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71行终1277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某某，男，汉族，1949年10月10日出生，住广州市从化区。
委托代理人：潘某某，广东流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某，女，汉族，1922年12月22日出生，住广州市从化区。
委托代理人：林某，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80号。
法定代表人：彭某某，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从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南路63号。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局长。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殷某某，广州市从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某某，广东流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某因谢某某诉广州市从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撤销房产登记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6)粤7101行初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原告持有的1955年12月14日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建筑契纸记载，黄景新、黄景仰对位于从化县吕田区吕田墟新街第109号拥有上盖权；1955年8月4日的土地房产上盖草契记载，黄景新、黄景仰对从化县第六区吕田圩新街房地109号有不动产上盖权。上述地址现为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新一街39号（以下简称新一街39号）。
1956年前后，恰处公私合营时期，黄景新将新一街39号房产入股从化县吕田供销社（以下简称吕田供销社），之后该房产就由吕田供销社经营管理。诉讼中，根据原告陈述，当时黄景新是将新一街39号全部产权入股；第三人则认为新一街39号是黄景新、黄景仰共同所有，黄景新无权以全部产权入股，只是将黄景新自己的份额入股，并认为黄景仰在家乡务农，所以将店铺交给黄景新打理。
黄景仰于1978年去世，第三人为黄景仰之子。黄景新于1983年去世，其遗孀为本案原告谢某某。
原告陈述其于1990年开始居住在新一街39号后堂，第三人亦确认该事实。
1993年8月13日，从化县人民政府对新一街39号进行登记，并核发粤房证字第4023937号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吕田供销社，所有权性质集体，所有权来源接管，四至为东至原告，南至光明队，西至新一街，北至巢继宽，基底面积41.28平方米，建筑面积92.64平方米。根据各方陈述，该登记为对新一街39号前堂部分的登记。
2001年5月11日，吕田供销社作出《划定房屋所有权属证明书》，载明：……1990年前为了照顾原告住房困难，将后堂归原告永久居住，将前堂归吕田供销社管辖。
第三人陈述其于2007年才知道涉案房产入股的情况。
2009年7月，第三人与案外人黄伯梧起诉从化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系从化国规局前身，以下简称从化国土局），请求撤销吕田供销社持有的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从化市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24日作出（2009）从法行初字第15号行政裁定，以该房地产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
2009年12月31日，因第三人提出申请，从化国土局作出答复，载明：新一街39号建于1950年，砖木结构二层，基底面积95.5平方米，建筑面积191平方米，业权人黄景新、黄景仰。1958年，农村集镇私营商铺合作合营的政策，黄景新将自己享有的房屋份额（建筑面积92.64平方米）入股供销社；1993年8月13日，吕田供销社将黄景新入股份额的房屋办理了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业权人为吕田供销社，基底面积41.28平方米，建筑面积92.64平方米，另外的98.36平方米产权至今未换发房产证；综上，第三人请求撤销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依据不足，不予受理。
2010年2月11日，从化国土局作出《关于黄某某信访问题的复函》，载明：……1958年，按农村集镇私营商铺合作合营的政策，黄景新将自己享有的房屋份额（建筑面积92.64平方米）入股供销社，没入股部分建筑面积98.36平方米产权人至今未换发房产证，继承人办证时须持有以下资料：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建筑契纸和土地房屋上盖草纸，从化市吕田供销社证明、公证部门提供的继承权公证书等。
2010年11月1日，第三人就涉案房产向从化国土局申请办理换证。
2011年1月4日，从化国土局向吕田供销社发函，告知收到第三人换证申请，请吕田供销社联系另一半产权人商讨解决产权问题。
