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民终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良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辽宁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泰达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松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范迎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妍，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忠，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安祺。
上诉人良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泰达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潘安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三初字第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谭弘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张昕、代理审判员薛宁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良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伟，泰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妍、陈延忠到庭参加诉讼，潘安祺经本庭合法传唤未到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良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6）辽02民初3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良运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潘安祺“怕其行为暴露积极筹款偿还泰达公司也符合其当时基本的心理状态”，无事实和证据依据。首先，作为裁判者，应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不应脱离客观证据而以主观臆断的方式去判断案件事实（尤其是金额如此巨大的借款纠纷，其中还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复杂情况），那样就会偏离了应有的中立位置，在通过揣测所谓“心理状态”的思维主导下，很难做出公允判决。其次，一审认定潘安祺“心理状态”是“符合其当时的基本的心理状态”，那么一审是否排除了在“基本的心理状态”之外是否还会存在“不基本”的心理状态呢？一个严肃的判决文书，不应该有如此过于随意的逻辑。再次，潘安祺明明在公安机关对于此节事实有明确的四次供述，即1700万元不是代替她偿还欠款的，而是良运公司借给泰达公司用于倒贷的。一审对刑事侦查中形成的如此重要的书证，选择性视而不见、不采信，却偏偏选择闭门造车、主观臆断，这完全是说不过去的。最后，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潘安祺借款是怕事情“暴露”而借款后还款，那她为什么不索性借款2200万元，还清她全部欠款呢？却偏偏要不上不下的借1700万元只偿还一部分借款呢，这样还下来不是还欠500万元么，事情不还是要“暴露”么？这又怎么能符合潘安祺的“基本心理状态”呢？一审既然通过分析得出了借款后还款的心理状态，那上述那个心理状态为什么没有分析出来呢，是没有分析出来，还是为了达到某种判决结果而故意进行选择性分析呢？二、一审关于“泰达公司陈述该1700万元是潘安祺偿还其之前部分欠款并非借款。泰达公司就此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认定，再一次无中生有，凭空而论。首先，泰达公司只是提供了一些潘安祺欠款以及催款的证据（这与代替还款没有关联性），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明1700万元是代替潘安祺还款的证据；其次，泰达公司明确表示与良运公司“双方未曾谋面”，当然也就不存在双方对代替还款有过任何合意的证据，更没有提供双方事后对代替还款的事宜进行过追认的证据。再次，未提供潘安祺主张或认可代替还款的证据；更未提供潘安祺与良运公司就代替偿款有过合意或意向的证据。那么一审法院是凭据哪些证据认定泰达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了呢？最后，良运公司与潘安祺无业务往来，没有理由仅凭一纸《保证担保书》就将1700万元巨款借给她，或替她偿还个人欠款，那样不符合常理、交易习惯，严重背离生活常识。三、一审认定“原告良运公司主张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要求被告泰达公司偿还借款以及利息证据不足”，是严重背离事实和证据的，因为良运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理由如下：1、划款路径证据及《保证担保书》。