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宁05刑终65号
原公诉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海印，男，汉族，1964年3月12日生于河南省安阳县，初中文化，农民。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9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5月25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18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决定，于次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某某，男，汉族，1990年2月24日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小学文化，农民。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9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5月25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18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决定，于次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张扶顺，男，汉族，1965年1月7日生于河南省安阳市，初中文化，农民。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陈某某，男，汉族，1978年1月28日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小学文化，农民。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2015年11月9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5月26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18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决定，于次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李某，女，汉族，1979年9月7日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小学文化，农民。2011年11月3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于2012年6月20日刑满释放。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9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5月26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决定，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程某某，男，汉族，1978年9月7日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小学文化，农民。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11月9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5月26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18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决定，于次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张某，男，汉族，1989年11月15日生于河南省安阳市，大专文化，无业。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9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5月26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7月18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决定，于次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董海印、张某、程某某、郭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2016）宁0502刑初15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董海印、郭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2016年9月1日受理后，于同年9月2日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人民检察院阅卷，该院于同年9月30日阅卷完毕。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海婧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董海印、郭某某、原审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张某、程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以来，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董海印、张某、程某某、郭某某先后到中卫市沙坡头区加入非法传销组织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传销体系。该传销组织以“西部大开发、纯资本运作”为诱饵，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名，诱骗参加者交纳3800元取得加入资格、每份交纳3300元占一个空点，并实行五级三晋制管理模式，按照交纳的份额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五个层级，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缴纳的份额作为计酬和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加入该传销组织。至案发时，张扶顺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320人以上（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数为170人左右）；陈某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140人左右（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数为80人以上）；李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130人左右（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数为70人左右）；董海印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160人以上（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数为60人以上）；张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90人以上（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数为40人以上）；程某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80人以上（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数为50人以上）；郭某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70人左右（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数为40人以上），七被告人均已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进行非法传销活动，给他人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物证
扣押清单8份、随案移交物品清单2份。
2.书证
常住人口详细信息7份、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银行卡账号开户信息、账户明细、交易明细信息、被告人张扶顺的宁夏银行消费凭证、百斯特宾馆入住通知单、被告人张扶顺手写传销人员认购份额、身份证复印件、培训收据、中福珠宝购买凭证、产品订购单、手写认购份额、产品单、工资计算单、手写认购编码、人员信息，证明传销组织体系中人员认购份额编码、联系方式、发放鸡和鱼的情况、费用、经理人员情况、传销组织内部人员分布小区、租住小区、培训费用、购买金戒指等基本情况、公安民警从被告人张扶顺处扣押的传销结构图7份、从被告人李某处扣押的传销结构图8份、从被告人张某处扣押的传销结构图3份、从被告人张某处扣押的传销结构图48张，证明传销组织中的上、下线情况、公安民警从被告人李某处扣押的火车票，银行凭条、手写纸张、购买首饰发票、快递单，身份证复印件、公安民警从延某某处扣押的火车票、汽车票、手写纸、新华百货售货卡、宁夏百斯特宾馆入住通知单、公安民警从被告人郭某某处扣押的火车票，手写纸、房屋租赁合同、公安民警从被告人张某处扣押的手写纸张21张、公安民警从传销人员王某某处扣押的手写纸张5张、传销人员张某某手写纸3张、产品订购单、每月工作安排、新经理会议人员名单、产品订购单及编码、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存款凭条、宾馆入住信息、住宿记录2份、七被告人和部分传销人员手机通讯录、常住人口信息、兰州铁路公安局银川公安处提供的全国铁路售票信息、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1）北刑初字第237号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刑终字第310号刑事裁定书、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释放证明书。
3.电子数据
中卫市公安局卫公电检字[2015]48号、49号、52号、55号、60号、62号、63号、65号、75号、76号电子数据勘验/检验意见书（附10张光盘），证明公安民警从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程某某、郭某某、董海印、张某，以及王某某、延某某、程某丙手机中提取到相关传销信息。
证人程某甲、延某甲、谢某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原判认为，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能相互印证，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原公诉机关出示的扣押清单、随案移交物品清单，原判认为，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因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上述物品退回中卫市公安局负责处理。
