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硚民一初字第00536号
原告：童彬，男，1983年7月17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张志勤（童彬之母），女，1959年2月19日生。
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明长生，该医院医生（特别授权）。
被告：明长生，男，1958年11月29日生。
上述两被告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童彬与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明长生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20日立案受理，被告同济医院在答辩期间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由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审理，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裁定，将此案移送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童彬不服提出上诉，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1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沈革非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扣明、李玉毅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童彬的委托代理人李红华、张志勤，被告同济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杜金凤、明长生，被告明长生及其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童彬于2009年2月20日在被告同济医院实施“胰、肾联合移植手术”，由被告明长生医生主刀，手术经过顺利，于4月2日出院，出院后被告明长生在“好大夫在线明长生个人网站”上进行跟踪治疗。2009年6月7日，原告童彬因“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到同济医院治疗，并于2009年6月17日出院。2009年8月5日，原告因“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后，输尿管梗阻、急性排斥反应”再次到同济医院住院。9月8日，该院为患者实施“膀胱镜下插双J管术”，于2009年9月2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胰、肾联合移植后、移植物失功。”自2009年4月16日开始，原告就和被告明长生医生在好大夫在线进行交流，期间明长生大夫多次为原告开具处方和医学建议，原告根据明长生大夫的指示进行抗排斥治疗以及其他治疗措施。原告认为正是在接受被告明长生的诊断治疗后，原告的病情开始恶化。被告同济医院在原告住院治疗过程中，存在违反医疗规范，漏诊误诊的情况以及未尽到必要的告知义务等医疗过错行为，其职工明长生长期在好大夫在线网站上，针对出院病人实施网络诊疗，该院存在管理漏洞，亦应承担相应责任；被告明长生违反医疗诊疗规范，在网络上错误指示原告进行抗排斥反应治疗，导致原告移植的肾脏和胰腺完全失去功能，系非法行医。原告还认为，被告同济医院在尚未取得胰腺移植的合法资质时对原告进行手术，同时在手术前亦未尽到告知义务，其行为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两被告的上述行为给原告的身体、精神和经济上造成了损害，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交通费、食宿费、营养费、后期护理费、后期治疗费、复印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共计2974250元；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被告同济医院辩称：一、原告童彬由于患糖尿病14年，血透1年半，四处求医但未见明显效果，病情逐渐加重。2009年原告慕名来到同济医院进行胰、肾联合移植手术以求治疗其自身疾病，原告入院时被诊断为：“1、Ⅰ型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2、糖尿病眼病、双目失明；3、肾性高血压；4、肾性贫血”。被告于2009年2月20日对原告实施胰、肾联合移植手术，手术后移植肾功能、胰腺功能恢复正常，原告能够不再注射胰岛素，血糖维持正常水平，停止血透，恢复正常生活，充分说明同济医院的手术是成功的，对患者诊断明确，治疗得当，不存在医疗过错；二、同济医院已于2009年2月20日告知原告及家属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并有胰肾移植手术前谈话记录，原告童彬及其母亲张志勤已在胰肾移植手术同意书及移植手术谈话记录上签字确认，充分证明医院已履行其法定告知义务；三、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同济医院是第一批通过卫生部审核并唯一取得肝，肺，心，肾器官移植项目的医疗机构。但是，同济医院在2009年对原告进行胰、肾联合移植手术时，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并没有开展“器官移植中胰腺移植”项目登记，直至2012年7月19日国家卫生主管部门才开展胰腺移植资质准入工作，对胰腺移植工作作出准入要求，同济医院亦成为第一批获得胰腺移植资质的医疗单位。因此，同济医院关于胰腺移植的资质问题没有违反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四、同济医院胰腺移植技术成熟。1980年12月，我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正式成立，1984年12月，卫生部批准成立器官移植专科病房，1986年经卫生部批准列为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1989年国家教委批准普外、器官移植为重点学科。同济医院早在1982年施行我国第一例单纯胰腺移植并获得成功，1989年成功施行第一例胰肾联合移植，明长生教授于2000年开始主刀施行胰肾联合移植术，截止2009年底所施行的胰肾联合移植总例为全国最多，他还参与编写了《器官移植学》、《移植免疫学》、《临床移植医学》、《临床诊疗指南-
