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286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277号。
法定代表人：方平，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张伟，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闵寿池，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北二师院书刊发行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129号。
法定代表人：郑大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勇，湖北诚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下称湖北教育出版社）、上诉人湖北二师院书刊发行公司（下称二师院书刊公司）均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0166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教育出版社一审时诉称：2001年12月至2003年11月期间，二师院书刊公司从湖北教育出版社公司共订购17874516元的图书，但截止2013年2月28日，二师院书刊公司尚差图书款1489879.96元。湖北教育出版社多次催要未果，故起诉请求判令二师院书刊公司支付差欠的图书款1489879.96元，并自2013年2月28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损失。
二师院书刊公司一审时辩称，1、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2002年1月至2003年11月期间，湖北教育出版社主张货款的诉讼时效届满时间为2005年12月1日；2、二师院书刊公司未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进行重新确认，湖北教育出版社提交的询证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询证函上明示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凭证。
一审法院查明：2001年12月至2003年11月期间，湖北教育出版社与湖北教育学院书刊发行公司（下称湖北教院书刊公司）发生供货业务往来，主要由湖北教院书刊公司从湖北教育出版社购买图书。上述期间，湖北教院书刊公司共计从湖北教育出版社购买了17874516元的图书。案件审理过程中，湖北教育出版社主张，截止2013年2月28日，湖北教院书刊公司仅向湖北教育出版社支付了部分货款，尚欠1489879.96元货款未付。二师院书刊公司对湖北教育出版社主张的该欠款数额未提出异议。
2012年6月，湖北教院书刊公司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将名称变更为二师院书刊公司。
2015年2月10日，湖北教育出版社以要求二师院书刊公司支付下欠货款等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审庭审中，湖北教育出版社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3日的询证函。该询证函表明，截止2013年2月28日，二师院书刊公司尚欠湖北教育出版社货款（图书款）1489879.96元未付。询证函同时表明，如与贵公司（即二师院书刊公司）记录相符，请在“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信息不符”处列明不符金额，并写明不符原因。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等。湖北教育出版社在该询证函落款处加盖了印章，二师院书刊公司则在“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了印章。质证时，二师院书刊公司对上述询证函上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初步认定，上述询证函上二师院书刊公司的印章与样本印章的外观、形态等一般特征一致，且通过重叠对比，两者能完全重合，且两者印章印文的相对位置一致，但因上述询证函上二师院书刊公司的印章油墨过浓，导致印章上的五角星花纹及部分印文细节特征无法辨识，故无法确定上述询证函上二师院书刊公司印章的真实性。
一审法院还查明：二师院书刊公司最后一次向湖北教育出版社付款的时间是2010年7月20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二：一是2013年6月3日询证函的真实性能否确认的问题；二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关于2013年6月3日询证函的真实性能否确认的问题。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看，虽然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询证函上二师院书刊公司的印章与样本印章的外观、形态等一般特征一致，且通过重叠对比，两者能完全重合，两者印章印文的相对位置也一致等，但司法鉴定意见书最终表明，因上述询证函上二师院书刊公司的印章油墨过浓，导致印章上的五角星花纹及部分印文细节特征无法辨识，故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无法确定上述印章的真实性。据此，2013年6月3日询证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2013年6月3日询证函上“信息证明无误”处二师院书刊公司的印章无法确认是否是该公司印章加盖的。
关于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二师院书刊公司最后一次向湖北教育出版社付款的时间是2010年7月20日，此后一直到2013年6月3日（询证函的日期），湖北教育出版社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期间其向二师院书刊公司主张过权利（对于湖北教育出版社提交的证人证言，因证人系湖北教育出版社公司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不予采信）。因此，即使上述询证函是真实的，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向二师院书刊公司发出询证函时，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同时，从询证函所表述的内容看，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因湖北教育出版社发出的询证函并非催款结算，即使该询证函是真实的，二师院书刊公司签章的行为只能表示其对欠款数额的认可，不能推定二师院书刊公司有偿还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58元，减半收取9929元，由湖北教育出版社负担。
上诉人湖北教育出版社、二师院书刊公司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湖北教育出版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其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是：1、为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二师院书刊公司催要过款项，湖北教育出版社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两证人证言。该两证言虽然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对所证明事实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陈述清晰，且与本案事实高度契合，真实可信，依法应当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对该两证言未予采信，是错误的。2、湖北教育出版社一审时提交了询证函，二师院书刊公司提出异议后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为无法确定，该不利后果应由二师院书刊公司承担。而且，两证人也证明了询证函的真实性。3、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间期间的规定。首先，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送货单和二师院书刊公司的入库单也没有约定结算和付款时间，因此，结算和付款时间应持续到二师院书刊公司付完图书款时为止。其次，虽然湖北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11月以后未再给二师院书刊公司供应图书，但该公司隔三差五地还在支付图书款，双方之间并没有发生争议。再次，二师院书刊公司在2013年6月3日询证函中证明未付图书款1489879.96元，并未否认尚有未付图书款的事实。最后，湖北教育出版社的两证人证实，双方当事人因是业务关联单位，就图书款的支付一直保持良好的沟通，充分证明了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4、湖北教育出版社提交的是询证函，而不是借款对账签证单，二师院书刊公司是在“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而不是签收。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签收“借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定问题的复函》，是错误的。