被告人董海印的辩护人提供安阳市中医院出院证、病历2份。原判认为，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因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原判认为，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董海印、张某、程某某、郭某某组织、领导以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中，被告人张扶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达到情节严重，七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董海印、张某、程某某、郭某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扶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陈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李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五千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董海印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程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六、被告人张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七、被告人郭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八、随案移交中卫市公安局从被告人张扶顺处扣押黑色三星手机1部、计算器1个、信封10个、皮筋1袋；从被告人陈某某处扣押ETON手机1部、黄色戒指1枚（男式、“福”字）；从被告人李某处扣押黄色塑料机壳的白色三星手机1部、黄色手镯1个、黄色项链1条（线条型）；从被告人董海印处扣押带黑色外套的小米1手机1部、信封27个、皮筋1袋；从被告人张某处扣押白色三星手机1部、黄色戒指1枚（男式、“龙”字）；从被告人程某某处扣押白色小米1手机1部；从程某某的妻子延某某处扣押的程某某的黄色戒指1枚（男式、“招财进宝”字样）；从被告人郭某某处扣押LX按键手机1部、白色小米手机1部、黄色戒指1枚（男式、“奔马”图案），予以没收；九、未随案移交的从被告人张扶顺处扣押人民币1200元、从被告人陈某某处扣押人民币222元、从被告人李某处扣押人民币1078元、从被告人郭某某处扣押人民币258元、从被告人董海印处扣押人民币18978.60元、从被告人张某处扣押人民币1003元，依法没收；公安机关冻结的被告人张扶顺名下账号为623668447000023205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人民币37187.70元、被告人李某名下账号为5522454480165643（原账号为552245448587800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人民币299.48元、被告人董海印名下账号为622707852027996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的人民币2990.92元，予以没收。上述扣押的现金和冻结的款项由中卫市公安局依法负责处理。
上诉人董海印上诉提出：其身患疾病，经常回家治疗，未管理传销人员，应从轻处罚，原判量刑过重，应在原判量刑的基础上再予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董海印将其上诉理由变更为：1.其发展的下线人员为120人以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为40人以上，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和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分别认定为160人以上、60人以上，系认定错误；2.其身患疾病，未管理传销人员，不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上诉人郭某某上诉提出：其系被他人诱骗参加传销组织，是传销活动的受害者，而不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应从轻处罚，原判量刑过重，应在原判量刑的基础上再予从轻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郭某某将其上诉理由变更为：虽然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层级达三级以上，但其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只有20多人，且其系被他人诱骗参加传销组织，是传销活动的受害者，而不是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原审被告人张扶顺、李某未提出上诉，但在二审期间均提出罚金数额过高的辩护意见。
原审被告人陈某某未提出上诉，但在二审期间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均少于原判认定的数量，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数量认定错误；2.原判量刑过重。
原审被告人程某某未提出上诉，但在二审期间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其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只有28人，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认定错误；2.原判量刑过重。
原审被告人张某未提出上诉，但在二审期间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为六七十人，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为20人左右，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认定错误；2.原判量刑过重、罚金数额过高。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是：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五原审被告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均与一审相同。
针对上诉人董海印、郭某某所提上诉理由及原审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程某某、张某二审所提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董海印所提“其发展的下线人员为120人以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为40人以上，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和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分别认定为160人以上、60人以上，系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董海印的供述及董海印于2015年9月28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上诉人董海印的直接下线是魏某某，魏某某的直接下线是孙某某和杨某某，孙某某的下线是安某某、郜某某、陈某某和原审被告人张某，杨某某的下线是王某甲、田某甲和王某某。而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供述及其于2015年10月12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原审被告人张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达90人以上；证人王某某的证言及其于2015年9月23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王某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达60人以上。综上，上诉人董海印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达160人以上。故原判对上诉人董海印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认定并无不当。
上诉人董海印的供述、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供述及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实，上诉人董海印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有杨某某、王某甲、安某某、陈某某、王某某及其部分下线、原审被告人张某及其部分下线。而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实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有60人以上，其中39人没有参加传销活动，故王某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20人以上；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40人以上（具体理由将在对原审被告人张某二审所提辩护意见中论述）。综上，上诉人董海印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60人以上。故原判对上诉人董海印实际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理由，上诉人董海印二审所提原判对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上诉人董海印所提“其身患疾病，未管理传销人员，不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公诉机关一审时出示的全国铁路售票信息证实上诉人董海印于2012年9月16日至2015年6月30日频繁往返于石家庄市、安阳市、银川市和中卫市，原公诉机关一审时出示的宾馆入住信息证实上诉人董海印于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6月1日先后12次入住中卫和银川的宾馆，原公诉机关一审时出示的银川账户交易明细证实上诉人董海印名下的尾号为9885和尾号为9969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频繁在银川市、中卫市及安阳市向原审被告人张扶顺的尾号为9045的银行账户转账传销资金；电子数据及原审被告人张扶顺、张某的供述证实上诉人董海印作为高级业务员，管理、协调传销组织的相关事务；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实上诉人董海印给传销人员发工资、讲课、会见新人、与新人签订《产品认购单》、收取新人缴纳的申购费用、通知并主持传销人员参加的会议等；上诉人董海印在侦查阶段亦供述其成为高级业务后，与新人谈话、给新人鼓劲、讲课、给下线发放工资、通知经理级别的人参加经理会、管理下线等。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董海印在传销组织中系承担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的管理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应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虽然上诉人董海印的一审辩护人出示的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的住院病历证实上诉人董海印于2014年6月14日至2014年6月21日在安阳市住院治疗过冠心病等疾病，但这并不影响对其系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认定。
上诉人董海印实际发展的下线人数达6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又系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理由，上诉人董海印所提其不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上诉人郭某某所提“虽然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层级达三级以上，但其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只有20多人，且其系被他人诱骗参加传销组织，是传销活动的受害者，而不是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郭某某的证言及郭某某于2015年7月28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其下线共有70人，其中直接下线是郭某甲和梁某甲，梁某甲的直接下线是梁某和郭某乙。而证人郭某甲的证言证实其下线共有36人，其中13人没有来过中卫，故郭某甲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23人；证人梁某的证言证实其下线是张某乙和李某乙，这二人的份额是其用他们的身份证认购的，并证实梁某甲的份额也是其用梁某甲的身份证认购的，故在梁某甲、梁某、张某乙、李某乙的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只有梁某一人；证人郭某乙的证言证实其下线共有27人，其中3人没有来过中卫，故郭某乙的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25人（含郭某乙）。综上，上诉人郭某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49人。故原判对上诉人郭某某实际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认定并无不当。
