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25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赵向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向红，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国药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卢岳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胜锋，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君，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人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国药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真人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国药公司向真人堂公司偿付货款132447.51元，自2014年2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由国药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国药公司得到真人堂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源于诈骗。国药公司以结算为幌子，骗回了未付款的送货单，继而骗取了未付款送货单的七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国药公司收到律师函后结清了一张发票，对于其余六张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国药公司就予以否认，否认其收取了真人堂公司132447.51元增值税发票。国药公司原审谎称没有收到真人堂公司的货，却早已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局抵扣了税款，国药公司非法占有目的明确，其行为就是诈骗。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货物送到什么地址不重要，重要的是送到什么地址就是卖方向买方履行了交货义务。虽然2013年7月1日签订的书面销售合同约定，将货物送到买方仓库，但双方当事人交易七八年来，国药公司一直是指令真人堂公司将货送到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天东分店（以下简称天东分店），药品销售给终端消费者后双方才结算，真人堂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药公司，国药公司通知真人堂公司到其公司总部领取支票。双方提供的2014年1月份真人堂实销药物汇总表及国药公司在收到真人堂公司律师函15天开具的与发票金额一致的支票可以证实上述交易习惯。真人堂公司多年来包括涉案合同期内都是送货到天东分店，向国药公司履行交货义务，买卖合同主体从未发生变更。发票签收人是否为买方的工作人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有得到买方的授权，是否代表买方在签收发票。本案合同的签订人和发票的签收人都是天东分店店长林某。有林某签字的合同，也有国药公司的公章予以确认。签收发票的人除了林某就是财务，本案之前林某签收发票后都会通知真人堂公司去总部领取支票。真人堂公司销售底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是谁不重要，记载的送货地址才重要，合同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买方名称才重要。真人堂公司销售底单上记载的地址与国药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是一样的，这才是双方多年交易所认可的交货地址。原审法院片面截取了真人堂公司的销售底单信息，臆测真人堂公司送货到天东分店是向案外人交货，显然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国药公司针对原告的诉请辩称其已向真人堂公司付清货款，这是典型的抗辩，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国药公司应证实其收了多少货，应付、已付多少款。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货款结算方式是“实销实结”，合同履行过程中同一批货是滚动结算、滚动支付，不可能同时结算、同时支付，原审判决认定交易的同一批货物中的一部分是交货给国药公司，其他是交给案外人，这显然错误。国药公司辩称真人堂公司的货物单价高于其他市场价格，这一辩称直接否定了其未收到货的抗辩，其主张单价过高的前提就是收到了货。真人堂公司为此也提交了其他供货方的销售清单予以对比，原审法官应根据国药公司的抗辩寻找相应的法律规范，以此判断抗辩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国药公司提交的抗辩证据就是收到货的自认，原审判决应直接作出认定，而不是继续要求真人堂公司提供已交货的证据。国药公司认可2013年前真人堂公司向天东分店送货就是履行了交货义务，却主张2013年以来其与天东分店再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国药公司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不仅没有将此举证责任分配给国药公司，反而认定真人堂公司没有将货送到国药公司，支持了国药公司的主张，原审判决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真人堂公司书面意见要求原审法院到税局调取证据，但原审法院却没有采纳。真人堂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已向国家赋税，该票不可能凭空消失，原审法院应查清该事实。综上，结合当事人的书面合同约定及结算前买方出具实销数额、金额再由卖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交易习惯，以及国药公司已将增值税发票向税局抵扣税款的事实，足以说明国药公司收到发票时收到了货物，并将货物销售给了终端消费者，国药公司应依照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应付款准确数额向真人堂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原审法院不尊重双方当事人“实销实结”的约定和多年的交易习惯，也不查清国药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局抵扣的事实，作出了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国药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1.真人堂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多年来由其将货送到天东分店，并虚构先是将货销售给消费者，再将钱给真人堂公司的事实，这是真人堂公司没有法律依据的单方面陈述，对方提交的实销药物汇总表，也是真人堂公司单方制作的文件，不能证明其所述的内容。原审已经查明，天东分店是案外人，是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的分店，真人堂公司提供的证据同样显示收货人为天东分店，并非国药公司。