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4民终13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旭红，男，1974年2月8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旭平，女，197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旭红，女，1975年7月6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进才，男，1948年1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晚堂，女，197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系郭进才儿媳。
上诉人郭旭红、郭旭平、牛旭红因排除妨碍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2016）晋0428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旭红、郭旭平、牛旭红，被上诉人郭进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晚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郭进才与被告郭旭红系同村村民关系。被告郭旭平与被告郭旭红系姐弟关系，被告郭旭红与被告牛旭红系夫妻关系。原告郭进才、被告郭旭红以及郭旭红的异父同母的哥哥郭占红三户的住宅均位于窑下村同一规划区内。该规划区主房一律坐西朝东，呈前后左右、整齐排列。其中原告住宅位列中排与郭占红住宅前后相邻，郭占红在前、郭进才居后，被告郭�红住宅位列北侧一排，与郭占红住宅左右同排，隔道相邻，依房屋坐向来说，郭旭红居左，郭占红列右。该规划区住宅，左右三排之间留有两条通道，北侧通道贯通村中主要街道，南侧通道受地形限制自始没有合适的出口，致使位居南排一列九户村民出入受阻，该问题让村委困扰多年。因遇被告郭旭红的哥哥郭占红涉嫌犯罪在逃，造成其子女缺乏生活来源。为生计所迫，其子女在监护人监护的情况下，将郭占红具有土地使用证上的五间西房以30000元价款卖给了窑下村委。窑下村委买得该房并予以拆除，再腾出的空基上修建了一条6米宽的硬化通道，打通了该片排房南侧通道的出口。同时与原告郭进才签订协议，协议约定“村委将修路外剩余的宅基地以15000元转让给原告使用，并将原告位于村中的空基包括猪圈、厕所在内（作价8500元）收归村委统一规划使用，双方地�的价款折抵后由原告郭进才实交村委65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给付村委6500元。2014年6月原告在村委转让给自己的宅基上开工建院墙的当天和次日，两次遭到三被告的阻拦，原告被迫停工。后经村镇、县人民调解工作人员进行调解未果。延至2015年4月7日原告再次动工，三被告再到现场阻拦，并将正建的院墙全部推倒。致原告再度停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为其排除妨害，并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1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实质问题是案涉宅基地权属争议，确定该宅基地权属关键在于本案所涉的两个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窑下村委购买郭占红房屋的民事行为。从卖方出具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其父郭占红的《建设用地使用证》事实来看，鉴于郭占红长期外逃隐匿，窑下村委作为买卖关系中的受让人，与出让人签订�卖房契约》，并按照契约约定实际履行义务后，窑下村委即已取得了该房的所有权，登记为郭占红的宅基地使用权随房屋产权一并转为窑下村委所有。由此可以确定三被告及其母亲对该宅基地不具任何权利。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由于窑下村委买受受让房屋的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即便该买卖关系发生无效的可能，相关权利人也只能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而非主张该房宅基地的使用权。第二，窑下村委转让所购房屋宅基地的民事行为。从转让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来看，村委将所购房屋的宅基地，一部分用于修路，其余部分有偿转让原告，同时又将原告闲置于村中的地基一并收归村委统一调整。由此可以认定窑下村委的行为是对该村委统一调整。由此可以认定窑下村委的行为是对该村集体土地进行统一管理的活�，村委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有权处置自己所有的土地。原告根据与村委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取得了村委转让宅基地的使用权，原告在此宅基地范围内建院墙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法律规定土地权属变更的，应当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依法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因原告取得该宅基地尚未办理权属登记手续，所以原告主张依法为其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是原告在其未办登记的宅基地上建院墙的事实，如果受到举报，土地管理部门最大可能会令其停工，但不会将原告所建院墙拆除。被告对原告使用该宅基地持有异议，有权举报，但无权直接干涉。被告超越法律赋予的权利，直接干涉，并将原告所建院墙予以损毁，其行为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以预见，原告办理土地权属登记之后，完全可以在已建部分院墙的基础上予以续建，完成其院墙建设。因被告拆毁原告已建的部分院墙，致原告扩大的投资部分就是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由于原告对其损失的事实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而损失的事实又不能予以否认，予以酌情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郭进才主张依法为其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二、三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损毁原告所建院墙而造成的工料损失2000元（其中按停工当日的工匠工资500元，三次算1500元，余500元为损毁的村料款）。
判后，郭旭红、郭旭平、牛旭红不服，提出上诉，其理由为：一审法院认为窑下村委购买郭占红的房屋后取得了该房的所有权，该认定违反了《物权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错误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鉴于郭占红长期外逃隐匿，窑下村委作为买卖关系中的受让人，与出让人签订《卖房契约》并按照契约约定实际履行义务后，窑下村委即取得了该房的所有权，登记为郭占红的宅基地使用权随房屋产权一并转为窑下村委所有”。首先，签订《卖房契约》的出卖人不合法，房屋的合法权利人是郭占红，无论其是否逃匿，都不能随意由他人处分其财产，其子女也不例外，故签订该《卖房契约》的出卖人属于无权处分；其次，《物权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不动产物权，如果发生变更需要依法进行登记，而一审法院在窑下村委没有进行�更登记的情形下确认郭占红的宅基地使用权转为窑下村委所有明显违反了《物权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窑下村委买受房屋的事实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即便该买卖关系发生无效的可能，相关权利人也只能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而非主张该房基地的使用权。《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的条件：（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而本案中，窑下村委明知《农村建设用地使用证》上记载的权利人为郭占红，而与其子女签订《买房契约》，何谈善意？并且该转让的不动产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更的效力，认定窑下村委善意取得该宅基地使用权明显违反了物权法的规定。首先《物权法》明确规定，物权�更需要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故上诉人仅仅依据其与窑下村委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并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其次，在未取得合法宅基地的情况下已经实施建房的行为已属违法，故其建院墙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未登记的宅基地上建院墙的事实，如果受到举报，土地管理部门最大可能会令其停工，但不会将原告所建院墙予以拆除，认为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所建院墙予以毁损，其行为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断存在主观推断，已属违法，且被上诉人所建院墙属违法建筑，违法建筑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工料损失2000元于法无据。
被上诉人郭进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辩称，上诉人所说的物权法与我建院墙没有关系，我买的是大队的地方，大队让我盖的与上诉人无关。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郭进才支付合理价款与窑下村委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取得争议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依法应予保护。郭旭红等三人如有异议可根据法律规定向无处分权人即宅基地出卖人请求赔偿，阻拦郭进才施工并损毁郭进才所建围墙的行为不妥。根据法律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故原审法院判令郭旭红等三人酌情赔偿郭进才经济损失2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郭旭红等三人上诉要求不予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恰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郭旭红、郭旭平、牛旭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树青
审判员 常旭光
审判员 范进斌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解改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