①划款路径的证据证明良运公司将1700万元直接划入泰达公司账户，被泰达公司用于关联企业偿还贷款。泰达公司借款人的地位、借款用途、划款路径与《保证担保书》完全吻合的。②书证《保证担保书》客观的反映了借款的背景、用途，明确了出借人、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法律地位。是良运公司与潘安祺就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事实的确认和客观记录，符合交易习惯。③泰达公司及关联企业非常急切的在2015年3月17日进行银行倒贷，而其与潘安祺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良运公司并不知情。④泰达公司对于向不特定对象借款的事实是承认的。当泰达公司新贷款下来后，良运公司财务总监和法律顾问到泰达公司催款时，泰达公司表示当时资金不足，三天内给良运还1000万，另外700万待潘安祺还款后再偿还。⑤《保证担保书》是一份要式法律文书，可对抗言辞证据。担保行为是一种要式行为且不可撤消，不因其后任何人的说法被替代或否认。泰达公司认为该证据虚假，却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予以否定，一审认定该文书“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债务人主体的确定不是债务人可以自我否定的，也不是介绍人、担保人能否定的，债权人是确定债务人主体的主导者。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转移或指定借款人主体，则违反起码的法律准则。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债务转移必须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即使潘安祺愿意自己承接该笔债务，在没有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更何况潘安祺从始至终都未认可代替还款这个说法，怎么可能出现潘安祺是债务人主体这个事实和法律关系呢。相反，潘安祺在侦查机关所做的四次笔录中，都一致明确了此案的1700万元不是偿还2200万元欠款的，而是良运公司通过她借给泰达公司用于倒贷用的。综上，良运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借款，泰达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潘安祺对其有欠款，但没有证据证明是良运公司代替潘安祺偿还欠款，因此无论从证据关联性角度，还是从证据优势比较的角度上，法院都应该做出借款关系证据充分，代替还款证据不足的认定，从而判决良运公司胜诉，泰达公司证据不足败诉。
泰达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良运公司起诉主张的借款关系不成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良运公司起诉时仅依据银行转账凭证这一证据，未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良运公司与泰达公司在案涉1700万元转款之前从未谋面、且从未达成任何有关借款的合意、更没有形成任何书面借据、收据等债权凭证，试想良运公司作为正规经营企业，在出借巨额款项之前不与借款人进行任何沟通、不考察主债权是否存在、不约定借款期限、利息等具体事项、甚至在不认识所谓的保证人潘安祺、未与潘安祺见面的情况下，仅依据同样被潘安祺利用的关系人所虚构的事实即按照潘安祺指示的账户进行汇款，根本不符合借款的日常交易规则及惯例，更不满足起诉借款合同纠纷的基本要求。2、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鉴于潘安祺已于刑事笔录中自认骗取泰达公司借款2200万元，且该2200万元借款均形成于泰达公司与潘安祺之间，在泰达公司多次向潘安祺进行催款的紧急情况下，潘安祺通过关系人指示良运公司将案涉1700万元汇至泰达公司最初向潘安祺出借款项的泰达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账户中，加上潘安祺在刑事笔录中自述其已山穷水尽、只能优先偿还其个人债务等表述，综合本案证据，泰达公司已证明本案案涉1700万元实质是潘安祺在骗取泰达公司2200万元借款后，在泰达公司多次催款的紧急情况下，其担心诈骗行为暴露而积极筹款用于对泰达公司的还款，而并非是泰达公司向良运公司的借款。而良运公司除了银行转账凭证外无法再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案涉1700万元借款关系成立，理应承担证据不足的败诉结果。3、《保证担保书》内容虚假，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保证担保书》是良运公司与潘安祺恶意串通而后补的，应为无效，故《保证担保书》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良运公司仅凭银行转账凭证这一孤证，无法证明本案借款关系的成立。故一审判决认定良运公司证据不足是正确的，良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①《保证担保书》内容虚假、与事实不符。