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辽审四民再终字第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宝林，男，汉族，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卢士才，男，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代理人：王春才，辽宁仁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庙上渔业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德申，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斌，男，汉族，该公司职员，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孙爱萍，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金满街道庙上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葛茂喜，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汪丽清，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宝林与被上诉人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庙上渔业公司（以下简称庙上渔业公司）、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金满街道庙上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庙上村委会）海域使用权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8日作出（2009）大民三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于宝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8月17日作出（2010）辽民一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庙上渔业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2011）民申字第134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2年11月14日作出（2012）辽审二民再字第1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0）辽民一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大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7日作出（2013）大审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于宝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樊少忠担任审判长，陈晨承办，侯爱军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5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于宝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卢士才、王春才，庙上渔业公司委托代理人许斌、孙爱萍，庙上村委会法定代表人葛茂喜及委托代理人汪丽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宝林一审诉称：2006年3月25日，庙上渔业公司隐瞒没有海域使用权的事实，就庙上村委会经营管理的海域海底承包事宜，与于宝林签订了《海底使用承包合同》（2006第7号），将大连金石滩庙上村带江海域海底发包给于宝林，面积为1098亩，承包金每年85万元，保证金42.5万元，承包期15年，即2006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截止到2009年3月，庙上渔业公司共收取于宝林承包金及承包保证金人民币297.5万元。于宝林承包海底礁石面积较少，养殖物资源匮乏，必须投石造礁等改造海底养殖条件，同时人工投苗等改善养殖资源，自2006年3月至2009年4月，于宝林总计投入4425720元的海参、海胆、香波螺等种苗和投石、蛎子壳等养殖物资等，也包括于宝林为养殖所购置的养殖设备设施、人员工资等其他养殖成本费用1085630元。于宝林倾其所有在海底海珍品养殖周期的第一个回捕期到来之前进行了大量投入造成严重亏损，已近破产边缘。基于于宝林等庙上村南部海域海底承包户的普遍亏损导致于宝林上交承包金极为困难的状况，于宝林于2007年曾向两被告申请降低承包金未果，两被告擅自将包括于宝林承包经营海域在内的4500亩海域海底承包经营权对外公开拍卖，案外人靳长和以一次性交齐5年承包金人民币1200万元的条件竞拍成功，并在第一、第二被告支持下，单方面接管了案涉养殖海区，致使于宝林苦心经营的海域内养殖成果被他人侵占，严重地侵犯了于宝林的合法权益。于宝林认为，1.两被告合谋，故意隐瞒对案涉海域没有海域使用权的事实，欺骗于宝林签订海底使用承包合同，已构成重大误解，于宝林依法享有撤销权；2.两被告以每年240万元的标准将4500亩海域海底发包给案外人，显然于宝林承包的案涉海域2006年两被告的发包价格明显偏高，已构成显失公平，于宝林依法有权行使撤销权。于宝林依法行使法定撤销权，没有超过法定行使时限。庙上渔业公司无权行使法定的合同解除权，给于宝林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庙上村委会作为庙上渔业公司的出资人和主管单位及承包金的实际受益人（根据合同约定承包金已经直接分配给村民），对庙上渔业公司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为此，1.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返还于宝林交纳的承包金255万元和承包保证金42.5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于宝林损失511.402万元。