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白民一终字第1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通榆县苏公坨乡苏公坨村榆树坨社36户村民。
诉讼代表人苏金，男，1966年2月18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通榆县苏公坨乡。
诉讼代表人田伟明，男，1976年8月1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通榆县苏公坨乡
诉讼代表人史健友，男，汉族，1962年10月6日生，农民，现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李文斌，通榆县国家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彬，男，1955年11月2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通榆县苏公坨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井昌（李景昌），男，1963年4月1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通榆县苏公坨乡
第三人张子义，男，1967年11月9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通榆县苏公坨乡
上诉人通榆县苏公坨乡苏公坨村榆树坨社苏金等36户村民因草原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通榆县人民法院（2014）通法民一初字第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诉讼代表人苏金、史健友、田伟明及委托代理人李文斌，被上诉人杨文斌、李井昌、第三人张子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榆县苏公坨乡苏公坨村榆树坨社36户村民一审辩称，2003年4月17日，苏公坨村榆树坨社20户养殖户推举代表杨文彬与苏公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草原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合同书约定：一、承包年限为24年，即2003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二、承包面积：榆树坨社的自然行政界限的草场面积。三、草原管理数量、上缴方法：草原管理费24年金额为人民币26，725.00元整，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一次性上缴。合同生效后任何单位不再向乙方收缴任何费用。草原承包合同书签订后，甲、乙双方在通榆县公证处对“草原承包合同书”进行了公证。合同生效后，草原承包户（20户）一次性按合同约定向村委会缴纳草原承包费人民币26，725.00元整，履行了合同户应当履行的义务。在草原承包合同过程中又有16户社员养殖户申请加入承包，并向原20户草原承包户缴纳草原承包费，成为承包户的一员，共同承包该草原，草原承包户由原来的20户增加到现在的36户。在履行草原承包合同过程中，草原承包户与村委会没有发生任何纠纷。2014年春天，苏公坨村榆树坨社苏金等36户村民在自己承包的草原上放羊遭到张子义强行干扰和阻挠，并开越野车在苏公坨村榆树坨社苏金等36户村民的草原上驱赶羊群，将其中一养羊户的两只羊撞伤，36户村民代表找到张子义理论为什么开车撞羊，张子义说“这片草原我花钱买下了，草原是我的了，以后你们就不能在这放羊了。”36户村民代表问张子义“你是在谁的手买的。”张子义说“在李井昌手买的，有合同。”36户村民代表向张子义索要买草原的合同，张子义拒绝提供。纠纷发生后，经36户村民调查了解得知2006年6月1日在36户村民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杨文彬擅自与李井昌签订一份“转让承包草原合同书”，将36户村民承包的草原私自转包给了李井昌，李井昌又私自将36户村民承包的一片草原卖给了张子义，但36户村民没有看到李井昌与张子义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因张子义拒绝提供合同。综上，36户村民认为，36户村民与苏公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36户村民承包的草原是联户承包而不是个人承包，杨文彬是当时签订草原承包合同时联户推荐的代表人，并不是他个人承包草原，在联户承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未经联户承包人签字同意，杨文彬擅自将联户承包的草原私自转让给李井昌的行为是无效行为，李井昌又擅自将草原当中的一片草原卖给张子义更是无效的，其行为侵害了36户村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36户村民的合法权益，请法院支持36户村民以下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确认杨文彬与李井昌签订的“转让承包草原合同书”无效；二、请求依法确认李井昌与张子义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无效；三、判令张子义返还给36户村民从李井昌手转让的草原；四、诉讼费由杨文彬、李井昌承担。
杨文彬一审辩称，2003年我代表苏公坨村榆树坨社与苏公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承包草原合同并且缴纳了承包费，草原就由我管理。后来将草原按股承包，承包费均摊，每户缴纳1，375.00元，一户摊一股，后来又有四户加入，这四户钱交给我了，我又把这些钱平均分给这24户。我包给李井昌时草原一共是24股，我跟李井昌签了合同，时间就是合同上的时间，约定了不允许买卖，不能影响农户放羊，他买的是股，不是草原。他包了九股半，这九股半就是从10个人手里买的。李井昌的草原股份是从田焕清、赵宝全、王金祥、闫云才、闫云学、薛景春、杨文军、潘云星、杨文福（半股）、罗庆峰手里买的，李井昌把承包费9，500.00元交给上述退股的10个人，平均一股是1，000.00元。当时是这10个人想退股，冲我要钱，我没办法了，听说李井昌要买，我就给他们联系的，转让股的钱也直接给他们了。李井昌没有管理好草原，把地翻了、转卖了草原，我想把合同收回。这九股半的草原不是我包给李井昌的，是这10户社员转让的，九股半的承包费也直接给这10户社员了。
