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50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铭，男，196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张翼飞，上海市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尚杰，上海市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丁曙，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唐文华，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合众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周冬云，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朱林宾。原审第三人贝牛(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XXX号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张瑞猛，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叶军。上诉人何铭、上诉人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城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5)青民四(民)初字第1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铭的委托代理人尚杰、上诉人永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文华、原审第三人上海合众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林宾、原审第三人贝牛(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4月1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批准证书(商外资沪合资字[1993]0874号)，载明永城公司投资者名称为上海铁城工程实业公司(以下简称“铁城公司”)和香港永健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永健公司”)，出资额分别为562.50万美元、687.50万美元。同年4月16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永城公司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张瑞猛系永城公司董事会成员。2009年7月28日，张瑞猛以香港永健公司、永城公司为被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张瑞猛诉称：1992年，为在上海开发房地产项目，其与铁城公司拟合资成立永城公司。由于当时台湾居民到大陆投资受诸多限制，其遂在香港购买了一家空壳公司即香港永健公司，并以香港永健公司的名义与铁城公司合资设立了永城公司……其中铁城公司出资562.50万美元，享有45%股权，张瑞猛以现汇方式实际出资687.50万美元，在永城公司中享有55%的股权。永城公司成立后，也一直由张瑞猛与铁城公司共同经营管理。张瑞猛认为其系永城公司的实际投资人，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张瑞猛系永城公司的股东，持有永城公司55%股权；2、香港永健公司、永城公司办理变更张瑞猛为永城公司股东的审批手续。原审中，法院通知铁城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香港永健公司辩称：首先，香港永健公司于2003年4月已经免去了张瑞猛在永城公司中的董事职务，张瑞猛应当早就已经知道其所谓的股权被侵害，但是其直至2009年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张瑞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永城公司辩称：同意张瑞猛的诉讼请求。永城公司确认张瑞猛是其实际投资人，张瑞猛与铁城公司一直在分工管理永城公司，香港永健公司并未派人参与永城公司的经营管理。铁城公司陈述称：同意张瑞猛的诉讼请求。1992年，张瑞猛与铁城公司经磋商达成设立永城公司的合意，张瑞猛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即永城公司设立时香港永健公司名下的出资实际均由张瑞猛提供。永城公司成立后，也是一直由张瑞猛与铁城公司进行管理，铁城公司与香港永健公司之间无任何人合基础……。2010年10月2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张瑞猛是持有永城公司55%股权的股东；二、永城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变更张瑞猛为公司股东的审批手续。根据判决书记载，何铭是此案件中永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职务为该公司副总经理。香港永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6月2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香港永健公司因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1394号民事裁定，指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香港永健公司申请再审称：香港永健公司系永城公司的股东，也是实际投资者，长期实际经营管理永城公司。在经营管理期间，香港永健公司依法行使了股东权利，向永城公司委派了董事，张瑞猛即为香港永健公司委派的董事……张瑞猛虽然是永城公司的投资人，但向永城公司投资的并非张瑞猛一人，还有许多其他投资人……。张瑞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张瑞猛对永城公司进行了实际管理，其股东身份一直为永城公司及中方股东铁城公司所认可……。永城公司辩称，同意张瑞猛的答辩意见。铁城公司述称，香港永健公司既未对永城公司实际出资，亦未得到中方股东铁城公司的认可。铁城公司认可张瑞猛在永城公司的股东地位，张瑞猛系永城公司55%股权的实际投资者。