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常行初字第15号
原告郑国仙，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许广平，浙江无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锦华，浙江无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山县卫生局，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紫港街道体教园区。
法定代表人朱建红，局长。
出庭负责人徐串联，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樊厚成，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雪峰，常山县卫生监督所所长。
原告郑国仙不服被告常山县卫生局卫生行政处罚一案，于2015年4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4月20日受理后，依法于同年4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国仙的特别授权代理人许广平，被告常山县卫生局的出庭负责人徐串联及特别授权代理人樊厚成、张雪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常山县卫生局依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于2014年11月26日对原告作出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系“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的经营者，该会所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开展医疗美容诊疗科目，原告也未取得医师执业注册资格。2012年10月11日，原告组织安排相关人员为陈某乙进行“垫下巴”医疗美容服务；2012年12月2日，原告再次组织安排“严凌峰”等人为陈某乙进行“眼皮提升”、“双眼轮廓填充”、“双眼眼圈（黑）去除术”等三项医疗美容服务，共收取陈某乙手术费用人民币36000元。后因陈某乙眼部手术不理想，原告退还陈某乙手术费用人民币5000元。2012年12月3日，原告又组织安排“严凌峰”、“严斌”等人为陈某甲进行“隆鼻”、“除皱”两项医疗美容服务，收取陈某甲手术费用人民币52500元，后因该手术失败，原告退还陈某甲手术费用人民币18000元。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已构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之事实。被告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没收非法所得65500元、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行政处罚。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即于2015年4月30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1、被告制作的常卫监投（2014）004号《卫生监督投诉举报受理表》复印件一份。2、被告制作的《案件受理记录》及《立案报告》复印件各一份。3、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投诉信》复印件一份。4、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2012年12月3日仅有“严凌峰”签名的《个性化抗衰老工程操作协议》、《贵宾生活资料》、《顾客面部操作表》复印件各一份。5、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2年12月31日在杭州萧山商诚医院进行手术修复时由“周其光”开具并签名的《门诊处方》复印件一份。6、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3年1月18日、同年1月20日先后两次前往常山县人民医院就诊的《门诊病历》复印件一份。7、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3年8月24日前往常山县人民医院就诊复查的《CT报告单》复印件一份。8、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3年10月8日及2014年5月24日先后两次前往常山县人民医院就诊复查的《MR报告单》复印件各一份。9、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3年4月3日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医的《门诊病历》复印件一份。10、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3年11月6日、同年11月8日、同年11月9日、同年11月20日、同年12月18日先后五次前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就医的《门诊病历》复印件各一份。11、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3年11月18日、同年11月20日先后两次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就医的《门诊病历》复印件一份。12、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3年11月20日前往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医的《西药处方笺》复印件一份。13、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2年12月3日21时48分及同日21时51分，先后在常山国际大酒店的大厅内设置的ATM取款机上分别刷卡支付整容手术费用人民币52500元的《中国银行转账50000元银行转账凭条、中国银行取现2500元银行取款凭条》复印件各一份。14、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原告于2013年3月26日退还其整容手术费用人民币18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账单》复印件一份。15、陈某乙向被告递交的其于2012年12月2日、同年12月9日先后两次在原告经营的“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分别刷卡支付原告整容手术费用人民币185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复印件一份。16、被告执法人员将陈某甲提供的U盘中的录音内容分别进行刻录、整理并由陈某甲签名确认的录音文字版复制件共计十份。