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民终字第14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甲。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乙。
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黄峰。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毛卫东。
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因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民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峰、被上诉人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毛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0年3月份左右，许锡昌通过印存斌介绍，承接了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宣城市泾县福豪大酒店的装饰、装修及安装工程。2010年5月22日，许锡昌借用原告中超公司的资质与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合同发包人为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承包人为原告中超公司。约定合同签订后15天承包人缴纳壹佰万元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之后，许锡昌联系龚苗祥，约定由龚苗祥承建其中的装饰工程，许锡昌承建水电工程。2010年6月26日，原告中超公司与龚苗祥签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协议书一份，许锡昌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该项目管理协议书载明工程造价暂定1000万元，中超公司按17%的比例提取总包管理费及税金，龚苗祥应向中超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100万元。2010年7月5日，龚苗祥向中超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70万元，同日，许锡昌向中超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30万元。中超公司将上述款项100万元支付给发包人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龚苗祥进场施工完成部分工程后，因福豪大酒店房屋产权不明，遂停止施工。停工后，龚苗祥向中超公司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许锡昌以借款形式付给龚苗祥45万元。2012年5月31日，因张兴明涉嫌犯罪，安徽泾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向许锡昌进行调查询问，许锡昌陈述：“2011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要求张兴明把履约保证金退还给我们，张兴明就退还了10万元履约保证金，这笔钱是汇到了我个人的账户上（开户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之后，张兴明又陆续的付给了我110万元左右，这样，等于张兴明一共是付给我120万元左右…”。2013年1月29日，龚苗祥起诉中超公司，要求确认项目管理协议书无效，返还履约保证金70万元。审理中追加许锡昌为共同被告，要求许锡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院于2014年2月8日作出（2013）绍诸民初字第298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龚苗祥与中超公司于2010年6月26日签订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协议书无效；二、中超公司返还龚苗祥履约保证金70万元；三、许锡昌对中超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四、驳回龚苗祥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龚苗祥申请强制执行，中超公司已履行上述判决确定的义务。2013年4月12日，许锡昌起诉龚苗祥，要求归还借款45万元及利息。该院于2013年10月28日作出（2013）绍诸商初字第1123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许锡昌之诉请。2011年5月12日，中超公司出具浙江省统一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款项内容为退履约保证金20万元。另查明，许锡昌已于2014年5月11日因病去世，被告许某甲、赵某系许锡昌之父母，被告章某系许锡昌之妻，被告许某乙系许锡昌儿子，四被告系许锡昌第一顺序继承人。
原审判决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不当利益。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为实现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权，应当举证证明以下构成要件事实：一是一方得到财产上的利益，二是致另一方受到损害，三是一方得到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具体到本案，涉案工程的合同当事人为中超公司与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中超公司收到龚苗祥交付的70万元、许锡昌交付的30万元款项后，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支付给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后合同终止履行，作为发包方，应将履约保证金返还合同相对人中超公司，现中超公司收到退还的履约保证金为20万元，发包方负责人张兴明将包含履约保证金在内的款项120万元支付给了实际施工人许锡昌，而许锡昌陈述工程价款仅为30万元，其中15万元已由发包方直接支付到中超公司，由中超公司转付龚苗祥。故许锡昌取得的除本人交付部分履约保证金及已施工工程款外的款项不具有合法根据，致真正的债权人中超公司受有损失。故许锡昌负有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中超公司之义务。根据被告方提供的证据，中超公司已收到履约保证金20万元，故返还之款项应确定为50万元。许锡昌因病死亡，被告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为遗产的法定继承人。许锡昌所欠原告的债务，应由其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负责清偿。若其继承人放弃继承全部或部分遗产，则直接以许锡昌的全部遗产或放弃及继承部分的遗产清偿。对原告中超公司要求四被告在许锡昌遗产范围内清偿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在继承许锡昌遗产的范围内返还原告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500000元，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依法减半收取5400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合计9420元，由原告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700元，被告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在继承许锡昌遗产的范围负担6720元。
