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5民再33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曾成光，男，196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华，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刘进，男，197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记载住址：重庆市永川区。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曾成光因与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刘进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按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作出的（2017）粤0605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粤0605民申3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4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曾成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华到庭参加诉讼。后由于曾成光向本院申请调取新的证据，因此扣除1个月的审理期限。本案原合议庭组成人员为蔡东、余素芬、叶伟玲，后因工作安排原因，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叶晓青、刘兴潮、余素芬，并于2018年5月29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曾成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华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刘进经本院传票传唤，两次庭审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成光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改判为刘进向曾成光支付加工费13741.31元及其利息。2.本案原审、再审诉讼费由刘进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曾成光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刘进欠付曾成光加工费的事实，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为了证实刘进拖欠曾成光加工费13741.31元，曾成光共向法院提交了12份证据，包括：报价单、三份证人证言（其中两人出庭作证）、送货单、对账单、银行卡交易明细、录音光盘、录像光盘、短信记录、送货单等，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首先，虽然证人李四珍、庞俊福是曾成光的员工，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但是证人是案涉加工业务的直接负责人及送货人，本案证人的证言属于直接证据，完全能够直接证实赵文强是刘进的员工，刘进一直都是委托赵文强负责签收货物及对账，刘进拖欠曾成光加工费属实，且证人在出庭作证前，都保证所作证言真实可靠，并愿意承担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其次，短信记录及录音光盘证实赵文强是刘进的员工，刘进拖欠曾成光加工费13741.31元，与李四珍、庞俊福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原审判决认为赵文强身份不明确，不予确认该组证据的证明力，是完全错误的。最后，结合报价单、送货单、对账单、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虽然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可能较低，但所有证据结合在一起足以证实赵文强是刘进的员工，刘进拖欠曾成光加工费13741.31元。
（二）原审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刘进反驳曾成光的事实请求，其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进在原审答辩中明确承认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但认为所有加工款项已于2016年9月9日结清。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在刘进反驳加工款项已经结清的情况下，刘进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刘进由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刘进承担。为了查明刘进是否已经结清款项，法院应当要求刘进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若刘进没有提供证据，则应当认定刘进的主张不成立。但法院却没有依法适用上述法律规定，而是毫无理由的认定曾成光的诉请理据不足。结合曾成光的诉讼请求及证据，应当认定刘进拖欠曾成光加工费13741.31元。此外，为了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在刘进承认双方存在加工承揽关系但却否认赵文强是自己的员工、否认拖欠加工费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依法向刘进查实其与曾成光在承揽业务存续期间的合作流程、对账流程、付款流程等，即应当由刘进说明其是如何将加工货物送给曾成光、由谁负责业务对接、由谁负责货物的签收、由谁负责货款的对账等。但法院却并没有对以上事实依法进行任何调查核实，反而是强人所难的一味强调曾成光的证据不足。
（三）若法院认为曾成光举证不充分，则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规则、高度盖然性规则来认定本案的法律事实，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认定本案事实，认定刘进拖欠曾成光加工费13741.31元。首先曾成光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刘进拖欠加工费13741.31元的事实。其次，若法院认为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则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规则、高度盖然性规则来认定本案的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指双方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还原案件客观真实的情况下，如果根据现有的证据显示，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法官内心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尽管可能待证事实客观不存在。于本案而言，证人李四珍、庞俊福的证言属于直接证据，其两人保证作证的真实性；法院对送货单、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短信记录、录音光盘与李四珍、庞俊福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而刘进主张结清了所有款项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为了查明案情，曾成光开庭前向法院申请要求刘进出庭，但刘进无任何理由拒绝出庭；刘进否认赵文强是自己的员工，但又未说明与曾成光加工业务的具体合作流程，是由谁负责收货、对账；刘进否认“进辉厂”与自己有关，但通过网络搜索，刘进曾经在本案纠纷发生前以自己的手机号码在赶集网上发布“进辉厂”的相关产品信息。通过对以上事实的认定及分析，若法院认为曾成光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则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认定刘进拖欠曾成光加工费13741.31元。
（四）刘进的诉讼行为及明显的虚假陈述能够间接证实其拖欠曾成光加工费13741.31元。首先，在曾成光收到刘进关于否认赵文强是自己员工、否认“进辉厂”是自己开办的答辩意见后，为了方便法院依法正确的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曾成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依法申请法院要求刘进亲自出庭参与庭审活动并接受法庭询问。但刘进在收到原审法院的电话通知后，依然无故缺席了本案原审法院的两次庭审，刘进的行为明显属于“做贼心虚”，不敢直面曾成光及庄严的法庭。其次，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赵文强是刘进的员工，但刘进却矢口否认，向法院作虚假陈述，曾成光的司机、厂长是负责刘进与曾成光合作期间的送货人与负责人，合作期间一直由赵文强代表刘进协商发货、收货、对账等事宜。李四珍、庞俊福两人的证言能够直接证实赵文强是刘进的员工。此外，证人肖杨宇证实其去刘进的工厂时，见到赵文强本人，赵文强也亲口承认自己仅仅是刘进的员工。再次，关于“进辉厂”是否与刘进有关，曾成光提供了刘进以自己手机号码13929XXXX99在网络上发布的招聘信息及产品信息，该信息是以“进辉厂”的名义发布，且发布时间在几年之前，这足以证明“进辉厂”是刘进开办的，至少也是与其有关联的。但刘进同样失口否认“进辉厂”与自己有任何关联，明显是向法院作虚假陈述。因此，刘进做贼心虚，不敢出庭直面曾成光及接受法庭询问，否认赵文强是自己的员工、否认“进辉厂”与自己有关，明显属于虚假陈述，从侧面可以间接证实其拖欠曾成光货款的事实。最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类似曾成光与刘进加工合作关系的情况，其合作特点主要有：1.双方不签订任何合作协议；2.由员工负责货物的签收、对账；3.双方未明确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
