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行终9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车国娟，男，196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水娟（暨上诉人车国娟的委托代理人），女，196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行政机关）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住所地杭州市绍兴路400弄7号下城检察院大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黄向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玉云，该局律管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童丽玲，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复议机关）杭州市司法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A座。
法定代表人吴声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江传堤，杭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方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杭州市凤起路***号同方财富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李德成，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文莉，浙江文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车国娟、金水娟因与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以下简称下城司法局）、杭州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司法行政监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下城司法局于2016年11月9日对车国娟、金水娟的投诉作出《投诉结果回复书》（以下简称《回复书》）：“1、关于‘确认被投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行为违法’。经查，在涉及你们的有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中，在案件代理材料（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乙方（众大所）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汪连福、茅珊珊为甲方的公安、卫生、法院代理人’，并加盖‘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公章，在（××）××字××公函中××‘已××本所××为其诉讼代理人’并××‘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公章。2011年6月7日，有你们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代理人变更为茅珊珊、王麒’。2011年6月8日，委托人在诉讼代理中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书中有你们签字确认。2011年6月9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同意茅珊珊以公民代理身份担任你们的诉讼代理人。通过浙江省基层法律服务综合管理平台系统查询和电话联系茅珊珊本人，未检索出‘茅珊珊’执业登记信息，确认了茅珊珊不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茅珊珊明确表示自己曾经做过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的实习生，众大所也没有计发过工作报酬，只有汪连福发给她的交通费补贴。至于自己是否属于被投诉人的工作人员，茅珊珊自己并不清楚。鉴于以上情况，我局认为，在涉及你们的有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中，茅姗姗并未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另外，你们在投诉信内容中提供的从法院网站下载的多个法律文书中记载有汪连福、茅珊珊以‘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名义承接业务，我局已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另行告知。2、关于‘确认被投诉人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法’。此项所指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二级法院审理确认了合同法律效力，但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过程有瑕疵。据查，2001年5月23日，众大所名称变更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也就是说‘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前身。被投诉人并无使用原公章与你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任何主观故意，客观上亦无此必要。使用已经废止的原‘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公章与你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汪连福个人行为。汪连福身为被投诉人的工作人员，私自使用废止公章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其行为违反公安部《印章治安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至于众大所是否存在‘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我局已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另行告知。3、关于‘确认被投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代理费的行为违法’。据查，汪连福私自使用废止公章与你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私自收取代理费用，其行为违反了司法部令60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39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规定。另查，汪连福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已于2013年5月被杭州市司法局撤销，其本人也已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离职。故，在我局职权范围内已无法对汪连福进行处理，建议你们通过法律途径解决。4、关于‘确认被投诉人指派汪连福、茅珊珊担任投诉人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2000年1月31日施行）第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2011年6月13日施行）第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根据上述规定，在2011年6月13日前，审判人员离任满二年后，在对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经查，汪连福虽曾系下城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但其在离职（离职时间在1996年）超过两年后，于2010年底、2011年初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人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鉴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我局认为汪连福在原任职法院担任（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并无违法违规之处。5、关于被投诉人‘超越业务范围’的问题。经查，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是以合伙制形式设立并开展业务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是依托乡镇而设立的。补充材料中提到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不适用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在你们的案件中，众大所也没有涉及刑事辩护。因此，我局认为众大所没有超越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6、关于被投诉人‘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问题。经查，被投诉人严格按照杭州市司法局关于年度基层法律服务年检注册工作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提交了书面材料，接受年度检查，并由杭州市司法局加盖年度注册章。未发现被投诉人有‘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的情况。7、关于被投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被投诉人涉嫌存在‘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及‘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的情形，我局已立案调查，结果另行告知。8、关于被投诉人‘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问题。据查，你案属于汪连福私自收案，私自收费，其行为违反了部令60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39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规定。