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津02刑终391号
原公诉机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马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任秋燕，女，1989年8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容，女，1996年4月15日出生于云南省。
原审被告人何江富，男，1993年3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原审被告人吴友花，女，1987年10月21日出生于贵州省，无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任秋燕犯非法拘禁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审被告人何江富、吴友花、杨容犯非法拘禁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马某对何江富、任秋燕、吴友花、杨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作出（2015）滨刑初字第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任秋燕、杨容不服，提出上诉；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马某对原审判决的附带民事部分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的刑事部分，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高亚男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任秋燕、杨容、原审被告人何江富到庭参加诉讼。对于本案的附带民事部分进行了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吴友花、何江富、杨容、任秋燕等人分别于2013年4月至2014年9月间在别人介绍下至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先后加入以推销化妆品为名，并无实物交易，以所谓购买产品的套数以及所发展下线成员所购买的套数为计薪依据的“广州潮州（嘉雅）化妆品公司”的传销组织。该组织为五级三阶制，级别由低到高分别为业务员、主管、主任、经理、总经理。任秋燕成为该传销组织的主任级别，负责寝室管理、组织听课等工作,其直接负责管理的寝室人员有20余人（包含四被告人）。被告人吴友花、杨容、何江富分别为普通业务员、预备主任（小主任）等较低级别，均属于被告人任秋燕管理的同寝室人员。
根据该传销组织的相关规定，新人加入时，由新人的直接发展人去接，但是必须有另外一个人跟着一起去。为防止新人逃跑不加入公司，而将新人的行李放在住的寝室里面，或者由新人的直接发展人或寝室长控制新人的身份证和手机，然后再带着新人出去转，等新人稳定了再带新人去上课，争取让新人接受该传销组织并购买产品加入该组织。在此过程中，新人外出均有人伴随，如果没有所谓相关“上级领导”的准许，新人并不能自由的离开。
2014年11月23日，吴友花为发展其经网络聊天接触的被害人李某1加入传销组织，以找工作为名将李某1接至天津市滨海新区迎宾街晨晖里，并提前向负责管理寝室的任秋燕汇报该情况。任秋燕遂指派何江富、吴友花、杨容监视、看管李某1。次日李某1意识到该组织为传销组织后，趁外出之机欲逃离该传销组织，何江富、吴友花、杨容等人将相关情况对任秋燕汇报后，一方面劝说李某1回到寝室，一方面对李某1进行追赶、阻拦，欲将被害人李某1带回寝室。后李某1在大港湿地公园附近不慎落水，被告人何江富下水救人不成后，被告人何江富、杨容等人告诉任秋燕相关情况。该传销组织所谓领导“马某2”赶至现场。期间“马某2”、任秋燕告诉被告人何江富、杨容、吴友花等人“人家自己落水不关我们的事情”、“此事不要报警，要保密”、“公司会处理，以后这个事情不要再提”。当晚任秋燕等人安排何江富、杨容、吴友花分别在不同寝室住宿。经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李某1系因溺水死亡。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马某要求任秋燕、吴友花、何江富、杨容连带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误工住宿费等共计人民币821519.3元。
因被害人李某1死亡，造成丧葬费经济损失人民币38359.5元。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
1、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实本案的案发及四名被告人到案的事实经过。
2、被告人任秋燕、吴友花、何江富、杨容的供述，证实被害人李某1于2014年11月23日来到任秋燕负责管理的天津市滨海新区迎宾街晨晖里的传销窝点，次日李某1欲离开该传销组织的过程中，受到何江富、吴友花、杨容等人的阻拦，后李某1在大港湿地公园附近不慎落水的事实经过。
3、证人何某1、黄某、蔡某、罗某、董某、万某、程某、邬某、张某1、余某、龙某、郑某的证言，证实任秋燕负责管理在迎宾街晨晖里16号楼的传销窝点，并证实参与传销组织的情况。
4、证人黎某1、陈某1、李某2、徐某、舒某、陈某2、彭某1应、欧某1、欧某2、张某2、黎某2、刘某、张某3、钟某、赵某、何某2、马某1、黎某3、张某4的证言，证实上述证人参与传销组织的情况，并证明传销组织的层级结构。
5、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被害人李某1于2014年11月20日外出打工后失去联系的情况。
6、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被害人李某1于2014年11月20日外出打工，并于2014年11月23日联系李某3，要求李某3给被害人打电话谎称李某1父亲生病，次日中午李某1曾给李某3打电话的事实。
7、证人王某的证言及租房合同，天津市滨海新区迎宾街晨晖里出租的情况。
8、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证实被害人体内未检出常见安眠药、杀虫剂、毒鼠强成分。
9、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庭科学DNA鉴定书，证实李某、马某为死者生物学父母的几率大于99.99%。
10、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和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尸体照片，证实被害人李某1系溺水死亡。
11、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笔录，证实被害人李某1死亡现场的情况。
12、公安机关出具的辨认笔录，证实证人、被告人对被害人李某1尸体的辨认，以及被告人之间相互指认的情况。
13、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害人李某1手机话单及其2014年11月份在天津活动轨迹，证实被害人李某1于2014年11月到天津滨海新区的事实。
14、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检验报告，证实四名被告人被抓获时均未吸食毒品。
15、石化公司排水情况汇总，证实被害人李某1死亡后、尸体被发现前石化公司向独流减河排水水量。
16、天津市大港气象站的气象证明，证实2014年11月2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当地的天气情况。
17、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告人及被害人户籍证明，证实四名被告人和被害人李某1的户籍身份情况。
18、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的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等，证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与被害人李某1的身份关系。
