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0民再10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春平，男，1968年2月25日，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鲁某丈夫。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波，男，199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鲁某之子。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鲁后江，男，193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鲁某之父。
上述三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汤运芝、万光华，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湖北荣谊塑胶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沙洋县纪山镇郭店工业园。
法定代理人：荣冬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黎，男，1964年6月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陈恳，湖北恒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彭文祥，男，197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张某丈夫。
原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彭艳，女，199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张某之女。
原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彭某。
原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开阳，男，194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张某之父。
原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寺英，女，194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张某之母。
上述五原审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琴，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春兰，女，195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
申诉人沈春平、沈波、鲁后江与被申诉人湖北荣谊塑胶有限公司（简称荣谊公司）及原审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张开阳、李寺英、张春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7日作出（2014）鄂荆州区民初字第00266号民事判决。荣谊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7日作出（2014）鄂荆州中民三终字第00139号民事判决。沈春平、沈波、鲁后江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15年5月5日作出（2015）鄂荆州中民申字第00007号民事裁定，驳回沈春平、沈波、鲁后江的再审申请。沈春平、沈波、鲁后江不服，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2月3日作出鄂检民（行）监（2015）42000000203号民事抗诉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2016）鄂民抗2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依超、助理检察员杨格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沈春平及其与申诉人沈波、鲁后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汤运芝、万光华，被申诉人荣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黎、陈恳，原审被上诉人彭文祥及其与原审被上诉人彭艳、彭某、张开阳、李寺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琴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上诉人张春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其抗诉理由为：1、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是三方当事人在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自愿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程序、内容合法，没有证据证明协议三方当事人有恶意串通的事实。终审判决认定《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系三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的结论没有证据支撑并无事实依据；2、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涉及民事侵权和工伤保险待遇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者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荣谊公司没有为职工鲁某、张某缴纳工伤保险费，在其发生工伤后，应当由用人单位荣谊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也没有损害荣谊公司的利益，应合法有效。终审判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定《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部分条款无效，于法无据。
申诉人沈春平、沈波、鲁后江称：1、涉案调解协议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被申诉人利益的问题。被申诉人未为鲁某购买工伤保险，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应当承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的请示的答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无论三申诉人是否获得民事赔偿，被申诉人都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被申诉人应对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进行全部赔偿，涉案调解协议不存在损害被申诉人利益的问题。2、二审判决直接引用属于行政规章条文的《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来确认合同效力，适用法律错误。3、涉案调解协议与被申诉人没有利益关系，被申诉人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二审将其作为适格的主体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再审。
荣谊公司辩称：1、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调解协议书是在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被害人家属都聘请了律师参与调解，但协议对应高额赔偿的金额约定畸低，低额赔偿的金额约定畸高，并遗漏重要的赔偿项目，根据我省适用的差额补偿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加重了被申诉人在工伤赔偿中的责任，损害第三人利益。2、原判适用法律正确。我省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根据《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取差额赔偿的原则，虽然2015年2月1日后实施修改后的新办法，但本案确认合同无效应以当时的法律规定为定案依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张开阳、李寺英述称，同意申诉人的意见，请求再审。
