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赣03行初1号
原告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住所地上栗县上栗镇杨岐村棋盘石下，组织机构代码79280261-7。
法定代表人张建明。
委托代理人周孝灿，江西经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栗县上栗镇平安北路65号。
法定代表人利军，县长。
委托代理人肖志鹏，上栗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廖景春，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以下简称杨岐山煤矿）诉被告上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栗县政府）行政补偿一案，于2016年1月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于同年1月13日向被告上栗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文本，并依法由审判员易玉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李修贵、代理审判员张豫鹏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主动申请调解并进行委托鉴定，故延期于2016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建明、委托代理人周孝灿、被告上栗县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郭树平、委托代理人肖志鹏、廖景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诉称，2012年5月，被告上栗县人民政府以对杨岐山进行旅游开发、原告属于杨岐山旅游整体规划当中为由，将原告强行停产关闭，并要求原告将主井口搬迁至鸡冠山乡砖岭村。原告迫于被告压力配合将主井口搬迁至鸡冠山乡砖岭村，且原告于2014年10月投资近700万元，用于修路、建设工业广场、通风井、电房、炸药库、食堂、钢棚、架设高低压电线、进行河道改造等主井口搬迁的各项基础性工程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原告是合法取得采矿许可证依法进行开采活动的煤矿，现上栗县人民政府因旅游整体规划原因，关闭原告主井口，并要求原告搬迁至新井口，应当依法对原告的相关损失给予补偿。因此，原告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多次向被告提出关于煤矿搬迁规划建设用地所需费用及停产损失的请示，实际就是原告的补偿请求，希望被告给予解决。对此，被告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有关工作调度会纪要》，该纪要系被告单方面作出而未与原告协商，且内容也与原告提出的补偿请求相去甚远。原告认为该纪要实际上是被告对原告的一项补偿决定，但该补偿决定所确定的补偿方案完全不能填补原告因为被告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现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请求判决被告补偿原告因矿井被迫搬迁导致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5732.41万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1、原告的营业执照；2、组织机构代码证；3、税务登记证；4、采矿许可证；5、安全生产许可证；6、煤炭生产许可证；7、缴款书（2012年6月15日）；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原告符合法定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为：8、赣府厅字（2010）35号文件关于杨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复函（2010年3月16日）；9、2012年4月26日《会议记录》；10、2012年9月25日《关于要求减免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部分电费的报告》；11、2016年2月24日的《调查询问笔录》（对象为原上栗县人大主任杨光明）；12、2016年3月8日《证明》（出具单位为上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3、《关于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异地搬迁规划建设用地所需费用及其他事项的请示》；14、《杨岐山百福煤矿关闭情况说明》（附煤矿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魏模良的身份证）；15、2016年3月2日《证明》（出具单位杨岐乡杨岐村委会）；16、2016年3月6日《证明》（证人邱某）。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1、原告的成立是在被告成立和规划杨岐山风景区之前；2、原告基于被告的压力配合风景区建设被迫将煤矿主井口搬迁至鸡冠山乡砖岭村，并非被告所言称的是因煤矿自身资源枯竭主动搬迁的；3、被告在申报风景区总体规划过程中存在欺上瞒下，被告的这种行为是导致原告今天经济受损的直接原因。第三组证据为：17、市委书记来信批办单（2014年7月4日）；18、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有关工作调度会纪要（纪要（2014）15号）；19、中共上栗县委办公室公文处理单（2015年10月23日）。