因此，在你案中被投诉人不存在‘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的问题。9、关于被投诉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问题。针对你们在补充材料中提到的作为被投诉人的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其主任李德成，同时身为下城区人大代表、驻下城法院调解室主任，有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关系承接案件或影响案件的承办情况，建议你们对事实提供证据，向我局反映，或者向有管辖权的部门反映。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2000年1月31日施行）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2011年6月13日施行）第八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四、四十一、五十五条的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浙江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价格法》第三条的规定，对你们反映的被投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以及‘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的问题，我局已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另行告知；对你们反映的其他问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有新的证据，请向我局提交，我局将另行查处”。同时告知复议或者诉讼的权利。
车国娟、金水娟不服该《回复书》，向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司法局经审查被诉《回复书》，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维持《回复书》并责令下城司法局对众大所办案监督卡和辅助人员管理事宜进行答复的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
原审原告车国娟、金水娟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下城司法局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的《回复书》；2、撤销市司法局作出的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车国娟、金水娟向下城司法局提交投诉申请，要求：“1、确认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所）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行为违法；2、确认被投诉人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法；3、确认被投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的代理费违法；4、确认被投诉人指派汪连福、茅珊珊担任投诉人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法”。下城司法局于2016年6月13日对上述投诉作出《回复书》，后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撤销该份《回复书》的决定。同年10月20日，下城司法局收到车国娟、金水娟向其补充提交的投诉申请，要求一并处理：1、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所）违法超越业务范围；2、未按照规定填写办案监督卡及违反财务规定、不按规定接受年检；3、“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4、“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乱收费问题；5、“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2016年11月9日，下城司法局就车国娟、金水娟投诉作出被诉《回复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
2016年11月9日，下城司法局就车国娟、金水娟投诉众大法律所存在“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等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查明众大法律所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你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带无基层法律服务执业资格的茅珊珊为其实习人员，并于2010年2月3日至2011年9月29日多次与茅珊珊共同作为代理人参与案件代理，并在委托合同签订、单位公函出具、代理费用收取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是你所疏于管理所致；（2）你所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尤其对公章、公函的管理极为混乱，虽未出现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现象，但已导致无执业资格的茅珊珊以代理人身份参与案件代理的违法行为发生”，认为众大法律所违反“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之规定，依法应给予警告处罚，但因其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追溯期限，于同年11月29日作出下司责改字[2016]02号《责令整改通知书》，决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责令众大法律所就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整改。
车国娟、金水娟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市司法局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受理，经同年3月10日延长期限，经复议审查，认为被申请人（下城司法局）就众大法律所是否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是否违反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的规定，汪连福是否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费，汪连福担任33号案件代理人是否违法，众大法律所是否超越业务范围，代理费是否超过收费标准均作出相应回复，并就办案监督卡及基层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管理及其他问题予以指正，于同年4月10日作出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邮寄给车国娟、金水娟。
2017年4月13日，下城司法局对李德成补充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于同年5月27日对车国娟、金水娟作出《回复书》（补充），对车国娟、金水娟反映的违反办案监督卡规定的问题，经查（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代理材料中无《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众大法律所存在违反《关于使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将按照通知内容进行处理；对反映的违反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管理规定问题，经查茅珊珊不属于基层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故不存在违反该项规定的情形。
另查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车国娟、金水娟与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茅珊珊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该案件的审理。李德成系众大法律所的法定代表人。
再查明，2016年4月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车国娟、金水娟与众大法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浙01民终525号生效判决，认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合同虽系用已失效的“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公章签订、但汪连福系众大法律所的法律工作者、众大法律所也曾出具公函确认其与车国娟、金水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故确认该合同对众大法律所有约束力；“茅珊珊系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审理，车国娟、金水娟主张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违法聘用茅珊珊致其损失缺乏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第四条和2011年6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在2011年6月13日前，审判人员离任满二年后，在对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汪连福）于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人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等，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纪行为的投诉，并且应当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的投诉。涉及委托人与基层法律服务所发生争议的投诉，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调处解决；涉及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违法违纪的投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立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本案中，车国娟、金水娟就其作为委托人与众大法律所发生的争议，及对众大法律所和其从业人员违法违纪行为提出投诉，下城司法局作为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立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市司法局作为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对车国娟、金水娟的复议申请负有行政复议审查职责。
