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琼97刑终324号
原公诉机关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农垦中路2号。
法定代表人彭建斌，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壮，海南金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男，汉族，1991年6月2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海南省儋州市人，儋州那大雅美居窗帘店员工，住儋州市，系本案被害人，亦系被害人符某2的父亲。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女，汉族，1990年6月1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海南省儋州市人，儋州那大艺夫人休闲中心员工，住儋州市，系被害人符某2的母亲。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3，男，汉族，2010年5月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海南省儋州市人，住儋州市，系本案被害人。
法定代理人符某1，系符某3的父亲。
法定代理人王某，系符某3的母亲。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某，女，汉族，1967年5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海南省儋州市人，住儋州市。系本案被害人。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女，汉族，1939年10月1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海南省儋州市人，住儋州市。系本案被害人。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4，男，汉族，1954年8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海南省儋州市人，农民，住儋州市。系本案被害人。
原审被告人李大松，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于海南省儋州市，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儋州市。因本案于2017年2月5日被羁押，2017年2月6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儋州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秀梅，女，汉族、1977年5月2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海南省儋州市人，住儋州市。系肇事车辆×××小型轿车所有人。
儋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大松犯交通肇事罪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王某、符某3、周某、郑某、符某4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琼9003刑初4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儋州市支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审阅本案卷宗材料和一审的庭审笔录，询问上诉人及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状，听取代理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为，2017年2月5日15时55分许，被告人李大松驾驶一辆车牌号为×××的奇瑞牌小型轿车沿美洋线从儋州市东成镇往那大镇方向行驶，途经美洋线11公里加300米路段，适遇被害人符某1驾驶一辆车牌号为×××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搭载被害人周某、郑某、符某3、符某4、符某2和陈某在前方同向行驶。因李大松疲劳驾驶，导致其驾驶的车辆从路肩右侧边沿往左侧行驶，车辆前中部与符某1驾驶的车辆右后部位发生碰撞，致使符某1驾驶的车辆翻下右侧旱沟，其驾驶的车辆越过中央隔离带，造成符某2当场死亡，周某、郑某、符某3、符某4四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李大松弃车离开现场。
经儋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符某2系因交通事故造成颅脑损伤导致死亡。
经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李大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符某1、周某、郑某、符某3、符某2、符某4、陈某无事故责任。
经儋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五菱宏光小型普通客车右后部位与奇瑞A5小轿车前中部位相互接触碰撞。
经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小型轿车的损失维修费金额为人民币5813元；×××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损失维修费金额为人民币13191元。
2017年2月5日21时许，被告人李大松到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投案。
案发后，李大松家属已赔偿人民币26000元（符某2丧葬费）给被害人家属。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常住人口查询、到案经过、证据保全决定书及证据保全清单、驾驶人、机动车辆信息结果查询单》、驾驶证复印件、检验报告单、通话清单、居民死亡殡葬证、住院病历材料收据；证人符某1、高某、陈某、吴某；被害人符某4、周某的陈述；被告人李大松供述；鉴定意见、现场勘查、辨认笔录等证据。
原审另查明，符某2出生于2013年10月19日，事故发生时（即死亡时）其年满3岁。符某2的父母为符某1、王某，二人于2015年8月起在儋州市××镇幢304房居住。
符某1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2017年2月5日前往医院就诊，医疗费1368元。
符某3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从2017年2月5日至2月16日住院治疗11天，医药费共计2248.56元。
周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从2017年2月5日住院治疗，2017年3月9日出院，住院治疗32天，出院医嘱：注意休息、不适随诊。医药费共计750元。
郑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从2017年2月5日至3月22日住院治疗45天，医药费共计12373.22元。
符某4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从2017年2月5日至3月22日住院治疗45天，出院医嘱：A、不适随诊。B、近期避免从事重体力活动。C、定期返院复查。符某4于2017年4月27日、6月1日两次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复查，花医药费共计15017.38元。2017年7月7日，符某4到海南华洲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评估、”三期”评定等鉴定，花费鉴定费2900元。2017年7月17日，海南华洲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为：符某4因”2017年2月5日交通事故”受伤造成右侧肋骨多发骨折（共8肋），评定为九级伤残；符某4后续治疗费评估约为人民币3000元；符某4误工期（休息期）12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护理人数为1人。自受伤之日起计算。
肇事×××奇瑞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系高秀梅、×××五菱牌小型汽车的所有人系符彩娟。
2016年3月8日，×××奇瑞牌小型轿车使用人高某在人寿儋州市支公司为×××奇瑞牌小型轿车投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2017年2月5日，高某将其姐姐高秀梅的×××轿车借给李大松使用。当日15时55分许，李大松驾驶×××轿车发生本案交通故事。
2017年9月21日，被告人李大松亲属代为赔偿人民币35000元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王某。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出具的病历材料、医疗票据，死亡证明，儋州市那大镇城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保险单等证据。
