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3民终21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8641110156。负责人：张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英姿，女，汉族，1971年3月22日出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职工，现住淄博市张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商弘毅，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聊通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70000495184736L。负责人：邹建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自义，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淄博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众成清泰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8)鲁0303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英姿、商弘毅，被上诉人众成清泰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曹自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行淄博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诉请的27件未涉及上诉人的案件律师费中认定上诉人为适格主体，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应以主体错误为由驳回被上诉人该27件案件代理费的诉求，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36件个案代理费诉讼请求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违反了法律对案件事实认定和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聘用合同》约定重大诉讼及仲裁案件委托被上诉人办理的，可另行签订委托合同，具体服务费用由双方协商。一审判决对本案涉及的11件没有代理合同、亦未打包或协商处理的个案所涉及的代理费进行的酌定处理，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上诉人不应支付该部分案件代理费；四、被上诉人一审中只提交了一份代理合同，剩余九份是上诉人在将涉案卷宗材料作为证据时提交的，且被上诉人出具的两份《承诺函》亦证明上述代理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代理合同版式与上诉人提交的制式合同也不相同，一审判决对此未予查清，认定上诉人依据上述代理合同支付代理费不当；五、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42份裁判文书中大部分载明律师费已经支付，被上诉人在各个个案中也已经作出自认，即便42件个案中的律师费发票、现金缴存单、庭审陈述等存在过错，也是由被上诉人自行所为，被上诉人应自行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对此未予查清。众成清泰律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中行淄博分行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双方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聘用合同》中关于重大诉讼及仲裁案件可另行签订委托合同的约定，本身不产生歧义，具体个案诉讼并不必须另行签订委托合同，只要上诉人主张且得到法院判决支持的律师代理费，就应当认定其存在。二、被上诉人在部分案件中的自认是代表上诉人的自认，非被上诉人认可收取律师费，且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自认不能减轻上诉人的进一步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向法庭出具的律师费发票等是个案中主张债权的必备证据，先开发票后挂账再付款也是行业习惯，并不能因此认定上诉人已经支付了律师费的事实。三、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部分代理合同并不在本次律师费的诉求范围内，这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应当支付律师费的事实。四、上诉人下属各支行并无独立财产用来承担责任，上诉人引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对法律的误读，且中国人民银行的复函只是行业内指导性文件，属部门规章，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五、双方自2003年至今一直存在合作，且现未解除合同，上诉人也一直答复支付律师费，被上诉人不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所以不存在诉讼时效之说。众成清泰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原告律师代理费3289495.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受托担任被告的常年法律服务顾问，负责指派律师为其处理系列法律服务事项。双方签订有七份常年法律顾问聘用合同，原告在此期间亦指派本所律师吴超、曹自义为被告提供法律事务服务。双方对法律顾问服务合同的签订、履行未见争议，涉案争议主要发生在原告在提供诸如草拟合同、法律业务培训等服务内容的同时，另行为被告代理金融诉讼纠纷案件产生的代理费费用支付问题。原被告双方法律顾问聘用合同第四条，对此约定为：“在本协议约定服务内容的基础上，甲方即被告将重大诉讼及仲裁案件委托乙方即原告办理的，可另行签订委托合同，具体服务费用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但应给予优惠。”该约定比较原则，没有具体的详细内容。在2003年至2017年法律顾问服务期间，原告分别指派律师吴超、曹自义在不同的法院多次为被告代理金融借款纠纷诉讼案件，本案原告仅对其中的42起金融借款案件纠纷产生的代理费用，予以主张。查，在该42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中，“原告”为本案被告中行淄博分行或其下属分支机构，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为本案原告指派的律师。该宗案件，本案被告中行淄博分行或其下属分支机构依据与本案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等证据，要求债务人即借款人承担其委托律师产生的代理费用，裁判机关据此支持了本案被告的诉讼请求。