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8民终12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303号人保大厦1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2412249C。
主要负责人：叶健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天崇，广西正大五星(港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兴良，住广西贵港市港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勇，广西君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凤章，广西君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发剑，住广西桂平市。
法定代理人：李某（系甘发剑妻子），女，住广西桂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世享，广西世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廖兴良因与被上诉人甘发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2017)桂0881民初1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天崇、上诉人廖兴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子勇、被上诉人甘发剑及其法定代理人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世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甘发剑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证据不能证明甘发剑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允许李某作为甘发剑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不当，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诉讼系甘发剑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本案中，甘发剑不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驾驶的摩托车和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是同时到达事故现场，更加没有证据证明是在两车避让过程中导致甘发剑倒地，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证明书对此事实没有进行认定，也没有发现甘发剑驾驶的摩托车与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有碰撞痕迹。本案是普通侵权案件，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甘发剑不能举证证明侵权事实的，就不能推定廖兴良是侵权人。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事故发生当日是否还有其他车辆经过事故现场，因此，也不能适用“盖然性”认定廖兴良是本案交通事故侵权人。（三）廖兴良驾驶车辆安装的行车记录仪储存卡没有事故发生时间的的记录并不是廖兴良的过错，该储存卡经过相关技术部门处理，并没有证实是廖兴良对储存卡的记录进行故意破坏，因此，不能举出推定廖兴良是侵权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廖兴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甘发剑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事故发生当天，其驾车到达事故现场时，甘发剑及其驾驶的摩托车已经倒在地上，其驾驶的车辆与甘发剑驾驶的摩托车没有发生碰撞，不存在“采取避让措施不当”导致发生事故的事实。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情况下，推定其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而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错误，并据此认定其负事故同等责任错误。其与本案交通事故无关，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案是一般民事侵权纠纷，对于侵权行为是否真实，应由甘发剑进行举证，既然甘发剑不能举出证据证明廖兴良存在侵权行为的，就应当由甘发剑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甘发剑辩称，其与廖兴良发生本案交通事故事实清楚。首先，廖兴良在交警询问时陈述事故现场情况与其在一审庭审的陈述互相矛盾。事故路段有5米宽，若廖兴良想驾车绕过前面的摩托车或人也不可能整车驶出水泥路面，这明显是紧急避让所导致的。其次，廖兴良及其车上人员均主张他们到现场后看到前面停有一辆小车，他们停车等十多分钟后才驾车绕行，但却连前面小车的车牌号中任意一个数字都说不出来，明显不符合情理。再次，廖兴良在事故现场群众报警后，不听劝说，在交警部门到来前执意离开现场，明显有逃逸之意，这也是造成交警部门无法确定事故责任的原因。最后，廖兴良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对事故发生前后时段的记录均有，唯独没有事故发生时段的记录，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明显存在隐瞒事实行为。综上，本案证据对证明廖兴良与甘发剑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已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甘发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对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910321.81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474193.0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11日19时30分左右，甘发剑驾驶摩托车沿乡道Y327线由桂平市大洋镇蕉树村往大洋圩方向行驶，廖兴良驾驶其所有的粤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由对向驶来，至，双方发现后在采取避让措施过程中,致甘发剑所驾的摩托车连人带车倒地,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驾出路外,造成甘发剑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廖兴良驾车离开现场,因甘发剑受伤严重,无语言表达能力,致使桂平交警大队无法查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事实和成因,而作出浔公交证字【2016】第0520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甘发剑受伤后，被送到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44天，出院医嘱建议继续口服药物营养神经治疗,功能康复锻炼、术后3个月返院行颅骨修补术。2016年5月3日,甘发剑到上述医院行颅骨缺损修补术，住院21天。出院当日转至玉林市桂南医院住院3天进行康复治疗。2016年8月11日,甘发剑自行委托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桂林正诚司鉴中心[2016]临鉴字第9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甘发剑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右侧肢体偏瘫属三级伤残;致严重构音障碍属七级伤残;致右侧轻度面瘫属十级伤残;致颅骨部分缺损属十级伤残。2、甘发剑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躯体残疾后护理依赖程度属大部分护理依赖。