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嘉商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208号坤和中心31楼3103-3104室。
负责人：吴卸兔，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玮、石丽萍，浙江民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新林。
委托代理人：王超，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利宝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徐新林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3）嘉桐乌商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宁建龙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章能、代理审判员汪先才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玮、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4月3日，徐新林向金华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并提取宝马牌轿车一辆，并于当日通过金华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桐乡地区的经销商向利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和车辆损失险（550056元），购车款和保险费一并交给了经销商，商业险保险单显示缴费时间和出单时间均为2013年4月3日17时51分51秒，出单地址为杭州市延安路126号耀江广厦5002a、5002b室。2013年4月4日，徐新林通过经销商办理了第一张临时行驶车号牌（浙f×××××），后又办理了第二张临时行驶车号牌，2013年5月13日办理了第三张临时行驶车号牌（浙a×××××）。2013年6月13日，案外人葛峰驾驶具有浙a×××××号临时行驶车号牌的车辆，途经桐乡市乌塍线4k＋400m地方时，不慎与路边房屋、水泥管及行道树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房屋、水泥管及行道树受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桐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案外人葛峰负事故全部责任。当日，徐新林与利宝公司达成《一次性定损协议》，协议约定：车辆因损失较大，无维修价值，经协商推定全损处理。推定全损金额肆拾玖万伍仟元整，其中壹拾万元整由残值商支付，保险公司一次性定损叁拾玖万伍仟元整。商业险保单由保险公司收回注销。车辆施救费及三者物损由车主提供发票向保险公司理赔。经浙江天和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桐乡分公司评估鉴定，房屋、水泥管损失价值2000元，行道树损失价值2400元，徐新林为此垫付评估费250元，并向桐乡市公路管理段和房屋、水泥管的所有人赔偿了上述损失。此外，徐新林因本次事故支出施救费650元，吊车费800元，辅助作业费100元。2013年7月10日，利宝公司向徐新林出具《保险拒赔通知书》，载明：标的车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取得有效的临时牌照，依据《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第三条（一）：“除非另有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不属于保险责任，故本次事故我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另查，《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险条款》第一章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三条和第二章车辆损失险第四条均约定：除非另有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浙a×××××号临时行驶车号牌是否系有权机关核发。利宝公司提供了杭州市车管所证明一份，载明浙a×××××号临时行驶车号牌不是其所核发，而徐新林认为，杭州车管所的证明内容不实，其临时行驶车号牌是杭州临平办的（属余杭车管所辖区），为此原审法院向徐新林的律师颁发了调查令，要求其向杭州市车管所和余杭车管所调取相关证明，但其并未提供，而利宝公司却提供了余杭车管所的证明，证明上述临时行驶车号牌亦非余杭车管所核发。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发放机动车号牌或者要求机动车悬挂其他号牌，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浙a”为杭州地区车牌，此类临时行驶车号牌的有权核发单位为杭州地区的车辆管理部门，既然杭州车管所证实该号牌非其所核发，而徐新林主张的号牌核发部门余杭车管所也否认号牌为其核发，在徐新林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号牌系其他法定的有权单位核发的情况下，可认定该临时行驶车号牌不是有权单位所核发的。
第二，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利宝公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徐新林使用非有权机关核发的临时号牌的行为属于“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的行为，故利宝公司将“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临时号牌”列为免责事由，其只要尽到提示义务即可，不需要尽到明确告知义务。
而徐新林认为，禁止性规范是指不允许做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如明文出现“不得”、“禁止”之类的条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没有出现“不得”、“禁止”等，要求取得临时号牌上路属于义务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至于徐新林引用的第十六条，在本案中是不适用的，本案的号牌不存在伪造的情形，保险合同中也没有约定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利宝公司不赔偿。此外，如果对条文理解产生争议，应当作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所以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保险公司拒赔缺乏依据。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该条款规定的“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禁止性规定情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该条款虽包含未取得合法有效的临时号牌不得上路的逻辑含义，但并不符合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要求。