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01刑终988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盛传坤，绰号“老四”，男，1973年12月11日出生于湖北省洪湖市，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洪湖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5月10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6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蔡甸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丽伟、叶渊，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魏少阳，男，1965年10月31日出生于湖北省洪湖市，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武汉市洪山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5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6月16日被逮捕，2017年7月21日被取保候审。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盛传坤、魏少阳犯诈骗罪一案，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鄂0114刑初58号刑事判决。被告人盛传坤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凌云、张小艳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盛传坤、魏少阳及盛传坤的辩护人刘丽伟、叶渊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7月，被告人盛传坤向李某1谎称其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表亲“张某3”花钱疏通关系，让法院对李某1的亲属张启发轻判，甚至判无罪。同月12日，盛传坤指使被告人魏少阳冒充“张某3”，魏少阳答应帮忙。当晚20时许，盛传坤在武汉市光谷华美达酒店向李某1、张某1等人介绍魏少阳，谎称其是“张某3”，李某1、张某1便向魏少阳交付了31万元现金，用于“疏通关系”。随后，魏少阳将该笔现金交给了盛传坤，盛传坤从中拿出1万元给了魏少阳。
2015年7月30日，盛传坤在上述地点，以同样的方式，在魏少阳的帮助下骗取李某1、张某150万元现金。盛传坤从中拿出500元，作为车费交给魏少阳。后魏少阳向盛传坤索要5000元现金，盛传坤未同意。
2015年9月6日，盛传坤在武汉市协和医院，以收取办事辛劳费为由，骗取李某15万元现金。
另查明，魏少阳归案后，其亲属向被害人李某1退缴赃款人民币31万元。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被告人盛传坤给被告人魏少阳发送微信消息的照片；被告人盛传坤及魏少阳与被害人李某1签订的协议；被告人盛传坤向被害人出具的收条；被害人李某1的账号为62×××3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湖北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蔡甸区人民医院心电图报告单、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尿液检验报告单、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血液检验报告单、蔡甸区人民医院彩色超声体检报告单、在押人员健康检查表；证人邹某、魏某、李某2的证言；被害人李某1、张某1的陈述；被告人盛传坤、魏少阳的供述；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盛传坤、魏少阳的身体及随身物品的搜查笔录；盛传坤与被害人李某1短信聊天的内容；魏少阳与盛传坤微信聊天的内容；魏少阳与“扭转乾坤”的聊天内容照片；辨认笔录；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武公物鉴（电）字[2016]59号物证检验报告；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武公物鉴（文）字[2016]76号物证鉴定书；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武公物鉴（文）字[2016]78号物证鉴定书；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破案经过；被告人盛传坤、魏少阳常住人口信息表;收条3份、谅解书等证据证实。
