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浙0603行初79号原告浙江永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永利新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146062116F。法定代表人夏同兴，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傅志娟，女，系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徐明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行政机关）绍兴市柯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兴越路17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621569363690W。法定代表人钱建明，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磊，男，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雯，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复议机关）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群贤路166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6210025820755。法定代表人赵如浪，区长。委托代理人潘怡，女，系政府工作人员。第三人吴可红，男，土家族，1962年12月3日出生，住湖北省利川市。委托代理人周涛，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梅学兵，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永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洋公司”）诉被告绍兴市柯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被告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及第三人吴可红工伤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8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次日分别向两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永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傅志娟、徐明刚，被告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张磊、徐雯，被告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潘怡，第三人吴可红的委托代理人周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区人社局于2018年1月2日作出编号为2016-2094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被告区人社局于2016年11月24日收到第三人吴可红要求工伤认定的申请，经补正于2017年7月11日受理。由于本案劳动关系存在争议，被告区人社局于2017年7月20日中止工伤认定时限，后于2017年11月13日恢复。根据调查核实，2016年3月26日下午12时30分许，吴可红在永洋公司-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印染集聚升级迁建项目工地工作时，不慎从平台上掉下，即被送往绍兴市中心医院医治，经诊断为多发性颅骨骨折，脑挫伤，创作性硬膜外出血（多发），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裂伤，头皮血肿，多处挫伤，肋骨骨折，肺挫伤，颅底骨折。吴可红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原告不服，向被告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区政府于2018年5月3日作出绍柯区复决字（20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认为第三人吴可红在原告承建的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工地从事木工工作系事实，故原告系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吴可红不是其员工，但提供不出充分有效的证据，故原告要求认定吴可红所受之伤不是工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原告永洋公司诉称，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程序错误，事实采信有偏差，法律适用有误。一、程序不合法。第三人吴可红曾因与被告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争议起诉到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后该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区人社局作出决定。2017年7月11日被告区人社局受理并要求原告举证第三人吴可红不是工伤。原告收到举证通知书后于同年7月19日向其书面说明与第三人吴可红不存在劳动关系。次日，被告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并送达第三人吴可红，同时告知其应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待第三人吴可红提交生效法律文书时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第三人吴可红未提交上述材料而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区人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后又撤诉，案号为（2017）浙0603行初144号。2018年1月2日，被告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经审查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原告认为，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五条明确规定，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工伤认定机构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而本案中，原告否认事实劳动关系，第三人吴可红仅有单方陈述，也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区人社局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事实采信错误。第三人与原告既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在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况下劳动关系的确认须结合劳动人事管理、劳动报酬支付、劳动业务联系、出勤考核等因素综合评判。但第三人吴可红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事项。第三人吴可红在其提供的通话录音中陈述其不在原告处工作也不认识原告公司的任何人，受伤后为了从原告处申报工伤，通过各种途径让原告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为其缴纳了受伤后第二个月的社保。三、法律适用有误。被告区人社局认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但本案系第三人主张工伤，应由其举证并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前提是伤者是已被确定为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但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却要求原告提交证据，对原告有失公允。综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原告永洋公司在起诉时提交并在法庭上出示了以下证据：1、认定工伤决定书一份；2、复议决定书一份。证据1-2，证明被告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与被告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和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区人社局辩称，一、认定工伤决定有事实依据。1、原告系第三人吴可红的用人单位。根据社保记录显示，第三人于2016年3月26日发生事故后次月，永洋公司—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印染集聚升级迁建项目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期间，第三人在治疗期间，不可能从事新的工作，其自当年3月底进入上述单位工作，4月份开始缴纳工伤保险，与实践操作也吻合。另有相关证人也能够证实第三人系为原告工作。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系用工主体，其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2、涉案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应认定为工伤。原告系实际用工主体，证人均证实第三人系从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印染集聚升级迁建项目工地干活时从高处坠落。被告在向袁震、诸玉龙调查时，亦证实涉案工地在滨海工业区北十一路，这与“绍兴市急救中心受理台呼车受理单”中记载的接车地址“滨海北十一路热电厂旁工地”相符合。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系在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3、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第三人所受之伤不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所受之伤并非工伤，但其并未提供，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是工伤。二、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2016年11月24日，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被告区人社局经初步审查认为材料不齐全，当即出具工伤认定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第三人补充相关材料。随后，第三人将相关材料邮寄给被告区人社局。2017年7月11日，被告区人社局依法受理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告知第三人。同日，被告区人社局向原告发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7年7月19日，被告区人社局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2017年7月20日，被告区人社局中止工伤认定。2017年11月13日，因第三人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履行职责。后被告恢复了工伤认定程序。2018年1月2日，被告区人社局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三、认定工伤决定法律适用正确。原告认为应当适用民事纠纷“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该原则不能违背法律关于举证责任的特殊规定，况且第三人已就所受之伤为工伤提供了相应证据。原告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区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及依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第三人身份证和原告公司基本情况复印件各一份、授权委托书和公函各一份、律师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三人申请工伤的事实；2、社保个人信息查询记录打印件一份、录音通话文字记录打印件一组、录音光盘一份，证明第三人申请工伤时提交了相关材料；3、工伤认定申请（补正）通知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被告区人社局要求第三人补充材料的事实；4、工伤认定证人证言二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二份；5、门诊病历及绍兴市急救中心受理台呼车受理单各一份、出院记录、入院记录复印件各一份。