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民终103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矫某1。
上诉人（原审原告）：矫某2。
上诉人（原审原告）：矫某3。
上诉人（原审原告）：矫某4。
上诉人（原审原告）：矫某5。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瑞，山东海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矫某6。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阳光，山东劳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山东劳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矫某1、矫某2、矫某3、矫某4、矫某5因与被告矫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6）鲁028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矫某1、矫某2、矫某3、矫某4、矫某5上诉请求：撤销（2016）鲁0282民初5963号民事判决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分家系财产所有人生前处分行为且生前发生效力，分家时须分家近亲属均在场均签字。被上诉人提交的调解书明确，当事人系矫某2、矫某3、矫某4、矫某6四人，是对四兄弟之间的家庭纠纷进行调解。矫某1、矫某5以及被继承人矫中法没有参与也未在场，矫某2、矫某3、矫某4在调解过程中及调解书出具时未参与，签字不是本人的，也没有加盖“个人印鉴”，矫某2、矫某4名字与调解书不同。调解书没有涉及分家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该调解书就是分家单没有法律依据；2.矫中法于1980年去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7]民他字12号批复，上诉人未放弃继承视为接受继承，涉争房屋属共同共有。一审法院适用农村风俗与分家习惯，剥夺处分上诉人五人已经继承而享有的房屋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3.上诉人恳请法院明确，被继承人去世时遗留的个人遗产涉案房屋是否已由上诉人等五人继承。涉案房屋变为遗产，上诉人没有放弃继承，为何允许再分家；4.矫中法夫妇去世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依法继承遗产，不论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87]民他字12号批复，还是依据青岛中院的生效判决，均认定按照析产分割案件处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定继承又同案由完全矛盾的认定本案是分家没有法律依据。
矫某6答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5]民他字12号批复，分家析产后变更析产的遗嘱无效。分家析产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处分家庭财产的民俗，可以产生物权变动效力，财产承受人对财产所有，不以登记为必须条件。分家析产的效力优于继承，认定分家析产通常考虑社会环境、农村风俗习惯，而不以所有利害人参与为生效条件，通常表现为女儿和未成年子女不必须参与分家。上诉人声称调解时三人不在场，签字不是本人的，也没有加盖个人印鉴，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如果未加盖个人印鉴，等于说盖章的即墨县城关镇磨市生产大队伙同他人伪造个人印鉴和调解书；2.本案不存在上诉人继承老屋房产的事实。父母死亡时，对涉争房屋不享有物权，没有留下符合继承法规定的个人财产。矫中法去世时房屋没有产权登记，也没有分家析产将房屋的全部或部分确认给矫中法，母亲刘玉芳去世时，房屋已通过分家析产，确认给了被上诉人；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1980年矫中法去世时，房屋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登记和房屋所有权登记，不具有物权权益，无法作为遗产被继承。上诉人继承房产的诉求是想通过民事诉讼让法院给涉案房屋设立物权，但法院不能设立不存在的物权。上诉人主张享有继承权，却不能举证证明矫中法去世时涉案房屋属于个人财产，声称的继承事实上不可能，于法无据。本案房产没有发生继承，老屋是通过调解书分家析产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依据分家析产的事实进行房产登记，依法确认为自己所有。
