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04民初2740号
原告王丽兴，女，汉族，1970年11月2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代理人谢新志，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繁，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黄娟，女，汉族，1977年8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袁建华，广东深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王丽兴诉被告黄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丽兴的委托代理人谢新志、被告黄娟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3月2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向被告转款共计1069000元，委托被告购买理财产品。现被告否认曾接受原告委托购买理财产品，也不返还原告向被告所转之款项。原告认为被告否认接受原告委托表明双方对委托事项没有达成合意，故委托关系不成立。因此，被告所取得的1069000元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原告。据此，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069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6年2月1日，原告申请将起诉状的诉讼请求的第1项变更为“判令被告黄娟向原告王丽兴返还不当得利1069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每月百分之二的贷款利率支付原告王丽兴利息。”
被告辩称，一、从原告的陈述可以看出，原告在支付涉案款项时不存在误解或错汇的情形，不可能构成不当得利。二、原告向被告支付涉案款项的原因并非基于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而是原告代其朋友刘磊向被告偿还借款。其一，刘磊与原告系朋友关系，刘磊经原告介绍向被告共计借款250万元，借款期限3个月，从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3月24日。但到期后，刘磊还款有困难，经刘磊与原告协商后，原告同意代为偿还1069000元，并经刘磊转账。其二，从被告提供的原、被告于2015年7月1日的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原告根本没有提要求被告返还1069000元的事情，反而因为资金困难希望向被告借款两、三万元。可见，原告很清楚被告根本不欠原告任何款项。并且从2015年7月20日的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被告还再关心原告，问刘磊有没有还钱给原告。其三，原告自己在平安保险公司从事销售理财产品的工作，而被告根本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从常理上讲，原告不可能委托被告购买理财产品。三、原告主张不当得利，但除提供转账记录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对此，被告否认了原告的主张，并提供了充分证据证实原告转账的原因系代刘磊还款。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原告转账是为刘磊还款，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5年3月27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先后转账80万元和26.9万元，两笔款项合计106.9万元。原告称该106.9万元系委托被告购买理财产品，被告否认接受原告委托购买理财产品，并拒绝返还上述款项，称该款项系原告代案外人刘磊偿还借款。
庭审中，原告确认自己系从事保险理财销售行业，称以被告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更方便，具体的理财产品即指从事资金拆借和过桥的投资，双方对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没有达成明确的合意，但因转账有明确的银行交易记录，且其与被告系多年朋友关系并且被告在深圳有房产有还款能力，因此对该款项没有做任何书面约定，亦没作转账备注。
另查，被告主张2014年12月25日其与案外人刘磊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刘磊向被告借款2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3月24日，借款期满，刘磊未依约足额还款，后由原告代其偿还106.9万元，刘磊于2016年6月15日重新出具手书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143万元，被告确认该金额系扣减已还借款后的尚欠金额，包括本案106.9万元，该借条下方载明：“以前借条作废；因为原借条丢失，以此借条为准”。该手书内容上亦加盖指印。
再查，被告提交其与名为“王丽兴”的微信用户于2015年7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中，对方向被告借款，称“黄娟，我现在这情况你也知道，能不能帮下我。现在已经没人能帮我了。”并表示“二三万也可以”，同年7月20日，被告向对方询问“丽兴，刘磊给你钱没有？”，对方回复，“没有”。原告未否认其系此微信用户，但主张2015年7月1日之微信信息并非本人发送，而系其丈夫冒用其名义向其友人借款，其丈夫当时并不知道原告已向被告交付106.9万元的事实。
复查，证人龙某于2015年3月27日向原告转款130万元，原告向其出具借条，双方就前述借款发生纠纷，证人诉至法院，2016年4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民终2629号判决，判令原告及原告丈夫向证人偿还前述借款。
庭审中，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原告向其借款时，向其陈述借款用途为“替刘磊还钱”，根据原告提交的其名下银行交易记录，2015年3月27日证人先后三次向原告分别转账80万元、20万元、30万元，原告在收到证人的转账80万元后即将款项转至被告账号，在收到证人最后一笔转账后又向被告转账26.9万元。当日原告向证人出具了借款数额分别为100万元、30万元的借据两份，其中数额为100万元的借据载明借款原因为“购买理财产品”。两份借据中案外人刘磊均作为保证人签字。庭审中证人称其当时并未核对借据中的借款用途。原告认为鉴于借条数额巨大，证人未认真看用途不符合常理；且书写借条时被告在场，应当清楚原告的借款用途。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于2015年3月27日向被告转账交付106.9万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该事实系因原告委托被告购买理财产品还是系原告代案外人刘磊偿还借款。
原告主张该款项是委托被告购买理财产品，其既未提交委托合同、亦未于本案转账汇款时以备注列明用途，此事实不符常理，一方面，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约定之理财产品即从事资金拆借和过桥服务，亦即民间融资，此类投资中利息系主要收益方式，而有无书面约定利息对该收益能否实现影响巨大，现原告投入资金达百万元却未书面约定利息，与常理不符；另一方面，原告作为保险理财产品从业人员理应对签订代购理财产品委托合同的必要性更为清楚，对该书面合同之缺失的风险更具预见性，而原告在既无书面合同亦无转账备注的情况下即向被告交付高达百万元之款项，与常理不符。退一步讲，即便原告所述转款事由属实，根据本案证据，本案原告交付款项来自证人龙某之借款，且该借款及原告向证人龙某出具借条与本案转款事实发生于同一天同一时间段，原、被告及证人均同时在场，则原告作为保险理财之从业人员，向他人借款百万余元用以委托被告购买理财产品且向他人出具借条，在承担如此投资风险之下既不要求被告出具借条或者收条、亦未签订委托合同，实与常理不符。原告之主张既无证据且与常理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被告主张本案款项系原告代案外人刘磊偿还借款，其所提交之《借款合同》、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根据民事诉讼证据之盖然性原则，本院对其辩称予以采信。至于原告主张其写给证人龙某的借条上注明该借款是为“购买理财产品”，书写借条时被告在场，应当清楚原告的借款用途，但该借条只能对借款双方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并不能约束被告，亦不能证明其向被告转款的理由。再者，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向被告转账106.9万元数月后又向被告借款，语气恳切，声称对方了解自己的情况，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甚至借两三万亦可，但丝毫未提及本案款项及所谓投资之收益，与常理不符；至于原告对此陈述系其丈夫借用该微信帐号向被告借钱，该主张既无证据证明，亦与双方对话中流露的熟稔亲密不符。
由上所述，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给被告转账交付106.9万元系委托被告购买理财产品，其主张与事实及常理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之辩称有证据为证且更为合理，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丽兴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4421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涉港澳台和涉外的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白 松 灵
人民陪审员 解 利 民
人民陪审员 孙 玉 萍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嘉玮（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