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功道，男，194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幼萍，诸暨市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浣东街道曲陶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诸暨市浣东街道曲陶阮村。
法定代表人：阮岳均。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成涛，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功道因与被上诉人诸暨市浣东街道曲陶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曲陶阮村经合社”）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13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功道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过继给阮长德夫妇后，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1969年上诉人外出江西并成家，至1998年回阮东村居住，期间阮长德夫妇相继过世，上诉人未尽赡养义务，阮长德夫妇死亡后的丧葬费及赡养费也均由村集体负担，不符合事实。上诉人虽是1964年迁入养父阮长德户，但1962年就被阮长德夫妇收养为义子并一起居住，上诉人虽只有16岁但已辍学做泥水匠与养父母共同生活，照顾赡养他们。养母周爱花病故，由上诉人承担丧葬善后，证人王某也作了证实。1969年因生活所迫上诉人外出江西做泥水匠并成家，期间上诉人曾多次回家照顾并寄钱赡养养父。养父阮长德病故时，因村里未及时通知上诉人，丧葬事宜及相关费用确由被上诉人办理垫付。在2003年浣东街道与被上诉人协调处理时，要求上诉人支付养父母丧葬费及部分赡养等6700元，其实只有养父阮长德一人的费用。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1998年回村定居，理应知道讼争房屋归阮水忠所有，却长期未就房屋继承权或权属等问题提出异议，不是事实。上诉人回村定居得知阮水忠居住后多次向村委、街道提出要求解决。2003年协调处理时也提出过，在庭审中也提出向市信访局多次口头或书面提出过，信访局特地作了334号诸访办通知转给浣东街道信访办，但因浣东街道多次搬迁办公室，未能找到。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长期居住在江西，对阮长德的死讯亦不知晓，相当长时间与亲属失去联系，被上诉人负责对阮长德夫妇的生前照顾及丧葬，将讼争房屋以村集体名义出卖给他人，该行为不存在过错，认定错误。上诉人已陈述到在江西居住期间也是多次回家的，被上诉人只是对阮长德垫付了丧葬费及部分生活费。2003年调解后上诉人也支付给被上诉人这些费用。一审法院已认定上诉人系阮长德夫妇的养子，讼争房屋属于阮长德夫妇所有，且阮长德夫妇不是五保户，被上诉人就没有权利擅自处分变卖讼争房屋给他人。只有认定为五保户（财产属集体组织所有）或受遗赠抚养以及作为无主财产的情形下，被上诉人才有权处分的可能，显然，被上诉人擅自出卖讼争房屋的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侵犯了上诉人养父母的物权权利。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被上诉人将阮长德夫妇的房屋擅自出卖给他人构成了物权侵权。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不是遗产继承纠纷，而是物权侵权纠纷。由于被上诉人侵犯了讼争房屋所有人的物权，现讼争房屋因拆迁而灭失，其所有人即上诉人的养父母已亡故。作为上诉人是以继承人的身份对物权侵权提起诉讼。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了《继承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丧失了遗产继承权且已过诉讼时效。
曲陶阮村经合社辩称，一、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的上诉理由，首先，2003年形成的调解协议只是对上诉人提出的两个子女户口迁入被上诉人村作出了调解处理，该协议清楚的表明了阮长德夫妇丧葬及生前的赡养均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事实。该协议也印证了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与客观事实相符，同时可以否定王某所做的证言虚假。其次，上诉人认为对于涉案房屋的权属其向村、街道多次提出过，但2003年的调解协议根本没有涉及到房屋问题，其称多次信访也仅仅是口头之说，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况且即使上诉人主张2003年调解时提出过是真实的，距离被上诉人出卖涉案房屋也已时隔20多年。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再次，上诉人去江西不是去打工，而是去安家，一直到1998年才回到被上诉人村，这期间上诉人没有支付给阮长德夫妇钱财，虽然一审法院没有认定阮长德夫妇是五保户，对此被上诉人是有异议的，客观的说他们确实是五保户，即使不是五保户，鉴于上诉人长期不承担赡�以及丧葬等义务，上诉人已丧失了继承房屋的权利，被上诉人将房屋出卖理由也是正当的。