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9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天昌声学五金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西堤二路2号。
法定代表人：余庆华，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肇庆市鹏运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星湖风景区万松岗南粤苑18号（A2型）。
法定代表人：许志豪，该公司总经理。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旻，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珊珊，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山市长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址山镇人民南路104号。
法定代表人：林锡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斌、金树志，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肇庆市江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端州七路3号江兆豪庭首层东第一卡。
法定代表人：林锡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丽斌，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门市中伟投资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江门市益丞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建设路82号之三第十二层。
法定代表人：林修，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沅峰，广东南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门天昌声学五金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昌公司”）、肇庆市鹏运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运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鹤山市长鸿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鸿公司”）、原审第三人肇庆市江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兆公司”）、江门市中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伟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鹤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4民初411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长鸿公司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38万元及利息给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3、本案诉讼费用由长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中，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与中伟公司并无实际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的股权均是转让给长鸿公司，至于中伟公司最终是否退出江兆公司，它的股权是否转让、如何转让、如何付款，是中伟公司与长鸿公司之间的事情，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无关，他们之间如何约定，也从未告知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因为从2011年6月11日起，长鸿公司已接管江兆公司，并且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自2011年4月12日起对江兆公司不再享有任何的权利和权益。因此，到2012年12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长鸿公司与中伟公司之间就其是否退出、股权是否转让一事，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是无关的。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只是就长鸿公司未履行部分的股权转让款与长鸿公司作出约定。因此，协议书中无须提及中伟公司的权利义务。
2、一审判决认为依2011年4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中伟公司应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对此，2012年12月13日的《协议书》并无提及，可见，四方当事人在履行上述《股东会决议》过程中已发生变更。如上述第1点所述，中伟公司是否转让股权、如何履行等问题是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无关，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在签署了《股东会决议》后，即使没有收齐股权转让款，对江兆公司已没有任何的权利和利益，那么，《协议书》又怎会需要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在确定自己的股权转让款如何收取的时候，同时还要确定长鸿公司与中伟公司的股权是否转让及转让的履行问题？退一万步说，即使中伟公司在这一过程中不退出江兆公司，这也是中伟公司与长鸿公司之间的事情，这一变更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没有关系，更不会影响到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与长鸿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
3、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时，是应长鸿公司的要求将肇庆鹏运通公司名下25%的股权登记至中伟公司名下。实际上是中伟公司选择不退出江兆公司，且还向长鸿公司再多受让25%的股权，长鸿公司为避免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将50%的股权转至其名下，其又再将25%的股权转至中伟公司名下，需办两次变更并交纳两次的变更税费，要求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直接将25%的股权办至中伟公司名下。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考虑当时四方当事人关系良好，且可以省下一次的变更税费，同时，也想能尽快让长鸿公司依约履行余款的支付义务，才会在长鸿公司没有出具任何书面凭证的情况下，配合长鸿公司将25%的股权变至中伟公司名下。在股权变更登记中，为避免缴纳更多的税费，当事人均会采用一些避税的方式去进行，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与长鸿公司的这一做法也合乎常理。长鸿公司和中伟公司在诉讼期间对此予以否认，是一种无赖的做法。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对此无赖的做法，虽无书面的证据反驳，但从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可以作出认定。