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30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贺珍，女，197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沈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冬生，绍兴市新世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美娟，女，196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绍兴市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世汇，绍兴市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紫英，女，197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上诉人徐贺珍因与被上诉人曾美娟、黄紫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贺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冬生，被上诉人曾美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紫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贺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曾美娟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审理期间，徐贺珍与曾美娟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案涉账目由第三方审核等事宜。据此，可认定当事人就案涉《结算清单》不予认可，一致同意通过审计以确定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和合伙财产，一审法院亦准许当事人的审计请求，虽当事人未就审计机构达成一致，但一审法院应告知当事人是否需要通过法院指定的方式确定审计机构，并对案涉账目进行审计。事实上，一审法院未告知徐贺珍，也未依法对案涉账目进行审计，故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赵梅、胡涛在《结算清单》上的签字行为效力不能及于徐贺珍。具体理由：各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只是明确了赵、胡二人的工作岗位和内容，未约定在合伙终止或解除合伙协议时，二人签字确认的账务数据可以作为本案当事人处理合伙财产的依据；徐贺珍未授权也未事后追认赵、胡二人的签字行为；合伙终止时，合伙期间债权债务及合伙财产的处理，依法应由合伙人根据协议进行处置。2.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合伙期间合伙财产进行审计达成协议，证明当事人对合伙债权债务及合伙财产持有异议，同时又认定赵梅、胡涛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的行为效力及于徐贺珍，前后矛盾。3.一审判决以赵梅未实际出资、承诺放弃权利等确认曾美娟的原告主体适格，作出赵梅无需承担合伙义务的认定，损害了本案合伙人之外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可能加重徐贺珍与黄紫英的合同义务。4.即使《结算清单》真实，该清单中载明的投资额也不是曾美娟在合伙期间投入的投资款。因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间自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故在投资明细中列明的2016年1月16日的款项644800元及2016年1月费用677790元均发生在合伙之前，不能认定为合伙期间的投资款和发生的费用。5.一审判决在认定《结算清单》有效、《结算清单》又明确载明徐贺珍应支付给曾美娟483276.22元的情况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徐贺珍不应与黄紫英共同支付给曾美娟全部合伙款。
曾美娟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一、审计并非本案必经程序，《结算清单》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没有必要进行审计，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二、徐贺珍提出的费用问题，双方合伙之前已经进行了投资，这个费用是房租费。对徐贺珍应承担的部分，一审中曾美娟已作了相应调整。
黄紫英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其书面答辩称，一审判决客观公正。黄紫英与徐贺珍作为乙方与曾美娟、赵梅签订合作协议，后严重亏损，各方同意终止合作，由相关人员进行结算，通过会计兼统计胡涛核算经黄紫英核对后签字确认；黄紫英与徐贺珍的通话录音真实，但已清楚告诉徐贺珍签字属实；合伙期间，黄紫英挂在绍兴市柯桥区齐谐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谐公司）缴纳社保，并非该公司员工，与其无劳动关系。
曾美娟于2017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合作协议；二、判令徐贺珍、黄紫英支付合伙款项811313.44元及相应利息。后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美娟与案外人赵梅作为甲方，黄紫英与徐贺珍作为乙方，曾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由甲乙双方共同合作经营“绍兴市柯桥区安悦纺织品有限公司（未注册）”。协议约定，由甲方负责办公用地、资金管理周转及人事安排，由乙方负责销售、收款、产品质量等工作，乙方经手的应收款如未收回应承担直接清偿责任。合作期间按甲方40%，乙方60%比例进行盈亏分配。协议同时约定，门市营业员为赵梅、赵东，调度员、会计、统计均为胡涛。协议还约定，赵梅不享有协议的任何权利义务。合作期间，甲方向乙方提供每月6000元的预支费用，年底结算时扣除。协议期间为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止。现曾美娟认为合作期限已满，且经结算，黄紫英和徐贺珍应向其支付合伙款项811313.44元。诉讼过程中，曾美娟与黄紫英、徐贺珍曾达成协议，就合伙期间合伙财产进行审计，后未果。另，案外人赵梅自愿放弃合作协议中的权利及诉讼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赵梅虽系讼争合伙协议载明的一方当事人之一，但合伙协议中已载明赵梅并不实际出资，也不享有或承担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同时赵梅亦认可曾美娟全部权利，并出具了放弃权利之承诺，也不要求参加诉讼，且合作协议已终止，并不涉及合作协议的解除，故已无需追加赵梅为共同原告。