17、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5月26日对陈某甲制作的《询问笔录》及陈某甲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18、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7月10日对陈某甲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19、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11月10日对陈某甲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20、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6月17日对陈某乙制作的《询问笔录》及陈某乙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1、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7月8日对章媚媚制作的《询问笔录》及章媚媚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2、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7月18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3、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11月4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24、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7月30日对占祖君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占祖君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5、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8月1日对吴丽芳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吴丽芳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6、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11月5日对陈某丙制作的《询问笔录》及陈某丙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27、常山县公安局向被告提供的《严斌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复印件一份。28、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卫生许可证》复印件一份。29、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30、常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被告提供的“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变更登记情况表》复印件一份。31、常山县公安局向被告提供的《严斌2012年12月30日开房记录》复印件一份。32、常山县公安局向被告提供的《郑国仙2012年12月30日开房记录》复印件一份。33、被告于2014年7月18日、同年11月4日先后两次对原告作出并送达给原告的《相对人提供材料通知书》复印件各一份。34、被告于2014年8月22日向衢州市卫生局提出的常卫字（2014）108号《常山县卫生局关于要求延长郑国仙、严凌峰、严斌非法行医案行政处罚期限的请示》复印件一份。35、衢州市卫生局于2014年8月26日向被告作出的衢市卫发（2014）125号《衢州市卫生局关于同意延长作出行政处罚期限的批复》复印件一份。36、被告于2014年5月26日制作的《常山县卫生局关于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查询证明》复印件一份。37、被告于2014年8月14日制作的《常山县卫生局关于郑国仙、严凌峰、严斌三人医师注册情况的查询证明》复印件一份。38、陈某甲向被告递交的《“保真妆美容中心专业美容美体护理处方笺”纸张背面的美容支付记录单》复印件一份。39、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11月13日制作的《案件终结调查报告》复印件一份。40、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11月13日制作的《合议记录》复印件一份。41、被告于2014年11月17日对原告作出并送达给原告的常卫医罚告（2014）030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复印件一份。42、被告于2014年11月17日对原告作出并送达给原告的常卫听通（2014）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复印件一份。43、被告制作的《听证会签到单》复印件一份。44、原告出具给被告的《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公函》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各一份。45、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11月25日制作的《听证笔录》复印件一份。46、被告执法人员于2014年11月25日制作的《听证意见书》复印件一份。47、被告制作的《案件集体讨论笔录》复印件一份。48、被告于2014年11月13日、同年11月26日制作的《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复印件各一份。49、被告对原告作出并送达给原告的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复印件各一份。50、常山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21日作出的常政复决字（201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一份。51、被告将陈某甲提供的U盘中的录音、视频刻录成的《光盘》1张。52、《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复印件一份。53、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复印件一份。54、原国家卫生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复印件一份。55、原国家卫生部《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复印件一份。56、原国家卫生部《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复印件一份。
