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83民初1455号
原告：蒋林正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伟钦，嵊州市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嵊州市永安农机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甘霖镇工业区C区。
法定代表人：黄芝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建农，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科波，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蒋林正与被告嵊州市永安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农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商红军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6月19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蒋林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伟钦、被告永安农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建农、周科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林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之间的拖拉机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47800元，并按购车款三倍的金额即143400元赔偿原告损失。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拖拉机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47800元，并赔偿原告停工等经济损失1434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是一家具有农运车销售资质的公司。2015年1月27日，原告向被告购买山东时风牌拖拉机一台，价格47800元。被告承诺原告购买的拖拉机能够上牌，并且另外收取上牌费用2800元。之后，原告从被告处拿到了由河北省保定市农机安全监理所制作的车牌号为河北F×××××号的车牌及车辆行驶证。原告也持该行驶证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到2015年10月，原告得知自已的车牌可能有问题。同年12月，原告被明确告知，河北F×××××号车牌为假牌照。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拖拉机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对所购买拖拉机能上牌的承诺即构成合同义务。现被告提供给原告的拖拉机牌照为假牌照，致使原告购买的拖拉机不能正常行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永安农机公司辩称：对原告购买拖拉机的时间、价格等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本案合同关系仅是销售关系，为拖拉机上牌不是被告公司的义务。被告公司为拖拉机上牌只是为了方便顾客，中间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原告自身也存在过错，因为他明知在浙江省范围内拖拉机不能上牌；且被告也不知道牌照是假的，故本案若责令被告承担责任，则有失公平。如果需要赔偿，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才是真正的赔偿主体，本案中永安农机公司不是销售主体，只是代为销售，因此被告已向法院申请追加当事人。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看，部分拖拉机牌照由史鹏东负责办理，而非永安农机公司办理。综上，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销售发票一份，证实拖拉机价款为47800元，拖拉机是变型拖拉机。被告质证认为，销售合同、收款收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仅仅是帮助买方上牌，而不是承诺上牌。本院认证认为，经被告质证未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实质性异议，故本院将该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
2.浙江省农业厅、公安厅联合文件一份，证明被告更应该知道是不能办理上牌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这一文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文件要求规范办理上牌业务，只是规定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拖拉机不能办理上牌业务。文件内容不是专业知识，故原、被告双方负有同等的注意义务。本院认证认为，经被告质证未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实质性异议，故本院将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
3.嵊州市公安局甘霖派出所询问笔录若干份、销售情况表一份。主要证实拖拉机的买卖过程，被告承诺为拖拉机买主上牌及相关拖拉机买卖、上牌时间等等。被告质证认为，询问笔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公司只是帮忙办理上牌业务，但没有承诺办理。真正的销售企业不是永安农机公司。从史鹏东的笔录来看，办理上牌业务不是被告做的，和被告没有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来源于公安机关，本院对其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至于笔录中的具体内容即有关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能够与其它证据互相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相关当事人的部分陈述即构成自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永安农机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农机具销售的公司。郑永明是该公司的大股东，公司由其负责经营管理。2013年下半年，有顾客询问被告公司是否有拖拉机可买，郑永明便联系了山东时风集团公司，他被告知有一款SF160T型号型号的拖拉机可以销售。郑永明在问及上牌问题时该公司销售员明确告知：在浙江省范围内拖拉机已经不能上牌，但可通过时风集团公司办理真实的外地牌照。在此情况下，永安农机公司便开展了SF160T型号拖拉机的销售业务。为方便顾客，同时亦为了公司业务，永安农机公司一开始帮助每一位顾客办理上牌业务。2014年12月，史鹏东向被告公司购买了一辆拖拉机以后，经与史鹏东商量，被告公司此后的拖拉机上牌业务便交由史鹏东具体负责。
