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31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官文娜。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前坤，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纯，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官文进。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前坤，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纯，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官文光。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明，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苗凤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飘，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官文娜、官文进因与被上诉人官文光、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2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官文娜、官文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前坤、李纯，被上诉人官文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明，被上诉人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官文娜、官文进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23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官文娜、官文进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如实认定官文娜与官文光之间的微信记录。一审法院在官文娜与官文光均多次认可了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的情况下，对微信记录予以否定，显然违背了事实与法律。二、一审法院隐瞒证据，没有如实记载官文娜向法院提交的“武汉南华工业设备2010股利发放表”。在一审中，官文娜提交了“武汉南华工业设备2010股利发放表”，证明官文娜所持股权的演变过程。该表上面的文字是官文申生前所记，反映了官文娜以官文光名义持股股份的由来，即官文娜的股份是如何由2003年的3万元转变为19.8万元。官文光在庭审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也予以认可。而一审法院有意遗漏了这一份对官文娜有利的证据，既未列入判决，也未阐述采纳或未予采纳的理由。三、一审法院遗漏了官文光提供的所有证据。一审过程中，官文光提供了持股情况表、出资证明书、收据、历年增资和股利发放表等数份证据，证明其合法持有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官文娜、官文进对此不持异议。然而，这些证据同时更进一步证明了官文娜、官文进所主张股权的由来，更能证明官文光收到的股利、分红是随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分红情况而变动，而非官文光所主张的借款利息，一审法院却没有在判决中予以认定。四、一审判决没有如实记载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在一审阶段中的举证、质证过程。官文娜、官文进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已经得到官文光及一审法院认可，官文光仅仅是否认了官文娜、官文进的证明目的，而一审法院制造理由、无端否定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所提供的证据，实属不公。其一、官文娜、官文进提供的账本真实、合法，记载信息清楚明白，所载内容恰恰与官文娜、官文进的主张一致，前后能够相互印证，也与官文光提供的其在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收据中出资时间也正好一致，且得到官文光的认可，一审法院应予认可。其二、本案不存在孤证不立的情况，而恰恰相反官文光提供的出资证明、股权分红记录等证据都有力地与官文娜、官文进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五、一审法院严重超过六个月的审理期限，官文娜、官文进在开庭八个月后才收到一审判决书。六、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多年来切实履行了股权代持协议，双方存在股权代持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却对此予以否定，违背事实与法律。官文申在有关官文娜账本里的记载足以证明官文娜在2003年通过官文申将3万元转给官文光，作为对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2003年以后，官文光每年均向官文娜支付了相应的分红款，而分红金额又与官文光提供的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历年增资、股利发放表，持股情况表中的历年分红金额比例一致。后因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转增及增资扩股，官文娜持有的股份转变为19.8万元。2012年元月，经官文娜、官文进协商同意，官文光认可，官文娜将5万元的投资份额转给官文进。至此，官文光代官文娜持股14.8万元，代官文进持股5万元已反复多次在官文申留下的账本中得到证实。虽然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直接证明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官文光声称其与官文娜、官文进之间不存在代持股关系，其与官文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却没有举出他与官文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更无法对每年支付的不同股息、分红金额作出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明知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却对此予以否认，显然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七、官文娜、官文进已经切实履行了对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官文娜、官文进要求确认投资份额的诉请应得到支持。八、一审判决驳回官文娜、官文进要求官文光转让投资份额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官文娜、官文进要求官文光将股份转让到自己名下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该得到支持。九、本案因外界因素干扰，导致一审法院枉法裁判，一审判决也应予撤销。综上，一审判决有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官文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官文娜、官文进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官文娜、官文进的上诉请求。
官文娜、官文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官文娜以官文光的名义在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股份为14.8万股；二、确认官文进以官文光的名义在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股份为5万股；三、官文光将上述投资份额依法转让到官文娜、官文进名下；四、官文光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官文娜、官文进、官文杰、官文光、官文申等人系兄弟姐妹关系，李滋湘系官文申的配偶，官文申于2015年1月9日死亡。
官文申生前留存一本记账本，该记账本写有官文娜的名字，时间自2006年11月24日至2014年5月1日，载明进出账目共计95笔。其中第八笔载明，“2008年5月30日，出15万，备注：交李滋湘公司以文光名字投资，原来还有3万以文光名字投资”；第二十七笔载明，“2011年元月28日，进2.88万（在文光处投资18万利息按0.16/万）”；第四十六笔载明，“2012年元月4日，将投资5万转给文进”；第五十三笔载明，“2012年6月27日，进2.979万（以文光名字投资14.8万）”；第七十四笔载明，“2013年6月27日，进5万（文进还文娜）”；第七十八笔载明，“2013年7月4日，进3.7万（以文光名字投资14.8万按25%利息）”。
官文申生前另留存一本记账本，该记账本写有官文进的名字，时间自2007年4月26日至2014年6月25日，载明进出账目共计34笔。其中第二十笔载明，“2012年元月4日，文娜转给文进利息1.5635万，备注：以文光名字在南华投资五万元”；第二十一笔载明，“2012年6月27日，进1万元，以文光名字投资5万的利息”；第二十六笔载明，“2013年7月4日，进1.25万，以文光名字投资5万的利息”；第三十四笔载明，“2014年6月25日，文进在工业公司以文光名字投资五万元，3000元文娜代领”。
官文申生前留存一本日记记账本，该日记记账本记载“2013.9.7日记:官文娜有14.8万以文光名字投资在南华；官文进5万元以官文光名字投资在南华；官文杰5万元以文光名字投资南华”。
