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中民终字第01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某甲，上海圣壁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室内设计师。
委托代理人张行。
委托代理人卢卫卫，江苏健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乙，原南通市金属材料公司退休职工。
被上诉人（原�被告）陶某丙，南通市跃龙中学退休教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丁，原南通印染厂退休职工。
原审第三人陶某戊，原南通树脂厂退休职工。
三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韩建，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杨伟雄，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陶某甲与被上诉人陶某乙、陶某丙、陶某丁，原审第三人陶某戊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4）崇民初字第0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陶某甲系陶建中、张某婚生之女，陶建中、陶某丙、陶某丁、陶某戊的父亲为陶某乙，陶某乙的配偶为袁锦兰。陶建中于1995年5月30日去世，袁锦兰于2012年10月去世。张某于2014年4月28日出具声明，将其对陶建中遗产的应继份额�与给陶某甲。1989年8月14日，陶某乙申请对新港镇南市稍30号建筑面积39.53平方米的朝南两间平房办理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并出具具结报告，载明该房系其于解放前1948年自建。南通市房地产管理局经异议公告程序后于1990年4月30日向陶某乙发放新港镇南市稍30号房屋的所有权证，登记建筑面积为39.53平方米。2009年5月8日，陶某乙申请对新港镇南市稍26号建筑占地面积71.14平方米的某办理国有土地使用面积确认，后经审批，确认该户新港镇南市稍26号和30号两处房屋合法土地使用面积为139平方米。2009年5月12日，陶某乙、陶某丙、陶某丁与南通市南弘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两份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分别对被拆迁房屋新港镇南市稍26号、30号中拆迁面积39.53平方米的某和71.14平方米的某约定了拆迁补偿安置事项。2009年8月5日，陶某乙、袁锦兰出具承诺，表示因家庭内�矛盾和无能力购买安置房屋，将二人名下房屋分给陶某丁71.14平方米，分给陶某丙39.53平方米，其名下房屋不再享受补空方，但享受拆迁面积71.14平方米、39.53平方米和增补15%低价位商品房优惠政策。陶某丙、陶某丁于2009年8月17日在承诺上签字确认。之后，陶某丙、陶某丁分别与南通天一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安置房屋并办理了产权登记，陶某丙购买的安置房屋坐落本市新港花苑23幢503室和车库54室，陶某丁购买的安置房屋坐落本市新港花苑72幢401室和车库04室。
2014年5月14日，陶某甲诉至法院，要求陶某乙、陶某丙、陶某丁返还原告74.811平方米的房产及9.919平方米的车库或按照市价折价赔偿，陶某乙、陶某丙、陶某丁返还陶某甲拆迁补偿款85920.02元，诉讼费和律师费由陶某乙、陶某丙、陶某丁承担。
两录音的内容一份为陶某甲之母张某与陶某乙在2013年12月7日的通话录音，一份为陶某甲与陶某丙在2013年12月15日的通话录音。在张某与陶某乙的通话中，张某问陶某乙40个平方的房子是陶建中起的，陶建中在死之前也向张某说过房子是他起的，并问陶某乙为什么没有把陶建中的一份留给张某及陶某甲。陶某乙陈述房子是他自己一个人起的，陶建中当时没有钱，吃、用都是家里的，陶某乙说过给那个房子给陶建中，但是陶建中没有接受，而且陶建中的那一份已经将28万元中的10万元给了陶某甲。在陶某甲与陶某丙的通话中，陶某甲向陶某丙索要40平方房子的补偿，并且认为陶某乙给她的10万元是给她的生活补助，陶某丙则认为房子拆迁的分配是经过陶某乙处理的，已经给了陶某甲1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南通市新港镇南市稍26号和30号两处房屋的所有权证是1989年产权登�管理部门对私有房屋所有权进行登记时由陶某乙申领，并经过了异议公告程序，之后直至陶建中去世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陶某甲并无证据显示陶建中对产权登记提出过异议，说明该户当时对两处房屋登记在陶某乙名下均不持异议。依据房屋所有权证可以推定陶某乙为该两处房屋的所有权人。
陶某甲主张南市稍30号房屋系其父陶建中所建，但未能就其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在张某与陶某乙的通话录音中，陶某乙虽然认可家中房屋拆迁应该有陶建中的一份，但认为属于陶建中的份额已经以现金的形式给了陶某甲10万元，并未认可南市稍30号的房屋是陶建中所建，而是陈述该房是由其本人所建，陶建中当时并没有能力建房。其本人当时虽有将该房给陶建中的意思，但陶建中并未接受。因此，陶某甲提供的该份证据不能证明陶建中是该房的实际建造人。陶某乙虽当庭自认南市稍30号房屋申请产权登记时填写的建造时间有误，实为1976年所建，但在陶某甲不能举证证明陶建中为该房的实际建造人的情况下，该事实不足以推翻房屋所有权证的证明力。
