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116号
原告：张楠，女，198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石桥市。
委托代理人：董穗聪，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健，男，198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
被告：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国际机场航空货运站一栋二层211室。
法定代表人：王卫，总经理。
被告：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76号3-4楼全层。
法定代表人：陶志刚，经理。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美娟，女，198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被告：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2101-2116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华，董事长。
被告：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小市凤翔大道5号东方巴黎一号楼8层23号。
负责人：彭明珍，总经理。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常春，男，1989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晓婷，女，199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蕉岭县蕉华区。
原告张楠与被告王健、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集团公司）、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顺丰公司）、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邦公司）、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以下简称仕邦清远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楠及其委托代理人董穗聪，被告顺丰集团公司、广州顺丰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美娟，被告仕邦公司、仕邦清远分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常春、徐晓婷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楠诉称，2014年10月13日11时左右，被告王健及“涂坤”、“吴运城”在广州市君华香柏广场2座顺风顺水店档口前，与我及我爱人孙某因邮件送达迟延事宜产生口角，被告王健及“涂坤”、“吴运城”无故将我的头部等多处部位打伤，造成我的头部等多处身体部位受到损害并留下疤痕，导致我的精神受到刺激。当日，被告王健及“涂坤”、“吴运城”、被告顺丰集团公司的负责人与我及孙某一同到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京溪派出所进行调查处理；被告顺丰集团公司的负责人与被告王健等人一同表示同意以被告王健的名义对我的人身损害进行赔偿，双方在京溪派出所工作人员的主持下签订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承诺向我赔偿50000元并约定在签订协议当日即向我赔偿10000元，剩余40000元于2014年10月18日前一次性支付完毕，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互不追究责任等。由于被告方事后仅向我赔偿了10000元，余下40000元的赔偿款至今拒不履行，而被告王健是由被告仕邦清远分公司（被告仕邦公司的下属企业）派遣至被告广州顺丰公司处工作的收件人员，且被告王健是因邮件送达迟延事宜与我产生争执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对我造成人身损害以及签订涉讼赔偿协议的，故我现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五被告履行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连带向我支付40000元及迟延付款的利息（利息从2014年10月19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王健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才是涉讼事件的受害者，是原告对我举报其售卖假货的行为进行打击报复才产生了涉讼事件。由于京溪派出所的办案程序不合法，使我担心原告的伤势构成轻伤，故我是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受胁迫签订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的，上述协议应归于无效。由此，我不同意向原告支付余下赔偿款。
被告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辩称，被告王健是被告仕邦清远分公司派遣到被告广州顺丰公司工作的员工，非我司员工；且涉讼事件是一起打架事件，是被告王健的个人行为，不属于其职务行为，该行为结果应由被告王健自行承担；同时，我司并没有参与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的签订，该协议仅是原告与被告王健双方达成的共识，与我司无关，故我司对上述调解协议不予认可；综上，我司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
被告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辩称，被告王健是被告仕邦清远分公司派遣到我司工作的人员，担任收派员一职。涉讼事件发生时，被告王健并非在履行工作职务，且原告与被告王健是因私人恩怨而导致本次事件的发生，我司也并不是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当事人，该协议与我司无关，故我司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被告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共同辩称，被告王健确实是我仕邦清远分公司派遣到被告广州顺丰公司处工作的员工，任收派员，其与被告顺丰集团公司无任何关联。被告王健与原告间的侵权行为是因两人个人恩怨而发生，并非是在被告王健履行工作职务过程中产生，故不能仅以事件发生时间及地点就认定被告王健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同时，我方及被告顺丰集团公司也没有参与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的签订，并没有在上述协议中签名或者作出任何承诺，该《治安调解协议书》应是孙某与被告王健的个人意愿，因此，现原告要求我方及被告顺丰集团公司、被告广州顺丰公司履行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经审理查明，被告王健原为被告仕邦清远分公司派遣至被告广州顺丰公司处工作的邮件收派员，在从事邮件收派工作期间，被告王健与作为其邮件收派客户之一的原告曾在有关邮件的收派过程中产生矛盾，双方互有投诉。2014年10月13日上午，由于原告认为被告王健对其进行了不当投诉，原告遂将该情况告知男朋友孙某；当天上午11时许，孙某在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京溪街京溪路恒骏花园小区内2座一楼处（即君华香柏广场2座顺风顺水店档口前）找到被告王健，并就原告的上述情况与被告王健进行理论，双方为此产生争执，两人先是口角、争吵，而后发生肢体冲突，纷争期间原告也来到现场，冲突期间，原告头部被打伤。事后，当事人报警求助，原告也被送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头皮裂伤；经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检验鉴定〔鉴定书编号：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4]临鉴字第2509号，鉴定日期：2014年10月20日〕，结论为原告头皮创、体表软组织挫伤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事发当日，经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京溪派出所主持调解，孙某代表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王健（作为甲方）与签订一份《治安调解协议书》（编号为穗公〔云〕调解字〔2014〕号），协议内容为“2014年10月13日11时左右，甲方与乙方在君华香柏广场2座顺风顺水店档口前因甲方与乙方妻子发生纠纷而引发冲突，甲方及甲方同店人员共3人与乙方发生肢体冲突，并将乙方妻子头部打伤。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包括协议内容、履行期限和方式等〕：由甲方王健一次性支付赔偿金5万元，于今日先支付赔偿金1万元，剩余的4万元于2014年10月18日前一次性支付齐，后双方互不追究，如有一方违背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述《治安调解协议书》签订后，被告王健即依约向原告方支付了赔偿款10000元。由于被告王健在此后并未依约向原告方支付余下赔偿款40000元，故成讼。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其在本案中选择按照合同之诉主张权利，要求被告方履行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所约定的给付义务，向原告支付余下赔偿款40000元。另，原告表示，由于受伤的缘故，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先是由其男朋友孙某代表原告去签署，而协议所涉赔偿款50000元也是给付原告本人的赔偿款，且原告在治疗伤患后已去派出所补签了《治安调解协议书》；证人孙某在出庭作证时也对有关陈述的上述情况表示确认。
