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1128民初718号原告：邵徽权（曾用名邵振华），男，197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江西省鄱阳县。委托代理人：邹邦，男，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一般代理。被告：毛炜，男，1987年4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江西省鄱阳县。原告邵徽权与被告毛炜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徽权及其委托代理人邹邦、被告毛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徽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659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10日，原告邵徽权、案外人刘洋（实际控制人系潘桂英）、占某与霞光学校签订承租合同，霞光学校将办学资质、教育设施等租赁给原告，后原告在2013年10月27日将股权转让给被告毛炜，2013年10月28日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3月24日，霞光学校因承租合同纠纷将原告邵徽权、案外人刘洋、占某诉至本院，后经审理判决原告邵徽权支付承租费。在（2016）鄱民二初字第1026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中，2013年春季、2013年秋季、2014年春季开学之际，各阶段应付的10万元承包费已及时缴纳。（2014）鄱民二初字第504号民事调解书，亦证明在2013年10月28日之后，实际控制人为潘桂英、占某、毛炜三人，其中毛炜占30%股份。（2015）鄱民二初字第302号民事判决书，也查明自2013年10月28日之后，原告邵徽权的股权已经转让给被告毛炜，并判决“……占某退出与潘桂英、毛炜共同经营霞光学校的合伙，退伙前合伙经营所产生的收益由潘桂英、占某、毛炜三人共同享有，债务亦由其三人共同承担”。原告认为，2013年10月28日之后的承包费不应由原告承担，应2013年10月28日之后股权已经属于毛炜。现因（2016）鄱民二初字第102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本院已向原告强制执行了65940元。该笔承包费应由被告毛炜承担，原告有追偿的权利。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果，故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诉请。被告毛炜辩称，2013年10月2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里面明确规定了办学年限，签字前学校债务由邵徽权承担，如果学校停办，原告应按学期时间比例退还相应的股份转让金给我。2013年10月30日我付给邵徽权30万元转让金，而邵徽权之后一直未办理移交手续。后来发现签订转让协议前，霞光学校已经欠下100多万元债务，导致学校难以运转。霞光学校股东为潘桂英、占某、邵徽权，邵徽权与我又没有办理移交，所以我一直未正式参加学校管理，更不是正式股东。直至2015年10月25日，邵徽权与曹光正（原霞光学校法定代表人）正式签字宣布学校停办，更进一步证明霞光学校实际股东是邵徽权，为此要求邵徽权退回转让金。综上，邵徽权与曹光正之间的承包费与我无关，要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6）鄱民二初字第1026号民事判决书、（2015）鄱民二初字第504号民事调解书、（2015）鄱民二初字第302号民事判决书；2、《股份转让协议》，证明2013年10月28日邵徽权将承租霞光学校30%的股份转让给毛炜；3、法院出具的证明，证明邵徽权已经缴纳了（2016）鄱民二初字第1026号民事判决书纠纷款（含执行费）共计65940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认为与被告无关；对证据2，认为协议中的字是其签的，但该协议不是最终版本，而被告提供的协议为最终版本，且原告没有办理转让移交手续，被告实际从未参与管理；对证据3，认为系原告自身事务。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收条，证明2013年邵徽权收到毛炜股份转让款30万元；2、《股份转让协议》，证明2013年10月28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签订的协议附加条款为“转让期限为2014年上半年至2019年6月30日，签字前学校债务由甲方承担。如学校停办，甲方按学期时间比例退还相应的股份转让金给乙方”；3、曹光正《关于终止的告知函》以及快递单，证明原告单方解除了合同；4、证人曹某的证言，证明曹某在《股份转让协议》上作为见证人签了字。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附加条款不认可，附加条款即非原告所写，原告又未捺印；对证据3，认为2015年10月底才收到一份告知函，但2015年9月霞光学校已经停办了，告知函催收的是2014年秋季的租赁费用，但2013年10月就已退伙；对证据4，认为证人连协议内容都不知情，没有证明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双方主要争议在《股份转让协议》的版本问题。原告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除签名外，其他正文均为打印版，原、被告及见证人占某均签字、捺印。被告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协议正文（打印版）后有手写附加条款：“转让期限为2014年上半年至2019年6月30日，签字前学校债务由甲方承担。如学校停办，甲方按学期时间比例退还相应的股份转让金给乙方”，被告陈述该附加条款不知谁书写，证人表示对具体条款不知情，原告陈述附加条款非原告书写。本院认为，该附加条款非原告书写，原告又未在该条款上捺印确认，且被告的陈述不符合常理，故对原告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10日，潘桂英、邵徽权、占某三人与鄱阳县鄱阳镇霞光学校签订《霞光学校承租合同》（其中潘桂英由女儿刘洋署名）。合同约定霞光学校将办学权、使用权承包给该三人，学校公章及所有财产交由该三人使用，该三人交承包费。2013年10月28日，邵徽权与毛炜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邵徽权将承租霞光学校的30%股份转让给毛炜。2012年秋季、2013年春季、2013年秋季、2014年春季开学之际，各阶段应付的10万元承包费已及时交纳。2014年秋季、2015年春季开学之际，两时段各10万元的承包费未交纳，故霞光学校于2016年3月24日诉至本院要求刘洋（潘桂英）、邵徽权、占某支付拖欠的承包费、水电费等。本院判决邵徽权、刘洋、占某向霞光学校支付承包费20万元及水电费等。2017年2月21日邵徽权作为被执行人支付了纠纷款65000元及执行费948元，合计65948元。原告向被告追偿未果，故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请。另查明，潘桂英与占某、毛炜在霞光学校合伙期间产生纠纷，2014年经本院调解结案。再查明，2015年7月，本院作出（2015）鄱民二初字第3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占某退出与潘桂英、毛炜共同经营霞光学校的合伙，退伙前合伙经营所产生的收益由潘桂英、占某、毛炜三人共同享有，债务亦由三人共同承担。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2013年10月28日，原、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受法律保护。因2014年秋季、2015年春季开学的承包费未支付，2016年霞光学校诉至本院，经审理判决由邵徽权、刘洋、占某履行支付承包费20万元等。邵徽权按本院判决履行了纠纷款65000元并交纳了执行费948元，合计65948元。原告已将其个人全部股份转让给被告，在股份转让后的债务应由被告承担。原告履行了该债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可向被告主张。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65940元的诉请，未超出原告已履行的65948元，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以未实际参与管理、原告未移交等进行抗辩，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毛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邵徽权6594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9元，减半收取724.5元，由被告毛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郑尚龙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