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01民初6203号
原告：王金斗，男，1926年6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芝（王金斗之女），女，1963年5月12日出生。
被告：王世军，男，1956年2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墨琪（王世军之女），女，1988年9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东城区前永康胡同11号一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何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胜，男，1968年3月2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萌，女，1989年7月20日出生。
原告王金斗与被告王世军、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利达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金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芝，被告王世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墨琪、何鹏，被告腾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胜、王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金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王世军与腾利达公司于2004年3月31日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王世军与腾利达公司于2006年2月24日签订的《×××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无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王金斗与王世军系父子关系。位于本市东城区×××号房屋2间原系王金斗承租的公房。2004年，该房屋所在地区进行拆迁，当时被拆迁房屋中只有王世军一人的户口，王世军为了多要房，要求原告选择回迁安置，最后腾利达公司安置王世军两居室一套，安置王金斗一居室一套。2006年回迁后，王金斗搬入安置的一居室即本市东城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居住至今。王世军将安置的两居室出租，后王世军将两居室出售并搬入涉诉房屋中居住。2017年7月，王世军的女儿将王世军接走，王世军弃王金斗不管，亦不尽赡养义务。2017年11月，王金斗的子女因王金斗的赡养问题发生争议，王金斗才得知拆迁时王世军私自与腾利达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DHX-0311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合同编号为DHX-0311A的《×××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将安置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都登记在王世军名下。因拆迁过程中的全部事宜均系王世军代为办理，王金斗对上述情况并不知情。王金斗认为，虽然王金斗曾委托王世军办理拆迁事宜，但未同意王世军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王金斗的安置房。王世军未经王金斗授权，擅自变更回迁安置房屋的购买人，侵犯了王金斗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王世军辩称：1、二被告之间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王金斗承租被拆迁的公房与王世军购买涉诉房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王金斗的三个子女均作为购房人购买了房屋。如果王金斗认为二被告之间签订的关于购买涉诉房屋的购房合同侵害了王金斗的合法权益，那么王金斗的其他子女购买的房屋也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均应属于无效合同。2、王世军并非不愿意承担赡养义务。自拆迁后至2017年，王世军一直照顾王金斗生活。后由于王世军身患疾病，需经常去医院诊疗，王金斗也认为王世军应当由其子女照顾，故王世军于2017年7、8月份搬出涉诉房屋。现王世军愿意履行对王金斗的赡养义务，在生活上和经济上照顾王金斗。如果王金斗对在涉诉房屋中居住有顾虑，王世军愿意保证王金斗在涉诉房屋中的居住权利。综上，被告王世军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腾利达公司辩称：1、腾利达公司是基于王金斗本人的授权委托书办理的本市东城区×××号房屋的拆迁安置，王金斗对所有的拆迁安置情况应当是知情的。2、王金斗起诉要求确认无效的两份合同已经在2006年履行完毕，至今已经有12年，在此期间原告并没有提出异议。腾利达公司认为王金斗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被告腾利达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金斗与王世军系父子关系。腾利达公司原名称为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2016年12月30日变更为现名称。
王金斗原承租本市东城区×××号房屋。2004年，腾利达公司在该区域进行危旧房改造。2004年1月31日，王金斗给王世军出具《委托书》，委托事项为，本人王金斗居住在×××号，由于本人身体不好，特委托之子王世军办理一切拆迁事宜，如发生纠纷由本人负责，与拆迁办无关。王金斗在委托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王世军在被委托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
