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1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国家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强，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竹青，系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海洋，河南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梅，女，196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锋，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祝月行，男，196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贤，诸暨市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梅、原审被告祝月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6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旗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首先，本案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和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杨梅供应钢材款为8874397.64元，红旗渠公司支付的款项为8800000元，双方对于供应钢材款的数额和款项支付的金额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祝月行在杨梅处的借款和提现是否存在，以及该部分款项是否应当由红旗渠公司承担的问题，双方争议的实质问题已经超出买卖合同的范畴，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五项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就本案而言，杨梅虽以钢材购销合同和销货清单提起诉讼，但双方争议的实质焦点为借款是否存在和由谁承担的问题，本案案由应当调整为民间借贷纠纷。最后，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二、本案系杨梅与原审被告祝月行之间恶意串通套取红旗渠公司资金的虚假诉讼。根据杨梅向法庭提交的收据副联（一审证据4）记载，祝月行从杨梅处收到工程款和借款3391300元，用于支付民工工资及材料款，该份证据可以证明杨梅与祝月行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首先，借款用途不符合商业习惯。红旗渠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施工方，在支付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时，完全可以直接进行支付，没有必要先支付给杨梅，再从杨梅处套现或借出，再行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其次，借款用途有悖常理。杨梅作为钢材供应商，在自己的钢材款未完全得到清偿和保障之前，且与红旗渠公司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将红旗渠公司支付的钢材款返还红旗渠公司用于支付其他人的材料款，显然有悖常理。第三，本案所涉工程不存在借款和套现的必要。涉案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业主向红旗渠公司支付工程款比较及时，红旗渠公司更是及时将所收工程款支付到项目，还另行为项目提供资金，以确保工程进度。红旗渠公司没有必要通过杨梅来支付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也没有必要向杨梅借款和套现。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要求二审法院能够查明事实，严防虚假诉讼。三、祝月行的借款和提现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祝月行在一审中出示了一份授权委托书（一审证据13），杨梅认可其与祝月行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见到过该委托书并留存了复印件。该授权委托书系红旗渠公司向祝月行的授权，委托书中写明祝月行有权以红旗渠公司的名义办理“天地置业清水苑小区1标段项目部的材料承包合同签订等”。从委托书可以看出，红旗渠公司仅授权祝月行办理与项目材料承包合同签订相关的事宜，并未授权其对外进行借款和提现。而杨梅在明知祝月行无权代表红旗渠公司对外借款的情况下，仍将巨额款项出借给祝月行。杨梅对祝月行的该行为即使不存在恶意串通，也对祝月行的无权代理行为明知，而且在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放任这种套现骗取红旗渠公司资金的行为发生。其次，从杨梅提交的《河南红旗渠集团清水苑工地未付货款及滞纳金明细》（一审证据6），可看出杨梅收取滞纳金的标准为每吨钢材每天7元，由此换算出滞纳金标准为月息6%。杨梅按照如此高的标准向红旗渠公司收取滞纳金，而祝月行每次都配合杨梅在出具的明细中予以签字确认。这一事实也说明，即使本案借款和提现是存在的，也是杨梅和祝月行之间的恶意串通。杨梅将红旗渠公司支付的钢材款出借给祝月行，再以红旗渠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钢材款为由，向红旗渠公司收取高额的滞纳金，并从中获利，其并非善意无过失。四、本案中，杨梅系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依法不应受理。首先，杨梅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及再审判决，发回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期间申请撤诉，再审发回重审后的审理仍属再审程序。理由如下：1.再审发回重审是法院撤销已作出的全部裁判，并进行重新审理。重新审理是基于再审程序而启动，属再审程序的一部分，而并非普通的一审程序，否则，最高人民法院不会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部分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增加了第二百五十二条关于再审发回重审案件的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原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和提出反诉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决定是否准许。当事人变更其在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质证及辩论意见的，应说明理由并提交相应的证据，理由不成立或证据不充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解决审判监督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中，对再审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作出明确规定，也说明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属于再审程序，与普通的一审程序不同，二者并非同一法定程序。3.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有关法院对类似案情的裁判文书，从这些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看出，再审发回重审案件属于再审程序。我国虽然不适用判例法，但相关法院对于审理程序的认定亦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况且，杨梅未向法庭提交任何相反的判例来证明再审发回重审不属于再审程序。其次，杨梅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杨梅在一审法院起诉所列当事人和在再审发回重审中的当事人完全相同，且杨梅在两个诉讼中都是依据相同诉讼请求、相同的事实和理由要求红旗渠公司和祝月行支付货款。杨梅的起诉已构成重复起诉，法院不应当受理。