原告郑国仙诉称：原告与“严凌峰”开展医疗美容服务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中认定的相关事实严重错误，缺乏任何有效证据支持。陈某甲、陈某乙是原告的客户，陈某甲实施整容手术后，认为未做好，原告系应陈某甲之邀与他们同去“严凌峰”交涉，才认识“严凌峰”、“严斌”的。原告事先不知道陈某甲、陈某乙去哪里、找何人做的整容手术，根本不存在介绍并组织安排“严凌峰”等人为她们实施整容手术服务。原告从未收取过陈某甲、陈某乙所谓的相关整容服务费用，更没有退还所谓的手术失败费用。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的事实，完全属处罚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和处罚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故起诉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于2014年11月26日作出的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2、被告的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3、常山县人民政府的常政复决字（201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各一份。
被告常山县卫生局辩称：一、原告系“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的经营者，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14年5月26日，被告接到原告客户陈某甲前来实名投诉称：原告与“严凌峰”等人于2012年12月3日晚，在常山县国际大酒店的客房内为陈某甲进行“隆鼻”和“除皱”等两项整容手术，涉嫌非法行医，要求被告查处。为此，被告于2014年5月27日立案调查。经查明：原告分别于2012年10月11日、同年12月2日先后两次组织安排“严凌峰”等人在常山县国际大酒店的客房内为陈某乙进行“垫下巴”、“眼皮提升”、“双眼轮廓填充”、“双眼眼圈（黑）去除术”等四项医疗美容服务，并收取陈某乙费用人民币36000元；同年12月3日，原告又组织安排“严凌峰”等人在常山县国际大酒店的客房内为陈某甲进行“隆鼻”和“除皱”等两项整容手术，并收取陈某甲整容手术费用人民币52500元。原告的行为确已构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之事实，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为此，2014年11月26日，被告作出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理由如下：1.依法进行查证。被告受理该案后，分别向陈某甲、陈某乙、章媚媚、占祖君、吴丽芳、陈某丙等相关证人进行了询问核实，并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同时，也收集、整理核实了陈某甲、陈某乙向被告递交的相关证据材料；被告也对原告先后两次进行了询问核实并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上列证人证言并结合原告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证实：①原告联系并组织安排“严凌峰”、“严斌”等人在常山县国际大酒店客房内分别对陈某乙、陈某甲进行整容手术的事实。②因手术失败，陈某甲要求原告与“严凌峰”等人取出鼻内注射物及要求原告退还人民币52500元手术费用的事实。③原告与“严凌峰”、“严斌”等人陪同陈某甲到杭州萧山商诚医院做鼻内注射物取出手术，手术费用由原告支付的事实。④陈某甲、陈某乙为做整容手术分别支付给原告或“严斌”数额不等的手术费用及原告退还部分费用的事实。2.依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程序进行查处。在作出处罚前，原告作为行政相对人，被告也要求其尽可能地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告知了原告拟对其予以卫生行政处罚的内容及原告进行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等权利；因原告申请听证，被告也组织了听证，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经过听证程序并经审批后，被告将《卫生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并告知原告可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因此，被告对原告郑国仙作出的卫生行政处罚，程序上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卫生部《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程序合法。3.原告在明知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开展医疗美容诊疗科目的情况下，组织安排为陈某甲、陈某乙进行医疗美容服务，其行为违反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已构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违法行为。被告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第（四）项“给患者造成伤害的”的规定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正确，处罚适当。
二、原告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诉称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中所认定的相关事实严重错误，缺乏任何有效证据。被告认为，原告诉称不知陈某甲、陈某乙去哪里、找何人做的整形手术，完全是不顾案件事实，也无证据证实。首先，原告自己陈述曾向陈某甲提供了可以在常山国际大酒店做整容手术的信息。其次，原告也曾入住常山县国际大酒店，与“严凌峰”、“严斌”等人为陈某甲取出注射物等事项进行协商。再次，陈某甲手术失败后，原告曾退还陈某甲部分的手术费，且原告承认曾找过“严凌峰”等人交涉等事实，可证实原告所诉称的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2.原告组织安排“严凌峰”等人为陈某乙、陈某甲进行整容手术客观事实存在，违反了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禁止性规定，应给予其行政处罚。同时，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中也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认定事实和处罚相矛盾”的情形，原告诉称被告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不成立。