上述证据，均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予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任秋燕、吴友花、杨容、何江富共同实施了非法拘禁行为系共同犯罪，并应对被害人李某1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李某1死亡造成的丧葬费经济损失，四名被告人应当连带赔偿。其中被告人任秋燕在共同犯罪中处于组织、支配地位，被告人吴友花在共同犯罪中处于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被告人何江富、杨容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辅助地位，应认定为从犯。被告人任秋燕在传销组织中负责组织管理的仅20余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发展了多少下阶人员，所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任秋燕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被告人任秋燕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被告人吴友花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何江富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被告人杨容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任秋燕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李某、马某人民币11507.85元；被告人吴友花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李某、马某人民币11507.85元；被告人何江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马某人民币7671.9元；被告人杨容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马某人民币7671.9元。赔偿款项自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被告人任秋燕、吴友花、何江富、杨容对上述赔偿义务互负连带赔偿责任。驳回附带民事原告人李某、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涉案的“广州潮州（嘉雅）化妆品公司”属于非法传销组织，该组织为五级三阶制，内部参与传销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任秋燕在该组织中为主任级别，具有管理、组织协调的工作，所以任秋燕的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予以认定和处罚。
被告人任秋燕、杨容不服，提出上诉。任秋燕认为其没有安排何江富、吴友花等人限制被害人李某1的人身自由，所以其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也不应对李某1的死亡承担责任；在传销组织中其只是中间传话的人，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杨容辩称原审判决量刑过重。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马某提出上诉，坚持其提出的全部赔偿要求。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审查，支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意见，认为应当认定任秋燕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予以刑事处罚；对于原审判决认定任秋燕、何江富、吴友花、杨容犯非法拘禁罪，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任秋燕、杨容的上诉。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任秋燕、杨容、原审被告人吴友花、何江富均系名为“广州潮州（嘉雅）化妆品公司”传销组织的传销人员。2014年11月23日，原审被告人吴友花以找工作为名，将被害人李某1接至天津市滨海新区迎宾街晨晖里，上诉人任秋燕安排何江富、吴友花、杨容看管、监视被害人李某1。次日李某1意识到该组织为传销组织后，趁外出之机欲逃离该传销组织，何江富、吴友花、杨容等人将相关情况对任秋燕汇报后，一方面劝说李某1回到寝室，一方面对李某1进行追赶、阻拦，欲将被害人李某1带回寝室。后李某1在大港湿地公园附近不慎落水，致使李某1溺水死亡。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上诉人任秋燕、杨容、原审被告人吴友花、何江富的供述，证人何某1、黄某、蔡某、罗某、董某、万某、程某、邬某、张某1、余某、龙某、郑某、黎某1、陈某1、李某2、徐某、舒某、陈某2、彭某1应、张某2、黎某2、刘某、张某3、钟某、赵某、何某2、张某5、黎某3、张某4、欧某1、欧某2、李某、李某3、王某的证言，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法庭科学DNA鉴定书，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和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尸体照片，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辨认笔录、现场勘验笔录、李某1手机话单及其2014年11月份在天津活动轨迹、租房合同、现场检验报告、石化公司排水情况汇总、气象证明、被告人及被害人户籍证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的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在案佐证，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任秋燕、杨容、原审被告人吴友花、何江富为欺骗被害人李某1加入传销组织，非法监视、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并因而导致被害人李某1在逃离过程中落水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应予惩处。上诉人任秋燕、杨容、原审被告人吴友花、何江富应当向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马某赔偿因被害人李某1死亡造成的丧葬费损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赔偿数额合理，审判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任秋燕的行为是否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本院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任秋燕在传销组织中负责管理的仅20余人，其他参与传销的人员并非由任秋燕管理和组织，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任秋燕直接、间接发展了多少下阶人员，所以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任秋燕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抗诉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任秋燕提出其没有限制被害人李某1的人身自由，其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上诉理由，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同案犯何江富、杨容、吴友花的供述，以及参与传销活动的证人证言，可以确实、充分地证实任秋燕安排何江富、杨容、吴友花对被害人李某1进行监视、控制的事实，所以任秋燕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并需对被害人李某1的死亡承担责任。上诉人任秋燕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杨容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原审判决根据上诉人杨容的犯罪事实，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地位，以及坦白情节，对杨容减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量刑并无不当。上诉人杨容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建议驳回上诉的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纳。关于上诉人李某、马某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上诉理由，因上述赔偿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李某、马某要求赔偿交通误工住宿的费用，因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其实际损失，所以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和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帆
代理审判员 张津隆
代理审判员 贺 柯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