根据《保证担保书》记载：“2015年3月17日，大连泰达钢铁有限公司（借款人）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大连分行）有1700万元的贷款到期，银行已经批复该公司可以先还后贷。为此，经我协调，请贵公司向该借款人出借资金壹仟柒佰万元（1700万元）。”而事实上，2015年3月17日泰达公司在华夏银行并没有贷款到期，更无须为了急于还贷而向良运公司借款。泰达公司在2015年3月17日收到潘安祺还款1700万元后，转账给案外人大连保税区泰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钢公司”），由泰钢公司归还了其银行贷款。如果真如《保证担保书》所记载的为归还银行到期贷款而向良运公司借款，那么也应由泰钢公司直接向良运公司借款，而并非由泰达公司向良运公司借款。故潘安祺虚构泰达公司银行贷款到期需向良运公司借款1700万元，实际是潘安祺个人通过欺骗手段向良运公司的借款，目的是为了偿还潘安祺个人对泰达公司的欠款，故《保证担保书》记载内容虚假，与事实不符。②《保证担保书》是良运公司为了本案诉讼目的，与潘安祺恶意串通而要求潘安祺后补的，保证担保书应为无效，不得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保证担保书》并非形成于2015年3月17日（即良运公司向泰达公司汇款之日），而是良运公司为了本案诉讼目的而要求潘安祺后补的。本案中，良运公司在与泰达公司沟通调查后，其清楚知晓自身被骗，实际借款人为潘安祺，但良运公司了解潘安祺不具有还款能力。故良运公司为了挽回财产损失、潘安祺为了逃避对于良运公司的还款义务，良运公司与潘安祺恶意串通，要求潘安祺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后补了虚假的《保证担保书》。该事实通过良运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后追加潘安祺为被告、潘安祺的刑事讯问笔录等证据均可以得到印证。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应为无效。故《保证担保书》是无效的，不得作为认定事实依据。二、良运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的事实及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理由对一审判决存在误解，且部分陈述为虚假内容、不具有证据支持，故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1、良运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一审判决认定潘安祺“怕其行为暴露积极筹款偿还泰达公司也符合其当时基本的心理状态”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问题，泰达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潘安祺心理状态的判断仅为其认定本案借款关系不成立的因素之一，且对潘安祺心里状态的认定属于一审法官在结合本案全部证据情况下依法作出的自由心证判断，该认定具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2、良运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发回重审一审判决认定良运公司“代替（潘安祺）还款”的说法是对一审判决存在误解，该一审判决从未认定良运公司存在“代替（潘安祺）还款”的事实，泰达公司也从未主张良运公司汇款1700万元的行为属于良运公司“代替还款”，一审判决认定及泰达公司主张的案涉1700万元均为潘安祺个人为了避免诈骗泰达公司2200万元行为败露而积极筹款、实际用于其个人对泰达公司还款。至于良运公司与潘安祺的关系，实际为良运公司遭受了潘安祺所实施的与诈骗泰达公司相类似的诈骗行为，而非良运公司代替潘安祺还款。故无论是从泰达公司的主张、或是发回重审一审判决之认定，均未认定良运公司属于“代替还款”，故良运公司上诉状中所阐述的一审判决存在错误的前提是不成立的。3、良运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的部分内容均不具有证据支持：比如上诉状第三条第（一）款第4点中陈述“泰达公司对于向不特定对象借款的事实是承认的”等描述，良运公司作为一审原告从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另良运公司在本案首次一审开庭笔录（2015年6月29日庭审笔录P2）及本次上诉状（P3上数第三行）中均陈述，良运公司是依据潘安祺于2015年3月17日出具的保证担保书向泰达公司进行汇款，而根据潘安祺的刑事询问笔录记载，潘安祺在款项汇出之后才知道其关系人找的是良运公司，保证担保书也是事后应良运公司要求而后补的，均证明良运公司的上述陈述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故提醒法庭关注良运公司以上虚假的陈述，其上诉请求亦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良运公司主张的借款关系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贵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保护泰达公司的合法权益。潘安祺未出庭，亦未进行答辩。
