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聊民一终字第8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阿县刘集镇娄营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东阿县刘集镇娄营村。
法定代表人：马香，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仁军，山东雄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礼，男，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子月，男，汉族，农民。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桂华，东阿同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东阿县刘集镇娄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娄营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张春礼、张子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娄营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马香、委托代理人王仁军，被上诉人张春礼、张子月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桂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6年11月22日，原告与本村村民侯衍达签订了“鱼池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侯衍达承包村前鱼池和土地共计14.68亩（因影响当年种植，承包面积按13.68亩计算，承包费每年每亩360元），该地块的中部为鱼池，鱼池南北部各有部分土地，承包期截止于2010年10月1日。侯衍达承包后将鱼池及土地转由其侄子侯龙德承包，承包期间承包费由每年4924元调整至每年3217.60元。2008年初，被告张子月欲创办养殖业需占用部分土地，向时任村委主任的被告张春礼提出承包土地申请，被告张春礼答复并无多余的土地，要求被告张子月与侯龙德商谈。如能转包侯龙德的部分承包土地，村委可与被告张子月签订承包合同，以保证其长期养殖需要。随后被告张子月与侯龙德洽谈土地转包事宜，并于2008年2月25日双方订立“鱼池土地转让合同”，约定侯龙德将包括鱼池在内的南部土地11.22亩转包给被告张子月，鱼池北部的土地由侯龙德使用，承包费3217.60元由被告张子月承担（被告张子月实际承担承包费3200元）；承包期至2010年10月1日止；其他事宜按原承包合同执行。侯龙德与被告张子月订立转包合同的当日，被告张春礼以村委会名义与被告张子月就该转包的鱼池土地订立“鱼池土地承包合同”，并经实地丈量，该块土地包括鱼池总面积为9.17亩，约定承包费每年1600元，承包期为2010年10月1日至2040年10月1日，即自侯龙德与被告张子月转包合同到期日为该合同的履行起始日。在该段时间现任村委会就职（原告法定代表人马香主张于2008年2月26日经选举上任），被告张春礼卸去村委主任职务。此后被告张子月继续向村委申请建设鸡棚之事，并于2008年7月9日就该片转包土地问题与侯龙德各向村委写了证明一份：侯龙德承诺土地转包后，承包期内的承包费仍由自己承担；被告张子月承诺使用转包土地建设鸡棚，承包到期后承包费随别人的承包价格涨落。2009年3月17日，被告张子月向东阿县国土资源局缴纳了相关费用，随后利用鱼池南部的土地建起鸡棚及其他设施，并在养殖过程中逐步将鱼池填平。2012年4月，原告为核定他人地界，曾对被告张子月鱼池及鸡棚占地进行丈量，结果与2008年2月25日村委和被告张子月订立的“鱼池土地承包合同”所载面积大致相同，均为9.17亩左右。自原告知悉该合同的存在，对该合同一直不予认可。2015年3月16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合同系先盖章后填写内容涉嫌造假、被告张春礼离任前后均无权行使职务、该合同均无盖章记录和存档记录、订立该合同干涉他人的承包权利且违背民主议定程序、承包费价格明显低于2012年订立的其他类似承包合同，并以上述理由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村民利益，主张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对此被告张春礼辩称订立该合同时自己尚未卸任且部分村委委员知晓该事实并参与了土地丈量；该合同先订立后在镇经管站盖章，并已在村委作备案登记；原告之所以没有该合同纯系新老村委的交接问题，至今尚有部分合同存于己处；承包价格的确定一是考虑了镇政府鼓励养殖业的发展，二是该块土地土质差地势洼，类似合同土地承包费均为每年每亩200元左右。被告张子月辩称其承包面积包括鱼池在内为9.17亩，去除鱼池实际占地仅为4亩多，承包费每年1600元相对于当时其他类似合同应属偏高。基于以上理由二被告否认恶意串通并损害集体利益，且不违背法律规定，主张该合同合法有效。因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原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并不将鱼池等非土地面积计算在承包费收取范围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个，一是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的依据及理由能否成立；二是被告张春礼的行为性质。关于焦点一：被告张子月因养殖需要，自侯龙德处转包了鱼池和部分土地。在订立转包合同的当日，被告张子月又与村委签订了“鱼池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了相关权利义务，并特别注明承包合同起始时间为2010年10月1日，即村委与侯龙德的承包合同和被告张子月与侯龙德的转包合同届满之日。因现行法律并不禁止同一标的存在多个民事合同的行为，该合同虽在村委与侯龙德的承包合同期内签订，但并不影响其成立，且双方明确了附生效期限，故其订立程序并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张子月与侯龙德所订转包合同中虽约定转包面积为11.22亩，但与村委与被告张子月订立的承包合同所载面积9.17亩存有矛盾，二被告主张订立承包合同时对鱼池及南邻土地进行了实地丈量，且与原告上任后于2012年4月所丈量结果一致，侯龙德在庭审作证时也自认转包后留取鱼池北部土地3或4亩左右，剩余地亩数与此后丈量数值大致吻合，故应认定被告张子月实际承包鱼池及土地9.17亩。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的依据即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具有该情形的合同无效。