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抚民二终字第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玲，女，汉族，1964年12月24日出生，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合伙人，住黎川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琼莲，女，汉族，1965年1月17日出生，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合伙人，住黎川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黎梅，女，汉族，1976年12月19日出生，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合伙人，住黎川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卫华，男，汉族，1966年11月7日出生，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合伙人，住黎川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健，女，汉族，1973年6月13日出生，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合伙人，住黎川县。
上诉人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共同委托代理人尹杰，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万龙，男，汉族，1944年2月29日出生，个体，住黎川县。
委托代理人刘易斯，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水富，男，汉族，1969年5月24日出生，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合伙事务执行人，住浙江省遂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水根，男，汉族，1955年1月2日出生，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合伙人，住浙江省遂昌县。
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住所地在黎川县龙安镇龙安村横街，
代表人刘水富，�伙事务执行人。
委托代理人罗猎弟，男，汉族，1960年8月6日出生，住黎川县，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因与被上诉人任万龙、刘水富、叶水根及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黎川县人民法院（2013）黎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玲及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尹杰，被上诉人任万龙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易斯，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的委托代理人罗猎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水富、叶水根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5月10日，原审被告刘水富与原审被告叶水根签订《合伙企业合伙协议书》，共同投资100万元，其中刘水富出资90万元，叶水根出资10万元，申请设立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刘水富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并于当日向黎川县工商局提交《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同年5月15日，黎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核准设立合伙企业原黎川县红卫电站。
2008年8月13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以企业资金不足向原审原告任万龙借款人民币37万元，并由电站事务执行人刘水富出具借条并加盖企业公章。借条上载明借款借期为2年，利息为月利率1.5分，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所有资产担保，并将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土地证、房产证、资产评估证等权属证明交付给原审原告任万龙，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站长郭宗贤作为证明人在借条上签名并注明“借款属实”。借款到期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并未按期还本付息，仅是向原审原告任万龙出具利息欠条。
此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又分4次向原审原告任万龙借款，分别为2009年2月12日借款人民币5万元、2009年3月1日借款13万元、2009年8月12日借款23.6万元、2010年2月12日借款6万元，上述借款均有原黎川县红卫水电站合伙事务执行人刘水富签字和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公章，借条上均载明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所有资产做抵押，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站长郭宗贤作为证明人在借条上签字。
原黎川县红卫电站从未归还过原审原告任万龙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每笔借款到约定的利息还款日，其事务执行人刘水富就将应付利息向原审原告出具利息欠条，并在原借条上注明利息已付清。
2011年2月12日，原审原告任万�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达成《财产抵押担保借款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1、将原审原告任万龙借给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所有借款合计为90.6万元，实际借款以借条为证，借期为2年；2、约定借款利息按年利率18%计算，每半年付一次；3、如到期利息不付，则利息按银行贷款最高利息四倍计算；4、将原黎川县红卫电站所有财产向原审原告任万龙担保抵押。如到期本息未还，由原审原告任万龙及其继承人有权接管黎川县红卫电站的所有财产。该《财产抵押担保借款协议书》中载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是由于建设电站急需资金周转而借款。该借款抵押均无全体合伙人签字同意，借条上载明的用电站财产抵押担保亦未办理抵押登记。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年检报告书中资产负债表中并无上述借款的记录。
2012年7月，原审原告任万龙在得知原�被告刘水富在原黎川县红卫电站股权被其陆续转让后，要求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立即还款付息。