如果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25%的股权是转让给中伟公司的，那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已发生变更，而且是重大变更，为何长鸿公司从没有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和中伟公司提出余下的股权转让款由中伟公司支付？因为直至2013年1月办理股权手续变更时，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已收到3280万的转让款，如按长鸿公司所述和一审法院的认定，其只须付2750万元即可，已超额支付了。但长鸿公司却从未有提出过付款主体的变更。各方当事人也从未就多付的部分款项的发生、是否中伟公司付的等问题进行协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明显的，长鸿公司依然认为《协议书》中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体仍是长鸿公司，而不是中伟公司，至于中伟公司受让了25%的股权后，如何支付股权转让款给长鸿公司是他们之间的事，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无关，所以才会从未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和中伟公司提出付款主体的变更问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四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认定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分别将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和中伟公司是错误。
二、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款已足额支付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中伟公司无证据证实其辩称事实的情况下采纳其陈述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
1、中伟公司的辩称没有证据证实。首先，中伟公司称“先前支付的2280万元是给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及我方共三家公司的，”无证据证实，既是长鸿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如果不是付给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的，为什么会划到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的账户？中伟公司称2280万元中有438万元是给他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何在2012年12月13日的《协议书》中从未提及？如果依中伟公司所称，其中协议书商谈时已有不退出江兆公司的想法，而438万元又是由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收取了的，那为什么在《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不对此438万元作出调整？其次，中伟公司称“四方股东再次进行商谈，确定了我方不退出公司，而且愿意再受让25%股权及债权（按2750万元计算），鹏远通公司将25%股权及债权转让给我公司。原来2011年6月10日江兆公司划出的2280万元中属我方的438万元就转为我方支付给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的转让款。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未确定。”同样无证据证实，中伟公司是否退出公司且愿意再受让25%股权，均与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无关，因为各方当事人已在《协议书》中确认了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是自2011年4月份已不再对江兆公司享有权利和利益，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唯一与江兆公司有关联的就是配合长鸿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及江兆公司贷款续期的有关手续。第三，中伟公司辩称“2013年4月至9月，我方和长鸿公司委托江兆公司共支付给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2758万元。至此，我方和长鸿公司共支付天昌公司和鹏运通公司转让款合计5600万元。直至2013年9月才完成转让款的原因是：虽然股权转让手续在2013年1月23日完成，但本次股权转让却一直没有完成税收申报手续。直至2013年9月，江兆公司才代付了印花税等。现在，这次股权转让的纳税手续还没有完成。但天昌公司和鹏运通公司认为，我方和长鸿公司付款太慢，要求补偿，所以，我方和长鸿公司补偿了100万元给两公司，”这一辩称全无证据证实，股权变更的税费是由长鸿公司承担的，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无关，其纳税手续迟迟未完成，也恰好印证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所说的，长鸿公司是为了避免缴纳两次的股权变更税费，才让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将其中的25%股权变更至中伟公司名下的。同时，中伟公司所称其补偿100万元给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这更是无稽之谈，《协议书》中有明确约定逾期支付需付利息的，中伟公司有什么证据证明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仅是收取100万的补偿而不是主张逾期利息？因此，中伟公司的辩称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但一审法院竟能采纳其说法并作出认定。而相比之下，对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陈述为何有25%的股权转至中伟公司名下的理由，一审法院却以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不予采纳。同样的没有书面的证据，但一审法院面对不同的当事人却有不同的认定，明显是偏袒中伟公司和长鸿公司。这样的做法有违司法公正。
2、关于“438万元”的来由，首先该“438万元”是《股东会决议》后，长鸿公司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根本不是中伟公司支付给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在原审（2015）江鹤法鹤民初字第96号案的庭审笔录及判决书第3项中已可表明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庭审时已陈述《股东会决议》签订后，长鸿公司支付的应为2280万元，并非1842万元，余下的3658万元含了438万元利息。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之所以作补充陈述，是因为长鸿公司当庭提交付款凭证证实其支付的不只1842万元，而是2280万元。法庭要求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核实质证，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经核实才补充陈述的，因此，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自原审至重审，对该438万元均是同一陈述。其次，从《股东会决议》及《协议书》签订的内容，也可印证这一事实。2011年4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约定长鸿公司须在2011年4月27日前付清5500万元，且逾期支付是按月息20‰计算利息。虽然该股东会决议在2011年6月10日执行，但长鸿公司只是支付2280万元，余款一直拖欠，至2012年12月，长鸿公司的逾期利息，按月息20‰计付已为1000多万元，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与长鸿公司协商利息按月息10‰计付并减半至438万元，因此，在2012年12月13日的《协议书》中，才最终确定3220万元的本金加上438万元利息共3658万元的数额。而且从协议书第1条和第2条的约定，也可证实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是减免了长鸿公司的逾期利息的，因为第1期1000万元是在2012年12月30日前付的，12月13日至30日这段期间不计利息的，余款2658万元是2013年2月10日前付，同时一并支付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2月10日期间的利息，利息是以2658万元为本金，按月息10‰计算。第3条才约定逾期才按原股东会决议的月息20‰计算。