以上合计人民币808.902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庙上渔业公司一审辩称，于宝林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于宝林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于宝林要求返还其交纳的255万元承包金及42.5万元保证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于宝林应按该承包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庙上渔业公司按承包合同的约定将案涉海域交付给于宝林经营使用后，于宝林一直在案涉海域从事养殖生产，就应按承包合同约定支付承包金。于宝林要求返还其已按承包合同约定实际使用承包案涉海域期间的255万元承包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于宝林承包案涉海域后，只交纳了2006年3月1日起至2009年2月28日期间的承包金，没有按承包合同约定的期限交纳2009年3月1日至2010年2月28日期间的承包金85万元构成违约，经庙上渔业公司催告后，于宝林仍未交纳，庙上渔业公司有权依据承包合同第五条之规定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并依据承包合同第二条的约定有权不退还于宝林已交纳的42.5万元保证金。2.于宝林要求庙上渔业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511.402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于宝林诉请的511.402万元经济损失根本不存在。于宝林在承包海域经营3年期间不可能只投入没有收益，且于宝林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海域有高达511.402万元经济损失。退一步讲，假设于宝林在承包经营案涉海域期间有投入，因解除承包合同造成损失，其损失也应由于宝林自行承担。于宝林没有按时交纳承包金，其明知承包合同将解除，如在承包海域有其投资养殖的海珍品等水产品，于宝林就应及时的采捕。于宝林系2009年4月14日才将承包海域交回并退出承包海域的，在此前其有充足的时间对其承包海域内养殖的海珍品等水产品进行采捕，在于宝林同意退出承包海域时即放弃了其对于承包海域内海珍品等水产品的收获及收益权，无权要求庙上渔业公司赔偿其任何经济损失。于宝林因违约造成合同解除产生的经济损失亦应由其自己承担。庙上村委会依法委托拍卖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包括案涉海域在内的约4500亩海域五年承包经营权，于宝林对此是知情的，可以通过自己竞价或与他人合伙竞价的方式参与竞买，于宝林未参与竞买的行为表明其已放弃承包拍卖海域，如因此给于宝林造成损失，也应由于宝林自己承担。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于宝林的诉讼请求。
被告庙上村委会一审辩称，不同意于宝林的诉讼请求。本案虽然案由系海域使用权纠纷，但于宝林诉请的主要依据是与庙上渔业公司签订的海域承包合同，庙上村委会并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于宝林的诉讼请求与庙上村委会无关。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审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审理查明，2006年3月25日，于宝林与庙上渔业公司签订一份海底使用承包合同（2006第7号）。合同第二条约定：合同有效期为15年，自2006年3月1日始至2021年2月28日止；依照承包海域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结合承包亩数确定合同承包金为12750000元；承包金由于宝林以现金形式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当年承包金850000元，以后每年承包金在当年的3月1日前一次性以现金形式交清，以后每年类推；合同签订当日由于宝林以当年承包金总额的50％即425000元，缴纳承包保证金；合同履行期间若于宝林违约或中途解除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若于宝林不存在违反本合同约定之行为，合同期满庙上渔业公司应将保证金本息返还于宝林，在此期间庙上渔业公司不得挪用该资金。合同第四条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约定：于宝林在合同履行期内享有对承包海底投入养殖设施进行投苗和收获的权利，也享有对承包海域范围内其海底自然增长海珍品的收益权。合同第五条约定：承包期内于宝林违反本合同约定内容，庙上渔业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已交承包金抵作违约金不予返还。同日，于宝林按约向庙上渔业公司交纳保证金425000元，承包金850000元。嗣后，于宝林于2007年3月30日向庙上渔业公司交纳2007年度承包金850000元，于2008年5月22日，2008年5月27日，2008年6月17日，分别向庙上渔业公司交纳20万元，55万元，10万元，共计85万元的2008年度承包金。2009年于宝林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向庙上渔业公司交纳承包金。2009年3月10日，庙上渔业公司将一份关于放弃海域承包权答复的通知书送达给于宝林，于宝林在《送达文件回执》上签字。该通知书要求于宝林于2009年3月25日前向庙上渔业公司支付2009年度的承包金850000元，并要求于宝林自接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答复是否继续承包该海域，如果不答复视同放弃承包权，庙上渔业公司将于期限届满之日解除与于宝林的《海域使用合同》。
在2006、2007、2008三个承包年度，于宝林在其承包的海域内进行投苗、投石等养殖作业，三年期间投苗、投石共投入442．728万元。
