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杨民一（民）初字第882号
原告范玮民，男，196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被告王耀明，男，193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代理人毕剑华，女，195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
委托代理人王智平，男，195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
案外人何淑英曾于2014年11月诉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王耀明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2014年12月15日何淑英去世。2014年12月25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因被告王耀明经常居住地为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XXX弄XXX号XXX室，故将此案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5年1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通知范玮民作为何淑英的继承人参加诉讼，于2015年3月4日、2015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范玮民明确请求权基础为保管合同。2015年4月16日本案裁定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5年5月26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玮民，被告王耀明之委托代理人王智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玮民诉称，其是何淑英唯一继承人。何淑英生前曾将人民币（以下涉及币种，均为人民币）17万余元的资金交由被告保管，这在被告自己的记录中也有所体现。其中，何淑英原购买的理财产品为12万元，因被告擅自决定提前支取理财产品，造成本金1.4万元和利息7000元的损失，故被告没有尽到保管义务，在交接保管钱款时只接收了10.6万元，而且被告在履行保管责任时，也未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如实记录。其次，被告曾电话中自认收到何淑英交给其保管的两笔1万元现金共计2万元。上述损失和现金也应计入何淑英交给被告保管的钱款内。2013年11月6日，被告归还给何淑英12.3万元。故被告尚有钱款8.8万元未能归还。另外，被告为骗取何淑英的钱财，以为其养老送终为由，称墓地便宜动用何淑英钱款为其购买墓穴，但未得到何淑英的委托授权。原告认为，被告趁何淑英在患病治疗期间，主动要求保管钱款，并借口为其代领工资的行为，实际控制了何淑英的全部资金，但在多次交涉中，始终刻意隐瞒收取的具体金额。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归还钱款8.8万元；退回购置墓穴费用6283元。
被告王耀明辩称，原告作为何淑英的唯一儿子，与其母之前十几年不来往，之后原告称其服刑不能照顾何淑英，但基本事实是被告与被告家人在照顾何淑英。2011年2月，由何淑英前夫茅静仁经手，被告开始保管农业银行黄兴路支行的存折，包括之后经手的钱款都由被告书面记录明细，共计收到178，971.28元。被告为支付何淑英医疗费、交通费等共计支出54，575.54元。被告亦是八旬老人，原告采用卑鄙手段进行手机录音，在电话中对被告套话，以此成为其诉讼的证据。被告认为，对何淑英倾注大量心血的是被告而非原告，费用收支有记录为准，退还的12.3万元即是核对收支的结果，现同意归还细微差额1382.63元。至于原告所称的理财产品不是被告购买，退保时扣除本金1.4万元和利息7000元，均是案外人操某，与被告无关。至于购买墓穴，是因何淑英年迈患病，又与前夫离婚，被告应何淑英的要求所购买，且墓穴凭证和发票均已交付原告，不应再退还。被告到上海银行曾为何淑英代领过几次工资，工资交付均有何淑英的签收，被告没有保管过何淑英的户口簿、身份证、图章、工资卡，如果保管过，也在移交时一并交还了。