原审认为，被告人盛传坤、魏少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魏少阳是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魏少阳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魏少阳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且分赃较少，其归案后，其亲属积极向被害人退赃，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综合其犯罪情节、地位、作用及社会危害性，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盛传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魏少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预缴）；尚未追回的赃款人民币五十五万元，继续予以追缴。
上诉人盛传坤诉称：1、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被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后形成的，不是事实；2、其构成诈骗罪，但只骗取了人民币31万元。其辩护人支持其上诉意见。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的意见，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上诉人盛传坤向被害人李某1谎称其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表亲“张某3”花钱疏通关系，让法院对李某1的亲属张启发（涉嫌犯贩卖毒品罪）轻判，甚至判无罪。同月12日，盛传坤指使原审被告人魏少阳冒充“张某3”，魏少阳答应帮忙。当晚20时许，盛传坤在武汉市光谷华美达酒店向李某1、张某1等人介绍魏少阳，谎称其是“张某3”，李某1、张某1便向魏少阳交付了31万元现金，用于“疏通关系”。随后，魏少阳将该笔现金交给盛传坤，盛传坤从中拿出1万元给魏少阳。
2015年7月30日，盛传坤在上述地点，以同样的方式，在魏少阳的帮助下骗取李某1、张某150万元现金。盛传坤从中拿出500元，作为车费交给魏少阳。后魏少阳向盛传坤索要5000元现金，盛传坤未同意。
2015年9月6日，盛传坤在武汉市协和医院，以收取办事辛劳费为由，骗取李某15万元现金。
2016年5月10日，公安机关将盛传坤抓获归案；2016年5月11日，公安机关将魏少阳抓获归案。
另查明，原审被告人魏少阳归案后，其亲属向被害人李某1退缴赃款人民币3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破案经过，证明盛传坤、魏少阳系被抓获归案。
2、被害人李某1的报案及陈述：去年上半年，我舅弟张启发因涉嫌运输、贩卖毒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移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我听张启发的律师说他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2015年7月初，邹某的朋友易某说她的未婚夫盛传坤可以找关系让张启发判轻一点。同月9日，我、盛传坤、张启发的哥哥张某1、邹某、易俊俊以及洪湖商会一个姓朱的副会长在汉口金融街九味坊酒楼见了面，盛传坤说他有个发小和周某1的老表关系蛮好，通过这个关系，可以让张启发判轻一点，甚至可以判无罪，并向我们承诺只要花钱一定可以办成。我、张某1、邹某都表示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事情办成。7月12日，盛传坤给我打电话说他把周某1的老表带过来了，要我们出来见个面，把钱给这个人。我和张某1当天晚上就和盛传坤及那个自称是周某1老表的人见了面。那名自称是周某1老表的男子说他叫“张某3”，认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人，可以帮忙找关系，还说需要60万元现金搞定这件事。我和张某1当时就给了“张某3”30万元，我还另外给了1万元作为找关系请客吃饭的钱，我们商议好了剩下的30万元等开庭的事情办完了再付。过了大约十天后，盛传坤给我打电话，说现在事情有一点复杂，高院的人搞不定，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找关系，直接找周某1的秘书，费用有点高，需要50万元。我们全家在一起商议此事，为了能够让张启发判轻一点，我们还是相信了盛传坤，决定给他50万元。2015年7月30日晚，我、张某1、盛传坤、“张某3”四人在光谷广场的华美达大酒店一楼见面，“张某3”对我们说他已经请了周某1的秘书过来帮我们办事，人已经在飞机上了，准备晚上去接他。我们当时就拿出50万元现金，用一个旅行箱装好后给了“张某3”。盛传坤让我们等他的消息。之后，我们每隔一个星期就和盛传坤联系，问一下此事的进展，盛传坤每次都要我们不要急，等最终的宣判结果。2015年9月4日晚上，盛传坤给邹某打电话，说他的手机掉了，没我的号码了，要邹某通知我给他回个电话。我便给盛传坤打了个电话，约好2015年9月6日上午在汉口协和医院见面。见面后，盛传坤说他办事用了不少钱，要我给点钱，我便给了他5万元现金。第二天晚上，我给盛传坤打电话，但一直没有人接。后来，他的手机关机了。现在他的手机已经停机了，我无法跟他联系，也找不到他本人。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就决定到公安机关报案。
