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金商再字第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文信军。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义乌市顺达塑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楼辉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李涟。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龙高。
再审申请人文信军为与被申请人义乌市顺达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龙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浙金商终字第1082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8日作出（2013）浙民申字第143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文信军、被申请人顺达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李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龙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月9日，一审原告顺达公司起诉至义乌市人民法院称，一审被告陈龙高、文信军为自身业务所需，向顺达公司求购PVC材料，货款共计59552元。当时陈龙高、文信军口头承诺在三个月内付清所有款项。付款期限届满后，陈龙高、文信军虽经顺达公司多次催讨，却拒不支付货款。现起诉请求判令陈龙高、文信军支付顺达公司PVC材料款59552元及赔偿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损失。在庭审中，顺达公司明确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文信军是以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厂长的身份代表该厂与顺达公司发生本案所涉买卖业务。陈龙高、文信军共同答辩称：顺达公司的陈述不是事实，第一、文信军不是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厂长只是技术员。第二、送货单上明确载明收货人是叶某，所以不可能是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发生业务关系。第三、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与顺达公司都是生产本案所涉的PVC材料的企业，叶某原来是该厂的技术员，后来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楼辉义同叶某进行合作，所以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生产PVC比顺达公司早，也不可能向顺达公司购买自己企业能生产的产品。第四、对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系个体工商户、业主为陈龙高本身没有异议。第五、文信军是受叶某的委托替其签收货物，因此不是买卖合同的一方，不应承担责任。
义乌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陈龙高经营有义乌市鹏宇塑料制品厂（个体工商户），该厂于2010年3月17日变更为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文信军系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员工。顺达公司分别于2011年3月7日、2011年3月10日派公司员工将两批次价值59552元的PVC材料送至义乌市鹏宇塑料制品厂。其中2011年3月10日的货物由文信军签收。
义乌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顺达公司与以陈龙高为业主的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一、本案讼争的货物买卖并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顺达公司主张文信军以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厂长的身份联系了本案涉及的业务，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陈龙高、文信军也均予以否认，故无法认定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或者文信军以该厂厂长的名义向顺达公司发出了购买货物的要约。二、顺达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的两张送货单作为主要证据。按照相关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首先，在两张送货单上的购货单位顺达公司注明为“叶某”或者“叶某文信军”，而非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顺达公司对此称因为本案两笔业务均由叶某介绍，为了便于与叶某结算报酬，故做上述注明，顺达公司作为提供送货单的一方，对其在送货单上注明的内容应自负审慎义务，且顺达公司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案所涉业务系叶某介绍，顺达公司的解释有悖常理。其次，从收货的角度来看，2011年3月7日的送货单上收货人处所签名为“叶某文信军”，顺达公司称文信军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文信军对此否认，顺达公司也未申请笔迹鉴定，对“叶某”的签名由何人在何处何原因所签，顺达公司称不清楚，也无法解释为何“叶某”的名字写在“文信军”的前面，顺达公司应对该货单的签收情况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2011年3月10日的送货单，文信军承认是其签收，但顺达公司亦未能证明其是以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厂长（员工）的身份履行职务行为而签收。故两张送货单从形式上不能反映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也无法证明文信军以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厂长（员工）的身份履行职务行为而签收了本案所涉两笔货物。综上，顺达公司主张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应由陈龙高、文信军支付货款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顺达公司与文信军、证人叶某之间可能存在的买卖合同纠纷，顺达公司可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顺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8元，由顺达公司负担。