李井昌一审辩称，1、本案36户村民部分主体不适格。36户村民起诉时说是36户，事实上承包户只增加到31户，总共是31股半，李井昌通过转让取得了11股。转让给李井昌的九股半的10个农户是不应该作为原告起诉的。2、不是杨文彬与李井昌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是这10户自愿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李井昌，所以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3、李井昌与张子义的草原承包合同有效。李井昌通过转让取得11股草原承包权，在2008年7月30日，31.5股所有人把草原进行分割，李井昌以11股取得最北处的约40垧草原，分割后的划原不再是联户，而是个人承包，李井昌有权将自己所有的草原转让给他人，所以李井昌与张子义的草原承包合同有效。综合以上三点，法院应该驳回36户村民的诉讼请求。
张子义一审陈述称，我认为我和李井昌签订的合同有效，要求履行合同。我有证明人证明2008年草原已经被我买了，2008年到现在都是我管理的。
原审认为，36户村民作为苏公坨社的养殖户，属争议草原的利害关系人，应享有诉权，属本案适格主体。苏公坨村榆树坨社20户养殖户与苏公坨村村民委员会于2003年4月17日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006年6月1日10名养殖户退股，通过代表人杨文彬联系，经苏公坨村民委员会同意，10户养殖户是自愿将所退的9.5股草原转让给李井昌，并非杨文彬擅自将承包户的草原对包转让，同时杨文彬将看护管理权也转让给李井昌。2008年7月30日股东对草原面积根据分割协议和各自所占股数进行了分割，李井昌取得了边苏工程以北的大约40公顷草原的承包经营权，2008年9月1日李井昌将该40公顷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张子义，张子义将20，000.00元转让费交付给李井昌。苏公坨村榆树坨社20户养殖户与苏公坨村村民委员会于2003年4月17日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并未约定不得转让或分割，苏公坨村对草原的分割、转让不干涉、不反对，应视为对该分割、转让行为的认可，李井昌提供的分割协议及与李井昌的转让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五条规定，草原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可以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转让。张子义通过转让取得的草原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流转价款、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主张优先承包经营权的，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二）未经书面公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张子义从2009年起即对草原进行经营管理，36户村民主张优先承包经营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36户村民的诉讼请求。诉讼费320.00元（含邮寄费20.00元）由36户村民自行负担。
判决后，36户村民不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通榆县人民法院（2014）通法民一初字第39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请求依法确认被上诉人杨文彬与被上诉人李井昌签订的“转让承包草原合同书”无效。3、请求依法确认被上诉人李井昌与第三人张子义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书”无效。4、判令张子义返还非法从李景昌手转让的草原。5、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03年4月17日，按当时的草原承包政策苏公坨村榆树坨社20户养殖畜牧户推举杨文彬与苏公坨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草原承包合同书，承包性质：联户承包，承包期限：24年，即2003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承包面积：榆树屯社的自然行政界线的草原面积。承包费数额及上缴方法：26，725.00元，承包合同生效之日一次性上缴。该承包合同经通榆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合同其他条款详见草原承包合同。在履行草原承包合同过程中又有16户畜牧养殖户申请加入联户承包并向原20户联户按承包费比例缴纳了承包费成为联户承包草原的一员共同承包该草原，草原承包户由原来的20户增加到36户。在履行草原承包合同过程中承包户与发包方村民委员会没有发生任何纠纷。2014年春，上诉人在联户承包的草原上放牧遭到张子义的干扰和阻挠，并开越野车在草原上驱赶羊群并将其中一养羊户的两只羊撞伤（后死掉）。纠纷发生后，上诉人代表找张子义理论，问其为什么开车撞羊，张子义说“这片草原我花钱买下了，草原是我的了，你们以后就不能在这放羊了。”上诉人代表问张子义“你是在谁的手买的。”张子义说“在李井昌手买的，有合同。”上诉人代表向张子义索要买草原的合同，张子义拒绝提供。纠纷发生后，上诉人经调查了解得知2006年6月1日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杨文彬擅自与被上诉人李井昌私下签订一份“转让承包草原合同书”，将上诉人联户承包的草原私自转包给了李井昌，李井昌又私自将联户承包的一片草原卖给了张子义。在发生纠纷后，上诉人没有看到过任何草原转包合同和所谓的“草原分割协议书”。为解决纠纷，上诉人多次找到村委会、乡政府、县政府信访局要求解决纠纷要回草原，但得到的答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以上是本案的事实及纠纷发生的过程。二、一审判决认定“2006年1月10日10户养殖户退股，通过代表人杨文彬联系，经苏公坨村民委员会同意，10名养殖户自愿将所退的9.5股草原转让给李井昌，并非杨文彬擅自将承包户的草原对外转让，同时杨文彬将看护管理权也转让给李井昌。2008年7月30日，股东对草原面积根据分割协议和各自所占股数进行了分割，李井昌取得了边苏工程以北的大约40公顷草原的承包经营权，2008年9月1日李景昌将该40公顷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张子义，张子义将20，000.00元转让费交给李井昌。