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22民终10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连英，男，1951年5月18日出生，回族，阿尔山林业局退休工人，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邰永军，内蒙古世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1，男，1958年6月13日出生，回族，阿尔山林业局退休工人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新，内蒙古松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丛福玲，女，1955年2月25日出生，回族，阿尔山林业局退休工人，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突泉县高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吉瑞小区院内。
法定代表人：胡发林，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秀，内蒙古松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连英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丛福玲、突泉县高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蒲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人民法院（2014）阿民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连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邰永军，被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新，被上诉人丛福玲、被上诉人高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秀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连英上诉请求：1、依法确认上诉人在其父母房子后建的20平方米房子归上诉人所有；2、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张某1、丛福玲与高蒲公司签订的拆迁回楼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为了结婚，于1971年在父母房屋后面接了板夹泥结构的后道厦，有独门，面积20余平方米。房屋建成后，在此房子结婚居住，后搬去单位附近居住。2013年10月24日，听说高蒲公司拆除上诉人房产的消息后找到该公司提出异议。2、上诉人母亲出售自己28.20平方米房产，并没有出售上诉人自建的20平方米房产，一审法院称作为附属建筑卖给被上诉人张某1属于偏袒被上诉人。事实上张某1、丛福玲购买母亲李玉梅房产协议是伪造的，有司法鉴定意见为证。3、母亲无权自己全部处分房产，因为母亲房照中28.8平方米有一半是父亲所有，父亲去逝后未进入继承程序，如果丛福玲买卖协议没有其他继承人放弃权利的话，对外出售行为不能生效。上诉人房子1986年翻建，建砖墙一直母亲使用，但出具书面证明，将此20平方米连同母亲28.8平方米一并出售给张某1夫妇属于歪曲事实，违法裁判。4、一审法院认定以”上诉人房子未登记，没有房产证不做补偿”。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之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补偿”。高蒲公司对上诉人所有的房产，未经过阿尔山市房产建设、土地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认定，特别是违背阿尔山市政府阿政发（2011）33号文件第二十三条：”为了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对征收范围内没有办理建房批准手续的（1993年9月30日前自建住房），由市房屋征收办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认定符合规定补办手续，相关部门应简化有关手续，给予征收补偿。”的规定，高蒲公司与张某1直接签订拆迁回楼协议，违背了国务院第590号令的强制性规定，高蒲公司不给补偿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张某1、丛福玲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1、上诉人主张20平方米后道厦的权益不能成立；2、涉案房屋产权状况是1956年兴建、1971年建了20平方米后道厦，没有单独审批宅基地，没有单独房照，该后道厦属于房屋的附属设施；3、上诉人主张对后道厦有继承权，与事实不符；4、丛福玲、李玉梅于2005年签订买卖合同，上诉人无法证明该合同有不合法的事实；5、被上诉人对于涉案房产享有产权人身份，被上诉人于2005年与李玉梅签订了买卖协议；6、鉴定书自身有瑕疵，不能成立。
高蒲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超出一审诉讼请求，其主张20平方米后道厦的权益不能成立；2、一审法院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蒲公司基于张某1与李玉梅签订的买卖合同，认定张某1、丛福玲为该房产的产权人，当时调查时，李玉梅老人健在并认可张某1、丛福玲是产权人的事实，高蒲公司尽到了核实义务；3、诉争20平方米后道厦接在李玉梅住房后，依主房而建，是主房附属设施，从属于主房，故张某1、丛福玲基于李玉梅的买卖合同取得了后道厦的处分权，故二人于高蒲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4、高蒲公司已将诉争后道厦房屋拆迁补偿利益以产权置换方式补偿给张某1、丛福玲，即使是无权处分，也应由无权处分人向上诉人承担责任，与高蒲公司无关；5、关于法律适用，本案拆迁协议实际上是买卖合同，应适用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不涉及国有土地出让权的问题，不适用国有土地出让条例及阿尔山市政府的相关规定。
