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2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永宁，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彦，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大堂村均安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负责人：梁炳超。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子鹏，广东华法（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永宁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大堂村均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均安合作社”）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永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均安合作社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均安合作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认定和采纳存在错误。（一）一审判决因梁永宁所提交的《大堂村民委员会对账单》没有人员签名和组织盖章而不予采纳错误。在原审第二次庭审过程中，证人梁某已经承认《大堂村民委员会对账单》由其书写并交给梁永宁，因此，这份证据依法应予采纳。同时，梁某出具这份对账单即可证明双方当事人确实存在争议，需要弄清楚事实。如果不是存在争议，双方又何需对账？该证据又为何要交给梁永宁？由此可见，一审判决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争议有误。（二）对证人证言予以采纳错误。梁某、梁某2两位证人是均安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与本案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且两位证人分别是财务和出纳人员，如果不指证梁永宁欠付承包款，则两位证人必然就承包款的去向问题受到问责。因此，梁永宁的承包款支付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两位证人的切身利益，与二人有直接的、重要的利害关系。在存在两层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其证言的真实性确实难以保证，但一审法院竟予采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此外，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之时，不断地更改修正之前的证言，例如，梁某2表示收据都是每年12月底开好，但当梁永宁向其出示1月份的收据时，又改口称有时拖延至年头1月，再向其出示其他时间的收据时，又改口称有时根据合同约定的时间出开具收据。同时，这两位证人中，一个是均安合作社的财务，一个是均安合作社的出纳，连这两人都未能清楚说明其二人之间如何交接承包款、票据、收据，证人证言更漏洞百出，但一审判决却说他们的证言相互吻合、客观反映事实，这显然已经背离事实。由此可见，一审判决没有依照证据规则来采信证人证言。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均安合作社开具收据的习惯是每年12月先行开具收据，待其收到承包款（租金）后再交付收据，这与事实相不符。例如，在系列案件案号为1686号的案件当中，梁永宁于2007年2月26日存入均安合作社账户，均安合作社于2007年2月26日开具收据；梁永宁于2008年6月19日存入均安合作社账户，均安合作社于2008年6月19日开具收据；梁永宁于2009年2月9日存入均安合作社账户，均安合作社于2009年2月9日开具收据；梁永宁于2010年2月1日存入均安合作社账户，均安合作社于2010年2月4日开具收据。（二）一审判决认定梁永宁交纳承包款（租金）均是通过银行交纳，这也是均安合作社的单方面说法。事实上，梁永宁及弟弟曾已现金方式向梁某缴款，而梁某交回收据就表示其已经收款。（三）一审判决认定梁永宁没有交纳2015年度承包款（租金）属认定错误。均安合作社出具的2013年12月31日收据已经明确其收取2014年度的承包款（租金）的事实，而事隔约一年之后，梁永宁又于2014年10月再行支付租金。依照常理分析，该笔款项显然是为了支付2015年度的承包款（租金）。三、均安合作社主张梁永宁迟延交承包款（租金），该主张与客观事实相矛盾。（一）证人梁某在庭审中表示第一次交款进账是在2008年5月26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1、原审案号为1677号的案件中，案涉合同签订于2006年1月1日，双方约定于每年12月底交款。按照梁某的说法，梁永宁是迟了一年半才交第一期，这从交易习惯上来说显然并不可能。2、原审案号为1686号的案件中，案涉合同签订于2007年1月22日，双方约定于每年1月30日前交款。若按梁某的说法，则梁永宁也迟了一年半才交第一期款项。而事实上，梁永宁在2007年2月26日已经交款（详见账号为80×××44的银行明细）。由此可见，梁永宁依期交款，并没有迟延情形。3、既然前述1686号案件的合同于2007年2月已交款，则前述1677号案件的合同款项如果确实迟延交付，均安合作社不可能不向梁永宁追讨。现均安合作社迟延一年半才收款，这明显不合常理。（二）根据均安合作社的村规民约，但凡迟延交纳承包款（租金）的，就不能再承包经营其他土地，也不能领得村内的分红。但事实上，梁永宁连续取得了4个承包经营权，也未曾被扣发过分红款。这一村规民约全村皆知且一直执行，均安合作社不可能对梁永宁例外处理。四、本案中，除非均安合作社能够证明2013年12月31日的收据是在2014年10月11日之后才交给梁永宁，否则，梁永宁于2014年10月11日所支付的款项便与2013年12月31日的收据无关，即梁永宁于2014年10月11日支付的款项是预缴下一年度的承包款（租金）。五、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和没收押金没有事实根据。梁永宁提交的《大堂村民委员会对账单》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于是否缴纳承包款（租金）存在争议，故梁永宁并没有违约的主观故意。事实上，截至2015年底发现账目不对之前，均安合作社从未向梁永宁提出有迟延缴纳承包款（租金）这一情形。若然梁永宁确曾迟延缴纳款项，这也是因为双方一直没有发现和提出。然而，梁永宁在事隔多年之后无法认可和查明缴纳事实，这才一直与均安合作社进行交涉。因此，即使一审判决认定梁永宁迟延缴纳承包款（租金)，也只应判决梁永宁及时支付承包款（租金)，而不能解除合同和没收押金。但梁永宁上诉的前提是本案欠缺迟延缴纳承包款（租金)的事实基础，故梁永宁必须讨回公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梁永宁没有缴纳交2015年度承包款(租金)缺乏事实依据，请二审查明事实之后依法改判，维护梁永宁的合法权益。
