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2民初3288号
原告：武汉外贸畜产服装厂，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号。
法定代表人：邓祥宗，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秋生（特别授权代理），男，武汉市畜产进出口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红（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佳特轿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岱山街汉黄路16号。
法定代表人：姚明成，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汉春（一般授权代理），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登攀（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汉外贸畜产服装厂（以下简称畜产服装厂）诉被告武汉佳特轿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特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罗松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丁红霞、施红星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畜产服装厂的委托代理人黄秋生、陶红，被告佳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汉春、刘登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畜产服装厂诉称，我厂于2010年8月与佳特公司签订《服装厂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佳特公司在我厂处承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18号厂房共计1820㎡，办公和生产之用。因签订合同中，佳特公司向我厂三名原负责人行贿，致使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租金畸低于市场平均价格水平，租期过长并且每三年才递增租金一次，增幅过小，给我厂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我厂多次与佳特公司协商解决此事，但佳特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佳特公司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我厂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我厂与佳特公司于2010年8月签订的《服装厂租赁合同》无效；2、佳特公司向我厂支付损失69万元；3、佳特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原告畜产服装厂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营业执照》，拟证明畜产服装厂的身份信息，畜产服装厂系全民所有制企业；
证据二：《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拟证明畜产服装厂名下所有的位于本市江岸区汉黄路18号的房屋权属情况；
证据三：《武岸检刑不起诉（2014）5号决定书》，拟证明人民检察院对签订本租赁合同时，为获取长期承租，谋取不正当利益，佳特公司和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责任人向畜产服装厂的原领导行贿事实和性质进行了认定；
证据四：《（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286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生效法律文书的第三页、第六页、第八页均载有畜产服装厂原领导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佳特公司的贿赂，为佳特公司租赁厂房帮忙的内容；
证据五：《询问笔录》，拟证明佳特公司为民营企业，畜产服装厂为国有企业的身份，2013年1月23日询问夏建华（××）笔录中对通过行贿签订租赁合同，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均有供述。其他地方也反复供述如何行贿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耿卫萍（佳特公司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妻子），2013年1月23日17时10分开始的笔录第2、3、6页，2013年6月7日的笔录第3页将为何行贿，怎么签订合同均有供述；
证据六：《服装厂租赁合同》一份，拟证明畜产服装厂与佳特公司于2010年8月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佳特公司在畜产服装厂处承租1820㎡的厂房。合同中对租赁期限、租金标准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约定均明显违背市场规律，对畜产服装厂明显不利。不仅价格明显低于周边价格水平，时间更是长达十年之久且租金的递增时间长，幅度过小；