诉讼期间，原告表示，涉讼人损事件是被告王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而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也是被告王健代表其单位与原告方签订，故被告顺丰集团公司、广州顺丰公司及仕邦公司、仕邦清远分公司作为王健的用工单位及用人单位亦应对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履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被告王健表示，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其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其并没有代表任何人签署该协议，而协议签订后给付原告的10000元也是由被告王健支付的。举证期限内，原告既未能举证证实被告王健是在执行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的工作过程中因执行工作任务而对原告造成损害，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以证实被告王健是代表其他当事人与原告方签订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另，原告表示，由于无法查清“涂坤”、“吴运城”的身份状况，故原告在本案中暂不要求追加“涂坤”、“吴运城”参加诉讼。
虽然被告王健坚称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协议内容并非被告王健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进而主张上述《治安调解协议书》无效，但在举证期限内，被告王健却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另，被告王健亦承认其至今并未就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可能涉及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而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
再查，被告顺丰集团公司、广州顺丰公司均是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成立的企业法人；被告仕邦清远分公司则是被告仕邦公司的下属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性质的分支机构。
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身份证、劳动合同、报警回执、鉴定意见书、病历资料、电话清单、《治安调解协议书》、证明函、公安机关案卷材料、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由于原告与证人孙某均承认，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在涉讼侵权事件发生后由孙某代表原告与被告王健签订，该协议所约定的赔偿款50000元也是给付原告本人的赔偿款，而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实际上也印证了被告王健承诺给付的赔偿款50000元是基于当事人在涉讼冲突事件中将原告头部打伤这一情况，由此可见，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应是原告与被告王健在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京溪派出所主持调解下，就涉讼事件导致原告受伤一事对有关损害赔偿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恪守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由于被告王健仅在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后向原告支付了赔偿款10000元，未依约定于2014年10月18日前将余下的赔偿款40000元给付原告且至今未清偿该笔款项，故原告现明确选择按照合同之诉主张权利，要求被告王健履行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所约定的给付义务，向原告支付赔偿款40000元并从逾期付款之日起向原告支付迟延付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原告主张涉讼人损事件是被告王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而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也是被告王健代表其单位与原告方签订，并进而要求被告顺丰集团公司、广州顺丰公司及仕邦公司、仕邦清远分公司作为王健的用工单位及用人单位亦应对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履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由于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既未能举证证实被告王健是在执行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的工作过程中因执行工作任务而对原告造成损害，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以证实被告王健是代表其他当事人与原告方签订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顺丰集团公司、广州顺丰公司、仕邦公司及仕邦清远分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诉讼请求，因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虽然被告王健认为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之无效协议，协议内容并非被告王健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被告王健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而实际上在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签订后，被告王健也已部分履行该《治安调解协议书》，向原告方支付了赔偿款10000元，且被告王健也承认其至今也均未就涉讼《治安调解协议书》可能涉及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而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故被告王健的上述抗辩意见，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王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楠支付40000元及相应的迟延付款利息（利息从2014年10月19日起按延付金额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
二、驳回张楠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7元，由王健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已由张楠预交300元，张楠同意由王健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300元部分直接支付给张楠，并由王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直接向本院交纳50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Ｘ
人民陪审员 苏永菲
人民陪审员 谢法军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