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9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卓勋，男，汉族，1936年10月11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吴美璋，女，汉族，1952年11月30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严大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日强，男，汉族，1963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州市。
委托代理人：林思臻、梁小芳，均是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su，biao（中文名：苏彪），男，1962年2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吴美璋，女，汉族，1952年11月30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苏卓勋因与被上诉人梁日强、原审第三人苏彪欠款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2）穗越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日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苏卓勋偿还82万元并支付从2010年6月18日起到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梁日强为了证明与苏卓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提供《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原收广东音像城有限公司梁日强交来人民币100万元（壹佰万元整）项目运作保证金，现由于本人原因，没能顺利办理成功，现本人承诺在2010年6月18日前退回人民币100万元（壹佰万元整）给梁日强先生，否则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该《承诺书》承诺人栏有“苏卓勋”名义签名及捺印，日期为2010年6月8日。苏卓勋代理人吴美璋曾在2010年9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梁日强诉苏卓勋（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482号债权纠纷一案时，对该《承诺书》的质证意见为：“确认该承诺书的签名是苏卓勋所签，但至于是否有盖手指模，由于苏卓勋受惊吓过度都忘记了。”但本案中苏卓勋却认为原代理人承认苏卓勋签名的行为超越了代理权限，是无效的行为，并提出申请对《承诺书》原件中签名和捺印部分是亲笔书写形成，还是影印后形成作出司法鉴定。
梁日强为了证明已足额向苏卓勋支付上述款项，同时向法院提交梁日强名下交通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44190102139＊2的账号存折于2009年10月23日取款50万元整；梁日强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乐嘉路支行36028664010＊1＊的帐号存折于2009年10月27日取款499900元整。梁日强称基于对苏卓勋的信任，交款给苏卓勋时没有要求其开具收据或其他凭证。
苏卓勋提出上述《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上的签名是被梁日强胁迫所签，苏卓勋从2009年10月20日至同年11月23日均在广东省新兴县晚霞寺休养，不可能在梁日强陈述的交款时间收到款项。为此苏卓勋提交：1、苏卓勋于2010年6月2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华乐派出所报警的《报警回执》；2、广东音像城有限公司（下称“音像公司”）于2010年3月13日向广州市规划局作出的《关于明确广州（国际）音像产业基地项目选址的请示》（下称“《请示》”），认为梁日强只是代表音像公司与苏卓勋儿子苏彪进行项目选址；3、2010年6月8日梁日强司机钟伟立下的《收条》一张，内容为：“兹代收到苏区还梁日强之款壹拾万元人民币（100000.00元）”、“又收到还款捌万元正（80000.00元）”，苏卓勋附了银行存折，认为被迫取款18万元给梁日强；4、2012年11月5日苏彪名义提交的《情况说明》，反映苏彪与梁日强之间存在合作事实，梁日强骗其从澳洲回国，在2010年6月8日胁迫其父亲即苏卓勋签下《承诺书》并迫使苏卓勋交付梁日强18万元，其与梁日强的债权债务纠纷与苏卓勋无关；5、2012年11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信访部门向苏卓勋出具穗越公群（2012）478号《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回复对苏卓勋报案被人勒索将在60日内将办理情况作出答复。梁日强质证认为：1、苏卓勋的《报警回执》并不能确定报警的内容以及梁日强报警时自述内容的真实性；2、而苏卓勋提交的《请示》，从内容上看只是询问相关情况，并不能证明是梁日强委托苏彪，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确认《收条》的真实性，该《收条》是代梁日强收到“苏区”还梁日强的18万元，“苏区”就是苏卓勋，若苏卓勋否认该债务的真实性，就不应写“还”而应写“代还”，另该《收条》也明确向梁日强偿还而非向其他公司或个人还款，该还款也间接证明梁日强、苏卓勋之间存在100万元的债权债务，梁日强同意在原请求的100万元中扣除18万元。