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9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39年8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立，男，北京市昌平区某村村民委员会法律顾问。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4年9月1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某1，女，1963年2月26日出生。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山，北京国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平，北京国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厦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高科技工业园信息中心二层1门。
法定代表人：杨培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积军，男，1983年11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垚，男，1979年11月5日出生。
上诉人王某1、上诉人张某1、白某1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厦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厦园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民初5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张某1及金厦园公司答辩都称张某1系被拆迁人，一审却认定张某1是委托代理人，未能查明合同主体；2、一审错误的将“鉴证人”认定为“见证人”，法人组织没有见证能力；3、王某1系共同承包人，也是必然的被拆迁人，一审忽略此事实；4、金厦园公司对王某1被拆迁人的身份明知，其与张某1存在利益关系，双方恶意串通，拆迁协议应为无效；5、一审的重要证据《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和合法性都存疑，且一审认定张某1基于授权委托书取得拆迁协议签订资格，而金厦园公司则认为张某1为被拆迁人，双方对协议主体未达成一致，不应认定合同有效；6、一审混淆了代理与侵权关系；7、金厦园公司及张某1未提交其提及的张某2的遗嘱，且该遗嘱侵害了王某1的合法权益，应为无效，不能作为裁判依据；8、张某2死亡后，其出具的所有委托合同都已经终止，一审不应将其作为定案依据。
张某1、白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对张某2与王某1存在婚姻关系的认定；2、撤销关于张某1基于委托取得140亩果园承包经营权的认定。事实和理由：1、户籍信息查询显示王某1和张某2均为丧偶，且昌平区民政局及档案局均查询不到两人婚姻关系，一审依据走访认定张某2和王某1存在婚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2、张某1自2002年以来长期承包诉争140亩果园，并在一审提供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缴纳税费的票据，一审未采信，存在错误。
金厦园公司辩称，我公司认可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同意张某1、白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我公司未提出上诉。1、一审法院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婚姻关系进行认定超出审理范围；2、张某1是果园承包人也是拆迁协议的适格签约主体，双方根据相关的拆迁规定在真实自愿原则上签订的拆迁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王某1认为合同无效，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任何一项情形，故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厦园公司与张某1、白�1于2016年签订的关于昌平区某村村北140亩果园非宅基地拆迁补偿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金厦园公司与张某1、白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2、张某1均系北京市昌平区某村（以下简称某村）村民。张某2原系农业户口，2008年10月22日因征地办理了农转非，户口迁至某村散居244号。张某2（已于2012年12月9日去世）与张某1系父子关系；张某1与白某1系夫妻关系。张某2与王某1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起共同生活。王某1陈述1982年与张某2登记结婚，也领取结婚证，但结婚证丢失。经法院工作人员到某村走访了解到，张某2与王某1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街坊四邻都以为他们领过结婚证。经到某村委会查询，张某2去世后，2014年、2015年张某2的股份钱均打入王某1的银行账号中。昌平区民政局并没有查询到王某1与张某2的结婚登记记录。2016年4月18日，北京市昌平�档案馆向昌平区民政局出具了《无婚姻登记档案查询情况证明》一份，载明：“根据当事人王某1的申请，经查阅我馆保存的1961年9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婚姻登记档案，未检索到当事人所查王某1，女，1939年8月16日出生，身份证件号：×××的结婚登记档案。此证明只表明本馆保管的婚姻登记档案中无被查询人的婚姻登记档案”。通过公安机关调取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1981年10月11日张某2的婚姻状况变更为“丧偶”；1982年1月1日登记显示张某2“有配偶”。调取王某1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1982年之前的婚姻状况变更为“丧偶”；1982年7月1日变更登记为“有配偶”；1990年7月1日登记的婚姻状况为“有配偶”；1998年7月1日登记的婚姻状况为“有配偶”。
1995年3月20日，原昌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张某2全家（乙方）签订《果园经营管理承包合同》，约�甲方将坐落在村北的果园共140亩承包给乙方，其中果园地120亩，空白耕地20亩；在承包期内，土地及果树的所有权归甲方，乙方负责经营管理，在合同期内，乙方家庭成员有承包继承权。承包期为30年，从199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此外，对合同权利义务、承包费等条款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均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1998年1月1日，原昌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张某2及合伙人范某1(乙方)签订《果园经营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座落在某村北的果园共140亩（含空闲地）承包给乙方。在承包期内，土地及果树的所有权仍归甲方，乙方负责经营管理。承包期为三十年，从1998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乙方1998年上交承包费10000元，自1999年起每年增加1000元，交费时间均为每年的1月25日前。同时，合同双方还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签订后，张某2、范某1合伙经营涉案果园，履行交费义务。2002年6月23日，张某2与范某1协商一致，范某1自愿退出承包果园的经营，由张某2自行继续经营果园。
