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11民终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星长，男，196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钧、甘尧，浙江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星增，男，196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诤、徐以勇，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统禄，男，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国、杨献艺，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星长、周星增因与杨统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1民初2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31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陈星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尧、上诉人周星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诤、被上诉人杨统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献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星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决，依法改判；2、杨统禄承担一审的部分诉讼费用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中1000万元欠款与欠条所涉770万元不存在包含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协议书》系各方对尚未付清的股权、债权转让款进行结算处理的约定，故所有未付股权、债权转让款项应当以《协议书》结算的为准。2014年11月2日，各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陈星长尚未付清的股权、债权转让款项为2000万元，故而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将2000万元欠款作为两部分处理，一是将其中1000万元欠款由杨统禄重新入股钜中添公司，二是约定剩余1000万元欠款在2015年7月20日之前付清。从《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签订协议时，陈星长尚欠款项总额应当为2000万元。若如杨统禄及案外人蔡定彩所述，签订协议书时，陈星长一共还欠2770万元，那当时就应在《协议书》中一并确定。况且《协议书》第三条中的“剩余”两字也能充分证明，签订协议后上诉人只剩1000万元的股权、债权转让款未付。从上诉人已支付的金额来看，亦能充分证明签订协议书、欠条时尚欠的债务总额约为2000万元，因为股权、债权转让总额3750万元减去杨统禄在2014年11月2日之前已支付的1700余万元后，剩余尚欠债务总额与《协议书》结算的债务总额基本相当。二、《欠条》在本质上是一个还款承诺，它是依据《协议书》延伸出来的，并不单独存在。其一，由于《协议书》约定1000万元的付款时间为2015年7月20日之前，并没有具体细化，加之杨统禄当时称急需用一部分钱，要求陈星长提前支付一部分,故又由陈星长出具了欠条，对其中770万元作出提前还款的承诺,将还款金额和时间具体化。《欠条》所涉金额与履行日期均在1000元本金范围内和履行日期届满之前，足以说明两者所涉款项是包含的关系。其二，《欠条》所涉的770万元的还款承诺系没有约定利息，而《协议书》中对1000万元欠款利息的计算方式及原因约定非常明确，若《欠条》所涉770万元款项系独立存在，杨统禄当时不可能在放弃违约金的同时再放弃该部分款项的利息，即不可能没有利息的约定，所以《欠条》中的770万元恰恰是对1000万元欠款本金作出的部分具体的还款承诺，才会没有利息的约定,该事实也是符合常理。其三，《协议书》是对陈星长未付清的股权、债权转让款进行明确的约定和处理，而《欠条》只是对部分欠款的金额和还款时间作出的具体还款承诺，从整个合同的体系、内容以及字面文意上看，《欠条》所涉债务应系被《协议书》的债务包含。两者独立存在，是需要在《欠条》中说明该款项与《协议书》款项是独立的。特别是当时杨统禄的律师也在场的情况下，杨统禄主张两者独立存在，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陈星长足以证明《协议书》所涉款项与《欠条》所涉欠款是同一笔欠款，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周星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周星增无需向杨统禄承担还款责任。陈星长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未获授权的签约行为，且协议未盖具公章，故该转让协议无效。《协议书》、《欠条》系前述转让协议的补充，亦应确认无效。即便《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但周星增在《协议书》中的承诺条款应确认为保证条款，而非附条件的债务加入。从该条款意思表示来看，周星增的承诺范围是陈星长名下股权不被处置，非金钱给付债务，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金钱给付债务不具备同一性，不符合债务加入的法律特征。该条款与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从属性，符合保证的法律特征。依据该条款，周星增承担还款义务的起始时间是前述股权被转移、被法院保全执行或陈星长参与公司分红收益等情形发生之日。显然，周星增的承诺责任期限并未涵盖主债务履行期限，该承诺符合保证的法律特征。法律、行政法规未对保证人在签署保证合同、保证条款时应当以保证人名义落款作出强制性规定，故周星增在该条款落款处以承诺人名义签名不影响保证条款的成立和生效。