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惠民初字第4636号
原告王荣金，男，195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委托代理人郭秋琪，惠安县惠中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陈征军，男，198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委托代理人黄国辉，男，196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被告王惠彬，男，198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惠安县。
原告王荣金与被告陈征军、王惠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秀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荣金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秋琪，被告陈征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国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惠彬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荣金诉称，王荣金家庭户于1998年12月1日由惠安县人民政府颁发NO032809《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王荣金家庭户承包惠安县净峰镇山前村四组位于“车仔潭”、“溪乾”、“宫仔边”、“圳尾”等地的耕地，合计1.08亩，承包经营权从1997年8月27日起至2027年8月26日止，共30年。王惠彬是王荣金的长子，2009年8月间被人殴打脑部受伤，经医院诊断为：颅脑外伤、脑干挫裂伤、颅底骨折、左侧视神经管挫伤等，经多次住院治疗伤情好转。但之后，王惠彬多次要求王荣金分割家庭承包耕地，同年6月2日王荣金经与家人协商，同意对内将位于“车仔潭”的耕地分给王惠彬使用，但口头约定该耕地不能对外转让。陈征军在王惠彬患病期间，未经王荣金同意，也未经山前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山前村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并报净峰镇人民政府批准，擅自于2013年10月15日与王惠彬签订《土地使用权土地转让合同书》（简称土地转让合同），企图侵占王荣金承包的耕地，土地转让合同系无效合同。2014年3月14日下午，陈征军擅自到王荣金承包的“宫仔边”的耕地种植玉米，王荣金得知后报警，净峰派出所出警制止。后陈征军及家人又召集他人多次到讼争耕地毁坏地瓜等农作物，并在讼争土地种树，拆掉耕地的石头园岸，擅自围占该地致王荣金无法耕种。请求判令：一、确认被告王惠彬与被告陈征军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维护原告王荣金承包耕地的合法经营权。二、被告陈征军赔偿原告王荣金因承包耕地和农作物被其破坏无法耕种的经济损失4800元。
被告陈征军辩称，王荣金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2010年6月2日，王荣金已将自家自行开垦的荒地分配给王惠彬，并经所在村党支部书记陈文琴同意，王惠彬有权对其拥有所有权的荒地作出处分。陈征军与王惠彬系邻村同乡，各自开发的荒地相连，只以“石记”为界线。陈征军为扩大种植农作物玉米需要，经与王荣金、王惠彬协商签订讼争土地转让合同受让涉案土地，陈征军按合同约定于当日将转让款62300元汇至王惠彬个人账户。当时王荣金在场并同意转让，且向陈征军提供其家庭分配荒地签订的《协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陈征军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并非王荣金，王荣金无权主张权利。王惠彬转让给陈征军土地并非王荣金家庭户承包的耕地，王惠彬将涉案土地转让给陈征军，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陈征军受让土地后没有改变土地用途，土地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陈征军受让土地后一直种植玉米，王荣金没有种植地瓜，不存在陈征军给王荣金造成其经济损失的问题。
被告王惠彬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王荣金与王惠彬是净峰镇山前村村民，二人是父子关系。陈征军是净峰镇莲峰村村民。1998年12月1日，王荣金作为家庭承包户主代表取得惠安县人民政府核发的NO.032809《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取得惠安县净峰镇山前村四组1.08亩旱地的承包经营权，当时家庭成员有王荣金、王惠冰、王惠彬等5人。2010年6月2日，王荣金与王惠彬、王惠冰签订《协约》，约定家庭承包的“车仔潭”、“溪埠”两块土地归王惠彬所有，其他土地归王荣金及王惠冰所有。2013年10月15日，王惠彬与陈征军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约定王惠彬将“车仔潭”0.48亩土地转让给陈征军，转让款62300元，王惠彬同时将经其签名确认的《协约》复印件交陈征军持有。同日，陈征军将转让款全额支付给王惠彬。王荣金曾于2014年5月4日提起确认讼争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之诉，同年6月6日经本院准许撤回起诉，在该案中，王荣金主张讼争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是王惠彬因脑外伤诱发精神病，讼争土地转让合同是在王惠彬患精神病期间，未经王荣金及山前村委会同意与陈征军签订，在该案审理中，王荣金提供了大量王惠彬患精神病的证据。在本案审理中，经本院征求王荣金及陈征军的意见，双方均不申请宣告王惠彬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院无法启动特别程序对王惠彬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宣告。
