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1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友法，男，196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庭，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盼，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敏云，男，196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庭，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盼，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弋，男，198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锋，湖北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友法、林敏云因与被上诉人张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4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友法、林敏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庭，被上诉人张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闵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友法、林敏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适用与理解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一审判决中，在上诉人已提供被上诉人签字的发货单的情况下，又以上诉人未能提供与被上诉人之间先前的货款往来凭证佐证为由，最终得出不足以认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评判，明显是对该条款错误的理解与适用。被上诉人在发货清单及批发销售单上签字，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也证实了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根据民法高度盖然性原则，通过现有证据应足以认定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佐证为由否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对举证责任的不合理分配。二、签字确认的欠款凭据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未被认定，有悖常理。张弋签字确认欠款凭据是2008年至2012年期间60多页纸中书面记载的批发货物明细中的差欠款的结算，应为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张弋取货签字结算出欠条，是本案中双方交易5年之久的习惯。取货后张弋给他人，是张戈与案外人的法律关系，张弋不交待真实的交易对象，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三、交易对象是人，而不是地方。地名是货物流向，签字人才是合同的对应主体。一审法院在对本案关键证据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发货清单及批发销售单的评析中，有失公平，偏袒一方当事人。四、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中逻辑推理不成立。经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发货清单及批发销售单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在一审中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均经过质证环节，且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一审法院却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不当逻辑推理方式否定，令人不解。
张弋答辩认为：一、答辩人与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首先，答辩人在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工作时才二十几岁，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的打工人，没有资金做生意，在此以前也不认识郑友法，从2011年到2012年期间，在没有收取任何对价的前提下，郑友法和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不可能与答辩人订立合同将巨额货物交给答辩人；第二、在两次起诉过程中，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供买卖合同的证据以及和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支付款项的任何凭证。上诉人提交的发货清单只能证明答辩人履行了业务员的职务，不能证明答辩人与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之间有所谓的“买卖关系”。第三、上诉人向法院称，起诉的金额1043458元是不断滚动结算的，但他从来都没有提供一张凭证证明答辩人向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过货款。二、答辩人不是欠款人。2014年上诉人用批发销售单和发货清单作为证据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官问批发销售单和发货清单是怎么回事上诉人郑友法回答说，杨娜从我这里将货拿走了。接下来他说，税金是需要开具发票的，回款打到公司账上之后已经扣减。这说明上诉人完全知道批发销售单和发货清单全部交易过程，明确了答辩人没有从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提走货物，答辩人不是欠款人。同时，2014年7月在调解过程中，法官说双方争议的是被告认为商城与星发公司已经把货款结算了，原告认为原告与杨娜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杨娜个人结算了货款，双方有没有调解的基础上诉人则回答说杨娜拿走的货有二三百万，起诉的只有一部分。到了2015年5月，上诉人将第一次提起诉讼时提交给法院的“批发销售单和发货清单”作为证据，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要答辩人支付货款。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明知货款已经由荆门和襄樊等地的百货商场支付给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上，明知答辩人没有提走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货物，却通过诉讼要答辩人支付所谓欠款，这完全是一种虚假诉讼。三、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或有债权。2012年11月，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在长江商报上公告，要求债权人和债务人到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当时，答辩人在武汉汉正街，清算组负责人郑友法从未向答辩人提起购买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服装的所谓“债权”。2013年5月31日清算组负责人郑友法向工商局出具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在申请书中称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同时，还向工商局提交清算报告，并称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对真实性承担责任。公司清算已过三年之久，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现在，被答辩人将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发货凭证编造成债权凭证，虚列本案被告，完全是一种恶意诉讼的行为。