我分三次一共被骗了86万元，每次都给的现金，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场的人都是我、张某1、盛传坤、“张某3”，第三次在场的只有我和盛传坤两人。第一次的31万和第二次的50万都给到了“张某3”手上，第三次的5万给到了盛传坤手上。每次给钱的时候，盛传坤都给我打了欠条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我代表甲方，“张某3”代表乙方，盛传坤代表担保方，双方承诺共花费61万元办理张启发运输、贩卖毒品一案事宜，先期支付31万元，等张启发判决无罪后，再付余款30万元，我们三方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我和盛传坤都按了手印，协议书一共三份，我们签字的人每人一份。
我们被骗的86万元都是我们家的亲戚一起筹的，我们主要是相信“张某3”和盛传坤能够让张启发轻判，才把钱给了他们二人。
3、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2014年4月份，我弟弟张启发因涉嫌贩毒被抓获，案件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今年7月初，我妹夫李某1、我姐姐张某4、我妹妹张某5来我家谈我弟弟张启发的事，都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张启发减刑，李某1说张启发的相好邹某可以帮忙找到最高法的关系让张启发从轻判决，李某1就给邹某打电话，让她到我家来详谈。邹某到我家后，说她一个姓盛的朋友可以找到最高法院长这层关系，可以让张启发从轻判决，她还表示这个事情需要金钱去操作。我当着邹某的面对李某1说：“你们先去谈，谈好了之后我们跟中间人盛传坤见个面，等事情办成的时候，钱我们一次性付清。”过了十天左右，李某1给我打电话，说他跟盛传坤联系好了，对方说找这层关系的费用一共是61万元人民币。其中1万元用于请客吃饭，60万元是劳务费，判决结果如果达到我们的要求，费用一次性结清。我同意了，让李某1继续操作这个事情。又过了几天，李某1打电话告诉我，盛传坤说这个事情可以办，但必须先支付31万元。我当时就有疑虑，但兄弟姐妹们表示只有张启发这一个弟弟，无论如何还是要帮他。之后，我、李某1、邹某一起到汉口的一家小餐馆和盛传坤见了面，盛传坤还带着他姓易的女朋友。盛传坤说：“现在有两套方案，一是可以通过我们洪湖商会的朱会长找武汉市的领导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关系。二是如果朱会长搞不成，我就找最高人民法院的关系。”当时，盛传坤当着我们的面给朱会长（朱某）打了个电话。后来，朱某带着他的女儿也过来吃饭了。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把张启发的起诉书复印件给了朱会长，他看了后说材料他先拿着，过几天给盛传坤回信。过了两三天，李某1给我打电话说：“盛传坤说不相信朱会长，还是直接找最高法的关系，还叫我们把钱准备好。”我当时就表示先给钱不靠谱，怕被骗。李某1就告诉我盛传坤说如果不先给钱，这个事情就办不了。过了一天，我就从蔡甸街上的农行取出了31万元，然后和李某1一起去了武昌区的一家宾馆，在包厅里和盛传坤见了面。盛传坤说他找的这个关系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老表，专门照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母亲，盛传坤还说这个人姓张。过了一会，姓张的男子就来了，盛传坤介绍了一番后，就当着我们的面，把我们带去的钱给了张姓男子，盛传坤给李某1打了一张31万元的收条，还签了一张61万元的协议，李某1、盛传坤、张姓男子都签了字。8月上旬，李某1给我打电话说：“姓张的找了湖北高院的关系，搞不成，他说要到北京找关系，但费用要增加。”晚上，盛传坤给我打电话说：“湖北的关系没有找好，我们直接要最高法院长的秘书来搞，但要增加费用。”我就要他直接跟李某1联系，让李某1来找我。过了两三天，李某1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加20万元，而且要将之前的余款和这20万元一次性付清。我说加20万元可以，但这些钱要等结果出来再给。9月份，李某1给我电话，说他还是想赌一把，并且已经将50万元准备好了。当天晚上，李某1开车带着我来到上次那家宾馆的包厅，盛传坤当着我们的面，将我们带过去的50万元交给了姓张的男子，盛传坤还给李某1打了一张50万元的收条。盛传坤让我们回去等结果。到了第三天，盛传坤跟李某1说关系已经找好了，只用等结果了。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李某1跟盛传坤联系问下结果，但经常联系不上盛传坤。2015年9月，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并没有达到我们所说的要求。李某1、邹某都和盛传坤联系，但一直联系不上，我们就知道被骗了。
4、上诉人盛传坤给魏少阳发送微信消息的照片（内容：你去的身份是张某3，和周某1是姑舅老表，周某1的母亲是你在招呼，在黄某小池，你拿钱了就说去周某3那里去，不要逗留），证明盛传坤让魏少阳冒充周某1的表亲“张某3”骗取钱财的事实。
5、上诉人盛传坤及原审被告人魏少阳与被害人李某1签订的协议，证明由李某1向“张某3”支付费用办理张启发的案件。
6、上诉人盛传坤向被害人出具的收条，证明盛传坤分别于2015年7月12日、2015年7月30日及同年9月6日收到被害人李某131万元、50万元、5万元的事实。
