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滨行初字第0302号
原告舒树国。
委托代理人王金梅，中石化天津分公司热电部员工，系原告之妻。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港东六道。
负责人崔永红，所长。
委托代理人王洪保，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法制办主任
第三人王海龙。
原告舒树国不服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以下简称古林派出所）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5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17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2日向被告古林派出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王海龙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原告舒树国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金梅，被告古林派出所的负责人崔永红及委托代理人王洪保，第三人王海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舒树国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舒树国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歪曲事实。被告在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称：原告舒树国与案外人王海龙2013年11月8日8时10分许，因琐事双方发生矛盾，与事实相违背。事实是：2013年11月8日8时10分许，原告在乘坐单位的班车上听广播，无故遭到第三人王海龙一记重拳，打在我太阳穴及脸颊部位上，把原告的眼镜框右腿打断，在遭到突发的暴力袭击后，原告一下懵了，在正准备把损坏的眼镜和身上斜挎的皮包放到对面的座位上时，王海龙紧接着猛地朝原告扑过来，班车在向前行进中，而且王海龙是从车后往前扑，由于力与力相互借用，并且原告患有精神疾患抑郁症，还没来得及进行任何抵抗，就被王海龙扑倒在狭窄的班车走道上，紧接着王海龙用手掐原告的脖子几接近窒息。因此原告受到的是突发的暴力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二、被告违反了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剥夺了原告的陈述权、申辩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剥夺了原告被告知的权利。被告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46号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了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三、办案民警张秉强在办案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被告袒护、包庇案外人王海龙，采用证人提供的虚假证言，对王海龙处罚极轻，因此请求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加重处罚案外人王海龙拘留十五天。从案发2013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2日整整25天，办案民警张秉强将原告受到暴力伤害的案例拖着不办，到派出所向办案民警张秉强询问案情，他很不耐烦没好气地说：“还没来得及取旁证呢。”2014年6月距案发已过去七个多月了，原告去派出所询问办案民警张秉强，为什么对原告的案子拖延不办。张秉强说要对我进行精神病鉴定。在此之前原告已经把有关患有抑郁症的病例档案及相关诊断证明从天津市安定医院调出交予民警张秉强，张秉强却说不行。原告是一名抑郁症患者，2013年11月8日，当原告受到暴力伤害后，办案民警张秉强独自一人询问，并亲自做原始口供，不符合司法程序，而且还在原告的原始口供上大做文章，为施暴方开脱罪责。将施暴方王海龙用双手掐原告脖子几近窒息这一重点内容在原始笔录中删掉不予体现，而原告受到暴力伤害后，抑郁症病情加重，神智、思维、情绪都受到了很大影响，稀里糊涂就在原始口供上签了字，原始笔录与原告所叙述的口供不一致。办案民警张秉强收集虚假证据，为施暴人串供提供时间，在证据收集上，明知证人证言有瑕疵，证人赵一×提供虚假证言，施暴人王海龙与赵一×的口供互相矛盾，办案民警张秉强却不查证，不符合实际的证词，使原告受到了更大的伤害。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证人张××就不存在，作为法律文书其内容应真实、用词准确、严谨是最起码的标准和要求，从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至今已有六个月的时间，公安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对伪造证人（张磊）这一事实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七）项规定，治安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二日内将决定书复印件送达被侵害人。无法送达的应当注明，被告在对案外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至今仍不将决定书复印件送达原告，其目的就是为案外人王海龙遮掩，为此被告应承担法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四条，鉴定费用由公安机关承担，原告被暴力伤害的鉴定费260元为何让原告承担，被告对原告的这一行为应视为恶意欺诈，要求被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倍赔偿原告。原告患有精神疾患（抑郁症）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一直靠药物治疗维持，原告受到突发的暴力伤害后，由于不明原因的被激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原告的行为是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候的“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应不追究任何责任。针对这一问题，原告曾向办案民警张秉强提出。在距案发已过七个多月之久，办案民警叫原告做精神病鉴定，而原告到安定医院询问，安定医院说必须由需要做鉴定方出具证明信。原告找到办案民警张秉强说明情况，而被告方又不答应出具相关要求鉴定的证明信。因此其责任和后果都应由被告承担。从2013年11月8日案发，被告受理案件至今已整整两年，原告因为被告在处理案件上不公开、不公正，以及以上所述的种种行为致使被告的精神疾病雪上加霜，心理及情感遭到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摧残，致使家庭不和睦，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两年来由于我受案件刺激的不良影响，导致许多不正常行为，爱人每天生闷气，2014年患上子宫肌瘤和心脏病。为了正义，原告拖着病体四次去国家公安部上访，多次去市公安局上访，为的就是讨还一个公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决被告承担鉴定费用，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00万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出现的张磊这个证人没有。
证据二、2013年7月4日在安定医院办理“门诊特殊病”时的《重点会诊记录》，证明原告有抑郁症。
证据三、2004年12月在安定医院治疗的记录（爱人陪诊）时的病历，证明在2004年我就有抑郁症。
证据四、2005年1月分我在安定医院治疗的档案，证明我有抑郁症。
证据五、2013年3月份我在安定医院治疗的档案，证明原告患有抑郁症。
证据六、2013年7月4日出具重点会诊记录（诊断证明书的诊断依据）。
证据七、安定医院门诊病历记录。
证据八、2013年12月9日至2015年7月3日期间安定医院病程记录。
证据九、安定医院于2013年9月3日出具的抑郁症诊断证明书。
证据十、2013年7月4日安定医院门诊病历记录。
证据十一、2014年11月11日安定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内容是抑郁症发作。
