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74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俊，男，汉族，1990年6月1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建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宏飞，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平，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珊，女，汉族，1989年3月23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钟祥市。
上诉人徐俊因与被上诉人陈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3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判决对《协议书》内容做片面截取，未体现案件事实全貌，甚至改变案件事实。《协议书》中被上诉人已明确承诺：“对上述写的没有规定几号还清8000元一事进行更正，约定每月30天之内必须还清8000元”。即自2015年11月28日起，被上诉人每月应偿还8000元予上诉人。而事实情况是，被上诉人当月就违背了此还款承诺（仅仅零星支付了约2000元），故上诉人当然有权利向被上诉人催要欠款、商讨解决方式并主张其合法债权，即双方达成的《协议书》是对双方债权债务金额确认及按月等额还款计划的协议，被上诉人依协议负有按月偿还借款的义务，但是在协议达成之后的当月被上诉人就违约，基于其先违约行为，上诉人才采取合理恰当的方式和措施主张合法权益。原审判决机械地将“上诉人不得恐吓骚扰威胁被上诉人，不得影响被上诉人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及工作”作为前提，但却忽视了“被上诉人承诺按月（每月8000元）还款”这一根本的前提！试想债务人已拒绝还款，难道上诉人还不能向其联系催要、主张其合法债权么？一主张就会违背所谓“不得影响债务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而被视为自行放弃合法债权？其次，在《协议书》签订生效后，因被上诉人拒绝还款，上诉人向其尝试联系、催要欠款的过程中未采取威胁恐吓骚扰的方式，亦未影响被上诉人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及工作。事实上，自双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始，上诉人一直都是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维护其合法债权权益。从《事情经过》所述内容可见：上诉人至被上诉人的公司，完全是在无法联系到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故意躲避、不接电话、拒不还款）、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诉人通过平安人寿客服中心洽谈（“黄课长”前来了解情况），请求公司能帮忙约到被上诉人，整个过程上诉人完全冷静，没有任何闹事滋事的行为，且此举仅是为了获得一个能够见到陈珊本人并协商解决欠款事宜的一个机会，毕竟债权金额数目不小，上诉人此时已极度弱势、寝食难安只求能多少挽回些损失。另外，统观《事情经过》的内容，稍有理解能力的人都可见上诉人始终在为被上诉人向公司求情、维护被上诉人的工作饭碗，因为上诉人害怕被上诉人会恼羞成怒、拒不还款。此情况明显不属于上诉人采取恐吓骚扰方式，也不属于影响被上诉人的正常工作，更不应被视为“自行放弃债权”。原审判决认为“从被告提供的原告向公司出具的《事情经过》……可推定，原告已经违反协议的约定”中，所谓的推定，完全是凭空而来、毫无事实根据。再次，被上诉人所出具的证人证言无法证实上诉人采取恐吓骚扰威胁被上诉人、影响被上诉人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及工作。判决书所载“证人叶某称2015年12月曾亲眼所见原告打电话和发短信侮辱恐吓被告，之后被告精神崩溃试图服药自杀”，此处故意混淆利用了“亲眼所见”这一概念，造成一种“上诉人打电话及发信息恐吓时、被上诉人试图服药自杀时叶某均在现场、完全知情”的错觉。事实上这些都是叶某自我认为的、听被上诉人转述的、不符合实际的信息（庭审时证人叶某的所述内容已经说明其证言是间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恳请法院核实），另外，难道显示了上诉人名称的电话或信息，就一定真是上诉人所打的电话；被上诉人说是上诉人所发送的信息就一定是真的么？被上诉人服药自杀（且不论是否真实发生）的原因就一定能排除其他因素、唯一排他地确认就是因被上诉人“恐吓骚扰”造成的么（事实上被上诉人已负债累累，是别的债主给其不断施压）？判决书所载“证人李某称2016年上半年原告曾去被告公司闹事，在其印象中原告至少去公司闹事过三次”，此处明显虚构事实、夸大了事实，证人李某对于“原告闹事”的判断是其主观的错误判断。事实上，上诉人是去公司洽谈、寻求帮助（帮忙联系陈珊），全程都没有进入职场内部、没有任何闹事的举动，况且平安公司之大、职场管理之严格，岂容个人在职场寻衅闹事？若上诉人真有闹事，被上诉人大可调取公司的监控记录查证。证人李某完全是虚构和夸大对上诉人不利的事实。李某当时根本不在现场，只是事后才听别人（被上诉人或其它不知道实情的人）说“又有人来公司闹事”之类的话，其证言依法不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事实。判决书所载“证人陈某系被告母亲，其称原告曾多次去家中闹事，在门口辱骂被告，曾报警，但警察未处理”。