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04民初13310号
原告：杨群英，女，194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钟学屏，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桂萍，女，196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州市越秀区。
被告：黄桂玲，女，1968年9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州市越秀区。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芹，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群英诉被告黄桂萍、黄桂玲赡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群英的委托代理人钟学屏，被告黄桂萍、黄桂玲及两被告的共同代理人周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群英诉称，原告与先夫共育有四个子女，均已成家立户。长女黄桂萍，次女黄桂玲，长子黄某1，次子黄柱彬。原告今年已七十多岁高龄，体弱多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任何生活来源，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平常饮食起居需要人员护理照顾。几个子女中，长子黄某1，次子黄柱彬对原告尽到了赡养义务，被告黄桂萍、黄桂玲家庭经济条件良好，非但不尽赡养义务，还对患有各种疾病的原告置之不理，不闻不问。次子黄柱彬家庭经济条件较为困难，但还是先替原告垫付了高额的医疗费用。两被告拒绝赡养且不支付任何赡养费用及医药费，经众多亲属做两被告的思想工作，但仍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原告现身患重病，性命只在旦夕之间，每天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医疗费用花费巨大，平常饮食起居需要人员护理照顾。被告依然对原告不管不问，被告不尽赡养义务，有违法律和人伦。原告含辛茹苦把子女养大成家，只求在古稀之年做儿女的能善待老人，有一个安宁的家，过上平静的日子，安度终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使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规定，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原告年岁已高，体弱多病，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两被告有赡养原告的义务而不履行，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起诉要求判决：1、被告黄桂萍、黄桂玲承担赡养义务，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100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2、被告黄桂萍、黄桂玲分别承担原告已经支付的医药费15086.03元的四分之一，即每人支付3771.51元；3、被告黄桂萍、黄桂玲分别承担原告今后所产生的医药费用的四分之一，暂从2017年6月15日开始计算，每半年支付一次；4、被告黄桂萍、黄桂玲分别承担原告请护工费每人75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5、本案诉讼费和律师费由黄桂萍、黄桂玲共同承担。
被告黄桂萍、黄桂玲辩称，第一：原告在诉状中声称自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连平时起居饮食都需要人员护理甚至性命只在旦夕之间每天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情况，经两被告实地调查并亲眼目睹原告实际情况后了解原告所言并不属实，其在诉状所言纯属其自行捏造。1、两被告虽然自2015年11月份与兄弟黄某1打官司因有兄弟的中伤才导致母女关系下降，但两被告仍无法丢下自己对母亲的关心，时不时前往母亲居住的小区附近远远地观望和探望母亲。在得知母亲并未如兄弟黄某1、黄柱彬所述的身体恶劣情况后才略微安慰，而上个月以及2017年8月8日，两被告再次偶遇母亲，只见母亲手拎两条纸巾还购买不少日用品健步如飞地回家，期间中气十足丝毫没有负累的情形，完全没有在诉状中所描述的饮食起居需要人员护理照顾的情况。2、原告没有提供丝毫的证据证实原告是否确实已基本丧失自理能力、起居饮食等均需要人员护理照顾的事实，虽然原告提供了其医药发票及病历，但内容只是反映原告平时身体上的小毛病，并没有反映其在诉状中所描述的程度，而且是否达到不能自理的程度应提交法医鉴定报告，而非自评自测，故恳请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其声称丧失自理能力需要特护而要求两被告支付护理费的主张。3、原告提供的医药费发票与其病历不能相配套，存在他人冒用其名之嫌，而且这些医药费不能证实是原告真实、实际的支出。原告提交的这些医药费用有的是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母女关系正常，两被告时不时给现金原告使用，不存在没有赡养的情形。