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8民初35986号
原告：秦淑燕，女，1966年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及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军，北京市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东里甲2号楼。
法定代表人：郝东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茂，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华，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秦淑燕与被告中国电子为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茂、周海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淑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为华公司给付秦淑燕225万元，并支付从2016年9月始至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6月）按年利率24%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秦淑燕与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秦淑燕出借给为华公司225万元，期限至2016年11月30日止。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24%）。协议签订后，秦淑燕履行了出借义务，但还款期限到期后为华公司未履行对秦淑燕的还款和付息义务，秦淑燕多次催要没有结果。
为华公司答辩称：第一，为华公司并未签署借款协议，相关款项也未支付给为华公司，因此为华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秦淑燕提供的借款协议没有为华公司人员的任何签字，秦淑燕、为华公司也没有在该协议上签订日期，仅有为华公司的盖印，此种合同签订方式完全不符合常理，且相关款项的支付也不符合常理，既然是为华公司借款，秦淑燕应该将相关款项支付给为华公司，而实际上秦淑燕并未支付给为华公司，而是支付给自然人郑某，因此为华公司并未签署借款协议，且相关借款未支付给为华公司，因此为华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第二，虽然借款协议上有为华公司盖印，但为华公司认为借款协议并非为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为华公司不予认可。1、借款协议是秦淑燕和为华公司母公司的股东杨振宪互相串通而签订的。为华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尚业乾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业公司）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李京琴等30个自然人股东处收购的，原为国有参股公司，收购交割日是2016年5月12日。北京中达国通投资有限公司与尚业公司、为华公司借贷纠纷一案一审的庭审笔录中北京中达国通投资有限公司陈述：“2016年5月16日原告与被告1（尚业公司）及杨振宪签署借款协议，…杨振宪拿来郝东来的人名章在协议上加盖，同时由杨振宪签字并加盖被告1（尚业公司）印章，杨振宪…持有被告1尚业公司的公章及营业执照。”自2016年5月16日开始至2016年12月13日（尚业公司于该日刻制了新章），尚业公司股东之一杨振宪独掌被告及尚业公司公章、法人章等，伪造各种文件及签名，将尚业公司股东违法变更为杨振宪、高宇和北京中达国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为此出具行政执法公告，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撤消了杨振宪的上述行为。因为华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杨振宪通过控制尚业公司即可实现对为华公司的控制，尚业公司新章于2016年12月13日刻制完成，为华公司新章于2017年1月4日刻制完成。《借款协议》缺乏签订日期这一合同要素，但通过借款期间2016年9月25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以起诉状来看，秦淑燕主张的该协议的签署时间正处于杨振宪独掌为华公司、尚业公司公章、法人章，实际控制为华公司这一时期。秦淑燕系尚业公司原股东、原法定代表人魏海军之妻，秦淑燕与杨振宪熟识，为华公司有理由怀疑借款协议是杨振宪与原告互相串通而签订的，被告不予认可。2、秦淑燕向为华公司提供借款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间内为华公司尚有超过借款金额225万的资金。被告也无任何债务纠纷，根本无需向原告举债，不符合《借款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借款用途：“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款项专用于乙方解决债务纠纷，不得随意挪用的约定。”因此为华公司向秦淑燕借款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3、借款协议上并没有明确签订日期，借款协议上为华公司的盖印时间存疑。借款协议并未写明签订日期，被告推测该协议可能是秦淑燕与杨振宪在该案起诉前伪造的，晚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间。第三，秦淑燕并未向为华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为华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秦淑燕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收款方为自然人郑某，并不是为华公司，为华公司未收到所述借款，因此为华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秦淑燕应该向郑某主张权利，为华公司不应该承担还款义务。所以为华公司请求法庭驳回所有诉讼请求。
秦淑燕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借款协议》；2.工商银行转账凭证；3.证人郑某证言；4.《补充协议》。
为华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股权结构图；2.为华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3.北京中达国通投资有限公司与尚业公司、为华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一审的庭审笔录；4.《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撤销尚业公司2016年6月3日取得的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5.北京企业信息网尚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6.公安局印章业社会信息采集系统印鉴留存卡；7.2016年9月-10月交通银行对账专用单；8.工商银行凭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10月25日，秦淑燕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郑某账户转账225万元。法庭上，秦淑燕述称该款项系其个人提供给为华公司的借款，根据为华公司的指示，其将款项直接转入郑某名下。为证明上述事实，秦淑燕提供了其作为“甲方”与为华公司（乙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协议主要内容：甲方提供给乙方款项专用于乙方解决债务纠纷，不得随意挪用；甲方向乙方出借22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25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甲方将资金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利息随本金一并偿付，起息日为甲方将款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之日。该《借款协议》落款处有甲方秦淑燕的签字，乙方有为华公司盖章，但未写明签署日期。
