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8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金碧363号云铜时代广场B区****号。
负责人：吕卫国，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凌，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郝巍，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原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前山工业区金鸡路508号。
法定代表人：黄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莉，广东铭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春芳，广东铭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方圆律所”）与上诉人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公司”）因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湾民二初字第1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9日，红塔公司致函方圆律所，内容为：双方于2004年10月18日签署的《常年法律顾问协议》已期满，……公司决定不再聘请贵所担任2009年度常年法律顾问；我公司2009年前由贵所律师负责处理的案件仍由贵所律师跟踪处理，并按专项法律事务形式约定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
2009年3月6日，云南格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格元律所”）为乙方、红塔公司为甲方就红塔公司与珠海市斗门区兆丰集团有限某甲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兆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及与广东粤景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某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粤景公司”）买卖合同诉讼（包括执行）案签署了实行费用包干、风险代理方式的《法律服务合同》一份，约定由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定由褚俊英褚某配合郝巍律师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该合同第3.1条约定“本合同采用费用包干、风险代理方式，律师代理费按本合同标的额的10%进行结算，并于实际回款到甲方指定账户的3日内支付给乙方，如债务人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则甲方应在每期收到回款后的3日内，即支付该期回款额10%的代理费”。
2010年9月29日，格元律所为乙方、红塔公司为甲方又针对红塔公司与深圳市协基某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基某丙公司”）买卖合同欠款纠纷案签订《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在该合同第七条1款约定“本合同的律师代理费按以下方式实现风险代理收费：（1）如胜诉收回款项大于等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按收回款项的百分之十三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如胜诉收回款项低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按胜诉标的额的百分之八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第2款约定“甲方在实际收到每一笔债权款项后10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
2008年12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受理上述红塔公司与粤景某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作出（2009）黄民二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后该民事判决被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该案被发回重审。该案经重审后，2010年11月25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851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粤景某乙公司向红塔公司支付欠款9786596.9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欠款9786596.96元为本金，自2008年5月16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上述案件进入执行后，红塔公司于2011年11月27日收到执行款127836元。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1）黄执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以未查找到粤景某乙公司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11年8月26日，就上述红塔公司与协基某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协基某丙公司向红塔公司支付货款3760387.90元及违约金（自2008年10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上述案件进入执行后，红塔公司至今分得执行款6926.8元。2013年3月11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1）深福法执字第5585-1号执行裁定以协基某丙公司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红塔公司未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2012年10月12日，红塔公司致函方圆律所郝巍律师称：贵所代理的上述案件的执行现状停滞，希望解除与贵所的委托代理合同，以使我公司可另循途径推动执行工作。同月17日，郝巍回函红塔公司称：同意解除双方在两案司法执行阶段的委托代理关系，相关报酬的收取不再适用原来商定的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和标准，建议参照2006年12月25日由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联合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政府指导价的相关规定，分别支付本律师在两案中应得的服务报酬。同月22日，红塔公司回复方圆律所郝巍律师称：上述函件收悉，但上述两个案件的代理律师费用结算首先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执行，如无相关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酌情考虑郝律师的建议。