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亚民再终字第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文勇，男，汉族，1959年10月13日出生，住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警官宿舍。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文玲，女，汉族，1976年8月8日出生，住海南省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栋***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符龙煌，男，汉族，1957年10月11日出生，住海南省三亚市荔枝沟金达宾馆。
委托代理人：周义桀，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三亚市电视机厂管理人。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
法定代表人：胡范平，三亚市电视机厂管理人负责人。
再审申请人刘文勇、文玲因与被申请人符龙煌、第三人三亚市电视机厂管理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2014）三亚民申字第11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文勇、文玲，被申请人符龙煌的委托代理人周义桀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三亚市电视机厂管理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9月2日，符龙煌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起诉称：2004年初，符龙煌所在单位电视机厂为解决因拆迁职工的住房问题，在三亚市丰兴隆开发区建职工安置楼。当时因经济困难一时无法筹借资金购房，于是将购房之事告知刘文勇。刘文勇建议，由他垫资帮符龙煌购买房子，交由刘文勇先居住使用，等什么时候符龙煌有钱还，他再将房退还给符龙煌。双方商定后，符龙煌于2004年7月8日与电视机厂签订了《安置房购房合同书》，依合同约定符龙煌所购安置房为位于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的综合宿舍大楼B栋1单元第702号套房（简称702号房），面积为93平方米，总价款为84000元，其中7461.60元是其单位应发给符龙煌的拆迁补偿款，符龙煌应交的购房款为76538.4元。符龙煌因得到刘文勇的帮助，筹够了这笔购房款，亲自交到市电视机厂的财务处，单位也开具了相应的收据。为了保证偿还借款，刘文勇要求符龙煌将购房合同的交款发票原件交其保管，待符龙煌还清借款时再还给符龙煌，届时将房子一并交回。双方从来没有进行过房屋买卖方面的协商，也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安置楼建成后，符龙煌依约将房子交由刘文勇使用。2008年至2009年期间，因孩子长大要结婚没有住房，符龙煌要求刘文勇腾房交还，但刘文勇对符龙煌说：“你有钱给我，我就搬出。”由于符龙煌当时钱不够，只好让他们继续居住。2010年初，符龙煌筹借到钱后要求刘文勇腾房，刘文勇竟要求支付45万元才肯还房，其后又说，房屋现在由文玲使用，与其本人无关。符龙煌找到文玲要求她交回房屋，但文玲拒不搬出，不肯将房屋交还。符龙煌向单位所购买的拆迁安置房，按合同约定应该属于符龙煌所有；符龙煌在购房时与刘文勇约定，由刘文勇借钱给符龙煌购房，在符龙煌还钱之前，由刘文勇先居住使用，符龙煌能还钱时刘文勇应将房屋交还。符龙煌并没有同意刘文勇将房屋交给他人使用，现刘文勇未经符龙煌授权，擅自将702房交给文玲居住使用，文玲没有合法依据占有并使用符龙煌的房屋。刘文勇、文玲拒不将房屋返还，构成对符龙煌的严重侵权，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符龙煌与电视机厂签订的《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合法有效；2、确认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B栋1单元702房属于符龙煌所有；3、确认符龙煌与刘文勇、文玲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4、刘文勇、文玲停止占用属符龙煌所有的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B栋702房的侵权行为；5、刘文勇、文玲在十日内将占用的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B栋702房交还符龙煌；6、刘文勇、文玲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刘文勇辩称：符龙煌当时单位有分房的指标，但他没有钱交房款，符龙煌就说把这个指标转让给刘文勇，以后有钱就拿点给他。由于双方是朋友关系，刘文勇就同意了，但当时刘文勇也没有钱，就告诉老乡文玲这事，由文玲交钱付了全部房款，分四次支付的，房子也一直由文玲居住至今。
文玲辩称：其本人听刘文勇说他朋友有分房的指标，但他没有钱交房款，就把指标转让给文玲，房款全是文玲付的。符龙煌当时说以后给他点钱就可以了，文玲后来陆续给过符龙煌四、五万元，但都没有打收条。按当时的房价，文玲不可能帮他垫钱买房，如果是垫钱买房，文玲也不可能装修。文玲不同意退房。
第三人三亚市电视机厂管理人未发表陈述意见。
