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黔东行终字第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锦屏县茅坪镇上寨村一组。
诉讼代表人：龙华春，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屏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伟，县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锦屏县茅坪镇新建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吴才渊，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锦屏县茅坪镇新建村四组。
诉讼代表人：周章华，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锦屏县茅坪镇新建村四组联户林场。
负责人：龙锦钟，场长。
原审第三人：锦屏县茅坪镇上寨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杨培荣，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锦屏县茅坪镇上寨村一组因山林权属行政确权一案，不服锦屏县人民法院（2013）锦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被告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锦屏县茅坪镇上寨大队（上寨村）与新建大队（新建村）自四固定以来对两村的地界争议较大，在原锦屏县茅坪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上寨村与新建村于1981年7月19日（古历6月18）在原茅坪公社礼堂达成地界协议书(以下简称“八一地界协议”)，明确两村的山界线：一、由公路起，从同古塘小冲右边小路上田延茅坪小学1977年办高中班屋后坡正岭破上豪马打坡顶往右过弯头延小路从正岭破至土木坳往右延地棉下茅坪大路到小闷溪石板桥止，又从石板桥顺溪上至土木桥往右从正岭破到大围子坳，从大围子坳往左盘路到田冲（上寨称大围子坳田冲，新建称为贾顺国）左边坡边，再从田冲坡边上冲直达望楼，由望楼延去克烈的大路破至与天柱县交界止；二、界线确定后，双方在对方管辖范围内的插花山里的木材（包括人工培植的经济林）仍归自己所有。协议确定的山林界线包括了原告上寨村一组所持1962年《山林所有证》记载的“同古塘”山。协议达成后，各方均按照协议确定的山界线各自管理，争议林地一直由第三人新建村四组联户林场进行造林管理。2010年因第三人新建村四组联户林场在争议山砍伐木材受到原告上寨村一组阻止，双方发生权属纠纷。锦屏县人民政府受理该纠纷后，先后三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山进行踏查勘验，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后，于2013年2月28日作出锦府处字（2013）第1号《关于对小冲、豪美引、大冲头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山地名为小冲、豪美引、大冲头，争议四抵为东抵锦（屏）茅（坪）公路，南抵大冲，西抵松木坳到土木坳的花街路，北抵土木坳下大冲头正岭至毫马打岭至公路，面积418亩。第三人提供的“八一地界协议”是当时茅坪公社管理委员会组织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经双方签字认可，内容未违反规定，属有效证据，争议山是在“八一地界协议”新建村居住管理的界线范围，自协议达成后双方按划定的界线各自经营管业长达29年未有越界行为发生，争议山现有林木大部分系新建村四组联户林场营造，第三人对争议山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原告提供1962年的《山林所有证》系当时州工作组在上寨大队开展试点工作时所填发，该证已被“八一地界协议”所取代，原告主张“八一地界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三）、（五）项，《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山的林地所有权明确归第三人新建村民委员会所有，林地使用权明确归申请人新建村四组所有，林木所有权明确归新建村四组联户林场所有，双方交叉的引水渠、现有耕地、田、坟墓仍按原习惯管理，任何一方不得刁难和破坏。案经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复议维持后，上寨村一组仍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八一地界协议”能否作为有效证据。庭审查明“八一地界协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争议山密切相关，协议既有双方代表和组织方人员的签名，又加盖了双方和组织方的公章，双方按协议确定的界线管理经营长达29年，被告认定“八一地界协议”作为确定争议山权属的主要依据，应予确认。原告主张“八一地界协议”无效，因无充分和有效证据予以否定，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以1962年《山林所有证》主张争议山权属，因该《山林所有证》已被“八一地界协议”否定，依法亦不予支持。