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1民初7080号
原告：浙江博凯仪表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7985378-9），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育才西路1137号。
法定代表人：赵晋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新华，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大富，男，197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火明，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炜涛，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博凯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博凯公司）与被告叶大富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2月22日、2017年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博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陆新华，被告叶大富的委托代理人章火明、夏炜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博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叶大富偿还原告浙江博凯公司3759517.77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承担自原起诉之日（2014年1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叶大富负担。事实和理由：浙江博凯公司设立时，叶大富为公司股东并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2009年12月16日起，叶大富的持股比例增加至50%。2012年6月15日起至2013年9月2日，叶大富的持股比例虽有降低，仍担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浙江博凯公司的现金支出及相关财务账册一直由叶大富的胞妹叶富娟控制，直至2013年8月6日才向他人移交相关财务账册、财务章、支票、现金等。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叶大富利用其在浙江博凯公司的特殊地位，多次以借据、白条、领款凭证等方式从浙江博凯公司支取资金合计4107000元。后叶大富实际偿还347482.23元，剩余款项合计3759517.77元至今未偿还。期间，叶大富曾多次以假发票报销的方式企图冲抵对浙江博凯公司的应付款项。综上，原告浙江博凯公司认为，被告叶大富的行为，不仅违反相关的公司法律制度，也违反了公司的财务管理和报销制度，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并进而可能损失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审理过程中，原告浙江博凯公司减少诉讼请求为：被告叶大富偿还原告浙江博凯公司3,729,517.77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承担自原起诉之日（2014年1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
被告叶大富辩称：1、本案原告以民间借贷起诉，后变更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双方就叶大富的股权转让签订协议，并办理工商登记。2013年9月2日时叶大富已不再是浙江博凯公司的股东。按理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任何叶大富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应该协商一致处理完毕。因双方在股权转让之后对这笔钱如何承担产生了争议，叶大富认为本案应该是股权转让纠纷；2、浙江博凯公司陈述由叶富娟控制公司的现金支出和帐册不符合事实。叶富娟只是公司的出纳，财务由会计等相关人员负责。公司财务的负责人主要是主办的会计还有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3、浙江博凯公司陈述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叶大富利用其在浙江博凯公司的特殊地位，多次以借据、白条、领款凭证等方式支取资金合计4107000万元。该陈述不符合事实。叶大富从财务支取了2360000元，其他部分不属于支取范围；4、叶大富虽然从财务以领款形式支取现金2360000元，但该款项实际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和招待相关业务单位的人员。并非叶大富私用。关于叶大富以白条领款借据等形式从财务支取现金这个行为，浙江博凯公司股东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一开始是以职务侵占立案，后以挪用资金立案侦查，如果是私自占用应该构成职务侵占，最终公安机关认定构成虚开发票罪。公安机关经过两年时间的侦查，都无法确认该款系叶大富私用；5、叶大富系浙江博凯公司发起人，其持有公司50%的股权，价值2000余万元。根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浙江博凯公司经过增资之后2012年的利润应不低于20000000元，事实上2012年的仍然有1000余万元利润，公司的股权是不会贬值的。