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烟民四终字第1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毅起，烟台市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霞，烟台市人。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武，山东信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神童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曲腾，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常宗信，烟台牟平大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吕孝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陈文胜，山东古名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韶磊，山东古名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牟平区水务局。
法定代表人：李春健，局长。
委托代理人：江德潮，山东昆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水利工程处。
法定代表人：于福永，处长。
委托代理人：王伟，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毅起、陈霞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神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神童村委会）、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烟台市牟平区水务局（以下简称水务局）、烟台市水利工程处（以下简称水利工程处）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毅起、陈霞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武，被上诉人神童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常宗信，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文胜、李韶磊，被上诉人水务局的委托代理人江德潮，被上诉人水利工程处的委托代理人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徐毅起、陈霞诉称：2012年8月13日中午，二原告之女徐颖在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神童村村西的汉河河道玩耍时，不慎掉入被告神童村委非法采砂形成的水坑中溺亡。事发水坑所在汉河河段系龙泉镇政府管辖区域，该河段正处于汉河河道综合整治期间，整治项目由水务局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处是该河道整治项目的中标施工单位。神童村委会非法采砂是致原告之女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他被告对非法采砂未尽监管职责，对所辖河道整治期间存在的危险行为和状态未尽管理监督和警示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四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十、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四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364672元、丧葬费15245.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429917.60元。
原审被告神童村委会辩称：1、汉河河道是全民所有的河道，我方对该河道既无管理权，也无监管权，且我方从未在该河道采过砂。2、原告之女溺亡，完全是因为原告未尽到监护责任。事发前天出现降雨，造成河水上涨、流急、水质浑浊等危险情况，导致并影响死者对河水危险状况的误判，这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3、原告之女也不是因玩耍不慎掉入水中，而是有意结伴到河中游泳溺亡的。公安机关有事发后对同去的伙伴梁某甲的调查笔录，该笔录系第一时间取证，有梁某甲的母亲在场，其可信程度最大，反映事实最真实。对于梁某甲到庭所作的证言，我方认为不排除受人诱导将“游泳”说成“玩”的情况，应以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为准。4、汉河河道的用途是行洪输水河道，不是供别人使用或玩耍的公共场所，原告之女的死亡是其自己的行为造成，与我方无关。5、原告诉称，是我方非法采砂形成水坑，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责任的诉求不能成立。6、涉案水域位于我村村西漫水桥南，该水域系历史及大自然形成的，不是人工铲挖形成的，且涉案水域是纯泥土地质，不存在砂石，更不存在我方在此采砂的事实。综上，要求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龙泉镇政府辩称：1、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谁应对原告之女溺水身亡担责。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原告应当举证证明本案被告有过错。在没有侵权行为人，或者行为人的行为与死者的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时，死者死亡的责任只能由其自己和监护人承担。2、我方不是涉案河道的管理人，河道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我方无监管职责。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水利部水政法（2002）408号文件的规定，即便是河道主管机关也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务。3、我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镇政府的职权由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体现的是政府的宏观职能。即便是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也是施工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当地人民政府。