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烟民四终字第9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栖霞市兴昊水泥有限公司，住所地栖霞市臧家庄镇香夼铅锌矿。
法定代表人：安广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秉坤，北京市恒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经联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栖霞市文化路***号。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该律师事务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飞，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娄京文，男，1955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栖霞市兴昊水泥有限公司因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14）栖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秉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飞、原审被告娄京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经联事务所诉称，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2010年3月20日至2012年12月28日期间的律师顾问费165000元及律师代理费924800元，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娄京文辩称，原告经联事务所是在我担任兴昊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为兴昊公司从事法律服务和委托代理事务，拖欠原告的律师顾问费及律师代理费属实，我系履行职务行为，律师顾问费及律师代理费应由兴昊公司承担。
原审被告兴昊公司辩称，我公司于2010年、2011年进行过两次股权转让，原审诉讼期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军是在2011年底股权转让后任职的；我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及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三份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上述“三份合同”是虚假伪造的，不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及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事实；关于法律顾问合同，原告未履行法律顾问合同中的相关义务；关于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其委托的事项系股东娄京文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属于代理娄京文的个人事务，我公司不应承担律师代理费用；原告主张的律师顾问费已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3月20日，原告经联事务所与被告兴昊公司签订了《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一份，合同加盖了原告经联事务所及被告兴昊公司的公章和双方法定代表人吴卫星、娄京文的印章。合同约定，原告指派吴卫星律师担任兴昊公司的法律顾问，任期为三年，自2010年3月20日至2013年3月20日止，被告兴昊公司每年向原告支付律师顾问费六万元整，以本合同成立月份按年度一次性交付。除按双方约定向原告支付顾问费外，对原告方律师代理兴昊公司参与各类诉讼、调解、仲裁活动的差旅费、手续费和代理费，兴昊公司应按司法部、财政部制定的律师收费标准或双方协商标准另行支付。合同签订后，因兴昊公司一直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顾问费，原告于2012年12月28日向兴昊公司发出解除法律顾问合同通知一份，该通知于2013年1月3日到达被告兴昊公司。
2010年8月，兴昊公司因股东出资问题发生争议，致公司新项目建设停工，为引进新的投资人王军（或王军指定的公司），保障公司工程建设进行，两被告便委托原告代理公司依法理顺和调处股东之间的投资关系及股权转让纠纷。原告接受委托后，参与理顺了股东之间的投资关系，调解并促使股东之间完成了股权转让。2010年11月23日，经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原股东牟秀松、牟栋梁、牟典华及牟典荣的股权以1500万元分别转让给娄京文，该转让款是由参股合作的王军借给娄京文通过原告律师监督支付的，并协助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了全部的委托事项。该委托事项完成后，原告与两被告于2011年7月补签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8月26日接受委托的时间，并加盖有原、被告单位公章，及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合同约定，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被告按标的额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代理费按1500万元×2%＋分段累计数计算，并支付交通费、食宿费及通讯费2000元，同时还约定律师代理费与年度顾问费一次性支付。
牟秀松等四位股东退出被告兴昊公司后，又因新设立控股兴昊公司股权的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华建）及参股合作的王军，未实际履行给付2010年12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款，原告又接受两被告的委托参与解决公司与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王军的股权转让，并于2011年7月2日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加盖有原被告的单位公章，并有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合同约定，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被告按标的额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代理费按1500万元×2%＋分段累计数计算，并支付交通费、食宿费及通讯费2000元，同时还约定律师代理费与年度顾问费一次性支付。原告接受委托后，促使于2011年7月21日由王军、娄京文、烟台烟台华建、兴昊公司四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2011年12月22日，兴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娄京文变更为王军，娄京文将其股权又全部转让给王军，兴昊公司转由王军实际控股的烟台华建公司控制，至此委托事项结束。这期间原告参与代理并处理了与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以及与王军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
虽经原告多次索要，但因二被告一直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律师顾问费及律师代理费，致原告起诉。诉讼过程中，被告兴昊公司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鉴定：1、原告提交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先盖的印章后打印的内容；2、2010年3月20日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是否是在落款时间形成的；3、原告提交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是同一时间形成的。
2011年7月21日，王军、娄京文、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栖霞市兴昊水泥有限公司四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在协议中约定，通过烟台华建投资增股的方式，将被告兴昊公司的注册资金增资到1亿元，及在股权款等款项清偿后办理股权变更及工商变更手续，并约定发布股权转让通报，并申报债权债务，以明确债权债务的责任界限等。被告娄京文于2011年8月30日给烟台华建投资公司及王军发出书面通知，要求7日内共同完成对兴昊公司资产及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和清算，双方未对债权债务进行公告清算。
