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70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9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法定代理人陈某1，男，196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系陈某2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儿童医院,住杭州市竹竿巷**号。法定代表人杜立中，院长。委托代理人汪伟，该院医务科科长。委托代理人袁哲锋，该院神经科医生。上诉人陈某2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儿童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3民初2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一）1999年5月28日，陈某2因抽搐到东阳市人民医院就诊，同年5月29日住院，同年6月2日出院，诊断结论为婴儿痉挛症。1999年6月2日，陈某2住入浙江省儿童医院治疗，并于同年6月13日出院，诊断结论为婴儿痉挛症、急性支气管炎。东阳市人民医院使用的药物包含硝基安定和氯硝安定。浙江省儿童医院使用的药物包含硝基安定。（二）2008年10月16日，陈某2为与东阳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向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陈某2起诉称：“1999年5月28日，陈某2因抽搐到东阳市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外部性脑积水”，次日，以抽搐待查收入住院，被诊断为婴儿痉挛症，东阳市人民医院使用精神药品硝基安定和氯硝安定治疗陈某2的婴儿痉挛症。……东阳市人民医院的错误诊断并使用精神药品硝基安定造成陈某2的伤害结果，应承担赔偿责任”，审理过程中，陈某2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交金华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书、浙江省医疗事故鉴定书。2009年3月13日，东阳市人民法院出具（2008）东民一初字第20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认定：“经金华市医学会、浙江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东阳市人民医院诊断陈某2病情成立，给予服用的药物用法及用量正确，符合诊疗常规及用药规范，陈某2精神运动发育迟滞，为陈某2脑发育异常及癫痫发作等多种因素所致，与医院诊疗无因果关系，不属于医疗事故”，并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为由，驳回陈某2的诉讼请求。（三）嗣后，陈某2不服东阳市人民法院（2008）东民一初字第2091号民事判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9年7月6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四）2009年7月30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陈某2颁发残疾人证，残疾类别为多重（言语智力），残疾等级为壹级。（五）陈某2未有向浙江省儿童医院主张赔偿的行为，直至2016年4月18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浙江省儿童医院赔偿其误工费1603956元，残疾护理费328500元，尿片费用87600元，合计2020056元；2、诉讼费由浙江省儿童医院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为，陈某2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从以下四点予以阐述可知：（一）陈某2于2008年10月16日向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东阳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所采用的事实与理由与本案的事实与理由基本一致，相同的事实与理由下，陈某2选择起诉东阳市人民医院而非浙江省儿童医院，由此可见，陈某2自己也认为，对其造成损害的对象是东阳市人民医院而非本案的浙江省儿童医院。（二）陈某2认为，其起诉浙江省儿童医院与起诉东阳市人民医院理由一致，都是在治疗过程中对陈某2使用了精神药品硝基安定而对其造成了损害。但，根据陈某2在（2008）东民一初字第209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提供的证据看，东阳市人民医院诊断陈某2病情成立，给予服用的药物用法及用量正确，符合诊疗常规及用药规范，陈某2精神运动发育迟滞，为陈某2脑发育异常及癫痫发作等多种因素所致，与医院诊疗无因果关系，不属于医疗事故。由此可见，浙江省儿童医院在同一患者同一病情下使用同一药物硝基安定，并无不妥之处。