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鲁11民终17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波，男，194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才，男，194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别金远，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安东卫南门外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安东卫南门外居委驻地。法定代表人：李涛，该居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倩，日照岚山安东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庆波、王庆才因与被上诉人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安东卫南门外居民委员会（下称南门外居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1103民初2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庆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凤、上诉人王庆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别金远、被上诉人南门外居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庆波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上诉人拆除涉案房屋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原审判决所依据的拆迁协议已经作废。被上诉人请求法院判令上诉人拆除房屋的依据是其提供的拆迁协议，而该拆迁协议是双方已经协商作废了的协议，对此，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被上诉人原村委会主任兼书记苏同华的书面证言，而且一审法院亦向苏同华本人进行了核实，苏同华承认其代表村委会与上诉人签订的拆迁协议已经作废，并阐明其当时同意上诉人拆迁房屋给予其两处平房房场，因暂时房场不足，就先给上诉人一处房场，另一处房场之后再给。拆迁协议作废之后原村委会实际履行了给予上诉人一处房场的义务。原村委会已经给予上诉人一处房场的行为，就已经否定了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拆迁协议，足以证明2001年6月26日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已经作废，而一审法院将双方业已作废的拆迁协议作为依据，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关于履行拆迁协议的请求，显然是错误的。2、证人苏同华的证言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证人苏同华在调查笔录中明确说明当时其代表村委会与上诉人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并明确说明当时因王庆波反悔，拆迁协议作废。苏同华出具书面证明的内容与一审法院向其调查的笔录，非常一致的陈述了其代表原村委会与王庆波签订的拆迁协议已经作废并答应给予王庆波两处房场的事实，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完全违背了该事实，在被上述人未履行其给予上诉人补偿另一处房场的情况下，依据作废的拆迁协议判决支持拆除上诉人的房屋，证据不足。二、根据涉案房屋的面积及共有情况，被上诉人应给予两处房场的补偿。涉案房屋作为祖传房屋，上诉人未否认该房屋与王庆才共有的事实，既然王庆才主张其权利，上诉人尊重王庆才的主张，况且涉案未拆除的偏房属王庆才所有。同时，2001年需要拆除的是六间正房、七间偏房，该房屋又是上诉人与王庆才共有，无论是按照拆除房屋的面积给予房场补偿，还是按照共有房屋的人员情况补偿，按照通常的做法及拆迁惯例，被上诉人都应当给予两处平房房场的补偿。三、一审法院认定，当时苏同华代表原村委会、党支部承诺，王庆波拆迁完毕后再考虑安排另一处平房宅基地。上诉人按照原村委会的要求，已经将六间主房和四间西偏房拆除，大部分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时隔16年的时间，村委会仍然未安排另一处房场的补偿，上诉人有权拒绝拆除东偏房，以行使法律规定的抗辩权。四、上诉人王庆波没有能力和义务配合履行一审判决结果。首先，涉案房产曾是上诉人王庆波父母的财产，不是王庆波的个人财产，涉案房屋是在王庆波父母原三间老房的宅基地上翻建而成，宅基地使用权是王庆波父母的，地上房屋所有权自然也归王庆波父母所有。王庆波母亲在世时，已征得其他继承人同意将涉案房产分配给王庆波、王庆才兄弟，对此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苏同华也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在查明涉案房屋原系王庆波父母财产，而又无证据证明该房产归王庆波个人所有的情况下，村委会无视其他权利人的利益与王庆波个人签订拆迁协议，主体明显不当。