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14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章丘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章丘市。
主要负责人：李加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强，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元华，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安，男，193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冠宝，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市支行，住所地山东省章丘市。
主要负责人：王以强，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湘乙，男，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伟，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马玉花，女，196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现羁押于山东省女子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凤凤，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亭，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章丘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刘兴安，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市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马玉花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章丘市人民法院（2015）章商初字第2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邮政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兴安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兴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对马玉花非法吸收存款过程的事实没有查清。1、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悬挂“邮政储蓄”牌匾是错误的。我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山东齐鲁电视台1**新闻频道，证明在2015年7月新闻记者前往现场报道时，马玉花租赁房屋的招牌为“建设银行”，并无“邮政储蓄”的牌匾。“邮政储蓄”的牌匾是在马玉花去派出所自首后，不知何时被何人支起的。2、马玉花在非法吸收存款过程中，给村民打的收据并无任何“邮政储蓄”的字样，均为无任何标示的收款收据，也不能证明与其代办邮政储蓄期间使用的收据形式一致，且仅有马玉花个人名章。考虑到马玉花长期以建设银行代办员身份为建设银行揽储，该名章也不能证明是专用于邮政储蓄揽储。3、村民向记者反映：“原来知道她干的建设银行，她干的挺好的。”无人提到邮政储蓄，证明马玉花一直是以建设银行的名义揽储，马玉花只是利用邮政储蓄的卡片作为犯罪道具，被上诉人刘兴安与我公司之间根本没有建立任何法律关系。马玉花到底与建设银行是什么关系，其非法吸储时到底是以何等身份，这对于本案来讲均为关键事实，一审判决均未查清。4、一审判决认定马玉花张贴邮政储蓄存款宣传材料、使用同样的办公用品等事实均无证据佐证。5、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明确向被上诉人刘兴安表示，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说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马玉花在犯罪过程中是以我公司代办员身份非法吸收存款的。(二)一审判决对案涉借记卡的使用情况故意不作认定，有意回避关键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显示，案涉户名为苏宝贵的银行卡交易金额为l0386.51元，这显然与被上诉人刘兴安所主张的事实不符，一审判决对此未做认定，仅表述余额为0.1元，显然是有意回避关键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三)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刘兴安损失未予审查。本案涉及到刑事案件，在(2016)鲁0181刑初37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判决追缴赃款3730616.60元，发还集资参与人，其中就包含了本案被上诉人刘兴安主张的“存款”4万元。依照此生效判决，被上诉人刘兴安的损失已经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解决，其再次在民事诉讼中主张的损失并无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刘兴安是否存在实际损失这一关键问题未予认定的情况下，就判决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严重不负责任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判决我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被上诉人刘兴安没有举证证明存在客观损害后果。