均安合作社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梁永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单就本案而言，梁永宁于2014年10月11日所交的租金只是缴纳2014年度的租金，梁永宁尚欠本案2015、2016年度的租金未予缴交。现就梁永宁与均安合作社4件系列案件【二审案号分别为（2016）粤07民终2373号、2375号、2378号、2379号】综合分析如下：一、若梁永宁已经缴纳了租金，应有相应收据予以证实。但由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知，梁永宁只是缴纳了2373号、2378号案件2014年度的租金以及2379号、2375号案件2013年度的租金。对于梁永宁没有出示收据的部分，应当认为其没有缴纳相应的租金。二、根据均安合作社的统计，2375号案件2006年至2013年应缴的租金是1600元，2379号案件2006年至2013年应交的租金是149024.80元，2378号案件2010年至2014年应缴的租金是46712元，2373号案件2010年至2014年应缴的租金是98293元。上述款项截至2014年度，应缴租金合计295629.80元。根据均安合作社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统计可知，自2006年起至起诉之日止，梁永宁实际向均安合作社汇入的资金仅有294063元。由此可见，梁永宁称其此前已经缴纳2375号2014年度、2379号案件2014年度、2373号案件2013年度、2378号案件2013年度的租金与事实不符。三、梁永宁辩称其2014年10月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2375号案件、2379号案件2014年度以及2373、2378号案件2015年度的租金更不合常理。根据所有承包合同的约定，缴纳租金的时间均为当年的12月底或者次年的1月份，即租金到期的时间均是在年底左右，故按交易常理，租金到期才会发生缴纳租金的事实。但梁永宁述称其在前一年的10月份就缴纳次年租金或当年租金，这便有违常理。实际上，梁永宁20**年10月份所支付的款项，只包括其拖欠的2013年度以及2014年度的租金。综上，梁永宁的上诉应予以驳回。
均安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梁永宁返还所承包的鱼塘。2、梁永宁支付拖欠的鱼塘承包款39317.20元及利息（计至付清之日，截至2016年1月31日利息为1200元），没收押金6084.80元。款项合计：46602元。3、梁永宁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1日，均安合作社与梁华珠签订一份《鱼塘承包合同书》，约定均安合作社同意将面积15.602亩的石龙桥坑（土名）附近的鱼塘由梁华珠承包，承包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承包款为每亩1300元，合共20282.60元，承包款在每年的公历12月底前先交承包款后养塘，如不交者，视作不耕鱼塘，重新开投，没收押金，合同期满，竹木及其它作物一律归村小组所有。合同签订后，梁华珠从2010年至2013年均交付了承包款，上述鱼塘实际由梁永宁承包使用。2014年10月11日，梁永宁通过银行汇入了均安合作社在银行账户44325.70元，均安合作社交付了梁永宁一张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梁华珠交来2014年鱼塘租金15.602亩，退回砌水泥板624元，实收19658.60元”，均安合作社认为梁永宁仍拖欠2015年、2016年共两年的承包费39317.20元未有交付，经追讨未果，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均安合作社对发包的鱼塘、土地的承包费不收现金，由承包者自行汇入均安合作社指定的银行账户中，承包者再将银行凭证交付合作社财务，均安合作社财务交付收据给承包者。此外，现任会计梁某2在2005年接手财务后均按前任会计的惯例，无论是否收到当年或来年的承包款，在每年的年底前均开具好应收的鱼塘、土地承包款的收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均安合作社与梁永宁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意思表示真实，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是有效合同，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关于梁永宁辩称其持有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编号为NO.0178765的收据证明其已交纳了2014年承包款19658.60元，于2014年10月11日通过银行汇入了均安合作社在银行账户44325.70元，该款项包含了本案讼争的2015年度承包款19658.6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按上述法律规定，梁永宁应对交纳承包款进行举证。经审查，均安合作社财务人员对梁永宁的上述辩解进行了反驳并陈述：梁永宁系迟延交纳2014年的承包款，该2014年10月11日的存款是梁永宁交纳2014年的承包款的，在2013年12月31日财务人员早已开具好收据，待梁永宁交纳2014年承包款后才交付收据，因此梁永宁持有的2013年12月31日的收据是梁永宁在2014年10月11日在银行存款后才取得的，结合均安合作社提交的历年收据来看，历年收据的开具日期均是在每年的12月开具的，符合财务人员陈述的开具收据习惯，财务人员的陈述可信性较高；另梁永宁交纳本案涉诉土地的承包款均是通过银行交纳的，因此，梁永宁每次交纳承包款后除持有收据外还应持有相应的银行账单，梁永宁还需提交历年的银行账单予以佐证其已交纳承包款的事实，但两次庭审梁永宁均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梁永宁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梁永宁没有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时间支付2015年、2016年共两年的承包费39317.2元给均安合作社即属违约，梁永宁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均安合作社要求梁永宁支付2015年、2016年共两年的承包费，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此请求予以支持。