其次，一审法院以王庆才已默示王庆波代为处理拆迁事宜而认定拆迁事宜合法有效，从而判决王庆波个人履行拆迁协议明显错误。假设王庆才确已默示王庆波的代理行为那么王庆波与王庆才之间应当是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所代理的行为其权利义务主体应当是委托人，那么本案中如果王庆波与王庆才之间确系代理关系，王庆才就应当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也应当是涉案房屋拆除的权利义务主体。一审已经查明涉案尚未拆除的三间东平房实际为王庆才所有，拆除的义务主体应当是王庆才，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王庆波履行东三间平房的拆除义务显然错误，王庆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拆除涉案的由王庆才所有的东三间平房。王庆才辩称，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王庆才所有，被上诉人也认可房屋拆迁前系家庭共同财产，实际应为王庆才父母的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对于该遗产的分配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涉案的东平房属于王庆才所有，是王庆才与各兄弟姐妹均认可的事实。被上诉人要征收涉案房屋必须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拆迁协议，而至今被上诉人从未与王庆才协商拆迁事宜。南门外居委会辩称，王庆波的上诉理由多处与事实不符。一、王庆波所称的父母的房屋已于1985年拆除并由王庆波出资建设，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是王庆波，对此王庆波在原一审开庭时认可其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二、证人苏同华并没有证实拆迁协议已经作废，相反证实了该拆迁协议是有效的，作废的是该拆迁协议形成以前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因此涉案拆迁协议合法有效。三、苏同华是否许诺给王庆波安排另一处宅基地，居委会不知情，且系在拆迁协议之外所作出的许诺并没有涉及拆迁协议是否作废。另外，通过一审庭审可以看出王庆波和王庆才对涉案房屋拆除的知情情况以及权属情况多处陈述不一，故可以看出两人作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四、王庆波和王庆才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是否是共有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对此家庭财产的分配应系家庭内部财产分割关系，本案王庆波系房屋的所有权人。王庆才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第一、一审判决认定2001年6月26日的拆迁协议合法有效，与事实不符，且与查明的事实相互矛盾。首先，一审已经查明涉案房屋是在上诉人父母原三间老屋的基础上翻建而成，上诉人共有六个兄弟姐妹，其中兄弟三人，王庆普结婚后分家单过，三个姐妹也分别出嫁，上诉人于1967年服兵役，部队转业后分配工作未回老家。上诉人父亲于1965年去世，母亲于1998年去世，母亲生前曾说过，三间房子由上诉人与王庆波继承。1985年，王庆波经上诉人同意，对三间老房进行翻建，由原来的三间翻建成六间正房及东西偏房七间，上诉人与王庆波达成协议，六间正房中其中两间正房及东偏房三间归上诉人所有，另四间正房及西偏房归王庆波所有，上诉人不居住的情况下王庆波可以使用，当时上诉人的母亲尚健在，同意这个意见。因此，涉案房屋的权属显然系上诉人与王庆波继承父母的遗产，属上诉人与王庆波共同财产。同时，根据苏同华的陈述，签订拆迁协议时，时任原村党支部书记的苏同华明知拟拆迁的房屋为上诉人与王庆波共同继承父母的财产，上诉人对该房屋属共有人，而未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亦未通知上诉人，显然，该拆迁协议属无效协议。虽然王庆波在原有房屋基础上进行了翻建，但翻建房屋并不能改变上诉人与王庆波对房屋共有的性质。王庆凤及王庆娥作为上诉人与王庆波的同胞姐妹，是最了解房屋权属情况的人，其证明的内容与苏同华证明的内容一致，同时，该两人对涉案房屋不主张任何权利，并非利害关系人，其证言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而一审法院却无视涉案相关继承人的证言与主张，在明知该房产为上诉人与王庆波共有的情况下，仅以王庆波一直对涉案房产占有使用为由，便想当然地将涉案房产的处分权完全强加给王庆波，显然违背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赖以起诉的拆迁协议，不管是否作废，都是王庆波与被上诉人就涉案房产无权处分的结果，必然无效。其次，证人苏同华已经证实拆迁协议签订后作废，并且从实际情况看，双方也未按协议内容履行。王庆波购买两处楼房宅基地是其作为被上诉人的居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而协议中没有关于宅基地的约定，被上诉人也给王庆波划宅基地一处，因此从事实上看，双方未履行拆迁协议。