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徐民终字第3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邳州市支公司，住所地邳州市运河街道珠江东路9号。
负责人郑红，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焦娜，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道才，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宗兰，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涛，居民身份证号码320382200901221655、，学龄前儿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陈文涛法定代理人）刘金红，农民。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天正，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荣保，居民，现在江苏省高淳监狱服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宁，居民。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邳州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钱荣保、刘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4）邳民初字第3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焦娜，被上诉人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天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5月7日23时许，钱荣保饮酒后驾驶苏C×××××号轿车沿邳州市XZ01公路东侧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行驶至1KM＋100M处时，与相向行驶的刘金红的丈夫陈健乘坐的由王刘建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乘车人陈健、王飞）在非机动车道西侧相撞，致王刘建及乘车人陈健当场死亡。乘车人王飞送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肇事后钱荣保弃车逃离现场。
该事故经邳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邳公交认字（2014）第31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钱荣保饮酒驾驶未按规定审验的机动车上道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未确保安全驾驶，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其过错行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刘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按规定车道通行，且未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其过错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陈健、王飞不负事故责任。
肇事车辆苏C×××××号轿车的登记所有人是刘宁，该车在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0万元未购买不计免陪。本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钱荣保所驾驶的苏C×××××号车于2012年7月16日经邳州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站检测为合格，但车辆所有人刘宁没有及时办理检测合格证。苏C×××××号车辆行驶证及钱荣保驾驶证均真实有效。
另查明，刘宁在当晚事故发生之前与钱荣保一起吃饭饮酒，后将车辆借给钱荣保驾驶。事故发生后，刘宁向公安机关隐瞒饮酒事实并指使他人作伪证。
又查明，投保单上的签名不是刘宁本人所签。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就免责条款向刘宁履行告知义务。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五）驾驶人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十）除另有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第九条规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一）负次要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5%，负同等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10%，负主要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15%，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20%。”。
还查明，受害人陈健生于1987年4月8日，发生交通事故时在邳州市陈楼镇陈楼村3组165号居住生活，系农村居民。刘金红系陈健之妻，生于1985年11月5日；陈道才系陈健之父，生于1953年7月4日，在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0周岁。于宗兰系陈健之母，生于1957年7月28日，在事故发生时已年满55周岁。陈文涛系陈健之子，生于2009年1月22日，在事故发生时已年满5周岁。陈道才与于宗兰婚生两子，即长子陈军（已婚）和次子陈健。
再查明，在本起交通事故中共同死亡的王刘建、王飞的法定继承人也同时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4）邳民初第3604号（以下简称3604号案）、（2014）邳民初第3606号（以下简称3606号案）。以上两案与本案予以合并审理。在3606号案中已查明，王飞于2010年9月至2014年5月2日一直在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4332号兴明建材市场B区2116-2117号的泰德翔建材经营部工作、居住。王飞生前主要收入来源地为上海城镇。2014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51元，2014年江苏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607元，2014年江苏丧葬费赔偿标准为25639元。3604号案的赔偿总额为1029550元、3606号案的赔偿总额为904659元。至今被告钱荣保对原告没有作出赔偿。刘宁在事发后已赔偿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35000元。
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钱荣保、刘宁赔偿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10244.5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因事故车辆在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邳州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故对于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的损失，应由该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超过交强险限额外应由实际侵权人按责任承担的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实际侵权人按责任承担。一审法院根据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责任比例，确认钱荣保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三）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刘宁在明知钱荣保饮酒的情形下，仍将其所有的车辆出借给钱荣保驾驶，未尽善良管理人应注意的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亦具有一定的过错，对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刘宁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及造成的后果，一审法院确认其应承担钱荣保承担责任70%的30%的赔偿责任。对于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认为钱荣保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苏C×××××号肇事车辆检验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辩称年检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相差近两年，不能证实发生事故时车辆是否合格的意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6年以内每两年检验一次，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提供的车辆年检报告时间是2012年7月16日，事故发生时间是2014年5月7日，由此可以看出，事故车辆在有效检验期内。同时，肇事车辆经检验为合格，仅仅是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年检合格证，虽然年检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能以此推断该车辆发生事故时不合格。因此，对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应否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辩称需审核钱荣保在事故发生时的酒精含量以确定交强险是否赔偿，同时辩称本起交通事故存在饮酒驾驶、车辆未经有效年检、肇事后逃逸等免赔情形，依法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并向法庭提交了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及投保单予以证明。庭审中，根据刘宁的申请，对投保单上刘宁签字的真伪委托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投保单上的签字不是刘宁本人所签。被告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对其辩称刘宁已经交纳保险费应当视为对代签行为的认可，对保险条款的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的；（三）……。”本案中，钱荣保饮酒驾驶，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故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辩称需审核钱荣保在事故发生时的酒精含量以确定交强险是否赔偿的理由不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予采纳。庭审中，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提供的机动车保险投保单上的签名经司法鉴定部门鉴定并非投保人刘宁所签，保险条款上也无刘宁签字，庭审中其也未向法庭提交保险人对投保人已履行了责任免除条款的解释和说明义务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可以认定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未就免责情形向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的交纳保险费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该条款规定的交纳保险费行为是对保险合同效力的追认，而不是对免责条款的追认。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在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该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故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综上，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死亡赔偿金是否应该按照上海城镇居民的年平均收入标准予以赔偿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合并审理的3606号案中，对受害人王飞生前在上海宝山区城镇生活、工作多年的事实已经进行了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规定，3606案中，受害人王飞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在上海城市工作、居住多年，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本案同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三人的死亡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标准以2014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51元予以计算。对交强险限额内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的损失按照赔偿额在3604案、3605案、3606案三案的总赔偿额中所占比例予以计算，商业三者险限额内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的损失参照交强险的赔付比例予以计算。另外，3604号案的赔偿额占三案的总赔偿额的34%、3606号案的赔偿额占三案的总赔偿额的30%。