杨梅辩称，一、本案中杨梅与红旗渠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红旗渠公司结欠杨梅货款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经过一审法院调查，红旗渠公司对于委托原审被告祝月行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及钢材采购的业务经办人与杨梅发生钢材购销业务，以及双方实际交易的钢材数量及总价款等基本事实均确认一致，并无异议。2.红旗渠公司提出仅结欠杨梅74391.84元货款，但红旗渠公司并未提供任何客观充分的反驳证据证明其确实已不欠杨梅诉称的钢材欠款的基本事实。红旗渠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合计878万元的汇款凭证，除最后一笔于2009年10月30日支付给杨梅的80万元货款外，其余的汇款凭证显示的汇款时间全部发生在杨梅与红旗渠公司对账结算之前，即发生在红旗渠公司于2009年9月20日盖章出具“欠条”之前，不能以此冲抵涉案红旗渠公司结欠杨梅的钢材货款。因此，红旗渠公司提供该些“汇款凭证”的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其提供的反驳证据尚不足以推翻“欠条”中反映的案件基本事实。3.红旗渠公司不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证实其在2009年9月20日出具的“欠条”是虚假的，或者不能证实在“欠条”上加盖的公司印章是虚假的，法院应当对该份“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项目部印章系红旗渠公司在案涉工程项目中作为对外行使公司职权的最高权力象征，显然具有合同专用章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对红旗渠公司当然发生直接法律约束力。4.红旗渠公司作为从事建筑行业几十年的资深企业，对于如何管理并使用公司的项目部印章，应当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司法实践知识。现杨梅通过证据5（欠条）和证据7（付款承诺），并结合其他相关证据，已经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可以证明红旗渠公司结欠钢材款的基本事实。法官也完全可以凭借办案经验、生活经验，以及自由裁量权，在现有证据的条件下，依法认定红旗渠公司结欠杨梅货款的法律事实。
二、祝月行之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依法具有代表红旗渠公司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及法律效力当然及于红旗渠公司。1.原审被告祝月行作为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完全有资格代表公司在付款承诺中签名确认。根据祝月行在红旗渠公司案涉工程中担任的职务，以及祝月行从公司取得的委托授权，以及祝月行在杨梅与红旗渠公司双方交易中担任的角色及所处地位，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均可以认定祝月行之行为构成对公司的表见代理。2.杨梅与红旗渠公司发生的所有钢材交易过程，包括合同签订、供货、收货、对账、货款的支付与结算、滞纳金的结算等所有环节，均是通过祝月行进行，付款承诺中的欠款金额与证据5“欠条”以及证据6“红旗渠集团清水苑工地未付货款及滞纳金明细”中载明的欠款金额、滞纳金数额均能对应一致，并非凭空捏造，加上付款承诺上尚有红旗渠公司职员“付明太”的签名，上述这些交易习惯和客观事实已经证明祝月行有权代表红旗渠公司与被上诉人进行对账结算及滞纳金的计算确认。3.红旗渠公司尽管对证据“付款承诺”中“付明太”担任的职务提出异议，对于付明太是否有权代表公司签发“付款承诺”提出异议，但红旗渠公司却并不正面否认“付明太”系该公司职员的基本事实。4.祝月行在本案中接受红旗渠公司的委托，同时作为案涉项目负责人，全权代表红旗渠公司处理与被上诉人发生钢材交易的一切事务，即使祝月行在代理过程中存在越权代理行为，红旗渠公司已在事后以实际行为追认了祝月行的越权代理行为。具体而言，红旗渠公司已经在“欠条”和“付款承诺”中分别以不同方式予以书面追认和事后追认，而杨梅作为该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没有明显的过失且已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故理应享有向红旗渠公司主张货款的法律权利。5.红旗渠公司在一审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发生本案纠纷的关键原因，是在于红旗渠公司支付给杨梅的款项，并没有被祝月行全部用于支付钢材款，部分资金被祝月行代表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套现。这其实就是红旗渠公司的一种自认。这不是红旗渠公司拒付货款的正当理由。红旗渠公司自身管理不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经营风险和商业风险，而不得以此作为其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结合祝月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再结合杨梅提交的证据10“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合同”等相关证据，可以真实地还原红旗渠公司将涉案工程违法转包给祝月行后，要求或默认祝月行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对外独立筹集资金并负责建设涉案工程的基本事实，而且红旗渠公司对此问题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心理，并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合同”多处条款中约定红旗渠公司与祝月行内部之间的责任分担以及损失追偿等问题。由此可见，红旗渠公司对祝月行在筹集资金过程中的套现行为确实是事先有预判，事中有知情，而事后有追认，在此基础上红旗渠公司向杨梅出具“欠条”及“付款承诺”显然也是水到渠成，完全是代表红旗渠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诉称的杨梅与祝月行恶意串通，套取红旗渠公司资金的虚假诉讼，完全是无稽之谈，无病呻吟。上诉人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去查证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事实上上诉人确实已经做了，但公安机关没有受理。