第二，两被告在此前对原告已尽心尽责地履行了赡养义务以及对已过世的父亲平时悉心照顾、送院治疗及养老送终的义务，对此无愧于心。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纯属捏造、毫无事实依据。在此前两被告与原告之间仍有往来，被告黄桂玲不但在原告1993年因甲状腺瘤住院时全额承担其住院费用还帮原告擦身洗面等全部护理事务、平时还时不时叫上原告去喝茶逛街买东西，比原告的两个儿子尽心尽力一百倍。除了照顾原告外，两被告及其丈夫还对父亲黄伯居悉心照顾，有一次父亲发病时还是黄桂萍的丈夫背着他前去医院治疗，而两个儿子不见任何踪影。母女关系是在2016年3月份两被告与兄弟对簿公堂后因原告特别偏向并纵容其儿子殴打两被告才导致少有来往，两被告承认在2016年3月份之前还向母亲给付生活费，还与母亲喝茶聊天逛街，之后因兄弟的中伤才少于来往。第三、原告在诉求中请求两被告向其支付的赡养费过高，与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不符，而且原告丝毫没有考虑其他子女需承担的义务，甚至其在诉状中声称免除其两个儿子的赡养责任，其行为可见对儿子的无原则无条件的偏爱，也令两被告心寒至极。在此前原告住院期间是两被告鞍前马后地服侍，之后因被告黄桂萍女儿住院急需之前约定好的桂城夏北村委会股份分红要求黄某1支付遭到拒绝，求助母亲帮忙劝服一下兄弟反而被骂，那时候就可见原告的冷漠无情。现今，对两被告在以往对母亲的贡献不提半分，反而将两被告说得一文不值有违人伦道德，实在令人激愤不已。本案虽名为原告所谓追逃赡养用，实为其两儿子与原告合谋向两被告敛财，恳请法院在考量原告赡养费的同时，一并考虑目前所有子女的共同义务也即不能免除黄某1、黄柱彬的赡养义务或者需要扣除其二人的应尽义务份额。第四、原告每月的退休金收入为4000多元兼且享有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夏北经济联合社的股份分红两股，其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已收取股份分红约为10万元，远高于两被告的收入。两被告目前经济困难，恳请法院综合衡量两被告的实际情况以其他方式履行赡养。黄桂萍目前是退休状态，每月领取养老金1855.71元比广州最低工资标准还低，而且疾病缠身（身患高血压），每月需要花费一半的养老金来支撑医药费用，唯一的孩子女儿身患忧郁症严重到住院治疗，目前不但无业而且仍在吃药治疗中，家庭经济极度贫困。黄桂玲目前是下岗待遇状态，领取的是失业金1400元/月，该失业金最多领取24个月，家中还有一名在校就读的儿子，而且也是疾病缠身每月需要花费全部的失业金吃药就医，家中就唯一靠老公支撑整个家庭，家庭也是非常贫困的，实在无力支撑再另行给付赡养费用给原告。正因为家庭贫困故才在之前多次要求黄某1给付其代领的股份分红款，但黄某1迫于原告和黄柱彬的淫威而拒绝而导致诉讼。那宗股权分红代领纠纷案件虽然终审以两被告胜诉结束，但主张的仅是2014年度的部分款项，2015年度目前在审理中，而2016年的分红款目前被村委会冻结，至今也未能发放到两被告的手中。根据那份协议约定，如果需要支付原告的赡养费用的应从股份分红中支付，但那些股份分红两被告至今未收到，故两被告也无能力根据原告要求支付，但可以通过探望、亲自照顾等其他非金钱形式替代赡养。第五，被告黄桂玲在1998年4月份至2007年12月份期间应享有的各项拆迁补偿费用32760元已经全部由原告代领，被告黄桂玲请求该款项32760元以及在广州是市中山四路八号大东门华庭B幢1007房回迁面积七分之三及28平方米的每月使用费（自2007年12月份起至2017年8月9日以及原告、黄柱彬一家三口一直使用终止之日止的期间）冲抵本案黄桂玲对原告日后应支付的赡养费用。1998年4月份在黄桂玲户籍居住地广州市越秀区三株树南9号地下的房屋被广州越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拆迁时本应领取到每月270元的临时搬迁补助费以及交通费以及搬家费360元，《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内核定的居住人员名单有五人，其中两个便是黄桂玲及其儿子，此事实已有广州越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盖章确认。上述拆迁补偿费用在前日即2017年8月7日黄桂玲才得知明细已全部由原告领取使用，故黄桂玲认为如果本案确实需要向原告支付由法院判决确定的赡养费的话，为避免累讼，恳请法院将该款与应履行的赡养费予以冲抵。而上述的28平方米自2007年12月份开始就由黄柱彬一家三口占据与杨群英共同居住，故这28平方的使用费应由黄柱彬承担转交给杨群英抵作黄桂玲的赡养费。第六、两被告认为赡养形式是多种的，不是仅限于金钱方式，可以探望以及共同居住亲自照顾的方式，故提出如下的赡养方案：黄柱彬一家三口理应搬出杨群英的居住场所，由四个子女轮流三个月与杨群英共同居住，亲自照顾杨群英，以免两被告如以金钱支付的费用流入黄柱彬的口袋，故为维护两被告以及杨群英的合法利益以及为了杨群英日后老有所养。回迁场所本身就纯属黄柱彬占据黄桂玲份额而来，故黄柱彬一家三口没有权利居住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八号大东门华庭B幢1007房，黄柱彬一家三口理应让出此居所便于其他子女轮流上去照顾原告，两被告目前处于失业退休状态，故愿意以时间代替金钱来履行赡养义务。第七、本案理应追加黄柱彬、黄某1作为第三人来承担对杨群英的赡养责任，及使原告在诉状中声称免除其两个儿子的赡养义务，但是赡养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能根据原告的喜好来免除其两个儿子的法定责任，因本案的判决结果与黄某1、黄柱彬存在密不可分的法律关系，故，恳请法院依法追加其二人成为本案的第三人。