本案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赵文强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取了货物，并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未付加工费9735.71元。在此基础上，曾成光完全可以只起诉赵文强要求其支付该款项，法院肯定会支持曾成光的诉求。但这与事实不符，赵文强仅仅只是刘进的员工，其在送货单、对账单上签字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代表的是刘进。原审法院在未查清全部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判决驳回曾成光的诉讼请求，等于是变相鼓励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造成当事人诉累，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正确，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刘进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其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关于曾成光认为刘进欠付其13741.31元加工费的问题。双方的承揽合同关系已于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9月9日终止，所有款项已结清，之后双方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及欠款事实；（二）关于曾成光认为“赵文强”是刘进的员工的问题，“赵文强”不是刘进的员工，刘进亦没有授权给“赵文强”处理收货或对账等相关事宜，明显与刘进无关。综上，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认定理由及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曾成光的再审请求。
2017年1月17日，曾成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进向曾成光支付加工费13741.31元及其利息（自2016年10月31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进承担。
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9月9日，刘进向曾成光转账数笔款项。曾成光持有2016年9月、10月送货单共9张原件，其落款“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经“赵文强”签名。曾成光持有一份书据原件（内容“10月6日已收到九江电镀厂9月加工费合计9735.71元。对账单未付款”），落款经“赵文强”签名。2017年1月10日，曾成光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原审认为，刘进于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9月9日期间转账数笔款项予曾成光，刘进主张双方之间的所有加工款项于2016年9月9日止已结清。曾成光主张刘进欠付加工费应承担举证责任。（一）曾成光持有的送货单未经刘进本人签名确认，且刘进对送货单表示异议。（二）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的签名人是“赵文强”。曾成光举证的录音资料、短信记录的相对方不是刘进而是“赵文强”，即曾成光举证中刘进没有口头、或短信确认“赵文强”是其员工。曾成光举证中的证人李四珍、庞俊福（曾成光的员工）既与曾成光有利害关系，且从其书面证言、出庭作证的内容表明两证人是与“赵文强”处理业务往来事宜。曾成光举证的ＸＸ宇书面证言，证人亦表明其对话对象是“赵文强”。曾成光的举证只表明“赵文强”单方口头确认其是刘进的员工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该“赵文强”的身份，且刘进不确认其与“赵文强”有关联关系。因此，曾成光的举证不足以证明“赵文强”是刘进的雇员并受刘进委托、指派处理接收曾成光加工货物、对加工费进行对账事宜。（三）曾成光举证2016年5月至8月期间的送货单，其单据上没有加工费的具体金额，且曾成光庭审亦表明送货单不齐全、转账金额与结算金额有差价。即仅就曾成光举证的该组送货单与曾成光收到刘进转账的款项数据，不能确定两者有对应关系并足以印证“赵文强”是刘进的员工而处理刘进的经营事宜。综合上述分析，曾成光不能举证证明刘进欠付加工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曾成光请求刘进支付加工费13741.31元及其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刘进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曾成光的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3.01元（曾成光已预交），由曾成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刘进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见附表一、二）。
上述证据经本院再审审查，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及因刘进缺席法庭审理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一)曾成光出示的证据。厂房租赁合同，该证据为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账单、送货单原审时提交的是原件，本院予以采信。报价单虽为复印件，但基本与对账单、送货单相对应，本院予以采信。录音光盘、录音整理文字材料、短信截图、ＸＸ宇的证言所涉的对话方“赵文强”身份不明，且刘进非对话当事人，本院不予采信。录音录像，由于来源于网络，非原始证据，未经认证，本院不予采信。证人庞俊福、李四珍出庭作证，由于其与曾成光存在雇佣关系，其证人证言证明力较低，庞俊福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李四珍虽为曾成光的员工，与曾成光存在利害关系，但李四珍是送货司机，赵文强也确认收到涉案货物，因此本院对其证言予以确认。（二）本院出示的证据。江门市江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蓬江区进辉铝制品加工厂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是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赵文强的调查笔录及录像视频，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再审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再审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赵文强确认对账单、送货单中“赵文强”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且收到送货单所涉的货物。
另查明二、刘进于2012年3月12日成立个体工商户蓬江区进辉铝制品加工厂，经营范围为加工：五金制品，于2017年6月14日核准注销。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与曾成光发生涉案交易的相对方是否为刘进；二、涉案交易尚欠款项的金额。
关于与曾成光发生涉案交易的相对方是否为刘进的问题。曾成光称其从刘进的“进辉厂”领取需加工的灯饰配件进行加工后送回给“进辉厂”，刘进拖欠其2016年9月至10月的加工费元。刘进辩称，其与曾成光的交易，至2016年9月9日止所有款项已结清，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为“进辉厂”，但刘进从未投资开办过“进辉厂”，签收人“赵文强”不是其员工。综合本案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案采纳曾成光的主张，理由如下：1.曾成光与刘进在涉案交易发生前，双方发生过灯饰加工业务往来，刘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曾成光支付过多笔货款；2.刘进称其从未投资开办过“进辉厂”或“进辉公司”，但从本院向江门市江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的结果看，刘进投资开办了个体工商户“蓬江区进辉铝制品加工厂”，刘进的抗辩意见与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3.关于赵文强是否为刘进的员工的问题。刘进否认赵文强是其员工。从曾成光提供的送货单看，涉案加工费所涉送货单与曾成光提供的2016年3月至7月其主张与刘进交易的送货单外部表现形式基本一致，收货单位为“进辉厂”，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庞进福”，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赵文强”或“赵”。在本院向赵文强调查时，赵文强能非常流利、快速、清楚的说出刘进的电话号码139××××0099（该电话号码与蓬江区进辉铝制品加工厂登记的电话号码是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刘进与曾成光发生过业务交易，亲身经历了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全过程，对案件事实有着最直接、全面、深入的了解。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往往是法院了解案情最为重要的资料和信息来源之一。本院为查清案件事实，在送达给刘进的2018年5月29日开庭的开庭传票中注明“请本人亲自到庭”，但刘进没有到庭进一步陈述案件的事实，接受法庭的询问。综上所述，本案中，刘进未提供任何证据反驳曾成光的主张。本案经对当事人举证、陈述及诉讼行为的分析判断，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法官内心确信曾成光所主张的事实存在。
