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常商终字第1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新鸿联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金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步兵、刘训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
负责人蒋中宇，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余小刚、姚燕萍，该单位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立澳钢管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江苏立澳钢管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徐绪成，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立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江苏立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徐绪成，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立新增压器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常州市立新增压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徐绪成，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立超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常州立超精密钢管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徐绪成，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国董、孟泉培，江苏日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奚跃平，男，1962年10月10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明珠，女，1964年8月30日生，汉族。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龚雷、张勇庆，江苏常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新鸿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联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江苏立澳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澳公司）、江苏立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新公司）、常州市立新增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增公司）、常州立超精密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超公司）、奚跃平、唐明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2）武商初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4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新鸿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步兵、刘训峰，被上诉人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的委托代理人余小刚、姚燕萍，立澳公司、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国董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奚跃平、唐明珠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一审诉称：2011年5月6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1050501的《授信额度协议》一份，约定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向立澳公司提供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该2000万元额度是指短期贷款及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的总和。同日，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同时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出具还款承诺函，自愿成为立澳公司借款2000万元全部债务的共同债务人；同日，新鸿联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为2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立澳公司的上述借款作连带责任担保；奚跃平、唐明珠也于同日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为2000万元的保证合同，为立澳公司的上述借款作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授信额度协议项下，2012年3月2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了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一份，为立澳公司开立了总额为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9月2日，其中汇票金额50%的部分即300万元由立澳公司提供相应的定期存单作为质押担保；2012年3月14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又与立澳公司签订了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一份，为其开立了总额为1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9月14日，其中，汇票金额50%的部分即700万元由立澳公司提供相应的定期存单作为质押担保。上述汇票承兑协议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立澳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造成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对外垫付款项的，每日将按垫付款总额的万分之五计收罚息。2012年7月12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授信额度为2000万元，其中贷款1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1000万元，双方在此前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占用本协议项下的授信额度。同日，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同时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出具还款承诺函，自愿成为立澳公司上述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的共同债务人；新鸿联公司也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为2000万元的保证合同一份，为立澳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责任保证；奚跃平、唐明珠也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2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2012年7月13日，立澳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向立澳公司发放1000万元的短期贷款，期限6个月，借款用途为采购原料，借款利率为年利率6.44%。上述银行汇票承兑协议、借款协议、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担保协议签订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分别于2012年3月2日、3月14日向立澳公司开立了600万元及1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及于2012年7月13日向立澳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2012年9月2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为立澳公司开立的600万元承兑汇票到期，立澳公司未能及时付款，造成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于2012年9月3日对外垫付款为295万元。2012年7月24日，立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公司股权发生重大变更，立澳公司未能通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且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已为立澳公司垫付了295万元，故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按照授信合同的约定，宣布授信全部提前到期。截止至2012年9月3日，扣除立澳公司用存单质押的金额及产生的利息外，立澳公司还欠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本金19826416元，利息（计算至裁定破产受理之日2012年9月6日）108224.44元。现请求法院：1、确认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对立澳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本金19826416元，利息108224.44元；2、判令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并承担自2012年9月6日至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3、判令新鸿联公司、奚跃平、唐明珠在最高额担保范围内对第一项债务及该债务自2012年9月6日起至还清日止的银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立澳公司、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新鸿联公司、奚跃平、唐明珠共同承担。
立澳公司一审辩称：立澳公司已于2012年9月6日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现由破产管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对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主张的借款事实经过无异议，但对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在诉状中主张的本金及利息数额，由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就债权已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经管理人审核，确认本金为19826416元，利息108224.44元（计算至2012年9月6日），对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主张的诉讼费用，属于其擅自扩大的损失，我方不予认可。
