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徐民五（民）初字第428号
原告韩斐。
委托代理人丁在锋，上海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建国宾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439号。
法定代表人杨卫民，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洁。
委托代理人俞忠，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韩斐、被告上海建国宾馆有限公司因不服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4月24日做出的“徐劳人仲（2014）办字第512号”裁决，先后于2014年5月9日、2014年5月12日向本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并提起了诉讼，本院委托上海市徐汇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因故致诉前调解未成。此后�本院决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史清独任审理，并于2014年7月2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韩斐、委托代理人丁在锋和被告委托代理人陈洁、俞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斐诉辩称，其于1991年6月25日至被告处工作，先后担任了预订部经理、前台经理助理及前台接待经理等职务，并与被告建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014年2月24日，被告向其出具了《通知单》，以其向两位同事各索取了1，500元为理由，以《员工手册》7.3.4D条之规定为依据，对其做出了辞退之处理。其认为，被告上述处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与被告均有重大利害关系，因此证人证言在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且证人在仲裁庭审中陈述平时在工作中与其有金钱上的交接，那么无论证人与其之间是否有金钱上的交接，无论该金钱上的交接是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确定证人是自愿与其发生金钱上的往来的；其次，监控录像能够体现的内容仅仅是其与证人黄某之间有过金钱上的交接，其认为该款的性质是其向证人黄某所借之款，并已对借钱原因及钱款去向做出了说明，相关人员也向法院做出了说明，可以印证其陈述，因此其无需再举证说明已将借款返还给了证人黄某；仲裁委审理中，其确实未陈述向证人黄某借钱之事，这是因为当时被告只提供了1分钟左右的光盘，其中没有任何其与证人黄某金钱上交接的内容，因此其只需以“没有”来进行抗辩，在被告没有提供可以显示其与证人黄某之间有金钱往来的录相证据之前，其无需主动提及借钱一事，否则便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是庭审质证的常识；据此，其认为不存在其向证人“索取”并“非法占有”钱款之说。第三，“索取”和“非法占有”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概念，属于刑事法律的规范范畴，应由法律授权的机构来认定，而被告的《员工手册》没有经过民主流程，因此不能作为解除依据。第四，“非法占有”的核心应该是“未取得所有权人许可”。因此即便被告所述事实成立，即其接受了同事的1，500元，也是证人与其之间的正常借贷或是员工向自己的上级领导“行贿”，因为证人庭审中亦陈述“从来没有受到过胁迫”、“没有向公司领导及其他机关举报过”，因此其认为无法得出其“非法占有”了证人的钱款，亦不能得出其“索取”及“非法占有”的结论。最后，被告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何时索取”、“如何索取”，并举证说明证人受到了其给予的胁迫，同时就相关部门认定了其行为属于“非法占有”而进行举证，但是被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成立，因此无论其是否有证据证明已归还了借款，都不能得出其有“索取”和“非法占有”的行为。综上，其不接受被告的诉请，并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13，331.80元。诉讼中，原告提供了被告人力资源部于2014年2月24日发送给原告的《通知单》，用以证明被告以其违纪为由对其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之处理；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上海建国宾馆有限公司诉辩称，由于监控录像保存时间、监控设备安置地点之故，其只能提供2014年1月22日部分场所的监控录像，不能提供其它时间段的监控录像，也不能提供在原告办公室内的监控录像，但是现有监控录像和两名证人的当庭陈述可以证明，两名证人确实在原告的要求下不得已地从当日领取到的W／I奖金中抽出了1，500元，交给了原告，两名证人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原告是其上司、上司要不能不给，这一切都说明两名证人在受到原告索款之际，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将钱给了原告。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黄某曾于2014年1月22日发生的金钱交接行为做出了根本性的否认，在本案庭审中又改口说当日确实与证人黄某之间有金钱上的交接，但系原告向证人黄某借款所致，显有矛盾之处，而且证人黄某对此予以否认，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已将借款返还给了证人黄某，那么原告的陈述不应被采信。