2012年7月16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召开股东会，专门讨论刘水富以电站名义向原审原告任万龙所借款的债务处理情况。在原审被告刘水富未出席该股东会的情况下其他合伙人形成如下决议：原审被告刘水富转让其名下（在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的所有股份38.46%抵给原审原告任万龙，用于抵偿其向原审原告任万龙的借款，原审原告任万龙成为电站新股东，剩余差欠任万龙借款的部分，原审原告任万龙仅向原审被告刘水富追索，与电站无关。事后，原审被告刘水富并未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追认同意。
2012年7月22日，原审原告任万龙儿子任定江与原审被告刘水富签订《黎川县龙安镇红卫电站股权股份转卖�议书》并到黎川县公证处公证。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刘水富将其在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38.46%的股份作价999960元，全部转卖给原告任万龙的儿子任定江。协议签订当日，任定江并未用现金支付该款，而是将被告刘水富所欠原告任万龙的2006年8月13日借款本金280000元及2008年8月13日起至2011年2月12日止五笔借款（2008年8月13日借款37万元的借条、2009年2月12日借款5万元的借条、2009年3月1日借款13万元的借条、2009年8月12日借款23.6万元的借条、2010年2月12日借款6万元的借条）所产生的利息84.448万元共计1124480元进行冲抵。并在该5张借款本金借条上注明2011年2月12日前利息已结清。
原审原告任万龙从2012年7月16日开始，按照原审被告刘水富38.46%的股份参与分配了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从2012年3月份以来的发电收益。
当原审原告任万龙得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已被变更、注销，原合伙人利用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资产重新设立了黎川县红伟电站后，立即向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原股东（即上述自然人被告）主张归还尚欠原审原告的借款本金97.1万元及利息，但未果。原审原告任万龙认为原合伙人将原黎川县红卫电站违法清算注销，故要求上述原审被告立即偿还原审原告借款本金971000元，并支付利息533080元（从2011年2月12日计算至2013年5月13日，按2011年2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6.1%的四倍计算），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原审原告任万龙的申请，对上述原审被告在黎川县红伟电站的收益进行了财产保全。
另查明，2011年3月10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股东会决定，原审被告叶水根将其原持有的原黎川县红卫电站10%股份转让给原审被告刘水富，并约定此10%股份转让前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叶水根负责，转让后的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原审被告刘水富负责。
2011年3月14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投资人及投资所占比例进行了变更，原审被告刘水富出资51.5万元占注册资本51.5%，原审被告黄玲出资11.26万元占注册资本11.26%，原审被告薛琼莲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30%，原审被告胡黎梅出资7.24万元占注册资本7.24%，并进行了工商登记。
2011年4月21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投资人及投资所占比例再次进行了变更，原审被告刘水富出资38.46万元占注册资本38.46%、原审被告王健出资3.8万元占注册资本3.8%、原审被告薛卫华出资9.24万元占注册资本9.24%，黄玲、薛琼莲、胡黎梅出资及所占注册资本比例不变，同时合伙企业名称变更为黎川县洪卫电站。
2011年5月10日，黎川县洪（红）卫电站清算小组对黎川县洪（红）卫电站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并出具了清算报告，并于同日向黎川县工商局提交《合伙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经鉴定，该清算报告中“刘水富”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原审原告任万龙支出鉴定费3000元。在庭审过程，本院依法告知原审原告任万龙是否提起撤销该注销登记的行政诉讼，原审原告任万龙以法律规定合伙企业注销后，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责任为由不提起行政诉讼。
2011年5月11日，黎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办理注销登记。2011年5月11日，刘水富、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签订《黎川县红伟电站合伙协议》，并于同�向黎川县工商管理部门申请设立黎川县红伟电站，黎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当日即准予登记。
原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由事务执行人刘水富多次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原审原告任万龙提出借款，并出具借条并加盖原红卫电站公章，双方形成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应予保护。原审被告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黎川县红伟电站等辩称原黎川县红卫电站运营以来效益良好，电站根本无需借款，即使该借款存在也未用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与电站及股东无关。因为根据股东会决议及（2011）黎证字第273号公证书，原审被告刘水富将其所有的38.46%股份作价99.996抵偿给原审原告任万龙后，剩余借款与电站及股东无关，原审原告任万龙仅向原审被告刘水富个人追偿。原审认为，一、原审被告刘水富作为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事务执行人，其在经营活动中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认定是代表该合伙企业的行为；二、法律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本案中原审被告刘水富并未出席股东会会议更未签字同意该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对外转让其在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财产份额，该行为是无效的；三、法律又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原《黎川县红卫（洪卫）电站合伙协议修正案》的第十四条也约定，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以合伙企业对外承担责任。正因该借款是由原黎川县红卫电站所借且有企业法人签字盖章及电站所有资产做担保，原审原告任万龙才可能在借款未得到按时归还的情况下继续�次借款给原审被告。故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认定原黎川县红卫电站为本案借款的主体。
