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92号	原告:图某亚洲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中环。	代表人:魏某某，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强，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魏某，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被告:胡某，，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系被告胡某配偶。	被告:深圳图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	法定代表人：魏某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整煜，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受理原告图某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某亚洲公司）与被告魏某、被告胡某、被告深圳图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图某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颖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艳菊、温丹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分别于2015年7月17日、2015年10月28日两次召开了庭前会议，并分别于2015年11月18日、2016年7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图某亚洲公司的代表人魏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被告魏某（亦为被告胡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图某亚洲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为关联企业，彼此之间长期存在着关联业务和资金款项往来。被告魏某曾任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总经理，被告胡某曾任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负责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和人事行政）。同时，被告魏某为原告的股东，曾任原告的董事；被告胡某曾任原告的董事；案涉款项往来期间，原告只有被告魏某、胡某和魏某某三名董事。被告魏某、胡某为夫妻关系。魏某某为原告的股东、董事，同时，魏某某也是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股东、董事和法定代表人。魏某某是被告魏某的哥哥。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基于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特殊关联性，原告应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要求陆续提取出现金：港币5076000元，美元121100元（折合人民币共约5250981元），以现金方式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产生了往来款项。两关联公司间的款项往来的基本流程是：被告魏某、胡某时任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适时根据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提出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往来资金款项的需求；在原告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就往来资金款项达成一致意见后，相关金额的资金以现金的形式（港币或美元）从原告在香港的渣打银行提取出来。被告魏某或被告胡某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高管身份接受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委托和授权，接收和保管从原告香港银行帐户所提取出来的现金，兑换成人民币后，直接存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深圳的银行帐户或直接用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由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过往相应的时间收到了或使用了被告魏某、胡某转入的对应款项并且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对此做了相应的财务记录（处理），故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数额清晰，从未出现过争议。然而，2015年3月初，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向原告发来函件，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310号（以下简称2310号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为由，提出在上述期间所涉金额为人民币人民币3444999.95元的款项并非为前述双方的往来款项，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事实上未收到前述人民币人民币3444999.95元的款项，故双方之间的款项结算需另行对帐、确认，并要求原告直接向被告魏某、胡某主张人民币人民币3444999.95元的款项权利。原告认为，原告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就双方公司间的往来款项已形成了共识；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委托其时任高管的被告魏某、胡某从原告接收款项；被告魏某、胡某的职务、相互间的邮件往来、原告香港银行的提款单，以及长达四年的无争议、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清晰的公司财务记录等等，均显示原告的付款行为无不妥，也无争议。被告魏某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争议与原告无关，亦不能否定原告已向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支付相关款项的事实。鉴于被告魏某、胡某从原告处接收（领取）了本案所涉及的人民币人民币3444999.95元的款项，且未依照原告意愿或各方往来邮件中关于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往来款项的意愿将案涉款项转付给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故被告魏某、胡某理当返还原告案涉款项。