更何况，双方签订的商品销售合同第四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国药公司的配送由国药公司自行完成，因此，我方根本不可能指令真人堂公司将货送到天东分店，对方的陈述与合同的约定自相矛盾。第二张至第七张回执单是真人堂公司自行制作，发票日期是双方履行合同届满后的半年与常理不符。该票据回执单不能证明真人堂公司向国药公司提供同等货值的货物。本案的焦点是真人堂公司的所有证明均明确显示货物是送到天东分店。2.真人堂公司主张国药公司收到了第一张票据后就拒绝付款，应当是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要求国药公司承担付清货款的责任。真人堂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药公司向真人堂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32447.51元及逾期利息（自收货时间2013年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12867元；两项暂共计145314.51元）；2．国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日，真人堂公司（甲方）与国药公司（乙方）签订《广东真人堂公司商品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商品，并按实销实结的方式结算；乙方以传真或电话形式向甲方下订单，甲方收到订单后将货物送到乙方指定仓库，乙方下属门店的配送由乙方自行完成；乙方收到货物后进行清点，若有包装破损产品质量等问题乙方需于7天内向甲方提出，甲方进行退换，若超过7天，甲方有权不予退换；乙方需按双方约定的零售价进行销售，若乙方根据市场需要须调整零售价应提前知会甲方并征得甲方同意方可进行，双方均有义务稳定市场价格，保障合作双方的利益；乙方须按合同约定方式及时支付甲方货款，若不及时付款，甲方有权停止供货，且乙方须同时结清所有货款。2014年6月7日、2015年1月6日真人堂公司向国药公司出具7份发票，票面总金额为150505.51元，国药公司员工李某乙、林某在票据回执单收票人一栏签名确认。国药公司对其中由李某乙签名的金额为18058.13元的回执单予以确认，对其他6份回执单（金额合计为132447.38元）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称签收人林某是国药公司天东分店工作人员，国药公司天东分店与国药公司原是兄弟单位，但自2013年以来两者再无关系。国药公司未为其上述陈述提供证据予以证明。2015年7月23日，国药公司向真人堂公司支付18058.13元。原审庭审中，真人堂公司称其送货单经国药公司工作人员签收，双方对账后国药公司确认货款再要求其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由国药公司收回。国药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原审庭审中，真人堂公司提供了销售清单、实销汇总表、出库单等拟印证国药公司欠付货款的事实。其中，销售清单中记载的客户均为国药天东分店。经质证，国药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证据均由真人堂公司自行制作，未经其公司确认，与其公司无关。原审庭审中，国药公司称真人堂公司的货物单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原审另查明：国药公司是案外人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股东。国药公司天东分店是案外人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开立的分支机构。上述事实，有《商品销售合同》、票据回执单、进账单、真人堂公司的销售清单、实销药物汇总表及出库单、律师函及快递回单、国药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发票、国药公司购进验收单、广州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发票销货清单、真人堂公司的陈述以及国药公司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真人堂公司提供了其公司与国药公司的《商品销售合同》、7份票据回执单、进账单、销售清单等拟证明国药公司尚欠其公司货款132447.51元。国药公司仅对其中1份票据回执单予以认可，而该份票据回执单所对应的货款经真人堂公司确认已经支付。国药公司对于真人堂公司提供的其余6份票据回执单均不予认可，并认为在该6份票据回执单中签收的为国药公司天东分店。且真人堂公司提供的拟印证相关交易的销售清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为国药天东分店。经查，国药公司天东分店是案外人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而案外人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与国药公司属于两个互相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各自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各自享有独立法人财产权，应当以各自的全部财产对各自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真人堂公司主张的货款所对应的货物均送至国药公司天东分店，而非送至国药公司。真人堂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印证该6份票据回执单的签收人是国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鉴于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真人堂公司要求国药公司支付货款132447.51元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原告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负担。”经本院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本院经真人堂公司申请，前往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核实上述发票的相关情况，广州市天河区国家税务局向本院出具《关于广东国药医药有限公司认证情况说明》，回复上述发票的认证结果均为“认证相符”。真人堂公司、国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二审期间，真人堂公司二审提交了如下证据：1.真人堂公司开具、购货单位为国药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的原件和发票联复印件各六张，号码分别为25945475、25945476、25945477、25945478、25945479、25945480，价税合计金额分别为25696.2元、13042.5元、21362.56元、25392.58元、25224.80元、21728.74元；2.《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六张，均显示购买方名称为“广东国药医药有限公司”，销售方为“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填开日期为2015年1月6日，金额及号码分别与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一对应。