事实是上诉人在楼下给被上诉人拨电话、希望能谈谈有关欠款的事情，并未采取辱骂或其它任何不恰当的、可能影响被上诉人家人正常生活的方式，但被上诉人及其母亲认为上诉人在楼下令她们很不舒服、心里很不爽，就报警，警察理所当然未进行任何的处理。试想，若真如被上诉人母亲所述“多次至家里闹事”、甚至影响其正常生活，那么警察“多次均能坐视不管”么？故，证人陈某的证言完全不合逻辑、更不合实际。况且，该三份证人证言，其中两份是由被上诉人关系亲密、同本案处理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同事（甚至同证人叶某还有金钱上的、经常性的来往关系，可见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证据“银行流水A28、A29”）出具，另一份是由被上诉人的母亲出具，三名证人均与被上诉人有重大的利益关系，其证言无可信度。同时，上诉人强烈要求法院核查该三名证人涉嫌提供伪证的事实并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综上，原审判决基于“被告提供的原告向公司出具的《事情经过》及其证人证言”所做出的“原告已经违反协议的约定，视为其自行放弃债权”的事实推定，完全是错误的事实认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判决违背了适用证据的有关法律规则，错误地以无其他证据辅助证明的、具有利害关系冲突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的依据。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判决，完全未提及借贷双方间的借贷关系的认定、借贷金额的确定等事项（虽然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了巨量的证据材料证明该部分内容），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错误地放在了“找寻”上诉人在借贷双方对过往借款清理并做出清偿安排的《协议书》签订后，存在恐吓胁迫、影响债务人正常生活和工作，并导致上诉人自行放弃债权的“事实”。并在证据的适用上，以对案件事实无证明作用的《事情经过》，强行去辅助证明被上诉人的利害关系人所出具的证人证言（且为间接证据、传来证据）并作为定案依据，此处不排除原审判决多少存在先入为主的判断（错误地认为被上诉人为女性、为弱势群体），但该做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我国现行的有关证据法律规则，对上诉人存在明显不公平。其次，原审判决对于事实推定规则的适用错误。一审法院对“原告已经违反协议的约定”这一关键事实，完全是由《事情经过》及证人证言推定出来的，并直接作为了驳回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但是此处的事实推定没有以任何高度可信的确定性事实作为推定的基础事实依据，并且还采纳了存在重大证明力瑕疵的三份证人证言（如前述分析）作为推定的依据，属于事实推定规则适用的明显错误。如此得出的推定事实及判决自然为无根之木，不具备事实推定的正当性，更经不起事实及法律的考验，经不起质疑。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并且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珊答辩称：第一，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是在上诉人去被上诉人家闹事，后经报警在派出所门口签订的。是由于被上诉人不堪上诉人的骚扰，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此该份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第二，协议书所载内容与事实不符，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记录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还款远远超出上诉人诉讼请求所主张的借款30万元，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并不拖欠上诉人任何款项，所有欠款均已结清。第三，协议书明确约定，徐俊不得对陈珊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且不能对其家人进行骚扰，还约定在这四年中，如徐俊发信息、打电话骚扰陈珊，则视为放弃所有欠款金额。但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又多次在被上诉人家及单位寻衅滋事，影响被上诉人正常生活，根据协议书约定视为其放弃所有欠款金额。综上，本案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应当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
上诉人徐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29.69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1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本人陈珊与徐俊协议3年结清欠款30万元，每月还8000元，在这4年中如徐俊发短信、打电话恐吓骚扰陈珊的正常生活，则视为自动放弃所有欠款金额，如陈珊做不到每月还款，徐俊可向法院起诉……在此期间，徐俊不得对陈珊的人身安全进行威胁，并不可对其家人进行骚扰及破坏陈珊声誉的一切行为。”原告据此称被告出具协议书之后仅归还部分款项，尚欠296900元。被告确认上述协议书系其本人出具，称双方曾经系男女朋友关系，被告确实曾向原告借款但已归还完毕，后双方分手，被告在不堪原告对其本人及家人的威胁、骚扰且未经对账的情况下所写。
