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京知民终字第7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来福，男，1946年4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增和，男，193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干部。上诉人杨来福因与被上诉人杨增和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西民（知）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12月，杨来福起诉至一审法院称：1999年8月18日，杨来福与杨增和签订《关于共同编写出版销售（暂定名）一书的协议》，约定:全书的策划者为杨来福、杨增和；杨增和负责编写组人员、撰稿、统稿事宜；杨来福承担前期经费、出版印刷费用以及负责销售收入的分配等；该书版权由杨来福、杨某按比例共同享有。杨某为监证人。协议签订后，杨来福按协议约定向杨增和交付了写书前期经费50000元。留有杨增和亲笔收条。同时，杨来福与杨增和双方着手准备，其间多次安排参与写作人员听取杨某同志以讲座方式口述介绍各历史时期亲身经历，边听讲座边录音，每人录制了35盘录音带，为写作提供素材。其间办公用品、录音设备、生活费用等，全部由杨来福承担，花费不低于26000元。杨来福还根据编写组的计划，接受杨某的委托，同李�民数次前往杨某成长战斗过的河南安阳、汤阴、淇县、卫辉等地调查采访，收集杨某青少年时期成长经历、参加革命后战斗历程的报刊、文献、图片等资料和素材。此项调研费用和交通费用等，全部由杨来福负担，付出约4000元。杨来福系出自对家乡的热爱而参与创作《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合作著书有约在先，依照约定投入前期经费理应全程参与著书事宜。然而，根据（2012）西民初字第5303号案件，杨增和称：协议中的《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与2004年9月出版的《杨某与红旗渠》一书并非同一本书。《杨某与红旗渠》一书是由安阳市委书记代表市委市政府于2002年3月提议并决定撰写的，作者是郝建生、李永民、杨增和三人，该书的启动经费、印刷费、作者郝建生和李永民写作时的工资亦是由安阳市和林州市政府支付，故《杨某与红旗渠》一书是一本政府的书，与1999年协议中的《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完全不同。执笔人之一郝建生也说“协议虚拟的《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与《杨某与红旗渠》无关”，“启动经费和出版印刷费也是两级政府支付的”。故杨来福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杨增和与杨来福于1999年8月18日签订的《关于共同编写出版销售“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的协议》后，杨增和从未履行合同条款,以至事实上合同失效；2、确认杨增和承担违约责任，应向杨来福归还依约支付的款项50000元，以及因此造成的多项经济损失30000元，共计80000元；3、杨增和支付自1999年8月18日至今杨来福经济损失的利息不低于41070元；4、依法确认杨增和应当赔偿杨来福总计121070元；5、判令杨增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杨增和一审辩称：杨来福所称我从未履行合同条款，不符合事实，杨来福以“承担违约�任”为由，要求我赔偿经济损失总额121070元不能成立。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现已过了十多年，请求法院驳回杨来福之起诉。具体答辩意见如下：第一,编写出版《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是杨来福经营末代皇帝溥仪发财后，想经营杨某，“举办杨某生平展”，和出书谋利而组织人编写，作者杨增和、郝建生、李惠民等人和杨某都是杨来福请来的。2012年王庆祥在（2012）西民初字第5303号案件中的代理词中对上述情况曾写明（见证据一《杨来福代理词》）。《关于共同编写出版销售“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的协议》是杨来福写好打印好后强加于杨增和的剥夺作者著作权的不公平条约，杨增和在胁迫无奈写上“遇事共同商量”之后才签名。杨来福所称“虚拟合同骗局，将杨来福依约交付的费用装入自己衣兜”没有根据，是污蔑，是对杨增和名誉权、人格权的损害。�来福交付的五万元，当时即分别由郝建生取走两万元，李惠民代杨某取走一万五千元，杨增和仅留用一万五千元（见证据三）。这些钱都是杨来福决定指派我分发的，现在要求我一人返还是没有道理的。签订的合同也是显失公平，不合理的。