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9民终37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东岗村。
法定代表人：薄世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都业岩、尹峰，北京市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希望大道99号。
负责人：陈甜甜，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捷，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星瑞弘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加坡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段晓晗，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晓晗，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文涛，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星瑞华邦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加坡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段晓晗，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长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开发区支行（下称开发区支行）、云南星瑞弘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弘泰公司）、段晓晗、范文涛、云南星瑞华邦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邦公司）金融借款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盐开商初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久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改判由弘泰公司偿还开发区支行汇票本金5448326.51元及按照垫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长久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将委托合同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并审理，是适用法律错误。无论从案件事实、法律规定，还是从理顺法律关系，合理确定各方责任的角度，都应当先追究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责任，待开发区支行基于委托合同的损失确定后，再追究委托合同违约方的责任。2、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日查库反馈表及发送给开发区支行的电子邮件和合格证送达通知书及购入车辆现状明细表真实合法，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应予以采信。3、一审判决对于开发区支行的汇票资金的损失范围和损失时间认定错误。开发区支行的诉讼请求是截至2016年3月9日的弘泰公司的全部未偿还汇票资金，根本不可能仅发生在2015年3月14日之前。4、2015年3月14日查库时的私移、私售车辆中，事后经开发区支行收回资金释放49台，价值6294211元；被开发区支行调剂销售在库车辆1台，价值110782元；共计6404993元，对于该部分资金因开发区支行已回收，上诉人无任何责任。5、被上诉人开发区支行将弘泰公司库存的14台汇票项下监管车辆以及1台弘泰公司自有车辆，共15台车低价调剂销售造成的963711元损失应由开发区支行自行承担。6、被上诉人开发区支行有怠于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开发区支行在2015年3月14日查库时发现弘泰公司存在大量私移、私售车辆时就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及时采取措施，以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资产，足以偿还开发区支行的借款。对于弘泰公司2015年4月7日、5月15日新入库车辆中被私售产生的损失，开发区支行应和弘泰公司共同承担责任。7、上诉人已履行了监管义务，不应就开发区支行的未偿还本金和利息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仅凭存在私移、私售现象，并不能就此直接认定上诉人主观上就存在违约故意，或者是配合弘泰公司进行私移、私售。虽然《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约定弘泰公司将车辆出库必须经过上诉人同意，但是实际上即使上诉人的监管员尽最大的注意义务，也无法阻止私移、私售。
被上诉人开发区支行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上诉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开发区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弘泰公司偿还开发区支行授信额度资金本金5448326.51元，罚息891311.96元（罚息暂算至2016年3月9日）合计6339638.47元，并支付每日万分之五从2016年3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罚息（罚息按垫款金标准计算）；2、判令弘泰公司承担开发区支行律师费150000元和实现债权费用11430元（发现私自移动车辆后保管和移库费用）；3、长久公司对前述资金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与弘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段晓晗、范文涛、华邦公司对所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弘泰公司、长久公司、段晓晗、范文涛、华邦公司承担。
