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民终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煜，男，198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敏，男，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献伟，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褚建，男，198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上诉人王煜因与被上诉人陈敏及原审被告褚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枣民二商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被上诉人陈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献伟，原审被告褚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煜上诉请求：1.撤销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枣民二商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陈敏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陈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明显虚假的证言予以采信，属认定事实错误。陈敏与褚建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了以王煜为担保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敏将所持股权转让给褚建，褚建于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付清全款（即2012年10月25日前）。协议约定王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即陈敏需要在2012年10月25日至2013年4月25日的保证期间内向王煜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将免除保证责任。一审中，陈敏申请证人胡某出庭，证明在保证期间内两人曾一同向王煜催收过债务。胡某称认识王煜并且四次到王煜住所处催告，王煜却从未见过更不认识证人胡某。胡某和陈敏恶意串通，提供虚假证言。二、一审法院采纳显著瑕疵且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胡某兵庭审中自认与陈敏为同乡、朋友关系，属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该证言不具有完全证明力，需要其他证据补强，否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陈敏未采取法定催告形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2002）民二他字第32号】，主张权利的方式可以包括“提起诉讼”和“送达清收债权通知书”等。其中“送达”既可由债权人本人送达，也可以委托公证机关送达或公告送达（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刊发清收债权的公告）。本案中，王煜自称的近乎“溜达过去告诉一声”的催告方式，显然不属于法定的催告形式，故陈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褚建付款期限届满日为2012年10月25日，陈敏于2014年12月4日才诉至法院，明显超过两年诉讼时效。褚建一审中也就已过诉讼时效提出了抗辩，然而一审法院支持了陈敏的主张。陈敏辩称，一、王煜在诉讼过程中严重失信，对协议书中的签字和住址等基本案件事实予以否认，同时滥用管辖异议权，故意拖延诉讼，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证胡某兵具备证人资格，证人证言证实的催要事实客观存在。王煜上诉称不认识证胡某兵，以此否认陈敏进行过催收，这一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在褚建没有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陈敏与王煜作为上下楼邻居，不可能对23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催要，正是因为陈敏对王煜和褚建不断催要，褚建才在2012年12月20日付款两次，合计12万元。正是基于对王煜的信任，陈敏认为王煜不会否认催要事实，才没有采用书面方式向王煜催要。证胡某兵因为是陈敏的老乡、好朋友，才会和其一起去王煜家，王煜胡某兵是陈敏的利害关系人为由，质疑证人资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证胡某兵出庭陈述亲历的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王煜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作为其上诉理由是错误的，该条适用于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只提供证人证言的情况，一审中证人已经出庭作证，所以该条规定不适用本案。三、（2002）民二他字第32号答复没有规定主张权利的方式只有“提起诉讼”和“送达清收债权通知书”，也没有排除其他方式。王煜将（2002）民二他字第32号关于主张权利的方式可以包括“提起诉讼”和“送达清收债权通知书”的规定，理解为只有这两种方式是法定催收方式是错误的。四、褚建主张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0月25日起算是错误的。一审中褚建对12万元的支付时间是2012年12月20日没有异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应从最后此次支付时间起算，而不是约定的支付时间2012年10月25日。一审法院认定从2012年12月25日起算诉讼时效，陈敏在2014年12月4日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褚建述称，陈敏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滕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向枣庄众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公司）付款后，褚建才有钱付给陈敏。在中联公司收购期间，陈敏拿着众源公司公章和财务资料拒不配合，导致中联公司不能按时付款，这都是陈敏造成的。陈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褚建支付股权转让款218万元及利息（以本金218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0月26日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决王煜对褚建的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褚建、王煜共同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6日，陈敏、褚建、王煜共同出资发起设立众源公司，并经枣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陈敏认缴出资额420万元，持股比例42%；王煜认缴出资额370万元，持股比例30%；褚建认缴出资额210万元，持股比例21%。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褚建，经营范围包括商品混凝土生产、销售等。