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继文，男，197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沈世宾，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游志尧，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锡洪，男，195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李道红，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燕锋，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刘继昌，男，197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被告：刘继添，男，197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宁县。
上诉人刘继文因与被上诉人吴锡洪，原审被告刘继昌、刘继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8月19日，刘继文、刘继昌、刘继添作为甲方（建设方），新余市珠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分公司作为乙方（施工方），吴锡洪作为丙方（实际施工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约定“1.5建设工期：本工程自2011年5月3日开工，于2012年5月3日竣工”、“1.7合同借款：17836217.96元整”、“12.3付款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黄圃信用社营业部户名：黄东敏账号：80×××83”，落款甲方处有刘继文的签名字样，乙方处盖有新余市珠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公章。2011年8月19日，刘继文作为甲方，新余市珠珊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分公司作为乙方，吴锡洪作为丙方，签订《关于工程款拨付和交付税款的约定》，载明“1、该工程的施工实际由实际施工人承包和实施。2、该建设工程全部工程款按合同条款约定的支付办法建设方直接支付实际施工人吴锡洪”。2013年3月21日，吴锡洪作为收款方，刘继文作为付款方签订《合同余款支付方案》，载明“刘继文位于黄圃镇大雁工业园厂房于2013年1月中旬已通过质安监部门验收。按合同有关规定，刘继文于2013年2月起连续15个月每月支付吴锡洪工程款237816元（贰拾叁万柒仟捌佰壹拾陆元），合共3567243元（叁佰伍拾陆万柒仟贰佰肆拾叁元）。注：如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过期1天按月度工程款2%支付滞纳金”。2013年5月24日，吴锡洪作为施工单位，刘继文作为建设单位签订《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载明工程量总造价为378240元。后刘继文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吴锡洪遂于2014年10月21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刘继文、刘继昌、刘继添向吴锡洪支付工程款1329507元；2.刘继文、刘继昌、刘继添向吴锡洪支付滞纳金1030000元；3.刘继文、刘继昌、刘继添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焦点有五：1.刘继昌、刘继添承担何种责任；2.本案涉及的总合同标的数额；3.刘继文向吴锡洪支付了的工程款数额；4.款项的支付顺序；5.滞纳金如何计算。对此，原审法院评析如下：
关于焦点一。首先，虽《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中建设单位显示为刘继文、刘继昌、刘继添，但该合同落款“甲方处”只有刘继文的签名，并无刘继昌及刘继添的签名；其次，吴锡洪未提供证据证实刘继文签订《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得到刘继昌和刘继添的授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双方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后，又再签订了《关于工程款拨付和交付税款的约定》、《合同余款支付方案》和《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但签订合同的均为吴锡洪及刘继文，并未显示与吴锡洪签订上述文件的为刘继昌及刘继添。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认定签订合同的双方为吴锡洪及刘继文，故刘继昌及刘继添在本案中无需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焦点二。首先，吴锡洪称《刘继文厂房附设工程造价汇总表》中有争议的300000元未在本案中主张；其次，刘继文确认吴锡洪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刘继文厂房附设工程造价汇总表》中的数额。故本案的涉案总标的为22386417.96元（17836217.96元＋378240元＋4171960元）。
关于焦点三。刘继文主张其已向吴锡洪支付21420693.24元并提供相关的付款凭证为凭，而吴锡洪则主张刘继文只向其支付了21012816.5元。吴锡洪及刘继文于庭后均提交了刘继文支付工程款明细，经查，双方争议有如下几点，原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1.2012年2月15日997700元的收据、2013年4月15日237816元的收据、2014年1月8日237816.24元的收据及2014年2月27日237816.24元的收据。首先，双方已在《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中约定了付款专用账户。其次，虽刘继文主张2012年2月15日997700元的收据中有50000元为现金支付、2013年4月15日237816元的收据中有18093为现金支付、2014年2月27日的收据237816.24元为现金支付，但刘继文未就现金支付部分提供现金收条或在收据中载明现金支付的数额，刘继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收据中刘继文主张的现金支付部分存疑，对此不予采信。