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吉民申字第12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闫桂英，女，汉族，1959年3月15日出生，住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财，吉林睿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振江，男，汉族，1960年8月5日出生，住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刘财，吉林睿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潘学廷，男，汉族，1954年3月17日出生，住长春市。
再审申请人闫桂英、李振江因与被申请人潘学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闫桂英、李振江申请再审称，1.闫桂英、李振江自建的550平方米房屋于2011年被拆迁公司吉林盛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嘉公司）拆迁，在闫桂英、李振江不知情的情况下，潘学廷冒名领取该房屋拆迁补偿款55万元，自己留下10万元。该10万元是李振江、闫桂英的拆迁补偿款，潘学廷擅自留下是不当得利。2.潘学廷所建190平方米房屋的补偿时间在550平方米房屋补偿之前，补偿款不在李振江、闰挂英55万元拆迁补偿款之内。潘学廷在李振江、闫挂英家院里实际建房134平方米，应潘学廷的要求，李振江在给盛嘉公司出具证明材料时为其多写了56平方米，合计写了190平方米，并表示同意潘学廷单独与盛嘉公司结算该190平方米房屋的补偿款。潘学廷领回补偿款后称，盛嘉公司按134平方米实际补偿给潘学廷13.4万元。2011年10月20日，潘学廷给李振江7万元，作为潘学廷在李振江家院落里建房的补偿。这190平方米房屋补偿款是潘学廷与盛嘉公司单独结算的，在550平方米房屋结算之前。给李振江的7万元不在55万元之内，与550平方米房屋无关。3.李振江为潘学廷给盛嘉公司出具的材料除证明潘学廷在闫桂英、李振江院内建房二栋共计190平方米之外，仅限于潘学廷可以与盛嘉公司对该190平方米房屋进行结算，不包括结算李振江、闰桂英具有所有权的550平方米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不能据此认定潘学廷与盛嘉公司结算550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款是受李振江的委托。4.二审判决认定潘学廷建房100平方米没有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闫桂英、李振江认为应是190平方米。5.二审法院适用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盛嘉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为潘学廷出具的证据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77条规定，不具备证据条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该证明不是新的证据，二审法院进行质证错误。6.闫桂英、李振江在二审时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但二审法院没有同意该请求，而是由原合议庭成员继续审理该案，存在违法调查、错误使用证据、错误认定事实的情形。请求再审本案，支持闫桂英、李振江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1.闫桂英、李振江主张其自建的550平方米房屋被潘学廷冒名领取拆迁补偿款55万元与事实不符。在闫桂英、李振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长春市公安局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玉潭派出所于2013年9月10对段某某所作的询问笔录和2013年12月8日对赵某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段某某和赵某某均证实，2011年秋，闫桂英、李振江在其自家开办的菜店里，因拆迁部门同意支付的拆迁补偿款数额过低，所以同意由潘学廷帮忙办理此事，并同时当众将李振江的身份证交给了潘学廷。由此可以认定，潘学廷代李振江与盛嘉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并领取拆迁补偿款是得到了闫桂英、李振江授权而进行的。特别是在潘学廷代为领取拆迁补偿款后，闫桂英、李振江接受了潘学廷向其支付的45万元补偿款，进一步说明二人认可潘学廷代为领取拆迁补偿款。如果闫桂英、李振江没有授权给潘学廷办理房屋拆迁补偿事宜，其不可能如其在一审庭审时所述“误以为拆迁费45万元就收下了”，接受潘学廷向其支付的45万元补偿款，而应当自己直接去与盛嘉公司商谈拆迁补偿事宜。2.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潘学廷留下10万元拆迁补偿款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在本院再审审查期间，闫桂英、李振江主张其院内附房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其二人自建的550平方米，第二部分是潘学廷经其二人准许自建的134平方米，第三部分是闫永胜自建的100平方米。三部分相加，闫桂英、李振江家院内的附房合计面积应为784平方米。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期间，曾针对拆迁闫桂英、李振江家院内房屋情况到盛嘉公司进行了调查。盛嘉公司备案并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的《主户平面图》和《原有住户情况一览表》中均载明，拆除闫桂英、李振江家院内房屋共有七处。其中主房一处，建筑面积93平方米；附房六处，建筑面积分别为47.12平方米、200平方米、158.83平方米、135.61平方米、55.8平方米、52.8平方米，六处附房建筑面积合计649.46平方米。闫桂英、李振江主张附房合计面积为784平方米与上述备案确认的面积不符，且闫桂英、李振江该主张只是其单方口头陈述，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所以按照盛嘉公司备案的面积649.46平方米确认闫桂英、李振江家院内附房建筑面积更加真实客观。主房部分的拆迁补偿事宜已经通过盛�公司与闫永胜于2011年8月23日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所有）》进行了房屋安置，不在本案双方争议的范围之内。附房部分中，闫永胜于2011年8月23日与盛嘉公司签订了一份《拆迁补偿协议书》，将其中的100平方米以货币补偿的方式补偿给闫永胜5万元。至此，李振江家院内的附房面积只剩余649.46－100＝549.46平方米。既然闫桂英、李振江认可其院内的附房中包括潘学廷自建的房屋，则可以认定这剩余的549.46平方米不全是闫桂英、李振江自建的房屋，而应当包括潘学廷自建的房屋。按照盛嘉公司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予以补偿，闫桂英、李振江和潘学廷共计549.46平方米附房应当得到补偿款54.946万元，这与潘学廷实际共领取补偿款55万元的主张基本相符。闫桂英、李振江认可潘学廷自建房屋面积为134平方米，所以可以认定潘学廷留下10万元并不超过其自建房屋部分的补偿价款，该10万元是潘学廷因自建房屋而应当得到的拆迁补偿款，并非不当得利。3.闫桂英、李振江主张潘学廷所建190平方米房屋在550平方米房屋补偿之前已经得到了13.4万元补偿，该补偿款不在55万元拆迁补偿款之内，但闫桂英、李振江并没有对此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其提供的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明细账》载明，刘振江于2011年10月20日存入该银行7万元现金。闫桂英、李振江据此主张该7万元是潘学廷得到13.4万元补偿款后支付给李振江的，说明潘学廷在代闫桂英、李振江领取55万元补偿款之前已经得到了其自建房屋的补偿，但潘学廷对此不予认可，闫桂英、李振江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故仅凭该《存款明细账》不能得出潘学廷已经单独得到了其自建房屋补偿款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意见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二审法院对闫桂英、李振江的前述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4.二审判决书第5页中“本院认为”部分阐明：“由此可以确认潘学廷在闫志（闫桂英父亲）宗地内建无证房屋100多平方米的事实存在。”并没有如闫桂英、李振江所主张的“二审判决认定潘学廷建房100平方米”。闫桂英、李振江认为是190平方米，与二审判决书的上述表述并不矛盾，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问题。而且该认定是基于李振江为潘学廷出具的证明、闫桂英和李振江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闫桂英在公安机关的控告书内容得出的，并不缺乏证据证明。5.证据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证据�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一方提交法庭的证据进行质证是法庭的正常审判活动，也是庭审过程中法官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至于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标准，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纳，需要对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和法庭进行认证才能作出判断，所以闫桂英、李振江关于潘学廷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盛嘉公司出具的证据不具备证据条件、不是新的证据、二审法院不应予以质证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组织质证并无错误。6.二审法院没有同意闫桂英、李振江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的请求，是因为闫桂英、李振江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回避事由，而且闫桂英、李振江的该项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所以对闫桂英、李振江据此主张再审本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闫桂英、李振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闫桂英、李振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白金城
代理审判员 王 斓
代理审判员 米 于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黄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