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民终57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新翰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都拉乡都溪村。
法定代表人:刘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维，湖南金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殷进文，湖南金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柏淋，男，196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代理人:王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湖南和成彩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63号政院内。
法定代表人:杨海锋，董事长。
原审被告:杨海锋，男，197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醴陵市。
原审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抚河北路291号。
法定代表人:廖晓勇，总经理。
上诉人贵阳新翰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新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付柏淋、原审被告湖南和成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和成公司）、杨海锋、原审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教育出版社）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雨民初字第02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贵阳新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付柏琳的诉讼请求,中止执行湖南和成公司于2014年3月2日与江西教育出版社签订的《完美课堂2014春季高中实验教辅承印合同》中享有的印刷款债权。一、上诉人提交和一审法院在执行程序和执行异议中调取的以下证据已经证实，2014年6月23日下午《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已通过长沙主叫号码（0731-882××××9）向南昌被叫号码（0791-867××××3）传真发送，江西教育出版社已收到《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的传真件。1、2014年6月23日缴纳传真费的“湖南省长沙市地方税务局税控发票”及“酒店杂项收入凭单”，证实2014年6月23日从长沙市碧桂园威尼斯酒店的商务中心传真号码0731-882××××9向江西教育出版社（接受传真号码0791-867××××3）发送了传真，收费5元。2、一审法院执行局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调取的2014年6月23日电话号码0731-882××××9与电话号码0791-867××××3的通讯记录，显示2014年6月23日15时45分、47分、49分及16时16分至22分，主叫电话号码0731-882××××9，被叫电话号码0791-867××××3。3、《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注明“请传0791-867××××3，请象老师转李学群社长收”。执行异议期间，上诉人已将传真给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原件提交质证，申请执行人付柏淋并提出了质证意见。4、江西教育出版社从未否认，相反在不同的场合和文书中确认收到了湖南和成公司单方传真发来的《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说的“与常理不符”之处。①2014年9月12日江西教育出版社在一审法院提交的《执行异议》中提到了“不能仅凭湖南和成公司的单方行为就认定异议人为欠款人，更不能得出所谓债权转移的问题”，其中“湖南和成公司的单方行为”就是指湖南和成公司单方传真发来《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的行为；②2014年9月12日上午11:00（2014）长仲字第413号《长沙仲裁委员会开庭笔录》第4页中江西教育出版社代理人回答首席仲裁员关于“被申请人收到了传真吗”的发问时，明确回答“收到了，但具体是哪一天传的不知道”；③2014年10月23日下午3:00（2014）长仲字第413号《长沙仲裁委员会开庭笔录》第2页中被申请人江西教育出版社代理人回答首席仲裁员关于被申请人是什么时候收到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发问时，明确回答“我们是2014年6月30日上午9点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因为接到债权转让的人员和接到法院通知的人员是属于不同的部门。我们先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2014年6月23日），后收到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④2014年11月28日江西教育出版社向一审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陈颖提交的《关于应退还扣划我社456500元款项的情况反映》,明确要求一审法院退还扣划的款项。
二、上述证据对人民法院确信“2014年6月23日下午江西教育出版社已收到《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传真件”事实的存在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1、虽然上述证据中的各个证据不能单独直接证实《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已于2014年6月23日下午传真送达江西教育出版社，但上述证据在传真时间、传真内容等方面相互印证，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相反，在①2014年6月23日中国联通2014年6月23日电话号码0731-882××××9与电话号码：0791-867××××3的通讯记录证实存在四次短暂通讯记录，②上诉人向长沙市碧桂园威尼斯酒店的商务中心缴纳5元传真杂费③江西教育出版社确认当天收到《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传真件的情况下，两个号码之间的传真联系没有用于传送该函件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不符合基本的逻辑推理和起码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2、一审判决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相悖。