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刘兴安的损失在刑事判决中已经得到了解决，其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自己存在客观损失。在不存在客观损失的情况下，不可能构成侵权。如果被上诉人刘兴安的损失通过追缴赃款予以发还，其在民事诉讼中又获得了赔偿，其收益显然超过了其损失，违反了侵权法的填平原则。(二)侵权行为实施主体错误。对被上诉人刘兴安实施侵权的不是我公司，而是马玉花。早在2012年7月，我公司已经取消代办员制度并通知了马玉花，解除了与其的代办关系，且2012年12月，我公司就将“本单位不存在储蓄代办员”的事实公告于被上诉人刘兴安所在的村民委员会的大门口。马玉花也已经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其个人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追缴赃款3730616．60元，发还包括刘兴安在内的集资参与人。因此，马玉花的个人犯罪行为侵犯了被上诉人刘兴安的财产权利，其是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而非我公司。(三)我公司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侵权责任法中，行为和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成立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结果是由行为所引起的，即构成因果关系。本案中，一审判决认为我公司在清理过程中明显存在过错，由此判决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因果关系错误。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马玉花非法吸收存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即己认定被上诉人刘兴安没有理由相信马玉花享有我公司代办员身份而向其存款，且马玉花的行为的后果不应由我公司承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认定我公司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是矛盾的。（三）一审判决的侵权赔偿理论也是错误的。本案中，马玉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是造成被上诉人刘兴安存款损失的直接侵权责任主体，一审判决却认为已经刑事向其追缴判令其不承担责任。而我公司反而成了本案的侵权责任主体，我公司毫无过错，更与涉案的损失没有关系，但却让毫不相干的我公司承担70%的主要责任，即不符合侵权法基本原则，也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而被上诉人刘兴安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本身违背存款流程规定造成的损失，却仅承担30%的责任。按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247号令）第18、19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刘兴安应对参加非法金融活动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而不应转嫁给金融机构其或其他单位。三、一审判决认定本身自相矛盾，认定我公司存在过错是不成立的。（一）一审在庭审及判决中已经确认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即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在本案民事法律关系中，马玉花对被上诉人刘兴安不能构成我公司的代理人身份，被上诉人刘兴安也不能因为某些客观因素而认为马玉花是我公司的代理人。一审判决中却又得出“原告有理由相信马玉花在2012年后仍为邮政储蓄代办员”这一结论是错误且与其前述认定是矛盾的，一审判决据此结论认定我公司承担过错责任不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存在的一些所谓“过错事实”，根本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刘兴安相信马玉花还是我公司代办员身份的理由，这些所谓“过错事实”对被上诉人刘兴安就不存在损害，因此更不能构成侵权中的“过错”。四、本案所涉相关民事权益已经刑事判决解决，应驳回被上诉人刘兴安诉讼请求。（一）按照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2013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64条有关问题的批复》也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刑事案件中因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通过追缴或退赔的方式予以解决。（三）按照2014年3月25日实施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关于涉及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本案中，被上诉人所受到的损失已经在刑事判决中确定予以追缴，其损失已经得到了法律上的救济。而被上诉人刘兴安单独起诉本案不符合上述规定，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另外，如果本案中被上诉人刘兴安获得了赔偿，那么就会出现其可依据两份判决获得双重赔偿的结果，这显然有违法律救济的基本原则。
