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17民终3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国胜，男，196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德林，安徽韩德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可夫，男，1963年2月3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千胜，安徽程千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龙，男，195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达，安徽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兴，男，199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质刚，男，1968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祖新义，安徽安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台县八达公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葛山村。
法定代表人：叶乃生，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徐国胜、杜可夫因与被上诉人李海龙、汪质刚、石台县八达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石台县人民法院（2015）石民一初字第00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国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德林，上诉人杜可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千胜，被上诉人汪质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祖新义，被上诉人李海龙的委托代理人柯达、李宝兴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八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国胜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海龙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八达公司以180万元价格买下中龙山林场。因该公司无资金支付，向上诉人借款18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八达公司将涉案林场承包给上诉人采伐。八达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约定徐国胜将采伐的主材出售给八达公司，不得销售给任何第三人，木材回收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这限制性条款使上诉人对木材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理权，故八达公司与徐国胜是承包砍伐关系，八达公司是发包方，上诉人是承包方。林场砍伐工人的相关保险是保险公司到八达公司洽谈，八达公司要求增加其中10名工人的保额，保险费由八达公司支付给徐国胜。徐国胜取得林木砍伐后再转发包给汪质刚，相关协议均约定承包人须对施工人员投保相关保险，伤亡事故由承包人负责。八达公司与徐国胜均系发包人，故八达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李海龙向汪质刚提供劳务，汪质刚向徐国胜提供劳务，从而认定李海龙有两个雇主，无法律依据。徐国胜已与汪质刚就安全责任进行约定，即汪质刚须保障施工安全，须对施工人员投保保险，施工中的伤亡事故由汪质刚自理。当前尚无法律要求砍伐木材需要资质，上诉人无过错，故无需承担责任。当事人承担责任的依据是过错的大小，一审法院以收益的高低作为责任承担的标准无法律依据；三、李海龙应承担更多责任。李海龙未及时提交身份证，导致未办理相关保险，该损失应由李海龙承担。李海龙应能预见危险的发生而未能预见和避免，应与杜可夫承担同等责任；四、一审判决徐国胜、汪质刚连带赔偿杜可夫应赔偿李海龙的20%份额，无法律依据，加重上诉人责任。
杜可夫辩称：徐国胜与八达公司之间系合伙关系，徐国胜提供资金，采伐林木获利，八达公司通过加工木材获利，双方系短期合伙。本案中汪质刚的身份是班组长，也是劳务提供者，不应认定为雇主。李海龙自身有过错误，应承担部分责任，其余责任应由八达公司、徐国胜按收益的多少承担责任。
李海龙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认定正确。
汪质刚辩称：汪质刚系劳务提供者，非雇主。本案发包方是八达公司与徐国胜，他们应承担赔偿责任。李海龙自已承担5%责任偏轻。
杜可夫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海龙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李海龙的受伤是因为劳动过程中突起大风将已砍伐但未放倒的树木吹倒，砸到另一颗枯树，从而将李海龙砸伤，李海龙的受伤是意外事故。上诉人当时随军汪质刚在别处劳务，不能也无暇顾及身后发生的事故，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审慎注意，无法律依据；二、本案中杜可夫与李海龙身份一样，均系提供劳务者。徐国胜、汪质刚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徐国胜辩称，杜可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李海龙辩称，杜可夫作为专业林木砍伐者应该有工作经验，在树木未放倒的情况下砍伐其他林木肯定存在风险，杜可夫有重大过错，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汪质刚辩解理由与其对徐国胜上诉的辩解理由一致。