其次，本案中的临时号牌属于非有权单位核发的临时号牌，既然号牌不是有权单位所核发的，就等同于该号牌是有权单位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伪造、变造的，但是在确定本案中的情形是否属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情形时，涉及车辆所有权人的主观过错问题（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临时号牌系伪造、变造），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系管理性规范，其目的在于维护规范统一的车辆管理秩序，所以在确定行为是否属于“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时，不应像刑事犯罪一样，严格考察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而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徐新林既没有伪造、变造临时号牌，也并不明知临时号牌系伪造、变造，但其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系临时号牌的合法申领人，其有机会、有义务、也有能力避免使用伪造、变造的临时号牌的情况发生，但其三次申领号牌均未亲自去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而是委托销售商代为，因其疏于对代办人行为的监管及对临时号牌真实性的审查核实，以致未发现临时号牌系伪造、变造，存在一定过错和可归责性。故本案中使用非有权单位核发的临时号牌的情形属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但其主观过错并不明显。再次，无有权机关核发的合法有效的临时号牌既包括无临时号牌的情形，也包括使用非法无效的临时号牌（具体如使用伪造、变造的临时号牌）的情形，故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临时号牌”情形中包含法律禁止的使用伪造、变造的临时号牌的情形，但并未明确列明。最后，在确定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本案是否可视为“保险人将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而减轻保险人的明确告知义务，则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含义明确，常人容易知晓和理解且禁止性情形违法性严重；二、免责条款意思直观清楚，不需要保险人说明投保人便可直接理解其含义。结合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明确禁止使用伪造、变造的临时号牌，但一般的使用伪造、变造临时号牌的行为（明知伪造、变造而使用的除外）并非如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肇事后逃逸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该种行为过错较为明显甚至是故意，且直接导致出现率的增加或者危险的扩大）那般严重，且一般人容易忽视临时号牌系伪造、变造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后果的严重性；而利宝公司所列的免责事由只是包含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并没有明确直观的将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列为免责事由，未达到使常人一看便知其内容、含义及后果的程度；原审法院认为，在此情形下，仅简单的出示条款和提醒并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并充分理解条款的含义，同时让投保人意识到临时号牌可能系伪造、变造的情况及“使用伪造、变造的临时号牌”与“保险人免责”之间的关联性，故本案格式免责条款的表述并未符合“将法律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严格要求，本案情形也未达到可减轻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条件，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十条的规定。
第三，格式免责条款是否有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徐新林是否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说明义务的履行时间。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先合同义务，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法定的附随义务，其重要意义在于使投保人能够通过保险人的说明认识到特定的法律后果，在公平、合理、了解的前提下缔结保险合同，所以保险人应在合同成立前（合同订立前或合同订立时）履行说明义务，如果在合同成立后履行，就失去了说明义务设立的意义。本案中，徐新林于2013年4月3日在提车时将保险费与购车款一并交给经销商，通过经销商购买保险，保险单显示的缴费时间和出单时间也为2013年4月3日，同时出单地址与保险费交付地址不符且距离较远，可认定徐新林在支付保险费当时并未取得保险单，而徐新林称其是一个月后才收到的保险单，利宝公司并未否认徐新林的陈述，且也未提供投保单或者其他如电邮、录音、录像等证据证明在合同成立前，其已经向徐新林履行了说明义务。其次，关于说明的程度和举证责任问题。利宝公司只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出示的保险单上通过事先印刷的明示告知、加黑加下划线条款等形式就格式免责条款予以提示，其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就格式条款的内容、含义和法律后果做出了提醒和说明，并使徐新林充分理解条款的含义，该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利宝公司承担。故原审法院认为，利宝公司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利宝公司应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赔偿徐新林的损失。至于具体的赔偿项目和数额，施救费650元，吊车费800元，辅助作业费100元，均是为减少车辆损失所支出的必要、合理的施救性费用，车辆损失395000元，为双方签订的《一次性定损协议》所确定，上述损失共计396550元，根据车辆损失险第一条、第二条的约定，利宝公司应当在车辆损失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评估费250元，系为确定第三者损失而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合同条款中并未明确约定不赔偿；房屋、水泥管损失2000元，行道树损失2400元，计算有据；以上损失共计4650元，应当由利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2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2650元。综上，利宝公司共应赔偿徐新林401200元。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三款、第十六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徐新林401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18元，减半收取3659元，由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宣判后，利宝公司不服，上诉称：原审正确确认了以下事实：徐新林使用的临时号牌系伪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关于“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伪造或使用伪造的号牌”的规定属于禁止性规定情形，徐新林使用该临时号牌属于禁止性规定情形，保险条款关于“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临时号牌”的规定包含了“不得使用伪造的号牌”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在此基础上，本案完全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原审却以保险条款中未明确列明“不得使用伪造的号牌”为由认定不适用该规定，但该规定只是要求将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而非“条款”作为免责事由列明，即可减轻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原审的理解不符合该规定，加重了保险人的法律义务。综上，利宝公司已将法律禁止的“不得使用伪造的号牌”情形在保险合同中作为免责事由，并在保险单、保险条款中予以提示，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徐新林要求赔偿商业险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利宝公司支付徐新林交强险理赔款2000元。
