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9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世亮，男，1941年4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北京东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伦，女，1949年2月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荣荣，北京晟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婷，北京晟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文心慧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1号A099室。
法定代表人：钟文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言博，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世亮、上诉人李爱伦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文心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心慧华公司）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蔡世亮、李爱伦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世亮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确认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就位于北京市××区××街31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改判文心慧华公司将诉争房屋返还给蔡世亮并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为：第一，文心慧华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交合法的支付凭据，一审法院未查清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之间就诉争房屋交易的资金支付情况。第二，（2017）京02民终1023号民事判决仅就该案的一审程序问题及诉争房屋的物权归属驳回了我确认物权归属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涉及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认定，一审法院称此判决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属于对此认定错误。
李爱伦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蔡世亮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赠与公证书》中“藉此支持李爱伦创办主持之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不应理解为对我附加的义务。第二，一审法院对《赠与公证书》中的条款任意解析，对所谓的“义务”内容认定错误。第三，我接受赠与后，已将诉争房屋用于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
蔡世亮、李爱伦均答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
文心慧华公司同意原判并答辩称：第一，蔡世亮起诉李爱伦的赠与合同与要求我公司返还房屋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审理。蔡世亮也单独起诉过我公司就诉争房屋确权，法院未支持蔡世亮的诉讼请求。本案与我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第二，我公司与李爱伦就诉争房屋的买卖是合法有效的。我们取得诉争房屋时，李爱伦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
蔡世亮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蔡世亮与李爱伦于2001年12月21日签订的赠与书；2.请求依法确认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于2007年10月30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买卖合同无效；3.请求判令文心慧华公司将诉争房屋返还给蔡世亮并协助蔡世亮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诉争房屋系蔡世亮于1993年2月购买。该处原有房屋17间，建筑面积为261平方米。后经翻建，该处房屋确定为25间，建筑面积为397.5平方米。蔡世亮于2002年2月9日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产权来源为翻建。中国卫士基金组织于2000年3月在香港成立，李爱伦系该组织委员，案外人张大卫系李爱伦之夫，为该组织秘书长。
2001年12月21日，蔡世亮（赠与人）与李爱伦（受赠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吴少鹏律师事务所签署了《赠与书》，主要内容为：蔡世亮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房屋交易法规，购得北京市××区××街31号民宅。经政府管辖机关批准，拆除重建为中式标准四合院落一座，依法享有全部房屋产权。蔡世亮依据合同法之赠与法条，现自愿将北京市××区××街31号房屋之整体产权无偿赠与李爱伦。藉此支持李爱伦创办主持之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李爱伦或受其委托的代理人持经公证的本赠与书，享有前往北京市国土土地规划局申报补领规划图纸、土地使用权许可证、向房屋交易市场、房地产管理局申办房产登记过户、领取新房产证之全权。本赠与书自签署、公证之日始即生效，具有法律效力。李爱伦享有上述房屋整体全部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同日，李爱伦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张大卫律师（任职单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和曹红律师助理为其代理人，向北京市公证处、国土规划局、房屋交易市场、房地产管理局、国土局物业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管理部门申请公证、补领、房屋转名登记、领取新的房产权等一切法律手续。
