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14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晖。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翔，湖北诤如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尹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翔，湖北诤如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海迪百纳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长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长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晖、尹红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海迪百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迪百纳公司）、杨长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3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晖、尹红上诉请求：撤销（2016）鄂0106民初3698号民事判决，支持王晖、尹红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王晖、尹红按照《武汉海迪百纳商贸有限公司三方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各自向海迪百纳公司投资10万元，杨长娥出具了收条并加盖了公司财务印章，王晖、尹红理应依法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协议签订时，作为海迪百纳公司的唯一股东杨长娥已明确表示同意与王晖、尹红共同成立海迪百纳公司，也就表明王晖、尹红、杨长娥都是公司的真实股东。综上，一审判决有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
王晖、尹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晖、尹红的股东资格；2、依法变更公司登记；3、杨长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5年1月14日，海迪百纳公司登记成立，登记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杨长娥，注册资本30万元。
《武汉海迪百纳商贸有限公司章程》记载，股东：杨长娥，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占注册资金100%。股东认缴出资额30万于2016年1月13日前缴足，公司应按规定将注册资本交纳情况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备案。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东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名称或姓名，住所以及受让人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及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组织机构，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不设立股东会。
2、2015年2月8日，王晖、尹红、杨长娥签订了《武汉海迪百纳商贸有限公司三方合伙协议书》，约定，王晖、尹红、杨长娥三方自愿合作成立海迪百纳公司，经营电动机供销项目。公司总投资为30万元，王晖以人民币方式出资10万元，尹红以人民币方式出资10万元，杨长娥以人民币方式出资10万元。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固定资产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三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公司固定资产和盈余按照取得的销售净利润的王晖、尹红、杨长娥的各三分之一比例分配。每年公司总销售利润进行分配或再投资，由王晖、尹红、杨长娥共同协商，决定权按出资比例多少来界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方负责公司的管理及日常事务。该协议除王晖、尹红、杨长娥三方签字外，另盖有海迪百纳公司印章。同日，海迪百纳公司分别向王晖、尹红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晖、尹红人民币各10万元整入股海迪百纳公司资金，作为投资人之一，收条盖有海迪百纳公司财务章。
3、2016年6月6日，海迪百纳公司变更登记，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由30万元变更为58万元；自然人股东由杨长娥变更为侯崇强、杨长娥。
4、2016年1月，杨长娥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王晖、尹红二人分别给付了2015分红款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5年2月8日王晖、尹红、杨长娥签订的《武汉海迪百纳商贸有限公司三方合伙协议书》的性质，不属于公司发起人之间的出资协议。发起人协议是指发起人之间就设立公司事项所达成的明确彼此之间权利义务的书面文件，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时，公司设立发起人可以事先签订发起协议，以对公司成立后的基本框架和公司设立时发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该协议签订的时间应当在出资设立的公司成立之前。海迪百纳公司已于2015年1月14日由杨长娥注册成立，该公司注册成立后，王晖、尹红、杨长娥三方再发起出资成立该公司，在逻辑上是不可行的。从该协议上盖有海迪百纳公司公章以及同日盖有海迪百纳公司财务章的收条载明的内容来看，王晖、尹红在签订上述协议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海迪百纳公司已经成立，收条明确载明了王晖、尹红各出资10万元的性质为“入股”，虽然上述协议名称及条款所载明的内容更接近于个人合伙性质，但在庭审中，海迪百纳公司、杨长娥共同承认王晖、尹红的隐名股东资格，考虑到当事人在制作、签订协议时的认知水平，不能以合同的名称来决定合同的性质，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该协议应当为王晖、尹红向海迪百纳公司出资的协议。