综上，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虽有25%的股权变更登记与《协议书》的约定不符，但并未影响《协议书》的实际履行，因为长鸿公司和中伟公司在25%股权变更至中伟公司名下后，从未有主张过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的变更，长鸿公司和中伟公司没有任何的证据证实各方当事人已推翻否决了《协议书》的付款主体不是长鸿公司而是中伟公司，因此，《协议书》中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对长鸿公司仍然有效的。长鸿公司仍需依约承担付款的义务，仍需支付拖欠的338万元及利息给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不偏不袒，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长鸿公司辩称：一、天昌公司和长鸿公司、鹏运通公司和中伟公司在2013年1月1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并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这显然在2012年12月13日所签订的协议书已终止履行。长鸿公司和中伟公司总计支付给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5600万元，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没有证明长鸿公司委托中伟公司代持股权，其在上诉状中陈述长鸿公司是为避免两次税费，才要求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直接将25%的股权放至中伟公司名下，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本次股权转让的税费应该是各付各税，而且假设真是要办两次过户的话，25%的股权要从长鸿公司转到中伟公司是属于原价转让，根本不需要缴纳税费。所以不存在长鸿公司为了避免两次税费要求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直接将25%放至中伟公司名下的行为。
二、关于438万元的问题。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在（2015）江鹤法民初字第96号民事案件即本案的第一次审理，当时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的民事起诉状明确股权协议书签订前长鸿公司支付的款项是1842万元，并在证据交换时确认协议书的3658万元就是5500万元股权转让总价款减去1842万元得出的。其并没有提到438万元违约金的问题。结合本案的证据看，长鸿公司与中伟公司均确认当时一共支付的2280万元中的438万元的确是长鸿公司支付给中伟公司的，本案不存在利息或者违约金的问题。同时，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438万元按照月息10%计算而出的，事实上，这是按照月利10%的数额与438万元得出的数额相距很远，也就是说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根本无法解释这438万元是如何计算得出的，其陈述应不能采信。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江兆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江兆公司辩称：我方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
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长鸿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338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按月息20‰，从2012年12月31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10月31日止为4012339元）给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2.本案诉讼费用由长鸿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2日，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长鸿公司、中伟公司（当时企业名称为：“江门市益丞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概要：“一、四方股东一致同意：江门市益丞投资有限公司、江门天昌声学五金电器有限公司、肇庆市鹏运通贸易有限公司三方股东将其持有的共计75%股权及公司债权转让给鹤山市长鸿房地产有限公司。每25%股权及公司债权的转让价格是2750万元。二、股东鹤山市长鸿房地产有限公司在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前支付各出让股权及公司债权股东2750元。四方股东同意受让股权及公司债权股东逾期支付股权受让价款，按逾期天数及月息20‰计付利息给股权出让股东。三、四方股东同意：受让股权及公司债权股东可以用公司银行账户存款支付股权受让价款，但因此而形成的公司债务由受让股权及公司债权股东承担。四、公司管理权在受让股权及公司债权股东支付完毕四月二十七日前支付的受让股权及公司债权价款后移交给受让股权股东。受让股权及公司债权股东在支付完毕所有股权转让价款10个工作日内变更股权登记。”该《股东会决议》同时备注如下内容：“本合同由2011年6月10日执行”。
2011年6月10日，江兆公司向天昌公司转账支付1500万元，向鹏运通公司转账支付780万元。
2012年12月13日，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长鸿公司、中伟公司又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内容概要：“甲（长鸿公司）、乙（天昌公司）、丙（鹏运通公司）、丁（江门市益丞投资有限公司）四方曾于2011年4月12日签订《肇庆市江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对甲、乙、丙、丁四方均有法律约束力，现四方就该《股东会决议》的后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根据《股东会决议》及各方履行情况，现协议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应支付乙方、丙方款项合计3658万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清偿上述款项。二、付款方式和时间：1、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在2012年12月30日，前向乙方、丙方支付款项1000万元；2、甲方应于2013年2月10日前向乙方、丙方付清剩余款项2658万元，同时甲方需一并向乙方、丙方支付2012年12月31日至2013年2月10日期间的利息（以2658万元为本金，按月息10‰计算）。3、各方经协商同意，甲方应按时支付转让款给乙方、丙方，若甲方逾期支付款项的，甲方须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每日以逾期付款金额为本金按月息20‰计算，直至甲方向乙方、丙方付清全部款项。