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辽民三终字第0003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红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木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杜延良，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宁波旭顺船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诚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威，辽宁大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春武，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省三门县宏达船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宏森，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浙江红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红运）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旭顺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旭顺）和浙江省三门县宏达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门宏达）海洋开发利用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12）大海锦商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进行了审理。浙江红运的法定代表人陈木法及委托代理人杜延良、宁波旭顺的委托代理人赵威、赵春武参加了诉讼，三门宏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红运一审诉称：2011年7月5日，浙江红运与宁波旭顺签订《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有效期为2011年7月5日至2012年7月6日。浙江红运负责办理《海域使用权证》，并负责海砂销售。宁波旭顺负责组织采砂船进行采砂，开采生产和海砂装配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成本由宁波旭顺、三门宏达承担。在协议书签订生效后，浙江红运向宁波旭顺支付定金10万元，作为协议履行的保证。宁波旭顺组织三门宏达所有的“浙三采28”船到达辽宁省绥中县南江港，但是由于三门宏达的“浙三采28”船不适航，始终有机械故障，实际没有进行采砂工作。而“浙三采28”船在南江港发生靠港费4万元、电费3600元、第一次加油费36400元、第二次加油费496200元、船员生活费1万元。以上费用宁波旭顺、三门宏达从浙江红运处借款垫付。浙江红运同意借款并已经实际代付，但现在宁波旭顺不再履行合同，三门宏达的“浙三采28”船也不知去向。浙江红运认为已实际履行《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宁波旭顺、三门宏达不履行合同构成违约，请求依法判令宁波旭顺、三门宏达违约并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赔偿海域使用金损失648000元、共同返还浙江红运船舶费用借款5862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宁波旭顺一审辩称：浙江红运与宁波旭顺签订的海砂开采合作协议违法，合同内容、目的均违法。非法的、违法的民事权益不受法律保护。双方于2011年7月5日签订的《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因浙江红运未取得海砂开采许可证，开采海砂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宁波旭顺不履行合同是防止犯罪，不存在违约行为。浙江红运支出的费用和经济损失是不合法的，不受法律保护，法院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宁波旭顺认为浙江红运非法采矿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门宏达未答辩。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7日，国家海洋局以{国海管字（2011）424号}批复同意《浙江红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海砂开采海域使用申请》。2011年7月5日，浙江红运作与宁波旭顺签订了《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联合开采海砂，由宁波旭顺在浙江红运指定的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海域开采海砂，海砂由浙江红运负责销售；宁波旭顺独立组织采砂船只进行海砂开采生产，开采利润根据浙江红运销售吨位的每吨6元，十天一结，浙江红运将结算款按时支付给宁波旭顺；浙江红运在海砂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管理开支和员工工资及福利由自己承担；宁波旭顺在开采生产和海砂装配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成本、船舶与人身财产安全均由浙江红运承担，宁波旭顺的船舶、设备与从业人员和危及他人船舶和人身财产安全并造成损失的等一切费用和法律责任均由宁波旭顺自负；双方合同签订后，浙江红运先预付定金人民币10万元给对方，宁波旭顺采砂船只到指定海域后，如浙江红运无法安排生产，宁波旭顺船舶调遣费由浙江红运承担；本协议有效期自2011年7月5日至2012年7月6日；因不可抗力、国家相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动或本协议条款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致使本协议不能正常执行时此协议自动失效。同日，浙江红运将定金人民币10万元付至宁波旭顺指定账户。7月7日，浙江红运向国家海洋局缴纳432万元海域使用金。7月8日，浙江红运作为海域使用权人取得国家海洋局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该证载明：项目性质为经营性、用海类型为工业用海固体矿产开采、宗海面积96公顷、用海方式海砂开采、终止日期2012年7月8日。2011年7月18日，宁波旭顺方“浙三采28”船到达辽宁省绥中县南江港。8月19日、9月2日，“浙三采28”船两次试采海砂均因船舶自身的原因未能正常生产。2011年9月16日，宁波旭顺向浙江红运提交了《终止﹤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意见书》。
一审法院认为：