良运公司向一审起诉请求：一、判令泰达公司偿还良运公司借款1,70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的逾期利率给付资金成本；二、潘安祺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由与理由：泰达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在华夏银行大连分行有1,700万元贷款于2015年3月17日到期，银行已经批复可以先还后贷。由于其没有资金偿还前期贷款，经潘安祺协调，良运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向泰达公司提供资金1,700万元，当天入账并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约定期限为14天。但泰达公司没有向良运公司按期还款，并且在取得银行新的资金后，以各种借口不偿还良运公司出借的资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7日，良运公司通过交通银行从其账户向泰达公司转账1,700万元。潘安祺向良运公司出具《保证担保书》，载明：“2015年3月17日，泰达公司(借款人)在华夏银行大连分行有1,700万元贷款到期，银行已经批复该公司可以先还后贷。为此，经我协调，请贵公司向该借款人出借资金1,700万元，自2015年3月17日起，期限14天。借款人逾期还款每延期一天，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五向贵公司承担违约金，直至还清之日。请贵公司将上述借款转入借款人账户。在借款人的新贷款发放后，用新贷款全部偿还贵公司的借款。本人潘安祺向贵公司郑重承诺：愿意为借款人泰达公司此笔借款向贵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后延续两年”，该《保证担保书》记载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3月17日。潘安祺在公安机关陈述该保证书是在案涉款项进入泰达公司账户后，其应良运公司的要求为其出具的。
良运公司自述,2015年3月，时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解放路支行副行长潘安祺称，泰达公司有1700万元贷款2015年3月17日到期，银行已经批复可以先还后贷，因泰达公司没有资金偿还前期贷款，经潘安祺协调，并提供担保，良运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将款项打入泰达公司的账户。
诉讼中，良运公司、泰达公司均认可双方除本案争议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双方之前未曾谋面。
一审法院另查明，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迎春向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举报潘安祺伪造大连海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公司）的公章向其出具借据，借款1300万元，和之前的借款共计欠款2200万元未还，扣除已还1700万元，尚欠500万元，系其诈骗取得。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以下简称中山分局）于2015年7月2日受理“范迎春被诈骗案”。2015年11月9日，中山分局以潘安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决定对潘安祺立案侦查。现正在侦查过程中。
侦查过程中，潘安祺对伪造海川公司印章向泰达公司借款事实予以认可，并且对欠泰达公司2200万元款项予以认可。但其陈述告知泰达公司1700万元是良运公司借的，用于偿还到期贷款2000万元之用，与2200万元欠款无关。
泰达公司主张，其未向良运公司借过款，亦未有过相关的协商，潘安祺欠泰达公司2,000余万元，其收到的款项为潘安祺的还款。潘安祺在公安机关所作“案涉款项为倒贷，与其欠款无关，并已告知范迎春”的陈述是虚假的，潘安祺未就此事宜向泰达公司及范迎春进行过说明。
一审法院认为：良运公司主张其与泰达公司间存在借款的法律关系，良运公司非金融机构，故其主张的借款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所谓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按照《民间借贷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良运公司仅提供向泰达公司转账1700万元的转账凭证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首先，良运公司自认其转款之前双方从未谋面，从未就借款事项进行过协商，泰达公司并未授权潘安祺向良运公司借款，双方就借款事宜既无要约，亦无承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借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其次，转款1700万元，良运公司自认是按照潘安祺的指示付款，实际收款人并不必然等于借款人；再次，潘安祺对其欠付泰达公司2200万元之事予以认可，并且部分借款是其伪造案外人印章所借，怕其行为暴露积极筹款偿还泰达公司也符合其当时基本的心理状态，泰达公司陈述该1700万元是潘安祺偿还其之前部分欠款并非借款。