2.2012年3月30日187317.6元银行汇款。该汇款单显示付款人为中山市继文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广州市海资宝贸易有限公司，并未注明为刘继文向吴锡洪支付的工程款，原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并采信吴锡洪的主张，确认刘继文代吴锡洪支付材料款181122.4元；3.刘继文主张的代缴水电费52688元。刘继文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刘继文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刘继文向吴锡洪支付工程款的具体如下：2011年8月18日支付200000元、2011年10月28日支付200000元、2011年11月1日支付1300000元、2011年11月2日支付58800元、2011年11月23日支付1000000元、2011年12月7日支付500000元、2011年12月28日支付500000元、2011年12月30日支付1073480元、2012年1月13日支付500000元、2012年2月10日支付552300元、2012年2月13日支付781770元、2012年2月14日支付500000元、2012年2月15日支付200000元、2012年2月16日支付247700元、2012年3月2日支付241693.2元、2012年3月13日202161.6元、2012年3月14日支付500000元、2012年3月16日支付620000元、2012年3月30日181122.4元、2012年4月10日500000元、2012年4月13日300000元、2012年4月28日300000元、2012年5月10日500000元、2012年5月25日300000元、2012年6月1日400000元、2012年6月4日500000元、2012年6月7日300000元、2012年6月19日800000元、2012年7月13日1000000元、2012年8月9日700000元、2012年9月7日500000元、2012年9月18日500000元、2012年10月15日500000元、2012年11月6日500000元、2012年12月13日200000元、2012年12月25日300000元、2013年1月23日300000元、2013年1月29日支付200000元、2013年3月11日支付200000元、2013年4月11日支付300000元、2013年4月15日支付219723元、2013年5月24日支付237816元、2013年6月21日支付237816元、2013年8月7日支付237816元、2013年9月9日支付237816元、2013年10月11日支付237816元、2013年11月12日支付200000元、2013年11月18日支付37816元、2013年12月16日支付185128元、2014年1月8日支付277310.6元、2014年2月27日支付194731.7元、2014年3月28日支付250000元。故刘继文已向吴锡洪支付工程款合计21012816.5元（200000元＋200000元＋1300000元＋58800元＋10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1073480元＋500000元＋552300元＋781770元＋500000元＋200000元＋247700元＋443854.8元＋1120000元＋181122.4元＋50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500000元＋700000元＋1600000元＋1000000元＋7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219723元＋237816元／月×6个月＋185128元＋237816.24元＋277310.6元＋237816.24元＋250000元）。因此，刘继文尚欠吴锡洪工程款1373601.46元（22386417.96元-21012816.5元），本案中吴锡洪只向刘继文主张工程款1329504元，与法无悖，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四。首先，刘继文确认《刘继文厂房附设工程造价汇总表》。载明“实收4171960元吴锡洪7／4刘继文7／4”，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确认在汇总表中的款项已经全部收取，故该款应在刘继文已付项中优先扣除。其次，刘继文在2013年5月24日、2013年6月21日、2013年8月7日（含2013年8月12日）、2013年9月9日、2013年10月11日、2013年11月12日（含2013年11月18日）分别向吴锡洪支付237816元，与《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中载明的“刘继文于2013年2月起连续15个月每月支付吴锡洪工程款237816元”数额完全一致，且时间比较吻合，也与收据中载明的“刘继文厂房验收交付使用后月度工程款237816元”一致。故原审法院认为吴锡洪主张可以采信，认定刘继文于2013年4月15日后支付的款项为支付《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中载明的款项。因此，刘继文支付给吴锡洪的其余款项为《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中的款项。
关于焦点五。首先，因为原审法院已认定刘继文于2013年4月15日后支付的款项为支付《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中载明的款项，故刘继文至今尚欠吴锡洪《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中1013453.7元（3567243元-237816元×6-219723元-185128元-277310.6元-194731.7元-250000元）的款项尚未支付。刘继文尚欠吴锡洪《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的数额为316050.3元（1329504元-1013453.7元）。其次，刘继文确认《合同余款支付方案》及《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中其签名，但称滞纳金的约定为吴锡洪事后添加，刘继文未就该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证实，也未申请进行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刘继文的辩称不予采信并认定滞纳金部分为双方的约定。