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81民初15035号
原告：黄林凤，女，194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原告：章轩钢，男，199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剑锋，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伯均，男，197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作文，诸暨市浬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蔡于勇，男，197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礼均，浙江正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吉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牌头镇靖江村***号。
法定代表人：周江勇，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啸，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黄林凤、章轩钢与被告蔡伯均、蔡于勇、诸暨吉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昌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赵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过程中，经被告蔡于勇申请，本院委托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章培立第三次住院治疗及死亡和本次外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及对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对死亡后果中外伤的参与度进行鉴定，同时对章培立的医疗费合理性进行审查，鉴定完毕后于2017年11月6日、11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轩钢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剑锋、被告蔡伯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作文、被告蔡于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礼均、被告吉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啸到庭参加全部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林凤、章轩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蔡伯均、蔡于勇、吉昌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220351.59元、误工费21255元、护理费42510元、交通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80元、死亡赔偿金944740元、丧葬费2407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0113.33元，合计1358822.42元，已经支付190000元，尚应赔偿1168822.42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中的医疗费为223147.99元，误工费为23100元，护理费为462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068元（原告黄林凤扶养5年30068×5÷5）、丧葬费为28029元，总赔偿金额变更为1351064.99元，扣除已付的医疗费197000元和被告吉昌公司支付的100000元，尚应赔偿1054064.99元，原告同时明确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按照各自责任大小分别承担，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被告吉昌公司因承建文化礼堂，由被告蔡伯均和被告蔡于勇负责工程施工，在施工中雇佣章培立做泥水工。2016年10月20日下午，章培立在工程施工中因架子摇晃不幸从架子跌落地面，造成严重受伤，被送到诸暨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后于2017年3月23日经医治无效死亡。本案经诸暨市东白湖镇政府多次组织调解无果。为此，特向法院起诉。
被告蔡伯均答辩称：1、蔡于勇系被告吉昌公司的土建施工员兼安全生产管理员，被告蔡伯均受被告蔡于勇雇佣在涉案工地工作，每日工资200元，以点清工方式发放，原告的亲属章培立和被告蔡伯均同工同酬，也是被告蔡于勇的雇工；2、章培立在文化礼堂工地做工期间，在立模时不慎摔倒在地面，导致当场受伤事实，但基于被告蔡伯均在本案中的地位，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蔡伯均在该工程中未以包清工的方式分包过基础工程，也没有和被告蔡于勇签订过工程承包合同，原告提供的工程承包合同中蔡于勇的名字非蔡于勇本人所签，请求法庭对其真实性予以鉴定；4、被告吉昌公司已经为章培立在中国人寿诸暨支公司投保了国寿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本案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应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5、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业合同条款第五条2、3、4、5、6款之规定，凡与该工程相关的员工、雇工、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承包人即被告吉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6、为解决二原告的实际困难，被告蔡伯均出于人道主义已经借款为章培立垫付了抢救费57000元，被告蔡于勇也垫付了140000元，共计垫付了197000元，鉴于被告蔡伯均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要求二原告在收取了合理的赔偿款后返还垫付款57000元；7、章培立死亡前系农业户籍人员，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来源均来自于农村，应根据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综上所述，被告蔡伯均也系被告蔡于勇的雇工，除应得工资以外，无其他任何利益，更不是分包者，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被告蔡于勇答辩称：被告蔡于勇并非挂靠于被告吉昌公司，也未和被告蔡伯均共同施工，蔡于勇是被告吉昌公司的职工，代表该公司，涉案的文化礼堂工程是直接分包给被告蔡伯均的，蔡于勇非本案适格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要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起诉；原告家属章培立系蔡伯均雇佣，本案应由蔡伯均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吉昌公司与被告蔡伯均系承揽关系，章培立和蔡于勇或吉昌公司没有关系，两者均无需赔偿；被告吉昌公司、蔡于勇与被告蔡伯均对本案发生不是共同侵权，被告吉昌公司、蔡于勇无需对被告蔡伯均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章培立对本案的发生也有重大过错，具体体现在其作业时没有佩戴安全帽，没有持有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管理配发的上岗证；原告要求赔偿的费用不合理。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蔡于勇、吉昌公司的起诉。
