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84民初340号原告（反诉被告）：陈某，女，198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燎原乡安顺*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均，四川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兰，四川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梁某某，男，1980年12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崇州市燎原乡安顺*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丹，四川胡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陈某与被告（反诉原告）梁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均、被告（反诉原告）梁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判决被告梁某某支付原告150万元（从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届满应付的费用）；２．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梁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5年11月9日登记结婚，婚后分别于2007年3月21日生育长女梁某，2011年7月15日生育次女梁乐。2016年7月12日原被告双方在民政局登记离婚，离婚后，双方在公证处达成了“关于补充《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及子女抚养问题的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梁某某在2016年8月20日前支付原告人民币100万元，2016年9月起至2017年8月期间的每月20日支付20万元人民币等内容，但被告梁某某未按照上述约定的日期支付款项。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梁某某辩称，双方互负债务存在抵销情形；现被告梁某某经济困难，继续履行协议将严重影响被告的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不再履行债务。被告（反诉原告）梁某某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双方签订的《关于补充中有关财产及子女抚养问题的协议》；2.本案的反诉费由原告（反诉被告）陈某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在2005年11月9日登记结婚，2016年7月12日双方因感情破裂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并在崇州市民政局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了子女的扶养、共同财产的分割，同时还约定了将四川省鑫华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的经营权交给陈某，但陈某接手某某公司后经营不善导致业绩下降，经双方协商约定：陈某将公司经营权交还给梁某某，由公司向梁某某支付工资，公司所有往来账都通过陈某的银行账户进行。若公司盈利，则梁某某分期给付1000万元给陈某作为公司经营权的对价。2016年8月25日就公司经营权问题及离婚后财产及子女抚养问题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公证处签订的《关于补充离婚协议中有关公司、商铺经营管理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有关公司、商铺问题补充协议》）和《关于补充中有关财产及子女抚养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两份协议是反诉被告陈某请律师拟定的，基于对反诉被告陈某的信任，反诉原告梁某某并未仔细阅读协议条款就签字。现双方发生争议后反诉原告梁某某方仔细阅读了条款，协议内容非反诉原告梁某某真实意思表示，反诉原告梁某某从未说过在离婚后无偿给反诉被告陈某1000万元。反诉被告陈某故意将离婚协议中的内容拆分开拟定补充协议，让反诉原告陷入错误认识。根据原来的离婚协议反诉原告已经将所有财产全部给付反诉被告，在离婚后反诉原告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对价且自身并没有1000万元的情况下就在《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承诺支付反诉被告1000万元，这不符合常理，不是反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双方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应当依法撤销《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１．《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经成都市成华公证处公公证，本院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２．某某公司2016年8月至12月销售统计报表、采购明细复印件，该证据因系复印件本诉原告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原告（反诉被告）陈某与被告（反诉原告）与2005年11月9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儿梁某和梁乐。2016年7月12日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并登记离婚，离婚协议对子女抚养和共同财产进行了处理，约定某某公司经营权归女方陈某所有。2016年8月25日双方在成都市成华公证处签订了《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和《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两份协议并进行了公证。在《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第三项中，约定：“男女双方各自的存款归各自所有，但男方须另行支付女方人民币1000万元”，同时还约定了支付1000万元的时间和方式。按照该约定截止原告陈某起诉时被告梁某某应支付150万元，原告陈某认为被告梁某某未按照约定支付上述款项，故起诉来院。同时查明，在《有关公司、商铺问题补充协议》中表明，双方在离婚前均是某某公司的股东，各自占50%的出资额，离婚后某某公司归女方所有，但由梁某某从2016年8月25日起经营管理五年，其经营管理期间的工资为每月3万元。同时约定某某公司的所有应收款经由陈某账户收取等内容。本案的争论焦点为：1.《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并是否应当撤销；2.双方是否互负债务并可以进行抵销；3.在《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中约定被告梁某某支付原告陈某1000万元是否是赠与协议并是否可以不再履行？针对争议焦点1.《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并是否应当撤销？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且该协议经成都市成华公证处予以了公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是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从此规定可以看出重大误解的三个组成要件：对行为关键内容存在错误认知；该认知使得行为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左；行为人因此造成了较大损失。具体到本案中，被告梁某某主张原告陈某故意将离婚协议中的内容拆分开拟定补充协议，让被告陷入错误认识，其以为两个补充协议同时签订就表明原告陈某同意将公司经营权给被告，被告在盈利后分期给付原告1000万元。