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2822行初42号
原告袁敏丹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户代表人袁敏丹，女，生于1963年12月20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建始县花坪镇汤家槽村*组*号。
委托代理人刘修成（特别授权），湖北广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付艳华，湖北广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建始县花坪镇田家坪村*组。
法定代表人李太彬，镇长。
委托代理人向爱民（特别授权），湖北夷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建始县业州镇建设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渊平，县长。
委托代理人周朋（特别授权），建始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袁红丹，男，生于1966年11月15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建始县。
第三人袁福丹，男，生于1979年3月6日，汉族，湖北省建始县人，农民，住建始县。
原告袁敏丹农村承包经营户不服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林地使用权处理决定、建始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于2017年10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后，于2017年10月3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袁红丹、袁福丹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农户代表人袁敏丹及委托代理人付艳华、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何晓俊及委托代理人向爱民、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孙战成及委托代理人周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袁红丹、袁福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的花政处字[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载明：袁敏丹持有的1984年《山林使用证》和《山林使用证清册》上座落地名为“后山”、“水井槽阳坡”、“长花眼东西”、“汤家槽大山”山林，林权证与清册登记的四至范围、面积相同；林权证与清册不一致之处在于：清册上登记的“门口”山林作为两小块山林分别登记，即面积为4亩的一块山林，四至为东至杨家屋场大路、西至田边、南至大队大路、北至大路，面积为3亩的一块山林，四至为东至田边、西至田边、南至田边、北至大队大路；《山林使用证》将清册上的“门口”划分为不同的地名予以登记，即一块“杨家屋场大路”，四至为东邻田边、西邻田边、南邻大队大路、北邻大路；一块为“门口”，四至为东邻田边、西邻田边、南邻田边、北至大队大路。2007年1月28日，袁福丹与阳一宪签订《转让协议合同书》，袁福丹将其管理的“杨家屋场”部分林地转让给阳一宪修建房屋，阳一宪在“杨家屋场”山林中修建了房屋，袁敏丹从未向袁福丹、阳一宪主张过权利。2016年初，袁敏丹在管理使用“杨家屋场大路”山林过程中，与袁福丹、袁红丹发生争议。2016年12月，袁敏丹向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提出《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要求将所争议的对方部分林地确权为“杨家屋大路”山林范围内。通过比对各方提供的证件及实地勘查，袁敏丹管理的面积为3亩的“门口”山林，与面积为4亩的“杨家屋场大路”相邻，两块山不交叉，也不重合，一条大队大路将两块山林分开，各自形成独立的山林，四界清楚。“门口”山林的北邻与“杨家屋场大路”的南邻都抵“大队大路”。“大队大路”是“杨家屋场大路”和“门口”是两块山林四界方位的参照物。“大队大路”是历史形成的一条从汤家槽村一组袁文丹屋旁途袁敏丹山林横过至汤家槽××××组张永相家的走路。“杨家屋场大路”山林的北至“大路”，系从袁文丹家斜下经过袁万丹田西边角至袁福丹与袁万丹田高岩十字介字到金盆的一条走路。袁敏丹家门口两块山林，“大队大路”将“杨家屋场大路”与“门口”山林分开，两块山林的四界范围清晰。“大路”将袁敏丹管理的“杨家屋场大路”山林与袁福丹“杨家屋场”山林、袁红丹的“后坡”山林分开。袁敏丹“杨家屋场大路”、“门口”处于“大路”的上方。“杨家屋场”、“后坡”山林处于“大路”下方，与“杨家屋大路”山林不交叉、不重合，四界清楚，不存在界限争议。综上，袁敏丹认为“大路下”下方“杨家屋场”林地、“后坡”林地中的部分山林属于其管理的“杨家屋场大路”山林，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袁福丹《林权证》登记的“杨家屋场”林地、袁红丹《林权证》登记的“后坡”林地，四界清楚，依法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二、袁敏丹关于“杨家屋场大路”林地承包范围包含袁福丹“杨家屋场”和袁红丹“后坡”部分林地的权利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袁敏丹不服该处理决定，向建始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建始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19日作出建政复决字[2017]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花政处字[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在处理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林地争议纠纷时，对当事人承包林地权属来源及权属凭证没有认真调查核清楚，简单地作出处理决定，将本属于袁敏丹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林地，错误地确认给袁福丹、袁红丹两户。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受理袁敏丹的行政复议后，草率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起诉请求判决撤销建始花坪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花政处[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建始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建政复决字[2017]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正确的行政行为。