泰达公司就此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良运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良运公司主张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要求泰达公司偿还借款以及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良运公司就其损失的1700万元的款项可另辟途径予以追偿。因公安机关现对潘安祺立案侦查的是泰达公司报案的伪造印章，诈骗500万元的事实，而就良运公司向泰达公司转款1700万元，现无证据证明属于上述刑事案件侦查的范围，故本案无需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
关于良运公司主张潘安祺应当对1,7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良运公司所主张的主合同借款合同不成立，保证合同为从合同，因从合同所依附的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自然不成立，故良运公司依据《保证担保书》主张保证人潘安祺对1,7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院不予支持。因潘安祺的行为致使良运公司造成损失，良运公司可另行向潘安祺主张权利。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则》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良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800元，由良运公司负担。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另查明：
泰达公司提供的一份于2014年4月30日形成的《借据》载明：海川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向泰达公司借款130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可提前还款，潘安祺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借款人处加盖海川公司印章，潘安祺在保证人处签字。同日的浦发银行回单凭证记载，泰达公司向刘某某转款1000万元，摘要处写明：借款。2014年6月3日的浦发银行借记/贷记通知（贷记）记载，刘某某分二次转入泰达公司帐户100万元和400万元，共计500万元。2015年1月29日，泰达公司再次向刘某某转款1400万元，浦发银行借记通知上摘要处写明：借款。良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除了标注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泰达公司的财务经理刘某与微信昵称“潘行”的微信记录显示，（2015年）3月13日8：36刘某：“早上好！范总说关于资金1400+800，要还款，要拿货。”3月16日15：20刘某：“用刘某某卡，分二笔进入泰达公司1400万，还款，泰达浦发300万，借款。谢谢！”3月16日15：25刘某发送“大连泰达钢铁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帐号：XXXXXXXXXXXXXXXXX。”潘行回复称：“收到”。2015年3月17日刘某向潘安祺（157XXXX****）发送短信：“收到1700万。”潘安祺回复：“好。”
2015年6月30日，泰达公司作为举报人，向大连市中山区公安分局提供标注日期为2015年6月2日的《举报信》，内容为：举报潘安祺涉嫌诈骗罪犯罪，请求公安机关立案追究。事实与理由是：泰达公司系华夏银行解放路支行客户，其副行长潘安祺于2014年4月30日到泰达公司处为“海川公司“借款1300万元，借款理由为“海川公司”在其银行借款到期，急需周转一个月，并出示盖有“海川公司”公章的借据，潘安祺为担保人。2015年1月28日潘安祺又为其借款1400万元。2014年6月2日潘安祺回款500万元，2015年3月17日潘安祺回款1700万元。2015年5月泰达公司收到良运公司诉状，得知2015年3月17日收到的回款1700万元是潘安祺以泰达公司急需一周还贷资金周转为由骗取的。另外，泰达公司到“海川公司”查明，潘安祺于2014年4月30日出具的借据中“海川公司”公章系伪造，该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来自泰达公司的借款。2015年7月2日，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向范迎春出具《受案回执》，内容为：你（单位）于2015年6月30日报称的范迎春被诈骗案一案我单位已经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大公（中）受案字[2015]2103号）。中山分局于2015年7月2日出具的大公（中）鉴字[2015]007号《鉴定意见通知书》载明：我局指派/聘请有关人员，对范迎春被诈骗案进行了海川公司公章与借据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是海川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借据）不是同一印章盖印的。