至于苏卓勋所附银行存折因无原件不予确认；4、因不清楚《情况说明》是否苏彪的签名且没有经过认证，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而“苏彪”在该《情况说明》中称是其父亲即苏卓勋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承诺书》，而非苏卓勋没有签署过《承诺书》；5、对《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报案材料都是苏卓勋单方陈述。
苏卓勋为证明其于2009年10月20日至同年11月23日不在广州，提交一份2010年11月4日新兴县晚霞寺《证明书》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证明书》内写有“苏卓勋、冯玉华俩老人于2009年10月20日至11月23日在广东省新兴县晚霞古寺休养”的内容。梁日强质证认为：因证人未按法律规定出庭作证，对该《证明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寺庙不可能记得一个香客休养的具体期间，而新兴县到广州只有两小时的车程，苏卓勋回穗也是很方便的，寺庙并不可能知道其一步都没有离开寺庙，至于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因无原件不予确认。
根据苏卓勋的调查取证申请，法院前往华乐派出所调取了苏卓勋于2010年6月21日以被敲诈勒索为由报案后接受询问的《询问笔录》一份，苏卓勋向派出所陈述：曾于16年前为老乡梁日强在机场路成立音像公司帮过忙，2009年10月份梁日强找苏卓勋，要求苏卓勋找儿子苏彪［注：梁日强、苏卓勋均确认笔录中的“苏标”为笔误］帮忙竞下旧广交会的场馆，苏卓勋把苏彪介绍给了梁日强，具体事情就由他们联络处理了，但后来旧广交会场馆被其他公司竞得，梁日强说这单事没成功就算了，又再约苏卓勋和苏彪在2010年6月8日商谈竞琶洲300亩地的事，但见面后梁日强胁迫苏彪签了一份200万元的收据，胁迫苏卓勋签了一份100万元的保证金书，然后胁迫苏卓勋回家与老伴冯玉华一起到银行取钱18万元交给梁日强的司机钟伟，苏彪所签200万的收据是搞琵洲地块的活动费，是没有收到钱的，另100万元则是之前搞旧广交会场馆的活动费用，是通过苏卓勋手收下转交给苏彪的，保证金书的具体内容记不得，大体是要苏卓勋归还100万元的，等等。
法院另调取了2010年7月3日冯玉华接受华乐派出所询问的笔录一份，冯玉华陈述2010年6月8日下午其丈夫苏卓勋打电话给女儿和她要100万元，她没这么多钱，但为了儿子苏彪的人身安全，和苏卓勋在银行取了18万元交给了跟来的梁日强司机钟伟。
梁日强对上述两份《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苏卓勋称在2010年6月8日被胁迫，但迟至2010年6月21日才报警，是不符合逻辑的，而报警内容都是苏卓勋及冯玉华的单方陈述，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侦查追究任何人的法律责任，笔录中苏卓勋自称16年前帮过梁日强，足以证明双方是相识的，至于苏卓勋称介绍儿子苏彪给梁日强相识需要举证，而苏卓勋也承认在承诺书中签名捺印，但苏卓勋代理人现又称承诺书是伪造的，前后矛盾，至于胁迫苏卓勋也没有任何证据，苏卓勋在笔录中已承认收了梁日强100万元，结合收条是苏卓勋“苏区”还梁日强的钱。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为通知苏彪应诉，多次询问苏卓勋苏彪的下落，但苏卓勋称一般是苏彪打电话回来，苏卓勋不清楚苏彪的电话号码，也没有苏彪在澳大利亚的联系地址。
第三人苏彪则未向法院提供经我国使馆或有关团体认证的身份资料、委托书、答辩状或情况说明，也无提供与梁日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经济往来或债权债务的相关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认为：梁日强向苏卓勋主张100万元的债权，关键证据是有苏卓勋名义签名、捺印的《承诺书》一份，对于该《承诺书》的真实性问题，法院认为：一、梁日强在（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482号案中与本案中均出示同一份《承诺书》原件，苏卓勋代理人吴美璋已在2010年9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2482号案时确认签名是苏卓勋所签，而在苏卓勋本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其代理人确认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完全是合法有效的代理行为，但苏卓勋方在本案中以超越代理权为由否认以前对己不利的陈述，明显违反了证据规则，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苏卓勋在向派出所报警接受询问时也承认签过一份100万元的保证金书，苏卓勋未能证明当时的保证金书并非本案的《承诺书》。二、梁日强提交的银行存折支取的款项数额和时间与《承诺书》中100万元的数额和时间相当，证明梁日强是具有交付凭证和交付能力的。