2002年10月8日，张某2、王某1出具《委托书》，委托郑某1负责所承包经营的果园范围内的开发、出租、经营工作。2002年10月10日，张某2、王某1向某村委会出具《委托书》，载明：“我们因年老体弱、精力有限，特此委托儿子张某1负责我们所承包经营的果园范围内的开发、出租、经营工作。”张某2、王某1在委托人处签字，并注：“原委托给郑某1的委托书声明作废，本委托书一式三份，某村委会、委托人、被委托人各执一份”。同日，甲方张某2（委托方）与乙方张某1、白某1（受托方）签订《委托合同》，约定：一、甲方张某2（及合伙人范某1）于1998年1月1日与某村委会签订《果园经�承包合同》，因范某1早已退伙，现承包人为张某2一人。承包近五年来，已投入大量人、财、物力。二、甲方张某2因年老体弱身体多病，从事承包经营管理活动精力有限，为此，全权委托乙方代理甲方履行与某村委会的果园经营承包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授权张某1、白某1在果园内自主从事农、林、种植、养殖、开发、出租等各种经营活动，负责交纳林果税、交纳水电费、承包费；履行与某村委会签订果园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三、因乙方系甲方的儿子、儿媳，若甲方在承包期未满前去世，由乙方依继承权自然取得甲方与某村委会所签果园经营承包合同的承包人身份。2015年5月4日，某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张某1自2002年至今承包果园140亩。自2002年开始，涉案140亩果园的承包费均是由张某1和白某1交纳。
2010年4月17日，在某村委会的鉴证下，张某2�具书面《授权委托书》，因行动不便，张某2委托张某1代为全权办理一切拆迁有关事宜。授权范围：代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代为领取拆迁补偿款（其中拆迁补偿款存折办成委托人姓名）。双方保证此《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因委托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双方承担，与拆迁人无关。
另查，2015年10月2日，张某1、白某1向金厦园公司出具《关于果园租赁地拆迁申请》，该申请载明了张某2与某村委会签订果园经营承包合同的情况、2002年10月10日张某2与张某1、白某1签订委托合同的内容及“2010年9月12日，张某2去世前留下遗嘱并录制视频，遗嘱内容为：如遇拆迁，244号院（含果库）归张某2和老伴王某1所有，其他拆迁所得均归张某1所有。2010年7月1日张某2与魏某1签订《果园转包合同》，将140亩果园承包地中的6.2亩承包给魏某1，合同中规定魏某1每年向张�2交纳承包费2000元。按照遗嘱所述244号院（含果库）归王某1所有。魏某1承包地在张某2生前已签订《果园转包合同》。我不再参与上述两宗土地的拆迁事宜，为配合某村整体拆迁工作的进行，我愿意先行将除244号院（含果库）和魏某1承包地以外的其他部分与金厦园公司签约。”
2015年11月27日，张某1作为张某2的委托代理人与某村委会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因某村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拆迁项目，双方就解除1998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租赁协议》达成一致，即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签署的《土地承包合同》或《租赁协议》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赔偿责任。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某村委会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张某1在上面签字按手印。
2015年11月27日，金厦园公司（甲方）与张某1（乙方）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因某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需拆除乙方位于某村村北，建筑面积为2675.05㎡；经北京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被拆迁房屋所在地承租人自建房屋重置成新价2078807元、装修及附属物11736871元、搬家、移机等拆迁补助费3190546元，上述共计17006224元。本协议自签订之后，2015年12月30日前，乙方完成用地范围内被拆迁总建筑面积40%及果树的搬迁，待乙方将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交甲方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款6800000元；乙方在2016年3月30日前完成用地范围内剩余60%部分的房屋搬迁，乙方将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交甲方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款10206224元。此外，合同双方还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条款进行了约定。当日，张某1在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款、�助费领款凭证上签字。后张某1将拆迁补偿合同中约定的果树搬迁完毕后，将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交付金厦园公司，金厦园公司将合同约定的拆迁补偿款项给付张某1。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王某1与张某2是否存在婚姻关系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王某1与张某2之间存在婚姻关系。理由在于：虽王某1未能提供结婚证等直接证据证明与张某2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而向昌平区民政局和昌平区档案馆查询（1961年9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婚姻登记档案），亦未查询到两人之间的结婚登记记录，但通过法院到某村实地走访了解，二人以夫妻名义一起共同生活几十年，某村尚有其他人亦有类似情况，当事人具有结婚证，但到民政局等单位亦查询不到结婚登记记录。根据两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的情况显示，两人均有丧偶的记录，亦有自上�纪八十年代起一直载明“有配偶”的情况，上述情况足以能够认定王某1与张某2存在夫妻关系。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在于张某1与金厦园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张某2作为涉案的某村北140亩果园的承包人，于2002年委托张某1经营管理果园，张某1亦自2002年开始交纳果园的承包费用，且张某2于2010年4月17日在某村委会的见证下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委托张某1代为全权办理一切拆迁有关事宜，授权范围包括代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代为领取拆迁补偿款等事项，故张某1有权就涉案果园与金厦园公司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而张某1与金厦园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王某1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张某2生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不是张某2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未就其主张张某1与金厦园公司签订诉争合同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要求确认张某1与金厦园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张某2与王某1存在夫妻关系，亦不影响对诉争合同效力的认定。