可见，原告要求镇政府对在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义务的非公共场所汉河河道内溺水身亡的死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诉讼主体错误。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理由不成立，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水务局辩称：1、水务局不是本案的民事义务主体。水务局作为水行政主管机关，其职责是宏观的行政管理行为，而非一般民法意义上的管理。其实施对河道指导、监督、管理职能的行政行为，与本案之损害事实之间无因果关系。2、水务局对本案事发地段不承担具体的管理责任。本案事发地点位于神童村西的汉河，1993年经原牟平县委、县政府的协调，原牟平县河道管理所与沿河各村、镇签订了《牟平县河道边界协议书》。1993年11月11日，原牟平县河道管理所与神童村委签订的《牟平县河道边界协议书》中约定了管理范围及应遵循的事项。所以水务局对本案事发地段不承担具体的管理责任。3、本案事发的汉河河道是行洪输水的通道，不是公共场所。水务局没有设置危险警示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法定义务。因此水务局作为行政主管机关没有在事发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置危险警示标志的法定义务，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保障他人免受损害的法定职责。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4、水务局在法律职责范围内履行了指导、监督、管理的责任。水务局对河道的管护不是以河道有坑无坑、水深不深、是否能淹死人作为管理防护的标准，而是以行洪畅通不畅通作为标准，原告无权对水务局的法定职责任意扩大。5、水务局在汉河的综合整治过程中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和程序进行，不存在过错，更与二原告之女溺水身亡无因果关系。6、水务局对二原告之女溺水身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必须举证证明水务局作为民事主体对死者的溺水死亡有过错，并且该过错与造成死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庭审中原告既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实造成死者溺水死亡的水坑是怎么形成的，是谁形成的，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水务局与死者的溺水死亡存在民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在没有直接证据证实造成死者溺水死亡的水坑是怎么形成的，是谁形成的情况下，就认为水务局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7、二原告作为死者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应当对事故的发生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死者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应当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监护之下进行。本案事发时汉河处于汛期（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山东省的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根据水务局的雨量观测站点及烟台市牟平区气象局雨量观测站点观测，2012年8月13日事发前的多次降雨从雨量上看完全可在汉河内形成局部水域和造成水流湍急。死者到处于汛期的汉河河道内游泳不但脱离了监护，而且在河道内游泳的行为本身就存在各种不可预测的危险。因此，二原告作为死者的监护人，对死者脱离监护到处于汛期的汉河河道内游泳的危险行为，存在未尽监护职责的重大过错，也是造成死者溺水死亡的原因，其应承担不可推卸的民事责任。8、原告应当提供死者溺水死亡的水坑是怎么形成的、是谁形成的等相关证据，应当提供水务局未尽管理义务的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据，应当提供死者的溺水死亡后果与水务局存在民事上的因果关系的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据。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没有直接、充分的上述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法院应依法驳回二原告对水务局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水利工程处辩称：1、案发日公安调查笔录证实，死者是在同小伙伴一起下河游泳时溺水身亡。当时正值汛期且又在前一天刚刚下过雨，河道中水流变得湍急，如果不下河游泳其危害完全可以避免（三个小伙伴结伴去玩，其中一个就因害怕而没下水）。可见，死者死亡并非原告诉状所称是“下河玩耍，不慎掉入”导致。2、原告之女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下河游泳是原告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管责任。3、案发地点是行洪疏浚的汉河河道，不是公共场所，更不是游泳嬉戏的场所。水利工程处不是政府监管部门，没有原告诉状中提及的监管及安全警示义务。4、死者溺水身亡是事实，但死者是否在河道的暗坑中发生溺水，原告没有证据加以证实。原告证人梁某某证明尸首打捞处离岸边一米远，而另一证人即相约去玩的小伙伴也证实自己在岸边低头玩耍，不知道死者在哪里溺水。雨后汛期的河道水流湍急，不能排除这种致死原因。5、假使死者是在河道的暗坑中发生溺水，暗坑也不是水利工程处挖掘的。水利工程处是汉河河道整治的施工方，但案发时即2012年8月13日，并没有在案发地进行任何施工。即便河道中存在危险，这种危险也不是水利工程处造成的，水利工程处没有进行防范与安全警示的义务。综上所述，死者溺水身亡与水利工程处的施工没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原告要求水利工程处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庭驳回原告对水利工程处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徐颖系原告徐毅起、陈霞之女，于2002年9月4日出生。2012年8月13日梁某甲（2002年11月19日出生）约徐颖和吴炫烨（2002年2月3日出生）到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神童村村西的汉河汉道内玩耍，到达后三人脱了衣服，徐颖和吴炫烨在水里游泳，梁某甲没敢下水，在水边玩耍。后徐颖和吴炫烨在水中溺亡。