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川民申289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家寿，男，197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童贵良，男，196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一审第三人：李清发，男，196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再审申请人张家寿因与被申请人童贵良及一审第三人李清发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4民终1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家寿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张家寿申请调取（2015）川民提字第304号民事判决书和李清发在二审开庭前和开庭后的笔录，可证明：1.周光福与农商行纠纷抗诉程序已结束，付款条件已成就，童贵良保管的17万元代理费所有权是张家寿、李清发；2.李清发交付17万元代理费给童贵良保管，童贵良给李清发出示的《协议》是收款收据，张家寿、李清发与童贵良形成保管关系，该协议是多方合意，不符合保管合同定义，应为担保合同或保管收据。新证据李清发存款3万元到其妻阮显平账户的银行卡明细单，可证明：2014年4月6日周光福没有支付现金给李清发，直到2016年2月2日才支付现金3万元；童贵良提交的收条是假证据，写明李清发已领款6.5万元，但李清发当时分文未领。（二）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张家寿从来没认可2014年4月6日领取3万元代理费，20万元代理费中3万元没有支付，张家寿获得的是债权，17万元已支付，张家寿取得了所有权。二审判决认定张家寿取走3万元，缺乏证据证明。2.张家寿提交的与周光福终止代理的协议、17万元代理费收据《协议》、李清发二审开庭前陈述2016年1月30日前没有领过代理费等，可证明童贵良提交的周光福取走14万元的收条是假证据。一、二审判决认定周光福领取14万元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三）二审判决认定2014年4月6日童贵良出示给张家寿的17万保管凭证是各方当事人达成的合意，但该证据没有经李清发质证。（四）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认定童贵良与张家寿存在担保关系，由童贵良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认定张家寿与童贵良的保管关系成立。张家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童贵良提交意见称，（一）（2015）川民提字第304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4月6日的三人《协议》及一审对第三人李清发调查笔录，不是新证据，更不可能推翻二审判决。李清发的银行存款明细与本案无关。《协议》证明因张家寿违约，引发周光福、刘天春不同意将钱存在李清发处，而将拒付的17万现金暂存童贵良名下。一审判决中已载明了第三人李清发在调查笔录中的述称内容，表明签订《协议》时张家寿已不在场，其不是寄存人，李清发和张家寿从未拿到17万元交付童贵良保管。（二）二审判决认定周光福暂存童贵良名下17万元，以及周光福因农商行米易支行申请再审而将所剩的14万元取走，证据充分确凿。（三）一审中第三人李清发经法院通知后未到庭参加诉讼，不符合证据未经质证的再审事由。（四）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童贵良请求驳回张家寿的再审申请。
李清发提交意见称，周光福等人经协商同意支付20万元代理费，其中有3万元单独给李清发。2014年4月6日周光福等人签订协议并付17万元现金后，张家寿退还资料时发生纠纷，李清发因相信童贵良，将17万元交由童贵良，童贵良出示了名为《协议》的收据。2016年2月2日周光福把应当单独给李清发的3万元支付了。李清发请求支持张家寿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问题。1.经查，童贵良在二审庭审中已提交了（2015）川民提字第304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张家寿已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且二审判决也另查明了该判决结果，故该判决书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能达到张家寿的证明目的。2.李清发于2016年11月21日和2016年12月6日在二审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其性质应属当事人陈述，且李清发作为一审第三人，与张家寿的诉讼请求成立与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其陈述不具有当然优先于其他当事人陈述和相关书证的证明效力。3.李清发于2016年2月2日存款3万元的事实，与本案争议的17万元不具有关联性，也无法据此得出童贵良提交的周光福收回14万元的收条系伪证的结论。因此，张家寿关于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1.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引用2014年4月6日第二份《协议》内容时，以括弧形式在17万元后注明“张家寿自认已领取3万元，故为17万元”。经查，二审庭审笔录第4页载明，审判人员问“这17万元在不在你手里”，张家寿答“没有在我手里，有3万元我领取了”。结合其他陈述和证据来看，张家寿此处自认领取的应当是2014年10月12日以借条形式从童贵良处借走的3万元，二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进行分析评判时的上述表述确有不当之处，但是，该内容并不影响案件的实质处理结果，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基本事实”。2.二审判决认定周光福从童贵良处取走14万元，主要依据的是周光福于2014年12月20日向童贵良出具的《收条》和2016年2月4日周光福出具的《借条》等证据。上述《收条》在备注部分虽然提及“注总计235000.00元贰拾叁万伍仟元整，李清发已领65000.00元陆万伍仟元，张家寿3万元叁万元整”，但对周光福收回存放于童贵良名下剩余金额14万元的事实有明确记载，且李清发是否从周光福处领取过其他款项，非本案争议焦点。因此，张家寿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未经质证的问题。一审中李清发经法院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系主动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故张家寿关于李清发未对协议进行质证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2014年4月6日的第一份《协议》对代理费20万元的支付条件作出了明确限制，即暂存入李清发存折，由李清发以房担保，张家寿和李清发在未接到周光福通知前不得单方面取出，且张家寿和李清发需交出案件相关材料。张家寿和李清发主张周光福已将17万元现金实际交付李清发，但除了二人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相反，周光福于同日向张家寿出具的案件材料收条中，可以反映出双方在材料交接中发生了争议，而该事实也在同日第二份《协议》中有所体现，再结合张家寿在第二份《协议》签订前离开的事实，童贵良关于因周光福与张家寿发生争议而将拒付的17万元现金暂存童贵良名下的主张，依据更为充分，也更具合理性。另，从第二份《协议》的名称和内容来看，“……现双方民主表决协议于今日打的十七万元暂存于童贵良名下……此款给付时由周光福通知张家寿和李清发”，协议双方为周光福、刘天春（甲方）和李清发（乙方），童贵良仅作为收款人在末尾处签名，故该协议并非张家寿主张的收条或担保合同性质。若17万元的所有权在第二份《协议》签订之前已经转移至李清发，李清发应无需与周光福再次协商，更不必再对款项支付设置通知条件。进而言之，假如张家寿和李清发是以所有权人身份将17万元委托童贵良保管，保管人可以随时要求寄存人交付保管物，何来张家寿事后以借款方式提前支取3万元并承诺在特定期限前不能再提支付之事？因此，张家寿主张第二份《协议》属于童贵良出具给李清发的收据性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该项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张家寿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家寿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丽君
审判员 高向阳
审判员 郭张锋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