被告吉昌公司答辩称：文化礼堂工程施工过程中，被告吉昌公司是授权给蔡于勇负责的，蔡于勇的一切行为代表公司。另，同意被告蔡于勇的答辩意见，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18日，诸暨市人民政府和被告吉昌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吉昌公司承建诸暨市人民政府发包的文化活动中心，工程承包范围为包工包料，计划开工日期和竣工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19日、2016年9月26日，被告吉昌公司应加强施工的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安全生产经费，制定安全操作规程，保证工程施工的安全，被告吉昌公司应教育其职工进行文明施工，配备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和劳动保护用具；被告吉昌公司应对其履行合同所雇用的全部人员，包括分包人人员的工伤事故承担责任，但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人员工伤事故的，应由发包人承担责任；承包人吉昌公司按专用条款的约定分包所承包的部分工程，并与分包单位签订分包合同。非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的任何部分分包；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合同签订后，被告吉昌公司将该工程的基础工程以包清工的方式包给被告蔡伯均。原告章轩钢的父亲、黄林凤的儿子章培立受被告蔡伯均雇佣在该工地上从事泥水工工作。2016年10月20日，章培立在工作中不慎从施工架子上跌落地面，导致受伤。伤后章培立被送往诸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右侧小脑血肿，脑挫裂伤，枕骨骨折、脑干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低钠血症、右侧肋骨骨折、两下肺挫伤、头皮血肿、多处软组织挫伤，期间分别在该院住院两次，2017年3月4日，章培立第三次入院，诊断为脑积水、肺部感染、电解质代谢紊乱、脑叶出血、脑疝，于2017年3月13日在全麻小行脑室-
腹腔分流术，病情恶化，于2017年3月23日在该院死亡。共计住院126天，花去医疗费224607.47元（含被告蔡伯均支付的门诊费用1459.48元）。
事故发生后，诸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多次组织了原告家属和被告蔡伯均、吉昌公司等进行调解，均无果。2017年5月，两原告诉讼来院，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经被告蔡于勇申请，本院委托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章培立第三次住院治疗及死亡和本次外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及对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对死亡后果中外伤的参与度进行鉴定，同时对章培立的医疗费合理性进行审查，该中心经鉴定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据病历记载，被鉴定人摔伤后入院检查有：右侧枕骨骨折、右侧枕部硬膜外血肿、右侧小脑血肿，左侧颞部硬膜下血肿、左侧颞叶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肋骨骨折、两下肺挫伤等；其颅脑损伤严重，虽经手术等治疗，被鉴定人住院期间一直处于神志不清状态，伤后长期卧床加之肺部挫伤引发肺部感染；头部外伤造成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纤维素包裹可造成与周围组织粘连，影响脑脊液的吸收和回流受阻，继而又导致外伤性脑积水和继发性脑出血脑疝形成是其致死的原因。根据病历记载，被鉴定人多次住院期间均未查见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自身疾病，故分析缺乏自发性脑出血的病理基础。综上所述，被鉴定人符合2016年10月20日的摔伤造成其重型颅脑损伤后继发外伤性脑积水，脑出血脑疝形成和肺部感染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其摔伤和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参与度建议为100%。被鉴定人章培立2016年10月20日因外伤造成其重型颅脑损伤，继发外伤性脑积水，脑出血、脑疝形成和肺部感染等，伤后医疗费均属合理性医疗费。被告蔡于勇为此花去鉴定费3700元。伤后，被告蔡伯均除前述门诊费用1459.48元外，另支付给两原告费用166300元，综上，被告蔡伯均合计支付给原告167759.48元，被告吉昌公司支付给原告130000元。
另查明，章培立的父亲、妻子先于其去世，原告黄林凤除生育了章培立外，尚有子女章秀英、章国立、章力大、章力良。章培立生前居住于诸暨市，该村位于集镇范围，章培立在发生事故前一直以做泥水工为生，以非农收入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
还查明，被告蔡于勇系被告吉昌公司的员工，负责涉案文化礼堂施工等工作。
上述事实，除原、被告当庭陈述之外，尚有原告提供的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申请证人傅某、黄光忠出庭作证的证言、诸暨市湖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事故现场照片、门诊病历、住院病历、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费用汇总清单、医疗证明单、医疗费票据、房屋买卖协议、收条、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章培立的记账本，被告蔡伯均提供的预交款票据、医疗费发票，陪护费收款收据及申请证人黄某、斯某、吴某均出庭作证的证言，被告蔡于勇提供的被告吉昌公司出具的证明、劳动合同、安全员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土建施工员证、工资清单、记账本、诸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申请证人陈某和蔡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被告吉昌公司提供的工程承包合同、由原告章轩钢出具的收据，以及本院出示的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本院对蔡水清所作的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关于本案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章培立受谁雇佣的问题。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认定，被告吉昌公司将涉案工程的基础部分工程分包给被告蔡伯均，章培立系受被告蔡伯均雇佣从事泥水工工作的。其理由为：1、原告提供的章培立的记账本上清楚地记载了章培立的工作时间、地点、项目，每个月均有结算，结算中载明“老胡21.5（天）”、“老胡10.5（天）”、“老胡16（天）”等（根据双方陈述，“老胡”系被告蔡伯均的“草名”），至发生事故的前一天都有记载。