本案中，原审原告任万龙认为新设立的黎川县红伟电站系以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资产、合伙人员及各合伙人持股比例等一样的情况下设立的，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有法律上的承继关系，虽然原黎川县（洪）红卫电站已经注销，但是对于原电站的债权债务，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应承担归还借款的责任，故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法院认为，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解散，并经过清算程序，且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注销登记，其已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虽然原黎川县（洪)红卫电站清算小组在清算过程中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的清算报告存在瑕疵，有损害�他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原审原告任万龙并未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注销登记，故不影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效力。新设立的黎川县红伟电站系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登记设立的，属于新的民事主体，在法律上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不存在承继关系。故对原审原告任万龙主张由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承担原黎川县红（洪）卫电站的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一条又规定，合伙企业注销后，原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责任。在本案中，原审被告刘水富、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均为普通合伙人，故其应该对该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原审被告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辩称自己受让股份时，均签订了不承担债务的协议。但是法�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原《黎川县洪卫电站合伙协议修正案》中第二十二条也约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原审被告叶水根虽然在2011年3月10日退出合伙企业，但是原审原告任万龙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借款发生在其退伙之前，属于退伙前企业债务。法律规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原审被告叶水根对于退伙前的合伙企业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综上，原审被告刘水富、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叶水根应对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该借贷关系中，原审被告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等对借款总金额97.1万元提出异议，认为借条上所列的借款金额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仅凭借条无法认定所借金额。原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出具的该五份借条（即2008年8月13日借款37万元的借条、2009年2月12日借款5万元的借条、2009年3月1日借款13万元的借条、2009年8月12日借款23.6万元的借条、2010年2月12日借款6万元的借条），均有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站长郭宗贤的现场签字证明，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故对上述五张借条予以认定。但对于2011年2月12日借款7.5万元以及2011年3月20日借款5万元的2张借条因无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无法查明其借款情况且也不符合常理，故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原审法院认定原审原、被告之间的借款金额本金为84.6万元。法律又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原审原告任万龙与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在《财产抵押担保借款协议书》中约定到期未归还借款，则利息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原审法院认为该约定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对从2011年2月12日计算到2013年5月13日的利息464454元（84.6万元×27个月×6.1%÷12×4），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原审被告刘水富、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叶水根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归还原审原告�万龙借款本金846000元及计算从2011年2月12日至2013年5月13日的利息464454元。从2013年5月14日起至判决生效确定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按约定的利率计付。二、原审被告刘水富、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叶水根对上述借款的偿还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审原告任万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36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3000元，合计26336元，由原审原告任万龙负担3423元，原审被告刘水富、叶水根、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负担22913元。