①江西教育出版社作为本案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本执行异议之诉的实体争议并无任何利益，其在执行、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就有关事实的陈述，相当于证人作证，并非诉讼主张，不存在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其举证的问题，况且原审法院从未要求其提供所收到的传真件的原件；②2014年9月12日江西教育出版社代理人提交的《执行异议》中提到的“湖南和成公司的单方行为”，2014年9月12日上午长沙仲裁委员会开庭时代理人确认收到了《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2014年10月23日下午长沙仲裁委员会开庭时代理人再次确认“我们先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2014年6月23日），后收到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年11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应退还扣划我社456500元款项的情况反映》，要求一审法院退还扣划款项，均是基于对一审法院的不当执行行为有利、有理、有节的交涉、处理，符合其首次处理涉及协助法院强制执行事务时的心态和行为特点，也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3、本案没有任何反驳证据否定江西教育出版社关于2014年6月23日收到《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传真件的事实，或使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三、原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为依据，简单地否定长沙仲裁委员会（2014）长仲裁字第413号《裁决书》的效力，是对司法解释的错误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九条关于“在执行中，被执行人通过仲裁程序将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给案外人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的进行”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仲裁程序规避执行，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利益，而赋予申请执行人提出证据推翻原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的权利，并非简单地否定仲裁的效力，更不能简单否定仲裁程序中所固定证据的证明力。
四、债权转让函未填写具体金额是因为物流费分摊的原因，从债权转让函的内容来看，属于债权的全部转让，并不因此影响该债权转让的效力和生效。
被上诉人付柏淋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一）关于上诉人贵阳新翰公司与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之间仲裁裁决与本案的关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479条第一款：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通过仲裁程序将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给案外人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的进行。在执行实践中，一类典型的规避执行的现象就是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仲裁程序将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给案外人，以此来规避执行，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利益。自一审法院因湖南和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债务向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依法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上诉人即向长沙仲裁委员会就所谓债权转让事宜申请确权，长沙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长仲裁字第413号在裁决书，该裁决书确认本案争议案款已转让给上诉人并确定债权归其所有。随后上诉人以此所谓确权裁决作为主要依据反复强调其所谓债权的合法性并进而得出一审法院执行行为的违法性。上诉人与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之间所形成的【2014】长仲裁字第413号在裁决书及其结论不能作为否定甚至中止法院执行行为的依据，更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关于所谓债权转让的真实性问题。上诉人所出示的《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来看，至今尚未看到其原件的真实面目，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函件的形式上看，该函系一份所谓的传真件，传真上显示的时间为2014年6月23日。湖南和成公司签字盖章的时间为2014年5月21日，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签收时间为2014年5月23日，且无具体签收人署名。转让的金额为空白。我方认为该函件是虚假的。首先，从该转让函的形式来看，这是一份格式文件，这份格式文件从何而来至今没有答案，现有证据显示至少不是湖南和成公司提供的；其次，这份格式文件没有转让金额，这就像一张空白的空头支票到银行领不到钱是一个道理，债权的转让依法必须具体、明确，上诉人声称该份所谓的《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就是全部的应收款没有事实依据。因此，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从来就没有认可过应当将湖南和成公司的款项支付给上诉人的事实，甚至在他们双方第一次仲裁庭审中对该所谓的传真件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至于之后为什么会说又收到了该份传真就不得而知了。我方有理由认为，该转让函根本不是湖南和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对“争议案款”的执行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被上诉人依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雨民初字第2775号《民事调解书》向该院申请执行。在执行程序中，一审法院发现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对被执行人湖南和成彩印有限公司负有55万元印刷款债务，遂向该第三人发出（2014）雨执第41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冻结了该笔款项。第三人收到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既没有提出异议，更没有提到所谓《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一事。2014年8月12日，一审法院又向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2014）雨执字第950-7号《责令协助单位限期支付冻结款项通知书》。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但在执行人员向其作出说明后，第三人明确表示完全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第三人同时要求依据合同扣除税金，同意划扣应付被执行人湖南和成公司印刷款456500元，并主动提供了银行账户甚至一起陪同执法人员扣划。第三人的上述行为完全表明，其对法院的工作完全是认可和配合的，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的上述执行行为事实非常清楚，程序合法，无可非议。