2013年11月1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沪高民二(商)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0)沪高民二(商)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此外，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二审判决后，永城公司的外方股东已由香港永健公司变更为张瑞猛。现根据2014年9月11日、2015年12月18日查询的档案机读材料显示，永城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铁城公司、张瑞猛。原审法院另查明：何铭从2002年6月起在永城公司工作，双方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永城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给何铭人民币8,000元。2014年8月19日，张瑞猛为何铭出具一封《推荐信》，内容如下：“尊敬的上海瑞洋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张瑞猛，得悉贵公司需要高级管理人员，为助贵公司在经营管理及业绩方面更上一层楼。我为贵公司特推荐一名高级员工——何铭先生。何先生是在我公司服务了12年的高级员工，在我公司担任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年薪人民币36万元。何先生在我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及常务副总经理的职务期间，我对他甚是了解，他工作勤恳、认真，在工作中具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和领导才能，和同事之间相处极为融洽。希望贵公司可以考虑一下，给何铭先生任职机会!”落款处是张瑞猛的手写签名，身份为“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原审法院又查明：2010年7月19日，永昕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设立，后其名称变更为晟鸿生物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后又变更为贝牛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张瑞猛，股东为上海艾闻纽商贸有限公司、张瑞猛、晟鸿有限公司。2012年8月10日，何铭与合众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合众公司为何铭代缴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该费用全部由何铭承担，并由何铭将该费用交付合众公司后由合众公司代缴，何铭与合众公司之间仅为社保代缴挂靠关系，没有劳动关系。之后，由何铭的弟弟何惠分别将何铭及何惠家属任思远的社会保险费(金额均是1,000多元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至上海晨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银行出具的收款回单上“用途”一栏内明确记载该钱款是何铭、任思远的社保费，随后上海晨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再将钱款统一转账给合众公司。合众公司以其名义为何铭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原审法院再查明：在(2010)青执字第2344号执行裁定书、(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139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366号民事判决书上分别记载何铭是永城公司的总经理或员工。另，永城公司于2013年1月24日出具一份介绍信，内容如下：“上海市律师协会：兹有本公司何铭先生和朱洪发先生，前往贵会联系关于我公司投诉……”与此相应的投诉材料上加盖了永城公司的公章，下面备注的联系人为何铭、朱洪发。此外，邮戳日期为2009年5月5日、2010年8月11日的信件收件人均写明是“永城公司何铭”。原审法院还查明：2014年9月16日，何铭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解除何铭与永城公司劳动关系，并补办招退工手续，以及裁决永城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差额、补发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赔偿拖欠工资之25%的补偿及50%的赔偿。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并向永城公司邮寄仲裁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等材料。之后，何铭以双方正在进行庭外和解等为由，于2014年10月9日申请撤诉。2015年5月13日，何铭再次申请仲裁，要求：1、办理起始日期为2002年6月15日、退工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的招退工手续；2、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人民币360,000元；3、支付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4、支付拖欠工资的25%补偿金人民币829,250元；5、支付恶意拖欠工资的50%赔偿金1,658,500元。2015年6月4日，该案件进行了仲裁庭审。在仲裁庭审中，何铭称：2002年应永城公司董事长王晓光的聘用进入永城公司；约定工资人民币3万元/月，2002年6月至2003年4月都足额支付了工资，之后就未足额支付过工资；工资是现金发放，有时银行转账；工资标准的依据是《推荐信》；工作至2014年7月份。永城公司称：2002年6月份，何铭是由当时永城公司处的王晓光招用的，但当时王晓光不是法定代表人，是王晓光个人聘请的，何铭的工资是王晓光个人支付的，并非永城公司支付。2002年12月，王晓光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他自己。2003年5月，永城公司发现后举报，之后就纠正为张瑞猛。2010年12月9日至2012年5月3日，永城公司每月借给何铭人民币8,000元，2012年5月之后再未借款给何铭，何铭应提供证据证明2012年5月之后仍在为永城公司提供劳动。何铭主要是根据张瑞猛的指派清理永城公司处的历史遗留问题。2010年7月份开始，永城公司对所有在职员工进行整顿，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当时明确告知何铭是外方聘请，不签订劳动合同，是外方向永城公司借款后付给何铭的，申请人所有委托书都是受张瑞猛指派的，张瑞猛从未担任法定代表人，他是外方股东之一，基本不行使管理职责。