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上列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和依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作如下确认：一、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1、2、3、21、22、23、27、28、29、30、34、35、36、37、41、42、43、44、45、46、47、48、49、50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列证据的证明力也予以认定。三、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6、7、8、9、10、11、12、13、14、15、25、31、32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并无异议，但认为上列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①能客观地反映了陈某甲经“严凌峰”实施整容手术后，因不适前往多处医院求医治疗的过程及由原告会所的员工吴丽芳陪同陈某甲前往常山县人民医院就诊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事实。②能证实陈某甲因整容手术而于2012年12月3日支付“严斌”的人民币52500元费用及原告于2013年3月26日退还陈某甲人民币18000元的事实。③能证实陈某乙因整容手术而于2012年12月2日、同年12月9日在原告经营的“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内所设置的POS机上刷卡支付原告整容手术费用人民币18500元的事实。④能证实原告在2012年12月30日入住常山县国际大酒店并就陈某甲前往杭州萧山商诚医院取出鼻子内注射物事宜与“严凌峰”等人及陈某甲进行商讨的事实。综上，上列证据恰恰能印证本案的相关事实，故原告提出的上列证据不具有关联性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四、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33项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原告协助、提供材料，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是错误的，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了行政机关应该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切实履行调查、搜集证据的职责，但不能因此而排除行政相对人配合、协助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调查、检查的义务。尤其是在行政相对人持有对其有利的证据的情况下，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应当积极地向行政执法机关予以提供，使案件事实真相得以查明，而不能以该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为由而以拒绝的方式不予提供，故原告的异议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五、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39、40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被告调查报告的内容、合议的结果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正是基于上列被告的一系列调查、处理等行政行为不服而提出听证、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故原告的异议理由也不能成立。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4、5、16、17、18、19、20、24、26、38、51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提出如下异议，认为：①占祖君系陈某甲朋友，系单方陈述，也没有证据证明陈某甲在杭州萧山商城医院做取出鼻内注射物手术的费用由原告支付，而实际上该笔费用根本无需支付，因为是“严凌峰”联系，且周医生（周其光）系严凌峰的导师。②其他人员的陈述，均是利害关系人的单方陈述，属孤证，没有证据佐证，更没有证据证实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③视听资料的证据形式不合法，通话时间、地点不明，且非原始的，更没有通话记录详情单，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更缺乏完整性。退一步讲，即使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组织安排陈某甲进行医疗美容手术及手术失败后原告安排后续处理事宜。本院认为：①被告提供的第4、5项证据，客观上反映了“严凌峰”等人为陈某甲实施整容手术的时间及整容项目等信息，同时也反映了陈某甲因手术不成功，原告与“严凌峰”、“严斌”等人一起陪同前往杭州萧山商诚医院进行就诊修复的事实。②被告提供的第17、18、19、20、24、26项证据系被告为查明案件有关事实，在作出本案行政处罚之前，依职权而制作的书证，相关被调查（询问）人均在其所作陈述的笔录上逐页进行了核对、签名或摁指印予以确认，同时也提供了自身的身份证件以备查考，上列证据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要求，也客观地反映了这些《询问笔录》中的内容的组合，构成了原、被告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要事实，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该组书证的证明力予以确认。③被告提供的视听光盘及拷贝成文字版的材料，该视听资料虽然系由投诉举报人陈某甲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录制，但其取得的方式既未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具有合法性；原告对上列的视听资料当中所载原告的部分内容，也自认确属系其所陈述及所通话的内容，能够印证视听资料当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同时，原告既不向被告提供对其有利的消费记录清单等证据予以反驳和证实，也不能对自己的前后言行作出合理的解释。