李海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汪质刚、徐国胜赔偿经济损失1017003.25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1日，八达公司以180万元的价格竞买取得石台县中龙山林场老里营林区马尾松林木的采伐权。2014年9月2日，八达公司与徐国胜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八达公司将老里营林区马尾松林木的林权及采伐权转让给徐国胜，价款为180万元整，采伐证由八达公司分两次提供，采伐的主材（马尾松和各种杂木）出售给八达公司，剩余树枝归徐国胜，对木材价格和结算方式双方均有约定，另外，合同第九条约定：徐国胜需为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人身保险投保，施工中的一切伤亡事故由徐国胜自理，八达公司概不负责。2014年9月28日，徐国胜与汪质刚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徐国胜将其取得的老里营林区的松木、柴火交与汪质刚采伐，采伐的主材出售给徐国胜，松杂木到厂满10万元后由徐国胜给付5万元，柴火按比例计算，松杂木130元/m³，杂木160元/吨；汪质刚必须为施工人员购买人身保险，一切伤亡事故由汪质刚负责，汪质刚必须服从徐国胜的管理。两份协议书都在合同双方的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至起诉时止，徐国胜已经分两期支付完毕转让款180万元整。李海龙与汪质刚为同组乡亲，在得知汪质刚受雇为徐国胜伐木后，找到汪质刚请求跟他后面伐木做小工，汪应允。2014年10月份伐木作业开工，11月12日，李海龙参加伐木队负责集材。2015年1月5日，李海龙再次随汪质刚上山集材，当天杜可夫（系汪质刚班组专门伐木者）伐木时，一棵树正伐到一半，由于起风，其暂停准备稍后再砍，转而去砍伐另外两棵树。在清理后伐倒的两棵树的树枝过程中，前棵未伐完的树被风吹到砸到另一棵枯树上，枯树正好砸在旁边的李海龙身上，将其砸伤。后工友曹根和等四人轮流将其背下山并送至石台县人民医院救治，后被转至池州市人民医院，2015年4月16日出院。住院期间，李海龙共支付医疗费241190.65元，其中，汪质刚垫付63000元，徐国胜垫付11万元，李海龙实际支付68190.65元。2015年7月24日，经安徽秋江司法鉴定所鉴定：李海龙构成道路交通事故三级、十级伤残；李海龙颅骨缺损修补手术费用以临床实际发生为准，现评估为4万元；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
一审另查明：徐国胜并无购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资格，需借助公司的名义购买，故其借用了八达公司的名义，其实际支付了保险费。汪质刚曾多次向李海龙提出需要身份证购买保险，后者并未提交，因此未参加。徐国胜共雇请了六名工人各自组建伐木班组为其采伐林木，其中，汪质刚、李海龙、杜可夫系其中一个班组的成员，汪质刚为该组的负责人，该组的工资由徐国胜和汪质刚直接结算，汪质刚向工人发放，剩余归自己；其余五组工资由徐国胜按130元/m³交予负责人，所有工人平分；六组负责人分别与徐国胜签订了伐木协议书，内容相同，所有人皆受徐国胜的指挥、监督和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海龙的具体损失和责任承担的主体和比例。本案中存在以下法律关系，一是八达公司与徐国胜之间的关系，第一份合同中约定八达公司将林区马尾松林木的林权及采伐权转让给徐国胜，徐国胜支付了相应对价并履行完毕，则徐国胜通过继受的方式取得林木的所有权，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合同中关于木材销售方式等约定，系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并不妨碍该转让合同的成立。二是在徐国胜取得林权及采伐权后，有权将林木交由汪质刚采伐，由徐国胜提供工具，汪质刚依约向徐国胜交付劳动成果并领取工资，接受徐国胜的指挥、监督和管理，为之提供劳务，二者间形成了劳务关系；三是汪质刚与杜可夫、李海龙之间的关系，汪质刚是伐木班组的负责人，在受雇于徐国胜后可以在经过雇主同意或默许的情况下雇请工人为其从事伐木、打枝及集材工作，因此，汪质刚与杜可夫、李海龙之间也分别形成了劳务关系，并有口头合同。李海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预见危险发生而未能预见和避免，存在一定过失，需承担5％的责任。汪质刚作为李海龙的雇主、徐国胜作为汪质刚班组的雇主，未能充分提供工人作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履行安全管理义务，且汪质刚为李海龙的直接管理人，徐国胜为伐木班组的总负责人，徐国胜在林木采伐的整体过程中的收益明显高于汪质刚从中所获利益，故徐国胜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大于汪质刚，综合分析二人对李海龙造成损害的原因力大小和利益因素后认定：徐国胜需承担45％的责任，汪质刚需承担30％的责任。杜可夫在伐木时应当预见到起风可能会发生树木倒下的危险而未审慎注意，其行为与李海龙的损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存在重大过失，需与其雇主汪质刚、徐国胜连带承担20％的责任。八达公司是林权的转让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其不具有林木处分权，与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无需承担责任。李海龙的各项损失认定为973535.95元。综上，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一、汪质刚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海龙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29060.79元；二、徐国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海龙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28091.18元；三、杜可夫与汪质刚、徐国胜连带赔偿李海龙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94707.19元；汪质刚、徐国胜在赔偿后有权向杜可夫追偿；四、驳回李海龙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5元，由李海龙负担269元，由汪质刚负担1616元，徐国胜负担2423元，杜可夫负担1077元。