被告依据“八一地界协议”和管业事实作出锦府处字（2013）第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锦府处字（2013）第1号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上诉人锦屏县茅坪镇上寨村一组上诉称：1、八一划界调解记录中上寨大队支书龙康明和生产队长杨绍光的发言是按四固定划的地界不动，新建大队发言由公社裁决，因而地界协议并非双方自愿，纯属公社书记李绍渊一人强行裁决，协议的形成不合法，而且“八一地界协议”的主体是上寨大队和新建大队，上诉人并不是参加协议的主体，协议也没有上诉人的签字，协议违背中共锦屏县委党发（1981）1号文件和中央六十条关于四固定长期不变的规定，三份内容相同的“八一地界协议”同时存在，漏洞百出，属无效协议，原审被告认定“八一地界协议”是确权的主要依据，对上诉人提交四固定时期的《山林所有证》不予采纳，属认定事实不清，采纳证据错误。2、新建村四组村民杨维模失火烧毁上诉人的同古塘山，新建村四组联户林场才在该山造林，因造林方和土地方林木收益分成悬殊大，当然应由造林方负责管理，一审认定新建村四组已按协议确定的地界进行管理经营29年的事实错误。为了息事宁人，终止纠纷，上诉人愿意只坚持主张《山林所有证》的四抵管辖范围，维护四固定的合法权益外，其余部分宁愿让给新建村四组享用。3、上诉人在开庭前申请人民陪审员龙景勋回避，但一审法院未决定其回避，这可能是导致裁判不公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锦屏县人民政府答辩称：自四固定以来，因两村边界山林土地权属没有明晰，纠纷不断，造成争议区域林木乱伐严重，当时茅坪公社组织两大队和涉及边界纠纷的各生产队队长上山勘查达成了“八一地界协议”，地界协议书内容一致，一份有双方代表和组织人员的签名，一份加盖双方和组织方的公章，两份协议书之间起到相互补充、完善和印证的作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双方按此协议确定的界线进行长期管理，应属有效证据。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锦屏县茅坪镇新建村四组及联户林场共同答辩称：按土改、农业合作化、四固定划定的界线，双方是以小闷溪为界，而茅坪镇上寨村一组在1962年州林业工作试点盖章的空白山证上单方填写《山林所有证》以大冲为界，为此，双方争议较大，先后经区、公社调解无果。1981年7月18日公社书记李绍渊主持两村领导、组长、群众代表上山勘界调解，最终达成“八一地界协议”，自协议达成后，双方按划定的界线经营管理，我组并于1990年建立联户林场，2009年11月我组在自己经营的林场采伐林木，2010年5月搬运林木出售时，上诉人组织不明真相的村民进行阻止才发生纠纷。上诉人歪曲事实真相否定“八一地界协议”的合法性，不应得到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锦屏县茅坪镇新建村民委员会以及原审第三人锦屏县茅坪镇上寨村民委员会未提出二审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调处申请书、身份证、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以及附件，以此证明被告调处程序合法以及申请方的主体资格；2、追加当事人参加调处的通知书，以此证明被告追加所涉及的利益人参加调处；3、争议现场勘查图，以此证明争议山“小冲、豪美引、大冲头”是在“八一地界协议”第三人管理的范围内；4、争议山场踏查笔录及地形图，以此证明争议山地理位置、四抵、面积；5、调处会议记录、林权争议调处笔录，以此证明被告三次组织双方调处协商无结果；6、“八一地界协议”及附件，以此证明被告将争议山场处理给第三人的依据；7、新建村一组村民的《社员自留山证》，以此证明被告将争议山场处理给第三人的依据；8、新建村四组村民1986年《林权林地使用证》，以此证明被告将争议山处理给第三人的依据；9、承包荒山合同书及锦屏县营造基地林承包合同和营林生产验收凭证，以此证明被告将争议山场处理给第三人的依据。
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身份证、职务证明、以此证明原告身份；2、锦府处字（2013）第1号处理决定，以此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错误；3、黔东南府复议字（2013）70号复议决定书，以此证明原告不服；4、1962年《山林所有证》，以此证明原告土地权属；5、林管字第茅上5号《集体山林管理证》，以此证明原告管理权属；6、中共锦屏县委党发（1981）1号文件，以此证明被告违规；7、第三人的《山林所有证》，以此证明第三人的阴谋；8、八一地界协议，以此证明协议无效；9、2008年3月6日林业站承诺书，以此证明林业站承认原告权属；10、关于划定上寨村与新建村分界线的报告、土地权属争议缘由书、山林权属登记表，以此证明原告主张权属；11、龙英林的声明，以此证明其拒绝在“八一地界协议”签字，不同意协议的情况。
原审第三人锦屏县茅坪镇新建村民委员会、新建村四组以及新建村四组联户林场共同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居民身份证及证明，以此证明第三人的身份；2、1952年山林登记清册、山林划片管理协议书、林权分界落实材料，以此证明“小冲、大冲头、豪美引”属第三人所有和管理的事实；3、锦林权字第25号、26号《山林所有证》，以此证明“小冲、大冲头、豪美引”属第三人所有的事实；4、林管字第52号、53号、54号《山林管理证》，以此证明“小冲、大冲头、豪美引”属第三人所有的事实；5、承包合同统计表，以此证明1982年至1984年杨裕前（杨绍光）任上寨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的事实；6、2004年县政府关于集体所有土地登记审核结果公告，以此证明“小冲、大冲头、豪美引”属第三人所有的事实；7、新建村的集体土地所有证及宗地图，以此证明“小冲、大冲头、豪美引”属第三人所有的事实。
