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房民（商）初字第18564号
原告刘召全，男，1973年10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卫东，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丽娟，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国强，男，1962年3月2日出生。
被告杨东红，女，1963年1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董芙蓉，北京元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东江，北京元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刘召全与被告李国强、杨东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安乐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召全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卫东、姜丽娟、被告李国强、被告杨东红的委托代理人董芙蓉、杨东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召全诉称：被告李国强与杨东红系夫妻关系。我于2014年9月16日与李国强、杨东红签署了转让协议，并支付了1460000元，用以取得二被告位于房山区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2厅101号红华佳晨百货商店的所有权。后经我实际核算，该百货商店内的货物价值与二被告所称相差300000元。经多次协商，二被告确定返还我200000元，但一直未予履行。为维护合法权益，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多支付的货物费用2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00000元为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李国强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驳回。第一，我和杨东红开办的红华商店，在2007年之前一直都是由我经营、我所有的，从2007年开始是杨东红自己经营的，2013年我与杨东红就离婚了，转店是刘召全和杨东红两个人的行为，我只是帮助杨东红收钱，其后把钱转给我和杨东红的孩子；第二，刘召全和杨东红之间的交易是在2014年9月，交完钱然后货物转移完毕。2015年元旦期间，我在家喝酒，刘召全去我家找我说这事儿，我说你们第一次谈的时候我说我想入伙，但那时侯刘召全说2000000元以下他个人有实力，所以当时就把我排除在外了，元旦时刘召全又说差他钱了，但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刘召全要找就找杨东红；第三，刘召全在我喝酒后、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录音，并提交给法院，侵犯了我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第四，我承租了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的房屋，之后转租给杨东红，现杨东红将店面转让给刘召全，但刘召全不交房租，导致我未能及时向市场交租金，市场以我违约为由，跟刘召全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但我与市场之间的合同还未到期；第五，当时我愿意拿出200000元与刘召全合伙，但现在我想用200000元重新开店，跟刘召全没有关系。
被告杨东红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我自1991年开始经营涉案商铺，至今已有20多年，信用良好，也积累了很多固定顾客。2014年8月，原告与我开始洽谈转让商铺的事情，期间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于2014年9月16日签订转让协议，整体打包转让店铺，转让内容包括经营权、店内设备、送货车辆、店内所有的商品、应收应付帐款、整个收银系统、客户资源及进货渠道等，转让费用合计1460000元，但并没有约定各项的比例及数额；第二，原告于8月就开始进店经营管理，9月16日协议签订当天我就把整个店内设备、送货车辆、收银系统等等全部都交付给了原告。我已经完全履行了协议中的义务，因为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的，是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第三，原告在自己接手店铺经营一年多后以各种理由要求我返还多支付的费用，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经营过程中存在的盈利和亏损都是正常的，且在2014年9月16日之后，店面都在原告的掌握之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且我从未确认过要返还原告200000元，所以原告所述事实不存在，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16日，刘召全（乙方）与红华佳晨百货商店（甲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房山区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2厅101号红华佳晨百货商店一次性转让给乙方，转让内容包括店铺四个月租金、店内所有商品、商店名下两辆箱式货车、货柜货架、整个收银系统装置、应收和应付货款、现有商品订货款、客户资源和各种进货渠道信息等，转让费用合计1460000元，乙方接手后应收和应付的商品交易款由乙方负责，若应收的货款在半年内收不回，由甲方退还给乙方。除此项款外，转让日之前发生的所有费用，各种纠纷等问题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最后，杨东红委托李国强、且李国强本人亦均在甲方处签字确认，刘召全在乙方处签字确认。
在《转让协议书》背面，李国强书写有“收转账款玖拾壹万元正（整）￥910000加上上次伍拾万元正（整）￥500000收款人李国强收转账款伍万元正（整）￥50000合计壹佰肆拾陆万元正（整）￥1460000李国强”。
庭审中，刘召全提交了库存明细表，显示开票日期为2014年9月12日的商品金额合计为347893.81元，2014年9月13日的商品金额合计为140039.6691，2014年9月14日的商品金额合计为253010.47元，上述合计为740943.9522元。李国强认为这些库存明细表系2014年12月24日打印的，并非当时的盘点单，而且每月是抽样盘点，如价值高或易错的才盘点，这与实物是两回事，盘点单并非对所有货物进行盘点产生的，故不予认可。杨东红认为这些库存明细表是2014年12月打印的，不能证明是2014年9月12日至2014年9月14日的全部明细，而且日常盘点也只是对部分货物进行盘点，如夏季不盘点酒类、冬季不盘点饮料，此外，商品总额包括电脑记录的抽样盘点表和未盘点的滞销商品两部分，上述证据不完整故不予认可。
