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89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神木县惠宝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孙家岔镇乔家塔村。
法定代表人：高计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艳，陕西秦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强，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贝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杨新路252号。
法定代表人：曹吉名，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英，北京市国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神木县惠宝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贝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钢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6民初1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艳、郭强，被上诉人贝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惠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惠宝公司仅对剩余534634.86元欠款承担还款责任；2.由贝钢公司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贝钢公司的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3日”，即此时贝钢公司应已知晓惠宝公司是否交付了煤炭，而曹吉东签字确认的审批表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故贝钢公司所述基于“盲目信任”而签字与之前的行为存在相互矛盾。2.贝钢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审批表中的签字是对以物抵债协议已将履行完毕的认可，一审法院将结算与履行相剥离，既违背客观事实，更是对法条的曲解。3.贝钢公司已抵扣了3342932.4元的增值税发票，应认定其实际收到了该发票项下的煤炭。4.贝钢公司陈述的情况与公安机�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完全相悖，其所作的虚假陈述严重损害了惠宝公司的合法权益，惠宝公司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利。
贝钢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惠宝公司提交的过磅单无任何人签收，发货数量与车辆车载能力严重不符，部分过磅单载明的收货单位与贝钢公司毫无关系，故惠宝公司未能证明其向贝钢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交货。2.惠宝公司一审中陈述不知道具体提货单位和提货经办人，现改称收货人为宁夏金海永和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和泰公司），前后陈述明显矛盾。3.即使惠宝公司确实向永和泰公司交付了煤炭，但该公司并非贝钢公司指定的收货人，亦不能视为惠宝公司已依约履行了以物抵债协议。4.本案起诉后，惠宝公司电话联系贝钢公司，称其同意先行支付50余�元，并要求贝钢公司人员在审批表中签字，故该审批表不能作为认定欠款金额依据。
贝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贝钢公司与惠宝公司于2015年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2.判令惠宝公司返还货款3342932.4元，并以3342932.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向贝钢公司赔偿自2015年8月29日起至实际返还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3.判令惠宝公司向贝钢公司支付《抹账协议书》项下的未付款项534634.86元，并以534634.8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向贝钢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4.本案诉讼费用由惠宝公司负担。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释明，贝钢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惠宝公司给付款项3877567.26元并支付利息（其中3342932.4元自2015年8月29日起、534634.86元自起诉之日起，均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惠宝公司负担。
一审认定事实：贝钢公司、惠宝公司与平顶山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顶山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共同签订了《抹账协议书》一份，载明：因惠宝公司欠平顶山公司货款，平顶山公司欠贝钢公司货款，三方协商一致，由惠宝公司直接将货款转给贝钢公司以抵减平顶山公司欠贝钢公司的货款。货款金额为9427567.26元。惠宝公司曾于2015年9月，以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200万元、以车抵债的形式支付55万元，并于2017年1月5日以承兑汇票形式又支付300万元。2017年4月26日，贝钢公司委派曹吉东与惠宝公司办理结算业务，曹吉东签字确认的通用付款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上显示，《抹账协议书》中惠宝公司已付款8892932.4元，尚欠贝钢公司534634.86元。
另惠宝公司于2015年8月29日、2017年4月27日共计向贝钢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342932.4元。
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贝钢公司主张其与惠宝公司于2015年存在煤炭购销合同，且要求惠宝公司将煤炭交付其指定的案外第三方，其应支付给惠宝公司的货款与惠宝公司在《抹账协议书》项下应支付给其的欠款进行等值抵销，然惠宝公司并未将煤炭实际交付第三方。惠宝公司认可双方于2015年存在用煤炭抵欠款的合意，但否认合同性质为购销合同。同时，惠宝公司提供一组过磅单，拟证明其已实际向贝钢公司供应价值3342932.4元的煤炭。贝钢公司对磅单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并无相关人员签字或单位盖章确认，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磅单的认证意见为：惠宝公司答辩时承认于2015年5月通过代贝钢公司向第三方供应煤炭的方式偿还了《抹账协议书》中的3342932.4元欠款，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向贝钢公司或第�方交付了煤炭，磅单是惠宝公司单方制作，并无贝钢公司或第三方签字或盖章确认，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双方于2015年达成合意的合同性质，本文将在后面的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一审法院认为,贝钢公司与惠宝公司于2015年达成合意，由惠宝公司代贝钢公司向第三方供应煤炭，以煤炭对应的金钱价值来抵销《抹账协议书》项下惠宝公司对贝钢公司的部分欠款，该行为实质是在原《抹账协议书》项下新增一种债务清偿方式，即以物抵债。所谓以物抵债，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以债务人或经第三方同意的第三方所有的财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用以清偿债务的行为。当事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并非原金钱给付债务的消灭，而是双方对于如何清偿原金钱债务所作的安排。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在尚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前，债务人反悔不履行抵债协议的，债权人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原债权债务合同的。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贝钢公司与惠宝公司于2015年以煤炭抵欠款的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抹账协议书》项下惠宝公司尚欠贝钢公司的欠款数额。
