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8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印海，男，1960年11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号。
法定代表人罗毅，所长。
委托代理人张凯，男，1971年9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凯戎，北京市言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衣净洁洗涤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南丁庄村（原稀料厂）。
法定代表人田××，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稳波，天津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印海因与被上诉人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研所）、原审第三人北京衣净洁洗涤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衣净洁洗涤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1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魏志斌担任审判长，法官田璐、法官付哲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崔印海、被上诉人儿研所的委托代理人张凯、王凯戎，原审第三人衣净洁洗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稳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印海在一审中起诉称：崔印海2003年1月29日经儿研所工作人员赵××招聘到其单位上班，工种为洗衣工。2003年3月崔印海在工作中右手受伤，住院治疗三次，医药费均由儿研所支付，2007年崔印海经伤残鉴定为伤残4级。崔印海受伤后，工资由儿研所工作人员钱××、刘×每个月按时送到家里。2008年，儿研所在北京银行给崔印海办理了一个存折，工资自此每月按时打到卡里。2013年1月，儿研所以崔印海不是其工作人员为由中断了给崔印海的工资，理由是崔印海没有与其签订合同，无劳动关系。崔印海上班是由儿研所招聘，受伤后治疗费又由儿研所支付，这么多年还由儿研所支付工资，现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1.儿研所支付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117315元；2.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9797元。
儿研所在一审中答辩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单位曾查找过人事记录没有查到崔印海这个人，儿研所没有招聘过崔印海工作，是衣净洁洗涤公司给崔印海支付工资、缴纳社保、治疗费等，仲裁裁决也认可儿研所与崔印海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不同意崔印海的诉讼请求。
衣净洁洗涤公司在一审中陈述称：儿研所确实没有直接支付过崔印海工资，也就是没有从儿研所账户中支出过崔印海的工资。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崔印海主张其于2002年1月28日到儿研所药厂洗涤中心工作，洗涤中心是儿研所成立的第三产业，隶属于儿研所，洗涤中心的管理人员都是儿研所员工，郑××是洗涤中心的总经理，同时还任儿研所的所长助理，自己是由当时的洗涤中心经理赵××招聘，任洗涤工，2003年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没有给其，之后就没有再签订劳动合同，2003年3月其在工作中右手受伤，住院治疗，后未再工作，2007年经伤残鉴定为4级伤残。崔印海就其上述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刘×、陈××、赵××、钱××出具的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证人杨×出庭作证称崔印海到儿研所中试基地洗衣房是其介绍去的，证人胡×到庭作证称崔印海在儿研所洗涤中心发生事故时，其也在那里工作，当时是带班班长。2.儿研所职工郑××出具的“关于崔印海身份及其工作致伤残的说明”；3.衣净洁洗涤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出具的“关于崔印海因公致残的说明”，内容为：“1998年因北京市煤改气工作的开展及首儿所新建门诊楼和科研楼东扩建筑用地的需求,所领导决定将院内洗衣房迁出，并由田××负责迁移新建工作。在筹备过程中，对医院被服洗涤消毒是自建还是委托洗涤服务单位进行调研，由于北京市××洗涤中心（当时北京有正式洗涤消毒资质的独此一家）提出报价过高(在当时报价每月4.2万元，不负责运输)另周六日不提供服务满足不了医院被服需求，所领导决定在中试基地自建洗衣房。由于在中试基地洗衣房单独成本核算，只为本院（医院每月只拨付2.7万元）洗涤满足不了成本，所以所领导决定成立首儿洗涤中心，对外开展洗涤消毒服务业务，用其收入来满足医院洗衣房的生存，降低医院成本。崔印海系在顺义中试基地赵××当地招聘的洗衣工，于2003年3月26日晚上因误操作导致断肢，送往积水潭医院抢救治疗。前后两次手术，四年左右的康复期。10年来此人的治疗费、住院费、手术费、治疗过程产生的其它费用及生活费（一直按北京市基本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共计30余万元，因北京衣净洁洗涤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自2004年8月成立后为首儿医院提供被服洗涤服务而一直承担部分费用。2012年11月底医院总务科通知不再和衣净洁公司续签洗涤协议，并不允许该公司投标，所以该公司于2013年1月1日起不再为首儿医院承担崔印海任何费用”；4.照片；5.住院病历、诊断证明及司法鉴定书；6.顺义车间工人10月份、11月份工资表，显示崔印海450元、赵××代，主管经理签字为“田××、郑××”。儿研所对刘×、陈××、赵××、钱××的证人证言，认为证人未出庭，故不予认可；对郑××出具的“关于崔印海身份及其工作致伤残的说明”不予认可，认为郑××未到庭说明情况；对“关于崔印海因公致残的说明”，认为衣净洁洗涤公司停止向崔印海发放工资系因为未继续获得与儿研所签订外包合同，因此衣净洁洗涤公司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对照片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住院病历、诊断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对崔印海的受伤情况不清楚，对司法鉴定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工资表和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衣净洁洗涤公司对崔印海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另，崔印海称其未就伤情进行工伤认定。
关于工资发放，崔印海主张刚入职时是赵××发放工资，月工资450元，受伤后就由钱××每月将工资送到家，2007年8月之后就将工资打到银行卡中。经崔印海申请，一审法院就姓名为崔印海、账户为×××，自2007年8月至2013年1月期间代发工资情况到北京银行雅宝路支行进行调查取证，结果显示2007年8月23日工资代发单位为“北京衣净洁洗涤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代发工资单位为“北京衣净洁洗涤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衣净洁洗涤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到庭陈述称：“我是儿研所正式职工，担任儿研所物业管理中心（后来叫劳服公司）副经理,负责主管洗衣房的工作。1998年儿研所进行院内改造，同时进行煤改气，院党委决定把洗衣房搬到顺义中试基地，1998年开始施工建盖洗衣房，1999年中旬运作，由儿研所两个科室（物业管理中心和中试基地）共同管理洗衣房，对内就叫儿研所洗衣房，对外叫做首儿物业洗涤中心。我们也洗涤其他医院的被服，为了洗衣房的运转，洗衣房是成本核算的，儿研所也给洗涤费。洗衣房中儿研所正式职工（大概有8个人，物业管理中心有5人、中试基地有2人，分别是田××、郝××、李×、刘×、陈×1、张××、赵××、陈××、钱××）工资、奖金是儿研所发放。2003年受非典影响顺义的洗衣房就关闭了，洗被服的工作就另外找其他的洗衣房加工，和南苑友谊医院的洗衣房合作，我们这些人就去南苑友谊医院的洗衣房工作，工资还是儿研所发放。从2002年开始领导就让我们在通州另外找地方建洗衣房。