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503民初593号
原告：武汉市民商小微企业互助服务中心，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花桥街黄孝河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20100070526606P。
法定代表人：马向东，系该服务中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青，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钟秀雄，男，土家族，1980年7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被告：宜昌天麓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夷陵大道358号。组织机构代码56830676--6。注册号420500000106890。
法定代表人：钟秀雄，系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武汉市民商小微企业互助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武商服务中心”）与被告钟秀雄、宜昌天麓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麓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商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青青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钟秀雄、天麓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武商服务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钟秀雄立即向原告支付代偿的本息2268470.45元，并以2268470.45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9日代偿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时止；2、判令被告钟秀雄支付原告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服务费113423.52元；3、判令被告天麓公司对被告钟秀雄的前述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由被告方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23日，被告钟秀雄因经营周转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申请借款2000000元，并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编号：961022014000060）。合同约定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十二个月，从2014年10月23日到2015年10月23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40%，即年利率8.4%。在上述授信合同中，双方还对还款、违约、债权实现的费用等相关事宜作了具体的约定。2014年10月23日，被告天麓公司与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确认被告天麓公司愿为被告钟秀雄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7月29日，原告与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签订了编号为个高质字第X201595427号的《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并于2014年10月23日向被告钟秀雄借款合同的债权人民生银行宜昌分行出具了《互助合同基金担保确认函》，承诺愿为借款人钟秀雄在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的借款以基金财产承担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2014年10月23日，被告钟秀雄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提出200万元的借款申请，当天该行发放了该笔借款。2015年10月23日，借款合同履行期届满，被告钟秀雄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7年6月19日，武商服务中心为钟秀雄代偿了借款本金1906566.95元、利息14566.67元、罚息347336.83元，合计2268470.45元。原告认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主债务人追偿亦可向其他担保人追偿，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钟秀雄、天麓公司未到庭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于符合证据三性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0月23日，钟秀雄（甲方）与民生银行宜昌分行（乙方）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为961022014000060），主要约定：“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2014年10月23日至2015年10月23日，在此授信有效期限内，授信提用人可向乙方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贰佰万元整，用于经营周转，贷款利率为依照基准利率上浮50%。担保为：天麓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乙方签订编号为9610220140006004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乙方与武商服务中心签订编号为个高质字第X201595427号的《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该笔贷款为湖北省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互助基金）下贷款，受贷款人与湖北省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互助基金）签署的编号为X201595427号的《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事项约束。”当日，天麓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天麓公司同意为钟秀雄与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为961022014000060）项下的银行享有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2014年10月23日，民生银行宜昌分行向钟秀雄放款200万元整，贷款期限为2014年10月23日至2015年10月23日。执行年利率为9%，逾期利率按执行年利率加收50%，违约罚息利率按执行年利率加收50%。后钟秀雄未能按时足额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截止2017年6月19日，武商服务中心为钟秀雄代偿了借款本金1906566.95元、利息14566.67元、罚息347336.83元，合计2268470.45元。
另查明，2013年7月29日，武商服务中心（出质人，甲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质权人，乙方）（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个高质字第X201595427号），约定：“甲方为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从2013年7月29日至2023年7月29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提供最高债权额为50亿元的质押担保，最高债权额为尚未清偿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具体含义为主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所有应付款项。甲方的担保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本合同项下质押财产为保证金账户内存款，乙方有权直接扣划相应存款以抵偿债务。”钟秀雄曾向武商服务中心提交《中国民生银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入会申请书》，并签署《中国民生银行湖北省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会员入会确认函》。武商服务中心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发出《互助合作基金担保确认函》：“钟秀雄已经过贵行审批，获得授信额度200万，向贵行申请办理授信业务。本单位确认，该借款人已经根据批准的授信额度缴纳授信度10%互助保证金，已成为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湖北省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互助基金）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正式成员，本单位承诺借款人在贵行的授信纳入本司与贵行签署的编号为X201595427号的《合作协议》的合作事项，借款人属于本司与贵行签署的编号为个高质字第X201595427号《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项下的主债务人，本司承诺按照上述二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本确认函与借款人向单位提交的入会申请书及基金章程共同构成有效的基金信托法律文件，本单位同意接受借款人的委托管理基金财产，并以基金财产向借款人在贵行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
再查明，2017年9月18日，武商服务中心与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诉讼、仲裁案件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由该所代理武商服务中心与钟秀雄、天麓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进行诉讼、执行事宜，并约定采取风险代理方式，武商服务中心需支付律师费总额为113423.52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武商服务中心是否对钟秀雄享有追偿权；律师费能否得以支持；武商服务中心是否有权向天麓公司主张相关权利。
对于焦点1，钟秀雄与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武商服务中心与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武商服务中心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出具有《互助合作基金担保确认函》，确认对于本案钟秀雄的2000000借款，愿意以基金财产为其在民生银行宜昌分行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则武商服务中心与民生银行宜昌分行之间系出质人与质权人的关系。根据民生银行宜昌分行出具的《扣款回单》原件表明：截止2017年6月19日，武商服务中心为钟秀雄代偿了借款本金1906566.95元、利息14566.67元、罚息347336.83元，合计2268470.45元，上述款项均在合同约定的代偿范围内，则本院确认出质人武商服务中心承担了相应的质押担保责任，其取得对债务人钟秀雄的偿还请求权。故，对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焦点2，虽然武商服务中心与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诉讼、仲裁案件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律师费总额为113423.52元，但其未提交票据证明该笔律师费为实际发生费用，故对于原告请求判令钟秀雄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3，武商服务中心作为出质人，为本案贷款提供了质押担保；天麓公司作为保证人，为本案贷款提供了连带保证担保。原告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平均分担。”但本案武商服务中心并非连带保证人而是出质人，故不适用该条所作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该条虽然赋予了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份额的权利，但是行使该权利的前提是当事人对保证担保范围或者物的担保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而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及武商服务中心向民生银行宜昌分行发出的《互助合作基金担保确认函》中，均明确约定了保证担保及物的担保的范围，即“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故本案中担保范围约定明确，原告无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向其他担保人要求分担相应的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该条仅赋予了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并未赋予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权利。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及《互助合作基金担保确认函》，均是天麓公司、武商服务中心为民生银行宜昌分行提供担保，而天麓公司、武商服务中心之间并未相互设立反担保。现武商服务中心要求保证人天麓公司为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没有合同约定亦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钟秀雄、天麓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享有的诉讼权利，应当承担对此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钟秀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武汉市民商小微企业互助服务中心代偿款2268470.45元，并以2268470.45元为计算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2017年6月19日起至债务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武汉市民商小微企业互助服务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判决书确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928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钟秀雄负担12474元，由原告武汉市民商小微企业互助服务中心负担45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冯 昊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白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