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许锡昌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言词证据，一审法院仅凭此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保证金已经被许锡昌收取。1、许锡昌在（2013）绍诸商初字第1123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事先经发包方法人张兴明请求，许锡昌在公安机关做笔录时为了保护涉案工程发包方法定代表人作了不真实的陈述。2、如果在公安的陈述是自认，则法院庭审陈述对收取张兴明款项一事又作了不同的自认，二份自认性质一样，一审法院没有理由择一作认定。3、从发包方及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和交易过程中可见，包括合同签订、保证金的汇付方式、退还20万元保证金的方式、工程款的支付方式等，都显示是发包方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款项来去都符合规定和常理，发包方不可能违反财务规定把如此大额的款项直接给许锡昌。4、发包方法定代表人张兴明在公安机关笔录中讲到：“2011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分二次退还了95万元保证金给中超公司”，结合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被上诉人出具给发包方的退保证金20万的收据，完全可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收到履约保证金。如果一审法院对许锡昌在公安的笔录效力予以认定，对张兴明的笔录也应采纳。二、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之债为基础，认定被上诉人具有要求返还的权利，显属法律关系适用错误。被上诉人不是不当得利之债中的受害人，许锡昌也不是被上诉人利益受害后的受益人，许锡昌是否取得发包方支付的款项与被上诉人是否受害均无因果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与发包方签订工程合同的主体，被上诉人支付了100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工程部分施工完成，现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纠纷尚未定案，其要求发包方退还保证金的诉权完整且无瑕疵，被上诉人至今未采取催讨或者诉讼方式实现债权，是其对权利的懈怠，并不代表其取回保证金的债权权利灭失和利益的受损，故被上诉人不属于不当得利之债中的受害人。由于被上诉人一方未向工程发包方主张过，现在只能认定发包方是否需要向被上诉人返还工程保证金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果日后发包方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此工程款发生诉讼或发包方认为其无需返还被上诉人保证金，或者发包方的确未交付过许锡昌保证金，则本案就是在未有发包方参加的情况下，把发包方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建筑工程纠纷一并处理了。退一万步讲，即使许锡昌收取了发包方不应该支付的款项，也应当由工程发包方向许锡昌提出返还的要求，被上诉人并无不当得利之债的请求权。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向发包方要求取回工程履约保证金请求是否合理尚无定论，如合理则其利益是否受损尚未确定；许锡昌是否收取了该保证金而受益无充分证据支持；两者之间也未建立不当得利之债要求下的因果关系，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关于事实认定问题，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是许锡昌到底有没有收到过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退还的保证金。一审法院认定许锡昌已经收到了涉案的70万元保证金是正确的。第一，许锡昌跟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工程的洽谈、签订合同以及履行都是许锡昌与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直接进行的，只是因为需要有资质的公司出面承包，许锡昌才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进行洽谈、签订合同，许锡昌的陈述以及发包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安中的陈述均可以证明。本案所涉的100万元保证金，许锡昌在公安笔录中明确陈述，发包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兴明要求许锡昌交付1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因此许锡昌通过被上诉人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帐户支付给发包方，故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帐户仅仅是许锡昌支付履约保证金的方式，其中保证金中的70万元由案外人龚苗祥支付，这也是许锡昌和龚苗祥商定的，跟被上诉人没有实质上的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包方只认可许锡昌，不认其他人，因此许锡昌在案涉工程实际无法施工的情况下，许锡昌从发包人处退还保证金，他具有退还条件。第二，根据许锡昌在公安部门的陈述，他首先收到10万元履约保证金，款项的名称和支付方式都是明确的，是直接由发包方支付到许锡昌的账户上，之后许锡昌陆陆续续收到110万元，许锡昌自己在笔录中陈述总共收到120万元。对于涉案工程已完成部分的工程款，许锡昌自己陈述是30万元，按照发包人的陈述是15万元，而且发包人认为这15万元工程款已经支付到被上诉人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账户上。即使按照许锡昌的陈述，还需支付的工程款只剩下15万元，许锡昌收到的其余款项应该包含了履约保证金，虽然他对110万元的款项性质问题没有作出很明确的陈述，但是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应该认定120万元款项中包含了本案所涉的保证金。第三，根据案外人龚苗祥的陈述，龚苗祥在本案所涉工程无法施工后，他曾经向被上诉人以及许锡昌催讨返还履约保证金，在催讨过程中，许锡昌以借款形式支付给了龚苗祥45万元，借款的时间都是工程停工以后，只是载明是借款，许锡昌向龚苗祥支付45万元的款项可以证明他已经收到了发包方的保证金，这个45万元款项实际上应该是龚苗祥在许锡昌处收到的履约保证金。但是因为诸暨法院审理的另外案件中已经认定了借款关系成立，而且龚苗祥从被上诉人处所取得的70万元保证金中已经支付给了本案的上诉人45万元。第四，至于许锡昌后来在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与他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同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应该以第一次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至于许锡昌从发包人那里收到了60万元还是120万元，毫无疑问应该认定收到120万元。另外，本来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上诉，因为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失误导致上诉费缴纳超期，二审法院已经按照自动撤诉处理，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尊重法院的做法。