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攀民终字第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阳光花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攀枝花市炳草岗榕树街**号泰隆苑*楼。
法定代表人陈远双，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凯，男，汉族，生于1972年12月5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幸天雄，男，汉族，生于1979年9月3日。
委托代理人吴绍康，四川森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阳光花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幸天雄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3）攀东民初字第1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凯，被上诉人幸天雄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绍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由幸天雄联系洽谈，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攀枝花宏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义公司）先后签订九份合同，内容包括广告制作、安装、门牌制作、道旗安装、户外广告发布等。其后，由幸天雄自筹资金组织实施，完成合同义务，并办理了结算，宏义公司也依约向阳光花城公司支付了合同价款，共计802364.6元。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幸天雄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无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幸天雄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无劳动关系，也无明确的合同约定，以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名义签订广告类合同，进行合同的实际实施，幸天雄、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之间形成了实际上的挂靠合同关系。幸天雄作为实际承揽广告业务的人，履行完合同义务后，理应参照合同的约定获得支付的价款，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也应将合同价款支付给幸天雄。幸天雄主ＸＸ光花城广告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幸天雄主张依口头约定应交纳阳光花城广告公司3％的管理费，法院予以采信，并在合同价款中扣除。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提出应按其公司内部职工待遇支付幸天雄报酬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四川阳光花城广告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幸天雄合同价款778293.7元。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主要理由为：一、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幸天雄之间没有挂靠合同关系，幸天雄一审中提供宏义公司出具的《证明》与实际有误，幸天雄申请出庭的证人与幸天雄有共同利益关系，其证言证词无效。二、幸天雄主张的“挂靠”工程项目由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承担了工程制作、税收税费、办公接待、部分人员工资等主要成本，因此，幸天雄请求支付合同款802364.6万元是恶劣的敲诈行为。三、一审判决支付的合同价款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是明显的错误计算金额。四、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在一审期间，因积极参加攀枝花市旅游新村项目打造与“阳光花城”品牌营销工作，对公司离职人员相互勾结的不良行为缺乏充分的警惕意识，疏忽大意，没有及时提供证据材料，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将在二审中提供直接的书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幸天雄的诉讼请求，由幸天雄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幸天雄二审答辩称：一审中，幸天雄已经证明了合同的来源、签订、履行、垫资、请工人、组织施工、办理结算都是幸天雄，另外四位证人证明了是挂靠关系，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拿不出本案所涉合同的复印件，也未能证明这些广告制作安装是其完成，一审判决正确。幸天雄一审已经举证6组证据证明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二审中又举证新证据证明幸天雄实际履行了这些合同，而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在二审中举证其他业务的开支发票，目的是鱼目混珠。还有，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二审举证的《广告制作发布合同》与幸天雄一审举证的不一致，系伪造。因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二审举证证据证明其又向攀枝花视尚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尚公司）支付了5万余元的费用，该款可以在一审判决确认的金额中扣减。
一审中，幸天雄举证以下证据：
1.宏义公司2013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自2011年10月29日起至2012年12月16日止，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我单位签订了（含广告制作安装等）共计9份合同。该部分合同的商务洽谈、签订及合同履约中的制作、现场安装和该部分合同的结算工作均是幸天雄（电话1354762****）来完成。关于开展该部分合同执行及售后等相关工作我单位未与除幸天雄外的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其他人员进行联系”，拟证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和宏义公司签订了九份合同，这些合同是由幸天雄来履行的。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未经过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确认。
2.《付款明细表》，拟证明宏义公司对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均已支付款项。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保留起诉宏义公司的权利。