尽管两名证人是其员工，但是也是与原告发生金钱交接的当事人，而且原告向两名证人索取钱款的事实与被告无任何利害关系，因此不能仅仅因为两名证人是其员工，就认定两名员工与其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并对证人证词不予确认。综上，其认为原告的行为已构成了违纪，其依据《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对原告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之处理，并无不当，其难以接受原告的诉请，并主张不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2，592元。诉讼中，被告提供了下列证据：
1、被告工作人员于2014年1月29日和证人赵某谈话形成的笔录，主要内容是：（1）问：“今年（13年）以来你所拿的W／I奖励数额还记得吗？”答：“13年1月-6月份我签收的是9，000元，但实际拿到7，500元。”（2）问：“为什么拿到只有7，500元？”答：“1，500元交给办公室韩斐那里。”（3）问：“那13年7月至12月份呢？”答：“从7月份起就没再上交。”（4）问：“以往发W／I奖励都有上交的吗？”答：“都有上交部分的。”（5）问：“以前是怎么签收的？”答：“是用小纸条签收的，后来从13年7月开始公开签收了。”（6）问：“韩斐收了你们的钱后交谁了？”答：“不知道”。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确认是否系证人赵某本人签字，且笔录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由于证人赵某于本案审理中出庭作证，所陈述的内容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因此本院对笔录中所涉证人赵某在原告的要求下按原告确定的金额从当日领取的2013年1月至6月W／I奖金中抽取了1，500元并交付给了原告之事实予以确认。
2、被告工作人员于2014年1月29日与案外人杜某谈话形成的笔录，主要内容是：（1）问：“今年你拿了多少奖励？”答：“1-6月份拿了6，000元，之后每个月都拿了1，000元左右，有时多些有时少些，有1，100元、1，400元不等。”（2）问：“每次领取奖励都签收吗？”答：“签收的。”（3）问：“为何有小纸条签收？”答：“今年第一次发的时间是用小纸条的，后来说要公开，就不用小纸条签收了。”（4）问：“签收与实际发放的金额是否一致？”答：“一致的。”（5）问：“卓某为何也有奖励？”答：“听其他同事讲，奖励报表等都是她做的，所以也给她奖励”。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由于该证据实质为证人证言，而证人未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3、案外人彭某于2014年1月29日书写的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我是8月至建国宾馆实习的，一共拿了三次WALKIN奖励，所发金额与实际签收金额完全符合”。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由于该证据实质为证人证言，而证人未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4、被告工作人员于2014年1月29日与原告谈话所形成的笔录，主要内容是：（1）问：“你们总台W／I奖励是如何分配的？”答：“13年6月份前都按级别、工作表现来分的，都是张……我是不参与的。以前发奖励签收都用小纸条签收的�卓某也有奖励是我提出来的，考虑到她报表要做等等，张同意的，但具体分配都是张做的。”（2）问：“后来呢？”答：“从13年下半年开始就不分级别表现了，包括新进来的也有奖励了，今年7月份行政楼也有奖励了，我们总台认为是不公的，因为行政楼不参与总台的W／I工作，以前也没有分配过W／I奖励给行政楼。”（3）问：“你们签收和实际领取的奖励是否一致？”答：“一致的”。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告知晓自己不符合W／I奖金的发放条件及奖金的发放规定。据此，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5、被告工作人员于2014年1月30日与案外人邢某谈话形成的笔录，主要内容是：（1）问：“你13年所拿的W／I奖励数额还记得吗？”答：“13年1月至6月奖励数额是6，000元，7-12月份是1，000元左右。”（2）问�“你拿到的金额和实际签收相符吗？”答：“一样的。”（3）问：“以前呢？”答：“以往从未拿到过这么多，而且签收都是一人一张小纸条，大家都能看到是在13年下半年开始，包括集中发放13年1月至6月奖励，所以下面员工看到这次发放这么多，感觉没有想到。”（4）问：“你们发放奖励后，有否上交部分给部门？”答：“没有，至于总经理给部门多少，我们是不清楚的”。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由于该证据实质是证人证言，而被谈话人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