2013年7月份，叶大富将仅有的33%的股权转让给赵晋安以及赵晋安的妻子，转让价是10300000万元。最后叶大富与赵晋安协商达成支付协议，赵晋安只要支付1300000元转让款。原因就是叶大富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期间从财务上支取的部分现金没有取得合法的支出凭证，所以双方协商一次性解决。框架协议明确债权、债务以2012年4月12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但帐外支出帐不在审计范围。2012年12月25日浙江博凯公司新股东召开股东会议，明确约定叶大富帐外以白条、领款单支出的现金应收款5250000元，由老股东承担2600000元。叶大富于2013年7月退出公司时，新老股东再次协商，原先约定由叶大富承担的2600000元债务减少为1300000元。该1300000元在浙江博凯公司起诉后，叶大富已经履行了支付的义务。所以2013年8月4日回购协议上的约定，意思就是一刀切，不算细帐了，履行1300000元债务后叶大富不再负责任何公司的债务，也不享受公司的利润。如果还要叶大富承担300余万元的债务，不符合浙江博凯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6、综合本案事实，浙江博凯公司要求叶大富归还其为公司拓展业务从财务支取的现金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浙江博凯公司向本院提供记账凭证、借据、现金日记账等13份证据，用以证明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叶大富以借据、白条、领款凭证等方式从浙江博凯公司支取资金4107000元。本院对各笔款项认证如下：
1、2011年12月15日的800000元，叶大富经质证后认为系公司赴北京市场开拓业务支出，叶大富将款项打给了北京的陈玉华。叶大富向本院提供转帐凭证4份（复印件），用以证明上述事实。浙江博凯公司认为,叶大富没有提供原件，凭证本身内容显示其中一个汇款人是叶富娟，另外三张汇款人是没有显示，收款人陈玉华并不是公司的员工，且凭证显示三笔汇款发生在2011年9月份，另一笔发生在2011年11月份，叶大富依据这组转帐凭证2011年12月15日的800000元的用途，从时间上说也是不成立的。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借据记载的金额为800000元，但根据记账凭证和2011年12月现金日记账编号166记载的金额包括财务费用在内实际为800160元，该金额与叶大富提供的4份凭证的款项金额、手续费记载也是一致的；其次，本院调查取证(2016)浙0111刑初131号叶大富、叶富娟、陈红英犯虚开发票罪案公安讯问笔录，也记录浙江博凯公司通过叶大富支付陈玉华800000元款项；第三、叶富娟在讯问笔录中陈述该款项支出后以白条形式记账，现金日记账记载的账不是当月所做。本院认为，现金日记账中确实存在大量用款时间与记账时间不一致的情形，如2012年3月20日的540000元和5月20日的200000元，故确信案涉款项现金日记账不是当月记载的事实有高度可能性。综上，虽然叶大富提供的汇款凭证系复印件，本院结合上述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对4份汇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浙江博凯公司于2011年9至11月向案外人陈玉华合计汇款800000元，2011年12月25日由叶大富出具800000元借据的事实予以认定。
2、2012年3月20日的540000元和2012年5月20日的200000元，叶大富认为系其中540000元系用于北京的房租支出、公司业务招待以及东三省市场开拓，200000元也是市场拓展费，该两笔费用并非叶大富的借款，已作为公司支出入账。本院经审查后确认浙江博凯公司时任董事施国平证明上述两笔费用系市场开拓费，并已记入现金日记账的事实。
3、2012年6月16日的700000元，叶大富认为系东三省市场开拓费用，并提供银行明细2份（复印件），用以证明2012年6月16日借据中的700000元系用于东三省市场开拓费用，于2012年6月18日汇给哈尔滨办事处的林胜意300000元，12月12日汇给沈阳办事处的林永平300000元的事实；会议纪要1份，用以证明林胜意系浙江博凯公司黑龙江分公司负责人的事实。原告浙江博凯公司认为，叶大富没有提供银行明细原件，银行明细也没有显示两笔款项转给了谁或从谁的账户转款，除非叶大富提供真实的发票，否则不应该冲抵债务；会议纪要系打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且浙江博凯公司只设立过哈尔滨分公司，负责人也不是林胜意。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首先，被告叶大富未提供书证原件；其次，仅有该两份银行明细不能证明叶大富于2012年6月18日汇给林胜意300000元，12月12日汇给林永平300000元的事实；第三、若叶大富确实汇给林胜意和林永平各300000元，也不能证明系代表浙江博凯公司支付的市场开拓费；第四，待证事实即叶大富于2012年6月18日汇给林胜意300000元作为市场开拓费与会议纪要记载的200000元不符。综上，被告叶大富提供的2份银行明细以及1份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本院确认2012年6月16日叶大富出具借据确认取得700000元的事实。
4、2012年6月20日的200000元、7月18日的200000元、9月17日的100000元、9月21日的300000元和11月13日10000元，叶大富认为均系市场开拓费。本院确认叶大富出具借据确认取得上述款项的事实。