因此该拆迁协议不能作为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依据。再次，一审判决关于相关证据效力的认定有违事实、法律及情理。苏同华作为拆迁协议签订时的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不管出具证明时他是否还在被上诉人处任职，其对协议签订的过程、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最有发言权，既然他证实拆迁协议已经作废，那么协议效力便丧失，便不应再作为拆除房屋的依据。至于拆迁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其无权作出认定与评价，且其对拆迁协议效力的主观认识也与其证明的客观事实不符。而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在已经认定系上诉人父母遗产的情况下，只有继承该房屋的共有人达成共识，才具备处分的条件，被上诉人无权根据某一共有人的主张处分涉案房产，也无权用推定的方式剥夺上诉人作为房屋共有人的合法权益。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默示王庆波代为处理拆迁事宜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协议签订前，被上诉人与王庆波均未告知上诉人拆迁事宜，对于协议签订的时间、内容等，上诉人均不知情，根本不存在默示王庆波代为处理拆迁事宜、签订拆迁协议的前提。其次，上诉人后期了解到的拆迁补偿方案与拆迁协议的内容不一致，不能以上诉人事后知道给其规划房场一处而未提反对意见，就推定王庆波有权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拆迁协议。再次，即使上诉人知道房屋拆迁的事宜，被上诉人拆迁房屋也应与相关的权利人签订拆迁协议，在未经相关权利人授权又未与房屋权利人本人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异议而作为上诉人认可拆迁协议的依据，显然不符合最基本的关于物权的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44条、第60条、第107条认定合同有效并据此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鉴于涉案拆迁协议双方当事人非法处分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属无权处分，系无效协议，且该协议在签订不久便经协商作废，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明显不妥。其次，被上诉人对于其主张并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因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5条及其司法解释第90条之规定，应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王庆波辩称，一、拆迁协议非法处分了王庆才的财产，侵犯了权利人王庆才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二、涉案房屋中属于王庆波的房屋已经拆除，剩余的是王庆才的房屋。因此判决王庆波履行拆除义务明显错误。三、涉案房屋系在王庆波父母老宅的基础上翻建而成，至于房屋由谁投资并不能改变房屋的权属性质，并且翻盖房屋时王庆波父母尚在，王庆波父母并未明确将涉案房屋分配给王庆波，也未作为遗产给与王庆波，因此王庆波对涉案房屋不拥有全部权利。南门外居委会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王庆波与南门外居委会签订的拆迁协议合法有效是正确的。拆迁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确为王庆波，不存在共有的情况，对此王庆波在原一审时也陈述了全部房屋归其所有，上诉人王庆才在上诉状中也陈述其父母的三间老房已被王庆波拆除另建，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上诉人父母的房屋已不存在，涉案房屋的出资人及所有人为王庆波，并不是上诉人父母的遗产。二、王庆才主张拆迁协议作废没有依据，且与事实不符。证人苏同华在原一审时认可涉案拆迁协议的效力，并未证实该拆迁协议已经作废。上诉人提交的王庆凤、王庆娥的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则，证明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且证人与上诉人系兄弟姐妹关系，证言存在明显偏向性。在拆迁协议签订后，王庆才从未向南门外居委会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及拆迁事宜提出过任何异议，明显与常理不符。三、涉案的拆迁协议合法有效，南门外居委会已履行协议的全部义务，王庆波也应按约及时拆除涉案房屋及地上附属物。南门外居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庆波履行其与南门外居委会签订的拆迁协议，拆除房屋并清除地上附属物。2、诉讼费用由王庆波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位于原日照市东港区汾水镇南门外村，含正房六间、东偏房三间、西偏方四间，东临南门外居委会办公大院、西临菜园、南靠赵加峰商住楼、北靠耿记安商住楼。