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7253号
上诉人（�审原告）：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潘绍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涛，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业，住福建省南安市，现住黄埔区。
委托代理人：刘杨红，广东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平，广东德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建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4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30日，健利公司与黄建业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双方就运作收购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肇庆市华侨房产建设公司被肇庆法院查封的房产、土地）资产包居间费支付达成协议，约定由健利公司负责按550万元的底价拍得该资产包，拍得资产包总价为1000万元（含健利公司服务费、居间费等）；健利公司收取总价1000万元扣除黄建业支付实际拍得资产包价款的余款为（服务费）居间费；黄建业负责支付该资产包拍卖前在肇庆市国有银行存入50万元标的定金。
2014年6月27日，黄建业与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若不能按照《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条款执行，则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退回黄建业所交的全部1000万元拍卖款项及支付给健利公司的50万元定金。
后因上述协议无法履行，黄建业于2015年1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归还50万元及支付利息。2015年3月3日，黄建业（甲方）与健利公司（乙方）、潘绍江�担保方）及黄某甲（担保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并向原审法院提出撤回该诉讼。上述《协议书》的内容为：“甲方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解除双方间于2014年5月3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事宜，达成以下协议，双方遵照履行：一、双方于2015年3月3日解除《合作协议》。二、乙方一次性退还甲方人民币43万元。其中3万元在2015年3月4日前支付，其余40万元在2015年4月15日前支付。三、签订本协议后，甲方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撤回对乙方及担保方的诉讼。四、若乙方逾期支付款项的，须按全部金额50万元支付甲方，甲方此前支付的50万元定金转为乙方向甲方借款，乙方并从2015年3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4倍向甲方支付利息。五、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已全部终结，不得向对方主张权利。六、担保方对乙方的债务承担连带无限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债务到期后二年。”健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绍江、黄建业，以及担保人潘绍江和黄某甲均在该《协议书》上签了名。《协议书》签订后，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向黄建业归还了24000元后未再归还其他款项，黄建业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2015)穗黄法民二初字第332号，以下简称332号案］，请求：1.健利公司归还款项50万元；2.健利公司支付利息（其中利息分两笔计算，第一笔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5月30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第二笔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3.潘绍江、黄某甲对第一、第二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于2016年1月12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健利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建业归还欠款476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5年3月3日起至归还之日止，以欠款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二、潘绍江、黄某甲对健利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潘绍江、黄某甲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健利公司追偿；三、驳回黄建业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判决已进入执行程序。
健利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黄建业支付健利公司违约金500000元；2.原审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黄建业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黄建业在履行《合同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原审法院认为，健利公司、黄建业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就该协议解除后的事项达成《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双方的义务。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该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已全部终结，不得向对方主张权利。该《协议书》已经在原审法院另案中得到确认，原审法院也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判决，且该判决也已经进入了执行程序，因此，健利公司与黄建业之间的《合作协议》解除后，双方之间已不存在该合同关系。现健利公司再就已解除的《合作协议》提出诉讼，没有法律依据，故其请求黄建业支付违约金，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健利公司主张《协议书》并没有健利公司的盖章，潘绍江的签名只能代表其作为担保人的个人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健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绍江在《协议书》中代表健利公司一方签了名，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该《协议书》对健利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潘绍江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中担保方一栏中也签了名。因此，健利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健利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健利公司负担。
