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7民终4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夷山市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夷山市旅游度假区三菇红袍山庄，组织机构代码75314506-0。
法定代表人翁绳法，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卢媛，福建弘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武市天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邵武市吴家塘金塘工业园区楼1-6层，组织机构代码58753462-5。
法定代表人刘龄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游富华，福建心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安歆，福建心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翁绳法，男，195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清市。
原审第三人刘荣富，男，196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经商，住南平市建阳区。
上诉人武夷山市华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华泰公司）与被上诉人邵武市天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天伟公司）、原审第三人翁绳法、刘荣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1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卢媛，被上诉人天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游富华、安歆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翁绳法、刘荣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泰公司一审请求判令：1．解除华泰公司、天伟公司于2014年6月1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天伟公司支付违约金13502.5元。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6月14日，华泰公司、天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400580），约定由天伟公司向华泰公司购买位于武夷山市度假区武夷·山水名城（紫阳古城）第13幢3层301室房产（建筑面积54.01平方米），建筑面积54.01平方米，单价5000元／平方米，房价款为270050元。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及期限”约定：天伟公司一次性付款，于2014年6月13日前付清总房价款人民币270050元。合同第七条约定：买受人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逾期超过30日后，买受人在出卖人书面催告30日后仍未支付应付款的，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5%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当日，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合同备案手续。2014年6月16日，华泰公司向天伟公司开具销售不动产统计发票，载明付款方为天伟公司，不动产为武夷·山水名城（紫阳古城）13号楼301，金额为270050元。2015年3月20日，华泰公司向天伟公司发出“催告函”一份，内容为向天伟公司催告支付包括本案所涉房产在内的武夷·山水名城（紫阳古城）共18套房产（总建筑面积987.21平方米，总价款4936050元）的购房款。因华泰公司认为天伟公司应在2014年6月13日前付清购房款270050元，但经催款后天伟公司仍未支付该购房款，故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8年12月8日，刘荣富与翁绳法等签订投资协议，约定由刘荣富投资7154000元（占股10%），用于华泰公司的武夷·山水名城地产项目。2013年8月31日，刘荣富、翁绳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由翁绳法购买刘荣富10%的股权（双方协商股权作价人民币22200000元），在翁绳法现金支付部分股价款，余款11100000元由翁绳法以所开发的“武夷·山水名城地产项目”房产进行抵偿（用于抵偿的房产单价及所处位置须刘荣富认可）。2013年9月1日，翁绳法与刘荣富又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一份，载明根据双方于2013年8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第三条款收购款支付方式中的第3条的相关约定，经协商翁绳法同意将位于武夷山三菇度假区武夷·紫阳古城项目中的13号楼出售给刘荣富，刘荣富自愿以96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13号楼二、三层共计987.21平方米的房产，同时以36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13号楼面积约为569.67平方米地下室，以上房产总计售价11528028元，刘荣富同意翁绳法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单价开具正式发票；协议还约定，因13号楼在签订此购买协议前已经与案外人订立租赁协议，刘荣富同意按原租赁协议继续履行相关约定；翁绳法同意在五个月内办理好两证并交予刘荣富。2013年10月9日，刘荣富与天伟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以下内容：债务人翁绳法拖欠刘荣富股权转让款11100000元未还；刘荣富将以上债权转让给天伟公司，天伟公司同意受让，刘荣富在2013年9月1日与翁绳法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中抵债的房产，即武夷山三菇度假区武夷·紫阳古城项目中的13号楼的产权归天伟公司公司享有，并由天伟公司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以便办理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讼争房屋的购房款是否已支付？就该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从查明事实看，华泰公司、天伟公司2014年6月1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翁绳法、刘荣富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3年9月1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在内容上具有高度重合性：翁绳法、刘荣富之间签订的两份协议约定用于抵偿股权转让款的标的物为武夷·紫阳古城13号楼二、三层987.21平方米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指向的标的物也是武夷·紫阳古城13号楼的房产，且华泰公司、天伟公司另有签订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共计18份合同所涉房产总面积也是987.21平方米；第三人签订的协议约定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单价开具正式发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单价亦为5000元／平方米，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与合同对应，亦为5000元／平方米。