但是，一审法院对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收到20万元保证金的认定是错误的。这一认定的依据仅仅是一张复印的收据联，而且在收款方式上面很明确写了转帐。而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款项。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没有收到款项，而要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证明没有转帐，这是不合理的。这份收款收据，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开具过的，是许锡昌到公司要求开收款收据，他是到发包人处退保证金要用的。被上诉人就给许锡昌开具了收据，但是实际并没有收到该款项。这样的操作符合日常交易习惯，开具收据的行为并不能认为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收到款项。二、对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中许锡昌收取了保证金，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龚苗祥支付了70万元保证金。保证金本来应该由许锡昌支付到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帐户，由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退还给龚苗祥，现在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把70万元保证金支付给了龚苗祥，因此许锡昌应该要将70万元保证金返还给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现在因为龚苗祥已经死亡了，应该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上诉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审法院对于许锡昌从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明处收到120万元款项的认定是否正确；二、被上诉人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求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在继承许锡昌遗产范围内清偿本案讼争相应款项的主张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一，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主张许锡昌从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明处只收到60万元款项，且款项性质系预借工程款，然本院认为，在安徽泾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5月31日向许锡昌进行调查询问时，许锡昌陈述：“2011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要求张兴明把履约保证金退还给我们，张兴明就退还了10万元履约保证金，这笔钱是汇到了我个人的账户上（开户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之后，张兴明又陆续的付给了我110万元左右，这样，等于张兴明一共是付给我120万元左右…”。虽许锡昌在后来的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上述陈述进行了否认，但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许锡昌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同时，许锡昌系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本应对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负责，故许锡昌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应当认定为系其对有关事实的自认。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未能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推翻许锡昌的上述自认，故可认定许锡昌先后从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明处收到120万元款项。
关于焦点二，根据许锡昌以及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明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等证据表明，本案系许锡昌借用被上诉人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质与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并通过被上诉人账户向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汇出由二实际施工人许锡昌、龚苗祥各自出资30万元、70万元共计1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后本案涉案工程因故中止。现根据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明以及许锡昌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发包方系将120万元款项支付给了许锡昌，而许锡昌陈述工程价款仅为30万元，其中15万元已由发包方直接支付到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由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付龚苗祥。综上分析，可认定许锡昌收到的120万元款项中，包含了实际由龚苗祥出资，通过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支付给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履约保证金。而许锡昌占有龚苗祥出资的保证金不具有合法根据，其应当通过一定方式予以返还。现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生效判决已返还了龚苗祥70万元履约保证金。故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收到宣城市福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返还的20万元履约保证金之实际，认定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作为许锡昌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许锡昌遗产的范围内返还浙江中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50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处理实体得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章某、许某甲、赵某、许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 艳
代理审判员 徐燕飞
代理审判员 盛银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叶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