结合本案当中相关当事人陈述、就诊记录、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上列证据之间已经形成完整的锁链，能够相互印证本案的相关事实，且原告在本案审理期间也未提供相应的事实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的抗辩主张及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七、原告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提供的第52、53、54、55、56项法律、法规及规章等依据并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将原告作为被行政处罚的对象，而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及规章是错误的。本院认为：原告在其经营的“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既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开展医疗美容诊疗服务，其原告自身也未取得医师执业注册资格的情况下，凭借“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的平台，为陈某乙、陈某甲等客户介绍、推荐整容手术的实施人员，并为双方积极联系、安排场所（原告自称在常山县国际大酒店订有长期的客房），直接或间接收取被整容人的相关整容服务费用，办理退款，协助后续就诊、保养等一系列的行为，显现了其以牟利为目的，已构成非法组织安排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事实。其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也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予以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陈某乙与陈某甲原系原告经营的“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多年的客户，经常在原告的化妆品店或会所购买化妆品、进行皮肤清洁、皮肤保养等非侵入性的生活美容消费。2012年期间，原告多次向其顾客陈某乙、陈某甲宣称认识实施整容手术的相关人员并有该人员的联系方式。经原告介绍、联系，2012年10月11日，原告组织、安排外地相关人员在常山县国际大酒店的客房内为陈某乙进行了“垫下巴”的整容手术；2012年12月2日，再次组织安排“严凌峰”等人又在常山县国际大酒店的客房内为陈某乙进行了“眼皮提升”、“双眼轮廓填充”、“双眼眼圈（黑）去除术”等三项整容手术；由原告先后收取陈某乙上述整容手术的服务费用总计人民币36000元（其中现金支付原告人民币7500元、在“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刷卡支付原告人民币18500元、陈某丙转借支付原告现金人民币10000元）。因陈某乙认为眼部手术不成功而要求原告退款，后由原告向陈某乙退还现金人民币5000元，并用化妆品抵付退还部分款项。2012年12月3日晚，原告又组织安排“严凌峰”、“严斌”等人在常山国际大酒店的客房内为陈某甲进行“隆鼻”、“除皱”两项整容手术。术后，陈某甲为此当即在常山国际大酒店的大厅内设置的ATM取款机上进行取款，支付整容手术费用总计人民币52500元（其中现金支付人民币2500元，转账支付人民币50000元，收款人均为“严斌”）。后因陈某甲感觉该整容手术不成功，陈某甲即联系原告及“严凌峰”，要求将注射在鼻子内的注射物予以取出。经原告的联系和交涉，“严凌峰”、“严斌”等人于2012年12月30日再次来到常山，并在原告所订的常山国际大酒店的客房内就如何处理陈某甲鼻子内注射物等事宜进行协商。双方商定方案后的当日下午，原告即与“严凌峰”、“严斌”等人及曾少华、占祖君一起陪同陈某甲前往杭州萧山商诚医院进行取出注射物的手术。次日，陈某甲经手术取出了鼻子内的注射物后回至常山，由原告安排陈某甲在常山县华府大酒店进行静养及去常山县人民医院进行门诊治疗。期间，原告既指派会所的员工吴丽芳陪同陈某甲前往医院就诊，相关费用均由原告支付，同时，原告也多次前往常山县华府大酒店对陈某甲进行了探视。此外，因术后症状一直不见好转，陈某甲还先后分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等地医院进行门诊治疗修复。此后，因陈某甲认为整容手术不成功造成的伤害和损失，系由原告的介绍和联系、安排实施人员和场所等行为所导致，而要求原告予以退款并赔偿经济损失，为此，原告于2013年3月26日退还了陈某甲手术费用现金人民币18000元并给付了陈某甲部分的“精油”。
因陈某甲与原告之间就该次整容手术不成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协商赔偿未果，2014年5月26日上午10时许，陈某甲在了解到原告、“严凌峰”等人无医疗美容执业资格后，以其涉嫌非法行医为由，前往被告处向被告进行了实名投诉举报，要求被告对原告、“严凌峰”等人进行查处，并向被告递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被告接到陈某甲的投诉举报后，于同年5月27日予以立案查处，并制作了《案件受理记录》、《卫生监督投诉举报受理表》及《立案报告》。
在查处过程中，被告执法人员分别于2014年5月26日、同年7月10日、同年11月10日对陈某甲进行了三次的询问核实，并分别制作了三份《询问笔录》；同年6月17日，被告执法人员前往浙江宁波对陈某乙进行了询问核实，并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陈某乙也为此向被告递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同年7月18日、同年11月4日，被告执法人员分别对原告进行了两次的询问核实，并制作了二份《询问笔录》；同年7月30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占祖君进行了询问核实，并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同年8月1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会所的员工吴丽芳进行了询问核实，并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同年11月5日，被告执法人员对陈某丙进行了询问核实，并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在对陈某丙的核实过程中，被告执法人员向陈某丙出示了原告郑国仙的身份证复印件让其予以辨认，陈某丙经辨认，确认了该身份证上的照片之人系从其手中接收转借给陈某乙做整容手术的现金人民币10000元之人的事实。2014年7月18日，被告执法人员在对原告进行询问核实时，向原告送达了一份《相对人提供材料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①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②“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的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的原件和复印件。③原告提供给陈某甲用来转过壹万多钱的银行账户的对账单。