第二，对于编写出版《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的协议，杨增和和其他作者郝建生、李惠民、杨某都履行了协议。杨来福为举办杨某生平展和出书牟利而编写出版《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应该支付前期运作款五万元，并支付作者杨增和、郝建生、李惠民以及杨某劳动报酬和有关费用。从1999年8月18日签订协议到2002年3月改为写安阳市政府的《杨某与红旗渠》的两年半前期运作中，前期运作款五万元早已经用完且根本不够用。1999年的协议在后来的很长时间内都在执行，杨某在日记中也有印证。杨来福也认定协议是已经履行的，�增和也参加了多次写作活动，所以杨来福说杨增和没有履行协议是不成立的。杨增和等人的写作活动花费已经超过前期的五万元投入，在履行协议中间已经花光，利息更是无从而来。第三，对于2002年3月决定由写杨来福的《红旗渠决策者杨某》变为写安阳市政府的书，改名为《杨某与红旗渠》，杨来福是同意的，愿意把前期投入作为赞助，并且杨来福还多次参与书稿的讨论，有记录、录音为证。所以在《杨某与红旗渠》一书一版再版“后记”中，对民营企业家杨来福的资助都表示了感谢。至此，各方履行协议已划上圆满句号。杨来福的起诉及诉讼请求无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8月18日，杨来福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杨增和签订《关于共同编写出版销售（暂定名）一书的协议》（以下称“818协议”），约定：一、全书的策划者为杨来福、杨增和两人。二、由李惠民等若干人组成编写组。全书的编著由郝建生负责，杨增和协助统稿。三、甲方在1999年9月18日前支付乙方前期经费伍万元。书稿的后部分有1-2万字篇幅宣传甲方及其企业。四、书稿完成后，双方选定出版社，甲方向出版社支付出版费约伍万元。五、书的销售收入归甲方所有，收入超过投资的50%后，按书的实际印数，甲乙双方五、三比例分成，监证人得二。六、《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的版权由杨来福、杨某两人按六、四比例共同享有。杨增和在该条款后手写了“遇事共同商量”。协议尾部“监证人”处有杨某的签名。上述“818协议”签订后,杨来福依约向杨增和支付了前期运作款五万元,并于2000年7月前后经杨某介绍会同案外人李惠民前往杨某曾经生活过的淇县、汤县、安阳等地调查采访,收集资料，形成了一定的文字材料。期间，杨来福还多次会同杨增和、案外人郝建生、李惠民等人在北京一同听取杨某关于工作生活及红旗渠修建的情况介绍，并录制三十五盘创作素材录音带，为《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的写作进行了前期准备工作。2002年3月，当时河南省安阳市有关领导得知杨某组织人员进行回忆修建红旗渠的写作活动后，表示愿出一定资金并协调人员参加写作工作。征得杨某同意后，原河南省林州市党校工作人员李永生参加写作工作，此后该创作活动主要由杨增和以及郝建生、李永生完成。杨来福未再参加相关工作或提供相关资助。对上述写作组织形式及参加人员的变更，一审庭审中杨来福表示当时是知晓的。另查，杨来福与案外人杨某曾于2012年就《杨某与红旗渠》一书的著作权权属问题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2年8月出具（2012）西民初字第530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现已生效。上述判决书对以下事实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杨某1999年8月26日的日记记载：“杨增和、杨来福、李惠民、魏德忠等同志来医院谈：关于《红旗渠决策人杨某》书稿协议，杨来福为甲方，杨增和为乙方，杨某为监证人，由你口述和提供材料，最后还要你审定，版权归你们，最后三方都签了名。”1999年9月18日，杨来福给付杨增和五万元，杨增和写了收条，内容为：“收到杨来福同志为写《红旗渠决策者杨某》一书送来前期运作款伍万元整。由李惠民同志陪同前来。”杨增和将这五万元分给郝建生二万元，自己留下一万五千元，另外一万五千元由李惠民转交给杨某。杨某1999年11月13日的日记记载：“上午，我来高能物理研究所和郝建生、杨增和、来福同志谈如何�‘红旗渠和杨某’。李惠民也来。书稿意见，《红旗渠与杨某》……后记：红旗渠精神激励着林县人民，也激励着杨来福自己，杨来福发扬红旗渠精神，富裕起来。为把红旗渠精神传播出去，代代传，他提出举办。”杨某1999年11月14日的日记记载：“于高能物理研究所，我和建生、增和、惠民同志座谈书稿等。惠民谈:红旗渠精神研究会进展情况。郝建生谈：研究书稿问题。杨增和谈意见。”杨某1999年11月29日的日记记载：“晚，分别给淇县张民堂书记、陈传光县长，杨金国、郭王度、郭生林，汤阴李明昌写信介绍李惠民去了解情况，麻烦他们给予接待。”11月30日的日记记载：“李惠民来谈关于下去调查我建国前情况，把给他写的介绍信给他。”杨某2000年5月21日的日记记载：“午前，我来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看郝建生和花菊夫妇，和建生商量23日座谈意见。