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2民终20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玉，山东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兴，山东青大泽汇（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建胜因与被上诉人王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2民初2306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指令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1、被上诉人在2013年7月不能正常履行合同让上诉人放置土料，但双方合同关系依然存续，且双方也并未对合同不能履行产生的后果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关于该合同产生的后续事宜仍在继续发生。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时间不能作为时效的起算点。2、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是“收条”而非“借据”，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上诉人交付款项的行为是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出具收条，本案双方并非借贷关系，故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而且在被上诉人不能正常履行合同义务后，上诉人多次电话联系被上诉人向其催要已交款项，但被上诉人始终未予退还。3、被上诉人已确认其尚欠上诉人的拉土款未还，也确认上诉人一直向其主张。被上诉人在本案诉前调解过程中已确认其收到上诉人款项的事实，且未对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异议，其也确认上诉人几年来一直向其追要该款项，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也未对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异议，只是在其庭后提交的书面代理词中提到该观点，此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庭审中已认可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4、被上诉人代理人所提交书面代理词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前提是其认为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是结算依据，在此基础上才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但被上诉人并未出示任何证据证实该“收条”是结算依据，也未得到上诉人的认可，故被上诉人代理人主张的涉案收条是结算凭证的前提错误，从而也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二、原审判决与法律设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法律设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通过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来解决，或通过上述手段来解决更合适。就本案来看，若人民法院适用判决驳回起诉，那么本案双�之间的合同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此不符合法律设定判决驳回起诉的初衷。王宇答辩称：一、本案双方之间的合同已履行完毕，上诉人认为自2013年7月始其权利受到侵害，但其在近4年后起诉，已超过民诉法规定的诉讼时效。2、上诉人曲解了收条与借据法律时效的有关规定，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据不受时效限制。3、根据民诉法有关规定，在调解中为达成和解而作出的让步和有关陈述不应在庭审中继续作为证据，上诉人称在调解中所谓已确认的事实并无相关证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建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宇返还拉土款20万元；2、判令王宇按同期银�贷款利率支付刘建胜自起诉之日起至该款付清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宇承担。事实与理由：刘建胜于2013年6月17日向王宇支付建筑土料安放款20万元，后因客观原因，刘建胜未向王宇的场地放置土料，王宇本应将该费用退还，但经刘建胜多次催要，王宇至今未予退还。王宇在一审中答辩称：刘建胜所诉无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刘建胜的诉讼请求。原审查明，刘建胜为证明其同王宇之间的合同关系，提交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拉土款20万元整，共1,429车。落款处有王宇签名，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王宇在庭审中主张刘建胜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建胜主张其同王宇之间存在合同，但庭审中刘建胜自述2013年7月份开始便不能履行涉案合同。刘建胜起诉时据此已近4年，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刘建胜提交的其向王宇追索欠款的证据，缺乏必要的证明效力，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可，因此，对刘建胜要求王宇返还拉土款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建胜对王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建胜承担。刘建胜在二审中提交285张显示由王宇签字盖章的单据和一�王宇书写的记录凭条，证明刘建胜向王宇支付20万元拉土款以后，王宇分批给刘建胜发放由其签字盖章的拉土凭据，因当时合同尚未履行完毕，故剩余部分拉土凭证在刘建胜处，并证明在合同不能履行以后，刘建胜找王宇核对帐目索要剩余款项，刘建胜和王宇依据收条上的拉土总车数1,429车和王宇本子上记载的有刘建胜签字确认的已发放拉土凭据单据数额以及实际拉土以后交还给王宇的拉土凭证数额，核对出王宇共分两次给刘建胜发放拉土凭证600张（500张+100张），还剩829车拉土凭据未发放，刘建胜实际拉土车数为292车（200车+92车）。