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荆州中民四终字第000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邦洪，男，195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龚英，湖北思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沙市三棉有限公司（下称三棉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立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军，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汤惠林，1953年3月12日出生，男，汉族，三棉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李邦洪因与被上诉人三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3）鄂沙市民初字第01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原告李邦洪原系沙市市第三棉纺织厂（后更名为湖北沙市三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沙市三棉有限公司，下称三棉公司）的职工，1994年因病按国家政策转入劳保。1999年11月18日，荆州市经济委员会下发荆经改（1999）10号文件，《关于湖北沙市三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实行国有转国营试点报告的批复》，同意将三棉公司纳入荆州市实施战略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试点企业，并要求三棉公司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制定重组方案开展试点。2000年8月10日，三棉公司召开第九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全体代表表决一致同意该企业退出国有经济序列，职工退出全民所有制身份序列，公司实行公有民营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三棉公司为推行改制，要求与原告李邦洪解除劳动关系，买断工龄。但原告李邦洪要求三棉公司一并解决其劳保工资发放的问题后，再签字买断工龄。其后，原告李邦洪一直未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签字。此后，原告李邦洪的人事档案被转至劳动部门托管。2013年8月20日，原告李邦洪向荆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本案诉争的内容提出申请，该委于2013年8月26日作出荆劳人仲不字（2013）1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李邦洪不服，因而形成讼争。
原审认为：原告李邦洪于2000年被告三棉公司改制时，即已知晓因企业改制，其工龄将被买断，其劳动关系将被解除的事实，此事实原告在诉状中已经陈述。原告李邦洪系因未与被告三棉公司就其劳保工资的给付问题达成一致，而未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签字。由此可以看出，原告李邦洪早在2000年已知道其被解除了劳动关系，及对其劳保工资发放有异议。但原告李邦洪在2013年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李邦洪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及补发劳保工资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且原告李邦洪未能提交有时效中断的有效证据，故对原告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三棉公司为其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诉讼请求，经核实原告在社会保险部门有参保记录，不存在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故对原告的上述请求，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而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三棉公司为其补发住房补帖资金5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没有证据加以佐证，对其诉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对因缴纳社会保险费引起的纠纷应否受理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邦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李邦洪负担。
宣判后，李邦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邦洪因未与被上诉人三棉公司就其劳保工资的给付问题达成一致，而未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签字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未给付上诉人1994年至2000年的劳保工资，为此，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负责人协商，但被上诉人一直以“研究后再做回答，回家等通知”的理由拖延、推诿，从而导致双方未能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送达过《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未依法定程序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所以上诉人不可能知道有所谓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更不可能签字确认。因此，被上诉人违法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其签发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不具备法律效力。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企业改制，工龄将被买断，推断出“李邦洪早在2000年，就已知道其被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依据。上诉人知道工龄将被买断并不等于其已办理了相关手续，已被买断了工龄。解除劳动关系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要么协商解除，要么用人单位在特定情形下可单方解除。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就工龄买断一事与被上诉人达成一致，也未收到被上诉人的事先书面通知，更未拿到任何经济补偿。因此，上诉人并不知道被上诉人所谓的劳动关系被解除的情况。二、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认定不当。原审判决仅以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就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2000年7月6日的《通知》（民营化改造工作精神）和2000年12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证明效力。但是，这二份证据既没有上诉人的签字，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其何时向上诉人出具过。因此，上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解除了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何时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上述事实原审根本就未查清。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故而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适用上述法条首先应弄清楚该争议从何时起算，即何时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举证和庭审中的陈述以及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或者收到的时间。因此，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日即上诉人提起仲裁的时间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上诉人是在2013年8月20日提起的劳动仲裁，其仲裁时效及诉讼时效均未超过法定期限。请求撤销原审判决，1、恢复其劳动关系，同时按照国家政策由被上诉人足额缴纳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直至劳动关系终止；2、由被上诉人补发其1994年以来欠发的所有劳保工资136800元，并按国家规定支付其25％的补偿金34200元；3、按全体职工应享受的标准补发由政府返还给企业的住房补贴金5000元。二审增加诉讼请求，1、确认被上诉人单方面且未依法定程序解除与上诉人之间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支付上诉人赔偿金16128元。
被上诉人三棉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1、当事人就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应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现已进入二审程序，上诉人李邦洪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应纳入二审审理的范围。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解除劳动关系。我方提交的证据证明2000年12月21日向上诉人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只是上诉人未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签字。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超过了仲裁时效是正确的。3、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依法予以驳回。因政府主导改制引起的争议，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即使受理了也应驳回。被上诉人三棉公司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改制，上诉人李邦洪的起诉应予以驳回。4、关于社会保险费问题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李邦洪系被上诉人三棉公司的职工，1994年因病转入劳保。1999年11月18日，荆州市经济委员会下发荆经改（1999）10号文件，《关于湖北沙市三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实行国有转国营试点报告的批复》，同意将三棉公司纳入荆州市实施战略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试点企业，并要求三棉公司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制定重组方案开展试点。2000年三棉公司在政府的主导下退出国有经济序列，职工退出全民所有制身份序列，公司实行公有民营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采取一次性安置买断工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二条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上诉人三棉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其改制是政府主导下对企业进行的改制，由此引发的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等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相关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因此，上诉人的相关诉求不属人民法院主管，至于二审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属二审审理范围。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部分欠妥，实体处理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3）鄂沙市民初字第0112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李邦洪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向绪知
审判员 曾凡玉
审判员 葛筱立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许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