按照本地农村的惯例，工人干活经常是互相介绍，一个包工头一般手下都有几个相对固定的工人，说明章培立应系固定地跟着被告蔡伯均干活的；2、被告蔡于勇提供的记账本上记载了“2017.1.24号付佰军清工工资陆万元”、“2017年1月11日付蔡佰军工资贰万元”、“2017年3月9日付蔡佰均医疗费贰万元”等等，其中有部分注明了系清工工资，且均有被告蔡伯均的签名确认，付款次数频繁，金额一般为整数，如果按照被告蔡伯均陈述的其系帮助代领工资，则其作为一个普通泥水工，不可能每次均会代领，且在被告蔡于勇书写了“付蔡佰均医疗费、工资、清工工资”等内容时，其也未再后面注明系代领，蔡伯均的行为和其陈述的其仅仅是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不符，且被告蔡伯均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系受蔡于勇或吉昌公司雇佣，在工作时帮助其余工人代领工资或从事其他管理工作；3、庭审中，原、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虽无法直接证明被告蔡伯均系该工程基础部分的承包者，但证人傅某、吴某均陈述到他们干活时是由被告蔡伯均发工资的，原告也陈述章培立的工资由被告蔡伯均发放，结合前述两本记账本及工程承包合同、诸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证明和被告蔡伯均的付款凭证来看，上述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被告蔡伯均系涉案工程基础部分的承包者。被告蔡伯均提供的保险单，虽其真实性可以认定，但保险合同反映的是吉昌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和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同时对被告蔡伯均要求追加保险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系本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被告未对鉴定结论提出实质性的异议，故本院对其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的亲属章培立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受伤死亡，被告蔡伯均作为雇主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吉昌公司未经发包人同意将涉案文化活动中心的基础工程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个人，存在过错，应当对两原告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同时章培立作为一名有多年泥水工施工经验的工人，在施工时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导致跌落受伤，其自身有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自负部分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定由两原告对各项损失自负5%的责任，被告蔡伯均承担75%的责任，被告吉昌公司承担20%的责任。综上，两原告可列入赔偿范围的损失有：（1）医疗费，224607.47元（含被告蔡伯均支付的门诊费用1459.48元）；（2）误工费，原告主张23100元，未超过合理标准，予以照准；（3）护理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章培立的伤情需要二人护理，故护理人员支持一人，金额为154元/天×154天=23716元；（4）交通费，结合本案实际，对原告主张的2000元予以支持；（5）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章培立生前生活在城镇，以非农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金额为9447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黄林凤系农村居民，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金额为17359元/年×5年÷5=17359元，以上合计为962099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本案实际酌定为50000元；（7）丧葬费，28029元（依原告诉请）；（8）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126天=3780元；以上合计1317331.47元。被告蔡伯均应赔偿75%计987998.60元，其已经赔偿167759.48元，尚应赔偿820239.12元。被告吉昌公司应赔偿20%计263466.29元，其已经支付130000元，尚应赔偿133466.29元。被告蔡于勇系被告吉昌公司的员工，其在涉案工程中的管理行为系职务行为，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各被告互负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蔡伯均辩称原告系受被告吉昌公司、蔡于勇雇佣，和本院查明的事实相悖，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纳。被告蔡伯均还辩称，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未经发包人同意，被告吉昌公司不能将工程分包给他人，及凡与该工程相关的员工、雇工、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承包人即被告吉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蔡伯均无需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该合同系发包人和被告吉昌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不影响被告蔡伯均在本案中作为实际施工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蔡伯均尚应赔偿原告黄林凤、章轩钢因章培立死亡所致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820239.12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被告诸暨吉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尚应赔偿原告黄林凤、章轩钢因章培立死亡所致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33466.29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黄林凤、章轩钢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应收案件受理费14250元（原告申请缓交），依法减半收取7125元，由被告蔡伯均负担5700元，被告诸暨吉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425元。重新鉴定费3700元（被告蔡于勇已支付），由被告蔡伯均和被告诸暨吉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各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 琴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郦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