同月30日，郝巍在致红塔公司函件中计算出协基某丙公司案律师代理费为352793.93元、粤景某乙集团公司案律师代理费为517305.96元。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均确认10月22日红塔公司回函所称的“上述两个案件的代理律师费用结算首先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执行”中的委托代理合同是指红塔公司与格元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诉讼委托代理合同》。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11月14日格元律所以红塔公司为被告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红塔公司向其支付律师代理费870099.8元。红塔公司在该案中表明只认可方圆律所实施了代理服务，相应费用应向方圆律所支付。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就该案作出（2014）珠香法湾民二初字第114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合同涉及的协基某丙公司案件与粤景某乙公司案件中所有法院裁判文书上显示委托代理人为方圆律所郝巍律师和红塔公司的一名员工，格元律所未能证明其履行合同，故判决驳回格元律所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于2015年2月26日发生法律效力。
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均确认在涉案的粤景某乙公司案和协基某丙公司案中方圆律所与格元律所是转委托关系，红塔公司知晓并同意格元律所转委托给方圆律所郝巍律师，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并未就该两案签订代理合同，且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于2012年10月17日解除。红塔公司称其致函给郝巍律师是为了解除格元律所转委托郝巍律师的转委托关系，并非解除《法律服务合同》、《诉讼委托代理合同》。
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均主张涉案两个案件的代理费应按红塔公司与格元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进行计算。关于上述案件的代理费数额，方圆律所主张协基某丙案中收回款项低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根据合同约定应按胜诉标的额的8%计算代理费，金额为352793.93元，粤景某乙案中合同约定按合同标的额的10%计算，合同标的额是指诉状中的诉讼标的额，但实际上方圆律所是按胜诉标的额的10%计算的代理费，金额为1258706.43元；红塔公司称如果按合同标的额、胜诉标的额计算的话，方圆律所主张的代理费计算是对的，但红塔公司主张应按收回来的款项计算，如果不约定风险代理的话，收费标准不可能有8%-10%这么高，因为当时预计到有部分款项是收不回的。关于上述案件的代理费是否达到付款条件，方圆律所主张代理费付款条件已成就，协基某丙案中《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第1款第2项约定的是按胜诉标的额的8%支付律师费并非以收回款项作为付款条件；粤景某乙案中红塔公司已经收到了127836元执行款，但红塔公司并未按照法律服务合同第3.1条的约定履行义务，随后红塔公司解除合同可见红塔公司没有付款意图，合同第3.1条的约定包含结算和支付两个含义，结算是不管有无收到款项，都是按合同标的额的10%进行结算，结算之后是否支付代理费是另外的事情，红塔公司解除与方圆律所郝巍律师的转委托关系后，我方视为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已成就，合同已经解除，有关风险代理的相关条款也不具有约束力了。红塔公司主张两案的代理费支付条件均未成就，粤景某乙案中法律服务合同第3.1条约定代理费按合同标的额10%计算，并于实际回款到红塔公司指定的账户后3日内支付代理费，现只收回款项127836元；协基某丙案中《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关于合同的结算条件有4款，该4款并非孤立存在的，方圆律所将合同第七条第1款第2项理解为收回款项低于债权额的70%就按胜诉标的额的8%支付代理费，是割裂合同本意的文意解释，该合同第7条第2款约定红塔公司在实际收到每一笔债权款项后10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第2款是对第1款的限制，第七条第1款第1、2项中收回款项和胜诉标的额的本意是一样的，即按收回款项的比例支付代理费。方圆律所主张《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第2款针对的是第七条第1款第1项，第七条第1款第1项才有实际回款的内容，虽然约定的是风险代理，但是有保底的约定，按胜诉标的额的8%是保底的。
原审法院再查明：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公司于2016年3月1日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珠海经济特区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已经更名为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故其权利义务应由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均确认格元律所将涉案的粤景某乙公司案和协基某丙公司案转委托给方圆律所，该转委托行为红塔公司知晓且同意，故方圆律所和红塔公司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关系于2012年10月17日解除。由于本案中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并未就粤景某乙公司案和协基某丙公司案的委托代理签订代理合同，且双方均主张两案的代理费应按照格元律所与红塔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进行计算，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结合双方的举证陈述，案件的争议焦点为粤景某乙公司案和协基某丙公司案的代理费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及红塔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金额，具体分析如下：
一、粤景某乙公司案代理费付款条件是否已成就及代理费金额。
《法律服务合同》第3.1条约定：“本合同采用费用包干、风险代理方式，律师代理费按本合同标的额的10%进行结算，并于实际回款到甲方指定账户的3日内支付给乙方，如债务人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则甲方应在每期收到回款后的3日内，即支付该期回款额10%的代理费”，虽然该条款约定粤景某乙公司案的代理费收费标准为按合同标的额的10%进行结算，但从代理费支付时间（即红塔公司收到实际回款后3日内）以及债务人分期付款时红塔公司应付的代理费金额（即该期回款额的10%）的约定，可以看出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代理费按照红塔公司实际回款的10%进行支付。在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委托关系解除前红塔公司已经收到粤景某乙公司案的执行回款127836元，依照合同约定红塔公司应向方圆律所支付该笔执行回款的10%即12783.6元作为代理费。