上诉人健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4年5月30日健利公司与黄建业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黄建业以不超过1000万元的价格(包括佣金等在内)�负责帮黄建业拍卖到一批资产，协议约定不可反悔，不可撤销。签订《合作协议》后，健利公司经多方努力促成黄建业实现合同目的，但黄建业在交了100万的保证金给广东衡建拍卖行有限公司后，因无法支付剩余款项，反悔要求解除协议。2015年1月5日黄建业向原审法院起诉健利公司，并告知担保人潘绍江和黄某甲《合作协议》的内容是违法的，担保人黄某甲因害怕，黄某甲为什么害怕?是因为黄某乙经常打电话、发短信来恐吓、威胁黄某甲催退款，说如果不退款，叫黑社会的人上门收款，又拉人又封屋，搞到家人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处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在这种严重的威胁下，为了确保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迫于无奈，才签下这份协议。遂于2015年3月3日与担保人潘绍江和黄某甲达成《协议书》同意在黄建业撤诉后退还黄建业所交付的定金。事后不久，在健�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黄建业又重新向原审法院起诉健利公司，且原审法院已作出判决，健利公司直至2016年7月30日在原审法院执行庭做笔录时才看到原审法院332号案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原黄建业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任何一方违约均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健利公司认为按照《合作协议》第二条第1项的约定：“乙方不能反悔，否则乙方要赔偿给甲方违约金50万元”也应该有效。而黄建业的行为是违约的行为，因此理应向健利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健利公司认为，双方于2015年3月3日达成的《协议书》，是没有得到黄建业的认可的，理由是：第一，《协议书》上没有黄建业的盖章，潘绍江的签名只能代表其作为担保人的个人意思表示；其次，《协议书》的达成是基于黄建业于2015年1月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健利公司，黄某甲害怕违法及在恐吓、威胁下才签这份协议；第三：健利公司认为，解除的仅仅是双方不再对《合作协议》约定的资产拍卖的事宜，并不应该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第四，健利公司为达成《合作协议》的目的，付出了心血和成本，理应得到保护。故，健利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黄建业支付健利公司违约金人民币500000元(伍拾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黄建业承担。二审庭审中，健利公司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332号案并未通知健利公司参加，损害了健利公司的权利；2.332号案件近认定退回款项24000元有误，故本案不能以332号案作为依据；3.黄建业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而本案中潘绍江虽为健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署的《协议书》仅是保证人一栏签名，该协议没有健利公司的盖章，与健利公司无关。而且该协议书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署，应当无效。而合作协议约定了是�可撤销的，且即使解除了协议，应仍然适用违约责任的约定，黄建业应赔偿50万元违约金。
被上诉人黄建业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健利公司称协议书是受胁迫签署没有事实依据，协议书是在（2015）穗黄法民二初字第61号案开庭前1天签订，达成协议之后黄建业已撤诉，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没有按照协议履行还款义务，所以黄建业才重新提起诉讼即332号案，法院是按缺席审理，该案开庭前本代理人在五羊新城遇到过潘绍江，因此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受胁迫情形。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对332号案开庭是清楚。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健利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汇款凭证复印件（无原件），证明其至少支付了28000元。证据2：短信内容（出示手机），证明其受胁迫。黄建业质证�为证据1没有原件，亦没有帐号具体信息，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去确认；证据2无法显示短信时间，黄建业曾给过钱某公司，但只是拿回自己的钱，不代表采取胁迫恐吓的手段。
另查，332号案已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该案判决书中第四页查明了“2014年6月27日，黄建业与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若不能按照《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条款执行，则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退回黄建业所交的全部10000000元拍卖款项及支付给健利公司的500000元定金。”的事实。
再查，二审庭审中，健利公司确认332号案并未提起再审。
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2015年3月3日协议书是否在被胁迫的情形下作出？是否有效？2.健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黄建业支付违约金50万元？3.是否存在2014年6月27日�补充协议书》？
关于2015年3月3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健利公司主张其是受胁迫签订2015年3月3日签订协议书的，该协议书应当无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二审中，健利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短信作为证据。黄建业对该短信不予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健利公司并无提交证据证明该短信号码就是黄建业的号码，且该短信并无显示时间，短信亦无胁迫签订本案协议书的内容。综上，该短信不足以证实健利公司受胁迫的主张。再者，生效的332号案判决中已认定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而健利公司无提交其他证据推翻协议书的效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健利公司关于受胁迫签订协议书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潘绍江提出的协议书无健利公司盖章的问题。经查，潘绍江在协议书乙方落款处以及担保方均有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潘绍江作为健利公司的法人在协议书中乙方处的签名对健利公司亦具有法律约束力，健利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健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黄建业支付违约金50万元的问题。经查，协议书约定：健利公司与黄建业于2015年3月3日解除《合作协议》，健利公司在2015年4月15日前退还黄建业43万元，若逾期的，则退还50万元及利息。协议书履行完毕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已全部终结，不得向对方主张权利。因此，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双方已协商解除了合作协议，并就双方之间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现健利公司再以《合作协议》的规定要求黄建业支付违约金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有无是否存在《�充协议书》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下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经查，生效的332号案判决中已查明2014年6月27日，黄建业与健利公司、潘绍江、黄某甲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健利公司没有提交证据推翻该事实的情况下，原审采信该事实并无不妥。
综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健利公司上诉理由理据不足，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罗永娟
蔡静雯
尤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