可见，华泰公司、天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翁绳法、刘荣富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对于标的物座落、面积、单价等内容高度重合，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关于在签订合同的前一日付清房价款的约定，以及华泰公司公司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一份独立的因天伟公司向华泰公司买卖商品房而订立的合同，其合同性质上应属履行翁绳法、刘荣富的《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以及刘荣富与天伟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而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即以华泰公司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指向的房产抵偿翁绳法因收购股权所欠债务。故本案华泰公司以未收到天伟公司支付的购房款为由要求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与已查明的本案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不符，华泰公司诉请解除该份合同并支付违约金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以及《债权转让协议书》，系由翁绳法与刘荣富、刘荣富与天伟公司签订，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即便涉及到处分华泰公司公司财产的内容，对华泰公司也没有约束力，仅以上述协议并不能实际处分华泰公司财产、损害华泰公司利益，故华泰公司认为上述协议属恶意串通损害华泰公司利益应认定为无效没有相关依据，对该意见不予采纳。本案立案时的案由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案由应调整为合同纠纷为宜。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华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元，由华泰公司负担。
上诉人华泰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履行翁绳法、刘荣富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以及刘荣富与被上诉人天伟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由此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一、履行所谓的“以物抵股权之债协议”缺乏合理事实基础。2008年12月8日，刘荣富以人民币7154000元的投资，持有上诉人10%的股份，作为上诉人的隐名股东。此时，上诉人公司还未正式运营，而是于2011年12月27日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开始正式动工。2013年8月31日，翁绳法以22200000元的价格向刘荣富购买该股份，二人协商其中的11000000元以上诉人的房产进行抵偿。此时，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寒冬，并且，上诉人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均为商业性用房，而非普通住宅。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2011年底上诉人的房产项目开始动工，至翁绳法以22200000元的价格购买股份时，公司共建房屋357套，已出售房屋仅为202套，销售数量不足总量的三分之二，且尚欠工程承建公司的工程款项15637000元。在实体经济不景气、房地产市场遇冷的历史阶段，刘荣富的投资实现利润翻两倍不存在任何可能性，是有悖常理的。因此，上诉人不会，也不可能会履行所谓的“以物抵股权之债协议”。二、翁绳法、刘荣富及被上诉人天伟公司之间恶意串通事实清楚。2013年8月31日，刘荣富与翁绳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次日便紧接着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又于当年10月9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上述的一系列行为均没有上诉人的参与或者确认。翁绳法、刘荣富作为公司的股东、隐名股东，充分掌握上诉人公司的章程以及相应的资产、权力架构等相关情况，应当十分清楚股东是否有权擅自以上诉人的资产为其个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买单。另，通过全国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查询，2014年6月11日之前，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系刘荣富之妻高红梅，换句话说，被上诉人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事实上与刘荣富是一个行为主体，被上诉人通过曾经作为公司隐名股东的刘荣富，是完全掌握上诉人公司的运营情况的。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法人在法律上系独立的主体，拥有独立的资产，任何股东均不得在未经法人同意或者授权的情况下，处分公司的资产。上诉人从未同意翁绳法以公司的资产来抵偿其增持个人股份的行为，亦并未在上述的多份协议上盖章，对被上诉人以及翁绳法、刘荣富之间的抵偿、转让行为表示认可。原审法院以“即便涉及到处分上诉人公司财产的内容，对上诉人公司也没有约束力，仅以上述协议并不能实际处分上诉人公司财产、损害上诉方利益”为由认定协议效力，却未对被上诉人以及翁绳法、刘荣富之间的一系列行为性质作出相关认定，显然有失偏驳，翁绳法、刘荣富及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清楚。三、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付款条款及开具发票的问题。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交了一份2014年5月4日的周例会纪要，该份纪要显示，上诉人公司经会议研究，由翁绳法负责公司售楼部的日常运营管理。2014年6月14日，翁绳法利用其职务便利，向上诉人及其他股东隐瞒合同的付款条款（即于2014年6月13日付清全部购房款），与被上诉人及刘荣富恶意串通，同被上诉人签订有悖常理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交代财务人员开具发票，该笔应收帐款至今仍挂账在被上诉人名下，从上诉人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然可以看出，上诉人并没有履行翁绳法、刘荣富之间与被上诉人一系列协议的意思表示。结合上述翁绳法、刘荣富及被上诉人的一系列行为与2014年5月4日的周例会纪要的内容不难解释，被上诉人为何会在2013年10月9日受让债权，却在第二年的6月，第三人翁绳法取得售楼部的经营管理权后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这一问题。
综上，刘荣富、翁绳法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主张诉争房屋已经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得的缺乏事实基础。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5）武民初字第127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1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判令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3502.5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天伟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华泰公司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以及《债权转让协议书》系原审第三人翁绳法、刘荣富、被上诉人天伟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华泰公司利益应认定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上诉人为法人，法人的意志要通过股东的合意对外表达，翁绳法系上诉人的董事长和控股股东，刘荣富正是知道房地产行业有按股权比例分配房屋自行处置即股份资产化的惯例，所以有理由相信上诉人是继受了翁绳法的债务来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二、上诉人以股权转让对价过高，刘荣富回报过大来否定以物抵债的合理性没有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当事人都是理性的商人，有能力、有权力判断和处理股权转让事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对于一审判决事实部分的认定，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表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自2012年1月16日起至2014年4月4日止，翁绳法及案外人翁其俊共享有上诉人华泰公司73%的股权。