苏公坨村榆树坨社20户养殖户与苏公坨村村民委员支于2003年4月17日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并未约定不得转让或分割，苏公坨村对草原的分割、转让不干涉、不反对，应视为对该分割、转让行为的认可，李井昌提供的分割协议及与李井昌的转让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如此认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无论是杨文彬还是李井昌所实施的行为都是无效的，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具体理由如下：1、杨文彬与李井昌签订的草原转包合同本身就是无效的。因为杨文彬只是上诉人与村民委员会签订草原承包合同时的一个代表，他不是实际承包人，实施承包人是榆树坨社20户联户承包草原，在未经实施承包人20户联户同意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杨文彬的转包行为是无效的。如果杨文彬管理不了草原应当通知所有联户成员由联户成员重新推举代表对草原进行管理而不能擅自转包他人。依据民法通则有关代理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实施的行为是无效行为。2、10户养殖户可以退股，但不能私自将所退股份转让给李井昌，即使退股的话也应该兑给所有的联户成员，由联户成员把入股的钱退还给退股的人，实施承包人还应该是联户而不是某个个人。转包草原合同书明明写着是杨文彬和李井昌而不是10户退股的人，上诉人没有看到退股的10户与李井昌签订的草原转包合同，一审法院怎么能认定“10户养殖户是自愿将所退的9.5股草原转让给李井昌，并非杨文彬擅自将承包户的草原对外转让”那么，虽然村委会在杨文彬与李井昌签的草原转让合同书上盖了公章，但盖章并不等于该转让合同就是有效合同，因为该转让合同上只有退股的10户签了字，其他联户并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认可同意，故杨文彬和李井昌签订的草原承包转让合同书是无效的，同时，其将看护管理权也转让给李井昌也是无效的。3、上诉人从来就没有签过什么草原分割协议。一审时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两份草原分割协议，两个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同一天，对10户签的草原分割协议一审时李井昌和张子义均承认没有实施履行作废了，只是证明当时村里知道这件事，而另一份草原分割协议明显的可以看出有些文字是后加上去的，当时签字是领取后入股交的入股钱，是在空白纸上签的名，而不是在草原分割协议上签的名。一审认定经营改动后的草原分割协议有效没有事实根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1、一审判决适用草原法第十五条“草原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可以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转让，张子义通过转让取得的草原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引用的是草原法第十五条的第一款，第一款规定的是“可以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转让”，而张子义的这种转让不是依法转让的，是违法取得的。因为草原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非法转让草原”。李井昌和张子义的私下买卖草原的行为怎么能认定是依法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草原法第十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李井昌和张子义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未经发包方村民委员会同意怎么能认定这样的转让合同有效？难道仅凭村书记的一个谈话笔录“苏公坨村对草原的分割、转让不干涉、不反对。”就认定视为村委会对“草原分割协议、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认可吗？草原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是强制性规定，应当就是必须的意思，对应当和必须的规定不能用视为去理解和认定。李井昌和张子义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在未经联户承包人一致同意和认可并经村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其任何转让行为都是无效的。2、一审判决认定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第一款是正确的，但引用第二项对上诉人主张优先承包权不予支持是错误的。第一，上诉人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李井昌私自将草原给卖了；第二，上诉人从来就没有对承包的草原进行分割，且同时存在两个草原分割协议，上诉人对分割草原的事根本就不知情；第三，李井昌与张子义签订的草原承包转让合同并未经村委会同意。就本案而言，如果说是村委会与张子义签的草原承包合同未经公示，但村里人都知道村委会把草原包给外村的张子义了，在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认定上诉人丧失优先权主张的还说得过去，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张子义采取欺诈的手段把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草原弄到手，草原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就是张子义的了？一审法院如此认定实在是让上诉人想不通，更难服判。四、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无效合同有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者利益的；以合法性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本案非常明显，李井昌和张子义的行为是恶意串通，是在以合法性掩盖非法目的，其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集体经济利益。