徐新林答辩称：一、原审判决仅表述为徐新林所使用的临时号牌不是有权单位核发，并未认定出险时该号牌系伪造。二、保险条款不包含“使用伪造、变造号牌”的情形。该保险条款强调的是“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状态，而非驾驶员“使用伪造、变造号牌”的行为，且在具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的情况下，使用伪造、变造号牌也会出现。从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车辆有以下情形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其针对的是保险车辆本身，而非驾驶员的行为。双方对保险条款的理解有争议，依法应当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三、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列明，否则无法判断保险人是否已将该情形作为免责事由，而该保险条款不能清晰明白地看出“使用伪造、变造号牌”免责。四、利宝公司未按法律规定将免责事由向徐新林作出提示。法律规定的提示时间为“合同订立时”。而本案中，利宝公司于2013年4月3日17时51分在杭州出单，徐新林却于2013年4月3日17时51分在金华提车，故保险合同订立时，利宝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向徐新林作出提示。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机动车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保险条款规定，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号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而徐新林出险时所使用的临时号牌非有权机关核发，属于使用伪造、变造的临时号牌情形。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利宝公司有否对该免责条款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以及是否需要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从而确定其是否应当对徐新林商业险部分的损失亦予以理赔。本院认为：
一、利宝公司未按法律规定的要求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在订立合同时对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以使投保人对其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获得充分的认识。此种提示和说明必须在合同成立前进行，以使投保人在完全符合其真实意思的前提下缔结保险合同，这也是保险合同关系中公平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本案中，利宝公司通过在保险单上事先印刷明示告知、加黑加下划线等形式对免责条款予以提示，但徐新林提车时将保险费与购车款一并交给汽车经销商，通过经销商购买保险，保险单显示的缴费出单时间与徐新林提车在同一时间，而缴费出单地点与提车地点不在同一处且相距较远，故保险合同订立时客观上不可能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利宝公司也未提供此前已进行提示和说明的确凿证据，故可认定利宝公司未按法律规定的期限向徐新林履行提示义务，且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二、该免责条款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免除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要求。
保险条款一般都由保险公司单方提供，条文众多、内容复杂，投保人通常难以读懂，也无法对免责条款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而免责条款可能导致投保人合同目的落空，对被保险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故保险法第十七条对免责条款特别规定了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进一步明确了对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要求，即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必须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其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当然，该司法解释第十条也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得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该规定的立法意义在于，禁止性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投保人对其概念和内容应当知道，只是不清楚违反此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后果，故保险人通过充分提示使投保人知道两者的直接关联性，即符合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要求，保险法第十七条的立法目的亦可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该规定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内容具体明确，一目了然。本案中，保险条款则规定：“除非另有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其中，该免责条款关于“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号牌”的情形，虽包含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不得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的情形，但也包含了“无任何号牌”或“使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失效号牌”等其他情形，实质上是采用了概括性的笼统表述，不具备禁止性规定清楚直观的特点，不足以达到与禁止性规定同等的提示效果。此种“提示”应当具有“提醒”和“警示”的含义，即对具体免责事由的存在—临时号牌可能存在伪造、变造情况故投保人需要谨慎核实的提醒，及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严重性—被保险人可能因此无法获得理赔的警示。尤其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保险都是通过汽车经销商办理的情况下，投保人出于对经销商的信任，容易忽视经销商所提供的临时号牌的合法性问题。故该免责条款尚未达到上述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利宝公司对该免责条款仍负有明确说明义务。
综上，利宝公司未依法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其对徐新林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损失均应承担理赔责任。利宝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88元，由上诉人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汪先才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