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闽民申字第17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福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肖文桂，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陶天猛，福建自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骆奋平，男，汉族，1958年7月16日出生，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文福，男，汉族，1955年8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少青，男，汉族，1985年6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毅，男，汉族，1963年2月23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明治，女，汉族，1954年5月29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蔡欣婕，女，汉族，1993年6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智筑，男，汉族，1976年1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亚源，男，汉族，1965年3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志庆，男，汉族，1980年12月1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石世旭，男，汉族，1971年7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石杰，男，汉族，1972年6月4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伟彬，男，汉族，1984年11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亚山，男，汉族，1968年8月2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志发，男，汉族，1971年9月29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迎辉，男，汉族，1970年10月20日出生，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智志，男，汉族，1973年2月17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婉娥，女，汉族，1978年10月19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慧玲，女，汉族，1978年6月27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喜娟，女，汉族，1978年5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燕煌，女，汉族，1966年11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石羡珍，女，汉族，1964年1月1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成进，女，汉族，1959年8月22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坂上村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桂月，女，汉族，1968年4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燕玉，女，汉族，1957年9月7日出生，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伟峰，男，汉族，1982年8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桂兰，女，汉族，1958年10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列二十六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池加新，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十六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婧，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林永璋，男，汉族，1975年10月2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再审申请人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下称公益公交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骆奋平、陈文福、陈少青、黄毅、郑明治、蔡欣婕、陈智筑、林亚源、林志庆、石世旭、张石杰、杨伟彬、孙亚山、张志发、林迎辉、陈智志、黄婉娥、刘慧玲、黄喜娟、杨燕煌、陈石羡珍、陈成进、张桂月、杨燕玉、孙伟峰、张桂兰（下称骆奋平等26人）及一审第三人林永璋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终字第6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公益公交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讼争中巴车辆属于骆奋平等26人的财产并挂靠公益公交公司经营，是错误的。讼争中巴车辆购买时由公益公交公司签订《车辆买卖合同》、支付购车款并由车辆经销商向公益公交公司开具销售统一发票，聘请驾驶员、支付燃油费等经营管理事务均由公益公交公司负责，结合骆奋平等26人提供的车辆行驶证等证据，本案讼争中巴车辆的所有权确属公益公交公司所有。骆奋平等26人原审提交的《收款收据》，系公益公交公司向骆奋平等26人融资所产生，是骆奋平等26人入股公益公交公司成为公司隐名股东并参与分红的出资凭据。