关于粤景某乙公司案中生效判决确定的红塔公司尚未收回的剩余债权的代理费如何计算的问题。自2008年12月30日红塔公司起诉以来，方圆律所代理了粤景某乙公司案原审一、二审及重审一、二审，并申请了执行，从案件的诉讼、执行整个阶段看，方圆律所已尽了委托代理的主要义务。红塔公司以执行案件进入停滞状态为由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然而红塔公司债权是否能执行到位的关键在于粤景某乙公司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案是因未查找到粤景某乙公司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执行，并非方圆律所工作不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因此红塔公司行使法律赋予的解除权后，并不能完全免除应偿付代理费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合同约定代理费从红塔公司收回的款项中提取10%，如果允许委托人自由解除合同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势必造成受托人付出巨大的劳动而不能得到代理费的结果，这样显失公平，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到方圆律所三年多来为该案诉讼、执行所作的工作，以及该案因粤景某乙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执行的现状，原审法院酌定就红塔公司尚未收回的债权部分应向方圆律所支付代理费60000元，此后的执行款方圆律所不再提取代理费，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因此，粤景某乙公司案中，红塔仁恒公司应向方圆律所支付律师费合计72783.6（12783.6＋60000）元。
二、协基某丙公司案代理费付款条件是否已成就及代理费金额。
《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本合同的律师代理费按以下方式实现风险代理收费：（1）如胜诉收回款项大于等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按收回款项的百分之十三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如胜诉收回款项低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按胜诉标的额的百分之八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该条款明确约定胜诉收回款项大于等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时，按收回款项的13%计算代理费，胜诉收回款项小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时，按胜诉标的额的8%计算代理费。协基某丙公司案中胜诉收回款项低于70%，故按照合同约定应按胜诉标的额的8%计算代理费，按胜诉标的额计算律师费并不以收回款项为前提，红塔公司应向方圆律所支付该笔代理费。至于协基某丙公司案中的胜诉标的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生效判决，协基某丙公司需向红塔公司支付货款3760387.90元及自2008年10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因此胜诉标的额包含货款3760387.90元及违约金。方圆律所主张自2008年10月31日至2011年8月31日的违约金金额为648861.2元，该金额未超出生效判决确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故红塔公司应向方圆律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52739.93［（3760387.90＋648861.2）×8%］元。
因此，本案中红塔公司应向方圆律所支付律师费合计425523.53（72783.6＋352739.93）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三百九十六条、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红塔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方圆律所支付代理费人民币425523.53元；二、驳回方圆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304元，由方圆律所负担人民币14207元，由红塔公司负担人民币5097元。
上诉人方圆律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判项，并改判支持方圆律所的诉讼请求，即判令红塔公司向方圆律所支付代理费1611500.36元；二、红塔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如下：
第一，方圆律所对原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第二，原判决认定方圆律所与红塔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于2012年10月17日予以解除也是正确的。
第三，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由此可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得到了法律的充分尊重。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对粤景某乙公司诉讼案有关代理费用结算的真实意思即约定是怎样的呢？首先，委托关系建立时，双方在《法律服务合同》3.1条中约定“律师代理费按本合同标的额的10%进行结算”。其次，委托关系解除后，红塔公司坚持“上述两个案件的代理律师费用结算首先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执行”。一审中，红塔公司肯定了以《法律服务合同》3.1条款约定的比例结算律师代理费的主张。以上三个阶段的法律事实与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完全契合，故应按照该条“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按粤景某乙案胜诉额的10%与方圆律所结算律师代理费。而原判决关于“考虑到原告三年多来为该案诉讼、执行所作的工作，以及该案因粤景某乙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从财产而终结执行的现状，本院酌定就被告尚未收回的债权部分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代理费60000元，此后的执行款原告不再提起代理费，双方权利义务终止”的分析，不仅违反了合同法四百零五条的规定，更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基本原则的漠视。
