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二中民二（民）再终字第14号
抗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于吉元。
委托代理人万晓缨，上海敏诚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美玲。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春生。
委托代理人严钧，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于吉元因与于春生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63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8月7日作出沪检民（行）监（2014）XXX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沪高民一（民）抗字第3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代理检察员许宏出庭。申诉人于吉元及其委托代理人万晓缨、丁美玲、被申诉人于春生及其委托代理人严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0月26日，于吉元起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山法院”）称，于吉元与于春生系兄弟，于吉元目前系孤老，身患XXX疾病，于春生通过欺骗手段将于吉元骗至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将于吉元所有的宝钢四村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赠与给于春生。此后，于春生对于吉元生活不管不问，不履行赠与时约定的扶助、赡养义务，于吉元目前生活无法得到保障，故起诉要求撤销双方赠与合同，将系争房屋权利恢复至于吉元名下。
于春生辩称，赠与合同系于吉元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欺骗行为或约定特别义务。于吉元因受他人蛊惑而与于春生发生矛盾，于春生原先一直照料于吉元生活，目前于吉元居住在敬老院，每月费用高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000多元，系争房屋却一直空置，不能同意于吉元的诉讼请求。
宝山法院一审查明，于吉元系于春生哥哥。于吉元离异，其子女已死亡，目前独自居住在宝山区杨行镇敬老院。2000年11月8日，于吉元立遗嘱，载明故世后，其个人财产及夫妻财产中属于于吉元的份额均由于春生女儿于佳鑫继承。2011年4月14日，于吉元、于春生在上海市静安公证处签署赠与合同，载明于吉元将其个人所有的系争房屋赠与于春生，于春生保证于吉元对该房屋在有生之年有居住使用权。此后，双方于同年4月21日向房地部门申请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目前该房屋登记为于春生所有。
宝山法院另查明，于吉元系宝钢退休职工，退休工资每月4，200元，其从2011年7月起入住杨行镇敬老院公寓楼，所住房屋为单人套房，每月3，000元（其中托管费2，700元，物业费300元）。于春生原先每月补贴于吉元1，000元，共补贴了5个月，后认为于吉元一面住敬老院公寓楼，一面又不同意出租系争房屋，消费太高，从2012年起不再向于吉元支付生活补贴。
宝山法院一审审理中，于吉元自认其目前有积蓄20万元，身患XXX疾病，需要大笔医疗费用，依靠退休工资已经入不敷出。于春生表示双方矛盾已多次调解，于春生意见将系争房屋出租，获取租金补贴于吉元生活，但于吉元拒不同意。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在于于吉元是否有权撤销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于春生未对于吉元实施侵害行为，其对于吉元亦无法定扶养义务，双方赠与合同中也并未约定于春生应履行何种扶助、赡养义务，故于吉元诉称于春生未履行义务而主张撤销赠与，证据不足，不能采信。另外，从于吉元2000年所立遗嘱的内容及2011年4月于吉元亲自到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等情况来看，于吉元诉称于春生诱骗于吉元办理赠与公证等亦难以采信。综上，于吉元主张撤销赠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支持。据此，宝山法院作出（2012）宝民三（民）初字第1485号民事判决：于吉元请求撤销与于春生就系争房屋所签订的赠与合同，并将房屋权利登记恢复原状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宝山法院判决后，于吉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宝山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无误，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受赠人存在法定情形的，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于吉元与于春生系兄弟关系，2011年4月14日双方经公证处签署赠与合同，于吉元将系争房产赠与于春生，于吉元在有生之年享有居住使用权。此后，该房屋产权人变更为于春生，该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现于吉元诉请撤销该赠与合同，但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本案存在法定撤销的事由，故一审法院对于吉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维持。于吉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二审作出（2012）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6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二审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致判决错误，理由如下：本案中，于吉元离异，子女已亡。于氏兄弟姐妹中，仅于吉元和于春生兄弟在沪生活，故就于吉元的养老监护事宜，于氏兄弟姐妹共同以申明方式明确由于春生夫妇负责。此后于吉元即通过公证的方式将系争房屋赠与于春生，该赠与行为仅发生在养老监护申明出具后半月之内，而系争房屋又系于吉元名下唯一一套房屋，因此认定该双方之间的房屋赠与为附义务的赠与，即于吉元将房屋产权赠与于春生，于春生对于于吉元负有养老监护的义务，符合于氏兄弟姐妹最初的意愿，也更符合本案事实。