一审判决查明：符龙煌所在工作单位三亚市电视机厂为解决拆迁职工的住房问题，在三亚市丰兴隆开发区兴建职工安置楼。需要购房的职工先付完房款后，电视机厂才和职工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符龙煌因经济较为困难，遂找刘文勇协商。之后，刘文勇于2003年10月25日、2004年2月22日、3月10日、6月30日以符龙煌的名义分四次向电视机厂支付房款共计77000元。电视机厂收到房款后，于2004年7月8日与符龙煌签订一份《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合同约定符龙煌所购安置房位于综合宿舍大楼B栋1单元第702号（简称702房），面积为93平方米，总价款为84000元，其中7461.60元是电视机厂应发给符龙煌的拆迁补偿款，可抵作房款，符龙煌应支付76538.40元。合同签订后，符龙煌将《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交给刘文勇，四张付款收据原件也交给刘文勇。2005年安置楼建成后，符龙煌将702房交给刘文勇，刘文勇又将该房交由文玲居住，同时将《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及收据原件交给文玲。文玲对房屋进行装修，并入住至今。2010年，符龙煌因儿子结婚需用房，要求刘文勇、文玲退还房屋，遭拒后，符龙煌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文玲主张经刘文勇介绍，其与符龙煌之间口头达成702房的房屋买卖合同。购房后，通过刘文勇陆续支付符龙煌52000元作为转让702房的费用。符龙煌主张与刘文勇之间形成借款及房屋借住关系，同时还主张刘文勇代其支付房款76000元中的51000元为购买702房的借款，25000元为刘文勇代符龙煌妻子领取的下岗补偿款，实际只借刘文勇51000元。双方对各自的主张都未能举出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另查明，2010年4月12日，电视机厂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同年6月29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电视机厂管理人接管电视机厂。
一审判决认为：符龙煌与电视机厂签订的《安置房购房合同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符龙煌诉求该合同有效合法，法院予以支持。符龙煌主张与刘文勇之间对702房只是借用关系，并非房屋买卖关系，符龙煌仅举证《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复印件，没有其他证据。文玲主张与符龙煌之间对702房是口头房屋买卖关系，文玲举证《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购房缴款收据原件，证明购房款由其缴纳。刘文勇述称因符龙煌没有资金购买职工安置房，便介绍文玲购买本案702房，702房的购房款76538.4元是文玲以符龙煌名义向单位缴纳。从上面相反事实的各自证据数量和证明内容来看，双方的证据均未能否定对方的证据。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如果是文玲向符龙煌购房，涉及如此重大的一个财产交易，文玲应让符龙煌签订一份《安置房转让合同》，同时，向电视机厂交付的购房款，文玲应让符龙煌出具收款收据，而文玲主张购房合同关系成立，却未能举证证明。刘文勇因借款给符龙煌，为保证借款事实明确和及时归还，刘文勇保管有《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购房缴款收据原件，符合生活常理。刘文勇将房屋交给文玲居住，并将上述购房资料交给文玲保管，作为文玲居住使用房屋的凭据，文玲同时对房屋进行装修并居住至今，也符合日常生活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此，高度盖然性是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以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符龙煌属电视机厂的职工，系702房的安置主体且享有702房的福利补贴，符龙煌主张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采信符龙煌证据的证明力更接近于案情事实。因此，符龙煌主张与刘文勇形成借款、房屋借住关系的事实，法院予以采信。符龙煌主张与刘文勇、文玲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符龙煌基于与电视机厂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合法占有702房。符龙煌作为702房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要求刘文勇、文玲腾出房屋。据此，符龙煌诉求刘文勇、文玲返还房屋，法院亦予以支持。刘文勇、文玲基于房屋借住关系入住702房，具有合法依据，符龙煌主张确认刘文勇、文玲侵权，停止侵权行为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符龙煌与电视机厂签订的《安置房购房合同书》有效；二、确认符龙煌与刘文勇、文玲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三、刘文勇、文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搬出位于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B栋702房，将该房交还给符龙煌；四、驳回符龙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文勇、文玲承担。