6、原告工作人员于2014年1月30日与证人黄某谈话所形成的笔录，主要内容是：（1）“你在总台工作多久了，目前担任什么职务？”答：“快20年了，目前担任总台督导。”（2）问：“13年，你所拿到的W／I奖励金额还记得吗？”答：“1-6月份是9，000元，7月份开始是每个月发放的，都是1，000多元，具体金额记不清了。”（3）问：“1-6月份你拿到手是9，000元吗？”答：“我拿了9，000元，交了1，500元给韩斐。”（4）问：“交给韩斐交给谁知道吗？”答：“不知道。”（5）问：“以前发放W／I奖励要上交部分吗？”答：“要的。”（6）问：“上交多少啥人决定的？”答：“反正上面叫我交多少我就交多少”。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该事实。由于证人黄某于本案审理中已明确陈述曾于2014年1月23日给了原告1，500元，而原告对此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系其向证人黄某所借所致；据此，本院对笔录中所涉证人黄某曾于2014年1月23日在工作场所给了原告1，5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对于该款的性质将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7、被告工作人员于2014年2月7日与原告�话形成的笔录，主要内容：（1）问：“你们W／I奖金是何时开始有的？”答：“应该讲从开业就有了。”（2）问：“你以往拿W／I奖励吗？”答：“我不拿的，自从13年7月开始我才有的。”（3）问：“你原来为何没有？”答：“张告知我是总经理室规定的，包括我从13年7月份开始拿也是她告知我的。”（4）问：“在13年7月之前的奖励中，你下属员工有否将他们当中的一些拿给你？”答：“没有的。”（5）问：“你肯定没拿过他们交给你的奖励款吗？”答：“肯定的。”（6）问：“你是否暗示或提示他们过？”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次要发放奖励前，每个总台员工能拿多少，我是根本就不知道的，这些事在之前我就说过，我只提供总台员工的考勤，至于总金额每个员工拿多少我是不晓得的。”（7）问：“你要对你的陈述负责的？”答：“我负责，如谁说我拿他们钞票的，我愿意当面对责”。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据此，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8、被告工作人员于2014年2月20日与证人黄某谈话形成的笔录，主要内容是：（1）问：“13年1月-6月份的奖励你是何时拿到的？”答：“我记得是周四，好像是23日。”问：“钞票是在哪里领取的？”答：“那天是早班的，上班后去办公室卓某那里领的。”（2）问：“钞票领好后你就给韩斐的吗？”答：“是的。”（3）问：“钞票是在什么地方给韩斐的？”答：“在总台交给她的，我当时还在点钞机上点的。”（4）问：“给多少是谁告诉你的？”答：“是韩斐跟我说的。”（5）问：“你给她后，她把钱放哪了？”答：“给她后她就放自己袋袋里了”。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由于证人黄某于本案审理中出庭作证，所述内容与该证据相吻合，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认定同证据6。
9、《员工过失单》。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了该证据，但认为其不存在该证据载明的过失行为。据此，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10、《通知单》。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证据9。据此，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11、2013年1月-6月份总台W／I奖励分配清单。仲裁委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未曾看到过此证据。由于该证据记载的内容显示证人黄某及赵某在该清单上签名，确认收到奖励9，000元，而两名证人于本案审理中到庭陈述内容与上述内容相一致，故本院仅确认该证据中记载的证人黄某及赵某收到2013年1月-6月份总台W／I奖金各9，000元的事实。
12、《备忘录》。
13、《市�销售部2013年考核奖励方案》。
14、被告制作的《关于执行W／I奖励发放制度的情况说明》。
对上述证据12至证据14，原告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其真实性，且在职期间未曾看到过这些证据。由于这些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均不作确认。
15、《员工手册》、原告于2002年12月5日签字确认的书面材料。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员工手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没有违纪；对其签字确认的书面材料之真实性及被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被告欲证明原告知晓并愿意遵守员工手册内容）。据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16、监控录像及公证书。仲裁委审理中，原告对监控录像之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录像可能经过剪辑，录像也无法体现被告所述，录像中有原告，也有证人黄某；本案审理中，原告对公证书的形式无异议，对公证机关至被告处现场取证、拍摄录像�形成录像的内容没有异议，对于录像中拍摄的原告与证人黄某之间有金钱交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被告欲证明的内容持有异议。据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17、证人赵某到庭陈述之证言。
18、证人黄某到庭陈述之证言。