一审宣判后，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任移安。案外人任移安在2006年8月13日和被上诉人任万龙共同出借了28万元给被上诉人刘水富，其中任移安出借8万元、任万龙出借20万元。刘水富出具给任�安的28万元借款协议，与任万龙提交的28万元借款协议完全一致，明显属于同一笔借款。任万龙在原审提交的借款协议中故意覆盖了任移安的名字，任移安曾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不知何故未追加。二、被上诉人刘水富涉嫌合同诈骗罪。刘水富以红卫电站的名义向任万龙借款100多万元，不但没有用于电站的建设，也没有将借款记录到红卫电站的财务中，故意隐瞒其以红卫电站的名义有大量外债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之目的，涉嫌犯罪。三、原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水富、叶水根支付任万龙借款本金846000元、利息464454元数额过多，与事实不符。任万龙的儿子任定江自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从黎川县红伟电站领取了20多万元的分红，应当属于是被上诉人刘水富在偿还任万龙的借款，但原审法院只对事实予以认定，�有在判决的金额中予以扣减相应的本金和利息。综上，原审判决遗漏必须参加的诉讼参加人任移安，二审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刘水富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上诉人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被上诉人刘水富的犯罪事实，将案件线索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侦查，并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原审法院判决应当扣除任万龙之子任定江在红伟电站以刘水富名义任取的20多万元的分红。
被上诉人任万龙及其委托代理人答辩称：1、上诉人不是黎川县红卫电站的创始人，其对借款签章真实性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对其成为电站合伙人之前电站所负债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苍白无力；2、被上诉人提供了借条、借款协议、股权转让公证书、证人证言等，结合全案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虽然提出了很多抗辩理由，但未提出任何�据来证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3、被上诉人的儿子任定江虽然领取了红伟电站股权分红，但依据有股权转让公证书所记载的红卫电站已灭失，也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故任定江尚还不是红伟电站的股东，若上诉人要求返还上述分红可另行起诉，但不应冲抵电站应当归还本案所涉的借款；4、借款协议形成之初，被上诉人与任移安确实有共同借款给电站之意，伸实际履行时任移安并未按约定出借资金给电站，28万元借款全部是被上诉人一人所出，故任移安的借款与被上诉人无关，其可另行起诉；5、刘水富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应由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判定，假设刘水富涉嫌犯罪，其侵犯的客体也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及企业股东的合法权益，与被上诉人无关，依据《合伙企业法》规定也不能免去本案上诉人作为股东偿还债务的责任。故上诉人要求先刑后民，中�本案没有法律依据的。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请，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庭审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答辩意见。
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和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除对一审认定的“（刘水富将其原黎川县红卫电站的38.46%的股份作价999960元，全部转卖给原告任万龙的儿子任定江。协议签订当日，任定江并未用现金支付该款，）而是将刘水富所欠任万龙的2006年8月13日借款本金280000元及利息84.448万元共计1124480元进行冲抵”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且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应予认定。
另查明：2013年11月，上诉人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也曾两次向黎川县公安局报案，控告被上诉人刘水富涉嫌诈骗，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时至今日，黎川县公安局未作任何结论。
2014年3月26日，被上诉人任万龙以原黎川县洪卫电站清算小组全体成员涉嫌妨碍清算罪为由向黎川县公安局提出控告。该局2014年4月16日作出黎公（经）不立字【2014】00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1、本案客体是任万龙的债务，红卫电站系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清算并不妨碍任的债务清偿；2、客观要件上本罪发生在公司、企业清算过程中，本案中的清算属于任意清算，不是本罪名中的企业、公司解散、破产清算。
本案争议的问题：
�、任移安是否为本案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任万龙在一审中虽然提供了一份与刘水富2006年8月13日签订的28万元借款协议，但因该材料仅为复印件，没有被原审法院所认定；任万龙在一审提起的诉讼请求中也不涵盖该笔款项支付，一审判决原审被告支付借款中也没有这一笔。因此，任移安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
二、本案是否应中止诉讼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本院认为，在一审中，上诉人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以被上诉人刘水富涉嫌诈骗、被上诉人任万龙以被上诉人刘水富等人涉嫌妨碍清算各自向黎川县公安局报案。可时至今日，该局对两方控告均未立案受理。本院及原审法院在审理任万龙与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等民间借贷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并没有发现刘水富涉嫌犯罪的线索，且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控告刘水富涉嫌诈骗的事由与本案也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不影响本案的继续审理。因此，本案无需中止。
三、任定江领取的分红是否应当在本案中扣除
本院认为，任定江在原审被告黎川县红伟电站领取分红，依据是其与被上诉人刘水富签订的《黎川县龙安镇红卫电站股权股份转卖协议书》和黎川县公证处（2011）黎证字第273号公证书，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关联，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黎川县红伟电站及其股东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若对任定江“股东”资格、是否应当分红以及所获分红是否应当抵扣原黎川县红卫电站债务等，可另行处理。故，任定江领取的分红不应在本案中扣除。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36元，由上诉人黄玲、薛琼莲、胡黎梅、薛卫华、王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明华
审判员 黄玲玲
审判员 周 昊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黄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