经审理查明：逝者何淑英与原告之父范鸿生曾于1963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即原告范玮民，1984年两人经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01年何淑英与案外人茅静仁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2009年9月两人经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0年始，何淑英因患XXX疾病，进行手术等治疗。2010年11月，原告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羁押，2011年8月被取保候审6个月。2014年11月11日，经原告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法院判决宣告何淑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4年11月17日，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逸仙二村第一居民委员会证明未发现何淑英另有其他亲属，指定范玮民作为何淑英的监护人。2014年12月，何淑英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王耀明返还相应钱款，范玮民作为法定代理人代理诉讼。2014年12月15日，何淑英去世。
2013年11月6日，被告向何淑英移交钱款123，013.11元，在双方移交凭证中载明“因生病、住院等生活和医疗的需求，何淑英要求黄桂珍、王耀明曾为其保管的钱款全部移交其本人自己保管。何淑英今收到的移交钱款合计人民币123，013.11元，大写（壹拾贰万叁仟零壹拾叁元壹角壹分整）。其中106，000元系2011年1月23日由茆静仁送到新华医院，移交时状态是现金；其中17，013.11元系2011年由黄桂珍或王耀明从何淑英手中直接而来，移交时状态是现金；其中差额人民币无。”在附件列明了移交何淑英存款单汇总表，载明存款单编码为09-XXXXXXXXXXXXXXX和09-XXXXXXXXXXXXXXX。同日，被告还向何淑英移交了浏河墓区的墓穴证（安葬位置5区14排18号）以及由何淑英签收的四张银行利息签收条。
审理中，1、原告提交户名为何淑英的农业银行账号为09-XXXXXXXXXXXXXXX的存折一本，显示2010年12月31日存入106，000元，2011年1月7日现取10万元。提交户名为何淑英的农业银行账号为09-XXXXXXXXXXXXXXX的存折一本，显示2011年1月7日开户，2011年2月12日存入10万元。
经原告申请，本院向农业银行调取10万的收取情况，银行回馈，2011年1月7日，被告王耀明为何淑英在农业银行黄兴路支行提取10万元，同日以何淑英名义，转存二年期2万、3万各一张，一年期2万、3万各一张。原告对银行材料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从一开始就否认由其取款，只是说由他取得现金，且对收到的日期多次说谎，现材料显示10万元由被告取款，且又分4笔转存，但是该4笔存款何时提取，又何时存入无法显示，被告应该对该笔10万元的使用以及收到的情况如实表述。被告亦对上述材料真实性无异议，表示是被告年迈记忆发生偏差，因何淑英在2010年患癌手术需用钱款，才提出钱款分四笔转存，之后又因存定期取款不便，故将4张定期存款改为1笔10万元活期。
2、被告提交其所制作的收款记录和付款记录，以及相应的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单据，证明其累计收到钱款178，971.28元，为何淑英支出费用54，575.54元，故应返还124，395.74元，现已返还123，013.11元，同意返还差额1382.63元。
对此，原告质证认为钱款178，971.28元无异议，但记录均是被告单方制作，在2013年11月6日交接钱款时也没出示过，当时只是口头说曾发生过医疗费支出，移交的12.3万元是根据两本存折的余额退还的，不是对账的结果，现在的收款总数是倒推凑出的数字。认为付款记录没有何淑英的签字，故不予认可。对于所附的发票、字据等，除了2011年4月9日《交给何淑英款收单》内容“2010年10月28日1000元2010年11月10日3000元2011年3月10日3000元”有何淑英的签字外，其余均没有何淑英的签字授权，不能确认。被告认为付款记录中的钱款应该是何淑英把钱交给被告去支付的。至于有何淑英签名的2011年4月9日的收款单，被告也不予认可，认为内容显示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且是白条，又与被告陈述代领工资后当场交付签收的情况不符。
3、经原告申请，本院向何淑英上海银行养老金账户XXXXXXXXXXXXXXX调取2009年9月1日至2012年6月13日交易记录和取款凭证，经银行反馈该账户历史明细并附有个人取款凭条，即2009年10月4日1000元、2009年10月10日2000元、2009年11月30日1500元、2009年12月16日1600元、2010年1月18日1500元、2010年3月10日5200元、2010年4月20日1700元、2010年8月19日6700元、2010年9月20日1700元、2010年11月10日3000元、2011年1月15日3000元、2011年2月10日5700元、2011年6月13日9500元、2011年8月21日4799.26元、2012年2月10日2670元、2012年6月13日2105.61元。在上述取款凭条中客户签名一栏均是“何淑英”，但非同一人字迹。另外，根据银行明细显示2012年1月10日发生取款9700元，但附件取款凭条未提供。