其三，虽原审法院已确认双方在刘继文确认《合同余款支付方案》及《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中关于滞纳金的约定，但该标准已超过了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滞纳金标准应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为宜。综上，吴锡洪主张《合同余款支付方案》的违约金按照951264元为基数从2014年4月1日起开始计算，与法无悖，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于2013年5月24日签订《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约定7天内付款，即违约金应从2013年6月1日起开始计算，故刘继文另还需支付《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中的违约金应按照316050.3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1日起开始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继文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吴锡洪支付工程款1329504元及违约金（其中1013453.7元的违约金从2014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316050.3元的违约金从2013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吴锡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继文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76元，由吴锡洪负担6766元，由刘继文负担18910元。
上诉人刘继文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刘继文已支付的工程款的数额认定有误。虽然《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约定了付款专用账户，但在实际操作中，双方同时存在银行转账、支票、汇票、现金、代付材料款及代付水电费等多种支付方式，并有吴锡洪签名确认的相关单据进行佐证。此外，收款收据是一种最直观、最真实反映已付款的凭证，刘继文提供了收款收据后，刘继文已就其支付工程款完成了举证责任。吴锡洪虽然不确认刘继文提供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吴锡洪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商人，不可能在未收到相关款项的情况下却出具收款收据。原审法院未查明案件的事实，采信吴锡洪的供述，未要求吴锡洪就其辩解提供证据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反而要求刘继文承担举证责任，显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刘继文已支付的总工程款为21420693.24元，实际所欠的工程款为965724.72元（即22386417.96元-21420693.24元），而非吴锡洪主张的仅支付了21012816.5元。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分配举证责任不公，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二、刘继文不存在违约，原审法院认定刘继文违约并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刘继文提供的“付款明细”可知，刘继文一直积极主动向吴锡洪支付涉案的工程款，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相反，吴锡洪对涉案工程拖延办证，违约在先。涉案工程由吴锡洪承建，双方约定由吴锡洪负责涉案工程的工程资料以及办理相关产权，但经刘继文多次催促，吴锡洪至今仍未将涉案工程办证所需相关材料交至中山市黄圃镇建委，导致涉案工程的产权证逾期两年多仍未办好。同时，吴锡洪未帮助刘继文办理“建设工程工资保障金”的退款手续，致使刘继文至今无法收回近50万元的工资保障金。由于吴锡洪的不作为，其违约在先，刘继文迫于无奈，遂自2014年4月起开始停止支付涉案工程款。原审法院对刘继文主张的上述事实未作审查，对刘继文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山市黄圃镇建委要求补充材料的文件以及被上诉人委托第三方办理本案涉案工程的产权证的“工程资料编制费协议书”等证据并未处理，对刘继文明显不公。三、吴锡洪与刘继文约定的违约条款无效。双方于2013年3月21日签订的《合同余款支付方案》，格式不符合常理，中间的空隙太大，明显是事后由吴锡洪单方添加上去的。载明时间为2013年5月24日的《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违约条款在双方签名的下方，并非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条款，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仅是吴锡洪单方意思表示，对刘继文没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约定的滞纳金属于行政管理的执行处罚范畴，其属于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范畴，个人、企业及其他团体均无权私自设立。因此，滞纳金适用的法定主体是行政机关，双方当事人关于滞纳金的约定无效，吴锡洪向刘继文主张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滞纳金转化为违约金，违反法律规定，对刘继文不公。四、原审法院判决刘继文承担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刘继文所拖欠吴锡洪的款项仅为附设工程（即2013年7月4日的4171960元）中的余款，而且刘继文未支付该款项的过错在于吴锡洪。从工程款形成的时间看，本案争议的工程款共由三部分组成，一是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17836217.96元，二是2013年5月24日双方确认的“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中的工程款378240元，三是2013年7月4日双方确认的“刘继文厂房附设工程造价汇总表”中的附设工程款4171960元。