原告对证据17、证据18的质证意见是：对两名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因为两名证人目前还在被告处工作，之前是原告直属下级，原告离职后，两名证人很可能会接替原告的工作；此外，原告代理人于庭审中也询问了证人赵某，假如有证人赵某所述情形，原告也没有对证人赵某有过胁迫。对于两名证人当庭陈述的证言之认证，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经审理查明，原告原系被告员工，于1991年6月25日至被告处工作，双方签有多份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书面劳动合同为有效期自2008年9月20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至2014年2月24日，离职前在被告前台部门担任总台接待经理，离职前十二个月之月平均工资为14，816.67元。目前，被告已与原告结清了在职期间的工资。
2002年12月5日，原告在被告处前台部担任经理助理，在被告提供的主要内容为“本人已详细阅读，理解并同意《员工手册》所载明的聘用条件及各项规章和条例”之书面材料上签名。
《员工手册》第七章的内容是“纪律条款”，其中7.3条规定了“过失的分类”，即A类过失（7.3.1条）、B类过失（7.3.2条）、C类过失（7.3.3条）、D类过失（7.3.4条），其中7.3.4条规定“员工触犯下列任何一条，将被立即违纪辞退：……4、偷窃、贪污（包括飞单）、非法占有宾馆、客人或其他员工的任何财物或窝赃……”
《2013年1月-6月份总台W／I奖励分配清单》记载的内容显示，被告向证人黄某、证人赵某等总台员工发放了2013年1月至6月期间的W／I奖励款，两名证人各领取了9，000元。仲裁委审理中，原告称知晓自己不符合W／I奖金的发放条件及奖金的发放规定；被告称原告自2013年下半年起才享有W／I奖金，之前不享有，原告对被告此陈述表示“无异议”。
原告在被告决定向总台员工发放2013年1月-6月份总台W／I款后，分别向证人赵某、证人黄某各索要1，500元，因此证人赵某于2013年1月22日从领取的W／I奖励款9，000元中抽取了1，500元并交付给了原告，而证人黄某亦于2013年1月23日从领取的W／I奖励款9，000元中抽取了1，500元并交付给了原告。
2014年1月29日，被告工作人员找证人赵某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被告提供的证据1）；2014年1月30日、2014年2月20日，被告工作人员分别找了证人黄某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被告提供的证据6、证据8）；2014年1月29日、2014年2月7日，被告工作人员分别找了原告谈�，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被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7）。
2014年2月24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员工过失单》，主要内容是：“2014年1月22日，韩斐向赵某索取1，500元，1月23日韩斐向黄某索取1，500元，该行为违反员工手册7.3.4D类过失非法占有员工的任何财物，给予违纪辞退，立即生效，最后工作日为2014年2月24日”，被告处人力资源部和工会主席、总经理在该单据上签名。仲裁委审理中，原告确认于当日收到了《员工过失单》。
当日，被告还向原告送达了《通知单》，主要内容是：“韩斐，你因2014年1月22日向赵某索取1，500元，2014年1月23日向黄某索取1，500元，该行为属《员工手册》7.3.4D类第四条过失，给予立即违纪辞退处分。你最后工作日为2014年2月24日，请于当日至酒店办理离职手续和相关结算手续，若逾期不来办理，酒店将有权处置你入职时所发放的工作用品和设施�备”。仲裁委审理中，原告亦确认收到此通知。
2014年3月17日，原告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提出了本案所涉请求事项。2014年4月3日，仲裁委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对证人黄某、证人赵某当庭作证时所作陈述不予认可，但对两名证人陈述与其在工作中存在现金的交接之事实予以认可，认为其与两名证人之间在工作中确实存在现金交接，同时称“即使申请人向黄某索取1，500元，黄某也是自愿的”。2014年4月24日，仲裁委做出了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2，592元、对原告其他请求事项不予支持的裁决；原、被告均不服上述裁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了诉讼。
庭审中，案外人朱某向本院作如下陈述：其与原告是初中同学，经常帮原告带化妆品；2014年年初去过马尔代夫，帮原告带了眼霜等价值人民币1，000元左右的化妆品，之后与原告相约在徐家汇，并将化妆品交给了原告，原告付给其1，000元，俩人还一起吃了东西，原告付的钱……2014年8月20日，案外人朱某向本院作如下陈述：其与原告是初中同学，由于经常出境，故原告会托其购买些化妆品。2013年12月25日，其出境至济州岛，并为原告代购了价值1，000元的化妆品；由于恰逢年底，一直没有时间，故迟至春节前一周方与原告约定了将化妆品交付给原告的时间，现在记不清楚当时约定的具体时间了，但是记得是一个工作日，两人下班后直接在徐家汇见面，其将化妆品交给了原告，原告给了其1，000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等证据在卷资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原告主张本案所涉录像中体现的证人黄某交付给其的1，500元，系其向证人黄某借款所致，但是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并且遭到�证人黄某的反对。庭审中，原告称由于其委托同学朱某为其代购化妆品，并约定了取货的地点和时间，但其当日没有携带钱包，故向证人黄某借了1，500元，并于当晚在与同学朱某见面时交付给同学1，000元；尽管朱某对为原告代购了价值1，000元的化妆品、并于春节前一周将化妆品交给了原告，而原告支付给其1，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是此认可并不能说明原告必然因此向证人黄某借取了1，500元，更不能必然地证明本案所涉录像中体现的证人黄某交付给原告的钱款实为借款，何况案外人朱某在陈述中也称记不清楚将化妆品交给原告的具体时间了。