在涉案42件金融借款纠纷案件，裁判机关人民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判决书、调解书中，确认本案被告中行淄博分行的债务人应支付债权人代理费费用3289495.00元。一审法院对上述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诉求进行了分类，涉案42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个案有委托代理合同的是“中行西五路支行诉牛文利”等12案，计款822580.00元;该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具体的代理费数额，约定了支付方式。已经签订风险代理合同“打包处理”的是“中国银行淄川支行诉淄博龙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等7案，计款352200.00元；该风险代理合同约定代理事项为代为执行，代理执行的费用按照回款比例支付。既没有委托代理合同，也未打包处理的“中行车站分理处诉淄博立光工业用布有限公司等23案，计款2114715.00元。另，双方法律顾问合同终止后，即2017年下半年，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聊天等形式，多次协商该代理费用的解决问题，个别未涉案案件得到解决，在已解决的案件中，原告确实做了较多的让步、妥协，甚至放弃，但涉案42起案件协商未果成讼。由于本案事实的认定与证据的采信，直接关系到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与否和被告抗辩意见是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故一审法院将涉案原被告提交证据的采信理由及依据，一并在如下裁判理由中阐述，对双方与本案无关联的证据或对本案实体处理结果没有影响的主张，不再一一反驳。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中行淄博分行拒绝支付涉案代理费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是：（1）原告主张的涉案案件部分案件诉讼主体错误，即不应该将其下属分支机构的案件产生的代理费用一并向被告主张。（2）原告主张的涉案36起案件的代理费用已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据此主张代理费的裁判文书--判决书、调解书中已明确确认该笔代理费用，被告已经支付，原告不能重复主张。一、关于被告拒绝支付涉案代理费用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1、关于被告主张的涉案案件部分案件诉讼主体错误问题，即不应该将其下属分支机构的案件产生的代理费用一并向被告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法人单位或相当于法人的其他组织与其分支机构之间系并容兼存的法律关系，并非绝对的排斥关系，法律上赋予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其目的是为了方便诉讼，而非为了逃避民事责任，更非为了排斥上级设立单位的诉讼主体地位。从法理上讲，法人基于其独立的法人人格或其他组织基于其设立、管理、管辖等行为，有权行使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履行并承担其分支机构负有的民事义务。不能因为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就想当然地排斥或反对其设立单位的诉讼主体地位，不符合该规定的宗旨。一审法院认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当案件的具体事实表明应由其上级设立单位承担民事责任更加合理，更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债权时，应当允许当事人有权选择合理、最具密切联系的设立该分支机构的单位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所设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注意到，首先，在案涉代理费用具体的个案处理过程中，如整体打包处理的七起案件中，既有被告“淄博分行”本身的案件，亦有其下属分支机构如淄川支行的案件，被告中行淄博分行实际行使了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当然理应履行并承担其分支机构的民事义务。其次，涉案代理费用对外均以被告中行淄博分行的名义统一支付，包括其下属分支机构的案件。虽然其下属分支机构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也有资格，能够独立的作为诉讼主体，但考虑到上述事实，考虑到被告下属分支机构实际民事权利的受限性，原告基于上述原因，选择“淄博分行”统一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下属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既可以节约诉讼及司法资源，又提高诉讼效率；最后，原告此举，并未损害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原告的此项选择权，应予尊重和支持。2、关于被告有关涉案36起案件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在于既要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民事权利，对眠于权利之上的权利人不予保护，又要遵循和依照诚实信用原则避免该制度的不当适用，从而成为义务人逃避民事义务的工具，鼓励和纵容当事人背信行为的扩张。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原被告双方自2003年至2017年系多年的法律业务合作关系，该期间代理的诉讼案件是持续、不间断的，涉案债务系在同一法律顾问服务合同项下一定期间内同一原因产生的继续性债务，虽然个案独立，但整体债务不宜分割对待，被告单独就其中的三十六起案件主张诉讼时效，割裂了整体债务的统一性。第二，原告基于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没有采取诉讼方式解决，与其说是怠于行使诉讼权利，不如说是为了维系双方良好的合作与信任关系。法律上不允许把债权人的隐忍、宽容当做怠于行使权利对待。否则，将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平正义原则，滋长义务人的背信行为，背离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最后，上述产生代理费用的金融借款案件，被告中行淄博分行均及时以债权人的身份申请相关法院强制执行，执行申请行为也往往由原告律师代理完成，对此可以视为原告积极行使权利的表现。双方法律顾问合同终止后，原告始得向债务人请求履行义务或诉讼主张，情有可原，不属于，亦不构成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从双方多次协商的过程看，被告也并未拒绝，只是要求双方加强沟通、协调认定，力争妥善处理而已。