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1503民初3288号
原告张炜，男，汉族，1982年10月23日生，住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
委托代理人殷德贵，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吴道玲，女，汉族，1965年5月12日生，住信阳市平桥区。
委托代理人李保，河南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地址：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杨楼路口东南康乐大药房二楼。
法定代表人王海彬，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石凤军，男，汉族，1961年10月5日生，住信阳市平桥区。
原告张炜诉被告吴道玲、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港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炜委托代理人殷德贵，被告吴道玲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保，被告鑫港公司委托代理人石凤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炜诉称：我原系鑫港公司股东之一，2010年2月5日，鑫港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以该公司名义与被告吴道玲及其他二人签订一份《公司股权（带项目）转让合同书》，约定将鑫港公司全部股份连同“明河公园综合开发项目”整体转让给被告吴道玲等三人。2010年3月6日和7日，包括我在内的原鑫港公司三个股东与被告吴道玲等三人签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合同》，将鑫港公司的全部股份、资产及项目，以协议价9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吴道玲等三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完成公司变更登记并在明河公园项目开工（挖土）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甲方80万元（其中支付张炜24万元）。若乙方延期支付，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的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之后，双方如约完成了公司转移、交接和变更的法律程序。公司变更登记时，我则将自己的股份240万元全部转让给被告吴道玲。随后，变更登记后的鑫港公司开始了经营管理，但直至2015年3月19日才完善明河公园综合开发项目的法律程序并开工挖土。至此，原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被告吴道玲及其他受让人应按约定付清余款，但我多次请求被告吴道玲支付而遭拒。2015年11月29日，被告鑫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彬的特别委托代理人、也是股份受让人之一的赵连国签字同意应付款从包括被告吴道玲在内的三个股份受让人在鑫港公司的股份中付款，并让我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郭志刚写好领条，且在领条上予以签字确认，但二被告仍拒绝支付。根据合同的约定，二被告应当支付的违约金已高达32.4万元（截至2016年6月25日）。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被告支付所欠原告转让公司股份款24万元；二、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2.4万元（2015年4月1日—2016年6月25日）；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吴道玲答辩称：一、本案遗漏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及原告诉称的事实，本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分别是转让方邯郸市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山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炜，受让方王海彬、赵连国、吴道玲，股权转让方的三人和受让方的三人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原告张炜诉称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应当是王海彬、赵连国、吴道玲这一受让方整体，而非吴道玲一人。另为查明股权受让方是否还欠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也应追加合同的其他当事人为本案当事人。二、吴道玲已支付合同中约定的应当承担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不应当再承担向原告张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吴道玲已委托其丈夫苏红玉按照合同约定在2010年2月5日、2月8日、3月22日向转让方支付共计3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关于张炜应得130万元，还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的张炜持有240万元股份，吴道玲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均已大大超过。三、原告张炜诉请的违约金起算时间错误，且标准过高。本案中，明河公园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2015年12月31日才予以颁发，鑫港公司也是在此之后才开始施工的，故原告张炜要求自2015年4月1日起计算违约金显然不能成立。另即使原告张炜未能按照约定收到股权转让款，其合理损失也无非是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而已，原告张炜主张按每日3‰计算违约金的标准过高，且其也未能提供其存在任何合法合理损失的有效证据。四、赵连国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也不属于包括吴道玲在内的授权委托行为。原告张炜主张的赵连国代表吴道玲、王海彬签字同意从其三个股份受让人在鑫港公司的股份中付款的行为，依法不属于代表鑫港公司对外进行正常经营活动的职务行为，也未得到鑫港公司和吴道玲的任何授权委托，更无权处分吴道玲在鑫港公司的股权。据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张炜对吴道玲的诉讼请求。
被告鑫港公司答辩称：一、答辩人对起诉的事实没有异议。二、双方争议的案件性质系公司股权转让，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交易，债权债务发生在股东之间，与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答辩人无关，答辩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三、因公司股份系整体性转让，所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仅仅约定了新股东的持股份额与比例，但并未约定股东之间转让的对应关系。由于工商系统履行变更登记的需要，股东之间才进行了随即分配，将被答辩人的股权分配给了股东之一的吴道玲，并签订了格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对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应当由转让后的三个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四、被答辩人要求的违约金过高。被答辩人的实际损失无非是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损失，其主张按每日3‰计算违约金显然过高。故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驳回被答辩人不合理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鑫港公司系专为明港镇明河公园综合开发项目而成立的公司，原告张炜原系鑫港公司的股东之一。2010年2月5日，原鑫港公司的全体股东，即邯郸市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邯郸山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川公司）、张炜三人，与赵炳丽、赵连国、吴道玲三人签订《公司股权（带项目）转让合同书》，约定将鑫港公司的全部股份连同“明河公园综合开发项目”以1160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予吴道玲等三人。2010年3月6日和3月7日，原鑫港公司的全体股东又与王海彬、赵连国、吴道玲三人签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鑫港公司的注册资金为800万元，通达公司、山川公司、张炜为鑫港公司的全体股东。