（三）陈某2起诉要求浙江省儿童医院赔偿其误工费、残疾护理费、尿片费用，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其所主张误工费、残疾护理费、尿片费用的金额从何而来不得而知。（四）陈某2自认其在2009年取得残疾人证时就已知损害结果，但因其当时尚不能确定浙江省儿童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因其自身精力、经济条件有限，所以才一直未向浙江省儿童医院主张赔偿，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尚未超过。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因此，陈某2是否确定浙江省儿童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影响陈某2向浙江省儿童医院主张权利，不能成为延迟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理由。又，陈某2于2008年10月16日起诉东阳市人民医院时所采用的事实与理由与本案的事实与理由基本一致，说明陈某2至少在2008年10月16日已知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并且，陈某2在2009年取得残疾人证，当时其已确知损害结果。原审法院认为，陈某2在2008年已知自身权益受到侵害、2009年已确知损害结果的情形下，却在往后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从未向浙江省儿童医院主张权利要求赔偿，因此，本案的起诉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陈某2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某2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由陈某2负担。宣判后，陈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有争议的事实：诊断是否存在违反规范、精神药品硝基安定的使用是否存在违法、硝基安定的使用与陈某2的智力残疾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只要“反应和精神运动发育正常的体征是不符合婴儿痉挛症的诊断”和“婴儿痉挛症患者是因为有抽搐发作才造成脑子和身体受损害的”这一医学原理是正确的，就能确定医生给陈某2诊断为“婴儿痉挛症”是违背医学规范的错误诊断。浙江省儿童医院对此没有进行反驳，证明这一医学原理是正确的。浙江省儿童医院在2016年7月5日才给陈某2的《病史录》，其中记录的事实可以证明诊断是违反医学规范的。根据该《病史录》1999年的6月2日的首次病程录记录，当天给陈某2入院的诊断是：（1）婴儿痉挛症，（2）良性婴儿肌阵挛性癫痫。证明医生认为陈某2符合“良性婴儿肌阵挛性癫痫”的诊断。并且当天下午使用治疗此疾病的药物。陈某2第二天即不再抽搐，为确诊而复查的脑电图检查结论是良性。陈某2从抽搐不断增多，只一天的治疗就不再抽搐，而且脑电图的高峰失律消失；门诊病历记录在1999年8月12日前，陈某2的智力、身体和精神运动都发育正常的体征，这些事实都证明陈某2只是患不影响发育的良性疾病。婴儿痉挛症是疑难疾病。根本不可能有如此神速的治疗效果。浙江省儿童医院就这样给陈某2诊断为婴儿痉挛症，证明浙江省儿童医院的医师是有意夸大病情。婴儿痉挛症的诊断，除发病年龄是婴儿外，依据还应当具备三个特征：（1）典型的痉挛发作特征；（2）智力、身体和精神运动发育迟滞；（3）高峰失律的脑电图。根据浙江省儿童医院的《病史录》1999年6月2日、6月3日、6月4日三天的记录，给陈某2诊断为婴儿痉挛症，依据是：“（1）患儿，男。10月，第一次发病时9月；（2）抽搐时无发热，有典型的发作特点；（3）脑电图的高峰节律紊乱。”证明医师没有把智力、身体和精神运动发育迟滞这一特征作为诊断依据，显然是违背医学规范的。违背医学规范的诊断，就使用精神药品硝基安定，违反《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这样硝基安定的不良反应必然损害陈某2，造成陈某2智力残疾也是必然的损害结果。浙江省儿童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说：“陈某2早已知道造成智力残疾的侵害原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证明，浙江省儿童医院确认陈某2诉状中所诉的侵权原因是确实存在的。反过来讲如果这侵害原因是不存在的话，那么就谈不上“已完全知道侵害原因”，所以，浙江省儿童医院违法使用的硝基安定造成陈某2智力残疾的侵害原因是可以确定的事实。在这里也可以证明，浙江省儿童医院所述“我院对患儿的诊断、治疗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患儿目前的智力严重残疾是本身疾病导致的结果”等，都是骗人的假话。因为陈某2与浙江省儿童医院的医疗纠纷、陈某2与东阳市人民医院的医疗纠纷是同一患者、同一病情下使用同一药物硝基安定，原审法院只用东阳市人民法院和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谬误的判决来认定事实，其结果必然是谬误的。