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终字第018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下塘制梁场。
负责人：邓敏，该制梁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孙志强，该制梁场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张丽营，该制梁场书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满，男，汉族，1951年12月10日出生。
上诉人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下塘制梁场（以下简称铁四局下塘制梁场）因与被上诉人刘桂满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3）长民一初字第00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2010年2月20日铁四局下塘制梁场与刘桂满（签名为“刘贵满”）签订了《协议》，该协议约定由刘桂满组织连同其本人在内的八名劳务人员到铁四局下塘制梁场进行劳务作业，约定工人工资每天80元，工班长即刘桂满工资每天90元，以实际工作天数支付工资。之后，铁四局下塘制梁场（甲方）、安徽省巢湖市恒安建筑劳务公司（乙方）、刘桂满（丙方）签订了一份人员派遣劳务用工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为派遣单位；由甲方分配丙方从事提梁及相关工作；本协议有效期限自2010年2月28日起至2011年2月28日止；甲方的工资分配应遵循按劳分配原则，执行定时工作制的丙方为甲方工作，甲方以货币的形式支付丙方工资，工资为90元／日。刘桂满按照上述协议组织了连同其本人在内的8人到铁四局下塘制梁场进行提梁及相关劳务作业。2012年11月25日，铁四局下塘制梁场、安徽省恒安建筑劳务公司及刘桂满签订了《封账协议》，该协议确定刘桂满及其所组织人员在下塘制梁场的劳务费用总价款为292838元，该结算款为铁四局下塘制梁场与刘桂满之间的最终劳务结算款项。为此，铁四局下塘制梁场以刘桂满班组实际领取款359698元，超出双方最终确定的总结算款达66860元为由诉讼来院。
另查明，铁四局下塘制梁场所提供的付款统计表及其附件证实了以下事实：（1）2010年2月20日-2月24日的民工工资发放单载明：刘桂满的工资标准为160元／天（出勤天数4.5天、金额720元），其他七名民工的工资标准为70元／天（每人出勤天数4.5天、金额315元）。（2）2010年2月25日-3月25日的民工工资发放单载明：刘桂满的工资标准为160元／天（出勤天数29天、金额4640元），其他七名民工的工资标准为70元／天（每人出勤天数29天、金额2030元）。（3）民工工资发放单（补8月份工资）载明：刘桂满，提梁工，工资标准80元／天，出勤工天30工日，金额2400元。（4）2010年9月份的民工工资发放单载明：刘桂满，杂工，工资标准60元／天，出勤工天22工日，金额1320元；刘桂满，杂工工资标准60元／天，出勤工天122.5工日，金额6738元。（5）竣工结算单（2011年12月26日至2011年1月25日）载明：刘桂满人工提梁，单价80元／天；刘桂满工班长人工提梁，单价90元／天；刘桂满打扫卫生、排水，单价60元／工；刘桂满打扫卫生、排水，单价55元／工；刘桂满巡守（8人），单价2200元／月。
再查明，铁四局下塘制梁场提供的证据证明刘桂满领取了劳务款329698元，并预支刘桂满劳务款3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实铁四局下塘制梁场、安徽省恒安建筑劳务公司及刘桂满2012年11月25日签订的《封账协议》所确定刘桂满及其所组织人员在下塘制梁场应得劳务费用总价款为292838元的由来及经过。
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铁四局下塘制梁场未提供证据证实《封账协议》所确定的刘桂满及其班组人员应得劳务费用总价款为292838元具有真实性，且与其举证的付款统计表及附件所证实刘桂满及其班组人员共领取劳务款329698元（不含预支劳务款30000元）存在矛盾，故依法不应确认《封账协议》具有真实性，该协议对双方不具约束力。此外，根据双方之间的协议和人员派遣劳务用工协议约定：工人工资每天80元，工班长即刘桂满工资每天90元，刘桂满及其班组人员从事提梁及相关工作，但铁四局下塘制梁场所举付款统计表附件印证了双方之间未能完全依据协议价款对刘桂满及其班组人员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进行结算，因此，无证据证实双方进行了最终的劳务款结算。综上，无证据证实刘桂满取得不当利益，故对铁四局下塘制梁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下塘制梁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2元，由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下塘制梁场负担。
铁四局下塘制梁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由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不断冲闹法院，一审法院追于压力以“案情复杂”为由将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但一审法院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此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将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时应向当事人下发裁定书。但一审法院在将此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时，未给上诉人下发任何裁定书，也未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举证期限及救济途径，导致上诉人丧失部分民事诉讼权。因此，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封账协议》所确定被上诉人及其所组织人员在下塘制梁场应得劳务费用总价款为292838元的由来及经过，纯属臆想和推断，一审法院就该事实根本没有进行法庭调查，与案件客观事实不符。首先，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对于《封账协议》中292838元劳务费用的由来及经过根本就没有进行法庭调查。一审法院针对此案前后共进行了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和一次证据交换，但无论是庭审还是证据交换时，均对《封账协议》中292838元劳务费用的由来及经过只字未提，从未针对该事实进行过法庭调查、询问，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的庭审笔录进行核实，以查明上述事实。其次，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安徽巢湖市恒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刘桂满班组）劳务结算及付款》的证据（共计76页）及刘桂满预支30000元的单据。该两组证据对于《封账协议》中292838元劳务费用的组成项目名称、日期、金额、签字人等均有明确的记载，足以证明292838元劳务费用的由来及经过，一审法院在根本未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凭空捏造，胡乱认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封账协议》中292838元劳务费用的由来及经过，请求二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调查核实。（二）一审判决认定《封账协议》所确定的劳务费用总价款与付款统计表及附件所证实刘桂满及其班组人员领取劳务款329698元（不含预支款30000元）存在矛盾，故依法不应确认《封账协议》具有真实性。属于对案件性质的错误认定。首先，该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到损失；3、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受益没有合法的依据。