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90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培，男，1953年6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蔚，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德宁，男，1955年5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都长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1号楼2107号。
法定代表人：刘颖，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代林，男，1967年11月27日出生，都长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新，北京市元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培、上诉人于德宁因与被上诉人中都长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都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蔚，上诉人于德宁，以及被上诉人中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代林、林立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培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请求判令上诉费由中都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事实查而不清。一审判决只查明了借条本身，并未查明签署借条的背景情况及后来的实际履行情况。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邓培收到了借条上所述的200万元。法院查明事实，就是要查明事情的本来面目，不是机械的以表象文字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对案件基本关键事实的认定都没有依据：如陈×出纳的身份、向于德宁所转之款是公款、转款给于德宁是基于邓培的指示、认定范×是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等等。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述的事实，处处都指向易博投资有限公司，却推定邓培个人承担责任，明显的混淆民事责任承担的主体。在没有履行借据内容的证据的情况下，判令邓培个人承担责任，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于德宁的担保责任认定，担保法的适用也出现明显的错误。三、一审法院违反程序。一审法院对于涉及时效问题的证据不允许律师查看；对于涉及对方出庭人员身份的证据没有出示相关证据；对于证人作×，安排单独笔录；涉及证人身份的证据没有让邓培一方质证；对于陈×的证言，法庭单方征求意见的笔录断章取义，没有完全反应邓培的准确意思。综上所述，鉴于一审法院对关键的事实查而不明、适用法律错误、违反程序。故，要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
于德宁辩称：认可邓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于德宁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二、请求判令上诉费由中都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事实查而不清。一审对案件基本关键事实的认定都没有依据：如陈×出纳的身份、向于德宁所转之款是公款、转款给于德宁是基于邓培的指示、认定范×是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等等。上述事实的认定都没有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述的事实，处处都指向易博投资有限公司，却推定邓培个人承担责任，判定于德宁承担连带责任，明显的混淆民事责任承担的主体。一审推定于德宁在所谓的借款过程中是保证人，但是在担保法的适用中出现了明显的错误，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于德宁承担保证责任，也应该适用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三、一审法院违反程序。一审法院对于涉及时效问题的证据不允许律师查看；对于涉及对方出庭人员身份的证据没有出示相关证据；对于证人作×，安排单独笔录；涉及证人身份的证据没有；对于陈×的所谓证言，法庭记录断章取义。综上所述，鉴于一审法院对关键的事实查而不明、适用法律错误、违反程序，故要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
邓培辩称：同意于德宁的上诉理由。有证据能充分证明于德宁是受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业务，邓培跟于德宁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邓培收到于德宁的汇款并非是本案借款，邓培及易博投资有限公司从未收到本案借款。中都公司并未在借款履行期届满后半年内起诉，于德宁的保证责任应予以免除。
针对邓培和于德宁的上诉，中都公司辩称：借据和转款记录是在同一天发生的，陈×和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陈×转款的150万元，对方亦认可该150万元是公款。关于范×的身份，借据是200万，转款150万，前期已经付款了50万，范×与本案的关系并不大。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邓培的行为是不是职务行为，法律、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借据上明确载明邓培是借款人。关于于德宁保证责任人的问题，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关于时效的问题，中都公司起诉的时候是在时效之内，庭后可以查阅笔录。关于陈×的调查问题，中都公司认为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借款的情况，邓培和于德宁追问陈×的身份，法院依据邓培和于德宁的要求进行了调查，陈×亦清楚向法庭描述了借款的过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依法维持原判。
中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邓培、于德宁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支付从应还款第二日起至开庭日（2016年3月29日）止的利息29.62万。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都公司提交借据，内容为借据今有易博投资有限公司邓培向中都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共计贰佰万元整（200万元整），已付伍拾万元整（50万元）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用于办理《北京丰台东铁营顺二条15号院2号楼》项目及土地证，时间为30天还清。（2013年9月9日至2013年10月10日）借款人：邓培保证监督人：于德宁20**.9.9。上述借据内容中，除了邓培签名为邓培所签外，其余均为于德宁所写。中都公司及邓培认可邓培在借据上签字时系易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中都公司提交中国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在2013年9月9日案外人陈×向于德宁的账户中转账150万元。于德宁辩称此款项系其与陈×的个人款项往来，与中都公司无关。中都公司主张陈×系其公司出纳，150万元实际是中都公司应邓培要求支付给于德宁的。
该院向陈×进行了调查，陈×认可其系中都公司出纳，上述150万元汇款系中都公司应邓培要求支付给于德宁，并非其本人支付给于德宁之钱款。
中都公司另提交借据两张，主张借据内容系之前已付的50万元。一张内容为借款为办理刘家窑项目在建委的费用，借款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其中支票转账叁拾万元整，现金伍万元整，50天内还清2013.7.11于德宁、范×，另一张内容为借据今从公司借款人民币拾伍万元整。借款人：范×2013.9.3。中都公司主张范×是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邓培虽系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其行为并非一定是履行法人职务的行为。从证据形式上看，2013年9月9日的借据上没有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印章，而系邓培以其个人名义出具，邓培未对该笔借款系易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的抗辩意见提交证据，中都公司亦主张该笔借款系邓培个人借款，邓培作为借款人之内容系清晰明了的，该笔借款的用途亦并不影响邓培系本案债务人的认定，故该院认定邓培系本案的借款人。
