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738号
原告：王某1，男，1953年4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祥龙公交客运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王某2，男，195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中国银行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王某3，女，196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银行广安支行职员，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告：王某4，女，1940年6月6日出生，汉族，机械局党校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述文(王某4之夫),住北京市大兴区。
原告：王某5，男，1944年3月10日出生，职业及住所地不详。
被告：王某6，男，1963年12月19日出生，北京市镇海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与被告王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依法追加王某4、王某5为原告。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被告王某6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王某5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28号北房两间由原、被告平均继承。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王某7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生育子女两人，即王某4和王某5，后妻子因病去世，王在魁于1952年左右与张某1再婚，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6。王某7与张某1再婚后，王某4和王某5跟随王某3与张某1一家一起生活，王某5于1956年迁回山东生活，王某4一直在北京生活。张某1此前有一段婚姻，但无子女。王某7和张某1的父母均早已先于他们去世。1984年8月，王某7因病去世，王某7去世后张某1没有再婚。原告只听王某7说过王某5先于王在魁去世，但不清楚具体情况。王某5没有尽过赡养义务，不应该分得父母的遗产。
北京市西城区某号北房两间（以下简称涉诉房屋）是1955年购买，之后一直由王某7和张某1居住至去世，王某7去世前几位子女都在涉诉房屋居住，至结婚后搬出。张某1生前同王某6一起居住，于2003年5月因病去世，去世前两年多是在养老院居住。张某1和王某7都没有留下遗嘱。涉诉房屋现由被告居住。关于子女赡养情况，王某7是突发脑淤血死亡。张某1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腿有骨刺，走路缓慢，还患有美尼尔疾病。被告的妻子和母亲的关系不好，并导致原、被告发生矛盾。2000年左右，被告夫妻不给母亲做饭，不管母亲，母亲要搬出涉诉房屋，其他子女都上班，没有办法照顾母亲，于是商量后将母亲送到王某1单位的养老院，每月给母亲交养老费用，住了将近一年，又将母亲转到条件更好的养老院，前后两次一共住了两年多。2003年母亲因为心脏病去世。母亲的退休金足以支付住宿费用。涉诉房屋有两间，后来租出一间，母亲单住一间，被告结婚后母亲住在厨房小屋，居住条件不好，再加上被告夫妻和母亲关系不好，才送母亲到养老院。母亲去世后，被告将涉诉房屋出租，2015年之前，被告每季度给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租金，2015年之后就没再给过。
原告王某4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平均继承涉诉房屋。对上述三原告陈述的基本事实无异议。王某4结婚后离开涉诉房屋。除继承王某7的份额外，我也应继承张某1的份额。
被告王某6辩称，原告所述亲属关系、亲属去世时间、父母再婚、生育子女等事实属实，认可王某4的身份，但对王某5没有印象，不清楚他的情况。王某5在父母去世之前已经去世，我听说父亲在山东为王某5办理了丧事，但不清楚具体情况。原告所述涉诉房屋的来源、坐落属实。母亲张某1去世前，我一直跟母亲生活，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两年多一点在养老院居住。我从小在涉诉房屋中居住，没有离开过。涉诉房屋是我母亲购买。哥哥们都有房产，我希望法院照顾我，多给我份额，不同意平均继承。我与母亲共同生活多年，我们夫妻和母亲没有矛盾。母亲患有老年痴呆、脑血栓、腿部骨刺、美尼尔病（头晕），1997年左右母亲大小便失禁，我雇了保姆照顾母亲，和我母亲同住，直到2000年母亲去养老院。母亲在病重期间，我大嫂、二嫂没有管过母亲，母亲洗澡、大小便等都是由我妻子照顾。每次母亲看病都是我带母亲去医院。其他子女有时过来探望，但都是我来照顾。由于母亲大小便失禁，洗澡条件也不好，行动也不方便，其他子女提出送母亲去养老院，后来经过商量我也同意了。母亲去养老院之后，也是我看望最多，在养老院有什么事母亲也都给我打电话。原告一个月才去一次，有时半年不去。我照顾母亲较多，希望多分房产。关于房屋租金，涉诉房屋是王某1从涉诉房屋搬走后就出租了，不是我出租的。房租都是由王某2和王某3收取。母亲去世后都由原告管理房租，我之后才开始管理房租，当时因为我要修房子。2015年的房租用于煤改电了，花了两万多，当时房租也就这么多，没有结余。涉诉房屋的租金也用来给母亲看病、住养老院。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申请证人卢某、何某出庭作证，证明被告与张立芬共同生活，并尽了较多赡养义务。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不认可证人身份及证言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2.被告提交署名为张静的《证明》作为证据，证明其雇佣张静照顾张立芬。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均不认可此《证明》，表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称该张静是老家亲戚，是被告为照顾自己的子女雇请，并非为赡养张立芬。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可证明被告与张立芬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鉴于张静并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被告《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某7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生育子女二人，即王某4和王某5，后妻子因病死亡，王某7于1952年左右与张某1再婚，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6。王某7与张某1再婚后，王某4跟随王某7与张某1一起生活。张某1无其他子女。王某7和张某1的父母均早已先于二人死亡。1984年8月20日，王某7死亡注销户口，王某7去世后张某1没有再婚。张某1于2003年5月23日死亡。张某1和王某7均未留下遗嘱。
2015年9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广内派出所出具《证明信》，载明：“兹有王某5，男，出生日期1944年3月10日，户口登记地址（原住址）宣武区某号，经查53-60年户籍登记，该人系王某7、张某1之子”。2015年8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广内派出所出具《证明信》，载明：“兹有王某7，……之子：王某5（1956年迁往山东东阿）”。2016年3月11日，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公安局户政科出具《证明》，载明：“经查我县人口信息系统，未发现有王某5（男，1944年出生）的户口信息”。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民政局及殡仪馆回复本院称，根据现有电脑信息系统查询，无“王某5”的信息。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28号，房号4，方向北，2间房屋（建筑面积52平方米）于1955年购买，登记在张某1名下。1984年7月9日，该房所有权重新登记于张某1名下。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王某7与张某1均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涉诉房屋为王某7与张某1的共同财产。因现无王某5已死亡的证明，故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4与被告王某6均为法定继承人，享有继承权。
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有继承人因对被继承人尽到较多赡养义务而应多继承份额。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从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看，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与被告王某6均对被继承人尽了赡养义务。考虑到张某1患有梅尼埃病、腿部有骨刺，行动不便，虽然其他继承人也探望、赡养张某1，但与其同住的子女即被告势必会在日常生活中付出较多劳务，可以认定被告尽到较多赡养义务，故对其应予以多分份额。原告王某4在结婚后搬出涉诉房屋，之后与张某1少有联系，所尽赡养义务较少，故对其应予以少分份额。原告王某5于1956年迁至山东省东阿县，未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也无证据证明其对被继承人尽到了赡养义务，故对其应予少分份额。
原告王某5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张某1名下的北京市西城区某号，房号4，方向北，2间房屋（建筑面积52平方米）归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4与被告王某6按份共有，其中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各占百分之十八份额，原告王某4占百分之十四份额，原告王某5占百分之七份额，被告王某6占百分之二十五份额。
二、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160元，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各负担2549元（已交纳），原告王某4负担1982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告王某5负担991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被告王某6负担3540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以实际发生为准）由原告王某5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爽
人民陪审员 郝之涛
人民陪审员 果振敏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魏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