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辽01行终7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凡，男，195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民主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赵秀海，男，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昊，男，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宇宁，男，系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76号。
法定代表人：邢鹏，男，系该区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大放，男，系该区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从国，男，系辽宁申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白凡诉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撤销行政处罚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3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6年10月12日和13日，原告白凡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上访，后由沈阳市驻京维稳工作组移交至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6]18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原告不服，向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6日作出沈和行复字[2016]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作出的《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沈公和（治）行罚决字[2016]1895号）。原告不服，起诉来原审法院。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具有行使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职权。《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作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中，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秩序。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复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白凡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0元由原告白凡负担。
上诉人白凡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2016年10月12日、13日没有作出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所出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及《登记回执》证明，上诉人在京期间没有作出所谓“违法行为”，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合法证据证明事发时因上诉人出现导致了“公共秩序发生紊乱”，且上诉人系于当日自行离开前门东，并未有作出任何违法行为，且系于而后的10月23日自行返回沈阳家中，并非系有北京警方与驻京工作组进行的移送交接，且本案至今也没有证据证明就上诉人的行为进行了所谓移送交接。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应予撤销；2、被上诉人处罚后，未将处罚决定交给上诉人，上诉人依据处罚决定书向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然而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出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及登记回执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巡逻民警查获立案移交的信息不存在，基本事实不存在，结果自然无效，一切倾向于证明待证事实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证据均为相关证据，不能说没有关联性，且在庭审过程中对该证据并无任何一方提出无关联性，可是一审法院却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采信被上诉人编造的事实，纯系虚构事实，莫须有；3、根据一审法院引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0条、第7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条、第10条的规定，沈阳市驻京维稳工作组不是公安机关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因此将案件定性移交至被上诉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系行政主体违法。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不是沈阳市驻京维稳工作组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行政区域治安管理范围，只有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将本案移交其他组织才有管辖权。如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认为异地违法案件由其管辖更为适宜时，应首先查明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是否已经受案。若已经受案处理，则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不再具有管辖权，然而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内容所谓事实证据均系“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巡逻民警发现并盘查，将其带回审查”，这说明天安门分局已经受案且系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但处理结果以及原始证据，一审法院均没有查清，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不再具有管辖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该判决确认无效；4、行政处罚前被上诉人和平分局没有依法如实告知被处罚人事实理由及依据，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32和41条的规定。由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而引发上诉人向有关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理由是上诉人不知道因何拘留，而有关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书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将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告知被处罚人。复议书所阐述的依据系因2016年10月12日、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巡逻民警发现盘查并带回审查，处理结果有任何蛛丝马迹证明以上事实存在上诉人都服判，对方依据为询问笔录及情况介绍，然而在案件中并不存在10月12日的询问笔录，且13日的情况介绍系10月25日收集，但是24日已经作出行政处罚，依据《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30条，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有合法依据，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合法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一审法院在明知有上述规定的情况下采用以上证据，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草菅人命，制造冤假错案。综上，
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结果，请求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2、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3、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4、被处罚人询问笔录；5、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7、通（告）知记录；8、传唤证；9、证据材料；10、电话查询记录；11、户口常表；12、违法信息，1-12号证据证明原告实施了违法行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行政复议申请收据；2、快递单；3、行政复议案件登记表；4、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5、和平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6、白凡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件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7、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8、授权委托书；9、国内挂号信函收据；10、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1-10号证据证明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原审原告白凡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及登记回执，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与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存在，与事实不符。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对原审被告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提供的3号证据认为是被诉客体而不作为证据质证，对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审原告白凡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查，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审对其他证据的认证正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和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具有作出被诉决定的法定职权，原审认定正确。被上诉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其据此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其据此维持被诉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宇声
审判员 赵春玲
审判员 杨晓鹏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丛丽丽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