原告袁敏丹农村承包经营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袁敏丹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袁敏丹的身份情况。
2.花政处[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建政复决字[2017]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所诉争议经过了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建始县人民政府处理，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程序合法。
3.袁泽玉1984年《山林使用证》、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证明袁敏丹之父袁泽玉1984年承包林地七宗，“杨家屋场大路”与“门口”两宗山林的四界清楚，相邻的大路应当是从南至北的大路，不是从南到东的大路；《山林使用证》与《山林使用证清册》登记的一致，“杨家屋场大路”林地是袁敏丹父亲1984年承包，不是第三人承包。
4.袁福丹林权登记审批表、袁泽成（袁福丹之父）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证明袁福丹原没有“后坡”林地记载的内容。
5.袁红丹林权登记审批表、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证明袁红丹林权证上登记的“后坡”是原告的山林，袁红丹1984年登记的是“后山”。
6.信访事项转办单。证明本案争议自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已发生。
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建始县人民政府辩称，袁敏丹持有的其父1984年《山林使用证》和《山林使用证清册》载明：“杨家屋场大路”林地的四界为东至田边、西至田边、南至大队大路、北至大路，“门口”林地的四界为东至田边、西至田边、南至田边、北至大队大路。袁福丹取得的建始政林证字（2009）第033859号《林权证》载明“杨家屋场”林地的四界为东至平丹界字沿高岩横过经大路斜上抵大沟头界字、西至平丹田界斜上抵大沟头界字、南至大沟头界字、北至围墙头界字沿田边直上抵平丹界字。2007年1月28日袁福丹与阳一宪签订《转让协议合同书》，袁福丹将其管理的“杨家屋场”山林中的部分林地转让给阳一宪建房，袁敏丹对此未提出异议。袁红丹取得的建始政林证字（2009）第033867号《林权证》载明“后坡”林地的四界为东至袁福丹界字沿横岩坎横过抵平丹田坎界字、西至大沟天坑界字沿田边斜上抵福丹界字、南至大沟天坑界字沿福丹平丹田边斜上抵福丹岩坎界字、北至福丹神脉界字直上抵福丹岩坎界字。从袁文丹房屋向东平行到汤家槽5组（张永相房屋）的大路为“大队大路”，从袁文丹家斜下经过袁文丹田西边角至袁福丹与袁万丹田高岩十字介字到金盆方向的一条路为“大路”。袁敏丹的“门口”林地北界与“杨家屋场大路林地”南界均抵“大队大路”，两宗林地的四至界限范围清晰，与袁福丹“杨家屋场”林地、袁红丹“后坡”林地不交叉、不重合。2016年12月16日，袁敏丹向建县花坪镇人民政府提交《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要求将袁福丹、袁红丹的部分林地确权在“杨家屋场大路”林地范围内。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受理后组织专班进行了调查，到争议山林现场实地踏勘，绘制了现场图，结合三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作出花政处[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该处理决定。袁敏丹起诉请求撤销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受理袁敏丹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向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通知袁福丹、袁红丹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建始县人民政府通过书面审核于2017年10月19日作出复议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袁敏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
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的主体资格。
2.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花政处[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证明经原告申请，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处理决定并送达了当事人。
3.2016年12月5日《关于汤家槽村袁敏丹、袁福丹、袁红丹三户山林权属纠纷村委会调解意见》、争议林地现场图。证明争议发生后，建始县花坪镇汤家槽村委会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到现场进行踏勘，绘制了争议林地现场示意图，大队大路是从袁文丹房屋旁到汤家槽××××路，该路贯穿于袁敏丹两宗林地间的一条走路。
4.袁泽玉（袁敏丹之父）1984年《山林使用证》、《山林使用证清册》。证明袁泽玉1984年有“杨家屋场大路”、“门口”两宗林地，四界清楚，本案所涉林地为“杨家屋场大路”。
5.袁福丹《林权证》、袁红丹《林权证》。证明袁红丹“后坡”林地、袁福丹“杨家屋场”林地的四至界限。
6.袁福丹、袁平丹与阳一宪的《转让协议合同书》。证明袁福丹、袁平丹于2007年1月28日将其管理的林地部分转让给阳一宪建房至今，未生产争议。
7.调查袁敏丹、袁红丹、杜美堂、刘礼芝、袁玉菊、袁义丹、尹应安、阳宜宪的笔录。证明“大队大路”是从袁文丹房屋到汤家槽××××组张永相家老村委会的一条槽路，不是从袁文丹房屋到现村委会的大路；阳一宪转让袁福丹“杨家屋场”部分林地后修建了房屋，袁敏丹一直未向阳一宪主张权利；老大路是从袁文丹房屋旁斜下至金盆方向的路。
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
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
3.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
4.参回行政复议告知书及邮寄送达证明；
5.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证明。