证据十二、2014年7月7日安定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内容是抑郁症发作。
证据十三、原山西运城市脑病眩晕失眠精神中心治病购药的汇款收据，时间是2015年7月30日。
上述证据证明因为被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对原告的摧残。
被告古林派出所辩称，2013年11月08日8时10分许，舒树国与王海龙乘坐单位班车行至滨海新区海景大道油建路口附近，因琐事双方发生矛盾，后舒树国对王海龙进行殴打。舒树国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予处罚。为此，2015年5月13日，古林派出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舒树国作出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舒树国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首先，被告认为此案舒树国殴打他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给予其的处罚是合法、正确、适当的。其次，因收鉴定费主体不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所以古林派出所不是适格被告，也超过法定时效。再次，由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作为此案件的执法主体，行使国家法律赋予的行政管理权，没有对原告造成任何伤害，所以古林派出所不对原告精神损失承担赔偿义务。综上所述，古林派出所对原告做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合法，法律适用正确，现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行政案件受案告知书》，证实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案件受理程序及时、正当、合法。
证据二、《传唤审批表》、《传唤证》、《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实被告依法定程序进行了传唤，履行了通知程序。
证据三、《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实被告依法定程序对办理该案件的期限进行了延长，延长30天，2013年11月8日受案，从2013年12月8日再延长三十天。
证据四、《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实被告依法定程序履行被处罚人和被侵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义务，告知违法嫌疑人、证人享有的权利义务，在做出行政处罚前将处罚相关事项对原告进行了告知并充分听取了原告的申辩意见。
证据五、《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证实被告依法处罚并告知。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被告对违法行为人舒树国的《询问笔录》3份，证实2013年11月8日上午8时10分左右，在单位班车往油田方向将要行驶至油建路口附近时，王海龙因舒树国播放器声音大小问题与舒树国发生争执，继而被王海龙打伤。
证据二、被告对受害人王海龙的《询问笔录》3份，证实2013年11月8日上午8时10分左右，王海龙因嫌单位同事舒树国将收音机声音开的大，与舒树国发生矛盾，后两人打架，整个过程中王海龙将舒树国脖子挠破，舒树国用手将王海龙脖子、下巴、嘴角挠破。
证据三、被告对证人赵一×的《询问笔录》2份，证实2013年11月8日上午8时10分左右，在去滨海房屋交易中心的班车上，王海龙与舒树国发生矛盾，继而两个人互相揪着衣服撕扯着倒地。
证据四、被告对证人刘××的《询问笔录》2份，证实2013年11月8日上午8时10分左右，在去滨海房屋交易中心的班车上，王海龙因为舒树国听数码功放机声音很大影响自己，与舒树国撕扯着滚在地上，在撕扯中两人相互用手抓住对方的脖领，在两人分开后，舒树国用拳头打了王海龙后背两三下。
证据五、被告对证人赵二×的《询问笔录》2份，证实2013年11月8日早晨8点多钟，单位班车从大港海景大道往油田行驶至油建路口附近时，在班车上，因舒树国收音机的声音放得比较大，影响王海龙和赵一×说话，王海龙让其将声音放小，舒树国不听，两人发生争执，后两人搂在一起倒在地上，舒树国在下，王海龙在上，舒树国往上推王海龙，刘××在王海龙身后拉王海龙衣服，两人僵持二、三分钟被分开。在王海龙下班车时，舒树国用拳头打了王海龙后背两下。
证据六、王海龙受伤部位照片、医院诊断证明书、门诊病历记录，证实王海龙在2013年11月8日受伤的情况，以及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
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人王海龙述称，同意被告答辩意见。
第三人王海龙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系其患病的病历资料，并非本案行政处罚所要审查的内容，故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程序类证据中其殴打第三人的内容不予认可，对程序类证据四不予认可，对事实类证据中询问笔录的内容不予认可，上述证据均系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舒树国与第三人王海龙系同一单位职工，2013年11月8日8时10分许，王海龙与舒树国在单位班车上，因舒树国收音机音量大小问题发生争执，继而扭打在一起，王海龙将舒树国殴打致伤（已另作处罚），舒树国将王海龙脖颈处抓伤。2015年5月13日，古林派出所以殴打他人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对舒树国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作出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属其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经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2013年11月8日8时许，在原告单位班车上，原告舒树国与第三人王海龙产生争执后扭打在一起，此过程虽系第三人王海龙先动手，但根据原告、第三人及现场他人的询问笔录，结合事后王海龙所拍伤情照片及医院诊断证明，能够证实其颈部皮擦伤系由原告舒树国造成，且在被他人拉开后，原告舒树国有继续用拳击打第三人王海龙的行为。被告依据上述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系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作出的，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告主张未履行处罚告知程序的问题，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认为该笔录系被告伪造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关于原告主张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超过规定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告于2013年11月8日受理案件，2013年12月7日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审批，其办案期限于2014年1月6日届满，被告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确已超过法定期限，属于行政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不予撤销。另外，原告要求被告古林派出所承担其鉴定费用和赔偿其精神损失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5]3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三、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国文
代理审判员 田瑞刚
人民陪审员 张永芝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于玲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