另在官文申留存的写有官文光名字的记账本上记载有：“2003年3月28日，文娜3000元在文光处（股票）”官文光在该记载的内容后签名。
2015年2月16日，官文光的账户分别向官文娜转账支付29681元、向官文进转账支付10027元、向官文杰转账支付10027元，注明为“南华工业2013年分红”。
官文娜提供了自称系与官文光之间的微信记录，其中载明：“2月16日，我想知道那个入股的钱，我名下的有多少钱。就是本金是多少。”“本金是14万8千。”“2月27日，我想再确认一下，你说的本金14万8，包不包括以前的3万。”“14万8包括以前的3万。”
一审法院另查明，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12月19日登记成立，自然人股东为孙宪岗、王佑力、余昌义、赵树桐。
2009年9月18日，该公司股份制改造，变更为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官文光作为发起人之一在发起人协议、股东会协议上签名。公司变更后，工商登记上记载官文光的股份为541472份，占公司股份比例为2.37%，现金541472元。嗣后，官文光以股东的身份参加了该公司历次股东会，并作出了表决。
2015年7月，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是否有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的认定。
官文娜、官文进以其与官文光之间成立有股权代持协议为由，诉请确认官文娜以官文光名义在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股份为14.8万股以及官文进以官文光名义在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股份5万股。即官文娜、官文进作为实际出资人主张权利，实际出资人是指与他人约定由其出资而以他人名义享有公司股东权利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通过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是典型的合同关系，所谓的股权代持，其实就是双方当事人建立的一种委托关系，该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而不是由公司法来调整。虽然以上规定只是针对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问题和合同无效认定规则问题，但是从法理上来理解，股份公司的相关问题及合同其他效力类型问题也可以适用此类规定或原则。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是实际出资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订约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了合意，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建立了合同关系，表明了合同订立过程的完结。合同成立的本质是当事人关于债的关系而表达的意思取得一致，意味着合同关系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官文娜、官文进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官文光之间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成立了股权代持协议。官文娜、官文进主张其为实际出资人的最主要证据是官文申的记账本、日记本，该证据为官文申的私人物品，官文申死亡后，应当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官文娜、官文进取得该证据来源不明，合法性存疑。即使官文娜、官文进合法取得该证据，审核该证据载明的内容，均为官文申的单方记载，并不能直接佐证官文娜与官文光之间、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成立有代持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协议。虽然在官文申留存的写有官文光名字的记账本上记载有“2003年3月28日，文娜30000元在文光处（股票）”，但该记载信息不全，时间、数额与官文娜主张的内容相矛盾，也不能直接佐证双方之间成立有代持股协议。官文娜提供的自称其与官文光之间的微信记录，首先，记录的相对方是否确为官文光，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其次，即使相对方是官文光，但该记录内容不完整，所谓的“入股”，指向不明，且“入股”与“本金”之间，在法律上是不同的概念，以此微信记录主张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协议，尚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之程度。关于2015年2月16日官文光的账户分别向官文娜支付29681元、向官文进支付10027元、向官文杰支付10027元，注明为“南华工业2013年分红”，官文光与官文娜、官文进之间，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经济往来，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不能单凭此证据反推双方之间成立有代持股协议。综上，目前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协议，官文娜、官文进的诉讼主张缺乏基础证据加以证明。
二、关于官文娜、官文进是否向武汉南华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官文娜、官文进均自认从未向武汉南华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出资或认缴出资，武汉南华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亦主张从未收到官文娜、官文进向该公司的出资，该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和验资报告等证据证明官文娜、官文进未向武汉南华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或依法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该公司股权。官文娜、官文进证明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仅有官文申生前所写的记账本和日记本，并没有官文娜、官文进向官文申转账的凭证或其他支付方式的记录，亦没有官文申向官文光转账或其他方式支付款项的证据予以辅佐。如前所述，仅有官文申的记账本和日记本并不能直接证明官文娜、官文进的主张，也不能直接证明官文光收受了官文娜、官文进的投资款，官文光向官文娜、官文进支付了投资利息、支付了红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官文娜、官文进均承认没有直接向官文光或武汉南华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过投资款项的情形下，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官文娜、官文进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故官文娜、官文进应承担不利后果。
即使官文娜、官文进有直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向武汉南华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出资，实际出资也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标准，也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虽然自有公司制度以来，以出资作为获取股东资格的方式，从来就是最为主要、最为核心的法律方式，出资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一种物权性凭证，更可作为股东资格的凭证。但是，出资并不能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标准，也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首先，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之间并不是一种对应或等同的关系。在授权资本制下，股东可以在公司成立后一定期限内缴足资本，因此，出资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前提。即使在法定资本制下，股东出资瑕疵也不必然导致否定其股东资格，只是导致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我国公司立法已经规定了授权资本制的背景下，以是否实际出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标准，显然与现行公司法的规定相悖。其次，在经济生活中，投资者用作出资的财产的来源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以出资财产的所有权归属来确认股东资格往往会有失偏颇。实际上，即使投资者在出资时对用于出资的财产不享有所有权也不影响其出资的有效性，至于出资人因处分该财产而引发的对第三人的责任，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相反，如果出资人没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实际出资也不能认定其取得了股东资格。
三、关于官文娜、官文进诉请官文光将上述投资份额转让到其名下的认定。