当地部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接对外的任务就要注册成立公司，所以2004年8月，我们就注册了北京衣净洁洗涤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后来变更名称为北京衣净洁洗涤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的时候我就是法定代表人，股东有除了我以外还有4个人（都是自然人），后来改为由首儿技术服务公司法人入股。我的工资还是儿研所发放一直到退休，之前跟着我的几个人也去了，后来有的陆续回到儿研所，他们的工资也一直是儿研所发放（奖金在2006年之后由我发放，包括我的奖金），退休也是儿研所给办理的。我们注册公司后以公司名义招收员工，这些工人就和儿研所无关了，公司成立后还是接儿研所的洗衣工作，对外也接其他医院洗衣工作，儿研所也给我们洗涤费。2012年8月我在儿研所办理了退休，是以工人身份退休，我有退休证。11月份儿研所的总务科通知不再让我们负责儿研所的洗涤业务了。我们在顺义中试基地成立洗衣房的时候招收了一批临时工，崔印海就是2003年1月被赵××、陈××招收的。2003年3月在洗衣房误操作受了伤，当时到积水潭医院进行治疗，治疗费是儿研所物业洗涤中心支付的。当时物业中心经理郑××说医药费我们全部承担，并给其基本工资，所以后来我们就承担了崔印海的所有费用和基本工资。我们从物业洗涤中心费用中支出崔印海的基本工资（按最低工资标准），把钱给赵××，让赵××给他，后来就由钱××送到他家，到2007年就是银行打款。2013年1月，儿研所不再给我们业务后，我们就不再给崔印海工资了。衣净洁公司成立后，我们从2006年后开始给员工缴纳保险，我们好像从2006年开始给崔印海缴纳社会保险。当时崔印海没有申请工伤鉴定。”儿研所认可田××系其单位职工，并由单位为其办理正式退休手续。
一审庭审中，崔印海提交北京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信息表，显示自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衣净洁洗涤公司为崔印海缴纳社会保险。衣净洁洗涤公司对此无异议。
另，经询问，崔印海表示不要求衣净洁洗涤公司承担责任。
2013年6月4日，崔印海以儿研所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2013年1月至2013年5月的工资6300元；2.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6460元；3.补缴2003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社会保险。2013年11月20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仲字[2013]第08048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崔印海的仲裁请求，崔印海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崔印海的工资自2004年8月至2012年12月一直由衣净洁洗涤公司发放，自2008年1月后的社会保险亦由衣净洁洗涤公司缴纳，其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未向儿研所提供劳动，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此期间与儿研所形成劳动关系，故其要求儿研所支付此期间工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职工发生伤害的，用人单位可以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现崔印海未就其伤情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部门亦未对其伤情进行鉴定，故其要求儿研所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于法无据，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印海全部诉讼请求。
崔印海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03年1月29日，崔印海到儿研所工作，工种为洗衣工，并与儿研所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03年3月在工作期间，因儿研所长期要求崔印海加班，并且上班前没有对崔印海进行专业培训，导致崔印海在工作期间造成右手断肢。事后儿研所没有及时给崔印海进行工伤认定，崔印海只好到有关鉴定机构对自己的伤情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4级伤残。崔印海认为，其在工作期间造成了工伤，儿研所应当对崔印海进行赔偿。崔印海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伤残鉴定报告，但一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没有支持崔印海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的做法是错误的。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儿研所一直没有支付崔印海工资，崔印海认为，其为儿研所提供劳务，儿研所应当支付工资。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197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儿研所承担。
儿研所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崔印海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崔印海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儿研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崔印海不是儿研所的员工，儿研所没有义务对其进行培训、工伤鉴定，也不应支付其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的工资。
衣净洁洗涤公司亦服从一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关于崔印海因公致残的说明”、银行查询回执、京朝劳仲字[2013]第08048号裁决书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未提交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崔印海虽上诉要求儿研所向其支付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的工资，但是依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崔印海的工资自2004年8月至2012年12月一直系由衣净洁洗涤公司发放，其自2008年1月后的社会保险亦由衣净洁洗涤公司缴纳，崔印海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自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与儿研所存在劳动关系，故其要求儿研所支付上述期间工资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崔印海上诉要求儿研所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职工发生伤害的，用人单位可以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因崔印海未就其伤情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部门亦未对其伤情进行鉴定，故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崔印海要求儿研所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请求亦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
综上，崔印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崔印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崔印海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志斌
代理审判员 田 璐
代理审判员 付 哲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赵 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