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再3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楼国群，男，195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尉全根，杭州市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林根，男，194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陈刚，浙江四海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楼国群因与被申请人沈林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2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31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楼国群及其委托代理人尉全根、被申请人沈林根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约1992年时，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东大街1幢118号房屋（该房面积28.7平方米，以下简称东大街1幢118号房）登记为楼国群所有。1996年以前，楼国群因做生意需要向沈林根借款100000元，后余欠本金60000元由楼国群出具借条一份，载明“瓶窑东大街1-118户主楼国群向沈林根借人民币陆万元整，利息2分，1995年5月31日起，1996年12底不付清，房产‘底压’，此据为正”。1997年1月19日，沈国英（系楼国群前妻）与沈林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兹有楼国群于1995年5月31日向沈林根借款人民币陆万元整，利息贰分，现无力偿还，经楼国群本人同意，以东大街1号楼营业房118号室抵给沈林根，如一年内，楼国群需要收回营业房，需付清原借款陆万元，拾玖个半月利息贰万叁仟肆佰元，共计捌万叁仟肆佰元，另加过户费（凭房管所发票计）后才能办理收回手续。现抵押房中的大门铝合金门窗、三只货柜、四只货架、一只电话计费机都在抵押范围内，特此协议。”该协议上除沈国英、沈林根签字外，尚有“楼国勤”、莫元美及证明人叶美娟签字，但经司法笔迹鉴定，该“楼国勤”并非楼国群所签。1996年底的前后，楼国群将东大街1幢118号房交由沈林根使用，由沈林根将该房产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其中沈林根收到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10月1日止二年房屋租金40000元。1997年5月，东大街1幢118号房所有权证户名由楼国群变更登记为沈林根。2002年，楼国群因犯罪被判刑入狱，刑期自2002年3月23日起至2013年3月22日止。2002年9月25日，楼国群与沈国英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2009年10月22日，楼国群因减刑而被提前释放。随后，楼国群找沈林根要求退还东大街1幢118号房未果。2009年12月28日，楼国群诉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沈林根据以过户的由沈林根、楼国群于1997年1月19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案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1997年1月19日《房屋买卖合同》系沈林根单方所为，沈林根与楼国群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未成立。2010年10月20日，杭州市余杭区建设局以沈林根提供虚假材料为由撤销了沈林根东大街1幢118号房的房产登记。2010年11月，沈林根以已找到双方当初签订的《购房协议》、《协议》等材料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楼国群、沈国英协助将东大街1幢118号房过户至沈林根名下。此案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2012年7月，沈林根以法院判决“东大街1幢118号房并非沈林根，以房抵债变成了抵押，而楼国群未还清债务”为由，并提供楼国群出具的载明“瓶窑东大街1-118户主楼国群向沈林根借人民币陆万元整，利息2分，1995年5月31日起，1996年12底不付清，房产‘底压’，此据为正”的借条等为据诉至余杭区人民法院，请求楼国群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216000元（自1995年5月至2012年5月止），赔偿经济损失300000元。该案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判决确认楼国群向沈林根清偿借款本息276000元。事后，楼国群履行了该给付义务。楼国群认为，其约在1996年底将东大街1幢118号房交由沈林根使用收取租金，以抵偿欠其借款，但沈林根否认双方以租金抵偿借款的事实，不同意用租金抵偿借款，故沈林根自1997年起至2012年10月期间无故收取上述属于楼国群的房屋租金，构成不当得利，理应返还。为此，楼国群诉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沈林根返还楼国群1997年起至2012年10月止收取的楼国群营业房租金116066元。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或合同上的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在得利人与受损人之间产生了以利益返还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楼国群基于欠沈林根的借款未能清偿，将其东大街1幢118号房交付给沈林根占有使用并收取租金，是双方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沈林根开始占有使用该房，发挥房屋的使用价值功能并不侵害楼国群的财产利益。楼国群诉称当初房屋交由沈林根出租获取租金是用于抵偿借款。但是作为租金抵偿借款属于重大事项，既然楼国群向沈林根出具了借款书面凭证，通常情况下也应对租金收入抵偿借款这一事实作出约定，对此却无书面约定，楼国群也并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支持，故楼国群以租金抵偿借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纵观双方此前为“东大街1幢118号房屋是否抵偿债务及借贷纠纷”形成的多起诉讼案，楼国群将东大街1幢118号房屋自愿交付沈林根出租并由沈林根获取租金利益，双方都是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且楼国群长期以来也未对沈林根的上述收取租金提出异议，故沈林根收取房屋租金的行为，并不具有不当得利的法律特征。综上，楼国群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楼国群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21元，减半收取1310.5元，由楼国群负担。
宣判后，楼国群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违背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沈林根是否有权收取案涉房屋租金。楼国群因一时无法归还债务，将案涉房屋交给沈林根出租收费以抵偿债务，并非交给沈林根无偿使用。三年来，双方当事人经历几场诉讼，但借款纠纷、营业房归属、返还租金是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同，楼国群已经偿还了借款本息，沈林根应返还租金116066元。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沈林根返还其不当得利款116066元。