对于均安合作社要求没收梁永宁已支付的6084.80元押金的请求，由于梁永宁未按上述合同约定依时足额履行付款义务，已属违约，按双方的合同约定，均安合作社有权收取该保证金的条件，且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此原审法院对此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均安合作社诉请的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均安合作社诉请逾期利息从当年承包款应付到期之日的次日以所欠承包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因此原审法院予以准照。
关于均安合作社诉请解除其与梁永宁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书》及交还承包鱼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由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承包方违约的，发包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鱼塘，上述鱼塘签订者虽为梁华珠，但实际经营者为梁永宁，现梁永宁没有按时交纳承包款，按合同约定梁永宁逾期交纳承包款的视为违约，因此均安合作社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鱼塘，其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书》及收回鱼塘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原审法院对此项诉请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
一、解除均安合作社与梁永宁（签名为梁华珠）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书》，梁永宁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内将承包的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大堂村石龙桥坑（土名）面积为15.602亩的鱼塘交还均安合作社；
二、梁永宁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均安合作社2015年的承包费19658.60元及相应利息（从2015年1月1日起以所欠承包款19658.6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
三、梁永宁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均安合作社2016年承包费及相应利息【2016年承包费按以下情形计付：1、如承包合同解除时间早于合同届满日的，2016年的承包费应按被告实际使用天数计算，从2016年1月1日起按53.86元/天（19658.60元/年÷365日）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2、如本判决生效之日晚于本案承包合同届满日的，则2016年承包款按当年的承包款19658.60元计付；2016年承包款的逾期利息以实际计付的承包款为本金从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四、均安合作社有权收取梁永宁已支付的押金6084.8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482.53元（已减半收取），由梁永宁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均安合作社为其陈述提交了银行账户明细查询复印件19页（该证据部分内容被梁永宁作为原审证据使用），以证明梁永宁从2006年起截至起诉之日止向均安合作社支付的租金明细。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对前述证据进行了质证。经审查，均安合作社提供的前述证据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关，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梁永宁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1日，均安合作社与梁华珠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书》一份，主要内容包括：均安合作社将座落于石龙桥坑（土名）附近面积为15.602亩的涉案鱼塘交由梁华珠承包作为养殖生产使用；梁华珠需按中标价的30%计算交付承包押金6084.80元，押金不计利息，承包期满退回，如中途退出承包的，押金一律没收；承包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共计十年；承包款按1300元/亩/年的标准计算为20282.60元/年；梁华珠应于每公历年的12月底前先交承包款后养塘，否则视作不耕鱼塘，重新开投，没收押金；承包期满，竹木及其它作物一律归村小组所有等。前述合同签订之后，梁永宁已自资缴交承包押金6084.80元并实际经营使用涉案鱼塘至今，相应的2010至2014年度承包款项亦由梁永宁负责结清。梁永宁据此持有均安合作社开具的编号为NO.0243477的押金收据（金额为6084.80元）以及编号分别为NO.405052、NO.0561970、NO.0178627、NO.0178765的承包款收据（收据显示日期分别为2010年12月29日、2011年12月22日、2012年12月24日、2013年12月31日，收据显示实收金额均为19658.60元）。
另查明，梁永宁曾先后于2013年7月13日和2014年10月11日向均安合作社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帐号为：80×××57）支付金额均为44325.70元的两笔款项，但其后梁永宁未再付款。均安合作社认为梁永宁拖欠涉案鱼塘2015年度、2016年度的承包款侵害其合法权益且追讨未果，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还查明，梁华珠在本院二审调查过程中明确表示涉案2010年1月1日《鱼塘承包合同书》虽以其名义签订，但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均系由梁永宁承受，已缴纳的押金及承包款均系梁永宁自行负责，与梁华珠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陈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梁永宁是否欠付涉案鱼塘2015年度承包款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鱼塘2015年度承包款有否依约交纳的问题已有较大争议并由此成讼的情况下，梁永宁作为负有对价义务且主张义务已经履行的一方，有责任围绕其所主张的履行事实进行充分举证，否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审查梁永宁在原审期间为其陈述提供的一系列书面证据，其中与涉案鱼塘承包款有关的付款证据只有编号分别为NO.405052、NO.0561970、NO.0178627、NO.0178765的收据、账号为80×××57的部分银行明细和前述账户于2013年7月13日发生的进账单一份。