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01行初647号原告邓庆高，男，198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委托代理人李贵生，贵州恒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吕洲宾，浙江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省公安厅，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民生路66号。法定代表人王双全，厅长。委托代理人程向东，该厅民警。委托代理人林林，该厅民警。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省府路8号。法定代表人袁家军，省长。委托代理人陈书宏，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力夫，该政府工作人员。原告邓庆高不服浙江省公安厅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12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6日、2018年4月23日、2018年5月28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庆高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贵生、吕洲宾，被告浙江省公安厅的委托代理人程向东、林林，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书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公安厅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告知邓庆高：“本机关于2017年9月15日收到你提出的要求公开‘《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两份文件’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研究，浙高法［2014］63号是刑事司法协助文件；浙公办［2014］153号是对刑事司法协助文件的执法意见，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本机关不予公开。”邓庆高不服，向浙江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省政府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维持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公安厅提出书面信息公开申请，信息内容描述为“《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两份文件”，信息用途为“刑事申诉：在为何细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申诉时，发现浙江省泰顺县检察院依据上述规定作出逮捕决定，但浙江省公安厅却未主动公开上述规定，故特向贵单位提出前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7年10月11日，原告收到浙江省公安厅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加盖的是浙江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的章。该告知书载明：“经研究，浙高法［2014］63号是刑事司法协助文件；浙公办［2014］153号是对刑事司法协助文件的执法意见，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本机关不予公开。”对此，原告于2017年10月20日向浙江省人民政府书面申请行政复议，于2017年12月11日收到省政府作出的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原告认为，刑事司法协助是指一国的法院或者其他的司法机关，根据另一国的法院或者司法机关的请求，代为或者协助实行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司法行为。由此可见，浙高法［2014］63号显然不属于刑事司法协助文件；浙公办［2014］153号显然不属于对刑事司法协助文件的执法意见。退一步讲，就算上述两个文件属于刑事司法协助文件或其他执法意见，也显然属于被告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显然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应依法予以公开。上述文件内容涉及到不特定公众、产生法律后果的文件，应予公开，省公安厅将其作为内部文件违背法制原则。而且，被告告知书未加盖其公章，而是加盖浙江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的章，显然不合法，应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两被告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应依法予以纠正。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浙江省公安厅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责令浙江省公安厅依法公开《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3、附带审查《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两份文件的合法性。原告邓庆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据2，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据1、2拟证明原告已依法向省公安厅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省公安厅告知原告不予公开，原告认为省公安厅不予公开违法；证据3，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快递底单；证据3、4拟证明原告已依法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省政府维持省公安厅决定，原告认为省政府维持原决定违法；证据5，10月23号通话录音及完整文本，拟证明省公安厅隐匿了对其不利的通话录音内容，信息公开告知书存在问题，以公安厅法制总队的名义作出该告知书的主体违法；证据6，浙江省高院、浙江省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碍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证据7，《浙江省公安厅关于适用上述文件的若干意见》；证据6、7拟共同证明该两份文件主要内容是包含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定性处理属于行政执法信息，依法属于被告省公安厅在履行治安处罚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和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依法应予公开。被告省公安厅辩称，一、其于2017年8月25日收到原告邓庆高寄给时任厅长徐加爱的EMS邮件。9月15日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收到该转办信件，于同日受理，并与原告电话确认相关情况。9月29日，省公安厅作出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于10月9日邮寄送达给原告。10月23日，省公安厅通过0571-872××××5电话与原告核实相关情况。原告称收到的告知书是复印件并已加盖公章。10月31日省公安厅收到浙江省法制办送达的邓庆高对省公安厅信息公开答复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提交答复通知书等材料后，于11月1日再次将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送达给原告。二、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侦查机关的双重性，有行政职能和刑事司法职能。原告申请获取的信息一个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制定的刑事司法协助文件，另一个是省公安厅根据该文件制发的内部执行意见。因此，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系省公安厅作为刑事司法机关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依法不予公开。案涉《告知书》适用法律正确。三、省公安厅于2017年9月15日才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当日即联系原告并告知受理时间定为9月15日，其表示理解。9月29日，省公安厅作出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办理信息公开事项程序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综上所述，省公安厅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答复内容客观、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省公安厅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邮寄面单，拟证明省公安厅收到申请人邓庆高邮给省公安厅时任厅长的EMS特快专递。