证据七：畜产服装厂与武汉市求博教学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求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三份、与武汉市威达办公家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二份、与武汉市江岸区快乐天使幼儿园（以下简称天使幼儿园）签订的《租赁合同》三份。对比正常的租赁合同和与佳特公司签订的合同无论租期、价格均差距很大，给畜产服装厂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被告佳特公司辩称，双方于2010年8月签订的《服装厂租赁合同》从形式和内容上均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畜产服装厂起诉的事实和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被告佳特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面积为10138㎡的《仓库租赁合同》、面积为2766㎡的《仓库租赁合同》、面积为1820㎡的《服装厂租赁合同》，拟证明：1、佳特公司向畜产服装厂及武汉市畜产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畜产公司）承租了共计14724㎡房产，面对这么巨大的租赁面积，畜产服装厂及畜产公司一次性出租如此面积的情况本就少有，且租期较长，一次性为10年，佳特公司在出租期间需承担周边拆迁等各类环境因素的风险，而畜产服装厂无需再担心招租的情况；2、租赁期满、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时，一切镶嵌在墙体的装修不得拆除，畜产服装厂租赁给佳特公司的仓库破破烂烂，佳特公司投入约550万元进行装修，待租期期满后，可获得装修后的房产及固定资产等巨大的经济利益。基于以上两点，畜产服装厂与佳特公司约定的租金标准、涨幅程度符合情理及市场规律；
证据二：岱山仓库与陈焕荣签订的《租用仓库协议》、岱山仓库与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驻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新疆药业公司）签订的《租用仓库协议》、岱山仓库与武汉市宝利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景公司）签订的《仓库租赁合同》，拟证明：1、岱山仓库与陈焕荣的《租用仓库协议》租期为3年，面积为600㎡，2010年租金仅为5元／㎡／月，每年涨幅仅为1元／㎡／月；2、岱山仓库与新疆药业公司的《租用仓库协议》租期为6年，面积为600㎡，租金仅为5.8元／㎡／月，无涨幅；3、岱山仓库与宝利景公司的《仓库租赁合同》租期为4年，面积为3500㎡，租金仅为3.8元／㎡／月，无涨幅；4、佳特公司与畜产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租期为10年，面积为14724㎡，2010年的租金标准就为7元／㎡／月，前2年每年租金上涨10%，后续每3年租金上涨15%。佳特公司与畜产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较原来与其他租户签订的租赁协议，租金、涨幅均大大提高，故畜产公司与佳特公司约定的租金标准、涨幅程度符合情理及市场规律；
证据三：畜产服装厂及畜产公司与一系列原租户的终止协议书及其收到佳特公司代畜产服装厂及畜产公司支付的清退费用的收据、佳特公司支付闲置期间的租金、畜产公司经理签字的《代付租金表》及《说明》，拟证明：1、结合第二组证据可知，畜产服装厂及畜产公司与一系列原租户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的租金标准及其他条件均显著低于佳特公司愿意承租的条件，故畜产服装厂及畜产公司与一系列原租户签订终止合同同意书，应承担一系列的违约金及搬迁费用共计238，700元。畜产服装厂及畜产公司不愿承担该笔费用，佳特公司帮助畜产服装厂及畜产公司承担了该笔费用，畜产服装厂从中获得巨大利益；2、因畜产服装厂及畜产公司与原租户终止租赁协议后，距离佳特公司接手厂房和装修还间隔大半年时间，厂房闲置给畜产服装厂造成损失，畜产服装厂要求该部分闲置租金损失由佳特公司承担，佳特公司为此承担空置期间的租金683，315元，畜产服装厂变相又获得了利益；3、考虑到上述合同以外的利益，同时畜产服装厂从佳特公司的上述行为中了解到了佳特公司租赁的诚意，并对佳特公司的行为十分满意，结合原租户的租金、市场行情，双方经协商，最终确定了三份租赁协议的租金、涨幅标准；
证据四：佳特公司对承租的房产进行装修投入的相关合同、发票、装修前后的照片，拟证明：1、佳特公司在租赁厂房之前，原厂房破破烂烂，经佳特公司投入巨额装修费用，其厂房前后变化巨大；2、佳特公司为装修厂房，投入装修费用5，352，060元，且依据租赁协议约定，该部分的投入待合同终止后均为畜产服装厂所有，畜产服装厂未投入任何装修费用，待租期期满后，可获得装修后的房产及固定资产等巨大的经济利益；3、畜产服装厂从佳特公司的上述行为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佳特公司的租赁诚意，并对佳特公司的行为十分满意，结合原租户的租金、市场行情，双方经协商，最终确定了三份租赁协议的租金、涨幅标准。变压器增容的费用为64万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佳特公司对原告畜产服装厂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全民所有制的利益不等于国家的利益；证据二无异议；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畜产服装厂以刑事裁定书认定其是国有企业，裁定书仅对嫌疑人身份进行了判定，不能证明畜产服装厂就是国有企业。双方签订合同在先，送钱行为在后，并且送钱的目的是为了尽快完成原租户的腾退，而不是租赁。该份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五的合法性有异议，该刑事笔录是当庭出示的，畜产服装厂取得该证据是不合法的。佳特公司将这笔钱作为一个月预付租金，然而在检察院的询问之后发生了变化，畜产服装厂仅仅宣读了变化后的部分。畜产服装厂陈述了是其原领导要求佳特公司在每平方米增加一定的款项，还有一点增加款项是为了前租户腾退，没有侵害畜产服装厂的利益；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出租方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庆洪，不是受贿案件的嫌疑人。从合同本身来看，即使该份合同明显价格过低，那么2010年8月合同签订时就应当提出；认为租赁时间为10年是合理的，因为佳特公司是汽车零部件企业，承租任何地点都会要求10年的租期。租赁合同记载了租赁期满佳特公司的设备不得拆除并归畜产服装厂所有，佳特公司承租了12904㎡，装修花费了550万元，这还是合同之外的利益。畜产服装厂仅凭合同租期过长，涨价幅度小就认为损害了其利益是没有依据的；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畜产服装厂与天使幼儿园签订的合同（每平方米6元）在佳特公司之后但是每平方米的租金比佳特公司（每平方米7元）还要低。畜产服装厂与武汉求博公司2015年年底签订的租赁合同，租期两年，现阶段的租金肯定比十年前的租金要高（每平方米租金15元）。