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一审共同辩称：对立澳公司的借款承诺到期或提前共同清偿是事实，愿意承担责任。但自2012年9月6日以后的借款利息，因主债务已依法停息，故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不应承担自2012年9月6日至还清日止期间的利息。
新鸿联公一审辩称：我公司信任立澳公司所提供并为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所确认的财务报表，使我公司相信了立澳公司处于良好的经营状况下才予以担保，然后，立澳公司已于2012年9月6日宣告破产，我公司始料未及，现立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奚跃平因涉嫌贷款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及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法院应当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针对本案程序问题，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作为债权人，应当在主债务人破产程序终结后再向我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对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主张的要求我公司另应承担自2012年9月6日起至还清日止的银行利息，因立澳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债权利息只能计算至破产受理日止；针对我公司的担保额度，因前一次的授信额度占用了第二次的授信额度，故在第一次授信达2000万元（承兑汇票600万元十1400万元）后，立澳公司的第二次借款1000万元不应在我公司的担保范围内。关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主张的诉讼费，由于其已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通过诉讼非必要手段，故我公司不予认可。
奚跃平、唐明珠一审辩称：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是事实，对担保事实无异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11年5月6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1050501的《授信额度协议》一份，约定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向立澳公司提供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该2000万元额度是指短期贷款及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的总和，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至2012年5月3日止。同日，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出具还款承诺函：对前述2000万元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各项费用等）在到期时承担清偿责任；同日，新鸿联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为2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所指向的主合同是指编号为11050501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所签订的单项协议而产生的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费用等，为立澳公司的上述借款作连带责任担保；奚跃平、唐明珠也于同日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为2000万元的保证合同，为立澳公司的上述借款作连带责任担保。根据上述授信额度协议，2012年3月2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了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一份，为立澳公司开立了金额为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9月2日，其中汇票金额50%的部分即300万元由立澳公司提供相应的定期存单作为质押担保，并由立澳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质押合同一份；2012年3月14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又与立澳公司签订了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一份，为其开立了金额为1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9月14日，其中，汇票金额50%的部分即700万元由立澳公司提供相应的定期存单作为质押担保，并由立澳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质押合同一份；上述汇票承兑协议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立澳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造成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对外垫付款项的，每日将按垫付款总额的万分之五计收罚息。
2、2012年7月12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又签订了编号为12070901的《授信额度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授信额度为2000万元，其中贷款1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1000万元，双方在此前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占用本协议项下的授信额度。同日，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再次分别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出具还款承诺函：对前述2000万元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各项费用等）在到期时承担清偿责任；新鸿联公司于同日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为2000万元的保证合同一份，该保证合同所指向的主合同是指编号为12070901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所签订的单项协议而产生的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费用等，为立澳公司的上述借款作连带责任担保；奚跃平、唐明珠也于同日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2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根据上述授信额度协议，2012年7月13日，立澳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向立澳公司发放1000万元的短期贷款，期限6个月，借款用途为采购原料，借款利率为年利率6.44%。借款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于2012年7月13日向立澳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
3、因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为立澳公司开立的金额为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12年9月2日到期，立澳公司未能及时付款，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根据质押合同的约定，扣除了保证金300万元及该款产生的利息5万元后，造成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于2012年9月3日对外垫付款为295万元；另外，又因立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公司股权于2012年7月发生重大变更，立澳公司未能通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故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按照授信合同的约定，宣布：2012年3月14日的14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2年7月13日的1000万元借款全部提前到期，并于同年2012年9月12日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4、另查明，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6日、10月8日分别作出（2012）武商破字第6、7、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澳公司、立超公司的破产清算案件。在破产债权申报期间，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的管理人一致确认：截止至2012年9月6日，扣除立澳公司用存单质押的金额及产生的利息外，立澳公司还欠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本金19826416元，利息（计算至裁定破产受理之日2012年9月6日）108224.44元。
还查明，立新公司、立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奚跃平隐匿企业多年持续亏损的经营状况，通过虚假的财务报表及篡改销售合同及发票等手段，为其经营的立新公司、立超公司、立澳公司、立增公司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等银行金融机构骗取贷款，已于2013年1月被武进区公安局立案侦查。
上述事实，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提供的2011年5月6日、2012年7月12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各一份、2011年5月6日、2012年7月12日由立新公司、立超公司、立增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出具的承诺书计8份、2012年3月2日、2012年3月14日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各一份、质押合同各一份、2012年7月13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的借款合同一份、2011年5月6日、2012年7月12日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新鸿联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2011年5月6日、2012年7月12日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奚跃平、唐明珠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各一份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为证。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应根据先刑后民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间的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担保人新鸿联公司的担保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新鸿联公司担保的最高额2000万元是指包括借款额及开具承兑汇票的总额还是承兑汇票敞口的总额？3、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应否中止审理？4、本案中，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要求担保人承担自破产案件受理日后至还清日止期间的借款利息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针对争议的应当先刑后民的问题，“先刑后民”并非法定原则，我国任何一部法律并未对这一“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仅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本案中，虽然，立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已被公案机关立案侦查，但该院审理的借款合同案件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无须移送公安机关。