器官移植分册》和《临床操作规范-
器官移植分册》等专著，制订了我国“胰肾联合移植临床诊疗指南”和“胰肾联合移植临床操作规范”。以上足以证明同济医院器官移植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五、原告诉请的赔偿金额，涉及的赔偿项目都是原告自身疾病所致，数额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也证明不了其损害结果与同济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综上，同济医院诊疗活动没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不存在过错，请求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
被告明长生辩称：一、本人是原告童彬的主治医生，在童彬的整个诊疗过程中没有违反医疗诊疗规范：1.原告童彬患Ⅰ型糖尿病多年，合并尿毒症、双目失明，四处求医无果、最终慕名到同济医院就医。2009年2月20日，自己为童彬施行了胰肾联合移植，手术非常成功。在自己的精心治疗下，童彬的移植胰腺及移植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出院，达到了原告的就医目标，出院时患者及家属感恩戴德、千谢万谢！2.排斥反应是目前全世界尚未完全解决的医学难题，排斥反应是否发生与病人的体质有很大关系，即使抗排斥药浓度维持在移植诊疗常规规定的范围内，也可能发生排斥反应。童彬移植术后抗排斥药的选择和药物浓度的调整均符合我国“胰肾联合移植临床诊疗指南”和“胰肾联合移植临床操作规范”的要求；3.童彬术后三月左右曾因血肌酐水平升高而入院，当时临床诊断为“急性排斥反应”而及时抗排斥治疗，效果明显，血肌酐水平下降，接近正常水平出院。2009年7月，童彬出现排尿不畅及血肌酐升高，本人要求童彬尽快来同济医院诊治，但病人2009年8月5日才入院，入院后即告之病人及家属，需要马上行移植肾穿刺活检以明确诊断，并需要甲强冲击抗排斥治疗。但患者家属明确表示拒绝穿刺和治疗，并要求等过几日再次复查的结果再行治疗。几天后，血肌酐水平继续上升到300以上，患者家属才同意行移植肾穿刺活检。同日未等病检结果回报即开始抗排斥冲击治疗，同时，病理医生加班工作，次日深夜移植肾病检结果电话回报，确诊为“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IB（轻度）”。继续冲击治疗5日，但冲击治疗效果不佳，移植器官功能丧失。在诊疗过程中没有漏诊、误诊，治疗及时。二、好大夫网站免费咨询不是非法行医：1.病人移植成功出院时，明确告知原告童彬应当每1-2周到同济医院或当地能移植的医院复查，但原告提出自己双目失明、家住西安，不便频繁来武汉复查，而且往返旅差费较高，又不信任当地的医院，所以，自己出于同情，答应在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电话或个人网站免费为其进行指导，调整抗排斥药，这完全是一种善举；2.好大夫网站是从事医疗咨询活动的合法网站，而且其首页有明显提示，患者必须签署相关“管理服务条款”，其中一条为：“我同意医疗是严肃的科学，尽管我是医生的老病人，医生对我的病情有相当的了解，但医生在网上给我的回复都是建议，我们按专业建议看待，不擅自采用，不引用这些医生对我的关怀类的信息服务做为质疑医生给我的处置方案的证据。”3.本人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从事的是医疗咨询，而不是“行医”，而且每次咨询回答，在后面都有附言：“大夫郑重提醒：因不能面诊患者，无法全面了解病情，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具体诊疗请一定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4.病人多次在网站咨询后留言，感谢自己经常深更半夜、不辞辛苦，为他咨询、解答，甚至声称“明叔叔，真是我的大恩人”。然而，原告最终将移植物丧失功能的责任归咎于同济医院和自己，这是一种恩将仇报的行为！综上，被告明长生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原告童彬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四次在被告同济医院处的住院病历，证明：1、原、被告之间存在医患关系；2、明长生是原告主治医生；3、2009年9月24日，被告确定患者的移植物失功，发生了医疗损害结果。
证据二、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证明原告构成二级伤残，后期治疗费每月12000元。
证据三、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鉴定费、复印费等票据，证明原告发生的相关费用。
证据四、鄂卫医特字（2007）第4号湖北省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特许证、中国消费网315在行动的报道，证明被告未取得肾脏、胰腺联合移植的资质。
证据五、西安血透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提出的需要补充白蛋白的费用是有依据的。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诊疗没有发生损害后果。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伤残系原告自身疾病所致，该鉴定结果只能证明原告原发疾病构成伤残等级及糖尿病、肾衰竭的治疗费用，与医院的移植医疗行为无关联。对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在同济医院共四次住院的费用无票据原件，故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在西安四次住院的费用是原告治疗其原发疾病造成的，与被告无关；对原告提交的购药费、医疗器械费用、交通费、邮寄费、复印费、鉴定费等票据，认为其中部分票据无原件、不清晰、缺乏合理性，故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当时卫生部并未开展胰腺移植的登记，不存在违规的情况。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此证据证明不了原告购买白蛋白的费用。
被告同济医院、明长生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患者童彬住院病历四本，证明：1、患者童彬分别于2009年1月10日，2009年2月20日，2009年6月7日，2009年8月2日四次入住同济医院，同济医院对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履行了告知义务，其医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不存在过错。2、患者在同济医院就诊前，已是“糖尿病15年，血透1年余”，糖尿病导致双眼失明的患者。