上诉人红塔公司答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上诉人红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方圆律所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方圆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
红塔公司与格元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及《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并没有被解除，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两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条件尚未完全成就，红塔公司目前尚无需依据合同支付条款支付代理费。方圆律所执业律师郝巍接受格元律所的转委托，代理红塔公司在上述两合同中约定的法律事务，理应遵守上述两合同全部条款。红塔公司并没有与合同的相对方格元律所解除上述两份合同，则郝巍律师同红塔公司结算代理费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结算。
一、上诉人针对协基某丙公司案同格元律所签订的《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1款约定：“本合同的律师代理费按以下方式实行风险代理收费：⑴如胜诉收回款项大于等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按收回款项的百分之十三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⑵如胜诉收回款项低于诉讼标的额或者债权标的额的70%，按胜诉标的额的百分之八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第2款约定：“甲方在实际收到每一笔债权款项后10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
首先，从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比例、付款时间和条件的限制约定来看，红塔公司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代理人通过诉讼及执行收回债权后，以收回债权相应比例为支付条件和时间的风险代理包干的方式支付代理费。也就是说，当红塔公司收回款项后，再按照合同约定的相应比例给代理人支付律师费。该意思表示在合同第七条第1款“本合同的律师代理费按以下方式实现风险代理收费”这句话的表述中已非常明确表示了红塔公司委托律师风险代理收费的意思；在第2款中进一步明确了红塔公司在“实际收到每一笔债权款项后10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的支付条件。结合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才是一个完整的支付结算条款，而原审法院无视红塔公司签订代理合同的真实意思，割裂合同条款相互关联、相互限制的约定，孤立地从个别字面解释合同文意，导致错误判决。
其次，该合同文本由当时签订合同相对方的律师起草，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士，其应当在合同条款中明确体现委托人合同目的。红塔公司基于信任，没有留意到受托人表述于合同第七条第1款的第⑴、⑵项后半句中“按收回款项”和“按胜诉标的额”的这种文字上的细微差别，只是关注相应支付比例，以及第2款中明确的“按实际收到每笔债权款项后10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条款，就认为受委托人是以“胜诉收回款项”的相应比例，在“实际收到每笔款项后10日内”支付风险代理费，没有想到受托人在设计合同条款时留有陷阱。因此，红塔公司在一审庭审时主张该合同支付条款的解释应当按照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出发，而原审法院孤立地从个别字面解释文意，违背了合同法的立法本意。
第三，合同第七条第1款第⑴、⑵项无论后半句写的是“按收回款项”还是“按胜诉标的额”的相应百分比支付律师费，第⑴、⑵项的前半句均明确表述为：“如胜诉收回款项…”，已经直接表明了委托人支付律师费是以“胜诉收回款项”作为前提的。因此原审法院孤立解释合同文字，未考虑前半句“如胜诉收回款项…”的限制性规定，更没有考虑与之关联的第七条第2款付款条件的限制性约定，是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
综上，从《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支付条款中相互关联、相互衔接的约定，可确定委托人签订合同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以“实际收回款项”作为支付律师费的前提。根据案件实际状况，支付条件没有成就。
二、红塔公司针对粤景某乙公司案与格元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第3.1条约定：“本合同采用费用包干、风险代理方式，律师代理费按本合同标的额的10%结算，于实际回款到甲方帐户3日内支付给乙方。如债务人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则甲方应在每期收到回款后的3日内，即支付该期回款额10%的代理费”，可看出委托人真实意思表示为代理费按照实际回款的10%进行支付。在粤景某乙案中，方圆律所知晓执行回款127836元的情况，并表示因为回款数额较少，可以暂时先不支付该笔律师费。对于要按此回款数额的10%支付律师费，红塔公司是没有异议的。
此外，原审法院认为粤景某乙案被法院终结执行是被执行人无财产可执行，而非代理律师工作不力，是只看到问题表象，而未了解其深层的原因；事实上，粤景某乙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事实清楚，证据明确，红塔公司作为卖方在诉讼中的诉请基本可以得到法院支持。而买方为了逃避付款义务，在诉讼中一直同红塔公司缠诉。而代理人在该案的诉讼阶段未积极对被告的财产进行调查及诉讼保全，致使被告将案件拖至执行时且已无财产可执行。原审法院未考虑红塔公司签订《法律服务合同》的本意是以收回债权为目的，以收回款项的10%作为代理费的约定，而擅自酌定判决红塔公司支付代理费60000元，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合同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之所以在《法律服务合同》及《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均约定以风险代理全包干的方式支付代理费，是因为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证据明确，诉讼难度不高，而该两案的难度在于执行回款。红塔公司在与格元律所磋商及签订委托合同之时，已明确阐明上述情况，格元律所也明确知晓。而在案件诉讼过程中，接受转委托的方圆律所律师既没有在诉讼过程中积极收集被告财产资讯，也没有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致使案件进入执行阶段陷入困境，两案均被终结执行程序。红塔公司与格元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及《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无需依据该合同的结算条款支付律师代理费。
上诉人方圆律所答辩意见如下：