（二）原审将工商部门的年检报告作为认定所有权的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讼争车辆均登记在公益公交公司名下，原审不以物权法的规定作为认定物权归属的依据，而是将工商年检材料《企业资产负债表》作为认定所有权的依据，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讼争中巴车共有24辆，但公益公交公司仅就其中的4辆与部分被申请人签订了《协议书》，其余20辆中巴车并未签订任何协议，原审将公益公交公司在特定情况下与部分被申请人签署的《协议书》，作为认定全部24辆讼争中巴车“挂靠”的依据，属于以偏概全，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四）原审既已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公益公交公司按照“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以线路为核算单位进行统一利润分配”的模式进行运作，则应当将公益公交公司的成本和收入进行综合核算后才能进行利润分配，但原审却判令公益公交公司将政府财政补贴款按照骆奋平等26人所主张的数额直接支付给骆奋平等26人，显然是错误的。（五）原审认为公益公交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公司的运营成本数额，因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26名被申请人中，包括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燕煌及原工商登记注册股东陈石羡珍，公司无法进行相应成本核算的原因，在于杨燕煌的账目不明，是其行为导致公益公交公司客观上无法进行财务成本核算的工作，相应责任应由杨燕煌承担，既然骆奋平等26人提起共同诉讼，则26人应就杨燕煌行为导致的成本无法核算承担不利后果。（六）被申请人之一的杨燕煌，一方面利用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代表公司”做出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决定，另一方面，又依据做出的所谓“公司决定”，来为自己作为所谓“挂靠车主”的身份牟取违法利益，因此，其应对公司的账目亏空600余万元负责，全部26名被申请人作为一个连带的权利义务主体，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无视上述情况，认定公益公交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合情理，也不合法。（七）根据厦门市《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本案讼争燃油补贴的发放对象为公交企业而不是个人，原审将政府部门发放给合法经营企业的财政补贴，作为所谓“挂靠经营个人”的收益，显然错误。（八）没有任何一份政府文件要求“公交企业应将燃油补贴款发放到具体补贴对象”，原审凭空臆造“厦门市交通委、厦门市财政局要求公交企业将燃油补贴款发放到具体补贴对象”，并依此判令公益公交公司应将财政补贴款支付到骆奋平等26人名下，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九）客运车辆挂靠的实质是对行政许可的转让，由具有资质的客运公司将资质提供给不具备资质的挂靠人从事必须经法律、行政法规许可的行为，客运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实属“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既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给广大乘客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客运车辆挂靠经营合同是无效合同，原审间接认定骆奋平等26人与公益公交公司之间的挂靠经营合同有效是错误的。（十）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即骆奋平等26人一审提交的《证明》系伪造。在公益公交公司对该证据申请司法鉴定及一审法院要求骆奋平等26人提供相关资料后，骆奋平等26人匆忙申请撤回该证据，但一审并未准许撤回而是以该《证明》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是错误的。（十一）骆奋平等26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骆奋平等26人起诉。骆奋平等26人提交的《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关于中巴置换出租车的具体程序及相关事宜的报告书》附件2《挂靠车辆及实际车主清单》中，讼争中巴车辆的车主只有20人，不包括骆奋平、陈少青、蔡欣婕、杨伟彬、陈成进、杨燕玉等6人，原审将该6人列为共同原告而未依法裁定驳回起诉错误。（十二）原审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1.本案一审立案受理时间为2012年12月27日，但公益公交公司2013年1月31日才收到一审法院发送的起诉状副本，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5日期限，属于“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2.一审法院向公益公交公司发送的“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规定的举证期限为20日，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日的规定，严重剥夺了公益公交公司的举证时限权利。综上，公益公交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骆奋平等26人提交意见称：（一）公益公交公司开具给骆奋平等26人的《收款收据》完全可以证实讼争中巴车辆系骆奋平等26人出资购买。因存在挂靠关系，所以购车发票体现购车单位为公益公交公司，部分采取按揭贷款方式购车的车主，银行按揭贷款也是以公益公交公司名义办理，表面上是公益公交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实际上均是车主自己支付。况且公益公交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审庭审中亲口确认本案讼争中巴车车主系骆奋平等26人及第三人林永璋。（二）机动车属于动产，根据物权法第六条的规定，动产以交付而非登记为所有权的公示原则，公安部门对机动车的登记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措施，不能作为认定所有权的依据。