2011年1月19日，吕田供销社回复称：1956年黄景新作为吕田镇新一街39号房屋所有权人将房屋全间折价300元入社，吕田供销社安排黄景新参加工作享受干部待遇等，并给其遗孀原告生活困难补助；70年代国家有过关于解决产权遗留问题的政策，但黄景仰家属至2007年未主张赎买，已超过20年的法律时效；并认为根据2009年12月24日对原告的调查，黄景新、黄景仰分家时将海螺村的祖屋归黄景仰所有，另外黄景新补现金900元给黄景仰建屋，吕田镇新一街39号归黄景新所有。诉讼中，第三人不认可上述意见，并认为黄景新、黄景仰是堂兄弟，关于39号房屋是合作建房所以为共同产权人，而海螺村的祖屋原本就是黄景仰的祖屋。
2011年8月15日，第三人向从化国土局递交材料申请对新一街39号进行产权登记。
2011年10月11日，从化国土局对第三人作出答复，载明：吕田供销社已于1993年8月13日对新一街39号前堂进行产权登记，从化国土局分别于2009年12月31日、2010年2月11日告知第三人可对未入股部分产权申请登记。
2012年1月19日，第三人申请对新一街39号未入股部分进行产权登记。
2012年2月20日，广东省从化市公证处出具（2012）粤广从化第146号公证书，查明：黄景仰、邓英遗留的财产从化市吕田镇新一街39号后堂，占二分之一，由黄某某一人继承（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权）。诉讼中，第三人主张黄景新、黄景仰对新一街39号是共同共有，而前堂临街可以用作经营，后堂只能居住，所以其认为划分时应该前堂、后堂都各占一半，所以公证时只公证了后堂的一半。
2012年3月24日，信息时报刊登遗失声明：黄景仰、黄景新遗失从化县吕田区吕田墟新街第109号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建筑契纸，现声明作废。诉讼中，原告认为该声明不属实，因当时黄景新、黄景仰均已去世，且该建筑契纸原件没有遗失，在原告处保管。同日，从化国土局作出从房遗字（2012）23号通告，载明：第三人声明遗失相关建筑契纸，有异议者请在通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从化国土局提出申请，逾期从化国土局将依据申请补发，并注销原建筑契纸。
2012年5月16日，第三人领取了粤房地权证从字××号房地产权证书，登记字号为从统字51673号，房屋坐落为吕田镇新一街39号后堂，建筑面积82.35平方米。
诉讼中，原告称因2015年第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的亲属搬出新一街39号后堂的房屋，原告方知道该房产已被登记在第三人名下。
2015年10月17日，吕田供销社出具证明两份，主要内容：根据2001年5月11日吕田供销社签订的《划定房屋所有权属证明书》记载，吕田镇新一街39号后堂的所有权是吕田供销社返还给黄景新的配偶原告所有，原告自1990年起一直居住在该处。诉讼中，原告主张该房产是原告的唯一住房。
2015年11月13日，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吕田供销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原告与黄景新是夫妻关系。
诉讼中，两被告陈述因从化国规局的机构人员编制等方案未出台，所以不清楚两被告的关系及职责划分。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涉案登记行为为2012年5月6日作出，原告主张其于2015年才知道新一街39号后堂的房产登记行为，两被告亦无证据否定该主张，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2年的期限。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1956年前后的公私合营时期，黄景新入股吕田供销社时，是对新一街39号的全部产权入股还是仅就其自身的份额入股，原告和吕田供销社主张为全部产权入股，两被告及第三人主张仅有黄景新的份额入股。对此，根据各方陈述，自1956年前后黄景新入股吕田供销社后，新一街39号的全部房产就一直由吕田供销社经营管理，黄景仰本人当时在家乡务农。客观事实表明吕田供销社1956年开始是接管了新一街39号的全部产权，而非只接管了属于黄景新的部分，且未有证据表明黄景仰本人对涉案房产的入股问题提出过异议。1990年原告开始居住在新一街39号后堂，1993年吕田供销社对新一街39号前堂产权登记，2001年吕田供销社与原告划定权属。因此，新一街39号的实际使用情形表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由吕田供销社和原告管理使用，黄景仰及其亲属并未提出反对意见，直至2007年第三人开始对新一街39号的情况有所了解，2009年第三人提起诉讼。因此本案两被告与第三人认为黄景新无权将属于黄景仰的产权部分入股吕田供销社，该主张并非是对历史事实的认定，而是对合法与否的评价，而该事实的发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政策原因，其合法性并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从化国土局作出的涉案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第一、《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共有房屋，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共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可以由相关的共有人申请，但因共有性质或者共有人份额变更申请房屋登记的，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申请。”