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行终1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45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高，局长。
委托代理人喻李，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吕学胜，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才强，男，197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秦珍珍，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志攀，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斌，男，196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湖北致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狮子山王家湾118号澜花语岸11栋2层01号。
原审第三人湖北奥特莱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邬树村18号。
上诉人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工商局）因被上诉人余才强诉其注销股权出质登记行为一案，不服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行初1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2月1日，余才强与原审第三人张斌（借款人）及原审第三人湖北致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公司）、原审第三人湖北奥特莱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莱斯公司）（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千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并按月息2％支付利息，致远公司、奥特莱斯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等。同年2月3日，第三人致远公司（出质人）与余才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为保证上述借款合同的实现，致远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奥特莱斯公司的2520万股股权质押给余才强，占奥特莱斯公司全部股份的15%,占致远公司持股比例的27.27%。股权质押期限：2013年2月4日至同年8月4日。同年2月4日致远公司和余才强向省工商局申请办理公司股权出质登记，省工商局经审核于次日颁发了《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二份，供余才强和致远公司收执。2015年2月16日，致远公司工作人员江溶以致远公司和“余才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向省工商局申请办理余才强和致远公司在奥特莱斯公司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提交了有致远公司盖章及“余才强”签名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余才强”签名的放弃股权质押同意办理注销登记的证明、《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原件一份及“余才强”、致远公司双方签字盖章的遗失《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原件一份的情况说明。省工商局认为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经审核作出《公司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鄂工商股质登记注字[2015]第20号），核准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后因张斌未全部履行还款义务，余才强于2016年2月了解张斌和担保人即致远公司资金状况时发现致远公司提交虚假申请材料向省工商局申请办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2016年7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规定，省工商局具有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的行政职权。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应当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和第十一条“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应当提交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及《湖北省内资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质权实现，或者因主债权消灭、质权人放弃质权等情形而导致质权消灭的，申请人应当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下列材料：（一）质权合同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公司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二）质权实现或消灭的证明文件；（三）原《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四）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文件，以及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五）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证件”的规定，本案股权出质注销登记中无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缺少原《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一份，不存在“质权实现，因主债权消灭、质权人放弃质权等情形而导致质权消灭的”事由，申请材料尚不齐全。省工商局虽对相关材料进行了一定的形式审查，但未对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结合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档案余才强的签名进行比对真伪，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档案余才强的签名与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明显不一致，省工商局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现余才强以致远公司提交虚假申请材料，省工商局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办理了余才强与致远公司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的诉讼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省工商局办理的余才强与致远公司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省工商局认为共同委托代理人江溶向省工商局提交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作出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省工商局及原审第三人认为余才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因余才强于2016年2月才知道省工商局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余才强于2016年7月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未超过起诉期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撤销省工商局作出的鄂工商股质登记注字[2015]第20号《公司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登记行为。