以上事实，有王荣金提供的户口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使用权土地转让合同书》，陈征军提供的《协约》复印件、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2014）惠民初字第2727号民事裁定书及原告在该案中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本院向王荣金及陈征军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
一、关于原告王荣金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原告王荣金认为，王荣金家庭户承包的土地包括“车仔潭”、“溪乾”、“宫仔边”、“圳尾”的土地，《协约》约定分给王惠彬的是“车仔潭”、“溪乾”的土地。虽讼争土地转让合同体现王惠彬转让给陈征军是“车仔潭”的土地，但实际陈征军侵占的是“宫仔边”的土地，王荣金是被侵占土地的户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王荣金相应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即№032809《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此证明王荣金与王惠彬等5名家庭成员属于同一农村家庭承包户，取得位于山前村1.08亩土地承包权；证据2即山前村村委会分别于2014年9月27日、11月3日出具的《证明》各1份，以此证明王荣金承包的土地包含“宫仔边”0.48亩、“车仔潭”0.22亩的土地，王惠彬并不是把家庭分配给其“车仔潭”的土地转让给陈征军，而是擅自把“宫仔边”0.48亩的土地转让给陈征军，王荣金与陈征军是因“宫仔边”0.48亩的土地发生纠纷。陈征军质证称，对证据1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并没有明确包含涉案土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反而证明涉案土地并非王荣金承包的土地。证据2即村会委出具的《证明》不符合客观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被告陈征军认为，王荣金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记载承包土地包含涉案土地，即使涉案土地是王荣金家庭户承包的土地，王荣金已将涉案土地分给了王惠彬，王荣金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由王惠彬主张权利。陈征军相应提供了《协约》复印件1份，以此证明已于2010年6月2日将涉案土地分给了王惠彬。王荣金质证称，《协约》是王荣金的家庭成员签订，但王惠彬转让给陈征军的土地不是家庭分给王惠彬的土地。
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于2014年11月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与山前村委会共同对现场进行勘验，现场勘验情况为：涉案土地位于山前村圳古自然村，在王惠山房子左面的田地中，南面临沟，沟前一座“宫”，土地长约23M，宽约12.5M，地里少许地瓜。经村委会工作人员现场向王荣金的兄长王炳金咨询，涉案土地所在地为“车仔潭”，王荣金当场称“宫仔前”是其自家兄弟分配土地时自己取的地名。本院另于2014年11月12日前往山前村村委会，欲查阅档案了解王荣金持有的№032809《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1.08亩土地包含哪些地块、各地块面积情况。村委会工作人员告知土地档案资料因村委会搬迁已遗失，无档案供本院查阅，王荣金所在村民小组的小组长邱亚金清楚相关情况。邱亚金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王荣金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的1.08亩旱地包括“车仔潭”、“宫仔边”、“溪乾”、“圳尾”等土地，其中“车仔潭”的土地面积最大，王惠彬是将“车仔潭”的土地卖给陈征军。王荣金质证称，对现场勘验笔录没有异议，“宫仔边”、“车仔潭”是王荣金自己取的地名，王惠彬卖的是“宫仔边”而不是“车仔潭”的土地。陈征军质证称，对现场勘验笔录及法院所作的调查均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王荣金在现场勘验及庭审质证中，均陈述“宫仔前”是其自己取的地名，这说明山前村委会是根据王荣金的陈述出具两份《证明》，该两份《证明》不予采信。在现场勘验及本院调查取证过程中，村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均陈述王惠彬转让给陈征军的是“车仔潭”的土地，村民小组长邱亚金另陈述王荣金家庭户承包的土地中“车仔潭”的土地面积最大，王惠彬转让给陈征军的是最大块即“车仔潭”的土地，故认定王惠彬转让给陈征军的是“车仔潭”的土地，该土地在成片田地中，明显是耕地。王荣金提供的证据1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行政机关核发，依法予以采信。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的全部土地属于农户整个家庭，而不是属于其中某一个家庭成员，任何将该承包土地的用益物权从该户分离，人为分割由该户内的某个成员分别享有或者按份享有的作法，有悖于法律规定。王荣金与王惠彬等家庭成员签订分地《协约》，约定将王荣金家庭户承包的土地分配给家庭成员分别所有，系无效协议。王惠彬与陈征军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约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的部分耕地转让给陈征军，王荣金作为家庭承包户主，认为王惠彬与陈征军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进而提起诉讼，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关于被告王惠彬与被告陈征军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转让合同书》是否有效的问题。