证据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017］37号（受理回执）及邮寄凭证，拟证明省公安厅于2017年9月15日受理该申请，并于18日邮寄受理回执给申请人；证据3，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省公安厅于9月29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并于10月9日邮寄申请人；证据4，9月15日、10月23日工作人员与申请人电话录音，拟证明省公安厅与申请人电话核实受理时间、告知书送达相关情况；证据5，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省公安厅再次邮寄送达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被告省公安厅向本院提供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公安机关办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作为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依据。被告省政府辩称，浙高法［2014］63号《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与浙公办［2014］153号《适用的若干意见》。原告于2017年8月24日向省公安厅法定代表人提出申请，省公安厅以及时保障知情权和减轻原告负担为原则，同年9月15日转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处理，9月15日为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收到申请之日。省公安厅于同年9月29日作出答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程序合法。但省公安厅在作出答复告知书时未加盖公章，存在瑕疵。鉴于该告知书以省公安厅的名义作出并邮寄，并未影响原告的实质性利益，且省公安厅在行政复议中已经进行了补正。对此省政府予以指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原告请求附带审查浙高法［2014］63号《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与浙公办［2014］153号《适用的若干意见》两份文件，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审查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省政府维持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浙江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省政府于2017年10月21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理后，于同年12月5日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同年12月6日向原告寄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程序合法。综上，省政府作出的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省政府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邮寄凭证；证据2，收文登记表；证据3，行政复议申请处理单；证据4，浙政复〔2017〕684号《更正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据1-4拟证明省政府行政复议机构于2017年10月27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证据5，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拟证明省政府于2017年10月30日对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予以受理的事实；证据6，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省政府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邮寄至省公安厅，要求提出书面答复，并提出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7，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省政府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并寄送当事人的事实。被告省政府提供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以及《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为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邓庆高对被告省公安厅提供的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邮寄时间是9月18日，其收到时间为9月20日，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且认为省公安厅当时寄送的文件是2份，现在提交的证据不全，应该是一份没有盖章的告知书和有浙江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盖章的意见，因此应认定该告知书的主体不适格；此外，对告知书的内容中载明收到日期为9月15日有异议，认为应该是8月25日；对证据4，认为两份通话录音均不完整，有剪辑情况。对此文字记载内容共有7处与音频不一致，被告提供的文字整理文本歪曲了原告的表述意思，原告的意思是由省公安厅掌握的信息不予提供是没有道理的，省公安厅在电话里面也回复“尽量下个礼拜公开”，原告才说“好”。对于被告晚了快一个月，原告是不予理解的。对证据5中的文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省政府对省公安厅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被告省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3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更正通知书》，认为原告已于2017年12月20日起诉至杭州中院，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不应由事后补正的通知书所更正；证据5-7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里面照搬了省公安厅的话，在阐述维持理由的时候没有说清楚。何为“刑事司法协助文件”，浙公办的［2014］153号、浙高法［2014］63号是刑事司法协助文件，对这个文件的性质没有审查和确认；且对省公安厅何时收到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未予确认，应确认是8月15日。被告省公安厅对省政府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省公安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三性无异议，仅仅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判断，并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其实是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把一份没有盖章的告知书及内部函邮寄给了当事人；被告省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省公安厅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邓庆高于2017年8月24日以EMS邮件方式向时任省公安厅厅长、法定代表人徐加爱提出书面信息公开申请，信息内容描述为“《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两份文件”，信息用途为“刑事申诉：在为何细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申诉时，发现浙江省泰顺县检察院依据上述规定作出逮捕决定，但浙江省公安厅却未主动公开上述规定，故特向贵单位提出前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省公安厅于2017年8月25日收到该EMS邮件。9月15日省公安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收到该转办信件，于同日受理，并与原告电话确认相关情况。同年9月18日省公安厅向原告寄送受理回执，原告于同月20日收到该回执。9月29日，省公安厅作出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邓庆高：“经研究，浙高法［2014］63号是刑事司法协助文件；浙公办［2014］153号是对刑事司法协助文件的执法意见，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本机关不予公开。”省公安厅于10月9日邮寄，因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将未盖公章的《告知书》及一份浙江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的审核意见寄送给了原告邓庆高。邓庆高于同月11日收到。