三、民事再审发回重审制度是对原一审甚至二审法院审理结果的全盘否定，它使原审法院的所有工作归于无效。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必须另行组成合议庭，确定举证期限、送达、开庭、判决，整个案件一切从头开始。本案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后发回重审，就是民事再审发回重审案件。本案在重审时自然恢复到案件的初始状态，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一审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作为诉讼权利人的被上诉人自愿撤回起诉，是当事人自由处分其诉讼权利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法院应尊重和保障其法定权利得到实现。被上诉人在重审过程中申请撤诉，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也不存在任何不宜允许撤诉的法定情形，更没有侵害或损害国家、集体或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在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撤诉行为，在法律程序上没有任何瑕疵。上诉人认为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在没有任何已生效的具有既判力的裁判文书的前提下，本案不存在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上诉人关于本案诉讼程序违法，属于在再审发回重审后撤回起诉又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开民初字第4769号民事裁定书，没有一味强调本案在再审发回重审后程序的特殊性，而是尊重事实和法律，准许原告撤诉。如果上诉人的观点成立，则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准许被上诉人在该院撤诉的裁定就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建议上诉人应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或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2014）开民初字第4769号民事裁定书。既然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没有在被上诉人撤诉时向被上诉人事先予以释明，告知被上诉人本案尚处于再审审理程序中，以及对于撤诉可能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即导致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及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的可能，那么，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于本案诉讼程序的法律适用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本案中诉讼程序的理解与诸暨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的论点是相一致的，由此可以印证本案现在的一审判决在诉讼程序上完全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祝月行述称，原审被告认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另补充以下意见，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为455万余元。项目部印章是上诉人专门指派其工作人员王健元掌管的，不存在祝月行实际控制印章的事实。祝月行在与被上诉人相关业务中需要使用印章都是经上诉人同意许可再由印章管理人加盖印章确认，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被告没有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因上诉人资金不到位才向外借款用于支付材料款以及员工工资，这是祝月行受上诉人委托以上诉人项目部的名义办理的事务，符合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且祝月行签订合同及借款行为都由上诉人印章管理人代表上诉人盖章确认，祝月行签订合同及筹借款项系项目部行为，没有超出授权范围。请求驳斥上诉，维持原判。
杨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祝月行、红旗渠公司支付结欠的货款5013079.08元，并支付该款自2009年10月14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州市管城区众联物资供应站（以下简称众联供应站）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梅，经营期限自2008年9月1日至2008年9月17日，已于2008年9月17日自行停业。2009年1月18日，红旗渠公司与案外人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合同一份，约定红旗渠公司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将郑州清水苑小区Ⅰ标段工程承包给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并任命祝月行为工程的项目负责人，祝月行作为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2009年2月8日，红旗渠公司向祝月行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授权祝月行为红旗渠公司的代理人，办理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的材料承包合同签订等事宜。2009年2月25日，祝月行受红旗渠公司的委托与众联供应站签订钢材购货合同，合同甲方为众联供应站，乙方为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经理部，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钢材，甲方货到现场验收之日起，每天每吨加收7元滞纳金，最长付款日期超过2个月（主体封顶2个月内全部付清货款），并约定了送货地址。合同甲方处加盖众联供应站的合同专用章，乙方处由祝月行作为代表签字，并加盖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部印章。合同签订后，杨梅即向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小区工地供应钢材。红旗渠公司陆续向杨梅支付货款。期间，祝月行向众联供应站借款，2009年8月20日，祝月行向众联供应站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众联供应站清水苑小区工程款及借款3391300元，用于支付民工工资及材料款。2009年9月20日，经结算，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部尚欠众联供应站钢材货款4732425元，并约定利息按合同执行，在欠条的具欠单位处加盖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部印章。同年9月28日，祝月行在杨梅制作的未付货款及滞纳金明细上签字确认欠货款4732425.76元，滞纳金957568元。同日，祝月行在杨梅制作的清水苑工地付款来往明细上签署“情况属实无误”并签名，该来往明细记载红旗渠公司付款800万元，其中付货款4018880元，付滞纳金550760元，归还借款196万元，退款1431300元，余4万（多退940元）。同年10月13日，祝月行出具付款承诺一份，载明清水苑小区Ⅰ标项目部原欠众联供应站钢材款5689993元，本月23日前付50万元，10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剩余货款由红旗渠公司担保，从甲方天地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清水苑小区工程项目部款中扣付。该付款承诺中另有“付明太”签字。同日，杨梅又向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工地供货，计货款123086.08元。同年10月27日，红旗渠公司又向杨梅付款80万元。
