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4民终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3号楼23D1-D3A。
负责人：曹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云龙，男，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北京兴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广信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镇崔庄子村。
法定代表人：只德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伟，天津观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泰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广信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信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泰山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与《工资发放表》中黄国斌的签字笔迹有很大差异，不排除被上诉人在事后伪造证据的嫌疑，但在一审中对于该关键事实未进行核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黄国斌发生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外出办事途中，其所办事项为“为被上诉人送汽车保险单”，但被上诉人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如被上诉人员工非因公外出发生事故，根据保险条款第3条的约定，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条款特别约定中，被上诉人已经盖章确认并加注“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字样，应视为其完全同意特别约定的内容并愿意遵照执行，该特别约定不属于责任免除条款，而是双方在投保时达成的合意。一审法院对此合意条款，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显示公平。双方合意的“特别约定”形式本身就是对条款的明确告知、提示，在被上诉人投保保险时，除了在保险单中签字盖章外，额外签署“特别约定”的过程本身就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据此应认定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明确的提示、告知义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特别约定中“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字样是由其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所填写，如果被上诉人陈述属实，保险经纪公司作为专业的投保人的委托代理人，其应充分理解条款内容和法律后果，因此不应仅仅因为字体未加粗的原因判决上诉人败诉。综上，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明显不公。
广信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的职工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交通事故致伤属于工伤情形，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合同，其做出的特别约定与主条款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如实告知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上诉人并未将重大变更告知被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故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在真实有效的基础上，上诉人应当赔付被上诉人的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广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在雇主责任险医药费赔偿限额内支付原告3217.61元，在死亡赔偿限额内支付原告60万元，以上共计603217.61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6年4月11日，广信公司委托泛华博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险经纪公司）向泰山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其中死亡每人赔偿限额为60万元，医疗费用每人赔偿限额为10万元，泰山公司签发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广信公司，保险单附的雇主责任保险人员清单中包含黄国斌，黄国斌的工种载明为司机，保险期间为2016年4月12日至2017年4月11日。
2016年6月23日16时30分许，黄国斌驾驶×××号车辆外出为广信公司送汽车保险单，该车行驶至事故地点轧中心隔离带后驶入逆行，与对向驶来的车辆相撞，致两车损坏，黄国斌受伤，后经天津市静海区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区大队（以下简称交管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国斌负事故全部责任。抢救期间，广信公司为黄国斌垫付抢救费3217.61元，庭审中，被告表示其对原告为黄国斌垫付医疗费的金额无异议。
事发后，交管部门委托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16年7月4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鉴定意见记载：被鉴定人黄国斌符合因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休克而死。2016年9月28日，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黄国斌死亡属工伤情形。2017年1月6日，天津市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广信公司一次性支付黄乃奇（黄国斌之父）、郑素珍（黄国斌之母）、黄某（黄国斌之女）工亡补助金623900元、丧葬补助金29664元、供养亲属抚恤金118800元，共计772364元。2016年12月28日，郑素珍、黄某（黄某之母郑大伟代为签字）和黄乃奇共同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黄乃奇代领事故所有赔偿金。2017年2月18日，广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黄乃奇772364元，黄乃奇于当日出具收条，该收条记载：今收到广信公司转来黄国斌工亡丧葬补助金29664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供养人抚恤金118800元，共计772364元。收条下方有黄乃奇的签字捺印。2017年5月4日，黄乃奇、郑素珍、黄某共同签署了保险权益转让声明书，该声明书记载：黄乃奇、郑素珍、黄某一致同意将向泰山公司雇主责任保险相关保险赔偿的全部保险权益转让给广信公司行使，所获保险赔偿金全部归广信公司所有。声明人处有黄乃奇、郑素珍、郑大伟代黄某的签字和捺印。
雇主责任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栏载明：1、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无异议，申请投保。原告在“投保人声明”栏加盖公章。该投保单特别约定处载有“详见附件—特别约定”的字样。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载明：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下列情形导致伤残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五）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特别约定”第23条载明：保险人仅承保被保险人主厂区内发生的雇主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申报厂区地址，超出投保人申报地址的任何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下班途中除外。“特别约定”所有条款均采用统一字体，无特殊标识。“特别约定”条款每页均有广信公司加盖的公章，且在“特别约定”条款末尾书写有“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字样。诉讼中，广信公司认可其盖章的事实，但认为特别约定的条款属于泰山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特别约定第23条属于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在投保时，泰山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并未就该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原告认为该条款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原告表示“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并非其书写，而是由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在广信公司盖章后书写的。
另查明，黄国斌与广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记载：双方劳动合同期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广信公司的销售后勤工资发放表（以下简称工资表）记载黄国斌2016年4月、5月、6月的工资分别为3000元、3000元、2200元，上述工资表上黄国斌签章处一栏空白，广信公司庭审中称工资表中没有黄国斌的签字是因为从黄国斌入职到事发，广信公司因经营困难一直拖欠黄国斌工资未发，事发后才向其家属补发的4、5、6月份工资。