刘文勇、文玲不服一审判决共同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符龙煌的诉讼请求；另，诉讼费用由符龙煌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本案中，支付房款的人是文玲，而不是刘文勇。文玲及刘文勇从本案起诉至今一直声明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刘文勇借款给符龙煌支付房款，再将房屋交给文玲居住，与事实不符，亦违背生活常理。因为作为普通人的刘文勇不可能毫无利益地将大笔款借给符龙煌，并将房屋无偿给仅是同乡关系的文玲居住。（二）一审判决认定刘文勇为保证借款事实明确和及时归还而保管有《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购房缴款收据原件，不符合生活常理。因为，如果刘文勇保管《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购房缴款收据原件是为了保证借款事实明确和及时归还，则说明刘文勇对符龙煌有不信任及防范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其应当与符龙煌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借款事实明确最直接有效的证据显然是签订借款合同，不签订借款合同而以保管《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购房缴款收据原件来证明借款事实，不仅有违法律规定，亦有违生活常理。由此可知，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三）符龙煌主张，刘文勇借款给他支付购房款，然后再向他借住该房屋，他随时都可收回房屋。该主张显然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如果刘文勇无房居住，为何不直接购房居住，而要将如此大额、在当时足以购房的款项借给符龙煌，自己仅是借住随时会被收回的房屋。（四）按照符龙煌的主张，其随时可收回房屋，则对于一个随时都将被收回的房屋，作为借住人的文玲有何理由对房屋进行装修，不符合生活常理。（五）从文玲支付购房款，占有《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及购房缴款收据原件，占有并装修房屋进行居住使用，这表明文玲从一开始就把该房当作自己房屋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借住使用的心理，因为借住根本就不需要占有《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和购房缴款收据原件，更不必要对随时会被收回的房屋进行装修。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将建房指标转让的情况，但随着房价日益提高，特别是海南成为国际旅游岛后房价成倍飚升，不少人为了巨额利益违背诚信以种种借口提出收回房屋。这些年这些纠纷已大量地出现。结合这个环境背景，可以查清楚本案事实，即文玲与符龙煌就是房屋转让关系。请二审法院依法公断，以维护文玲、刘文勇的合法权益。
符龙煌答辩称：（一）文玲、刘文勇认为不是房屋借住而是房屋买卖关系，则应拿出合法有据的房屋买卖合同，但是符龙煌和文玲、刘文勇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所以文玲、刘文勇的上诉是没有依据的。刘文勇和符龙煌是朋友关系，刘文勇自己有困难，才要求符龙煌在涉案房屋分下来后，先给他住解决实际困难，符龙煌提出应由刘文勇筹措购房资金，而符龙煌在需要时，可以随时收回房屋。双方就此达成一致后，刘文勇交了7万元购房资金，符龙煌才将房屋交由刘文勇居住。（二）符龙煌根本不认识文玲，更不可能和文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退一步假设符龙煌是将房屋卖给文玲，也不可能才让其支付7.7万元的购房款，这样的话符龙煌的利益不可能得到体现。（三）涉案房屋是单位的安置房，根本不具备买卖条件。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文玲、刘文勇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就涉案房屋达成房屋买卖还是房屋租赁关系，涉案房屋应归谁所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一）项规定：“房地产转让当事人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可见，法律规定房屋买卖合同为要式合同，买卖双方必须签订书面合同，否则双方的买卖行为不能成立生效。文玲、刘文勇主张与符龙煌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能举证证明与符龙煌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且涉案房屋是电视机厂的职工安置房，至今尚未办理房屋权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房，一般不宜转让，故文玲、刘文勇的主张不能成立，涉案房屋仍应归符龙煌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2005年安置宿舍楼建成后，符龙煌将涉案房屋交给刘文勇，刘文勇又将该房交由文玲居住，且符龙煌并未提出异议，根据涉案房屋使用的实际情况，应认定符龙煌与刘文勇、文玲形成口头的房屋租赁关系。因双方未采用书面形式，涉案房屋租赁应视为不定期租赁。符龙煌于2010年要求刘文勇、文玲退还房屋，实际上是要求解除双方租赁关系，并已在合理期限前通知承租人，故符龙煌随时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刘文勇、文玲退还房屋。一审判决刘文勇、文玲退还涉案房屋并无不当。至于文玲主张其装修房屋投入资金的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综上，刘文勇、文玲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文勇、文玲负担。