5、2012年8月6日的37000元，被告叶大富认为系公司给张轩豪在平顶山的业务拓展费用，借据中借款人非叶大富本人签字。本院认为，原告浙江博凯公司不能确定是否叶大富签字，也不申请笔迹鉴定，且现金日记账也与张轩豪有关，故对原告浙江博凯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6、2012年9月10日的150000元，被告叶大富认为系公司长春市场拓展费，领款人是朱立峰，非叶大富借款。本院认为，该领款凭证虽然注明领款人是朱立峰，但是用途明确系“叶总去长春费用（叶总报账）”，公司财务负责人应键也签署意见“挂叶总账，请叶总补签字”，叶大富也在“核准人”处签字，且现金日记账也明确记载2012年9月12日叶大富借款150000元，足以证明该款项的实际债务人系叶大富。故本院确认叶大富于2012年9月10日向浙江博凯公司借款150000元的事实。
7、2012年9月19日的50000元，被告叶大富认为系公司中秋节费用，用了30000元，还有20000元当天还给了公司财务。庭审中，原告浙江博凯公司对被告叶大富主张的该事实予以认可，本院经审查后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8、2012年9月10日的820000元，被告叶大富认为领款凭证非叶大富本人签字，该凭证为方便冲账所用。本院经原告浙江博凯公司申请，调取了(2016)浙0111刑初131号案案卷相关材料。被告叶大富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首先，2012年9月，叶大富以票面金额共计820000元的4张发票，冲抵其在博凯公司的借款。浙江博凯公司的现金日记账记载2012年9月26日支出咨询费820000元以及叶大富还款181400元；其次，叶富娟在2014年7月31日的公安部门讯问笔录中供述：当时叶大富在公司有638600元的白条，叶大富用金额820000元的假咨询费发票冲账，叶富娟就抵掉了638600元的白条，另多出的181400元就作为叶大富的还款，冲账后白条已撕毁；第三，庭审中，原告浙江博凯公司承认该领款凭证上并非叶大富本人签字，且浙江博凯公司未提供向叶大富交付该820000元款项的证据。结合以上证据和事实，本院认为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2012年9月26日叶大富用820000元的假咨询费发票冲账，叶富娟用以冲抵了叶大富638600元的白条债务并撕毁了白条，其余181400元作为叶大富的还款，以及浙江博凯公司现金日记账记载2012年9月26日支出咨询费820000元和叶大富还款181400元的事实。
本院认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二、2012年12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所涉账外5250000元“应收款”问题；三、公司回购和资金支付协议所涉“不再负责公司任何债务”问题；四、叶大富应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数额问题；五、叶大富未被追究职务侵占罪的问题。
关于焦点一，被告叶大富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系公司的股东，而本案的当事人系浙江博凯公司与公司前执行董事、总经理叶大富。本案涉及被告叶大富作为公司董事、高管以出具借据等形式从原告浙江博凯公司处取得资金后长期挂账以及以假发票冲抵债务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有关，本院根据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本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关于焦点二，2012年12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第四项约定：“对于账外525万应收款，经股东会商议老股东一致同意承担其中的260万元，按老股东原持股比例于2012年底足额交清。”原告浙江博凯公司认为“应收款”系笔误，实际应为“应付款”。本院认为，首先，若存在公司的应收款，特别是该应收款系其中一个股东叶大富对公司的债务或大部分系叶大富对公司的债务，却约定其他老股东也按原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不符合常理；其次，叶大富作为浙江博凯公司老股东的持股比例为50%，按该股东会决议叶大富应向浙江博凯公司承担其中的1300000元债务。公司回购和资金支付协议第四条第1项约定：根据原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应由叶大富承担的未披露或有负债，最终确定为1300000元，与股东会决议与公司回购和资金支付协议确定叶大富应向浙江博凯公司承担的债务数额是一致的；第三、叶大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根据股东会决议承担了其他1300000元债务。综上，本院认为股东会决议中的“应收款”系笔误，实际应为公司回购和资金支付协议以及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与“未披露或有负债”有关的“应付款”。
焦点三，叶大富辩称根据公司回购和资金支付协议的约定，其与浙江博凯公司之间已不存在债权、债务。本院认为，首先，回购和资金支付协议约定：叶大富根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承担“未披露或有负债”1300000元后，不再负责公司的债务，不再享受公司的利润。按照文义解释，“不再负责公司的债务”与“不再负责对公司的债务”是不同的，结合公司回购和资金支付协议的其他约定，该“公司的债务”显然指的是公司对外的已披露或未披露的债务，也就是说，公司的对外债务除了约定应由叶大富承担1300000元外，叶大富不再承担其他公司对外债务；其次，叶大富主张其低于股权的价值向赵晋安等转让股权，赵晋安支付的对价包括免除其对公司的负债，但叶大富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该事实。综上，本院对叶大富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四，第一，2011年12月25日叶大富出具800000元借据所涉款项。本院认为，虽然叶大富出具了相应的借据，但上述款项系浙江博凯公司通过叶大富等汇给了案外人陈玉华。