此外，本院充分注意到，原告在仲裁委审理中对证人黄某称双方在工作中存在现金交接之述是认可的，那么无论被告在仲裁委审理中提供的监控录像中是否体现了双方的现金交接行为，原告都完全可以也应该向仲裁委说明当�确实有现金交接发生，而交接的原因是其因故向被告借款，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对证人的证词之真实性不予认可；庭审质证固然需要技巧，但是实事求是的诚信原则是庭审质证首先应该遵循的原则，如果说原告当时主动提及借钱一事即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那么原告在仲裁委审理中主张“即使申请人向黄某索取1，500元，黄某也是自愿的”就更加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所以本院无法采纳原告的上述解释。据此，本院对原告陈述的证人黄某于2013年1月23日交付给其的1，500元系借款之主张，不予认定。
关于证人黄某、证人赵某是否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词能否被采信的争议。本院认为，尽管两名证人是被告的员工，但是她们也是直接与原告发生金钱交接的人，只有她们本人才能说明是否有金钱交接的事实发生，所以不能仅仅因为两名证人是被告的员工，就认定其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而使其丧失证人的有效资格，并对其证词不予采信。证人黄某的陈述，不仅有监控录像所载内容相印证，而且原告亦认可了当日与证人黄某之间有现金交接的行为，因此没有理由对证人黄某的陈述不予采信。尽管证人赵某的陈述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但是结合原告于庭审中所做陈述，即“刚才我问了证人赵，假如有她所说情形，她没有被胁迫”等相关事实，本院采信证人赵某的陈述。综上，本院对两名证人当庭陈述之证言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所述是否两名证人向其行贿、原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行为之意见。首先，本院在此对原告发出的反问，即“为什么不能认定是员工向原告行贿”做如下回复：无论是否是行贿，都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告不应该获取相关款项的事实。其次，证人的证词以及原告于仲裁委审理中陈述的质证意见已经表�，两名证人交付给原告的各1，500元钱款，是基于原告索要而从领取的奖励款中抽取的；尽管两名证人在仲裁委审理中陈述过是“自愿的”，由于本案审理中两名证人对相关问题已作了陈述，因此本院认定所谓“自愿”并非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被“索取”钱款，而且这是员工付出劳动所得之劳动报酬，这也是一种常识。最后，与行贿相对应的词是“受贿”，无论是被动受贿还是主动索贿，因此而获取的钱款就是一种“非法占有”的行为，并因此而不能被用人单位或司法机关允许。据此，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做出的违纪辞退，有相应的事实依据。
关于《员工手册》是否经过民主程序制订、是否能成为本案的处理依据之争议。尽管原告在本案审理中认为本案所涉《员工手册》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制订，但是其在仲裁委审理中对《员工手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且被告早在2002年12月5日即向原告送达了《员工手册》，如果原告对《员工手册》的制订程序持有异议，完全应该也能够在当时即提出，而不应该在事隔十二年之后方提出异议，因此本院对原告提出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同时认定本案所涉《员工手册》能够成为本案的处理依据。此外，本院认为作为一名员工、一名管理人员，不能在工作中获取非劳动报酬之外的款项，是一种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无需用人单位在《员工手册》中明令禁止，因此无论被告在《员工手册》对此是否有明确禁止，都不能因此而否定被告对原告做出的处理。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于2014年2月24日对其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之处理，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请求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了违法解除，并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同理，本院对被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韩斐提出的要求被告上海建国宾馆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613，331.80元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上海建国宾馆有限公司不支付原告韩斐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2，592元。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史 清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 周静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