另查明，杨梅曾于2010年向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红旗渠公司支付货款5013079.08元，违约金992322.13元，该院于2010年8月16日判决驳回杨梅的诉讼请求。杨梅不服，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3日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5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并于2011年9月14日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红旗渠公司支付杨梅货款5013079.08元及利息。红旗渠公司不服该再审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并于2014年1月27日裁定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二审判决，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发回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在重审期间，根据原告杨梅的申请，追加被告祝月行，后杨梅于2016年3月21日申请撤诉，该院裁定准许杨梅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钢材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合同签订的甲方为众联供应站，该供应站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梅，该供应站在签订合同时已停业，故合同的实际出卖人应认定为杨梅。乙方为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经理部，该项目部系红旗渠公司下属的工程项目部，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由红旗渠公司承受相应的权利义务，即应认定钢材买受人为红旗渠公司。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杨梅向该院起诉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是否应驳回杨梅的起诉。该院认为，杨梅在再审发回重审期间申请撤诉，而发回重审已不属于再审程序，而是重新回到一审程序，杨梅在一审程序中撤诉，现再次起诉不构成该解释所称的重复起诉，不应驳回起诉。红旗渠公司对此提出的抗辩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是红旗渠公司是否结欠杨梅钢材货款及欠款的具体金额。杨梅主张其向红旗渠公司供应钢材共计价款8874391.84元，红旗渠公司于2009年9月20日出具欠条认可尚欠货款4732425.76元以及红旗渠公司确认应付的滞纳金957568元，合计5689993元，加上结算后又发生的货款123086.08元，共计5813079.08元，扣除红旗渠公司之后支付的80万元，尚欠货款5013079.08元。红旗渠公司则认为杨梅供应钢材货款共计8874397.64元，红旗渠公司已付杨梅货款880万元，已基本付清货款，不存在欠款501万余元的事实。杨梅对已收到红旗渠公司款项880万元予以认可，但认为并非全部是货款，还包括逾期付款的滞纳金、归还杨梅的借款及以套现形式退还的现金，实际欠款金额应以结算为准。该院认为，对欠款事实如何认定，主要取决于对2009年9月20日以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部名义出具的欠条性质的认定。该欠条中加盖的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部印章与钢材购货合同中的印章一致，红旗渠公司虽对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对此未提供反驳证据，也未要求对印章的真实性作出鉴定，故对该印章的真实性应予认定。该院认为，上述欠条以红旗渠公司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部名义出具，并加盖该项目部的印章，足以使杨梅相信能够代表红旗渠公司，故应认定该欠条系代表红旗渠公司出具。欠条中载明的所欠货款金额已扣除杨梅、红旗渠公司之间的借款及套现等，红旗渠公司认为借款系杨梅与祝月行之间发生，与红旗渠公司无关，红旗渠公司支付杨梅的款项全部用于支付钢材货款。该院认为，即使借款发生在杨梅与祝月行之间，但红旗渠公司所出具的欠条表明其已经认可将其支付的部分款项用于归还借款。即使该欠条是在红旗渠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鉴于该欠条上已加盖其项目部印章，红旗渠公司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红旗渠公司与祝月行之间的内部债权债务关系可由双方另行解决。综上，该院认定至出具欠条之日，红旗渠公司尚欠杨梅钢材货款4732425元，此后双方又发生钢材买卖计货款123086.08元，共计4855511.08元。红旗渠公司在出具欠条后又支付货款80万元，尚欠货款4055511.08元。对杨梅合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尚欠滞纳金957568元的结算，只有祝月行的签字，未加盖红旗渠公司项目部印章，该院不予认定，欠条中只写明利息按购销合同执行，并未明确具体金额，故杨梅要求红旗渠公司支付滞纳金957568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杨梅与祝月行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杨梅要求祝月行支付货款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红旗渠公司应支付杨梅货款4055511.08元，并支付该款自2009年10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杨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92元，由杨梅负担8962元，红旗渠公司负担37930元。
二审中，上诉人红旗渠公司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包括证据1和证据2）。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豫法民提字第80号案件2012年4月1日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双方均认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杨梅已支付钢材款8800000元；2.2012年4月6日对账笔录一份，拟证明双方均认可杨梅供应钢材款为8874397.64元。本组证据证明双方对购买钢材和支付货款已没有实质争议，争议焦点是借款是否存在和上诉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因此本案案由应当改为民间借贷纠纷。第二组（包括证据3和证据4）。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的涉案工程业主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明细表一份和上诉人向项目付款明细表一份，拟证明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业主在2009年3月到9月期间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数额为19895026.08元，而上诉人实际向工程项目支付款项达22619610元，本案所涉施工项目，从业主到上诉人一向付款及时，没有必要向被上诉人杨梅借款。4.被上诉人杨梅在一审中提交的收据副联一份，记载内容为祝月行从杨梅处收到工程款和借款3391300元是用于支付民工工资及材料款，拟证明借款用途有悖常理和商业习惯，本案系被上诉人杨梅与原审被告祝月行恶意串通套取上诉人资金的虚假诉讼。
