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26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
负责人：廖万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永涛，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健鸿，男，198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沙埔亭贵路12号。
委托代理人：刘镜标，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健鸿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月21日4时，黄建星驾驶粤A×××××小轿车自北向南行驶至新塘镇永和街汽车城大道路段与钟礼添驾驶的黄伟权所有粤A×××××小轿车发生碰撞，钟礼添车辆的前部与黄建星车辆的右后侧碰撞后两车再碰撞到停在路边的陈建国的粤S×××××小轿车。
同年1月24日，事故经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黄建星与钟礼添负事故同等责任，陈建国无责任。同日，三方车辆当事人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1、黄建星、钟添礼对车辆造成损伤各承担50%，2、陈建国不追究黄建星、钟礼添的责任，停车费、拖车费由陈建国自付，3、黄建星、钟礼添的停车费及拖车费自行负责。
粤A×××××小轿车的车主系黄伟权，黄健鸿系该车的被保险人。该车在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为35万元的商业险，保险期间均系从2012年9月30日零时起至2013年9月29日二十四时止。保单中载明车辆的初次登记年月为2009年9月4日，新车购置价为350000元。
另，中华保险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条第二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的折旧按月计算，不足一个月的部分不计折旧。9座以下客车月折旧率为0.6%，10座以上客车月折旧率为0.9%，最高折旧金额不超过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新车购置价的80%”。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约定“发生全部损失时，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偿，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的，按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
再，黄伟权于2013年3月18日自行委托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粤A×××××小轿车受损维修费用价格的评估鉴定为278930元，评估费用为8500元；广州元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堡华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显示该车的维修价格为278914.96元，但黄健鸿并无法提供该车辆维修更换的零配件给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进行核对。
黄健鸿的诉请为：请求判令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支付黄健鸿车辆维修费及评估费，共计保险金142707.48元，本案受理费由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之诉，黄健鸿、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双方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应按当事人的约定进行处理。黄健鸿投保的车辆与他人车辆发生碰撞，导致该车受损，参照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黄建星与钟礼添负事故同等责任，陈建国无责任，法院予以确认并确定粤A×××××小轿车的驾驶人承担事故责任的比例为5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黄健鸿为粤A×××××小轿车在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处投保了保额为350000元的车辆损失险，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应在该保额范围内对粤A×××××小轿车的损失278914.96元承担赔偿责任。但黄健鸿、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中约定，该车至发生事故时的实际价值为350000元×（1-40个月×0.6%）=266000元。黄健鸿既不愿提供粤A×××××小轿车的实际购买时间、价格，也没有对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按推定全损的计算方式提出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双方约定的粤A×××××小轿车的价值计算方法予以确认。
因该车的维修价值已超过双方约定的实际价值，故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只需按约定在266000元的范围内赔偿黄健鸿车辆损失，同时黄健鸿在计算其车损数额中自愿减去2000元，法院予以准许。又因事故三方达成的《协议书》，由黄建星与钟礼添对事故造成车辆损害各自承担50%责任，故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对黄健鸿车辆的各项损失承担的赔偿数额为（266000＋8500-2000）×50%=13625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认为该价格评估意见有误，但未能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不予采信。本案诉讼费用按应承担责任的比例负担，故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答辩认为自己并非直接侵权者，不应承担侵权法律关系的诉讼费用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粤A×××××小轿车按双方约定已推定为全损，该车的残值可由双方协商或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判决：一、限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黄健鸿车辆的各项损失费用136250元；二、驳回黄健鸿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580元，由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负担1512.5元，黄健鸿负担67.5元。
判后，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黄健鸿在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投保了标的粤A×××××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保险期限：2012-09-30至2013-09-29），属于保险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承担价格鉴定费有误，不合法理。黄健鸿提供了粤A×××××车辆的《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鉴定价格评估结论书》证明其车辆维修费，这是2013年3月18日出具的，而本案的事故发生于2013年1月21日，委托人仅为行驶证车主黄伟权一人。而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并不清楚黄伟权已委托评估。依据《家庭自用汽车损失条款》第十四条第（二）项及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第（二）项有关“在被保险人提供了各种单证后，保险人应当迅速审查核定，并将核定结果及时通知被保险人；情况复杂的，保险人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保险人未能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的，应与被保险人商定合理期间，并在商定期间内作出核定，将核定结果及时通知被保险人”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车险查勘员告知本案未能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的，需商定合理期，但黄健鸿和行驶证车主黄伟权没有采纳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意见，随即自行委托评估，违反了合同约定，就该委托评估事宜，黄健鸿未通知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的意见，也未得到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的允许，更未与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进行协商，导致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客观上无法就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显然有违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及保险法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故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不应承担价格鉴定费。