第八、原告请求本案其聘请律师所花费的律师费用由两被告承担无任何事实法律依据。本案并非是法定强制聘请律师代理的案件，也非原被告约定的范畴，故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该项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黄伯居为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了两被告及黄某1、黄某2四子女，无收养子女。黄伯居于2014年6月23日逝世。此后，原告与黄柱彬一家共同居住生活。原告每月可领取一定金额的养老金，其中2015年2月为每月3051.94元且逐年增长，至2017年7月时每月3525.78元。另查，两被告于2015年以黄某1为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案号：（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5549、5550号】，认为杨群英、黄桂萍、黄桂玲、黄某1、黄柱彬作为黄伯居的继承人就黄伯居留下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夏北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夏北经济社）、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夏北村宝华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夏北宝华合作社）股权合共6股的遗产，经五人一致同意于2015年2月16日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遗产分割协议书》，故要求黄某1向原告支付其代领的村股份分红6642.33元（另案为5959元）、利息及撤销被告代领原告所得的分红的代理权。该案同时查明上述《遗产分割协议书》内容包括：“一、各继承人确认，被继承人名下的夏北经济联合社、夏北宝华股份合作经济社股权共6股，其中二分之一即3股属于被继承人之妻杨群英女士所有，余下的二分之一即3股作为被继承人遗产进行分割。二、被继承人之妻杨群英女士及被继承人黄柱彬放弃继承上述遗产。三、继承人黄某1、黄桂萍、黄桂玲各继承1股。四、被继承人之妻杨群英女士自愿赠送夏北经济联合社、夏北宝华股份合作经济社股权1股给予继承人黄柱彬。五、上述股权由继承人黄某1作为全体继承人及被继承人之妻子杨群英女士的股东代表，在夏北经济联合社、夏北宝华股份合作经济社股权证上登记为股东代表。六、继承人黄某1仅作为全体继承人及被继承人之妻子杨群英女士的股东代表登记于股东权证上，继承人未经其他继承人及被继承人之妻子的书面同意不得转让股东权证上登记的股权，否则，赔偿其他继承人及被继承人之妻子的一切损失。七、继承人黄某1作为全体继承人及被继承人之妻子杨群英女士的股东代表，股权收益由继承人黄某1代为领取，继承人黄某1领取股权收益后应立即将各继承人应得的股权收益交付给各继承人及被继承人之妻子。八、赡养父母是我国公民的法定义务，各继承人应依法承担赡养母亲义务，如上述继承人不履行赡养义务，则从上述股权收益中扣除其应承担的份额”。本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5549、555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粤01民终10130、10131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遗产分割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据此判决黄某1向两原告退还代领的股份分红款分别为5959元、6642.33元及撤销其代理权限。
本案中，原告主张其患有多种疾病（包括：头痛、头晕、胸闷、心率不正、心率杂音等），并曾多次住院治疗，仅靠其每月退休金无法负担，故要求两被告按各负担1/4份额的标准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以及自2014年11月13日起至2017年3月6日期间的医疗费用合计15086.03元。原告为此提交证据如下：一、医疗费票据、诊断证明书检查报告单、出院记录及病历若干。上述医疗费票据多为门诊收费单据，其中三张住院收费单据显示个人缴费部分金额分别为1409.83元（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216元（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313.89元（广州市越秀区第二中医医院），合计3939.72元。其余证据显示原告被诊断患有高血压、腰椎退行××变、××、慢性阻塞情肺疾病等病症。二、本院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的（2017）粤0104执233、234号《执行通知书》，原告拟证实其丈夫去世后所留下的股份所得分红款（2014年分红3万余元、2015年为13万余元）全部发放黄某1账户由其代管，该账户因被告的诉讼而导致被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原告并未分得任何股份分红收益。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中的病历无法辨别真假，且与发票不一致，不能证实发票款项为原告患病的实际支出。