7、被害人李某1的账号为62×××3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明李某1于2015年7月30日从其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中取出25万元现金。同年9月6日，李某1先从其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中取出3万元现金，随后分6次从ATM机上取出共计2万元现金的事实。
8、被害人张某1的账号为62×××78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证明张某1于2015年7月12日从其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中取出31万元现金。
9、证人邹某的证言：2014年4月14日，我情夫张启发因涉嫌运输、贩卖毒品罪移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我和张启发的家人都在为这件事奔波，2014年8、9月份，我朋友易某到我家给我介绍化妆品，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提到张启发因涉嫌运输、贩卖毒品被抓的事情。2015年6月底，易某问我张启发的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告诉她事情还没有办好。她说她的男朋友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某1的老表的发小关系蛮好。我将此事告知张启发的二姐夫哥李某1，李某1让我再了解一下易某男朋友的情况。我便跟易某打了电话，了解到她的男朋友是有点关系。过了两天，易某用她男朋友盛传坤的手机（号码：134××××0611）跟我联系，让我跟盛传坤在电话里交谈了几句。接着，我就给李某1打电话，把盛传坤的号码给他，让他自己和盛传坤联系。2015年7月初，我们约定在汉口金融街的九味坊酒店见面，饭桌上有我、张启发的大哥张某1、李某1、易某、盛传坤，还有盛传坤叫过来的一名自称是洪湖商会会长的男子和他的女儿。在饭桌上，李某1和张某1向盛传坤讲了张启发案件的经过，还把张启发案件的相关材料复印了两份给盛传坤。盛传坤看了材料后，表示这个事情可以想点办法，说他跟周某1老表的发小沟通后再回复我们，还说我们也可以找这位洪湖商会会长帮忙找点关系。张某1和李某1表示只要事情能办好，让张启发判轻，甚至无罪的话，花多少钱都可以想办法。后续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只是接到过几次盛传坤打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表示事情可以操作，意思就是让我们准备钱。我和李某1等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谈的时候，李某1说他们已经给了盛传坤31万，让他帮忙跑关系（开始盛传坤要我们准备60万，李某1给了一半并多加了1万当做活动费）。2015年8月初，李某1说盛传坤把30万元的尾款要走了，还多要了20万，作为活动经费。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给盛传坤打了个电话，质询了事情的进展，盛传坤表示事情还在办，有任何进展都会跟我们联系。2015年9月3日，盛传坤给我打电话，说他的手机掉了，找我要了李某1的电话号码。后来，李某1告诉我盛传坤找他要了办事的好处费，我便给易某打电话，向她表示不满，她说她和盛传坤蛮早就分手了，已经联系不上了。我不清楚李某1到底有没有给盛传坤好处费，后来我和李某1给盛传坤打电话，他不接。我们慌了，并让李某1来报警。
10、证人魏某的证言：2015年7月份的一天晚上7、8点钟，我爸爸魏少阳叫我开车带他去光谷，并说去了可以拿5000块钱。我开着我的指南者吉普车带着他去了光谷华美达酒店。到了酒店后，我爸下车了，我在车上等他。过了二十多分钟，我爸拖着一个黑色旅行箱从华美达酒店出来，把旅行箱搬到我车子的后备箱里。这时，一名姓盛的男子给我爸打电话，叫我爸到虎泉医院碰头。我就开车带着我爸去了虎泉医院，姓盛的上了我的车后，给了我爸500元钱，我爸要姓盛的多给一点，说想给我买部手机，但姓盛的没有给。到了广埠屯后，姓盛的就下车了，他走的时候要我过一天给他打个电话，但我没有打。
11、证人李某2（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检察院驻武汉市蔡甸区看守所检察员）的证言：2016年6月15日，盛传坤向我反映，说遭到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但我没有发现体表伤。另外，他反映刑讯逼供导致他大小便失禁，这个情况不能证实。我问他入所体检时是否有伤痕，他说体检时未发现伤痕，他的入所体检报告也没有关于体表伤的记载。我曾就这个情况口头询问过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叶天波，问他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他回答说没有。
12、2016年5月10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甘某的见证下，对上诉人盛传坤的身体及随身物品进行搜查，证明侦查人员从上诉人盛传坤的身上搜出涉案手机的事实。