3.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其中三份原件、六份复印件，其中七份合同上均载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授权代表幸天雄签名，另两份虽载明陈远双签名，但实质是罗凯代签，拟证明幸天雄以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名义与宏义公司签订合同，双方之间存在挂靠关系。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如果幸天雄无法提供原件，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不予质证。已举证的原件中，2012年10月15日这份合同是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远双签订，这三份证据都与本案无关。
4.视尚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内容为“2012年8月27日，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我签订的《广告制作发布合同》，是幸天雄和介绍人李郑与我公司进行沟通、接洽、签订的。合同签订前，幸天雄说自己没有注册公司，只能用挂靠的公司与我公司签订合同，我公司表示同意后，幸天雄就以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手续与我公司签订了此份《广告制作发布合同》”，拟证明幸天雄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是挂靠关系。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以及本案均无关。
5.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视尚公司签订的《广告制作发布合同》，载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授权代表李郑、幸天雄。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
6.证人证言。何亚梅证言的主要内容：何亚梅作为阳光花城广告公司职员期间，于2010年至2012年3月在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具体做行政工作，听到幸天雄与罗凯口头约定挂靠。何亚梅知道幸天雄与宏义公司签订合同的事情，宏义公司将拟定的合同传给幸天雄，幸天雄传给何亚梅，罗凯告诉何亚梅怎样修改后，再由罗凯审签盖公章。合同的出资、履行都是幸天雄，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没有出资。何亚梅在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工作期间，参加过“红山国际”项目的活动，接待宏义公司相关人员罗凯也参加。另外，幸天雄除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外，也作为阳光花城广告公司职员去签订并履行合同。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没有和公司里的人签订劳动合同。何亚梅2012年9月到幸天雄工作室工作，2013年6月离开，至今还没上班。
何德顺证言的主要内容：何德顺于2012年3月至2013年4月在幸天雄处上班，负责广告的原始制作安装以及人员安排。幸天雄以阳光花城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由幸天雄发工资，履行合同由幸天雄垫资。何德顺在履行上述工作职责期间，以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名义到包括浩洋广告部在内的多家公司领取材料，何德顺没有付款，也不知道是谁支付这些货款。何德顺2011年知道在五十一公里有个致远广告部。
证人田莉梅证言的主要内容：田莉梅于2012年到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上班，2012年12月辞职，担任会计工作。幸天雄承接宏义公司的制作安装，用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名义去签订合同，何亚梅和幸天雄时常到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开发票，开发票都要经过罗凯同意，做会计时交的税款是罗凯给钱。幸天雄是挂靠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不可能自己去交税。另外，罗凯出示的《报酬统计表》、《加盟登记表》是田莉梅书写，田莉梅也属于团队中的一员。
证人余万扬证言主要内容：余万扬于2011年在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上班时认识幸天雄，并在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从事发行宣传资料和保洁工作，不知道幸天雄是幸总，开玩笑的称呼过幸天雄为幸总。2012年9月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辞职，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在幸天雄处做广告安装工。余万扬在幸天雄处上班时，一直都是做宏义公司的安装工作，这些都是幸天雄挂靠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承揽的业务，当时幸天雄说办理手续很麻烦，所以挂靠到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才能办理一些业务。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何亚梅的证言部分属实，证明了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团队）和幸天雄所列举的几个合同开展的工作，并不是幸天雄一人所为，团队钟代林、罗凯、何亚梅也参加。何亚梅证明的挂靠仅停留在她听到的所言所语。幸天雄举证的合同履行期间，何亚梅已是幸天雄的员工，与幸天雄有利害关系，且何亚梅与幸天雄有感情纠纷，其证言的证明力极为有限。
一审中，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举证以下证据：
1.2011年4月22日《2011年阶段绩效统计表》、2012年10月22日《2012年9月报酬统计表》，拟证明幸天雄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是合作关系，幸天雄所做工作是团队里的职责行为，幸天雄领取了相应的报酬。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在上述证据上签名是罗凯让幸天雄在团队里树立威信，让大家看幸天雄是个管理人员，但幸天雄没有领到一分钱，认为没有证明效力。
2.2012年8月22日《借据》，拟证明幸天雄作为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保洁部工作负责人，在阳光花城广告公司领取工作资金5000元。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是罗凯有个保洁部，让幸天雄领了这个款项帮罗凯去保洁部发工资。
二审中，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举证以下证据：
