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潜江行初字第00051号
原告黄行芝，女，生于1966年7月7日，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
委托代理人伍立娟，女，生于1966年7月23日，汉族，陕西省安康市人。
被告潜江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肖天树，局长。
委托代理人付生跃，男，生于1958年8月12日，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
委托代理人罗劲松，男，生于1975年6月30日，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
原告黄行芝与被告潜江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2015年9月7日受理后，于2015年9月11日向被告潜江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行芝及其委托代理人伍立娟，被告潜江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付生跃、罗劲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潜江市公安局于2015年5月17日对原告黄行芝作出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黄行芝行政拘留十日（已执行）。
原告黄行芝诉称：原告黄行芝因与原工作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以下简称潜江工行）劳动争议纠纷问题多年未解决，于2015年5月16日携带信访材料进京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2015年5月17日，被告在明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已对原告的上述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理的情况下，再次启动行政处理程序，对原告作出了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对原告的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对原告的上访行为再进行行政处理，属于重复处理，显失公平。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潜江市公安局辩称：2015年5月17日，潜江工行工作人员付明向被告所属的广华寺派出所报案，称原告进京上访，到不是信访场所的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以下简称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予以书面训诫，要求被告立案处理。被告接到报警后，经调查取证获悉，原告以不服潜江工行解除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为诉求进京上访，2015年5月16日，原告与另一上访人潘向荣持信访材料到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天安门地区上访时，被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给予书面训诫。被告将原告的上述行为定性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进行了处罚。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并不存在一事二罚。训诫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予以训诫，表明原告有到天安门地区上访的事实。被告针对原告的上述违法行为，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综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潜江市公安局于2015年9月23日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并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证据1、潜江市公安局广华寺派出所制作的黄行芝、潘向荣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结案报告，证明被告2015年5月17日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2、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是接到报警后立案，案件来源合法；3、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审批程序合法；4、潜江市公安局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的事实；5、被告的办案民警对付明所作的询问笔录；6、被告的办案民警对王辉所作的询问笔录；上述证据5-6证明原告进京上访被潜江市人民政府派人赴京接回潜江的事实；7、被告的办案民警对潘向荣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进京上访的事实；8被告的办案民警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进京上访并在天安门地区滞留被北京警方训诫的事实；9、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制作的训诫书，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16日在天安门地区上访被训诫的事实；10、湖北省潜江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出具的潜江市驻京群工办接访登记表，证明原告进京上访，不听劝阻；11、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证明原告的居住地为潜江市，被告有权受理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治安行政案件；1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依照法定程序，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向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13、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告知相关的权利义务。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证明被告对原告处罚于法有据。
原告黄行芝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原告在天安门地区没有违法行为；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报案人付明不在现场，没有权报案；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具备合法性，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有异议，原告没有违法行为，被告不应该对原告进行处罚，被告在答辩状中对原告处罚的定性明显与被告在处罚决定书中适用的法律不符，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5、6有异议，认为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系被告伪造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没有给原告作笔录；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来历不明，系被告伪造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对原告在北京的行为无管辖权；对证据12、13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被告送达给原告的处罚决定书中适用的条款不一致，被告适用法律错误。
原告黄行芝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2、潜江市公安局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3、潜江市拘留所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已经执行完毕；4、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出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5、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供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区人民法院（2015）昆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证明与原告同类型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其他法院予以了撤销。
被告潜江市公安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只能证明北京公安机关没有受理涉及原告的治安行政案件；对证据5不予质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被告2015年5月17日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已经执行完毕；证据2能够证明被告的立案情况；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审批程序合法；证据5、6能够证明原告进京非正常上访，被潜江市人民政府派人从北京接回潜江的事实；证据7潘向荣虽未签名，但两名办案民警在该笔录上对潘向荣拒绝签名的情况予以了备注说明，能够证明原告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的事实；证据8原告虽未签名，但两名办案民警在该笔录上对原告拒绝签名的情况予以了备注说明，能够证明原告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的事实；证据9能够证明原告2015年5月16日进京非正常上访被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训诫的事实；证据10与证据5、6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进京非正常上访被潜江市人民政府派人从北京接回潜江的事实；证据11能够证明原告的户籍地、居住地为潜江市；证据12、13能够证明被告的办案程序合法。上述证据1-3、5-13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4与其送达给原告的处罚决定书不一致，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是现行有效的法律，适用于本案，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2、3被告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4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真实、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原告的非正常上访行为未立案查处，不能证明原告在北京市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证据5与本案无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原告黄行芝原系潜江工行职工，后因故被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对其被解除劳动合同不服，经有关机关处理后，原告仍不满意便开始上访。2015年5月16日，原告携带信访材料同另一信访人潘向荣到不是信访场所的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予以书面训诫。同日，潜江市驻京办、潜江工行派人将原告从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接出后返回潜江市。2015年5月17日，潜江工行工作人员向被告潜江市公安局所属的广华寺派出所报案，要求对原告进京非正常上访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该所接到报警后，于同日立案受理，通过调查取证，查明了原告的上述违法事实。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扰乱了天安门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遂于2015年5月17日对原告作出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已执行）。被告在制作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过程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打印成该条款第（一）项，被告在庭审过程中陈述系笔误。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的处罚无法律依据，属于重复处理、显失公平，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
同时查明，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黄行芝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行为予以了训诫，但未立案查处。原告黄行芝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为潜江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之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有关治安行政案件报案后，对违法行为地不属本机关管辖，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属于本机关管辖，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更为适宜的，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本案中，原告黄行芝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均为潜江市。被告接到要求对原告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行为进行查处的报案后，依法立案受理，符合上述法律和规章的规定，被告对该治安行政案件管辖于法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的规定，训诫并不是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本案中，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行为进行了训诫，但并未立案查处，被告潜江市公安局对原告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复处罚。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六条“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第十八条第一款“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二十条“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或者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公民享有提出信访事项的权利，但在提出信访事项时应遵循《信访条例》规定的形式、秩序，若违反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原告于2015年5月16日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予以书面训诫。原告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行为，扰乱了天安门地区的公共秩序，属于《信访条例》规定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且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被告接到报警后，通过调查，收集证据，听取原告的陈述，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据此作出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处罚。虽然被告潜江市公安局在制作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打印成该条款的第（一）项，存在笔误，但对该治安行政处罚案件的实体处理并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被告潜江市公安局作出的潜公（广）行决字（2015）1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诉称的理由不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行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黄行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款汇至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仙桃市支行复州分理处，户名：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7-313501040000019。当事人签收本判决书时即视为已收到法院缴纳上诉案件诉讼费用通知书。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朱显传
人民陪审员 胡忠荣
人民陪审员 李谦稳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江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