刘文勇、文玲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二审以刘文勇、文玲未与符龙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涉案房屋为单位集资房不宜转让为由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推定为双方存在租赁关系，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刘文勇、文玲购房时虽然没有与符龙煌签订书面协议，但文玲以符龙煌名义向单位缴纳购房款，文玲实际占有该房，并进行装修，因此，刘文勇、文玲与符龙煌的关系是房屋买卖关系。2、符龙煌称该款是借款，但刘文勇、文玲未与符龙煌无利益关系将如此大额款项借给符龙煌，并且无借条，无证据证明是借款，如果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就是双方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不需保管合同书、交款收据原件。3、如果文玲无房居住，可以直接购买房产，无需将大额款项（当时足够购买三亚房屋款项）借给符龙煌购房用，否则会存在借住后随时被收回的问题。4、二审判决不能以单位集资房禁止转让，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而推定双方存在租赁关系。（二）符龙煌是因为2009年下半年房价暴涨，为了反悔，要回房屋。请求：1.撤销本院（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重新审理；2.驳回符龙煌的诉讼请求。
符龙煌辩称：文玲、刘文勇认为不是房屋借住而是房屋买卖关系，则应拿出合法有据的房屋买卖合同，但是符龙煌和文玲、刘文勇之间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所以文玲、刘文勇的申请再审是没有依据的。涉案房屋是单位的安置房，根本不具备买卖条件。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方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第三人电视机厂管理人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2003年10月25日、2004年2月22日、3月10日、6月30日，文玲以符龙煌的名义分四次向电视机厂支付房款共计77000元。电视机厂收到房款后，于2004年7月8日与符龙煌签订一份《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四张付款收据原件与《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由文玲存放。2005年，安置楼建成，文玲接收该702房，并对房屋进行装修，并入住至今。2010年，符龙煌要求刘文勇、文玲退还房屋，遭拒后，于2010年9月2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刘文勇将符龙煌位于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B栋702房交文玲居住使用行为无效；2、判令文玲腾岀位于三亚市丰兴隆小区春光路9号春光小区B栋702房交还符龙煌。一审法院于2010年12月25日作出（2010）城民一初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驳回符龙煌的诉讼请求。符龙煌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10月10日，本院作出（2011）三亚民一终字第6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审重审时，经一审法院释明，符龙煌将原诉讼请求变更为重审一审的诉讼请求。法院对文玲持有四张付款收据原件与《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的原因进行法庭调查，符龙煌在2011年12月27日庭审时的陈述意见为“作为还款的保障”，在2013年1月21日庭审陈述意见为“因为他（刘文勇）还欠我2万元，我那时在万宁，所以把合同和收据给他去交钱”。
另，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文玲、刘文勇与符龙煌就涉案房屋达成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还是购房指标转让合同关系、涉案房屋应归哪一方所有的问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确定符龙煌主张其与文玲、刘文勇达成的法律关系为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符龙煌未提出异议。房屋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房屋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符龙煌为证实其主张举出了《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复印件，未能举出双方关于租金标准、支付方式方面的证据材料，而且文玲至诉前已入住702房长达五年，符龙煌也未能举出文玲交付租金或向文玲催付租金的证据材料。因此，符龙煌的该项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文玲、刘文勇则主张与符龙煌并非达成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而是达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实质为房屋购买指标转让合同关系。文玲、刘文勇举出购房缴款收据和《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证明购房款由文玲缴纳，702房已由其购买。702房为职工安置楼房屋，符龙煌作为三亚市电视机厂职工享有购房指标，而根据三亚市电视机厂规定，需先付完房款后方能签订《安置房购房合同书》购买安置房。实际上，文玲以符龙煌名义付完购房款77000元，才具备签订《安置房购房合同书》的条件，进而以符龙煌名义与三亚市电视机厂签订《安置房购房合同书》购买702房。