2001年12月27日，蔡世亮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张大卫律师（任职单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和曹红律师助理为其代理人，向北京市国土规划局、房地产管理局、房屋交易市场等物业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相关管理部门申办补领有关北京市国子监街31号房屋拆建翻新规划图纸及申办领取房产权证等一切行政、法律事宜。2002年2月，曹红代蔡世亮办理了诉争房屋的相关手续，诉争房屋登记至蔡世亮名下。
2002年3月，曹红、张大卫分别代蔡世亮、李爱伦办理了诉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诉争房屋登记至李爱伦名下，产权来源为受赠。
2007年10月30日，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该合同约定，李爱伦将诉争房屋售予文心慧华公司，成交价格为1000万元；李爱伦应当在2007年11月30日前将诉争房屋交付文心慧华公司；双方自合同签署之日起10日内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同日，李爱伦及文心慧华公司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后诉争房屋、诉争房屋所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至文心慧华公司名下。
另查，中国卫士基金组织未在中国内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2007年10月30日李爱伦（英文名为LI，OILUNELLEN）收到文心慧华公司委托第三方公司SINOANGHORINTERNATIONALLIMITED（以下简称SINO公司）出具的四张支票金额共计1000万元港币，其中两张支票的收款人是李爱伦（金额500万元港币），另两张支票收款人是乔安娜（英文名为DAWSON，JOANNAJING）（金额500万元港币）。2007年11月20日，李爱伦又收到了文心慧华公司给付的四张支票，每张面额均为5279276元港币，其中两张收款人名字为乔安娜，两张支票收款人名字为李爱伦。2007年11月初，李爱伦已通过香港花旗银行××××××××账户全额承兑，乔安娜也已通过香港花旗银行××××账户全额承兑。
经庭审问询及释明，在一审法院给予的合理期限内，李爱伦未提供该笔款项的明细和流水，仅做了如下说明和解释：李爱伦表示自从接受诉争房屋的赠与后，对该房屋进行装修与翻建，故其中有500万元港币由自己花销，用于对自己翻建和装修诉争房屋的补偿。因女儿乔安娜对诉争房屋的翻建和装修做出了贡献，故给女儿乔安娜补偿了1500万元港币。现诉争房屋出售款仅剩余300多万元港币。还有8117104元港币，李爱伦仅提供了以中华卫士基金组织为证明人的《李爱伦女士支持本组织社会公益事实证明》书面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1.1998年至2002年，李爱伦女士积极资助本组织的酝酿、筹备、开办与运营，预计总成本超过300万元人民币。2002年蔡世亮赠与李爱伦女士国子监街31号街房屋市值约300万元人民币，用以补偿李女士的前期投入；2.2002年1月至2007年11月，李爱伦女士将其名下的北京市××区××街31号房屋，无偿提供给本组织办公使用，只此一项，就为本组织每年节省租房费用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在此期间，李爱伦女士还为中国卫士基金组织提供办公费用合计人民币约600万元；3.2003年至2008年，李爱伦女士还为本组织垫付了诉讼费用约50万元人民币，垫付律师代理费100万元人民币；4.如今中国卫士基金组织在香港依然合法存续，李爱伦女士仍不时对本组织进行资助。对上述证据，蔡世亮对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蔡世亮、李爱伦签订的《赠与书》均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确认，应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无悖于现行的法律、法规，故应认定该赠与合同成立并有效。本案争议的法律焦点在于蔡世亮、李爱伦订立的赠与合同是否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该赠与合同明确载明“蔡世亮依据合同法之赠与法条，现自愿将北京市××区××街31号房屋之整体产权无偿赠与李爱伦。藉此支持李爱伦创办主持之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从合同法的解释上看，上述约定即是对所赠目的的表述，也是对所赠财产用途的确定与约定，故应认定该赠与合同显系合同法上的附义务赠与合同，该义务即为李爱伦应用诉争房产支持其创办主持之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
在本案中，李爱伦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上述义务。但李爱伦却将诉争房屋转卖给了第三人文心慧华公司，蔡世亮据此认为李爱伦未能履行赠与合同所附之义务。针对诉争房屋出售款的去向，结合法院庭审情况及李爱伦的自述，在法院给出的合理期限内，李爱伦仅提供了《李爱伦对文心慧华公司支付购房款的事实陈述》及以中国卫士基金组织名义出具的《李爱伦女士支持本组织社会公益事实证明》，李爱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诉争房屋出售款用于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李爱伦系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监事及创始人，其自述及以中国卫士基金组织名义出具证明的证明力较弱，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疑，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予以采信。且李爱伦的自述及相关证明的内容中大部分诉争房屋的出售款均用于自己对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前期支出的补偿及对诉争房屋装修的补偿，甚至部分给了案外人乔安娜用于对诉争房屋装修的补偿，上述解释亦同其履行了本案中赠与合同所附之义务相悖。综上，无法认定李爱伦履行了本案中赠与合同所附之义务。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李爱伦对蔡世亮负有义务而未能履行，蔡世亮据此要求撤销赠与合同，予以支持。