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7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树勇。委托代理人黄华，重庆循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代表人周天容，女。委托代理人赖源兴。上诉人江树勇因与被上诉人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0日作出的（2014）津法民初字第00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树勇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华、被上诉人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定代表人周天容及其委托代理人赖源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天容系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双碑村4组（原江津先锋乡双碑村10社）的成员。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周天容代表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了该社三份土地，共计3.243亩。2000年左右，周天容在村卫生院担任乡村医生，故将其所有的土地中的二份（约2亩）交江树勇耕种，土地上种植的果树也由江树勇管理，江树勇耕种、管理土地后缴纳了土地税费，直至2004年取消农业税。此后，江树勇以其个人名义领取种粮直补款。2010年左右，周天容以江树勇将土地荒芜为由，要求收回土地，并在土地上种植部分果树，双方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纠纷。2010年11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再次确认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上的三份土地由周天容户承包经营，承包地确认面积（航拍面积）7.783亩［江津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40106040158）。2012年，周天容的部分承包地因双万村鼎新苑项目工程被占用，周天容交由江树勇耕种的土地亦在占地范围内。2012年12月5日，周天容与江树勇在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载明如下：“关于两份包产地，各自一份，周天容一份，江树勇一份。现在新农村征用地费各一半，剩下的包产地还是各自一半。自2013年元月起，种粮补贴各自一半。于2012年12月6日，江树勇划拨一份土地给周天容，由村上负责拨一份种粮补贴给周天容。双方不得翻悔。如一方悔改，负全部责任。（2014年种粮补贴拨给周天容）。注：周天容的土地证上拨一份包产地给江树勇，不以周天容土地证为准，以协议为准。”该协议书上有周天容、江树勇，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陈尔玉、江清元、刘华祥，时任生产队队长程必富的签字和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双万村大石坝经济合作社的盖章。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生产队长程必富、江清元组织周天容、江树勇划分土地，将土地划分为两份，并通过抓阄的方式确认各自的土地。周天容的同村村民谢树玉代周天容进行了抓阄。协议签订当天，周天容就向双万村党委书记赖治春表示系人民调解员陈尔玉强迫调解，要求作废调解协议书。2013年3月5日，周天容起诉到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所有，2013年3月8日，周天容自愿申请撤回起诉。2013年3月21日，周天容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所有，2013年12月19日，周天容再次申请撤回起诉。2014年1月17日周天容再次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1、依法确认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2、诉讼费由江树勇承担。另查明，2013年4月25日，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对调解过程进行了说明：“关于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2012年12月5日主持调解并制作的周天容与江树勇所涉两份包产地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经过如下：因为江树勇多次找村里，说他从2001年-2004年是他交的农税，两份包产地应归他得，要求解决。由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对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政策、法律掌握不透，加之没有对周天容全家人口细致了解，2012年12月5日新上任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便通知周天容来村里，在没有依法开展调解工作的情况下，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事先把《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写好，叫周天容签字，当时周天容根本不同意调解意见，并拒绝签字，村调解委员会和其他人便对周天容进行强迫性误导：‘如果不签字，两份土地都要归江树勇所得，你一份土地都得不到……’，无奈之下，周天容才被迫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周天容回去后，当日其女儿谢林利及本人就向村书记、村调解委员会主任致电，提出异议，表示坚决不同意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此《人民调解协议书》确系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而达成的，依法应属无效。特此说明。”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情况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完税证、收据、人民调解协议书、证人证言等证据经一审庭审质证，在卷佐证，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周天容、江树勇是否形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当事人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周天容户于1998年承包了争议土地，并经政府颁证确认周天容取得了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除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周天容的土地承包权依法应保持三十年不变。江树勇虽然于2000年以后开始耕种经营周天容户承包土地中的两份，并交纳了农业税费，此后又以个人名义领取种粮直补款。但是，单就江树勇缴纳农业税和领取种粮直补款，尚不能证明周天容、江树勇之间就争议土地建立了转让关系，并且实际种植人缴纳农业税或者领取种粮直补款也符合法律规定。2010年11月30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再次确认周天容仍享有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中取得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确权行为，建立在村、社等基层组织以及基层人民政府的前期清查、审核的基础上，江树勇亦未举证证明登记错误，可见集体经济组织并未对争议土地与江树勇建立新的承包关系。周天容、江树勇双方也并未就争议土地建立转让关系。因此，江树勇耕种周天容户土地的行为只能认定为代耕代种，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本案的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周天容、江树勇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有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本案中，周天容、江树勇虽然签订了调解协议，但是，组织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说明，自认在调解过程中以错误的法律规定误导、强迫周天容接受调解协议，并自认因调解协议违反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应属无效。