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刑终1378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伟文，男，汉族，1968年12月31日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高中文化，系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庆业盛发货运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佛山市三水区庆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佛山市三水区，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2015年4月22日因涉嫌犯行贿罪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5月18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5月17日被本院取保候审，同年6月21日经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被逮捕。
辩护人刘佩韦、卢阳智，广东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伟文犯行贿罪一案，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2016）粤02刑初2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陈伟文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陈伟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99年至2001年期间，被告人陈伟文在承接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土石方工程过程中，先后向时任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某（另案处理）分别贿送人民币70万元和30万元，共计人民币l00万元。2015年4月20日，陈伟文向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但在2016年4月12日第一次庭审之后，陈伟文翻供否认其向陈某行贿人民币100万元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足资认定。
原判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定被告人陈伟文犯行贿罪，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作出判决。
陈伟文上诉提出：1.从其行贿行为的逻辑分析，其不可能存在行贿的事实。（1）陈伟文所在公司以底价228万元接手了“大朗涡土方工程”，没有任何人会行贿100万元的巨额款项去争取该工程。（2）从《广东省劳教局文件》（粤劳教（1998）139号可以看出，当年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省妇女劳教所筹建组时，陈某担任该办公室主任，只是负责相关工程预算和负责招投标的具体工作，也不参与评标，并不具备决定工程由谁来承包的权力。陈伟文向陈某行贿100万元巨款以获得工程的承包权和后续的工程项目是不符合常理的。（3）需要进一步强调的事实是，证人谢某所属的西南建筑公司成功中标广东妇女劳教所的一个土建工程项目，标的为400万元，谢某分别向陈某和施红辉各行贿5万元，共计10万元。这个行贿事实和数额在谢某及陈某的亲笔供词中都有分别予以承认。陈伟文所属公司承包工程的标的228万元，即使算上所有四个工程，标的额总计也仅为495余万。但陈伟文对陈某一人就行贿100万元，很显然与谢某行贿的市场行情相差极其巨大，也进一步印证了行贿100万元的事实是不可能存在的。2.认定陈伟文行贿的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且与事实不相吻合。（1）行贿数额提出主体存在矛盾。矛盾之一，陈伟文在笔录及供词中均坚持行贿数额100万元是由陈某提出的，但在陈某和谢某的供词当中，100万元的数额均是由陈伟文提出。矛盾之二，在陈某及谢某的供词中，均强调了陈伟文认为100万元的数额太大，无法承受。如陈某及谢某的供述属实，既然陈伟文主动提出行贿100万元，那断然不会觉得太多。因此，陈某和谢某的供词在逻辑上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能予以采信。（2）行贿数额存在与事实不符之处。关于“第一次向陈某送钱”时，陈伟文所开车辆型号，以及送钱后有无一起吃饭等细节，三方的陈述均是互相矛盾的。而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未能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基本精神，当事人和辩护人均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在本案中证人证言是陈伟文行贿行为的最直接证据，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但一审法院却认为证人没有必要出庭作证，这使得当事人和辩护人丧失了基本的辩护权利和空间，是不符合刑诉法的基本精神的。3.（1）在本案中，陈伟文是庆业公司的最大股东，也是法人代表，其行为可以视作单位意志的体现。（2）从《犯罪嫌疑人陈伟文签认材料》的收据来看，所有的发票的收款人均为三水市庆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陈伟文的行为可以视为单位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上出现偏差，应认定为单位行贿而不是个人行贿。请进一步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陈伟文无罪。
陈伟文的辩护人提出：1.陈伟文坚称自己在本案侦查阶段遭受了办案人员的诱供和逼供，辩护律师请求重视这一情节，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2.纵观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辩护律师认为陈伟文没有行贿一百万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陈伟文行贿一百万元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判决陈伟文犯行贿罪，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证人证言不完整且真实性存疑；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缺乏足够的证明力。4.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持不公正不公平的双重标准，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证据及“事实”几乎都予以采信和认定，而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却不予认定和采信，导致了法律适用上的错误。如果要认定被告人犯有行贿罪，那也只能定性为单位行贿。请进一步查清案情，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充分的申辩机会和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陈伟文无罪。