另查明，2013年8月21日，被告兴昊公司的股东由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军变更为安广析。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三份合同”的真实性及鉴定问题；二、本案被代理的主体是谁；三、关于”三份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四、原告的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五、本案的责任主体问题。
一、关于被告兴昊公司对“三份合同”的真实性而提出鉴定问题。
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兴昊公司的印章移交时间为2011年12月15日，被告兴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娄京文变更为王军的时间为2011年12月22日；同时原、被告也认可本案的“三份合同”均系被告娄京文在担任被告兴昊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经办的；且对合同上的印章及娄京文的签名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以上事实予以认定。庭审中，原告经联事务所及被告娄京文对“三份合同”的形成时间作出解释：《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系2010年3月20日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26日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原告为被告兴昊公司办理完与牟秀松等四股东股权转让等相关事宜后于2011年补办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2日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在烟台华建及王军控股兴昊公司股权后，因其不履行2010年12月3日协议约定，被告兴昊公司委托原告参与解决与烟台华建王军的股权转让纠纷代理过程中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因系娄京文任职期间签订的，故不存在需合同先盖章后打印内容虚假伪造的事实。被告娄京文作为被告兴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三份合同”均加盖公司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故“三份合同”应为原告经联事务所与被告兴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退而言之，即便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符，只要原告为被告提供了真实的法律服务和代理事务，且已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已经接受，合同就已经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故合同的签订时间并不影响其合同的法律效力。被告兴昊公司提出对“三份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准许。法院对这“三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这“三份合同”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
二、关于本案的被代理主体问题。
1、从合同的形式上，本案“三份合同”均是被告兴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娄京文在任职期间以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经联事务所签订的，经联事务所和兴昊公司均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对外表现为被告兴昊公司与原告经联事务所发生的法律关系，故原告经联事务所是为被告兴昊公司处理事务。2、从约定事务的性质上，本案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约定原告代理兴昊公司参与各类诉讼、调解、仲裁活动，明显约定是处理公司事务。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分别约定：原告代理处理公司与牟秀松、牟栋梁、牟典华、牟典荣股权转让纠纷；处理公司与王军及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是公司经营的重大变动，是公司的重大事务。因有限责任公司是“人资两合性”的公司，如股东发生纠纷，股东之间失去合作、信任基础，势必致股东决议无法形成，公司经营陷入僵局。故股权转让改变了股东与股东的关系，也改变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且必然影响到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被告兴昊公司两次股权转让虽然均涉及娄京文的股权转让，但本案被代理主体仍属兴昊公司，而非转让股东间的私事。原告律师在代理解决与牟秀松、牟栋梁、牟典华、牟典荣股权转让纠纷中，原告律师以非诉调解方式完成兴昊公司内部股东间股权转让，促使牟秀松、牟栋梁、牟典华、牟典荣退出兴昊公司；原告在代理解决与王军及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中，原告律师通过非诉调解方式促成兴昊公司吸收王军参股的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加入以及娄京文等人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王军。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的出资财产投入有限责任公司，即构成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如股东投资不到位或抽回出资都必然涉及到公司利益，原告经联事务所系受兴昊公司的委托，以非诉手段为兴昊公司调处、理顺股东关系，保证兴昊公司的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维护了兴昊公司权益，如2011年7月2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包含兴昊公司增资扩股内容，涉及兴昊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权转让，又涉及公司在股权变动后的债务承担问题，属典型的公司事务，故原告经联事务所接受委托代理的事务其性质应为兴昊公司事务而非个人事务。3、从代理事务的效果上，原告经联事务所的代理事务及时解决了公司股东间的纠纷，保障了公司经营的正常运转和早日投产，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原告所代理的事务是兴昊公司的事务，尤其是兴昊公司吸收王军参股的烟台华建合作，以及王军后来取得公司全部股权，原审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也是受益者，体现了原告经联事务所是以公司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法理顺兴昊公司的股东关系，促成了公司新项目建设早日投产。被告兴昊公司辩称原告经联事务所系为兴昊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娄京文个人处理事务，无相关证据，无事实依据。
三、关于“三份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
本案原告经联事务所系通过非诉讼方式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完成了受委托事项，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原告律师在担任兴昊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期间，依据顾问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参与企业相关业务的谈判活动，草拟审查修改企业相关法律文书。庭审中被告娄京文认可在其担任被告兴昊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兴昊公司新项目建设的各类合同均是通过原告律师审查拟定的，其中与河北四建公司、滕州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也是通过原告律师调处的。