既然是保证关系，因该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而杨统禄未在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周星增承担保证责任，故周星增的保证责任已免除，无需向杨统禄承担还款责任。即便周星增的承诺被认定为附条件的债务加入，因股权未被法院保全执行,陈星长未参与公司分红收益，且股权转让至周星增名下系对债权人权益的善意保护，故周星增未违背承诺，债务加入条件未成就,杨统禄无权向周星增主张权利。股权转让至周星增名下，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周星增并未擅自行事。该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该股权安全,保障杨统禄的债权人利益,是善意行为。该股权随时可回转至陈星长名下，对杨统禄权益没有影响。二、相关证据证明，《欠条》所列款项明细及还款期限，系对《协议书》的详化和补充，该等款项属于协议书所约定的1000万元。因周星增代陈星长向杨统禄支付款项750万元，故陈星长结欠杨统禄的款项为250万元。三、杨统禄主张的利息缺乏依据，要求法院依法处理。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统禄针对陈星长、周星增的上诉，辩称：一、《协议书》第三条的1000万元欠款与《欠条》中的770万元欠款系两笔不同的债务，不存在包含关系。1、2014年4月21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定的股权债权转让价格为3750万元，另外尚有利息未计算在内。而2014年11月2日订立的《协议书》中只约定了2000万元，其中第一条约定1000万元由杨统禄继续投资目标公司，第三条约定的1000万元就是本案诉争欠款本金，加上陈星长于同日出具的《欠条》中承诺归还的770万元欠款，合计2770万元。一审庭审时，杨统禄提出陈星长可就自己的付款金额进行举证证明，一审也对其进行了充分的释明，而陈星长拒不提交证据。陈星长二审提交的证据也只能证明在2014年11月2日订立案涉《协议书》之前才支付1537.8万元，在不考虑3750万元的利息情况下，3750万元减去1537.8万元，本金尚有2212.2万元，在距原约定支付期限半年之后怎么可能欠款变成2000万元，更何况1537.8万元不是全部还本金。经计算，截止2014年11月2日利息为441.24万元，加上2212.2万元，为2653.44万元。由于陈星长未按期支付款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2款规定，陈星长应每月向被上诉人支付100万元作为利息，或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5款应该向被上诉人承担每笔逾期款项20%的违约金，经协商被上诉人作出让步仅让上诉人陈星长再补偿一百余万元的过桥利息补偿费，该过桥利息补偿费是指由于陈星长逾期支付款项致使被上诉人需要借高利过桥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而产生的高额利息。2、2014年4月21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定的股权债权转让价格为3750万元，全额计算利息是协议书明确约定的。陈星长认为不计算利息或仅计算1550万元借款的利息没有依据，而且明显违反协议书的约定。陈星长2014年5月8日支付218.8万元，也说明其当初就是认可支付每笔款项均应从2013年9月13日起按每月1.2%计算利息。同时说明案涉《协议书》中约定1000万元的利息自2013年9月开始计算有事实基础，因为陈星长受让被上诉人的债权后也从这时开始向目标公司，即债务人主张相应的利息。即使陈星长不向目标公司主张相应利息，那么也是作为目标公司大股东的陈星长获利。3、两上诉人都主张2014年11月2日的欠条是同日《协议书》的附件或具体还款计划，该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欠条中770万元的债务与《协议书》中1000万元债务是两笔互相独立的债务，两者之间的欠款金额、还款期限、还款次数、利息约定、周星增承担责任的方式都不相同。4、案涉欠条在本质上属于债权凭证，而不是像陈星长是案涉《协议书》的还款承诺、周星增所说的详化和补充。《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陈星长于2015年7月20日之前付清1000万元，是非常明确的一次性付款的约定，不存在所谓“详化和补充”的任何必要。并且与该条紧接的约定“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按月息1分3计算，利息每3个月付一次”完全相符。相反，如将欠条中的770万元视为是案涉《协议书》1000万元的还款承诺，则是与上述“利息每3个月付一次”的约定相矛盾的。因为不可能提前还款了还需支付相应的利息。二、周星增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的是附条件的债务承担关系，而不是保证合同关系。1、周星增并没有以保证人的名义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名。2、正是由于周星增本人不愿意对案涉《协议书》中1000万元欠款提供保证，只愿意对欠条中的77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极力主张770万元的欠条分开书写。如果周星增当时同意对两笔债务都担保，就没有另写欠条的必要。周星增从没有对案涉《协议书》中1000万元欠款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且从协议书条文的本身也无法看出存在成立保证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3、周星增的承诺与陈星长的偿还欠款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只要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条件成就，就要承担还款责任，而不必等陈星长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时才承担还款责任。