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68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伟丽，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薄文君，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华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杨锦文，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李伟丽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华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公司）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某公司是于1993年11月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8月16日，该公司出具《股东决议》决定：任命李伟丽担任总经理，将公司经营权发包给李伟丽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发包年限2013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止，李伟丽每月给董事会上缴5万元作承包费，具体事项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锦文与李伟丽签订合同为准。同日，华某公司、李伟丽签订《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将公司经营权发包给李伟丽承包经营5年，自2013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李伟丽向某甲公司支付300万元，该笔款项与合同有效日起每月1-5日内支付5万元，合同日期结束须完成300万元；李伟丽在承包期内享有自主、独立的经营权，有权使用公司公章、合同章、支票、账号、发票等财务凭证；华某公司有权监督公司的经营范围，在合同期内如李伟丽每月5万元没有交到华某公司与应付帐款超过30万元，华某公司有权干涉，并有权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华某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李伟丽的经营权；华某公司如违反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李伟丽对公司投资额的50％作为违约金，如李伟丽的实际损失超出该违约金，则华某公司按李伟丽的实际损失赔偿。合同签订后，李伟丽仅向某甲公司支付了部分的承包费，2014年8月后，李伟丽以华某公司违反了《承包合同》的约定，并造成《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由拒绝继续向某甲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在本案诉讼中，由于华某公司、李伟丽对李伟丽所支付的承包费数额以及李伟丽在承包经营期间是否处于无法经营的事实有不同意见，李伟丽向原审法院申请对华某公司2014年11月1日2015年3月31日期间的企业经营盈亏状况(包括投资金额及实际收入、利润数额)进行专项审计，原审法院依法选定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专项审计。该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出具了穗大师专字(2016)第007号《专项审计报告》，其意见为：由华某公司及李伟丽通过法院转交提供了华某公司2013年9月至2015年3月的会计凭证、账本、会计报表；华某公司2013年9月2015年3月的增值税申报表主表；华某公司2013.2014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各1份；华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所得税申报表；华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国税登记证副本、地税登记证副本；广州市税务咨询事务所验资证明；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华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华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华某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复印件；华某公司2013年9月至2015年3月农业银行鹤洞支行账户(账号44×××47)银行对账单；承包金收付单据原件及复印件等资料。经审计认为，1.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2015年3月31日华某公司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款账面余额(农行鹤洞支行，账号44×××47，币种为人民币)均不一致，提供资料中无银行余额调节表，华某公司美元账户未提供银行对账单，提供资料中无现金盘点表；由于缺少上述资料，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对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应收账款余额4353593.16元、预收账款余额4325415.14元、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营业收入共3790100.51元、财务费用——汇兑损益共6130.08元、财务费用——利息收入80.86元、财务费用——手续费及其他1758.28元，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预付账款余额515369.09元、应付账款余额1408107.27元(未含估价入账2670000.00元)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账款、预收账款、营业收入、存货、应付账款、预付账款、账务费用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包括往来款项中是否有隐藏收入)；提供资料中无存货盘点表和存货进销存账，提供的会计凭证中无存货进仓单、领料单、出仓单，产成品结转成本时无成本结转表；由于缺少上述资料，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对截至2015年3月31日存货的数量和状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的销售成本共2906764.25元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提供资料中无固定资产盘点表。2013年9-12月待摊费用120.00元提供资料中无明细及摊销表。无法实施审计程序，以对2013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摊销额120.00元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管理费用——摊销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华某公司支付工资是现金发放，其中2013年9-12月工资表(5人)无人签收，2014年未见工资表，2015年1-3月工资表(2人)签收为同一笔迹。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工资的账面金额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提供的会计凭证中，有断号及缺少附件情况出现。