证据二、卫办医管函（2012）536号复函，证明：我国人体器官移植资质准入及管理是分阶段进行，在具备肝脏和肾脏移植资质和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同济医院可开展胰腺和肾脏联合移植。
证据三、湖北省卫生厅关于开展胰腺和小肠移植资质准入初审工作的通知（鄂卫办通（2012）242号），证明：1、2012年8月3日，卫生行政部门才对胰腺和小肠移植作准入要求，同济医院成为第一批胰腺移植申报主体，而之前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从未要求将胰腺移植作为诊疗科目的登记项目，故之前的胰腺移植行为不存在资质问题。2、具备胰腺移植技术准入的标准之一是医疗机构须具有独立完成肝，肾或胰腺移植手术的能力。
证据四、湖北省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特许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证明：同济医院具备人体器官移植（肝，肾，心，肺）的资质，并于2013年9月8日，完成胰腺移植科目登记。
证据五、明长生大夫个人网页，证明患者术后多次对被告明长生表次感谢，其糖尿病造成的双目失明症状有所缓解，在术后三个月身体调整情况一直很好，从而证实被告同济医院对患者进行的手术是成功的。
证据六、胰、肾联合移植临床诊疗指南，证明胰腺移植诊疗的相关技术规范，且本指南是由明长生本人所写。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童彬对证据一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从病历资料反映，医院并没有告知在实施手术时该院并未取得胰腺移植资格，医院也没有告知如果手术失败则两个失去功能的器官会一直留在体内，即便失败也需要终生服用抗排异药物；对证据二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同意医院的证明内容，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从事器官移植必须取得诊疗科目的登记后方能实施，并不是同济医院所谓的没有要求，且根据规定，医疗机构具有独立完成肝、肾或胰腺移植手术的能力，只是取得胰腺移植资质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充分条件；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同济医院是在2013年9月8日，完成胰腺移植科目登记，此时才取得合法进行胰腺移植的临床资质，而在此之前，包括对原告童彬进行手术是违法的；对证据四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复函违反法律规定，当然无效；对证据五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同意同济医院的证明内容，因为患者出院时其肾脏和胰腺的功能一直没有恢复，该证据反而证明，被告医院明长生大夫，一直通过网络对患者进行具体诊疗，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六胰、肾联合移植临床诊断指南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指南出版时间为2009年12月，说明该指南是在患者手术10个月以后才出台的，反而可以证明患者手术的时候胰腺移植没有相关的规范。
对原告与被告同济医院、明长生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经审核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庭审综合评判。
经审理查明：
一、被告同济医院对原告童彬进行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及相关诊疗的经过。
2009年2月，原告童彬因糖尿病十多年，血透一年余到被告处进行治疗。诊断为：“1、Ⅰ型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2、糖尿病眼病、双目失明；3、肾性高血压；4、肾性贫血”。同年2月20日，原告在被告同济医院处由被告明长生教授主刀，实施了胰、肾联合移植手术。手术前，被告同济医院已告知原告及家属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并有胰肾移植手术谈话记录，其中记载：“胰肾移植手术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不良后果列举如下：1、……；9、因排斥反应导致移植胰肾失功；10……”，原告童彬及其母亲张志勤在胰肾移植手术同意书及移植手术谈话记录上签字确认。手术后，移植肾脏及移植胰腺逐步恢复正常功能，原告开始停止注射胰岛素并停止血透，原告于同年4月2日出院，出院情况记录：“1、移植肾、移植胰功能良好……，”出院医嘱：“……3、定期复查，不适随诊。”原告出院后回到西安家中，并在“好大夫在线明长生个人网站”向主治医生明长生进行网络咨询，明长生在此期间未向原告收取费用，根据该网上显示内容，明长生的每条回复下方均有“大夫郑重提醒：因不能面诊患者，无法全面了解病情，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具体诊疗行为请一定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2009年6月7日，原告因“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到被告同济医院治疗，后于2009年6月17日出院。2009年8月5日，原告因“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后，输尿管梗阻，急性排斥反应”再次到被告同济医院住院。9月8日，被告同济医院为原告实施了“膀胱镜下插双J管术”，原告于2009年9月2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胰、肾联合移植后、移植物失功”。
二、关于同济医院实施胰、肾联合移植手术资质的问题。