由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与被告魏某、胡某之间的委托授权不明，导致案涉款项产生争议，原告利益受损，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应当就案涉款项的返还，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魏某、胡某共同向原告返还款项人民币3444999.95元；2、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对被告魏某、胡某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被告魏某、胡某辩称，本案焦点有两个：一、本案涉及的款项到底是谁的，如果不属于原告，那么原告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二、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与深圳中院2310号案件的款项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同一笔钱，那么法院是否要再审2310号案件？2310号案件的钱不是被告魏某的就是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与原告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原告提交的证据《知会函》中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公然歪曲事实。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按照原告的起诉状，被告魏某与胡某基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委托和授权从香港提钱又存到了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处，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原告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对此也予以承认、并无争议。钱到了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又有什么经济纠纷是他们之间的事。被告魏某、胡某在案涉款项的提取和交付上，对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已无任何义务和责任，与原告亦无任何法律关系。2、如果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就被告魏某、胡某代为提取和交付的人民币3444999.95元款项发生争议，原告可以向深圳图某公司主张，不应向被告魏某、胡某提起诉讼。3、在2310号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直到深圳中院二审的时候才提出被告魏某的个人借款不是魏某的，而是来源于原告支付给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分包费；在该案庭审过程中，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提交的被告魏某在香港提现的统计汇总表等证据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是一一对应的；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2310号案中称这些钱是原告支付给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分包费”，但在本案中又说这些钱是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但在2310号案和本案中，魏某某作为原告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未能提供任何的有关财务资料来证明“分包费”或“往来款”。2310号案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深圳图某公司“不能提交图某亚洲公司与深圳图某公司存在分包关系的证据，也不能提交与深圳图某公司出具给魏某收款收据记载的借款金额一一对应的往来账目，深圳图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否定收款收据记载的魏某个人借款的款项性质”。如果原告认为案涉款项人民币3444999.95元就是2310号案中终审裁决的款项，将原告给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分包费”作为原告对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借款的话，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应该对2310号案的终审判决提起申诉。4、本案原告所提及的公司关联交易与被告魏某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毫无关系。被告魏某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已经得到2310号案终审判决的认定，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知会函是明显的歪曲事实。原告现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不属于被告魏某的借款”，原告须对此举证予以证明，而不是由被告魏某来举证。	被告深圳图某公司辩称，对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所陈述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可。一、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确实长期存在资金的往来，而这种资金的流转方式也是如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一样，是通过本案的被告魏某、被告胡某来进行的。二、被告魏某在2310号案中所主张的债权并不是其本人的借款，而是由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资金往来的一部分。三、被告魏某没有按照原告和被告三的授权和指示行使其代理权，而是将本不属于他的资金往来款进行非法占用，具体表现形式见判决书。四、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也是一个受害者，被告深圳图某公司通过被告魏某和胡某从原告那里提出来港币，然后兑换成人民币，再用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日常的资金流转款项。为了财务记录的方便，且在双方间的资金往来还没有得到最终结算的情况下，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将这些往来资金中的一部分以被告魏某个人借款的方式进行了财务上的处理，但被告魏某利用了该财务记帐的方式提起了诉讼，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这个交易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所以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均因被告魏某和胡某的行为受到了损害，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这个关联交易中，唯一的一个获利者是被告魏某，所以这个责任应由被告魏某承担。	本院查明：	原告图某亚洲公司于2004年12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魏某某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并持有该公司70%的股份，被告魏某则持有该公司30%的股份。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系于2007年3月27日在内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魏某某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魏某某及其实际控制的深圳市图某实业有限公司（魏某某持有该公司99%的股份）分别持有该公司8%和50%的股份。