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七民初字第400号
原告徐延勇，男，197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肖荣跃（特别授权代理），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云峰，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叶树（特别授权代理），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虹（一般授权代理），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延勇诉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徐延勇及其委托代理人肖荣跃、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延勇诉称：1990年4月，被告招聘并安排原告在被告毕节卷烟厂工作。原告服从被告的管理，遵守规章制度，每月从被告处领取工资。但是被告至今未按规定为原告缴付各项社会保险。2002年9月，被告口头告知原告回家待岗，待被告通知后重新回厂上班。时至今日，原告未接到被告任何上班的通知。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自1990年4月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应享有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切权利。被告作为国有企业，不但不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反而将青春都奉献在毕节卷烟厂的原告无情地推向社会，让原告成为无生活来源、无就业条件、老无所养的社会弃儿。被告的这一做法严重违反了国家劳动方针政策和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一、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0，000.00元；二、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待岗期间的生活补助费40，000.00元；三、被告为原告补交从1992年3月起至今的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第一组证据身份证、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本案经过劳动仲裁。
2、第二组：证人周遵兰、熊益生身份材料、书面证言及证人王道友、王道云、付立友出庭证言。
周遵兰书面证言称：徐延勇在我退休之前在烟厂综合部门干搬运工作。
熊益生书面证言称：原告进厂时间记不清楚了，但是原告在其1999年内退之前在烟厂综合部门干搬运工作。
王道友证言称：我是1986年进入烟厂的合同工，2000年出厂，和烟厂有劳动争议的官司；原告是1990年进厂的，出厂时间我不清楚，但是我出厂时，原告还在厂里上班。
王道云证言称：我是1987年进入毕节烟厂工作的合同工，是2000年出厂的，和烟厂发生过劳动争议纠纷；原告是1990年进厂的，2000年出厂的，我和原告原来都在物资供应科上班。
付立友证言称：我是1987年进入毕节烟厂工作的合同工，是2000年9月出厂的，和烟厂发生过劳动争议纠纷；原告是1990年进厂的，出厂时间我不知道，我和原告原来都在物资供应科上班。
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所规定的条件。本案原告是以答辩人下属毕节卷烟厂的职工的身份向答辩人提起的劳动争议之诉，但是原告在立案时未提供任何证据，也就是说原告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毕节卷烟厂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就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提起民事诉讼必需符合的四项条件中的第一项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基于这一规定，答辩人认为，在原告自述的所谓毕节卷烟厂职工的身份尚无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原告与本案显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件受理条件。二、答辩人处也未查到原告领取工资的记载，印证了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从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原告无权向答辩人主张劳动权益。答辩人接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对相关工资册等档案资料进行查阅，发现从无原告领取工资等事的记载，这一事实，印证了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答辩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第一款中已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鉴于本案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且已被人民法院不当受理，答辩人敬请法庭依据上述规定的精神，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其答辩主张，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1、第一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的法人登记情况。
2、第二组证据情况说明及市东劳务所营业执照、协议书、发票、批复，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与市劳务所才有劳动关系。
经举证、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第一组证据身份证、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被告无异议。2、第二组证据证人周遵兰、熊益生、王道友、王道云、付立友的证言，被告认为周遵兰、熊益生未出庭作证，不予质证，不认可该证言；王道友、王道云、付立友起诉过被告，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证言不真实。
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证据：1、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原告无异议。2、第二组证情况说明及市东劳务所营业执照、协议书、发票、批复，原告认为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不能达到其他证明目的。被告的其他证据不是原件，所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也不能体现原告是市东劳务所职工，所以该组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方证明目的。
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综合审查，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虽对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证人周遵兰、熊益生、王道友、王道云、付立友的证言有异议，但从证人的身份情况来看，周遵兰、熊益生均系被告单位正式职工，对原告的工作情况较为了解，且证人与被告单位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其作出的证言与原告陈述及王道友、王道云、付立友的证言相印证的部分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用人单位系毕节市市东劳务所及原告的工资由该劳务所发放，故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原告的起诉状、被告的答辩状，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上述证据分析，结合原、被告的陈述，认定如下事实：1990年4月，毕节卷烟厂因工作需要聘用原告到综合部门工作，1999年12月，因生产经营之需被告安排原告离厂，但未明确双方是否解除劳动关系。因劳动争议纠纷原告向毕节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9年12月30日，该委员会以原告的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被告的前身系原毕节卷烟厂，由于企业改制先后变更为贵州驰宇集团毕节卷烟厂、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毕节卷烟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040.36元。
本院认为：被告虽不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从原告提供的证人周遵兰、熊益生的身份情况来看，证人均系被告单位正式职工，对原告的工作情况较为了解，其证言与原告的陈述及王道友、王道云、付立友的证言相互印证的部分能客观地证明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司法解释及规定，结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可知，对于劳动争议案件，基本的劳动关系应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对于计算工作年限则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承担。本案中，证人周遵兰的证言称徐延勇在他退休之前在烟厂综合部门干搬运工作，证人熊益生的证言称原告进厂时间记不清楚了，但是原告在其1999年12月内退之前在烟厂综合部门干搬运工作，结合原告主张在被告处工作的时间是1990年4月—2002年9月，证人周遵兰于2000年12月退休，证人熊益生于1999年内退，证人只能就其在上班期间知道的事实进行证实，原告主张1999年12月以后其仍在毕节卷烟厂上班的事实证据不足，因此，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时间认定为1990年4月—1999年12月较为妥当，故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1999年12月终止。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虽有些时段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关于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施行前发生，但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持续至上述两法律、部门规章施行后，原告的合法权益应适用该法律、部门规章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在用工期间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结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毕节地区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起始时间是1992年3月1日，原告的养老保险应从1992年3月1日缴至其离厂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劳动部关于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八条、第十条分别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鉴于原告已于1999年因被告单位生产经营之需离厂，被告的经济补偿金等参照原告离厂前的被告单位1998年职工月平均工资1，040.36元计算较为公平合理，即经济补偿金为9，363.24元（9×1，040.36元），额外经济补偿金为4，681.62元（9，363.24元×50%），但原告未诉请判决支付经济补偿金，视为其对民事权利的处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社保经办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原告徐延勇补缴1990年4月至1999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原告徐延勇个人应承担的部分由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代扣代缴。
二、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徐延勇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9，363.24元。
以上一、二项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徐延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00元，由被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朱曼特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田 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