但原告事后除提供其《身份证》、“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的《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之外，并未向被告提供“原告提供给陈某甲用来转过壹万多钱的银行账户的对账单”的材料。2014年11月4日，被告执法人员再次对原告进行询问核实时，又向原告送达了一份《相对人提供材料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①在原告和陈某甲交涉时提到的“老卡”银行账户的交易记录，时间段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月10日。②陈某甲在原告经营的“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于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的消费记录。③陈某乙在原告经营的“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于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的消费记录。但原告事后仍然拒绝向被告提供上列的交易记录单据或消费记录单据。
2014年11月13日，被告对此案件调查终结，被告执法人员进行了合议，形成一份《合议记录》并制作了《案件终结调查报告》。同年11月17日，被告作出并送达给原告常卫医罚告（2014）030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了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非法所得人民币88500元，罚款人民币9000元）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同日，原告向被告提出了听证申请，被告也于当日作出并送达给原告常卫听通（2014）1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同年11月25日下午，被告在其三楼会议室组织了听证活动并制作了《听证笔录》，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潘国英、付夏莹参加听证活动并作了陈述和申辩，并在听证笔录上予以签名确认。同年11月25日，被告执法人员制作了《听证意见书》。同年11月26日，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召开会议，对此案进行了集体讨论，鉴于原告已退还当事人23000元钱款的情形，认定原告非法所得数额为65500元，应予以没收；并处罚款人民币5000元。同年11月26日，被告作出并于同年11月28日送达给原告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没收非法所得65500元，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于2014年12月19日向常山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常山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21日作出了常政复决字（2014）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4月2日将该《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提出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
另查明，2004年2月26日，原告经申请、核准开办了“天马镇保真化妆品店”。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店经营者为郑国仙；注册号为3308223600980；组成形式为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为10000元；经营范围为零售、化妆品、日用品；营业期限为2004年2月26日至2007年12月30日；住所为常山县天马镇定阳北路85号。2008年2月27日，原告对该店的名称、注册资本、营业期限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由原名称变更为“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注册资金变更为100000元；营业期限变更为2004年2月26日至9999年9月9日；注册号变更为3308226004183。2010年11月8日，原告对该店的住所、经营范围再次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住所变更为常山县天马镇文峰西路90号；经营范围变更为零售、化妆品、日用百货。2014年10月11日，原告又对该店的营业场所进行了变更，由原常山县天马镇文峰西路90号变更为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西路95-1号、95-2号、95-3号。
2007年10月31日，原告注册登记了“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会所经营者为郑国仙；注册号为330822606001754；组成形式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常山县天马街道白龙路10幢东单元101室；经营范围为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1年5月1日，原告开办的“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取得被告颁发的（浙）卫公证字（2011）第330822P00009号《卫生许可证》。该许可证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或业主为郑国仙；许可经营地址为衢州市常山县天马镇文峰西路90号二楼；许可经营范围为美容店；许可经营有效期限为2011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3日。但该会所既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也未经有权机关核准开展医疗美容经营活动，原告更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
本院认为，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既系“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的经营者，也是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根据国务院《》第第二款、第的规定，被告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的职权，对违反卫生行政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具有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故本案被告主体适格。