原告畜产服装厂对被告佳特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畜产服装厂的房屋不愁租，佳特公司提出装修问题，但佳特公司无论租在哪里都需要装修，是其自己的经营问题，十年之后从财务上也没有什么价值；佳特公司没有进行不动产的投入，仅对四号楼（办公楼）进行了装饰，增容了一个变压器；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与维吾尔药业协议上有很多的涂改的痕迹，其余两份的证据没有原件。2009年2月份签订合同时，汉黄公路没有改造完成，租金肯定不高，而且该租户现在已经不在了，相关的事实无法核实，合同也是同原领导签订的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还无法判断，不具有参考性；证据三的真实性存疑，搬迁费不是畜产服装厂来收，是佳特公司给以前的承租户，闲置租赁损失也是不存在的，其证据与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其所说的钱畜产服装厂都没有收到，都是打到个人账户上，都被个人分了。对证据三中原经理的说明真实性有异议，原经理本身就是因为受贿受到了刑事处罚，是否是其签字无法确认，而且也无相应的支付凭证进行印证，佳特公司是否支付了钱，支付了多少及用途都无法说清楚。证据与事实没有关联性，这一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即使其支付了所谓的款项，畜产服装厂也没从中获得利益，腾退费用本身就是合同的前提条件；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上述证据是佳特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与畜产服装厂无关。佳特公司加高墙体是自己生产需要而建造的。
针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经认证认为，原告畜产服装厂提交的证据五，询问笔录上盖有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公章，证明该询问笔录是按规定程序取得。本院对询问笔录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因《（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286号刑事裁定书》、《武岸检刑不起诉（2014）5号决定书》已对畜产服装厂原负责人以及佳特公司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了认定，故该证据本院不再采用。
被告佳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二，系复印件，且合同双方为岱山公司与案外人，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用；证据三，畜产服装厂已认可畜产公司工作人员余唯经过领导授意开了一个账户来办理收取腾退补偿费用的事实，虽然余唯私吞了部分钱，但并不能否认佳特公司向畜产服装厂支付过腾退补偿费。畜产服装厂不认可《代付租金表》及《说明》上“陈贤耀”签名的真实性，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的规定，本院确认佳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具有证明力，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四，照片及佳特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相关合同、发票，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用。
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无争议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畜产服装厂系全民所有制企业。畜产服装厂系位于本市江岸区汉黄路18号地块的使用权人。该地块使用权面积为14003.72㎡，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畜产服装厂在该地块建有21幢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屋，建筑面积总计9611.43㎡。
2009年，佳特公司因搬迁需另寻经营位置。佳特公司知悉畜产服装厂的上述房产以及毗邻的畜产公司下属岱山仓库可整体出租后，遂与畜产服装厂商议租赁事宜。