被上诉人杨梅质证认为，对证据1，翻阅编号为63的一页中，讲到杨梅将收到的款项分解为四部分，也就是说总共880万元不是钢材款只是收到的款项；66页中杨梅没有承认收到钢材款880万元。对证据2，双方均认可，不需要举证，但对上诉人的举证目的不认可。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请是基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基于双方之间的欠条载明上诉人结欠杨梅钢材货款，而不是双方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双方已由欠条进行对账、确认、结算，双方已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材料，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判中没有作为已查明事实加以确认，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也无从实现。对证据4，不是二审新提交的证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原审被告祝月行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相同。
本院认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只能证明杨梅收到的款项为880万元，不能证明杨梅承认已收到钢材款880万元，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对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二组证据均不予确认。
二审中，本院收到上诉人红旗渠公司提交的《河南著名法学专家对杨梅诉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钢材款纠纷案重复起诉案论证会纪要》，以及相应的理论文章一篇、案例二则，供本院在审理本案中参考，本院收录在卷。
被上诉人杨梅、原审被告祝月行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有两项，一是程序方面，即被上诉人杨梅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而应裁定驳回起诉；二是实体方面，即本案的案由应定为买卖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2009年9月20日欠条对上诉人红旗渠公司的效力如何，以及本案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现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杨梅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红旗渠公司上诉认为杨梅在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2014）开民初字第4769号案件中申请撤回起诉并获得该院准许，现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条规定，杨梅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对此，本院认为，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裁定准许撤诉的，应当一并撤销原判决。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豫法民提字第80号民事裁定已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民再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及该院（2011）郑民四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开民初字第864号民事判决，发回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杨梅在该重审中向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不属该条司法解释规定的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故杨梅其后向一审法院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重复起诉，红旗渠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应驳回起诉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实体争议方面。首先，红旗渠公司提出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对此，杨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红旗渠公司和祝月行支付结欠的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提供了购销合同、销货清单、付款往来明细、欠条等证据，该些证据反映了杨梅与红旗渠公司间买卖钢材并支付结算款项的事实经过，相关欠条已明确结欠钢材款的事实，故一审确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红旗渠公司关于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红旗渠公司认为杨梅供应钢材共计8874397.64元，红旗渠公司已付货款880万元，只应再付74397.64元，相关借款系杨梅与祝月行个人之间其他经济往来，与红旗渠公司无关。对此，杨梅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09年9月20日欠条明确载明：“今有河南红旗渠集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部欠郑州市管城区众联物资供应站钢材款4732425元，利息按合同执行。（详见钢材清单一份）”，加盖了河南红旗渠建设集团郑州清水苑小区Ⅰ标段项目部印章，据此，截止2009年9月20日，红旗渠公司结欠杨梅钢材款4732425元的事实清楚。该欠款金额系对包括相关借款及套现等款项进行结算后得出的金额，即红旗渠公司出具欠条时已经认可并扣除相关借款及套现等款项，红旗渠公司现主张系杨梅与祝月行个人间往来款项与其无关，与本案证据显示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再次，红颜渠公司主张本案系杨梅与祝月行恶意串通提起的虚假诉讼。对此，祝月行作为涉案项目负责人，为保证工程进度，以向杨梅借款及要求返还货款的方式筹措工程资金，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非完全不符常理。同时，杨梅为继续供应钢材和赚取利息而同意款项出借的可能亦不能排除。红旗渠公司主张的业主和其本身及时支付工程款的事实并不能涵盖各种情形，不能据此得出项目部无需再行筹资的事实。故红旗渠公司关于本案系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亦依据不足。至于红旗渠公司与祝月行之间的内部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另行解决。
综上，红旗渠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244元，由上诉人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曹颖颖
?PAGE\\\\*MERGEFORMAT?22?
?PAGE\\\\*MERGEFORMAT?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