2001年，原日照市东港区汾水镇南门外村进行旧村改造，需对部分居民房屋进行拆迁，涉案房屋即在拆迁范围内。2001年6月26日，该村召开村两委会议，会议议题为讨论研究王庆波房屋拆迁问题，最终作出决定并形成书面记录，内容如下：1.补助王庆波拆迁费，主房（无大檐）19.4米×5.05米＝97.97㎡×270元/㎡，计26452元；西偏房11.6米×3.6米=41.76㎡×180元/㎡=7516.8元；东偏房8.2米×3.4米=27.88㎡×140元/㎡=3903元。2.补助不需要平房地基款2户×6000元=12000元。3.带头拆迁奖励款3000元。4.村集体抵顶报销款4128元。5.王庆波自选商居楼2栋×30000元=60000元，欠村委3000元，待大批拆迁时进行结算。6.大批拆迁时，无论价格高低，与此协议无关。当日，原日照市东港区汾水镇南门外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王庆波作为乙方就涉案房屋拆迁事宜签订拆迁协议，约定：1.乙方自行在市场内选择商住楼地基2栋（7米×10米×2栋），付给甲方楼基款2栋×30000元计60000元整；2.甲方付给乙方拆迁补偿费37872元；3.乙方不要平房地基，甲方补助给乙方平房地基款：2户×6000元/户计12000元；4.乙方带头拆迁，对市场影响很大，经村民议事会讨论、村两委研究决定，甲方一次性奖励给乙方现金3000元整；5.甲方抵顶报销乙方楼基款4128元；6.乙方暂欠甲方楼基款3000元，待市场第二批工程拆迁时结清；7.该协议签字生效后，乙方必须在185天内（从2001年6月26日至2001年12月31日）对该房屋及地面上的全部附属物拆迁搬运完毕，否则，甲方有权进行强行拆迁，清除损失由乙方自负；8.此协议为双方协商同意，今后拆迁时，无论拆迁补偿费高低，与此协议无关；9.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拆迁协议签订后，原日照市东港区汾水镇南门外村民委员会给王庆波提供商住楼地基两处，王庆波在商住楼地基分别建设商住楼两栋，后原日照市东港区汾水镇南门外村民委员会又应王庆波要求给其规划平房地基一处，王庆波在平房地基上建设了房屋，王庆波在约定时间内拆除了六间正房及西偏房，三间东偏房保留至今。另查明，因行政区划调整，原日照市东港区汾水镇南门外村民委员会现更名为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安东卫南门外居民委员会。本案双方存在的争议焦点为南门外居委会与王庆波于2001年6月26日签订的拆迁协议是否有效。王庆波主张该拆迁协议已作废，并提供苏同华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关于王庆波在拆迁房产安置时确实是安排他两幢房产，因东园只限一幢房产的地方，做了王庆波的工作房屋一幢，待后安排。当时签过两次拆迁合同，由王庆合做的工作，最后协商后作废。请按此情，酌情安排。苏同华。即日”。王庆波称，苏同华的证明写于2009年4月10日，此时苏同华已卸任，不再担任村两委职务。苏同华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称，苏同华自1995年至2007年10月期间任原南门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2005年至2007年10月期间兼任村委会主任，2007年10月之后因选举落选，其已不在原南门外村党支部、村委会担任职务，王庆波向法院提供的上述证明系苏同华本人书写，书写日期现已忘记，书写证明时其已不在原南门外村党支部、村委会担任任何职务，南门外居委会向法庭提交的拆迁协议是真实的，当时签订协议的具体过程是，原南门外村委会为建设海货市场需拆除王庆波及其弟弟王庆才的房屋，当时分家时王庆才分了涉案房屋中一间多正房，其余房屋归王庆波所有，按规定拆迁时应给王庆波、王庆才各分配一处平房宅基地，以便两人安置，因当时村里没有足够土地，村委会便与王庆波协商，承诺给王庆波提供一处平房宅基地，优先安置两处商住楼地基，双方协商一致后，村委会起草了一份拆迁协议，后王庆波反悔，原先的拆迁协议没有签成便作废，后经村委会再次与王庆波做工作，承诺先给王庆波安置一处平房宅基地、两处商住楼地基，并按规定给付王庆波拆迁费，同时答应待其弟弟王庆才日后主张再安置另一处平房宅基地，双方在协商一致后签订了拆迁协议，拆迁协议签订后，王庆波自村委会领取了拆迁费，拆除了正房，但偏房未拆，王庆波再次反悔，要求村委会给安排另一处平房宅基地，村委会未安排，王庆波便拒不拆除偏房，再后来苏同华在党支部、村委会不再担任职务，后续处理情况苏同华不再知情。苏同华还称，南门外居委会提供的拆迁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当时苏同华口头代表原南门外村党支部、村委会承诺待王庆波拆迁完毕后再根据王庆才的要求考虑安排另一处平房宅基地，按当时约定，应是王庆波先拆除全部房屋，待日后村委会再根据情况安排另一处平房宅基地，后因苏同华已不在原南门外村党支部、村委会任职，这项工作便拖延下来。对王庆波提交的苏同华出具的证明及一审法院调查时苏同华的陈述，南门外居委会经质证认为，在2009年原南门外村两委换届选举时，苏同华已卸任，其陈述仅代表个人意见，无权代表原南门外村党支部、村委会。王庆才质证称，苏同华已承认拆迁协议作废，村委会应给王庆波、王庆才分别划宅基地一处，苏同华陈述拆迁协议有效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该协议已作废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且根据苏同华的陈述，苏同华代表村委会明显知道涉案房产属于王庆波、王庆才共有，却只与王庆波协商拆迁事宜并签订拆迁协议明显侵害了王庆才的财产所有权。