但通过庭审和双方举证情况综合分析，二被告并无加害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主观故意，原告也无直接证据证明二被告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从合同内容和履行情况来看，虽约定承包面积为9.17亩，但依据原告承包规定应去除鱼池等非土地因素，经现场勘验被告张子月实际占地仅为4亩左右，每年每亩承包费折合近400元，参照2008年前后周边村镇土地承包费设立标准，该承包费数额并非失当。原告以2012年与他人订立的果园、窑厂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费600元证明被告张子月承包费过低，显然忽视了情势发展等基础因素，过于片面且有失公允，故原告以此认定该合同损害了集体利益，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原告以被告张子月与侯龙德订立的转包合同中的承包费数额3200余元作为衡量标准也有失偏颇，因该数额系侯龙德全部承包地块的费用，是被告张子月为取得转包土地妥协的结果，其中包括侯龙德剩余承包土地应担承的部分承包费，故转包前后的承包费没有可比性，不应以此断定被告张子月与村委订立的土地承包费数额过低。原告对现场勘验结果无异议，但主张在2010年左右被告张子月的实际使用面积远远超过现在的占用面积，对此被告张子月除承认房屋后留有2米的空地外，对其他情况不予认可，原告自己也不能明确鱼池的具体四至和鱼池南部土地的具体面积，故原告该主张依据不足。原告另主张该合同系先盖章后填写内容涉嫌造假，二被告否认，原告未提供支持其主张的相关证据，该理由不予采信。至于原告诉称该合同在镇经管站无盖章记录和村委无存档记录、无合同原件的问题，对此被告张春礼在庭审中已作出对应解释，且均系相关部门和原告内部的管理问题，该理由不足以影响合同的客观存在和实际履行，故原告该理由依法不予采纳。原告另以被告张子月和侯龙德在2008年7月9日出具的证明主张当时并不存在该承包合同，二被告予以否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因该证明中仅涉及了土地转包、转包期内承包费交纳、承包费的调整及违约问题，并未就转包期满后的土地经营方式予以明示，而被告张子月与村委订立的“鱼池土地承包合同”此时尚未生效，且庭审中双方对证明内“承包到期”的解释各说一词。证明与合同的侧重点不一，原告以其证明中的承诺否认该合同的存在，理由不够充分，不足以推翻双方所订立的“鱼池土地承包合同”。原告另主张该合同订立时其他村委成员并不知情，其订立程序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对此被告张春礼予以否认。因原告对其该项主张的举证过于单薄，不能证实其证明目的，且合同订立已超过一年，被告张子月实际做了大量投入，故原告该项主张不应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被告张春礼在以村委名义与被告张子月订立“鱼池土地承包合同”时，已不再担任村委主任职务。但庭审中原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且原告自认现任村委任职时间在该合同订立之后，故原告该主张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张春礼在卸任前以村委名义与被告张子月签订该合同，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作为被告张子月也有理由相信被告张春礼系行使职务，原告主张该合同系“两被告签订”的理由不能成立。鉴于以上认定，本案还涉及一个合同无效请求权的主体确定问题。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通过合同谋取利益，只有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该合同才属法定无效的情形之一。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其恶意串通行为的实施者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所以利益受到损害的集体或者第三人应为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主体。故与合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合同双方当事人不能主张合同无效。如果合同中的数个当事人恶意串通，但仅损害其他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损害合同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时，则属于其他原因以确定合同无效或确定为可撤销合同的范畴，不属于以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由确认无效的范畴。综上，因原告无证据证明二被告系恶意串通订立该合同，且事实上也无损坏集体利益的客观后果，不符合法定无效的构成要件，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阿县刘集镇娄营村民委员会确认被告张春礼、张子月签订“鱼池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东阿县刘集镇娄营村民委员会承担。
娄营村委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东阿县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本案是典型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尽管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二被上诉人系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村民的合法权益，但是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充足的间接证据，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实了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行为以及损害事实：一、合同一般是先确定合同条款，再签字、签章确认。但是在本案涉案合同中，很明显是先签章，然后书写的合同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供涉案合同的原件，上诉人只是在最近才看到涉案合同的复印件，二被上诉人声称有合同原件，法庭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应当让被上诉人拿出原件进行质证，如有必要，可以利用鉴定的方式确定合同内容书写时间和公章、合同内容的先后顺序。二、假定存在涉案合同，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2月25日。而被上诉人张春礼早在2008年2月20号左右就已不再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即使被上诉人张春礼的职务截止于2008年2月25日，对于不再担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这一信息，被上诉人张春礼是早就清楚的。