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系关联公司。魏某某与魏某系亲兄弟关系，被告魏某与胡某系夫妻关系。在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被告魏某、胡某时任原告公司的董事；同时，被告魏某系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总经理。原告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称被告胡某该期间系深圳图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但被告魏某、胡某对此不予确认，称胡某是无固定上班的，有事则回公司上班。	原告述称，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着关联业务和资金款项往来。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基于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特殊关联性，原告应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要求委托被告魏某、胡某陆续提取出现金：港币5076000元、美元121100元（折合人民币共约5250981元），以现金方式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产生了往来款项。两关联公司间的款项往来的基本流程是：被告魏某、胡某（时任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适时根据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提出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往来资金款项的需求；在原告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就往来资金款项达成一致意见后，被告魏某或被告胡某接受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委托和授权，以现金的形式（港币或美元）从原告在香港的渣打银行提取相关金额，兑换成人民币后，再直接存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深圳的银行帐户或直接用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原告为证明其陈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和被告魏某、胡某关于提现、兑换和款项往来等的邮件22页（经过香港中国委托公证人的司法转递，并从中摘录了与本案款项相对应的22页邮件内容）；2、原告香港渣打银行的《提款单》；3、原告香港渣打银行的账户月结单；4、被告魏某提供的提款及对帐文件《2007年1月-2011年3月账户提现汇总》（该证据来源系被告魏某在其他相关诉讼中提供的证据），证明上述期间内被告魏某、胡某提取的款项和本案所主张的金额、时间、人员是一一对应的；5、《2009年11月26日-2010年11月10日账户提现汇总》（原告自行制作），证明上述期间内，被告魏某、胡某在原告账户内提取了港币5076000元、美元121100元（折合人民币共约5250981元）。	被告魏某、胡某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内容大部分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大部分邮件正文未提到香港提现与深圳图某公司的关系，因此这些邮件与本案无关；对于《提款单》、账户月结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2007年1月-2011年3月账户提现汇总》系被告魏某在香港诉讼中提供，是由魏某和深圳图某公司的另一个股东陈某制作，依据是魏某某当时提供的原告的财务凭证、银行单据和其个人记录，制作此表是给魏某某确认，但双方并未最终认可该表；对原告制作的《账户提现汇总》真实性保留意见，但确认魏某、胡某在2009年11月26日-2010年11月10日期间提取了人民币共约5250981元，包括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人民币3444999.95元。	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对原告图某亚洲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可，称上述证据所反映的被告魏某、胡某提现的记录属实，且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财务处理和记录中所显示的提取款项和流向是一一对应的。	对于原告制作的《账户提现汇总》，虽被告魏某、胡某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对其记载的内容没有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被告魏某、胡某在2009年11月26日-2010年11月10日期间在原告的香港银行账户提取了港币5076000元、美元121100元（折合人民币共约5250981元）的事实予以认定。	原告还述称，由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收到了或使用了被告魏某、胡某转入的对应款项并且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对此做了相应的财务记录（其中大部分款项是以被告魏某“个人借款”的名义存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账户），故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数额清晰，从未出现过争议；因此原告认为被告魏某及胡某的职务、相互间的邮件往来、原告香港银行的提款单、以及长达四年的无争议、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清晰的公司财务记录等等，均显示原告的付款行为并无不妥，也无争议。对此，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确认被告魏某、胡某将其和原告之间的往来款项以现金方式带到国内后，部分以被告魏某个人借款的名义存到了其深圳银行账户中，部分直接用于其日常经营活动；基于双方之间的关联关系，对这个事实，双方都是认可的。被告魏某、胡某亦确认其提取的约人民币5250981元款项，部分交给了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存到了该公司的深圳银行账户，部分直接用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经营生产活动。	基于三方当事人的上述陈述，本院对在2009年11月26日-2010年11月10日期间被告魏某、胡某从原告的香港银行账户提取的款项（约合人民币5250981元）均已交付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或存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深圳银行账户，或直接用于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经营生产活动的事实亦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由来:2013年，被告魏某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2009年12月17日-2010年11月11日期间分30次向其个人借款共计人民币3744999.95元，并拖欠不还为由，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2013）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013号案，请求深圳图某公司偿还上述借款。