13、2016年5月11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李某3的见证下，对盛传坤与被害人李某1短信聊天的内容进行提取，证明盛传坤供述，其在伙同老魏诈骗李某1、张某1的过程中，编造了一条信息发给李某1，让被害人相信“张某3”要退款的假象，并将该信息存储在其使用的白色华为honor手机内。2016年5月11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李某3的见证下，将盛传坤与李某1短信聊天的内容进行拍照提取，并将照片打印出来，由盛传坤签字确认的事实。
14、2016年5月11日，侦查人员在见证人甘某的见证下，对魏少阳的身体及随身物品进行搜查，证明侦查人员从魏少阳随身携带的包内搜出一部灰色的iPhoe6plus手机。
15、辨认笔录，证明盛传坤指认魏少阳是与其实施诈骗的同伙。
16、辨认笔录，证明魏少阳指认盛传坤是与其实施诈骗的同伙。
17、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武公物鉴（电）字[2016]59号物证检验报告，证明盛传坤、魏少阳用手机相互发送信息的相关情况。
18、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武公物鉴（文）字[2016]76号物证鉴定书，证明由公安机关送检的“盛传坤”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盛传坤的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19、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武公物鉴（文）字[2016]78号物证鉴定书，证明由公安机关送检的“张某3”签名的字迹与样本上魏少阳的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20、上诉人盛传坤、原审被告人魏少阳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明盛传坤、魏少阳作案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21、收条3份、谅解书1份，证明原审被告人魏少阳归案后，其亲属于2016年6月14日向被害人李某1退还赃款人民币1万元；2017年5月13日向被害人李某1退缴赃款人民币10万元；2017年5月15日向被害人李某1退缴赃款人民币20万元，被害人李某1、张某1对魏少阳表示谅解，请求对其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22、湖北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心电图报告单、尿液检验报告单、血液检验报告单、彩色超声体检报告单，在押人员健康检查表，证明上诉人盛传坤入所前，侦查机关对其进行体检，未发现异常；入所时对其进行检查，未发现异常。
23、上诉人盛传坤的供述：2015年5月份的一天，我的前女朋友易某跟我谈到她的好朋友邹某的情人张启发因涉嫌运输、贩卖毒品被蔡甸区公安分局抓了，现在案子已经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问我有没有关系帮忙。我听后，就想从中赚一笔钱，便答复她我有关系，让她先找邹某家的人把张启发的整个案件情况发我看看。过了几天，邹某家一个叫李某1的男子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个图片，图片上是手写的整个张启发案件的详细情况，我看清楚后跟李某1电话联系，我跟李某1说我问下我的关系能不能办这个事情。过了几天，我和我大哥的朋友刘军联系，把张启发的案情告诉他后，刘军找了他的朋友“杨先平”（洪湖市法院院长），通过“杨某1”我们联系上了“杨某1”的哥哥“杨先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职），但当时“杨某2”从职务上退下来了。刘军叫我找其他关系，他也不想沾这个事。我看这条关系走不通就找到当时和我一起做环保项目的朋友朱某（洪湖商会副会长），我当时骗他说我一个姨夫叫张启发，因为涉嫌运输、贩卖毒品被公安局抓了，现在案子到了市中院了，问他能不能帮点忙。他说帮我问下他的朋友张某6（洪湖商会秘书长），看能不能通过张某6找他在公、检、法的朋友，或者通过他找到他的老乡万勇（现任武汉市市长)。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把这个情况跟李某1说了，李某1听到这个情况后，就提出要把朱某约出来一起在饭桌上谈这个事情。2015年7月份，我把朱某和李某1约着一起到循礼门附近的九味坊酒店内，当时饭桌上有我、我的前女友易某、邹某、李某1、张启发的哥哥张某1、朱某和他的女儿，还有一个姓张的是李某1叫过去的律师。张律师把张启发整个案情详细分析了一遍后，朱某听完没有给肯定的答复，只是说要问下他的关系再给答复，当时李某1和张某1都表态，表示跑张启发案件的费用都已经准备好了。过了几天，朱某跟我联系，说需要李某1准备两三万元钱请客吃饭，我把这个情况跟李某1回复后，李某1当时拿不定主意，问我朱某这边的关系可不可靠，我当时把朱某的关系跟李某1谈了，然后李某1问我是什么意见，我把我的想法（我认为朱某的关系不稳定，而且排场过大）跟李某1说了，李某1听完我的说法后表示赞同，后来我们就没有找朱某了。