并于2017年10月20日向浙江省人民政府书面申请行政复议，请求：1、撤销浙江省公安厅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责令浙江省公安厅依法公开《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3、附带审查《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两份文件的合法性。10月23日，省公安厅通过0571-872××××5电话与原告核实《告知书》送达的相关情况。省政府于2017年10月27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于同月30日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案件答复通知书》分别寄送案件当事人，10月31日省公安厅收到浙江省法制办送达的邓庆高对省公安厅信息公开答复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提交答复通知书等材料后，于11月1日再次将加盖了浙江省公安厅公章的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送达给原告，原告于同月3日收到。经审理，省政府于同年12月5日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省公安厅在作出答复告知书时未加盖公章，存在瑕疵。但鉴于该告知书以省公安厅的名义作出并邮寄，并未影响原告的实质性利益，且省公安厅在行政复议中已经进行了补正。对此省政府予以指正。决定维持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于同年12月6日向原告寄送。原告于2017年12月11日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不服该决定，于2017年12月20日以邮寄方式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另查明：2018年1月10日省政府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更正通知书》，对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一段第一行“本机关行政复议机构于2017年10月21日收到申请”更正为“本机关行政复议机构于2017年10月27日收到申请”，并于次日向原告邓庆高寄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本案中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为“《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两份文件”。上述文件属于公安机关履行刑事司法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原告申请信息公开时明确信息用途为“刑事申诉：在为何细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申诉时，发现浙江省泰顺县检察院依据上述规定作出逮捕决定，但浙江省公安厅却未主动公开上述规定，故特向贵单位提出前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亦指向的是刑事司法的内容。故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保存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称的政府信息。省公安厅作出案涉《告知书》以上述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为由，告知原告对案涉信息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但案涉《告知书》中将刑事司法文件称为刑事司法协助文件的表述方法不当，本院予以指正。《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本案中，《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14］63号）与《适用的若干意见》（浙公办［2014］153号）系原告申请信息公开的对象，并非案涉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一、本案中，原告邓庆高于2017年8月24日以EMS邮件方式向时任省公安厅厅长、法定代表人徐加爱提出书面信息公开申请。本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均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应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向其他机构甚至向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个人提出，都不符合法律的要求，由此带来的耽误的后果，不应由行政机关承担，故本案省公安厅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期限应当从申请书到达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之日，即2017年9月15日起计算。故省公安厅于同年9月29日作出案涉《告知书》进行答复，并未超过法定期限。二、本案中，公安厅在作出案涉《告知书》后，于10月9日邮寄，因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将未盖公章的《告知书》及一份浙江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的审核意见寄送给了原告邓庆高。该告知书形式存在瑕疵。但鉴于该告知书内容真实，且原告在收到第一份《告知书》后，于2017年10月20日即向浙江省人民政府书面申请行政复议，其复议请求为“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表明原告也认可其于2017年10月11日收到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为省公安厅制作。此外，省公安厅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也于同年11月1日再次将加盖了浙江省公安厅公章的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再次送达给原告，原告于同月3日收到。故上述瑕疵尚不足以导致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三、省政府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后，发现文书存在笔误，于2018年1月10日省政府作出浙政复［2017］684号《更正通知书》予以纠正，属于对可补正的内容的非即时更正，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浙江省公安厅作出的浙公信告字［2017］3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内容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虽在该告知书的文书制作时存在瑕疵，但不影响原告的实质性权利，且已为行政复议机关指正。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政复［2017］6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告邓庆高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庆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邓庆高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洵审 判 员 李 云人民陪审员 李 慧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书 记 员 薛黄一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五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责是：（一）具体承办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二）维护和更新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三）组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四）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五）本行政机关规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责。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已经向公众公开，被告已经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的；（三）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四）以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为由反对公开，理由不成立的；（五）要求被告更正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理由不成立的；（六）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且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的；（七）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且被告已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的；（八）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