所以，周星增的承诺与保证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全然不同。三、上诉人周星增债务承担的条件已经成就，而且是周星增以自己的行为促使该条件成就的，因此，应与陈星长共同承担还款责任。1、陈星长提出，其在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的10%股权虽然名义上已变更至周星增名下，但是并未实质性转移，故认为周星增债务加入的条件未成就。该说法明显与《协议书》中的约定不符，没有合同依据。《协议书》约定周星增承诺，在陈星长偿还1000万元本息之前，陈星长的10%股权不被转移，而没有说如不被实质性转移的除外。工商管理局系法定的公司股权登记机关，经其登记就产生法律效力。在法律上陈星长在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的10%股权已经确定地被转移至周星增名下，周星增已经取得股权所有人的法律地位。2、周星增提出，将陈星长的股权变更到自己名下是被上诉人的要求，或说是三方口头讨论决定的。还说这样的过户不但不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反而保护了被上诉人的利益。该观点似是而非。首先，没有事实依据。如果被上诉人真有这样的要求，两上诉人都同意的话，那么肯定会在《协议书》中就此一并约定。其次，两上诉人间的股权过户，纯粹为保护周星增的利益而非为了保护杨统禄的利益。杨统禄根本不担心陈星长的10%股权会不会被转移处分，因为杨统禄相信周星增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反而是周星增自己担心该10%的股权一直在陈星长名下。因为周星增已经替陈星长向杨统禄偿还750万元，如果该10%的股权在陈星长名下再被陈星长的其他债权人保全执行，周星增非但要承担向杨统禄偿还1000万元欠款本息的责任，还要面临无法向陈星长追偿的境地。陈星长欠周星增债务不仅是已经代为向杨统禄支付的750万元，而且陈星长名下唯一有价值的财产就只有其在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的10%股权。3、《协议书》中的条件没有约定除外条款，即没有约定如陈星长在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的10%股权被转移至周星增名下除外不视为条件成就。周星增主动受让陈星长该10%股权，是属于以自己的行为促使《协议书》中约定的条件成就。各当事人当初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条件本意就是为了杨统禄的1000万元本息要在陈星长该10%股权中实现债权。现周星增已实际受让了该10%股权，那么就理应依约定向杨统禄承担还款责任。由于近两年房价上涨等原因，陈星长在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的10%股权价值预估至少有四、五千万元。所以让已经实际受让股权的周星增向杨统禄承担还款责任，完全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他的利益也丝毫不受损。4、周星增还提出，自己不存在违约行为甚至说自己是善意的，故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条件的成就与否与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是否善意完全无关。在本案中，是周星增经理性分析后认为，受让陈星长的10%股权对其自己最为有利，这才主动促使《协议书》中约定的条件成就。杨统禄要求周星增承担还款责任并非因为其违约，而是基于约定的条件已成就，周星增应当履行债务加入后的还款责任。杨统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6845000元（利息暂以月息一分五计算至2017年6月19日，判决时请求以月息一分五计算至两被告实际付清欠款本金之日）；3、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钜中添公司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原告杨统禄实际出资，以蔡定彩作为名义股东成为该公司股东之一，蔡定彩享有该公司55%的股权。2014年4月21日，经原告杨统禄同意，蔡定彩与新沂建桥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蔡定彩将其持有的55%股权作价2200万元转让给新沂建桥公司，同时蔡定彩对钜中添公司享有的债权（杨统禄实际出资，出借给钜中添公司1550万元）一并转让给新沂建桥公司，合计转让款为3750万元及相应利息。此时，被告陈星长系新沂建桥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蔡定彩将55%股权过户至被告陈星长名下，被告陈星长支付部分款项后，余款未能如期全额支付。经原告与蔡定彩、陈星长以及周星增协商，各方于2014年11月2日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一、被告陈星长所欠其中的一千万元，原告杨统禄承诺作为投资款出资到徐州钜中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占投资比例以各股东实际向公司出资的款项为准；二、原告杨统禄受让股权之前公司对外一切债务由被告陈星长负责处理，与原告杨统禄无关；三、被告陈星长承诺于2015年7月20日之前向原告杨统禄付清剩余1000万元，于2015年10月底付清该1000万元的利息195万元（利息自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按月息一分五计算）；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按月息一分三计算，利息每三个月付一次，如未能按时支付利息的，原告杨统禄有权要求被告陈星长提前一并偿还1000万元本息，利息统一按月息一分五计算；四、双方如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双方均有权向原告杨统禄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周星增在上述2014年11月2日的协议书上签字并按指印，承诺在被告陈星长向原告杨统禄偿还1000万元本息之前，被告陈星长在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0%股权不被转移，不被法院保全执行，也不参与公司分红收益。