三、对于《承诺书》中内容“原收广东音像城有限公司梁日强交来人民币100万元项目运作保证金”的客观事实认定问题，首先，“原收”在字义上已明确表达为苏卓勋在早前已收到梁日强的100万元款项，而苏卓勋在向派出所报警接受询问时也承认经苏卓勋手收取了梁日强100万元，只是称转了给第三人苏彪而已，但并无相应证据；再者，苏卓勋给付梁日强的18万元写明是“代收到苏区还梁日强之款”，字义表达苏区即苏卓勋是债务人，梁日强即梁日强是债权人，款项性质是还款，是个人债权而不是公司债权。四、苏卓勋提交在新兴县休养的证据，但鉴于新兴至广州的交通便利，并不能排除其休养期间并无来往广州收款的可能性。五、苏卓勋称退休多年，没有能力办事，同理，也无证据证明其儿子苏彪就有能力办事。六、梁日强主张将100万元巨额款项交给了苏卓勋，当时却没有要求苏卓勋写下收据，这是不符合交易习惯的，但鉴于苏卓勋在向派出所报警接受询问时也承认多次进行过项目运作，梁日强称基于信任没有要求苏卓勋写收据还是解释合理的。综上，法院确定梁日强提供的《承诺书》的真实性，确认苏卓勋收取了梁日强的100万元，并承诺在2010年6月18日前退回给梁日强。因此，法院对苏卓勋申请鉴定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承诺书》的合法性问题，苏卓勋认为签名是受梁日强胁迫所签，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提交的《报警回执》并不能确定苏卓勋主张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苏卓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苏彪参与讼争债权债务的签订、履行等事宜，故不予认定。现梁日强作为债权人要求苏卓勋履行承诺，履行尚欠82万元还款义务，法院予以支持。因苏卓勋逾期履行还款义务，梁日强要求苏卓勋从逾期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计息，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苏卓勋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82万元给梁日强梁日强，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该款从2010年6月1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苏卓勋负担。
苏卓勋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梁日强提交的《承诺书》是伪造的，是利用科技手段影印或电脑合成的文件。苏卓勋在梁日强恐吓威胁下签订的欠条与梁日强向法院提供的《承诺书》内容不一致。苏卓勋对《承诺书》的签名、捺印部分申请司法鉴定，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为“苏卓勋代理人吴美璋已在2010年9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2482号案时确认签名是苏卓勋所签”，是歪曲吴美璋的真实意思。原审法院认为“苏卓勋在向派出所报警接受询问时也承认签过一份100万元的保证金书，苏卓勋未能证明当时的保证金书并非本案的《承诺书》”，然而，正常情况下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应一式两份，但因苏卓勋在梁日强胁迫恐吓下签订的文书只有一份且由梁日强收执，故苏卓勋不能证明当时的保证书并非本案《承诺书》，因此《承诺书》的司法鉴定是极为必要的。2、原审法院认为“梁日强提交的银行存折支取的款项数额和时间与《承诺书》中100万元的数额和时间相当，证明梁日强是具有交付凭证和交付能力的”，但有支付能力不等于梁日强将钱支付给了苏卓勋。梁日强未能举证证明苏卓勋收取该100万元的凭证，也没有就支付该100万元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提供任何细节。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代理人也明确表示苏卓勋未收到该100万元，代理人认可签名真实也不代表其认可该承诺书记载的内容是真实的。原审判决没有查清该100万元债权是否存在及来源是否合法。3、原审法院对《承诺书》上“原收”二字进行解释，但在确认《承诺书》真伪之前，对其进行任何文字解释都是不合理的。4、证人黄向东已在法院出庭证明苏卓勋夫妇在休养期间没有离开新兴晚霞寺，故原审法院认为“不能排除其休养期间并无来往广州收款的可能性”，缺乏依据。5、既然原审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苏卓勋的儿子苏彪就有能力办事”，则梁日强将100万元巨款交给苏卓勋且没有索取收据，不正说明该债权关系的可疑及不确切吗？6、原审法院认为“鉴于苏卓勋在向派出所报警接受询问时也承认多次进行过项目运作，梁日强称基于信任没有要求苏卓勋写收据还是解释合理的”，没有证据支持，是枉法偏袒梁日强；且既然该100万元是已用于项目的运作资金而非借款，则苏卓勋与梁日强就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7、苏卓勋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陈述“另100万元是之前搞旧广交会场馆的活动费用，是通过苏卓勋手下转交苏彪”，而梁日强在本案诉称“苏卓勋承诺可以帮助办理广东音像产业基地的选址工作，需要梁日强向其交付100万元作为运作保证金”，广东音像产业基地选址是音像城公司的项目，而旧广交会馆是租赁承包项目，两者是不同的主体和项目。梁日强应起诉苏彪和广东音像城投资有限公司，而非苏卓勋。