另查明，2009年2月21日，3月18日，4月3日，庙上村委会分别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并形成决议，对包括案涉1098亩海域在内的南部海域一年期承包人放弃承包权的海域向全社会拍租。于宝林参加了2009年3月18日，4月3日的村民代表大会，并在两次会议的签到薄上签名。
2009年3月22日，庙上村委会与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签订《大连市委托拍卖合同》，委托拍卖公司依法拍卖位于庙上村凉水湾南海约4500亩海域（案涉1098亩海域包括在内）五年承包经营权，拍卖底价为1500万元。
2009年3月24日，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在大连日报刊登包括案涉海域在内庙上村凉水湾南海五年承包经营权的拍卖公告，参考面积为4500亩，起拍价为1500万元。
2009年4月5日，由于前次拍卖流拍，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再次在大连日报刊登拍卖公告，参考面积4500亩，起拍价降为1200万元。
2009年4月6日，庙上村委会接管案涉海域，禁止一切非法采捕。
2009年4月13日，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将包括案涉海域在内的庙上村凉水湾南海五年承包经营权以一次性支付1200万元的价格拍卖给案外人靳长和。
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为，于宝林与庙上渔业公司签订的《海底使用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按照《海底使用承包合同》约定，于宝林应于2009年3月1日前向庙上渔业公司交纳2009年度的承包金，但于宝林未按约定时间交纳承包金，且在庙上渔业公司向于宝林送达《放弃海域承包权答复的通知书》后，于宝林既未在通知书载明的时间内作出答复，又未在通知书载明的迟延交纳时间到期日前交付承包金，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庙上渔业公司已经取得合同解除权。庙上渔业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案涉海域交给于宝林使用3年，并无违约行为，于宝林要求返还255万元承包金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保证金，按照承包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合同履行期间若乙方违约或中途解除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因于宝林未按约定交付承包金，且经庙上渔业公司催告后仍不交纳，于宝林已构成违约，故于宝林无权要求返还保证金，对于宝林此请求，该院也不予支持。对于于宝林请求赔偿损失一节，由于双方之间的《海底使用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于宝林在合同解除后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而于宝林并未采取措施。根据于宝林在《放弃海域承包权答复的通知书》的送达文件回执上签字的事实以及于宝林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纳承包金、于宝林于2009年3月18日、4月3日参加庙上村村民代表大会的事实，可知于宝林对合同解除的结果是十分清楚的，从其在应交纳承包金的2009年3月1日起，到2009年4月6日禁止采捕时，于宝林有充分的时间采取相应措施，但其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在2009年3月25日合同解除后，庙上渔业公司也未禁止于宝林对案涉海域进行采捕，到2009年4月6日，庙上村村委会接管案涉海域，禁止一切非法采捕，期间于宝林亦有时间进行采捕，因此于宝林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自己承担。对于庙上渔业公司来讲，其已经催告于宝林交纳承包金，并给予了于宝林较为充分的补救时间，故对于于宝林的损失庙上渔业公司并无过错。对于于宝林要求庙上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一节，因《海底使用承包合同》系于宝林与庙上渔业公司签订，庙上村委会并非合同当事人，由其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故对于宝林要求庙上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
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于宝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423元，由于宝林承担。
于宝林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于宝林的诉讼请求，并按法定原则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具体理由：（一）原审认证的部分内容错误。1.从张德申《录音资料》上看，在回答于宝林关于是否放弃海域使用承包权质问时，其明确表示“我知道你没有放弃”。其对庭审播放的录音无异议。原审未予采信错误。2.从王秀兰等五人《录音资料》上看，庙上村村长葛茂喜在回答于宝林关于是否对放弃海域承包权形成会议决议的质问时，也明确表示2009年3月18日的会议根本没有形成决议。其对庭审时播放的录音无异议。王秀兰等人对于宝林的质问也表示不清楚签字内容，该录音证言与张德申、葛茂喜证言形成印证。原审未予采信错误。3.从袁德馨等四人“封海”证言上看，证言对基础性事实一致，应予采信。4.从被上诉人提举的《通知书》、《送达文件回执》上看，鉴定意见仅排除了复制形成，尚未排除是否为于宝林本人书写。于宝林书面申请对此节问题进行补充司法鉴定，原审予以拒绝，采信两份证据错误。5.从被上诉人提举的《会议记录》、《会议决议》上看，以上证据为单方制作，且不是按时间自然顺序填写，同于宝林提举的抗辩证据相矛盾，不应采信。6.从被上诉人提举的《护海人员工资表》上看，不能推定于宝林放弃承包权，原审予以采信错误。（二）原审认定于宝林已构成违约一节错误。1.