一、原告为陈某乙、陈某甲提供的美容服务项目是否属于医疗美容还是属于生活美容的问题。本院认为，美容分为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医疗美容”是指使用药物以及手术、物理和其他损伤性或者侵入性手段进行的美容。《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也规定了：“本办法所称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而2004年11月8日国家商务部颁布的《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美容，是指运用手法技术、器械设备并借助化妆、美容护肤等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人体表面无创伤性、非侵入性的皮肤清洁、皮肤保养、化妆修饰等服务的经营性行为”所规定的是一般的生活美容。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和《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三者的定义上看，医疗美容具有其他医疗行为所具有的“创伤性”或“侵入性”的特点而区别于一般的生活美容。医疗美容主要是给消费者带来“心理”上的益处而不是生理上的××××为目的，但其手段的医学诊疗性是显然的。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本案原告开办的“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经工商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美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被告许可的经营范围也虽为美容店；但其经营的范围或者从事的服务项目，应是指一般的生活美容而并非是医疗美容。因此，其经营的会所若采取的化妆洗浴品进行的美容、一般中草药熏的美容及对眉睫指甲修饰的美容等经营性活动，应当属其合法的经营范围之内的生活美容。而在本案中，原告在其经营活动期间，为陈某乙提供的“垫下巴”、“眼皮提升”、“双眼轮廓填充”、“双眼眼圈（黑）去除术”等四项整容手术及为陈某甲提供的“隆鼻”、“除皱”等两项整容手术，因其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特点，均属于医疗美容手术项目，且该医疗美容手术项目也属于国家卫生部《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所规定的范畴，而并非是一般公众所消费的生活美容。行医，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职业，因此，国家对这一行业的管理极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实行的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并核发医师执业证书的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也规定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因此，即使是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或者获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而开展的医疗美容手术，也应当遵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家卫生部《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的相关规定，以保证医疗美容手术的安全。
二、原告是否存在组织安排陈某乙、陈某甲进行医疗美容服务的问题。原告主要理由是：原告与“严凌峰”开展医疗美容服务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陈某甲、陈某乙是原告的客户，陈某甲实施整容手术后，认为未做好，原告系应陈某甲之邀与他们同去“严凌峰”交涉，才认识“严凌峰”、“严斌”。原告事先不知道陈某甲、陈某乙去哪里、找何人做的整形手术，根本不存在介绍并组织安排“严凌峰”等人为她们实施整形手术服务。本院认为，首先，当下因社会存在对不健康身体形象的误导、公众对健康体像的理解偏差和对“美”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非法执业者对医疗美容具有丰厚利润的追求等市场诱因，同时，因非法医疗美容消费交易具有被整容者的私密性（保密性）和实施者的手段日益隐蔽、无固定场所、规避法律、逃避打击等特点，而形成了不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和行为人为此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的明显增多，消费者投诉报案的人极少的非常态过程，使得其蔓延极快。这一现象既给消费者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同时也导致行政执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查处陷于取证难、查证难的现实困境。本案正因为原告与“严凌峰”当时实施整容手术的执业现场为常山县国际大酒店的客房内，故被告执法人员未能当场查获其执业的药品、器件等物；也正因为非法医疗美容交易当中的当事人通过银行ATM机、POS机或者网上银行转账及现金等给付整容手术费用的形式，造成了违法行为人与交易钱款及物品在时空上的分离，给执法部门对证据的收集、查证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根据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先后在2004年、2007年分别开办了“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和“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从事美容产品的销售经营活动和一般的生活美容。因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其经营的规模也较大，证人陈某乙、陈某甲又系原告多年的客户，在该会所的消费额度也较高（原告所称高端客户）。正因为陈某乙、陈某甲等此类高端消费者对其自身体像“美”的盲目需求，而又对整容手术风险及危害性的认识不足，原告就由此凭借“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的平台，向此类的消费客户进行整容手术等信息的宣传、诱导，并积极为陈某乙、陈某甲联系整容手术实施者为其施行整容手术的行为，此乃也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原告实施这一主观行为，显露出其既能为客户提供服务，同时又可直接或间接地收取其相关整容服务费用或“回扣”，以达到其营利的目的。