针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该院经审查后认为，尽管立新公司、立澳公司等原法定代表人奚跃平通过提供虚假的财务报表等方式，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处取得贷款，其行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授信额度协议时，是按照银行正常的放贷手续办理，且立澳公司、新鸿联公司至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证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或其相关员工参与不法借款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间的借款合同不存在上述五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且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到该借款合同的合法有效性。故该院依法认定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间的授信额度协议、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至于担保人新鸿联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间的担保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该院经审查后认为，该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因为债权人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要求债务人立澳公司提供担保人，这是降低贷款风险的一种办法，保证人新鸿联公司同意提供担保，应当推定为充分了解行为的后果，故新鸿联公司辩述其担保之前无股东会决议、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担保合同应当无效的辩述意见，无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至于新鸿联公司担保的最高额2000万元是指包括借款额及开具承兑汇票的总额还是承兑汇票敞口的总额问题，该院经审查后认为，2011年5月6日立澳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的编号为11050501的《授信额度协议》中，其授信额度2000万元明确约定为短期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敞口，在该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形成的承兑汇票敞口仅为1000万元，而在2012年7月12日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的编号为12070901的《授信额度协议》中，其约定的授信额度为2000万元，系短期贷款额度及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且双方在此前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占用本协议项下的授信额度，故在该授信额度协议项下仅产生了短期借款1000万元，通过以上二项合计使用信用额度为2000万元。根据2011年5月6日、7月12日新鸿联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其所对应的主合同分别是前述的二份授信额度协议及项下产生的单项协议。故新鸿联公司辩述对立澳公司于2012年7月13日借款1000万元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观点，依法不予采纳。
针对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是否必须在立澳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才享有对新鸿联公司等担保人主张权利、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故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提起诉讼，又申报债权并无不当。至于新鸿联公司以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抗辩，该院认为，该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债权人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向保证人追偿的期限问题。故本案无需中止审理。因立澳公司破产案件尚未终结，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提起诉讼后，又同时申报了债权，为避免同一债务双重受偿和新的纠纷产生的后果，保证人在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前可暂时停止向债权人清偿，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再根据破产受偿情况，向债权人作出相应的清偿。
针对争议的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要求担保人承担自破产案件受理日后至还清日止期间的借款利息的请求问题，该院经审查后认为，主债务人即立澳公司已于2012年9月6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主债务人即立澳公司承担的利息截止日期为2012年9月6日。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主张要求担保人即立新公司、立超公司、立增公司、新鸿联公司、奚跃平、唐明珠承担自2012年9月7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的银行欠款利息之请求，因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是随主债务的本金与利息之和确定的范围，故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要求担保人承担自2012年9月7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的银行欠款利息之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该院认为，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二份、立新公司、立超公司、立增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出具的承诺书计六份、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签订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二份、质押合同二份、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立澳公司的借款合同一份、由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新鸿联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二份、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与奚跃平、唐明珠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二份均是合同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在知道立澳公司涉及重大诉讼并已垫付相关款项后，向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2012年9月6日，该院依法受理立澳公司破产清算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立澳公司的上述欠款，自2012年9月6日停止计息。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诉请对立澳公司享有债权额为本金19826416元，利息（计算至裁定破产受理之日2012年9月6日）108224.44元，依法予以支持；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诉请要求立新公司、立超公司、立增公司承担共同清偿上述债务的责任，因立新公司、立超公司、立增公司共同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出具了相关的承诺函，该函的意思表示实质为立澳公司的借款本息等承担共同的清偿义务，故该院对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该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诉请新鸿联公司、奚跃平、唐明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该三方对同一债务同时提供保证时，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对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该请求同样予以支持。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的规定，遂判决：一、确认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对立澳公司享有债权本金19826416元，利息108224.44元，合计19934640.44元。二、立新公司、立超公司、立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对立澳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三、新鸿联公司于立澳公司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十日内在最高保证限额范围内对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在立澳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未受清偿的债权额为本息19934640.44元，扣除破产程序中受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奚跃平、唐明珠于立澳公司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十日内在最高保证限额范围内对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在立澳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未受清偿的债权额为本息19934640.44元，扣除破产程序中受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024元，由立澳公司、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新鸿联公司、奚跃平、唐明珠共同负担。
