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7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云杰，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南路6号1幢5-12。
代表人：任贤存，总经理。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别同龙，山东舜翔（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康茜，山东舜翔（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2号1幢。
法定代表人：刘宏利，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斐民，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雪云，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日顺公司）、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日日顺北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以下简称国泰大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别同龙，被上诉人国泰大厦的委托代理人王斐民、张雪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泰大厦一审诉称：国泰大厦承诺销售日日顺北京分公司提供的海尔产品，国泰大厦向日日顺北京公司指定账户电汇预付货款，日日顺北京公司向国泰大厦提供海尔家电产品。双方经过2012年10月31日的对账，日日顺北京公司仍欠国泰大厦预付货款229949.37元及利息。此后，国泰大厦与日日顺北京公司签订了2012版《海尔产品销售总合同》，约定国泰大厦事先在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指定账户上以现汇方式给付货物预付款，日日顺北京公司收到国泰大厦订单后向约定的地点配送货物，国泰大厦库房验货后签字收货。国泰大厦于2012年10月30日开始陆续向日日顺北京公司汇款13笔，汇款合计9495980元，日日顺北京公司向国泰大厦合计提供海尔产品实物合计3935051.46元。截止至2013年10月31日，国泰大厦未收到货物预付款5560928.54元。经国泰大厦致函询问，日日顺北京公司称员工邵翔涉嫌刑事犯罪，建议对于拖欠国泰大厦货款的事项予以搁置，待刑事案件结束后再协商解决。现在，刑事案件已经审理结束。日日顺北京公司已经收取国泰大厦预付的货款，但迟迟未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为维护合法权益，请求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返还国泰大厦货款5560928.54元及利息，并终止双方签订的2012版《海尔产品销售总合同》。另外，在合同履行期间，日日顺北京公司还应当返还国泰大厦节能家电补贴款354120元及利息。综上，国泰大厦请求：1、解除国泰大厦与日日顺北京公司签订的2012版《海尔产品销售总合同》；2、日日顺北京公司返还2012年10月31日之前预付货款229949.37元及自2012年11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日日顺北京公司返还国泰大厦预付款5560928.54元及自2013年4月10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日日顺北京公司向国泰大厦支付节能家电补贴款354120元及自2013年5月2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日日顺公司对上述二、三、四项承担连带责任；5、诉讼费由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承担。
被告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一审辩称：1、同意解除2012版《海尔产品销售总合同》；2、关于229949.37元的预付款问题，对账之后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陆续供货，该部分款项已经转为货款。3、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国泰大厦预付款数额没有异议，但对于供货数额有异议，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该返还国泰大厦5182641.23元，并非国泰大厦主张的5560928.54元。4、关于节能补贴，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统计尚欠国泰大厦补贴款为35180元。综上，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
原审经审理查明，国泰大厦销售日日顺北京公司提供的海尔产品，双方的交易惯例是国泰大厦先预付货款，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按照国泰大厦订单向国泰大厦发货。截止到2012年10月31日，经国泰大厦与日日顺北京公司对账，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尚欠国泰大厦款项229949.37元未供货。
国泰大厦与日日顺北京公司签订的2012版《海尔产品经销总合同》上并无签署时间，国泰大厦称系2011年11月份签订，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称是2011年8月份签订，但都无提交相应证据。该合同约定国泰公司（甲方）经销日日顺北京公司（乙方）产品，国泰公司可以在日日顺北京公司人员指导下以签字盖章的原件、复印件或传真件的书面形式，HIS语音电话、在OMS或HIS系统中由国泰公司自主录入订单或者其他乙方认可的形式向乙方下达订单。货款支付方面，采取现款现货原则，即国泰大厦支付全部货款后，乙方发货等。关于退货，约定除非日日顺北京公司出现质量问题或者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日日顺北京公司不接受国泰大厦任何形式的退货。若出现双方约定的可以退货的情况，国泰大厦可以退货给日日顺北京公司，退货按以该型号最后一次的提货价格扣除此前该笔退货日日顺北京公司兑现国泰大厦的所有商业奖励、库存补差、促销支持之后的价格进行结算等。后，国泰大厦分别于2012年11月9日汇款20万元、2012年11月9日汇款31万元、2012年11月26日汇款15万元、2012年11月26日汇款20万元、2012年12月19日汇款100万元、2013年1月10日汇款28万元、2013年1月10日汇款40万元、2013年1月28日汇款100万元、2013年2月6日汇款50万元、2013年2月22日汇款2395980元、2013年3月11日汇款30万元、2013年3月11日汇款10万元、2013年4月9日汇款266万元，以上13笔共计9495980元。国泰公司自认分16笔收到日日顺北京公司货物，日日顺北京公司开具发票，发票金额为3935051.46元。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发票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应该以国泰大厦提供的验货单确认收货价值，庭审中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认为国泰大厦收到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的货物价值为4313338.97元，庭后，又变更为4313336.97元。国泰大厦称验货单是其内部自制单据，验货单中显示收到货物而没有开具发票的金额为248310元，但这部分货物是双方基于合作关系而由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奖励赠送给国泰大厦的。