1994年9月1日起实施的国务院令（第149号）《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被告同济医院已向上级主管部门核准登记器官移植外科、内科科目，本次核准登记没有细分内、外科目中的具体项目。2006年7月1日实施的卫生部关于印发《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卫医发（2006）94号）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指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脾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第七条规定：“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必须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本规定，向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被告同济医院已向上级主管部门核准登记器官移植专业诊疗科目中的心、肝、肾、肺项目。2007年5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令（第491号）《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应当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被告同济医院已向上级主管部门核准登记器官移植专业诊疗科目中的心、肝、肾、肺项目。2007年5月23日卫生部（卫办医发（2007）87号）《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工作的通知》依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和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等有关要求重新严格审核。被告同济医院是《第一批通过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核医院名单》中唯一取得肝、肺、心、肾四项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2010年元月22日（卫办医发（2010）14号）《卫生部办公厅关于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工作的通知》被告同济医院名列《经OTC核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院名单及其相应人体器官移植项目》（肝、肺、心、肾四项）。2012年7月19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胰腺小肠移植资质准入工作的通知》（卫办医管函（2012）663号），为规范胰腺，小肠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及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胰腺、小肠移植资质准入工作。被告同济医院已由上级主管部门核准登记器官移植专业诊疗科目中的胰腺，小肠项目。
因原告提出被告是在无资质的情况下开展的胰肾联合移植术，湖北省卫生厅就童彬投诉反映被告同济医院在未取得胰腺移植资质的情况下，超范围手术，要求查处一事于2011年9月5日向国家卫生部发函请示：“目前国家尚未对胰腺移植工作作出准入要求，同济医院在目前情况下开展胰腺移植是否属超范围行医？胰腺移植是否需要准入？特此请示”。卫生部办公厅于2012年6月8日就该请示进行回复，复函内容为：“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资质准入及管理是分阶段进行的，为保障患者看病就医的需要，对已具备肝脏和肾脏移植资质的医院，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可开展肾脏和胰腺的联合移植。”
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所做委托鉴定等工作。
原告于2010年6月25日自行委托陕西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以及后期治疗费用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为童彬伤残等级为二级，后期治疗费每月12000元。原告起诉至本院后，本院先后四次委托武汉市医学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本案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要求对被告同济医院对童彬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童彬目前的情况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均因本案属于前沿医学研究范畴，鉴定难度大，限于目前的鉴定水平及鉴定能力，上述鉴定机构均将案件退回本院，不予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被告同济医院、明长生是否有过错；第二，被告同济医院是否尽到了告知义务；第三，被告同济医院是否有侵害原告童彬的客观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损害结果与被告同济医院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问题。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判：
第一，被告同济医院、明长生是否有过错。