官文娜、官文进诉请的实质是实际出资人显名化。如前所述，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官文娜、官文进为目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即使官文娜、官文进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目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主张实际出资人取代名义出资人而成为显名股东，无法对抗公司内部公示制度对名义出资人股东资格之确认。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不应得到确认，只有当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之间对于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有明确约定，且实际出资人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及其他多数股东也知情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才可确认。首先，公司是由多个投资主体集合而成的社团，公司法上的行为不仅关系到投资者本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以公司为中心的法律关系的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所以公司法强调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以保持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强调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以维持交易安全。股东资格的确认，不仅仅关系到投资者个人股权的归属问题，还关系到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等的利益，因此，对于已经成立且公示在外的股东资格不宜轻易改动。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这一规定隐含的推论是，未记载于股东名册的实际出资人，不能根据其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向公司要求行使股东权利。从中可以看出公司法对隐名出资的非鼓励态度。在公司法已经明确赋予民事主体进行投资成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且不认可实际出资人股东权利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自愿选择隐名出资的方式、由他人代替其行使股东权利，当然也应承担可能的不利后果。实际出资人在最初隐名本身就说明其缺乏成为公司合法股东的意思表示，而公司也显然没有接受其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同时，从公司人合性角度考量，认定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也会侵犯公司其他股东的意思自治。因此，实际出资人的股东地位一般不应得到承认。这一原则也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所确认。本案目标公司为股份公司，对于股份公司来说，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的主张，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没有作出规定。但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的主张同样不应得到支持，因为股份公司具有开放性和公众性，公司信息披露要具有真实性，否则会影响外部第三人对公司经营状况、股票交易的判断，可能扰乱公开市场的交易秩序，损害公众利益。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法律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和更加严格的披露义务。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的诚信和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股市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和千百万股民的切身利益。此外，在证券市场，代持股权的行为是被禁止的。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发行人股权清晰这个表述就是表明不允许IPO企业股权代持，如果企业出现股权代持情况，就无法上市。目标公司所在的新三板也禁止股权代持行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第二章第一条规定，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业必须“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实际出资人如果想要显名，只能通过与显名股东即名义出资人协商以股权转让方式予以完成。也就是说，实际出资人所谓的显名问题，并非股东资格确认问题，而是股权转让问题，在诉的性质上不是确认之诉，而应为给付之诉。既然是股份公司股权转让，在转让规则上即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的约束。据此，官文娜、官文进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官文娜、官文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60元、保全费4260元，由官文娜、官文进承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是否具有股权代持关系；（二）官文娜、官文进要求将官文光在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持的股份转让到自己名下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
（一）关于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是否具有股权代持关系的问题
股权代持一般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隐名股东实际认缴公司资本，但其姓名或名称未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中。2、显名股东同意隐名股东使用自己的名称或姓名。3、隐名股东承担公司的盈亏风险。但从一、二审现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官文娜、官文进提供的官文申记账本、日记本及官文娜提供的微信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官文光在一审中提供的持股情况表、出资证明书、收据、历年增资和股利发放表等数份证据，仅能证明官文光合法持有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并不能与官文娜、官文进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也无法证实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官文娜、官文进提出有关其与官文光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官文娜、官文进要求将官文光在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持的股份转让到自己名下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官文娜、官文进自认从未向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出资或认缴出资，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亦声称从未收到官文杰向该公司的出资，该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和验资报告等证据证明官文娜、官文进未向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或依法受让、或以其它形式继受该公司股权。官文娜、官文进证明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仅有官文申生前所写的记账本和日记本及微信记录，并没有官文娜、官文进向官文申转账的凭证或其它支付方式的记录，也没有官文申向官文光转账或其它方式支付款项的证据予以佐证。仅凭官文申的记账本和日记本及微信记录并不能直接证明官文娜、官文进已向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出资，亦不能直接证明官文光收受了官文娜、官文进的投资款，官文光向官文娜、官文进支付了投资利息及红利。既然一方面官文娜、官文进未向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出资或认缴出资，另一方面官文娜、官文进与官文光之间也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那么，官文娜、官文进要求将官文光在武汉南华工业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持股份转让到自己名下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官文娜、官文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60元，由上诉人官文娜、官文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文兵
审判员 黎伟雄
审判员 王 勇
二○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潘昊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