上诉人省工商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系错误判决。一、本案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原审判决关于“本案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尚不齐全”的认定有违基本事实，且与股权出质登记的法律规定不符。（一）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不是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必须提交的材料。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及《湖北省内资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人向登记机关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的，只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并不需要向登记机关提交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本案股权出质注销登记中无委托人身份证明材料”的认定，毫无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二）申请人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时只提交了一份《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原件事出有因，且已在申请登记时提交了相应的证明材料。申请人向上诉人申请办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时，提交了一份《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原件，同时提交了质押合同双方签字同意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另一份《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原件遗失的事实。上诉人认为，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十一条及《湖北省内资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关于“缺少原《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一份”的认定与案件事实不符。（三）申请人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提交的材料包含“质权实现，因主债权消灭、质权人放弃质权等情形而导致质权消灭的”事由。《湖北省内资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质权实现，或者因主债权消灭、质权人放弃质权等情形而导致质权消灭的，申请人应当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案中，申请人向上诉人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时，提交了有“余才强”签名的《证明》并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现本人放弃湖北致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人的股权质押。因此，本人同意将上述在湖北省工商局办理的登记书予以注销”。这一证明内容，正是质权人放弃质权而导致质权消灭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关于“不存在质权实现，因主债权消灭、质权人放弃质权等情形而导致质权消灭的事由”的认定与案件事实不符。（四）申请人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申请人向上诉人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有：1、质权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2、“余才强”签名的放弃股权质押同意办理注销登记的《证明》，该《证明》属于质权实现或消灭的证明文件，3、原《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1份和质权双方签字的遗失一份《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的《情况说明》，4、质权双方签字或盖章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述申请材料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十一条及《湖北省内资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因此，一审判决关于“申请材料尚不齐全”的认定与案件基本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关于“省工商局未对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结合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档案原告的签名进行比对真伪，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档案原告的签名与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明显不一致，省工商局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的认定有违案件调查事实，且无法律依据，股权出质登记属于行政确认，不属于行政许可，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的公司登记行政行为，股权出质登记机关没有审慎审查的义务。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规定，认为工商部门负有审慎审查的义务。但是，股权出质登记与公司登记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登记行为。根据工商部门对外公布的权力清单，公司登记属于行政许可，而股权出质登记属于行政确认。行政确认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既有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的确定和认可，工商部门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开展股权出质登记的，是对股权出质合同关系的一种确认，确认的前提是质权合同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国家工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质权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出质股权权能的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应当由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责任，工商部门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业务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即可，不负有审慎审查的义务。一审判决关于“省工商局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时要对申请材料中的签名进行比对以判断真伪，明显超出了国家法律对工商部门法定义务的要求。申请人提交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与股权出质登记申请材料中的签名极为相似，且被上诉人亦认为很像，上诉人工作人员作为非专业人士，不具有相应鉴别能力予以鉴别。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的(2016)鄂0106行初135号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庭审中，就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与股权出质登记申请材料中的签名是否一致的问题，主审法官直接询问被上诉人：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是不是其本人签写、是否与其本人签名相似，并要求被上诉人当场签写“余才强”来进行比对，被上诉人回答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确实与其本人签名很像，且拒绝当场签写“余才强”供合议庭审判人员进行比对，并反问“如果申请人伪造的签名不像，怎么来骗取工商登记”。试问，连被上诉人本人都认为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与其本人签名很像，作为不具备笔迹鉴别能力的上诉人工作人员，如何能通过肉眼来鉴别出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与股权出质登记档案原告的签名不一致？何况即使是同一人书写，也可能写出不同的字体，普通人施以一般注意力也无法进行辨别。原审判决关于“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档案余才强的签名与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的‘余才强’的签名明显不一致”的认定，罔顾庭审调查事实和基本常识，认定结论过于主观、明显错误；三、原审法院未就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是否为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查明，忽略了重要案件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应当围绕被诉行政行为，全面调查了解案件事实，以保证公正审理案件。一审庭审中，合议庭并未就本案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上诉人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应该是：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是否为被上诉人本人签写、是否为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被上诉人作出股权注销登记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应承当相应法律责任。在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特向合议庭提请原审法院全面调查了解上述问题，提请原审法院通过笔迹司法鉴定，调查询问与本案具有重要关联的、咨询上诉人提交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的江溶以及致远公司等方式，进一步了解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是否为被上诉人本人签写是否为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这一事实。