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2民终51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培娜，女，195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第五灯泡厂退休工人，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明超，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宇，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树良，男，1958年2月19出生，汉族，天津市染料化学第二厂托管中心职工，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洋（姜树良之子），198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天津大学博士后在学，住天津市河东区。。上诉人高培娜诉被上诉人姜树良健康权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8日受理后，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2863号民事判决，被上诉人姜树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5年12月29日本院以（2015）二中民四终字第12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2863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6）津0102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高培娜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培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宇，被上诉人姜树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培娜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确认上诉人今后治疗费可带治疗事实发生后另行诉讼解决，上诉人在后续治疗康复费产生后依法起诉要求判令被上诉人支付后续治疗费，并提供了自后续治疗费开始至2015年5月19日产生的医药费单据等相应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后续治疗的合理性、必要性。上诉人的主治医生也明确表示上诉人有需要继续治疗的症状，而范建民、孙明林两位医生的证言与本案无直接关系，对于上诉人的后续治疗均未参与，故该两位医生的证言均不具有参考性，一审法院不能据此认定后续治疗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治疗必要性提出质疑，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将判决中将该责任强加于上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要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姜树良辩称，上诉人的伤情是骨折，只有骨科医生依据检查报告才能判断其伤情是否需要后续治疗，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结果，侯建民医生陈述患者有症状与其治疗是否有必要性无法签订，并不是上诉人所讲的必须治疗治疗。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高培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时间自2012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19日）38752.17元，交通费1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邻居关系。2012年4月16日11时许，在天津市河东区口，被告姜树良因琐事与在其楼下经过的原告发生争执，嗣后，被告与其妻子池易荣下楼后同原告发生厮打，被告致原告倒地身体受伤。经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高培娜胸椎骨折损伤程度为轻伤。2012年6月6日公安机关将姜树良传唤讯问。2013年11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东刑初字第40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被告人姜树良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11月7日起至2014年2月6日止)；二、被告人姜树良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培娜人民币138982.1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即行给付。”后双方均不服，均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原审关于被害人高培娜的医药费少计算人民币654.74元，应予更正。……后续治疗费可待今后发生后，另行解决；……”并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二中刑终字第3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维持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2）东刑初字第40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被告人姜树良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6月16日起至2014年6月28日止)；二、撤销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2）东刑初字第40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即被告人姜树良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培娜人民币138982.16元；三、上诉人姜树良于判决生效后即行赔偿上诉人高培娜人民币139736.9元。”被告现已服刑期满。另查明，原告受伤后于2012年4月16日进入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公安机关指定医院）骨科住院治疗，2012年7月27日出院。2012年11月10日后通过骨科门诊及中医门诊检查及购买药物。本次诉讼原告主张的是2012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19日期间医药费。再查明，一审法院原审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2863号民事判决后，被告姜树良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期间，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向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脊柱科孙明林（骨科主任）调查了解是否为高培娜开具继续治疗的诊断证明及高培娜伤情是否还需要治疗，孙明林陈述“我开的是诊断证明，只是建议可以做理疗，没有说需要继续去治疗，如果不舒服可以做理疗，但是对病情没有治疗效果……从骨科方面，出院时已经结束了治疗，不再需要治疗了，做理疗是为了提高舒适度，没有治疗效果。”