关于涉案交易尚欠款项的金额问题。曾成光主张刘进欠其加工费13741.31元，其中经对账的加工费为9735.71元，2016年9月28日、同年10月14日送货单未对账，两份送货单加工费分别为1409.10元、2596.50元。赵文强于10月15日出具的对账单中载明“10月6日已收到加工费合计9735.71元，对账单未付款。”而曾成光对所列的送货单的价格清单中列明9份送货单“总计14468.96元，因有部分损质/退货，实际应付13741.31元。”对此，本院再审认为，首先，赵文强出具的对账单载明“10月6日已收到加工费合计9735.71元，对账单未付款。”因赵文强一方是收货方，不可能收曾成光的加工费，因此该对账单应理解为：10月6日前收到货物的加工费为9735.71元，该款未付。由于对账单载明“10月6日”，那么日期为2016年9月28日的送货单加工费理应包含在该对账单的款项内。其次，曾成光主张其与刘进的加工费是“月结”，日期为2016年9月28日送货单与已经对账的7份送货单同为9月份，按曾成光主张的与刘进“月结”的交易习惯，那么该送货单理应与其余7份送货单一并对账。因此，本院对曾成光主张该送货单未经对账，对账单款项不包含该送货单款项的主张不予采信。日期为2016年10月14日送货单时间在2016年10月6日之后，曾成光主张该送货单所涉款项未包含在对账单所涉款项内，本院予以采纳。据该送货单货物数量与报价单，该送货单货物的加工费为2596.50元（5193×0.5元），故本院认定刘进拖欠曾成光加工费为12332.21元（9735.71元+2596.50元），曾成光请求超出该数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曾成光主张加工费的利息问题，曾成光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支付加工费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关于“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的规定，刘进应在曾成光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加工费。诉讼中，曾成光主张其与刘进的交易习惯是“月结”，正常理解是每个自然月结清当月的款项。涉案对账单的时间为2016年10月，涉案最后一笔交易是2016年10月14日，因此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6年11月1日起算。由于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的，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故刘进应以12332.21元为本金从2016年11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年利率6%）计付逾期付款利息予曾成光，曾成光请求从2016年10月31日计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处理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刘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粤0605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
二、刘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曾成光支付加工费12332.21元，并以12332.21元为本金，从2016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年利率6%）计付利息予曾成光，利息随加工费本金清偿；
三、驳回曾成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73.01元（曾成光已预交），由曾成光负担7.49元，刘进负担65.52元。再审案件受理费143.53元（曾成光已预交），由曾成光负担14.72元，刘进负担128.81元。刘进负担的原审案件受理费65.52元、再审案件受理费128.81元，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曾成光多预交的原审案件受理费65.52元、再审案件受理费128.81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其书面申请，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晓青
审判员 刘兴潮
审判员 余素芬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楚婷
书记员 冯嘉敏
附表一再审申请人曾成光提供的证据
序号
证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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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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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内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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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赁合同书（1份）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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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曾成光以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粤包装有限公司的名义承租了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大伸工业区原九江兴发制罐厂的场所，利用该场为刘进的灯具配饰提供加工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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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单（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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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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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刘进与曾成光约定的加工费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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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俊福证言（1份）
复印件(原审时提供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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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曾成光在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大伸工业区的场所为刘进的灯具配饰提供加工服务；刘进共欠曾成光加工费13741.31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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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珍证言（1份）
复印件(原审时提供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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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曾成光为刘进的灯具配饰提供加工服务，并由李四珍亲自将加工好的货物送到刘进的场所，并由刘进的员工赵文强验收合格后签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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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单(9份)
复印件(原审时提供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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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曾成光向刘进送达加工好的货物，刘进员工赵文强签收合格后进行了签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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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账单(1份)
