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沪刑终112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中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某某。
诉讼代表人张某某，连云港中海公司总经理。
辩护人刘宪权、吴允锋，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郑亚，男
辩护人张绪飞，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何某某，男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原审被告人郑亚、何某某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二○一六年七月八日作出（2015）沪铁中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2016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诉讼代表人、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期间，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9年下半年至2013年间，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与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多式联运公司）签订连云港至阿拉山口、连云港至霍尔果斯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由中铁多式联运公司代理，并通过该公司与上海铁路局确立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国家铁路部门规定对出口集装箱货物收取的运费高于过境集装箱货物的运费，在合同签订、履行期间，连云港中海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自行或者先后约定由青岛连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以下简称连横公司）、上海盛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伦公司）、连云港捷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海公司）（均另案处理）伪造提货单、运单，并以连云港中海公司的名义，以“出口套过境”的方式通过铁路部门发送集装箱共计8,742个（2011年至2013年6月），从中骗逃铁路运费共计2,200余万元。其中：
1、2009年下半年，经时任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总经理朱某某（另案处理）决定，由时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被告人郑亚分管指挥，被告人何某某负责的多式联运部开始具体组织实施“出口套过境”业务，并授意多式联运部员工采取贴纸条复印等方法制作假提货单、运单，从中骗逃铁路运费。
2010年3月，经朱某某决定，郑亚组织指挥，何某某具体负责，连云港中海公司与连横公司签订连云港至阿拉山口集装箱班列代理发运协议，由连云港中海公司在铁路部门办理运输手续，代缴运费，并约定由连横公司连云港分公司负责单证操作。同年6月至9月，连横公司组织员工到连云港中海公司学习“出口套过境”的单证伪造方法；同年9月，连云港中海公司安排本单位多式联运部员工至连横公司帮助伪造相关单证。连云港中海公司在明知连横公司所提供的单证系伪造的情况下，仍以本公司的名义实施“出口套过境”业务，每箱收取代理费400元或600元。期间，郑亚升任公司副总经理，朱某某于2012年2月离职，由郑亚、何某某继续组织实施上述行为。2012年下半年，连云港中海公司在未与盛伦公司（已收购连横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的情况下，仍采用与连横公司相同的方法继续与盛伦公司共同实施“出口套过境”业务，骗逃铁路运费。2013年4、5月，连云港中海公司因与盛伦公司终止“合作”，遂决定直接以本公司名义替原应由盛伦公司代发的连云港亚铁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铁路部门发送集装箱，继续实施“出口套过境”业务，骗逃铁路运费。
2、2011年8月，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与捷海公司签订连云港至阿拉山口集装箱班列代理发运协议，约定由捷海公司伪造提货单、运单，并以连云港中海公司的名义发运集装箱货物，实施“出口套过境”行为，骗逃铁路运费，且每箱收取代理费400元或600元。
3、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自行制作假提货单、运单，以“出口套过境”的方式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发送集装箱货物12个，从中骗逃铁路运费。
2014年7月19日、7月28日，被告人郑亚、何某某分别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如实供述自己及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的主要犯罪事实。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相关企业登记资料、人员变动情况说明、相关人员任免职通知；证人张某等21人的证言；涉案的运输代理协议、补充协议、情况说明、工作情况说明、复函、报关单、铁路货票、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操作明细及说明、提货单；被告人郑亚、何某某的供述、户籍资料、报案材料、到案经过等。
原判认为，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自行或伙同其他单位，骗逃铁路运费；被告人郑亚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具体负责组织指挥，被告人何某某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负责实施，采用伪造单证，以出口套过境的方法，骗逃铁路运费共计2,20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被告单位及两被告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被告人郑亚、何某某均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郑亚系主犯，被告人何某某系从犯，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判处被告人郑亚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退缴赃款发还被害单位。