2014年6月17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魏某提供的29份《收款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且其内容能够与相应的银行进账记录相互印证，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在魏某提供的29份《收款收据》中，其中有25份收据上注明了款项为‘个人款’或‘个人借款’。该部分款项人民币3444999.95元应当认定为深圳图某公司向原告的借款……”，并判决深圳图某公司向魏某返还借款人民币3444999.95元。	对此，魏某及深圳图某公司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即2310号案），深圳图某公司上诉的理由主要为：深圳图某公司与图某亚洲公司为关联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亚洲图某公司会将接到的客户订单分包委托给深圳图某公司，并向深圳图某公司支付分包费用等；为便于上述费用的财务处理，很多时候是魏某、胡某或魏某某在香港亚洲图某公司的香港银行提取现金，再将提取的现金由香港带回大陆交至魏某，或直接根据魏某的指令用于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运营；然而魏某却利用其职务便利，反而将上述本属于深圳图某公司收人的款项伪造成公司向魏某的个人借款；从形式上看，魏某虽然提供了一些所谓的借款凭证，但如果深入了解资金来源和款项的实质，并不是借款关系，这些款项是魏某从亚洲图某公司以现金方式提取的应付给深圳图某公司的分包费用，这些费用都是由魏某或胡某提取现金再交给魏某存入深圳图某公司的账户或用于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运营，因此，二审法院应当依法对一审改判或发回重审。2014年12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31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认定“上诉人深圳图某公司主张魏某资金的来源系亚洲图某公司代为向深圳图某公司交纳的分包费，但其不能提交亚洲图某公司与深圳图某公司存在分包关系的证据，也不能提交与深圳图某公司出具给魏某收款收据记载的借款金额一一对应的往来账目，深圳图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否定收款收据记载的魏某个人借款的款项性质。上诉人深圳图某公司的上诉意见，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并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3月3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向原告发出一份《知会函》，内容为：“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贵公司根据本公司要求，通过本公司前总经理魏某及前总经理助理胡某，以现金方式与本公司产生往来款项，其中：港币5076000元，美元121100元，折合人民币共约5250981元。2013年5月，魏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上述期间所涉及的贵、我公司来往款项中的部分款项属于其个人对本公司的借款。2015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310号生效判决，认定在此期间所涉金额人民币3444999.95元属于魏某个人向本公司提供的借款。鉴于上述判决，本公司函告贵公司如下：1、本公司在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与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结算须另行对账确认；2、上述期间所涉款项人民币3444999.95元的还款义务应由魏某、胡某承担，请贵公司直接向该二人主张债权”。原告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对该《知会函》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魏某、胡某则对此均不予确认，称两个公司的公章及财务章都在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魏某某手上，一切都在原告的掌控中，该知会函系原告捏造。	2015年4月30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被告魏某、胡某、深圳图某公司连带返还款项人民币3444999.95元。	另查明：2015年9月，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因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310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1月1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粤高法民四申字第85号民事裁定书，其中认定：“……首先，深圳图某公司与图某亚洲公司虽然在股东构成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图某公司没有提供深圳图某公司与图某亚洲公司需要支付往来款项的依据；其次，在魏某提供的深圳图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上，款项用途注明为“个人款”或“个人借款”；第三，深圳图某公司在申诉审查阶段提供的新的证据魏某、胡某签字确认的香港银行提款单据上虽然有部分款项与深圳图某公司出具给魏某的《收款收据》上的金额大致吻合，但由于金钱属于种类物，不能据此就作出该部分从香港银行提取出的款项必然就是魏某出借给深圳图某公司的款项。……深圳图某公司的上述申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并依法裁定“驳回深圳图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案诉讼中，对于以下五个争议问题，双方当事人持有不同意见：	一、对于2310号案中已被认定为魏某个人借款的人民币3444999.95元是否与本案中原告诉称的约525万元“往来款项”中的部分款项是同一笔款项。原告称，2310号案件所涉人民币3444999.95元款项来源于被告魏某胡某提取的500多万元之中；由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处理不当，以及一个生效判决的确认，不认可原告的观点和认知，因此原告现有理由要求被告魏某、胡某说清楚该500多万元中的人民币3444999.95元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按照原告的指示交付给了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基于被告魏某、胡某向被告深圳图某公司转付29笔借款的时间、金额以及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法院的2310号生效判决之前对该笔人民币3444999.95元的款项的无争议的事实，可以佐证2310号案件所涉的款项和本案原告诉称的款项是同一笔款项。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亦称2310号案件所涉的款项和本案原告诉称的款项是同一笔款项。