原告以神童村委会非法采砂形成水坑造成徐颖溺亡，龙泉镇政府和水务局未尽到管理义务，未设警示标志，水利工程处施工未采取危险防范和警示义务为由诉来本院，要求四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庭审中，原告主张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被告神童村委会、水利工程处的采砂行为，但有媒体的公开报道和证人证言证实，并有证人吕某的证言与原告提供的堆放河砂的照片相佐证，可以综合判断被告神童村委会及被告水利工程处的采砂行为。被告均认为媒体报道中称吴炫烨系本案原告陈霞的女儿，与事实不符。媒体报道中多次引用“神童村一位村民说，村民们说，神童村书记曲先生透露”等字眼，都是传来证据并非直接证据，不足以证实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客观性，媒体报道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证人吕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能证实神童村委会和水利工程处挖过砂。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砂堆系被告神童村委会及被告水利工程处在死者溺亡处所采，不能确认徐颖溺亡的砂坑是神童村委会采砂形成的。神童村委会认可事发前一年曾挖过砂，但否认在涉案水域挖砂。原告主张被告龙泉镇政府、水务局和水利工程处未尽到危险防范义务和警示义务。被告龙泉镇政府、水务局均提供水利部水政法（2002）408号文件，证实事发的汉河河道属于行洪河道，河道主管机关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务。被告水利工程处提交施工日志、监理日志及广汉河治理工程施工图纸，证实案发时水利工程处尚未到事发水域施工，至8月31日水利工程处的施工范围距离事发地尚有930米。原告提供现场堆放两堆石头的照片，证明水利工程处已经施工。被告水利工程处认为该照片系事发一周后形成，不能反映案发时的真实情况，且该石堆如何形成，与其无关。被告水务局提供牟平区气象局和水务局的雨量监测报告，证实2012年8月2日至14日事发地段多次降雨，可以在事发河道内形成局部水域河流湍急的事实。四被告均认为雨量大，造成河水水位上涨，水流湍急，是死者溺亡的主要原因。原告认为降雨量不足以造成死者溺亡，且水务局明知雨量大，会造成局部河流湍急，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却没有作出警示，其过错明显。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调取了龙泉派出所于事发当日18时50分，在梁某甲母亲殷春娣在场时，对梁某甲所作的笔录。梁某甲在笔录中陈述“她们就在水里游泳，我没敢下水……”。被告均据此主张死者系到河道里游泳溺亡，二原告未尽到监护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损害后果。原告认为死者不是去涉案河段游泳而是玩水，公安机关笔录系笔误。
对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364672元、丧葬费15245.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四被告均无异议，但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事实，有二原告提供的身份证、结婚证、户籍登记、死者出生医学证明及死亡证明，事发现场位置图一份，事发后现场照片10张，齐鲁晚报2012年8月14日C12版报道，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巨格庄村委会给烟台市牟平区水务局关于汉河整治工程中违反国家法规损害农民权益等问题的意见，水务局于2012年9月25日对该意见的答复意见书及巨格庄村委会对该答复意见所做的复查申请书，证人吕某、梁某甲、梁某乙的证人证言，被告神童村委会提供百名群众签字的证明，被告龙泉镇政府提供水利部（2002）408号文，被告水务局提供烟牟政办发（2010）132号文、1993年牟平县河道管理所与神童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水利部（2002）408号文、省水利厅（2011）181号文、牟平气象局的雨量监测报告、水务局的雨量报告，被告水利工程处提供广汉河治理工程施工图纸设计、施工日志、监理日志，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梁某甲的询问笔录，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四被告的共同侵权行为造成二原告之女溺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过错责任原则，原告应举证证明四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原告主张死者溺亡是因为被告神童村委会和被告水利工程处非法采砂或施工形成的水坑造成的，虽提交砂堆、河道中的石头照片及媒体报道和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但未提交直接证据证实神童村委会和水利工程处在涉案水域非法采砂或施工形成水坑。证人吕某的证言明确说明其不能证实二被告存在非法采砂的行为，媒体报道中存在大量含糊、不确定的事实，不足以证实原告的主张。被告水利工程处提供的第三方的监理日志和施工日志，证实事发时水利工程处尚未在事发水域施工。原告庭审中亦表示不能确定徐颖溺亡的水坑系被告神童村委会挖砂所致。综上，原告主张徐颖的溺亡与被告神童村委会及被告水利工程处非法采砂或施工有因果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主张龙泉镇政府和水务局未履行监管义务，未设立警示标志，与徐颖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原审法院认为龙泉镇政府作为政府行政体制中的基层行政机关，对辖区行使宏观的行政管理，与徐颖溺亡并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水务局作为水行政主管机关，依照水利部水政法（2002）408号文件的规定，其对于行洪河道并无设立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他人损害的义务。公安机关对梁某甲所作的询问笔录，证实徐颖及吴炫烨事发时在河道中游泳。徐颖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原告作为徐颖的法定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致使徐颖下河游泳导致溺亡，其损害后果，应由其本人及监护人承担。综上，二原告主张四被告共同侵权行为造成徐颖溺亡，无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其要求四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理由不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毅起、陈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49元，由二原告交纳。