叶大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该款项的去向是清楚的，叶大富显然无法提供相应的票据冲抵债务。对于该债务，浙江博凯公司可另行处理以挽回损失；第二，对于2012年3月20日的540000元和2012年5月20日的200000元，浙江博凯公司时任董事施国平证明上述两笔费用系市场开拓费，且已记入现金日记账。本院认为，若其他股东的证明可以用于抵销对公司的债务，显然违反了相关的公司财务制度。叶大富作为时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叶大富以出具借据或领款单等形式从公司领取款项后，有义务向公司提供款项实际用于公司业务支出的证据，如合法的票据等。若领取的费用还有剩余，叶大富还应当及时返还公司。本案叶大富领取上述740000元款项后，未提供上述款项用于公司业务的证据，其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财务制度，违反了其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叶大富对上述款项用于公司业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叶大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确认叶大富对上述740000元承担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叶大富出具借据或领款单的2012年6月16日的700000元、6月20日的200000元、7月18日的200000元、9月10日的150000元、9月17日的100000元、9月21日的300000元和11月13日的10000元，叶大富认为均系用于市场开拓费用。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叶大富应当对上述1660000元款项承担赔偿责任；第四、2012年9月19日的50000元，浙江博凯公司承认其中30000元用于公司中秋节的开支，其余20000元已返还公司，显然叶大富无需承担责任；第五、2012年9月26日叶大富用820000元的假咨询费发票冲账，叶富娟用以冲抵了叶大富638600元的白条债务并撕毁了白条，其余181400元作为叶大富的还款。叶大富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并因此承担了刑事责任，叶大富和叶富娟的上述行为显然是无效的。故叶大富应当承担已撕毁白条载明的638600元债务的赔偿责任，且现金日记账记载的181400元不再作为叶大富的还款；第六，原告浙江博凯公司确认叶大富2012年8月8日至9月19日期间还款146082.23元，并同意上述款项可抵销叶大富对公司的相应债务，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焦点五，叶大富主张公安部门对叶大富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后，查明叶大富不构成职务侵占罪，证明了叶大富以虚假发票冲抵债务事出有因，并未将款项私吞。本院认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叶大富不应当被追究职务侵占罪并不意味着其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故对叶大富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被告叶大富应当对其中的3038600元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抵销146082.23元后，尚应赔偿2892518元。原告浙江博凯公司要求被告叶大富偿还债务3,729,517.77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确认被告叶大富应当赔偿原告浙江博凯公司损失2892517.77元。
原告浙江博凯公司要求被告叶大富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承担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被告叶大富没有及时返还资金，致使原告浙江博凯公司受到损失，该损失不但包括资金本身，也包括叶大富占用资金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浙江博凯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起向本院起诉要求叶大富承担相应的责任，现原告浙江博凯公司要求被告叶大富赔偿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该损害赔偿的起算日和计算标准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叶大富赔偿原告浙江博凯仪表有限公司损失2892517.7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叶大富赔偿原告浙江博凯仪表有限公司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清偿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按占用的资金2892517.77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浙江博凯仪表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6636元，由原告浙江博凯仪表有限公司负担6696元，被告叶大富负担299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马 骏
人民陪审员 丁宇虹
人民陪审员 孙明霞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