另查明，国泰大厦提交两份对账单，该两份对账单加盖日日顺北京公司收款专用章，金额分别为324920元和29200元，共计354120元。两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经庭后核实，对两份节能补贴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
还查明，邵翔系国泰大厦与日日顺北京公司之间业务的直接负责人，2013年邵翔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2015年2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朝刑初字第616号刑事判决书，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邵翔有期徒刑十二年。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2012版《海尔产品销售总合同》，该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否返还2012年10月31日对账单项下的款项及利息；二是2012年11月后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发货价值如何确定，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返还国泰大厦款项的数额及利息；三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返还国泰大厦节能补贴的数额及利息。
关于焦点问题一，该院认为，2012年10月31日，日日顺北京公司向国泰大厦出具对账单，证明截止到该日日日顺北京公司尚欠国泰大厦的货款为229949.37元。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尚欠该数额并无异议，其称该费用已经在后期的发货中抵扣了，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国泰大厦要求日日顺北京公司支付该款项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国泰大厦主张自对账单出具第二日即2012年11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此，该院认为，双方均确认业务惯例是国泰大厦先付款，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后发货。国泰大厦无证据证明预付的款项何时发货完毕，双方签订的合同对此也无明确约定，国泰大厦提交的“2012年10月后国泰支付海尔货款明细”中，也将该笔对账款项纳入国泰支付给海尔的总货款中。并且，具体负责与国泰大厦之间业务往来的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业务人员邵翔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提起公诉，在刑事案件审理完毕之前，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所发货物的货值以及应返还的货款数额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日日顺北京公司支付利息的起始时间应自其在本案中主张权利之日即2015年4月15日为宜，对国泰大厦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该院不予采信，其他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问题二，该院认为，国泰大厦自2012年11月9日分13次向日日顺北京公司支付预付款9495980元，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国泰大厦自认收到日日顺北京公司货物发票价值为3935051.46元，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也并无异议。但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认为应该按照国泰大厦提交的验货单作为计算供货的价值，国泰大厦交付的预付款与根据验货单计算货值之间的差额才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该返还的货款数额。对此该院认为，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作为供货方，对于供货数量本应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就供货数量及价值问题，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仅在庭后提供两份验货单，其中仅一份验货单包含在国泰大厦提交的验货单中。对于验货单国泰大厦称系内部自制单，而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于向国泰大厦供货时，国泰大厦向其出具何种收货凭证前后陈述不一，开始称没有收到国泰大厦的验货单，后又提交两份验货单，但也不能提交出本案全部的验货单。国泰大厦提交的验货单上家电的数量与发票的数量有差异，国泰大厦称差异部分系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商业奖励，该解释与双方合同第六条“…。兑现所有商业奖励、库存补差、促销支持……”的约定相互印证，而除国泰大厦提供的发票外，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也提供不出更多发票印证其供货数量多于国泰大厦自认的数量，且对于所供的家电哪些已经开具发票，哪些没有开具发票，没有开具发票的原因是什么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也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故，该院认为，即使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提供出部分国泰大厦向其交付的验货单，综合本案上述证据情况，对于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主张以国泰大厦提交验货单作为计算供货价值的主张也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该返还国泰大厦的货款为9495980元-3935051.46元=5560928.54元。对于利息问题，国泰大厦主张应自最后一次支付预付款第二日即2013年4月1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如焦点问题一同样的理由，该款项的利息起算时间也应自国泰大厦主张权利之日，即以5560928.54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对关于焦点问题三，节能补贴问题。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两张对账单项下节能补贴的数额为354120元无异议，双方均确认该节能补贴款转化为国泰大厦的预付货款，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无证据证明返还了该款项或者进行了供货，故该款项应予以返还。至于利息问题，国泰大厦主张自出具对账单第二日即2013年5月29日开始起算利息，该院认为，上述节能补贴款已经转为预付款，如焦点问题一同样的理由，该款项的利息起算时间也应自国泰大厦主张权利之日，即以354120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因日日顺北京公司系日日顺公司设立的无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故对上述债务由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共同承担责任。