被告提交一份原告于2015年11月23日出具的《保证书》，内容为：“本人徐俊自2015年11月23日起保证不跟陈珊提红桂等一系列敏感词汇，如做不到一切后果愿听陈珊责罚。”被告欲证明原、被告双方原为男女朋友关系，被告多次受到原告各种无理骚扰，所以涉案的协议书系被告不堪其扰而签署，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对该保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提交一份原告于2016年4月29日书写的一份《事情经过》，内容为：“本人徐俊于2016年4月20日至平安人寿客服中心洽谈找到客服，希望贵公司能帮忙约出我的客户经理陈珊（本人与陈珊有一部分经济纠纷），后黄课长出面了解情况，并询问我处理结果，我的答复是希望贵公司能给予两天时间让陈珊处理事情，等待重新回归工作状态，次日贵公司给予的答复是清退，我作为平安拥有两份保险的客户，觉得欠妥，希望公司高层可以重新协商解决问题，作为人道主义，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如贵公司心有顾虑，本人愿作出保证，不再向公司诉求我和业务员的私人问题，下次如再有纠纷，我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再给贵公司造成负面影响。”被告欲证明原告曾去被告工作单位寻衅滋事，给被告的工作生活造成了恶劣影响，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这一行为视为其放弃债权。原告对其书写的上述《事情经过》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
另查明，被告申请证人叶某、李某及陈某出庭作证。证人叶某与被告曾系同事关系，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叶某称2015年12月曾亲眼所见原告打电话和发短信辱骂恐吓被告，之后被告精神崩溃试图服药自杀。证人李某与被告系同事关系，其称在2016年的上半年原告曾去被告所在公司闹事，在其印象中原告至少去公司闹事过三次。证人陈某系被告母亲，其称原告曾多次去家中闹事，在门口辱骂被告，曾报警，但警察没有处理。
再查，原、被告双方自2013年至2016年期间互相发生数笔款项往来，从几百到几万不等，有零有整。被告出具《协议书》之后，于2015年12月、2016年1月向原告付款8000元，此期间原告向被告转款三次共计49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依据《协议书》要求被告归还欠款，可见原告对该《协议书》所载明内容系认可的，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照约定履行。结合双方特殊关系及协议书内容，此前原、被告曾因债权债务及其他关系纠缠不清，在协议书中被告承诺按月还款，但前提是原告不得恐吓骚扰威胁被告，不得影响被告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及工作，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所有欠款金额。被告提交的原告向被告公司出具的《事情经过》及其证人证言可推定，原告已违反协议的约定，应视为其自行放弃对被告的债权。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54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
二审时，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徐俊依据双方于2015年1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起诉主张被上诉人陈珊偿还借款，被上诉人陈珊认可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故上述《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书》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上述《协议书》的约定，被上诉人陈珊应按期还款，否则上诉人徐俊可向法院起诉，而上诉人徐俊则承诺如恐吓、骚扰被上诉人陈珊的正常生活则视为自动放弃所有欠款金额。上诉人徐俊上诉主张其未采取威胁、恐吓、骚扰的方式追讨欠款，但根据其本人于2016年4月29日书写的《事情经过》，其曾前往被上诉人陈珊的工作单位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反映其与被上诉人陈珊的经济纠纷，并导致被上诉人陈珊被公司做出清退处理，上诉人徐俊在《事情经过》中保证不再向公司诉求其与业务员的私人问题，不再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上诉人徐俊的上述行为已对被上诉人陈珊的正常工作及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结合被上诉人陈珊提交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陈珊主张上诉人徐俊的行为已构成恐吓、骚扰，应视为自动放弃所有欠款，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54元，由上诉人徐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杰 晖
审判员 李 小 丽
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聂玮（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