2004年3月31日，腾利达公司（甲方）与王世军（乙方）签订合同编号为DHX-0311A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在×××危改区(原住房地址×××)有正式住房__间，使用面积3.44平方米，建筑面积4.58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2人，安置人口2人，分别是户主王金斗、妻苏金翠。乙方选择回迁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产权按经济适用房产权管理。乙方购买的安置住房为×××施工号住房，具体门牌以公安部门确定为准。安置住房建筑面积35.8平方米，合同约定建筑面积与经实际测绘的产权登记建筑面积有差异的，以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准。双方同意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为71900元。乙方一次性付清全部房价款，应付71900元。甲方交付安置住房的日期为2005年12月9日。乙方回购的安置住房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应按房改成本价1560元/每建筑平方米的2%交纳公共维修基金。合同未尽事宜，双方经协商后可另行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合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2004年6月15日，腾利达公司出具付款人为王世军的购房款发票。2006年2月24日，腾利达公司（甲方）与王世军（乙方）签订《×××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根据甲、乙双方所签订的《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第二条中有关安置住房为×××号（施工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为×××号。经测绘，乙方安置住房的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36.31平方米，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其增加的建筑面积0.51平方米的房价款2400元，乙方应交纳公共维修基金1133元。2006年2月24日，腾利达公司出具付款人为王世军的补充合同房款、公共维修基金发票。2006年，王金斗入住涉诉房屋。2006年8月5日，王世军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证。
庭审中，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无效的依据，原告称，因拆迁的是原告承租的房屋，拆迁安置的是原告及其家人。拆迁后腾利达公司给原告及其家人安置了四套房屋，涉诉房屋是安置原告及其配偶苏金翠的，但王世军签订合同并将涉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二被告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王世军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腾利达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属于侵占、欺诈行为。
关于腾利达公司与王世军签订合同的原因，腾利达公司称，因安置房屋涉及继承等问题，如果家庭内部同意将安置房屋的购房人变更为承租人以外的人，腾利达公司是允许的，但需要购房人与承租人有亲属关系且向腾利达公司提供委托书。这种情况在×××危改拆迁时很普遍。因王世军提供了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故腾利达公司与王世军签订了上述两份合同。原告的其他子女购买安置房屋都是委托王世军谈安置方案，但购房合同是各个购房人自己签订的。如果原告有异议，当时就会提出，原告一家为整体签合同，整体搬迁。王世军称，签订合同时，王世军及原告的其他子女召开家庭会议，商量困难补助的分配方案，后达成一致意见，王世军分得困难补助4万多元，原告的其他子女各分得困难补助5万多元。当时家庭成员协商谁支付购房款谁购买房屋，但需要保证原告及苏金翠的居住，因原告的其他子女不愿出资购买，最后由王世军出资购买涉诉房屋并让原告一直居住。被拆迁的×××号房屋共安置了四套房屋，其中王世军购买了两套房屋，原告之女王秀芝购买了一套房屋，原告之子王世生购买了一套房屋。原告称，原告承租的本市东城区×××号房屋拆迁共安置了四套房屋，拆迁时未召开家庭会议，涉诉房屋的安置人为原告及苏金翠，原告并未同意将涉诉房屋的购房人改为王世军。关于腾利达公司在拆迁过程中是否询问原告的意见，腾利达公司称，拆迁工作由拆迁公司进行，腾利达公司要求委托书必须本人在场签订，原告是否在场因时间太长腾利达公司不清楚。关于涉诉房屋的购房款支付情况，王金斗称其没有支付过购房款，但认为拆迁时的困难补助费用足够折抵房款。王世军称涉诉房屋的购房款均为王世军支付。腾利达公司称，涉诉房屋的购房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困难补助费用折抵的，另一部分是王世军支付。关于王金斗是否询问过涉诉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原告称，因王金斗一直以为涉诉房屋是王金斗自己的，王金斗没有问过涉诉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2017年11月，因赡养王金斗的问题发生争议，王金斗才知道涉诉房屋写在王世军名下。王世军称，涉诉房屋取得产权证后其曾将产权证给王金斗看过。关于涉诉房屋的居住情况，王金斗称，2006年回迁后王金斗一直在涉诉房屋居住，2008年王世军搬入涉诉房屋居住，2017年王世军搬出涉诉房屋。王世军称，自2006年开始王世军与王金斗一直在涉诉房屋居住。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委托书》，发票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的，合同无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市东城区×××号房屋拆迁时，王金斗为该房屋的承租人。在拆迁过程中，王金斗给王世军出具《委托书》，委托王世军办理拆迁事宜。而王世军依据《委托书》与腾利达公司签订了《×××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购买了涉诉房屋。王世军的行为，侵害了王金斗的合法权利。腾利达公司作为拆迁单位，依据常理分析，其在从事拆迁活动时应首先对被拆迁房屋的拆迁人情况进行审查，而客观上亦应具备相应的审查条件。腾利达公司未与王金斗本人核实，即依据《委托书》与王世军签订《×××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缺乏合理性。有鉴于此，原告要求确认王世军与腾利达公司之间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王世军与被告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于二〇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被告王世军与被告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于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签订的《×××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无效。
案件受理费799元，由被告王世军、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杨 莹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赵思宇
书 记 员 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