事实上，赠与行为发生不久，于春生按月给付于吉元生活补贴1，000元，前后共计5，000元，该连续支付行为进一步佐证双方之间附义务赠与事实的存在。于春生后未能继续履行约定的养老监护义务，系双方之间因故产生隔阂所致，并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的附义务赠与合同关系。诉讼中，于吉元始终主张双方之间是附义务的赠与关系，于春生虽否认于吉元上述主张，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其他赠与房屋的事由。在案证据表明自2012年起，于吉元、于春生就系争房屋相关事宜产生分歧，此后于春生便不再给予于吉元经济上的帮助，也不再探视于吉元，故对年老多病的于吉元而言，其名下唯一房屋无偿赠与可能导致养老无法得到保障，且双方对本案纠纷无法达成一致。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终审法院未充分考量案件事实，对于吉元撤销赠与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显然不当。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于吉元称，1、于春生对于吉元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于吉元具有法定的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理由如下：于吉元丧子之后，与妻子离异，系孤老，于吉元与于春生系兄弟关系，于春生对于吉元有扶养义务；2011年4月1日，于春生与其他兄弟姐妹共同签订了《关于于吉元养老监护工作的申明》，该申明中约定于春生夫妇承担于吉元的养老监护责任，于春生夫妇在该申明上的签字表明，于春生夫妇承诺按照申明的约定对于吉元承担扶养义务；于春生在原审庭审中陈述，2011年7月1日，于春生妻子在于吉元与杨行敬老院签订的入住协议上作为保证人签字，且于春生陈述曾向于吉元支付5个月的生活补贴，于春生的上述陈述以及于春生夫妇的行为印证了于春生对于吉元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原审中于春生自认对于吉元具有监护的责任，也愿意照顾于吉元的晚年生活。2、本案系争的赠与合同属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于春生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于吉元对系争赠与合同具有法定撤销权。理由如下：虽赠与合同的附随义务未在赠与合同中写明，但赠与合同中“于春生必须保障于吉元的居住权”的约定可以体现出于春生有扶养于吉元的义务；于吉元年老多病、丧子、与妻子离异，情绪不稳，在此情况下所作出的赠与行为违背于吉元本来意愿；于吉元与秦妹珍闪婚后，发现秦妹珍欲图谋系争房屋，于是于春生欺骗于吉元先将系争房屋赠与于春生，承诺在于吉元与秦妹珍离婚之后的一年内归还于吉元，还承诺照顾扶养于吉元，在此情况下于吉元才与于春生签订赠与合同，这并非于吉元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涉诉以来均由丁美玲照顾于吉元的生活。综上，请求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于吉元在一审中的诉请。
于春生辩称，于吉元将系争房屋赠与于春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关笔录可以佐证于吉元参与赠与的整个过程。赠与的唯一条件就是保障于吉元在系争房屋内的居住使用权，而不存在于春生对于吉元具有养老的义务。将系争房屋赠与于春生是于吉元的心愿，在于吉元与丁美玲的婚姻存续期间就已经存在，而非于吉元与秦妹珍结婚而产生。《关于于吉元养老监护工作的申明》上记载的时间虽为2011年4月1日，但于春生实际看到该申明是在2012年的2月份。该申明虽是监护申明，但法律上于春生对于吉元并不存在监护义务，于吉元目前也无需监护。该申明仅表明于氏兄弟姐妹希望对于吉元的生活有所照料而委托于春生夫妇。于春生始终对于吉元进行照顾，从于吉元的生活、工作、于吉元与丁美玲的婚姻、于吉元儿子过世后的料理等可以佐证。于吉元的就医记录均表明，于吉元在赠与系争房屋时神智清醒，并不存在认知障碍。综上，请求再审维持二审判决。
再审庭审中，于吉元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上海宝山杨行镇金秋晨曦老年公寓于2014年10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询问人为王兆茜、被询问人为宋道发、陈翠红、询问时间为2014年10月23日的《询问笔录》一份；署名为张广圹于2014年10月23日出具的证言一份。上述证据旨在证明王兆茜律师对证人询问的真实性，于春生对于吉元未尽到扶养义务，也未按照约定履行对于吉元的养老责任。
于春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于吉元入住老年公寓的手续是于春生办理的，于春生妻子作为担保人在入住协议上签名，并不存在于吉元欲证明的事实。
再审审理中，于春生提供如下证据：1、于吉元书写的《愤忆录》节选，旨在证明于吉元的赠与与于吉元遗嘱中将系争房屋遗赠给于春生女儿是相对应的。2、于吉元与丁美玲离婚案的一审《法庭审理笔录》（第一次），旨在证明2010年11月于吉元就表示将系争房屋赠与于春生。3、于吉元与秦妹珍离婚案《法庭审理笔录》（第一次），旨在证明于吉元自愿将系争房屋赠与于春生。4、于吉元不服其与秦妹珍离婚案所写的《再审申请书》，证明于春生在于吉元的离婚案件诉讼中花费大量精力。5、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90）徐法民字第1652号民事判决书及原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1）沪中民上字第1505号民事判决，证明于春生在于吉元的另案诉讼中作为于吉元代理人处理于吉元的其他事情，这也是照顾于吉元的一种表现。6、《公寓楼入住协议》，证明于春生为于吉元入住养老院提供担保。7、于吉元书写的字条（内容为：没给房子也会养老送终，所以这个“监护书”与房子没有任何关系），旨在证明于吉元明确赠与与于吉元的养老无关。8、另案中丁美玲书写并提供本院的信函，旨在证明赠与与养老无关，于吉元系因不满没有养老协议而提起本案诉讼。9、收件人为“于春生”的信封，旨在证明于春生是在赠与完成之后的2012年2月26日收到《关于于吉元养老监护工作的申明》。10、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制作的《赠与公证接待笔录》，旨在证明赠与的唯一条件是保障于吉元在系争房屋中具有居住使用的权利。
