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昆行终字第0002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谢鸿飞，男，汉族，1964年9月10日出生，云南省寻甸县人。
委托代理人张华伟、李丽萍，云南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盘龙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住所地：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号。
法定代表人保艳琼，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凯辉，该局法规科科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菲，云南亮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一审第三人李丹，女，汉族，1984年9月12日出生，云南省楚雄市人。
上诉人谢鸿飞因社会抚养费行政征收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4）盘法行初字第0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本案审理期限，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定，被告昆明市盘龙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盘龙计生局）接群众举报后，根据调取到的云南省楚雄州妇幼保健院关于李丹2011年2月16日生育一女李妍蓉的病历记录，查明医院手术同意书等多份文书中出现谢鸿飞签名，写明与李丹关系为夫妻、与新生儿关系为父女，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存根显示父亲姓名为谢鸿飞，并经笔迹鉴定签名系谢鸿飞本人亲笔所签。云南省楚雄州妇幼保健院据此出具了K530185307号《出生医学证明》载明2011年2月16日新生儿母亲姓名为李丹、父亲姓名为谢鸿飞。被告盘龙计生局于2014年6月26日向原告谢鸿飞、第三人李丹作出盘计生征决（2014）第3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谢鸿飞有配偶与李丹于2011年2月16日生育一个女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决定根据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云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规定》、昆明市人口计生委《行政处罚及行政征收自由裁量权细化规范标准》等规定，决定向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160650元。
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被告盘龙计生局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机关，在法定处罚权限范围内，对本案原告作出盘计生征决（2014）第3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盘龙计生局为本案适格被告。该《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载明被处罚人为谢鸿飞、李丹，因此谢鸿飞针对此《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是本案适格原告，李丹是本案第三人。
（二）被告盘龙计生局作出盘计生征决（2014）第3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否证据确凿，是本案主要争议点。原告谢鸿飞承认医院病历中相关签名属实，此签名对其与李丹夫妻关系、与李妍蓉父女关系予以认可，云南省楚雄州妇幼保健院因此信任李丹及原告谢鸿飞，李丹得以顺利入院生育李妍蓉，并取得医院出具的K530185307号《出生医学证明》。原告谢鸿飞签名属于法律上的民事行为，必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虽然谢鸿飞有意将身份证号码填写错误，但并未影响云南省楚雄州妇幼保健院对谢鸿飞、李妍蓉之间父女关系的认识。原告谢鸿飞与李妍蓉是否具有血缘上的亲子关系，是其与李妍蓉、李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由其自行与李妍蓉、李丹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因此，在被告盘龙计生局作出行政决定前，原告谢鸿飞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推翻其曾经作出的民事行为的情况下，被告盘龙计生局依据调查取得的证据，作出盘计生征决（2014）第3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对征收决定所依据的法律事实，已尽到合理审慎义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被告盘龙计生局作出盘计生征决（2014）第3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该具体行政行为主体适格、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据此判决：驳回原告谢鸿飞要求确认盘龙计生局作出的盘计生征决（2014）第3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谢鸿飞承担。
宣判后，谢鸿飞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判决有宁枉勿纵的嫌疑，有悖于法律规定。上诉人与李妍蓉是否具有血缘亲子关系，是证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最直接的主要证据，一审判决在行政机关提供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医院病案资料认定案件事实，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明显错误。二、人民法院判决用行政机关是否尽到合理审慎义务的证据审查标准，来评判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是否证据确凿或合法，明显错误。三、一审判决不是对证据证明力大小、证据结论是否具有排他的唯一性，及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证据三性来进行审查，而是不客观的对医院病案资料所载内容望文取义，且对不合法的《医学出生证明》予以采信，对合法的李妍蓉户口行政登记信息不予审查采信。四、一审判决让上诉人承担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错误。五、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依法应予纠正，一审判决未予以审查。被上诉人违了“罚执分离”、“罚缴分离”的原则。被上诉人作了征收决定前没有依法告知和听取上诉人陈述、申辩及未告知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利。六、被诉行政行为在适用征收情节明显不当，有失公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不区分“申辩”与“轻微”、“严重”情节等，滥用行政权力，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对谢鸿飞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实体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李丹未作书面答辩。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1、本案被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2、程序是否合法；3、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一、针对本案被诉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接群众举报后，调取了云南省楚雄州妇幼保健院关于李丹生育一女李妍蓉的病历资料，对病历资料上谢鸿飞的签字进行了笔迹鉴定（经鉴定系谢鸿飞本人所书写），并对谢鸿飞婚姻家庭状况进行查实，同时对谢鸿飞本人多次进行调查询问，上述事实的查明能清楚反映李妍蓉的出生及父亲（即谢鸿飞）、母亲（即李丹）的基本情况，且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载的父、母也是法律上认可的李妍蓉的父、母。上诉人谢鸿飞主张“帮忙”的解释不能推翻其在法定医学证明上作为父亲的事实，除非其积极主动的通过做科学的亲子鉴定举证来推翻出生医学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盘龙计生局在对谢鸿飞本人进行调查询问时已口头告知其可以通过亲子鉴定排除举报不实或超生的嫌疑，谢鸿飞也曾提出做亲子鉴定的申请，但其在合理期限内并未积极主动实施亲子鉴定的行为，而亲子鉴定本身因涉及身份关系，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而不能强制进行，故上诉人谢鸿飞不配合的行为直接导致被上诉人客观不能提举亲子鉴定作为本案的证据材料，上诉人谢鸿飞若仍坚持认为李妍蓉非自己亲生女儿的观点，其对有利于自己的亲子鉴定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则是必要的，此时对亲子鉴定的举证责任已转移至谢鸿飞承担，这也与谢鸿飞本身的主客观条件相符，且谢鸿飞也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存在，其应对亲子鉴定举证妨碍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盘计生征决（2014）第3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二、针对本案被诉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部门应履行立案审批、调查取证、作出征收决定、决定书送达、告知复议和诉讼的权利等重要程序。本案被上诉人在接群众举报后已依法履行了上述程序，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作出本案的征收决定时并未告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系程序违法的主张，经本院审查被上诉人在作出本案征收决定之前曾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在该份告知书中明确告知谢鸿飞对本案拟作出的征收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故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程序违法的上述主张因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三、针对本案被诉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根据各方当事人所提举的证据材料能证实谢鸿飞和李丹于2011年2月16日违法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事实，被上诉人依据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云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规定》及《昆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及行政征收自由裁量权细化规范标准》的相关规定，对谢鸿飞按昆明市2010年城镇人口人均纯收入16065元的10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人民币160650元的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未超越征收幅度，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被上诉人盘龙计生局作出盘计生征决（2014）第37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第七十四条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谢鸿飞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勇
代理审判员 吴 娴
代理审判员 李 希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