浙江省儿童医院1999年6月3日、6月11日、8月17日三次给陈某2脑电图检查结论均是良性或正常的，证明陈某2脑发育正常，并没有患婴儿痉挛症，也证明两家医院诊断都依据的东阳市人民医院脑电图结论有疑义、不可信。浙江省儿童医院门诊病历记载陈某2在1999年8月12日前是：“精神可、无抽搐、反应较良好、可扶走”，证明陈某2精神运动和脑发育正常，没有患婴儿痉挛症。1999年5月28日陈某2的头颅CT检查结论是“外部性脑积水（属良性自愈性疾病）”，证明脑发育正常。陈某2在1999年6月3日至2000年1月20日这段时间没有抽搐发作，但智力和精神运动严重倒退，证明陈某2没有患癫痫及婴儿痉挛症。这些都是直接证据，且经过质证均无异议的，是具有证明力的证据，这样就已经证明医生的诊断和用药是错误的，所谓脑发育异常和癫痫发作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断。在诉讼中，浙江省儿童医院不能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医院给陈某2的诊断和使用药物是不存在过错、硝基安定的使用与陈某2自己残疾的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浙江省儿童医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起诉明显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是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陈某2与东阳市人民医院的医疗纠纷经金华市医学会和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由东阳市人民法院和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他们都认定：医院给陈某2的诊断和用药符合规范是正确的，陈某2智力残疾是自身疾病造成的，与医院的诊疗无关，按照这鉴定书和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能证明的只是：陈某2家人自以为医生给陈某2诊断错误又违法使用硝基安定造成陈某2智力残疾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判断错误，还不知道造成陈某2智力残疾的侵害原因。陈某2的浙江省儿童医院的《病史录》能够证明医生违背医学规范诊断的事实。为掩盖这一过错，浙江省儿童医院多次拒绝给陈某2复印《病史录》，这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阻碍了陈某2家人发现医生的过错和了解真实病情。本案原审法院不追究医院的违法行为，却用陈某2与东阳市人民医院的医疗纠纷于2008年在东阳市人民法院被驳回的表面现象来认定“陈某2在2008年已经知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这一认定太牵强，是歪曲事实的。反过来说，如果陈某2的家人那时就知道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话，那么陈某2的人身权益早已得到维护。陈某2的几次诉讼的现实证明：要想通过诉讼来维护陈某2的人身权益，首先必须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医院的诊疗有错误、医学会的鉴定有错误。否则，必定是败诉。不但人身权益不能维护，反而在损失诉讼费用。陈某2的智力残疾是被违法使用硝基安定造成的后果，医师都是不会告知的。浙江省儿童医院和东阳市人民医院都拒绝复印《病史录》等主要的病理资料，按农民的认知能力，又没有完整的病历资料，要发现医院的诊断过错、医学会的鉴定错误，真是困难多多，障碍重重。为陈某2维权，每年都有几次向浙江省儿童医院投诉，这事实在法庭上得到浙江省儿童医院的承认。该医院为掩盖过错，不会遵循法律如实介绍病情，而是用假话迷惑患者。本案浙江省儿童医院的答辩状就是证据，患者难以辨别真假，上当受骗是难免的。所以《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诉讼请求赔偿的误工费、残疾护理费、尿片费用的说明。陈某2的残疾证，证明了其身体损害的严重程度，按现在的智力可以推定陈某2将终身丧失劳动能力、终身没有正常的生活。误工费计算：按浙江省儿童医院承担一半28年计算，按2014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这已明显低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标准。残疾护理费的计算：按15年每日60元的标准计算，这样也明显低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标准。尿片费用的计算：按照每日更换5次，每日16元的标准计算。这几项都是生活必需的基本费用。由于负担不起诉讼费，所以无奈没有主张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对方当事人对诉讼请求中的金额未提出异议，双方当事人对这事实是没有争议的。如果医师在诊断时告知：只有智力、身体和精神运动发育迟滞的婴儿，才可以诊断为婴儿痉挛症，硝基安定是精神药品，有危害人的智力的不良反应，那么，陈某2智力被侵害至严重残疾的悲剧还是可以避免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2、判令浙江省儿童医院赔偿误工费1603956元，残疾护理费328500元，尿片费用87600元，合计2020056元；3、诉讼费用由浙江省儿童医院承担。