该说明有作出调解协议的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周天容于协议签订当天即表示异议、多次起诉要求重新确认权属等事实，可以认定该协议并非周天容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的约定无效。综上，原、江树勇在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下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应当无效。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遂判决：“原告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江津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4010604015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江树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津法民初字第00873号民事判决书；2、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周天容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周天容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江树勇是以自己的名义缴纳的农业税，双方也是经过了发包方的同意，当时周天容缺乏劳动力为了规避农业税才将诉争的两块土地转让给了江树勇，现在诉争的土地仍然由江树勇耕种。一审法院认定为代耕代种，属认定错误。2、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强迫调解的情况不是事实。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1、周天容1998年7月分得承包地3份，一直靠经营承包地生活，2000年后口头委托江树勇代为耕种2份，但是近几年江树勇没有耕种，周天容的承包土地由周天容收回，并栽种栗子树和花椒树。2010年11月30日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周天容享有3份承包土地，2014年1月8日又确认周天容承包户享有三分承包土地。因此周天容享有本案争议土地的权利。2、2012年12月5日，形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依法应为无效，其一、该调解书是在村委会强迫下形成的，有村委会出具的盖章的情况说明为凭；其二、谢林利属于原告方共有人，村调解委员会在其未到场的情况下强迫周天容签字，并制作调解书，损害了第三人谢林利的合法权益，调解协议应为无效；其三、江树勇在一审中所申请的证人江清元、刘华祥系江树勇的亲属，陈必富也是江树勇的亲属，是利害关系人。且周天容没有主动申请调解，调解协议是周天容被叫到村委会拒绝在已经写好的调解书上签字后，受到强迫之后签订的；其四、江树勇称周天容将土地转让给了江树勇，并没有任何证据，江树勇只是代耕代种。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江树勇提交了一份存在手机中的视频资料，拟证明诉争土地一直是江树勇在耕种，并没有荒芜；一份工程承包合同的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本案所涉调解协议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陈尔玉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一张有10名双万村村民签名的检举信，拟证明本案所涉调解协议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陈尔玉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申请证人文德学出庭作证，拟证明本案所涉调解协议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陈尔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质证称该手机视频资料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该视频并不能证明是诉争土地；该承包合同的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仅仅是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该检举信只有几个人签名且都是江树勇的亲戚，不应被采信；证人文德学不了解真实情况，是乱说的，其证言不应被采信。针对上诉人江树勇在二审中提交的三份证据，本院认为，该视频资料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说明争议土地一直是上诉人江树勇耕种并已取得该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院不予采信；工程承包合同的协议书系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检举信无具名时间，只有10名村民签名，且检举信的检举的内容并无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文德学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证人一审庭审时就可以出庭作证，但并未出庭，二审出庭作证也只有其陈述并无其他相关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江树勇、周天容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否已形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现评述如下：一审法院结合江树勇与周天容承包经营户并未针对诉争土地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同时周天容承包经营户于1998年开始就承包了争议土地，并依法取得了政府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且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30日再次确认周天容仍享有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中取得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江树勇亦未举证证明登记错误等实际情况综合认定江树勇与周天容承包经营户之间并未达成对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且集体经济组织并未对争议土地与江树勇建立新的承包关系，江树勇耕种周天容户土地的行为只能认定为代耕代种，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江树勇与周天容承包经营户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的约定无效”。本案中，虽然江树勇、周天容承包经营户签订了调解协议，但是组织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在调解过程中周天容根本不同意调解，村调解委员会和其他人便对周天容进行了强迫性误导，强迫周天容接受调解协议，此《人民调解协议书》确系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达成的，依法应属无效。同时该情况说明还盖有作出该调解协议的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双万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调解协议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江树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江树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张雪方审 判 员  秦 敏代理审判员  宋 扬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刘德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