于吉元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于吉元认为是于春生要求于吉元书写，证据中的“虞”不是指于吉元，该份证据原件在于春生处，而不在书写人于吉元处，故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关联性；特别是于吉元称已将系争房屋过户至于春生名下，但事实上于吉元与丁美玲离婚时，系争房屋尚未过户至于春生名下。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是于吉元自己书写，无法证明于春生待证的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意见同证据4。对证据6，于吉元认为于春生之妻在《公寓楼入住协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是于吉元入住的必须手续，不能因此证明于春生对于吉元尽了照顾义务。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信封上仅有寄件人地址和收件人于春生，无法证明于春生的待证事实。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
再审审理中，于吉元提供如下补充证据：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病历记录》六页，旨在证明双方签署赠与合同时于吉元行为不便，需要照顾，于春生有照顾义务而不履行，赠与合同附有条件。2、丁美玲分别于2011年、2012年与上海宝山杨行镇敬老院签订的《公寓楼入住协议》两份，旨在证明丁美玲照顾于吉元，于春生对于吉元有养老义务而未履行。3、《上海宝房友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联》、《收据》各一份，旨在证明于吉元在入住养老院后还需交纳其他费用，于吉元的积蓄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需要于春生的照顾，但于春生没有履行义务。于春生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于吉元生病，而无法证明赠与是附条件的赠与。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2011年、2012年的入住协议上记载丁美玲与于吉元是夫妻不是事实，此时两人已离婚，丁美玲在庭审中否认两人一起居住。对证据3中的《上海宝房友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联》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收据》因无原件不予质证。
本院再审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另查明，于吉元与丁美玲于2013年1月19日在上海市宝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
再审还查明，2011年4月1日（打印日期），于春生与其他兄弟姐妹共同签订了《关于于吉元养老监护工作的申明》，该申明载明，“我们的大哥于吉元，一生饱受沧桑，老年丧子，加上刚刚离婚，身心受到一定的伤害，有时失去自主能力。为此我们于氏家族一致决定：我们兄弟姐妹们共同负责大哥的养老监护工作，并委托在上海居住的、于吉元的大弟于春生和大弟媳杨荣（系于春生妻子）代表我们全体于氏家族负责大哥于吉元的养老监护事宜。”
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受赠人于春生未对赠与人于吉元或于吉元的近亲属实施侵害行为，故本案不存在因受赠人于春生“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而赠与人于吉元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再审中，于吉元主张于春生对于吉元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于吉元具有法定的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对此，逐一分析如下：首先，于吉元与于春生系兄弟关系，均已成年，于春生对于吉元并不存在法定扶养义务。于吉元再审中提供的相关证据，不予采纳。其次，从于春生与其他兄弟姐妹共同签订的《关于于吉元养老监护工作的申明》的内容看，系于吉元的兄弟姐妹自愿签署的对于吉元的“养老监护”声明，相对于于吉元而言，该申明属单方承诺，而非于吉元与于春生签订的关于于吉元养老监护的协议，更非本案赠与合同约定的于春生应承担的义务。再者，再审中，于吉元主张于春生妻子在于吉元入住敬老院的协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的行为“印证了于春生对于吉元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但在对于春生提供的相应证据质证时又辩称，“于春生之妻在《公寓楼入住协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是于吉元入住的必须手续”，于吉元对同一证据作出截然不同、相互矛盾的表示。因此，于吉元的上述主张，再审不予采纳。于春生妻子在于吉元入住敬老院的协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的行为、于春生向于吉元支付钱款的行为，系于春生（家庭）自愿行为，不能因此而证明于春生对于吉元存在扶养义务。
再审中，于吉元还主张，本案系争的赠与合同属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于春生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于吉元对系争赠与合同具有法定撤销权。对此，本院再审认为，虽赠与合同中有“于春生必须保障于吉元的居住权”的约定，但该约定并不能体现出于春生有扶养于吉元的义务，且于春生并未阻碍于吉元居住使用系争房屋。对于吉元的上述主张，再审难以采纳。于吉元还主张赠与行为违背其本来意愿，因于吉元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且从于吉元2000年所立遗嘱内容来看，于吉元的该项意见，再审也难以采信。
综上，于吉元的再审请求，并无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再审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63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怡红
代理审判员 王疆中
代理审判员 徐 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婷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