被上诉人浙江省儿童医院在二审中答辩称：对患儿的生活状况被上诉人表示同情。但是从诊治经过、病历回顾情况看，被上诉人的治疗是符合规定的，不存在过错。一、关于“诊断错误”，患儿当时的发作形式符合痉挛发作的表现，东阳市人民医院1999年5月29日脑电图提示：高峰失律紊乱，被上诉人6月3日的脑电图：痫样放电（枕区明显），结合患儿临床症状、年龄及脑电图表现诊断婴儿痉挛症符合医学规范。关于“发育正常不符合婴儿痉挛症诊断”的问题，上诉人诉状中提及患儿在被上诉人医院治疗到1999年8月12日间无发育倒退，是因为患儿在此期间抽搐控制，脑电图高峰失律消失，患儿的发育有一定的进步。在2000年2月17日门诊中记录“3周前开始患儿有发作现象，出现不能独立”，表现出运动发育倒退，因此患儿在住院期间和出院后数月内发育没有问题，反而进步，是癫痫控制，脑电图好转的结果。反过来也恰恰说明被上诉人的诊断和治疗是正确有效的，患儿之后的精神运动发育进行性减退是其本身疾病的自然演变过程，与硝基安定使用无关。关于“脑电图检查结果有变化”的说明，东阳市人民医院在1999年5月29日脑电图在“使用水合氯醛睡眠之下描记”，6月3日来被上诉人进行脑电图检查在“吃奶情况下进行描记”，6月11日在“自然入睡情况下进行描记”，8月17日在“睁眼—入睡情况下进行描记”。而且从医学的角度讲患儿的合作程度对“高峰失律的这一特定的脑电图表现”是没有影响的。因此，患儿几次脑电图检查结果是真实可信的。另外从脑电图治疗前后演变过程来讲，治疗前患儿1999年5月29日东阳市人民医院提示“高峰节律紊乱”及6月3日被上诉人处脑电图检查结论为“痫样放电（枕区明显）”，治疗后患儿在6月11日和8月17日脑电图复查结果正常，印证了被上诉人抗癫痫治疗的有效，反过来提示硝基安定选择是正确有效的。关于“硝基安定”的使用问题，如前所述，患儿诊断婴儿痉挛症正确，选用硝基安定来抗癫痫治疗符合诊疗规范。二、关于上诉人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起诉时，上诉人隐瞒相关材料：患儿父亲在2009年以相同理由起诉东阳市人民医院，说明上诉人在已经知道判决结果的情况下，七年后以相同的内容再次起诉，违反侵权法民事诉讼年限的相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患儿在2009年类似内容已经委托金华市医学会、浙江省医学会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均鉴定为：患儿符合“婴儿痉挛症”的诊断；使用氯硝安定、强的松等抗癫痫药物治疗、用量符合诊疗规范，患儿预后不佳是自身脑发育异常所致，与医院用药无因果关系。其鉴定结果可以引用至本案，说明被上诉人在其治疗过程中无差错。综上，被上诉人对患儿的治疗不存在过错，患儿目前的智力严重疾病是其本身疾病导致，被上诉人无需承担责任。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陈某2曾因东阳市人民医院在诊疗其1999年的病情时，存在诊断及使用药物不当，于2008年10月16日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要求东阳市人民医院予以赔偿。东阳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陈某2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又被驳回上诉。同时，陈某2在该案的诉讼中还申请金华市医学会及浙江省医学会对东阳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了鉴定，结论为东阳市人民医院的诊断和用药符合规范，陈某2的精神运动发育迟滞，为其脑发育异常及癫痫发作等多种因素所致，与医院诊疗无因果关系，不属于医疗事故。而本案中，陈某2也承认与前案系“同一患者、同一病情下使用同一药物硝基安定”造成的结果，所采用的事实与理由，也与前案一致，而该“损害结果”陈某2应该在2008年就已经知道，但陈某2在前案的二审判决后的六、七年再向浙江省儿童医院来主张权利，显然已经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关于陈某2上诉中提出每年都有几次向浙江省儿童医院投诉的上诉理由，经审查，浙江省儿童医院仅承认陈某2于2015年4月向其医院投诉过，之前没有接到过上诉人的投诉，而上诉人又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佐证每年投诉的事实，故该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属于特殊情况，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内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本案的情形与上述规定不符，故该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60元，由陈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建明审 判 员  朱小萍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