甘发剑与李某是夫妻关系,生育的子女有:甘雁(2009年4月出生)�甘达贤(2010年5月出生)、甘达宁(2012年11月出生)。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2016年《广西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对甘发剑因本案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确认如下：交通费600元;残疾赔偿金为170406元;误工费17595.90元;护理费，定残前护理费为17595.90元，定残后护理费赔偿比例确定为65%,定残后护理费为44177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97618.25元,但甘发剑仅请求88709.40元,予以照准;精神损害抚慰金，因甘发剑负事故同等责任，不予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800元;营养费为3400元。现有的证据虽然无法确认甘发剑驾驶的车辆与廖兴良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但机动车是否发生接触或者碰撞不是构成交通事故的必要的唯一的要件,也不是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本案中,甘发剑因事故造成身体严重伤害是客观存事实,只要能够确认廖�良在本次事故中有交通违法行为,且其违法行为与甘发剑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则应由廖兴良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由于甘发剑事故后至今伤情严重且没有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廖兴良应当举证证明其在本次事故中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廖兴良主张其是在甘发剑发生事故后才驾车到达现场，从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廖某的证言分析，首先，廖某与廖兴良是同胞兄妹关系，证言可信程度低，且廖某的陈述与廖兴良的陈述相矛盾。其次，廖某作为事故证人，却未在交警部门处理时到交警部门作证。因此，对廖某的证言不予采信。从交警部门对事故现场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看，均指认甘发剑连人带车跌在路边、廖兴良的车辆车轮陷入路边水沟的事实，而事故地点路面宽5米，若双方或者一方无交通违法行为，双方就不存在因避让甚至小车碰刮到甘发剑身体部位的事实，就不可能导致一车倒地,一车驶出路外的情况。廖兴良在交警部门陈述“我想驾车在右侧路边避开倒在地上的人往前”过于牵强。同时廖兴良对事故现场现状在交警部门的陈述与庭审陈述相互矛盾，明显讲假话。事故发生后,廖兴良驾驶的车辆完全驶出了水泥路面，从常理分析,仅是绕过前面车或人,不可能整车驶出路外,只有紧急避让才可能出现该情况,而倒地的甘发剑离廖兴良的车尾不远,况且廖兴良连其所述前面的小车车牌都无半点印像,有违常理。所以，廖兴良主张其是在甘发剑发生事故之后才驾车到现场证据不足。再且甘发剑倒地位置在廖兴良驾车行向的右侧车道,若廖兴良要绕行也应从左道绕行,所以廖兴良的绕行陈述同样不成立。从事故现场说明了当时双方车辆是在会车过程中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而发生本次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在谢继培已报警、谢桂富也已明确要求廖兴良不要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况下,廖兴良却不听劝阻并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廖兴良的行为是导致交警部门无法查清本次交通事故主要事实的主要原因,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廖兴良驾驶的车辆安装的车记录仪唯独没有2016年2月11日19时02分至事发后3小时的视频记录,对此，廖兴良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样应该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分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本案应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从上述分析,甘发剑主张本次道路交通事故是与廖兴良之间发生,其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得出唯一的证明结论即甘发剑驾车与廖兴良驾车发生本次交通事故,而且该证明结论也合乎常理,而廖兴良提供的证据要么自相矛盾,要么难以自圆其说,因此甘发剑证据的盖然性明显优于廖兴良,依法予以确认是甘发剑所驾摩托车与廖兴良所驾的小客车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廖兴良驾车上道路行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没有遵守上坡车辆应当避让下坡车辆的规定,妨碍了甘发剑的通行,而且事故发生后,没有停车保护事故现场,廖兴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个原因,在事故中存在一定的过错;甘发剑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登记后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另一个原因,在事故中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认定廖兴良与甘发剑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综合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廖兴良与甘发剑的过错程度,相应的民事责任按5:5分担。根据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投保保险情况，对于甘发剑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予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按照50%的比例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再有不足的，由廖兴良依法予以赔偿。根据甘发剑的伤势、医院诊断、鉴定意见及目前的身体状况，可以认定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保险公司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甘发剑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内赔偿甘发剑120000元；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的交通费600元、残疾赔偿金60406元、误工费17595.90元、护理费459374.9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8709.40元、医疗费143035.6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800元、营养费3400元,合计779921.81元,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50%即389960.91元。判决:一、保险公司应当在承保粤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经济损失120000元给甘发剑;二、保险公司应当在承保粤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经济损失389960.91元给甘发剑;三、驳回甘发剑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廖兴良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杨某证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当天，其乘坐在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内，廖兴良驾驶小客车到达事故现场时，甘发剑已经倒在地上；廖兴良因欲驾车绕过事故现场才导致车辆前轮陷入路边的水沟里。