从双方于2016年8月25日签订的《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和《有关公司、商铺问题补充协议》可以看出，原告陈某将某某公司经营权交由被告梁某某经营五年，被告梁某某只是每月领取工资3万元，某某公司的应收款全部由原告陈某收取，被告梁某某根据上述两份协议无权分享某某公司盈利，被告梁某某支付原告陈某1000万元并没有附加包括某某公司盈利等任何条件，故被告梁某某主张重大误解，与事实不符，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双方是否互负债务并可以进行抵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分别规定了法定抵销和约定抵销。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就特定债务抵销问题达成合意，故显而易见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约定抵销。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的规定，法定抵销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双方当事人互负到期合法债务；二是抵销标的物的种类、品质须为相同；三是双方的债务均已届清偿期；四是双方的债务都不属于不能抵销之债。原告陈某依据《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截止起诉时对被告梁某某享有150万元的到期债权且已届清偿期，故判断本案被告梁某某是否可以向原告陈某主张法定抵销，应以被告梁某某是否对原告陈某享有到期债权为前提。被告梁某某主张其从2016年8月至12月接手公司经营五个月来，销售统计表显示总销售额为7958623元，除去成本650万元后，可分配利润为146万元。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梁某某持某某公司50%的股份，故其应分得73万元的盈利，被告梁某某平均每月可分配利润为14.6万元。其次，按照《有关公司、商铺问题补充协议》约定某某公司每月应当向其支付工资3万元，2016年8月至12月共计15万元。故原告陈某应支付被告梁某某5个月公司利润（14.6万元*5月＝73万元）和工资（3万元*5＝15万元）共计88万元。双方互负债务抵销后，截止到原告起诉时止实际被告梁某某应付原告62万元。关于2016年8月至12月的公司利润问题，原告陈某抗辩认为被告梁某某提供的是复印件，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关于某某公司应当支付被告梁某某每月工资3万元问题，原告陈某抗辩称，被告梁某某没有向某某公司提供劳务，所以不能获得公司收入。本院认为，公司利润应当经双方结算后方能确定，被告提供某某公司的销售统计表等证据均为复印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原告陈某也不予认可，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况且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也不能简单地以销售额减去成本就是应当分配的利润，利润分配应当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的约定进行。其次，虽然双方当事人对被告梁某某从2016年起经营公司期间，梁某某每月工资标准为人民币3万元，但工资应当由某某公司支付还是由陈某支付，以及支付方式、条件和时间等均存在约定不明，双方对梁某某是否向公司提供劳务也存在争议。综上，被告对原告陈某是否享有到期债权存在争议，不能确定债权已届清偿期，故被告抗辩抵销部分债权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争议焦点3.在《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中约定被告梁某某支付原告陈某1000万元是否是赠与协议并是否可以不再履行？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协议，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财产问题，而该身份关系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素，从此角度来看，离婚协议不同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具有显著民事关系的协议，更适合优先适用婚姻法来调整。本案中，双方约定“存款归属：男女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但男方须另行支付女方1000万元人民币。”，从中可以看出，梁某某支付陈某1000万元的前提是双方的存款归各自所有并非无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婚姻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赠与1000万元的约定在签订《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时已经生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第四项表明“本协议作为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在崇州市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时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的补充，本协议中的内容与原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可以得出双方于2016年7月12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与《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构成了不可分割而完整的离婚协议。退一步讲，从《有关财产、子女问题补充协议》第一、二项约定的有关子女的抚养及费用中可以看出，该赠与条款的签订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是发生在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之间通过补充离婚协议进行的约定，并非一个单独的赠与合同，而与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以及财产的处理、子女的抚养问题是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动机的赠与行为。关于被告梁某某是否可以以情势变更不再履行自己的赠与义务的问题。被告梁某某主张因原告未向其支付公司红利，其按揭购买的一辆宝马车需要借款支付按揭款和维持日常生活开销，甚至本案的反诉费也是借款支付，本案的律师费用也是信用卡透支支付，尚有两位60多岁的父母需要赡养等，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经济条件显著恶化，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规定，对梁某某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梁某某不能以情势变更为由不履行自己的赠与义务。综上所述，梁某某的抗辩理由和反诉请求均不能成立，陈某请求被告梁某某支付原告150万元（从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届满应付的费用）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梁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陈某人民币1500000元；二、驳回梁某某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9150元（已经由陈某预交），由被告梁某某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150元（已经由梁某某预交），由梁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耿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