一、红塔公司称《法律服务合同》与《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并未解除，与事实不符。在本案进入诉讼前，由方圆律所经办律师郝巍与红塔公司以书面形式进行多次沟通，双方已经意识到在费用的结算与给付上可能会产生纠纷或分歧，红塔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函，方圆律所也同意。
二、红塔公司称“受托人在设计合同条款时留有陷阱”，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带有恶意，是极不妥当的。事实上，《法律服务合同》是方圆律所拟的，而《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是红塔公司拟的。合同传到方圆律所时，红塔公司称该合同是套用的，从网上下载后经过了一定的调整，并称红塔公司的老板已看过该合同。因此，方圆律所只是按照约定领取报酬而已。
三、红塔公司认为郝巍律师没有尽责，因此而不付报酬，但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粤景某乙案，在2006年已经产生，郝巍律师多次出差进行清收债权的工作。为了实现这笔债权，郝巍律师还亲自去了辽宁营口的红日某造纸厂进行考察。但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债权未全部实现。同时，本次起诉也是双方协商的结果，红塔公司的老板劝方圆律所起诉，以便更好地执行。方圆律所已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债权收不回并非方圆律所的原因造成。
双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双方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一、案涉《法律服务合同》及《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已解除。
红塔公司称其致函给郝巍律师是为了解除格元律所转委托郝巍律师的转委托关系，并非解除《法律服务合同》、《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八条规定：“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可见，转委托是受托人经委托人同意，将委托人委托部分或全部事务转由第三人处理，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直接发生委托合同关系的行为。转委托的内容即为原委托的内容。结合本案，经委托人红塔公司同意，案涉《法律服务合同》及《诉讼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事务已转由郝巍律师所在的方圆律所处理，委托合同关系的双方实际为红塔公司与方圆律所。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可见，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而解除权的行使应以明示方式通知，该通知自到达对方当事人时生效。结合本案，2012年10月12日，红塔公司致函两份给方圆律所郝巍律师，均写明：“……我公司特致函贵所，希望解除与贵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可见红塔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的是其与方圆律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该函件到达方圆律所时，合同即已解除。
综合以上分析，本院对红塔公司称其仅解除了格元律所转委托郝巍律师的转委托关系，并未解除《法律服务合同》、《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主张不予采纳。
二、律师代理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及代理费金额。
（一）关于律师代理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结合本案，红塔公司与方圆律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解除，故应按照案涉《法律服务合同》及《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及合同解除时委托事务的实际处理情况对代理费进行结算与支付，而不存在依据合同条款判定代理费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因此，对于红塔公司认为协基某丙案的代理费支付条件尚未成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代理费金额问题。
关于粤景某乙案代理费金额。第一，案涉《法律服务合同》第3.1条约定“本合同采用费用包干、风险代理方式，律师代理费按本合同标的额的10%进行结算，并于实际回款到甲方指定账户的3日内支付给乙方。如债务人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则甲方应在每期收到回款后的3日内，即支付该期回款额10%的代理费”，可见代理费按照实际回款的10%进行支付。在双方委托关系解除前，红塔公司已收到粤景某乙案的执行回款127836元，故红塔公司应向方圆律所支付代理费12783.6元。第二，红塔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郝巍律师存在工作不力的情况，粤景某乙案未能执行到位的原因在于粤景某乙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酌定就尚未收回的债权部分，红塔公司向方圆律所支付代理费6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协基某丙案代理费金额。《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第1款、第2款约定：“1、本合同的律师代理费按以下方式实行风险代理收费：（1）如胜诉收回款项大于等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按收回款项的百分之十三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如胜诉收回款项低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按胜诉标的额的百分之八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2、甲方在实际收到每一笔债权款项后10日内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结合本案实际，案涉委托合同关系解除时，协基某丙案收回款项低于诉讼标的额或债权标的额的70%，故应按胜诉标的额的8%支付律师代理费。原审法院对于协基某丙案律师代理费的计算标准符合上述约定，本院予以维持，红塔公司应向方圆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52739.93元。
综上所述，红塔公司应向方圆律所支付律师费合计425523.53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预付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304元，由云南九州方圆律师事务所负担；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预付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682.85元，由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