综合以上理由，对被告中行淄博分行诉讼时效之主张，因违背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宗旨，不予采信。3、关于被告辩称的在涉案42份判决书、调解书中有的已明确确认被告已经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原告不得再行主张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辩称的该项事实确实存在，并且散落在个别案件的判决书、调解书或庭审笔录中。查，在涉案裁判文书中，对代理费的支付方式，有的法律文书使用了“应支付”的字样表述，有的法律文书则使用了“已支付”的字样表述。对此，一审法院将秉持实事求是，最大限度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进行处理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关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仅赋予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事实相对的预决力，而非绝对的既判力。因此，根据上述规定体现的原则，对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如有相反证据和重大怀疑事实能够推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预决事实可以作出不相一致的认定。再者，上述规定赋予当事人对预决事实无需举证的权利，此处用语为“无需”，而非“无须”。因此，任何权利都是相对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也非一成不变的。在所涉代理费用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调解的事实基础依然在于被告自行向法院提交的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自认等事实，被告对外据此取得了人民法院对其向债务人主张承担该笔代理费用的诉讼请求的裁判支持，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的要求，被告理应在此次委托代理合同内部纠纷诉讼中，进一步提供履行支付代理合同约定费用的事实与证据，但其并未完成。同时，一审法院考虑到（1）被告庭审亦承认涉案大部分案件没有支付代理费用。（2）被告作为国有商业银行，限于财务结算制度的严格性与规范性要求，查涉案代理费用纠纷案件中，缺少支付方式和手段，缺少对内据以支付的相对应的财务凭证，缺少对外履行支付的票据。（3）不可否认，出现上述现象亦有诉讼历史现实的影响与考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律师代理费用需实际支付方得法院支持的裁判观点的影响下，为求得法院支持，在并未实际支付的情况下，被告庭审自认支付等事实。（4）原被告双方多次协商求解的过程，侧面证明上述代理费用并未支付。因此，一审法院对个别涉案纠纷案件裁判文书中确认的“已经支付”的事实，鉴于以上所述原因和理由，依法不予认定。当然，有必要进一步作出说明的是，一审法院作出与生效裁判文书预决事实不一致的认定，由此可能引起的有关事实，甚至裁判文书的变动，责任完全在于被告，正是其本人提供的证据和自认事实导致人民法院作出上述认定和裁判的。利害关系人当有审判监督程序等民事制度规制和救济，人民法院亦有相应的司法处罚措施和纠错机制应对。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涉案代理费用的处理原则和依据。1、一审法院认为，正确界定并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范围及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方法，首先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原则。因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基于该项原则，涉案代理费纠纷案件，凡是个案有具体的委托代理合同的，一律按照个案委托代理合同的具体约定严格执行。如上查明，涉案“中行西五路支行诉牛文利”等十二起纠纷案件，其代理合同约定了具体的代理费数额，约定了具体的支付方式，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至于被告质疑并辩称上述个案代理合同及有关的代理费发票系虚假，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且不说被告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代理合同系在原告欺诈、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形下签订，一审法院提醒并警示被告的是：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上述个案代理合同系被告曾经作为“当事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也是被告据此向金融借款案件中的债务人（借款人）主张代理费的主要依据之一，故应该对其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负责，原告众成清泰律所并不是上述金融借款案件的“当事人”，充其量，也就是有利益关系的案外第三人而已，若有虚假、不实，被告首先应承担民事责任及相关的司法责任处罚。在前述金融借款案件中，原告众成清泰律所是作为被告中行淄博分行的代理人代表淄博分行或其下属分支机构向法庭提交的上述证据，其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被告中行淄博分行混淆了委托人与受托人的身份关系，颠倒了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诉讼主体地位。其次，被告此举违背民事诉讼的禁止反言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在自己为“债权人原告”的金融借款案件中，主张委托代理合同及有关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据此取得了人民法院的裁判支持，并依据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向债务人主张了代理费用。而在原被告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案中，否认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否认属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此类前后矛盾的诉讼行为，是典型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当然不予支持。