上述证据4-5证明第三人补充提交相应证据材料；6、行政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法院判令被告区人社局对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决定的事实；7、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告知书（存根）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被告区人社局受理工伤认定申请；8、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及EMS邮寄面单、查询单各一份，证明被告区人社局通知原告举证；9、调查询问笔录五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二份，证明第三人是在原告工地受伤的事实；10、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EMS邮寄面单和查询单各一份，证明被告区人社局中止工伤认定时限；11、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三人起诉要求被告区人社局履职；12、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证明被告区人社局恢复工伤认定；13、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各一份、EMS邮寄面单及查询单各一份，证明被告区人社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送达各方当事人。被告区人社局陈述法律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之规定。被告区政府辩称，原告因不服被告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区政府经审查认为，第三人吴可红在原告公司承建的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工地从事木工工作系事实，故原告系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工伤认定程序中，原告收到举证通知书后未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原告认为第三人吴可红不是其员工，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故其要求认定第三人吴可红所受之伤不是工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及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一份、夏同兴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公函及授权委托书各一份，证明原告提起行政复议及其原告身份情况；2、行政复议立案审批表一份，证明被告区政府受理行政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区政府通知当事人行政复议延期；4、被告区人社局答辩状一份、举证材料复印件一组，证明被告区人社局答辩及举证情况；5、复议决定书一份、送达回执二份，证明被告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被告区政府陈述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第三人吴可红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也未提交证据。经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各方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区人社局、区政府和第三人均质证认为，证据1-2三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2系被诉行政行为载体，是否合法，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评述。对于被告区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三性有异议，且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三性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5-6真实性无异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7-8真实性无异议；证据9中调查笔录内容有异议，吴可红、朱永明和田兴桃均不是原告职工；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区人社局恢复程序违法；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区政府和第三人对被告区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13质证认为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可以证明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事实，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2中录音光盘及录音通话文字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达不到证明目的；社保个人信息查询记录，结合证据9中吴可红、朱永明和田兴桃的调查询问笔录、袁震和诸玉龙在调查询问笔录中关于原告公司承建工程的陈述以及证据5，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及第三人在原告承建的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工地上受伤的事实。证据3、8各方无异议，予以确认。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证据6-7、10-12，可以证明第三人因工伤认定时限中止向本院起诉，后经判决被告恢复工伤认定的过程，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13可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送达各方当事人，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被告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2无异议，证据3-4三性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复议决定错误。被告区人社局及第三人对被告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5质证认为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2、5各方无异议，予以确认。证据3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证据4可以证明被告区人社局举证情况，证明力予以确认。综合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6下午12时30分许，第三人吴可红在原告永洋公司承建的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印染集聚升级迁建项目工地工作时，不慎从平台上掉下，即被送往绍兴市中心医院医治，经诊断为多发性颅骨骨折，脑挫伤，创伤性硬膜外出血（多发）等伤。2016年11月24日，第三人吴可红向被告区人社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因材料欠缺，当日被告区人社局向其发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通知书。2017年1月17日，被告区人社局收到第三人吴可红补正的材料，因未作出任何答复，第三人吴可红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7）浙0603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责令被告区人社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对吴可红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决定。2017年7月11日，被告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告知书并送达第三人吴可红，于同日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邮寄送达原告永洋公司。2017年7月20日，被告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并邮寄送达第三人吴可红。第三人吴可红不服，诉至本院。诉讼过程中，第三人吴可红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2017）浙0603行初14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吴可红撤回起诉。同日，被告区人社局作出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并送达第三人吴可红。经调查，被告区人社局于2018年1月2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原告永洋公司与第三人吴可红。原告不服该认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区政府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该申请，并通知被告区人社局提交答辩意见及举证。后被告区人社局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材料。被告区政府于2018年5月3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后依法送达原告永洋公司及被告区人社局。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区人社局对本辖区范围内的工伤认定负有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一、被告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程序是否合法。原告永洋公司认为被告区人社局中止本案工伤认定时限后，在未收到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生效法律文书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劳动争议仲裁并不是工伤认定程序的前置程序，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被告区人社局在收到第三人吴可红补正的材料后以未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为由中止工伤认定时限存在不当，但其后通过主动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纠正不当，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同时，被告区人社局经收到工伤认定申请、通知补正、受理、调查再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相关程序环节亦无违法之处。故原告永洋公司关于被告区人社局上述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原告永洋公司与第三人吴可红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永洋公司认为其与第三人吴可红既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三人吴可红并不是其员工。但根据被告提供的社保个人信息查询记录，2016年4月份开始，原告永洋公司承建的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印染集聚升级迁建项目为第三人吴可红缴纳工伤保险，而第三人吴可红受伤时间在2016年3月26日，又结合朱永明和田兴桃等人在调查询问笔录中的相关陈述，可以初步证明原告永洋公司是第三人吴可红的用工单位，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永洋公司虽否认上述事实，但既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也未对其自2016年4月起为第三人吴可红缴纳工伤保险给予合理解释，故原告永洋公司关于与第三人吴可红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第三人吴可红受到的伤害是否可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原告永洋公司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第三人吴可红不是工伤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而被告区人社局根据第三人吴可红提供的门诊病历、绍兴市急救中心受理台呼车受理单以及向吴可红、朱永明和田兴桃等人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综合认定第三人吴可红所受之伤为工伤，基本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四、复议决定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被告区政府收到原告永洋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通知被告区人社局，经审查作出维持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结论并无不当。但被告区政府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于同年5月3日才作出复议决定，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期限，其虽抗辩已经批准程序延长期限，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故被告区政府超期作出复议决定程序轻微违法，本院予以指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永洋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浙江永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雷红莉人民陪审员  周宗芳人民陪审员  沈保罗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胡雪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