在被告陈星长向原告杨统禄偿还一千万元本息之前，如发生上述情形的，本人自愿向杨统禄承担还款责任。”当日，在签到协议书之时，原告杨统禄、被告陈星长、周星增以及案外人蔡定彩同时签订了欠条一份，双方确认：被告陈星长从蔡定彩处受让钜中添公司股权、债权，尚未付清款项，考虑到杨统禄是蔡定彩的隐名股东，是实际投资人，经蔡定彩同意特向杨统禄做出以下还款承诺：1.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100万元；2.于2015年2月10日之前支付160万元；3.于2015年4月20日之前支付255万元；4.于2015年6月20日之前支付255万元。被告陈星长以欠款人名义签字捺印。被告周星增以连带保证人名义签字捺印，对债务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案外人蔡定彩对该欠条内容签字同意。协议书及欠条签署后，被告陈星长于2014年11月18日将其名下的新沂建桥公司10%股权变更过户至被告周星增名下。而后，被告陈星长、周星增仅支付部分款项，分别是：2015年2月12日，陈星长向杨统禄转账100万元、2015年9月2日，周星增向杨统禄转账两笔，一笔350万元，一笔200万元；2016年2月1日，周星增向杨统禄转账100万元，其余欠款本息两被告一直未按约向原告杨统禄支付。另查明，被告周星增系新沂建桥公司股东，占公司80%股权。被告陈星长原系新沂建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4年11月1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星增。2016年8月24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方建辉。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有五，一、签署于2014年11月2日的协议书是否有效；二、原告与被告周星增之间是保证合同关系还是附条件的债务承担的具体法律关系；三、如果双方之间是附条件并存的债务承担，所附条件是否成就；四、签署于2014年11月2日协议书及欠条所确定的债务是否存在包含关系，如果不存在包含关系，被告已支付750万元归还哪一笔债务；五、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是否合理。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杨统禄与被告陈星长、周星增以及案外人蔡定彩签订的协议书，主体适格，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蔡定彩与新沂建桥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2014年11月2日各方签署的协议书虽然存在一定关联，但合同主体已发生变更，从合同性质上也不存在从属关系，被告周星增基于主合同（在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而导致从合同（在后的协议书）无效的抗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无论是协议书还是欠条，均明确载明了原告是钜中添公司蔡定彩所持股份实际投资人的事实，被告周星增辩称原告或蔡定彩没有向两名被告披露这一事实，据此认定原告作为债权人出现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由此观之，保证系从合同，保证人是从债务人，是对他人债务负责；而附条件并存的债务承担，则是指第三人承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加入债务承担，当该条件成就时，债权人可要求原债务人和该第三人共同偿还债务。承担人是主债务人之一，是为自己的债务负责。本案中，被告周星增的承诺内容没有保证内容，落款处也是以承诺人名义签名，而非保证人，双方缺乏建立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从责任承担的期限分析，保证责任的承担必须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才能发生，而并存的债务承担则不在此限。被告周星增承诺所附条件中，将期限限定在被告陈星长向原告杨统禄还款之前，涵盖了主债务履行期间，如果所附条件在主债务履行期间即已成就，被告周星增根据约定就应承担还款责任，显然与保证责任的承担相悖。因此，该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周星增之间的法律关系系附条件并存的债务承担。在否定存在保证合同关系的前提下，被告周星增关于保证期间的答辩意见不具备逻辑基础，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前已论证，原告与被告周星增之间法律关系系附条件并存的债务承担，一旦双方约定的条件成就，被告周星增就应按照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对周星增所做承诺内容做实质上分析，双方约定的条件包含三项，即被告陈星长在新沂建桥公司所持有的10%股权被转移，或者被法院保全执行，或者陈星长参与公司分红收益；2014年11月18日，被告陈星长在新沂建桥公司所持有的10%股权被转移至被告周星增名下，所附条件之一已成就，进而并存的债务承担生效，被告周星增应当承担偿还1000万元本息的还款责任。两被告辩称陈星长10%股权变更至周星增名下只是在原告同意情况下进行的形式上的变更，并非实质上的转移，因缺乏证据证明，也不符合合同相关条款的文义解释，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协议书与欠条所确认的债务，性质上均为被告陈星长受让蔡定彩对锯中添公司享有的55%股权及相应债权所负债务，但二者不存在包含关系，理由有二：一是二者债务金额不同，债务履行期限、方式不同，利息约定不同，被告周星增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同。