原告荣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2年10月24日19时45分许鲁某燕无证驾驶无牌豪天100型摩托车后张某碧，在207国道2078KM（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江店村）路段由北向南逆向行驶时，与对向行驶至此的张春兰驾驶鄂Ｄ×××××2小型轿车相撞，造鲁某燕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张某碧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2年10月26日死亡及两车均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2年11月1日，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四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鲁某燕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张春兰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张某碧不承担责任。2012年11月12日，经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出具《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2012年12月18日，沙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张某碧鲁某燕认定为工伤。原告认为，调解协议减少了死亡赔偿金的数额，遗漏了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项目，增加了原告在承担工伤保险待遇差额赔偿时的负担，请求：1、确认《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荆交民调字第（2012）第416号）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2年10月24日19时45分许鲁某燕无证驾驶无牌豪天100型摩托车后张某碧，在207国道2078KM（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江店村）路段由北向南逆向行驶时，与对向行驶至此的张春兰驾驶鄂Ｄ×××××2小型轿车相撞，造鲁某燕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张某碧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2年10月26日死亡及两车均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2年11月1日，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四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荆公交认字（2012）第1105号）认定鲁某燕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张春兰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张某碧不承担此事故责任。2012年11月12日，经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出具《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荆交民调字第（2012）第416号），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已按调解协议履行完毕。2012年12月18日，沙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沙工伤决（2012）179号），对用人单位即原告的职张某碧“认定为工亡”；同日，该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沙工伤决（2012）180号），鲁某燕“认定为工伤”。2013年，被告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将原告作为申请人向沙洋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仲裁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59.96万元，减去交通事故已赔偿26万元，实际应向被告支付33.96万元。另查明，原告没有依法为本案死者办理工伤保险。受害张某碧鲁某燕二人为农业户口。
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被告于2012年11月12日在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为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程序、内容合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关于该调解协议是否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该院认为在该案件中，由于原告没有为死者办理工伤保险，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原告在工伤保险赔偿中为责任主体，并不具有任何利益。本案被告张春兰由于其侵权行为，也应对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机制在法律上是并行不悖的，二者不能混同，也不能相互替代，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之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依照《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依此规定，本案被告在侵权人处获得赔偿后，并不影响其向原告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被告在侵权人处获得赔偿数额多少也与工伤保险待遇无关。即便依照《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之规定，《沙洋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裁决本案原告应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是工伤保险待遇总额减去侵权人张春兰已支付的赔偿总额所得，并未进行分项的扣减，而根据两死者的户口性质，被告张春兰所承担的赔偿总额已超出了其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因此，该份调解协议并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原告诉争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作出（2014）鄂荆州区民初字第0026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湖北荣谊塑胶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原告湖北荣谊塑胶有限公司负担。
荣谊公司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查明受害张某碧鲁某燕二人为农业户口，张某碧鲁某燕二人属于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镇，死亡赔偿金应该根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2、原判认定被告张春兰承担的赔偿总额已超出了其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享有的死亡赔偿金应为3674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77714元；被上诉人沈春平、沈波、鲁后江享有的死亡赔偿金应为3664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65820元。《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明显减少了死亡赔偿金数额、遗漏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即便不按分项计算，张春兰应该承担的赔偿总额（应为1150382.42元）也减少了。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对于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湖北省乃至全国绝大部分省份的规定和做法，均适用差额补偿制。基于差额补偿制，被上诉人张春兰在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中少支付的赔偿额，正是上诉人在工伤赔偿中多支付的金额。被上诉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增加了上诉人在承担工伤保险待遇差额赔偿时的负担，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调解协议应认定无效。三、原判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发回重审。1、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的委托代理人刘琴的父亲任原审法院法官，刘琴依法不得在本辖区从事诉讼代理；另，刘琴与一审审判长曾系同事关系，一审审判长应当回避而未回避。2、本案应当在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理，一审法院将案件分配由该院纪南法庭审理，违反了法院内部审判庭和法庭之间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3、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与被上诉人张春兰之间负有赔偿权利和赔偿义务的利害关系，而上述两方的委托代理人系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时代理本案违法。