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常民终字第20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华玉。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平，江苏锐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小斌。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峰，江苏立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玉因与被上诉人徐小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没有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第二次开庭中被上诉人要求证人出庭，一审认为证人作证与案件事实有利害关系，但证人作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关于本案事实，2014年9月20日，被上诉人因小孩上学需要买学区房，向上诉人借款100000元，上诉人用妻子吴玉美的银行卡转账被上诉人100000元。2014年11月左右，被上诉人转账给吴玉美50000元。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归还余款50000元，被上诉人未履行还款义务。上诉人提供了汇款单及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的彩信，内容“今代收徐小斌欠华玉人民币伍万元”。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表明被上诉人对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明确认可。一审认为，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上诉人已经履行交付借款义务两个要件事实。虽然上诉人基于朋友关系，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但录音证据已经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合意。虽然上诉人用妻子的银行卡汇款给被上诉人，但从录音和彩信来看，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将上诉人作为借款合同的相对人。被上诉人认为泰兴市诚港纺织助剂有限公司与其有业务往来，被上诉人没有按一审法官要求提供证据，该公司与被上诉人是否有业务往来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认为提供的汇款单、录音、被上诉人还款50000元的事实及采集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假设双方有业务往来也不影响本案的借款事实。
徐小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华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小斌立即归还借款5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9月20日，吴玉美（华玉妻子，泰兴市诚港纺织助剂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徐小斌账户汇入人民币100000元。2014年11月左右，徐小斌通过银行转账汇入吴玉美账户人民币50000元。2015年2月3日，泰兴市诚港纺织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港公司”）员工吴照向徐小斌出具一张收条，载明：“经公司同意徐小斌的贰万元现金及2.35吨海藻酸钠成品偿还公司伍万元现金。”2015年2月12日，吴照又向徐小斌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代收徐小斌欠华玉人民币伍万元。”2015年6月18日，华玉诉至法院，称徐小斌向其借款100000元后仅归还了50000元，尚余50000元未能支付，请求判令徐小斌立即归还50000元借款。
一审还认定，泰兴市诚港纺织助剂有限公司设立股东有三名，为吴玉美、吴某甲、徐婷，其中吴玉美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甲为公司监事。吴玉美与华玉系夫妻关系，徐婷与吴照曾系夫妻关系（现已离婚）。2015年6月6日，吴照与吴某甲因货物缺少问题发生争执，泰兴市公安局张桥派出所出警，并对事情经过记录如下：“2015年6月6日12时许，在本市张桥镇吴榨村东吴组，吴照租用的吴某甲家的房子经营企业，现吴照报警称其放在厂里的价值五万元的货物少了。吴某甲自称货物在其手上。吴照要求吴某甲归还货物，吴某甲以吴照尚有房租未交为由，拒不归还。”
对于借款用途及经过，华玉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称，其与徐小斌某日在南通某饭馆吃饭时，徐小斌称女儿读书需要钱而向华玉借款，因自己身上未带现金，便未叫徐小斌出具借条，回家后让妻子吴玉美汇款给徐小斌，后徐小斌归还了50000元，剩余50000元至今未付。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华玉称“徐小斌向我借款是用于购买房子的，这个钱我一直没有要过，后打款给吴玉美50000元，到年底时徐小斌打电话我，说还有50000元钱还给吴照了，我根本没有叫吴照代收这个钱，所以我是不认可的。”
一审审理中，徐小斌提出，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徐小斌通过诚港公司的员工吴照才认识华玉，而徐小斌与诚港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无任何书面合同），徐小斌曾一直向弘顺公司供应相关货物，后徐小斌与诚港公司协商，决定由诚港公司向弘顺公司供货，原先徐小斌在弘顺公司处尚未结算的货物亦由诚港公司出面结算，诚港公司结算后再与徐小斌进行结算，本案讼争的100000元正是由此产生；原先徐小斌在弘顺公司仍有部分货物由诚港公司进行了结算，故诚港公司法人吴玉美将100000元货款支付给徐小斌，后发现徐小斌的货物并没有100000元，经协商徐小斌退还给吴玉美50000元货款（转账），后经双方协商徐小斌又退还20000元现金给诚港公司，到年底结算时，决定将徐小斌的货物2.35吨海藻酸钠抵款30000元，由吴照向徐小斌出具了2015年3月2日的收条；后由于得知华玉要起诉徐小斌，徐小斌便要求吴照重新出具了一张收条，即2015年2月12日的收条。案外人吴照出庭作证，认可徐小斌所述内容。