三、甲方已于2011年6月11日接管公司，甲方按本协议约定期限向乙方、丙方支付第一期1000万元款项后10日内，乙方、丙方与甲方办理公司股权变更手续，否则如果乙方及丙方违约，造成甲方或公司的损失由乙方及丙方负责。四、四方同意乙方、丙方无需承担公司任何债权债务及应纳税费。公司的债权债务（包括应纳税费）由甲方承担。五、自2011年4月12日起，乙方丙方对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利和权益、债权、公司管理权）。乙方、丙方原享有的公司债权孳息（如有）以及股东分红和其他收益（如有）均归甲方所有。六、若甲方未能到期足额付清上述款项则乙方、丙方有权选择向甲方追索剩余款项或向甲方追索未付款对应的股权。七、在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完成之前，如果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需要乙方或丙方以登记股东或经营管理人（如董事、监事、经理）身份予以配合的事项（包括配合贷款续贷、融资、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在董事会决议中签名等），乙方和丙方应予及时配合，不得拖延或拒绝（损害乙方、丙方利益的除外），否则应当赔偿因此造成公司或甲方的损失，且甲方有权拒付尚未支付的款项直至乙方、丙方予以配合止。在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完成后，对于乙方和丙方作为股东管理公司时的遗留事项，确需乙方和丙方配合处理的，乙方或丙方应予以配合。八、甲、乙、丙、丁四方于2011年4月12日签订《肇庆市江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效力独立于《肇庆市江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九、本协议在甲、乙、丙、丁四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13年1月6日，江兆公司向天昌公司转账支付100万元；2013年1月7日，江兆公司向天昌公司转账支付900万元；2013年4月9日，江兆公司向天昌公司转账支付300万元；2013年5月28日，江兆公司向天昌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2013年6月18日，江兆公司向江门市誉盈投资有限公司转账支付700万元，向鹏运通公司转账支付100万元；2013年6月27日，江兆公司向鹏运通公司转账支付500万元；2013年9月23日，江兆公司向天昌公司转账支付300万元；2013年9月26日，江兆公司向天昌公司转账支付220万元。2015年5月10日，江门市誉盈投资有限公司出具《说明》一份，内容：“本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收到肇庆市江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汇款人民币柒佰万元，该款是代江门天昌声学五金电器有限公司和肇庆市鹏运通贸易有限公司收取的鹤山市长鸿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另查明：2013年1月23日，经肇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江兆公司的股东由“江门天昌声学五金电器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5%）、肇庆市鹏运通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5%）、鹤山市长鸿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5%）、江门市益丞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5%）”变更为：“鹤山市长鸿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江门市益丞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2015年6月8日，江门市益丞投资有限公司经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蓬江分局核准，将企业名称变更为：“江门市中伟投资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四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那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二、长鸿公司是否应当依照《股东会决议》或《协议书》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支付转让款及承担违约责任；三、长鸿公司、中伟公司是否仍需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关于四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那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问题。2011年6月10日，四方当事人确认了实际履行的是2011年4月12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中伟公司、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三方股东将其持有的共计75%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每25%股权的转让价格是2750万元），对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四方当事人于2012年12月13日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长鸿公司确认了长鸿公司应支付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款项合计3658万元，而按照上述《股东会决议》，中伟公司还应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对此，上述《协议书》没有提及，可见，四方当事人在履行上述《股东会决议》过程中已发生变更。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主张四方当事人履行的是《协议书》，即长鸿公司购买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持有的共计50%股权，但江兆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天昌公司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鹏运通公司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中伟公司，与《协议书》明显不符，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主张是长鸿公司要求鹏运通公司把股权转让至中伟公司名下的，但长鸿公司及中伟公司均予以否认，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没有举证证明长鸿公司要求鹏运通公司把股权转让至中伟公司名下，对此，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院对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综合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协议，该院认为四方当事人在履行上述《协议书》过程中再次发生变更，四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天昌公司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鹏运通公司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中伟公司的股东转让协议。