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1、该纪要是被告单方面做出来的，未与原告协商，且该纪要内容也与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补偿请求相去甚远；2、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一直向被告及有关部门反映和主张自身合法权益；3、进一步证明被告在单方面作出强制原告搬迁煤矿后存在补偿不到位及新井落户保障不到位的客观事实。第四组证据：20、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委估资产价值及经营性损失价值评估报告（海润评报字（2016）第177号）。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原告因被告单方强制搬迁煤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被告上栗县政府辩称，一、煤矿井口搬迁是煤矿多年前的规划。1、煤矿资源早已枯竭，在2002年签订的《承包合同书》中已明确煤炭资源已枯竭。2、煤矿已确定扩改期在2011年4月至2016年3月。3、因资源枯竭，2007年煤矿申请扩大开采范围。4、2010年4月，煤矿明确了井口搬迁方案，我府积极配合促成煤矿的扩建。原告称我府因旅游开发将原告煤矿关停，与事实有出入。二、我府配合煤矿的扩建，煤矿要求我府赔偿搬迁损失没有事实依据。煤矿扩建和主井口的搬迁，是煤矿多年以来的计划，同时也契合了杨岐山的旅游开发，煤矿扩建涉及很多问题我府无权决定，我府已尽力积极协调，现要我府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我府将继续为煤矿扩建而努力，也将责成相关部门积极支持煤矿的扩建工作。四、原告无主体资格。协议合同本应由承包人签字，杨岐山煤矿所有权属鸡冠山垦殖场，原告诉讼请求未表达杨岐山煤矿意思，仅表达承包人的意思。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栗县政府在法定时间内向法庭提交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1、2002年3月30日国营鸡冠山垦殖场与杨岐山煤矿签订的《承包合同书》；2、2004年10月19日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关于杨岐山煤矿《请求延长承包期限并核减本期承包2年上缴管理费的报告》的批复；3、2005年12月8日《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扩改改造经营合同》；4、2010年5月17日《国营萍乡市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转包协议书》；5、2002年3月15日《企业国有资产登记证》；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1、杨岐山煤矿作为承包标的，不享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的主体资格为承包人。2002年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易松筠为矿长和法人代表，并承担法律责任。此后，各有关承包协议事项，均由承包人签字；2、2002年承包合同第十条约定，煤矿财产属垦殖场所有，承包人添置的财产，合同期满后，也归垦殖场所有。2004年10月19日延长承包后，这种财产约定没有改变。2005年12月8日扩改合同第四条约定，扩改后的企业、产权仍归垦殖场。2010年5月17日，转包协议第十条也约定，井下巷道、基建工程全部无偿移交垦殖场所有；3、2010年5月17日，转包协议继承了以前合同、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煤矿财产属垦殖场的约定没有改变。第二组证据为：6、2002年3月30日承包合同（同证1）；7、2005年12月8日扩改合同（同证3）；8、2007年5月19日杨岐山煤矿《关于请求扩大开采范围的报告》；9、2010年4月《杨岐山煤矿扩建工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10、2010年5月6日《杨岐山煤矿扩建工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11、2011年3月11日《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12、2012年7月4日《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13、2013年3月1日《关于煤矿扩建工程主井口位置范围调整的请示》；14、2013年5月8日《关于煤矿扩建工程主井口位置调整的请示》；15、2015年1月6日《煤矿设计修改请示》；16、2015年2月3日《关于请求批复煤矿生产系统技术改造方案实际和安全专篇以及设计修改内容的请示》；17、2015年5月5日《关于杨岐山煤矿技术改造设计审查的批复》；18、2015年8月28日《关于煤矿生产系统技术改造安全专篇审查批复》；19、2016年1月20日《关于煤矿办理变更矿址范围情况说明》；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1、2002年签订承包合同中第十四条明确，煤矿资源不足，还将大坡煤矿划为接替煤矿；2、扩改改造时间2005年双方就约定安排2011至2016年期间，2005年12月8日，扩改合同第三条约定，扩改具体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止；3、煤矿的扩改一直在有序进行。2007年要求扩大开采范围，2010年4月做的开发利用方案，2010年5月通过评审，在开发利用方案3.2.2条款3.（4）将主井口搬迁列入了利用方案，4.1.3条款明确了井口搬迁的两个方案。2012年7月通过环境影响评价，2013年3月煤矿要求调整井口位置，2013年5月，县政府向省国土厅报告调整井口位置，2015年1月6日，煤矿向县煤监局请示修改设计，2015年2月，县煤监局上报煤矿设计修改，2015年5月，市煤炭局批复设计修改。2015年8月，省煤安局赣西南分局批复煤矿的安全专篇审查；4、搬迁改造始终是承包人的自主行为，只是搬迁改造与政府的旅游开发在时间上契合；5、煤矿井口搬迁是主井口选址不合理。