被告魏某、胡某对此不予确认，称原告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硬是将500多万元提现中拆分出人民币3444999.95元与2310案件的借款对应起来，而原告亦在狡辩不确定其主张款项是分包费还是往来款，如果是分包费，钱就是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跟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往来款项，也与2310号案中魏某的个人借款没有任何关系。	二、对于原告诉称的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的由来及性质。原告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均称，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系高度关联的公司，二者之间会存在着分包货款以及采购材料的货款往来，以及会从原告调动资金来支持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运营活动以弥补深圳图某公司的流动资金不足；款项发生的时候没有确切的定义是什么款项，因为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分包费，另一种是借款，所以原告现主张为“往来款项”，至于未来要把钱定义为何种性质的钱，要根据整个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规划进行确定。对于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涉案期间存在的分包交易行为，原告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称系因被告魏某、胡某离职后带走了公司大量的相关文件。被告魏某、胡某则认为，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易往来，不存在往来款，原告只是代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收取境外客户货款，款项本来就属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且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确认已经收到并使用了原告的款项，并已作了财务记录（处理），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清晰、无争议；原告称往来款项系基于分包关系的分包费，已经在2310号案中被生效判决不予认可。	三、对于在2310号案件中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主张人民币3444999.95元款项的来源是原告向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交纳的分包费，为何在本案中又主张来源为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对此，原告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称，2310号案件里面的所涉及的人民币3444999.95元的款项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这笔款项就是同一笔款项，就是以被告魏某个人借款的名义存入了被告深圳图某公司账户的往来款项，该笔款项来源于原告，并应该转付给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因为原告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从2009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长期的资金往来，但到现在为止原告和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款项性质并没有做一个最终的确认，所以，本案中原告以“往来款项”来主张和认定是恰当、贴切的。被告魏某、胡某则对此不予确认。	四、对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原告称，对于被告魏某、胡某在2009年11月26日-2010年11月10日期间将在原告的香港银行账户提取的款项（约合人民币5250981元）已经都或以“个人借款”名义存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深圳银行账户，或直接用于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经营生产活动的事实，原本原告是确认上述事实的，同时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在财务上也确认收到了被告魏某、胡某转来的款项，且长达四年无争议，但由于2310号案的生效判决以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发出的《知会函》，被告深圳图某公司须依据生效判决偿付了对被告魏某、胡某的个人借款，等同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没有收到原告所主张的本案的款项，即这笔款项在流转的过程中受到了干扰与侵占；基于2310号生效判决不认可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对涉案款项的一种财务处理和认知，导致原告在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对帐上出现了人民币3444999.95元的出入，所以原告根据款项的流动，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魏某、胡某则认为，2310号案中的魏某个人借款与本案原告没有关系；如果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就被告魏某、胡某代为提取和交付的人民币3444999.95元款项发生争议，原告可以向深圳图某公司主张，不应向被告魏某、胡某提起诉讼。	五、对于被告魏某或胡某提现后是否是以魏某“个人借款”名义来存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账户。原告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称，因为款项产生时的性质不便于直接体现在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记录上，因为本身分包费是没有扣除相关的成本和材料费用，也就是说公司需要核算整个的分包费实际上有多少，如果把所有的钱作为分包费打到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账户上，就会视为深圳图某公司的收入，这样深圳图某公司的税收成本会很高，基于上述的情况以及本身双方股东间特殊的关系，在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收到款项后就暂时以被告魏某个人借款的名义来记录这些款项的流动情况，以魏某个人借款体现的双方往来款项的数额是可以确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在数额上没有争议的主要原因。被告魏某、胡某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涉案期间魏某、胡某提现合计人民币约525万元，原告现在诉称只有其中的人民币3444999.95元是以被告魏某的名义存给了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账户，这明显是谎言，中间还差了180多万，又到底是以什么人的名义和财务名目处理的；被告魏某本人从来没去存银行，其提现后有些就交给魏某某控制的深圳图某公司的财务，有些就直接花掉了或者按照魏某某的指示给了其他人。	