沈林根辩称：楼国群基于借款原因交付案涉房屋，当时并未约定房租金额。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楼国群出具给沈林根的借条内容以及1996年底前后楼国群将案涉房屋交付沈林根使用的行为可见，楼国群系基于欠沈林根借款而将案涉东大街1幢118号房交付给沈林根以作为其履约还款的担保，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沈林根占有并自用或出租该房屋也未损害该房屋及其价值，因此沈林根占有及使用案涉房屋于法有据。楼国群主张其交付该房屋给沈林根使用是为用该房屋租金抵偿借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在本案双方有借条存在情形下对租金抵偿借款事宜这一重大事项未作书面约定，也明显与常理不符，且楼国群自1997年起长期未对沈林根收取上述租金提出异议，楼国群的该主张在沈林根诉楼国群、沈国英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也未被采信，因此，楼国群现以借款本息已经归还为由主张沈林根使用并获取案涉房屋的租金构成不当得利，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楼国群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21元，由楼国群负担。
楼国群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其因一时无法归还借款，才在1997年将案涉房屋交给沈林根出租，以租金抵偿债务，沈林根并非无偿使用。但因沈林根不同意以租金抵偿借款而诉至法院，楼国群已根据生效判决于2013年12月偿还了借款本息合计276000元。在此情况下，沈林根无权收取案涉房屋1997年至2012年10月间的租金。其将此租金据为己有，明显系不当得利，理应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沈林根返还不当得利116066元。
沈林根答辩称：楼国群未能偿还沈林根6万元借款，以涉案房产抵债且办理了过户手续，但2008年以后楼国群反悔，主张其不知晓抵偿约定。楼国群夫妇将房屋交付给沈林根使用长达10多年，从未提出异议，甚至要求撤销房产过户登记时也未主张以租金抵借款。沈林根占有、使用案涉房产具有法律依据，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另外，楼国群主张租金从房屋交付时开始计算，对1997年到2010年之间的租金进行了评估，但是租金依法应一年主张一次，本案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楼国群的再审请求。
再审中，楼国群与沈林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在（2012）杭余瓶商初字第365号沈林根与楼国群、沈国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根据楼国群申请依法委托杭州久鼎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1997年1月至2012年6月间租金情况进行评估，该评估机构作出杭久鼎价字（2012）72号价格评估报告书，结论为：案涉房屋1997年1月至2003年12月，月租金为300元；此后每年月租金增加50元，以此类推至2009年，月租金为600元；2010年至2011年，年租金各为20000元；2012年1月至6月租金为10000元。1997年1月至2012年6月案涉房屋累计租金收入为109400元。本案再审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调取了该评估报告。再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分别就此发表了质证意见。楼国群对该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沈林根质证后，不认可该评估报告书，认为案涉房屋部分时间由沈林根自用，部分时间空置，应以实际收取的租金为准，评估机构连续计算1997年1月至2012年6月间租金，缺乏依据。本院认为，（2012）72号价格评估报告书系另案中法院根据楼国群申请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出具，评估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确认。
对二审查明的事实，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楼国群曾因未偿还沈林根6万元借款而向沈林根交付案涉房屋。对此，楼国群主张系以案涉房屋租金抵偿债务，但其该主张已被生效的（2012）杭余瓶商初字第365号民事判决否定；沈林根主张以案涉房屋直接抵偿债务，但其主张同样在生效的（2010）杭余瓶商初字第618号民事判决中未能得到支持。本案中，原判则认定“楼国群系基于欠沈林根借款而将案涉东大街1幢118号房屋交付给沈林根以作为其履约还款的担保，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沈林根占有并自用或出租该房屋也未损害该房屋及其价值，因此沈林根占有及使用案涉房屋于法有据”。但是“物权法定”系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设立抵押权或质权均应遵守物权法的明确规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二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及六十三条的规定，就担保物权而言，对于以不动产提供担保的，法律设定的是抵押制度，以不转移不动产的占有为前提；对于以动产提供担保的，法律设定的是质押制度，以转移动产的占有为前提。本案所涉东大街1幢118号房系不动产，双方当事人却约定以转移该不动产的占有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不产生法律效力。故沈林根占有案涉房屋并非基于合法的担保物权，该占有缺乏法律依据，由此取得的利益构成不当得利。退一步讲，即使认定沈林根原先的占有具有“合法根据”，此后由于楼国群已根据生效判决清偿了所欠沈林根的全部债务本息，原先的“担保”不复存在，沈林根之前依据“担保”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取得的利益嗣后也已丧失了法律依据，成为不当得利。原审认定沈林根占有及使用案涉房屋于法有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沈林根应当向楼国群返还因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取得的不当得利，具体金额可参照案涉房屋对应期限的租金收益予以确定。另案诉讼中，经依法委托评估，案涉房屋1997年1月至2012年6月累计租金收入为109400元，其中2012年1月至6月租金为10000元。参照该租金标准，应认定沈林根应当返还的1997年1月至2012年10月间因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取得的不当得利为116066元。虽然沈林根主张其占有案涉房屋后仅部分时间出租，收取租金79000元，其余时间系自用和空置，但并无证据证明自用或空置的事实。更何况，本案不当得利系指其没有合法根据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本身获得的利益，而非仅限于实际取得的租金利益。因此，沈林根该项主张难以支持。
关于楼国群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楼国群系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4月1日作出（2013）杭商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否定其关于租金折抵借款的主张并要求其支付全部本金和利息后，才发现沈林根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其据此于2014年5月20日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沈林根返还不当得利，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沈林根提出楼国群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于法无据，难以支持。
综上，楼国群再审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2125号民事判决和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瓶民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
二、沈林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楼国群不当得利116066元。
如果沈林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621元，减半收取131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21元，均由沈林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建勋
代理审判员 谢静华
代理审判员 沈 伟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