原告对此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取款凭条中签字经过原告核对，即不像何淑英字迹，也不是被告字迹，认为有蹊跷，应该由被告说清楚具体保管钱款金额以及合理使用证据；且被告陈述其领工资时都是他签字，回去后再由何淑英签收，现取款凭条上没有“王耀明”的名字，说明被告陈述与证据显示不符，被告到底提取多少钱款，有待进一步查实。
被告表示2011年2月10日的5700元，2011年1月15日的3000元，2010年11月10日的3000元，明确是被告领取。其中，2011年2月10日领取的5700元在被告所列表的总金额17万余元的收款记录中最后一项已经记录在内；而2010年11月10日的3000元，在2011年4月9日由何淑英签收。上述三笔款项外，2009年11月30日的1500元和2009年12月16日的1600元，2笔钱字迹不像被告所签，但是根据被告自己所做的记录中显示“12月16日、17日茅师傅代取1500元、1600元，2次计3100元”，不论是被告领取还是茅师傅领取，该款都用于2009年何淑英的住院费用开支。另外，2010年1月18日的1500元，不能明确回忆是否被告领取；其余均不是被告领取。
4、关于原告主张的理财产品损失和额外由何淑英交给被告的2笔1万元，原告举证录音材料，在2013年11月2日录音中，“……原告范玮民（以下简称范）：我娘讲，她这个钱放在茅师傅那里可以拿（每年）7%的利息，她是不愿意拿出来的，因为你要求把这个钱拿出来，是你去拿出来的。我娘把这钱做了个理财产品，（提前）取回是要扣钱的，对吗？被告王耀明（以下简称王）：我插一句告诉你听，你娘搞的这个活动的钱，不是国家单位组织的，私人搞的活动利息是蛮高的，但是要20年的时间才可以取回，你娘寿命可以活到20年吗？范：她说5年的。王：20年，20年再好拿出来。所以为啥利息这么高呢，因为年数多。当时你娘XXX疾病开刀时需要用钱，再说钱放在他（茅师傅）那里，啥时候拿得出来拿不出来也不晓得。他们后来是茅师傅、郭师傅（何淑英再婚夫媒人）一道跟这个单位联系的，这个单位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前面2年拿过它利息，取回时要利息扣掉，提早拿了违约了，扣掉钱后再还给我们，是这样一件事。范：那这时候是10万吗？王：不到10万的，利息是7000元一年的。范：对的，是说7000元一年。王：她拿了2年，第三年已经到期了，没有去拿，前面扣掉二年14000元，多余下来的钞票，晓得吗？现在你理解了吗？范：我有点清爽。王：你娘生病要用钱啊，我讲到底你们那个制度要紧，还是性命要紧啊？她没有钞票，不好做手术，不好做化疗的，发扬人道主义，慢慢交要还给她的。范：这个钱是你提出叫他去拿出来的是吗？王：是我提出来的。……”在2013年11月6日的录音中，“……被告媳妇毕建华（以下简称毕）：还有2个1万元是去年给你的？被告王耀明（以下简称王）：已经算了这个12ＸＸ面了。毕：没有算，我分两笔，茅师傅给你的是十万零六千元，是现金，还有其他……王：6万多元要么？毕：（嬢嬢）给你的1万、1万是什么钞票啊？也是现金咯？王：不是，不是。被告之子王智平（以下简称平）：1万是给阿拉爷的，阿拉爷没有用它，拿它存在银行里去了，这是1万；还有1万大概是利息拿出来的。王：11万，她给我1万我没有拿它，又存银行。……”对此，被告认为原告是非法录音，被告是八旬老人，对钱款明细无法清晰回忆，理财产品和红利均是听何淑英、茅静仁、郭阿姨陈述的，购买和退保均是她们操某，与被告无关。所谓的2笔1万元，是被告将收到的何淑英谢礼1万元、合并何淑英银行存款到期的1万元，均于2012年8月27日存入何淑英农业银行09-XXXXXXXXXXXXXXX账户，即包括在之后返还的12.3万内，此两笔1万元在被告制作的收款记录中也有体现。
另查，原告曾因何淑英与被告之妻黄桂珍之间就上海市国权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赠与纠纷起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宝山法院作出（2014）宝民三（民）初字第17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赠与有效，驳回原告诉请。本案中，原告表示何淑英生前说过，被告不返还宝山争议的房屋就不落葬，故目前何淑英的骨灰仍安置在上述房屋内。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之母何淑英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以及如果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保管的起始时间、保管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本案中，何淑英与被告并未订立书面保管合同，且何淑英起诉时已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故无法从书面或何淑英的意思表示中确定事实原始情况。