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南民终字第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修霞。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建方。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建芬。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建兰。
四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启飞。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琪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琪高。
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琪刚。
原审被告王平玉。
上诉人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邵建兰与被上诉人陈琪银、陈琪高及原审被告王平玉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案，都匀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都民初字第880号民事判决后，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邵建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修霞、邵建芬、邵建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启飞，被上诉人陈琪银、陈琪高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琪刚，原审被告王平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为在都匀市沙包堡办事处黄英村一处采石场内修建养殖场，被告陈琪银委托被告陈琪高找人进行山石排险。2013年9月15日上午，被告陈琪高约被告王平玉到采石场现场了解需排险的工作量，王平玉表示一人不能单独完成排险工作，便通知受害人邵宜彬到现场一起与被告陈琪高商量。邵宜彬到达现场后，口头约定排险工作需要8个工作日，按每日200元计算，工价总计为1600元。2013年9月16日上午11时左右，在排险过程中，邵宜彬未拴安全绳，坠落身亡。2013年9月18日，被告陈琪银给付15000元给其家属，用于安葬死者邵宜彬。2013年9月30日，原告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陈琪银、陈琪高连带赔偿邵宜彬死亡赔偿金317908.67元、丧葬费19198元，办理邵宜彬丧葬支出的交通费用4095元及精神抚慰金20000元。审理过程中，依被告陈琪银、陈琪高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王平玉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一审另查明：2012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53元／年，职工年平均工资37448元。受害人邵宜彬系原告谭修霞之夫，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之父。
原审原告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一审诉称：2013年9月15日，被告陈琪银、陈琪高为在黄英村原采石场内修建养殖场，因山势陡峭，碎石较多，担心松动的石头滚落，遂雇佣死者邵宜彬和被告王平玉进行高山排险，双方约定用工天数为8天，价格为1600元。2013年9月16日，邵宜彬在高山排险过程中不幸坠落身亡。邵宜彬系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死亡，依法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经都匀市沙包堡派出所、司法所等单位多次调解，被告陈琪银、陈琪高均不愿意履行相应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陈琪银、陈琪高连带赔偿邵宜彬死亡赔偿金317908.67元、丧葬费19198元，办理邵宜彬丧葬支出的合理费用4095元及精神抚慰金20000元。
原审被告陈琪银、陈琪高一审辩称：一、原告诉讼的是“雇佣关系”，而陈琪银与死者邵宜彬没有雇佣关系，因此陈琪银、陈琪高不应是本案的被告，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经过是：2013年9月陈琪银所在沙包堡剑江村三组（杨昌坝）因城市建设被拆迁，没有房子住，没有任何职业，2013年9月10日陈琪银与外婆吴应芸签有租赁老煤厂闲置的养殖场开展养殖和居住合同。由于此养殖场后山场危险需要排险，陈琪银书面委托陈琪高帮找人承包排险，陈琪高四处打听寻找“炮工”，原来二组邻居罗开强曾经推荐二组邵宜彬，说他不喝酒，排险小心，又是几十年的老“炮工”，陈琪高及陈琪银考虑邵宜彬60多岁了，年龄大，风险大就没有请他。2013年9月15日周日早上8点左右，陈琪高代表陈琪银电话约王平玉到老煤厂闲置养殖场当面协商发包排险事宜，当时约定，排险需要至少七八个工，1600元承包给王平玉。排险工具由王平玉自己负责，陈琪高要求王平玉用两根安全绳（做到双保险）安全生产，发生事故王平玉自己负责任，陈琪高及王平玉均一致同意等双方签订文字合同后再开工。口头商量好后王平玉讲他没有保险绳，他自己去找，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王平玉带着邵宜彬来到养殖场地讲他请邵宜彬帮他一起排险，陈琪银和陈琪高也没顾及老辈子的面子说邵三爷年纪大了，不要你做，不知道王平玉怎么雇佣邵宜彬的（后来知道他俩工钱平分），邵宜彬当时只是笑一笑不置可否。由于陈琪银不仅当面拒绝邵宜彬排险，事后向王平玉表明不能用邵宜彬排险。王平玉工具又不齐，所以没签合同（合同已草拟），也没有叫王平玉开工。2013年9月16日早上大约7时左右，王平玉在未告知陈琪银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并安排邵宜彬和他一同排险，他俩作业几小时后，邵宜彬要去排松动的泥土，仅仅将安全绳拴在养殖场方向的树上，而没有拴在自己的身上，结果酿成邵宜彬摔死的悲剧，在此过程中王平玉在生产现场指挥，确未尽安全监管责任，是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时王平玉雇佣邵宜彬排险，并协议工钱各一半，明显是建立了雇佣关系。