从付款的先后顺序来看，先形成的债务应当先支付，也即应当先付清2011年8月19日的17836217.96元，然后再支付2013年5月24日的378240元，最后再支付2013年7月4日的4171960元。原审法院将还未发生的工程款认为先支付完毕，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刘继文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一直强调本案争议的工程款是附设工程款的余款未支付，且未支付的过错在于吴锡洪。但原审法院认定吴锡洪与刘继文均确认2013年7月4日的4171960元已支付完毕，与实际不符。原审法院认为2013年7月4日还没发生的4171960元工程款在2013年4月15前已支付完毕。但按常理可知，建设工程中，施工方未完工或未结算前，业主不可能全部付清款项。吴锡洪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3年7月4日的4171960元的工程款在2013年4月15日前已支付完毕。原审法院拘泥于表面的数字，单凭从2013年4月15日起刘继文向吴锡洪支付237816元，即认定刘继文自2013年4月15日才开始支付早已发生的主体工程的工程款，并认为刘继文此前支付的款项为还未发生的2013年7月4日的4171960元的工程款。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刘继文付款的相关事实，导致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错误。故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刘继文需向吴锡洪支付的款项为965724.72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吴锡洪承担。
被上诉人吴锡洪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对于已支付的工程款的数额的认定没有错误，刘继文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在本案中，刘继文从未向吴锡洪支付现金。刘继文将收据中没有银行转账凭证或其他单据佐证的相应款项列为现金支付或代付款项来处理，违背双方真实的款项往来情况及诚信原则。刘继文主张如下几笔款项为现金支付或代付款支付：（1）2012年2月15日开具的编号为NO0106658的收据。刘继文认为该收据记载的金额997700元中，有50000元为现金支付，但刘继文仅于2012年2月14日转账支付500000元，2012年2月15日转账支付200000元，2012年2月16日转账支付247700元，合计转账支付947700元，即刘继文仅实际支付收据载明的947700元。刘继文主张其中的50000元为现金支付，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进行佐证，且与双方约定的支付方式相违背。其次，该收据开具载明的时间为2012年2月15日，而刘继文于2012年2月16日才通过转账支付完毕947700元，若刘继文于2012年2月15日向吴锡洪支付现金50000元，收据上应记载其中的50000元为现金支付的。同时，刘继文于2012年2月15日转账200000元时却并未同时通过转账方式向吴锡洪支付刘继文主张的用现金支付的50000元，与常理不符。2011年8月23日至2012年2月15日期间，刘继文多次向吴锡洪支付款项，通常是由吴锡洪先开具收据，然后刘继文再通过银行转账或给付支票、代付工程材料款的方式支付相关款项，双方从未以现金进行交易。（2）2012年3月24日开具的编号为NO0004638的收据，该收据记载的金额为181122.4元，但刘继文实际转账支付的金额为187317.6元，刘继文将其中的差额6195.2元也作为其代付的材料款。但吴锡洪仅确认其中的181122.4元，并在相关的单据上注明，刘继文自愿多支付6195.2元给第三方，与吴锡洪无关。（3）2013年4月15日开具的编号为NO0715546的收据。该收据记载的金额为237816元，刘继文当日仅转账支付219723元，对于其中的差额18093元，刘继文认为其是现金支付，此与事实不符。（4）2013年12月16日代缴的水电费，刘继文的该主张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佐证，与事实不符。（5）2014年1月8日开具的编号为NO0715556的收据。刘继文认为其于当日支付现金43084.54元，汇票支付194731.7元。但从该证据可知，该收据对应的并非该194731.7元的汇票，而是当日收取的277310.6元的汇票。（6）2014年2月27日开具的编号为NO0715555的收据。刘继文认为其于当日向吴锡洪支付现金237816.24元，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该收据对应的票据为付款到期日为2014年6月16日、金额为194731.7元的银行汇票。二、吴锡洪与刘继文于2013年3月21日签订《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于2013年5月24日签订《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若刘继文已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其不可能再与吴锡洪签订上述两个文件。刘继文并无证据证实涉案工程的工程资料及办理相关产权均由吴锡洪负责。无论依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还是根据目前我国建设工程施工的现状，吴锡洪作为××均无义务为刘继文办理产权登记。但吴锡洪愿意为此提供相应的协助。三、双方约定的违约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四、涉案工程款由《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中的工程款17836217.96元与厂房增加及附属工程4471960.58元、宿舍楼二次工程即宿舍楼装修工程378240元组成，共计22686418.5元。刘继文应于2013年4月15日前（含4月15日）应付工程款应包括如下几部分：（1）2013年1月中旬，由于《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合同项下的工程已验收，按照合同第6条，刘继文应向吴锡洪支付总工程款的80%，即14268974.4元（17836217.96×80%）。（2）2013年2月、3月、4月每月支付月度款237816.24元。（3）厂房增加及附属工程之工程款4471960.58元。以上合计共19454383.7元。但刘继文于2013年4月15日前（含4月15日）实际支付的款项为18678750.2元。据此分析，刘继文显然已违反了《合同余款支付方案》的约定，其应承担违约责任。