鉴于保管合同为非要式、实践合同，故综合被告自认从案外人茅静仁处得到10.6万元的存款，并陆续收到过钱款的陈述，且在2013年11月6日交还存折的客观事实，可以认定何淑英与被告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根据法院查明的银行2011年1月存取10万元情况以及被告认可从茅静仁处取得10.6万元的情况，可推断得出此时间节点为被告保管何淑英钱款的时间。现被告自认共计收到何淑英钱款17万余元，本院对此可以确认系被告保管的钱款。至于原告提出的理财产品损失亦是被告保管失责的主张，因录音仅系单一孤证，且被告在录音中也表示理财产品不是由其处理，现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购买理财产品以及退保是属于被告保管责任；且即使该理财产品属于保管内容，也没有关于何淑英交付保管物是有偿保管的证明，在无偿保管的情况下，被告因给何淑英治病要求提款也不构成重大过失，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17万余元之外还有何淑英的额外交付的2笔1万元，鉴于被告之辩称有存折明细印证入账，虽不能证明该2笔1万元与原告主张的钱款系同一指向，但原告作为主张一方，理应对额外交付负有举证责任，因此节原告仅提供录音，而录音中也没有被告明确认可的陈述，故此节本院难以采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领取何淑英工资的内容，被告在审理中也承认部分由其领取，但其认为仅是代领工资，而不是保管。根据查明的事实，何淑英与被告之间并非单一合同关系，双方还有生活帮扶等情况存在，被告亦承认曾为何淑英领取过几次工资，可以推断其曾获得过何淑英的证件等以便于工资领取，现银行回单签收中从未出现被告的签名，且签字不一，而何淑英已经过世，被告对于在其控制何淑英证件期间由何淑英取得工资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不能证明每次代领工资后的证件归还情况，不能排除何淑英证件在被告掌控时由其委托他人代领，从现有证据分析应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解释，如被告有确切证据证明何淑英取得工资或为何淑英已支出了费用，可另行主张。综上，原、被告对被告认可的累计17万余元的保管内容无异议，该部分本院可以认定，被告自认尚有1382.63元差额应予返还；被告未能对代领工资部分举证排除己方责任，本院推定由其领取工资，应予返还，已计入收款记录的5700元和由何淑英签收的3000元予以剔除；原告主张理财损失、2笔1万元的额外交付，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费用支出，被告提供了为何淑英治病生活的发票、收据以及购买墓穴的证明等，原告认为无何淑英的授权签字不予认可，但何淑英除工资外并无其他收入来源，而其生活、就医等都需要钱款支出，若非被告从保管款中开支，原告应对由何淑英另外交给被告钱款用作开支进行举证，否则本院难以认定被告作为保管人为寄存人的使用目的开支钱款属于重大过失。另外，何淑英在2013年11月交接钱款存折、墓穴证时尚未被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其要求返还而被告亦已交付，应认为双方就保管合同终止达成一致，现原告要求返还墓穴费用，本院难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七十二条、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耀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范玮民钱款及何淑英工资共计人民币56，057.5元；
二、原告范玮民其余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57.08元，由原告范玮民负担人民币955.64元，被告王耀明负担人民币1201.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萍
代理审判员 许 颢
人民陪审员 王 丽 玉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祝杨盈沈佳丽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七十二条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七十四条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七十七条保管期间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