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23民终1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卫玲，女，1970年8月29日出生，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公司员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女，1965年2月20日出生，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员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平，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乌伊西路滨湖商业街A-17号（119区1丘1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刘延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连明，新疆联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卫玲、上诉人王玲因与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6）新2301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卫玲及上诉人王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平，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连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卫玲及王玲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由被上诉人交付新B-
XXX**号车辆或返还已付购车款500000元，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360000元。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二上诉人打款的用途，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打款凭证证实二上诉人为了委托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延彪购车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465000元，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款项用作他用应当举证进行证实。（2）原审法院认为”徐卫玲与被上诉人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以此驳回徐卫玲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借条的时间是2014年6月13日，还款期限是2014年7月20日至2016年7月20日，而从徐卫玲主张的事实中可以证实其最后一次给刘延彪打款的时间是2014年7月5日，与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中所列的还款日期明显矛盾；另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借款单中涉及的车辆与上诉人主张的车辆没有关联性。二上诉人已经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应当履行交付车辆并支付相应赔偿款的义务。（3）本案中2014年6月30日，徐卫玲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挂靠营运服务合同》可以认定双方存在车辆挂靠营运服务合同关系及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中由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延彪的个人印章，可以印证二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打款的事实和用途。该合同是格式合同，被上诉人向来只是给合同向对方提供合同复印件而不提供合同原件，导致上诉人无法向法庭提供原件，但是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4）原审法院忽视了上诉人王玲支付货款委托购车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王玲与被上诉人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原审法院没有对王玲的诉讼请求依法认定，而是混同认定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委托关系错误。2、原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借条，与本案车辆无关，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该借条对应车辆的《车辆挂靠营运服务合同》，该借条应当是存疑的。（2）被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6月28日与李小军签订的《车辆挂靠营运服务合同》，上诉人对李小军的签字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这正好印证了被上诉人作为掌管印章的主体可以随意制作合同文本，且即便是李小军所签，也应当有徐卫玲的签字，故该证据从侧面证实徐卫玲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合同的真实性。（3）被上诉人提供的登记证和行车证，印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支付款项的用提和购车的事实，原审法院对此并未认定。
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上诉人主张此车辆的所有权，应当与该车辆的实际车主李小军进行确权诉讼解决，而不应当向被上诉人主张所有权。2、被上诉人不认识王玲、陆建华等人，被上诉人账户中确实收到这些款项，均认为是收到徐卫玲支付的两张借款单中约定的款项，但这些款项是从哪个账户中汇出的，这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从未收到徐卫玲为新B-
XXX**号车辆缴纳的车款。
徐卫玲、王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与被告的委托合同并返还车款500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0000元；3、诉讼费、送达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张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徐卫玲交来订车款人民币2000元整，收款人王丽，并加盖有被告单位财务专用章”。2014年6月13日，原告王玲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延彪个人银行卡汇款250000元；2014年6月14日，原告王玲委托其嫂子陆建华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延彪个人银行卡汇款100000元，2014年7月15日，原告徐卫玲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延彪个人银行卡汇款113000元，综上，原告共向刘延彪个人银行卡汇款463000元,加上2000元订车款，共向被告支付465000元，被告对打款的事实及打款金额无异议。
2014年6月13日，原告徐卫玲作为借款人，案外人李小军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向被告出具了二份借条，内容为”我李小军今天在昌吉市乌伊西路滨湖河商业街A-17号、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公司办公室借到现金440050元。还款期间共计24个月。月利息0.14‰、滞纳金为月还款金额的5‰/天、还款按月进行、月还款金额为18400元。还款日期从2014年7月20日至2016年7月20日止。从2014年7月20日开始按月及时交清当月本息。如一次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的，公司将车辆扣回公司，所挂靠费用作为抵押的车辆由公司直接收回变卖，并一次性追缴全部欠款，所得款项抵付欠款本息。”二份借条以上内容一致，分别注明车架号，分别为LZGCRXXXXXXX7978、LZGCRXXXXXXX7983。后附昌吉市富达到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单，车号分别为新BXXX**、新BXXX**，每车预付100000元，每车借款金额为440050元，两车共计借款8801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委托被告购买车辆并将新BXXX**号车辆挂靠在被告处经营，为证明这一事实提供了《车辆挂靠营运服务合同》，因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为复印件，且被告不认可，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原告提供收款收据、银行打款凭证，证实向被告支付465000元系新BXXX**号车辆的购车款，被告辩解称该款系偿还原告徐卫玲与案外人李小军的共同借款，因原告徐卫玲与被告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原告不能证实其打款系支付新BXXX**号车辆的车款，故对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委托关系，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车款，并赔偿原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徐卫玲、王玲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查询明细、确认转账交易信息及收据各一张，证实：新BXXX**号车辆的实际购买人为案外人李小军。