中山分局于2015年9月29日对潘安祺进行讯问的笔录中，潘安祺回答有如下内容：“这（1700万元转款）跟我借他（泰达公司）1400万没有关系。当时泰达公司在我们银行有一笔2000万的贷款到期了，范迎春跟我说没有钱还钱，并向我追要我欠他的1400万。我当时确实没钱还她，但我答应给她解决2000万贷款到期的事。我通过关系找到良运公司，让良运公司借1700万元钱给泰达公司，用来偿还银行2000万泰达公司自己手里有300万。并且由我出面担保，这样良运公司也放心，因为我保证，泰达公司还完2000万（元）贷款后，我们银行马上再向泰达公司放贷2000万（元），这样泰达公司拿到贷款后，马上就能还给良运公司。所以良运公司才敢借钱给泰达公司。而我运作此事，范迎春并不知道，但钱到帐后，我明确告诉泰达钢铁公司，具体是告诉谁我记不住了，我告诉他们这1700万就是给你们家还银行贷款用的。并且不久我们银行再次向泰达公司放贷2000万，而范迎春拿着贷款后，并没有还给良运公司1700万……。”
在中山分局于2015年9月29日第二次对潘安祺讯问时，潘安祺回答：“（保证担保书）是我写的，是在良运公司给泰达公司打钱之后我给良运公司写的。……当时泰达公司有一笔贷款是2000万人民币的款快到期了，范迎春当时催我紧，我没有办法只有托人找到了良运公司，后来良运公司将现金直接转入泰达公司的帐，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了。……刚开始我不知道是找的良运公司，我后来才知道。我当时是先找姜某，后来姜某找的李某，李某向良运公司说情的。”
在中山分局于2015年9月30日第一次对潘安祺讯问时，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问：“你一共向泰达公司借了多少钱？”答：“一共是2200万人民币。……之前我借泰达公司的钱有300万，2014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向泰达公司的范迎春说我倒资金要1000万人民币，后来范迎春同意，之后，就打到一个叫刘某某的帐号了，这样我就给范迎春写一张1300万的借据（其实这张借据的印章是假的）。后来，我的资金出现了一点问题，我又向范迎春打电话说借她1400万人民币，当时没有写欠条。2015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连泰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2000万人民币的贷款到期，范迎春总是给我打电话催我叫我还以前我欠她的2200万元人民币，我的资金一直没有回来，为防止贷款逾期我通过关系向他人借款资金用于倒贷，贷款发放后就偿还对方（良运公司）。后来对方将1700万人民币的资金转入泰达公司的帐上，这时我才知道这笔资金是良运公司的。放款前，我向良运公司写的担保书。后来，银行发放了大连泰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2000万贷款。但是，泰达公司没有偿还良运公司倒贷的1700万人民币资金。之后，良运集团起诉了泰达公司。”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问：“泰达公司催还你欠他的2200万资金，加之泰钢公司欠银行的2000万人民币贷款到期后，范迎春是怎么做的？”潘安祺答：“她总是电话催我叫我还款。但是我的资金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还上。”
中山分局于2015年11月10日对潘安祺讯问时，潘安祺说：“我以海川公司的名义向泰达公司借钱，范迎春说需要海川公司的借条，我就安排人伪造了一份带有海川公司的印章的空白纸，后来我就打印出来了这张借据，并写上保证人潘安祺及日期，之后我交给范迎春。……当时就是为了让范迎春相信我，其实根本没有借据上写的海川公司向泰达公司借款的事，这件事是我瞎编的。……我一直想还她这笔钱，只是我负债太多了，暂时没有偿还能力。但我已经还她500万了，分两次还的，一次100万，一次400万，具体什么时候还的我确定记不清了。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出示了借据，并问：“你看一下这张借据，是否是你伪造，用来向范迎春借款所用？”潘安祺答：“对，我就是用这张借据骗取了范迎春信任，并从她公司借钱的。”问：“经我局聘请有关部门进行鉴定，该份借据中，海川集团的印章是伪造的，你有何要说的？”答：“我认可，这份借据本来就是我仿造的，印也是假的，但当时具体我让谁帮我伪造的这个印章，我现在真想不起来了。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一手策划的，帮我伪造印章的人也不知道我要这个假印章干什么。”