而结合前述三组证据的具体内容分析可知：（一）其中任一组证据不能独立证明梁永宁已经完全履行2015年度之前约定义务的事实。其中，收据证据组显然缺失2010年当年和2014年之后的收款凭据，因此不能证明2015年度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的事实。账号为80×××57账户的部分明细只有2014年10月的一笔付款记录与涉案鱼塘有关，但该记录显然不能证明梁永宁所主张的连贯履行事实。账号为80×××57的进账单只反映2013年当年的付款情况，对2015年的对价义务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也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二）付款记录与梁永宁提供的收据之间没有形成直观的对应关系，不足以支撑梁永宁所主张的特定付款目的联系。前述收据所显示的开具时间均为应收款项上一年度的12月下旬（分别为当月的29、22、24、31日），而梁永宁提供的付款记录日期显然与收据开具日期并不发生重合，甚至连发生月份也不相符。有鉴于此，在梁永宁能够提供连贯、有效的付款记录证据之前，本案不能迳行推定2013年7月13日发生的付款记录对应的必然就是2013年12月31日收据。（三）梁永宁本人没有严格遵从合同约定，也无相对稳定的付款习惯，其预付款主张按照现有证据不能成立。按照梁永宁提供的证据及其诉讼陈述，其自始便没有严格遵从涉案合同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也无形成相对稳定的履行惯例，进而便谈不上预付款惯例。加之，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梁永宁在支付每一笔款项之时已作特别用途指示，包括2014年10月11日款项仅作预付2015年度承包款之用。有鉴于此，梁永宁抽取片段的付款记录拟证明该款属于预付款性质，相应主张明显缺乏必要的说服力，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四）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梁永宁现金付款而均安合作社不予入账的事实主张。梁永宁虽然主张其在对方认可的付款记录之外还有其他现金给付的行为，但相应主张并无充分证据可予印证。况且，梁永宁本人既无法一一说明其兄弟二人系于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向均安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现金付款，更不能指出其认为未予入账的现金对应的究竟是系列案件中的哪一份合同，又应归入哪一年度的承包款。故此，梁永宁质疑均安合作社存在已收现金但未予入账难以令人信服，进而主张推定其已适当履约，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梁永宁已经履行2015年度的对价义务，本院据此维持原审判决关于梁永宁欠付2015年度承包款的认定，对梁永宁的相应履行主张则依法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于2016年度承包款未予支付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据此予以确认。
就本案的实际情况而言，双方当事人本应按照涉案2010年1月1日《鱼塘承包合同书》的内容履行，但梁永宁至今已经拖欠两年承包款且还继续占用涉案鱼塘，故均安合作社有权通过诉讼方式追讨承包欠款、解除合同关系、收回涉案鱼塘并不予退还合同押金。均安合作社另还请求梁永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别自2015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开始计付当期被拖欠承包款的利息，相应主张并无超出合同约定和法律允许的范畴，亦应予以支持。
对于梁永宁所提双方围绕履约事实发生争议，其暂缓交款实属事出有因，故双方承包合同关系不应因此解除，押金也不应准予没收的主张。经查，梁永宁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大堂村民委员会对账单一份，该证据能够从侧面反映均安合作社明确告知梁永宁构成违约和督促梁永宁履约的事实。现梁永宁仅因自身对履行事实的误解便迳行单方面停止履约，相应行为显然有违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梁永宁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均安合作社对梁永宁停止履约没有过错，且由前述证据也无法推知均安合作社有意与梁永宁协商免予追究违约责任，故梁永宁主张双方合同关系不应准予解除、涉案押金不应准予没收明显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均部分欠妥，本院据实予以纠正。梁永宁的上诉显然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
二、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三、解除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大堂村均安经济合作社与梁永宁的承包合同关系（具体约定依照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大堂村均安经济合作社与梁华珠签订的2010年1月1日《鱼塘承包合同书》），梁永宁并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占有使用的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大堂村石龙桥坑（土名）附近面积为15.602亩的涉案鱼塘交还给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大堂村均安经济合作社；
四、梁永宁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大堂村均安经济合作社支付2016年度承包款19658.6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9658.6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1月1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965.06元，减半收取为482.53元，由梁永宁负担。二审受理费965.06元，由梁永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立辉
审判员 李雁羽
审判员 陈侃伦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