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温商终字第10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高峰。
委托代理人：周英雪。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汇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小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汇发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小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利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宇。
上列四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沈景宗。
上诉人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房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温州汇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发房地产公司）、温州汇发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发物资公司）、高利民、陈晓宇公司决议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3）温鹿商初字第1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方飞潮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久松、代理审判员黄丽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系红日房地产公司、龙野房地产公司、汇发房地产公司、汇发物资公司、黄姣、高利民、陈晓宇于2003年2月10日共同出资成立；法定代表人黄高峰；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红日房地产公司出资2000万元、龙野房地产公司出资1350万元、汇发物资公司出资540万元、汇发房地产公司出资510万元、黄姣出资300万元、高利民出资180万元、陈晓宇出资120万元，分别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00%、27%、10.80%、10.20%、6.00%、3.60%、2.40%。
2013年1月29日，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召开股东会，参加的股东：红日房地产公司、龙野房地产公司和黄姣；四原告没有参加。会议内容：“延长三元房地产公司的企业经营期限为20年，从2003年2月10日至2023年2月9日止，并修改公司相关章程”。次日，三元房地产公司向工商部门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被告遂起纠纷，四原告以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上均违反公司章程为由于2013年4月28日诉至法院。
另查明，2012年12月12日下午16：48：18，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员工余某与宋小华3分51秒移动通话记录。
2005年6月28日，由原告高利民、陈晓宇出具的委托书，内容：“本人属三元房地产公司股东，为便于本公司开展正常经营开发活动，现特全权委托汇发物资公司宋小华同志代表本人鉴证与办理有关经营开发事宜”。
汇发房地产公司系红日房地产公司股东，该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汇发房地产公司出资510万元，占投资比例51%。
原告汇发房地产公司、汇发物资公司、高利民、陈晓宇于2013年4月2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系四原告与温州红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房地产公司）、温州市龙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野房地产公司）、黄姣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龙野房地产公司出资13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7%；汇发房地产公司出资510万元，占10.20%；汇发物资公司出资540万元，占10.80%；黄姣出资300万元，占6.00%；高利民出资180万元，占3.60%；陈晓宇出资120万元，占2.40%；红日房地产公司出资2000万元，占40.00%（其中原告汇发房地公司持有红日房地产公司51%的股权）。
2013年1月29日，被告未经通知四原告，在四原告不知情、未参会的情况下，召开了所谓的临时股东会，单方作出了“延长公司经营期限为20年，变更为自2003年2月10日至2023年2月9日止、修改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并据此擅自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综上，原告方认为该次临时股东会在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上均违反了公司章程及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严重损害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现要求：1、依法撤销被告临时股东会于2013年1月29日作出的内容为“延长公司经营期限为20年，变更为自2003年2月10日至2023年2月9日止、修改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辩称：1、本案被告召开股东会，在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上均不违反了公司章程及我国《公司法》的规定；2、被告按公司章程规定通知原告汇发房地产公司、汇发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原告高利民、陈晓宇的共同委托人宋小华；3、红日房地产公司、龙野房地产公司和黄姣三方占表决权的73%，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三元房地产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的董事会应按上述规定履行召集召开2013年1月29日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义务。其提供的2012年12月12日下午余某与宋小华的移动通话记录和委托书均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了通知义务。因2012年12月12日下午移动通话记录，宋小华称通知其在文件上签字，不是通知其参加股东会会议的。且2012年12月12日至2013年1月29日股东会的时间尚有一个半月之久，与本案证人陆某称其通知宋小华来签项目清算会议记录的时间相吻合，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委托书的内容为原告高利民、陈晓宇委托宋小华代表其鉴证与办理有关经营开发事宜，亦没有授权其开股东会会议，故本院对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上述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召开股东会会议，该会议的召集程序不符合三元房地产公司章程的规定，应予以撤销。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3年5月31日判决：撤销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股东会于2013年1月29日作出的关于《延长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经营期限为20年，从2003年2月10日至2023年2月9日止，并修改公司相关章程》的决议。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三元房地产公司负担。