一审认定的事实:2014年12月25日，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甲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乙方）与弘泰公司（丙方）签订了《东风悦达起亚品牌汽车特许经销商封闭式融资协议》，协议约定乙方为丙方向甲方购买汽车提供1500万元的授信额度，该授信额度在协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单笔承兑汇票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当丙方在融资期限到期时未能偿还融资款项时，乙方可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规定的罚息利率向丙方计收垫款利息。协议约定甲方在收到乙方的融资款项后，将车辆的汽车合格证随车发往丙方，并由丙方与乙方委托的第三方物流公司即长久公司进行入库登记，由其对融资车辆及汽车合格证进行全程监管。协议另约定由段晓晗、范文涛提供最高额担保，丙方须向乙方支付融资车辆采购价格不低于10%的保证金，在丙方无法按期偿还乙方授信时，乙方有权从保证金账户中扣划。协议对违约责任、融资车辆保险及管理等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同日，弘泰公司（甲方）与开发区支行（乙方）签订了《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了开发区支行向弘泰公司提供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1500万元，专用于东风悦达起亚品牌特许经销商“一对多”封闭式融资业务。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6月23日。同样协议约定由弘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晓晗及范文涛提供最高额保证，弘泰公司融资车辆及合格证交由第三方物流公司监管，由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提供回购担保。同日，弘泰公司（甲方）与开发区支行（乙方）签订了《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约定弘泰公司作为出质人在开发区支行处开设保证金账户，并按双方约定的时间、金额向保证金账户逐笔交付保证金。如出质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履约日或提前还款日、履约日未按约定向质权人清偿，质权人有权按照协议的约定行使质权。同日，段晓晗、范文涛与开发区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段晓晗、范文涛为弘泰公司与开发区支行签订的编号为397973084E14122501《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权提供1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段晓晗、范文涛并向开发区支行出具了确认书，承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华邦公司与开发区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华邦公司为弘泰公司与开发区支行签订的编号为397973084E14122501《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权提供1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均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也是在同日，开发区支行（甲方）、长久公司（乙方）与弘泰公司（丙方）签订了《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为保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与弘泰公司签订的《东风悦达起亚品牌汽车特许经销商封闭式融资协议》和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的履行，三方签订本协议。协议约定，监管价格：丙方以5000元/月的标准向乙方支付监管费用。监管方式：第1.1条“丙方在甲方给予乙方的融资未结清前，接受甲方的委托对融资车辆进行监管”，第1.2、1.3条“由乙方派驻一名专职监管员驻店监管，乙方对融资车辆及车辆合格证进行监管，融资车辆出入库必须经乙方授权监管员签字确认”，第1.4条“乙方监管责任自乙方收到融资车辆下的车辆合格证并在融资车辆验收合格完成入库时起”。三方责任：第6.2.B条“乙方应对融资车辆实行24小时不间断驻场监管，每日清点库存融资实物，向甲方每日报数，核对账务”，第6.3.D条“丙方对违反相关协议及操作规范负责”。第10.1条“融资车辆的出库试车、参展或其他活动，丙方（弘泰公司）须提前向乙方（长久公司）提供《融资车辆移动申请书》，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开具《融资车辆临时移动出库单》作为出库凭证。丙方对移动车辆的完好负责”；第10.2条“乙方每月底与丙方核对融资车辆实物库存，并填写《融资车辆库存核对清单》，乙丙双方签章，并由乙方传甲方备案”，第10.3条“如有危及融资车辆安全或导致融资车辆减损等事宜，乙方应该在该情形发生起24小时内告知甲、丙双方。若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乙方可先行采取有利于保护融资车辆必要措施，然后再通知甲方。乙方采取该紧急措施必须符合甲方利益的原则，并留存相关证据，否则，造成甲方损失应予以赔偿”。