2012年4月25日，陈敏作为甲方、褚建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众源公司于2011年5月6日在枣庄市工商局注册成立，该公司由陈敏、王煜、褚建三人共同出资，公司注册资金为1200万元，现甲方陈敏愿意将众源公司的全部股权（占公司股权比例为42%）转让给褚建，乙方褚建同意受让股权，另一股东王煜自愿放弃受让股权并为褚建提供担保。该协议主要约定，股权转让金额为230万元，褚建应于该协议生效后将股权转让款分四次支付给陈敏，具体金额参照中联公司收购众源公司的付款金额比例执行，具体付款日期亦参照中联公司收购众源公司的付款期限执行，但褚建应在该协议签订六个月内付清全款。该协议签订后，双方须共同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褚建有权按受让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该协议为附撤销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如中联公司收购众源公司不成，则该协议应予以撤销，陈敏、王煜、褚建的股权均应恢复至该协议签订前的状态，届时，应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重新恢复公司章程。如乙方未能按该协议支付股权转让金，则王煜自愿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及担保人王煜签名捺印，并经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李某卓律师见证后生效。在协议书的尾部，甲方陈敏、乙方褚建、保证人（担保人）王煜分别签字、捺印，并有见证人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加盖公章、见证律李某卓签字予以确认。该协议书共三页，由于王煜的签名正常人难以辨认，为避免纠纷，经三方同意，由见证律师在每页下部空白处代王煜签字，并由王煜捺印。2012年5月2日，陈敏、褚建在枣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陈敏将其名下42%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褚建后，褚建的持股比例为63%，王煜的持股比例为37%。2012年12月20日前后，褚建以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向陈敏支付股权转让款12万元，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敏的妻子梅静转账2万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尚欠股权转让款218万元一直未付。2012年10月至2014年中秋节间，陈敏多次向王煜催要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陈敏与褚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敏将其持有众源公司42%的股权转让给褚建，褚建同意受让股权，另一股东王煜自愿放弃受让股权并为褚建提供担保，三方的签约行为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内容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协议签订后，陈敏依约将转让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褚建名下，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褚建应在该协议签订六个月内也即2014年10月25日之前付清股权转让款230万元，但褚建仅于2012年12月20日前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2万元，尚欠218万元，已经构成违约。陈敏于2014年12月4日诉至法院，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现陈敏要求褚建继续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218万元，合法有据，应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中虽未约定利息，但按照协议约定，褚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已于2012年10月25日届满。陈敏主张的利息，其实就是要求褚建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因履行的标的物为金钱支付，陈敏要求自2012年10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较为公平合理，应当予以支持。该案仍有争议的问题是王煜在该案中的责任承担问题。具体包括两个焦点问题，王煜在该案中提供的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陈敏向王煜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保证期间，能否免除王煜的保证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王煜在该案中提供的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第7条约定，如褚建未能按本协议支付股权转让金，则王煜自愿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陈敏据此主张王煜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根据陈敏的起诉意见，一审法院检索到其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或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根据王煜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检索到其抗辩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审法院综合分析上述第7条约定，该条款从字面上已经明确了王煜的“连带还款责任”，应当属于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连带责任保证。王煜认为该第7条约定出现了“未能”的字样，应当适用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此，法律规范一般应当具备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由于立法技术及立法逻辑的需要，假定条件或行为模式有时可以省略，但法律后果是必须有的，并直接决定当事人责任的承担。分析担保法十七条的三要素，该条款省略了假定条件“债务人负有债务应当偿还”，规定了行为模式为“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法律后果为“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但上述第7条约定的法律后果为“连带还款责任”，无法映射到担保法第十七条的法律后果“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中，故该协议第7条的约定不属于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承担一般保证的情形。退一步来分析，即便双方当事人对该第7条约定内容的理解发生争议，也应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用语习惯、合同的相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探究双方约定该条款时的本意。