于德宁在借据上体现的身份是保证监督人，并非仅仅是监督人，保证监督同时具有保证及监督之意，保证二字足以表明该保证监督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涉案款项的给付对象亦为于德宁，根据借据内容足以认定于德宁具有保证邓培及时还款并督促邓培及时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院认定于德宁为诉争款项的连带保证人，对诉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借据清晰明了地载明本案诉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转款凭证亦证明了中都公司履行了出借义务。诉争款项虽未直接支付给邓培，但结合陈×主张系中都公司应邓培要求支付给于德宁、以及邓培在借据上签字确认之事实，可以认定邓培同意由于德宁代收借款。邓培及于德宁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分别以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身份对借款金额以及借款事实进行签字确认，对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有着清楚认知，应对该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邓培、于德宁的抗辩意见与证据相悖，该院不予采信。邓培、于德宁未按约定时间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中都公司主张的标准不超过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邓培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中都长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二百万元；二、邓培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中都长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利息（以二百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从二○一三年十月十一日计算到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止）；三、于德宁对以上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邓培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2016年8月26日易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欲证明邓培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2.授权委托书、收条及银行转账凭证，欲证明于德宁受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办理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使用了邓培的个人账户，但是为了办理易博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中都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于德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于德宁亦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收条、收据，借据，欲证明范×是于德宁雇佣的，是于德宁的办事人员，与易博投资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范×所有开支收据从于德宁报销，中都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据是复印件，是虚假的，借据的原件在于德宁处；2.银行转账凭条3张，显示于德宁于2013年9月10日向案外人高雪峰转账30万元、于2013年9月9日、2013年9月14日向邓培分别转账15万元、100万元，欲证明150万虽然是中都公司转给于德宁的，但款项并非出借给于德宁，于德宁已将全部款项转给了易博投资有限公司；3.北京市建委出具的函，欲证明于德宁尽到了监督保证责任。中都公司对借据、银行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邓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中都公司在二审中认可其自2015年才开始要求邓培和于德宁偿还借款。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中，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存在以下四个争议焦点：
一、借据所载借款是否实际履行。根据借据的内容，中都公司向邓培出借款项为200万元，其中50万元已经实际支付，故本院确认在邓培出具借据之前中都公司已经实际向邓培出借了50万元款项。至于另外150万元，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都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陈×于邓培出具借据当日即向借款的保证监督人于德宁的账户转账150万元，而陈×本人亦认可其系中都公司出纳，该150万元系中都公司应邓培要求支付给于德宁，于德宁虽辩称此笔款项系其与陈×的个人款项往来，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其次，于德宁在二审中认可该150万元款项系中都公司向其支付，其在二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转账凭证亦能证明其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将款项转账给了邓培；再次，于德宁作为保证监督人，邓培指示中都公司将借款支付给于德宁亦符合常理，故本院认定陈×向于德宁转账的150万元即系中都公司向邓培出借的款项，中都公司已按借据向邓培实际出借了200万元。邓培虽主张于德宁向其转账的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但其并未就此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邓培的此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二、邓培是否应就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借据，邓培是以个人名义向中都公司借款，其虽主张其系易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作为合同一方，其对债权人的还款责任不能因此免除，故即使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其亦应就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判令邓培偿还中都公司本金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于德宁是否应就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于德宁作为保证监督人，并非仅仅是监督人，保证二字表明其对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于德宁的担保方式并未作出明确约定，于德宁依法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各方当事人在借据中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故于德宁承担连带保证的保证期间为本案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本案借款履行期于2013年10月10日届满，中都公司自认其于2015年才开始主张权利，已过了于德宁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定保证期间，于德宁的保证责任依法应予以免除。一审法院判令于德宁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四、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邓培、于德宁主张一审法院不允许律师查看证据，但并未就此举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职权传唤陈×到庭对其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各方当事人出示，各方当事人亦对陈×的调查结果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法院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定程序，故对邓培、于德宁的此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邓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于德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驳回中都长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45600元，由邓培负担22800元（已交纳），由中都长城（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2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坤
审判员 龚勇超
审判员 宋 晖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思巧
书记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