因此，根据如上查明的事实，对中行西五路支行诉牛文利等12案产生（详见统计表）的代理费用822580.00元，原告的诉讼主张成立，予以支持，并对代理费的数额，因合同作了具体的约定，一审法院不做调整。2、基于上述同一法理和原则，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中国银行淄川支行与淄博龙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等7案，计款352200.00元，亦应按照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执行。虽然，在双方的风险代理合同中，并未清楚的将原告的律师代理费用作出单独的约定处理，但考虑到，原告是一家具备法律专业素质与修养的法律服务处所，其在接受风险代理合同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上述代理案件的代理费用亦已经作为一项债权一并作了打包处理。实际上，这也符合“打包处理”的本意和目的。故，双方均应按风险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执行，即风险代理合同中涉及到的中国银行淄川支行与淄博龙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等七起案件的代理费用，应按照回款比例计付。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涉案的七笔案件的代理费用，与风险代理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不符，不予支持。当然，上述风险代理合同仅对个案有效，即对中国银行淄川支行与淄博龙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等七案发生法律效力，不具有以此类推的普适性，并不能适用于原告主张的所有的42起案件。被告以此为据，拒绝支付其他案件的代理费用，是典型的凭此约彼，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亦不符合债之特定性要求，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实难苟同。3、关于个案没有代理合同，亦未被打包处理或个案协商处理的其他涉案案件的代理费处理原则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此类案件共23件，因没有具体的合同约定，故仍应回归到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中来。依据该法律顾问服务合同体现出的原则与精神，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公平处理。（1）考察双方法律顾问服务合同的规定，法律顾问另行收费的案件的范围属于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而对于普通的一般的诉讼案件的代理，不属另行收费的范畴，而是其法律顾问职责范围之内。对于重大诉讼案件的标准，因缺乏具体的合同和法律依据，只能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和淄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予以酌定。双方的法律顾问服务合同约定年顾问费五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个案代理费用等于或超过五万元的，可以视为重大诉讼案件，此类案件应属于另行收费的范畴。对个案代理费用低于五万元的，应视为一般诉讼案件，原告不得另行收费，根据酌定之标准，故，对“中行张店支行诉王波”等12案（详见统计表），个案代理费用低于五万元，合计代理费用125243.33元，不予支持。法律顾问代理诉讼案件应获得的报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代理人所应获得的报酬，而是应该给予优惠。双方的多份法律顾问合同对此都作了约定，但是具体的优惠比例，没有规定，只能据情酌定。故对“中行桓台支行诉山东润兴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等11案，计代理费用1989472.00元，根据涉案诉讼案件的难易、复杂程度，原告付出劳动力的大小，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及案件形成的诸多历史因素，也考虑到上述代理费用人民法院已裁判支持由案外债务人向被告中行淄博分行予以支付的事实（至于是否得到执行，不影响裁判的效力，也不影响债权的存在），酌定对上述代理费用，原告应给予被告30%的优惠比例，据此应支持原告代理费用1392630.00元。4、至于原告在与被告就个案代理费用协商处理过程中作出的妥协、让步，甚至放弃，是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的结果，对其他案件没有普遍的依照或强制意义，更不具有并形成前推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依据。因为，如果被告认为涉案中约定的代理费用的数额、支付方式、支付主体等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话，作为一家国有金融商业银行，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签约时，对该问题做出其他的详细规定，包括风险规避等措施。而被告提供的此类个案解决措施，恰恰从侧面证明了双方曾就代理费问题作出过协商、交涉，并已就个案作了了结。个案的解决方法方式对他案没有约束力。被告藉此以个案的解决措施、方法，否认涉案事实或原告诉求的主张，或将个案的解决措施意化于原告，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违背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规定，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费2215210.00元；二、驳回原告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116.00元，由原告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承担8594.00元，由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承担24522.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提交四份证据：1、2014年1月2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承诺函一份；2、孙波金融借款纠纷案件诉讼材料一宗；3、陈桂林金融借款纠纷案件诉讼材料一宗；4、王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诉讼材料一宗。