再结合担保法第十九条的立法本意，在当事人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时，也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王煜在该案中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第二个焦点，陈敏向王煜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保证期间，能否免除王煜的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责任。该案所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2年10月25日，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2012年10月至2014年中秋节间，陈敏多次向王煜催要股权转让款，故陈敏向王煜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保证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故陈敏向王煜主张权利亦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庭审中，当事人还围绕诉讼诚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陈敏认为褚建、王煜滥用管辖权异议、申请笔迹鉴定等程序性权利，庭审中不作如实陈述，以达到拖延诉讼进程的目的，严重违反了诉讼诚信原则。褚建、王煜认为陈敏申请的证人虚假陈述，也违反了诉讼诚信原则。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于诉讼诚信都有着最基本的期待，对于良好的诉讼环境都有着热切的渴望。可以说，诉讼诚信关系到法庭权威、诉讼环境的良性构建，而良好的法庭权威、诉讼环境又能充分保障当事人公平、合法的诉讼权利。两者应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促进关系，而且诉讼诚信应成为一种前提保障，有了这个前提才能保障这种互动与促进。诚信原则是民商法中的帝王原则，同样诉讼诚信原则也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应遵循的帝王原则。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均规定，当事人应作如实陈述，这是诉讼诚信的最基本要求。法院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当事人在自由、充分行使陈述、答辩、举证、质证、抗辩等诉讼权利时所提交的起诉状、答辩状、证据等书面材料及所发表的口头陈述意见等，均应对其之后的诉讼行为形成约束。其之后所作陈述与之前提交的书面材料或陈述相矛盾，又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推翻时，法院应以之前的书面材料或陈述为准，或采信对其不利的书面证据或陈述。众所周知，真伪难辨，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可能永远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而法官的职责就是通过当事人全面、理性的诉讼对抗，尽量还原客观真实，缩小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距离。一审判决之所以花大篇幅去分析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对有争议的证据逐一、综合进行分析、认证，其目的就是为了还原庭审现场，在整个诉讼进程中贯穿诉讼诚信原则去审查各方提供的证据，考量当事人及证人陈述的可靠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形式，如果当事人在诉讼进程中出于不同的诉讼目的作前后不一的陈述，如上分析，法院应以其之前的陈述为准，或采信对其不利的陈述，这是违反诉讼诚信的直接法律后果。具体到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在持续近两年的诉讼中，陈敏及其代理人对其诉讼主张所作的陈述前后基本保持一致，较为客观真实，而褚建、王煜对于涉及到该案重要事实的陈述则采取消极否定或避而不谈的应对方式，从而导致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无法对基本事实作出认定。在第二次庭审中，王煜才针对保证期间、诉讼时效的抗辩向法庭及对方当事人开示证据，这种证据突袭给法庭及对方当事人均造成被动，也是有违诉讼诚信原则的。基于法院对于诉讼诚信与诉讼技巧、策略之间界限的考量应当慎之又慎，一审法院无意通过过度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违反诉讼诚信的当事人进行惩戒，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对于褚建、王煜存在的违反诉讼诚信的行为给予训诫。综上，陈敏要求褚建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218万元及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王煜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褚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陈敏支付股权转让款218万元及利息（以本金218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0月26日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被告王煜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被告褚建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240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29240元，由被告褚建、王煜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王煜申请证王某铮（系王煜之父）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170号B3栋2905室王某铮和其妻子长住，王煜并不在此长住。其从未见到陈敏胡某兵到家中来过，从2009年起王煜长期在枣庄、深圳、广州打工，很少回来。2001年由于三个股东因股权转让发生矛盾，陈敏从此与王煜家断绝来往，就没再到其家中去过，因此陈敏胡某兵称到其家中去过是不可能的。陈敏质证称：对证人资格有异议王某铮是王煜的父亲，其就住在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170号B3栋2905室。另外王某铮是褚建的姨父。陈敏提供枣庄市鲁南公证处制作的（2017）枣鲁南证民字第169号公证书一份，证明王煜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在田贝花园租赁房屋的事实是虚假的。根据百度百科资料显示田贝花园的开发商是田贝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公司是田贝股份管理有限公司，而非王煜所称的深圳市富钿房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因此王煜提交的该公司的房屋租金收费单据、停车场收费单据等均不能证明租赁事实客观存在。王煜质证称：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公证书公证的也仅是陈敏搜索网站的截图和客观行为，并没有对截图内容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不能证明陈敏的主张。褚建质证称：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公证书内容来源于百度百科，百度百科是网络广告，无法证明王煜是否在当地居住和租赁房屋。陈敏还申请证龚某武出庭作证，证明在保证期间内，陈敏与证龚某武曾去王煜家中催要过债务。