违约责任：第11.1条“任何一方违反货物入、出库及汽车合格证传递的规定时，违约方必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为双方约定的人民币壹万元整，于守约方提出书面要求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第11.2条“任意一方因违约使他方遭受经济损失时，如上述违约金不足抵偿实际损失，还应以赔偿金的形式补偿其差额部分”；第11.3条“任意一方其他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一律赔偿实际损失”；第11.6条“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造成甲方无法收回融资金额或融资车辆价值不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月30日、2015年2月4日、2月11日，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签订了《商业汇票承兑协议》5份，约定开发区支行向弘泰公司分别签发汇票2张、1张、1张、1张、1张，金额分别为380万元、1000万元、220万元、340万元、130万元、200万元，合计2270万元，均约定如承兑汇票到期之日申请人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承兑人对外垫款的，承兑人对垫付的票数按实际垫款天数，每日按垫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申请人计收罚息，直至申请人还清垫款为止。弘泰公司均向原告开发区支行提交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书。其中，2015年2月4日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签订后，弘泰公司于2015年2月6日向开发区支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书，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7日收到开发区支行出具的汇票130万元票号为26978305，并于2015年3月19日向弘泰公司发车12辆和寄送合格证；2015年2月11日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签订后，弘泰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向开发区支行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书，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收到原告出具的汇票220万元票号为26978306，并于2015年3月19日向弘泰公司发车21辆和寄送合格证；上述车辆分别于2015年4月7日和5月15日发至弘泰公司入库。
2015年3月13日，长久公司的物流金融系统风控部向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梅磊发送的电子邮件，反馈显示弘泰公司融资车辆情况为应为58台，在库58台。当日，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梅磊到弘泰公司4S店检查，发现弘泰公司有私移私售情况。次日，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梅磊与长久公司监管员郑海焘共同确认，合计应在库94台，实际在库27台（价值322万元），私移18台（价值235万元），私售49台（价值666万元）。2015年7月28日，长久公司监管员王鹏再次确认了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车辆情况。
2015年3月16日，弘泰公司向开发区支行出具了私移私售车辆整改承诺函，表示将按期归还私售车辆的敞口金额、配合将在库19台车交由开发区支行进行售卖并配合监管公司对在库车辆进行监管。
2015年5月6日、6月1日、6月4日、8月9日、9月9日，开发区支行向弘泰公司发出了催款通知书。2015年12月4日、5日，开发区支行为将在库15台车辆调剂销售，花费了维修费3570元、停车费6600元、拖车费1200元。
2015年7月20日，开发区支行与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委托该所律师为其代理该案件诉讼，并支付了代理费1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弘泰公司签订的《东风悦达品牌汽车特许经销商封闭式融资协议》、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保证金质押总协议》、《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等系列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开发区支行履行了银行汇票承兑义务，弘泰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开发区支行与段晓晗、范文涛、华邦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段晓晗、范文涛、华邦公司应按与开发区支行的合同约定，对其担保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开发区支行、长久公司、弘泰公司签订的《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是合法有效的。三方均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该三方协议，从形式上看，由三方共同商定，共同形成协议书，共同签名盖章；从签订的背景及合同目的上看，系为履行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中关于第三方监管的约定而签订，长久公司作为融资车辆监管人，其是否正确履行监管义务，对于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之间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至关重要；从内容上看，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互有交叉、彼此融合、互为条件。所以，该三方协议既不是单纯的融资协议，也不是单纯的委托监管协议，而是两种协议的混合，是典型的三方法律关系，并且是多方之间汽车销售、金融借款、委托监管等系列协议、合作框架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长久公司认为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鉴于本案中弘泰公司、华邦公司对开发区支行主张的本金损失无异议，仅对利息、律师费等问题有异议，故长久公司的法律责任认定问题是处理本案的关键。审理中，经一审法院归纳并征询各方当事人意见，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开发区支行的损失如何认定？2、开发区支行是否有怠于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3、长久公司有无违约？4、长久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