甘发剑对杨某的证言质证认为，杨某与廖兴良系亲戚关系，证言可信度不高，其证言缺乏客观真实性，不能否定廖兴良与甘发剑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事实。保险公司对杨某的证言质证认为，杨某的证言客观真实，可以证明廖兴良与本案交通事故没有关联性的事实。本院对杨某的证言认定如下：因杨某与廖兴良系亲戚关系，所以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除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甘发剑驾驶摩托车的行向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根据桂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分析说明意见》，证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甘发剑驾驶的摩托车与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均是从桂平市大洋镇大�圩方向往大洋镇蕉树村方向行驶。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廖兴良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应否负担事故责任。
本案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调查后，以甘发剑事故受伤后没有语言表达能力，不能陈述当时事故发生经过，致使事故的全部事实无法查清为由，无法作出事故认定，不能确定双方当事人的事故责任。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当事人的陈述等全部相关证据，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依法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有无过错进行判断并作出认定。首先，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甘发剑因交通事故连人带车倒地受伤、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在事故现场驶出道路外导致车辆前轮陷入路边水沟的事实。且在其他群众达到现场时，没有发现事故现场尚有�他车辆和车辆驾驶人。其次，甘发剑因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后果系客观事实，在其因事故损伤致严重构音障碍，已失去语言表达能力，无法陈述本案事故发生的经过及事实的情况下，廖兴良作为事故发生时段经过现场并在事故现场将车辆驶往道路外的唯一的另一方当事人及车辆，则应由其负主要的举证责任，以证明其与本案交通事故无关。从廖兴良的主张分析，其主张其驾驶车辆到达事故现场时，已经看到甘发剑及其驾驶的摩托车倒在道路上，并主张在其车辆与甘发剑之间尚停放有一辆小轿车，但却不能陈述出该小轿车如车牌号数字、车身颜色、驾乘人员等任何特征，亦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事故现场有该小轿车经过的事实，因此，廖兴良主张其达到事故现场时前方尚有一辆小轿车的事实不能确认。廖兴良主张其在事故现场停车等候前方的小轿车驶离现场后，下车观察了现场路况后，欲驾车从其行向右侧绕过甘发剑通过现场，在绕行过程中致使其驾驶的小客车前轮驶出路外水沟并导致车辆陷入水沟无法驶离现场的后果。从事故现场分析，事故现场的水泥路面宽度为5米，道路东侧（廖兴良车辆行向的右侧）未进行水泥硬化的泥路路面宽度约为1.8米，泥路路面右侧为深度约0.65米的水沟。事故后，甘发剑倒地处离道路东侧的水沟尚有2米左右的宽度。既然廖兴良主张其下车观察过事故现场的路况，则其应当知道甘发剑倒地处与道路东侧水沟的距离是否足够其驾驶的小客车通过。即使廖兴良在驾车驶过现场过程中才发现距离不足以让其车辆通过，但在事故现场路况复杂且宽度不充分足够车辆通过情况下，其车辆的行驶速度应当较为缓慢，则不可能出现车辆前轮完全陷入道路东侧水沟导致车辆无法驶离现场的后果。据此，廖兴良主张其�来观察事故现场状况后再驾车欲从道路东侧绕过甘发剑驶离现场的主张不能成立。廖兴良在本案中的答辩理由及上诉理由均缺乏充分证据予以支持，亦与情理不符，其主张均不能成立。再次，根据甘发剑及其驾驶的摩托车在事故现场的倒地情况以及甘发剑的受伤情况，可以合理排除甘发剑是单方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廖兴良作为事故时在场的唯一的另一方车辆及驾驶人，在其没有充分排除其与本案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性的情况下，却未在现场等待交警部门进行调查处理，而是径行驾车驶离现场，对导致本案交通事故事实不能全部查明亦有过错，应由其负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本案现有的全部证据，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推断本案事故是因为甘发剑驾驶摩托车与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同向行驶中，一方进行超车时，因未采取合理措施，致使两车发生碰刮或者甘发剑的身体与廖兴良驾驶的小客车发生碰刮，导致甘发剑连人带车倒地滑行的损害后果，而廖兴良在碰刮后驾车紧急往右避让过程中，导致其车辆前轮驶出路面陷入路边的水沟内。一审法院认定廖兴良的驾驶行为与甘发剑交通事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正确。又因本案证据无法查明廖兴良和甘发剑是谁在超车过程中导致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本案证据亦无法完全查明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在甘发剑因交通事故致严重损伤系客观事实、廖兴良在事故后未保护现场并等待交警部门调查处理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甘发剑和廖兴良均负事故同等责任符合公平正义。并据此确定由甘发剑和廖兴良分别承担本案50%民事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甘发剑的摩托车与廖兴良的小客车未发现明显碰撞痕迹问题，因本案事故可能是两�发生碰刮也可能是甘发剑的身体与廖兴良的车辆发生碰撞，较轻微的碰刮并不必然造成明显的碰撞痕迹，且廖兴良事故后未及时接受交警部门的调查，客观上也可能导致相关证据灭失。因此，廖兴良以两车没有明显碰撞痕迹为由主张不是其驾驶的小客车与甘发剑驾驶的摩托车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主张亦不成立。最后，对于李某代理甘发剑进行本案诉讼是否合法问题。甘发剑因交通事故损失致严重构音障碍等严重损伤，并属于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的伤残人员，其既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又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李某作为甘发剑妻子，代理甘发剑进行诉讼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二审中甘发剑亦到庭参加诉讼，其并未对本案诉讼提出异议，因此，保险公司认为不能确定本案诉讼是否甘发剑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保险公司和廖兴良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4450元，由廖兴良负担445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多预交的5292元，廖兴良多预交的4450元，由本院分别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立技
审判员 马荣兴
审判员 陆志然
appoint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 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