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但因李爱伦转卖诉争房屋给文心慧华公司的买卖合同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文心慧华公司取得诉争房屋的过程清晰，并经合法程序进行了物权变更登记。故针对蔡世亮要求确认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买卖合同无效及文心慧华公司将诉争房屋返还给蔡世亮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蔡世亮与李爱伦就北京市××区××街31号房屋成立的赠与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撤销；二、驳回蔡世亮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李爱伦和文心慧华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蔡世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就诉争房屋交易情况的内容提出异议，认为李爱伦和文心慧华公司就双方交易仅提交了在香港形成的支票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求，且无法证明票据承兑情况。经询，李爱伦认可自己至今未提供其及女儿乔安娜承兑八张支票的证据，理由为：第一，支票原件其已经在承兑时交付给香港花旗银行；第二，承兑支票的款项打入了其本人及乔安娜在香港花旗银行的账户，但由于两人的账户均已注销，香港花旗银行表示只为客户保留7年的资料，故无法提交账户明细证明支票承兑的情况。文心慧华公司认可在本案二审之前，其公司未提交过八张支票被承兑后，付款账户被扣款的情况。综合各方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如下事实“2007年11月初，李爱伦已通过香港花旗银行××××××××账户全额承兑，乔安娜也已通过香港花旗银行××××账户全额承兑”没有出票人或承兑人任何一方的账户明细予以佐证，仅凭当事人陈述除无法确认上述事实的真实性；除此之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文心慧华公司提交如下新证据：案外人SINO公司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账户明细，显示2007年11月2日有四笔支票承兑被扣款的交易记录，四张支票票号分别为××××、××××、××××、××××，四张支票总金额为1000万元港币。2007年11月20日有四笔支票承兑被扣款的交易，四张支票票号分别为××××××××、××××、××××，每张支票的金额均为5279276元港币；上述账户明细经过公证及翻译。文心慧华公司解释称前四张支票对应的是标的1000万元人民币的房屋买卖合同，实际支付的1000万元港币与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1000万元人民币的差额部分系支付给了自然人中介作为介绍费；后四张支票对应的是标的200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协议书，四张支票金额按照当时汇率折算后即是合同约定的2000万元人民币。蔡世亮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及证据形式的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文心慧华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房屋价款，理由为：第一，前四张支票的其中一张签发时间为2007年10月29日，但当时双方尚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支票的签发有悖常理。第二，李爱伦承兑1000万元港币的时间为11月2日，晚于诉争房屋的过户时间，违反交易流程。文心慧华公司解释称：第一，在签署正式买卖合同之前双方已经多次协商，加之李爱伦是香港人，我公司委托了香港的SINO公司代为支付港币，SINO公司提前签发支票做准备很正常。李爱伦在四张支票的复印件上打了收条、注明了收到日期，可见将支票交付给李爱伦的时间是10月30日，是在当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第二，10月30日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后，当日即向李爱伦交付了支票，我公司缴纳了税、费，双方当日共同到房屋权属登记部门提交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至于李爱伦何时去银行承兑票据与我公司无关。李爱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蔡世亮与李爱伦签订的《赠与书》是否应予撤销；如果可以撤销，蔡世亮向诉争房屋的受让人文心慧华公司要求追回诉争房屋是否应予支持。
第一，关于蔡世亮与李爱伦所签《赠与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依据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蔡世亮与李爱伦所签《赠与书》第二条中“藉此支持受赠人李爱伦女士创办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是对赠与目的的表述，也是对所赠财产用途的确定，故应认定蔡世亮与李爱伦所签订的《赠与书》属于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受赠人李爱伦应当按《赠与书》约定的合同目的履行。根据双方的陈述，在赠与书签订之时，双方知晓的情况为赠与的诉争房屋作为中国卫士基金组织在大陆的办公场所；《赠与书》签订后，李爱伦称其实际亦是将诉争房屋作为中国卫士基金组织在大陆从事公益活动的办公及联络地址使用。按照双方的陈述及《赠与书》的明确约定，可以认定双方签署《赠与书》是基于一个共识，即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卫士基金组织在大陆需要办公场所以在大陆从事公益活动，因此赠与诉争房屋支持中国卫士基金组织社团公益事业。李爱伦称中国卫士基金组织至今在香港仍存续，但李爱伦于2007年已将诉争房屋出售，按照其本人陈述，经承兑支票，售房所得款进入了李爱伦及其女儿的个人账户。李爱伦就承兑支票后两人账户收取卖房款情况未提交证据，就收款后款项的下一步支出走向及用途更未提交证据。在李爱伦未能证明其将诉争房屋出售系为了中国卫士基金组织公益事业之目的的情况下，应认定自其出售诉争房屋之时起，李爱伦未能履行赠与书所附之义务，赠与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蔡世亮要求撤销赠与，应当予以支持。