本次二审期间，本院于2017年2月27日对潘安祺进行了询问，并出示中山分局对潘安祺所做的四次讯问笔录。潘安祺陈述称：这些笔录确是对她做的，并且确认其在公安机关是如实陈述的。关于潘安祺以海川名义借款一事，潘安祺陈述称：“我和泰达公司一直有借款关系，是我出面向泰达公司借款，和范迎春以及刘部长沟通借款。刘某是泰达公司和泰钢公司的财务部长…。”关于一审卷宗第92-94页泰达公司提供的微信和短信手机截屏及其内容，向潘安祺出示后其明确表示是她和泰达公司工作人员刘某的微信截图，并肯定其与泰达公司之间的欠款为2200万元。在被问到其与良运公司是如何沟通并将款项转到泰达公司帐上时，潘安祺回答说：“我也不认识良运公司，是通过朋友找的，与我联系的是姜某，他是平安银行的工作人员，当时她找的谁我也不知道。泰达公司没有让我去找良运公司。泰达公司的这笔贷款到期，我从工作角度着想，不想让这笔贷款逾期，对企业不好，对我工作也有影响，钱到帐之后我才知道是良运公司的钱。”当问及微信及短信的有关内容是否是泰达公司向潘安祺催收还款时，潘安祺说：“对。但是，这笔钱到达泰达公司帐面之后，企业通知我钱是从良运公司转过来的资金，我就告诉泰达了，这笔资金是用来倒贷的，不是用来偿还借款的，我是通过电话与泰达说的。”潘安祺在本次询问中再次肯定是良运公司的款项转到泰达公司帐上之后的当天潘安祺出具的保函。本院组织良运公司和泰达公司对上述笔录质证时，双方均对笔录的真实性及潘安祺陈述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仅就潘安祺出具保证保函的具体时间问题，泰达公司认为应该是在泰钢公司偿还银行借款之后诉讼期间由潘安祺出具的，而非潘安祺所述的是其在良运公司转款当天出具的。另外，在该次询问中，潘安祺明确表示不能参加开庭审理。
本次二审期间，泰达公司新提供了泰钢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于2014年9月17日签订的DL042012040105号《银行承兑协议》。约定华夏银行为泰钢公司承兑4000万元的汇票，泰钢公司按不少于票面金额的50%存入保证金账户保证金，并约定自垫付款发生之日起至泰钢公司完全清偿之日止，华夏银行有权按照日息率百分之五向泰钢公司收取罚息。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3月17日。证明泰钢公司在华夏银行存在2000万元汇票欠款未补足即将逾期，而泰达公司当时在华夏银行并没有即将到期的贷款。同时也证明保证担保书中提到的泰达公司在华夏银行有1700万元贷款到期，内容虚假，与客观事实不符，更证明保证担保书是良运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与潘安祺恶意串通后补的，保证担保书应为无效。良运公司对泰达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事实有异议。结合良运公司提供的泰达公司的工商档案登记资料、五一广场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及第一次一审审理时的庭审笔录，可以证实泰达公司和泰钢公司存在关联关系，1700万打给泰达公司或泰钢公司意义是一样的。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良运公司和泰达公司是否存在借款关系，泰达公司对良运公司支付的1700万元应否予以偿还以及应否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资金成本。
首先，根据本案现在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良运公司和泰达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就本案的1700万元款项问题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没有见面协商，在良运公司向泰达公司转款1700万元前，双方并不认识，也未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过沟通，即双方并没有关于本案所谓借款事宜的意思联络；其次，一方面，潘安祺所称的为泰达公司的银行到期贷款“倒贷”而借款是其自己“通过关系找到良运公司”的，潘安祺“运作此事，范迎春（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知道”。在本院对潘安祺进行询问时潘安祺还明确说“泰达没有让我去找良运公司。”说明潘安祺通过他人从良运公司抑或从其他不特定主体“借款”是潘安祺的个人行为，而非受泰达公司之委托；另一方面，泰达公司提供的2014年4月30日的浦发银行借记回单单证、2014年6月3日浦发银行贷记通知二张、2015年1月29日浦发银行借记通知等证据，潘安祺在刑事讯问笔录及本院对其进行的询问笔录中也均承认其欠付泰达公司的借款，证明潘安祺与泰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在泰达公司收到本案1700万元之前，潘安祺对泰达公司存在2200万元欠款的事实。而泰达公司提供的其公司员工刘某与潘安祺的微信、短信对话截屏在本院对潘安祺询问时得到确认，良运公司对潘安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上述内容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无相反证据推翻，故这些微信、短信对话截屏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在这些微信、短信的对话中，刘某作为泰达公司的员工多次要求潘安祺偿还1400万元、2200万元借款，明确“要还款，要拿货。”并且在刘某提供了泰达公司的账号并收取了1700万元之后，刘萍随即向潘安祺发出“收到1700”的短信。从这些微信、短信对话中可以看出，泰达公司找潘安祺只是要求其偿还潘安祺的个人借款，没有委托其向他人借款用于“倒贷”的意思；第三，保证担保书中关于泰达公司存在到期银行贷款的内容不实，且其中只字未提其向良运公司借款是受泰达公司委托而为，现有证据证明其出具保证担保书亦非受泰达公司之委托，事后也未得到泰达公司追认其担保行为。