综上，国泰大厦要求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返还款项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返还款项的利息起算时间证据不足，对于利息该院予以部分支持。国泰大厦要求日日顺公司对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向国泰大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原告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与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的2012版《海尔产品销售总合同》。二、被告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返还预付款229949.37元及支付以该款项为基数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被告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返还预付款5560928.54元及支付以该款项为基数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四、被告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返还款项354120元及支付以该款项为基数自2015年4月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五、驳回原告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35元，由被告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57044元，由原告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负担3991元。
上诉人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的实际供货金额应当以验货单为准。国泰大厦提交的验货单是其对供货数量和金额的自认。发票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国泰大厦的要求开具的，不排除国泰大厦为少纳税而要求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少开发票金额。1、国泰大厦主张验货单是其内部使用的，如果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要求会交给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粉色联，双方结算以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开具的发票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作为供货方，对供货数量附有举证责任。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与国泰大厦的交易流程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供货，国泰大厦在验货单上签收并盖章确认。由于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保管的原因无法提供全部验货单回执联，但其中00002600和00002651两份回执可以说明交货流程，验货单上的货物数量和金额是经过国泰大厦确认的，不容否定。验货单统计的供货金4313338.97元，国泰大厦付款总额9495980-4313338.97元=5182641.03元。5182641.03元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退还国泰大厦的金额。国泰大厦说验货单是其内部自制单据，从国泰大厦给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的回执联加盖了国泰大厦的收货章来看，国泰大厦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对于国泰大厦主张的发票统计金额与验货单金额之间的差额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国泰大厦的奖励，国泰大厦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国泰大厦提交的验货单上家电的数量与发票的数量有差异，国泰大厦称差异部分系被告根据合同约定的商业奖励，该解释与双方合同第六条‘……兑现所有商业奖励、库存补差、促销支持……’的约定相印证。”完全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2、对于发票金额与验货单金额不一致的问题。开具发票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履行的合同附随义务，发票金额并不是与验货单金额一一对应的，只要国泰大厦付款总金额一致即可，通过验货单和发票对照可以发现部分发票和验货单是对应的。因此，国泰大厦主张的以发票为准的说法是错误的，对于发票与验货单的差额，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可以向国泰大厦补开差额部分发票。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刑初字第6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涉及国泰大厦的职务侵占金额与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主张的退款金额基本一致。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不应承担额外经济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刑初字第6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涉及国泰大厦的职务侵占金额为5181342元，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主张的应退款金额为5182641.03元，两者差额基本一致。刑事判决要求职务侵占人向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退还8356108元，如果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按照本案一审判决金额支付给国泰大厦会给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带来额外经济损失。三、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北京分公司在2013年2至4月份收到国泰大厦电视机货款5555980元。国泰大厦提交的证据5第104—107页发票和验货单及证据附件增值税应税货款或劳务销货清单第13页，可以看出国泰大厦于2013年2月1日和3月25日收到电视机共计900152元。综上，国泰大厦支付货款5555980元，减去已经交付的电视机货款900152元，为4655828元。因此，国泰大厦第三项诉讼请求中，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应返还金额为4655828元，而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5560928.54元。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三项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国泰大厦承担。