第三人袁福丹、袁红丹未到庭亦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无异议，对证据6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对被告建到花坪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3、4、5以及证据7中调查袁敏丹的笔录无异议，对证据6认为阳一宪建房侵犯了原告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对证据7中调查袁红丹、杜美堂、刘礼芝、袁玉菊、袁义丹、尹应安、阳宜宪的笔录的真实性的异议。原告对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6只能证明原告与付一新之间存在林权争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6与客观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调查袁红丹、杜美堂、刘礼芝、袁玉菊、袁义丹、尹应安、阳宜宪的笔录，系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和证据，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明力。
经审理查明，袁敏丹之父袁泽玉于1984年取得“杨家屋场大路”、“门口”两宗林地，1984年《山林使用证》载明“门口”林地的四界为：东邻田边、西邻田边、南邻田边、北邻大队大路；“杨家屋大路”林地的四界为：东邻田边、西邻田边、南邻大队大路、北邻大路；“门口”林地们于“杨家屋场大路”林地上方，“门口”林地的北界与“杨家屋场大路”林地的南界均为“大队大路”，两宗林地之间有一条从汤家槽村一组袁文丹横过至汤家槽××××组张永相家的走路，张永相屋旁原为汤家槽大队（现为汤家槽村）房屋。
袁福丹之父袁泽成于1984年取得“杨家屋场”林地一宗，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载明“杨家屋场”林地的四界为：东至高岩边、西至陈家坡大沟、南至杨家屋场土坎、北至阳沟。袁福丹2009年《林权证》载明“杨家屋场”林地的四界为：东至平丹界字沿高岩横过经大路斜上抵大沟头界字、西至平丹田界斜上抵大沟头界字、南至大沟头界字、北至围墙头界字沿田边直抵平丹界字。袁红丹于1984年取得“后山”林地一宗，1984年《山林使用证清册》载明“后山”的四界为：东至泽成自留山、西至陈家槽田边、南至余兴胜自留山介、北至阴沟。袁红丹2009年《林权证》载明“后坡”林地（即“后山”林地）的四界为：东至袁福丹界字沿横岩坎横过抵平丹坎界字、西至大沟天坑界字沿田边斜上抵福丹界字、南至大沟天坑界字沿福丹平丹田边斜上抵福丹岩坎界字、北至福丹神脉界字直上抵福丹岩坎界字。袁福丹“杨家屋场林地”与袁红丹“后坡”林地位于从汤家槽村一组袁文丹房屋斜下至袁福丹、袁万丹田高岩十字界至金盆一条走路下方，两宗林地中间有一条公路穿过。
因袁敏丹认为袁福丹《林权证》中的“杨家屋场、袁红丹《林权证》中的“后坡”林地中有部分林地属于其“杨家屋场大路”林地范围，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建始县花坪镇汤家槽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2月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2016年12月16日，袁敏丹向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递交《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受理袁敏丹的申请后，到现场进行了现场勘察，对知情人进行了调查，于2017年6月19日通过审核各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作出花政处字[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内容如下：一、袁福丹《林权证》登记的“杨家屋场”林地、袁红丹《林权证》登记的“后坡”林地，四界清楚，依法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二、袁敏丹关于“杨家屋场大路”林地承包范围包含袁福丹“杨家屋场”和袁红丹“后坡”部分林地的权利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袁敏丹不服该处理决定，向建始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建始县人民政府受理袁敏丹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向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送达了《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向袁福丹、袁红丹送达了《第三人参回行政复议告知书》。2017年10月19日，建始县人民政府通过审核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依据，作出建政复决字[2017]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19作出的花政处字[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对于个人之间的林地使用权争议负有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袁敏丹所持的1984年《山林使用证》以及袁福丹、袁红丹所持2009年《林权证》系处理本案林权争议的依据。本案争议的实质是“大队大路”、“大路”的具体位置，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对知情人进行了调查，均证实“大队大路”系从汤家槽村一组袁文丹横过至汤家槽××××组张永相家的走路（南到东），“大路”是指从汤家槽村一组袁文丹房屋斜下至袁福丹、袁万丹田高岩十字界至金盆的走路（南到北），争议林地位于从汤家槽村一组袁文丹房屋斜下至袁福丹、袁万丹田高岩十字界至金盆的走路的下方，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结合地形地貌特征认定袁敏丹的“杨家屋场大路”林地与袁福丹“杨家屋场”林地、袁红丹“后坡”林地不交叉、不重合，证据确凿。综上，被告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通过现场勘察、调查知情人、审核争议双方提供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作出花政处字[2017]1号《关于袁敏丹与袁福丹、袁红丹承包户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建始县人民政府受理袁敏丹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袁福丹、袁红丹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程序，通过书面审核建始县花坪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依据，在法定期间内作出建政复决字[2017]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敏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7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纯斌
人民陪审员 贺继华
人民陪审员 王德玉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年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