矫某1、矫某2、矫某3、矫某4、矫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对位于即墨市友谊街X号的房产的拆迁利益依法进行分割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同胞兄弟姐妹。涉案房屋位于即墨市友谊街X号，系六人父母矫中法夫妇于1974年左右建成。房屋建成后，未办理产权登记。除已经出嫁的矫某1外，其余原告及被告矫某6均与父母一同居住在该处房屋中。1980年，矫中法去世。1982年4月17日，原告矫某2、矫某3、矫某4及被告矫某6因家庭纠纷，在当时村委调解下达成调解书，约定：1.全家原有老房五间，同意分给矫某6居住，对矫某6的生活、婚姻问题洪其等三人应尽力帮助解决。2.母亲生活负担……3.现住的公房四间经大队批准确权给矫某3，由洪进给洪胜人民币三百元抵其预交的房款。4.洪其、洪进现住老屋内，需在两年内自己解决房子倒出老房交给洪胜。”该调解书全文由代书人书写，矫洪其、矫某3、矫洪振、矫某6及经办人王松福、潘德祥在其姓名处盖章，即墨县城关镇磨市生产大队在磨市大队委会处盖章。调解书中所称矫洪其、矫洪振即为本案原告矫某2、矫某4。调解书中所指老房五间即涉案房屋，被告矫某6同母亲一直居住在该房屋中至2008年左右。所指公房四间是当时村委分给原、被告一家居住的公房。签订该调解书后，矫某3搬入该处公房居住，矫某2、矫某4从村中审批宅基地建造房屋居住。2012年，原、被告母亲去世。1988年，被告矫某6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2013年，涉案房屋拆迁改造，被告矫某6与村委签订房屋补偿协议，获得相应拆迁利益。针对涉案调解书的真实性，原告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称对该调解书的形式真实性表示认可，在第三次庭审中称五原告对该调解书内容均不知情，原告矫某2、矫某3、矫某4当时不在场，并称第二次庭审仅是对大队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没有对该调解书内容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原告认为1982年涉案房屋已经发生继承，未经全部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应为无权处分，且该调解书也没有原、被告母亲签字，应为无效。内容也并未涉及分家问题，仅是解决居住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调解书的性质及效力。涉案调解书虽名为调解书，但结合全文内容及上下文义，该调解书是原、被告父亲矫中法去世后，其他家庭成员针对家庭共有财产分割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因此该调解书内容具备分家单性质。虽该调解书中没有母亲及原告矫某1、矫某5签字盖章，但有村委盖章确认分家事实，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农村风俗与分家习惯，该瑕疵并不影响调解书确认的分家事实，同时分家后原告矫某2、矫某3、矫某4审批宅基地、搬入公房居住等行为及涉案房屋的居住状态也可佐证该分家单的效力。原告矫某2、矫某3、矫某4在对涉案调解书的真实性认可后又否认，前后陈述相互矛盾，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及禁止反言规则，因此原告在第三次庭审中关于涉案调解书真实性的陈述应为不实陈述，该调解书应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该调解书真实合法有效，所有家庭成员均应遵守分家事实。根据调解书涉案房屋已经分给被告矫某6，五原告主张依据继承分割涉案房屋，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答辩意见，部分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矫某1、矫某2、矫某3、矫某4、矫某5对被告矫某6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问题是：分家调解书的效力问题。双方当事人的父亲，在当时村委调解下，达成调解书，约定“①全家原有老房五间，同意分给矫某6居住，对矫某6的生活、婚姻问题洪其等三人应尽力帮助解决。②对其母亲生活负担……。③现住的公房四间经大队批准确权给矫某3，由洪进给洪胜人民币三百元抵其预交的房款。④洪其、洪进现住老屋内，需在两年内自己解决房子倒出老房交给洪胜。”该调解书全文均由代书人书写，矫洪其、矫某3、矫洪振、矫某6及经办人王松福、潘德祥在其姓名处盖章，即墨县城关镇磨市生产大队在磨市大队委会处盖章。该调解书中所指老房五间即涉案房屋，被上诉人矫某6同母亲一直居住在该处房屋中至2008年左右。签订该调解书后，矫某3搬入该处公房居住，矫某2、矫某4从村中审批宅基地建造房屋居住。2012年，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去世。1988年，被上诉人矫某6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当时办理房产证后，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曾有提出异议，说明上诉人认可。通过签订调解书的过程，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农村风俗以及分家习惯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此调解书具有分家单的效力，本院予以认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上诉人的上诉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矫某1、矫某2、矫某3、矫某4、矫某5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矫某1、矫某2、矫某3、矫某4、矫某5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 涛
审 判 员 杨海东
代理审判员 唐伟柏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小梅
书 记 员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