浙江红运与宁波旭顺经协商签订的《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项目系海砂开采。海砂为不含其它金属矿产的普通天然石英砂，属于矿产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矿产资源法的上述规定系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据此，开采矿产资源的前提是必须取得采矿证。本案中，浙江红运与宁波旭顺在签订《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时，并未取得采矿证，双方在没有取得采矿证的情况下，就开采海砂所签订的合作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定：浙江红运与宁波旭顺签订的《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属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因本案浙江红运即是以合同有效为前提，请求依法判令“宁波旭顺、三门宏达违约并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赔偿海域使用金损失64.8万元、共同返还浙江红运船舶费用及借款5862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所主张的合同有效的法律关系与依法认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故，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15日依法向浙江红运法定代表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告知如仍坚持合同有效，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浙江红运仍坚持合同有效不予变更其诉讼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对浙江红运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不能做出裁判，故依法应驳回浙江红运的起诉。浙江红运可依据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法律关系性质，依法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浙江红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对宁波旭顺船舶有限公司、浙江省三门县宏达船务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7710.00元，退回浙江红运。
宣判后，浙江红运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1、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依据国家海洋局《关于葫芦岛渤海海砂石开采有限公司渤海海域海砂开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意见的复函》、《关于同意浙江红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海砂开采使用海域的批复》、国海证101000060号《海域使用权证书》等材料，其具有合法海砂开采权；2、即便双方合同无效，对方也应当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一审应当进行审理。故其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审理。
宁波旭顺二审答辩称：浙江红运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应属违法开采，其损失和一切费用应当自行承担，本案在适用法律、认定事实、判决结果上是正确的。
三门宏达未答辩。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国家海洋局《关于葫芦岛渤海海砂石开采有限公司渤海海域海砂开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意见的复函》（国海环字（2011）398号）记载，同意核准《葫芦岛渤海海砂石开采有限公司渤海海域海砂开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所规定的范围日采砂量不得超过8300立方米，年采砂量不得超过83万立方米。国家海洋局《关于同意浙江红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海砂开采使用海域的批复》（国海管字（2011）424号）记载，同意浙江红运开采使用相关96公顷的海域，使用类型为固体矿产开采用海，用海期限1年，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算起。2011年7月8日，浙江红运取得国海证101000060号《海域使用权证书》。上述事实，有经过一审举证、质证的文件和一审庭审笔录等材料佐证，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开展对海洋资源利用活动所产生的纠纷，属于海洋开发利用纠纷。根据双方的控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浙江红运是否违反了国家关于海砂开采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双方所签订的《海砂开采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海砂开采管理的通知》（1999国土资发52号）第五条第一款规定，采矿权申请人在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时，除按《关于矿产资源勘查登记、采矿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1998）7号）的要求向国土资源部提交有关资料外，还应附下列材料：1、海域邻接的省级地矿行政主管部门对设立海砂开采项目的意见，海域邻接两省的，由国土资源部指定的省级地矿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2、国家海域局颁发的海域使用证；第二款规定，国土资源部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划定矿区范围，颁发采矿许可证。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海砂开采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190号）第三条规定：“对海砂（砾）实行开采总量控制制度。海砂采矿许可证上注明年度开采总量和采矿许可证两年有效期内的开采总量，严禁超总量开采。企业海砂（砾）开采量达到核定的总量时，采矿权同时废止。”根据以上规定，海砂开采不仅需要相关海域使用权证书，还必须办理相关采矿许可证。而浙江红运未成功办理采矿许可证，其亦没有举证证明其开采涉案海域海砂不需要办理采矿许可证，故可以认定浙江红运和宁波旭顺签订的合同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涉案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浙江红运履行了告知义务，释明法律责任与后果后，浙江红运仍坚持不予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令驳回其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郭 丽
代理审判员 刘 善 超
代理审判员 张 岩 松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林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