（一）开发区支行的损失如何认定？
开发区支行主张其直接损失产生在2015年3月14日前，因长久公司监管失职，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融资车辆共计67台，总价款为901万元。后开发区支行陆续将弘泰公司在库车辆进行销售回笼资金，尚欠票款本金5448326.51元、利息891311.96元，合计6339638.47元；间接损失为支付的律师费15万元，实现债权费用包括转移车辆的拖车费1200元、停车费6660元、调剂车辆费用3570元，合计11430元。
弘泰公司、华邦公司对差欠欠款本金无异议，但认为利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70条规定，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对律师费用不予认可。
长久公司抗辩认为，对开发区支行主张的欠款本金没有异议，利息计算方式同弘泰公司意见，另提出：1、开发区支行的损失额是基于金融借款合同产生的，在开发区支行向借款人、保证人追偿不能的情况下尚可向其主张；2、开发区支行在2015年9月22日将在库的15台车调剂销售时故意低价变卖，按照15台车的采购价格可得售价1457900元，而开发区支行以494189元的价格出售，明显故意低价变卖车辆，差额部分的损失应由开发区支行自行承担；3、开发区支行主张的损失并非均发生在2015年3月14日前：一是开发区支行未能举证证明损失全部发生在2015年3月14日前；二是根据长久公司的监管记录，在2015年3月14日之后弘泰公司仍然发生私移、私售的现象，故开发区支行在2015年3月14日之后仍然有未收回借款产生；三是2015年4月7日、5月15日，弘泰公司运用汇票资金购买车辆33台车，这些车辆的私售现象当然发生在2015年3月14日之后；4、2015年3月14日的私移、私售车辆开发区支行已经全部回收车款，开发区支行诉称的其释放合格证是迫于消费者的压力与事实不符。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利息计算方式的问题，根据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签订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第2.6条约定：“如承兑人汇票到期之日申请人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承兑人对外垫款的，承兑人对垫付的票数按实际垫款天数，每日按垫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申请人计收罚息，直至申请人还清垫款为止”。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91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于银票到期日未能足额交存票款时，承兑银行除凭票向持票人无条件付款外，对出票人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罚息”。故开发区支行请求弘泰公司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利息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和相关规定。而弘泰公司提出的票据法中的相关规定，是针对的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要求被追索人支付费用的规定，与本案情形不符，故其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开发区支行主张的律师费问题，因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开发区支行与段晓晗、范文涛、华邦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有明确约定，且开发区支行主张的费用符合有关收费标准，应予认定。
关于长久公司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提出的其他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1、长久公司辩称开发区支行在弘泰公司发生私移、私售后，将在库的15台车低价变卖，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开发区支行主张的损失无关。2、长久公司抗辩弘泰公司在2015年3月14日之后继续发生私移、私售现象，且在2015年4月7日、5月15日开发区支行继续向弘泰公司发放银票让其购买33台车辆，该33辆车也发生了私移、私售。对此，结合查明事实，上述33辆车分别是对应2015年2月4日与2月11日的《商业承兑协议》中的130万元、200万元汇票款项，而不是在发生私移、私售现象后开发区支行再次向弘泰公司发放银票新购买车辆。并且即使存在长久公司抗辩的弘泰公司在2015年3月14日之后继续发生私移、私售现象，因开发区支行主张的本金损失已固定于2015年3月14日这一时间节点，故这部分损失也并非是开发区支行诉求中的内容，与本案开发区支行主张的损失没有关联性。3、长久公司抗辩开发区支行将2015年3月14日私移、私售车辆全部释放合格证，说明其已经实际收回全部融资款。对此，开发区支行陈述其释放上述车辆合格证的原因是迫于当地已购买上述私移、私售车辆的消费者索要合格证的压力而发放，并且向法庭提交了开发区支行、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长久公司三方达成的协议，表明开发区支行同意释放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车辆的合格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并不意味着放弃对长久公司监管失职责任的追究。故开发区支行释放合格证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对长久公司责任承担的放弃，更不能说明开发区支行释放车辆合格证就是实际收回了全部融资款项。