宣判后，上诉人徐毅起、陈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神童村委会及水利工程处不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女儿溺亡的损害后果与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危险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神童村委会及水利工程处实施了共同危险行为。首先，神童村委会在涉事水域采砂的行为不仅有上诉人提供证据材料的证实，并且其村委会主任在庭审中也明确承认有采砂行为。其次，水利工程处对涉事河道的清理施工是事实。水利工程处虽然提供了第三方的监理日志和施工日志证实其事发时尚未在事发水域开始施工，但对于该部分证据材料的庭审质证结果表明，该部分证据材料根本不足以证明水利工程处在事发前后未在事发水域施工。一审判决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二）神童村委会及水利工程处有义务举证证明其行为与受害人溺亡无因果关系，但两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无直接证据证实神童村委会和水利工程处的行为形成了水坑。上诉人认为，该认定与案件事实不符。关于事发现场的水坑，不仅有当地群众在记者采访时的陈述予以证实，而且有参与事发后打捞受害人尸体的证人当庭予以证实。至于水坑到底是神童村委会挖沙形成还是水利工程处施工形成，依法应由两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庭审情况表明两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依法应承担未尽证明责任之不利法律后果。二、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监管不力，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首先，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没有界定所谓“宏观的行政管理”的具体含义，也没有明示“基层行政机关对辖区行使宏观的行政管理”的法律规范依据。其次，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溺亡与所谓的“宏观的行政管理”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缺乏逻辑基础。龙泉镇政府对辖区内非法采砂行为的监管不力是事实，对辖区内重要水道长期存在的危险情形监管不力是事实，对辖区内重要水道出现多名未成年人溺亡后的补救措施不力是事实。难道作为一级人民政府的所有担当就是一句“宏观行政管理”，其他的与政府一概无关？三、水务局并非单纯的水行政管理机关，依水利部文件界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明显不妥。首先，在本案中，水务局作为水行政管理机关对其所辖河道的非法采砂行为监管管理不到位，对河道中的危险情形处置不当，在涉案溺亡事故发生后，不对事发现场做任何处置，其属于管理的过错显而易见。此外，水务局还在事发时间内组织实施了对事发水道的清理工程。水务局作为工程组织方和发包方，负有不可推卸的民事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次，一审判决依据水利部2002年的文件认定水务局没有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显属不当。四、上诉人作为监护人有监护不力的事实，但这不能成为免除侵权人责任的合理理由。首先，如果没有涉事水道的非法采砂和施工行为，如果没有非法采砂和施工行为长期未得治理和规范的情形，如果相关各方能够对多年的危险水道作出起码的警示和防护，即便是有监护人监护不力的事实，相信悲剧也不会发生。其次，一味强调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不仅有违公正，也违背生活常识。最后，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系游泳溺亡。上诉人认为，首先，上诉人已在庭审中表明受害人根本不会游泳。其次，涉事水道事发时的正常区域水域较浅，完全不可能游泳。另即便是游泳，就完全是监护人的职责了？毕竟事发水域没有明示不许游泳或有设施阻止游泳行为，毕竟如果没有非法采砂或施工形成的水坑，即便是游泳，也不可能瞬间溺亡两个不会游泳的未成年人。另外，在一审中有证据证明神童村委会在汉河河道里面挖过沙，该证据在一审案卷中有法院的调查笔录为证。挖过沙但是回填没有证据，神童村委会没有证据证明在挖过沙以后将沙坑回填。龙泉镇人民政府在2011年10月8日报批了一个请示报告，包括神童村在内的四个村修建公路，请求水务局批准他们挖沙，事实上，这条路也修了，沙也挖了。既然是龙泉镇人民政府提出的挖沙的申请，挖沙以后相关的事宜应该由龙泉镇人民政府负责。请求撤销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51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神童村委会辩称，我方坚持一审庭审时村委会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我方的诉讼请求。我方是在本案事发时上一年度采沙，但是经过一年的雨水冲刷已经恢复正常的河道形貌，不是涉案水坑的地点。我方在一审庭审时已经说明，上诉人所言我方不认可。
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辩称，无论是对水资源还是对于河道均没有法定的管理职责，对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水务局辩称，一、1、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事发河道存在非法采砂的行为和水务局未在法律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2、河道的主要功能就是输水和行洪，水务局作为水行行政主管部门对河道的管护不是以河道有坑无坑作为管理防护的标准，而是以行洪畅通不畅通作为标准。上诉人无权对水务局的法定职责任意扩张。二、1、上诉人诉称水务局作为河道整治工程的组织方和发包方，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没有法律依据。2、汉河的整治系国家2013-2015中小河流规划的内容，水务局在汉河的综合整治过程中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和程序进行，不存在过错，更与上诉人之女溺水身亡不存在因果关系。三、水务局作为水行政主管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规定，其法定职责是对已建河道正常运行提供保障，指导河道的规划治理和管理，保障行洪安全。其职责是宏观的行政管理行为，而非一般民法意义上的管理。其实施对河道指导、监督、管理职能的行政行为，与本案之损害事实之间无因果关系。