徐国胜二审提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市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八达公司支付保险费的事实，八达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李海龙质证认为，不属新证据，不予质证；汪质刚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杜可夫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八达公司与徐国胜是合伙关系。
其他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徐国胜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各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无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八达公司、徐国胜、汪质刚、杜可夫及李海龙之间各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八达公司在取得中龙山林场相关林权后，于2014年9月2日将其取得的林权转让给徐国胜，合同在约定转让价格的同时，亦约定了相关林木采伐后，由八达公司收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木材收购价格，同时约定采伐过程中的树枝归徐国胜所有，由其支配。上述合同符合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徐国胜主张合同中其对林木处分、收益、支配权受限，系林木采伐承包合同。杜可夫主张徐国胜与八达公司系合伙法律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八达公司与徐国胜就林木转让价格、转让对象的约定，是当事人对自己处分权所作的相应约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关于八达公司与徐国胜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关于徐国胜与汪质刚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徐国胜与汪质刚就林场树木采伐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由汪质刚组织人员为徐国胜采伐，报酬结算以树木体积或重量分别予以结算，由汪质刚为采伐工人购买人身保险，汪质刚必须服从徐国胜的管理。从上述协议约定及劳务提供过程分析，汪质刚为徐国胜提供劳务并自带部分基本劳动工具，由徐国胜按劳务量计算相应报酬，徐国胜实际支付采伐工人意外伤害保险费。汪质刚以提供劳务作为获取报酬的对价，工作中受徐国胜的管理与指导，采伐林木的数量与重量是自己劳动量的体现，亦是劳动报酬计算方式方法。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徐国胜与汪质刚之间形成雇佣法律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关于李海龙与汪质刚、徐国胜形成何种法律关系问题。徐国胜与汪质刚签订协议后，其对汪质刚联系其他采伐工人进行采伐予以默认，徐国胜实际支付采伐工人保险费亦可证明上述事实，由此，李海龙亦与徐国胜形成雇佣法律关系。徐国胜与汪质刚在合同中约定，汪质刚需要增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具，为施工人员购买人身保险，负责施人员安全生产。与此同时，汪质刚从徐国胜处领取劳务费用发放其他采伐人员固定报酬后，扣除相关油料成本，剩余劳务费用归已所有。上述薪酬分配方式决定，汪质刚亦从采伐工人的劳务中获益。因此，根据汪质刚与徐国胜合同的约定及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汪质刚作为该采伐班组负责人，不仅具有提供劳务的义务，更负有对采伐班组进行管理、对采伐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确保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等确保安全生产的义务。上述义务是汪质刚作为班组长的重要工作内容，但在本案提供劳务过程中，汪质刚未全面履行上述义务，未要求李海龙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具，未及时提醒李海龙注意采伐安全，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因此，应认定汪质刚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履行主要工作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与徐国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杜可夫作为雇员，其在采伐过程中，违反采伐常识，在未放倒已砍树木时又重新砍伐其他树木，导致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与徐国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汪质刚、徐国胜对李海龙承担按份责任，李海龙与汪质刚未上诉，故本院对一审责任比例认定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认定有误，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0元，由上诉人徐国胜负担2490元，由上诉人杜可夫负担17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大明
审 判 员 向 奚
代理审判员 查妙甜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