而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是关于经过登记的机动车与善意第三人之间关系的规定，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并不影响机动车的物权效力。（三）对于一个正规、合法经营的企业来说，将本单位各项资产、负债列入资产负债表是很正常的行为，公益公交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公司“固定资产净值”科目的期末数最高值仅为123085.84元，远低于讼争中巴车辆的实际价值，完全可以证明讼争中巴车辆并非公益公交公司资产，况且原审并非简单依据工商部门年检报告认定讼争车辆的归属。（四）公益公交公司关于原审以偏概全将《协议书》曲解为挂靠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骆奋平等26人原审除提供四份《协议书》外，还提供了公益公交公司盖章确认的《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关于中巴置换出租车的具体程序及相关事宜的报告书》，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政府成立公益公交公司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杜绝车辆挂靠现象、规范城市客运环境，但不能杜绝公司成立后因自身管理原因而出现挂靠现象，挂靠行为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应由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认定处罚，与本案无关。（五）公益公交公司关于原审“完全按照骆奋平等26人自己认为的成本进行核算”的理由不能成立。骆奋平等26人原审提交的证据《申请报告》所附《各项收支表》，实际上是由公益公交公司财务人员制作的，其他相关数额与公益公交公司原审提供的《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2012年度专项审计报告》中的数额也能吻合，况且原审法院已经给予公益公交公司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让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需扣除的运营成本数额，但公益公交公司并未提供，自然应承担不利后果。（六）被申请人之一的杨燕煌身份确实比较特殊，当时既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又是原524线路的车主之一，但两者并不矛盾。即便杨燕煌在担任董事长期间产生一些呆账、坏账，公益公交公司要求骆奋平等26人承担也毫无道理，况且该说法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杨燕煌等人和公益公交公司之间的公司利益纠纷，与骆奋平等26人和公益公交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七）公益公交公司称原审凭空臆造“厦门市交通委、厦门市财政局要求公交企业将燃油补贴款发放到具体补贴对象”的事实，但骆奋平等26人原审提交的厦交运管（2010）21号《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发放2009年度公交车燃油补贴的通知》中，第二条“补贴发放程序”明确规定“补贴款应当发放到具体补贴对象……”，表明包括燃油补贴在内的政府各项补贴虽然先划到公益公交公司账户，但按规定应具体发放给中巴车车主（具体补贴对象）。（八）骆奋平等26人原审时撤回原先提交的证据《证明》，是为避免诉讼被拖延，除该份《证明》外，骆奋平等26人原审已提供了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况且该份《证明》也并非如公益公交公司所称是原审“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九）《关于发放2009年度公交车辆燃油补贴的通知》（含《发放登记表》）等证据清楚显示骆奋平等26人为本案讼争中巴车辆车主，公益公交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讼争24部中巴车辆车主系骆奋平等26人及第三人林永璋，公益公交公司关于骆奋平等26人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公益公交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讼争中巴车辆是否属于骆奋平等26人所有并挂靠公益公交公司处运营。首先，根据骆奋平等26人原审提供的张桂月、张桂兰、陈智志等人分别与公益公交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张桂月、张桂兰、陈智志等人将自有车辆过户到公益公交公司，由公益公交公司按照“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以线路为核算单位进行统一利润分配”的模式进行运作，“如果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该车所在的进行统一利润分配的线路承担”，“公益公交公司统一代为如期缴纳各种税费，保证车辆正常运营”，双方在《协议书》中还约定公益公交公司收取管理费，并代办中巴车辆年检、代收代转运营收入等事项，虽然骆奋平等26人原审提供的只是部分车主和公益公交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但足以证明挂靠经营事实之存在。其次，根据公益公交公司2010年12月召开的股东会形成的决议，持有公司股份90.4189%的与会股东一致决议选择政府出台的中巴车置换出租车方案，并同意向厦门市交通委员会提交《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关于中巴置换出租车的具体程序及相关事宜的报告书》，在提交的《报告书》中，公益公交公司确认该公司名下自有公交车辆仅为1辆，包括本案讼争中巴车辆在内的其余171辆车系挂靠在公益公交公司名下经营，该股东会决议及《报告书》属于公益公交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再次，本案讼争中巴车辆并未作为实物出资进入公益公交公司注册资本，公益公交公司在相关年度的《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中亦未将本案讼争中巴车辆列入公司固定资产科目，虽然该事实不能作为认定讼争中巴车辆权属的唯一依据，但可佐证本案讼争车辆并非公益公交公司所有的财产。