国药公司对证据1记账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发票联的真实性以本院调查的结果为准，但表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项下的交易产品是本案真人堂公司交付给国药公司的涉案产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关于上述发票由国药公司抵扣税款的问题，国药公司表示其与天东分店有合作关系，当时天东分店收到货物后要求真人堂公司开具以国药公司名称为抬头的发票，故国药公司将上述发票拿去抵扣税款。国药公司提交了由案外人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出具的说明材料，并以此作为证人证言，但案外人既未派员到庭佐证，且落款盖章处亦没有负责人签名。真人堂公司认为案外人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公司作伪证，天东分店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交货地点。原审期间，国药公司陈述涉案销售合同的双方是真人堂公司工作人员与广东国药医药连锁企业有限天东分店员工林某签字。二审另查明，真人堂公司于2015年7月8日向国药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国药公司支付货款150505.51元，该《律师函》寄往国药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天河区珠村走马岗东路12号之一302房”，并于2015年7月9日被签收。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真人堂公司的上诉，本院评析如下：真人堂公司上诉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关于实销实结的书面合同约定，以及结算前买方出具实销数额、金额再由卖方开具与实销金额完全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先货先卖后票的交易习惯，以及国药公司已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局抵扣了税款的事实，足以说明国药公司已将收到的货销售给了消费者，应履行付款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真人堂公司主张其已经向国药公司提供了药品，虽然仅凭国药公司将真人堂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的事实不足以直接证明真人堂公司已交付货物给国药公司，但本院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依然采信真人堂公司的上述主张，具体理由如下：1.国药公司在原审期间确认林某与真人堂工作人员签署《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商品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可见林某系代表国药公司签署合同，其后林某又签署了六张金额合计132447.38元增值税发票的回执单，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确认林某是代表国药公司签署了六张案涉增值税发票。2.六张增值税发票均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详见销货清单）”，可见真人堂公司在向国药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时附有相应的货物清单，而真人堂公司在二审期间亦提交了金额与增值税发票一一对应的六张《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国药公司虽然对该六张清单不予确认，但其并没有提供其连同增值税发票一并持有的清单进行反驳，本院对国药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增值税发票记载的上述内容也可以佐证货物已经实际交付。3.双方签订《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商品销售合同》第四条约定：真人堂公司收到订单后将货物送到国药公司指定仓库。由此可知，真人堂公司交付药品的地点系由国药公司指定。4.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真人堂公司主张的货款对应的货物均送至天东分店，而国药公司表示天东分店要求真人堂公司开具以国药公司名称为抬头的发票，国药公司以此发票进行抵扣税款，且国药公司确认与天东分店有合作关系。真人堂公司向天东分店交付货物，却开具抬头为国药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这与正常的交易习惯不符，比较合理的解释便是国药公司指定真人堂公司向天东公司交付货物，并开具抬头为国药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这也与合同约定：“真人堂公司收到订单后将货物送到国药公司指定仓库”的内容相互印证。5.国药公司确认签收六张金额合计132447.38元增值税发票的林某是天东分店的工作人员，这与其二审陈述天东分店要求真人堂公司开具以国药公司名称为抬头的发票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国药公司指示真人堂公司向天东分店交货的事实。6.根据国药公司的陈述，天东分店在收到货物后要求真人堂公司开具以国药公司名称为抬头的发票，而真人堂公司提供了其开具的以国药公司名称为抬头的发票，可间接证明真人堂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综上，本院综合考虑本案的证据，确认真人堂公司按照国药公司的要求交付涉案货物具有高度可能性，国药公司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真人堂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国药公司应当按照六张增值税发票所显示的金额132447.38元向真人堂公司支付货款。真人堂公司诉请超过132447.38元部分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支付货款的损失计算问题。《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商品销售合同》仅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实销实结”，并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故货款日期应从真人堂公司提起原审诉讼之日即2015年9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真人堂公司所主张的上述期间外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真人堂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212号民事判决；二、广东国药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32447.38元及逾期利息（以132447.38元为本金，从2015年9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货款之日止）；三、驳回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负担283元，由广东国药医药有限公司负担29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广东真人堂药业有限公司负担283元，由广东国药医药有限公司负担29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审判员 石 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