三、一审法院认定的车辆损失费有误，不合法理。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粤A×××××小轿车的定损价格，经审查，黄健鸿委托了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鉴定损失为278930元，而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和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其损失均为175638元（未扣残值），随后，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车险查勘员又发现其在修车时很多配件都没有更换，存在虚报的嫌疑，而且粤A×××××小轿车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实际价值也远低于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的维修价格，粤A×××××小轿车在事故发生前已使用40个月，扣除残值前的价值为350000元×（1-40个月×0.6%）=266000元，其实际价值还需依据此金额再扣除残值，由此可见，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所评估车辆维修费278930元比标的车扣除残值前的实际价值266000元还高，显然该评估报告存在极大的错误，而且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的收费方式是评估的价格越高，所收取的评估费用就越多，这样的评估过程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容易滋生腐败，显然以黄健鸿提供的价格评估结论书作为赔偿依据对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有失公平。因此，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定损价格基本一致，而黄健鸿的诉求与两保险公司的定损差异较大，基于上述案情，理应通过摇珠委托第三方物价评估对比标的车的车辆维修费进行重新评估，这样对双方都较为公平合理。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申请二审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标的车的车辆维修费进行重新评估。四、一审法院判决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承担的诉讼费不合法理。保险公司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参加诉讼，目的是为了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简化诉讼程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但保险公司并非直接侵权者，不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侵权法律关系的诉讼费用。综上，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恳请二审法院撤销（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93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健鸿承担。
黄健鸿针对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的上诉意见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黄健鸿的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由上述黄建星车辆的保险公司于2013年6月14日进行定损，定损维修费价格为175638元。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认同该保险公司定损价值，所以就没有再定损。
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提供的《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四条约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二）在被保险人提供了各种必要单证后，保险人应当迅速审查核定，并将核定结果及时通知被保险人。情形复杂的，保险人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保险人未能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的，应与被保险人商定合理期间，并在商定期间内作出核定，同时将核定结果及时通知被保险人；…”
本院认为，黄健鸿、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对双方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及涉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上诉意见，本案二审争议问题是涉案粤A×××××保险车辆的损失如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的《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十四条约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二）在被保险人提供了各种必要单证后，保险人应当迅速审查核定，并将核定结果及时通知被保险人。情形复杂的，保险人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保险人未能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的，应与被保险人商定合理期间，并在商定期间内作出核定，同时将核定结果及时通知被保险人；…”上述保险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对涉案保险车辆及时定损是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作为保险人的义务。本案中，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确认没有对黄健鸿的保险车辆定损。黄建星车辆的保险公司于2013年6月14日对黄健鸿的保险车辆进行定损，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定损时间，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未与黄健鸿协商，也未将定损结果告知黄健鸿。为了减少损失，黄健鸿自行委托评估，并提供了维修发票印证，本院予以采信黄健鸿的评估结果。涉案保险车辆已经修复，不具有重新评估的条件，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申请对涉案保险车辆重新评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第一项关于“发生全部损失时，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偿，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的，按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的约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应向黄健鸿履行说明义务。本案中，粤A×××××小轿车是2009年购买，黄健鸿在2012年投保时仍按新车购置价投保，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向黄健鸿履行说明义务，故本院认定该条款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应按照粤A×××××小轿车实际维修价格向黄健鸿作出理赔。
至于本案诉讼费，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不同意承担诉讼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保险增城支公司提出上诉的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60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文莉
代理审判员 王英魁
代理审判员 吴 湛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穗祥
赵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