2010年8月26日，出租方畜产服装厂（甲方）与承租方佳特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服装厂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将位于本市江岸区汉黄路18号畜产服装厂三栋平房厂房、该厂房的房屋结构为砖木结构两栋、砖混结构一栋出租给乙方，面积为1820㎡；租赁期限自2010年9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共计十年；甲方应于2010年9月1日开始将该服装厂厂房交付给乙方。在2011年4月30日前服装厂厂房全部腾退。逾期交付，则本合同期限顺延；租金按月计算，租赁期内该仓库租金具体数额为：1、自2010年9月1日起至2011年2月28日止，租金按退出厂房的原收费标准收。2、自2011年3月1日起至2012年2月28日止，每月租金为11，000元，年租金为131，040元。3、自2012年3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止，每月租金为12，740元，年租金为152，880元。4、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在原租金基础上上调15%。5、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止，在本第3条基础上上调15%；甲方每次收取租金时均应向乙方开具有效租赁发票或收据；租赁期内，出租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意调整租金；乙方可选择用现金、转账、支票以及汇款等方式支付租金，甲方应向乙方开具收取相应费用的有效收据；甲方同意乙方可以对服装厂厂房房屋的外墙颜色、窗户、道路、绿化等进行整体规划，同时给予一个月的时间改造装修期；甲方同意乙方在租用房内进行装修改造。装修改造方案需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施工。装修改造费用由乙方负责；租赁期满、合同提起终止或提前解除时，一切镶嵌在墙体的装修乙方不得拆除，其余乙方在该服装厂添加的物品，全部由乙方处理。乙方迁出服装厂时无须将该服装厂的装修及新旧程度恢复原状；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同日，双方还补充签订了关于“加强防火安全，分清责任事故”的协议。
上述合同及协议均盖有畜产服装厂和佳特公司的公章以及畜产服装厂代表人王庆洪、佳特公司代表人夏建华的签名。
因租赁厂房仍有其他租户，畜产服装厂无法按期向佳特公司交付，双方遂协商将《服装厂租赁合同》中租金支付条款第2条变更为“因搬迁延期，此条款从2011年9月1日起开始执行”。
为尽快腾退原租户，便于与岱山仓库整体承租，佳特公司配合畜产服装厂与原租户解除租赁合同，并向原租户支付补偿款。因原租户陆续腾退，部分厂房空置，佳特公司按原租户的租金标准向畜产服装厂支付了部分租金。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前，佳特公司未拖欠租金。
另查明，畜产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刁九康、畜产服装厂原党委书记陈贤耀，畜产服装厂原副经理高京涉嫌犯罪，经本院审理后，判决刁九康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陈贤耀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高京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刁九康不服本院刑事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28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刑事裁定书认定：2009年，佳特公司准备承租畜产公司下属岱山仓库及畜产服装厂厂房。2010年8月，双方签订整体租赁合同。刁九康、陈贤耀、高京利用职务便利，为佳特公司承租事宜提供帮助。2011年春节期间，刁九康、陈贤耀、高京各收取佳特公司工作人员给予的好处费1万元。2012年2月期间，刁九康、陈贤耀、高京各收取佳特公司工作人员给予的好处费4万元。刁九康供述“佳特公司在2009年想租用我们畜产公司下属岱山仓库的一个单位，因为当时原来的租户租期没到，需要对原租户进行清退，我和陈贤耀作为畜产公司的领导出面进行协调，……在2011年春节期间，佳特公司的夏建华来我办公室拜年，给了我1万元，……后来在2012年2月份，佳特公司的夏建华和耿卫萍请求、高京、陈贤耀吃年饭，吃完后，夏建华给了我们三个人每人一堆钱，我记得耿卫萍还说感谢我原来对他们公司的帮助，……第二次给我4万元钱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他们给我钱是为了感谢我在职的时候给予他们的帮助”。夏建华证言“2009年，佳特公司准备承租畜产公司下属岱山仓库及畜产服装厂厂房，我希望畜产公司能够积极配合将岱山仓库的原租户腾退。……2010年8月，我们和畜产公司签订整体租赁合同。到了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有的租户已经腾退了，有的一直在扯皮，我们多次找刁九康他们协商，希望他们加快进度，他们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我和耿卫萍商量给他们辛苦费，……我们之所以要送钱给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畜产公司的领导，我们租赁仓库他们帮了忙，我们还想在畜产公司的这块地上继续发展，希望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帮助”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武岸检刑不诉（2014）5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佳特公司、耿卫萍、夏建华不起诉。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10年8月，耿卫萍、夏建华代表佳特公司，在与畜产公司经理刁九康、党委书记陈贤耀、副总经理高京商谈租赁……合同过程中，许诺给予刁九康、陈贤耀、高京好处，从而获得长期承租岱山仓库及服装厂厂房进行生产经营的利益。……”
还查明，2012年12月31日，外贸服装厂与求博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面积为930㎡，租期1年，租金为12元／月／㎡；2013年12月9日，外贸服装厂与求博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面积为930㎡，租期2年，第一年租金为13元／月／㎡，第二年租金为14.5元／月／㎡；2015年12月16日，外贸服装厂与求博公司再次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面积为930㎡，租期1年，租金为15元／月／㎡。