宣判后，顺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顺达公司和被上诉人陈龙高经营的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内。1、2011年3月，被上诉人文信军通过叶某的介绍，代表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两次向顺达公司订购PVC材料。顺达公司出具送货单之后，委托公司两名送货员（即一审的两名证人）将诉争货物送至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并由文信军签收。2、顺达公司将诉争的两批货物交付至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并由文信军签收，已依约履行交付义务。该事实已为一审法院所认定。3、文信军向顺达公司求购、签收诉争的两批货物均系履行职务行为。首先，文信军在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上班，与单位签有劳动合同，负责该厂的日常运营及生意往来。其次，文信军与顺达公司没有个人的业务往来，不会以个人名义向顺达公司求购PVC材料，其求购、签收的行为均是代表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与顺达公司之间发生的。4、叶某系与顺达公司有松散合作关系的业务介绍人，故在送货单上有叶某的签名，便于业务完成后与顺达公司进行结算。5、文信军通过叶某的介绍，代表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向顺达公司求购PVC材料。顺达公司基于对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信任以及义乌市当地的货物交易习惯，将求购的两批货物送至厂内，并同时将两份送货单交由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负责人签收，故顺达公司已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己方义务，陈龙高、文信军应依约向顺达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二、一审法院加重了顺达公司的举证责任。顺达公司提交的书面证据、证人证言已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支撑顺达公司的诉请，但一审法院仍然要求顺达公司提供无法取得或本不存在的补充证据，从而导致顺达公司的诉请被驳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加重了顺达公司的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顺达公司的一审诉请。
陈龙高、文信军共同答辩称，本案事实上是顺达公司与案外人叶某因合作生产PVC材料的买卖关系，与陈龙高、文信军无关。顺达公司一方面不能举证证明同陈龙高、文信军存在合同关系，另一方面不讲诚实信用虚构漏洞百出的买卖事实，进行恶意诉讼。顺达公司同叶某之间的纠纷曾经由顺达公司自己向义乌市公安局控告过。请求驳回顺达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定顺达公司在一审中出具两张送货单。其中№0009115号送货单，购货单位载明“叶某”，在收货人一栏有“叶某”签名，并由其签上文信军姓名；而编号为№0009150号送货单上载明购货人为“叶某、文信军”，货物由“文信军”签收。
本院二审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从本案证据看，双方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有两张顺达公司出具的送货单可作为本案买卖法律关系存在的依据。从№0009115号送货单看，购货单位载明是“叶某”，在收货人一栏有叶某签名，并由叶某签上文信军姓名，但文信军否认其在这份送货单上签过名，因而应认定叶某为实际买受人；而编号为№0009150号送货单上载明购货人为叶某、文信军，计价值为36783元的货物已由文信军签收，故文信军应是№0009150号送货单上载明购货人和收货人唯一相对应的买受人。综上，顺达公司将陈龙高作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并要求其承担上述两份送货单上货物的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顺达公司对陈龙高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是从№0009150号送货单上载明购货人为叶某、文信军，货物也已由文信军签收，故文信军应承担№0009150号送货单上载明的这批货的付款责任。顺达公司要求文信军承担清偿责任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该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及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一审判决全部驳回顺达公司对文信军的诉讼请求欠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3）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二、由文信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顺达公司货款计人民币3678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1月9日起计付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驳回顺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88元，由文信军负担800元，顺达公司负担4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8元，由顺达公司负担488元，文信军负担800元。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文信军称，一、当时叶某给文信军打电话称有货让其签收一下，后文信军就把货接到厂门口，货就卸到厂里了，货卸完叶某就来了，这是3月7日的货。隔了几天同样是叶某给文信军打电话，还是让其收货，货是叶某让其代为签收的。二、叶某也承认货是他的。三、叶某承认了货是他的，二审判决让文信军承担货款的支付义务错误。请求再审驳回顺达公司对文信军的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顺达公司辩称，一、讼争的两批货物均由文信军签收，且已依约交付至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送货单上购货单位一栏在顺达公司出库送货时空白，“叶某”、“廿三里”系叶某与顺达公司对账领取佣金时补充填写，仅为结算佣金所需。该笔货物的送货地点“廿三里”是货物交付地的地名，叶某非货物的买受人，其系顺达公司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之间的介绍人，通过拉业务提取1%的报酬，其身份在顺达公司与其他买受人的司法判例中得到证实。二、本案买卖合同不是发生在顺达公司与叶某之间，文信军不会以个人名义向顺达公司求购PVC材料，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是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该两批货物的要约系文信军作为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负责人向顺达公司发出，并依文信军的要求向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发货，由两名送货员送至该厂内，文信军作为该厂的负责人在两份送货单上签收，该交易合法有效并符合义乌市场的交易习惯。且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工商登记情况看，顺达公司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间的PVC材料买卖行为符合该厂的日常经营行为。三、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具体负责人为文信军，登记的业主为陈龙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作为本案的合同交易相对方不能阻却陈龙高与文信军作为买受人的付款义务，二人应对该厂的债务承担付款责任。请求再审支持顺达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陈龙高述称，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楼辉义原来在其厂里拿货，两人是同行，其不可能到楼辉义那里拿货。当时其并不清楚这件事，事后经了解货是文信军签收的，但货并未放在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里。叶某也承认货是他的，只是叫文信军代收。义乌的交易习惯是客户联上写的是谁的名字货物就是谁的，送货单上客户名是叶某的名字，字也是叶某所签，所以该两批货物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没有任何关系。另顺达公司与叶某有业务来往，而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与顺达公司没有任何业务来往。顺达公司也无证据证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负责人是文信军，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让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承担本案付款责任，此案与陈龙高无任何关系。