关于行政答复的合法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二）曾担任法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离任不满二年内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的诉讼案件的代理人的；……（七）在代理活动中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滥用代理权，侵犯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九）不遵守与当事人订立的委托合同，拒绝或者疏怠履行法律服务义务，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十三）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或者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的；……（十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第四十二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一）超越业务范围的；（二）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三）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六）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七）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八）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九）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十）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本案中，车国娟、金水娟于2012年2月提出投诉申请，要求：“1、确认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所）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行为违法；2、确认被投诉人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法；3、确认被投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的代理费违法；4、确认被投诉人指派汪连福、茅珊珊担任投诉人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法”。后下城司法局撤销原《回复书》，车国娟、金水娟于2016年10月补充申请，要求一并处理：1、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所）违法超越业务范围；2、未按照规定填写办案监督卡及违反财务规定、不按规定接受年检；3、“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4、“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乱收费问题；5、“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针对车国娟、金水娟提出的上述投诉申请，下城司法局整理申请内容后，经立案调查，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被诉《回复书》。
关于众大法律所是否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问题。下城司法局经查茅珊珊不具备基层法律服务者执业资格，在（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民事案件中众大法律所出具公函指派汪连福作为车国娟、金水娟诉讼代理人，茅珊珊系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该案审理，故其作出与车国娟、金水娟相关的33号案件中茅珊珊并未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回复并无不当。
关于众大法律所是否违法使用废止公章签订代理合同、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只准使用一个名称”规定的问题。下城司法局经查2001年5月众大法律所名称变更，“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系其前身，其根据该所法定代表人李德成与汪连福的调查笔录认定众大法律所就该代理合同无故意、亦无必要使用废止公章。市司法局在复议决定中认为以该委托代理合同使用原印章不足以认定众大法律所存在违反“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的规定，对下城司法局未认定从众大法律所违法的事由予以指正并无不当。
关于汪连福是否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车国娟、金水娟代理费问题。下城司法局查明汪连福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已于2013年5月被市司法局撤销，其已不具有基层法律工作者身份，不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范围，结合该局已对众大法律所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另行处理等情况，其告知车国娟、金水娟针对汪连福违法行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并无不当。
关于指派汪连福担任（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第四条和2011年6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第八条规定，及经（2016）浙01民终525号生效判决确认，2011年6月13日前，审判人员离任满两年后，在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下城司法局查明，汪连福原系下城法院工作人员，但其在离任两年后，于2010年底、2011年初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代理人参与33号案件的诉讼活动未违反法律规定，回复并无不当。
关于众大法律所是否超越业务范围问题。下城司法局查明众大法律所系以合伙形式设立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该所在车国娟、金水娟案件中并未涉及刑事辩护。复议机关市司法局补充查明，汪连福仅作为被害人近亲属代理人与被告人家属协商民事赔偿事宜，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众大法律所超越业务范围，故下城司法局答复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其就《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的适用回复存在瑕疵，复议决定已予以指正。
关于众大法律所是否未依规填写办案监督卡及违反财务管理规定、不按规定接受年检的问题。下城司法局经调取众大法律所执业证书，查明该所自2011年经市司法局核准设立，回复该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记录加盖市司法局年检专用章；同时告知未发现其违反财务管理规定，非法处置该所资产的情况。关于办案监督卡问题，市司法局在复议决定中予以指正，下城司法局亦就此作出补充回复，经查33号案件代理材料中无《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回复第三人存在违反《关于使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的通知》规定的情形，将按照通知内容进行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下城司法局经查无证据证明李德成、汪连福与下城法院院长何敏有不正当业务关系，回复该所不存在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九）项情形。该局于2016年11月9日就上述问题另行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查明第三人公章、公函管理混乱，对该所法律工作者汪连福疏于管理，违反“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之规定，对其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该部分回复存在瑕疵，但车国娟、金水娟与众大法律所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已经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下城司法局亦已就此核查并作出责令整改决定，就此予以指正。
关于“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问题。市司法局复议决定中据（2015）杭下民初字第105号、（2016）浙01民终525号判决书认定“汪连福收取3万元代理费，未超过相应的收费标准。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投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对下城司法局以汪连福私自收案私自收费为由作出回复存在瑕疵，已予以指正。