如2013年12月11#凭证支付培训费2380.00元缺少银行业务回单、2014年3月4#凭证支付技术服务费39800.00元缺少银行业务回单、2013年12月27#凭证支付运费215800.00元无附件、2014年罚款4500.00元未见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2013年10月28#凭证其他应付款——杨锦文，借现金35000.00元，无附件。我们无法判断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管理费用是否有必要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由于上述事项的重要性，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就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的企业经营盈亏情况(包括投资金额、及实际收入、利润数额)发表审计意见，因此，不对华某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该专项审计报告的附表四列明华某公司的承包费收付单据清单7张合计181806元(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锦文最后一次收取承包费的时间为2014年8月11日)。李伟丽为本次专项审计预付了鉴定费18000元。华某公司认为，该份意见显示导致无法表达意见的事项，无论是现金的盘点表、存货表、进货单、出仓单、产成品结账成本表、固定资产盘点表，这些数据和材料都是由作为承包者的李伟丽所实际掌控，工资也是由李伟丽发放，会计凭证出现断号，缺少附件，任何人对李伟丽经营存在干扰也不可能导致会计凭证多次出现断号，缺少附件的情况，充分反应审计报导无法发表意见就是李伟丽导致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联，是李伟丽的原因使得最终无法作出审计结果，其法律责任应由李伟丽承担，鉴定费用也应由李伟丽完全承担。李伟丽认为，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审计报告的程序合法，会计师事务所提出无法表示意见，但在经营过程中，李伟丽的正常经营受到华某公司的干扰，导致财务账册的内容不全，因此无法完整的提交相应的材料，李伟丽认为华某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的部分责任，李伟丽已竭尽所能提供相应的资料；其次，虽然该审计意见无法表示意见，但通过审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李伟丽所承包的华某公司从2013年的9月到2015年3月期间的营业收入持续下滑，应付账款截止到2015年3月31日余额为4078107.27元，由此可见，华某公司其实基本已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该情况的出现与华某公司干扰李伟丽的承包经营活动是息息相关的，另外，根据该报告的附表四，承包金收付单据清单的内容表示，李伟丽已向某甲公司支付的承包金共计为181806元，最后，在本案中李伟丽提起本次的审计，主要目的是要证明，由于华某公司的干扰行为导致李伟丽无法继续经营华某公司，因此要求解除合同，而通过该审计报导已充分显示李伟丽实际已无法继续承包该公司，因此符合合同的相关约定。华某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李伟丽向某甲公司支付从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31日止的承包款658194元；2.案件受理费由李伟丽承担。李伟丽向原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解除李伟丽与华某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2.华某公司向某乙丽支付违约金1703147.09元；3.原审本诉案件受理费和反诉案件受理费均由华某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华某公司、李伟丽签订的《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李伟丽在原审中提出了因华某公司的干扰行为而导致李伟丽无法继续承包经营华某公司的事实主张，但依据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出具了穗大师专字(2016)第007号《专项审计报告》的鉴定意见，无法得出李伟丽无法继续承包经营华某公司的结论，原审法院对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上述鉴定意见依法予以采纳，李伟丽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专项审计报告》中关于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锦文在2014年8月11日前已收取李伟丽的承包费181806元的事实也依法予以确认。李伟丽至今仍然拖欠华某公司从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31日止的承包款(800000元－181806元)618194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继续向某甲公司给付承包费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对华某公司提出要求李伟丽继续支付承包费的请求予以支持，但对华某公司提出支付超出拖欠承包费618194元的部分不予支持。李伟丽作为合同的违约方，无权主张合同的解除权，故原审法院对李伟丽所提出的反诉请求权均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6年3月4日作出判决：一、李伟丽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某甲公司支付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31日止的承包款618194元；二、驳回华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李伟丽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李伟丽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鉴定费18000元，由李伟丽负担。原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华某公司负担3123元，由李伟丽负担8277元。原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0064元，由李伟丽负担。判后，上诉人李伟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广州市保尔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康公司)的筹备费用共计148443元系由李伟丽代华某公司支付，前述费用应抵销本案的承包款。2013年8月16日，李伟丽与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广州市华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表》(以下简称《财务状况表》)。根据该《财务状况表》第1点约定：“债权债务：20l3年9月1日前所有债权债务由李伟丽所有。”第2点约定：“财务情况：2013年9月1日前所有财务余额由李伟丽所有。”第5点约定：“保康公司装修费用以及投资设备已经由华某公司付出，在交付其他股东前，按记账凭证及实际装修费用归还华某公司，杨锦文不得以任何借口占为己有。”