上述事实，有电子邮件、《提款单》、香港渣打银行的账户月结单、《2007年1月-2011年3月账户提现汇总》、《2009年11月26日-2010年11月10日账户提现汇总》、（2013）深宝法龙民初字第1013号民事判决书、（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310号民事判决书、知会函、（2015）粤高法民四申字第85号民事裁定书、2310号案证据目录及庭审笔录、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	本案系涉港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双方当事人并未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内地法律。	关于本案争议的由来。基于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系关联公司，在2009年11月26日-2010年11月10日期间，被告魏某、胡某接受原告的委托在原告的香港银行账户提现（约合人民币5250981元），再接受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委托接收上述款项，方式为或存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深圳银行账户或直接用于深圳图某公司的日常经营生产活动，对于上述事实，原告与三被告在2009年至2013年以前，长达四年期间无争议，且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亦对此作了清晰的财务记录。而本案争议的由来，原告称是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310号民事判决书（且该案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以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发给其的《知会函》，导致原告认为其利益受到了损失。那么，本案争议的关键是，原告的利益是否实际受到了损失，即在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310号判决中被认定为被告魏某个人借款的人民币3444999.95元与原告在本案中诉称的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中的对应金额款项是否是同一笔款项。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现主张上述两笔款项系同一笔款项，故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对此，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相应陈述，本院具体评析如下：	首先，对于原告诉称的其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的性质，原告并未能明确地界定清楚；对于“往来款项”产生的基础交易关系，无论是原告所称的借款行为，还是两公司之间的分包交易行为，原告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所谓的“往来款项”，从原告的陈述中也只能看出原告向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支出款项，并不能看出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向原告支出款项，并不符合“往来款”的确切定义。因此，对于该“往来款项”需实际支付的依据及是否实际发生，原告未能举证予以证明。第二，在被告魏某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借款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无论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是再审申诉程序，深圳图某公司的抗辩理由均为魏某所主张的个人借款来源是本案原告向深圳图某公司支付的“分包费”，虽与本案中原告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主张的“往来款”名称不同，但深圳图某公司在该借款纠纷案中提交的证据包含了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均是为了证明魏某主张的款项不是其个人借款，而是原告向深圳图某公司支付的款项。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现已生效的2310号民事判决认定魏某在该案中主张的人民币3444999.95元系其个人借款，本院对该事实亦予以确认，被告魏某在本案中无需对此再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因为金钱属于种类物，而非特定物，在本案中一方面是原告与三被告多年无争议的款项往来，一方面是为生效判决所认定的魏某个人借款的事实，如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必然得出被告魏某从原告香港银行提出的款项必然就是被告魏某个人出借给深圳图某公司的款项。最后，如原告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所称，其对于被告魏某将两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以被告魏某“个人借款”名义存入被告深圳图某公司账户是知晓并同意的，并且明确清晰地计入了财务记录。但是，在市场交易行为中，公司之间的交易及资金往来的财务记录应当是严谨且审慎的，原告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法人，作为市场中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应当对这种方式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及法律风险有所预见，而不是完全放任而为之。现原告对此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魏某、胡某亦对此均不予确认。因此，对于原告及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上述陈述，本院难以采信。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在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310号判决中被认定为被告魏某个人借款的人民币3444999.95元与原告在本案中诉称的与被告深圳图某公司之间的部分“往来款”是同一笔款项，原告现仅凭被告深圳图某公司的一纸《知会函》，不能推翻原告与三被告多年无争议的财务记录事实，即原告不能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的发生，对此，原告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要求被告魏某、胡某共同返还款项人民币3444999.95元及要求被告深圳图某公司对被告魏某、胡某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理据均不充分，本院依法予以全部驳回。	综上所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图某亚洲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4360元，由原告图某亚洲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图某亚洲有限公司、被告魏某、胡某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深圳图某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颖	人民陪审员  刘艳菊	人民陪审员  温 丹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 欢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