二、关于长鸿公司是否应当依照《股东会决议》或《协议书》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支付转让款及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鉴于四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的是天昌公司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鹏运通公司将其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中伟公司的股东转让协议，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没有按照《股东会决议》或《协议书》将其各自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故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或《协议书》请求长鸿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承担违约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长鸿公司、中伟公司是否仍需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四方当事人认可的江兆公司的25%股权价格应为2750万元，长鸿公司、中伟公司已通过江兆公司支付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5600万元，由此可见，股权转让款已足额支付。至于长鸿公司、中伟公司是否违约及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对此，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无提供符合事实的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无从认定长鸿公司、中伟公司是否违约及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综上所述，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要求长鸿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63547元，由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长鸿公司应是否仍需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依据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主张长鸿公司仍应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项338万元并应按该《协议书》的约定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长鸿公司则抗辩称涉案双方当人与第三人中伟公司已于2013年1月15日重新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且按该合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主张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已终止履行。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对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原持有的江兆公司股权的受让主体问题，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与2013年1月15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相互矛盾，但上述文件均有各方当事人的盖章确认，在此情况下，应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综合认定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首先，本案中，除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共同提交的由长鸿公司单独受让三方股权的《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长鸿受让）》”）外，长鸿公司、中伟公司分别提供了天昌公司单独受让三方股权的《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天昌受让》”）以及由长鸿公司、中伟公司共同受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股东会决议（长鸿、中伟受让）》”）。虽然《股东会决议（天昌受让》并未加盖各方当事人的公章，但长鸿公司、中伟公司对该决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在该决议上的签名代表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共同提交的《股东会决议（长鸿受让）》中出现的签名代表相同，并且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对该决议上的代表签名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至此，各方当事人的代表均已在《股东会决议（天昌受让》签名确认，可初步认定该决议系代表了四方公司的意思表示。中伟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长鸿、中伟受让）》，虽然未能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但该决议所记载的由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将其各持有的25%分别转让给长鸿公司、中伟公司的的股权转让方案以及免除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对江兆公司与荷塘信用社之间的借款所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与《关于肇庆市江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内部转让股权和转让股权股东提请免除连带保证责任的报告》（以下简称“《提请免除连带保证责任的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一致，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长鸿公司、中伟公司（以下统称“四方当事人”）对《提请免除连带保证责任的报告》的真实性均予确认，由此可印证由《股东会决议（长鸿、中伟受让）》的真实性。从上述三个不同内容的《股东会决议》可知，四方当事人在同一天（即2011年4月12日）就各自持有的江兆公司股权的转让事宜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方案，对于三种不同的股权转让方案均进行了协商并达成合意。
其次，从后续的实际履行情况看，2011年6月10日，四方当事人确认执行由《股东会决议（长鸿受让）》所确定的方案。2011年6月13日，四方当事人却按照由《股东会决议（长鸿、中伟受让）》出具《提请免除连带保证责任的报告》以处理江兆公司的借款事宜。2012年12月13日，四方当事人又签订《协议书》明确2011年4月12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对四方当事人仍有约束力并由长鸿公司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协议书》中并未涉及中伟公司的任何权利义务。2013年1月15日，天昌公司与长鸿公司、鹏运通公司与中伟公司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天昌公司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长鸿公司，将鹏运通公司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中伟公司，2013年1月23日，四方当事人按照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情况为长鸿公司、中伟公司各持有江兆公司50%的股权。