经质证，上诉人徐卫玲及王玲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提出只能证实被上诉人收取了李小军280000元购车款，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收取了380000元的购车款，且与本案无关，如果被上诉人认为李小军购买了新BXXX**号车辆，则应当向二上诉人交付其他车辆；对查询明细及确认转账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不认可。
本院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查询明细及确认转账交易信息综合全案认定。
上诉人徐卫玲及王玲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如下证据：
1、李小军工行卡（卡号：×××）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1日银行流水。
经质证，上诉人徐卫玲及王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该银行流水与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收据及微信截图显示的信息一致，证明被上诉人收取案外人李小军卡上280000元及100000元现金，共收取380000元，比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中载明的数额多出的14000元是购买车辆缴纳的费用。
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2、对案外人陆建华丈夫王新和制作的询问笔录，王新和陈述内容为，”陆建华本人因在外地出差无法出庭，王玲系我的亲妹妹，2014年，王玲向我和我妻子借了100000元，让我们打到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账户，现在钱还没有还给我们...我的打款账户是×××，本案的具体细节我不清楚，我只是让我妹妹还钱，因为是她向我们借的钱，我们和运输公司之间没有关系”。
经质证，上诉人徐卫玲及王玲对该询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询问不发表意见，其认为被上诉人不认识陆建华，也不认识王新和，我们只是和徐卫玲之间具有合同关系，只知道由徐卫玲给我们打款，但是具体由谁打入我们的账户，我们并不清楚。
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6月13日收款收据及两份借款单，均系被上诉人鑫联公司借用昌吉市富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单据。案外人李小军购买的新BXXX**号（车辆识别代号LRDVXXXXXXXX24734）欧曼牌自卸车为366000元。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在二审庭审后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经营模式为：客户交付购车费用，被上诉人代为购买车辆，车辆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后与客户签订挂靠协议确定车辆的实际车主；同时陈述其与上诉人王玲及案外人陆建华并无经济往来关系。上诉人王玲在二审庭审后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徐卫玲合伙买一个车，我的钱是直接打到被上诉人公司，但是办理手续都是委托徐卫玲一个人办理，我没有直接与被上诉人公司联系”，上诉人徐卫玲对上述内容也认可。
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上诉人徐卫玲及王玲在一审提交打款凭证主张其二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委托购车的合同关系，对于2014年6月13日上诉人徐卫玲交付的2000元订车款及2014年7月15日上诉人徐卫玲通过工商银行向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延彪个人银行卡汇款113000元的事实，因2014年6月13日，上诉人徐卫玲与案外人李小军购买了新BXXX**、新BXXX**号车辆，且上诉人徐卫玲除在被上诉人委托购买前述两辆车辆外还有其他委托购买车辆的情况，上诉人徐卫玲无证据证实上述两笔款项系支付与上诉人王玲共同委托购买车辆的款项。另，被上诉人对2014年6月13日上诉人王玲通过工商银行向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延彪个人银行卡汇款250000元及2014年6月14日上诉人王玲委托其嫂子陆建华通过工商银行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延彪个人银行卡汇款100000元的事实认可，但认为其与上诉人王玲及案外人陆建华并无经济往来，上述款项系支付徐卫玲及案外人李小军的购车款，对于该抗辩，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确认上诉人徐卫玲及王玲合伙向被上诉人支付350000元用以委托购买车辆，对于上诉人徐卫玲主张其交付的2000元订车款及113000元是用以支付其与上诉人王玲合伙购买的车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现上诉人支付了委托购车的费用，被上诉人收取了该费用，双方委托合同关系自2014年6月14日成立。
双方当事人合同关系成立，而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二上诉人履行委托合同的义务，即购买车辆并签订挂靠协议的义务，同时认为其与二上诉人并无委托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故，二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约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二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购车款，故本院确认被上诉人返还二上诉人购车款350000元。对于上诉人主张按每天500元计算2014年6月30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于损失并未进行约定，本院确认按照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即43050元（350000元×6.15%×2年）。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卫玲与上诉人王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昌吉市人民法院（2016）新2301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上诉人徐卫玲、王玲与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6月14日达成的委托合同；
三、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上诉人徐卫玲、王玲购车款350000元；
四、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徐卫玲、王玲损失43050元；
五、驳回原审原告徐卫玲、王玲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400元，合计由上诉人徐卫玲、王玲负担13466元，由被上诉人昌吉市鑫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3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进羽
代理审判员 李静蓉
代理审判员 宋雪倩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马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