付柏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江西教育出版社在其与湖南和成公司于2014年3月2日签订的《完美课堂2014春季高中实验教辅承印合同》中所负印刷款债务继续执行；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贵阳新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23日，付柏淋诉杨海锋、湖南和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杨海锋于2014年6月24日前偿还所欠付柏淋借款1700000元及其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二、湖南和成公司在还款责任范围内向付柏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双方再无其他争议。案件受理费10250.50元由杨海锋负担。当日，该院作出（2014）雨民初字第02775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此后，杨海锋、湖南和成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付柏淋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4年6月25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4）雨执字第00950号。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4年6月30日向江西教育出版社送达了（2014）雨执字第95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协助冻结、扣划湖南和成公司银行存款或其他收入1774615元。此后，该院于2014年9月9日以传真的形式向江西教育出版社送达了（2014）雨执字第950-7号《责令协助单位限期支付冻结款项通知书》，责令江西教育出版社在收到该通知书后三日内将协助冻结的湖南和成公司对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印刷款577239元支付至该院的银行账户。该院再于2014年9月10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江西教育出版社发出了《责令协助单位限期支付冻结款项通知书》，江西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9月12日予以签收，但未予支付。2014年9月12日，江西教育出版社向该院提交了《执行异议书》，向该院提出异议认为：不能仅凭湖南和成公司财务数据中的挂账就得出江西教育出版社欠款的结论，江西教育出版社与湖南和成公司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如何可以通过司法判决确认；贵阳新翰公司已向长沙仲裁委提出仲裁，要求确认湖南和成公司享有的债权归其所有，不能仅凭湖南和成公司的单方行为就认定江西教育出版社为欠款人，更不能得出债权转移的问题，具体结果需由仲裁委裁决。此后，在该院实际划扣款项的过程中，江西教育出版社向该院提出扣除相应税款的请求，该院遂于2014年9月16日依据（2014）雨执字第00950-1号执行裁定，扣划江西教育出版社的银行存款456500元至该院案款账户。2014年11月28日，江西教育出版社再向该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应退还扣划我社456500元款项的情况反映》，要求退还已扣划的456500元款项。
2014年12月17日，贵阳新翰公司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依法对贵阳新翰公司的执行异议进行了审查，并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2014）雨执裁字第00018号执行裁定，裁定中止对江西教育出版社在其与湖南和成公司于2014年3月2日签订的《完美课堂2014春季高中实验教辅承印合同》中所负印刷款债务执行。付柏淋不服，于2015年4月27日诉至该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经付柏淋申请，该院追加了湖南和成公司、杨海锋为本案被告，追加了江西教育出版社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之后，付柏淋又申请撤回了对杨海锋的起诉，该院予以准许。
另查明，湖南和成公司与江西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3月2日签订了一份《完美课堂2014春季高中实验教辅承印合同》，合同约定：湖南和成公司为江西教育出版社印刷164927册完美课堂高中系列教辅，总金额为550000元；湖南和成公司于江西教育出版社定稿后20天交货，所印书本质量必须达到国家相关标准；湖南和成公司负责将货送到江西教育出版社指定物流点，其中湖南和成公司只负责3000元物流费，余下物流费由江西教育出版社负责；湖南和成公司向江西教育出版社开具发票，货到一个月内付款等。合同签订后，湖南和成公司为江西教育出版社印刷了164927册完美课堂高中系列教辅，江西教育出版社未予付款。
再查明，贵阳新翰公司就其与江西教育出版社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向长沙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长沙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并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长仲裁字第413号《裁决书》，裁决：确认湖南和成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将其对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应收款债权550000元转让给贵阳新翰公司的行为，对江西教育出版社发生效力，前述债权归贵阳新翰公司享有。
此外，贵阳新翰公司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提交了一份《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其中载明：出函人为湖南和成公司，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21日，落款有湖南和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海锋的签字并加盖了湖南和成公司印章；受函人为江西教育出版社；出函内容为：“我公司向贵单位享有的人民币（￥）应收印刷款债权已转让给贵阳新翰印务有限公司，请贵单位将应付我公司上述金额的印刷业务款直接支付至以下银行账户或受让人另行书面指定的其他银行账户……”函件列明了贵州新翰公司的收款账户；函件左下角打印字体注明了“已收到，同意上述债权转让”，但其后的“江西教育出版社”及日期2014年5月23日均系手写，并无相应印章。贵阳新翰公司另向该院提交了一份《湖南省长沙市地方税务局税控发票》，显示：发票开具人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威尼斯酒店有限公司，发票开具日期为2014年7月11日，收费项目名称为传真，收费金额为5元，实际收费日期为2014年6月23日。