因为我曾经和我发小“付天”及“付天”的朋友周某2一起喝茶的时候，听到周某2说他认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某1的老表“张某3”，于是我就想通过“付天”找周某2，然后通过周某2联系“张某3”，来帮李某1的忙。我跟“付天”打电话后，他因为身体原因，不是蛮想帮我，我当时就跟他说了很多好话，把付天说通了，他就帮我联系了周某2，让周某2把李某1亲戚的案件情况跟“张某3”说了，并约着过几天到黄某县小池镇去见“张某3”。我约着周某2、“付天”一起开车去黄某，车开到武穴时，周某2跟张某3打完电话后，“张某3”表示不方便跟我们见面，我们就转程回来了。过了几天，“付天”跟我打电话表示周某2也不想管我这个事了，让我去找其他关系，此时我所有关系都用完了，我又不想失去这次赚钱的机会，就起了骗李某1的心思，我骗他说我的关系答应收60万元钱来办这个事情。于是我跟李某1打电话，跟他说我已经找到“张某3”的关系，“张某3”同意帮忙，但“张某3”需要点时间过来帮忙跑关系，“张某3”只要求我跟他单线联系。李某1听完后，就拜托我催下“张某3”，我看李某1相信了我的谎言，就准备找人扮演“张某3”一起骗李某1。后来，我找到朋友魏少阳，跟他说有个事情蛮简单，我们可以从中骗一笔钱，你只要扮演一个角色骗对方就可以了，老魏听到可以骗到钱就答应了。接着我就把张启发的案件情况和编造的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某1的老表“张某3”的事情告诉老魏，同时我还告诉老魏，张启发的亲戚李某1答应拿60万现金分两次支付来给我跑关系，并愿意支付一笔办事的好处费，我当时还骗老魏说，李某1这边要求我最好去找“张某3”，通过“张某3”联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某1，但我这边联系张某3的人因为家里有事，帮不了我，我已经找了洪湖商会的朱会长，通过他联系上了万勇市长，但李某1那边只肯认“张某3”的关系，你现在帮我冒充“张某3”骗李某1，让李某1拿钱出来，我拿到钱再帮他通过万市长跑关系，老魏可能觉得他帮我忙后不得马虎他，就答应帮我忙。我和老魏商量怎么骗李某1，我跟老魏说，“张某3”是一个只喝酒不抽烟的人，骗李某1的时候，你不要接别人的烟，张启发家属请的律师认识“张某3”，你到时候去见李某1的时候，如果李某1那边来了家属以外并长的像律师的人，你就不要出现了。接着，我跟李某1打电话骗他说，我和“张某3”已经约好在光谷广场华美达酒店一楼大厅见面，就只来直系亲属，人不要来多了。我们在华美达酒店一楼包间见面之前，老魏和我先到，但老魏没有跟我进去，老魏是在李某1来了后打我电话让我出去接的他，我看李某1家请的律师没有来，就把老魏叫进来了，我、老魏、李某1、张某1到我定好的包间见面后先简单的谈了一下，李某1从包包里面拿出一份协议（协议大致内容是为办理张启发的案子李某1等家属先付南哥31万首款，张启发案件判决后十五日内支付尾款30万，并要求张启发无罪释放），并提出要我和老魏的身份证复印件，当时老魏在一边看协议，我在边上念协议上的条款，正好读到其中一条“在法院判决无罪生效后，甲方将尾款三十万一次性给乙方”，老魏就故意发脾气把笔丢了，说有本事你们另请高明，说完就走出包间，张某1看到老魏发脾气离开后，就拉着我把走到大厅里的老魏拉了回来。拉回来后，张某1表示相信我们的能力，老魏听完这句话后，就拿起协议书，在上面签下“张某3”的名字，接着拿着装钱的包（当时双方都没有清点包里的现金，老魏认为李某1等家属没有骗他的必要就没有清点）离开了，李某1看老魏离开了，表示他回去不好交差，让我在协议书上的担保人这一栏上签字，并让我给他写了一张31万元（这31万元其中的1万是李某1让我们拿着跑关系的时候请客吃饭的钱）的收条。等我把李某1送走后，我跟老魏联系在民族大道纽宾凯酒店门口将老魏接上我叫的的士车。在车上，我从那31万现金里面拿了1万给老魏。我拿了这30万块钱，没有再帮李某1跑关系，而是拿着钱到赌场上输了。钱用完后，我就开始想李某1答应的剩下的那30万的心思，因为李某1承诺的是要在张启发案件审判完的时候再给钱，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让他提前把钱给我，我当时让我前女友问过她朋友邹某尾款的事情，但邹某跟我的回复是，她弟弟将这笔尾款挪用了，得一段时间才能给我。我听到这个话后，就觉得邹某家的人已经开始不相信我了。于是第二天，我就跟李某1问他为什么出尔反尔，到底想不想给我们尾款。李某1在电话里跟我解释了半天，说他们对我还是有点想法，但他还是百分之百相信我的。我和李某1把电话打完后的几天，我就在考虑这个事情，我认为既然李某1蛮相信我，我就想通过李某1来吓唬一下邹某及其他亲属。接着，我就跟李某1打了个电话，编了个谎话说“张亚南”找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周某3”的关系，“周某3”安排人送到“秦某”（秦某是李某1告诉我，好像说的秦某是市中院刑庭的庭长，李某1让我找关系疏通他）手中的十万块钱已经退还给了省高院一把手“ＸＸ”的手中了，这样，事情办不下去了，你发个账号过来，我把钱退给你。李某1听到这话，就让我先不慌退钱，并问我他们是嫌钱少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跟他扯理由说我不清楚，李某1就说他先回去跟邹某他们商量一下。电话打完后，我就一直稳着，再没有主动跟李某1等人联系了。接着几天，邹某就不断跟我女朋友易某联系，让她跟我说好话。过了十天左右，李某1主动跟我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不停的跟我说好话，让我帮忙能不能通过“张某3”直接找到周某1的关系，并说如果是钱的问题，你不要操心。