上诉人连云港中海公司及其辩护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原判以此事实认定连云港中海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连云港中海公司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中铁多式联运公司与铁路运输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对“出口套过境”的行为是明知的，不存在受骗事实；2、连云港中海公司“出口套过境”未体现单位意志，本案中存在他人犯罪的情况；3、连云港中海公司仅收取涉案集装箱每箱400至600元的代理费，骗逃的巨额铁路运费亦未归单位所有。综上，上诉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
原审被告人郑亚及其辩护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中铁多式联运公司是本案的运输合同发货人，且对“出口套过境”是明知的，因此连云港中海公司及郑亚不具备合同诈骗的主客观条件；本案系单位犯罪，郑亚只是根据单位意志执行，并不是主犯。故请求本院对其再减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何某某及其辩护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原判认定连云港中海公司及何某某构成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定性及适用法律错误；连云港中海公司与铁路运输部门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何某某在本案中的作用较小，不宜作为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
根据现已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对上诉单位、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评判如下：
（一）连云港中海公司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
经查，（1）连云港中海公司岗位职责、相关人员变动情况说明及郑亚的供述等证实，公司集装箱业务具有一定的操作流程，需经过财商部、多式联运部、箱管部等及分管领导审核签字，才可执行。（2）集装箱发车信息表、连云港中海公司代发操作明细及说明、部分提货单证实，连云港中海公司发送的集装箱通过伪造单证等方法，将出口集装箱套改为过境集装箱，从而偷逃铁路运费。（3）历任连云港中海公司负责人曾某某等4人的证言和相关单证证实，连云港中海公司与连横公司签订的协议系经上级公司青岛中海公司审查报备，董某某作为被告单位的总经理也曾在“出口套过境”的集装箱放箱单上予以签字。连云港中海公司为尽快收回公司欠费，仍继续实施“出口套过境”行为。（4）连云港中海公司工作人员及连横公司工作人员均证实，连横公司操作人员至连云港中海公司多式联运部学习如何伪造单证用于“出口套过境”。（5）中铁多式联运公司上海分公司《复函》、铁路货票及运单证实，承运人由上海铁路局连云港东站盖章确认，发货人则由连云港中海公司盖章确认。中铁多式联运公司仅是铁路班列货源的组织者，没有在发货人栏内加盖公章。
本院认为，（1）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运单是发货人与铁路间缔结的运送契约，双方盖章后即视为签订运输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连云港中海公司在运单上盖上发货人章后交付连云港东站，连云港东站盖上带有日期的发运章，即视为双方签订了运输合同。中铁多式联运公司作为班列货源的组织者，没有在发货人栏加盖公章，因此不是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2）连云港中海公司与连横公司等签订集装箱班列代理发运协议系经上级公司青岛中海公司审核报备属于单位行为。连云港中海公司为了骗逃铁路运费，由多式联运部自行或指导连横公司等伪造单证将出口集装箱改为过境集装箱，并由财商部等相关部门及分管领导审核通过。可见该一系列犯罪行为由被告单位员工分工合作完成，体现了单位的集体意志和行为。连云港中海公司自行制作假提货单、运单直接获得骗逃运费，或者由连横公司等制作假单证，每箱收取400至600元的代理费，上述利益均归单位所有。此外，骗逃铁路运费使得连云港中海公司能够低价竞争、拓展市场，留住客户，获得经济利益，亦体现了利益归属于单位。因此，连云港中海公司骗逃铁路运费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3）连云港中海公司辩称骗逃运费的钱款并非该公司占有，而是让利给货主或支付连横公司等代发费用，故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本院认为，这只是对违法所得的分配，并不影响连云港中海公司犯罪的构成。其他在逃人员及铁路内部人员参与“出口套过境”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亦不能以此影响被告单位的罪责。
（二）原审被告人郑亚、何某某在本案中的作用地位
本院认为，郑亚历任连云港中海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分管多式联运部业务，在单位犯罪前阶段起传达、授意的作用，在后阶段起决策、组织作用，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何某某历任连云港中海公司多式联运部副经理、经理，具体指挥多式联运部工作人员伪造单证骗逃铁路运费等行为，系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三）原判量刑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合同诈骗达二千余万元，原判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等并鉴于其均有自首情节，减轻处罚，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对被告人郑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对被告人何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充分体现刑事政策，量刑适当。
综上，本院确认，原判认定被告单位连云港中海公司、被告人郑亚、何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单位、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肖伟琦
审判员 邱胜冬
审判员 徐文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许晓华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