诉讼期间，经询问，对于原告2012年11月10日后的治疗内容与其此前所受胸十二椎伤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治疗必要性，原、被告双方均表示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就原告此期间治疗情况向天津市武警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孙明林（原告住院期间主治大夫）、天津市武警医院骨科大夫范建民（原告出院后门诊大夫）以及中医科大夫候振民（原告出院后门诊大夫）调查了解，候振民陈述，高培娜自2012年后以胸十二椎股折疼痛为由在其处治疗，对于高培娜治疗是否存在必要性，其表示“患者有伤史，有症状及主诉，我们就理应予以治疗……患者症状与其治疗是否有必要性及因果关系，临床医生无法判定”。孙明林表示高培娜2012年4月16日因胸十二椎骨折在其处住院治疗，2012年7月出院，出院后高培娜即通过骨科门诊治疗，未再在其处治疗，对于出院后高培娜的病情情况不了解，同时表示“高培娜有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与骨折之间不好区分”。范建民表示高培娜出院后在其处门诊治疗“对于高培娜的伤情，她已经出院了，应当不再需要骨科的治愈性治疗”,“高培娜自己感觉痛，无论如何治疗，她都有陈旧性骨折，她出院后在门诊就诊时其骨折已经超过三个月，为陈旧性骨折”，“对于是否治疗，选择何种性质的治疗由患者自行决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于2012年4月16日被被告打伤导致胸十二椎骨折住院治疗，于2012年7月27日出院。对其伤情，相关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虽有“后续治疗费可待今后发生后，另行解决”的内容，但此并非对原告必须进行后续治疗的认定，对于原告此后的治疗与此前伤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是否有治疗必要性，仍应结合实际治疗情况以予认定。原告本次诉讼所主张的后续治疗，发生在原告出院三个月以后即2012年11月10日后。对于治疗内容，中医门诊大夫陈述系依照原告主诉进行治疗，原告住院期间主治医师陈述，原告出院时其骨科治疗已经结束，不再需要治疗，骨科门诊大夫陈述原告不再需要骨科治愈性治疗。可见被告主张原告2012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19日期间的治疗与此前胸十二椎骨折无关及不具备治疗必要性，属于被告提出的合理质疑。原告应当就其治疗与伤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治疗必要性举证，原告拒绝进行鉴定，又未能就此提交其他确切证据证明其2012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19日期间治疗与此前胸十二椎骨折之间有因果关系及有治疗必要性，应由原告承担不能举证证明的责任，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培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高培娜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审期间，上诉人高培娜于2017年9月15日提出鉴定申请，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高培娜自2012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19日期间的治疗与其伤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和治疗的必要性进行鉴定。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申请事项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9月28日以“根据送检材料进行审查，我中心无法进行鉴定”为由，向本院出具《终止函》。2017年10月17日，本院委托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10月26日该鉴定所以“经审阅提供的现有材料，鉴定人认为无法得出确定性鉴定意见”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本院委托的事项。之后，本院释明上诉人可以自行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可以接受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并给其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上述事项。然，无果。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高培娜的伤情系胸十二椎压缩性骨折，西医治疗手段是通过手术将其复位，但上诉人高培娜在住院期间选择了保守治疗，并于经治后出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上诉人高培娜申请了伤残鉴定，表明其对该骨折部位已无法通过医疗手段治愈并因此构成伤残的事实认可。双方之间的纠纷业经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予以解决。尽管，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含有上诉人后续治疗费可待今后发生后另行解决的内容，但上诉人后续治疗的必要性及因果关系并不因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上述内容当然获得肯定性的确认，而是应以上诉人的伤情在医学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治愈性治疗为判断标准。然，此种判断的作出具有高度专业性及复杂性，仅凭法官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经验、技能的经治医生或医疗鉴定部门给出权威意见和评判结论。本院二审期间，曾依据上诉人高培娜的申请，就上诉人高培娜的后续所作治疗与其伤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治疗的必要性，委托两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均被以依据现有资料无法准确得出客观结论为由予以退回。在此情况下，法院只能以上诉人高培娜经治医院的经治医生们的意见作为判断的参考。然，无论是本院原二审审理期间，还是一审法院重审期间，经治的诸位医生面对法院的调查时，对上诉人高培娜出院后所作治疗的必要性，均未能出具高度一致性的肯定意见。至此，上诉人高培娜自2012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19日期间治疗的必要性缺乏权威性、科学性、客观性的证据加以佐证。因此，上诉人高培娜主张该部分费用由被上诉人姜树良承担，明显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高培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包 颖审 判 员  王 珊代理审判员  张静怡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