我当时没有马上答复他，让他在家等我信。电话打完后，我就觉得余下的30万可以提前拿到了，并且可以往上提点。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主动跟李某1打了个电话，说已经联系好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某1的秘书，他答应到武汉来帮忙，但条件是要拿50万现金来搞定开始退钱的办事人及省高院一把手“ＸＸ”，李某1答应了，我看李某1表态后，就对他说，你同意我就开始联系。过了几天，我又给李某1打电话，问他钱准备好没有，李某1说准备好了，我就骗他说，你既然准备好了，我就让“张某3”联系人过来。电话打完后，我又找到老魏，让他继续配合我演“张某3”来骗李某1，并告诉他李某1那边已经已经把尾款提到了50万，老魏答应了，并要求在这50ＸＸ面要多分点，但我的想法是不想多分钱给老魏，就没有接老魏的话，只是说先把那50万骗到手再说。过了两天，我跟李某1打电话说，“张某3”找的周某1的秘书已经过来了，人已经有其他人在接待了，意思就是只等张某3拿钱过去让别人办事。电话打完，我就和老魏先行到了约定地点（还是上次见面的华美达酒店一楼包间），我让老魏先出去找个位置坐一下，等李某1来了后跟他打暗号让他过来。过了十几分钟，李某1和张某1过来一起坐了一会，我就跟老魏打暗号让他过来，老魏当时是坐他儿子一辆白色越野型轿车过来的，我们四人在包间里面，老魏骗他说这个事情他找的关系已经和最高院的人碰面了，在操作这个事情，现在要尽快拿钱去办事。说完后李某1把装着50万元现金的箱子拿出来给了我们，老魏拿着钱先走了，我一个人留下来跟李某1写了一张50万元的收条，写完后我也离开了。我出来后上了的士，在的士上就跟老魏打电话，问他在哪里，我们约好在虎泉一家医院门口碰头，当时老魏的儿子也在边上，我就从身上拿出500元钱，当老魏儿子的车费，让他先走，当时老魏和他儿子都觉得少了，准备找我要5000元的车费，但我没有给。后来，我和老魏及老魏的儿子就在路边扯起来了，我看当时路边蛮多人，就一起坐他儿子的车到了广埠屯附近下车，因为老魏儿子要5000元车钱的事情，我当时心里蛮不舒服，就不想给老魏好处费，也不想见老魏的儿子，就在路边拦了的士，并让老魏一起跟我上的士，但老魏蛮生气没有跟着我一起上的士，我当时也蛮烦他，就拿着那50万的箱子关上车门走了。我拿着这50万在赌场一个月内输完了。我输完了钱，就再次想骗李某1的钱，我记得是在2015年9月份，我当时身上没有钱了，就打电话给李某1，准备找他要开始答应的那十万块的办事好处费，李某1同意给我钱，但具体多少没有说，我们约好了在武汉市协和医院门口见面。见面后，我找李某1要开始答应事成后给我的那10万块钱好处费，但李某1只拿了3万，当时我跟李某1假装发脾气，我这次发脾气是为了多从李某1手中骗点钱。李某1看我发了脾气就从银行又取了2万给我，我拿了这5万后，给李某1写了个5万的条子，然后就离开了。等我从李某1那里把该骗的钱都骗完后，我就把跟李某1联系的号码都换了，再没有跟李某1联系过，直到被民警抓获。
24、原审被告人魏少阳的供述：2015年7月份的一天，“盛老四”（盛传坤）打电话给我，说有个事情找我帮忙，约我下午5点钟到卓刀泉的武商量贩见面。下午5点钟的时候，我就到武商量贩跟和盛传坤见了面，盛传坤说别人有个事情找他，是一个贩毒案，让他帮忙找关系让法院判轻一点，找关系肯定要钱，对方答应今天晚上给他31万。我问他是怎么认识这个关系的，他说是他老婆介绍的，对方是蔡甸那边的。他提出让我冒充一个叫“张某3”的男子，并跟我介绍说这个“张某3”是最高法院院长周某1的姑舅老表，周某1的母亲是“张某3”在帮忙招呼。他让我晚上跟他一起过去见面之后，拿了钱就走，并让我跟对方说，我拿了钱之后，就去法院找周某1办这件事情。我当时就同意跟他一起去，他对我说到时候要在对方写的一份协议上签字，目的是为了让对方放心，对我没有影响。然后，盛传坤在一张纸上把我要跟对方说的内容写了下来，并把纸条给了我，让我把上面写的内容背下来。他还要我晚上8点钟到光谷的华美达酒店去找他。交代完之后他就走了。后来，他又用微信把纸上写的我要说的内容发给我。到了晚上8点钟，我直接到了光谷的华美达酒店，到了酒店之后，我就跟盛传坤打电话，盛传坤就到酒店门口把我接进去了。进去之后，盛传坤把我领到了一楼大厅喝咖啡的地方，对方有三个男的坐在那里，盛传坤跟对方介绍我就是周某1的老表“张某3”，说完我们就坐下了。坐下之后，我跟对方说我叫“张某3”，现在正在黄某老家招呼周某1的母亲，今天是特意为这件事从黄某赶过来的，最高法院的周某3现在还在等着我，我要马上赶过去。说完这些话之后，对方拿出一份协议，让我在协议上面签字，我当时没有看，就直接在协议上签字，当时我签的名字是“张某3”。我签完字后，对方拿出一个深色的手提袋，里面装着给盛传坤办事用的钱，一共是31万。我接过袋子后，跟对方打了个招呼就走了。我从华美达酒店出来后，就到旁边的纽宾凯酒店的大厅里等盛传坤。过了半个多小时，盛传坤一个人到纽宾凯酒店大厅里来找到了我，我把这个手提袋交给他。他接过袋子之后，就把袋子打开看，我看到袋子里面都是一百元面值的现金，然后我和盛传坤一起上了一辆的士，他说他要回汉口，我就让他在阅马场把我放下来。我下车的时候，盛传坤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扎人民币，一共是1万元钱递给我，说让我拿着，我当时就当是他给我的好处费，就收下了。过了十几天，盛传坤又给我打电话，说上次那个事情有点复杂，需要我再帮他一次忙，还是在上次那个华美达酒店，到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还让我搞一辆车子，装作是从老家黄某赶过来的，我说可以用我儿子的车子。