现王晖、尹红以该协议主张确认其为海迪百纳公司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制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条款已然根据外观主义原则确立了股权转让的商事规则，保护了第三人对于工商登记公示信息的信赖利益。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实际出资人不能根据公司法直接行使公司股东相关权利。只有登记于工商登记资料中的股东，才能依法直接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签订的合同仅对双方有约束力，实际出资人的相关权益，在公司内部只能根据合同通过名义股东行使，对外不能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虽然符合成为股东的实质要件，但其并不能当然获得法律认可的股东地位，即使实际出资人不是法律规定的受到限制的主体。这是由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和股份公司的公众性决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建及持续依赖于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共同利益关系，维护股东间的相互信赖及其他股东的正当利益系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独立人格，股东是需要被公司认可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则是以个体的形式体现了公司认可的意思表示，该做法是为了满足公司程式的要求。虽然目标公司海迪百纳公司向王晖、尹红出具了收条，能证明王晖、尹红是目标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不能据此确认了其股东资格及股权份额。其一，是否实际出资实为实际出资人证明其享有股权的初步事实标准之一，而非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尽管显名的前提是确保其具有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但是这毕竟不是处于同一个维度上的问题；其二，收据不能体现“其他股东”对于实际出资人欲意显名这一特定事项的态度。尽管公司实为拟制的法律人格，需要有自己的意思机关，且该意思机关的担当人为其全体股东。但公司与充任其意思机关的股东并非同一人格，因此，“其他股东”对实际出资人显名之同意应以个体意志的形式予以呈现，而不能是公司的整体法人意志形式。本案中，收条就其形式而言，则更多的是体现公司的意志。即便收条均经由“其他股东”认可，但充其量也只能证明“其他股东”知道该隐名股东的存在而已，并不能当然地解释成为同意其显名。其他股东知道隐名股东的存在、甚至是参与设计隐名出资之事宜都不构成其“同意”的意思表示。知道并不等同于其同意：二者含义不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知道表示“对于事实或道理有认识；懂得”，同意则是“对某种主张表示相同的意见；赞成；准许”。继而，二者指向的对象也不同，知道指向的是存在实际出资人的事实，而同意则指向股东身份由隐名向显名转变这一要求。因此，本案诉争的协议在协议双方内部有约束力，对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不当然发生效力。
海迪百纳公司目前登记的股东为侯崇强、杨长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经一审法院释明，王晖、尹红坚持列杨长娥为本案被告，没有法律依据。虽然侯崇强未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杨长娥已明确不同意变更股东登记，无论侯崇强是否参加本案诉讼，也能够合理推断出“其他股东”对该事项所持的态度，王晖、尹红的主张达不到“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实际出资人不当然成为公司股东，其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支持。在不能满足过半数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不能取得股东地位，但可以根据合同关系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
海迪百纳公司、杨长娥承认王晖、尹红的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资格，人民法院受理确认实际出资人和实际出资额的诉讼,是以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发生争议为前提的,本案中,作为被告的海迪百纳公司、杨长娥对王晖、尹红的实际出资人无异议,因此,王晖、尹红通过诉讼程序请求法院确认其实际出资人身份已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王晖、尹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晖、尹红负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处理公司内部股东资格确认时，实质要件是重要的判断标准，而这里的实质要件主要是指隐名出资协议以及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即使实际出资人履行了全部的出资，若没有隐名出资协议，则当事人之间的意图无从判断，实际出资人出资行为的意图无法明确。本案中，海迪百纳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14日。王晖、尹红、杨长娥于2015年2月8日签订的《武汉海迪百纳商贸有限公司三方合伙协议书》对三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解除事由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符合个人合伙关系的特征，属于典型的个人合伙关系，既不属于公司发起人之间的出资协议，也不属于隐名出资协议。即使海迪百纳公司、杨长娥在庭审中承认王晖、尹红实际出资人的资格，但并不能改变王晖、尹红、杨长娥当时签订合伙协议的真实意图。王晖、尹红可以基于合伙协议另行主张权利。因此，王晖、尹红诉请确认其享有海迪百纳公司的股东资格及变更公司登记，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
综上，王晖、尹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晖、尹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文兵
审判员 黎伟雄
审判员 王 勇
二○二○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丰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