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渝0243行赔初1号
原告：姚世民，男，1952年5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
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园区路3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4009130231Y。
法定代表人：陈加旭，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悟穹，该局法制支队副队长。
原告姚世民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1月11日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立案后报请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3日作出（2015）渝四中法赔示字第00001号裁定，裁定该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黔江区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等诉讼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姚世民、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副局长邓昆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悟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世民诉称，2012年11月26日上午，原告根据黔江区人民政府批复去黔江区商务局要求落实与原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养老保险事宜，因该局负责人拒绝接待，原告便跟随该负责人进到会议室去要求解决问题，该负责人便以“无理闹访”为由向被告所属的城西派出所报案。城西派出所四名干警去后，不询问、不调查、不问情由、不由分说，将原告抓扯至警车拖回该所，扭至审讯室，立即将原告掀翻在地，将双手反铐后，提起来按在椅子上拷住双脚，期间，因原告挣扎，他们除了拳击原告头部外，还将原告头部在水泥地上碰撞。为逼原告承认“无理闹事、滋事”，还将原告双手（反背）、双脚靠在座椅上，从上午8:30至下午17点才释放，不解拷，不给喝，不给饭，不让解便，寒冬季节不给取暖，小便都渗在裤内，非法剥夺人身自由长达9小时。因原告头部受伤，致使当时身体内部、手脚关节都疼痛难忍，原告被妻子费远凤扶出该所后，回家即卧床不起，服用了几天镇痛、消炎药后不见效，于2012年11月30日，去黔江中心医院检查，手、脚各关节幸无大碍，但头部“双侧脑室前角旁、右侧丘脑、左侧基底节区、小脑及脑桥见多发斑点状低密度影”。从医学上众所周知，造成“斑点状低密度影”的原因是过浓性分泌物的非正常渗透所致，而“分泌物”（包括血液与分非血液）的非正常渗液是由外部的振动所引起的。原告当时因无钱治疗，只好抱病到处借钱维持至今。上述事实，有复制的照片、CT诊断报告、治疗发票以及被告拒绝提供的录音等证据佐证。由于历时六次行政诉讼，法院就赔偿问题未予审理。“2004年4月4日，我依法向赔偿义务机关书面提出行政违法赔偿确认书，然后兑现赔偿。但被申请单位接待负责人既不处理也拒绝书面函复。”原告同时认为，不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被告的“上述司法措施、手段、情节均属违法，原告的赔偿请求符合《国家赔偿法》第17条（四、五项）、34条、35条侵权责任法第一章、二章。国家赔偿：第二章第一节赔偿范围：第三条一、二、三、四项规定，国家赔偿：第四章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故此，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决被告：1、赔偿医疗费23483.82元及从2012年10月26日至2017年2月9日止的误工损失（每天按国家平均工资计算）；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3、赔礼道歉。
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辩称，原告姚世民于2012年11月26日8时42分在重庆市黔江区商务局解决养老保险等问题时，与该局职工发生争吵，被告下辖的城西派出所民警陈维洪、杨小红接到报案后赶至现场进行劝解，在民警调查过程中，原告冲入商务局会议室，坐在会议桌上导致该局正在召开的会议无法进行，并砸烂会议室椅子。经办案民警传唤，原告拒不离开商务局，办案民警遂对其实行了强制传唤措施。被告于2013年1月22日作出黔公（城西）决字[2013]0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姚世民做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姚世民，但在执行拘留前的体检中，被告发现原告患有重大疾病，故该处罚至今未执行。2013年4月1日，原告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向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黔江区人民法院以（2013）黔法行初字第0001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28号行政判决维持了（2013）黔法行初字第00012号行政判决。嗣后，原告又以黔江区公安局强制传唤违法为由向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黔江区人民法院以（2013）黔法行初字第00040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强制传唤行为合法。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2014年6月12日，原告向黔江区公安局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黔江区公安局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黔公赔不受字（2014）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于2014年6月13日向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转归重庆市酉阳县人民法院审理，酉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以（2014）酉法行赔初字第00030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渝四中法行赔终字第0007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因此，被告认为，本次原告姚世明诉被告行政赔偿一案系重复诉讼理应不予受理，被告行政行为合法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受理原告诉被告行政赔偿一案。
经审理查明，原告姚世民于2012年11月26日8时42分许，在重庆市黔江区商务局解决养老保险事宜时与该局干部发生争吵，被告下辖的城西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赶至现场劝解，在民警调查过程中，原告冲入商务局会议室并坐在会议桌上致使会议无法进行，并砸烂会议室椅子。经办案民警传唤，原告拒不离开商务局，派出所民警遂对其实行了强制带离措施。经立案、调查、审批等系列法定程序后，被告于2013年1月22日作出黔公（城西）决字[2013]0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姚世民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姚世民。在执行拘留前的体检中，被告发现原告患有重大疾病，故该处罚至今未予执行。2013年4月1日，原告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向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黔江区人民法院以（2013）黔法行初字第0001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28号判决维持了（2013）黔法行初字第00012号行政判决。嗣后，原告又以黔江区公安局强制传唤行为违法为由向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黔江区人民法院以（2013）黔法行初字第00040号行政判决确认了被告强制传唤行为合法。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2014年6月12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黔公赔不受字（2014）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该不予受理通知，向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后由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渝四中法行辖字第0000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由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酉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3日作出（2014）酉法行赔初字第00030号行政赔偿判决书，驳回了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渝四中法行赔终字第0007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本院认为，原告针对自己2012年11月26日在黔江区商务局解决养老保险问题时与该局职工发生争执，干扰该局会议、损坏该局椅子，经公安民警相劝不听后被强制带离，尔后被被告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事件，已经多次诉讼。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和要求确认被告对其强制传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在分别向黔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后已被驳回，且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也维持了一审的判决。嗣后，原告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但原告这一请求已被酉阳县人民法院（2014）酉法行赔初字第00030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同时被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渝四中法行赔终字第00072号行政赔偿判决终审裁判确认。也就是说，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和实施的强制传唤行为是否违法，已由生效判决辨明确认。原告本次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23483.82元、赔偿从2012年10月26日至本案开庭时止的误工损失、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和赔礼道歉的请求，与原告于2014年6月在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后由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赔偿案件中的“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600000元并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请求，除要求赔偿的金额有异外，其余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等诉讼要素均相同。原告在本案中再以同一事实理由、相同诉讼标的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实属重复诉讼，并已受生效裁判所羁束，故原告的本次起诉依法应当驳回。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八）项、（十）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六）项、（九）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姚世民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冉启驰
审 判 员 樊 洪
人民陪审员 马应德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冉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