南门外居委会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中国共产党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委员会于2014年10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记载“兹证明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南门外居民苏同华（男，1949年7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南门外居，身份证号码）自1995年3月至2007年10月24日期间任安东卫街道南门外居委（原南门外村）党支部书记。2007年11月20日南门外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苏同华在竞选居委会主任及成员时落选，2007年11月20日至今南门外居委会主任系李涛。”王庆波、王庆才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王庆波主张苏同华任职期满系在2010年10月，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王庆波原一审时称王庆才已将涉案房屋所有份额赠予王庆波，涉案房屋所有权归王庆波所有。原二审及本案中，王庆波又称因王庆才一直在外工作居住，自己想当然就认为房子归自己了，其实涉案房屋中两间正房及东偏房应归王庆才所有。关于拆迁的事情开始没有告诉王庆才，后来因原协议作废，村里又承诺给划两处平房宅基地时给王庆才说了，说村里拆迁要给划宅基地，等划了后房子得拆，王庆才就同意了。王庆才原二审及本案中亦主张涉案房屋中两间正房及东偏房归其所有，并提供王庆波、王庆才两人的姊妹王庆凤、王庆娥于2015年12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记载“关于王庆波、王庆才在老家的房产拆迁涉及的房产产权事宜，特作如下证明。我家兄弟姊妹共六人，其中男弟兄三个，女姊妹三个。长兄王庆普结婚后先分家单过，其他兄弟姊妹也先后结婚成家。父亲于1964年去世，母亲于1998年去世。我母亲原有三间老房子，母亲在世说由王庆波和王庆才继承，其他姊妹都没有不同意见。1985年，王庆波翻建老房子，由原有三间翻建为六间正房及东西偏房，王庆波与王庆才达成协议，该六间房子中有王庆才两间正房及东平房，其他归王庆波所有。当时母亲健在，也同意这个意见。后来，我们听王庆才说，村里可能要拆除部分房屋，老房子能给划两处房场，先划的一处已经由王庆波盖了房子，再划一处房场归王庆才，将来退休回老家就有地方建房子住了。上述情况属实，我们共同作证”。王庆才还主张关于拆迁事宜南门外居委会没有找过王庆才，都是和王庆波商量的，王庆波曾告诉王庆才村里给王庆才划一处平房宅基地，然后拆除王庆才的房子，王庆才就同意了，关于王庆波与南门外居委会签订拆迁协议的事王庆才不清楚，是原二审时王庆波的儿子告诉王庆才，王庆才才知道的。关于王庆才提交的上述证明，南门外居委会经质证认为，两位证明人王庆凤、王庆娥与王庆波、王庆才有利害关系，证明内容明显偏向王庆波、王庆才，且两位证明人在格式证明中签名不符合证据规则，该证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且从该证明记载的内容来看，王庆波、王庆才母亲原有的三间老房子已不存在，涉案房屋系王庆波于1985年翻建，应归王庆波个人所有。王庆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内容均无异议，认为涉案房屋系在祖产原三间老房基础上翻建，且翻建房屋时王庆波、王庆才母亲还健在，涉案房产的分配也已体现了王庆波投资建房及赡养老人的相关内容。对于家庭财产的分割及继承只有亲属才具有证明力，因此证明人与王庆波、王庆才有利害关系更能证实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该证据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南门外居委会与王庆波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拆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王庆波虽辩称涉案拆迁协议已作废，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但为其出具书面证言的苏同华本人在接受法院调查时认可涉案拆迁协议的法律效力，并明确表示王庆波应按照约定先拆除所有地上附着物，至于另一处平房宅基地待日后村委会根据情况进行安置，故王庆波所提交的苏同华的书面证言并不足以支持其该项辩称。王庆才虽辩称涉案房屋属王庆波、王庆才共有，南门外居委会与王庆波签订拆迁协议系无权处分，该协议应为无效。但涉案房屋系王庆波于1985年翻建，至今未办理产权登记，因王庆才在外居住和工作，户口亦不在南门外居委，涉案房屋一直由王庆波占有使用。诉讼中，王庆波对房屋权属陈述前后不一，先陈述房屋全部归其所有，后又陈述其中的两间正房及三间东偏房归王庆才所有，而证人苏同华某陈述涉案房屋仅有一间半正房归王庆才所有，王庆波、王庆才姊妹虽亦出具证明证实涉案房屋中两间正房及三间东偏房归王庆才所有，但鉴于证人与王庆波、王庆才之间的亲属关系及证人证言的随意性，该份证据证明力明显较低，从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王庆才对涉案房屋的具体权属情况，且王庆才对涉案房屋拆迁早已明知。