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1民再42号
抗诉机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何志良，男，198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锐声，系何志良的父亲。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号农业银行大厦***楼。
负责人：冯旭东，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金华，广东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舒聪，广东慕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申诉人何志良与被申诉人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广州分行）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6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检民（行）监[2017]4401000037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粤01民抗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何志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锐声，被申诉人农行广州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金华到庭参加诉讼。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许远洲、书记员王威祖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何志良申请再审未超过法定再审期间，有证据证明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理由如下：(一)何志良申请再审未超过法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因何志良的经常居住地与住所地不一致，且申领信用卡的数据非其本人填写，致使法院无法有效进行除公告送达以外的其它送达，何志良亦无法及时接收诉讼文书，从而难于知晓并参与诉讼。何志良主张其于2014年12月16日工资存款被扣划才知道本案处理结果，符合常理，后于2015年1月10日申请再审，并未超过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二)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本案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金穗信用卡申请资料上有何志良的签名，由此认定何志良申领了金穗信用卡，并根据约定应偿还该卡的透支款项和相关费用。由于何志良未能参加本案一审诉讼，金穗信用卡申请资料是否由何志良本人填写和签名未经过双方质证。后在检察机关审查期间，根据何志良的申请，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调取了银行方留存的认为何志良申领涉案信用卡的资料原件《中国农业银行金穗正佳广场联名卡申请表》l份，由何志良提供了“何志良”笔迹材料原件2页、“何志良”的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何志良”的学习笔记数据原件2页，委托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中国农业银行金穗正佳广场联名卡申请表》中主卡申领人签名栏“何志良”的签名作笔迹鉴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穗检技鉴字(2016)9号《文件检验鉴定书》，“检验及分析论证”部分记载：检材、样本笔迹书写速度较快，运笔流畅自然，二者均能反映书写人的书写习惯，可作为鉴定依据。将检材中要求鉴定的签名笔迹“何志良”与“何志良”样本笔迹进行比较检验，发现二者在书写水平、单字的形体结构、相同部首的笔顺、搭配比例、连笔方式及运笔形态等笔迹特征上存在本质的差异，充分反映出不同人的书写习惯，构成否定同一的依据。鉴定意见为：送检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正佳广场联名卡申请表中主卡申领人签名栏“何志良”笔迹与“何志良”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由此证明，何志良本人没有在涉案信用卡申领数据上签名，涉案信用卡的申请人并非何志良本人。故，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涉案信用卡并非由何志良本人申领、使用，何志良与农行营业部并没有产生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何志良不应承担清偿欠款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
何志良述称，同意抗诉意见。
农行广州分行辩称，不同意抗诉意见。涉案的金穗信用卡是何志良申请开具的。笔迹鉴定的论证过程简单且不明确。不能排除系何志良签名的可能。认可抗诉机关关于诉讼时效的意见。
农行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志良向农行广州分行偿还截止至2012年3月27日止的透支款本息、滞纳金、超限费等共计13638.09元及之后的利息（利息从2012年3月28日起计至何志良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付）；何志良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11月16日，何志良向农行广州分行申领金穗信用卡，填写了《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申请表(个人卡)》一份，该申请表附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以下简称合约)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上述章程及领用合约订明：持卡人应在银行要求的到期还款日之前还款，银行记账日至到期还款日为免息还款期，最长为56天。持卡人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全部贷款的，无须支付非现金交易贷款的利息。持卡人以最低还款额方式（还款额满足银行要求的最低还款额但未偿还全部贷款）还款，不享受免息还款期便利，持卡人超过发卡银行批准的信用额度用卡时，也不享受免息还款期便利，均应支付未偿还部分自银行记账日起至还款日止的贷款利息。持卡人首月最低还款额不得低于欠款总额的10％。持卡人预借现金，不享受免息还款期便利，应当支付自银行记账日起至还款日止的贷款利息。上述所有贷款利息发卡银行均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发卡银行对贷记卡账户的超额还款不计付利息。持卡人未能在到期还款日之前偿还发卡银行要求的最低还款额、超额使用发卡银行批准的信用额度的，除支付贷款利息外，还应就最低还款额的未偿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分别支付滞纳金、超限费等。农行广州分行接到何志良的申请后，核发农业银行信用卡给何志良使用，卡号为62×××21。何志良使用上述信用卡后发生透支，在透支期间内未清偿所欠款项。农行广州分行提供的对账单显示：截止至2012年3月27日，何志良申领的信用卡产生的透支款本金9980元及其利息2756.49元、滞纳金590.05元、超限费311.55元。审理过程中，农行广州分行确认该卡的信用额度为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何志良向农行广州分行申领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时已明确表示接受领用合约及章程的规定，因此，何志良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出现透支后，即与农行广州分行产生借贷合同关系，农行广州分行、何志良应按合约、章程履行各自义务。