结合本案，正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封账协议》所确定的劳务费用总价款为292838元，而上诉人实际支付给刘桂满359698元（含2012年11月份支付给被上诉人的30000元），导致被上诉人获得利益66860元，上诉人受损66860元，这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因此，本案正是因《封账协议》所确定的劳务费用总价款与付款统计表及附件所证实被告刘桂满及其班组人员领取劳务款329698元（不含预支款30000元）存在矛盾，两者不一致，才导致本案“不当得利”纠纷之诉。因此，一审法院没有搞清楚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以《封账协议》所确定的劳务费用总价款与付款统计表及附件所证实被告刘桂满及其班组人员领取劳务款329698元（不含预支款30000元）存在矛盾为由，否定《封账协议》的真实性，属于对案件性质及事实的错误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三、一审法院认定《封账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属采信证据错误。（一）《封账协议》系上诉人、被上诉人、安徽省恒安建筑劳务公司三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自认《封账协议》中的字是自己所签。因此，《封账协议》非上诉人伪造，是真实存在的。（二）如前所述，《封账协议》中三方所确认的292838元劳务费用总价款，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安徽巢湖市恒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刘桂满班组）劳务结算及付款》的证据（共计76页）及刘桂满预支30000元的单据，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封账协议》能够客观反映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劳务结算、封账的事实，其内容也是真实的。（三）一审中被上诉人对于《封账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封账协议》虚假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滥用审判职权，强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封账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属于对司法职权的滥用。四、一审法院滥用司法审判职权，认定《封账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严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上诉人、被上诉人、安徽省恒安建筑劳务公司三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封账协议》属于合同，合同特征即在于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共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在法律上被概括为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也是合同法的精髓和灵魂，当事人在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范前提下，自愿达成的契约，受法律保护，其履行受国家强制力制约。本案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封账协议》，由三方协商一致，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确认《封账协议》真实，且无任何证据证明《封账协议》虚假的情况下，滥用司法职权，认定其不具有真实性，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的意思自治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五、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未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迫于被上诉人上访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错误裁判。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错误，判决结果违背了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桂满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当时因为工人生病，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索要工钱，上诉人要求先签订《封账协议》，否则不给钱，我签字之后，上诉人还给了3万元的劳务费，签订《封账协议》时，双方并没有进行结算，该协议约定的29万余元具体是什么钱，被上诉人并不清楚。
原判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铁四局下塘制梁场主张刘桂满及其班组成员在签订《封账协议》之前支取了劳务费用329698元，并出具了付款统计表及财务报表予以证实，从该证据可以反映刘桂满支取的上述劳务款均系从铁四局下塘制梁场的财务部门分批按月进行领取，铁四局下塘制梁场提供的财务报表中也明确了刘桂满支取劳务款项的由来。虽然双方签订的《封账协议》中约定结算的劳务费用为292838元，但在该协议签订后，铁四局下塘制梁场明知其支付的劳务费用已经超过《封账协议》约定的数额，仍向刘桂满支付了劳务费用30000元，即该《封账协议》约定的结算劳务费292838元虽经双方签字确认，但在双方劳务合同关系中，并未按上述《封账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故刘桂满从铁四局下塘制梁场支取劳务费的行为并非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铁四局下塘制梁场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超出《封账协议》约定的劳务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铁四局下塘制梁场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主张，经审查，一审期间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时制作了《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虽没有向铁四局下塘制梁场进行送达，但在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进行了两次庭审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均向当事人告知了程序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等事项，当事人均未表示异议，且在一审庭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也充分举证，故一审法院虽然未送达《民事裁定书》，但该程序瑕疵并未影响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主张，铁四局下塘制梁场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2元，由上诉人中铁四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下塘制梁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烜
审 判 员 张 虹
代理审判员 程 镜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付兴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