如果是包含关系，对同一笔钱在同一天同一场合做出如此变动，有违常理；二是从举证责任角度，在协议书与欠条显著不同的前提下，两被告主张欠条载明的金额包含在协议书金额之内，应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庭审中，原、被告确认陈星长所负债务总额为3750万（不包含相应利息），被告陈星长完全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债务金额来证明双方签订协议书、欠条时尚欠债务总额，进而证明二者是否存在包含关系，但被告一直未提供全部付款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既然协议书与欠条所证明的是两笔相互独立的债务，两被告已支付的750万元需明确归还的是哪一笔债务。首先，被告陈星长于2015年2月12日偿还100万元时，协议书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而欠条确认的债务已到期，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该100万元冲抵欠条确认的债务；被告周星增之后陆续偿还650万元，此时，其保证债务已届清偿期。协议书中，被告周星增基于债务承担生效而所负债务未约定履行期限，在其否认对协议书确定债务应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下，应认定该650万元同样冲抵欠条确认的债务。被告辩称750万元归还的是协议书确定的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五，本案涉及的转让标的不仅有股权，还包括对钜中添公司的1550万元债权（借款本息），即转让标的本身就已涵盖相应利息，双方据此在协议书中约定利息起算时间早于双方实际交易时间，具备事实基础，两被告关于利息起算点有误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同时，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于2015年10月底付清该1000万元的利息195万元（利息自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按月息1分5计算）；2014年11月至2015年7月按月息1分3计算…”。以此推算，195万元利息的计息时间应为13个月，准确起息时间应为2013年9月30日，原告自2013年9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不合理的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陈星长、周星增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共同连带偿还原告欠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驳回原告杨统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1228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7870元，由被告陈星长、周星增共同负担。陈星长在二审中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待证陈星长在2014年11月2日前已向杨统禄支付股权、债权转让款1537.8万元。杨统禄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陈星长在一审中怠于履行举证义务，其确认已收到陈星长举证的款项，但该款包含了应付的利息。周星增质证认为，杨统禄认可收到该款，该款应当从应付款金额中扣减。陈星长在二审中申请证人杨建胜出庭作证，证人陈述：证人与陈星长、杨统禄之前存在合作关系。证人曾陪同陈星长到上海和杨统禄进行结算，但对结算的结果不清楚。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人开玩笑提出将陈星长的10%股权转到周星增名下，杨统禄也在场，但该提议是在协议签订之前还是之后提出，证人记不清楚。陈星长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周星增质证认为，证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证言是客观的。周星增承担的是担保责任，陈星长的股权转让至周星增名下的提议杨统禄当时没有反对，无论该提议在《协议书》签订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杨统禄质证认为，证人证言模糊不清，不能证明本案事实。其他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陈星长提交的书面证据及证人证言综合认证认为，杨统禄对陈星长提交的银行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陈星长与杨统禄之间的债务存在利息约定，因此仅凭该证据所记载的金额不足以推翻一审认定的欠款金额；证人对陈星长与杨统禄之间的结算金额以及各方协商时杨统禄是否明确同意陈星长将其持有的10%股权变更登记到周星增名下等关键事实并不清楚，因此证人证言不能证明陈星长、周星增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协议书》、《欠条》是否有效；2、《协议书》、《欠条》确定的债务是否存在包含关系；3、周星增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4、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计付是否不当。（一）关于《协议书》、《欠条》的效力问题。周星增主张陈星长未经授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且该协议未加盖公司公章，应认定为无效，作为对《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的《协议书》、《欠条》亦应认定为无效。本院认为，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落款处和骑缝加盖了公章，而且后期由该公司股东周星增参与签署的《协议书》也明确记载了该公司授权陈星长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事实。