关于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的交通费、误工费损失，其虽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但考虑到处理事故善后也必然产生交通、误工损失，故酌情支持2000元。
关于应否给付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案需要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有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三人。至受害人陈健死亡时，陈道才已年满60周岁，抚养年限应计20年。于宗兰已年满55周岁，抚养年限应计20年。陈文涛已年满5周岁，抚养年限应计算13年。
关于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主张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的问题。本案中陈健虽因交通事故死亡，给其家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但钱荣保虽然涉嫌刑事犯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本案刘宁所有的苏C×××××号小型轿车在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应由人寿邳州市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钱荣保和刘宁根据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确认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刘金红的合理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877020元（43851元／年×20年=877020元）；2、被抚养人生活费192140元【自陈健死亡之日起前13年，年均被抚养人生活费为（9607元×3人÷2=14410.5元）因超出9607元，故以9607元／年计算13年为124891元，第14年至20年，年均被抚养人生活费为9607元×2人÷2=9607元，未超过9607元，故以9607元每年计算7年为67249元，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92140元。】；3、丧葬费25639元；4、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误工费2000元。以上合计1096799元。该数额占3604案、3605案、3606案三案赔偿总额3031008元的36%，按照该比例先由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11万元内赔付39600元（11万元×36%=39600元），交强险赔付不足部分为1057199元（1096799元－39600元=1057199元），按70%的赔偿比例计算为740039.3元，因该数额超出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故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因该车投保限额为30万元，且未投保不计免赔，确认该车商业险的限额为255000元【30万元×（1-15%）】，在该限额中保险公司按该案占3604案、3605案、3606案三案赔偿总额的36%的赔偿比例予以赔偿，数额为91800元【30万元×（1-15%）×36%=91800元】，余款648239.3元（740039.3元-91800元）由钱荣保按照过错比例70%予以赔偿，数额为453767.51元【（740039.3元－91800元）＊70%=453767.51元】。刘宁按照过错比例30%予以赔偿，数额为194471.79元【（740039.3元－91800元）＊30%=194471.79元】，扣除其已赔付的35000元，还应赔付159471.79元。本案经调解不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刘金红、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各项损失共计39600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理赔范围内赔偿刘金红、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各项损失共计91800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钱荣保赔偿刘金红、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各项损失共计453767.51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刘宁赔偿刘金红、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各项损失共计194471.79元，已付35000元，余额159471.79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五、驳回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不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1、事故发生时，钱荣保存在酒驾、驾驶车辆未按规定年检、肇事逃逸三种违法交通法规的行为，均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赔事由。2、刘宁在投保后依约交纳了保险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印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刘宁在投保后交纳保险费用，该行为应视为对他人代投保人签字的追认，既包括他人以投保人名义作为订约人在投保单上涉及一般条款文字处的签名，也包括涉及免责条款的“投保人声明栏”处的签名，即刘宁交纳保险费的行为效力及于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投保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二、本案死亡赔偿金标准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金红、陈道才、于宗兰、陈文涛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行为不能视为对免责条款的追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系对保险合同效力的追认，而非对免责条款的追认。投保单上的签名无论是本人亲自签名或者是代理人签名，均不能视为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已经就免责事由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并未列明免责条款，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上亦无任何人签字，投保单上面的告知事项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没有在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3、投保人或者代理人签字订立保险合同与保险公司应履行的如实告知义务并不矛盾。无论是本人或者是代理人代为签字，保险公司均有义务和责任就免责条款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相应义务。4、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上海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王飞生前在上海城镇生活工作多年，一审法院亦前往上海核实相关情况。故一审判决按照上海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应否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二、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应如何确定。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补充查明，被上诉人钱荣保经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4）邳刑初字第052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钱荣保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上诉人应否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的问题。首先，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主张免除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责任的依据在于认为本案存在其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六）款约定的“驾驶人饮酒后使用被保险车辆、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于事故发生后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免责情形。上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系保险人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第六条第（五）、（六）款的约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免责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由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驾驶人饮酒后使用被保险车辆、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于事故发生后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分别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驾驶机动车辆”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情形，应属于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故对该免责条款，需由保险人举证证明其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义务。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结合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交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中未对免责条款做文字加黑、加粗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处理；保险合同上的签名并非投保人刘宁本人所签；“投保人声明”栏作为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提示，其在免责条款的告知形式上仅采取投保人声明等方式写入概括性告知内容，并未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作出明确提示；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已经对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等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未能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并无不当。
最后，在驾驶人员客观上存在饮酒驾驶、肇事后逃逸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行为的情形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系通常做法，但前提系保险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否则不应免除其赔付责任。本案中，在钱荣保存在饮酒驾驶、肇事逃逸等情形下，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本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但由于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加之其自身操作不规范导致保险合同上“刘宁”的签名亦非刘宁本人所签，以及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承载的经济补偿、社会保障等功能性价值，一审法院最终判令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并无不当。此外，保险公司应就本案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针对性地予以有效规制，避免不规范操作带来的风险。
二、关于死亡赔偿金标准应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亦明确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结合上述规定及本案情况，本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受害人之一王飞虽然系农村户口，但在上海市工作、生活多年，主要居住地与主要收入来源地、消费地均系城镇，一审判决确定适用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
综上，人寿财保邳州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7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邳州市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费 蜜
代理审判员 刘 洋
代理审判员 周东海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