再查明，黄国斌于2014年3月20日离异，前妻郑大伟，二人育有一女黄某（未成年人），黄国斌之父黄乃奇，黄国斌之母郑素珍。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广信公司与被告泰山公司之间签订的雇主责任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确认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广信公司是否有权向泰山公司主张保险金；二、涉案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性质；三、涉案“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对广信公司是否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以上争议焦点应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一、广信公司是否有权向泰山公司主张保险金
被告泰山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为原告广信公司与黄国斌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且2016年4、5、6月份的工资发放表上均没有黄国斌的签字。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书、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天津市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足以使法院采信自2016年4月1日起，黄国斌与广信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广信公司向泰山公司投保时间为2016年4月11日，在黄国斌入职之后，因此，广信公司向泰山公司投保时对黄国斌具有保险利益。2016年4、5、6月份广信公司的工资发放表上没有黄国斌的签字并不能否定黄国斌是广信公司员工的事实，且广信公司对工资表上黄国斌未签字已作出合理解释，法院予以采信。此外，黄乃奇、郑素珍、黄某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把向被告主张保险金的权益转让给了原告，故法院确认原告在本案中有权向被告主张保险金。
二、涉案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性质
原告认为保险单所附的“特别约定”属于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被告主张“特别约定”是原、被告之间在投保时达成的合意，并非格式条款。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从该定义可见，格式条款具有内容定型化、预先拟定、重复使用、未与相对人协商等特点。纵观本案所涉“特别约定”条款，其内容具有普遍适用性，而非针对原告量身定做，故法院采信原告关于“特别约定”实为格式条款的主张，对被告有关“广信公司与泰山公司就特别约定条款达成合意”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三、涉案“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对广信公司是否有效
原告认为其在投保时并没有与被告直接接触，而是委托保险经纪公司向被告投保的，投保单所附的“特别约定”上“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文字为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书写，被告或保险经纪公司并未就包括“特别约定”第23条在内的免责条款向原告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被告认为基于原告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栏和“特别约定”条款每页加盖公章，且在“特别约定”条款最后一页手书“我公司同意按此约定投保”等行为，可以确定即使“特别约定”属于格式条款，被告也已就该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对此法院认为，首先，“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是关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其并非责任免除条款，故对原告认为该条款为免责条款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尽管原告主张投保单所附的“特别约定”条款上“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文字为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书写，但一方面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另一方面，保险经纪公司是受原告委托协助原告处理其单位的一切保险业务，因此，即使“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文字是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书写的，其也是接受原告委托代原告书写，其代为书写的法律后果及于原告；再次，法院注意到，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约定“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但“特别约定”第23条将在工作时间内发生在主厂区以外的事故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显然，“特别约定”第23条是对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的重大变更，法院认为，对此重大变更事项，保险人应当就该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该条款与其他条款并无差别。此外，尽管“特别约定”条款加盖了原告公章，且载有“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文字，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已明确知悉“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与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的重大区别。综上，法院认定，被告并未就诉争条款向原告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法院确认被告应在涉案保险死亡赔偿限额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60万元，加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垫付医疗费证据并无异议，故法院确认被告应在医药费赔偿限额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3217.61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共计六十万零三千二百一十七元六角一分。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涉案“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的性质及保险人泰山公司是否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问题，本案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约定“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特别约定”第23条载明保险人仅承保被保险人主厂区内发生的雇主赔偿责任，可以看出，雇主责任保险条款和“特别约定”均对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了明确约定，但“特别约定”第23条实际限缩了雇主责任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范围，将在工作时间内发生在主厂区以外的事故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因此“特别约定”第23条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对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但其性质实为责任免除条款。对于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有明确规定，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须尽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而本案中，该条款在“特别约定”中与其他条款在外观上并无差别，且上诉人泰山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其就该条款对于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的保险责任范围所做的限缩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故泰山公司未就“特别约定”第23条向广信公司依法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对于广信公司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特别约定”第23条非责任免除条款虽然存在不妥，但最终判决泰山公司承担支付保险金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泰山公司针对该条款提出的“特别约定”不属于责任免除条款，而是双方在投保时达成的合意，应认定泰山公司已经履行了明确的提示和告知义务等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泰山公司所提黄国斌和广信公司可能不具有劳动关系以及广信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黄国斌系因公外出发生事故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黄国斌的劳动合同书、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天津市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等证据能够证明黄国斌与广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以及黄国斌因公外出发生交通事故致伤死亡属于工伤，泰山公司质疑黄国斌与广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因公外出发生交通事故，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泰山公司的上述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33元，由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军
审 判 员 王 翔
审 判 员 温志军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王艳锋
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