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斌。
委托代理人徐志新，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虎铭，北京市中誉威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滨。
委托代理人赵玉峰，北京市亚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斌因与被上诉人张红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甄洁莹担任审判长，法官徐硕和法官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建斌的委托代理人徐志新、潘虎铭，被上诉人张红滨的委托代理人赵玉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红滨在一审中起诉称：张红滨、李建斌系朋友关系。2012年1月17日，张红滨、李建斌关于款项往来问题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约定李建斌与张红滨之间存在2000万元的款项往来；李建斌已经在2011年12月28日向张红滨支付800万元；李建斌愿意在2012年1月23日前向张红滨支付不少于350万元；李建斌承诺在2012年5月15日之前将剩余款项全部向张红滨支付完毕；双方约定最后的还款期限为2012年5月15日，李建斌确有资金困难，张红滨可以给予6个月的宽限期，李建斌根据具体期限向张红滨支付不少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剩余款项的资金使用成本。双方对此签字认可，李建斌履行部分还款义务之后，并未按约定的时间向张红滨支付820万元的剩余款项。为此，张红滨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李建斌支付款项820万元；2、判令李建斌支付资金使用费258710元（自2012年5月15日至11月15日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由李建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张建斌在一审中答辩称：第一、张红滨举证的款项往来和谅解备忘录没有关联。2011年8月22日，张红滨向李建斌转账3笔，共计4000万元，李建斌在同一天向张红滨转账2000万元，是属于张红滨向李建斌的还款，李建斌提供还款协议予以证明。谅解备忘录中的2000万元往来不符合事实。第二、谅解备忘录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什么，举证责任在张红滨。第三、谅解备忘录和天津的项目有直接关联，天津项目指的就是天津金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吉公司）在天津滨海开发区的项目。双方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原因是，李建斌作为小股东在天津项目的权益因大股东的纠纷而得不到保证，李建斌需要张红滨在天津项目上听从李建斌的安排。谅解备忘录本身并没有基础的法律关系，是双方虚构的往来。后来李建斌发现，签订该备忘录的时候张红滨已经不是金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了，签订该备忘录的基础不存在了，张红滨不能保证李建斌的利益实现。第四、如果法院认为李建斌应该向张红滨给付820万元，那么根据还款协议，双方之间还有500万元的到期债务，应该给予抵扣。故李建斌不同意张红滨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22日，张红滨通过其妻倪俏的账户以投资款名义向李建斌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2000万元。当日，李建斌将该2000万元转账返回给倪俏的银行账户。当日，张红滨通过倪俏的账户以借款归还名义向李建斌的银行账户转账2000万元。2011年12月28日，李建斌返还张红滨人民币800万元。2012年1月17日，李建斌与张红滨签订谅解备忘录，约定双方存有2000万元人民币的款项往来，李建斌已在2011年12月28日向张红滨支付了800万元人民币，李建斌愿意在2012年春节前（即2012年1月23日前）向张红滨支付不少于350万元人民币，剩余款项李建斌承诺在2012年3月31日之前支付一部分，具体数额根据李建斌实际情况来定，但支付完本款约定的数额后，李建斌对张红滨款项不能超过500万元人民币，李建斌承诺在2012年5月15日之前将剩余款项全部向张红滨支付完毕，另，张红滨承诺张红滨及与其相关的人员在天津项目中的行为听从李建斌安排，并将项目有关的资料逐渐向李建斌集中，双方认为以上默契是本备忘的必要条件，双方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12年5月15日，届时，如李建斌确有资金困难，李建斌必须提前还款日1个月书面通知张红滨，张红滨可以根据李建斌的实际情况给予不超过6个月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李建斌根据具体期限向张红滨支付不少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剩余款项的资金使用成本等。2012年1月18日，李建斌返还张红滨人民币380万元。此后李建斌未再向张红滨返还款项。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将本案谅解备忘录归属为有名合同。
上述事实，有谅解备忘录、历史交易明细、网上转账明细查询、银行账目明细、倪俏的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李建斌与张红滨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李建斌、张红滨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李建斌未按谅解备忘录的约定向张红滨返还款项，系违约行为，应当予以返还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张红滨要求李建斌支付款项820万元及资金使用费237014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保护。李建斌主张谅解备忘录和天津的项目有直接关联，双方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原因是李建斌作为小股东在天津项目的权益因大股东的纠纷而得不到保证，李建斌需要张红滨在天津项目上听从李建斌的安排。因李建斌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张红滨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约定，故该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李建斌主张如果法院认为李建斌应该向张红滨给付820万元，那么根据还款协议，双方之间还有500万元的到期债务，应该给予抵扣。因李建斌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张红滨出借2500万元的事实，故该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
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建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红滨人民币八百二十万元；二、李建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红滨利息损失二十三万七千零一十四元。
李建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主要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建斌与张红滨在金吉公司地产项目外无涉其他项目，故谅解备忘录提及的天津项目即指金吉公司房产项目。一审法院认定李建斌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民事起诉书、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金吉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错误，民事起诉书所涉案件是张红滨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提起的诉讼，要求解除其与李建斌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该案中李建斌提交了一份双方于2012年11月25日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从该诉讼可以看出，张红滨认可本案所涉的820万是股权转让款，同时，李建斌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金吉公司的工商执照与谅解备忘录第四条具有关联性，当时张红滨是金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具有履约能力。谅解备忘录并非无名合同，其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均是股权转让合同，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其基础法律关系是张红滨向李建斌购买金吉公司股权，并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本案所涉及的2000万是上述股权转让的价款。