然而，从原审判决内容来看，原审法院并末就上述问题进行调查了解、作出相应的判定，而是仅仅依据被上诉人单方否认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系其本人签写这一情况，忽略致远公司关于“余才强”签名的情况介绍，忽视其他的可能性，直接作出“股权出质登记档案原告的签名与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明显不一致，省工商局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的认定意见，这一认定有失审慎、有失公正；四、原审判决撤销上诉人作出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忽视了基本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本案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非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系他人伪造，上诉人作出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也不具有可撤销性。理由如下：（一）本案所涉的股权质押合同和股权出质登记均已逾期。被上诉人与致远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双方约定股权质押期限为2013年2月4日至2013年8月4日，上诉人2013年2月5日向被上诉人和致远公司核发的《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载明股权出质期限为2013年2月4日至2013年8月4日。截至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股权质押合同和股权出质登记期限均已逾期。股权出质登记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既然股权质押合同和股权出质登记已经逾期，申请人是否办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都不影响该股权出质到期失效的事实。（二）本案所涉的股权在上诉人作出股权出质注销登记决定后，历经法院多次裁定冻结。本案所涉及的致远公司在奥特莱斯公司的股权，在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前，已历经不少于7次的法院裁定冻结情形，原审法院判决撤销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也无法恢复到股权出质登记状态，导致原审判决无法执行。（三）本案所涉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对应的债权，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年1月22日已根据被上诉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冻结了致远公司相应的股权。在上诉人提交的奥特莱斯公司股权冻结信息资料明确反映出：2016年1月20日，江岸区人民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财产保全申请，裁定冻结了张斌、奥特莱斯公司、致远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1350万元及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2016年1月22日，江岸区人民法院向上诉人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致远公司所持有奥特莱斯公司的44.55%股权（以价值人民币750万元为限），并予以锁定，期限为2016年1月22日至2018年1月2日。被上诉人的债权已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得到相应解决，原审法院判决撤销上诉人作出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毫无实际意义。综上所述，撤销（2016）鄂0106行初134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查清事实，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余才强答辩称：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股权质押登记的担保期限到期不属于担保物权消灭的法定情形，不能导致股权质权消灭或失效。担保法解释明确规定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不能以担保期限到期认定本案股权质权消灭或失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权已被多次冻结并不导致本案股权注销行为无法撤销。本案股权质权于2013年2月4日依法登记设立，且主债权至今未消灭，原审第三人违法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销，以及上诉人的过错注销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质权消灭的情形，不能导致股权质权消灭，故在后的股权冻结行为不能对抗成立在先的股权质权。回复股权质权并不属于新设权利，并不损害冻结股权的申请执行人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便股权存在多次冻结的情况，新设股权质权也只是不得对抗首轮冻结生效的申请执行人，而该执行人与质权人同为一人，不存在对抗的障碍。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确认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正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省工商局向本院提交奥特莱斯公司股权冻结信息，本院认为，上诉人省工商局提交的股权冻结信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省工商局在作出股权质权注销登记时对申请材料的内容是否应尽审慎审查的义务，该股权质权注销登记是否合法以及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可撤销性这三个问题。首先，对于工商部门在审核申请材料时是否应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上诉人省工商局认为本案的股权质权注销登记行为不属于《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的公司登记行政行为，上诉人没有审慎审查义务。本院认为，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和《湖北省内资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未对股权变更登记的审查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省工商局作为行政机关，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应遵循合理行政原则，即在合情、合理、适度的范围内限制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且，股权质权注销登记行为亦涉及公司股东以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定省工商局在履行股权质权注销登记行为时应尽审慎审查的义务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省工商局注销股权质权登记的行为是否合法。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及《湖北省内资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内容，股权质权注销登记行为应由出质人及质权人一起提出，也可以各自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注销登记应提交相应的材料。上诉人认为申请人申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且申请人提交的《情况说明》说明了原登记书已经遗失。而在本案股权质权注销登记过程中，确实缺少质权人所持有的原《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一份，且在办理申请股权质权注销登记材料中余才强的签名亦确实与其申请办理股权质权登记时的签名不同。上诉人应当在审查股权质权注销申请材料中履行审慎审查的义务，特别是在缺失《公司股权出质登记书》原件的情况下，更应根据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的规定审慎审查申请材料办理股权质权注销登记，而不能因申请人提交了《情况说明》就认可其能够替代登记书原件，并就此认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注销了股权质权登记。因此，上诉人省工商局注销股权质权登记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可撤销性。上诉人认为本案所涉的股权质押合同和股权出质登记均已逾期，该股权被法院多次冻结，且被上诉人的债权已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得到相应解决，法院判决撤销毫无实际意义。本院认为，上诉人所认为的股权出质登记逾期等原因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不可撤销，且判决撤销上诉人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行为对于保障被上诉人的应享有的担保物权有实际意义。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金梅
审判员 肖 丹
审判员 刘 忠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花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