（二）开发区支行是否有怠于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判断守约方是否违反该条规定，关键在于在于对损失的“扩大”作出正确的理解。1、开发区支行主张的损失发生在2015年3月14日之前，在该时点损失已经形成，不存在继续扩大的问题。2、若一方在构成违约后，又有相同性质的违约行为发生，对方明知或应知而不予以制止、防范，则也有可能构成“损失的扩大”。但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在2015年3月14日之后弘泰公司仍出现私移、私售车辆的情况。退而言之，即使2015年3月14日之后又有私移、私售车辆的情况，该部分损失开发区支行并未在本案中主张。3、开发区支行在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车辆后，积极采取了一些措施，从2015年3月14日产生的未还欠款本金901万降至原告诉讼时的600多万直至500多万，该行为不能认定是开发区支行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而是对已发生的、固定下来的损失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一种自力救济。故本案中开发区支行不存在怠于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
（三）长久公司有无违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原告、弘泰公司、长久公司签订的《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第1.2.3条约定：“乙方（长久公司）对融资车辆及车辆合格证进行监管，融资车辆出入库必须经乙方授权监管员签字确认”，第1.2.4条约定：“乙方监管责任自乙方收到融资车辆下的车辆合格证并在融资车辆验收合格完成入库时起”，第6.2.B条约定：“乙方对融资车辆实行24小时不间断驻场监管；每日清点库存融资实物，向甲方每日报数，核对账务”，第10.2条约定：“乙方每月底与丙方核对融资车辆实物库存，并填写《融资车辆库存核对清单》，乙丙双方签章，并由乙方传甲方备案”，第10.3条约定：“如有危及融资车辆安全或导致融资车辆减损等事宜，乙方应该在该情形发生起24小时内告知甲、丙双方。若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乙方可先行采取有利于保护融资车辆必要措施，然后再通知甲方。乙方采取该紧急措施必须符合甲方利益的原则，并留存相关证据，否则，造成甲方损失应予以赔偿”。总之，长久公司负有对融资车辆出入库进行监督管理、每日清点车辆、发生融资车辆安全及时报告等义务。
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14日之前弘泰公司将融资车辆中的49台车私售（价值666万元），18台车私移（价值235万元），作为监管方的长久公司在掌握监管车辆钥匙、24小时驻店监管的情形下造成融资车辆接连发生私移、私售，并且明知弘泰公司严重违约的情形下一直谎报为车辆“正常”。长久公司的上述行为明显违背了协议约定的委托监管义务，是典型的违约行为，且主观上明显属于故意。由于长久公司的严重违约，造成弘泰公司将私移私售车辆的出卖价款挪作他用，直接导致了开发区支行未能收回融资款项。因此，长久公司违反监管义务的行为与开发区支行的损失具有直接关联性，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于长久公司抗辩其只有一名监管员驻场无法保证监管质量，另其每月只收取5000元的监管费用，且不是开发区支行支付的，让其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公平。一审法院认为，长久公司通过开展监管业务收取监管费用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其应对监管业务中出现的商业风险以及违反监管义务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有充分的预知。况且，长久公司在本案中违反监管义务是一种主观故意，明知违约会给开发区支行造成严重损失而故意为之，故该严重违约行为不同于一般的善意履约方产生违约责任的情形，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可预见原则。虽然每月5000元的监管费用是弘泰公司支付的，但在法律上属于第三人代为支付，在开发区支行与长久公司之间仍然存在有偿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只要因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更何况本案中受托人长久公司主观上存在故意。所以，长久公司所谓让其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公平的意见，不予采纳。
（四）长久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
首先，长久公司、弘泰公司对开发区支行的合同义务具有重叠性。根据三方签订的《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第6.3.D条约定“丙方（弘泰公司）对违反相关协议及操作规范负责”；第10.1条“融资车辆的出库试车、参展或其他活动，丙方（弘泰公司）须提前向乙方（长久公司）提供《融资车辆移动申请书》，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开具《融资车辆临时移动出库单》作为出库凭证。丙方对移动车辆的完好负责”；第10.2条“乙方每月底与丙方核对融资车辆库存，并填写《融资车辆库存核对清单》，由乙丙双方签章，并由乙方传甲方（开发区支行）备案”。结合前文所述的长久公司的监督车辆进入库、每日清点车辆并按实报告开发区支行的委托监管义务，长久公司与弘泰公司对于开发区支行所负的合同义务有重叠，即长久公司与弘泰公司对保证融资车辆按规范出入库、由双方共同清点库存车辆、确保融资车辆安全等负有共同义务。