二、对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上诉人的诉讼是基于其是阮长德夫妇的遗产继承人来主张涉案权利，因此本案的基础事实是房屋的继承问题，况且无论是物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基本事实以及相应法律进行判决完全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邵功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坐落在诸暨市浣东街道曲陶阮村东阮地号为03-05-036、占地面积36.59平方米的一间二层楼房归邵功道所有；2、判令曲陶阮村经合社按征收合同的房屋征收价格赔偿相应的房屋征收款743556.7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阮长德夫妇生前居住于原诸暨市和济公社东阮大队，现该村�并后改名为诸暨市浣东街道曲陶阮村。阮长德夫妇生前未生育子女，1970年代先后去世。1953年土改时，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记载阮长德夫妇有江东上桥乡季阮上东阮山崗豆（頭）有面积0.075亩的楼房一间。1964年6月28日，邵功道由原诸暨陈蔡西岩公社外邵大队迁入原诸暨和济公社东阮二队阮长德户，迁入登记簿原因栏载明“义子”。1969年，邵功道外出至江西省弋阳市做泥水匠并在当地结婚、生子，后于2000年前后回东阮村居住。1978年，东阮村将位于东阮村山岗头的楼房一间，即本案讼争房屋出卖给阮东乐，阮东乐之子阮水忠通过分家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后，经审批将该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至自己名下。2003年7月8日，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浣东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邵功道与东阮村作为协议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内容载明：“业经调查审理，查明争议要点为：因邵功道外出江西结婚生子，其父母由村代为赡养、丧葬，且长期不交规费、道路建设费、义务工费，村经测算应补交6700元”，该协议还对邵功道子女落户问题进行了约定。时任东阮村书记阮锡良、村长阮野平、文书阮来均在调解协议上签字。2015年登记在阮水忠名下的讼争房屋列入本市“三改”专项行动拆迁范围。2015年12月6日，阮水忠与诸暨市人民政府浣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就讼争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并领取相应拆迁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拆迁前登记在阮水忠名下，由于双方庭审一致陈述该房屋现已灭失，关于物权归属的争议基础已不存在，故邵功道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归其所有，该院不予支持。邵功道的其余诉请能否成立，该院结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作如下论述：一、关于讼争房屋转让前的所有权问题。邵功道主张，案涉房屋原系阮长德所有，阮长德死后由村擅自出卖给阮东乐。曲陶阮村经合社则陈述案涉房屋系公房，并非阮长德夫妇所有，原东阮村在阮长德夫妇去世后，将其所居住的案涉房屋出卖予阮东乐。该院分析认为，双方对讼争房屋转让前系由阮长德居住的事实无异议，该院对此予以认定。本案讼争房屋坐落于原东阮村山岗头（頭），为一间木结构楼房，该房屋系1978年由原东阮村（大队）以800元价格出卖给阮东乐，后阮水忠通过分家的形式取得讼争房屋，1990年确权时登记在自己名下。而根据邵功道所提供的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阮长德户在1953年土改时亦拥有坐落于原上东阮村山崗豆（頭）的木结构楼房一间，本案讼争房屋与上述分户清�中所载房屋坐落地、结构、楼层等均一致，说明讼争房屋在1953年土改时已归阮长德户所有。曲陶阮村经合社辩称诉争房屋系公房，并非阮长德所有，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二、关于邵功道与阮长德夫妇之间的养父母子女关系成立与否问题。邵功道认为，其与阮长德夫妇存在事实上的养父母子女关系。曲陶阮村经合社则主张阮长德夫妇系五保户，其赡养和丧葬事宜均由村出面安排，邵功道并非阮长德夫妇的养子。对此，该院分析认为，邵功道主张的收养行为发生在1960年代，当时收养法尚未施行，关于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判断，该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对待”。根据户口迁入登记簿记载，邵功道于1964年6月28日迁入东阮村，迁入地址为“阮长德户”，迁入原因为“义子”，说明村集体组织在当时已认可邵功道与阮长德的养父子关系；2003年浣东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协议书记载“因邵功道外出江西结婚生子，其父母由村代为赡养、丧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邵功道系阮长德夫妇养子的事实，故该院认定邵功道与阮长德夫妻之间的养父母子女关系成立。