王宇质证称：此宗证据不符合最高院民事证据规则关于新证据的规定，且此宗证据与其证明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此宗单据未见所谓拉土凭证等内容，签字无法辨认系王宇签署，印章也非王宇所�；此份所谓的对帐单没有王宇签字，刘建胜提出的计算方式和剩余单据数均与其陈述不符，这些内容记录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确认，不具有任何对外效力，正常对账确认应有签字和落款日期，故王宇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王宇虽对上述285张单据中其签字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经本院释明，王宇申请对上述285张单据是否由其签字出具进行司法鉴定，而在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285张单据上“王宇”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后，因王宇未交纳鉴定费遭鉴定机构退案，故本院依法推定刘建胜所提交上述285张单据确由王宇签字出具。而刘建胜提交的上述记录凭条不但未经任何人签字确认，且其记载内容也可作多种解读，并不能有效证明刘建胜的主张。王宇在�审中提交其同刘建胜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王宇仅是涉案业务的经办人，最终应由袁红旭承担后果。刘建胜质证称：对此份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此份录音证实刘建胜确将20万元转给王宇，而王宇也给刘建胜出具了收条，至于王宇收钱后如何处置收款，刘建胜并不知道，王宇在录音中说的20万元的用途和去向是王宇个人行为导致的结果，理应由王宇自己承担，而与刘建胜无关，不能因此改变本案事实，逃避其应负的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因刘建胜对此份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份录音证据依法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刘建胜称其于2013年6月17日曾同王宇口头约定由其交付王宇20万元，其可向王宇指定的坑地倒放1,429车土料，并称其此后仅向王宇指定的坑地放置了292车土料，到2013年7月份便因客观情况不能再履行双方之间的协议，且称其随后多次要求王宇向其退款但未果。刘建胜在一审中曾提交其自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5月15日的通话清单，证明其曾向王宇催款。王宇在一审中认可刘建胜曾于2013年6月17日向其交付20万元，但称其是代袁红旭收取此笔款项，并主张刘建胜是向袁红旭购买20万元拉土票。刘建胜确认其曾向袁红旭购买过20万元的拉土票，但称其不清楚是否已使用其向袁红旭购买的拉土票，并称其也不清楚其向袁红旭购买20万元拉土票是向哪个场地存放土料。王宇在二审中称其在本案一审中所提交署名“刘建胜”、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23日的凭条记载的拉土票20万元不是其于2013年6月17日向刘建胜所出具收条记载的20万元。2018年3月21日，王宇曾同刘建胜通话，王宇在电话中讲到是袁红旭差6万元钱未还给刘建胜，质问刘建胜为何却对其追着折腾，刘建胜回应王宇说：“不管怎么样，我要钱，本身你就应该帮我去要钱，我现在没心思跟他要，毕竟本身咱俩嘎伙，要我赔钱，你也得给我一半”。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首先，虽然王宇就刘建胜在本案中诉请的款项与刘建胜认可的其曾向袁红旭购买拉土票支付的款项是否为同一笔前后陈述不一，但是从王宇所提交其同刘建胜于2018年3月21日通话录音记载内容看，刘建胜实际认定�涉案欠款主体并非王宇。当王宇陈述系袁红旭对刘建胜负有欠款时，刘建胜并未反驳称系王宇对其负有欠款而与袁红旭无关，或反驳称袁红旭所付欠款与王宇所付欠款并非同一笔，却称王宇应帮其要钱；通过刘建胜的上述答话分析，若王宇确系刘建胜认定的债务人，刘建胜的上述回应便明显不合常理；而刘建胜在上述通话录音中的言辞分明表达的是要求王宇分担其损失的意思，而非直陈王宇欠其钱款不还，因此，王宇虽曾向刘建胜出具20万元拉土款的收条并向刘建胜交付拉土票，但王宇提交的录音证据足可反驳刘建胜关于其同王宇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其次，即使涉案欠款的债务主体确系王宇，刘建胜也因其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具体分析如下：1、因刘建胜自认其同王宇之间的合同到2013年7月份已陷入履�不能，则王宇在2013年7月份便应向刘建胜退款，而王宇当时未向刘建胜退款，刘建胜即应知晓其权益受损，其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应知道其权益受损之时即当起算。2、因刘建胜诉请王宇向其退还拉土款属普通的债权请求权，并非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物权请求权或追索养老费等特殊债权请求权，故刘建胜关于其同王宇并非借贷关系而涉案债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上诉理由显然不成立。3、因刘建胜虽主张其曾多次向王宇索款，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曾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王宇主张权利，而其在一审中提交的通话清单显示的最早通话记录已是2017年4月份，此距其应知晓其权益受损之时也已超过现行法律规定的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4、刘建胜虽主张王宇已确认尚欠其拉土款未还，并称王宇也确认其一直向王宇主张权利，�仅以其单方陈述为凭，却未就其上述事实主张予以举证证明，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建胜应就其上述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建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刘建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冯 梅审 判 员  曲 波审 判 员  胡金鳌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 清�记员隋欣孜书 记 员  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