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衢商终字第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号海华广场***室。
法定代表人：董力军，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薛彩云，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井水。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炜军。
上诉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吴井水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5）衢江商初字第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0日依法受理后，组成由审判员郑尹秋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祝伟荣、代理审判员詹璐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9年8月31日，吴井水与工行武林支行签订了《牡丹卡购车透支还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各一份。其中还款合同约定吴井水因向原浙江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丰田汽车需要，以其牡丹购车专用卡以透支方式向浙江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透支金额为14.6万元；吴井水使用牡丹购车专用卡透支支付购车款后，以按月分期等额方式向工行武林支行偿还透支的资金；分期还款共分36期，每期还款4056元；需支付手续费12045元，也分36期支付，每期付335元；逾期应支付利息和滞纳金等。抵押合同约定吴井水用所购汽车（车架号码：LVGBE40K99G440450，发动机型号：C681953，后登记车牌号为浙H×××××）作抵押等。同时，浙江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工行武林支行出具担保承诺函一份，同意为吴井水在牡丹卡购车透支还款合同项下的分期付款总额14.6万元、手续费及可能发生的滞纳金等全部债务向工行武林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5年，并承诺如吴井水未按时偿还上述债务，同意工行武林支行有权扣划其在该行的保证金，用以垫付或代偿吴井水所欠的债务等。上述牡丹卡购车透支还款合同、抵押合同均经过公证。2010年7月21日，浙江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为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后吴井水未按期归还银行借款本金和手续费。自2011年11月25日起至2013年3月22日止，安信公司共向银行垫付款项合计60649.69元。另查明，登记在吴井水名下的涉案浙H×××××车辆实际所有人为集资诈骗罪被告人郑益伟。
2013年4月7日前，经郑益伟债权人代表、协处办与安信公司协商，各方同意就此三辆车先由安信公司偿还银行贷款。2013年4月7日，江山市协同处置民间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协处办”）组织对郑益伟所有的浙H×××××宝马轿车（登记车主为邵剑飞）、浙H×××××丰田轿车（登记车主为吴井水）、浙H×××××三菱轿车（登记车主为郑益伟）三辆车进行了公开拍卖，其中浙H×××××丰田轿车竞买成交价为12.6万元。拍卖后，经郑益伟债权人代表、协处办与安信公司协商，各方同意在拍卖款中支付安信公司11万元、安信公司收款后配合办理车辆过户有关手续等。2013年4月16日，安信公司的员工余洪标根据工行武林支行的授权，到衢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该车辆的解除抵押登记手续，该车办理了过户登记。2015年3月23日，安信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由吴井水偿还安信公司垫付款本金54344.69元及支付利息损失7765.81元（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暂计算至2015年2月28日，之后继续按此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安信公司作为原浙江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作为该案的安信公司，主体适格。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该案中，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安信公司在涉案车辆拍卖前已知道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郑益伟，并经与郑益伟债权人代表、协处办协商后，达成“就此三辆车先由安信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在郑益伟车辆拍卖款中支付安信公司11万元、安信公司收款后提供车辆过户等有关手续”的协议。现安信公司已经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收取了郑益伟车辆处置款中的11万元。上述协议及协议的履行情况表明安信公司事实上已认可该案其追偿的相对方实际上是郑益伟，否则其无权收取郑益伟车辆的处置款。另外，由于原抵押的浙H×××××丰田轿车拍卖成交价款有12.6万元，足以偿还安信公司代付银行的贷款和所产生的利息损失等，而吴井水并未获得分文车辆变价款，则再让吴井水承担本案追偿款，那么安信公司就相当于对郑益伟、吴井水均享有追偿权，有违权利义务一致的民法原则。综上，安信公司要求吴井水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2015年6月1日，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安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8元，减半收取579元，由安信公司负担。
判决后，安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认为上诉人事实上认可本案追偿的相对方实际为郑益伟是错误的。1、上诉人与郑益伟债权人代表协处办协商后，只是达成了“从该三辆车拍卖款中支付11万元”。2、一审从刑事认定角度出发，认定该款项为郑益伟车辆拍卖款，忽略了实际上拍卖的车的车主为吴井水、邵剑飞、郑益伟。上诉人接到通知领取款项只是为配合协处办工作，为避免损失扩大而接受部分款项。（二）一审认为涉案车辆成交价有12.6万元足以偿还代付银行的贷款和所产生的利息损失等，而被上诉人分文未获变价款相当于享有双方追偿权，上诉人认为是不当的：1、被上诉人未领取剩余款项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并未也未能参与或支配剩余款项的分配。被上诉人与郑益伟是否存在其他债券债务也未可知。2、上诉人坚持认为追偿款项的义务人为吴井水等三位车主。从《关于伟亨公司三辆汽车处置说明》看，11万元中的6305元为吴井水的归还份额。二、被上诉人吴井水有能力理解在贷款合同上签字的法律效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才是贷款合同的当事人，担保合同基于主合同产生，上诉人为吴井水承担了保证责任有权向其追偿。吴井水与郑益伟之间的关系与上诉人无关。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代偿垫付款本金54344.69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吴井水二审辩称：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为郑益伟，公安也查明这一事实，上诉人也得到了三辆车的拍卖款11万元。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程序中，当事人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上诉人参与了协处办的处置过程，包括债权人代表的选定，抵押权的解除、款项的领取等，明确知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郑益伟，并接受处置办的处置方案，其已经明知吴井水实质系受托购买车辆的情况得到披露。从协处办2013年4月15日《情况说明》以及2013年7月10日《关于伟亨公司三辆汽车处置说明》看，协处办并非在处置吴井水的对外债务。事实上，如以登记车主而不考虑实际车主处理，吴井水及邵剑飞可领回相当数额的车辆拍卖款项，不仅与实际客观案情不符，也损害协处办处置郑益伟涉罪事宜相应民事债权人整体利益，影响社会稳定。上诉人从协处办的处置程序中领取款项、参与解除抵押担保等行为表明，其系以实际行动明确选定委托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购买车辆的委托人为责任承担方。上诉人明确认可已经受偿6305元银行欠款保证债务清偿的追偿款，浙H×××××车辆本身不是主体，不会对银行负有债务，《关于伟亨公司三辆汽车处置说明》中“浙H×××××欠银行6305元”的备注不能表明协处办是在处置被上诉人吴井水作为债务人的债务，上诉人将6305元受偿视为吴井水归还的款项，与其参与债权人代表选任等事项相悖，也与协处办一揽子解决郑益伟集资诈骗债务、“伟亨公司三辆汽车处置”事宜的初衷相悖。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或主张协处办处置过程存在非法情形，相反，上诉人最终是自愿认可并理性接受处置方案的。在接受处置之后，上诉人单方对法律后果的片面理解，不能否定其参与协处办处置过程的客观性及相应的已然法律后果。不问伟亨公司等与郑益伟是否存在财产混同情形、上诉人对自己的损失向郑益伟单独主张追偿或提起共同诉讼的后续问题，上诉人无视和忽略协处办的处置过程，在本案中单纯以不完整、不全面的形式材料向被上诉人主张追偿，没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9元，由上诉人安信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尹秋
审 判 员 祝伟荣
代理审判员 詹 璐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慧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