1.2012年8月27日，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视尚公司签订的《广告制作发布合同》、视尚公司收取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广告发布费189993元的《收据》，拟证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视尚公司之间的《广告制作发布合同》是罗凯签订。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该份《广告制作发布合同》与幸天雄一审举证的合同不一致，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只认可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向视尚公司支付了广告发布费120000元。
2.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雅安市九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红山国际旅游地产品牌推广协议书》、《商业银行电汇凭证》、《发票》、《品味》杂志、《阳光花城》杂志，拟证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履行本案所涉《攀枝花“红山国际社区”雅安推广公关代理合同》支出费用97500元。
幸天雄质证意见：该合同合作方是雅安市九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应该支付雅安市九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相关的费用，幸天雄也没有支付过费用，但该合同约定总金额88382元，实际结算金额75000元，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支付的97500元与本案无关。
3.攀枝花市浩洋广告部（以下简称浩洋广告部）和攀枝花市金豆广告制作部（以下简称金豆广告部）出具的《收款收据》、一审中幸天雄申请出庭的证人何德顺、余万扬证明从浩洋广告部和金豆广告部以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名义领取了材料，拟证明浩洋广告部和金豆广告部为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制作“红山国际”项目广告宣传工程事宜，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向浩洋广告部支付费用274500元，向金豆广告部支付费用18000元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金豆广告部与“红山国际”项目没有关系，浩洋广告部根本就不存在。
4.阳光花城广告公司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18日期间，在攀枝花市东区鹏辉经营部设计制作、打印装订、复印等费用台账，拟证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就本案所涉“红山国际”项目工程，向攀枝花市东区鹏辉经营部支付的14855元费用中，其中暂估3000元系幸天雄及其一审申请出庭的证人签字所产生的费用。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幸天雄签字产生的费用应由其个人支付。
5.阳光花城广告公司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缴纳营业税、工会经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向云南旅行社支付团款的相关票据，拟证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就本案所涉“红山国际”项目共计支出费用83137.25元。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6.本案所涉九个合同中，载明合同乙方的电话号码都是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电话号码，不是幸天雄的电话号码，拟证明宏义公司出具的《证明》系幸天雄采用非法、诱骗的手段取得。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合同上所载明的电话号码确实是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电话号码，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7.幸天雄向罗凯借款的《借条》、攀枝花市升钟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为幸天雄各项借款行为提供担保的《担保函》及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幸天雄向罗凯出具的《承诺》、幸天雄书写的其与罗凯之间相关原始财务数据、宏义公司转入单玉昆房款记录，拟证明幸天雄根本无力承担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工程的投资与经营开支。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承诺》、《担保函》、《借条》均真实，但与本案无关；相关原始财务数据是幸天雄书写的草稿，转入单玉昆房款是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行为，与幸天雄无关。
8.支付刘兵、王飞工资，拟证明幸天雄叫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支付其工人工资。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王飞未出庭作证，对真实性有异议；支付刘兵工资真实，但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9.幸天雄电话费收据、医疗费票据、领款凭证、幸天雄填写的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内部票据、幸天雄交给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工作总结》，拟证明幸天雄是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员工。
幸天雄的质证意见：领款凭证真实，但幸天雄并没有实际领工资款，这只是罗凯说管理需要让幸天雄签名的虚假工资表；幸天雄从来没有在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报销过电话费和医疗费，这是罗凯为了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财务需要，在幸天雄处拿走的相关票据；《工作总结》是幸天雄书写的，但都是借给罗凯做借鉴之用的，从内容看不出来是为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写的总结，不认可证明目的。
10.关于何亚梅的相关证据，拟证明本案证人何亚梅也在代表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所以幸天雄对外签订合同也是职务行为。另外，何亚梅在一审中也陈述了宏义公司人员到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接洽业务，并不是幸天雄一手接洽。