陈琪银不具备组织危险作业资格和能力而是将排险活承包给王平玉，显然陈琪银与王平玉建立了定作与承揽关系。因此，本案的被告主体应当是王平玉，而不是陈琪银、陈琪高，应将王平玉列为被告，原告的请求应由王平玉和死者承担。二、陈琪高是陈琪银代理人，请人民法院驳回四个原告将陈琪高作为被告并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2013年9月10日陈琪银书面委托陈琪高在当地寻找养殖场排险承揽人，陈琪高是代表陈琪银找人承包活路，陈琪高有稳定职业，在七星城有住房，也不想搞养殖。陈琪高不是定作人或雇主，2013年9月15日陈琪高代表陈琪银谈老煤厂排险时已经向王平玉讲清楚他代表陈琪银，代理人代表被代理人活动责任由被代理人承担。三、邵宜彬系都匀市沙包堡黄英村二组农民，其被拆迁后为继续耕种老煤厂和梨头山的自留地而在黄英村二组老煤厂原砂厂建房居住，他年龄63岁，没有在任何城镇打工，也没有任何收入证明其收入情况，而是在家耕种责任地为生，因此他的死亡赔偿标准不能按城镇居民计算，而只能按照农村居民计算。事故发生后陈琪银垫付1.5万元丧葬费，也应当扣除。四、邵宜彬是“老炮工”，王平玉也是“老炮工”，他与王平玉上山排险有安全绳而不拴是有故意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王平玉雇佣邵宜彬上山排险又在生产现场指挥，并与邵宜彬在山上同一作业点排险对邵宜彬未拴安全带没有监管，而放任之，也是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邵宜彬坠崖身亡之责任也应由王平玉承担，陈琪银将排险活承包给王平玉是定作与承揽关系，又尽了安全生产告知责任并且当面拒绝邵宜彬排险，事后向王平玉表明不能用邵宜彬排险，因此，陈琪银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原审被告王平玉一审辩称：我与被告陈琪高、陈琪银没有承包关系，因此，我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的经过为，2013年9月15日上午9时左右，我与陈琪高就高山排险事宜开车至七星城老煤厂砂石场，在查看现场后，陈琪高问需要多少工能做完，因山石较大，我就回答“我一人撬不动，需要两人才能做”，当时就叫了邵宜彬来现场，邵宜彬看完现场后说需要八个工才能完成排险工作，还说每个工的价格为200元。谈完后，陈琪高还问邵宜彬是否喝酒，有没有高血压，邵宜彬说不喝酒，也没有高血压，身体很好。但看见陈琪高没有诚意，我与邵宜彬就离开了现场。大约过了半小时左右，陈琪高就打电话给我，同意我与邵宜彬做工，并要求下午就开工，因只有邵宜彬有一根安全绳，与陈琪高一起的陈琪富说明天一早先用邵宜彬的安全绳开工，另一条想办法找。2013年9月16日上午8点30分左右，我与邵宜彬各自进行施工操作，约11点30分左右，就听人对我喊，说邵宜彬都从悬崖上掉下来了，你还在上面撬石头。总之，我与陈琪高没有签订任何承包合同，与邵宜彬没有雇佣关系，邵宜彬与陈琪高有直接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因此，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正确处理本案，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邵宜彬与陈琪银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案中，王平玉和邵宜彬为被告陈琪银进行高处山石排险，在商谈过程中，尽管被告陈琪银的代理人陈琪高对邵宜彬的身体状况进行过询问，但最终对其提供劳务未持异议。从双方口头约定“每日200元，按8日计算，工价总计1600元”看，被告陈琪银属于雇佣王平玉和邵宜彬为其提供劳务，具有明显的雇工性质。王平玉与邵宜彬一起做工，均分工钱，之间不属于劳务关系。被告陈琪银、陈琪高辩称其只与王平玉有承揽关系，王平玉与邵宜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主张，由于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因此，依法不予采信。二、邵宜彬死亡的责任划分。邵宜彬在为被告陈琪银进行山石排险过程中，因未拴安全绳，导致从山上落下死亡，作为具有从事该职业经验的人来说，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不负责，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被告陈琪银的代理人陈琪高，在邵宜彬作业过程中，疏于管理，应对邵宜彬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作为被告陈琪银的代理人，其属于履行代理行为，因此，责任应由被告陈琪银承担，被告陈琪银作为受益人，也应对邵宜彬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被告王平玉与邵宜彬共同为被告陈琪银提供劳务，仅系合作关系，对邵宜彬的死亡不存在侵权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结合邵宜彬、陈琪银在邵宜彬死亡中的各种因素，酌定邵宜彬对自己的死亡承担60%的责任，被告陈琪银承担40%的责任。三、被告陈琪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结合原告的诉请，对被告陈琪银应予赔偿的费用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317908.67元。邵宜彬的户籍位于都匀市沙包堡办事处黄英村二组，尽管因黔南师院建校进行过搬迁，但原告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属于失地农民，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收入来源均来自城镇，因此，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只能按照农村居民进行计算。对原告方主张按照城镇居民计算该赔偿费用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邵宜彬死亡时已年满63周岁，因此，被告陈琪银应予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为：4753元／年×17年×40%=32320.40元。二、丧葬费1919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被告陈琪银应予赔偿的丧葬费为：37448元／年÷12月／年×6月×40%=7489.60元；三、办理邵宜彬丧事支出的交通费4095元。鉴于被告陈琪银对原告该费用支出的主张未提出异议，因此，依法予以支持。被告陈琪银应赔偿的金额为：4095×40%=1638元。