2013年4月15日后，刘继文也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也应承担违约责任。五、原审法院判决刘继文应向吴锡洪支付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吴锡洪对此予以认可。综上，刘继文未按双方约定支付工程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刘继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二审期间，刘继文向本院提交了《工程资料编制费协议书》一份，吴锡洪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庭审质证，吴锡洪对于刘继文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确认，但对其关联性不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吴锡洪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与《建筑工程施工补充合同》中的签订主体新余市珠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为挂靠关系，其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并无工程施工的资质。刘继文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涉案的厂房及宿舍等工程实际由刘继文、刘继昌、刘继添开办的中山市继文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使用。吴锡洪开具的编号为NO0106658的收据载明的金额为997700元，刘继文提供的对应的转账支付凭证显示，刘继文于2012年2月14日转账支付500000元，于2012年2月15日转账支付200000元，于2012年2月16日转账支付247700元，刘继文主张收据与转账支付凭证的差额50000元为现金支付。刘继文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即使双方约定的滞纳金条款有效，其约定的标准过高。《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上载明的滞纳金按工程款每日3‰的标准计算。
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可知，涉案的《建设工程施工补充合同》载明的建设方及施工单位虽然分别为刘继文及新余市珠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但根据刘继文、吴锡洪与新余市珠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签订的《关于工程款拨付和交付税款的约定》的内容可知，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以下简称主体工程）的施工实际上由吴锡洪承包和实施，主体工程的工程款亦由刘继文直接向吴锡洪进行支付。同时，吴锡洪在一审庭审中亦承认其没有施工的资质，其与新余市珠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为挂靠关系。因此本院认定上述主体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方为吴锡洪。吴锡洪作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新余市珠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名义与刘继文签订涉案工程的施工合同，根据法律的规定，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由于上述合同项下的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吴锡洪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方刘继文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刘继文与吴锡洪签订的《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为双方对于主体工程的工程款的支付方案，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同理，涉案的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以下简称宿舍楼工程）及刘继文厂房附设工程（以下简称附设工程）刘继文已实际使用，应视为已竣工验收，吴锡洪亦可请求刘继文按双方的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刘继文与吴锡洪签订的《刘继文宿舍楼二次工程结算汇总表》、《刘继文厂房附设工程造价汇总表》亦对双方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刘继文已支付的涉案工程款的数额是多少；二是刘继文已支付的款项属于哪部分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三是双方约定的滞纳金条款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刘继文已支付的涉案工程款的数额是多少的问题。刘继文认为应按吴锡洪开具的收据载明的金额计算其实际支付的工程款，吴锡洪则主张由于双方结算时采取由收款方先开具收据，付款方再转账支付相应的款项的结算方式，故导致本案存在付款方实际转账支付的金额与收据载明的金额不符的情况，应按转账凭证上载明的金额计算付款方的已付款金额。根据涉案工程的付款凭证及对应的收据载明的时间可知，刘继文与吴锡洪在进行工程计算时，确实存在吴锡洪先开具收据，刘继文再转账付款和刘继文先转账付款，吴锡洪再开具收据的情形。刘继文主张没有支付凭证相对应的收据上载明的付款金额为现金支付，但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刘继文付款的方式为银行转账，并约定了吴锡洪的收款账号，同时相关的收据上并未注明相关的款项为现金支付。刘继文主张其通过现金支付的部分款项的支付的时间与其转账支付的时间为同一天，且其主张通过现金支付的款项精确至元、角、分，与常理不符，其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佐证，故原审法院对其所称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工程款不予支持并无不妥。