11.2013年7月23日《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拟证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为四川阳光花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二审中，幸天雄举证以下证据：
1.《考勤表》、《工资表》，拟证明幸天雄是自己为其员工记录考勤和发工资，幸天雄是挂靠阳光花城广告公司。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
2.《收条》四份，拟证明幸天雄向收条上签名的人员发放了工资，以及工作的时间、地点。
3.二审期间幸天雄才找到的2012年4月18日与宏义公司签订的《攀枝花“红山国际”项目广告制作及安装合同》（原件），拟证明合同的接洽、经手都是幸天雄。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该份合同上加盖的骑缝章不能拼出一枚完整的圆印章，另外合同载明金额与明细清单金额不符，合同上载明的也是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电话，该合同系伪造。
4.《广告制作安装清单》，该清单上有宏义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名，只有实际履行合同的人才有这份清单，拟证明是幸天雄在履行合同。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认可这是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与客户履行的正常手续，这些清单上宏义公司签名的工作人员，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举证的雅安公关推广活动项目上宏义公司人员一致，幸天雄的行为也是履行职务行为。
5.《金豆广告喷绘部业务订单》，并陈述致远广告是幸天雄个人名义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广告部，在2012年已经注销，这些单据虽然是致远广告没有注销前产生，但大部分单据上都注明了“红山国际”项目，拟证明幸天雄为完成工作支出的材料费用。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该单据上载明客户名称为“致远广告”，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无关，与本案也无关。
6.余万扬、何亚梅、何德军等人的报销单据，拟证明幸天雄的工人履行红山国际合同购买材料产生的费用由幸天雄报销，证明幸天雄在履行合同。
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质证意见：庭审中幸天雄已经表明了其自己没有支出费用的证据，这23张单据里面所涉人员，均是幸天雄自己开办的升钟公司员工，这样的单据无效。
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依照幸天雄的申请，在宏义公司处调取了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宏义公司签订的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原件，幸天雄、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均无异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期间，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宏义公司签订了九份合同，合同内容包括广告制作、安装、门牌制作、道旗安装、户外广告发布等。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履行完上述九份合同约定义务后，合同双方办理了结算，宏义公司共计向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支付了全部工程款802364.6元。另查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于2013年7月23日依法变更登记为“四川阳光花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幸天雄主张本案所涉九份合同，系其挂靠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以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名义与宏义公司签订，并由幸天雄个人履行完毕该九份合同的约定义务，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依法应由幸天雄负举证证明责任。经本院依法审核幸天雄举证证据，幸天雄一审举证证据1.宏义公司2013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不足以证明就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幸天雄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之间挂靠关系成立；证据2.《付款明细表》，仅能证明宏义公司对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均已向阳光花城广告公司支付款项；证据3.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均加盖了阳光花城广告公司公章，幸天雄签名的七份合同中，幸天雄的身份也是作为阳光花城广告公司的授权代表签名；证据4.视尚公司2013年7月19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幸天雄说自己没有注册公司，只能用挂靠的公司与我公司签订合同……”，该证据属于传来证据，其来源是听幸天雄说用挂靠公司签订合同；证据5.幸天雄举证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与视尚公司签订的《广告制作发布合同》，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二审举证与视尚公司签订的《广告制作发布合同》内容不一致，存在矛盾，且两份合同均系原件，本院对双方举证的《广告制作发布合同》均依法不予采信；证据6.田莉梅、何亚梅、何德顺、余万扬的证人证言中，仅有何亚梅陈述听到幸天雄和罗凯口头约定挂靠，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幸天雄与阳光花城广告公司之间就本案所涉九份合同存在挂靠关系；综上，幸天雄举证证据未能形成证据锁链，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要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依法应由幸天雄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3）攀东民初字第199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幸天雄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583元，均由幸天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金涛
审判员 李 涛
审判员 张渝婕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