另外，在执行异议的审理过程中，该院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调取了电话号码0731-882××××9与电话号码0791-867××××3在2014年6月23日的通讯记录。该通讯记录显示：2014年6月23日15时45分、47分、49分及16时16分至22分，主叫电话号码0731-882××××9，被叫电话号码0791-867××××3。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涉案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为江西教育出版社在其与湖南和成公司于2014年3月2日签订的《完美课堂2014春季高中实验教辅承印合同》中所负印刷款债务，即为湖南和成公司在与江西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3月2日签订的《完美课堂2014春季高中实验教辅承印合同》中享有的印刷款债权（以下简称印刷款债权），故贵阳新翰公司作为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应就其对该印刷款债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对于贵阳新翰公司提交的《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就函件内容而言，函件中的债权数额一栏采用填空方式显示，但贵阳新翰公司提交的函件中的债权数额一栏为空白，函件并未就债权转让的范围及数额予以明确。同时，该函件左下角仅有打印字体注明“已收到，同意上述债权转让”和手写的“江西教育出版社”及日期2014年5月23日，但并无江西教育出版社加盖印章确认。故该函件不能直接证实该函件已经送达江西教育出版社。此外，贵阳新翰公司称该函件系通过传真形式送达江西教育出版社，但其提交的税控发票不能直接证明其所称的传真联系用于传送了该函件。另外，江西教育出版社虽称其收到了该函件，但并未向该院提交该传真件的原件，且该院于2014年6月30日向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向该院提交的两份书面异议时均未向该院说明已收到该传真函件。因此，江西教育出版社所称已收到该传真函件的主张与常理不符，该院不予采纳。综上，贵阳新翰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函件对转让的债权范围和数额约定不明确，且贵阳新翰公司及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函件已经通过传真的形式送达了江西教育出版社，故贵阳新翰公司提出的印刷款债权为其享有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九条中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通过仲裁程序将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给案外人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的进行。”因而，（2014）长仲裁字第413号裁决的认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印刷款债权在执行程序中归属的依据。该裁决的相关认定，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印刷款债权系湖南和成公司对江西教育出版社所享有的到期债权，经付柏淋申请执行，且在该院采取执行措施后，江西教育出版社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税款扣除事宜与申请执行人付柏淋达成了一致意见，可视为江西教育出版社对本案到期债权并无异议，故付柏淋作为湖南和成公司的债权人可申请执行该到期债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八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九条、第五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该院（2014）雨执裁字第00018号执行裁定；二、准许执行湖南和成彩印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日与第三人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的《完美课堂2014春季高中实验教辅承印合同》中享有的印刷款债权456500元。案件受理费80元，由贵阳新翰公司、湖南和成公司负担。
上诉人贵阳新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份证明材料（原件），两份附件。江西教育出版社盖章确认与其收到的《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传真件原件一致的复印件，江西教育出版社盖章确认与传真件原件一致的“几点情况说明”(复印件)，拟证明：1.2014年6月23日下午16点21分，江西教育出版社市场教辅经营部职员象鹏辉收到了《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的传真。2.当天象鹏辉将情况向李学群副社长作了报告，并通报给了具体负责湖南和成彩印有限公司2014春《完美课堂》印刷业务的张叠峰老师。3.随附的与江西教育出版社收到的《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传真件原件一致的复印件，可以回应、驳斥原审判决P13关于“江西教育出版社所称其收到了该函件，但并未向向本院提交该传真件的原件”的说法。
被上诉人付珀淋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根本不符合新证据的条件，只是对原有证据的说明，而且该份证据材料是一份所谓的证人证言，对三性均有异议，另外对两份附件的三性均有异议。
上诉人向本院申请涉案传真收件人象鹏辉说明情况，象鹏辉陈述：该债权转让函传真件是真实的，收到的具体日期不记得了，证明材料是根据该传真件写的。传真件的原件没有了，以前的老传真机的传真纸字迹的保存时间短，当时只能复印下来。被上诉人对此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上诉人未提供传真件的原件，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尚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应停止对涉案印刷款债权的执行,即涉案印刷款债权是否已转让给上诉人贵阳新翰公司。上诉人贵阳新翰公司作为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应就其对该印刷款债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本案中，贵阳新翰公司提交的《应收印刷业务款债权转让函》的债权数额一栏采用填空方式显示，但贵阳新翰公司提交的函件中的债权数额一栏为空白，函件并未就债权转让的范围及数额予以明确。该债权转让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一般形式要件。其次,江西教育出版社虽称其收到了该函件，但并未向该院提交该传真件的原件。再则，该函件左下角仅有打印字体注明“已收到，同意上述债权转让”和手写的“江西教育出版社”及日期2014年5月23日，但并无江西教育出版社加盖印章确认。综上，贵阳新翰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函件对转让的债权范围和数额约定不明确，且贵阳新翰公司及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函件已经通过传真的形式送达了江西教育出版社，故贵阳新翰公司提出的印刷款债权为其享有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付柏淋可申请执行涉案印刷款债权并无不当。
另,上诉人称,一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为依据，简单地否定长沙仲裁委员会（2014）长仲裁字第413号《裁决书》的效力不当。本院认为,长沙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长仲裁字第413号裁决书，在一审法院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后,该裁决书及其结论不能作为否定甚至中止法院执行行为的依据。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贵阳新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贵阳新翰印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豪杰
审 判 员 曾庆军
代理审判员 黄 琦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胡小博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