关于“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问题。下城司法局经查车国娟、金水娟与众大法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载明“公安、卫生、法院程序包干”，认为系对法律服务内容的约定，而非对结果的承诺，符合“程序包干”的约定，其回复众大法律所不存在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情形并无不当。
市司法局受理车国娟、金水娟的复议申请后，经复议审查，对下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书》中有关众大法律所是否违反只准使用一个名称规定、超越业务范围、超标准收取代理费、未实施办案监督和辅助人员管理，及法律适用等回复的不当之处均予以指正，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下城司法局亦就市司法局指正并责令补充的事项，经调查于2017年5月27日对车国娟、金水娟作出补充回复，该局还就众大法律所相关违法行为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综上，被诉行政答复行为和行政复议行为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行政程序。车国娟、金水娟于2016年2月和同年10月提交投诉申请，下城司法局经调取材料及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等，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被诉《回复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车国娟、金水娟。车国娟、金水娟于2017年1月11日申请行政复议，市司法局于次日受理，经延长期限，并经复议审查，于同年4月10日作出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邮寄给车国娟、金水娟。各方对行政程序均无异议，原审法院对程序合法性予以认定。
综上，车国娟、金水娟要求撤销案涉《回复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车国娟、金水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车国娟、金水娟负担。
宣判后，车国娟、金水娟不服，上诉称，原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已构成枉法裁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九条“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最高人民法院法部联系发布的《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法发[2004]22号）第十八条“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缺额依法定程序增补。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后，人民陪审员职务自动免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法发[2005]1号）第三十六条“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后，其职务自动免除”的规定，原审专属网站中显示人民陪审员陈宏的上任日期是2010年5月，2015年5月是法定五年任期届满之日，自2015年6月起，陈宏的人民陪审员职务就已经被法定自动免除，就已经丧失了人民陪审员的陪审资格，就不得以人民陪审员的名义参审原审任何案件的审判活动。因此，原审明知陈宏的人民陪审员职务任期早已届满，仍让其继续参审本案的审判活动已构成知法犯法，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之规定，由于原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已构成枉法裁判。原审判决文书第2页中载明所谓的“于同年6月9日对该案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的说法不能成立，明显违法。请求：1、撤销原审（2017）浙01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下城司法局答辩称，一、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关于合议庭组成问题，原审法院开庭时，当庭宣布了合议庭组成人员，上诉人未提出异议，人民陪审员陈宏经合法程序选任。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合议庭组成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原审合议庭组成违法的事实不存在，理由不成立。二、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市司法局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已依法履职，程序正当合法。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申请撤销下城司法局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的《回复书》，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规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受理，并结合其提交的行政复议材料及被上诉人下城司法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和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调查，依法作出了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履行了法定职责，程序正当合法。二、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准确。原审法院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庭审调查前已向各方进行了充分的告知，且向各方进行了征询，各方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合议庭组成人员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称原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事实不存在、理由不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合议庭组成人员人民陪审员陈宏，已丧失人民陪审员资格，原审审判组织不合法的上诉理由。经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5年5月29日向原审法院作出上人大[2015]23号《关于任命曹小英等同志人民陪审员职务的通知》，载明：“杭州市上城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施金良院长的《关于提请任命曹小英等同志人民陪审员职务的报告》，于2015年5月29日通过如下人事任免事项：任命曹小英、陈宏……等同志为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因此，陈宏已于2015年5月29日被任命为原审法院人民陪审员，陈宏作为人民陪审员担任原审合议庭组成人员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中，被上诉人下城司法局在收到上诉人的投诉申请后，在整理上诉人的申请内容后，经立案调查，作出被诉《回复书》。市司法局经复议审查后，对《回复书》中有关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是否违反只准使用一个名称规定等回复的不当之处予以指正，作出被诉复议决定。针对上诉人投诉事项“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取代理费”，被诉《回复书》第三项认为“汪连福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已于2013年5月被杭州市司法局撤销，其本人也已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离职。在我局职权范围内已无法对汪连福进行处理，建议你们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上诉人投诉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取代理费的行为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间，当时汪连福领取《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在基层法律服务所中执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属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下城司法局作为汪连福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对汪连福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期间有无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该职责并不因汪连福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于2013年被撤销而免除。因此，下城司法局应当对上诉人的该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下城司法局的该项答复没有法律依据，应予撤销，并责令重作。市司法局复议决定第一项内容维持该项答复，应一并撤销。原审法院认定被诉行政答复行为的其他内容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2行初42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于2016年11月9日向车国娟、金水娟作出的《投诉结果回复书》的第3项内容，责令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对该项投诉重新作出答复；
三、撤销杭州市司法局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的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第1项内容。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汪金枝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