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7民终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致信装饰净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昌路17号。
法定代表人：方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清海，该公司行政部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母延科，男，汉族，生于1976年2月19日，住阆中市天林乡金星村*组*号，身份证号码：5129301976********。。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乐贤，男，汉族，生于1977年11月29日，住四川省梓潼县宝石乡天生村*组，身份证号码：5107251977********。。
原审第三人母延明，男，汉族，生于1973年4月18日，住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龙溪村*组。
上诉人四川致信装饰净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致信净化公司）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4）涪民初字第48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致信净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虹、委托代理人黄清海，被上诉人董乐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6日，致信净化公司与母延科签订了一份《劳务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致信净化公司将其承建的雅安市名山县人民医院手术室净化及供应室工程发包给母延科，工程范围包括招投标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所含全部范围和内容；计划开工日期2011年11月26日，计划完工日期2012年1月25日；承包方式及单价为固定包干价258000元；发包方致信净化公司预付借支承包方生活费，按正式开工之后以每天实际投入施工人员，每人每天借支生活补助费30元，以及适量机具维修费，每旬或半月支付一次；每月25日由发包方按承包方实际完成工程量结算劳务承包费，5日结算出来，交发包方财务部门作为支付劳务承包费的依据；在净化风管进场安装完成后支付工程劳务费3万元，铝塑板粘贴完成及手术室钢骨架安装完成后支付工程款5万元，电解板安装完毕，医疗设备及空调设备安装完毕支付工程款5万元，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工程款5万元，结算完成后扣除5%的质量保证金后支付全部劳务费余款。
合同签订后，母延科进场施工，并委托其兄母延明为施工负责人。
2012年3月，董乐贤到该工程工地务工。2012年4月19日，母延明签字确认下欠董乐贤工资3800元。
2013年2月6日，母延明作为代表与致信净化公司签订了《名山县人民医院手术室供应室装饰净化工程劳务费结算原则》，内容有：确定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商定结算原则；双方以设计蓝图及原工程量清单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劳务结算；减少的工程量按原劳务报价单价减少；增加新的工程量，合同中已有适用的综合单价，按合同中已有的综合单价确定，合同中有类似的综合单价，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确定，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的综合单价，经发包人确认执行；双方有争议的部分，按照08清单计价规范进行。同日，致信净化公司法定代表人方虹与母延明在人工工程量核定清单上签字（该清单上记载有工程增加及更改项目），确认了工程量。后双方因对结算金额存在争议，母延科及母延明未认可致信净化公司提出的竣工结算总价214874元。
致信净化公司提供了相关借支单、处罚通知等证据，以证实以借款的形式已支付承包方人工费用315925元，并垫支了罚款11705元。经质证，母延科对其自己签名的借支单认可，对其他借支单不认可。第三人母延明认为借支的款项不只是人工费，还包括其他费用。对罚款一项，母延科及母延明均不认可。
母延科主张：2012年春节起，致信净化公司将该工程交由母延明负责，母延明向致信净化公司出具了保证书，其不再是工程承包人了。对此主张，母延科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第三人母延明亦不认可母延科的主张。母延明陈述：致信净化公司未将工程交由其承包，其只是工地现场管理人员，而且其未向致信净化公司出具任何保证，只是向致信净化公司出具了一份收据，收据内容只是说明付款情况，并未载明由母延明承包工程。致信净化公司未认可与母延科解除合同而将工程发包给母延明这一事实，致信净化公司认为母延明代表母延科。
2012年4月3日，母延科在致信净化公司以借款方式领出人工费5000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劳务施工承包合同》、《名山县人民医院手术室供应室装饰净化工程劳务费结算原则》、人工工程量核定清单、借支单据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在卷佐证。
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2012年春节之后，该工程的实际施工承包人是母延科，还是母延明。《劳务施工承包合同》系致信净化公司与母延科签订，致信净化公司将该工程劳务发包给母延科，而不是母延明。2012年春节之后，虽相关借支系母延明在致信净化公司借出，而且结算原则也系母延明与致信净化公司签订，但据此不能说明致信净化公司与母延科解除了承包合同关系而与母延明建立了承包合同关系。因为母延明系母延科之兄，母延科进场施工后，就委托母延明为其施工负责人，并且相关借据反映2012年春节前母延明也在致信净化公司借支过款项，故致信净化公司有理由相信母延明的行为代表母延科，致信净化公司主张母延明代表母延科的理由成立，为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母延科承担。而且，根据致信净化公司提供的借据，2012年4月母延科还在该公司借支人工费，故母延科主张2012年春节之后其与致信净化公司已解除了承包合同，证据不足，原审不予采信。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应认定为母延科。
二、董乐贤与致信净化公司、母延科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致信净化公司、母延科是否应承担支付董乐贤劳务费的责任。
致信净化公司将该工程劳务发包给母延科，母延科系该工程实际承包人，董乐贤在该工地务工，与母延科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母延科应承担支付董乐贤劳务费的民事责任。
致信净化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母延科，母延科系个人，无独立的用工主体资格和承包工程的相关资质，致信净化公司存在选任过失，为此应对母延科的支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致信净化公司主张其已付清了工程费，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该工程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存在工程量的增加和变更，母延科及母延明未认可致信净化公司提出的结算金额，致信净化公司是否已付清了工程款尚不能确定。故致信净化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原审不予采信。