文玲持有购房缴款收据和《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证实符龙煌在文玲直接支付房款77000元后取得签约条件，并将房屋购买指标转让给文玲的相关事实，也说明文玲作为房屋实际购买人履行了购房的付款义务。而且，涉案702房至今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最能直接反映房屋权属的文件是该房屋的买卖合同和付款凭证。因此，文玲支付房款并持有付款凭证和《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原件，占有使用702房，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和民间买卖的通常交易习惯。另一方面，根据2004年三亚房地产情况，当时房价尚不算高，文玲所支付77000元房款及投入房屋装修的款项即可购买适合其居住的房屋。如文玲无房居住又持有相当的购房资金，却在未订立任何书面凭据明确双方是转让购房指标还是租赁关系的情况下，代符龙煌垫付77000元房款，并另外投入资金装修，仅是取得期限不明的房屋使用权，显然不符合常理。所以，结合文玲出资装修房屋并入住多年的事实，对文玲、刘文勇所举《安置房购房合同书》、购房缴款收据原件更具有优势证据的证明力，应当予以采信，理应当认定文玲与符龙煌达成口头的购房指标转让合同。符龙煌主张其将《安置房购房合同书》、购房缴款收据原件交给刘文勇，是作为向刘文勇借款的保证，但其于2013年1月21日庭审时则陈述其将合同和收据交给刘文勇，是为了办理交付房款手续，所作陈述前后矛盾；而且，刘文勇否认其借款给符龙煌的事实，符龙煌也未能举证其向刘文勇借款的金额及期限、还本付息的事实，也不能证实刘文勇向其催付过借款本息的情况。符龙煌主张其交出《安置房购房合同书》及购房缴款收据原件是作为借款担保交由刘文勇保管，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涉案综合宿舍大楼B栋为三亚市电视机厂安置职工所建楼房，三亚市电视机厂给予符龙煌购买702房的指标是该厂向职工发放的一种福利待遇，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安置房屋购房指标转让，且三亚市电视机厂也未限制职工对外转让，应认定该购房指标属于享有资格的职工可以自行处分且能与职工人身相分离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订立合同。因此，文玲与符龙煌就702房购房指标转让达成口头的购房指标转让合同，其内容与形式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房地产转让当事人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因该条规定属于为了加强房地产市场经营管理而设置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不能据此判断合同效力。文玲取得702房购房指标后，以符龙煌的名义与电视机厂签订的《安置房购房合同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由文玲实际履行，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符龙煌主张702房属安置房屋，不具备转让条件，其理由不能成立。鉴于文玲已支付房款，对房屋装修投入，并已长期居住，应当确认涉案房屋应归文玲所有。由于购房指标具有房屋物权利益，购房指标转让实质是一种房屋买卖行为，符龙煌请求确认其与刘文勇、文玲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702房属其所有，与事实不相符合，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文玲对其所有的702房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居住702房并不侵犯符龙煌的权利，故对符龙煌主张刘文勇、文玲停止占用702房的侵权行为及将702房交还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另外，借用是指出借人定期或不定期将出借物无偿交给借用人使用，借用人使用完毕后将出借物返还给出借人，出借物一般为动产，借用期限通常是临时性的或短期的。符龙煌陈述其因刘文勇向其出借购房款才交房屋给刘文勇使用。如其所述，刘文勇得以使用702房是支付了购房款77000元的多年法定孳息，并投入资金装修，实际是支付了对价的有偿使用，且文玲长年居住在702房，并非临时性的或短期的居留。因此，文玲对702房的使用状况也不符合借用的特征。
综上，刘文勇、文玲的再审主张，证据充分，理由成立，本院应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查明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除《安置房购房合同书》效力认定外的其他判处不当，应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1）城民一重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三、维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1）城民一重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确认符龙煌与三亚市电视机厂签订的《安置房购房合同书》有效。
四、驳回符龙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符龙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朝
审判员 陈莹明
审判员 蔡西河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刘 乔
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