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101民初405号原告：上海尚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青高路368号3幢0026室。法定代表人：白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中阁，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北，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4号广播电视局楼5层。法定代表人：杨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晨，男，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原告上海尚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尚映公司）与被告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北公司）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原告上海尚映公司诉称，2016年6月1日原告与北京京都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世纪）签订了三部电视剧《孝庄秘史》、《杨贵妃秘史》、《皇太子秘史》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2016年6月3日签订了两部电视剧《康熙秘史》、《西施秘史》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因被告与京都世纪是电视剧《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的共同版权所有者，2016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关于电视剧《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以下简称涉案合同），合同第6.5条约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关于电视剧《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成立的前提是原告已经获得《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的另外一家版权拥有公司即京都世纪的授权，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关于电视剧《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只为保证权利所有者对原告的完整授权，如果有一方不予授权，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在收到被告开具的21万元的发票后向被告一次性支付了《皇太子秘史》和《孝庄秘史》的全部授权费21万元。由于原被告之间有过合作，原告需要补给被告1.5万元版权费，故被告向原告另行开具了1.5万元的发票，以上两笔费用共计22.5万元，由原告方于2016年7月18日一次性一起支付到被告方的银行账户，由于合同规定发票内容写播映权转让费，所以原告方转账给被告方此笔款项时在用途一栏写的也是播映权转让费。由于被告与京都世纪无法就《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的权利文件达成一致，原告无法获得京都世纪和被告的共同授权，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2016年11月15日原告与京都世纪解除了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三部电视剧《孝庄秘史》、《杨贵妃秘史》、《皇太子秘史》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和2016年6月3日签订的两部电视剧《康熙秘史》《西施秘史》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2016年12月6日，原告用顺丰快递向被告寄送了原告与京都世纪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告知被告原告已经与京都世纪解除了电视剧《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的《影视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同时原告返还了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授权书原件，并出具了通知被告退款的合同声明原件，此快递已于2016年12月8日由被告方签收，被告方签收快递到目前为止，原告方曾多次电话联系被告方，但都联系未果，后原告也向被告方发送邮件告知此事，催告被告方退款，但是被告方一直没有给出回应，经过原告方的多次催告，被告方仍然拒不退款。故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退还原告支付的《皇太子秘史》和《孝庄秘史》的全部授权费21万元；2、承担9135元利息；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北京中北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依据涉案合同第12.2条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应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涉案合同签订的过程是，原告上海尚映公司在涉案合同上先行加盖公章，然后其将单方盖章后的合同邮寄至被告北京中北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再由被告加盖公章完成签订。所以涉案合同的签订地是合同约定的北京市，具体为被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所以合同的签订地也是被告住所地。据此，无论依据涉案合同实际盖章签订生效地确定合同签订地，还是依据导致合同生效的最终签署人被告住所地确定合同签订地，涉案合同的签订地均是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层。被告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既不是涉案合同实际盖章签订生效地，也不是导致合同生效的最终签署人被告住所地，故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为被告注册地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由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综上，被告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经审查，涉案合同第12.2条约定：“本合同的签订地为北京市。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涉案合同第13.6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地为上海市闵行区，本合同自合同各方盖章之日起生效。……”经查，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涉案合同的签订过程为：原告将其加盖公章的合同一式两份邮寄至被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4号的办公地址，被告收到后，在两份合同上加盖公章并将其中一份邮寄给原告。关于涉案合同第12.2条、第13.6条关于合同签订地为北京市、上海市闵行区的表述，原告称上述内容系对合同盖章地点的表述，而非对合同签订地的约定，不能作为管辖依据；被告称因原告签订合同的地点是上海市，被告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北京市朝阳区，故合同文本中将合同签订地表述为两个地点。本院认为，本案系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合同纠纷的规定确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涉案合同第12.2条的内容，原被告双方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该管辖协议条款合法有效，故本案应由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关于合同签订地的确定，涉案合同第12.2条、第13.6条分别约定北京市和上海市闵行区为合同签订地，根据原、被告对合同条款的解释，上述合同条款仅是对于双方各自盖章地点的确认，并非是双方对合同签订地的约定，因此上述条款不能作为确定合同签订地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本案中，涉案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应以最后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根据原、被告对于涉案合同签订过程的陈述，涉案合同签订地应为最后盖章的地点，即北京市朝阳区。根据涉案合同对于管辖法院的约定，本案应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被告北京中北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其请求将本案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被告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处理。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郝婷婷审 判 员  田 甜人民陪审员  赵 强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高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