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上诉人陈伟文在承接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土石方工程过程中，先后向时任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某（另案处理）分别贿送人民币70万元和30万元，共计人民币l00万元。2015年4月20日，陈伟文向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但在2016年4月12日一审第一次庭审之后，陈伟文翻供否认其向陈某行贿人民币100万元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上诉人的供述和辩解
上诉人陈伟文供述，1998年左右，我听说谢某的三水西南建筑公司承接了广东省女子劳教所的一宗土石方工程，后来不做了，我就联系谢某说想做这个工程。谢某跟我说要搞定陈某。我就让谢某去和陈某商量，需要多少好处费。后来谢某回复我说要l00万元，我觉得太多了，但谢某说后面还有几单大工程，如果我肯出这100万元，后期的大工程就会给我做，叫我不要那么笨。听谢某这么说我就同意承接工程并给了陈某100万元。最后这个工程结算价大约500万元。第一次给陈某钱是收到第一笔工程款后，大概是2000年的下半年，谢某告诉我他要和陈某在三水的嘉兴山庄吃饭，并说陈某需要钱。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准备好之前我承诺给的钱。于是我让庆业公司的财务帮我提取了70万元，用银行的塑料袋装好，我去到酒店停车场，向陈某打了招呼，并将这装着70万元的袋子放到了谢某和陈某乘坐的丰田小轿车的尾箱里。大约是2001年上半年，在我施工后期，工程结算期间某天上午，陈某打电话给我，说省劳教局已经同意支付工程款了，叫我留意一下。同时陈某还说过几天会到工地看看。不久谢某也打电话提醒我要给尾数了，我很清楚知道他们在说要剩下的30万元。我就找了公司的财务提了30万元，不久谢某说陈某要到工地看看，而他本人在外地，让我直接去找陈某。我就打电话联系陈某，约他在去三水森林公园今日城酒店的路上见面，在路边我把30万元人民币拿给陈某。事后我还打电话给谢某，说“那件事情全部搞掂了”，即100万元全部给了陈某。之后因为他们之前给我更多的工程的承诺没有兑现，我还打电话给谢某，要他们将钱还给我，他说他的手头紧，还有其他用钱的地方，到最后，他们也没有把钱退给我。我送钱给陈某，主要是想从他手上多接一些工程，因为陈某是省里派下来的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的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我想通过给钱给他，可以多接些工程。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1998年我担任省女子劳教所筹建办主任时，我们女子劳教所的土方工程进行公开招投标，一开始中标的是谢某的西南建筑公司，顺利拿下了价值几百万元的女子劳教所有关土石方合同，但是西南建筑公司由于缺乏设备进不了场，谢某跟我提出他们没有相应的履约能力，能否将工程转给三水庆业土石方工程公司的陈伟文接手，我问谢某像这种工程利润有多少，谢某说可有40％至50％的利润，还说陈伟文这个人出手比较大方，如果同意将工程转给他做，可以向陈伟文要100万元的回扣。我听完后就同意了谢某的建议，并让谢某去跟陈伟文说。之后陈伟文顺利与筹建办签订了施工合同。陈伟文一共送了两次钱给我，第一次送给我人民币70万元，时间是同意将项目转手给陈伟文后的一天晚上。谢约我说陈伟文想见我，我坐谢的车到了嘉兴酒家的停车场，陈伟文也是开车过来，见面后谢介绍我们认识，陈伟文将一个袋子放进谢某的车尾箱里，说表示感谢我的，之后谢送我回了恒益酒店，我把袋子提上房间打开，发现里面有70万元。第二次是陈伟文送给我人民币30万元，是在土石方工程基本完成时，我告诉陈伟文，工程款已拨付，请他查收，他表示感谢，之后有一天陈伟文打电话约我在今日城酒店附近的路边碰头，见面后陈伟文说了些感谢我关照之类的话，他给我了一个袋子，我把袋子放在我的公文包里，就各自离开了，袋子里面是30万元人民币。因为在我的帮助下陈伟文的三水庆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才能接手这个项目，陈伟文为了感谢我，所以才送给我100万元的。
2.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1999年左右，陈某把女子劳教所的一个土石方的项目分给了我们西南建筑公司，中标的额大概400多万元，由于我们公司没有设备，就想解除合同。后来陈伟文联系我们，希望我把工程转给他做，同时还承诺给陈某感谢费。我和陈某沟通了一下，陈某问我工程利润多大，我说可以达到40％至50％左右，陈某听了就问“那我要100万元可不可以”，我说陈伟文应该会给，陈某同意了。事后我将陈某的意思转告给陈伟文，说陈某同意将工程给他做，但是陈某要100万元好处费。陈伟文一开始表示陈某要的钱有点多，我就劝陈伟文，说陈某表示过会按时结算工程款，如果做得好的话，以后还有更多的工程会交给陈伟文做的，陈伟文后来同意了。大约在1999年至2000年期间，陈伟文向我表示想见一下陈某，一天晚上我就约了陈某到三水的嘉兴山庄，陈伟文从他的车尾箱提出了一个大的塑料袋放进我的车尾箱里面，说这是感谢陈某的，里面是钱，具体有多少钱，陈某和陈伟文没有告诉我。又隔了一段时间，陈某打电话说想到三水的陈伟文的工地看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要去找陈伟文拿钱。我就打电话告诉了陈伟文，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我就不用去了，我告诉陈某我已经把意思转告给陈伟文了，后来陈某到了三水我就没有在场。事后陈伟文打过电话给我，说“那件事搞定了”，按照陈伟文的说法，这100万元肯定已经给了陈某。
（三）书证
1.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立案决定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该院于2015年4月20日对陈伟文涉嫌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于4月22日决定对陈伟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月18日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2.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一处出具的《破案报告》证实，犯罪嫌疑人陈伟文2015年4月20日到该院投案自首，该院于同日对陈伟文涉嫌行贿一案立案侦查。经初步侦查，查明陈伟文在1999年至2001年间，承建广东省女子劳教所土建工程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先后两次向时任广东省女子劳教所筹建办主任陈某（另案处理）贿送现金共计人民币100万元。2015年4月21日，该院决定对陈伟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并于4月22日执行。2015年5月18日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此全案告破。