二审中，上诉人华泰公司提供下列证据：证据1、工商公示信息（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天伟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以及被上诉人非善意第三人的事实。被上诉人与刘荣富是一个行为主体，刘荣富是隐名股东的身份，实际上是可以掌握公司的情况。证据2、记账凭证（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欠付购房款的事实，体现上诉人没有履行翁绳法、刘荣富签订的协议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不知道协议的存在，是在起诉的时候收到对方的证据材料才知道这个情况，且该笔应收账款至今仍挂账在被上诉人名下，从财务报表看出，上诉人并没有履行翁绳法、刘荣富与被上诉人签订一系列协议的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天伟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虽然高红梅与刘荣富是夫妻关系，但在法律关系中是相对的主体，高红梅不等于刘荣富，上诉人要证明的事实不能成立。对证据二的三性都有异议，该份证据是上诉人单独制作的，且事实上购房款已经通过抵债的方式支付清楚，不存在拖欠的事实。
对前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本院将在下文结合焦点问题一并认定。
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还是以买卖合同形式履行两位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以及第三人刘荣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2、若双方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是真实有效的，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由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是否有依据。3、原审第三人翁绳法、刘荣富是否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原审第三人翁绳法、刘荣富是否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问题。
首先，案涉原审第三人翁绳法、刘荣富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以及刘荣富与被上诉人天伟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系由翁绳法与刘荣富、刘荣富与天伟公司签订，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虽然其中涉及到处分华泰公司公司财产的内容，系无权处分行为，但该约定本身对华泰公司没有约束力，未经履行不对华泰公司构成实际损害。其次，在签订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的当时，原审第三人翁绳法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乙方之一翁其俊享有华泰公司股权73%，享有绝对控股地位，而翁绳法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华泰公司存在将自留物业按股权比例分配给持股股东的交易惯例，故原审第三人刘荣富对于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中约定的以房抵债条款的履行抱有合理的信赖和期待符合常理，不能认为存在恶意。再次，华泰公司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的事实可以视为华泰公司对于前述交易事实上已予以认可。又次，原审第三人刘荣富与被上诉人天伟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配偶关系也不能成为债权转让无效的理由。综上，上诉人华泰公司认为上述协议属恶意串通损害华泰公司利益应认定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关依据，不予采纳。
2、关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还是以买卖合同形式履行原审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以及原审第三人刘荣富与被上诉人天伟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的问题。
首先，从查明事实看，华泰公司、天伟公司2014年6月1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翁绳法、刘荣富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3年9月1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在内容上具有高度重合性：第三人签订的两份协议约定用于抵偿股权转让款的标的物为武夷·紫阳古城13号楼二、三层987.21平方米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指向的标的物也是武夷·紫阳古城13号楼的房产，且华泰公司、天伟公司另有签订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共计18份合同所涉房产总面积也是987.21平方米；第三人签订的协议约定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单价开具正式发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单价亦为5000元／平方米，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与合同对应，亦为5000元／平方米。可见，华泰公司、天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房产买卖协议》对于标的物座落、位置、面积、单价等内容高度重合。其次，《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4年6月14日，而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却约定为在在签订合同之前的2014年6月13日前，该约定显然有悖于正常的房屋买卖。同时，在被上诉人天伟公司明显未依《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购房价款的情况下，上诉人华泰公司即于2014年6月14日办理了备案登记并于2014年6月16日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该事实亦不符合常理。综上，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但其提供的证据，经审查并结合本案事实，本院不能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不能认定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也因此，华泰公司主张天伟公司违约，要求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事实根据不足，一审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华泰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元，由上诉人华泰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争春
审判员 乐 芳
审判员 陈志勇
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叶晓桐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