苏公坨村一共有多少个社，每个社都有自己的草原，榆树坨社有农户80户，联户承包的开始是20户，当时协商的就是可以随时加入随时退出，但不能分割和转让，如果能分割的话当时就分割了，分割了一家一小条，没法管理和放牧才联户承包。上诉人社的草原就两块，李井昌把其中的一块私自转让给张子义后，再有其他户要求加入联户承包草原的面积就不够了，本来能够放牧的草原就不多了，怎么能同意分割那？李井昌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集体经济利益，其转让合同是无效的，不应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是专挑对被上诉人有利的法条来适用，是故意曲解法律。别说是退出联户承包的10户不能转包，就是原来的20户也是不能私自转包和转让该草原的，因为该草原属于榆树屯社80户适用的草原，任何人将该草原私自转让和转包给外村人都将导致榆树屯社80户社员没有草原放牧。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杨文彬与李井昌签订的草原转让合同书是无效的，所谓的草原分割协议是不存在的，该草原是不能分割的，李井昌与张子义签订的草原转包合同更是无效的，所谓10户退股社员将草原转包给张子义是不存在的，一审认定张子义是从10户社员手转包的草原是错误的。杨文彬、李井昌、张子义的行为具有欺诈行为，是以合法性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了榆树屯集体经济利益。依据草原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非法转让草原”，依据草原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李井昌与张子义签订的草原承包转让合同并未经村委会同意，一审法院依据调查村书记的笔录“苏公坨村对草原的分割、转让不干涉、不反对，”就认定视为村委会对“草原分割协议、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认可是错误的，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没能体现司法公正，枉法裁判，上诉人对一审判决实难服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特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明察公断，撤销一审的错误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文彬在二审辩驳称，2006年签订合同，我让李井昌看草原，转让的9户半是他们要退股，我没钱退，找的李井昌。我卖的股份。现在也想要回这块草原。
被上诉人李井昌在二审辩驳称，一共是31.5股，不存在36户村民承包人，杨文彬找我入股，逐户退的钱，村里也同意。分割草原协议签字按手押都是本人自愿。我认为分割协议有效。
第三人张子义二审辩驳称，2008年9月，我从李井昌手中买的草原，当时有分割协议，已履行了七、八年，一直也没有争议。原判正确，应予维持。
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答辩，归纳本案争议焦点：1、杨文彬与李井昌之间签订的草原转让承包合同是否有效；2、李井昌与张子义签订草原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二审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2003年4月17日，苏公坨村20户养殖户推选代表杨文彬与苏公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约定了榆树坨社自然行政界限的草原面积，承包费26，725.00元。2006年6月1日，杨文彬与李井昌签订了转让承包草原合同，因杨文彬将该草原代管权委托给李井昌。同时10户村民退股（共计九股半），经村委会同意，将其所享有股份转让给李井昌，10户村民领取了各自的转包费。2008年7月30日，李井昌与全体股东签订了草原面积分割协议书，约定争议草原由大股东李井昌经营管理。2008年9月1日，李井昌与张子义签订了草原转让合同。现因放牧产生纠纷，36户村民要求张子义返还草原，协商未果，诉至通榆县人民法院。通榆县人民法院未支持36户村民的诉请，36户村民上诉至本院，请求返还草原。
本院认为：苏金等36户村民作为苏公坨村榆树坨社村民（养殖户），有对社内草原的承包经营权，故苏金等36户村民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003年4月17日，杨文彬代表20户养殖户与苏公坨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后，20户村民即享有榆树坨社草原的承包经营权，由杨文彬代为统一管理。2006年6月1日，杨文彬由于年龄原因，且有10户村民要求退伙，其与李井昌签订转让承包草原合同，约定由李井昌代管草原，同时经苏公坨村村民委员会同意，将10户村民养殖户所占的9.5股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李井昌，李井昌将承包款退给了10户村民。该转让承包草原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为了管理方便，全体股东在2008年7月30日签订了草原面积分割协议。上诉人虽认为空白纸上签的字，其对分割事宜并不知情，但其在一、二审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主张不予支持。故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草原面积分割协议应认定有效。2008年9月1日，李井昌在取得争议草原的承包经营权后，以2万元的价格将争议草原转包给了张子义，双方签订了草原转让合同。该草原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已履行多年，故应认定该草原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芮志成
审判员 张春民
审判员 王剑秋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和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