上诉人郭某某加入传销组织后，诱骗他人参加传销组织，成为高级业务员后，通知下线领取工资、与下线人员聊天，给下线人员授课，与程某某一起查房，并参加过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的绘制等，该事实有郭某某的供述及原审被告人张扶顺所供“达到高级业务员后就要承担管理、协调团队的事务”相互印证证实。故上诉人郭某某在传销组织中系承担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的管理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应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虽然上诉人郭某某系被他人诱骗参加了传销组织，但这并不影响对其系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
上诉人郭某某实际发展的下线人数达4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又系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理由，上诉人郭某某所提其实际发展的下线为20多人、其不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4.关于原审被告人陈某某二审所提“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均少于原判认定的数量，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数量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及其于2015年7月25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其直接下线是陈某乙和原审被告人李某，陈某乙实际参加了传销活动，陈某乙的下线其知道的有10人，故陈某乙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11人（含陈某乙）；原审被告人李某一二审对原公诉机关所指控的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未提出异议，故原审被告人李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为130人左右，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为70人左右。综上，原审被告人陈某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为140人左右，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为80人以上。故原判对原审被告人陈某某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认定并无不当。原审被告人陈某某所提原判对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的认定并无不当。原审被告人陈某某所提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5.关于原审被告人程某某二审所提“其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只有28人，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程某某的供述及其于2015年10月9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其直接下线是延某丙和程某丙，张某丙和程某丁是程某丙的两个直接下线，张某丙的下线有苗某某等人，程某丁的两个直接下线是谢某某和上诉人郭某某；而证人张某丙的证言证实其下线苗某某等人的份额都是其出资认购的，故张某丙的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只有张某丙一人；证人谢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下线共有12人，其中3人没有来过中卫，故谢某某的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10人（含谢某某）；上诉人郭某某的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有40人以上（含上诉人郭某某）。综上，原审被告人程某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为50人以上。故原判对原审被告人程某某实际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认定并无不当。原审被告人程某某二审所提原判对其实际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6.关于原审被告人张某二审所提“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为六七十人，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为20人左右，原判对其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张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其于2015年10月12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原审被告人张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为99人。故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某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为90人以上的认定并无不当。
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供述及其于2015年10月12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应是管某某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郝某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王某丁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以及原审被告人张某的其他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之和。而证人管某某的证言及其于2015年10月26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其下线共有30多人，其中十几人是空户，故管某某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有10人以上；证人王某丁的证言及其于2015年10月26日所绘制的传销人员组织结构图，证实其与郝某均是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两个直接下线，郝某的体系（含郝某本人）共有9人，其中郝某和王某戊是其叫到中卫参加传销组织的，其他7人均是空户，故郝某的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是2人；证人王某己的证言证实王某丁的下线共有40多人，其中9人是空户，故王某己的体系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是30人以上。综上，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为40人以上。故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某的下线人员中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为40人以上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理由，原审被告人张某二审时所提原判对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及实际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的数量认定错误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7.关于原审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程某某、张某二审所提“原判量刑过重，罚金数额过高”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张扶顺实际发展下线人员170人左右，属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审被告人陈某某实际发展下线人员80人以上，原审被告人李某实际发展下线人员70人左右，原审被告人程某某实际发展下线人员50人以上，原审被告人张某实际发展下线40人以上，依法均应当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原判根据各原审被告人实际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和层级，并结合其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各自所具有的坦白等法定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以及原审被告人李某所具有的累犯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对各原审被告人均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判处刑罚，量刑适当。各原审被告人所提原判量刑过重、罚金数额过高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董海印、郭某某、原审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程某某、张某组织、领导以投资西部大开发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原判定罪准确。原审被告人张扶顺实际发展下线的人员的数量超过120人，属情节严重。原审被告人李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上诉人董海印、郭某某、原审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张某、程某某、郭某某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判根据各上诉人、各原审被告人实际发展的下线人员的数量和层级，并结合其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各自所具有的上述法定从宽量刑情节，以及原审被告人李某所具有的上述法定从重量刑情节，对各上诉人、各原审被告人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判处刑罚，量刑适当。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董海印、郭某某的上诉理由及上诉请求、原审被告人张扶顺、陈某某、李某、程某某、张某的二审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树田
审 判 员 陈淑霞
代理审判员 杨 威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宇薇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
二、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一）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
（二）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
（三）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
（四）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
（五）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