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温商终字第15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赖良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林武、胡建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商业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美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谢力权。
原审被告：郑自立。
上诉人赖良华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商业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高新公司）、原审被告郑自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2013）温平商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7月16日，郑自立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赖良华借款1000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2.5%，偿还日期为2011年9月16日，由游兆丰提供担保。郑自立和游兆丰并向赖良华出具借款借据。当日，赖良华委托方海鸥，通过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分别向郑自立支付借款3900000元、3000000元和3100000元。之后，郑自立仅于2011年10月21日、10月28日分别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1000000元，尚欠借款本金8000000元及利息。为此，郑自立于2012年2月9日向赖良华出具“还款计划书”，确认结欠赖良华借款8000000元，并承诺于2012年3月10日、4月份、5月份分别偿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3000000元、2000000元并结清利息。之后赖良华携带“还款承诺书”去上海盖章，郑自立在未经上海高新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在该“还款计划书”上加盖由其时任法定代表人的该公司公章，确认上海高新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后，郑自立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上海高新公司亦未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012年11月15日，郑自立在上海高新公司的保证期间将要届满时，应赖良华要求在“还款计划书”左下方角落上加写“限期时间2013年5月30日”的内容并予签名“郑自立”，填写落款日期为2012年11月15日，未填写“法人代表”、“上海高新公司”等名称，亦未加盖上海高新公司公章。
另查明，上海高新公司由广天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盛世大典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商投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宝鼎贸易有限公司（系郑自立的控股公司）和上海合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成立于1995年2月，原法定代表人为郑自立，担任董事长职务。2013年1月14日，上海高新公司召开股东会议，经决议郑自立不再担任该公司董事、董事长，由吴美秋担任法定代表人。
2012年12月24日，赖良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郑自立立即归还赖良华借款800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5%计算，自2011年7月16日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上海高新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郑自立、上海高新公司承担。
郑自立在原审辩称：1、签订借款合同是事实，并且未偿还借款；2、合同签订之后，因原来的担保人游兆丰认为郑自立无法偿还借款，就要求上海高新公司提供担保，郑自立是受到胁迫才通知管理公章的同事在游兆丰提供的“还款计划书”上盖章，故本案与上海高新公司无直接因果关系；3、借款月利率2.5%计息过高，请求予以调整。
上海高新公司在原审辩称：1、本案借款电子凭证的付款方和收款方均与双方没有关联性，唯一能间接证明借贷事实发生的证据是郑自立事后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但该计划书是郑自立事后才出具的，为了将原借款人游兆丰、担保人陈万培的还款义务转嫁给上海高新公司，故不能凭此认定赖良华与郑自立之间发生了高达10000000元的借贷事实；2、郑自立系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郑自立违反法律规定，在上海高新公司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其实际控制公司的地位，操纵公司为其个人债务向赖良华提供担保，担保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其公司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3、“还款计划书”系赖良华与游兆丰、郑自立恶意串通，将游兆丰、陈万培的债务转嫁给上海高新公司承担，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故上海高新公司不应当承担本案民事责任；4、即使“还款计划书”被认定为有效，郑自立的最后一期债务的履行期限是2012月5月份，赖良华于2012年12月24日才向法院起诉，上海高新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六个月期间已届满。郑自立在2012年11月15日的补签系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签字，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行为，据此，上海高新公司的保证责任应当免除。
原审法院认为：郑自立向赖良华借款，并为此出具了借款借据及还款计划书，由此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郑自立尚欠赖良华借款本金80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海高新公司主张赖良华与郑自立间不存在借贷事实，理由不足，不予采信。赖良华要求郑自立予以偿还并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要求按月利率2.5%支付利息，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违反了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分述如下：