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间为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现协议约定期间已届满，当事人亦表示协议已终止。对曾美娟提交的《结算清单》对合伙结算的证明力作如下分析：（一）《结算清单》，由曾美娟与黄紫英及赵梅、胡涛签字确认。虽徐贺珍认为其并未签字确认，且赵梅与胡涛均与曾美娟、黄紫英有亲戚关系，不能作为结算凭证。但该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已明确载明营业员为赵梅，会计及统计为胡涛，该二人系合作协议当事人共同选任之人员。同时，在诉讼过程中，徐贺珍亦认为赵梅负责合伙期间财务，账目均由赵梅经手，胡涛管理仓库。据此，赵梅及胡涛系各合伙人指定之财务或管理人员，亦确实参与了合伙经营，该二人出具的《结算清单》显然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可以作为合伙结算凭证。（二）根据合作协议，分甲方、乙方，即曾美娟与赵梅为一方，黄紫英与徐贺珍为另一方，系甲、乙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对曾美娟而言，黄紫英与徐贺珍系同一主体。现乙方人员中的黄紫英已对《结算清单》进行了确认，可以视为合作协议的甲、乙双方已对合伙结算达成一致。至于黄紫英与徐贺珍之间份额如何处理，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结算清单》可以作为当事人间的结算凭证。
至于黄紫英与徐贺珍应付款金额，根据《结算清单》，其中未收款为142773元，均记载为由徐贺珍负担，但根据合作协议，甲乙双方按4:6的比例分配，据此就该应收款，曾美娟可分配金额仅为57109.20元（142773元×40%），对此，曾美娟在诉讼过程中也予以了确认。故根据《结算清单》，曾美娟可向黄紫英和徐贺珍主张的金额应调整为725649.6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紫英、徐贺珍应支付给曾美娟合伙款项725649.64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4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曾美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13元，减半收取595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合计8977元，由曾美娟负担428元，黄紫英、徐贺珍负担8549元。
二审中，围绕其上诉请求，徐贺珍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齐谐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及黄紫英缴纳社保情况、绍兴万民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民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及赵梅缴纳社保情况各一组，以证明齐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曾美娟的儿子李奇峰、黄紫英于2016年1月份至2017年6月份在该公司缴纳社保及万民公司股东为曾美娟和李新民夫妻、赵梅于2016年1月份至2017年3月份在该公司缴纳社保等事实。同时，徐贺珍还申请本院调查曾美娟与李新民、李奇峰的身份关系以及赵梅、黄紫英缴纳社保情况，本院准许后签发调查令，取得有关曾美娟与李新民系夫妻、李奇峰是二人儿子及赵梅、黄紫英的社保缴纳情况等材料。
2.《员工报酬与制度》一份，以证明合伙期间，赵梅由曾美娟安排、胡涛由黄紫英安排的事实。
3.照片一组（二张）。以证明当事人已协商一致，同意于2016年10月30日解除合伙关系且徐贺珍不承担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以及签字当日合伙库存布匹数量达10万余米、账户余额为91668.71元等事实。
4.绍兴县成策针织有限公司码单一份（照片及复印件）。以证明《结算清单》中“曾美娟投资明细”载明的2017年1月18日金额为11500元的款项系万民公司对外购买布匹应支付的货款，不是合伙债务的事实。
5.2016年4月24日的安悦纺织销售码单及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各一份（照片及复印件）。以证明2016年4月24日合伙企业的对外销售应收款42747元被曾美娟擅自转入万民公司的事实。
6.2017年3月6日的安悦纺织销售码单一份（照片及复印件）。以证明《结算清单》中“库存总计”下列明的布匹单价为每米5元，而曾美娟实际以每米20元对外销售的事实。
7.证人袁某、龚某出庭陈述证言。以印证前述证据3中曾美娟同意徐贺珍退出合伙且不承担债权债务的事实。证人陈述，他们系曾美娟与徐贺珍的朋友及客户，他们知悉曾美娟与徐贺珍合伙闹矛盾后，曾经进行劝解，对具体的合伙情况、终止合伙后双方如何约定等情况则不清楚。
曾美娟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赵梅与黄紫英的实际工作情况，证据2是合伙各方讨论的结果，并非曾美娟单方行为；证据3-6对真实性有异议，手机中保存的照片不能证明其真实性；证据7无异议。
曾美娟向本院提交了齐谐公司与万民公司的情况说明各一份，以证明赵梅、黄紫英只是在公司缴纳社保，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徐贺珍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劳动关系应以社保缴纳情况为准。
本院认证认为，黄紫英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证据1可以证明齐谐公司、万民公司的基本情况及曾美娟等人的身份关系，但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具体理由在裁判理由中评述。证据2真实，但其内容未反映徐贺珍指称的人员安排关系，仅是具体人员由谁负责人身安全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3-6未有原件相印证，曾美娟又不认可，其真实性不足以认定。并且，从证据内容上看，证据3中只是有2016年10月30日终止合作协议和曾美娟投资款、库存、账户余额等情况，并未反映徐贺珍无需承担合伙债务或亏损等内容；证据4中形式上看与“投资款明细”中的“11500元付成策”有关联，但收货单位记载为“万民”的事实与实际收货主体是否一致无其他证据印证；证据5中由款项是否系万民公司所有、是否已包含在《结算清单》中的销售款中，亦无证据加以印证；证据6中出售的布匹种类与库存布匹的一致性无法确认。因此，证据3-6均不足以认定。证据7真实，但证人明确表述对合伙清算的情况不知情，不足以证明徐贺珍的主张，不予认定。曾美娟提供的情况说明，不符合单位证明的证据形式要件，亦不予认定。