其次，长久公司的行为、弘泰公司的行为均违反了上述二者对开发区支行的共同、重叠义务，并直接导致了开发区支行的损失。对弘泰公司而言，在三方《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中负有确保融资车辆按规范的操作流程出入库的义务，监管方长久公司的相关义务也显而易见。由于二者均违背了三方协议，将融资车辆未能按规出库，进而导致融资车辆被私售，致使开发区支行未能如期如数收回垫支款，二者的违约行为与开发区支行的损失具有直接关联性。
第三，长久公司、弘泰公司违反上述义务时，主观上均是故意，且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1、长久公司没有开发区支行的释放通知而违约放车，弘泰公司明知不该私售车辆，却私售车辆且未能及时将车辆归还开发区支行而挪作他用，这种状态显然是二者共同配合的结果，弘泰公司和长久公司是有意思联络的。2、弘泰公司和长久公司的违约行为都是积极的作为行为，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融资车辆后不还款，长久公司主动配合予以放车。3、双方的配合具有持续性、多发性特征，也非故意配合不能为之。4、长久公司在2015年3月14日前反馈给开发区支行的车辆信息均显示正常，是向开发区支行作虚假报告，在其完全有能力阻止弘泰公司发生私移、私售的情形下，仍与弘泰公司进行配合，也能认定存在共同故意。
总之，长久公司与弘泰公司基于共同的合同义务、共同的主观故意、相互配合的违约行为，共同对开发区支行造成了损失，应承担共同的法律责任。即长久公司应与弘泰公司共同对开发区支行未收回汇票票款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赔偿责任。至于长久公司辩称弘泰公司未销售的车辆应由厂商回购的意见，这属于开发区支行权利的自由处分，开发区支行未在诉求中主张，与本案无关，不予理涉。对于长久公司抗辩开发区支行只有在向借款人、保证人追索完毕后方可向其主张赔偿损失的意见，亦不予采纳。
另外，因《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中并未约定律师费用由长久公司承担，故对开发区支行主张也由长久公司承担该费用的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开发区支行主张的实现债权费用，因该费用为开发区支行将在库车辆调剂销售产生的，与2015年3月14日之前已产生的损失无关联性，且缺少正规发票予以证实，故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弘泰公司、长久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开发区支行汇票本金5448326.51元，利息891311.96元（利息暂算至2016年3月9日），合计6339638.47元，并支付从2016年3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垫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二、开发区支行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50000元，由弘泰公司承担。三、段晓晗、范文涛、华邦公司对上述一、二项中弘泰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四、驳回开发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2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7280元，由弘泰公司、段晓晗、范文涛、华邦公司承担61047元，长久公司连带承担其中的59751元，开发区支行承担6233元。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弘泰公司签订的《东风悦达品牌汽车特许经销商封闭式融资协议》、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保证金质押总协议》、《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等系列协议均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开发区支行在履行了银行汇票承兑义务后，弘泰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关于上诉人长久公司是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将委托合同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并审理是否合适的问题。本院认为，开发区支行、长久公司、弘泰公司签订的《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从三方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为履行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中关于第三方监管的约定而签订的，该协议是基于开发区支行与弘泰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基于开发区支行与长久公司之间的监管关系，而由开发区支行、弘泰公司、长久公司三方协商一致的，就汽车销售、金融借款、委托监管等系列关系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明确了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了各方的违约责任情形及承担方式，弘泰公司、长久公司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职责、承担义务。在弘泰公司、长久公司违约协议约定造成后果后，开发区支行有权依据此协议要求弘泰公司、长久公司共同承担违约责任，故长久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对于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日查库反馈表及发送给开发区支行的电子邮件和合格证送达通知书及购入车辆现状明细表是否予以认定的的问题。本院认为，长久公司提供的日查库反馈表及发送给开发区支行的电子邮件，开发区支行予以认可，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应予认定。长久公司提供的该反馈表上有私移私售车辆记录及弘泰公司授权人员的签字确认，长久公司以此证明其在发现监管车辆有风险后均予以记录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了开发区支行，其已履行了监管责任。显然，长久公司并未严格执行其在三方协议中所应承担的监管责任范围。长久公司并非只是在发现监管车辆有风险后予以记录并告知开发区支行的义务，其所应履行的是融资车辆出入库均须长久公司授权监管员签订确认方可放行。所以长久公司提供的该证据并不能证明长久公司所证明的目的。