原判认为，被告人李大松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辆过程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且事故后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大松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被告人李大松案发后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大松家属在案发后能部分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亦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由于作为肇事×××轿车驾驶人的李大松的过错行为造成本次交通事故，且经责任认定李大松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故就本次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言，李大松应承担全部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高秀梅作为肇事×××轿车所有人，其将肇事×××轿车交由高某使用，且肇事×××轿车已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等险种。案发当日系高某将车辆借给被告人李大松（具备驾驶资格）使用，经酒精检测，李大松肇事时亦不属酒后驾驶。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亦未能举证证明高秀梅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高秀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作为肇事×××轿车的保险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当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李大松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赔偿的情形，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商业三者险是基于当事人合意签订的保险合同，不具有交强险的强制性，故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承担的是保险合同责任，应根据双方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的约定划分责任。根据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的代理人提供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关于”责任免除”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案中，×××轿车的驾驶人李大松在交通肇事后逃逸，根据合同约定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可见，签订由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对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应尽到提示义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肇事×××轿车投保的商业三者险系采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负有提示义务并应对其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向法庭提供了机动车保险单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该条款对”责任免除”的内容字体进行了加粗处理，但因”责任免除”的内容篇幅较长，同时该条款中的标题、编号亦使用了加粗处理，容易出现视觉混淆，”责任免除”部分的内容并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其次，机动车保险单上的”重要提示”部分亦没有投保人签名。综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保险单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不足以证明其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鉴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未对商业三者险的责任免除条款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项目及数额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并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统计数据。1、因本案导致符某2的死亡，造成符某1、王某的实际损失为：丧葬费25294.5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王某主张的数额在法定赔偿范围之内，应予以照准）、死亡赔偿金28453元/年×20年=569060元，共计594354.5元，符某1、王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不予支持；2、因本案导致符某1受伤，造成符某1的实际损失为：医疗费1368元、交通费酌定500元，共计1868元。符某1主张赔偿×××五菱牌小型汽车的车辆维修费，因×××五菱牌小型汽车的登记所有人系符彩娟，符某1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是×××五菱牌小型汽车的实际所有人，故符某1主张赔偿车辆维修费，诉讼主体不适格，不予支持。3、因本案导致符某3受伤，造成符某3实际损失为：医疗费2248.56元、护理费100元/天×11天=1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11天=1100元、营养费酌定500元，共计4948.56元。4、因本案导致周某受伤，造成周某的实际损失为：医疗费750元、误工费320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某主张的数额在法定赔偿范围之内，应予以照准）、护理费100元/天×32天=3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32天=3200元、营养费酌定1500元、交通费酌定1000元，共计12850元。周某主张出院后全休误工费3000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出院后误工期限，且出院医嘱亦无注明出院后休息的具体时间，不予支持。5、因本案导致郑某受伤，造成郑某的实际损失为：医疗费12373.22元、护理费100元/天×45天=4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45天=4500元、营养费酌定2000元、交通费酌定1000元，共计24373.22元。本案案发时，郑某已年满77周岁，已达退休年龄，故郑某主张误工费、出院后全休误工费，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6、因本案导致符某4受伤，造成符某4的实际损失为：医疗费15017.38元、护理费100元/天×45天=4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45天=4500元、营养费酌定2000元、交通费酌定1000元、鉴定费2900元、残疾赔偿金11843元/年×20-（62-60）年×0.2=42635元，共计72552.38元。本案案发时，符某4已年满62周岁，已达退休年龄，故符某4主张误工费，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符某4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不予支持。符某4主张的后续治疗费以及后续治疗产生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因后续治疗尚未实际发生，后续治疗所产生的具体费用及相应期限无法确定，符某4可待后续治疗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
综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即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及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300000元）内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应先用于赔偿死者符某2的损失；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应先用于赔偿伤者符某1、符某3、周某、郑某、符某4因伤治疗损失。不足部分则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300000元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人李大松予以赔偿。