（1）同济医院开展胰腺移植手术是否违反相关诊疗规范、是否属超范围行医；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所列证据均不能证明同济医院的诊疗活动中存在故意或者过失，故而不能证明被告有过错。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先后四次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均被退回，亦不能证明被告在诊疗活动中有过错。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原告据此认为同济医院在实施移植手术时尚未办理胰腺移植科目登记，违反了行政法规，因而推定同济医院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2009年，我国只有肝、肾、肺、心的诊疗登记科目，而并没有开展胰腺移植的诊疗科目登记，客观上不具有办理该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的条件，被告同济医院申请也不可能进行登记，且《湖北省卫生厅关于开展胰腺和小肠移植资质准入初审工作的通知（鄂卫办通（2012）242号）》、湖北省卫生厅《关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开展胰腺移植是否符合规定的请示》及卫生部《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开展胰腺移植有关问题的复函》均能够证明同济医院的诊疗行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济医院在《第一批通过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核医院名单》中是唯一取得肝、肺、心、肾全部四项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也是第一批取得胰腺移植资质的医院，说明其资质的申请是及时的，技术水平也属全国领先的。同济医院作为一家医疗机构，其设立的宗旨即治病救人，为保障患者看病就医的需要，在国家尚未对胰腺移植资质作准入要求的空白期内对患者进行的胰腺移植手术，在其技术水平得到卫生主管部门的认可，并且手术成功的情况下，不应视为一种违反诊疗规范、超范围行医的行为。故原告童彬认为被告同济医院在未取得胰腺移植资质的情况下，超范围手术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同济医院在对童彬进行诊疗的过程中并无过错。
（2）被告明长生的网上解答行为是否违反医疗管理相关规定、是否属于非法行医；
非法行医是指不合法地从事医疗活动，具体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只要行为人违反了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了其没有法定执业资格或许可的医疗行为即是非法行为，属于非法行医。本案中，2009年4月2日，原告在被告处第一次手术成功出院以后，出院医嘱要求原告定期到同济医院进行复查。因原告家住西安市，路途遥远，往返不便，要求明长生在“好大夫在线明长生个人网站”上对用药及治疗情况进行指导。原告将其在当地医院所做检查结果数据在该网站上告知明长生，明长生则根据原告提供的信息在业余时间对原告进行免费用药指导，在每次进行用药指导时，该回复下方均有“以上建议仅供参考”的提示。明长生在网上进行免费咨询的行为，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医疗行为，仅仅是对原告病情的一种指导，并没有对原告的病情进行确切的诊断，也没有对原告进行具体的诊治和用药，故本院认为明长生在网上对原告进行用药指导仅仅是一种咨询、帮助行为，而并非医疗行为。明长生并未违反医疗管理法规，亦不构成非法行医。
第二，被告同济医院是否尽到了告知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06年7月1日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前，医疗机构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本案中的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属于手术、特殊治疗，因而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根据被告出示的相关病历资料，患者在术前签署了手术同意书，并在谈话内容上签字确认，此两份材料明确告知了手术情况、术中及术后可能出现的意外及风险等。而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同济医院有告知其国家是否开展胰腺资质准入工作和胰腺移植技术发展义务，超出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医院应履行告知义务的范围，故原告童彬认为被告同济医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侵犯其知情权、选择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被告同济医院是否有侵害原告童彬的客观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损害结果与被告同济医院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问题。
原告童彬在被告处进行肾、胰腺联合移植手术，于2009年9月2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胰、肾联合移植后、移植物失功。”之后原告的病情并未好转，已失功的器官一直未能恢复功能，肾、胰腺失功状态自2009年9月24日起持续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实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侵权行为发生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前，但损害后果出现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本案诉称的侵权事实发生在该法之前，但损害结果一直延续至该法之后，故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之规定，原告并未充分举证证明被告具有上述过错，且原告在第一次出院时移植的肾、胰腺功能良好，被告并无侵害原告的事实。原告童彬提供的伤残等级证明中的相关伤残等级及治疗费用系其疾病自身和正常治疗所构成的残疾，亦无法证明被告的医疗行为与原告目前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两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童彬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4971元，由原告童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帐号：0795010400003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沈革非
审判员 王扣明
审判员 李玉毅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林 伟
书记员 仝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