本案中，贝钢公司与惠宝公司在《抹账协议书》项下的债务已届清偿期，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鉴于惠宝公司一直未能提供其已实际交付煤炭的有效证据，故其关于以物抵债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辩称，不予采信，其仍应按原《抹账协议书》项下的余款3877567.26元（付款通用审批表载明的534,634.86元＋约定以物抵债协议中的3342932.4元）向贝钢公司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关于利息问题，实为逾期付款造成的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贝钢公司与惠宝公司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时，已经有向惠宝公司催要该部分款项的意思表示，惠宝公司也有给付的意思表示，鉴于双方一致确认以物抵债协议是在2015年5、6月期间，结合惠宝公司自认的磅单上载明的时间是2015年5、6月，贝钢公司主张自2015年8月29日起计算损失，并无不妥，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故欠款中的3342932.4元部分的损失应自2015年8月29日起、534634.86元部分的损失应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7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贝钢公司主张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未超过法律、法规的限定标准，应予准许。惠宝公司辩称双方于2017年4月26日进行了结算，确认《抹账协议书》项下欠款数额为534634.86元，该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惠宝公司已实际交付煤炭。一审法院认为，惠宝公司未举证证明3342932.4元的煤炭已实际交付，以物抵债协议未实际履行，抵债目的未实现，贝钢公司未实际受偿的煤炭抵债的3342932.4元，付款通用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中的最后结算结果534634.86元并不能反映双方债权债务的真实情况。一审中，贝钢公司也对此作出了合理解释：结算结果欠款余额之所以是534634.86元，是因为其误以为3342932.4元已作债务抵销，故在此基础之上，原《抹账协议书》项下双方就该3,342,932.4元的权利义务已终止，系属另一层新的法律关系。故其工作人员曹吉东才会签字确认《抹账协议书》项下欠款余额为534634.86元。
综上所述，贝钢公司要求惠宝公司给付欠款3877567.26元及相应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其中损失的计算起点应按前文论述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下：神木县惠宝煤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南京贝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877567.26元并赔偿损失（其中3342932.4元的损失自2015年8月29日起、534634.86元的损失自2017年3月7日起，均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821元，由神木县惠宝煤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惠宝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惠宝公司代理人与居间人田新庆的谈话笔录及录音资料各一份，拟证明田新庆系促成《抹账协议书》的居间人，其陈述确实存在以煤抵债的事实，并知晓贝钢公司起诉后前往惠宝公司处索要过磅单，惠宝公司确实按约交付了煤炭。2.贝钢公司代理人发送的邮件截图及附件《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贝钢公司原指定收货人为宁夏中煤华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华泰公司），但实际指定收货人为永和泰公司。3.公安机关与永和泰公司副总、员工、运输公司员工的询问笔录三份，拟证明惠宝公司已向贝钢公司指定收货人永和泰公司交付了煤炭。4.工商信息一组，拟证明张永军同时担任永和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中煤华泰公司董事，两公司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贝钢公司亦无法向两公司追讨货款遂提起本案之诉。贝钢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均不属二审新证据，其中证据1、3属于证人证言范畴，因证人未出庭，其证言依法不应采纳；证据1中的谈话笔录内容与录像资料不一致，存在多处遗漏，不能反映被谈话人本意；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贝钢公司之所以发送邮件是由于惠宝公司坚称已交货，贝钢公司遂在自行和解阶段要求惠宝公司提供交货凭证；证据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3中的被谈话人并非讼争交易经办人，身份不明，所证内容亦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证据4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惠宝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中“然惠宝公司并未将煤炭实际交付第三方”有异议，因上述事实系本案诉争焦点，本院将在后文予以认定。对一审查明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惠宝公司确认审批表中曹吉东签字下方“经核查双方对账，剩余一次付清”的字迹系由惠宝公司工作人员书写。
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审批表在卷为证。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惠宝公司是否已向贝钢公司指定第三方供应了煤炭；二、惠宝公司欠付贝钢公司款项的金额认定。
本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惠宝公司主张其已按约向贝钢公司指定的收货人交付了煤炭，贝钢公司未予认可，依法应由惠宝公司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虽然贝钢公司接收并抵扣了惠宝公司开具的3342932.4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上述接收和抵扣行为不足以证明惠宝公司已履行了供货义务，惠宝公司应当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进一步证明。现惠宝公司提交的过磅单中均没有收货人的签字确认，部分单据所载收货单位亦非贝钢公司，一审未予采纳并无不当。惠宝公司二审提交的询问笔录中，所载被询问人均非贝钢公司指定收货人即中煤华泰公司，且无证据证明贝钢公司变更了指定收货人，故亦不能据此认定惠宝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综上，惠宝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其实际向指定收货人交付了价值3342932.4元煤炭，其要求抵销相应欠款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2015年3月16日，贝钢公司、惠宝公司和平顶山公司签订《抹账协议书》，约定由惠宝公司�接将货款9427567.26元给付贝钢公司。上述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方均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惠宝公司主张双方曾于2017年4月26日进行了结算，确认欠款为534634.86元，并为此提交了审批表。但从该笔全称“通用付款审批表”可看出系惠宝公司内部请款审批表，并不符合对账单的形式，而“经核查双方对账，剩余一次付清”位处曹吉东签字下方，并由惠宝公司人员添加，故案涉审批表并不具有“对账单”的证明效力。另贝钢公司所述曹吉东基于错误法律关系认知并为配合惠宝公司内部请款而签，具有一定合理性，亦与其诉请变更过程相吻合，结合惠宝公司未能提交相应的交货凭证，一审判决未采信审批表并无不当。综上，惠宝公司在《抹账协议书》签订后仅以承兑汇票和以车抵债方式支付了555万元，并未履行以物抵债的供货义务，故惠宝公司尚欠贝钢公司3877567.26元。
综上所述，惠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543元，由神木县惠宝煤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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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周毓敏
审判员 刘阿珍
审判员 张广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