第三组证据为：20、2013年5月8日《关于煤矿扩建工程主井口位置范围调整的请示》（与证14同）；21、2014年10月10日《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有关工作调度会议纪要》；22、上栗县看守所陈德树释放证明书；23、2016年1月11日提取笔录；第三组证据证明目的为：1、县政府积极为煤矿搬迁提供服务；2、对村民阻挠施工和破坏的人员公安机关实施处罚；3、对村民的破坏行为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赔偿。第四组证据为：24、2013年5月21日《现场检查笔录》；25、2013年5月21日《现场处理决定书》；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1、停止井下维修作业是贯彻市政府煤矿安全隐患排查会议精神；2、井口砌砼挡墙是贯彻市政府煤矿安全隐患排查会议精神；3、未经批复严禁拆除井口砼挡墙；4、煤矿在取得技改手续后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作业；5、煤矿2013年5月21日后不能生产、施工是自身的安全问题造成，不是县政府违法、违规、违约造成的。第五组证据为：26、2011年度煤矿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7、2012年度煤矿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8、2013年度煤矿的《工商年度年检报告》；29、2014年煤矿《工商年度年检报告书》；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1、2011年度销售收入813.7万，纳税29.8万，亏损7.9万，年末固定资产617.9万元；2、2012年度销售收入0元，纳税0元，亏损36.1万元；3、2013年、2014年煤矿销售、纳税均为0元；4、煤矿从2011年起连续亏损，煤矿固定资产600万元左右。
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均经法庭质证，质证意见如下：对于原告提交法庭的四组证据，被告上栗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说明原告有主体资格，煤矿是承包的标的物，它自身要履行权益是有欠缺的，民事权利义务由权利人承担，煤矿是国有煤矿，作为国有资产需要登记，我们不认为有诉讼主体资格。对于第二组证据：关于总体规划的复函正好契合了原告要搬迁的事实；《会议记录》并没有说杨岐山要关闭而是说搬迁；减免电费的报告与本案无关；杨光明的询问笔录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证明与本案无关；费用的请示说明政府为配合煤矿搬迁并给予了支持；百福煤矿的说明仅证明煤矿因安全问题需要关闭；杨岐村的证明不属实；邱某的证明，2012年承包证明煤矿资源不足，也明确了改建方案，煤矿井口搬迁与被告旅游开发正好契合，被告不存在强制搬迁的事实。对于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批办单达不到证明目的。会议纪要并不是要对原告损失进行补偿，达不到证明目的。原告井口搬迁我们也做了大量工作，原告说未领到村民破坏的补偿，我们对原告的工作是支持的，原告的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对于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根据合同约定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煤矿作为承包标的，该评估缺乏依据。整个报告的三性是有问题的，没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不能反映真实的客观情况。
对于被告提交法庭的五组证据，原告杨岐山煤矿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第1、2、3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因其均属复印件。对第4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证明国营垦殖场因自身经营策略的调整，不影响杨岐山煤矿以自身名义主张权利。对第5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可证明原告为适格主体，根据产权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杨岐山煤矿向被告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不是只有承包人才有诉讼权利，我们认为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6、7、8、9、10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扩改合同、请求开采范围的报告中写明，杨岐山煤矿井口是在林场范围内扩建的。第11-19份证据，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是原告在被告强制要求搬迁后作出的私利救济的行为，该证据证明原告为了减少自身损失而作出的自救行为。该组证据不可证明煤矿扩建、搬迁是契合被告旅游开发。其中第7、8项是针对第8项所做出来的，扩建范围是在原有范围内进行的，没有超出原来的范围；对第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20份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损失的真实性，同时证明被告为了开发风景区而强制原告进行搬迁的事实；对第21份证据三性无异议，该证据即《会议纪要》实现并未征得原告同意，为被告强制要求所致；对第22、23份证据形式上合法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证实被告没落实好新井落户的保障工作，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不可能有释放证明。