被上诉人刘兴安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邮政集团悬挂“邮政储蓄牌匾”是正确的。1、一审判决依据(2016)鲁0181刑初37号刑事判决载明的济南电视台新闻频道视频截图、证人马素兰、李树娥、邢传发的证言，认定马玉花悬挂“邮政储蓄牌匾”证据充分。2、上诉人邮政集团提交的山东齐鲁电视台l01新闻频道证据，是在马玉花去公安自首，“邮政储蓄牌匾”被偷走后拍摄的，该视频中没有牌匾是正常的。3、(2016)鲁0181刑初37号刑事判决载明：马玉花供述邮政储蓄的牌子未摘除，一直挂在代办点。4、上诉人邮政集团称“邮政储蓄的牌匾是在马玉花去派出所自首后，不知是何时被何人支起的”，无证据证实，也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说法。二、本案与建设银行无关。马玉花租赁房屋的门玻璃上虽然还隐约有建设银行的字样，但这是因为很早的时候马玉花曾给建设银行服务过，但建设银行的业务终止后马玉花只为上诉人邮政集团代办存取款业务，涉案的存款也是发生在马玉花为上诉人邮政集团代办存取款业务终止后的期间内，马玉花也是以上诉人邮政集团代办员的名义向我收取的存款。因此，本案与建设银行无关。三、马玉花在代办点内张贴邮政储蓄存款宣传材料、使用同样的办公用品，是客观事实。四、上诉人邮政集团认为“一审认为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就能说明马玉花在犯罪过程中不是以其代办员的身份非法吸收存款的”，这是荒谬的逻辑，不能成立。五、我的实际存款损失已经发生。1、在公安机关对马玉花立案侦查后，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即组织警力追赃，但对马玉花及其丈夫、儿子均采取各种追赃措施后没有效果，最终各司法机关才得出“造成损失”的结论。2、上诉人邮政集团认为涉案银行卡中涉及案外人，试图想说明其私自支取了涉案银行卡中的存款，这与生效的刑事判决中马玉花认可我存款损失的事实不符，上诉人邮政集团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私自支取了涉案银行卡中的存款。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如前所述，我的存款损失客观存在，并且一审判决载明上诉人邮政集团可在向我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义务人追偿，一审判决并无不当。2、上诉人邮政集团认为侵权行为实施主体错误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担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只要有过错且造成了他人损失，即成为侵权主体。马玉花是侵权主体，并不影响上诉人邮政集团仍然构成侵权主体。3、上诉人邮政集团在代办员清理过程中明显存在过错，与我的存款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首先，上诉人邮政集团上诉称，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马玉花的非吸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即已认定我没有理由相信马玉花享有上诉人邮政集团代办员的身份，这是任意解释一审判决，是没有依据的。其次，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一般理解为如果行为人善尽注意义务或不存在该过错行为，就可避免或不会发生某后果，即可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如果上诉人邮政集团撤销马玉花代办员身份的事情，按照银监会文件规定公告清理到位，无论马玉花如何游说我，我也不会去存款，也不会发生存款损失。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邮政集团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依据充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邮储银行述称，一审判决对我行在本案中的地位、身份与责任的认定是正确的，我行与本案没有关系。一审判决是以侵权责任进行的裁决，我行认为还是应该按照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由相关的当事人按照其在侵权行为中的作用以及造成的后果按照自己的过错分别承担责任。
原审被告马玉花述称，一审判决对我的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刘兴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邮政集团、邮储银行、马玉花支付储蓄存款本金4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2.诉讼费用由邮政集团、邮储银行、马玉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1、刘兴安提供的借记卡2张，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2、刘兴安提供的银监办发[2006]120号文件、[2008]18号文件各1份，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3、刘兴安提供的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商终字第406号民事判决书1份，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4、邮政集团提供的公告照片以及存档的底稿，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5、邮政集团提供的山东齐鲁电视台1**新闻频道U盘一份，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6、邮政集团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10月9日颁发的335号文件、中国银监会银监办发（2006）120号文件，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7、邮政集团提供的（2014）宁商终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2014）盐民终字第1534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济阳县人民法院（2016）鲁0125