四、精神抚慰金20000元。由于邵宜彬在自己死亡过程中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被告陈琪银仅是在用工过程中疏于管理，不具有侵权行为，因此，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被告陈琪银因邵宜彬死亡应赔偿的费用为：死亡赔偿金32320.40元＋丧葬费7489.60元＋办理邵宜彬丧事支出的交通费1638元=41448元。扣除被告已经给付的15000元，被告陈琪银还应给付2644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除已赔付的15000元外，被告陈琪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因邵宜彬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26448元；二、被告陈琪高、王平玉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18元，减半收取3359元，原告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负担3100元，被告陈琪银负担259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邵建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317908.67元、丧葬费18724元、交通费4095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抚养费28317.82元，共计389045.49元。主要理由是：1、一审用农村居民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系认定事实错误，且定性不准，应认定本案为雇员受害赔偿标准。上诉人全家原住在黔南师院校址，后因师院建设，房屋和土地均被征用，后因未得到妥善安置才到现居住地，对此上诉人也提供了村委会证明等证据，证实死者邵宜彬系失地农民的事实，且邵宜彬生前收入是靠在城镇务工所得，上诉人全家现居住地与都匀市区较近，现属于黔南州政府划定的棚户改造区，因此，死者邵宜彬的死亡赔偿金应当以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2、被上诉人具有重大过错，一审认定死者承担主要责任不当。养殖场后山垂直距离高达二十余米，在此从事排险工作应当要具备法律规定的相关作业资质。本案中，被上诉人明知排险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仍然雇佣没有任何作业资质的王平玉和邵宜彬从事高山作业工作，且没有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没有在施工现场进行管理，这些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死者邵宜彬已在自己能够预见和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实施了安全保护措施，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更何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应区分过错责任；3、一审判决不赔偿精神抚慰金系适用法律错误。侵权行为不仅是直接对受害人实施侵害行为，还可以是没有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而造成他人受损的行为，一审也明确了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法定的管理义务，却不支持精神抚慰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4、一审认定二被上诉人属于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不充分，虽然被上诉人提供了委托代理的相关手续，但并不能体现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陈琪银、陈琪高二审答辩称：1、原审被告王平玉应对邵宜彬的死亡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次事故中，王平玉不是一个普通的合作者，而是责任人，王平玉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两次承认是与被上诉人陈琪银协商干活的价格。说明邵宜彬没有参加协商，证实王平玉是唯一的承揽人，是王平玉同意邵宜彬参加排险的，如果没有王平玉主动邀请，邵宜彬也不会参与到这项工作来；2、陈琪银与王平玉、邵宜彬的法律关系，是定作和承揽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从陈琪银与王平玉口头约定“工程要八个工，按一个工200元算，总价1600元”以及所使用工具系自带的情况看，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定作和承揽关系，且事发当时，被上诉人方及其家人无一人到现场对施工进行指挥；3、被上诉人无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没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与邵宜彬有雇佣关系或者同意其参与排险，且被上诉人已告知一定要栓安全绳做到了安全告知。死者邵宜彬从事爆破工作几十年，上山排险要栓安全绳是最起码的安全常识，邵宜彬不栓安全绳已严重违反了操作规范，应承担全部责任。