参加人，郝建生、杨增和、赵化、关劲潮、李惠民、杨来福。”5月23日的日记记载：“我去中科院技术应用研究所和建生等同志谈情况。今天参加人有郝建生、关劲潮、杨增和、赵化、袁漪、杨来福、李惠民。座谈开始，郝建生主持介绍每位同志情况。接着我介绍情况，上午、午后谈了两个半天，因明天体检，决定休息一天。”据杨某日记记载，此后的5月25日至29日，杨某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向郝建生、杨增和、杨来福、李惠民等人介绍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因郝建生身体欠佳坚持要回安阳，5月29日决定座谈暂时休会，一个月后再考虑安排继续介绍。7月2日至6日，杨某在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所与郝建生、杨增和、赵化等人继续座谈，介绍情况。9月24日，杨某又在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所和郝建生、杨增和座谈，介绍红旗渠的情况。在这几次座谈期间，杨某将其讲述的内容录制成35盘磁带，交予郝建生和杨增和。杨某2002年3月13日的日记记载：“上午十点多钟，方晓宇和王发水来座谈片刻。方谈了过去我在省清查办工作,……杨书记你和修建红旗渠劳模都是在左的形势下乱整一通。杨书记你的形象在脑子里是伟大的。我想给你写个传，趁你脑子记忆力还好。我说谢谢，你是一位主持正义的人。”3月19日的日记记载：“晚：我几次给方晓宇通电话，未打通。后方晓宇同志来电话，我谈了写回忆录的计划，1999年开始已由文献研究室和郝建生等人参加，我已给他们谈几十次，希望市里定一下抽一两位同志。方说：完全可以，我同意，可以让郝建生，再从林县抽一个人，花上两三年的时间，趁你脑子记忆力还好，写出后什么时候发表看时机，适当时机再印发，先把稿子写出来，我拨个钱也行。我表示感谢，还有什么具体问题，然后商量。后我和郝建生通个电话，谈了方晓宇的意思，请他选一个人，考虑好后给我联系再给本人谈，但必须保密。”杨某2002年4月16日的日记记载：“和建生、顺昌、秀林、志刚同志研究写我的自传（原定程增泉协助建生写，但永生已写了一部分，怎么办呢）。”4月17日的日记记载：“晚上，来亮、王哲来座谈片刻。方给他说抽李永生写传记的问题，他们都同意。”另据杨某日记记载，2002年4月23至26日、4月28至29日，杨某与郝建生、杨增和、李永生等人在新乡市驻京办事处研究传记的写作内容和问题。6月10上午，杨某和郝建生、李永生在李永生家楼上研究他们写的回忆资料。午后，三人改在中州宾馆八楼继续研究。对于上述事实的认定与描述，一审庭审中杨来福与杨增和均予以认可。《杨某与红旗渠》�书于2004年9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1年6月再版,署名郝建生、杨增和、李永生著。经一审法院（2012）西民初字第5303号生效判决书认定,该书著作权人除上述署名作者外还包括杨某。该书后记载明:对于《杨某与红旗渠》一书的出版发行，不少单位和个人踊跃资助。我们特向……民营企业家杨来福……等表示感谢。《杨某与红旗渠》一书的出版合同和再版协议由郝建生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签订，均为自费出版，相关出版费用由作者一方负担。2004版《杨某与红旗渠》一书的出版费用129000元由林州市财政局支付。杨来福亦未按照“818协议”约定支付相关出版费用。以上事实，有“818协议”，收条，《关于编辑出版画册的协议》，（2012）西民初字第5303号民事判决书，代理词，说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杨来福的诉讼请求是否过了诉讼时效；二、“818协议”的效力以及签订后杨增和是否从未履行合同条款；三、杨增和是否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一、杨来福的诉讼请求是否过了诉讼时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杨来福曾于2012年2月依据“818协议”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出具（2012）西民初字第530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已于2012年10月29日生效。故杨来福依据“818协议”再次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2年10月29日起重新计算两年，至2014年10月29日止。故杨来福于2014年8月15日向法院起诉未过诉讼时效。二、“818协议”的效力以及签订后杨增和是否从未履行合同条款杨来福与杨增和签订的“818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杨来福依据约定于1999年9月18日向杨增和支付了前期运作款50000元。同时，杨来福与杨增和双方着手准备，其间杨增和多次与其他参与写作人员一起听取杨某同志以讲座方式口述介绍各历史时期亲身经历，边听讲座边录音，并录制了35盘录音带，为写作提供素材。