3.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陈伟文涉嫌行贿一案指定管辖的批复》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移送犯罪嫌疑人陈伟文涉嫌行贿一案的函》证实，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月14日报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的陈伟文涉嫌行贿一案，经研究，并商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2月3日决定将该案指定由韶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2月15日将案件移送给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4.佛山市公安局出具的《人口信息查询表》、广州市特种证件制作中心出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常住人口资料》证实，被告人陈伟文及受贿人陈某的身份、年龄等基本情况，陈伟文在案发时已满十八周岁，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5.广东省劳教局文件粤劳教党（1998）16号《关于陈某等同志任职的请示》、粤劳教政（1998）139号《关于成立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筹建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共广东省司法厅党组文件粤司党（1998）34号、（2008）118号《关于陈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粤组干（1999）69号《关于陈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粤组干（2013）238号、239、240号《关于陈某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陈某、施红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证实，陈某于1998年5月18日被任命为广东省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办公室主任，1998年8月24日，经该局党委决定，成立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筹建领导小组，筹建组下设办公室，陈某任筹建办公室主任。陈某于1999年2月12日被任命为省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副局长，于2008年11月24日被任命为省劳教局政委，于2013年4月12日被任命为省劳教局（省戒毒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省司法厅党委委员。
6.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粤机编办发（2014）62号《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部分劳教单位更名的函》证实，2014年4月25日，广东省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变更为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7.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交办案件决定书》、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证实，2015年6月24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将陈某涉嫌受贿一案指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管辖，同月25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陈某涉嫌受贿一案立案侦查。
8.佛山市三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实，佛山市三水庆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伟文，成立日期为1998年11月27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经营范围为承接土石方工程、道路、下水道工程。投资者为陈伟文、陈伟健，投资比例分别为90%、10%。该公司因经营不善，已于2005年6月28日被注销。
9.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提供的《省妇教所二大片区土方工程招投标部分资料》、《省妇教所大朗涡片区土方工程招投标部分资料》、《路基工程协议书》、《大朗涡土方合同书》、《大朗涡填土项目补充合同书》、《挡土墙工程合同书》、《（一区蓄水池）工程合同书》、《（一区监区东北面）挡土墙工程合同书》、《广东省三水市建筑安装发票》等证实，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8年11月4日组织广东省妇教所二大片区土方工程，于1998年12月3日组织省妇教所大朗涡片区土方工程的招投标的相关情况。1998年12月25日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三水市庆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大朗涡区土方合同书，合同金额228万元；1999年3月5日签订了大朗涡填土项目补充合同书，合同金额为211.9万元；1999年5月6日签订了一区蓄水池工程合同书，合同金额3.5万元；1999年5月7日签订了路基工程协议，合同金额为35万元；1999年5月17日签订了挡土墙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205258.45元；1999年9月20日签订了一区监区东北面挡土墙工程合同书，合同金额为11.07万元。大朗涡土方工程于1999年8月13日进行了工程结算，大朗涡填土项目于1999年8月13日、9月16日进行了工程结算，与大朗涡土方工程合并支付5015130.80元，另支付补充合同增加填土工程269500元。二区土方工程已于1999年2月5日进行了工程结算，支付金额2636825.49元；一区路基工程已于1999年9月30日进行了工程结算，支付金额35万元；一区挡土墙工程已于1999年9月30日进行了工程结算，支付金额319395元。一区蓄水池工程已于1999年9月16日进行了工程结算，支付金额3.5万元。一区监区东北面挡土墙工程已于2000年12月30日进行了工程结算，支付金额104702.46元。经陈伟文对以上书证进行辨认，确认无误。