对于刘继文所主张的其为吴锡洪垫付材料款187317.6元，刘继文未提供证据证明材料款的收款方广州市海资宝贸易有限公司与吴锡洪的关系，原审法院采信吴锡洪的主张，认定刘继文垫付的材料款为181122.4元并无不妥。此外，对于刘继文主张的为吴锡洪垫付水电费52688元，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也并无不妥。由于双方对于涉案的三个工程的工程款共计22386417.96元并无异议，原审法院根据刘继文提供的支付凭证上载明的付款金额认定刘继文已付款金额为21012816.5元，未付金额为1373601.46元（22386417.96元-21012816.5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吴锡洪在本案中仅向刘继文主张支付工程款1329504元，是其对于自身权益的合法处分，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刘继文已支付的款项属于哪部分涉案工程的工程款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可知，本案涉案工程款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主体工程的工程款，二是宿舍楼工程的工程款，三是附设工程的工程款。对于附设工程的工程款4171960元，吴锡洪主张刘继文已支付完毕，并提供了《刘继文厂房附设工程造价汇总表》进行佐证。刘继文虽然主张上述附设工程的工程款4171960元并未实际支付，但上述《刘继文厂房附设工程造价汇总表》上载有“实收4171960元”的内容，并有吴锡洪及刘继文的签名。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刘继文已支付的工程款包括了附设工程的工程款款417196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主体工程的工程款余款3567243元的支付方案，双方在2013年3月21日签订的《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中有明确约定，即因主体工程通过验收，按合同约定，刘继文于2013年2月起连续15个月，每月支付237816元。而根据刘继文提供的的收据可知，2013年4月15日的收据上载明相关款项为刘继文厂房验收交付使用后月度款。同时，结合刘继文提供的支付凭证上载明其于2013年4月15日后每月所支付款项的数额大多与双方约定的237816元相吻合，即使有的月份所支付的款项有时多于237816元，有时少于237816元，但其相邻两个月所平均支付的款项亦与237816元相差无几。故原审法院认定刘继文于2013年4月15日后所支付的款项2553789.3元均为支付主体工程的工程款余款，刘继文尚欠主体工程的工程款余款1013453.7元（3567243元-2553789.3元），尚欠宿舍楼工程款数额为316050.3元（1329504元-1013453.7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三，即双方约定的滞纳金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刘继文主张《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中有关滞纳金的内容为吴锡洪事后所添加，但其既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该主张，也未向法院申请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时，刘继文亦确认《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中其签名的真实性，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对于《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中关于滞纳金的约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妥。此外，双方约定的滞纳金实际上属于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对于刘继文逾期支付工程款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的约定。刘继文所称滞纳金属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畴，民事主体之间无权约定滞纳金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如上所述，虽然本院确认刘继文与吴锡洪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刘继文仍需参照双方合同的约定给付工程款。由于双方签订的《合同余款支付方案》为双方对于刘继文所需支付的主体工程的工程款余款所约定的具体履行方案，其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刘继文未按双方约定支付《合同余款支付方案》及宿舍楼工程的工程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按双方约定承担支付滞纳金的违约责任。虽然双方对刘继文逾期支付工程款所应支付的滞纳金进行了约定，但吴锡洪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刘继文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所遭受的具体损失，且刘继文亦认为双方约定的滞纳金计算标准过高，请求原审法院予以下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刘继文需支付的滞纳金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刘继文关于双方约定的滞纳金条款无效，其无需支付滞纳金的说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继文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7元（上诉人刘继文已预交），由上诉人刘继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岳文
代理审判员 陈爱玲
代理审判员 马燕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钱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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