上述证据拟证明以往个案中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按照以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计算律师代理费，且被上诉人以往代理的上诉人下辖支行的案件均在案件实际执行回款后由各支行实际支付被上诉人律师费，本案中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应以上诉人下属各支行为被告，上诉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被上诉人众成清泰律所经质证，对四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承诺函只是针对个案作出的，不具有普遍性，上诉人下属支行均是在上诉人统一管理下由上诉人统一对外支付，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众成清泰律所提供淄博市鲁中公证处公证书一份，拟证明上诉人的负责人一直没有否认律师费并同意协商支付，因此本案并没有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该公证书制作时间早于一审开庭时间，一审庭审中未提交，二审提交已不属于新证据；2、该公证书只能证明吴超手机截屏内容，不能证明截屏中的联系人为上诉人一方工作人员，且聊天内容中未明确律师费与本案中律师费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认可律师费的表述，其他质证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四份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出具时间早于一审庭审时间，其未在一审中出示，二审中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本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作为案涉27件个案律师代理费的被告是否适格；二、案涉36件个案律师代理费是否已超诉讼时效；三、一审判决对案涉11件个案律师代理费数额的酌定是否适当。关于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作为案涉27件个案律师代理费的被告是否适格问题。本院认为，案涉27件个案中众成清泰律所的委托人虽为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下属各支行，但案涉《常年法律顾问聘用合同》及上诉人打包处理的七案风险《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方均为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下属各支行均是在《常年法律顾问聘用合同》基础上委托被上诉人代理个案诉讼业务，且代理费发票显示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各案件代理费，因此，上诉人作为被告主体适格。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和责任承担，但这不能成为义务人逃避责任的依据，本案中，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与被上诉人存在十几年的合作关系，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作为下属各支行的管理机构，下属各支行在个案委托中必须按照上诉人要求委托被代理人进行诉讼。因此，上诉人关于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36件个案律师代理费是否已超诉讼时效问题。除一审判决所述外，本院认为，双方自2003年至2017年期间存在长期连续的法律服务关系，被上诉人代理人吴超与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联络信息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于2017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与上诉人联系律师费的问题，虽字面里未明确体现律师费的数额，但鉴于双方长期的合作关系及上诉人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自有的严格制度管理，上诉人应明知尚欠被上诉人代理费的事实及尚欠数额，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代理费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自2017年7月份重新开始计算，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中36件个案律师代理费未超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关于一审判决对案涉11件个案律师代理费数额的酌定是否适当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聘用合同》对重大诉讼案件标准及案件代理费优惠力度并无明确约定，一审判决依据案件难易程度、被上诉人的付出程度、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优惠力度，符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该11件个案不应支付律师费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案涉42件个案的律师代理费数额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数额为被上诉人代理的个案中向“被告”主张律师费数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代理费数额与该数额差距较大，但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交的另案中的律师费支付凭证并不能证明本案42件个案中的双方约定。且，案涉42件个案中向“被告”主张的律师费均由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及其下属机构获得，即该42件个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受委托方所出示的证据、发表的言论均是代表上诉人中行淄博分行及其下属机构，上诉人在无其他有力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不能径行否认其在另案中的言行。法律更不允许不诚信的当事人在诉讼案件中获取利益。因此，上诉人关于案涉42件个案认定的律师费非本案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行淄博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22.00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鹏审 判 员  孙德启审 判 员  苏晓宇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车俊鹏书 记 员  荆惠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