10.2015年7月20日，陈伟文亲笔书写的《关于三水市庆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账本、凭证、有关资料情况说明》证实，自1995年至2001年，三水市庆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的办公室先后搬迁过三次，部分资料已遗失，2006年经有关部门同意注销该公司，所有证照原件、公章等全部交还给有关部门，原公司账本、凭证和资料已由该公司办公室统一处理。
（四）视听资料
同步录音录像光盘资料证实，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4月22日、5月18日、7月1日、7月29日进行四次讯问时均进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录像显示被告人在讯问中均对其行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检察人员讯问程序合法，并无诱供、逼供情况，被告人均在认真阅读笔录后签名予以确认。
对于陈伟文上诉所提理由，经查：1.虽然1998年12月25日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筹建办公室与陈伟文所属的庆业公司签订了大朗涡区土方合同书确定，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228万元，但陈伟文在该工程及其后续工程项目中共获得832万余元。这有合同书及发票证实。广东省劳教局文件（粤劳教政（1998）139号《关于成立广东省妇女劳动教养所筹建领导小组的通知》中明确，筹建组下设办公室，省劳教局办公室主任陈某同志任主任。而陈某证实，其职责是负责女子劳教所的基建工作等。谢某分别向陈某和施红辉各行贿5万元，共计10万元与本案无关。陈伟文对陈某一人行贿100万元，是为获得以后更多的工程。这有陈伟文的供述与证人谢某的证言相印证。故上诉称，从其行贿行为的逻辑分析，其不可能存在行贿的事实的理由不能成立。2.陈伟文在笔录及供词中并没有讲行贿数额100万元是由陈某提出的，而是让谢某去和陈某商量，需要多少好处费。陈某供述，“我问谢某像这种工程利润有多少，谢某说可有40％至50％的利润，还说陈伟文这个人出手比较大方，如果同意将工程转给他做，可以向陈伟文要100万元的回扣。我听完后就同意了谢某的建议，并让谢某去跟陈伟文说”。与陈伟文的供述相印证。谢某供述，“陈伟文联系我们，希望我把工程转给他做，同时还承诺给陈某感谢费。我和陈某沟通了一下，陈某问我工程利润多大，我说可以达到40％至50％左右，陈某听了就问‘那我要100万元可不可以’，我说陈伟文应该会给，陈某同意了。事后我将陈某的意思转告给陈伟文，说陈某同意将工程给他做，但是陈某要100万元好处费”。在陈某及谢某的供词中，均无提到陈伟文认为100万元的数额太大，无法承受。（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证人没有必要出庭作证，并未使当事人和辩护人丧失了基本的辩护权利和空间，是符合刑诉法基本精神的。故上诉称，认定陈伟文行贿的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且与事实不相吻合的理由不能成立。3.虽然陈伟文是庆业公司的最大股东，也是法人代表，但在承建女子劳教所工程期间，其独自决定送给陈某100万元贿赂，且送钱没有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另一股东是不知情的。这有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其供述，公司的运作和营运不需要告知其他股东，基本上是其说了算，决策权在其手上。虽然从《犯罪嫌疑人陈伟文签认材料》的收据来看，所有的发票的收款人均为三水市庆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但其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供述，当时的财务人员不知道这个资金的用途。故上诉称，一审法院在认定上出现偏差，应认定为单位行贿而不是个人行贿的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陈伟文的辩护人所提意见经查：1.本案是因陈伟文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自首而破获的，且一审采信陈伟文的供述有其在侦查阶段的录音录像证实，办案人员没有对其诱供和逼供。2.陈伟文供述与受贿人陈某的供述、证人谢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在实施犯罪的主要细节上能相互吻合，与相关书证、视听资料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实陈伟文行贿陈某的事实。故辩护人称，陈伟文没有行贿一百万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陈伟文行贿一百万元是错误的意见不能成立。3.本案的证人证言经一审法庭出示、质证，查证属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一审开庭时，公诉人对证人证言并无异议。故辩护称，证人证言不完整且真实性存疑；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缺乏足够的证明力的意见不能成立。4.没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持不公正不公平的双重标准。陈伟文承建劳教所工程期间，该项目的投资、施工、决策、管理，均由其负责。其独自决定送给陈某人民币100万元贿赂款，并没有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其他股东是不知情的，也无证据证实行贿资金是从其公司支出。故辩护人称，只能定性为单位行贿的意见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伟文无视国法，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案发后，在检察机关尚未对其立案调查前，陈伟文主动向检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鉴于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翻供，依法不能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陈伟文上诉及其辩护人所提理由和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四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傅曜天
审判员 郑小明
审判员 吴铁城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黄 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