2012年5月后张瑞猛为何铭另行介绍了一家保健品公司担任销售总监，所以就不同意借款给何铭。2012年至2014年虽然何铭在别的公司，但何铭仍旧代表张瑞猛处理善后事务，因为张瑞猛是董事，是要代表永城公司，所以为何铭出具了相关的委托书。而何铭补充称：张瑞猛是永城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张瑞猛介绍何铭到其他公司工作的情况，何铭作为永城公司员工，有时会为张瑞猛的名下其他公司做事。2015年7月14日，仲裁委员会查询了何铭的用工登记信息，查询记录显示：由其他用人单位为何铭办理了起始日期为1985年11月1日、退工日期为1996年8月5日的用工登记信息；由永昕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为何铭办理了起始日期为2010年9月1日、退工日期为2011年7月8日的用工登记手续；由合众公司为何铭办理了起始日期为2012年9月1日的用工登记手续，未办理退工登记手续。之后，仲裁委员会没有追加贝牛公司、合众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2015年7月17日，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青劳人仲(2015)办字第861号裁决，对何铭的请求均不予支持(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根据裁决书记载，仲裁委员会认为，相较于何铭2002年至2014年期间为永城公司提供正常劳动的可能性，本会认定何铭于2012年9月1日起与其他用人单位(即合众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据此认定至少至2012年8月31日，何铭已经与永城公司结束劳动关系，故对何铭要求支付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何铭要求办理招退工手续、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以及2002年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工资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会不予支持。何铭要求支付拖欠工资的补偿金及赔偿金的请求，不属于本会处理范围，故本会不予处理。何铭不服该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1、由法院依法判令解除何铭与永城公司的劳动关系(不是指由法院确认何铭与永城公司之间已经于之前的某一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并要求永城公司为何铭补办2002年6月的招工手续和法院判令解除之日的退工手续；2、永城公司支付何铭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360,000元；3、永城公司支付何铭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4、永城公司赔偿何铭拖欠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的25%的补偿金人民币829,250元；5、永城公司支付何铭拖欠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的50%的赔偿金人民币1,658,500元。原审审理中，何铭称：(1)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何铭与永城公司一直存在劳动关系。(2)2008年何铭因身体不好，花费了很大一笔医疗费，因没有缴纳过社保，所以不能报销，都是何铭自己支付的，张瑞猛就给了一笔慰问金，所以何铭提出缴纳社保，张瑞猛就说他找永昕公司给何铭缴纳。(3)何铭与合众公司是挂靠代缴社保关系，所有的钱都是何铭自己负担，由合众公司为何铭代缴社保。(4)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每月人民币8,000元是工资，银行转账之前工资都是现金发放的。对于工资情况，应发工资每月人民币3万元，2002年6月至2012年5月期间永城公司已经实发工资合计人民币1,055,000元，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永城公司已经实发工资合计人民币38,000元，2014年1-7月未发放过工资，何铭主张的工资差额就是按此计算的。永城公司称：(1)何铭与永城公司从来没有劳动关系。2007年开始张瑞猛就恢复了对永城公司的实际控制，并且在何铭的帮助下清理历史遗留问题。2010年8月之前何铭在永城公司处工作，但二者不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8月之后不给何铭工资了。(2)张瑞猛为何铭离开永城公司做了另一工作安排，即安排何铭到贝牛公司担任销售总监，何铭与贝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永城公司在2012年5月知道的，知道后就不再向何铭支付张瑞猛为何铭做的人民币8,000元借款。除了张瑞猛在永城公司担任股东、副董事长，张瑞猛在贝牛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外，永城公司与贝牛公司没有关系，也没有任何经济、业务往来。(3)不清楚何铭与合众公司之间的关系，对何铭的陈述不认可，何铭与合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每月支付何铭人民币8,000元，这不是永城公司支付给何铭的劳动报酬，是外方董事张瑞猛通过向永城公司借款的方式支付何铭工资为张瑞猛工作，是张瑞猛以个人名义向永城公司借款，用途是支付给何铭，张瑞猛要求永城公司直接转账给何铭。永城公司知道何铭在外有工作后就停发了，2012年5月之后没有向何铭支付过钱款。对于何铭有关工资及其差额计算的主张不认可。合众公司称：认可何铭有关其与合众公司之间关系的陈述。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对于何铭与永城公司之间有无劳动关系的争议。首先，张瑞猛是永城公司的控股股东，占有55%的股份，也是公司董事，而且更是在管理永城公司。对此，永城公司及铁成公司在股权确认纠纷案件中均予确认。因此，张瑞猛对于何铭的工作情况是熟悉与了解的，其向第三方推荐何铭而出具的《推荐信》内容应当真实可信，也与其他诸如判决书、裁定书、介绍信、信封等证据相印证，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从各期间内的材料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何铭是代表永城公司而不是为张瑞猛个人在从事工作。