原告在代理兴昊公司参与解决原股东牟秀松、牟栋梁、牟典华、牟典荣退出兴昊公司纠纷过程中，依法理顺各股东的投资关系，通过非诉讼调解方式，促成股东内部股权转让，完成了吸收新投资人王军参股合作，扭转了兴昊公司新项目建设的停工局面。原告律师通过非诉讼调解方式，促使双方确认股权转让价格，拟定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监督各方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股权转让款，协助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了全部委托事项。
原告在代理兴昊公司解决与烟台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王军和娄京文间股权转让纠纷过程中，依据2010年12月3日双方签订而尚未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促成四方当事人于2011年7月21日达成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履行过程中，原告律师组织双方在烟台开发区上岛咖啡馆进行过多次调解，最终说服娄京文退出兴昊公司，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王军，变更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交付公司印章，保障了兴昊公司新项目建设早日投产。庭审中，被告娄京文对原告律师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务均予以认可，被告兴昊公司辩称原告是为娄京文个人代理处理股权转让事务，客观上也证实了被告兴昊公司认可原告经联事务所律师参与股权转让代理事务的事实，故原告经联事务所按合同付出了劳动成果，并完成了委托代理事项，被告兴昊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原告律师代理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律师可以与当事人协商收取代理费用，原告与被告兴昊公司在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时协商的律师代理费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被告兴昊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924800元。
四、关于原告诉求的法律顾问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2010年3月20日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约定被告兴昊公司每年向原告支付顾问费六万元整，以本合同成立月份按年度一次性交付。该合同于2013年1月3日，原告向兴昊公司发出的解除法律顾问合同通知到达被告兴昊公司时解除。原告主张，至原、被告解除法律顾问合同时止，被告兴昊公司欠原告法律顾问费165000元。对此被告兴昊公司辩称欠原告的法律顾问费已过诉讼时效，原告称，法律顾问费按年度支付，第一次应在2011年3月支付，原告于2012年12月11日起诉，并且原告曾多次向兴昊公司主张过权利，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法律顾问费不过诉讼时效。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中均约定有法律顾问费的支付问题，说明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兴昊公司主张过权利，且庭审中被告娄京文对此予以认可。因此被告兴昊公司辩称欠原告的法律顾问费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兴昊公司应支付拖欠原告的法律顾问费165000元。
五、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问题。
本案的”三份合同”均系被告娄京文在担任兴昊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原告经联事务所签订的，并加盖被告兴昊公司印章，系被告娄京文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并以兴昊公司之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归结于被告兴昊公司，由被告兴昊公司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娄京文曾于2011年8月30日给烟台华建投资公司及王军发出书面通知，要求7日内共同完成对兴昊公司资产及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和清算，受让方王军未能履行且事后以股东变更为由拒付律师费用于法无据。原告经联事务所诉求被告娄京文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栖霞市兴昊水泥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拖欠原告山东经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顾问费165000元、律师代理费924800元，共计1089800元。二、驳回原告山东经联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0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9608元，由被告栖霞市兴昊水泥有限公司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栖霞市兴昊水泥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关于法律顾问合同，被上诉人除提交一份有争议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外，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事实上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也从未从事所谓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列明的法律服务。重审法院反复叙述认定被上诉人代理娄京文与公司原股东牟秀松等，以及新股东烟台华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即为履行了法律顾问合同义务，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第二条第3项明确说明，公司所属员工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类纠纷，不属于被上诉人的工作范围，而重审判决所认定的其他工作事宜，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律师业务档案立卷归档办法》和《律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的法律顾问服务年度档案。
二、关于委托代理合同，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本身前后矛盾，仅从被上诉人承认合同签订时间上看，就能确定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娄京文联合造假，捏造事实。两份委托合同的委托事项均是股权转让事宜，公司的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的法律事宜，与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公司不可能成为委托人，落款为2010年8月26日委托协议，代理事项是原爱股东之一娄京文，受让原股东牟秀松等人的股权转让，股权受让人是娄京文，而不是上诉人公司，股权转让的价款高低等全部事宜受益人是娄京文，股权转让只是出资人股东变更，公司本身没有收益。列上诉人公司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对等，上诉人公司本身没有股权，所以不存在股权转让事宜，也就不可能成为委托人。在原一审及重审中被上诉人确定的两份合同签订时间都是在股权转让之后，而原法定代表人娄京文以上诉人及其个人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所谓的委托代理合同，实质上是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娄京文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的财产。