原告王荣金认为，依照土地管理法规，陈征军并非山前村村民，若要受让涉讼土地的承包权，须经山前村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并报镇政府批准，王惠彬与陈征军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被告陈征军认为，王惠彬与陈征军签订土地转让合同转让的是开垦的荒地，对垦荒地的转让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土地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本院审查认为，如前所述，王惠彬与陈征军协议转让的土地属№032809《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的耕地，属山前村集体所有，王荣金及王惠彬等家庭成员仅享有土地承包权，并不享有所有权，无权对涉案土地的所有权进行处分，也不能对土地承包权进行任意分割、流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陈征军非山前村村民，王惠彬与陈征军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未经山前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且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期至2027年8月26日届满，而王惠彬与陈征军在土地转让合同中约定王惠彬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永久性转让给陈征军，实际是将涉案土地出卖给陈征军，王惠彬与陈征军签订土地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
三、关于被告陈征军是否应赔偿原告王荣金经济损失的问题。
原告王荣金认为，王荣金2013年8月在涉案土地种植地瓜，2014年6月成熟，6月18日地瓜被人拔掉，王荣金没有看到是谁拔掉地瓜，6月24日陈征军的母亲向王荣金承认是他们拔掉地瓜。2014年7月26日，陈征军在涉案土地种树，要求陈征军赔偿因承包耕地和农作物被破坏的经济损失4800元。王荣金相应提供照片1组，以此证明陈征军侵占王荣金的耕地，陈征军的母亲破坏王荣金耕种的农作物。陈征军质证称，对照片有异议，无法证明照片里的人是陈征军的母亲，即使是陈征军的母亲，也无法证明其毁坏耕地。
被告陈征军认为，与王惠彬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后，陈征军一直在涉案土地种植玉米，王荣金没有在地里种植地瓜，不存在损失。
本院经审查认为，经本院现场勘查，涉案土地现确实还遗留部分地瓜，陈征军又无证据证明曾在涉案土地种植玉米，可见涉案土地并未实际交付给陈征军管理使用，而是由王荣金种植地瓜。王荣金提供的照片不能证明陈征军破坏王荣金耕种的地瓜，故王荣金要求陈征军赔偿经济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从农村现有实际情况来看，均是以家庭为单位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发包方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发包关系。每一农村承包经营户以户主为代表，在家庭承包的土地权益受到侵犯时，户主有权提起诉讼，故王荣金对本案享有诉权。《》第第（五）款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根据《》第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陈征军与王惠彬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行为，未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对转让土地的用途未作说明，且约定涉案土地使用权永久性归陈征军所有，因此，讼争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王荣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征军破坏其种植的地上农作物，王荣金要求陈征军赔偿经济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陈征军提出王荣金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二款、《》第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陈征军与被告王惠彬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转让合同书》无效。
二、驳回原告王荣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475元，减半收取737.5元，由被告陈征军、王惠彬负担687.5元，原告王荣金负担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秀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蔡少萍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