因此，该保证担保书系良运公司转款之后潘安祺的个人行为，也不能证明良运公司与泰达公司存在本案170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系。另外，即使良运公司是以出借款项的意思向泰达公司转款，从现有证据判断和前述的分析认定，也只是依潘安祺的个人意思而为，并非泰达公司的意思。第四，潘安祺既非泰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未持有泰达公司的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等能够使他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证明文件，保证担保书又是在转款行为发生之后由潘安祺个人出具的，上面没有泰达公司的意思表示，良运公司并无理由相信潘安祺的行为可以代表泰达公司。故对于良运公司而言，潘安祺及其“朋友”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潘安祺行为的后果对泰达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虽然潘安祺在刑事讯问以及在本院对其进行的民事询问中，均提到本案所涉款项转到泰达公司账上之后告知了泰达公司系为其银行到期贷款“倒贷”之用，是良运公司借给泰达公司的款项，但泰达公司对此不认可，又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故该节事实不能认定。潘安祺存在欠付泰达公司个人借款的事实，泰达公司也多次向潘安祺催要偿还，在泰达公司收到款项并告知潘安祺后，潘安祺也仅是回复“好”。这些通信往来以及泰达公司向潘安祺催款还款的过程，足以使泰达公司相信本案的1700万元系潘安祺的个人还款，而不可能认为是良运公司或其他人借给泰达公司的款项；第六，相反，如果认定本案的1700万元为潘安祺为泰达公司的银行到期贷款“倒贷”而作的短期借款，则存在如下不合常理之处：一是在刘某向潘安祺发出“收到1700”后，潘安祺即回“好”，而未申明该款是潘安祺替泰达公司从良运公司的借款不合常理。如果该款确是潘安祺主动替泰达公司从良运公司的借款，而非潘安祺本人的还款，则对于关乎相关各方如此重大利害关系的事项，潘安祺在此时应该明确说明，其未明确说明，有悖常理。二是泰达公司在二审期间举证证明是泰钢公司在华夏银行处有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而非泰达公司。这两个公司虽然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在银行贷款时则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借款主体，偿还贷款必然要针对特定的借款主体而为，而不能将有关联关系的两个公司视为混同。潘安祺作为泰达公司和泰钢公司贷款户所在银行的副行长，对于该两个公司哪个公司的哪笔贷款即将到期应该明知，如果存在不清楚的情况，也必然会询问清楚，其所称的借款如果确是为到期的银行贷款“倒贷”，应该直接转入到贷款即将到期的泰钢公司的账户，而非泰达公司。而实际上，潘安祺在泰达公司向其追收欠款并提供了泰达公司的账号后，通过他人指示良运公司将款项转入到了对其有欠款关系的泰达公司，不合常理。上述不合常理之情形，致潘安祺通过“朋友”从良运公司协调借款的真实用意是否是用于泰达公司“倒贷”，不能认定。至于良运公司提交的《交通银行记账回执》等证据，只能证明良运公司与泰达公司存在本案1700万元的转款事实，而不能证明收款人泰达公司收取该笔款项系出于向良运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
综上，通过已经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泰达公司既未直接向良运公司发出所谓借款的要约甚至未发出要约邀请，也没有委托潘安祺向良运公司借款，双方未形成借款的合意，不存在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良运公司也没有合理理由相信潘安祺的行为能够代表泰达公司，潘安祺的行为对泰达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故良运公司以其与泰达公司存在借款关系、泰达公司收到其支付的1700万元系泰达公司的借款为由，主张泰达公司予以返还，因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不存在而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良运公司与泰达公司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驳回良运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良运公司上诉称其与泰达公司之间存在1700万元的借款关系并请求泰达公司返还本金及资金成本，依据不足，应予驳回。至于良运公司是否可以依据其他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3,800元，由良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弘
审 判 员 张昕
代理审判员 薛宁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