庭审中，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解释称因为中伟公司一开始是要退出江兆公司，之后反悔不退出，所以产生了2011年6月13日《提请免除连带保证责任的报告》。从上述三份不同方案的《股东会决议》的存在以及后续履行情况、天昌公司与鹏运通公司的陈述可知，四方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事宜则表明了不同的意向，在2011年6月10日确认执行由长鸿公司单独受让三方股权的《股东会决议》之后，四方当事人对于股权是否转让的意愿存在变化，四方当事人并未一直按照该《股东会决议》所确定的股权转让方案履行，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前仍不断变更与反复。综合四方当事人就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所签证的全部文件看，四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最新协议为2013年1月15日所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两份合同所形成的股权转让方案与《股东会决议（长鸿、中伟受让）》、2011年6月13日《提请免除连带保证责任的报告》所确定的股权转让方案相吻合，并且四方当事人最终系按照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由长鸿公司受让天昌公司的25%股权、中伟公司受让鹏运通公司的25%股权。虽然工商变更登记并不具有设权效力，但其能证明涉案股权的转让情况。从工商变更登记信息看，长鸿公司并未获得鹏运通公司的25%股权，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若认为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与实际并不相符，其应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但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鹏运通公司系按照长鸿公司的要求而将其股权变更登记至中伟公司名下，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明中伟公司系代长鸿公司持有该25%的股权或者长鸿公司与中伟公司之间就该25%的股权另行达成了转让的合意。本案中，涉案股权转让款全部由第三人江兆公司进行支付，相关支付凭证中亦未注明江兆公司系代表哪一方进行付款，仅凭江兆公司的付款情况并不能认定在工商变更登记前后，长鸿公司仍然按照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履行付款的义务。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已完全履行了2011年4月12日的由长鸿公司单独受让三方股权的《股东会决议》以及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所约定的义务，在此情况下，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却要求长鸿公司单方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及承担违约责任，欠缺事实依据。
最后，对于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所约定的长鸿公司应支付的款项金额3658万元的由来，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在原审一审起诉状中陈述称2011年4月12日《股东会决议》签订后，长鸿公司共支付了1842万元，余下3658万元（2750万元×2-1842万元）一直未付。在长鸿公司提供了其于《股东会决议》签订后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转账支付2280万元的证据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则改称2011年4月12日《股东会决议》签订后，长鸿公司共支付了2280万元，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所约定的3658万元包括了438万元的利息。对于438万元利息的计算，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本案一审庭审期间述称以长鸿公司拖欠的股权转让款3220元为基础，从2011年6月11起按照2011年4月12日的由长鸿公司受让三方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所约定的每月20‰计算，经协商后同意减半，遂产生438万元的利息，并称当时系根据长鸿公司的要求直接将款项金额记载为3658万元，而未明确该金额包括438万元利息。综合上述陈述内容，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作为涉案股权转让款的接收方以及《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直接参与了《协议书》条款的协商过程，其理应清楚知道自身的收款情况以及《协议书》条款的形成过程，但其在原审一审起诉状中却主张《协议书》记载的3658万元系长鸿公司拖欠的股权转让款，并未提及438万元利息的约定，但在其后的庭审中却称3658万元包括438万元的利息，其陈述前后不一。对于438万元的计算，按照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所陈述的计算标准，从2011年6月11日起至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签订之日止，按每月20‰的标准计算拖欠的股权转让款3220万元的利息总额约为1163.5万元，减半之后的利息亦高达581.75万元，与其主张的438万元利息相关高达143.75万元，对此，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亦未能作出合理说明。综上，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对于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所约定的3658万元作出了前后不一的陈述，对于438万元利息如何产生亦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且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的内容中亦未能体现438万元利息的约定内容，因此，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四方当事人曾约定长鸿公司应向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支付2012年12月13日之前的逾期利息。
综上，四方当事人均确认，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原持有的江兆公司25%股权的对价均为2750万元，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现已收取5600万元，可见，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已收到了其转让的江兆公司股权的对价。并且现有证据并足以证明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已完全履行了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的义务，且鹏运通公司的25%股权亦变更登记至中伟公司名下，并未由长鸿公司持有。在此情况下，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依据2012年12月13日《协议书》的约定要求长鸿公司支付50%股权的转让款并按该《协议书》承担违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天昌公司、鹏运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547元，由江门天昌声学五金电器有限公司、肇庆市鹏运通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