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42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顺开，男，196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炳华，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子麟，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伦教三洲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负责人：何君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法定代表人：姚真勇。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佾兰，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正峰，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顺开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伦教三洲支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三洲支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农商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22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顺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商银行三洲支行、顺德农商银行向梁顺开支付存款本金1569400元及201765元利息（本金190万元自款项存入之日起至2015年4月17日止的利息89729.2元；自2015年4月18日起以本金1569400元按逾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12035.8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农商银行三洲支行、顺德农商银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根据（2016）粤06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03年初至2014年11月底，时任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经理的黎某境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身份骗取银行客户的信任，以“过桥”、“企业验资”的名义，用月息1%至5%或日息0.5‰至0.7‰的利息回报为诱饵，向梁顺开等50多人吸收存款共计1179620160元，黎某境要求梁顺开等人到顺德农村商业银行开立存折，将钱款存入该存折后将该存折及密码交由黎某境控制，或者直接将钱款按照黎某境的指示转账或现金存入其指定账户。黎某境为骗取梁顺开等人的信任，利用其保管银行网点公章的机会，偷盖公章到空白的A4纸上，然后再将出资金额打印到该纸上交给梁顺开等人。黎某境在收到集资款后，没有进行“过桥”或“企业验资”业务，而是采用后笔集资款兑付前笔集资款本息的方式，实际骗取梁顺开等人125333322元（其中骗取梁顺开1569400元）。在此期间，为避免被银行监管部门发现，黎某境纠集了梁某祥、郭某明帮忙处理集资款，梁某祥提供其个人及其家属账户收取集资款。黎某境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上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顺德区公安局向黎某境所做笔录查明，黎某境陈述其对客户以加盖银行网点印章证明的方式进行集资，对亲戚、朋友、同学以私人借款方式集资。在介绍“业务”时，在客户的公司或者外面的饭店，从未在银行内部介绍“业务”。《证明》都在银行外边交给客户。集资诈骗所得款项大部分用于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个人购买房产和其他消费，还有部分用于去澳门赌博。
根据顺德区公安局向梁顺开所做的笔录查明，梁顺开陈述2008年8月份，黎某境致电梁顺开问是否愿意出资给顺德农商行用于验资，月息为1.5%。梁顺开转入100万元到黎某境指定的梁某祥账户。2014年11月9日，梁顺开从自己的账户向黎某境的指定账户转账90万元。梁顺开确认共出借270万元，收到本金80万元，收到利息330600元。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
另查明，梁顺开提交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梁顺开于2014年11月9日提供我农商行现金存款人民币壹佰玖拾万元正用作验资款。期限从2014年11月9日至2015年2月9日。该笔款以梁顺开名义存入我行，再由我行转入内部账户。在此期间，我行对该款严密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由我行承担。落款加盖农商银行三洲支行业务公章并有黎某境签名。梁顺开于2014年11月25日之后，通过他人转交取得上述《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梁顺开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抗辩称根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本案应驳回起诉。因上述意见针对的是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期间，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而本案涉及的关于黎某境非法集资案件已经审理完毕，本案处理的是梁顺开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之间的合同纠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意见规定的情形，故法院应该对本案进行实体审查和处理，对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抗辩，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合同关系的问题，梁顺开提交了《证明》以及银行交易回单为证据，法院依法对双方是否成立储蓄合同关系进行审查。经审查，双方并不成立储蓄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储蓄合同形式要件欠缺。梁顺开陈述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储蓄合同，梁顺开主张出借的款项亦没有办理存折、定期存单等银行业务凭证，梁顺开并未持有合同书面文本证据，不能证明储蓄合同的真实存在；二、无具体储蓄合同权利义务条款。