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40民终2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山，男，196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霍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华荣，霍城县立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素英，女，196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霍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丽，新疆伊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东山因与被上诉人刘素英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霍城县人民法院（2016)新4023民初2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东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素英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涉诉费用由刘素英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未查明刘素英与刘淑英是否为同一人，事实不清；2、1983年土地承包时，其父亲刘克顺作为户主共分得土地42亩，包括刘素英在内七口人每人六亩。1997年刘克顺给其及其母亲常秀梅分出12亩即本案争议土地。该土地被征收的费用应归刘东山及常秀梅所有，与刘素英无关。虽然其持有的土地经营权证上有刘素英的名字，但刘素英丈夫刘东喜在清水镇农科站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也有刘素英的名字。刘素英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份家庭承包地。应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确认；3、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只有户口在本村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权参与分地。刘素英1985年结婚后，将户口迁往农科站村，并分得4亩承包地。因此，刘素英已经失去承包土地的资格；4、其现有两个子女共同生活，应作为共有人参与分配。
刘素英答辩称，1、双方争议的土地于2006年9月1日由霍城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土地经营权共有人刘东山、刘素英，土地面积为12亩。因此，本案不存在土地确权问题。2、其在原居住地即清水河镇西卡子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才出嫁的。西卡子村村委会未收回土地，其在农科站村也没有分得土地，因此，其仍具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3、刘淑英与刘素英系同一人，刘东山申请其父亲刘克顺出庭时已证实该事实。4、刘东山的2个子女不是家庭土地享有人，与本案无关联。请求驳回刘东山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东山给付征地安置补偿费233452.5元。涉诉费用由刘东山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姐弟关系，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刘克顺（原、被告的父亲）一家七口人分得承包地42亩。后刘克顺将家庭承包地分成三块：原、被告的地分在一起，每人6亩地，共计12亩；原、被告父母及妹妹刘素荣三人的地分在一起；另外两个兄弟的地分在一起。原、被告分在一起的承包地，一直由被告种植。2006年9月1日，霍城县农业局给被告换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原、被告共同拥有位于霍城县清水河镇西卡子村的家庭承包地12亩。该地已于2016年4月27日被依法征收，被告获得18.31亩耕地的安置补偿费466905元，青苗补偿费27465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在第一轮土地承包过后，原告出嫁到清水河镇农科站村，其丈夫为刘东喜，并将户口一并迁入农科站村。在农科站村，原告丈夫与前妻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取得家庭承包地8亩，但原告丈夫前妻的户口在分地时和分地后均不在农科站村，没有分地资格。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丈夫作为户主在农科站村获得的8亩家庭承包地，村委会未收回，给原告家颁发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确认为该8亩土地归原告丈夫刘东喜、原告、刘静、刘欢共同共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主张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原、被告父亲刘克顺为户主的全家七口人在霍城县清水河镇西卡子村分得承包地。户主刘克顺的证言证实，其将家庭承包地分成三块，原、被告的地分在一起。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西卡子村委会未收回原告在原村的土地。同时，2006年9月1日给被告换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实原、被告共有土地亩数为12亩。因此，对于被告辩称，原告霍城县清水河镇农科站村已分得土地，原告的地不在其承包地里的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对于原告主张的按照18.31亩安置补偿费466905元的一半分得233452.5元的问题。原告认为承包地的登记亩数虽为12亩，但实际土地面积为18.31亩，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被告辩称这多出土地是其开荒的地加上地边林带。庭审中，原告自认其30年未耕种过自己土地，且对于自己土地的四至也是含糊其辞，而土地的实际耕种人是被告。结合上述事实，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陈述的真实性、合理性。因此，对于本案被征收的争议补偿地中，原告应享有的份额，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地亩数12亩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举证、质证，本院认定原告享有其中6亩地的土地安置补偿费，依照18.31亩总的安置补偿费为466905元，按比例计算原告应得153000元，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再次，对于原告主张的担保费3500元。原告向法院申请冻结被告240000元的存款，并提供担保，花费担保费3500元。因本案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153000元，对应的担保费为2231元，该费用是诉讼中原告支出的合理费用，被告应当按照比例承担2231元，对于原告多保全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其自担，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东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素英支付土地安置补偿费153000元；二、被告刘东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素英支付担保费2231元；三、驳回原告刘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00元，由原告刘素英自担827元，被告刘东山负担1573元；保全费1720元，由原告刘素英自担623元；由被告刘东山负担1097元。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对争议的被征收土地的面积、补偿款数额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素英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刘素英主张分配土地补偿费用的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审理过程中刘东山未就刘素英的身份问题提出异议。根据查明的事实，刘素英与刘东山系姐弟关系，刘淑英系刘素英的曾用名；涉案土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刘淑英”与本案原审原告即刘素英为同一人。对此，刘东山本人亦予以认可。因此，刘东山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明刘素英身份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刘素英要求按份额分割土地安置补助费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理由为：第一，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刘素英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刘克顺的家庭成员。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虽然刘素英已经外嫁将户口迁入清水镇农科站村，但西卡子村委会未收回刘素英在该村的承包地，农科站村村委会亦未给刘素英另行分配土地。2006年9月1日，霍城县人民政府给刘东山换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刘东山、刘素英共同拥有霍城县清水河镇西卡子村12亩家庭承包地。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颁发的物权凭证，在法律上具有推定效力。在刘东山没有证据证明其作为承包方代表所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在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情况下，涉案土地权属明确，应当以该经营权证确认刘素英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至于刘素英是否在清水镇农科站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丈夫刘天喜所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存在瑕疵、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属于人民政府审查范围，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第二，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国家依法征收时，可获取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及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其中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是对被征地农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如果农户放弃统一安置，该费用应当支付农户本人。涉案土地被征收，刘素英作为原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主张土地安置补助费。第三，刘东山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刘东山、刘素英共有12亩地。根据查明的事实，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刘素英分得6亩地。根据国家土地二轮延包政策，土地在原有基础上延长承包期限，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处理，而不是打乱重新分配。因此，二轮承包刘素英仍然享有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足以认定刘素英与刘东山之间对涉案土地的共有关系为按份共有关系，刘素英对其中6亩土地享有经营权。因此，即使刘东山作为承包户其家庭成员新增加了两名子女，该子女也仅就刘东山所享有经营权的6亩土地与刘东山之间存在共同共有关系。刘东山主张其子女分割刘素英的土地安置补偿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刘素英享有6亩地土地安置补助费，并按比例计算刘素英应得153000元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刘东山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60元，由上诉人刘东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英 奇
审判员 王 琳
审判员 叶尔波力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马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