原审法院无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发回重审裁定，遗漏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主体。8、梁日强在2482号案中主张苏卓勋截至起诉之日始终没有还款，但在重审案中又承认收到18万元还款，前后矛盾，不诚实。梁日强之所以隐瞒该笔收款的原因是该18万元是梁日强通过威胁苏卓勋及其儿子的人身安全取得的。梁日强主张其不认识苏彪，也与事实不符。此外，梁日强主张苏卓勋迟至2010年6月21日报警不符合逻辑。事实情况是从2010年6月9日至同月18日，苏卓勋一家的行动都被梁日强派人跟踪骚扰，而2010年6月21日报警后，派出所也没有跟进。9、原审期间，原审法院法官言语失当，有失公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梁日强的诉讼请求。
梁日强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苏彪没有向本院陈述意见。
经审理，上述原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原审法院调取的两份《询问笔录》和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苏卓勋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如下：1、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调取2012年（日期不详）刘志强关于本案事实的陈述材料；2、向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街派出所调取2012年12月（日期不详）苏彪报警档案材料；3、向交通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调取梁日强名下4419010213＊2账户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存取明细及余额情况；4、向交通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调取梁日强名下441901021398000＊2账户2009年10月23日取款50万元的用途记录或情况说明；5、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乐嘉路支行调取梁日强名下360286640103＊1＊账户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存取明细及余额情况；6、向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乐嘉路支行调取梁日强名下360286640103＊1＊账户2009年10月27日取款499900元的用途记录或情况说明。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法院向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华乐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记载，苏卓勋2010年6月21日向该派出所报案时作如下陈述：苏卓勋于当月8日受梁日强威逼签了一份内容大体是要苏卓勋归还“之前搞旧广交会场馆的活动费用”100万元的保证金书，这100万元其实是分两次通过苏卓勋手收下转交给予其儿子苏彪的，梁日强是2009年10月份找苏卓勋要求其儿子苏彪帮忙竞下旧广交会场馆的。以上陈述，足以证明苏卓勋2009年10月份确与梁日强有接触且分两次收取了梁日强100万元、苏卓勋确于2010年6月8日向梁日强出具了一份大体内容为归还100万元的文件等事实。
由于苏卓勋报案后，公安机关至今均无作出梁日强在2010年6月8日逼迫、敲诈勒索苏卓勋的结论，本案现也无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苏卓勋2010年6月8日出具上述还款文件确实是受梁日强胁迫而作出不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原审判决苏卓勋向梁日强偿还相应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充分。由于苏卓勋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陈述已自证了其确曾经手收取过梁日强100万元且于2010年6月8日出具了内容为归还100万元的书面文件等事实，故苏卓勋2010年6月8日所出具的文件究竟是否就是本案梁日强所提交的《承诺书》，依法并不影响苏卓勋应向梁日强履行相应还款责任；更何况，苏卓勋的委托代理人在（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482号案件庭审中已明确确认该《承诺书》的签名是苏卓勋所签；因此，原审法院不支持苏卓勋就该《承诺书》提出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至于苏卓勋二审期间新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苏卓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浚
代理审判员 黄 钜
代理审判员 胡 宾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曾凡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