从化国土局对新一街39号后堂登记的基本依据是1955年12月14日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建筑契纸等材料，而黄景新、黄景仰是新一街39号的共有人，从化国土局仅根据黄景仰的继承人的申请而作出登记，违反上述规定。第二、根据第三人提交的《公证书》，载明第三人对新一街39号后堂的二分之一有继承权，从化国土局对于另外一半进行登记没有依据。第三、第三人申请登记期间，从化国土局亦向吕田供销社发函了解情况，从化国土局应知晓该房产权属尚有争议，被告对有争议的房产进行确权并登记，未通知原告，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从化国土局于2012年5月16日对新一街39号后堂的产权登记行为，依据不足、程序不当，原告请求撤销该登记行为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判决：一、撤销原从化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5月16日颁发的粤房地权证从字××号房地产权证。二、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国规委、被告从化国规局负担。
上诉人黄某某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黄景新和黄景仰原是涉案房产新一街39号共同产权人，1956年公私合营时，黄景新是以其对涉案房产份额入股吕田供销社，而不是全部房产入股，其无权处分黄景仰的房产份额，且黄景仰未从中获得任何收益。涉案房产前堂后堂商业价值有较大差异，应对半平分才合理。现鉴于涉案房产前堂已登记在吕田供销社名下，涉案房产后堂就应归黄景仰所有，黄某某系黄景仰之子，根据公证文件享有财产继续权。吕田供销向黄景新遗孀谢某某作出的1987年《关于黄景新同志遗属住房问题座谈纪要》、2011年签订《划定房屋所有权属证明书》等有关涉案房产后堂处理的行为对上诉人无约束力。从化区国规局粤房地权证从字第××号房地权证登记行为正确，符合法律规定。请求：1.撤销（2016）粤7101行初86号行政判决书。2.驳回被上诉人谢某某诉要求撤销从化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的从字第××号房地权证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谢某某承担。
被上诉人谢某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予以原判。
被上诉人广州市国规委和从化区国规局辩称，从化区国规局经过查明涉案房产新一街39号的具体历史事实后，向黄某某颁发的房地权证从字××号房地产权证书，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撤销错误。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黄某某、谢某某在二审庭询过程中，均承认黄景新、黄景仰对涉案房产新一街39号未曾出具有关析产划分书面材料。
本院认为，《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从化区国规局、广州市国规委作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具有对城市房屋权属进行登记、制作并向房屋他项权利人颁发房屋他项权证书的职责。
《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的申请人申请转移房屋登记，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转移证明。并且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其中包括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本案中，从化区国规局向黄某某颁发涉案房产新一街39号后堂的房地产权证前，曾就涉案房产权属情况向吕田供销社、谢某某进行多次调查了解，应已知悉涉案房产权属历史由来及目前使用情况。涉案房产原为黄景新、黄景仰共同共有，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黄景新以涉案房产入股吕田供销社，就一直由吕田供销社管理使用。1993年吕田供销社对涉案房产新一街39号后前堂办理产权登记，并同意涉案房产后堂由黄景新遗孀谢某某永久居住。自1990年起至今，谢某某一直居住在涉案房产后堂。自2009年起，黄某某就涉案房产共有权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主张权利。从化国规局在明知涉案房产后堂一直由共有权人黄景新遗孀谢某某居住使用情况下，迳自向黄某某颁发涉案房产后堂房地产权证，未履行认真、细致的审查义务，原审判决予以撤销，并无不当。黄某某认为涉案房产原由黄景新和黄景仰共同共有，1956年黄景新是以自己涉案房产份额入股供销社，鉴于涉案房产前堂已登记在吕田供销社名下，故涉案房产后堂就应归黄景仰所有的理由。经查，因黄景新在1956年以房产入股吕田供销社系历史事实，黄景新与黄景仰未曾就涉案房产析产达成共识并形成书面文件，且涉案房产后堂自1990年后一直由谢某某实际居住使用，故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诉请，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某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立志
审 判 员 杨 芳
代理审判员 金 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陈土飞
张禄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