现永城公司主张何铭系张瑞猛个人雇佣，在为张瑞猛个人工作，但对此主张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与包括判决书、裁定书、介绍信、信封等现有证据所记载的事实以及张瑞猛在《推荐信》中确认的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对永城公司有关何铭与永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贝牛公司、合众公司虽然为何铭办理了用工登记，甚至缴纳了社保，但这并不等于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从永城公司在本案中的辩称主张来看，已经与仲裁庭审中的陈述内容前后不一，甚至是矛盾，因为2015年6月4日的仲裁庭审中并没有出现仲裁委员会于7月14日才查询的用工登记信息，而仲裁委员会于7月17日作出裁决之后，裁决书中已经载明了相关的用工登记内容，故永城公司在本案中则称何铭是根据张瑞猛安排于2010年9月1日至贝牛公司工作，于2012年9月1日至合众公司工作，已与仲裁中的陈述内容明显不同。然而合众公司与何铭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只是何铭自己出资借用合众公司的名义缴纳社会保险费。至于贝牛公司，一方面，因其未到庭，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理应承担不利后果；另一方面，根据张瑞猛出具的《推荐信》，该信内容也直接否定了永城公司有关是张瑞猛安排何铭至贝牛公司工作以及与贝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所以，永城公司有关何铭是由张瑞猛安排至贝牛公司、合众公司工作的主张，以及何铭与这两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根据《推荐信》在内的各项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何铭从2002年6月起一直是为永城公司工作，与永城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月工资为人民币3万元，并且至2014年7月还在为永城公司工作。二、对于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根据原审法院上述认定，以及《推荐信》、民事判决书、介绍信等证据所记载的内容，已经证明何铭于2014年9月16日申请仲裁并没有超过时效，其于2014年10月9日申请撤诉之后，再于2015年5月13日申请仲裁，仍没有超过时效，故永城公司有关已经超过时效的主张，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三、对于何铭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1、第一项请求，其中何铭请求由法院依法判令解除何铭与永城公司的劳动关系，而不是要求由法院确认双方之间已经于某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对此，因是否提出解除是当事人行使的权利，故该请求事项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原审法院不作处理。并且基于其他单位为何铭办理了用工登记手续，而且至仲裁裁决时还没有办理退工手续，因此对于何铭要求办理招、退工手续的请求事项，原审法院也不作处理。2、第二项请求，由于双方之间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故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何铭要求永城公司支付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3、第三项请求，根据本案情况，其中2002年6月至2010年7月的工资支付情况以及没有足额支付工资的事实，应由何铭举证证明，现何铭对此没有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对何铭要求永城公司支付这一期间内的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因永城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何铭人民币8,000元，故还应支付差额。永城公司确认2012年5月之后没有再向何铭支付过钱款，现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月份之后已经支付过多少钱款，故2012年6月起的工资支付数额根据何铭自认的工资支付情况确定，永城公司还应支付工资差额。鉴此，永城公司还应支付何铭2010年8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合计人民币1,226,000元。4、第四项、第五项请求，因有关要求永城公司赔偿拖欠工资的25%的补偿金及50%的赔偿金的主张，均没有法律依据，故对这两项请求，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何铭2010年8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合计人民币1,226,000元；二、驳回何铭要求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360,000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何铭要求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2002年6月至2010年7月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何铭要求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赔偿拖欠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的25%的补偿金人民币829,250元的诉讼请求；五、驳回何铭要求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拖欠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工资差额人民币3,317,000元的50%的赔偿金人民币1,658,5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后，何铭、永城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何铭诉称：其于2002年6月入职永城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双方未签署劳动合同，口头约定每月工资人民币3万元。