三、上诉人系有限责任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不可能享有自己的股权，所以上诉人公司不可能存在股权转让事宜，本案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人只能是娄京文。重审法院却偷换概念，认定娄京文在委托合同上签字系职务行为，反而免除了娄京文的付款义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综上所述，重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重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被上诉人山东经联律师事务所答辩称：一、关于上诉人对本案三份合同的真实性而提出申请鉴定问题。原审判决查明和认定，本案三份合同均系原审被告娄京文担任“兴昊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经办的，本案三方当事人均对合同上的印章及娄京文的签名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诉人承认本案三份合同均系娄京文任职期间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故娄京文任职期间对外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其实施的法律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上诉人股东内部的股权转让及其债权债务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且不影响公司对外的清偿责任，所以，三份合同无论在股权转让前或转让后签订，合同的盖章及落款时间无论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均不影响其合同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只要被上诉人按约定为上诉人提供了真实的法律服务，三份合同均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对三份合同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无实际意义。二、关于本案被代理的事务及责任主体问题。本案三份合同均系原审被告娄京文任职期间，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加盖了上诉人的印章，并约定代理上诉人参与调解及处理相关股权转让纠纷，明显约定是处理公司法律事务，而非为股东个人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及股权变动是公司的重大法律事务，涉及到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委托，以非诉讼代理方式，依法理顺各股东的投资关系，查明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化解股东间的矛盾纠纷，调解并促成两次股权转让，被上诉人完成了上诉人两次股权转让的代理事务，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故上诉人理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三、关于三份合同实际履行情况。1、被上诉人自担任上诉人法律顾问以来，指派律师积极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草拟、审查、修改相关法律文书、参与调处对外纠纷。特别是在解决公司股权转让纠纷过程中，律师通过收集、调取、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积极参与调解活动，为企业提供了许多法律意见。2、被上诉人参与解决原股东牟秀松等四人退出公司及股权转让，促成原股东将其股权进行内部转让。3、参与解决烟台华建投资公司及王军与娄京文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接受上诉人委托后，查明引发纠纷原因，促成四方利害关系人于2011年7月21日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多次协商调解股权转让中不断出现的纠纷，最终促成转让协议得以履行，2011年底王军支付股权转让款；娄京文交付了公司印章，并变更了公司法定代表人，保障了公司新项目建设早日投产。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娄京文答辩称：同一审判决，合同都是在我任法人代表期间签订的，都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为公司事务做了大量工作。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案三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应否给付被上诉人顾问费和代理费。
上诉人主张不应支付被上诉人的法律顾问费及代理费。理由是：1、关于法律服务合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从未从事所谓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列明的法律服务。2、关于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两份委托合同的委托事项均是股权转让事宜，公司的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的法律事宜，与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公司不可能成为委托人。两份委托合同表明，被上诉人代理的是原法定代表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列上诉人为合同的一方，权利义务不对等，上诉人没有任何权益，所谓的委托代理合同，实质上是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娄京文伙同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的财产。原审判决认定娄京文在委托合同上签字系职务行为，认定事实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应全额支付顾问费和代理费。1、双方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加盖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都是真实的。代理合同不存在编造一说，虽然8月26日的代理合同是2011年7月份签的，但其是真实的。2、被上诉人按照法律顾问合同和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上诉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支付顾问费和代理费的义务。3、代理合同所牵涉的股权转让纠纷属于公司的重大事务，而非单一的股东间个人事务，并且代理合同是原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及上诉人共同委托签订的，不能因为涉及到股东之间股权的转让就认为是个人事务。4、原法定代表人在顾问合同和代理合同上的签名及加盖印章行为是职务行为，作为公司，实际法定代表人变更了，也没有权利变更前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
原审被告主张同意被上诉人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关键问题是《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和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上诉人虽主张顾问合同虚假，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重审中上诉人反而主张两份代理合同亦是履行顾问合同，故被上诉人依顾问合同主张顾问费，应予支持。两份代理合同从形式上看，双方签字盖章，无形式上的瑕疵；从内容上看，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亦无法定无效情形。两份代理合同虽解决的是股权转让的问题，但涉及企业的重大生存和经营问题，被上诉人作为提供代理行为的主体向委托合同的被代理主张代理费用，既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又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予支持。上诉人以两份代理合同解决的是股权转让事宜，代理费用应由股东承担，而主张两份代理合同无效，无法律法规依据。重审中，原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履行了代理合同的相关义务，其依代理合同主张代理费用应得到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8元，由上诉人栖霞市兴昊水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红岩
审判员 付景波
审判员 刘 腾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田欣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