鉴此，一、就交强险责任限额而言，（一）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先用于赔偿给符某1、王某。（二）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10000元而言，符某1因伤就医实际损失为1868元、符某3因伤就医实际损失4948.56元、周某因伤就医实际损失为12850元、郑某因伤就医实际损失24373.22元、符某4因伤就医实际损失27017.38元（72552.38元-鉴定费2900元-残疾赔偿金42635元），合计71057.16元，已超过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故应按各方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由此计算，符某1损失比例为2.63%（1868元÷71057.16元），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为263元（10000元×2.63%）；符某3损失比例为6.97%（4948.56元÷71057.16元），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为697元（10000元×6.97%）；周某损失比例为18.08%（12850元÷71057.16元），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为1808元（10000元×18.08%）；郑某损失比例为34.30%（24373.22元÷71057.16元），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为3430元（10000元×34.30%）；符某4的损失比例为38.02%（27017.38元÷71057.16元），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为3802元（10000元×38.02%）；二、就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300000元而言，扣除交强险责任限额赔偿部分，因符某2死亡，符某1、王某的实际损失剩余484354.5元、因符某1受伤，符某1的实际损失剩余1605元、符某3的实际损失剩余4251.56元、周某实际损失剩余11042元、郑某实际损失剩余20943.22元、符某4实际损失剩余68750.38元，共计590946.66元，已超过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故应按各方的剩余损失比例确定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由此计算，因符某2死亡，符某1、王某的损失比例为81.96%（484354.5元÷590946.66元），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为245880元（300000元×81.96%）；符某1因伤就医的损失比例为0.27%（1605元÷590946.66元），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为810元（300000元×0.27%）；符某3的损失比例为0.72%（4251.56元÷590946.66元），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为2160元（300000元×0.72%）；周某的损失比例为1.87%（11042元÷590946.66元），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为5610元（300000元×1.87%）；郑某的损失比例为3.55%（20943.22元÷590946.66元），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为10650元（300000元×3.55%）；符某4的损失比例为11.63%（68750.38元÷590946.66元），商业三者险的赔偿数额为34890元（300000元×11.63%）。综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分别赔偿给符某1、王某共计355880元；赔偿给符某1共计1073元；赔偿给符某3共计2857元；赔偿给周某共计7418元；赔偿给郑某共计14080元；赔偿给符某4共计38692元；三、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后，因符某2死亡，符某1、王某的实际损失剩余238474.5元，扣除被告人李大松家属赔偿的61000元，剩余177474.5元；因符某1受伤，符某1的实际损失剩余795元；符某3的实际损失剩余2091.56元；周某实际损失剩余5432元；郑某实际损失剩余10293.22元；符某4实际损失剩余33860.38元，均由被告人李大松予以赔偿。
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造成的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李大松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二、被告人李大松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内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王某各项损失共计177474.5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各项损失共计795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3各项损失共计2091.56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某各项损失共计5432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各项损失共计10293.22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4各项损失共计33860.38元；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王某共计355880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共计1073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3共计2857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某共计7418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共计14080元；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4共计38692元；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符某1、王某、符某3、周某、郑某、符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意见称：1.原审被告人李大松交通肇事后弃车逃逸，属于商业三者险责任免除赔偿的情形，上诉人人寿儋州支公司应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商业三者险不应当予以赔偿，原审法院没有区分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事由的具体情形，交通肇事后逃逸系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将该情形作为责任免除，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只需要履行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即生效。人寿儋州市支公司以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免责条款提示后，可以不再对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2.关于”责任免除”的”提示”标准，人寿儋州市支公司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提示投保人仔细阅读重要条款且”免责条款”中黑色字体加粗部分清晰可见，保险单中”明示告知”一栏亦提请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突出标注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故不能一味以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就认定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无效，这样将导致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形同虚设，无形的推动驾驶人违法，加大保险公司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中的第二、三项，改判上诉人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与原审一致。原审所采信的证据，均在原审庭审时进行了举证、质证，且经二审核实，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因此对保险人的”提示”的程度要求是”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中的免责部分内容虽有加粗，但是责任免除内容的字体、文字大小与一般条款一致且免责内容的篇幅与一般条款相当；机动车保险单上的”重要提示”部分亦没有投保人签名。保险人仅以其提供的机动车保险单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来说明已”采取了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理据不足，不能认定上诉人已履行相关提示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上诉人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市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李大松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部分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王天琳
审判员王畅
审判员陈涌新
二○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柯光辉
书记员周薇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