张瑞猛是永城公司的董事，其行为代表永城公司，故张瑞猛签名的《推荐信》等证据表明至2014年期间何铭系为永城公司工作，而不是为张瑞猛个人工作。因何铭与永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审判决对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2010年8月至2014年7月间工资差额的50%的赔偿金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故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如上两项请求。上诉人永城公司诉称并辩称：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张瑞猛通过向永城公司借款的方式支付何铭每月人民币8,000元，并不是永城公司借给何铭每月人民币8,000元。2012年5月，当知道何铭在外已有工作的情况后，张瑞猛就停发了该笔款项。如果何铭认为其与永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至迟在2012年5月停发每月人民币8,000元时起，何铭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已受到侵害，然其于2015年5月13日才申请仲裁，显然已过仲裁时效，从而丧失胜诉权。《推荐信》是张瑞猛为帮助何铭在其他公司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该行为不能代表永城公司；此外，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及介绍信、委托书等材料上虽显示何铭代表永城公司出庭、处理相关事务，但均是在张瑞猛指派何铭处理这些事务时才出具，永城公司则根据张瑞猛的要求再出具委托书等。故《推荐信》及何铭代表永城公司处理具体事务而出具的材料并不能证明永城公司与何铭存在劳动关系。况且，何铭于2010年9月1日起入职贝牛公司更名前的永昕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至2011年7月8日被退工。2012年9月1日在合众公司办理了用工登记手续，至今未办理退工手续。综上，永城公司认为与何铭没有劳动关系。原审根据错误的事实认定而作出的判决有误，据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永城公司无需支付2010年8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合计人民币1,226,000元。原审第三人合众公司述称：何铭不是合众公司的员工，其仅为何铭代缴社保，费用由何铭自己承担，合众公司与何铭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第三人贝牛公司述称：其原名永昕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0年9月1日为何铭办理了用工登记，2011年7月8日办理退工登记。其他同意永城公司的上述理由。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何铭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证明之责，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永城公司为反驳何铭关于张瑞猛在《推荐信》上签名系代表永城公司的主张，在二审中提供了两份《公证书》，欲以证明《推荐信》是张瑞猛以个人名义出具的。鉴于张瑞猛在《推荐信》的落款处言明自己系“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且《推荐信》也明确了何铭在永城公司的工作年限、所任职务、工作能力等，故可以认定《推荐信》是张瑞猛代表永城公司对何铭基本工作情况进行描述。现永城公司提供的两份《公证书》，系张瑞猛与贝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军就《推荐信》所作的说明，该说明并不能得出《推荐信》系张瑞猛以个人名义出具的结论，故本院对永城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期间，何铭为证明其与永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及介绍信、委托书、《推荐信》等证据。永城公司否认与何铭有劳动关系，并声称何铭曾与贝牛公司、合众公司办理了用工登记并缴纳社保，故何铭系与该两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为此，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所提交的证据确认了本案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并结合张瑞猛在永城公司中的身份及其出具的《推荐信》所显示的内容，就何铭与永城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的肯定性结论，该认定合理合法，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认同。鉴于何铭在原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但能够证明其与永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而且也证明了其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现查明永城公司在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何铭人民币8,000元，原审法院据此依据《推荐信》确定的工资标准，判令永城公司补足何铭2010年8月至2014年7月的工资差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何铭在二审期间申请撤回上诉，因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故本院对何铭该申请予以准许。现永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的理由，因缺乏能够推翻原审认定的确凿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上海永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征海
审判员 易苏苏
审判员 浦 琛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水 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