综上，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本案各方当事人合伙终止后，形成《结算清单》一份，并附“坯布款总单”、“染厂总单”、“成品总单”、“数码样衣总单”、“2016年每月费用”、“曾美娟投资款明细”、“库存总计”、“未收款（徐贺珍欠款未收回）”各一份，分别由曾美娟、黄紫英、赵梅、胡涛签字。其中，“2016年每月费用”中列明了1月-10月的费用金额，1月金额为677790元；“曾美娟投资款明细”中载明2016年1月16日房租金额为644800元。二审庭审中曾美娟明确1月费用金额中包含了房租费。
还查明：2017年6月29日（一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书一份，载明各方同意案涉账目交由第三方（如审计公司）审核，具体第三方由各方协商确定或法院指定，如交由第三方审核，各方应当配合，如一方不予配合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存在合伙关系、合伙已终止等基本事实无实质争议，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二是《结算清单》的证明力如何认定。
关于审理程序问题。徐贺珍上诉提出，在当事人已经达成协议对合伙账目进行审计的情况下，虽最终就审计机构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法院应告知当事人是否需要通过指定方式确定审计机构，并对案涉账目进行审计，一审法院直接裁判属于审理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就当事人申请对有关财务账目进行审计的情况作出规定，应参照鉴定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判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启动鉴定或审计程序，一般应由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且应经法院准许。本案中，当事人仅是内部达成就有关账目进行审计的协议，未明确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且是否准许当事人的审计申请亦属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并非当事人申请后即必须启动审计程序。何况，本案当事人在协议就有关账目进行审计后，也未对审计机构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作出裁判，并未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结算清单》的证明力问题。徐贺珍上诉认为，其未在《结算清单》中签名，参与结算的赵梅、黄紫英没有处理合伙财产的权利，且二人与曾美娟有利害关系，故《结算清单》对其不具有约束力。本院认为，对《结算清单》证明力的问题，一审判决已从赵梅、胡涛二人的职务范围及合伙结构等作了详细分析论证，本院均予赞同，不再赘述。就徐贺珍上诉提出的赵梅、胡涛二人的授权范围和利害关系的问题，因二人身份分别为营业员和会计兼统计，赵梅还负责财务事宜，具有进行合伙事务对账清理的权限和能力。至于其是否为曾美娟关联企业的员工，并不影响其从事合伙体工作的职务行为之效力。而且，《结算清单》所附的各项附件中，详细列明了各项投资、支出的情况，可以印证《结算清单》的证明力。曾美娟一审中虽曾与黄紫英和徐贺娟达成另行委托对有关账目进行审计的合意，但这并不表明曾美娟对《结算清单》证明力的自我否定，也从未放弃依此主张权利。因此，《结算清单》对于证明合伙事务及合伙期间投资、债权债务的情况具有高度的盖然性。
与《结算清单》证明力有关的其他问题。一是关于徐贺珍上诉中提出的赵梅在本案中未确定诉讼地位的问题。赵梅虽系与曾美娟同为甲方的合伙人，但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赵梅仅为名义出资人，不享有协议的权利，诉讼中又明确不参加诉讼，故一审不追加其为共同原告并无不当，本案中也不会损害合伙相对方的利益。至于徐贺珍提出的赵梅未参加诉讼是否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问题，因本案审理的是合伙体内部关系，不涉及合伙体外部债权人的权利处分，这一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二是关于《结算清单》中投资款和费用的具体认定问题。徐贺娟上诉提出，清单中曾美娟的投资款中第一行的644800元和支出的每月费用第一笔677790元发生时间均为2016年1月份，此时并非双方合伙期间，不应作认定。对此，本院认为，合作协议明确约定由甲方负责办公场地，也明确办公场地系租赁所得，故在合伙体经营前期有租赁费用的支出和投入均属正常范畴。二审中曾美娟也明确2016年1月支出的费用677790元中包括了租赁费。且如按徐贺珍这一上诉主张，1月份的投入和支出均予扣除，也不影响其实际承担合伙亏损的数额。故徐贺珍提出的这一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三是关于共同支付还是分别支付的问题。徐贺珍上诉提出，即使按照《结算清单》，其也只需要负担部分亏损。对此，从合作协议看，黄紫英与徐贺珍系作为合伙一方，二人对外应负连带责任。虽从《结算清单》看，黄紫英已明确与徐贺珍之间已划分份额，曾美娟也未予反对，但本案中曾美娟明确要求黄紫英与徐贺珍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而徐贺珍在诉讼中又明确表示不同意按《结算清单》中的比例进行确定，故本案中不宜就徐贺珍和黄紫英的具体份额进行确定。徐贺珍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徐贺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唯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判决书中增加向当事人告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内容的通知》等规定，向当事人告知法律条文内容不当，应予指正。黄紫英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进行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57元，由上诉人徐贺珍负担。
如果未按照原判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小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陆卫东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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