被告销售类似拖拉机前后共有二十一辆。2015年10月16日，其中一位顾客赵月涛购买的拖拉机（河北F×××××号）被东阳市交警队查获，并被告知拖拉机上安装的牌照为假牌照。10月20日，赵月涛向嵊州市公安机关作了报案。嵊州市公安局甘霖派出所随即展开调查，对有关人员制作了多份询问笔录，并向发照单位发函协查。2015年12月16日，嵊州市公安机关收到河北省保定市农机安全监理所回函，回函载明：河北F×××××号、河北F×××××号等拖拉机牌照未能查询到相关信息。公安机关随即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河北F×××××号拖拉机牌照为假牌照。自2015年10月发现拖拉机牌照可能有假至同年12月被证实确为假牌照的两个月左右时间内，买卖双方多次进行善后协商，但均未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原告蒋林正与被告永安农机公司的拖拉机买卖行为已经完成，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交易标的不属于法律禁止交易的物品，可认为双方买卖口头合同已经生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拖拉机销售合同是否可以被依法解除；如果可以被依法解除则相应经济损失应如何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的五种法定情形，第（一）、（二）、（三）这三种情形明显与本案的事实不符，不必予以考虑；第（五）种情形是兜底条款，暂且放在一边。下面着重分析比对本案的基本事实与第（四）种情形是否相符。第（四）种情形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从查明的事实看，原告购买涉案拖拉机主要是为了从事运输业务，而非农田作业。本案中，被告为原告购买的拖拉机装上的河北F×××××号牌照已被确认为假牌照，因此该拖拉机不被允许上路从事运输业务，以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中买卖双方均不存在迟延履行债务的情节，因此，审查买卖双方是否“有其他违约行为”是确定涉案合同可否被依法解除的关键。本案中，无论是作为销售拖拉机的被告公司还是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拖拉机买主，国家已经对拖拉机作出政策限制的情况均有所了解，但都不全面。所以，被告公司在开始涉案拖拉机销售业务前，就特别地向生产厂家咨询了给拖拉机上牌的问题；原告在购买该款拖拉机之前，也特别地向被告公司询问了给拖拉机上牌的问题。被告公司是在得到生产厂家销售员的承诺之后才开展了此项拖拉机销售业务。如果当初被告知拖拉机无法上牌，被告公司就应当不可能开展拖拉机销售业务；如果原告被告知拖拉机无法上牌，原告也不可能向被告公司购买该款拖拉机。因此，能否上牌是买卖涉案拖拉机的前提。在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该款拖拉机买主均陈述：在他们向被告公司购买拖拉机前，被告公司向他们承诺负责上牌。综合前述分析以及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拖拉机买主们陈述被告公司向他们作出承诺负责上牌工作的事实可以采信。被告公司的这一承诺便构成了合同义务。由此可见，在本案中为涉案拖拉机装上牌照是被告的合同义务。既然为拖拉机上牌是被告的义务，而被告装上的牌照最后被证实是假照，这虽然不是被告的本意，但在本案的合同关系中，客观上应当认定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被告是专门从事农机具销售的企业，对农机具的有关政策、法律规定应当比原告等普通民众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早在几年前，有关政府机关就着手对“拖拉机”市场开展大规模整顿。2011年农业部发文【农办机（2011）47号】严格禁止违规发放拖拉机牌证，里面特别提到不能发“变型拖拉机”牌证。根据此文件精神，2012年8月，浙江省农业厅、公安厅联合发文【浙农专发（2012）78号】，明确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全省停止办理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拖拉机的注册登记业务，并严禁到外省办理注册登记后再到浙江省办理转入登记，等等。可以推定被告公司作为一家专门从事农机具销售的公司对上述文件精神应当有所了解。且被告在开展销售涉案拖拉机这项业务前曾被明确告知浙江省已经不能上牌。在此情况下被告仍然开展涉案拖拉机经营业务，并为了吸引更多顾客，向买主承诺帮其上牌。因此被告在主观上亦存在过错。由于被告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故涉案销售合同可以被依法解除。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在本案中，被告应向原告返还拖拉机购买款，原告应向被告返还拖拉机。但因拖拉机已被使用了八个月左右，其折旧损耗比较严重，本院酌情确定折旧损耗为8000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原告主张的停工损失可予适当考虑。包括原告在内的众多拖拉机买主，从2015年10月得知牌照可能有假，至2015年12月被公安机关证实确实是假牌照，历时两个月左右。在这两个月中，大家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特别是拖拉机买主在这期间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不敢继续从事运输业务，另一方面又因真相尚未查清，不甘转行从事其它工作。所以本案中无论是从惩罚一方违约行为的角度，还是从补偿另一方经济损失的角度，被告均应对原告作适当赔偿。结合本案实际，在确定具体赔偿金额时宜综合考虑如下因素：（1）被告的过错程度。被告并非故意为买主装上假牌照，而是也被上当受骗了。（2）原告自身的责任。国家对拖拉机实行政策限制的情况原告多少有些了解，但原告仍抱一丝侥幸心理，盲目听信销售商毫无根据的承诺。（3）原告使用拖拉机的时间长短及获利情况。原告向被告购买拖拉机的目的在于从事运输业务获利，使用拖拉机的时间越长，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同时拖拉机的损耗也越大。公安机关查实之后，拖拉机买主就不应继续等待观望，而应转做其它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作为销售商的被告应当对所有拖拉机买主有个恰当的交代。处理方案宜从公安机关查实并告知相关当事人之后开始执行，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具体时间确定在2015年12月满之后。在综合考虑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对原告主张的停工损失时间宜确定为两个月，标准按2015年度浙江省人均收入（141.7元/天）计算；对迟延履行义务的损失宜相当于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予以确定。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曾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拖拉机生产厂家为被告参加诉讼，因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不符，故本院已用书面的形式告知被告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合法又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过高要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蒋林正与嵊州市永安农机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7日达成的口头销售合同。
二、嵊州市永安农机有限公司返还蒋林正拖拉机购买款39800元；蒋林正同时返还嵊州市永安农机有限公司SF160T型拖拉机一辆。限双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嵊州市永安农机有限公司赔偿蒋林正因解除合同所产生的经济损失8502元及第二项确定的返还款3980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蒋林正的其余诉讼请求。
若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68元，由蒋林正负担1168元，由嵊州市永安农机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3168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开户行：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 东
审 判 员 商红军
人民陪审员 章六虎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方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