甲方（鑫港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鑫港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予乙方（王海彬、赵连国、吴道玲），乙方以980万元的价格收购鑫港公司的全部股权、资产和项目。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乙方需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计900万元给甲方，其中支付张炜106万元，支付鑫港公司794万元。3、乙方完成公司变更登记并在明河公园项目开工（挖土）之日起十日内，需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计80万元，其中支付张炜24万元，支付通达公司56万元。如乙方延期支付，每逾期支付一日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完成了鑫港公司的转移、交接和变更等法律程序。另鑫港公司变更登记时，原告张炜又与被告吴道玲签订了一份《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原告张炜将其持有的鑫港公司30%的股权共240万元出资额，以2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吴道玲。变更登记后的鑫港公司于2015年完善了明河公园综合开发项目的相关法律手续并开工挖土，推进项目建设经营。至此，《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成就，原告张炜遂多次要求被告吴道玲、鑫港公司支付剩余24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但均遭到拒绝，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吴道玲为依约履行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先后于2010年2月5日、2月8日、3月22日通过其丈夫的银行账户向鑫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共计320万元，通达公司、山川公司于2010年3月22日向被告吴道玲出具的股权转让价款收据载明了上述付款情况。变更登记后的鑫港公司注册资金仍为800万元，全体股东持股比例为：王海彬34%、赵连国33%、吴道玲33%。
另查明，被告吴道玲于本案庭审时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通达公司、山川公司、王海彬、赵连国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张炜就其持有的鑫港公司股份，先后与他人订立多重股权转让合同，引起多个股权转让法律关系。首先，包括张炜在内的原鑫港公司全体股东与王海彬、赵连国、吴道玲三人签订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在该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原告张炜的股权受让方为王海彬、赵连国、吴道玲三人。其次，原告张炜又与被告吴道玲于公司变更登记时签订了《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在该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原告张炜的股权受让方为被告吴道玲。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在原告的两次股权转让中，合同的签订主体不同、内容不同，不能认为《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的延续或者内容上的变更。依据不同的股权转让合同将产生不同的诉讼当事人并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但根据原告的诉称，其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和《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均为有效合同，并将三者同时作为其诉讼请求的依据，原告的起诉实则混同了两个不同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因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张炜所提起的诉讼究竟是依据何种股权转让法律关系；2、原告张炜能否依据该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向二被告主张权利。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原告的诉称、原告方于本案庭审时发表的口头意见和庭后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原告始终认为被告吴道玲系其股权转让的唯一受让人，并据此要求被告吴道玲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本院认为，原告是根据《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吴道玲作为本案被告，即原告所提起的诉讼是依据其与被告吴道玲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在此前提下，通达公司、山川公司、王海彬、赵连国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的签订主体，与本案的既有当事人并不属于同一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也就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被告吴道玲要求追加通达公司、山川公司、王海彬、赵连国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原告能否依据《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向二被告主张权利。本院认为，针对同一转让标的，存在多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究竟以哪一份协议为转让依据，应当从协议的签订时间、协议内容的详备状况、协议的履行情况等方面综合判断。首先，从协议的签订时间来看，尽管该要素并不能直接认定哪一份协议无效，但如果后一份协议的相对方明知前一份协议的存在而仍签订协议，则可以推断后一份协议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性。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包括原告张炜在内的原鑫港公司全体股东与吴道玲、赵连国、王海彬三人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合同后，原告又与吴道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次，从协议内容的详备状况来看，因股权转让涉及财会审计、资产评估和债权债务披露等事宜，当事人之间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对上述内容作出相应的约定。但为了便于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往往约定较为简单，仅具有股权转让之形式外观。故本案中，原告张炜与被告吴道玲签订的《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属于为便于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的格式合同。再次，从协议的履行角度来看，应当以当事人之间实际履行的协议为准。本案中，被告吴道玲向鑫港公司支付了32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并由通达公司、山川公司为其出具收据。被告吴道玲并未依据《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且其支付的价款总额远大于原告依据《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所应收的价款总额。显然，双方实际履行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因此，原告依据双方均未实际履行且已履行不能的《信阳市鑫港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要求被告吴道玲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而被告鑫港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并非原告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故被告鑫港公司以“原告起诉己方系诉讼主体错误”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张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440元，由原告张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梅发友
审 判 员 刘 严
人民陪审员 李清云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易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