又根据《广州市保尔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保康公司)筹备费用明细》及记账凭证可知，保康公司的装修费用及设备费用共计21万余元，其中148443元由华某公司支付。结合《财务状况表》第1、2点的约定可知，实际上，在2013年9月以前华某公司已由李伟丽实际承包经营，且在此之前的债权债务、财务余额均属于李伟丽所有。因此，保康公司筹备费用(148443元)虽然由华某公司支付，但实际属于李伟丽的财产，是李伟丽借给华某公司用于支付保康公司的筹备费用，但至今前述筹备费用一直未归还，所以李伟丽认为前述费用应抵销本案的承包款。二、承包期间，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次向某乙丽购买货物(货款共计9799元)，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意前述货款用于抵销本案的承包款。根据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的《领货单》、《出货单》等资料显示，在本案的承包期间，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锦文多次向某乙丽购买货物，货款共计9799元。且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领货单》上明确注明：“以上是我个人批发市场门面店用货，全部按出厂价对销我的承包款。”因此，李伟丽认为，前述货款应抵销本案的承包款。三、华某公司已于2014年6月15日单方解除《承包合同》。2014年6月15日，华某公司的股东杨锦文及陈某共同做出《华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决定：“一、撤销李伟丽承包权，中止承包合同的执行。从决议之日撤销李伟丽的承包资格和总经理职务，不允许她再以华某公司总经理的名誉招摇撞骗……”同日，华某公司向某乙丽发出《通知》(详见补充证据五)，通知李伟丽有关撤销承包权及中止承包合同的事宜。因此，李伟丽认为，李伟丽与华某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已于2014年6月15日中止。《承包合同》中止后李伟丽无需继续支付承包费用。综上，李伟丽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李伟丽向某甲公司支付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止的承包款为459552元；2.依法改判李伟丽与华某公司之间的《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已于2014年6月15日解除。被上诉人华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李伟丽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保尔康公司的装修费发生在李伟丽承包华某公司之前，该14万元装修费应还给华某公司，装修费与本案承包纠纷无关。华某公司的确从李伟丽处拿了9000多元的货物，但李伟丽在承包华某公司之后，从保尔康公司取走了很多电解水机，李伟丽尚欠华某公司2万多元货款，华某公司同意两款相抵，但不能在承包款中冲抵。李伟丽不履行承包合同，华某公司不愿意再将公司承包给李伟丽，就向某乙丽发出解除承包合同的通知，但李伟丽故意拖延时间，不愿和华某公司签订终止承包合同的协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李伟丽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华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表》，拟证实保康公司的装修及设备费用，由华某公司支付，但该费用实际为李伟丽的财产，故保康公司的装修及设备费用应冲抵本案的承包费。2.《广州市保尔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保康公司）筹备费用明细》及记账凭证，拟证实保康公司的装修费用及设备费用共计21万余元，其中148443元由华某公司支付。3.《领货单》及《出货单》，拟证实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锦文多次向某乙丽购买货物，货款共计9799元，杨锦文同意该货款抵消本案的承包款。4.《华某公司股东会决议》。5.《通知》。上述证据4和证据5拟共同证实2014年6月15日，华某公司的股东杨锦文和陈某共同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撤销李伟丽的承包权，中止承包合同的执行，并于同日通知李伟丽有关撤销承包权及中止承包合同的事宜。6.华某公司的股东杨锦文于2016年5月13日出具的《收条》一份，拟证实李伟丽已将公司相关证照移交给杨锦文，其内容为：收到承包人李伟丽交回华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办理年审、变更，等。对此，华某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意对证据3中所涉的9799元货款在本案诉争的承包款中予以冲抵。本院认为：李伟丽与华某公司签订的《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出自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华某公司于本案中主张李伟丽支付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止的承包款，李伟丽对此不持异议，但认为应从中扣除其代为垫付的华某公司的筹备费用148443元、及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锦文多次向某乙丽购买货物须支付的货款9799元。经审查，本院认为，李伟丽所称的筹备费用，与本案纠纷非属同一法律关系，华某公司不同意抵扣承包款，故本案不予调处，李伟丽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李伟丽所称的货款，因华某公司同意在其主张的承包款中予以扣减，属自行处分己方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准许。经核算，李伟丽应向某甲公司支付承包款608395元（618194元－9799元）。关于涉案《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已解除的问题。经审查，华某公司虽于2014年6月15日向某乙丽发出解除涉案合同的通知，但李伟丽至2014年8月11日仍交付承包款、且同意清缴至2014年12月的涉案承包款等事实，说明了双方并无达成解除涉案合同的合意，故李伟丽认为涉案合同于2014年6月15日已发生解除的效力，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基于二审中出现的新的事实，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上诉人李伟丽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受理费、鉴定费的负担决定；二、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李伟丽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市华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承包款60839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3573元，由上诉人李伟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张纯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何 浩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