四、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依据协议标的收费不当。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的主要协议内容如下：一、经三方协商认可，乙方（即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一方）的损失有：医疗费6281.03元，死亡赔偿金50000元，丧葬费70000元，精神抚慰金130000元，误工费、护理费16000元，交通费4000元；丙方（即沈春平、沈波、鲁后江一方）的损失有：医疗费5557.39元，死亡赔偿金48000元，丧葬费5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护理费6000元，交通费2000元，车损凭票据。二、经三方协商认可，甲方（张春兰）自愿赔偿乙、丙方总损失450000元，除去张春兰已支付乙、丙两方的医疗费、尸检费用、丧葬费等合计50000元外，张春兰还应支付400000元。本协议为一次性了结协议，三方不再另起争议。三、乙丙双方商定，乙方获得赔偿260000元，丙方获得赔偿140000元，双方不得再为此交通事故发生争议。协议还对保险理赔、协议履行方式等进行了约定。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是否损害了上诉人荣谊公司的利益，由此是否导致该协议无效。《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由于道路、航运、航空、铁路等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或者职工被派遣出境工作时所发生的工伤，或者职工工伤涉及其他民事伤害赔偿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索取伤害赔偿。获得的伤害赔偿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根据用人单位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由经办机构或所在单位补足差额部分。根据该条规定，我省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如果职工因工伤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后，再行索取工伤保险待遇的，均是按照差额赔偿的原则，以二者的赔偿总额扣减或者分项扣减的方式进行。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中，除营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单属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外，其他如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项目均系两种赔偿机制中重合的项目。如果当事人在协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总额的基础上，将重合项目中应赔偿金额较低的项目的数额故意拉高，将应赔偿金额较大的项目的数额故意降低，甚至故意放弃其中的部分赔偿项目，那么，在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后，就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的分项差额赔偿中，基于被降低数额的项目和放弃的项目，从而在该分项赔偿中额外获得更大的工伤保险待遇利益，这无异于加大了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赔偿义务主体的责任。本案是经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人民调解活动时，不仅应当遵循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的原则，同时也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和赔偿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详尽的规定，也是人民调解应当参照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审查涉案调解协议，存在如下问题：一、关于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属于对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收入减少的损失赔偿，一般情况下，死亡赔偿金必然是所有赔偿项目中利益最大的、不可缺失的一项。涉案交通事故中，死张某碧（时年42岁）鲁某燕（时年40岁）均系中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计算，本案所涉死亡赔偿金均可达到数十万。但调解协议仅约定赔张某碧一方70000元，赔鲁某燕一方50000元。此数据与协议约定的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相较，本应当占最大比例的死亡赔偿金却被约定得畸低。二、关于丧葬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关于丧葬费的规定计算，涉案丧葬费不会突破20000元，但调解协议张某碧一方获得丧葬费70OO0万元鲁某燕一方获得50000元。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司法实践中，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必然是不可或缺的赔偿项目。涉案交通事故中张某碧有两个未成年子女（分别为16岁、5岁），在协议显示张春兰有余力赔偿高额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况下，却放弃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索赔，于常理不符。而被扶养人生活费属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项目。四、关于误工、护理费。发生交通事故后鲁某燕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张遣碧于第三日死亡，即鲁某燕仅抢救2天，张某碧仅抢救3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协议约定的误工、护理费也远远超出合理的实际损失。五、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中未重合的赔偿项目，工伤保险待遇中没有精神损害赔偿项目。如果调解协议在人身损害赔偿总额确定的情况下，故意拉大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比例，必将导致工伤保险赔偿义务人在因此而被降低数额的其他赔偿项目中，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在调解实践中，是在当事人以财产赔偿的方式赔偿了直接或者间接损失后，在侵权人具备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协商合理的赔偿数额。从相关法律条文的构架和先后归置体例上，也可以看出直接或者间接损害的赔偿位列于精神损害赔偿之前。而涉案交通事故的调解中，张某碧一方仅仅获得70000元死亡赔偿金鲁某燕一方仅仅获得48000元死亡赔偿金，而且张某碧一方没有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前提下，却约定由张春兰张某碧一方赔偿高达13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鲁某燕一方赔偿高达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协议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约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远远超出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以及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上限，有违常理。