对此，华玉提出，徐小斌与诚港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虽然吴照曾是诚港公司员工，但2014年12月26日诚港公司通过股东会议决定不让吴照继续工作；徐小斌未能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与诚港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故本案很明确是借贷关系，且华玉与徐小斌通话时徐小斌已认可向华玉借款100000元的事实，华玉有录音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华玉主张与徐小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须由华玉举证证明两个要件事实：一、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二、华玉已经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实践中，借贷合意一般以借条的形式呈现，如果没有借条，出借人应提供充分的间接证据印证借贷合意的存在，此处的间接证据包括支付凭证和本人陈述等；本案中，华玉不能提供借条，仅能提供支付凭证，而华玉提供的银行汇款证明的汇款人又不是华玉本人，而是华玉的妻子吴玉美，徐小斌退还50000元款项时亦将资金汇入吴玉美的账户，且不论吴玉美是诚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使不是，该汇款证明对于证明华玉、徐小斌之间交付事实存在亦属于间接证据，对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合意存在的要件事实更是难以发挥作用；华玉对借款缘由及经过的描述也存在前后不一致，徐小斌更是对此全盘否认；至于华玉提供的录音证据，从证据形式而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从证据内容而言亦不能明确华玉、徐小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徐小斌在录音中虽默认双方之间有100000元往来，但亦在对话中提及货物返还事宜，由此不能得出双方之间存在纯粹的借贷关系的结论。借贷关系本质上是合同关系，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要求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是明确的，但本案华玉所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华玉、徐小斌之间有借贷的意思表示存在，亦不能证明案涉的100000元款项是基于华玉本人与二人之间的某种法律关系而产生。至于该100000元款项是否基于徐小斌与诚港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而产生，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法院不予评述；但即使徐小斌在本案中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诚港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也不能由此反推出华玉和徐小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结论。综上，华玉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徐小斌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华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由华玉负担。
经查阅一审卷宗，被上诉人提交案外人吴某甲出具的“软水剂”收货手续1张。
二审中，上诉人为证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申请证人吴某甲、吴某乙到庭作证。吴某甲陈述：其系诚港公司监事，负责生产、材料进库和发货；对于华玉借10万元给徐小斌，是华玉告诉的；上述收货手续是代吴照出具的。吴某乙陈述：去年（2014年）9月在南通的一个小饭店里，与华玉、吴照、徐小斌一起吃饭时，徐小斌向华玉借款10万元买房子；在回途中，华玉问这个钱能不能借，其称吴照比较了解，要问吴照，吴照说可以借；过几天后问华玉有没有借钱，华玉说借了，其当时还提醒他要慎重。上诉人还提交了1份上诉人的代理人李建平与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书面记录，相关内容为，李：“我是泰兴华总的朋友，……你在2014年9月份向华总借款10万元，后来你还款50000元，是吗”徐：“对的。”李：“……还有50000元你想如何处理？”……徐：“因为当时吴照来拉我的2.35吨海藻酸钠，因为当时吴照和他两人是合伙的，当时发工资钱不够，给2万，他说我给打条子，代华玉收到5万元现金……”。被上诉人认为该书面记录与录音内容不一致。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而言，上诉人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为证明其事实主张，上诉人在一审、二审中举证了汇款证明、电话录音、吴照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收条及证人证言。上述证据中，汇款证明双方系吴玉美和被上诉人；电话录音书面记录中上诉人的代理人自称系“泰兴华总的朋友”（是否即指泰兴诚港公司），易产生歧义及误导，被上诉人虽未明确否认借款事实，但同时也称上诉人与吴照系合伙关系，并基于两人的合伙关系向吴照清偿了债务，而被上诉人对处于录音状态显然并不知情，表述内容也不尽严谨。至于吴照出具的收条，一审中吴照本人已经出庭作证，对收条出具的情况作出说明，该收条及吴照的证言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两证人证言中，吴某甲对上诉人主张的借款事实系听上诉人所说；仅有吴某乙陈述被上诉人当面向上诉人提出过借款。本院认为，借条系普遍接受的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凭证，从本案证人证言、各方陈述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熟悉，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大额借贷关系，却未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显然违背常识与情理，上诉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充分举证。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老是打电话保证还款”，因此未补借条，并未提供证据。综合本案情况，上诉人的举证并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华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由上诉人华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秋云
审 判 员 罗希夷
代理审判员 杨丽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马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