三、关于曲陶阮村经合社的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七第一款规定：“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原东阮村（和济公社东阮大队）现已并入诸暨市浣东街道曲陶阮村，其权利、义务由曲陶阮村享有和承担，作为曲陶阮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主体适格，该院对曲陶阮村经合社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四、关于曲陶阮村经合社是否应赔偿邵功道经济损失问题。邵功道主张，讼争房屋系阮长德夫妻遗产，作为养子其有权继承，原东阮村擅自出卖讼争房屋，侵害了邵功道的财产权利。该院认为：本案中，邵功道是否有权向曲陶阮村经合社主张赔偿，取决于其是否有权继承讼争房屋及东阮村的处分行为是否有过错。关于继承问题，邵功道过继给阮长德夫妇后，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1969年邵功道外出江西就业并成家，直至1998年回到东阮村居住。期间阮长德夫妇相继去世，邵功道未尽相应赡养义务，阮长德夫妇死亡后的丧葬事宜及费用也均由村集体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由于邵功道长期未尽赡养义务，其已丧失对阮长德夫妇遗产继承权。退一步讲，即使邵功道有权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之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邵功道于1998年回村定居，其理应知晓诉争房屋已归阮水忠所有的事实，其长期未就诉争房屋继承或权属等问题提出异议，2015年诉争房屋拆迁并由阮水忠获得赔偿款后，其才提起诉讼，故本案有关诉讼时效也已明显超出。此外，邵功道长期居住在江西，对于阮长德的死讯亦不知晓，其在相当长时间内与亲属失去联系。原东阮村鉴于阮长德夫妇生前照料及丧葬均由村负责，邵功道亦长期无法联�的事实，将讼争房屋以村集体名义出卖给他人，该行为不存在主观过错。综上，邵功道要求曲陶阮村经合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邵功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36元，依法减半收取5618元，由邵功道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要求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的理由是因其系阮长德夫妇的养子，基于继承应当归其所有。涉案房屋现已实际灭失，上诉人主张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争议基础已不存在。其次，根据户口迁入登记簿记载，上诉人于1964年6月28日迁入阮长德户，后于1969年即外出江西就业并成家，与阮长德夫妇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直至1998年再次回到东阮村居住期间，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对阮长德夫妇尽到相应赡养义务，阮长德夫妇死亡后的丧葬事宜及费用也均由村集体负担。上诉人主张养母周爱花死亡后其承担了丧葬善后，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亦与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载明的内容不符。再次，上诉人于1998年回村定居后，理应知晓诉争房屋已被东阮村出卖给阮水忠所有的事实，其虽主张曾多次向村、街道提出要求解决涉案房屋权属问题，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最早系何时提出要求，人民调解协议书中也未涉及涉案房屋。上诉人提出曾向信访局信访并由信访局出具书面意见，据其本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出具时�亦为2015年。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回村定居后在明知诉争房屋已被东阮村出卖给阮水忠所有的情况下，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从未向被上诉人及阮水忠提出过异议，加之上诉人长期未尽赡养义务，阮长德夫妇生前照料及丧葬均由村负责，上诉人直至2015年诉争房屋被拆迁并由阮水忠获得赔偿款后才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并要求被上诉人按拆迁补偿款的数额进行赔偿，显然有违公序良俗。
综上，上诉人邵功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36元，由邵功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锦勇
审判员 陈伟明
审判员 季璐璐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