一、关于上海高新公司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为郑自立的借款提供担保是否有效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是调整公司内部关系的管理性规范，并非调整对外担保效力的法律规范，就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而言，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海高新公司系封闭性的有限责任公司，郑自立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还款计划书”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确认对本案借款提供担保，系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行为，其后果应由上海高新公司承担。对此赖良华亦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限，上海高新公司、郑自立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赖良华有参与串通损害该公司利益行为或郑自立受胁迫在还款承诺书上盖章、签名的事实。因此本院认为上海高新公司为郑自立向赖良华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上海高新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关于郑自立于2012年11月15日在“还款计划书”左下方角落上加写“限期时间2013年5月30日”，是否系其应赖良华要求重新约定担保期间的问题。
对此，赖良华在庭审中表示这是对担保期间的约定，郑自立则辩称是应赖良华要求延长借款履行期限，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郑自立是应赖良华的要求加写“限期时间2013年5月30日”，当时该债务的诉讼时效尚有一年半时间，赖良华让郑自立对债务履行期限再延长不符合常理，且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5日，此时距离上海高新公司担保期间到期只有15日，要求郑自立重新约定担保期间应该是赖良华真实意思表示。
三、关于郑自立于2012年11月15日在“还款计划书”上的签名，但没有加盖公司公章，能否代表上海高新公司重新约定担保期间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郑自立的签名确认行为不能代表公司重新约定担保期间。第一，郑自立兼有债务人和代表上海高新公司的双重身份，其补签内容不仅未加盖上海高新公司公章，且没有书写“法定代表人”或者“上海高新公司”的名称，该签名不具备代表上海高新公司重新约定担保期间的形式要件；第二，赖良华具有经营企业的经历，上海高新公司第一次提供担保时，赖良华曾拿着“还款计划书”去上海要求公司盖章，说明其对公司公章的效力及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对此，本院认为，此次补签亦涉及上海高新公司担保责任承担的问题，赖良华应当知道郑自立未加盖公章会超越权限。由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立法精神，郑自立补签的代表行为应当视为无效。由于赖良华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未取得上海高新公司有效的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书面承诺，上海高新公司因此得以免除保证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赖良华要求上海高新公司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理由不足，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于2013年8月8日判决：一、限郑自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赖良华借款8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1年7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二、驳回赖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郑自立负担87000元，赖良华负担800元。
上诉人赖良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不公正，依法应当改判被上诉人上海高新公司对原审被告郑自立8000000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为“郑自立的签名确认行为不能代表公司重新约定担保期间”，属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3月至2012年10月，赖良华多次向郑自立催讨借款本息，直至2012年11月初，上海高新公司担保期间临近时，郑自立仍无法按“还款计划书”的约定偿还上诉人借款本息。当时赖良华曾准备提起诉讼，郑自立得知后就多次向赖良华提及说上海高新公司正处于重大事项审批的关键时期，如遭诉讼必定无法通过。为此要求赖良华再给予半年时间，并由上海高新公司继续担保。经多次协商后，同年11月15日，郑自立在“还款计划书”左下角上海高新公司担保内容连接处添加“限期时间2013年5月30日”字样，并强调自己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无需盖章也是生效的。据此，赖良华在了解到郑自立法定代表人身份未变更，并在确信借款本息在上海高新公司有效担保期间内时，才答应暂不提起诉讼。二、原审法院判决理由不能成立。第一、2012年11月15日，郑自立没有书写“法定代表人”或者“上海高新公司”的名称，是由于“还款计划书”左下角已有上海高新公司担保的内容，而郑自立当时仍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况且“限期时间2013年5月30日”只是对上述公司担保内容中担保期间的一种延续，故无需再次盖章、再次表明郑自立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第二、2012年9月在“还款计划书”上加盖公司印章是由于各方当事人均在上海，取印章方便，而2012年11月15日双方当事人身处平阳，加上郑自立说取章不便，才未能盖章。在一般的企业经营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企业事务无需盖章即可代表公司是一种惯例，故原审法院不能以“赖良华具有经营企业的经历”来推断“原告应当知道被告郑自立未加盖公章会超权限”，何况郑自立当时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订立担保合同，赖良华才没有强求盖章。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8条和第43条的相关规定，说明法定代表人无须法人授权（或者盖章确认）即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拥有法定的职务代理能力，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对外提供担保。原审法院既然已认定“限期时间2013年5月30日”系重新约定担保期间，又已认定郑自立兼有代表上海高新公司的身份，就应当依法认定郑自立重新约定担保期间是公司行为。第二、上海高新公司的保证方式是连带责任保证，郑自立兼有债务人和代表上海高新公司的双重身份，赖良华每次主张权利行为都是针对借款人和担保人同时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讲，保证期限也未超过。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6条规定，认为上海高新公司因此得以免除保证责任，实属适用法律不当。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认为：一、郑自立兼有债务人和上海高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其补签内容虽未加盖公司公章，也未注明“法定代表人”或“上海高新公司”的名称，也应认定系代表公司重新约定保证期限。