根据梁顺开陈述，双方并未约定相关存款的金额、存款期限、利率等要件，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则否认存在“过桥”、“企业验资”的业务需要梁顺开的存款，梁顺开和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根本未就储蓄合同的条款进行过磋商达成一致，没有明确合同权利义务条款，不能证明双方具有签订储蓄合同的合意；三、黎某境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黎某境虽然是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负责人，但本案所涉及的所谓“过桥”、“企业验资”的业务并非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业务，明显超出其工作职责范围；四、《证明》是通过非法途径制作和事后取得。《证明》是黎某境基于犯罪目的偷盖印章制作，在事发后主动通过他人向梁顺开等人转交，梁顺开并非在银行办公经营场所办理业务取得，不符合一般银行储蓄合同签订正常程序；五、汇款行为不代表履行合同义务。梁顺开将案涉款项汇入到案外人梁某祥账户，与《证明》中“该笔款以梁顺开名义存入我行，再由我行转入内部账户”的情形不符，上述账户也非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账户，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没有获得任何利益，不能据此证明梁顺开事实上履行了所谓的合同义务。综上，无论从形式要件和实质内容上看，梁顺开提供的《证明》和交易回单并不能证明梁顺开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之间具有订立和履行储蓄合同的合意，也没有约定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不具备法律规定合同成立的要件，双方之间不形成储蓄合同关系，梁顺开不能以违反储蓄合同义务为由，向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主张权利。
关于黎某境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构成表见代理需具备以下的条件：一是须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者理由；二是相对人必须为善意且无过失。首先，本案中除了黎某境具有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负责人身份之外，黎某境向梁顺开介绍案涉的“过桥”、“企业验资”的业务均不在银行的经营场所进行，明显不是银行对外公开的业务，仅凭银行负责人的身份并不能当然认定黎某境具有代理权。黎某境的《证明》是在梁顺开汇款行为已经完成，资金已经进入黎某境控制的账户，梁顺开的损失已经产生之后才开出，梁顺开并非凭借《证明》才相信黎某境，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梁顺开并无可以相信黎某境具有代理权限的事由。其次，梁顺开在交易过程具有明显过错，具体表现为：所谓的“过桥”、“企业验资”的业务是黎某境以支付超过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利率的利息为对价进行交易，并非银行正常公开业务，一般储户可以容易通过向银行其他工作人员或者向相关监管部门咨询等便利方式发现不当行为，而梁顺开长期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案涉的全部270万元巨额交易，梁顺开在交易前却没有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签订相关协议，与常理不合，梁顺开漠视其自身权益；270万元款项是由梁顺开自行转账到黎某境控制的账户，明显不符合银行业务流程，梁顺开对资金被骗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并不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所述，梁顺开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之间并不形成储蓄合同关系，且梁顺开的资金的损失并非黎某境的职务行为导致，黎某境亦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形，梁顺开主张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返还其存款和利息的请求无事实依据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梁顺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70.24元，由梁顺开负担。
梁顺开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梁顺开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梁顺开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是错误的。
（一）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负责人黎某境以“农商行”有验资业务需要资金为由向梁顺开揽存，梁顺开对黎某境的身份是清楚并信任的。一审庭审中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辩称银行没有验资业务与事实不符。黎某境在公安侦查阶段自行书写的《黎某境自述材料》证实“2003年初开始接触验资业务，整个业务流程由信用社控制，资金安全有保证”，黎某境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中供述“验资业务是农商行的业务”。虽然，黎某境在其他《讯问笔录》中有不同的供述，但显然其自行书写的供述和在庭审的供述更为可信。
（二）梁顺开将款项存入了按黎某境要求开具的农商行账户或其指定的农商行账户，交易的地点在银行的经营场所内。
（三）顺德农商行三洲支行向梁顺开出具了《证明》，证明中确认收到梁顺开的存款，并承诺“该笔款以梁顺开名义存入我支行，再由我支行进行冻结，且该笔款项的权属人归梁顺开所有”、“我行对该款严密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由我行承担”。
（四）对于《证明》，梁顺开并没有能力在黎某境案发前知悉存在未经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同意而制作的可能，更加不清楚是黎某境用于犯罪的工具，否则不可能接受农商银行三洲支行行长黎某境的揽储邀约。
综上，梁顺开基于信任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因开展验资、过桥等业务需要资金而进行揽储的邀约，将涉案的款项交由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或其负责人所控制，并获得加盖农商银行三洲支行业务公章的相关凭证；本案顺德农商行三洲支行出具给梁顺开的《证明》符合存单的要件，农商银行三洲支行亦承诺对《证明》承担责任，应认定为双方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双方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合同成立的要件，并不能拘泥于银行所出具是何种业务凭证及有否书面的合同文书等形式要件，也不能以没有书面的存款金额、期限及利率的约定为由，否认储蓄合同关系的存在。
二、黎某境作为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负责人，其在本案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相应责任应由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梁顺开的损失并非黎某境的职务行为导致是错误的。