被告没有对原告新井落户做好保障工作；对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被告采取强制手段打压原告迫使原告搬迁；对第五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实质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年检报告与企业登记有矛盾，该组证据与被告第二组证据中的第14项《关于煤矿扩建工程主井口位置范围调整的请示》有矛盾。根据政府文件的内容，可证实企业是为年检需要而报告作出的部分经营情况，并非企业全部的真实的经营状况。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一、关于被告上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认定。对第一组证据，即第1、2、3、4、5份证据，该组5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应予认可，但该组5份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结合本案的情况，原告也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证明，法人代表均为张建明，且本案涉诉的行政行为的相对对象为杨岐山煤矿而非承包人个人，因此原告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对第二组证据，对第6、7、8、9、10份证据，原告对该5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第11、12、13、14、15、16、17、18、19份证据原告认为是其自救行为。综合考虑案情并结合证据内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搬迁即属于原告为实现多年的搬迁愿望而进行的搬迁，即该组证据并不能直接将原告的扩改愿望与本次涉案搬迁视为因果关系；对第三组证据，即第20、21、22、23份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三性均应予认可，可以证明被告支持和配合原告的搬迁；对第四组证据，即第24、25份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三性应予认可，可以证明被告要求原告停止作业系安全原因；对第五组证据，即第26、27、28、29份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企业年检报告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院予以采信。
二、关于原告杨岐山煤矿提交的证据认定。对第一组证据，即第1、2、3、4、5、6、7份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采矿许可证等均可以证明张建明系原告企业的法人代表，而本案中所诉行政行为其相对对象亦为原告企业本身而非承包企业的个人，故本院认为原告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对该组证据应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即第8、9、10、11、12、13、14、15、16份证据，对第8份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成立在被告成立和规划杨岐山风景区之前，本院予以认可；对第9、10、11、12、13、14、15、16份证据，对于4月26日的会议记录和杨光明的笔录，仅为政府的内部会议记录或者参与人的陈述，仅能反映政府确实有要关停煤矿的愿望，但并未形成正式文件或者公告，并不能证明政府有强制搬迁的行为；关于电费报告和调度会纪要的问题，亦不能就此证明政府就做了强制搬迁的行为。故本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已作出强制原告搬迁的决定或者强制原告进行搬迁的行政行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即第17、18、19份证据，本院认为可以证明被告会议纪要内容与原告要求补偿相去甚远以及原告向被告及有关部门主张权利，但尚不足以证明被告补偿不到位以及新井落户保障不到位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部分予以认可。第四组证据，即第20份证据，对于该评估报告，该份报告系原告单方委托进行的鉴定评估，本院对该份证据根据本案的情况进行综合考虑。
经审理查明，原告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系隶属国营鸡冠山垦殖场的煤矿，2002年4月1日开始由个人承包，并于2010年5月经转包由现法定代表人张建明等承包。2012年4月26日，上栗县政府就关闭整合杨岐山煤矿和百福煤矿召开协调会，该会议记录中提到两煤矿必须无条件关闭整合，但该会议并未形成会议纪要文件。2012年5月，原告煤矿关停。2014年10月，原告主井口从上栗镇杨岐村搬迁至鸡冠山乡砖岭村。原告从2012年关停起至今未恢复生产经营。原告杨岐山煤矿多次向被告上栗县政府提出补偿请求，也向市主要领导进行反映，但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2014年10月10日，上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有关工作调度会纪要》，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为“9月5日下午3点，县政府柳本伙副县长在县政府接待室开了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有关工作调度会。会议听取了县煤炭局及相关部门关于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前期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并就加快推进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达成一致意见。现将会议议决事项纪要如下：1.