从是否放弃承包权上看，原审认定于宝林放弃承包权的主要证据为于宝林收到《放弃海域承包权答复的通知》。于宝林对此否认，并申请补充鉴定。此节为待证事实，原审认定缺乏有效客观证据支持。2.从行使不安抗辩权上看，即便于宝林收到《通知》，其应享有不安抗辩权。（三）原审认定于宝林并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一节错误。1.从被上诉人设置的障碍上看，自2009年3月10日被上诉人发出最后通知之日到4月16日新承包人接管海域，期间不足一个月，于宝林无法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2.从养殖规律上看，即使正常收获，也要受到养殖周期和天气海况的影响，更需要合理的半年以上的清海捕捞时间。（四）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免责一节错误。1.从庙上渔业公司的归责上看，该公司在合同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擅自行使合同解除权，明显违约，按照过错原则，于宝林请求返还承包金、保证金和赔偿损失，实属正当。2.从庙上村委会的归责上看，庙上村委会同庙上渔业公司具体参与并实施了侵权行为，庙上渔业公司应当承担主债务责任，庙上村委会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3.从有效救济上看，庙上村委会的归责，或在本案一并调整，对庙上渔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或在本案判决中明确赋予于宝林另诉权，充分保护于宝林的合法诉权和利益，防止庙上村委会逃避应有的法律制裁。
被上诉人庙上渔业公司答辩称，（一）于宝林存在违约行为，庙上渔业公司有权解除承包合同。1.于宝林存在迟延交纳承包金的违约行为。2.于宝林已在2009年3月18日的村民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不承包案涉海域，放弃承包权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交纳承包金的主要合同义务。3.于宝林至2009年3月25日也没有交纳2009年度承包金的行为，是于宝林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4.于宝林提出的关于承包金交纳期限变更为3月25日的主张不成立。首先，承包合同中没有于宝林应于2009年3月25日支付承包金的内容，双方也没有就交纳承包金的期限变更签订补充协议，交纳承包金的期限从未变更。其次，于宝林在2007年3月30日交纳承包金以及2008年3月1日以后交纳承包金的行为实际上属于违约行为，庙上渔业公司同意收取迟延交纳的承包金不表示变更了原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最后，承包合同第二条约定合法有效。于宝林仅以合同签订时间为3月25日为由主张双方约定承包期自2006年3月25日起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二）于宝林不存在采捕损失。1.于宝林向原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法证明其采捕损失。首先，《06-09带江海支出明细》仅是葛运恩手写的支出流水账，没有有效的会计凭证和其他相关人员签字确认，且葛运恩本人当庭承认该明细中的项目及价格是于宝林说多少就记多少，无法体现真实投资情况。其次，于宝林是证人曲焕荣外甥女婿，证人张万君是于宝林姐夫，且证人当庭表示证言中于宝林购苗、石的数量来源于葛运恩记录的流水账，于宝林提供的书面证言是打字后让证人签字形成的，与证人当庭所述不一致。最后，于宝林提供的《出库单》是假证据。该出库单体现的是于宝林向外卖苗、石的情况，无法证明于宝林购买了这些苗石，支付了相应款项并投入案涉海域。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于宝林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承包合同解除时承包海域有其所称的投放后未采捕的海参、海胆。即使其向承包海域投苗了，因养殖环境、养殖技术、游离、自然灾害等各方面影响，种苗也不可能都存活且留在承包海域内。于宝林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承包海域有未采捕的海参、海胆，故其采捕损失不存在。2.承包合同解除后，如案涉海域存在于宝林投放的海参、海胆，其应当及时采捕，且于宝林当庭认可已进行了采捕，不存在其所称采捕损失。首先，海参苗、海胆苗的回捕期不是固定三年，期限长短受多种因素影响，专家证人已从专业角度进行解释说明。于宝林在原审当庭承认每年均进行采捕，故不存在其所称投苗3年后才能采捕的情况。其次，从承包合同解除至于宝林退出案涉海域、庙上村委会将海域交付竞拍人前，于宝林有充分时间采捕。且于宝林当庭承认在2009年3月10日至4月6日期间进行了采捕，自认采捕价值8-10万元海珍品。最后，于宝林自2009年3月18日表示放弃承包权后，并没有以案涉海域内尚有未来得及采捕的海珍品为由向庙上渔业公司提出给予采捕期的要求，并且自2009年4月6日起还参与了村里组织的看护海域工作并领取补助款，也表明案涉海域是于宝林自愿交回的，没有于宝林所称投入的未采捕海参、海胆及投苗损失。（三）庙上渔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庙上村委会不是承包合同当事人，且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于宝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庙上村委会答辩称，（一）于宝林存在违约行为，庙上渔业公司有权解除承包合同。（二）于宝林不存在采捕损失。（三）庙上渔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庙上村委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庙上村委会组织召开的第八届村民代表大会第十次、第十一次会议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决议合法有效。2.于宝林提出村民代表大会在2009年3月25日交纳承包期限届满前召开并与拍卖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主张不成立。