四、水利部［水政法（2002）408号］文件属于规范性文件，该文件的作出既有合法的依据，又与其他的法律、法规不相冲突和矛盾，所以该文件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援引该文件的规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被上诉人水利工程处辩称，1、上诉人一审时提出被上诉人与神童村委会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原告应举证证明我方实施了侵权行为。上诉人提交砂堆、河道中石头照片以及含有大量模糊事实与语言的媒体报道和证人吕某的证言，而吕某的证言明确说明其不能证实我方存在非法采砂的行为。可见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我方实施了侵权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改成我方与神童村委会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且要求我方证明其行为与受害人溺亡无因果关系，我方认为上诉人这一主张没有事实基础。第一、既然上诉人主张共同危险行为就首先应证实我方实施了危险行为，上诉人在一审中就没能完成这一举证责任。事实上，上诉人女儿溺亡时，我方在事发地没有任何施工行为，我方提交相关的施工日志和监理日志能够证明。第二、既然上诉人不能证明我方实施了共同危险行为，就不能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举证责任。但是，我方提交的施工日志和监理日志以及相关的施工图纸完全能证明案发时我方还没将施工进行至案发地，所以没有危险行为，就谈不上与上诉人女儿溺亡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我方不负有举证责任，但是我方已经证实了自己没有事实危险行为，与损害结果更没有因果关系。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吕某的证词，用以证明四被上诉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另提交一份录像光盘，上诉人称，事发后胶东在线新闻记者做的采访神童村民的录像，村民很明确说明事发地点的沙是谁挖的。
经质证，被上诉人神童村委称，证词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水坑是神童村委会采挖的，该证据与神童村委无关，视频中反映的也与神童村委会没有关系，视频中说明了沙是由吕冠寿挖的，也没有指是神童村委，神童村委没有把沙卖给吕冠寿，因为该河段的管理权与神童村委无关；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称，龙泉镇政府对于采砂没有许可权，对于非法采砂也没有查处权；被上诉人水务局称，对证词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保证该证词是吕某本人的意思表示，以及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签。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质证，证人没有出庭，该份证据在形式上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内容上我们就不再进一步的陈述。上诉人提交的视频属于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的本身不是证据，必须要经过关联性和客观性的审查后，把它转化为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的合法表现形式，而且该新闻报道内容必须要经过法庭的质证，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通过视频资料来看，它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证据，因为所说的话需要相关的证据进行支持。通过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牟平区水务局需要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起到证明效力，所以我方不认可。被上诉人水利工程处的质证意见同水务局的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两个或两年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实施了有侵害他人权利危险的行为，并造成实际损害，但不能判明损害是由何人造成的侵权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举证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七）项的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神童村委会与水利工程处实施了共同危险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认定神童村委会与水利工程处实施共同危险行为的前提应是二者实施了危险行为，水利工程处是汉河河道整治的施工方，其提供的第三方的监理日志和施工日志，证实事发时水利工程处尚未施工至事发水域，故水利工程处实施的整治河道的行为，不构成造成本案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水利工程处未实施危险行为，更未因整治河道的行为造成本案的人身损害。失去水利工程处实施危险行为这一前提，本案就不具备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上诉人称神童村委会与水利工程处实施了共同危险行为，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应举证证明侵权主体的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纵观整个审理过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未能证明神童村委在涉案水域挖沙。审理中，被上诉人神童村委会认可曾在事发的前一年即2011年在神童村西的漫河桥南100多米的位置挖过沙，但不在涉案地点，挖过后已经回填了，上诉人对此虽不认可，但表示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涉案的水坑是谁挖的。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无论是对水资源还是对于河道均没有法定的管理职责，对本案的损害结果没有过错；被上诉人水务局作为水行政主管机关，实施对河道指导、监督、管理职能的行政行为，与本案之损害事实之间无因果关系。综上，上诉人主张四被上诉人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不足，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49元由上诉人徐毅起、陈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勇
审判员 杨忠霞
审判员 张秀波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