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书1份，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8、邮储银行提供的部分储户办理开户的申请表，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9、邮储银行提供的存贷款利率表1份，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10、邮储银行提供的银监发[2009]9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暂行办法》1份、银监发[2015]49号《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1份、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份，经审查，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1、自1995年至2012年，马玉花担任章丘市邮政局绣惠邮电支局代办员。2012年12月章丘市邮政局在绣惠镇耿家村发布公告，取消代办员制度。
2、2014年12月20日、2015年2月27日，刘兴安分别存款2万元给马玉花，马玉花交付给刘兴安2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借记卡。借记卡背面分别注明“2014年12月20日刘兴安￥20000一年”、“2015年2月27日刘兴安￥20000一年”。经依法查询，卡号6215994510000726913的邮储银行借记卡，开户人为于天芹，开户日期为2014年2月23日，卡内余额为0；卡号为6215994510000066773的邮储银行借记卡，开户人为苏宝贵，开户日期为2014年4月25日，卡内余额为0.1元。
3、2015年1月13日，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检察院以章丘检公刑诉（2016）28号起诉书指控马玉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案经审理认定：自1995年至2012年，马玉花担任章丘市邮政局绣惠邮电支局代办员。2012年12月章丘市邮政局在绣惠镇耿家村发布公告，取消代办员制度，并停止向马玉花发放工资。马玉花仍继续利用其之前的代办员身份，以公开宣传和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公开吸收存款，供其儿子李托（另案处理）使用。截至案发，马玉花向150人非法吸收存款3735929.60元，造成损失3730616.60元。其中查明事实部分认定：“……16、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2月27日马玉花非法吸收刘兴安存款40000元。……”证据确认部分认定：“……5.视频截图证明：2015年7月，在济南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新闻图像显示，马玉花吸收公众存款的工作场所悬挂邮政储蓄的牌匾。……11.证人马素兰的证言证明：马玉花自1998年3月26日租赁其在绣惠街道办事处耿家村的房子作为邮政储蓄代办点，门头上挂着邮政储蓄的牌匾，中间曾换过几次新的牌匾，但都是邮政储蓄的，2015年7月2日，济南电视台到绣惠街道办事处耿家村采访，当时邮政储蓄的牌匾还挂在门头上，公安机关出示的新闻视频截图打马赛克部分就是邮政储蓄的牌匾，绿底黄字。12.证人李树娥、邢传发的证言证明：马玉花租赁刘素兰的房屋做邮政储蓄代办点，李树娥家与代办点对门，邢传发的家在代办点南50米，代办点处一直悬挂有邮政储蓄的牌匾，2015年7月马玉花被拘留后，牌匾被人摘除，公安机关出示的新闻视频截图打马赛克部分就是邮政储蓄的牌匾，绿底黄字。13.证人杨连五的证言证明：其系章丘市邮政储蓄工作人员，2012年7-8月，邮政储蓄取消代办员制度并通知马玉花，章丘市邮政局不再给马玉花发放工资。2012年12月份，刁镇支局的工作人员到村里张贴的告知书，大体意思是取消代办员。14.证人芦芸的证言证明：其系章丘市邮政储蓄绣惠邮政支局任副局长，2012年7-8月，邮政储蓄取消代办员制度，当时的支局局长通知的马玉花，2012年12月，支局的工作人员到村里张贴告知书，大体意思是取消代办员。马玉花到绣惠支局办理过储蓄卡，但办的不多，在章丘明水新城支行等办理的比较多，这些银行卡是马玉花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开卡后按最低存款额度10元后无任何交易记录。15.证人韩云阁的证言证明：其曾任章丘市绣惠邮政支局局长，邮政储蓄大概在2012年7-8月取消代办员制度，其接到章丘市邮政局的通知后，打电话通知所有代办员，当时马玉花还不服气，到支局找其理论几次。代办员制度实行时，老百姓存钱后，邮政储蓄出具相应的存单，取消代办员制度后，不再出具邮政储蓄的存单。2012年12月，支局到村里贴告知书，大体意思是取消代办员制度”。
4、2016年8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181刑初3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马玉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21年6月24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二、追缴赃款3730616.60元，发还集资参与人。该判决现已生效。
5、邮政集团与邮储银行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根据中国银监会2009年2月3日发布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现已废止）、2015年12月1日发布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之规定，邮政集团系邮储银行的代理营业机构，代为办理储蓄存款业务。