二师院书刊公司上诉称，其在一审期间支付了鉴定费12000元，一审法院对此费用未进行处理，故请求判令湖北教育出版社向其支付鉴定费12000元。
针对湖北教育出版社上诉，二师院书刊公司答辩称：1、一审中的两证人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与该单位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是正确的。2、经鉴定，湖北教育出版社提交的询证函上的公章无法确认是二师院书刊公司的印章，应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双方买卖关系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付款时间应当为收到货物时付款。湖北教育出版社最后供货时间为2003年11月底，从2003年12月至湖北教育出版社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即使询证函是真实的，也因其中明确载明仅作复核账目使用，不是催款结算，不能构成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的重新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二师院书刊公司上诉，湖北教育出版社答辩称：二师院书刊公司对询证函中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从鉴定结果看，印章的外观、形态都是一样的，只是因油墨过多没有作出结论，鉴定费用应当由二师院书刊公司负担。另外，二师院书刊公司在一审期间并未提交该鉴定费用的票据。请求驳回二师院书刊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二师院书刊公司向本院提交鉴定费用发票一张，拟证明其在一审期间支付了鉴定费12000元。经质证，湖北教育出版社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该费用应当由二师院书刊公司负担。本院审核后，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从2003年11月最后一次购买图书至2010年，二师院书刊公司每年均向湖北教育出版社支付过货款。2、湖北教育出版社一审时的两位证人，分别为该社市场营销部副主任和资产财务部副主任。3、二师院书刊公司在一审中支付了鉴定费1200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上述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部分，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分则买卖合同部分；相比较而言，前两者是对所有合同类别都可以适用的普通规定，后者是买卖合同专门适用的特别规定。在买卖合同对付款时间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按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时，第六十二条规定的随时履行原则，与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即时付清原则存在冲突，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当优先适用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由此，买卖合同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未达成补充协议时，存在交易习惯的，按交易习惯确定付款时间，不存在交易习惯的，按即时付清确定付款时间。
本案中，湖北教育出版社与二师院书刊公司就图书买卖未约定付款时间，又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本院按照上述分析，就双方是否存在交易习惯导致的法律后果分别进行论述。
一、双方不存在交易习惯的情形。此时应当认定双方采用的是交付货物后即时付清货款的交易方式，湖北教育出版社在多年后才起诉，其诉讼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二、双方存在交易习惯的情形。考虑到从2001年12月双方开始买卖，到2003年11月最后一次交付图书，其间并未即时付清货款，且二师院书刊公司在此后至2010年间每年均有付款行为，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先交货后付款的交易习惯。若湖北教育出版社在二师院书刊公司于2010年支付最后一笔货款之日起两年内主张权利，则可以认定其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但事实上，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15年才提起本案诉讼，与二师院书刊公司2010年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间隔达到近五年，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所规定的两年期间，故本案中需要根据湖北教育出版社提交的证据，来审查其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1、关于询证函。该证据上加盖有内容为“湖北二师院书刊发行公司”的印章，二师院书刊公司对此印文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因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并未否认印章的真实性，不足以证明二师院书刊公司的异议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该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该询证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定，适用法律有误。该询证函明确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不发生催款作用，当然不能形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二师院书刊公司应当就其提出的异议承担举证责任，还在一审中未提交支付鉴定费用的票据，其已支付的鉴定费12000元应由其自行承担。2、关于证人证言。两证人均系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且该两人的职务与催收货款工作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故该两人与湖北教育出版社确实存在利害关系。如上所述，询证函明确载明不作催款之用，其与湖北教育出版社提交的证人证言，在诉讼时效方面不形成证据链，即询证函不能佐证湖北教育出版社提交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对该两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由此，湖北教育出版社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提交的证据并不充足，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虽然二师院书刊公司对差欠湖北教育出版社货款并无异议，但无论湖北教育出版社与二师院书刊公司是否存在交易习惯，均应当认定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湖北教育出版社、二师院书刊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29元，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负担9929元，由湖北二师院书刊发行公司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义林
审判员 蒋劢君
审判员 褚金丽
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