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吉01民终30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吴兆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巍，吉林紫荆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彦军，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男，1957年1月2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上诉人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4民初533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信公司在原审诉称，请求判令：1.张军向通信公司返还垫付及代缴款项人民币137852.93元（其中包括：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社会养老保险25400.83元；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医疗保险9039.43元；2006年企业改制经济补偿金个人所得税款5412.67元；2014年元月股权转让款应缴个人所得税款9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张军承担。事实与理由：张军原系通信公司职工，2014年1月3日，通信公司与通信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离职协议书》，约定双方解除劳动合同，2014年3月张军取得股权转让款后已经离职。但自此至2016年5月30日，通信公司仍向税务部门和社保部门为张军垫付并代缴了2006年企业改制经济补偿金个人所得税款5412.67元、2014年元月股权转让款应缴个人所得税款98000元、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的社会养老保险25400.83元、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的医疗保险9039.43元，共计人民币137852.93元。由于张军已于2014年3月离职，不应当再由通信公司履行相关垫付及代缴义务，因此以上款项对于张军来说，已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通信实业与张军之间代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及医疗保险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通信实业为张军支付社会保险费用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法律关系。通信实业虽主张在2014年3月已与张军解除了劳动关系，但直至2016年5月30日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递交解除劳动关系材料。在此情形下，通信实业为张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法律规定的行为，通信实业以其为张军代为垫付社会保险费用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不当，应予驳回。二、关于通信实业与张军之间代为缴纳股权转让款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关于红转股2万元张军并未实际领取，通过张军与姜思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红转股2万元以人民币4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姜思福。根据2013年11月26日由姜思福签字的《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关于确定购买股东股权的决议》、2014年1月3日张军与姜思福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通信实业于2014年4月23日出具的《股权变化情况说明》及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1民终3846号民事判决书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价人为姜思福的认定，能够认定张军转让其所持通信实业公司的股权的受让方为自然人姜思福。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的《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个人股权转让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及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的规定，通信实业不是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主体，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另外，通信实业的该起诉应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并非不当得利纠纷的调整范围，故对其起诉，应予驳回。综上，通信实业的上述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原审裁定：驳回通信公司的起诉。宣判后，通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裁定。2.依法改判张军向通信公司返还垫付及代缴款项人民币137852.93元（其中包括：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社会养老保险25400.83元；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医疗保险9039.43元；2006年企业改制经济补偿金个人所得税款5412.67元；2014年元月股权转让款应缴个人所得税款98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军承担。事实与理由：通信公司与张军签订股权转让离职协议后，已经没有义务再为张军缴纳任何社保费用，另外企业改制经济补偿金所得税及股权转让款所得税应由张军个人承担，属于不当得利，一审裁定明显错误。被上诉人张军二审辩称，原审裁定正确，请求维持原裁定。2014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我与姜思福签订的，股权转让款59万元也是姜思福在2014年向我支付的，通信公司并不是合同相对人，无权向我索要股权转让款的所得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得到姜思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都是2014年发生的事，通信公司2018年1月29日起诉主张所得税税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4年1月3日张军与姜思福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同一日，姜思福以银行转账形式向张军支付股权转让款59万元。2014年1月3日，张军与通信公司签订《股本离职协议书》约定张军与通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信公司承认，该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向张军出具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原审时，通信公司还承认是在张军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之后该公司才将张军的养老保险关系移转。本院认为，通信公司上诉提出，张军应当返还通信公司为其垫付的股权转让所得税98000元、企业改制经济补偿金5412.67元个人所得税款，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的《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个人股权转让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张军与案外人姜思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从姜思福处收到了股权转让款59万元，通信公司既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人，也不是上述规定中的扣缴义务人，无权向张军主张返还税费。原审时通信公司自认2万元企业改制经济补偿金包含在2014年1月3日张军的59万元股权转让款中，且通信公司原审提供的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载明对应张军59万元的收入额税费金额为98000元，故该笔经济补偿金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不应再另行计算，应属于包含在98000元税款中的费用，原审裁定一并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通信公司所主张的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因通信公司于2014年即与张军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直至2016年张军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通信公司才为张军办理养老保险等社保移转手续，并且，直到2017年8月16日才为张军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书，在此情形下，无法认定通信公司为张军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属于不当得利。综上，原审裁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通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案件受理费3057元退回上诉人吉林省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赵芳芳代理审判员  梁欣华代理审判员  梁 明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书 记 员  刘 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