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2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福汇源水产养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法定代表人陈惠雄，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孔凡勇，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伟庆，男，汉族，1973年9月13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
委托代理人罗永东，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健海，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何英杰，男，汉族，1972年12�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第三人李振诚，男，汉族，1980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佛山市福汇源水产养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汇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伟庆、原审第三人何英杰、李振诚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3）佛顺法伦民初字第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福汇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梁伟庆支付工程款人民币39695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本金396955元自2013年5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梁伟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50.74元，由梁伟庆负担316.74元，由福汇源公司负担3634元。
上诉人福汇源公司上诉提出：
一、梁伟庆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为翻新塘310.91亩，重组塘50.01亩，原审判决认定梁伟庆完成重组塘127.54亩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其理由如下：（一）梁伟庆并没有证据证实其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是多少。虽然在原审法院对何英杰询问时，何英杰陈述其已要求梁伟庆自行找测量机构测量梁伟庆所完成的工作量，但梁伟庆并未自行找测量机构测量，因此，梁伟庆的工程量应以实际完成的为准。而李振诚书写的测量单据所记载的面积数所反映的是梁伟庆启动工程前的面积：其中572.67亩为福汇源公司所承包的面积，134.22亩为其所承包的面积中河涌及转包给其他人的面积，即福汇源公司实际可支配的鱼塘面积为438.45亩。因此，李振诚书写的测量单据所记载的面积，只是福汇源公司可支配使用的面积，即梁伟庆未开工前的鱼塘总面积，而并不是梁伟庆实际完成的整治鱼塘的面积。（二）根据福汇源公司与何志来的约定，何志来的工作范围是鱼塘的开挖，虽然价格为每亩930元，但该单价为正常的市场价格，而开挖鱼塘的性质与何英杰和梁伟庆签订的《基塘整治合同》中基塘重组的性质基本相同，即何志来所完成的鱼塘开挖面积为77.53亩，而福汇源公司在这77.53亩鱼塘完工后的一个月左右是不可能又将该部分的鱼塘再交给梁伟庆整治的。因此，梁伟庆实际完成的基塘重组为50.01亩。（三）原审判决以《基塘整治合同》中重组�塘的价格每亩2400元与何志来开挖鱼塘的价格每亩930元、两者的价格差距大的理由，来认定何志来没有完成77.53亩的鱼塘开挖，属于主观臆断、自相矛盾。首先，《基塘整治合同》中重组鱼塘的价格每亩2400元只是何英杰与梁伟庆私下串通约定的价格，该价格并未得到福汇源公司的认可（《基塘整治合同》没有福汇源公司的盖章确认）；其次，福汇源公司在一审同意梁伟庆实际所完成的工程可按《基塘整治合同》约定的价格结算，是基于何英杰当时为福汇源公司的员工。福汇源公司在一审只是确认对于梁伟庆实际完成的工程，可按这个价格结算，而并不是代表《基塘整治合同》约定的价格就是福汇源公司认可的价格。最后，既然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何志来实际开挖鱼塘77.53亩，却在法院认为中认定福汇源公司未能举证证实77.53亩由何志来完成，实属自相矛盾。而且，退一步讲，即使何志来所完成的工程不属于《基塘整治合同》中重组鱼塘的工程范围，也应认定其为《基塘整治合同》中翻新塘的工程范围，从而扣减梁伟庆所主张的翻新塘的工程价款。（四）原审法院对何英杰所做的询问笔录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何英杰在原审法院对其进行调查询问时已离职，因此其对梁伟庆所完成的工程量的陈述，并不能代表福汇源公司的意思，而且何英杰并不是测量梁伟庆完成的工程量的测量人员，其根本无资格、也不可能清楚梁伟庆所完成的工程量。