如于宝林在3月25日前交纳承包金，庙上村委会完全可以取消竞拍，不会侵害于宝林权益。庙上村委会没有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于宝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外，本院审理期间，于宝林申请对庙上渔业公司出具的《送达文件回执》上“于宝林”和“2009.3.10”字迹是否为其本人所写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鉴定，2014年11月24日，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的“于宝林”签名笔迹是于宝林所写；“2009.3.10”字迹不是于宝林所写。上述事实有辽大司鉴（2014）文鉴字第02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在卷佐证，已经当事人质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因于宝林未按照合同约定在2009年3月1日前交纳承包金，2009年3月10日，庙上渔业公司向于宝林送达了《放弃海域承包权答复的通知》。根据通知的内容，庙上渔业公司对于宝林迟延交纳承包金的行为，进行了催告并给予了合理的宽限期，于宝林应当在3月25日前交纳承包金。但是庙上村委会在该期限届满之前，在合同双方未对是否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于3月22日与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签订《大连市委托拍卖合同》，对包括案涉海域在内的4500亩海域委托拍卖，该行为存在不当之处。因此，虽然于宝林违约在先，但是对于案涉合同的解除，双方当事人均有责任。对于宝林要求庙上渔业公司返还已付保证金42.5万元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宝林已付的255万元承包金，因其已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海域三年时间，并获得了一定收益，理应支付使用案涉海域的费用。因此，于宝林要求庙上渔业公司返还已付承包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庙上村委会并非案涉合同当事人，故于宝林要求庙上村委会承担返还承包金和保证金的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合同解除后于宝林财产损失数额的认定和负担问题。合同解除后，于宝林应将承包的海域返还庙上渔业公司，但是案涉海域中的海产品、礁石等财产，系于宝林投资，应归于宝林所有。于宝林应当对合同解除后其承包海域内存留的财产及价值承担举证责任。但是，于宝林提供的证据材料只能证明其在3年承包期间的投苗、投石情况，不能证明合同解除时剩余海产品及礁石等财产的实际价值。首先，由于海上养殖存在经营风险，海产品投苗后的成活率存在不确定因素，所投礁石一般情况下也不能达到在15年承包期内100%的使用率，因此，不能根据投入情况判断合同解除后海产品的存活情况、相应的价值以及所投礁石等增添的价值。其次，于宝林原审曾自认在承包期内进行过采捕，获益近100万元，也表明所投海产品并非全部存留在案涉海域中。最后，合同解除后，庙上渔业公司给予了于宝林较为充分的采捕期限，于宝林应当在对方收回承包海域之前及时采捕，以减少损失。综上，因于宝林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合同解除后其承包海域内的财产价值，故其主张庙上渔业公司和庙上村委会按照投入的金额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宝林主张的工人工资和其他支出，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且以上投入属于正常经营成本投入，并非因合同解除所造成的损失，故其要求庙上渔业公司和庙上村委会承担上述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于宝林提出的原审认定事实问题。第一，于宝林与张德申的录音资料不足以证明于宝林没有违约。原审法院未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第二，王秀兰等人的录音资料内容与本案原审认定的事实并无直接关系。第三，袁德馨等人的证言材料不能充分证明庙上渔业公司或庙上村委会于2009年3月20日进行了封海，存在违约行为。第四，经本院委托鉴定，证实《送达文件回执》上的签名为于宝林本人书写，可以予以采信。第五，庙上渔业公司提供的庙上村委会第八届村民代表大会第十次、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可以证明会议讨论的内容，于宝林无充分证据反驳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第六，《护海人员工资表》上有于宝林签字，并与证人证言相印证，可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审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
二、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庙上渔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于宝林保证金425000元；
三、驳回于宝林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款项逾期给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8423元，鉴定费350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423元，鉴定费33000元，由于宝林承担197674元，由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庙上渔业公司承担71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樊少忠
审 判 员 侯爱军
代理审判员 陈 晨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