再审中，文信军申请证人叶某出庭作证。证人叶某称，2011年3月2日我送了一批价值37000元左右的材料给顺达公司，就在这天我向顺达公司订的货，订的是PVC材料，单价在11400元至11600元每吨，订了6吨，在本子上登记过，当时顺达公司老板娘也在场。货装好后老板娘打电话给我说顺达公司的驾驶员把车停在廿三里派出所旁边，让我叫人去接一下，我就叫文信军去带他们，货单是文信军帮代签的，货是卸在厂门口的，3月8日左右我到顺达公司时会计说文信军的名字不清楚，我就把我的名字签上去了，把文信军的名字也重新描了一遍。2011年3月10日第二批货送来时我又不在，我又叫文信军帮我签字，顺达公司的货单上写的也是老叶，老叶就是我。涉案货物已卖给东阳市富发吸塑厂，货款我已支付给顺达公司，其中用我2011年3月2日送到顺达公司的一批PVC的原料抵货款，剩余的货款我在2011年7月23日通过义乌市东方大厦旁边农业银行的柜员机转账21000元给顺达公司老板楼辉义，另由我代顺达公司支付技术员工资1000元。叶某当庭提供了2011年3月10日的码单（送货单）二份，证明涉案货物的码单由叶某持有，叶某系涉案送货单所载货物的真实买主。
再审中，顺达公司提供个体工商户登记情况复印件一份、送货单复印件两份及（2012）金义调确字第92号司法确认决定书复印件一份，上述证据来源于（2012）金义调确字第92号案卷，证明在与本案类似情况的案件中，顺达公司的送货单存在书写不规范的情况，其的确是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但该案个体工商户业主承认买卖合同关系，并向顺达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
对叶某的证言，文信军无异议。顺达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一、叶某与顺达公司具有生产合作关系，双方之间当时有约定，叶某为顺达公司拉业务，顺达公司按价格的1%支付佣金，案涉的两笔货款系叶某拉的业务，所以出现码单由叶某持有的情况。二、叶某陈述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叶某与顺达公司之间有80至90万元的业务，如果叶某是买受人，其应向顺达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顺达公司就类似的案件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判决均是由收货人或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叶某曾在义乌高宇塑料制品厂打工，与文信军、陈龙高有业务关系，其所作的证言很可能会利于文信军、陈龙高，故证明力较低。陈龙高对叶某所作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因顺达公司主张案涉货物交易的依据即顺达公司出具的送货单上购货单位处均由顺达公司注明有“叶某”，且叶某在原一审、再审中均出庭作证认可涉案货物其系真实买主，结合送货单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对案涉货物系叶某所购这一事实予以认定。
对叶某提供的证据，文信军质证认为，其只在送货单上签字，这份码单并没有见过。顺达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确认送货单上的日期。陈文高对该份证据无异议。因顺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顺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文信军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陈龙高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因顺达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其所主张的交易相对方为楼洪武，其在购货单位上注明的购货方亦为楼洪武，涉案货物亦为楼洪武签收，与本案并不具有相似性，对顺达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陈龙高经营有义乌市鹏宇塑料制品厂（个体工商户），该厂于2010年3月17日变更为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文信军系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员工。2011年3月7日，顺达公司将价值20769元的PVC材料送货，该批货物由叶某在送货单的收货人处签了“叶某、文信军”，送货单载明的购货单位为叶某。2011年3月10日顺达公司将价值36783元的PVC材料送货，该批货物由文信军在送货单的收货人处签名，送货单载明的购货单位为叶某、文信军。
本院再审认为，顺达公司在原一、二审、再审中均确认案涉货物买卖交易相对方为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故应由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登记的负责人陈龙高与实际负责人文信军承担案涉货款的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顺达公司主张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为涉案货物买卖的相对方，应由其举证证明其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顺达公司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未订立过案涉货物的买卖合同，其仅提供了两张送货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顺达公司以送货单主张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存在买卖关系，但根据顺达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记载的内容显示，2011年3月7日送货单上的购货单位为“叶某”，2011年3月10日送货单的购货单位为“叶某、文信军”，而叶某在原一审、再审两次出庭作证均称其系案涉送货单所载货物的真实买主。另顺达公司提交了与案外人楼洪武交易的相关材料来证明，按交易习惯送货单上备注老叶的购货单位真实交易方并非叶某，但顺达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上送货单购货单位处均同时注明了其所主张的实际买主楼洪武，且货物均由其主张的实际买主楼洪武签收，该组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不具有相似性。因此，顺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与顺达公司之间存在案涉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其要求陈龙高作为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登记的负责人、文信军作为义乌市高宇塑料制品厂的实际负责人而共同承担案涉货物的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文信军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一审判决驳回顺达公司对陈龙高、文信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原二审判决判令文信军承担案涉货物的付款责任有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浙金商终字第1082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3）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8元，由义乌市顺达塑胶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益平
审 判 员 徐 晋
审 判 员 马美华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徐艳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