2016年4月，郑友法、林敏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弋偿还郑友法、林敏云货款人民币1043458元；2、张弋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弋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友法，2012年7月19日，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了以郑友法为负责人，林敏云为成员的清算小组，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分局进行了备案登记。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召开股东会，股东会通过了“确认清算报告，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剩余财产已分配完毕，如有债权债务由股东自行承担”等决议。2013年6月9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分局核实了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庭审中，郑友法、林敏云出示了2011年4月1日、2011年5月3日、2011年5月5日、2011年5月9日、2011年5月21日、2011年6月13日共计六张抬头为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发货清单。每张发货清单左上角处注明了品牌名称，每张发货清单右下角收货人处有张弋签名。2011年4月1日和2011年6月13日发货清单左上角收货点处填写的是“张弋”，其余四张发货清单左上角收货点填写的是“批发”。六张发货清单上填写了货号、颜色、规格、数量、单价、金额，注明了本次及接上次。郑友法、林敏云出示两张批发销售单，批发销售单客户处填写的是“荆门、鄂州、襄樊、随州、黄石、仙桃、十堰”，日期为2012年2月11日，出货仓库填写的是“3317，”另记载了发货尺寸，“襄樊税合计2045”、“荆门中商到账合计12652.53”，“累计金额：接上欠848456＋2045=850501（欠）”、“累计金额：接上欠850501-12653=837848（欠）”。张弋在批发销售单累计金额一栏空白处签名。张弋提交了荆门市东方百货大厦2011年3月20日的结算单，结算单显示荆门市东方百货大厦供应商为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以及2011年5月13日荆门市东方百货大厦账户与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交易信息，摘要显示为货款。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弋是否拖欠郑友法、林敏云货款？郑友法、林敏云诉称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与张弋建立了服装买卖合同关系，张弋尚欠货款1043458元，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后，公司的原股东有权以债权人的身份对张弋拖欠货款行使权利。张弋辩称双方之间没有服装买卖合同关系，张弋系郑友法、林敏云的送货人，自己不拖欠货款。郑友法、林敏云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而向张弋主张支付所欠货款，根据民事诉讼举证原则，郑友法、林敏云要求张弋支付所欠货款，要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双方若无书面买卖合同，一般应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结合买卖双方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综合认定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郑友法、林敏云未能提供双方之间或是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与张弋之间订立有书面买卖合同亦或双方存在收货单、货款来往凭证及发票，郑友法、林敏云诉称张弋多次在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购买服装，但未能提供与张弋之间先前的货款来往凭证佐证。仅提供了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发货清单及批发销售单，其中六张发货清单左上角收货点填写内容不一致，两张填写的是“张弋”，四张填写的却是“批发”；批发销售单上客户一栏处注明的是“荆门”，并非“张弋”，张弋仅在空白处签字。综合评判本案证据，结合对双方经营状况、支付能力的全面考量，认为仅凭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发货清单及批发销售单不足以认定郑友法、林敏云与张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郑友法、林敏云作为举证责任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故郑友法、林敏云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要求张弋支付所欠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友法、林敏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335元由郑友法、林敏云承担。
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张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4年7月18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证据二、批发销售单两张。拟证明张弋与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各地商城。上诉人郑友法、林敏云依据同样的证据起诉，上一次的陈述与本次的陈述不一致。上诉人郑友法、林敏云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证据一、二，证明张弋与杨娜是合伙经营，本次只起诉张弋，是因为张弋是签字人。证据三证明了张弋与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二系法院审理案件的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予以采信。证据三，系上诉人郑友法、林敏云起诉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张弋对其真实性不予否认，但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应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3年11月，郑友法向一审法院起诉张弋、杨娜，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货款1043458元，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以（2014）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00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郑友法的起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鄂01民终10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张弋与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郑友法、林敏云提交的发货清单和批发销售单上虽有张弋的签字，但其不能提交张弋以其个人名义向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结算的证据，这与郑友法、林敏云陈述的双方之间长期合作，滚动结算的事实不相符，且张弋向法院提交了商家与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直接结算的相关证据，综合证据判断，一审法院认定武汉星发贸易有限公司与张弋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郑友法、林敏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70元，由郑友法、林敏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波
审判员 廖艳平
审判员 陶 歆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