而且，《股权转让协议书》与《协议书》、《欠条》之间并非主从合同关系，《协议书》、《欠条》系各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情况所作的新约定，系各方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成立，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事由。周星增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协议书》、《欠条》确定的债务是否存在包含关系的问题。虽然《欠条》未直接表述770万元欠款独立于《协议书》，但也未明确表述该欠款系针对《协议书》内容所作的约定。因此两笔债务是否存在包含关系，应当依据文义和体系解释、债权债务的形成过程以及债务人的付款情况等因素来综合评判。第一，陈星长、周星增主张的出具《欠条》的主观意图不具有合理性。其一，《协议书》和《欠条》均形成于2014年11月2日，若需要对《协议书》中的770万元债务作出提前还款的具体承诺或进一步详化、补充，各方可以重新拟定《协议书》，将相应的内容纳入《协议书》的条款，而不必另行出具还款期限和利息等内容与《协议书》存在冲突的《欠条》。其二，如果《欠条》系杨统禄要求陈星长提前支付部分《协议书》欠款所出具，一般除约定770万元款项系提前支付以及约定具体分期支付等内容外，还应当确定剩余230万元款项的付款时间，显然《欠条》关注并涉及的欠款金额只有770万元。其三，如果《欠条》系对《协议书》确定的债务的详化和补充，则在《协议书》对欠款利息有详细约定的情况下，不应当遗漏对该770万元的利息进行具体约定。第二，《协议书》、《欠条》约定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和周星增承担责任的方式、条件不同，表明两笔债务互不隶属。其一，《协议书》约定债务人逾期付款后，全部款项应当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而《欠条》约定债务人逾期付款后，欠条所涉的款项应当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逾期付款后的违约责任负担轻重程度不一。其二，周星增在《协议书》中以承诺人的名义签字，并详细约定承担付款责任的前提条件。而在《欠条》中，其以保证人名义签字，《欠条》详细约定了保证期间、保证方式和保证范围但未附《协议书》中所附的条件。在各方同日对两笔债务的履约保障和责任承担方式作明显不同约定的情况下，难以得出两笔款项存在包含关系的结论。第三，陈星长、周星增未能举证证明至2014年11月2日，债务余额只剩《协议书》所涉的2000万元。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杨统禄享有的债权总额为3750万元及利息。陈星长二审提交了在2014年11月2日前向杨统禄支付1537.8万元款项的证据，即便3750万元不计付利息，也无法证明截止2014年11月2日其所欠债务只剩2000万元整。结合《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关于利息的明确约定，截止2014年11月2日陈星长欠付债务为2770万元有事实基础。据以上分析，一审认定《协议书》与《欠条》所确认的债务不存在包含关系并无不当。（三）关于周星增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该争议焦点涉两方面问题，一是周星增在案涉《协议书》上的承诺性质系保证担保还是债务加入，二是周星增承诺所附条件是否成就。第一，债务加入即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并与债务人共同向同一债权人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是指第三人为确保债权人之债权得以实现而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所提供人的担保。两者均具有为债权人实现债权提供保障的性质和功能，但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与主债务具有主从关系，而第三人加入债务与原债务则并无主从关系。就本案而言，周星增在《协议书》作出自愿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中，未区分其所负担债务与案涉债务之间的主从关系，并无保证的含义，更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第二，《协议书》约定周星增债务加入的条件之一是陈星长持有的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10%股权不被转移。根据查明的事实，该部分股权已于2014年11月18日变更至周星增名下，因此《协议书》设定的周星增债务加入的条件已经成就，周星增应当就案涉债务与陈星长共同向杨统禄承担清偿责任。至于周星增主张股权转让至其名下系经杨统禄同意，且是对杨统禄债权的善意保护。本院认为该主张不能成立。其一，没有证据证明陈星长持有新沂建桥置业有限公司10%股权变更至周星增名下系各方协商一致后所为，股权转让的事实也并非杨统禄为了自己的利益以不正当的行为所促成。其二，判断条件是否成就，应当以条件所涉的事实是否确实发生为依据，周星增促成条件成就的动机不能否定条件成就的事实，也不能阻却附条件债务加入的生效。其三，纵观所附条件，在有周星增附条件债务加入的保障下，周星增受让股权的行为与保障杨统禄债权实现之间并不产生直接的关联，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计付是否不当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和《欠条》均约定了利息或逾期付款利息。一审依据案涉债务的组成及《协议书》的具体约定确定利息的起算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星长、周星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435元，由上诉人陈星长负担30717.5元、上诉人周星增负担3071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栽标审 判 员 程允平审 判 员 翁王婷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代书记员 杜一涵??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