综上，董乐贤与母延科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母延科应承担支付下欠董乐贤劳务费的民事责任，致信净化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董乐贤要求赔偿损失2000元，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审不予支持。致信净化公司承担责任后，若确已向实际施工承包人付清了工程款，其可另案向实际施工承包人主张权利。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遂判决：一、母延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董乐贤支付劳务费3800元，四川致信装饰净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董乐贤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元，由母延科、四川致信装饰净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一审宣判后，致信净化公司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
致信净化公司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工资欠款条与事实不符。本次提起诉讼的有多名工人，出示的工资欠款凭条存在重大疑点，这些欠条都是由工人自己书写，欠条的格式一致，欠条中的公司名称均错写为“四川海天致信装饰有限公司”，欠条显示的出具时间为2012年7月15日，但却是在近两年提起诉讼，期间各工人并未找致信净化公司要过工资，存在诉前编造的重大嫌疑。对于欠条的金额，由于劳务已经分包给母延科，上诉人无从知晓，且母延科也未认可该金额。另外，提起诉讼的工人出示的证据包括《劳务费结算原则》、《劳务施工承包合同》、借款单领条等证据，而工人不是有关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资料保管方，却能提供这些证据，证据来源存在重大疑问。上述情况表明该案系母延科、母延明与工人恶意串通提起诉讼，以达到在上诉人已经超付承包费的情况下，借用工人名义再向上诉人索要费用的目的。2.上诉人已经超付母延科承包费的事实，原审未予认定。上诉人已经通过直接向母延科支付、母延明代母延科领取、上诉人代付母延明聘请的工人劳务工资等形式，支付了30多万元，并垫付了罚款1万多元，远远超出合同约定的包干价25万余元，也远超过根据现场管理人员母延明确认的工程量结算的劳务费21万余元。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原审已经认定工人和母延科是劳务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不应向工人支付劳务工资，在上诉人向母延科支付承包费的方式中，上诉人经母延科、母延明确认后向其聘用的工人支付款项，只是代为支付。民事责任中承担连带责任是一种间接的法律责任，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表述有关的法律依据。即使上诉人存在选任过错，也只是行政管理的问题，而非应当承担劳务费支付责任。上诉人与母延科之间是否结算，致信净化公司是否向母延科付清劳务费，与母延科是否支付工人工资，二者之间没有关系，这些工人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且该条中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承担的责任也并非连带责任。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董乐贤答辩称：在该工程中工作是事实，所欠工资上诉人应当支付，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是董乐贤主张的劳务费应由谁承担。致信净化公司承包雅安市名山县人民医院手术室净化及供应室工程后，与母延科签订《劳务施工承包合同》，虽然该合同名为劳务施工承包，但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母延科承包的工程范围“包括招投标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所含全部范围”，故应当认定致信净化公司将其承包的工程非法转包给了母延科，母延科成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施工过程中，母延科委托其兄母延明作为工程现场管理人员，董乐贤根据母延明的安排在该工地务工，董乐贤和母延科形成劳务关系。虽然致信净化公司将工程转包给母延科违反法律规定，但致信净化公司和母延科的转承包法律关系与母延科和董乐贤之间的劳务关系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董乐贤与致信净化公司并无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因此，对于母延科雇请人员的劳务费，应当由母延科承担支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系出于对实际施工人利益的特殊保护而允许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情况下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该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是指转包、违法分包以及借用资质的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该条规定的“发包人”是指建设工程的业主，本案中，董乐贤不属于实际施工人，致信净化公司也不属于发包人。董乐贤主张致信净化公司对母延科所欠其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但连带责任的承担应当有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本案中，董乐贤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致信净化公司上诉称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4）涪民初字第48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母延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董乐贤支付劳务费3800元；
二、维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4）涪民初字第48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李国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元，均由母延科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伍 静
审 判 员 廖小军
代理审判员 胡义昕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郧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