原审被告王平玉二审答辩称：被上诉人与王平玉之间没有承包关系，当时协商工程事宜时邵宜彬一直都在场参与，故邵宜彬与被上诉人有直接的雇佣关系，王平玉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二审举证期限内，上诉人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4年1月25日罗发翠的调查笔录一份，证实邵宜彬排险过程中确实已使用保险绳，其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二被上诉人质证，首先从证据的取得来说，证据没有被调查人的签名，只有手印，这是不具有的要件，并且是在今年一月份调查的，是不具有要件的。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要求，证人要出庭进行佐证的，但是证人并没有到庭进行佐证，所以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该份证据不具备证据的要件，证明力不能证明其实质内容。原审被告王平玉质证，保险绳就是一根，没有他们所说的两根；2、事故现场照片五张，证实邵宜彬在排险过程中已使用安全绳，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二被上诉人质证，首先照片是今年1月份才拍的，并且证实了只有一根安全绳，现在都还留在现场，其次不能证实邵宜彬的身上是拴了安全绳的，曹炳坤在派出所的证词及曹炳先调查笔录和公安局刑侦队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均证明邵宜彬施工当天没有拴安全绳。原审被告王平玉质证无异议；3、谭修霞、邵宜彬社保证件，证实邵宜彬、谭修霞系沙包堡办事处人社所确认的失地农民，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计算。二被上诉人质证，首先上诉方所提供的社保的养老资格证明，不论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都是有这个资格，并且这也证实了邵宜彬是正在养老，不是所谓的失地农民。其次该养老资格证上，并没有具体体现失地的内容，所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被告王平玉质证无异议；4、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证实邵宜彬住所地系棚户改造区，其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二被上诉人质证，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值得重视的是2014年2月15日签订的，而本案的事发时间是2013年9月16日，所以不能够证明死者邵宜彬因为征收协议后，就变成了城镇居民，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合同的内容写明清楚了，是集体土地，而不是个人土地，并且这次的棚户区改造不是只针对上诉人所在的地区，所以根据以上意见，这份证据不是真实的。原审被告王平玉质证无异议。
在二审举证期限内二被上诉人陈琪银、陈琪高及原审被告王平玉未提交证据材料。
经二审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邵宜彬生前居住地已规划为棚户区改造，其家庭所承包的土地已被征用，邵宜彬生前长期从事爆破工作。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1、被上诉人陈琪高应否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陈琪银与邵宜彬之间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3、邵宜彬对其死亡的后果是否存在过错，责任如何划分；4、本案邵宜彬死亡后的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应否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5、应否支持精神抚慰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陈琪高是否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四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陈琪高与被上诉人陈琪银都是雇主，双方是合作关系，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但从原审被告王平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3年9月15日7时30分许，陈琪银家哥打电话给我，说叫我给他妹要建的养殖场排险，叫我过来看。”及证人曹炳坤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3年9月16日8时许，我在陈琪银家正在修的养殖场旁边的地上修车库”，再结合二被诉人陈琪银、陈琪高提供的委托书、租赁合同等证据材料，证实了被上诉人陈琪银委托被上诉人陈琪高为其修建的养殖场后山联系人员进行排险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二被上诉人陈琪银、陈琪高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被上诉人陈琪银作为被代理人应当对被上诉人陈琪高的代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被上诉人陈琪高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陈琪银与邵宜彬之间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的规定，承揽关系是基于承揽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在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产生的关系，双方自始至终地位平等，不存在人身依附，承揽人对工作如何安排完全有自主决定权，定作人无权进行干预。而雇佣关系的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员对于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进程等如何安排没有自主选择权，雇主可以随时干预雇员的工作。本案中，被上诉人陈琪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就是我要在山下建个养殖场，我怕山上滚石头下来砸着人，所以要叫人把山上可能滚下来的石头排掉。”及原审被告王平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邵宜彬来到陈琪银的养殖场。我和邵宜彬看过养殖场后山的情况后，我和邵宜彬都说这个排险的活我们可以做。……陈琪银问邵宜彬可不可以做，邵宜彬说可以的。我就和陈琪银商量了干活的价钱。说好是干八天活，总共1600元钱”，从双方的陈述内容可以认定邵宜彬是按照被上诉人陈琪银的指示和要求提供劳务，服从被上诉人陈琪银的工作指示，双方形成劳动力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邵宜彬排险石的工作场所也是被上诉人陈琪银指定，且被上诉人陈琪银是按照双方约定的期限向邵宜彬支付报酬，属于计时工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构成要件，故被上诉人陈琪银与邵宜彬之间系雇佣关系，非承揽关系。