二、原审判决认定梁伟庆完成的压桩、铺路等辅助工程为11040元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本案中，梁伟庆在一审提供的证据5出仓单复印件两份，用来证明其压桩、铺路等辅助工程为11040元，但梁伟庆并没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而福汇源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原审判决单凭已离职的何英杰在询问笔录中的确认就认定其真实性并采纳该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属程序违法。另外，出仓单复印件显示，其中一张编号为0619826的出仓单并没有何英杰的签名，而且两张出仓单所记载日期相隔10日，其编号却是连号，明显不符合常理。何英杰在原审法院对其进行调查询问时已离职，其对梁伟庆所完成的工程量的陈述，并不能代表福汇源公司的意思，也不能客观反映真实的情况。因此，梁伟庆应对压桩、铺路等辅助工程的工程款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福汇源公司只需支付梁伟庆工程款199843元，并判令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梁伟庆负担。
上诉人福汇源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梁伟庆辩称：一、福汇源公司主张梁伟庆�成重组塘的面积仅为50.01亩，但其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梁伟庆主张其完成重组塘的面积为127.54亩，有李振诚书写的测量单据、何英杰的陈述等证据证实，并结合相关当事人陈述，其主张理据充分，应予认定。二、原审判决查明何英杰原来是福汇源公司负责涉案基塘整治工程项目的员工，其对本案事实所作的陈述当然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福汇源公司确认梁伟庆除完成《基塘整治合同》约定的工程外，还完成了压桩、铺路等辅助工程，只是对具体工程量不予确认。在一审中何英杰确认了上述辅助工程的工程量，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正确。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梁伟庆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原审第三人何英杰、李振诚在二审期间未作陈述亦未�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梁伟庆实际完成重组塘面积的问题。福汇源公司上诉主张，在梁伟庆所主张其完成的重组塘127.54亩中，有77.53亩实际由何志来完成，梁伟庆实际仅完成50.01亩；而梁伟庆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其实际完成重组塘127.54亩。首先，从工程价格来看，根据《基塘整治合同》和《鱼塘开挖协议》对工程价格的约定，重组塘工程的价格为每亩2400元，鱼塘开挖工程的价格是每亩930元。福汇源公司主张这两个工程性质相同，但时间相近、地点相同且工程性质相同的两个工程有如此巨大的价格差距，明显不符合常理。福汇源公司虽主张重组塘工程的价格为每亩2400元是何英杰与梁伟庆私下串通约定，并未得到福汇源公司认可，但其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次，从工程内容来看，根据李振诚及梁伟庆的陈述，结合《基塘整治合同》的名称和具体约定，可以认定重组塘的工程内容为将鱼塘根据养殖需要进行合并或者拆分；而据《鱼塘开挖协议》名称和具体约定，可以认定鱼塘开挖工程内容为开挖鱼塘。可见，两个工程的内容明显不同。再次，从测量单据反映的内容来看，福汇源公司、李振诚主张其是在工程启动前福汇源公司对工程总面积的初步估算；梁伟庆则主张是其完成工程后，李振诚核实的工程量。若如福汇源公司、李振诚所主张测量单据所载面积是对工程面积的预算，《基塘整治合同》约定工程在2013年1月动工，却在预算中并未扣除在2012年11月由何志来完成的鱼塘开挖工程的面积，而是将这刚刚完成的鱼塘开挖工程的面积又纳入即将开始的基塘整治工程范围中，这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且福汇源公司对�并未能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故福汇源公司、李振诚的主张并不可信，而梁伟庆的主张更加合理可信。据此，福汇源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梁伟庆完成重组塘127.54亩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梁伟庆完成的压桩、铺路等辅助工程的工程款数额问题。虽然福汇源公司对涉案的出仓单复印件不予确认，但出仓单复印件有曾在福汇源公司负责涉案工程的何英杰确认，福汇源公司又未能提供足够证据予以反驳，故应认定辅助工程的工程款数额为11040元。福汇源公司上诉否认辅助工程的工程款数额为11040元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福汇源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42元，由上诉人佛山市福汇源水产养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代理审判员 杨 莉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罗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