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已收到2014年的股份分红，但2015年的部分仍在诉讼中。被告提出原告每月收入近4000元，现另要求获得每月4000元的赡养费过高，且原告的疾病花费也有医保、退休金、股份分红承担，而被告黄桂玲没有工作（每月失业金1400元）、黄桂萍每月退休金每月2313.1元（扣除补交医疗费400多元到手1850元），故希望以其他方式作为赡养原告的方式。两被告为此提交证据如下：一、2017年7月17日及8月8日分别拍摄于本市越秀区东关汛、越秀区东华西路永胜街的录像、照片，其中显示原告本人在街上独自购物并手持物品。被告拟证实原告身体状况良好。二、黄桂萍户口簿、女儿张咏诗出生证明、退休证、黄桂萍养老待遇说明、申办退休人员延缴医疗保险金审批表、《广州市医疗保险指定慢××诊断证明书》、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汇总表、病历及医疗费用票据、黄桂萍的养老金账户明细。三、黄桂玲户口簿、儿子黄乐其在校证明、黄桂玲失业证明、黄桂玲超声检查报告单。四、杨群英与广州越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公证书及证明、房屋租赁合同。被告拟证明原告在1998年10月份至2014年10月份之间领取了3万多元补偿款，而且在回迁的时候原告占据了被告黄桂玲所得的3平方米房屋面积，故要求扣减黄桂玲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所有赡养费用。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实原告并无患病；证据二、三中证件的三性无异议，但无法确认病历及其他单位开具证明的真实性；证据四无法确认公证书及租赁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不同意被告的意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表示其要求两被告分别承担原告今后所产生的医药费用的1/4（暂从2017年6月15日开始计算，每半年支付一次），以及分别承担原告请护工费每人750元（每半年支付一次）的诉求暂不主张，待日后实际发生后再另行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为赡养费纠纷，原告作为提出诉求的主体，有权选择要求承担法律责任的对象。原告已明确表示本案仅向两被告主张权利，且按四子女均等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提出诉求，并未加重两被告的责任。因此，两被告要求追加黄某1、黄柱彬作为本案被告意见，本院不予以接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据此，父母可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法定条件应为其本人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并无足够的经济来源用以维持其正常生活、医疗所需。本案中，通过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认定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可见，原告本人每月可领取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作为固定的经济来源，自身亦可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加之其本人占有经济联社的股份可参与分红，即使相应的分红款由其他子女代收，原告亦可对其予以支配使用，况且两被告可享有的分红款数额并不会导致原告可得分红收入的减少。因此，原告在此基础上要求两被告另行按月支付赡养费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日常支出的医疗费用，同前理，通过原告的收入应可予以承担。但原告因病住院而产生的费用合计3939.72元较日常门诊费用高，确会对原告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在此情况下，两被告及其他两名子女应予按份均担，故两被告应分别返还原告上述住院医疗费用984.93元。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在原、被告未就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用进行约定的情况下，被告需承担上述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桂萍、黄桂玲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各支付医疗费984.93元。
二、驳回原告杨群英其余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杨群英负担80元，被告黄桂萍、黄桂玲各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琳
人民陪审员 顾文娟
人民陪审员 袁柳芳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骆家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