对于开发区支行的损失如何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13日，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梅磊到弘泰公司检查，发现弘泰公司有私移私售情况。次日，开发区支行客户经理梅磊与长久公司监管员郑海焘共同确认，合计应在库94台，实际在库27台（价值322万元），私移18台（价值235万元），私售49台（价值666万元）。2015年7月28日，长久公司监管员王鹏再次确认了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车辆情况。所以上诉人长久公司由于未能尽到监管责任，其应在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车辆的价款（235万元+666万元=901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长久公司认为在2015年3月14日查库时的私移、私售车辆中，事后经开发区支行收回资金释放49台，价值6294211元，上诉人对此部分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因弘泰公司私移私售的车辆，已由弘泰公司进行了销售，实际已不再由弘泰公司、长久公司实际控制，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开发区支行、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长久公司就已销售车辆的合格证的释放达成了协议，长久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在此协议中也明确开发区支行释放合格证的行为不代表开发区支行放弃对长久公司监管失职责任的追究和追索，所以开发区支行释放该部分合格证的行为，不代表开发区支行已就该部分车辆部分收回了融资款。对于长久公司认为开发区支行在弘泰公司发生私移私售后，将在库的15台车低价变卖，但长久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对于开发区支行是否有怠于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由于开发区支行主张的损失发生在2015年3月14日之前，此时长久公司所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即已确定，所以不存在开发区支行存在扩大损失的行为。且开发区支行在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车辆后，已积极采取了一些措施，从2015年3月14日产生的未还欠款本金901万降至500多万，开发区支行的行为减少了长久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不存在怠于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
对于上诉人长久公司是否尽到了监管义务，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开发区支行、弘泰公司、长久公司签订的《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第1.2.3条的约定，融资车辆在入库后，长久公司对融资车辆及车辆合格证进行监管，融资车辆出入库必须经长久公司授权监管员签字确认。所以，长久公司作为融资车辆的监管人，其负有对融资车辆出入库进行监督管理、每日清点车辆、发生融资车辆安全及时报告等义务。而长久公司作为监管方，其既掌握监管车辆钥匙、又专门派人24小时驻店监管的情形下，造成了融资车辆接连发生私移私售的现象。长久公司提供的日查库反馈表上有私售私移车辆记录及弘泰公司授权人员的签字确认，显然，该记录是发生私移私售后由弘泰公司人员签字的。长久公司应当在弘泰公司将融资车辆私自出库时及时阻止，并报告开发区支行或报警。弘泰公司私移私售车辆多达67台，并非一时就能完成，但长久公司从没有阻止，或有阻止的意思表示，从而造成弘泰公司将私移私售车辆的出卖，价款挪作他用，直接导致了开发区支行未能收回融资款项。长久公司的上述行为明显违背了协议约定的委托监管义务，是典型的违约行为，而且主观上存在明显故意，长久公司应就其因违反监管义务而对开发区支行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融资车辆仓储监管协议》第15.2、15.6条约定，任意一方其它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一律赔偿实际损失；长久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造成开发区支行无法收回融资金额或融资车辆价值不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弘泰公司作为融资车辆的使用人，其是私移私售行为的直接责任人，由于弘泰公司的私移私售及长久公司未尽到监管责任，两者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了开发区支行的损失。虽然弘泰公司作为借款人，共应负有向开发区支行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但同时，开发区支行在遭受损失后，也有权依据其与长久公司、弘泰公司的三方协议要求违约方长久公司、弘泰公司对其损失共同承担责任。
综上，上诉人长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178元，由上诉人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永军
审判员 胥 霞
审判员 张晨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