原审第三人锦屏县茅坪镇上寨村民委员会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有：1、询问龙康明、龙英林的调查笔录，证明1981年“八一地界协议”的形成过程，同时证明杨裕前与杨绍光为同一人；2、询问龙英仕调查笔录，证明1981年“八一地界协议”的形成过程及龙英仕当时在“八一地界协议”上签字的情况。
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审原告提供的第7号证据与原审第三人提供的第3号证据相同，该证据虽然是山林三定时期的权属证书，因该证书颁证联与存根联相连，且系从档案管理部门调取，说明该证尚未颁发，不能作为确定山林权属的依据，不予采信；原审原告提供的11号证据属证人证言，原审法院对该证人作了调查笔录，各方当事人对法院调取的笔录无异议，应以原审法院调查笔录为准，故该证言不予采信；原审第三人提供的第4号证据虽然是山林三定时期的管理权证书，但该证书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颁发，不予采信；原审第三人提供的第6号、第7号证据不是确定山林权属的依据，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其它证据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四）、（五）项的规定，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协议书和争议各方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处理争议的协议、决定和附图，可以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处理林地权属争议的证明材料。上诉人上寨村一组与被上诉人新建村四组及联户林场争议的“小冲、豪美引、大冲头”山林，上诉人虽然持有四固定时期的《山林所有证》，但上诉人所在村、组与新建村因山林边界纠纷较大，山林三定时期，双方所在大队以及涉及边界纠纷的生产队队长、群众代表在茅坪公社组织协调下，于1981年7月19日达成“八一地界协议”，协议确定的山林界线包含上寨村一组所持《山林所有证》的“同古塘”山，协议有参加人员的签名，同时加盖有双方大队和公社的公章，而且上寨大队第一生产队（现上寨村一组）队长杨裕前在协议上签了名，依据“八一地界协议”划定的界线，靠锦屏方向归新建大队管辖，靠茅坪方向归上寨大队管辖，争议山在新建大队管辖的界线范围内。“八一地界协议”签订后，新建村四组在争议山实施管业，管业事实有锦屏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社员自留山证、林权林地使用证、新建村四组与联户林场签订的《承包荒山造林合同》、联户林场与锦屏县造林公司签订的《营造基地林承包合同》和造林验收凭据在卷佐证，上诉人在本案行政调处及诉讼期间并未提供自“八一地界协议”签订后，仍对争议山实施管业的证据，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双方是按协议确定的界线进行管业。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的规定，1981年协议签订以来，被上诉人新建村四组连续管理使用争议山至双方发生纠纷已满二十年，争议山应视为新建村四组享有。因此，锦屏县人民政府以“八一地界协议”为主要依据作出的锦府处字（2013）第1号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予以维持正确。虽然1981划界调解记录中双方代表持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茅坪公社的组织协调下，双方最终签字盖章达成了协议，存入档案的三份“八一地界协议”内容相同，其中两份格式、字体相同，不同的是一份加盖有公章，一份没有加盖公章，另一份系原始稿件有参人员的签名，这些档案材料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八一地界协议”的形成过程。因此，上诉人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在一审开庭审理中，原审法院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时，上诉人以人民陪审员龙景勋曾在调处办工作为由申请回避，但当原审法院向上诉人释明申请回避的法定事由后，上诉人当庭明确表示不申请回避，因上诉人申请龙景勋回避不属法定回避事由，故上诉人以龙景勋未回避是导致裁判不公原因之一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寨村一组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锦屏县茅坪镇上寨村一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通烈
审 判 员 张秋菊
代理审判员 欧阳平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马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