第三，证人陈某甲、陈某乙的证言，应当说是具体、明确且客观的。其仅仅作为原告的客户而不存在自行联系且进行整容手术的条件，同时，陈某乙、陈某甲的陈述共同指向原告是该整容手术的组织安排者。证人证言一方面既可以证实原告实际已进行联系、组织安排、提供场所为其做医疗美容手术等事实行为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原告因从事美容产品的销售经营活动，而先于被整容者陈某乙、陈某甲而结交“严凌峰”、“严斌”等人的客观事实。第四，虽然本案原告因其不具备施行手术的经验和资格而不是涉案整容手术实际操作者，但其在整个过程当中，并未独善其身，而是积极且具体实施了联系手术的实施者（“严凌峰”、“严斌”）；组织安排会所的客户（陈某乙、陈某甲）；提供场所（常山县国际大酒店的客房）；收取被整容者的相关整容服务费用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该行为本身既是非法行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又与涉案整容手术操作者“严凌峰”、“严斌”行为之间相互有机的交织，共同构成了非法行医的事实行为。综上，原告上列陈述、辩解及否认的理由，不足以推翻本院采信的证据所能证明的相关事实。
三、原告是否存在收取、退还陈某乙、陈某甲整容手术费用的问题。原告认为：原告从未收取过陈某甲、陈某乙所谓的相关整形服务费用，更没有退还所谓的手术失败费用。本院认为，首先，非法开展医疗美容具有较强的商业交易的性质，故整容手术费用的价格也并非是一般公众所能承受的。根据证人陈某乙的陈述和向被告提供的相关材料及证人陈某丙的证言，可以客观地反映陈某乙为整容手术除支付原告现金人民币7500元人民币外，分别于2012年12月2日、同年12月9日在原告经营的“常山县保真化妆品店”内设置的POS机上刷卡支付原告手术费用人民币5500元和人民币13000元。此外，因其钱款还不够整容手术费用的数额，陈某乙另行向陈某丙借款人民币10000元，并由原告与另一女性前往陈某丙处提取该10000元的款项。陈某乙支付上列高额整容手术费用的形式，直观地反映了原告收取被整容者陈某乙的钱款的事实。原告对上列事实，既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也未提供相反的、足够的事实证据予以反驳。其次，虽然陈某甲支付的整容手术费用人民币52500元以转账或现金的形式给付“严斌”，而不是支付给原告，但原告事后却以退款或化妆品等实物折抵退款等反常的行为方式，予以了结其与陈某乙、陈某甲之间的交易纠纷，这些事实印证了原告已获得该整容手术的前期利益。第三，整容手术的效果具有不可预测性。正因为原告及“严凌峰”、“严斌”对整容手术效果的诱导、许诺和整容手术接受者陈某甲、陈某乙对手术效果期许的不满，手术后，陈某甲、陈某乙均以整容手术不成功，未达到预期满意的效果系由原告行为所致为由，而先后相继要求原告予以退款或以化妆品等实物折抵退款。对此，原告也先后作出了退还陈某乙现金人民币5000元；退还陈某甲现金人民币18000元，并以化妆品或“精油”折抵退还等善后的处理行为。综上，原告以上的种种行为迹象，清晰地表明原告收取了陈某乙、陈某甲的整容服务费用，并以退现款或以化妆品等实物折抵退款等行为方式处理善后事宜，具有事实依据。因此，原告否决的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
四、被告将原告作为被处罚的对象及行政处罚是否得当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作为公民，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之规定，依法、依规经营美容养生会所，服从相关行政部门的管理。但本案原告在其经营“常山县保真妆美容养生会所”期间，在已经明确承认其并未获得法定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为逃避卫生执法部门的监管，利用美容养生会所之平台，为陈某乙、陈某甲等客户介绍、推荐整容手术的实施人员，其为双方积极联系、安排场所，直接或间接收取相关医疗美容服务费用，办理退款，协助后续就诊、保养等一系列的行为，既不能排除其为自己获利的可能性，也已构成了非法组织安排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事实，其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强制性规定，理应受到惩戒和处理。其次，虽因其他客观原因，被告至今尚未对涉案整容手术实施者“严凌峰”、“严斌”等行为人予以作出处理，但依法不能成为排除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事由，故被告将原告作为被处罚的对象之一，对其实施的这一系列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合规合情，且被告在法定处罚的幅度范围内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也是量罚适当的。
综上所述，被告在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过程中，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前置程序规定，进行了查处；又向原告告知了拟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享有的权利。既组织听证，充分听取了原告及代理人所作的陈述、申辩；又同时制作了听证笔录，原告及代理人也分别在该听证笔录上签字确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给予原告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原告提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的事实，完全属处罚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和处罚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理应予以撤销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被告作出的常卫医罚（2014）03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正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国仙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郑国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五十元。款缴浙江省衢州市财政局非税收入待清算专户，开户银行：衢州市建行营业部，账号：10133068350031331000120001-05636901。逾期不缴的，按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玉仙
审 判 员 詹祖岳
人民陪审员 谭美琴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吴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