复印件(原审时提供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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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2016年10月15日经对账核实，刘进拖欠曾成光9月份的部分加工费为9735.71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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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转账凭证[即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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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原审时提供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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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刘进向曾成光支付2016年6月7月、8月份加工费的部分凭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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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录像（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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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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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赵文强明确承认其是刘进的员工，赵文强仅仅是打工的，并承认对账单是其本人签字，承认老板刘进欠曾成光13741.31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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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录像（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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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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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从网上查询的信息可知刘进曾以其自己的电话号码13929020099作为联系人发布了“进辉厂”的相关信息，可以证实“进辉厂”就是刘进开办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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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文字版（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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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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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赵文强明确承认其是刘进的员工，赵文强仅仅是打工的，并承认对账单是其本人签名，承认老板刘进欠曾成光13741.31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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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截图（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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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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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赵文强承认老板刘进欠曾成光13741.31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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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单（1份共36张）
复印件(原审提供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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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2016年5至8月份曾成光向刘进送货的单据均由赵文强签字确认，与案涉单据完全一致，能够证实赵文强是刘进的员工，赵文强所陈述的其是刘进的员工，老板刘进欠曾成光13741.71元是事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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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证言、律师证（各1份）
复印件（原审时提供了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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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证明证人ＸＸ宇于2006年12月与赵文强在刘进的工厂协商解决曾成光所欠货款事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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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珍出庭作证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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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珍在曾成光工厂任司机，负责送货到“进辉厂”，“进辉厂”在江门市江海区的工业区内，具体地址不清楚，送货的路程是过九江大桥后沿着江滨大道，往江门市江海区的江门高新工业开发区，一下高速就是“进辉厂”了。2015年至2017年间送货到“进辉厂”，时间有两年半，送货时见过刘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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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俊福出庭作证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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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俊福是曾成光工厂的厂长，庞俊福请教过“进辉厂”有货时，由李四珍负责拿货，加工完成后，叫司机送货到“进辉厂”。曾成光工厂与“进辉厂”的交易习惯庞俊福不清楚，但货款是月结。与“进辉厂”的业务由曾成光联系，刘进到曾成光厂监督及催货时，庞俊福见过刘进。
附表二本院调取的证据
序号
证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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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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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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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江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蓬江区进辉铝制品加工厂的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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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下午16时30分与赵文强的调查笔录（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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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庭播放2018年5月17日本院工作人员到江门调查时的相关视频（2018年5月17日下午16时38分13秒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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