李爱伦关于赠与书不是附条件的赠与，不应撤销赠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蔡世亮对文心慧华公司的相关诉请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予以审理的问题。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对于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案由的确定进行了相应规定，表明同一诉讼中可以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性法律规定看，并不存在一件诉讼中不得涉及和处理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规定。在具体个案中，不同法律关系是否在同一个案件中审理仍然要从不同请求及法律关系的关联性来进行判断。本案中，从实体问题判断，赠与人向受赠人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与向受让人追回赠与物的请求密不可分，可以在一个案件中予以审理。文心慧华公司关于本案中蔡世亮对李爱伦的请求与对其公司的请求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不应在一个案件中审理，本案与其公司无利害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蔡世亮要求文心慧华公司返还房屋、协助过户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本案中，蔡世亮主张李爱伦出售诉争房屋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文心慧华公司不构成善意取得，蔡世亮要求文心慧华公司返还诉争房屋；文心慧华公司认为其购买诉争房屋时该房屋登记在李爱伦名下，李爱伦属于有权处分，故不存在适用善意取得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所规定的“处分”应当理解为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债权合同，“无处分权”则相应指向对物权变动之目标实现没有相应权利或者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本案中，虽然李爱伦出售房屋时，诉争房屋登记在李爱伦名下，但根据《赠与书》的约定，李爱伦对房屋的使用和处分行为受到赠与书中的目的条款即赠与所附义务、条件的制约，如果房屋的出售不再是为了中国卫士基金组织公益事业之目的，则其该种处分权利系受到限制的，在此情况下，李爱伦出售诉争房屋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文心慧华公司主张只要房屋登记在李爱伦名下即是有权处分，不应适用善意取得，该主张明显与法律的立法本意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同时，针对诉争房屋的（2013）东民初字第06472号和（2017）京02民终1023号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系从物权登记的角度对确权进行判断，未对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真实进行了款项的交付进行认定，上述案件的裁判结果无法作为文心慧华公司支付了购房款的依据。文心慧华公司作为取得诉争房屋的受让人在本案中应当证明其公司取得诉争房屋时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所列三个条件，构成善意取得，否则蔡世亮可以向其追回诉争房屋。
二、对于善意取得三个条件的第一、三点，根据查明的事实，文心慧华公司购买诉争房屋时，没有理由知晓李爱伦与蔡世亮所签《赠与书》的具体内容及李爱伦的权利限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李爱伦与文心慧华公司亦进行了房屋转移登记，故第一、三点条件能够满足。双方对第二点条件争议较大。蔡世亮主张文心慧华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合同约定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文心慧华公司提交了与李爱伦就诉争房屋所签买卖合同及补偿协议书，显示分别约定了1000万元和2000万元的价款，就支付情况提交了其公司委托案外人SINO公司付款的协议一份、SINO公司签发的八张支票、李爱伦收到八张支票的收条以及就买卖合同约定价款缴纳税、费的凭证。鉴于支票在承兑时即应交付于银行，故本案中李爱伦无法提交八张支票的原件不应作为否认文心慧华公司支付购房款的理由。但仅出票方签发了支票、李爱伦收取了支票不能作为款项实际支付的充分证据，房屋款项是否实际支付应以支票是否被承兑为依据。根据文心慧华公司二审补充的新证据，银行账户明细显示的SINO公司被划扣款项的八张支票与李爱伦签收的八张支票票号一致，SINO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能够显示八张支票在交付给李爱伦的日期之后被实际承兑，签发支票、签订合同、交付支票、办理登记、承兑支票一系列流程时间接续紧密，故文心慧华公司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其就诉争房屋付款行为的举证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明合同价款的实际支付，可以排除其未支付房屋价款的怀疑。在八张支票确被承兑，款项确已支付的情况下，蔡世亮不认可SINO公司账户支出的款项与诉争房屋款项的关联性，该反驳意见没有依据。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需要事前的商谈以及在签订合同之前做出一定的付款准备均符合常情；李爱伦在收到支票后、未承兑支票前即配合买方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不应作为否认买方支付房款的理由。综上，文心慧华公司作为受让人构成善意取得，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蔡世亮要求受让人返还诉争房屋及协助其过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双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证据不足，但经二审补充新的证据，可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蔡世亮、李爱伦各负担2050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左 峰
审判员 李 倩
审判员 马兴芳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