张连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依法确认张某1、丛福玲与高浦公司签订的拆迁回楼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连英与张某1系兄弟关系。其父张重起与其母李玉梅生前于1956年在阿尔山市林海街建了板夹泥结构平房一所，面积为28.20㎡。1971年，张重起、李玉梅夫妇为了其儿子张连英结婚，在此房屋后接了面积为20㎡的房屋（后道厦），20㎡房屋与28.20㎡房屋使用一个走廊，即不是独门独院房屋。此房建成后，张连英在此房结婚居住不久后搬出。1993年张连英父亲去世，其母李玉梅于2002年6月19日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房屋所有人为李玉梅，面积为28.20㎡。2005年11月28日其母李玉梅与丛福玲（与张某1系夫妻关系）签订了协议书，其母李玉梅以3000元价格出售了其所有的28.20㎡房屋，包括家具及后接的20㎡房屋，但并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012年12月29日李玉梅去世。2013年10月21日，张某1与高蒲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即28.20㎡房屋及其附属物（包括20㎡房屋）置换了55㎡楼房（未建），此房于2013年11月被拆迁。事后张连英、丛福玲与张某1因拆迁补偿款发生纠纷，张连英要求确认张某1、丛福玲与高蒲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971年张连英父母因张连英结婚，在其所有的28.20㎡房屋后续建了20㎡的房屋（后道厦）。建设时未明确续建房屋由谁出资，建成后也未明确房屋归谁所有。张连英在此房结婚后于1976年分家另过。当时，张连英也未曾向其父母主张分割房屋、要求产权确认。1993年其父亲张重起去世。2002年其母李玉梅办理了房屋产权证，面积为28.20㎡，所有权人为李玉梅。李玉梅在办理房屋产权证时，房产管理部门也没有将诉争房屋纳入主体房屋办理产权登记，而是将续建房屋（后到厦）按28.20㎡房屋的附属物处理，该房屋处于母亲李玉梅占有、使用，直至出售给张某1、丛福玲时达30余年，所有权应归属于李玉梅所有。2005年11月28日李玉梅与丛福玲签订了协议书，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李玉梅将28.20㎡房屋及附属物（后到厦）、家具一并以3000元价格出售给丛福玲，并已交付使用直至2013年10月21日该房屋被征用拆迁。李玉梅与丛福玲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以上事实有原告陈述及被告答辩、张连英提供的李玉梅房屋产权证、李玉梅与丛福玲之间签订的买卖协议以及证人岳世海证言、证人朱某证言在卷为凭，并已形成证据链条，对此该院认定李玉梅与丛福玲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成立并有效，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张连英提供的证人张某2、张某3、贾某、张某4证言及张某1提供的证人王某、李某、佟某证言无法证明本案事实，并且均是传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张某1、丛福玲通过买受获得被拆迁房屋所有权，就有权处分其财产的权利，即享有处分、支配、收益的权利。因此高蒲公司与张某1、丛福玲于2013年10月21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以上事实有原告陈述及被告答辩，原被告提供的拆迁补偿协议予以证明，该院予以采信。张连英提供的辽仁鉴字（2014）第0626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李玉梅与丛福玲签订的协议书形成时间为1年以内，即李玉梅去世以后形成的。辽宁仁和鉴定中心对协议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时是在没有鉴定参照物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张某1不服鉴定意见而到天津市天鼎物证鉴定所重新鉴定时，因双方当事人未能提供鉴定所需材料之理由被退回。在协议书中丛福玲、于德海、朱某是用钢笔签的字，其余是中性笔写的字。鉴定人在出庭说明时也曾表示用鉴定中性笔笔迹形成时间的方法不能鉴定钢笔笔迹形成时间。上述情况予以说明辽仁鉴字（2014）第0626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方法缺乏科学性，鉴定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对此份鉴定意见书该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张连英主张此房屋是张连英个人出资建设的，但是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未向法庭提供其他有效证据来证明本案所争议的20㎡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对此张连英诉请应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连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本案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张某1、丛福玲与被上诉人高蒲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经本院释明，上诉人认为本案存在该法规定合同无效的第二项、第三项理由，即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各被上诉人对此均不予认可。关于是否构成恶意串通问题，目前暂无充分证据证明高蒲公司与财张某1、丛福玲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关于诉争20平方米后道厦内容存在共同故意，串通订立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恶意行为，故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问题。本案系效力确认之诉，其前提涉及到张某1、丛福玲与其母李玉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但当事人未就该问题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该合同效力作为独立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应先行解决。现阶段，上诉人并未提供各被上诉人之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充分证据，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张某1作为其父母遗产法定遗产继承人之一与高蒲公司签订合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本案中直接要求确认拆迁补偿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连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靖荣
审 判 员 李 杨
代理审判员 林岩霞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邱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