被上诉人国泰大厦答辩称：一、结合本案事实情况，在本案中，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实际供货的金额应当以国泰大厦一审中提交的发票金额为准。国泰大厦认为，结合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与国泰大厦双方交易的客观情况，在本案中，由国泰大厦在一审中提交的发票较验货单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本案应当依据国泰大厦一审中所提交的发票来认定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实际供货金额，理由如下：验货单是经验货人确认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交付的货物无误而做的一种记录，验货单的主要作用是将所接收的货物中符合买卖合同约定的部分录入系统，其中不仅包含国泰大厦购买的货物，也包括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奖励的货物，还包括折扣处理的货物，因此验货单记载的供货数量及金额不能成为计算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向国泰大厦已经供货的货物款总额的依据。就本案而言,相比验货单来讲，发票对于证明实际发生的交易量及交易价格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毕竟，本案针对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供货金额要计算的是“实际供货金额”，而不是“实际供物金额”。同时，国泰大厦于一审庭审中，向法院提交的《北京市顺义国泰商业大厦关于证据4“国泰收货明细”的说明》中也对验货单作了说明：“验货单上的商品数量包含了日日顺北京分公司销售供货数量，也包含了日日顺北京分公司通过双方合作奖励赠送给国泰大厦的数量。日日顺北京分公司奖励赠送的货物金额，不必开具发票。因此，造成了发票与验货单金额不一致的原因。”因此，结合本案客观情况，对于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主张以国泰大厦一审中提交的验货单作为计算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供货价值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正确。二、关于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供货的举证责任问题。国泰大厦希望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可以退还未交付货物的货款，因此国泰大厦所应承担的客观证明责任是：证明自己给付的总货款金额，并证明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实际供货金额即可。一审中，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供货的货物价值。反而是，国泰大厦本着诚实信用，客观反映双方真实交易情况的原则，真实的提供了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向国泰大厦开具的发票以及国泰大厦保留的验货单，通过国泰大厦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国泰大厦的自认，来证实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的供货情况。如果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于此种计算方式或是证据材料有异议，可以拿出其他的证据材料证明未供货的货款价格。如果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提不出任何证据，那么就国泰大厦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国泰大厦在一审中所主张的供货价值的计算方式无疑是最为合理的。三、关于（2014）朝刑初字第616号判决（以下简称616号刑事判决书）的证明内容。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上诉状中所称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涉及国泰大厦的职务侵占金额为5181342元的描述没有事实依据。
首先，在616号刑事判决书中仅有一处提到此金额，即该判决书第“三、书证、鉴定意见及其他证据材料：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及相关检材和样本复印件证明：……上述75张配送单经与涉案送检材料即盖有‘顺义xx家电部专用章’印章的其他配送单进行比对，除PD号为2695xxxx、2750xxxx、2750xxxx及0149xxxx的配送单外，均系出自同一枚印章盖印的，上述盖有假章的配送单涉及货品共计2300余件，销售价格共计人民币5181342元，时间自2013年1月至4月；上述所有配送单的打印人为‘钦x’，大部分配送单签收人为邵x、其余有毕xx、杨x、陈xx等。”其中描述为该刑事案件中某一份证据中的描述，并非法院查明事实或者本院认为部分的内容。且该证据材料中仅仅是统计了涉及盖有假章配送单的销售价格，这并不能说明那些盖有假章配送单的销售货物就是答辩方所要的货物，职务侵占金额和本案的实际供货金额本来就分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之标的，二者并无实际联系。第二，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判决金额仅仅是为了便于查明刑事犯罪事实，并不能作为本案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与国泰大厦之间涉及的民事案件中的争议金额确定的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与国泰大厦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日日顺北京公司实际供货的金额应以发票记载金额为准还是以验货单记载为准。
原审法院查明，国泰大厦自2012年11月9日分13次向日日顺北京公司支付预付款9495980元，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二审中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又主张日日顺北京公司在2013年2月至4月份收到国泰大厦电视机货款5555980元，因与一审陈述不一致，且无新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按照交易惯例供方提供货物需方应向其交付收货凭证或其他表明收取货物的证据，因此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作为供货方应对供货的名称、数量提供证据，但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没有提交国泰大厦收取涉案货物的相关证据，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对国泰大厦是否向其出具收货凭证及何种收货凭证的陈述前后矛盾。之后提交的两份验货单也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本案所涉验货单记载了商品的名称、入库数量、进价、售价、进价金额、售价金额、进售价差额等内容。从记载的内容看，并不能确定该验货单是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与国泰大厦收取货物的凭证，原审法院根据由国泰大厦提交了全部的验货单的事实、结合国泰大厦依据双方合同的第六条对验货单上商品的数量与发票的数量差异部分作出的合理解释以及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也无其他证据否认国泰大厦的主张，综合认定本案应依据发票作为供货金额，并无不妥，二审中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也无新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日日顺公司、日日顺北京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726元，由上诉人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左玉勇
审 判 员 马 红
代理审判员 尹哲璇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