2016年12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翠微学校（甲方）与为华公司（乙方）签订《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为华公司通过划拨方式取得位于海淀区某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为华公司在该地块上承建了地上五层和地下一层的建筑物（简称为华大厦），房屋面积共计2466.1平方米；为华公司同意在获得相应补偿对价的前提下，将为华大厦及所占土地的权属无偿转移至人大附中翠微学校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郑某到法庭作证时述称：我于2010年承租为华大厦底商1层，用于经营翠微路庆丰包子铺分店，当时约定租期10年，但只签了5年的合同；到2016年，为华公司告知他大厦的产权要移转，要求我搬走，我要求补偿500万元，后来谈到225万元；2016年10月25日补偿款225万元打到我账上后我就搬走了；我是跟为华公司的杨总和秦总（电话132XX****XX）谈的补偿问题，给我转款的人是秦总，应该叫秦淑燕，我偶尔能看到秦总到为华公司上班，但我们之间没有就225万元搬迁补偿款签署任何协议。
另查，为华公司是尚业公司投资设立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间，尚业公司围绕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发生争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2016年11月4日对尚业公司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登记）决定书》：“当事人于2016年6月3日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在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中……‘郝东来’的签名字迹经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与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决定撤销当事人2016年6月3日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尚业公司、为华公司于2016年12月底至2017年初期间重新制作了公司印章。
法庭审理过程中，为华公司提出对《借款协议》上为华公司印章的加盖时间等事项进行鉴定，但未对印章真伪申请鉴定，鉴于该项申请仅与为华公司控制权的争议存在关联，与本案借款协议真伪无实质联系，本院未予准许。如果为华公司认为《借款协议》上印章系有人未经公司许可私自加盖，应当另行向行为人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秦淑燕主张其与被告为华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同时提供《借款协议》、银行转账记录、郑某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借款合同存在并已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为华公司则否认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并指出《借款协议》系秦淑燕和为华公司出资人尚业限公司股东杨振宪恶意串通而签订。双方是否尽到举证责任是本案判断的关键。
通常来说，借款合同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有效证据。在案《借款协议》，有出借人秦淑燕的签字和借款人为华公司加盖的公章，符合合同法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为华公司虽然对该协议上的盖章时间存疑，但不否认印章本身的真实性，应当认定该合同形式要件有效。秦淑燕述称，其按照为华公司的指示，将225万元借款直接转账至郑某账户，并提供转账记录佐证；郑某进一步证明，这225万元是其与为华公司商定的搬迁补偿款，其收到该款后随即搬离了为华大厦。应当说，这些证据与《借款协议》在证明内容上相互补充，但尚不足以证明完整的合同行为。
结合为华公司提举的证据及抗辩理由，围绕《借款协议》及其履行行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合理怀疑：一是《借款协议》明确了该225万元的借款系“甲方提供给乙方款项专用于乙方解决债务纠纷，不得随意挪用”，且“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25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这与郑某所述搬迁补偿款的协商结果相符，说明《借款协议》签订时已经对该225万元作为搬迁补偿款的用途已经确定，但没有签署日期的《借款协议》对搬迁补偿事宜只字未提，亦未明确“将资金汇入乙方指定账户”是何具体账户，此种矛盾难有合理解释。二是郑某承认与为华公司的房屋租赁协议已于2015年到期，其与为华公司协商一致搬迁补偿费225万元，但双方未就搬迁事宜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于常理不合。三是郑某作证称秦淑燕曾以“为华公司秦总”的身份与其协商搬迁事宜，那么秦淑燕作为为华公司的代理人，能否与被代理人为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而将所借款项直接用于自己所代理的事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秦淑燕既未提供为华公司的同意文件，也未提供为华公司指示其将借款直接支付给郑某的书面授权。四是为华公司及其出资人尚业公司存在公司控制权的实质争议，导致2016年年底，该两家公司重新刻制了公司印章。在企业法人的对外经营活动当中，公司印章通常代表公司确认行为，法律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同利益，但如果合同相对人是公司内部人员时，特别是在公司内部存在控制权的争议的情况下，上述四方面的合理怀疑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在《借款协议》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协议是否得到实质履行就成为证明的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秦淑燕在本案中，没有就为华公司指示交付借款给郑某的行为，以及为华公司与郑某就搬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的活动，提供客观证据，本院认为秦淑燕没有就《借款协议》得到实际履行尽到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秦淑燕与郑某之间的款项往来应另行解决。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秦淑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秦淑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范 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马跃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