综上，人民调解协议是在法律框架内，以事实为依据，结合赔偿义务人的经济赔偿能力，经过当事人充分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涉案《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是在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张某碧鲁某燕的家属在协商赔偿时，均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调解。而比较《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约定的赔偿项目，本应占重大比例的死亡赔偿金被约定得畸低，比例较小的丧葬费被约定得畸高，不当遗漏的被挟养人生活费被遗漏，精神损害抚慰金被约定得的畸高，上述分项赔偿金额的约定不仅违背常理，也与人民调解实践相悖，显属故意为之，且显失公正。由此，职工近亲属将在后续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中，基于差额补偿原则而在被降低的死亡赔偿金、被遗漏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等项目上，获得更多的不当赔偿利益，这种协议方式显然加重了上诉人荣谊公司在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涉案《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总额，当为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完毕，故协议关于张春兰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的总金额之约定有效。但协议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和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分项赔偿金额的约定，因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即涉案《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的部分条款无效。
关于一审认为原告为工伤保险赔偿的责任主体，不具有任何利益，因此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的认识，对此本院二审认为，发生因工伤造成的人身损害后，职工即可以向侵权的第三人要求民事侵权赔偿，也可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工伤保险赔偿义务人要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荣谊公司诚然是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主体，但是在职工近亲属已经首选民事侵权赔偿的前提下，则应该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和《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后续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法律并不排斥责任主体享有正当合法的权益，一审仅以荣谊公司为工伤保险的赔偿责任主体为由，脱离案件具体情况评判荣谊公司在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中不具有任何利益，于法无据。一审判决认为，沙洋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裁决本案原告应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时，是依据赔偿总额进行扣减，并未进行分项扣减，因此，调解协议并不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对此本院二审认为，涉案仲裁纠纷的当事人因不服该《仲裁裁决书》，已经分别向沙洋县人民法院提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之诉，且该案已中止审理。本案各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尚未经审理、裁判，一审判决以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结果认定荣谊公司利益未受损害，没有事实依据。
关于上诉人荣谊公司所诉一审程序方面的问题。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委托刘琴律师作为代理人，并不导致案件应当发回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二、三条的规定，本案一审审判长不存在应当依法回避的情形。二、案件在法院内部审判庭之间的分配，属于法院内部审判管理的问题，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关于上诉人荣谊公司所称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与被上诉人张春兰的委托代理人同时作为本案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违法的问题。首先，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与被上诉人张春兰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均为被告，不存在双方代理的情形，其次，即使上诉人认为上述代理行为属于同一律师事务所双方代理，此行为亦属于受律师法等相关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并不影响诉讼案件的审判。四、关于上诉人不服一审人民法院收取案件受理费的问题，上诉人应当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主张救济。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荣谊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据此作出（2014）鄂荆州中民三终字第0013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4）鄂荆州区民初字第00266号民事判决；二、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荆交民调字（2012）第416号《荆州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一条中，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和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金额的约定无效；三、驳回湖北荣谊塑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90元，共计13240元，由上诉人湖北荣谊塑胶有限公司负担4414元，被上诉人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共同负担2942元，被上诉人沈春平、沈波、鲁后江共同负担2942元，被上诉人张春兰负担2942元。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调解协议书是否因损害了荣谊公司的利益而无效？2012年11月12日，涉案事故各方当事人在商定了赔偿总额的基础上，对分项损失进行约定：彭文祥、彭艳彭某锦、张开阳、李寺英一方的损失中死亡赔偿金50000元，丧葬费70000元，精神抚慰金130000元，误工费、护理费16000元；沈春平、沈波、鲁后江一方的损失中死亡赔偿金48000元，丧葬费5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护理费6000元。协议签订时《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按照有关规定索取伤害赔偿。获得的伤害赔偿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根据用人单位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由经办机构或所在单位补足差额部分。根据该条规定，事故发生时我省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司法实践中，职工因工伤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后，索取工伤保险待遇时实行差额赔偿，以二者的赔偿总额扣减或者分项扣减。从本案调解协议书来看，当事人将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两者重合项目中按照法律规定应占重大比例的死亡赔偿金约定畸低，比例较小的丧葬费约定畸高，精神损害抚慰金约定畸高，放弃被抚养人生活费，该分项赔偿约定明显违背人身损害赔偿的常理，脱离了当时的法律框架。按照该协议，在人身损害赔偿中被约定较低和放弃的项目，在工伤保险待遇的分项差额赔偿中将会获得更多的赔偿数额，该分项赔偿约定将会加重被申诉人荣谊公司的赔偿责任。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者近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者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但并未明确工伤保险待遇的补偿方式。而当时的《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是对湖北省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方式的一种具体实施规定，湖北省内的司法实践以及工伤保险待遇的给付在当时均是适用差额赔偿原则，故从当时的法律规定来看，涉案调解协议的分项赔偿约定损害了被申诉人荣谊公司的利益。因此，原判认定该分项赔偿约定无效并无不当。但由于劳动者在工伤认定作出后至今尚未得到工伤保险待遇，其工伤保险待遇由给付机构按照给付时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本案审理结果并不当然地影响其权利救济的实现。
综上，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4）鄂荆州中民三终字第0013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祖发
审判员 廖崇霞
审判员 周 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