诉争的《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张某1和金厦园公司，故王某1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为案由起诉白某1，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王某1与张某2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二、王某1是否是诉争140亩果园的共同承包人；三、《拆迁补偿协议》效力问题。
一、王某1与张某2是否存在婚姻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第六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按照本解释第五条的原则处理。依据上述规定的精神，在涉及家庭关系相关问题的处理中，我国法律以有条件的认可事实婚姻为原则，即男女双方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可以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婚姻。本案中，虽然未能查询到王某1与张某2结婚登记的相关信息，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某1与张某2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双方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王某1与张某2存在夫妻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张某1、白某1以无法查询到王某1与张某2的婚姻登记信息为由否认双方婚姻关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王某1是否是诉争140亩果园的共同承包人。
本案中，1995年3月20日，原昌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张某2全家（乙方）签订《果园经营管理承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包经营诉争140亩果园。后双方均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合同已生效。依据该合同，诉争140亩果园的承包权人应为“张某2全家”，而在签订合同当时，张某2与王某1存在婚姻关系，张某2之子张某1已成年，故该合同中载明的“张某2全家”应为张某2与王某1二人。1998年1月1日，原昌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张某2及合伙人范某1(乙方)签订《果园经营承包合同》，并由张某2和范某1签字。其中虽载明乙方为“张某2及合伙人范某1”，但该合同系1995年《果园经营管理承包合同》的延续，且张某2、王某1于2002年10月8日及2002年10月10日以二人名义出具两份委托书，均由张某2、王某1二人在委托人处签字，其中第二份《委托书》载明，“我们因年老体弱、精力有限，特此委托儿子张某1负责我们所承包经营的果园范围内的开发、出租、经营工作”，故可以认定，张某2、王某1始终认可诉争140亩果园系由张某2与王某1共同承包，张某2系代表家庭签订1998年1月1日的《果园经营承包合同》。2002年6月23日，范某1自愿退出承包经营，诉争140亩果园由张某2、王某1二人承包。因此，王某1上诉主张其系诉争果园的共同承包人，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张某1、白某1上诉主张张某1是诉争果园的实际承包人，并提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缴纳税费的票据作为证据。但村委会作为《果园经营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并无权利擅自变更对方当事人，张某1、白某1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原承包人张某2、王某1已将诉争果园的承包权流转给张某1，且依据张某2、王某1于2002年10月10日出具的《委托书》，张某1系受张某2、王某1的委托具体经营诉争果园，由其缴纳相关税费亦属常理，并不能证明张某1即为诉争果园的实际承包人，故张某1、白某1关于张某1为诉争果园实际承包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拆迁补偿协议》效力问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王某1上诉主张张某1与金厦园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存在恶意串通，该协议应为无效。经审理查明，《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时，张某2已经死亡，张某1及金厦园公司亦均坚持张某1系以其本人名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故一审法院认定张某1系依据张某2的授权有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拆迁补偿协议》的签约主体应为张某1及金厦园公司。根据上文论述，王某1系诉争140亩果园的共同承包人，张某1明知诉争果园存在王某1的利益，但未经王某1的同意，擅自与金厦园公司就诉争果园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侵害了王某1的利益，存在恶意。就金厦园公司而言，其公司在拆迁过程中，对诉争果园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依据诉争果园由张某1实际经营、相关税费等由张某1交纳的事实，结合某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张某1承包诉争果园的《证明》，确定张某1为相对方并与其签订《拆�补偿协议》，已尽合理和谨慎审查的义务，其签订上述协议不存在损害王某1合法利益的恶意，故不存在与张某1恶意串通的情形。因此，王某1以恶意串通为由，主张《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某1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拆迁补偿协议》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拆迁补偿协议》有效并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王某1、张某1、白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王某1负担70元，由张某1、白某1负担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燕枝
审 判 员 柳适思
审 判 员 徐 冰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法官助理 王湘羽
书 记 员 赵梦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