何志良使用贷记卡发生透支后，未按时向农行广州分行偿还透支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负违约责任。农行广州分行要求何志良偿还截至2012年3月27日的透支款本金9980元及其利息2756.49元、滞纳金590.05元，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农行广州分行要求何志良支付超限费的问题。农行广州分行给何志良的信用额度为10000元，而何志良的透支款本金为9980元，依照领用合约的关于“申领人超过发卡人批准的信用额度用卡，在本周期账单日营业终了前未能偿还超额部分，应按超限部分支付超限费，全部欠款均不享受免息还款待遇”的约定，何志良在没有超过信用额度的情况下，则无需向农行广州分行支付超限费。因此，农行广州分行要求何志良支付超限费311.55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何志良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逾期不到庭应诉，依法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何志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农行广州分行偿还信用卡透支款本金9980元及欠款的利息、滞纳金（截止至2012年3月27日，利息2756.49元、滞纳金590.05元；从2012年3月28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付）。二、驳回农行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0元，由何志良负担；公告费158元，由何志良负担。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再审查明，检察机关在审查期间，根据何志良的申请，调取了银行方留存的何志良申领涉案信用卡的资料原件《中国农业银行金穗正佳广场联名卡申请表》1份作为检材[该申请表与一审判决中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申请表(个人卡)》是同一份，只是各自称谓有别，何志良提供“何志良”笔迹材料原件2页、“何志良”的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何志良”的学习笔记数据原件2页作为样本，委托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中国农业银行金穗正佳广场联名卡申请表》中主卡申领人签名栏“何志良”的签名作笔迹鉴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穗检技鉴字[2016]9号《文件检验鉴定书》，“检验及分析论证”部分记载：检材、样本笔迹书写速度较快，运笔流畅自然，二者均能反映书写人的书写习惯，可作为鉴定依据。将检材中要求鉴定的签名笔迹“何志良”与“何志良”样本笔迹进行比较检验，发现二者在书写水平、单字的形体结构、相同部首的笔顺、搭配比例、连笔方式及运笔形态等笔迹特征上存在本质的差异，充分反映出不同人的书写习惯，构成否定同一的依据。鉴定意见为：送检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正佳广场联名卡申请表中主卡申领人签名栏“何志良”笔迹与“何志良”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农行广州分行质证称，鉴定报告上的两位鉴定人员身份不明确，也没有附相应的鉴定资质，不确定其是否具备鉴定资格。关于三份样本，其中一份是签名，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何志良申请检察监督时写的。一份是何志良劳动合同，该样本提交检察院时是复印件，该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该合同没有劳动行政部门的备案，没有购买社保的记录，因此该合同的样本是存疑的。另一份样本是何志良学习笔记两页，说是2009年的学习笔迹，但上面没有任何签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2009年形成的，该笔迹的真实性以及如何形成是无法确定的，有可能是事后形成的。样本之间的书写习惯也是不一致，在卡表上何志良的签名是连笔，鉴定申请书不是连笔的，笔迹鉴定材料上何志良的“心”字是连笔，劳动合同的签名是分开的，何志良提交的学习笔记的签名又是连笔的，该签名是事后补签的。
经庭审出示鉴定报告原件，农行广州分行对鉴定人资质没有异议。
关于鉴定样本，检察机关称，签名字迹样本是何志良在检察官面前，按照快、中、慢速度书写的。提交鉴定的何志良劳动合同、学习笔记是原件。对于学习笔记，记载内容与2007年劳动合同关联，学习内容与从事职业是关联的。学习笔迹的形成时间与劳动合同的劳动期限相吻合。
何志良陈述，其丢失了四次身份证，因丢失身份证被他人盗用开卡，并提交了出示派出所的说明。广州市公安局岭南派出所在何志良的报告中备注：何志良于2007年5月28日办理证件丢失补领，2008年8月18日办理证件丢失补领，2010年2月11日办理证件丢失补领，2011年5月29日办理证件丢失补领。
农行广州分行质证称，何志良的身份证在2010年11月2日丢失补领一次，2011年5月20日丢失补领一次，金穗信用卡的开卡时间2010年11月16日，该时间不能确认何志良的身份证是否丢失。
经再审庭审释明，农行广州分行坚持认为信用卡上的“何志良”签名字样为何志良本人签名，但未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
原审判决于2013年12月12日生效，何志良于2015年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认为何志良申请再审已超过申请再审期限，裁定驳回何志良的再审申请。
原审法院向何志良的户籍地广州市荔湾区和平中路125号及信用卡申请表上记载的单位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世康大街五巷9号601-603室寄送起诉状副本、传票等应诉材料，但送达未果。原审法院向何志良公告送达。何志良称其家庭自2012年起搬到广州市荔湾区芳和中环街17号1304房居住，该房为廉租房，并提交廉租房租赁合同，记载额租赁期为2011年11月4日至2013年11月3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于2018年1月3日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何志良是否涉案信用卡的开卡人及实际使用人。虽信用卡申请表上记载了何志良的身份信息，且农行广州分行在开卡时审核了何志良个人身份证，但检察机关在何志良申诉期间，就该信用卡申请表上的“何志良”签名与样本上的何志良签名是否一致委托鉴定，鉴定结论为申请表上的“何志良”签名与样本上的何志良签名不一致。何志良对其主张已提交了上述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材料，农行广州分行虽对鉴定样本真实性、形成时间、取样过程等提出异议，经再审释明，农行广州分行未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对检察机关委托鉴定的《文件检验鉴定书》予以认定。根据该鉴定意见，何志良不是涉案信用卡的申请开卡人，且无证据证实何志良实际使用涉案信用卡，故根据再审新证据，原审认定何志良为涉案信用卡的开卡人及实际使用人不当，何志良与农行广州分行不存在本案信用卡领用民事法律关系，何志良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农行广州分行对何志良的起诉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6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40元，退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一审公告费158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一扬
审判员 林 娟
审判员 周国庆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余立颖
谭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