杨来福还根据编写组的计划，接受杨某的委托，同李惠民数次前往杨某成长战斗过的河南安阳、汤阴、淇县、卫辉等地调查采访，收集杨某青少年时期成长经历、参加革命后战斗历程的报刊、文献、图片等资料和素材。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在积极的履行合同。故杨来福关于“杨增和从未履行合同条款，以至事实上合同失效”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相悖，法院不予支持。三、杨增和是否构成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虽然自1999年“818协议”签订后，杨来福和杨增和均在积极履行合同，但2002年安阳、林州两级政府介入后，编写组成员发生变化，对此，杨来福和杨增和均未提出异议，之后杨来福也未再进行资金或人力投入，双方就“818协议”在政府介入后是否继续履行——若继续履行该如何履行，若不继续履行应如何返还前期投入款等问题均未涉及，也未签订书面协议。可见，政府介入后，双方对“818协议”的履行情况持持放任态度，鉴于“818协议”本身也未对合同履行的具体细节特别是成书时间作出约定，故在此情况下杨来福主张杨增和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缺乏法律及合同�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来福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杨来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杨来福的主要上诉理由为：杨增和与杨来福于1999年8月18日签订“818协议”后，杨增和从未履行相关合同条款,导致该合同事实上失效，杨增和应当为其违约行为向杨来福承担违约责任；《杨某与红旗渠》系在“818协议”基础上，由参加编写人员共同以杨某本人的亲身经历为题材而撰写完成的作品，杨来福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劳动，杨增和应当为其拒不履行“818协议”的行为赔偿杨来福相应经济损失。被上诉人杨增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杨来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中，杨来福与杨增和签订的“818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818协议”签订后,杨来福依据约定于1999年9月18日向杨增和支付了前期运作款50000元，并于2000年7月前后经杨某介绍会同案外人李惠民前往杨某曾经生活过的淇县、汤县、安阳等地调查采访,收集杨某青少年时期成长经历、参加革命后战斗历程的报刊、文献、图片等资料和素材；同时，杨来福与杨增和双方着手准备，其间杨增和多次与郝建生等其他参与写作人员一起听取杨某同志以讲座方式口述介绍各历史时期亲身经历，边听讲座边录音，并录制了35盘录音带，为写作提供素材。上述事实能够认定“818协议”签订后，双方均以实际行动积极地履行该合同。故杨来福关于杨增和从未履行合同条款，导致该合同事实上失效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然自1999年“818协议”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杨来福和杨增和均在积极履行合同，但随着2002年安阳市、林州市两级政府的介入，涉案书籍的编写组成员随之发生变化，对此，杨来福和杨增和均未提出异议，之后杨来福也未再进行人力投入，亦未再依照“818协议”约定支付相关出版费用，《杨某与红旗渠》一书的出版费用实际由林州市财政局支付。双方就“818协议”在安阳市、林州市两级政府介入后是否继续履行、如继续履行应如何履行以及如不继续履行应�何返还前期投入经费等问题均未作出约定，事后亦未签订相关补充协议。由此可知，随着2002年安阳市、林州市两级政府的介入，杨来福和杨增和对“818协议”的后续履行情况已持放任态度，鉴于“818协议”本身也未对合同的解除、终止及责任承担等进行约定，故在此情况下杨来福主张杨增和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杨来福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千七百二十一元，由杨来福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二千七百二十一元，由杨来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司品华审 判 员 李燕蓉审 判 员 江建中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义军书 记 员 张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