证龚某武作证称，其从事混凝土泵车行业，是陈敏的同行同事，没有合作关系。2012年11月9日左右，具体日期已记不清，晚上八九点，其与陈敏到王煜家催收债务，当时只有王煜一人在家，陈敏希望王煜尽快支付股权转让款，王煜说会打电话联系褚建，催他还这笔债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陈敏、褚建与王煜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陈敏在保证期间内是否向王煜催收过债务，王煜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院认为，陈敏在保证期间内曾向王煜催收过债务，王煜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从举证责任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为证明在保证期间内曾向王煜催收过债务，陈敏在一、二审中分别申请证胡某兵龚某武出庭作证，二人均证实曾在保证期间内与陈敏一起向王煜催收过债务。王煜上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胡某兵是陈敏的同乡、朋友，属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证胡某兵一审中自认其为陈敏的湖北老乡、朋友，证龚某武二审中也认可其为陈敏的同行同事，但不能仅以两证人与陈敏存在老乡、朋友或同行同事关系就认定二人与陈敏存在利害关系，王煜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故以上两证人的证人证言不属于“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另外胡某兵龚某武分别在一、二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签署并宣读了证人保证书，两证人均履行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且一审法院及本院均告知其如若作伪证，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两证人对作伪证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基于此，本院相信两证人出具的证言客观真实，故对陈敏申请出庭作证的两证人出具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为反驳陈敏的诉讼请求，王煜一审中提交了房屋租金收款收据、停车费收款收据、水电费收费单、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广州市居住证信息登记表等证据，证明王煜一直在外打工，不在广州市天河区居住生活。二审中王煜又申请其父王某铮出庭作证，证明王煜并不在广州市天河区居住，以及陈敏没有去其家中催要过债务。对此，本院认为，王煜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曾在外连续居住、打工，尤其在陈敏向王煜催要债务时，王煜亦不能证明其并不住在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170号B3栋2905室。对王煜二审中申王某铮出庭作证，王某铮系王煜父亲，其本身就与王煜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王煜提交的上述证据王某铮出具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陈敏申请出庭作证的两证人出具的证言可信度更高，证明力更强，能够证明陈敏在保证期间内确曾向王煜催要过债务。其次，从常理来讲，王煜的住址在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170号B3栋2905室，陈敏的住址在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170号B3栋3005室，两人为上下层住户关系。在本案诉争股权纠纷发生前，陈敏、褚建、王煜是好朋友关系，基于对褚建、王煜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信任，陈敏叫上自己的朋友、老乡等一起去王煜家口头催要债务，而没有留存书面等形式的证据，符合常理。且陈敏与王煜为上下楼邻居关系，在褚建、王煜尚欠陈敏218万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陈敏一直没有催要显然也有悖常理。再次，从诉讼诚信来讲，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褚建、王煜及其代理人均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字、捺印是真实的，在一审法院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的见证人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李某卓律师核实情况，并向褚建、王煜释明违反诉讼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后，褚建、王煜的代理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才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褚建、王煜的签字、捺印是真实的。本院认为，褚建、王煜在一审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不如实反映股权转让的客观情况，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准确认定案件的关键证据和重要事实，褚建、王煜的做法明显有违诉讼诚信原则，一审法院基于此采信陈敏申请出庭作证的证胡某兵出具的证言并无不当。关于王煜主张的陈敏未采取法定催告形式向其催告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第1条的规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或债权的方式可以包括“提起诉讼”和“送达清收债权通知书”等。该条规定只是列举了“提起诉讼”和“送达清收债权通知书”两种方式，债权人当然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该条规定亦未禁止其他方式。故陈敏通过口头方式向王煜主张权利并不违反上述规定，王煜的该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王煜还主张的本案主债务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褚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日为2012年10月25日，但在2012年12月20日前后，褚建曾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陈敏支付过股权转让款12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因褚建的履行债务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12月20日重新计算，而陈敏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4年12月4日，故陈敏即使在起诉前未再向褚建主张过权利，本案主债务亦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王煜的该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40元，由上诉人王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康 靖审 判 员 姚 锋代理审判员 彭 震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