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三，邵宜彬对其死亡的后果是否存在过错，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邵宜彬在养殖场后山排险石是一项具有相当危险性的工作，在工作前应做好充分的安全措施准备，这些对于具有从事该职业经验的邵宜彬来说应当是知晓的，但邵宜彬在从事该作业前仅携带一根安全绳，在作业过程中也没有其他防护措施，最终导致邵宜彬失足从山崖摔下死亡，且邵宜彬已年满60周岁，年龄较大，不应再从事高空作业，故邵宜彬违反了一定的安全操作规程，应自行承担其死亡后果的主要责任，而被上诉人陈琪银在明知邵宜彬年龄较大的情况下同意其高空作业，且在邵宜彬从事高空作业时未到现场进行管理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故被上诉人陈琪银在选人及管理上存在一定过失，应承担邵宜彬死亡后果的次要责任。一审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邵宜彬承担60%的责任，被上诉人陈琪银承担40%的责任，基本适当，四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陈琪银应承担本案主要责任的理由不充分。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四，邵宜彬死亡后产生的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应否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问题。邵宜彬生前户籍位于都匀市沙包堡办事处黄英村二组，系农业户口，但根据现有证据都匀市沙包堡办事处黄莺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9月23日和9月24日出具的二份证明等材料，证实邵宜彬生前所承包的土地已被征用，为失地农民，且邵宜彬生前长期从事爆破工作，该事实在二被上诉人陈琪银、陈琪高的二审答辩状内及其提供的证人罗开祥、曹炳先、陈锰当庭陈述中也得到证实，故邵宜彬生前的主要收入已不依赖于土地，而且邵宜彬生前居住地已规划为棚户区改造，在日常生活、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开支与城镇户口的居民相比基本已无区别，虽然政府相关文件是本案事发之后出台的，但是可以证实在文件出台前，邵宜彬生前居住地已经纳入棚户区改造，离事故发生时间不远，邵宜彬人身伤亡时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因此，在确定邵宜彬死亡赔偿金时应依据2012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00.51元／年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邵宜彬死亡时年满63周岁，应当按17年计算，故邵宜彬的死亡赔偿金应为：317908.67元=18700.51元／年×17年。四上诉人主张以邵宜彬的死亡赔偿金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适用农村居民标准相关赔偿数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五，应否支持精神抚慰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被上诉人陈琪银对邵宜彬的死亡在选人及管理上存在一定过失，存在次要责任，其行为也属于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一种方式，故对四上诉人主张精神抚慰金应当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的规定，综合考虑被上诉人陈琪银的过错程度等情况，酌情支持四上诉人因邵宜彬死亡造成的精神抚慰金3000元。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因四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时并未提出该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对于四上诉人上诉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不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
另外，一审认定四上诉人因邵宜彬死亡产生的丧葬费18724元、交通费4095元等费用以及被上诉人陈琪银已给付四上诉人15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计算，四上诉人因邵宜彬死亡造成的损失为：139291.07元=（317908.67元＋18724元＋4095元）×40%＋3000元。扣除被上诉人陈琪银已支付的15000元，被上诉人陈琪银还应赔偿四上诉人因邵宜彬死亡造成的损失为：124291.07元=139291.07元-15000元。
综上，上诉人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的上诉理由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都匀市人民法院（2013）都民初字第88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13）都民初字第8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被上诉人陈琪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四上诉人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和邵建兰因邵宜彬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124291.07元。
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238元，四上诉人谭修霞、邵建方、邵建芬、邵建兰承担1523元，被上诉人陈琪银承担7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一铭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熊元伦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吴帮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