为了村民稳定，镇政府也绝不会让即将离任的村主任随便使用村委会公章；另外，村委公章进行统一管理，如果是当天盖的公章，在公章管理部门一定有相关记录，但是至今上诉人未查到相关记录。三、上诉人与其他人所签订的合同均有档案详细记载，唯独没有涉案合同的相关记载，对于是否存在涉案合同存在疑问。四、为稳定秩序、鼓励村民投入，国家规定了租赁承包合同的相关期限。但是如果允许在合同不到期的情况下，村委可以与第三人、第四人随意签订合同，那么恐怕今后200年内的土地使用权都被处理了。五、如果在合同不到期的前提下又对土地再次发包，并且是在法定代表人离任的当天，其他村委成员又不知情。那么，只能说明两被告有意隐瞒真相，恶意串通，当然损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并且很有可能是在被告离任后补签的合同。六、在上诉人签订的类似承包合同中，承包费用在600元左右，而涉案合同只有200元左右，明显低于其他的承包费用，更加进一步证明了二被上诉人系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公断。
被上诉人张子月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从签订涉案合同的背景来看，当时答辩人因养殖需要向村委提出用地申请，当时的村委主任张春礼告诉答辩人村集体并无多余土地，要求答辩人与另一村民侯龙德商谈转包侯龙德的部分承包地，如能转包村委可与答辩人订立承包合同，以保证答辩人长期养殖需要，村委的做法也符合当时发展农村经济、搞好第三产业的地方政策。答辩人与侯龙德谈成转包事宜后，由村主任张春礼安排村委成员张子民于2008年2月25日代写了“鱼池土地转让合同”，约定侯龙德将包括鱼池在内的南部土地11.22亩转包给答辩人（但该面积未实际丈量），鱼池北部的土地由侯龙德使用，并由答辩人承担侯龙德应承担的全部承包费。村委履行了承诺，经对转包地块的实际丈量，土地面积为9.17亩，并在签订转包合同的当天与答辩人签订了涉案合同。从涉案合同的内容来看，土地面积9.17亩与上诉人在2012年4月所丈量结果一致，根据上诉人承包规定鱼池占地不应交纳承包费，一审现场勘验结果被上诉人实际占地面积仅为4亩左右，每年每亩承包费近400元，与当时同类地块的承包费价格相当，还有些偏高，所以涉案合同的订立合情、合理、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不存在任何的恶意串通行为，也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二、答辩人与村委签订涉案合同后，向有关部门交纳了相关费用，得到了行政许可，答辩人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鸡棚及附属设施，且已履行了七年多。三、纵观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一审的理由基本一致，无非是对涉案合同的签订及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怀疑涉案合同是先盖章后书写内容，怀疑答辩人与张春礼有恶意串通行为，但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只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和猜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审没有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是正确的。上诉人的第一个上诉理由称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供涉案合同的原件，上诉人只是在最近才看到涉案合同的复印件，与事实不符，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已提交涉案合同的原件，上诉人已质证过，原审判决书第5-6页有记录，上诉人提交的证据6也可以证明上诉人在2014年答辩人与侯龙德纠纷一案中作为第三人对涉案合同已经看到过并发表了质证意见，无论上诉人何时看到涉案合同，都无法否认其合同的客观存在。上诉人的第二个上诉理由对张春礼任职时间说法不一，前后矛盾，张春礼何时不任职的，答辩人不是十分清楚，但是签订涉案合同时是任职的，不然的话答辩人也不会找张春礼签合同，至于签订涉案合同的时间与转包合同的时间一致是客观事实，也符合情理，因为在2008年2月25日签订了鱼池土地转让合同，如果村委不给答辩人签订涉案合同的话，答辩人也没有必要做出让步，宁肯给侯龙德一定好处，替侯龙德交纳承包费来转包侯龙德的部分土地，所以两份合同必须同时存在。至于上诉人处有没有涉案合同的记载，是上诉人内部管理及交接问题，与答辩人无关。根据一审现场勘验情况，除去鱼池等非土地因素，答辩人实际占地仅为4亩左右，每年每亩承包费400元，与当时同类地块的价格相当，还有些偏高，没有损害集体利益及第三人利益，而上诉人却与2012年的类似地块的承包费作比较，既显失公平，更无可比性。综上，答辩人认为从涉案合同的签订内容及履行来看均合情、合理、合法，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系恶意串通订立合同，且也无损害集体利益的客观后果，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判决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春礼答辩称：同意张子月的答辩意见。我代表村委会和张子月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是职务行为。该合同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没有损害集体利益，属有效合同。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的前提是合同实际存在。娄营村委会一方面请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又主张涉案合同并不存在。其对自身认为并不存在的合同提起确认无效之诉，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案件受理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对本案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于法无据，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东阿县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37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东阿县刘集镇娄营村民委员会的起诉。
东阿县刘集镇娄营村民委员会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永前
审判员 唐端阳
审判员 杨 轲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