2009年1月1日，外贸服装厂与威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面积340㎡，租期4年10个月，租金为7.5元／月／㎡（年租金30，600元÷12个月÷租赁面积340㎡）；2013年9月22日，外贸服装厂与威达公司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面积1000㎡，第一年租金为12元／月／㎡，第二年租金为13元／月／㎡，第三年租金为14元／月／㎡。
2011年3月18日，外贸服装厂与天使幼儿园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办公楼面积915㎡，场地150㎡，租期3年，办公楼租金为7元／月／㎡（月租金6405元÷915㎡），场地租金为1元／月／㎡（月租金150元÷150㎡）；2012年10月30日，外贸服装厂与天使幼儿园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面积为280㎡，租期1年5个月，第一年租金为12元／月／㎡，后5个月租金为12.6元／月／㎡；2014年3月19日，外贸服装厂与天使幼儿园再次续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面积为1195㎡，租期3年，第一年租金为13元／月／㎡，第二年租金为14元／月／㎡，第三年租金为15元／月／㎡。
本院认为：认定畜产服装厂与佳特公司在2010年8月26日签订的案涉《服装厂租赁合同》效力，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条款进行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综观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理由如下，1、畜产服装厂虽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国家利益”，并非国有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参与市场交易与其他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其资产利益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利益；2、畜产公司原负责人在案涉《服装厂租赁合同》签订后存在收取佳特公司好处费的行为，但该受贿事实的存在并不必然说明畜产服装厂与佳特公司签订合同时系恶意串通。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286号刑事裁定书认定“2010年8月，双方签订整体租赁合同。刁九康、陈贤耀、高京利用职务便利，为佳特公司承租事宜提供帮助。”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武岸检刑不诉（2014）5号不起诉决定书查明的事实是“许诺给予刁九康、陈贤耀、高京好处，从而获得长期承租岱山仓库及畜产服装厂厂房进行生产经营的利益。”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均未认定畜产公司原负责人存在低价出租厂房的行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行为是“为佳特公司承租事宜提供帮助”，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查明的事实是“获得长期承租进行生产经营的利益”；3、案涉《服装厂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不存在明显偏低的情形，且不损害畜产服装厂的利益。佳特公司与畜产服装厂签订合同的时间是在2010年8月，约定月租金为6元／㎡（年租金131，040元÷12个月÷租赁面积1820㎡）。外贸服装厂与威达公司于2009年1月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月租金为7.5元／㎡（年租金30，600元÷12个月÷租赁面积340㎡），考虑佳特公司是将畜产服装厂厂房同岱山仓库共计14724㎡的厂房、仓库整体承租。同时，佳特公司在整体承租前，补偿原租户搬迁费，给予畜产服装厂厂房空置期间租金，以上履行情况表明佳特公司在承租该厂房时，前期投入巨大，因此双方约定的租金并不明显偏低。而案涉《服装厂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上浮比例及期限同样是双方对经营利益的预判，符合平等自愿原则。房地产市场包括房屋租赁价格涨幅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区域位置、房屋现状等影响，同一区域的房屋租金价格不能概括的用前后租金进行对比，而认为租金偏低导致利益受损。
综上，案涉《服装厂租赁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畜产服装厂亦未在除斥期内行使撤销权，故案涉《服装厂租赁合同》应认定为有效。畜产服装厂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佳特公司还抗辩畜产服装厂主张的损失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案涉《服装厂租赁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佳特公司的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评判。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汉外贸畜产服装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700元、邮寄费20元，合计10，720元，由原告武汉外贸畜产服装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松
人民陪审员 丁红霞
人民陪审员 施红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周 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