其一，郑自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是公司章程规定，并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无需注明是否“法定代表人”。其二，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就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这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故签字时无需再注明公司名称。二、郑自立的补签行为（重新约定保证期限）依法应认定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明确，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保证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虽然上海高新公司第一次提供担保时，赖良华曾拿着“还款计划书”去上海要求公司盖章，但并不等于说从该次盖章之日起，赖良华就已认识到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未加盖公章会超越权限，盖上章就是依法履行职务，就不会超越权限。不要说赖良华，就是代理人本人，至今为止的认识依然是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是否加盖公章，其对外效力是一样的，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就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这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无需再经公司授权。三、赖良华已在保证责任期间主张权利，故上海高新公司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已有规定，即使郑自立的补签行为依法应认定无效，但是该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补签当日即2012年11月15日赖良华已向上海高新公司主张权利，故从该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上海高新公司的保证责任依法不能免除。
被上诉人上海高新公司二审中答辩称：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行使公司的一些权利，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能代表公司，超越权限的行为也有无效的时候，所有的行为都代表公司是站不住脚的。二、郑自立既作为借款人，又代表担保人公司的法人，如存在重合，应有明显标示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三、“还款计划书”于2012年2月9日由郑自立出具，从内容上来看，这是代表他个人行为，对此双方都没有争议，对于担保期限，郑自立的行为应为个人行为，如果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应有其标示。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9日边上写有“郑自立（法定代表人）”，说明当时对法定代表人的要求有一个严格的区分，且有公安的谈话笔录为证，作为上诉人对这些也是有严格区分，其有做企业的丰富经验，应当知道区别。同时，郑自立曾经为严格区分法定代表人身份盖过这方面的公章。四、上诉人关于强制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的说法，法律界存在争议，其认为于2012年11月15日主张了就是延期的说法不对，如果仅仅向郑自立主张，就是没有向公司主张过。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是正确。请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郑自立二审中答辩称：赖良华和上海高新公司的说法都是事实，在2012年11月15日补签的时候，赖良华跟我说要盖章，我说我没在公司上班，公章拿不到了，赖良华说签字就可以的，让我延期下来，因此，我就签下来了。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上海高新公司是否为郑自立向赖良华的借款800万元及利息提供保证担保。郑自立作为上海高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2年2月9日在“还款计划书”上签字，约定“本公司愿意为郑自立于2011年7月16日向赖良华的借款及以上还款计划金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加盖上海高新公司印章，应视为其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确认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故原审法院认定上海高新公司为郑自立向赖良华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案的另一个争议焦点是郑自立于2012年11月15日在“还款计划书”上应赖良华的要求加写“限期时间2013年5月30日”并签字的行为，能否代表上海高新公司重新约定担保期间。本院认为：首先，郑自立于2012年11月15日在“还款计划书”加写中仅有自身签名，并未书写“法定代表人”或“上海高新公司”的名称，也未加盖上海高新公司的印章，结合双方于2012年2月9日在“还款计划书”上书写上海高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书写要求，不能当然认定郑自立的加写行为就代表上海高新公司重新约定担保期间。其次，郑自立向赖良华举债系个人债务，并无证据表明涉案借款用于该公司或为公司利益所借，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属于增加公司债务负担行为，如重新约定担保期间仍需具备必要的形式要件。赖良华在明知郑自立加写时仅有自身签名的情形下，未要求其加盖上海高新公司印章，重新约定担保期间的形式要件尚有欠缺。因此，郑自立在“还款计划书”上得加写行为不能代表上海高新公司重新约定担保期间，赖良华提出郑自立作为债务人和上海高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其加写行为是代表公司重新约定担保期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赖良华认为即使郑自立的补签行为（重新约定保证期限）依法认定无效，但郑自立兼有双重身份，每次主张权利行为都是针对借款人与担保人同时进行，补签当日已向上海高新公司主张权利，从该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上海高新公司的保证责任也依法不能免除。因郑自立既是本案的借款人，又是上海高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赖良华每次向郑自立主张权利行为，并不必然就代表向上海高新公司主张，赖良华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每次主张权力的行为同时也是针对上海高新公司，故其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上诉人赖良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良岳
审 判 员 李 洁
代理审判员 郑建文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代书 记员 赵炫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