一审法院认为，马玉花自1995年至2012年担任章丘市邮政局绣惠邮电支局代办员，为邮政局代为办理村民的储蓄存款业务，绣惠邮电支局为马玉花发放工资，上述事实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故对马玉花与邮政集团之间的储蓄存款代办关系予以确认。本案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在于：邮政集团、邮储银行、马玉花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邮政集团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邮政体制改革前，邮政储蓄机构曾为拓展农村储蓄市场，在农村地区发展代办员、营销员等进行协储活动，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邮政集团辩称从未录用过代办员、从未设置过在绣惠耿家村代办机构、没有任何形式的支付劳动报酬，与事实不符。其次，2012年12月份，章丘市邮政局刁镇支局的工作人员虽然曾到绣惠镇耿家村张贴公告，依据相关规定取消代办员制度，但经查明，马玉花在2012年底之后至案发前仍然悬挂邮政储蓄的绿底黄字的牌匾，张贴同样的邮政储蓄存款宣传材料，使用同样的办公用品，收到刘兴安的存款后和以前一样出具收款凭据、活期储蓄存折或者邮政储蓄借记卡，邮政集团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对马玉花的办公场所、宣传材料进行过清理、回收等工作。再次，根据中国银监会银监办发[2006]120号文件第四（二）规定：“及时发布公告。……要将依法作出撤销信用代办站（代办机构）等情况向原信用代办站（代办机构）服务的区域依法进行公告，做到服务区域内的每一户居民都要知晓……”。综合上述几个方面，一审法院认为，邮政集团虽对辖区内驻村代办员以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过清理，其清理过程中明显存在过错，邮政集团未能根据银监会120号文件的规定将取消代办员制度相关事宜通知到服务区域内的每一户居民，致使刘兴安有理由相信马玉花在2012年12月之后仍然为邮政储蓄的代办员并从事储蓄存款代办业务。另，刘兴安作为储蓄方，在办理储蓄存款业务时，对马玉花的代办员身份亦未尽到充分的注意和审查义务，未按照邮政储蓄存款的正常流程办理相关业务，刘兴安对于损失的造成亦存在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邮政集团以承担刘兴安本金损失70%的赔偿责任为宜。关于利息部分，因未作约定,应由刘兴安自行承担利息损失。邮政集团可在向刘兴安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义务人追偿。
二、关于邮储银行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之规定及查明的事实，邮政集团仅系邮储银行的代理营业机构，马玉花曾为邮政集团的代办员，在邮政集团取消代办员制度后，其仅以邮政集团的名义非法吸收包括刘兴安在内的集资人的存款，且刘兴安出具的两张银行卡的开户人亦非刘兴安本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兴安与邮储银行并无直接法律关系，故刘兴安要求邮储银行承担损失，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不予支持。
三、马玉花的责任承担问题。马玉花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并追缴赃款370616.60元，发还包括刘兴安在内的集资参与人。马玉花的违法行为及刘兴安的损失已经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且刘兴安的损失已予以追缴，故本案中，刘兴安要求马玉花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邮政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70%的比例赔偿刘兴安本金损失28000元(40000元×70%=28000元)。二、驳回刘兴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刘兴安负担240元，邮政集团负担560元。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自1995年至2012年，马玉花担任邮政集团的代办员，为邮政集团代为办理村民的储蓄存款业务，故马玉花此期间以邮政集团的名义向储户揽储的行为应代表邮政集团，由邮政集团承担民事责任。2012年12月邮政集团取消代办员制度，马玉花不再担任代办员，但根据中国银监会的规定，对取消代办员的行为，章丘市邮政局应做到及时发布公告，做到服务区域内的每一户居民都要知晓。本案虽然邮政集团对辖区内驻村代办员以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过清理，但辖区居民对张贴的公告并无充分注意的义务，也即邮政集团张贴的公告对辖区的居民没有法律效力。邮政集团未按照规定做到使服务区域内的每一户居民都知晓马玉花已不再系代办员，导致刘兴安误以为马玉花仍为代办员，从而由马玉花代办储蓄存款导致损失，邮政集团对刘兴安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邮政集团的行为与刘兴安的损失二者具有因果关系，故一审判决在邮政集团过错的范围内对刘兴安的本金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刑事判决已经判决对马玉花追缴赃款3730616.60元，发还包括刘兴安在内的集资参与人，对马玉花的责任已由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本案刘兴安起诉要求邮政集团承担民事责任，马玉花与邮政集团系不同的民事责任主体，对马玉花追赃的刑事判决并不能导致邮政集团民事责任的免除，故本案不应驳回刘兴安的起诉，但马玉花与邮政集团的民事责任应为连带的赔偿责任，刘兴安的损失如通过追赃程序予以解决，则邮政集团的民事责任应相应的减免，刘兴安不可能通过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获得双份的补偿。
综上，邮政集团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章丘市分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伟
代理审判员 孙延东
代理审判员 杨晓辉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