新鸿联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所涉授信额度协议、借款合同、商业汇票承兑协议及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属无效。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立新公司、立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奚跃平隐匿企业多年持续亏损的状况，通过虚假的财务报表及篡改销售合同及发票等手段，为其经营的立新公司、立澳公司、立超公司、立增公司向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等银行金融机构骗取贷款，已于2013年1月被武进区公安局立案侦查。而且，武进区公安局于2013年7月5日以奚跃平涉嫌骗取贷款罪提请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9日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又于2013年10月10日通知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对奚跃平的红色通缉令。上述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公安、检察机关已经采取的措施表明，奚跃平利用上述其经营的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及新鸿联公司签署授信额度协议、借款合同、商业汇票承兑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形式来骗取银行贷款，显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案涉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本案所涉赔偿责任或民事责任均应系合同无效下的责任。二、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有重大过错，应当对合同无效承担责任。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作为专业的银行金融机构，应当根据《贷款通则》等规范对贷款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但实际上，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并未对立澳公司的贷款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显然有重大过错，应当对合同无效承担责任。三、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奚跃平利用其经营的上述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以及新鸿联公司签署授信额度协议、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形式来骗取银行贷款，显属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应由奚跃平承担刑事责任，相关过错方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相关过错方的过错程度及民事责任的确定，需待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方能确定，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四、奚跃平因涉嫌骗取贷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批捕，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已经查明的犯罪事实及公安检察机关采取的措施，表明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五、奚跃平的一审诉讼代理人没有获得合法授权，一审对奚跃平没有经过合法送达，一审判决实际上是违法缺席判决，构成严重的程序违法，应撤销原判，发回一审重审。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请求二审：一、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的起诉，或者裁定对本案中止审理，或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判令上诉人无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答辩称：一、本案所涉授信额度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合同法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但该非法目的必须是双方合谋的非法目的，新鸿联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及其员工与立澳公司恶意串通，合谋违法发放贷款，故不能因此认定与立澳公司的合同无效。二、新鸿联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保证人应当承当民事责任，新鸿联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新鸿联公司作为完全民事行为的主体，应充分了解担保的行为后果，最高额担保行为依法有效。而且新鸿联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保证人免责的情形，故新鸿联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保证责任。三、中国银行钟楼支行依照《贷款通则》要求依法发放贷款，并无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应承担立澳公司骗取贷款的不利后果。四、新鸿联公司提出的中止审理理由不成立，立澳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奚跃平与立澳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奚跃平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与立澳公司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是完全不相关的，不能因为奚跃平涉嫌诈骗而必然认定立澳公司存在诈骗嫌疑，从而中止审理与立澳公司有关的案件。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立澳公司、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二审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奚跃平、唐明珠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期间，上诉人新鸿联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武公经提捕字（2013）921号提请批准逮捕书、常武检批捕（2013）714号、红色通缉令（均为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证明2009年至2012年期间奚跃平隐瞒企业多年持续亏损的事实，通过伪造虚假财务报表，虚构贸易背景等手段，为其经营的立澳公司、立新公司、立超公司、立增公司骗取银行贷款。奚跃平现已出逃境外。奚跃平的犯罪事实中包括立澳公司和钟楼支行的借款事实。
2、借款人立澳公司的部分资产负债表（复印件）4份及损益表（复印件）4份、案涉贷款资金实际流转材料（复印件）15份、常嘉会专审（2013）第111号审计报告（复印件）1份，证明借款人实际资产及财务状况不可能符合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的放贷条件。借款人申请的承兑汇票和贷款所涉贸易背景均虚构。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在贷款审查中未尽到专业的注意义务。
被上诉人中国银行钟楼支行对新鸿联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新鸿联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根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的规定第12条规定，本案并不是必须中止审理。
被上诉人立澳公司、立新公司、立增公司、立超公司对新鸿联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同意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的质证意见，本案是经济纠纷案件，在未确定奚跃平犯罪的情况下并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因为先刑后民的原则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方式，本案借款人不是奚跃平，因此没有中止审理的必要。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的借款合同、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二、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的借款合同、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系立澳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自愿签订，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案涉借款合同、商业汇票承兑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也系新鸿联公司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自愿签订，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新鸿联公司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中，首先，武进区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对象为立澳公司法定代表人奚跃平，而本案借款合同、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的主体为立澳公司，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与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并不相同；其次，武进区公安局经侦查查明奚跃平涉嫌骗取贷款罪的事实，以及上诉人新鸿联公司在二审期间举证证明立新公司涉嫌骗取贷款罪的事实均未经过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因此，奚跃平涉嫌骗取贷款罪的事实与立澳公司在本案中借款事实的关联性无法确认，故应认定两案涉及不同的法律事实；最后，即使如新鸿联公司认为，立澳公司是奚跃平刑事犯罪的工具，作为借款合同主体的立澳公司也是以欺诈方式与中国银行钟楼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中国银行钟楼支行有权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如不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仍应按有效处理。奚跃平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不能因此免除立澳公司在借款合同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处理，上诉人新鸿联公司认为本案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故而应中止审理或应将裁定驳回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新鸿联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024元，由上诉人新鸿联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时 坚
代理审判员 邹玉星
代理审判员 熊 艳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马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