新港镇南市稍26号和30号两处房屋属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应适用当时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相应的补偿、安置权益均应归被拆迁房屋所有人享有。故两处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原本应由陶某乙及其配偶享有。陶某乙及其配偶出具承诺，将二人在拆迁中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由陶某丙、陶某丁享受，系二人对其财产权益所作的合法处分，并未侵害陶某甲及张某的利益，该处分行为合法有效。陶某甲主张两处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陶某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陶某甲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陶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新港镇南市稍30号面积为39.53平方米的某系上诉人的父亲陶建某于上世纪70年代末，属于陶建中的个人合法财产，是陶某乙擅自将该房产登记在其名下；陶某乙给上诉人10万元补偿款，也是因为陶某乙对该房产的所有权的归属心知肚明。2、新港镇南市稍26号面积为71.14平方米的某应属于大家庭的共同财产，虽然该房产权属证书显示为1948年自建，但是该房有很大的翻建，相当于重建，而陶建中为家庭也做了不少的贡献，上诉人陶某甲也应有继承份额。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陶某乙、陶某丙、陶某丁答辩称，案涉房屋均为陶某乙所有，且均由有权部门对权属进行了确认并登记在陶某乙名下；南市稍26号的房屋也非大家庭的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陶某戊辩称，39.53平方米的某确实是陶某乙所建，几个兄弟姐妹之前是没有能力建房的。对于房产的处理，也尊重陶某乙的意思。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所作的向王信通、袁国仁、施志聪了解情况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以此证明陶建中当时有能力建房。被上诉人陶某丙质证认为，陶某乙建房是在1976年，即使陶建中是1976年插队，也无能力建房，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非新的证据，调查笔录中被调查人的属于证人，其反映情况应当到庭，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南市稍30号�屋为陶某乙所建。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证人是一人作证，且与被上诉人有较为亲近的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所做的调查笔录，其中被调查人的陈述应属证言，由于证人未能到庭，其证言亦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没有反映新的案件事实，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1、新港镇南市稍30号房屋是否为陶建中所有；2、新港镇南市稍26号房屋中，陶建中是否享有份额。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由于陶某乙已领取案涉房屋房产证，足以证明其为该房屋的权利人。上诉人认为南市稍30号房屋系其父陶建中所有，其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料、调查笔录等证据来看，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案涉房屋建于1976年，1976年陶建中刚刚成年开始下乡插队，其作为一个插队知青，通常情况下无经济实力建房；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房为陶建中所建，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材料中陶某乙也没有认可房屋为陶建中所建，而该房产又登记在陶某乙名下，陶某乙于1990年6月领取该房房产证，陶建中在世时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故不能认定该房为陶建中的财产。
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包括家庭成员交给家庭的财产，家庭成员共同受赠的财产，以及在此基础上购置和积累起来的财产等。而案涉的新港镇南市稍26号71.14平方米的某为陶某乙于1948年自建，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该房登记在陶某乙名下，其与其配偶处分房产权益，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陶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勇
审 判 员 季建波
代理审判员 张峥嵘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秦建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以判决、裁定的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