然后，他跟我说，这次跟对方见面后，就说事情有点难办，之前找的关系不行了，要另外找别的关系。跟我对好口之后，他就让我晚上等他电话。到了晚上9点多钟，盛传坤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直接去华美达酒店找他，于是我就让我儿子开车把我送到华美达酒店，他在车子上等着，我到酒店后，盛传坤把对方带着一起到门口接我，这次对方好像只有两个人，我们四个人就又到了华美达酒店一楼的咖啡厅。坐下之后，我按盛传坤之前教我说的话跟对方说，这个事情有点复杂，不好办，之前找的关系行不通了，需要找另外的关系。我说完后，盛传坤就跟对方说，如果到时候办不了，就退钱。他说完后，对方就拿了一个密码箱出来，交到我手上，我拿到密码箱后，就从酒店出来了，上了我儿子的车，让他开车跟我一起到了虎泉广场停车场等盛传坤。过了半个多小时后，盛传坤打电话给我，我就让他到虎泉广场停车场来找我们。他来了之后，我把密码箱交给了他。他让我们送他，我让儿子开车把他送到了卓刀泉602医院附近。他下车的时候，给了我500元钱。我把钱拿了之后，就跟他说我想给儿子换部手机，问他能不能给我5000元钱，他没有答应，说以后再跟我联系，然后他就下车走了。这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了。
上述证据经一审、二审当庭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均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盛传坤提出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被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后形成的，不是事实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将盛传坤抓获后，依法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对其进行讯问，相关讯问资料亦未反映办案人员对盛传坤有刑讯逼供的行为；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对盛传坤的体检结果及武汉市蔡甸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健康检查表均证明盛传坤在进入羁押场所前，身体未发现异常；证人李某2亦证实2016年6月15日其在看守所会见盛传坤时未发现盛传坤有体表伤，盛传坤还向其陈述过他体检时未发现伤痕，上述事实及证据均证实公安机关抓获盛传坤后依照法律程序对其进行讯问，并无刑讯逼供的行为，且盛传坤在二审期间亦未提供新的证据证实其被刑讯逼供，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盛传坤提出原审认定其诈骗人民币86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诈骗金额应当为人民币31万元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经查，证明盛传坤诈骗86万元的事实有被害人李某1、张某1的陈述，盛传坤签名的收条，原审被告人魏少阳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且盛传坤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另有证人邹某、魏某的证言，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在案佐证，证据之间相互关联，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该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盛传坤、原审被告人魏少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魏少阳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对其减轻处罚，魏少阳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魏少阳的亲属积极向被害人退赃，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综合其犯罪情节、地位、作用及社会危害性，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宣告缓刑。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盛传坤提出其在公安机关被刑讯逼供、原审认定其诈骗人民币86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相同的辩护意见与本案的事实、证据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 勇
审判员 袁 锐
审判员 黄毅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高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