%左右，诉胸闷。第二日，患者黄桂英转入ICU时病情危重，面罩给氧下口唇四肢末端紫绀，神志恍惚，转入后给以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制酸、止血、补充凝血因子、利尿、扩管等治疗，并先后行气管插管、右颈内静脉穿刺置管、胸腔穿刺抽液、气管切开等，病情无好转，生命体征不稳定。2013年12月11日11：00，患者家属签字出院，共住院29天，个人自费医疗费184，219.85元。2013年12月11日，患者黄桂英回到家中去世。患方认为医方因医疗过错行为对其造成了经济及精神的巨大伤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立案阶段，法院委托武汉市医学会对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鉴定，所出具《医疗损害鉴定书》的鉴定意见为，1、本例属于对患者黄桂英人身医疗损害；2、在医疗活动中，医方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黄桂英的人身损害结果仅存在一定因果关系；3、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患者黄桂英人身损害等级为一级甲等；4、本例医疗过错对患者黄桂英人身损害结果的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
另查明，患者黄桂英（1952年8月1日出生）系非农业户口。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黄桂英因“原发性肝癌TACE术后1年，复发1周”入住同济医院，患者的××，其体温为38.3℃，医方不能排除存在感染而未暂停手术，以进一步明确发热原因，医方对此存在医疗过错。患者黄桂英的机体免疫力和代偿能力均低于正常人，手术创伤和术后并发症导致死亡的几率均高于一般患者，且患者术前体温升高，不能确定是否为肺部感染，患者术后肺部感染为手术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医方对患者手术并发症的救治均符合诊疗常规。患者死亡主要为术后并发症所致，医方未早期明确其发热原因，不排除会增加手术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同济医院应当承担20%的轻微赔偿责任。对于患方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因患方并无证据证明法院委托鉴定的程序存在以上情形之一，对其申请重新鉴定的要求，不予准许。
患方损失如下，医疗费184，219.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5元、死亡赔偿金522，576元（27，504元／年×19年）、丧葬费23，660元、护理费2，473.98元（31，138元／年÷365日×29日）；患方提出因住院及处理丧葬事宜及鉴定而产生的交通费，法院酌定4，000元；以上共计737，364.80元。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酌定为10，000元。同济医院按责任比例20%承担赔偿责任，应赔偿患方损失共计人民币157，472.96元（737，364.80元×20%＋1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同济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丁竹林、丁涛、丁峰、丁晓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57，472.96元；二、驳回丁竹林、丁涛、丁峰、丁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241元，由患方负担1，741元，由医方负担500元（此款患方已预交，医方在付清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
第二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事实有，1、患者黄桂英就诊于同济医院；2、对患者黄桂英放弃治疗的决定，经家属协商后，由丁晓代为签名；3、对医方过错的专业鉴定，仅有《医疗损害鉴定书》；4、患者黄桂英的法定继承人为丁竹林、丁涛、丁峰、丁晓；5、对一审判决所作患方损失数额的计算，无异议。
二审另查明，1、同济医院出院记录显示，姓名黄桂英，入院时间2013了11月12日15：02，出院时间2013年12月11日12：00，住院29日，入院诊断为，原发性肝细胞癌、××（慢性乙肝中度）、××后肝硬化（失代偿期）；2、同济医院住院病案首页显示，姓名黄桂英，出生日期1952年8月1日，出院诊断，主要诊断肝右叶原发性肝细胞癌、腹腔镜脾切除＋肝右叶肝细胞癌微波固化术后；其他诊断肺部感染ARDS呼吸衰竭气管切开、心功能不全、××、慢性乙型中度、××后肝硬化、脾亢；出院情况为未愈；3、同济医院的病情谈话记录显示，姓名黄桂英，科别ICU，病情介绍为××患者病情危重，需继续住院治疗，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已向患者家属交代病情的危重性及转运途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家属已知情，仍要求出院，责任自负，签字后予以办理”，患者或授权代理人意见为“要求出院，丁晓（签名），2013年12月11日11：08”；4、黄桂英所在社区证明，黄桂英“因病于2013年11月12日住院治疗，2013年12月11日由救护车下午4点送到家门口，大约6点停止呼吸”；5、2014年7月25日，患方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6、2014年8月25日一审法院的质证和选定鉴定机构笔录有，患方陈述“对被告（指医方）提交的该病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我们要求把封存件作为鉴定依据，原件与封存件不一致的情况下，以封存件为准。…要求在武汉市医学会做医疗过错鉴定”，医方表示“同意”；法院释明“需要释明的是，一审鉴定只做一次，如一方对鉴定意见不服，要求重新鉴定的，原则上不再准许。是否明白”，医患双方均表示“明白”；7、武汉市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显示，委托鉴定机构为硚口区人民法院，委托事项为，黄桂英医疗事件是否属于医疗损害、损害等级及损害参与度；鉴定意见为，①本例属于对患者黄桂英人身的医疗损害，②医方在医疗活动中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黄桂英的人身损害结果仅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③患者黄桂英人身损害等级为一级甲等，④本例医疗过错对患者黄桂英人身损害结果的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8、2016年3月12日，患方向一审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的申请；9、2016年5月11日，武汉市医学会出具“关于黄桂英医疗损害鉴定的回复”中有，医方医疗过错问题是，“患者××体温38.3℃，不能排除存在感染，医方未暂停手术、进一步明确发热原因，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和责任程度问题是，“患者死亡主要为术后并发症所致，医方未尽早期明确发热原因，不排除会增加手术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因此医方对患者死亡承担轻微责任”；10、2016年6月29日一审开庭笔录记载有，对患方提交医疗费用的凭证，质证时医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医疗损害鉴定书》及其回复，患方陈述“收到鉴定意见书后，我方认为该医疗损害鉴定书有异议。…如果该鉴定作为证据采信，事实部分予以认可，责任部分不予认可。我方认为医院的责任在80%以上”；医方陈述“鉴定书及回复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结论的观点有异议。…鉴定意见不应该是轻微责任，我院是没有责任的”。
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患者黄桂英于同济医院接受诊疗活动，并进行了“腹腔镜脾切除＋肝右叶肝细胞癌微波固化术”，双方构成医疗服务的医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其赔偿权利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民事赔偿权利。
关于医方过错参与度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证据包括：（七）鉴定意见”、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的规定，医方过错的参与度，涉及的是专门性问题。第一审程序中，经医患双方共同选定的专业鉴定机构，并由该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书》中鉴定意见，属于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一审判决依鉴定意见中的医方责任程度为轻微而认定其担责20%，于法有据。患方提出一审判决以《医疗损害鉴定书》的鉴定意见认定医方担责比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重新鉴定的问题。对于专业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书》及其回复，一审开庭时，患方明确表示认可其事实的部分，异议的仅是其责任的部分。由于患方并非专门知识的人员，其异议鉴定意见中的责任部分，未经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提出，在程序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代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或者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的规定。一审法院未准许其重新鉴定的申请，于法有据。患方提出一审判决未准许其重新鉴定的申请属于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丁竹林、丁涛、丁峰、丁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82元，由丁竹林、丁涛、丁峰、丁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晏 明
审判员 潘 捷
审判员 万 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周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