上诉人三元房地产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12月12日下午余某与宋小华的移动通话记录不能证明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履行了通知义务”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宋小华称2012年12月12日下午的移动通话记录，是通知其在文件上签字，不是通知其参加股东会会议”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余某证言及余某2012年12月12日下午16：48：18与宋小华3分51秒的移动通话记录可以表明，上诉人已经根据《三元房地产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规定，履行了在股东会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义务。而宋小华否认余某与其通话的内容是通知其参加股东会会议，并称是通知其在文件上签字，除了宋小华本人的陈述，其并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凭宋小华本人的陈述就认定与其与余某的通话并非是通知其参加股东会会议未免过于主观。2、一审法院根据“2012年12月12日至2013年1月29日股东会的时间尚有一个半月之久，与本案证人陆某称其通知宋小华签项目清算会议记录的时间相吻合”，据以判断2012年12月12日的通话并非上诉人履行通知义务错误。根据《三元房地产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规定，只须在股东会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即可，十五日是最低要求，至于是一个半月还是两个月甚至更久，并未违反《三元房地产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诉人的清算会议也是股东会，且是多次召开。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与陆某通知宋小华签项目清算会议记录的时间相吻合，也不能据此否认2012年12月12日余某与宋小华的通话是通知其参加2013年1月29日的股东会会议，因为陆某通知其参加项目清算股东会会议，而余某是通知其参加修改章程延长营业期限股东会会议，二人职责不同，分工不同，通知的内容也不同，一审法院的认定未免太过于臆断。二、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书的内容为高利民、陈晓宇委托宋小华代表其鉴证与办理有关经营开发事宜，亦没有授权其开股东会会议”错误。本案被上诉人高利民、陈晓宇二人从未在三元房地产公司出现，从未参加过公司任何会议，包括清算股东会会议。自2005年6月28日起，被上诉人高利民、陈晓宇出具委托书后，就一直由宋小华全权代理此二人处理与公司有关的全部事宜。公司自2005年6月28日以来的历次会议，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会议等都是由宋小华代理此二人参加。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书没有明确授权宋小华开股东会会议，但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由此，2005年6月28日以来被上诉人高利民、陈晓宇的行为也可以认定其是同意宋小华代理二人开股东会会议的。上述事实表明，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证实上诉人于2012年12月12日履行了2013年1月29日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义务，此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三元房地产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汇发房地产公司、汇发物资公司、高利民、陈晓宇答辩称：一、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12月12日下午余某与宋小华的移动通话记录不能证明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履行了通知义务”错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1、该移动通话记录仅能证明余某与宋小华曾于2012年12月12日下午有过3分51秒的通话，但并不能证明通话内容就是通知宋小华参加2013年1月29日三元公司的股东会会议。2、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就该日的通话内容询问过宋小华，宋小华确认是余某通知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而不是通知其参加召开股东会会议。上诉人作为负有通知义务的主体，应对履行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事项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通知会议自有合理理由，且通知内容为签署文件也可从相应证据中得到证实。3、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书面证据清单上写明该移动通话记录证明目的为“12月12日已通知原告方关于企业经营期限到期，要求办理延长经营期限手续签署相关文件”，该证明目的与宋小华确认的通话内容相一致，应依法认定。上诉人后在开庭审理中却又改称为通话内容为会议通知，应不予采信。二、陆某的证词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已履行通知义务之事实。1、因上诉人在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书面证据清单上写明申请陆某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为“三元公司相关经办人员就延长经营期限事务，多次联系原告方，要求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故陆某出庭证词内容与这一证明目的不符的，应以书面明确的证明目的为准。2、陆某曾通知过宋小华参加项目清算会议，宋小华也参加过类似会议。但清算会议与延长公司经营期限股东会会议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会议。所以，陆某的会议通知无法达到其证明本案所需履行通知义务的目的，反而印证了被上诉人的相关主张。3、另陆某找宋小华要其在延长经营期限手续签署相关文件之举与上诉人通知会议之说存在明显的矛盾，按日常生活经验进行逻辑推理，应认定通知会议之说不能成立。三、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书的内容为高利民、陈晓宇委托宋小华代表其鉴证与办理有关经营开发事宜，亦没有授权其开股东会会议”错误，同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该两份《委托书》委托事项及期限不清，不应认定为有权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的有效法律文件。2、上诉人称“高利民、陈晓宇二人从未在三元公司出现，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自2005年6月28日起，高利民、陈晓宇出具委托书后，就一直由宋小华全权代理此二人处理与公司有关的全部事宜，公司自2005年6月28日以来的历次会议，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会议等都是由宋小华代理此二人参加”。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以上一说得不到现有证据支持，无法成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此加以证明。被上诉人将视上诉人这方面的举证情况，保留进一步答辩的权利。3、退一万步讲，如按上诉人所述宋小华凭“委托书”可代理上述两人开股东会会议的，那其前提条件也必须是上诉人已履行了会议的通知义务。但由于上诉人未履行该项义务，故“委托书”是否适用该次股东会会议也就无从谈起。四、一审判决查明“汇发房地产公司系红日房地产公司股东，占投资比例5l％”，而红日房地产公司又占三元公司注册资本的40％。此节事实的认定对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有重大实际意义，请二审法院明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提供证人余某的移动通话记录只能证明余某与宋小华曾于2012年12月12日16：48：08通话3分51秒的事实，不能证明余某与宋小华的通话内容是通知召开2013年1月29日的股东大会；证人余某在一审出庭作证时虽然陈述其于2012年12月12日电话通知宋小华参加股东大会，但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证人余某系三元房地产公司及温州市龙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职员，与上述二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单一证言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陆某证言的主要内容是上诉人三元房地产公司于2012年11月及12月两次召开公司清算股东大会，证人两次找宋小华要求其在会议决议上签字，并没有涉及上诉人是否在2013年1月29日召开股东大会前已经通知宋小华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主张其在2013年1月29日召开股东大会前已经通知宋小华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由于上诉人没有按公司章程规定履行通知宋小华参加股东大会的义务，故宋小华是否有权代理高利民、陈小宇参加股东大会，并不影响本案判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三元房地产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飞潮
审 判 员 陈久松
代理审判员 黄丽君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吴润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