刘召全还提交了录音。其中，在2015年1月3日刘召全与北京保灵天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王磊的电话录音中，王磊称盘点时应以实物为基准，电脑软件是有误差的，中间发生商品销售的变化，误差就会更大一些，但几十万的误差是差的多一些，电脑是有历史记录的，库存显示的1040000元是有实物加出来的，不可能没有货物随意添加，客户对库存的精准把握和客户的管理水平有关，还有一种情况是数据损坏过，给红华佳晨百货商店做过修复，同一张退货单审了好几遍，不过9月14日、9月15日的数据已经清理了而且没有备份，现在只能看到盘点单。李国强认可录音中是北京保灵天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王磊本人。
2014年8月28日，在刘召全与杨东红的录音中，杨东红称要帮助刘召全，“你大姐出国了，大哥也得跟着你们帮你们忙”，并称“当时我们说的96万的货那个总体是130万”。其后，刘召全问“那货，现在有多少钱？”杨东红称“那货的钱数电脑上有。”刘召全问“电脑上的那个钱数跟那个货的钱数吻合吗？”杨东红称“那货有时候多几百有时候少几百，不会说相差太大，那个货少了这货就多了，就这么个关系来回来去的。”刘召全问“咱们还是说个数吧，货这块保持在多少钱？”杨东红称“不能低于90万。”
2014年9月14日，在刘召全及其爱人蒲素群与杨东红、李国强的录音中，杨东红称“库存是1046484元减900000元等于还差146484元”。
2015年1月3日，在刘召全与李国强的录音中，李国强问“那这么下来差了多少钱？”刘召全称“差二十五、六万呢，我把盘点单都打出来了，给你拿过来瞧瞧，好像大姐这里有一个数据备份，她也应该知道，就是当时你们盘的时候，9月14日的库存，这上面都打出来了，也随意改变不了，9月12日开始盘的吧，9月12、13、14当天盘完的，你看这些都没有毛病，实际上是740943元，后来大姐又算了下差4万，也就说是100万吧，在电脑上100万的货现在也就70多万的货是实数。”李国强称“这么一算中间要差26万。”其后，李国强称“这里房租我们不说了，这里呢我给你20万，我给你20万是我信任你，我不知道我家哪里有钱，我挪出来，我给你，如果你要找杨东红呢，那你就找，这个我就不干涉了……”刘召全称“那你给我打个条。”李国强称“我不给你打条，你要打条就找你大姐，单子你拿走，我也不害你，我说了我手里有了肯定就给你，我们家的资金我就是运作一下，我们家的东西也是基本上是半透明。”刘召全问“今年以内春节前给我。”李国强称“肯定的，没问题我说的我做的到，我们都是有良心的。”
2015年2月3日，在刘召全与李国强的录音中，李国强称“你要再说你就找你大姐，我这人无所谓，……我现在手里没钱，我也不会坑你，咱们说好了是吧，我这个人说到哪做到哪，绝对不害人，实在不行把房租给你免了，手里腾出钱来就给你，腾不出钱就把房租免了。”
另查，杨东红系红华佳晨百货商店的经营者。杨东红与李国强曾为夫妻关系，后离婚。北京保灵天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红华佳晨百货商店收银系统维护。庭审中，李国强与杨东红认可，在刘召全接手店铺后，其与收银系统维护人员联系后，删除了其经营期间的数据信息。刘召全于2015年12月11日将李国强、杨东红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工商信息、转让协议书、银行转账明细、收条、结婚证、录音，以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以上证据经庭审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刘召全与李国强、杨东红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刘召全已给付全部转让费用1460000元，李国强、杨东红理应如约转让店铺，包括四个月租金、店内所有商品、商店名下两辆箱式货车、货柜货架、整个收银系统装置、应收和应付货款、现有商品订货款、客户资源和各种进货渠道信息等内容。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关于刘召全提交的其与李国强、杨东红的录音，李国强、杨东红虽对录音内容有异议，但均认可是对其本人的录音；关于刘召全提交的其与案外人王磊的录音，李国强认可是王磊本人。故，本院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杨东红辩称店铺是整体打包转让，并未具体约定各项的比例及数额，且其早已将店铺交与刘召全经营，但在录音中可以看出，在双方磋商过程中杨东红承诺货物价值不低于900000元；李国强辩称其只是代替杨东红收取转让费用，但其不止向刘召全出具了收条，更在《转让协议书》甲方处签字，且从其当庭陈述以及录音中也可以看出李国强一直参与转让事宜，故本院对其上述答辩意见均不予采信。李国强虽不认可刘召全提交的库存明细表，但从录音中可以看出，刘召全在起诉之前早已与李国强进行商谈，李国强虽不同意打条，但在刘召全陈述货物盘点金额与实际金额有差距时，李国强明确表示对于差额的260000元，同意支付200000元以作了结。刘召全提交的库存明细表显示，2014年9月12日至9月14日的库存合计为740943.9522元。杨东红虽辩称该库存明细表的打印时间是2014年12月份，且日常盘点也只是对部分货物进行盘点，所以该库存明细表并不全面，但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刘召全亦不认可，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刘召全提交的证据可相互印证，形成相对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故，李国强应向刘召全返还其多支付的200000元，杨东红亦应在159056.0478元内承担共同给付责任。
关于利息，双方并未就此进行约定，但李国强、杨东红理应赔偿因其占有刘召全多支付的钱款而给其造成的损失，故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刘召全主张权利之时起计算。因惯例金额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本院将对此予以相应调整。故，刘召全要求李国强、杨东红返还多支付的钱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国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召全二十万元，并支付利息（以二十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二、被告杨东红对十五万九千零五十六元零五分及其相应利息（以十五万九千零五十六元零五分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承担共同给付责任；
三、驳回原告刘召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千一百五十元，由被告李国强、杨东红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依法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安乐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