二、基于谅解备忘录，张红滨及与其相关的人员在天津项目中的行为听从李建斌安排，并将项目有关的资料逐渐向李建斌集中，双方认为以上默契是本备忘的必要条件。谅解备忘录是对股权转让解除协议的变更，是双务合同，且谅解备忘录因必要条件未成就而成立但未生效。张红滨应就谅解备忘录中“张红滨及与其相关的人员在天津项目中的行为听从李建斌安排，并将项目有关的资料逐渐向李建斌集中”这一生效条件已经成就进行举证，张红滨一审诉讼中未能证明上述条件成就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李建斌应就此举证系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一审法院未就谅解备忘录第四条“必要条件”的性质作出明确认定。三、签订谅解备忘录时，张红滨不具备履约能力，由于其隐瞒了重大事实，导致李建斌作出错误判断，在谅解备忘录生效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该协议不生效，双方的股权转让应回复到解除协议状态下。四、一审判决以李建斌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向张红滨出借2500万元的事实为由对李建兵主张抵扣双方之间500万元到期债务的主张未予支持错误，该2500万元的借款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李建斌认为应另行处理，一审法院上述处理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综上，李建斌认为张红滨依据谅解备忘录要求李建斌支付相应款项的前提条件不具备，故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红滨的诉讼请求。
张红滨同意一审判决，其针对李建斌的上诉理由主要答辩称：张红滨与李建斌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李建斌向张红滨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李建斌已经按照谅解备忘录的约定支付了部分款项，本案双方争议的是820万元尾款李建斌如何向张红滨返还的问题。李建斌上诉所称的天津项目以及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等问题与本案所涉款项返还一事没有必然联系。谅解备忘录中所谓的生效条件事实上并不存在，李建斌与金吉公司的其他股东之间存在纠纷，而张红滨并非金吉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掌握金吉公司的相关资料及人员安排，李建斌与案外人的纠纷不能成为其拒绝支付剩余款项的理由。综上，张红滨请求本院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诉讼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李建斌与张红滨于2011年8月5日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李建斌同意将其在金吉公司所间接持有的10%股权和在金振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振公司）所间接持有的股权的7%转让给张红滨。2011年11月25日，李建斌与张红滨签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解除2011年8月5日签订的关于金吉公司、金振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李建斌和张红滨相互不再主张任何权利。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均未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支付方式等具体内容作出约定。二审诉讼期间，张红滨认为，由于其与李建斌已经签订了上述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其与张红滨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已经终结，其就股权转让事宜不再主张权利。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针对李建斌上诉所称其一审期间作为证据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民事起诉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谅解备忘录系股权转让协议，李建斌与张红滨之间形成的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本案张红滨所主张的款项是双方之间股权转让价款一节，本院认为，李建斌与张红滨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后，继而签订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且张红滨亦在二审诉讼期间表示就股权转让事宜不再向李建斌主张权利，同时，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于股权转让价款等内容均未作出约定，且谅解备忘录中亦未涉及股权转让的内容，故李建斌所称谅解备忘录系股权转让协议，其与张红滨之间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本案所涉款项系双方之间股权转让价款，且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民事起诉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李建斌与张红滨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李建斌上诉称，其与张红滨之间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因必要条件未成就而未生效，故张红滨依据谅解备忘录要求李建斌支付相应款项的条件尚不具备，李建斌不应向其支付相应款项。本案所涉谅解备忘录第四条约定，张红滨承诺张红滨及与其相关的人员在天津项目中的行为听从李建斌安排，并将项目有关的资料逐渐向李建斌集中，双方认为以上默契是本备忘的必要条件。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谅解备忘录的上述约定并未就该备忘录的生效条件作出约定，故上述约定并非生效条件；其次，李建斌在本案诉讼中称，根据谅解备忘录上述约定，在张红滨向李建斌移交金吉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材料后，本案所涉谅解备忘录生效，在张红滨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李建斌应就其上述主张提供证据，在其未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在谅解备忘录签订后，李建斌于2012年1月18日向张红滨支付380万元，李建斌在一审诉讼期间认可谅解备忘录的部分内容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综上，李建斌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李建斌所称张红滨在签订谅解备忘录时不具备履约能力，张红滨向李建斌隐瞒重大事实，导致李建斌作出错误判断的主张，本院认为，李建斌在本案诉讼中表示，其一审期间提供金吉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以证明签订谅解备忘录前张红滨已不再担任金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如李建斌对此知情，就不会与张红滨签订谅解备忘录。现李建斌主张张红滨对其隐瞒了上述事实，张红滨对此予以否认，故李建斌应对上述主张提供证据，在其未就此提供予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李建斌提交的金吉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并无不当，李建斌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针对李建斌上诉所称一审法院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李建斌与张红滨之间2500万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本院认为，李建斌在一审诉讼期间主张，其与张红滨之间存在500万元到期债务，并主张在本案中进行抵扣，故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并无不当，鉴于双方在二审诉讼期间均表示就上述债权债务关系另行处理，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不予审理。
综上，李建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万五千五百零五元，由李建斌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万一千零一十元，由李建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代理审判员 徐 硕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孔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