原则上同意杨岐山林场煤矿搬迁至鸡冠山乡砖岭村。2.由鸡冠山乡负责做好杨岐山林场煤矿新井口落户过程中的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化解工农矛盾问题，费用由杨岐山林场煤矿承担。为确保项目正常实施，鸡冠山乡要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3.因井口搬迁至新井需征地、修路、架设双回电路预计需费用300万元，同意由受益乡镇在杨岐山林场煤矿上缴国家税收而产生的地方可用财力中按年度予以解决，并用于支持杨岐山林场煤矿征地、修路及双回电路架设…”。2015年10月21日，原告杨岐山煤矿向上栗县委提出《关于请求尽快解决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井口搬迁新址社会治安等问题的请示》，其中包含“特请求上栗县政府对如下两点请求尽快回复。1.尽快恢复杨岐山煤矿主井口搬迁新址的社会治安、及时处置好工农矛盾、严惩违法行为、并依法赔偿杨岐煤矿被打砸的全部财产损失。县政府并切实承诺今后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确保搬迁工作和今后的一切生产经营损失由上栗县政府承担。同时要求根据县政府调度会议纪要（纪要（2014）15号），将300万元的补偿经费改为现金支付，并明晰迁后杨岐煤矿的产权。2.如果以上请求不能解决，请县政府赔偿租赁承包人的老井、新井的全部经济损失。”后双方争议仍未解决。原告于2016年1月5日向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补偿原告因矿井被迫搬迁导致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5732.41万元，其中包括企业停产损失为5041.7万元，新井投资损失为690.71万元。在本案庭审中，原告提出将其损失金额变更为5366.85975万元。
另查明，原告杨岐山煤矿于2016年4月20日向我院提出了损失鉴定的意愿并于之后即自行委托北京海润京丰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资产价值及经营性损失价值评估，该资产评估事务所于2016年5月23日出具海润评报字（2016）第177号萍乡市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委托资产价值及经营性损失价值评估报告，报告结论为：在公开市场的前提下，至评估基准日2016年5月18日委托的部分资产及经营性损失价值合计为90474447.18元，其中老矿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为495334.90元；新井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为479808.28元；构筑物的评估价值为25758056.50元；老矿机器设备的评估价值为2926500.00元；经营性损失的评估价值为60814747.50元。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上栗县政府是否做出了被诉强制原告主井口搬迁的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造成了损失，造成的损失大小，如需补偿，补偿金额的问题。
关于被告上栗县政府是否存在因建设风景区而强制关停原告杨岐山煤矿并强迫其主井口进行搬迁行政行为的问题。鉴于被告上栗县政府否认作出了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故判断被告上栗县政府是否做出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认定。首先，上栗县政府是否因建设风景区做出强制原告杨岐山煤矿进行关停搬迁的行政决定；其次，上栗县政府是否因建设风景区做出了强行关闭原告杨岐山煤矿并迫使其进行搬迁的事实行政行为。针对上述问题，本院分析如下：1、关于上栗县政府是否因建设风景区做出强制原告杨岐山煤矿进行关停搬迁的行政决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无证据直接证明被告上栗县政府以其自身名义做出任何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关停搬迁原告鸡冠山煤矿的行政决定。虽然原告向法庭提供了2012年4月26日的会议记录、2012年9月25日减免电费的报告、2016年2月24日的调查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然而上述证据并不能充分地证明被告上栗县政府即作出了强制关停搬迁原告杨岐山煤矿的决定，被告上栗县政府亦未形成任何下发的正式会议记录或者正式文件、正式公告，故无法认定上栗县政府因建设风景区作出了强制原告杨岐山煤矿进行关停搬迁的行政决定；2、关于上栗县政府是否因建设风景区做出了强行关停原告杨岐山煤矿并迫使其进行搬迁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供了部分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例如上栗县政府4月26日的会议纪要以及参加该次会议的杨光明的笔录，但该两份证据只能够证明政府有意愿要原告进行搬迁或者关停，但并不能直接证明上栗县政府实施了强制搬迁的行为，调度会纪要以及减免电费报告等证据亦未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被告上栗县政府实施了强制原告关停搬迁的行为。因无法认定被告作出了原告诉称的行政行为，故对原告所诉称的损失大小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其相关主张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国营鸡冠山垦殖场杨岐山煤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玉奇
审 判 员 李修贵
代理审判员 张豫鹏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卢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