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9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东，男，196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荣高，男，196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孙立东与被上诉人凌荣高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7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孙立东家与案外人钟某等因行路问题发生纠纷。2016年6月3日，新登镇潘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决定书》一份，其中载明“…根据《潘堰村村规民约》的相关规定，经村支两委讨论决定，该道路为公共行路，任何人不得占为己有，或擅自改变现状，或设置障碍物。…”。2016年8月15日晚上20时左右，因陈某（系孙立东之母）对该《决定书》不满，让孙立东一同去凌荣高（系该村书记）家询问情况。因凌荣高家中无人，孙立东打电话给凌荣高，让其尽早返回，双方在电话中发生了言语冲突。在此期间，陈某从凌荣高家的院子里拿出两张小凳子，与孙立东分别坐在凌荣高家院门门口道路的两边。20时12分左右，凌荣高与一同在村委会大楼值班的村干部及村巡防队队员驾驶两辆车辆回家。后孙立东、凌荣高双方再次发生言语冲突，并发生了肢体冲突。经凌荣高报警，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处警处理，出具《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一份，其中处理结果为：“明天去镇里协调隔离桩事情。今天母子二人来凌荣高家事情双方互不追究，打架不要求处理”，双方均在该备案单上签字。2016年8月16日，孙立东至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就诊，主诉掌击伤致左耳疼痛、耳鸣、闷感24小时。8月17日，孙立东再次在该医院就诊。孙立东为此花费医疗费共计694.65元。2016年8月22日，孙立东到新登派出所申请伤情鉴定，为此支付验收拍照费80元。同日，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委托，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出具《医院伤情检查通知单》一份，其中医院诊断意见及结论为：1、左耳掌击伤；2、双耳耳鸣；3、双耳膜未穿孔；4、头部外伤；5、多处软组织挫伤。
孙立东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凌荣高赔偿孙立东医疗费人民币695元；2、本案诉讼费由凌荣高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不受他人非法侵犯。因过错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凌荣高对在争执中与孙立东发生肢体冲突予以认可。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凌荣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即凌荣高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二、凌荣高是否组织人员殴打孙立东；三、孙立东本身在损害发生中是否具有过错。一、凌荣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即凌荣高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原审法院认为，从本案当事人陈述和其他证据可以证实，本案冲突的过程是双方由言语冲突发展为肢体冲突，凌荣高在此过程中未能理性控制情绪并合理管控行为方式致使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造成孙立东受伤。故凌荣高的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对孙立东的受伤存在过错，依法应当对孙立东的受伤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凌荣高有关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的辩解，不予采信。二、凌荣高有无组织人员殴打孙立东。原审法院认为，因孙立东并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除凌荣高之外的他人有殴打其故意并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故孙立东有关凌荣高组织人员殴打其的主张，不予认定。三、孙立东本身在损害发生中是否具有过错。原审法院认为，孙立东及其母亲对村委会作出的决定不满，可通过合法途径妥善解决；即便要向村干部询问情况，也应该到村干部的办公室；在双方电话中已发生言语冲突的情况下，凌荣高返回家后，孙立东亦未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故孙立东对案涉纠纷的发生及其自身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故可以相应减轻凌荣高的民事责任。综合事情的起因、经过及损害后果，认定凌荣高对孙立东受伤后所产生的各项合理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余30%责任由孙立东自负。孙立东因案涉纠纷造成的损失，参照相关标准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694.65元、（2）验伤拍照费：80元，故孙立东的损失合计774.65元，凌荣高合计应承担542.26元（774.65元×70%）。综上所述，孙立东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凌荣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立东医疗费、验伤拍照费共计542.26元；二、驳回孙立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计200元，证据保全申请费30元，合计230元，由孙立东负担69元，由凌荣高负担161元。
宣判后，孙立东不服，都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凌荣高提供的证据与其主张事实不符。证据1用以证明孙、钟两家因道路结仇的事实，但孙、钟两家自2010年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已相安无事多年。因上诉人孙立东举报反腐，凌荣高与钟氏家族滥用职权，借道路纠纷之名打击报复。2、证据2、证据3名义为集体决定，实为滥用职权、打击报复，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矛盾。二、被上诉人凌荣高质证诡辩荒唐无稽。1、孙立东伤情由凌荣高导致的事实并不需要推导。2、首先，孙立东被动挨打无力招架，更不敢也没有还手。其次，现场录音记录了“面孔不要打他”等警棍击打声，与孙立东头部耳朵伤情和肩背部警棍伤痕等相印证，3、孙立东提交的证据2、3、4与本案有关。孙立东在电话中质问了潘堰水库填毁的腐败问题，凌荣高即组织团伙实施打击报复，激化矛盾。4、凌荣高对法院调取的新登派出所出具的材料的关联性有异议。该材料记录了公安出警的现场情况，与本案相关，与孙立东现场录音证据互相印证，证明了凌荣高及打手们群殴毒打孙立东的事实。5、证人与当事人存利害关系未必导致证言缺乏客观性，相反，证人的客观陈述与现场录音互相印证，反映凌荣高组织团伙责令用警棍群殴毒打孙立东的客观事实。三、一审法院对证据认证错误，与事实不符。（一）、孙立东提交的证据：1、证据1，首先，现场录音客观真实记录反映了事实真相；其次，证人的客观陈述与现场录音互相印证，客观反映凌荣高组织打手殴打孙立东的事实。2、证据2、3能证明孙立东专用通道的事实，并证明凌荣高团伙借道路纠纷之名打击报复的事实。3、证据4，正是因为凌荣高团伙借道路问题，滥用职权乱出《决定书》以打击报复孙立东，才促发了本案发生。4、调取新登派出所的材料，出警视频与证据1相互印证。5、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的陈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6、原审对孙立东提交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逻辑上不成立。（二）、凌荣高提交的证据。1、孙立东对证据1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证据2虽加盖村委会公章，恰证明了凌荣高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的事实。3、证据3颠倒黑白。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实际不符。1、孙立东与凌荣高因反腐而激发矛盾。2、现场还有凌荣高儿子凌某和潘某、沈某等人参与殴打。3、凌荣高下车即殴打孙立东。4、镇里没有协调隔离桩事宜。5、一审对冲突的起因认定不当。6、一审认定因孙立东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除凌荣高之外的他人有殴打其故意并未其实施了殴打行为，存有不当。7、一审认为孙立东及其母亲对村委会作出的决定不满，未能控制好情绪，对事件的发生也有过错，认定不当。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原审适用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若干规定》第二条，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
被上诉人凌荣高二审未做书面答辩。
上诉人孙立东二审中提供新证据材料如下：钟某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本案纠纷起因并非邻里纠纷，而是孙立东反腐败而遭凌荣高报复。对此，被上诉人凌荣高未发表答辩意见。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依法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凌荣高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孙立东及其母亲陈某因对村支两委就其与他人纠纷的相关决定不满，前往村支书凌荣高家讨要说法，在凌荣高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擅入凌荣高家院子，取出凳子并分坐于凌荣高家院门口，使得本应通过适当途径，在适当时间、地点或场景处理沟通的事宜，成为针对凌荣高个人的矛盾冲突。待凌荣高赶回后，双方又恶语相向，存在情绪失控、言语失当之处，导致最终产生肢体冲突。孙立东在此过程中受伤，侵权人凌荣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无疑。鉴于孙立东对该事件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其自担30%的责任，符合本案实际。上诉人主张凌荣高纠结他人对其进行打击报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就本案的证据认证，事实认定，均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400元，由上诉人孙立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 建 明
审判员 余江中审判员石清荣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姚 亦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