（一）黎某境是以银行的名义开展验资业务，业务发生的地点也在银行经营场所；
（二）黎某境是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负责人，其开展验资业务的行为是为农商银行三洲支行进行揽存的职务行为；
（三）黎某境出具给梁顺开的《证明》中加盖了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业务公章，并承诺对该款严密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由银行承担；
（四）梁顺开作为普通市民，并不清楚知道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全部业务范围，更不可能知道黎某境用银行的名义以银行“开展验资、过桥等业务”为由揽储超出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业务范围及黎某境作为行长的工作职责范围。综上，可以证实黎某境在本案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即使生效的刑事判决已查明的事实证实黎某境偷盖公章等行为是犯罪行为，但其犯罪行为不影响其职务行为的认定，其承担刑事责任后不影响其本人和单位应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
三、顺德农商银行疏于监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对顺德农商银行的过错不予查明和认定是错误的。
（一）黎某境先后担任顺德农商银行超过4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前后达11年的时间、在不同区域、不同客户间开展验资业务，涉及金额巨大，顺德农商银行不可能不知情。如真的不知情，那只能说顺德农商银行疏于监管。
（二）顺德农商银行在庭审中陈述，银行有全面监控，公章也有制度监管。因此，梁顺开有理由相信多份加盖公章的《证明》不可能是“偷盖”，银行必定是知情的。即使是“偷盖”，银行也可以通过监控发现。若银行没有发现“偷盖”行为，则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过错是明显的，应对《证明》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顺德农商银行作为一家在当地知名的金融机构，对外应体现最大诚信原则，其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及任何承诺对外应有公信力。因此，顺德农商银行明显存在疏于监管的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四、本案立案时以储蓄合同纠纷立案，但法院应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法律关系予以审查并作出公正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第三条第3点和第5点的规定，即使一审法院认为梁顺开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但梁顺开的财产损失是基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重大过错所造成，法院也应对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是否存在过错责任予以审查并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决。
五、本案不是个案，仍有很多受害者等待本案结果，也有很多受害者在上访、信访，要求相关部门解决，请求法庭在维护受害者权益角度下公平处理本案。
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梁顺开的上诉请求；2.案涉款项是黎某境个人与梁顺开之间产生的，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没有兑付的义务；3.黎某境的行为是集资诈骗的个人行为，非职务行为；4.黎某境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梁顺开为追求高额利息，将存折账号密码交给黎某境，存在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梁顺开诉请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能否成立。
本案中，梁顺开未因案涉《证明》及其向黎某境指定账户汇款等行为而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梁顺开在本案主张成立储蓄合同关系的案涉汇款均是汇至黎某境指定的其他私人名下账户，因此，梁顺开案涉的相应汇款行为并未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成立储蓄合同关系。2.根据黎某境在公安部门所作笔录反映，案涉《证明》上印章系黎某境偷盖印章制作，且在银行外边交给客户，亦即案涉《证明》并非在银行场所通过正常办理业务取得。因此，案涉《证明》显然不是双方之间成立储蓄合同关系的凭证。3.黎某境所开展案涉交易，并非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的业务范围，因此，黎某境对外介绍案涉交易的行为明显超出其工作职责范围，并非履行职务行为。4.梁顺开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利息的故意。黎某境承诺给予的利率标准明显过分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利率，梁顺开对如此高的利息未产生怀疑，亦未向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其他工作人员或者相关监管部门核实，主观上并非善意。因梁顺开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黎某境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黎某境向梁顺开作出的存款意思表示不能视为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作出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认定梁顺开提供的《证明》及交易回单并不能证明其与顺德农商银行、农商银行三洲支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梁顺开的资金损失并非黎某境的职务行为导致，黎某境的行为亦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并驳回梁顺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梁顺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70.24元，由上诉人梁顺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睿
审 判 员 李秀红
审 判 员 曾慧元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梁碧姬
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