王庆波与王庆才系亲兄弟，王庆波在南门外居居住，王庆才在日照市区居住，两人住所地相距并不远，通过两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王庆才对涉案房屋拆迁的事实在原审诉讼前早已明知，但在协议签订、拆迁至原一审诉讼长达数年时间里却从未提出异议，不符合常理。此外，各方均认可关于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南门外居委会都是联系王庆波的，王庆才称王庆波告诉其村里答应给其划一处平房宅基地，然后拆除其房子，其就同意了，足以说明王庆才已默示王庆波代为处理拆迁相关事宜，故王庆才关于涉案拆迁协议无效的辩称亦不能成立。综上，王庆波、王庆才关于协议作废或无效的辩称因无充分有效证据支持，均不能成立。南门外居委会与王庆波签订的拆迁协议，应为合法有效。拆迁协议签订后，南门外居委会按协议约定为王庆波提供了两处商住楼地基，王庆波亦在商住楼地基上分别建设了商住楼，南门外居委会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即便如苏同华所述，南门外居委会后来又应王庆波要求给王庆波规划了平房地基一处，也仅可视为对原协议的部分变更，并不影响原协议效力，在王庆波、王庆才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或其他无效情形的情况下，王庆波亦应按约定及时拆除涉案房屋及地上附属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王庆波继续履行南门外居委会与王庆波于2001年6月26日签订的拆迁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拆除位于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安东卫南门外居的三间东偏房及地上附属物，将所占用的土地交还南门外居委会。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庆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上诉人王庆波与被上诉人南门外居委会于2001年6月26日签订的拆迁协议是否有效；二、被上诉人南门外居委会提出的拆除涉案房屋并清除地上附属物的主张应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1，从涉案房屋的权属分析，首先，涉案房屋系王庆波于1985年投资在其父母老房子（其父于1964年去世，未进行遗产分配）基础上翻建的，由原有三间翻建为六间正房及东西偏房，此时其母仍健在。从法律规定看，王庆波投资翻建其父母老房子，并未改变房屋权属性质，涉案房屋绝大部分仍属于其母所有，在其母于1998年去世后，又涉及遗产继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的规定，王庆才对其母的遗产在继承开始后，没有表示放弃，应当视为其接受继承，因此其对涉案房屋拥有权益，属于该财产的共同权益人。其次，从签订拆迁协议过程分析，原南门外村委会仅与王庆波协商后，双方于2001年6月26日签订涉案拆迁协议，从现有证据材料看，原南门外村委会没有考虑到该拆迁房屋的共有权属问题，没有征求其他共有权益人的意见，而是只与部分共有人协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的规定，本案中，原南门外村委会对其所属村民情况了解，明知涉案房屋系王庆波、王庆才父母的遗产，却不征询其他遗产继承人意见，对于涉及房屋拆迁这一重大事项，怠于履行相关义务，仅是进行较为简单处理，应属主观上非善意。第三，由于涉案拆迁协议因系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且相对第三人非善意，因此涉案协议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有效明显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2，由于涉案拆迁协议无效，应当视为本案涉及的房屋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未就拆迁补偿达成协议，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5]9号《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因此，在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南门外居委会向人民法院提出拆除涉案房屋并清除地上附属物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庆波、王庆才关于涉案拆迁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1103民初20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安东卫南门外居民委员会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安东卫南门外居民委员会；上诉人王庆波、王庆才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阳 城审判员 王春燕审判员 刘玉玉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