最后，公益公交公司在本案中以骆奋平等26人作为讼争中巴车辆补贴对象上报申请补贴款，厦门市财政局也根据公益公交公司的申请将补贴款实际划付到了公益公交公司账户，且公益公交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福良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公司往年收到财政补贴款进行统一核算后曾经发放给骆奋平等26人。综合上述事实，原审认定骆奋平等26人系本案讼争中巴车辆的实际车主，讼争中巴车辆系挂靠在公益公交公司处运营并无不当。因讼争中巴车辆系过户至公益公交公司名下挂靠经营，故公益公交公司关于讼争中巴车辆登记于公司名下、部分中巴车辆以公司名义购买更新、部分经营管理事务以公司名义进行即应认定讼争中巴车辆属公司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公益公交公司称骆奋平等26人原审提交的《收款收据》系骆奋平等26人入股公益公交公司成为公司隐名股东并参与分红的出资凭据，但《收款收据》“摘由”一栏中明确注明为购车款而非投（出）资款，公益公交公司亦未能提供代持股协议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骆奋平等26人为公司隐名股东，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公益公交公司称骆奋平等26人原审提供的公益公交公司于2010年12月9日出具的《证明》系伪造，但原审并未以该《证明》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其关于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主张不能成立。公益公交公司称骆奋平等26人与公益公交公司之间即便存在挂靠经营合同也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虽然公益公交公司成立时政府相关部门要求该公司不得采取车辆挂靠等方式出让、分割出让或变相出让、分割出让公交线路经营权，但根据厦交运管（2010）21号《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发放2009年度公交车辆燃油补贴的通知》等文件中关于各中巴企业应按责任经营、承包、挂靠三种类型填写《燃油补贴发放登记表》并领取燃油补贴的规定，表明政府相关部门对存在挂靠经营的事实实际上是认可的，而且挂靠经营属于公交公司内部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并未涉及行政许可的转让，更不会对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公益公交公司关于骆奋平等26人挂靠公益公交公司经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因而无效的主张依据不充分。
关于骆奋平等26人获得政府部门发放的车辆财政补贴是否有依据及补贴数额如何确定。根据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发放公交车辆燃油补贴、空调费补贴、E通卡补贴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厦门市政府对公交车辆实行的燃油补贴、空调补贴、E通卡补贴等，由公交企业按照补贴标准和要求向市运管处提出申请，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后将补贴金额划拨到公交企业，同时也要求公交企业应当将燃油补贴款等发放到具体补贴对象。如前所述，本案中，公益公交公司已按照上述文件要求，以骆奋平等26人作为讼争中巴车辆补贴对象上报申请了补贴款，厦门市财政局也根据公益公交公司的申请将补贴款实际划付到了公益公交公司账户，且公益公交公司在本案中也确认其在往年收到补贴款进行统一核算后曾经发放给骆奋平等26人，由于讼争中巴车辆所在的524线路目前尚有补贴款未发放，因此公益公交公司负有将该线路的政府补贴款及时发放给骆奋平等26人之义务。公益公交公司称即便根据其与部分车主签订的《协议书》中“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以线路为核算单位进行统一利润分配”的约定，也应扣除公司运营成本后才能将补贴款发放到线路，再由线路核算后发放给骆奋平等人，但公益公交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需扣除的运营成本数额，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根据骆奋平等26人提供的财务核算数据确定公益公交公司应支付的补贴款数额并无不当。公益公交公司称该公司运营成本未能进行核算的原因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申请人之一的杨燕煌等所造成，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况且公益公交公司已以杨燕煌等原公司股东为被告另案提起损害公司利益纠纷诉讼，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公益公交公司称原审凭空臆造“厦门市交通委、厦门市财政局要求公交企业将燃油补贴款发放到具体补贴对象”，但根据2010年6月29日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厦门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厦交运管（2010）21号《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发放2009年度公交车辆燃油补贴的通知》，该通知“补贴发放程序”部分明确规定：“政府对公交车的燃油补贴，由市交通委审核，市财政局直接划拨给相关企业。相关企业在市交通委的监督下，根据规定的补贴标准和程序将补贴发放到具体补贴对象。……”，公益公交公司关于原审臆造事实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原审是否存在剥夺公益公交公司辩论权利的情形。公益公交公司称一审法院向其发送起诉状副本的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5日期限属于剥夺其辩论权利，但即便一审法院向公益公交公司发送起诉状副本的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5日期限，也未影响公益公交公司行使相应的答辩权利，况且公益公交公司一审期间也已针对骆奋平等26人的起诉进行了答辩并参加了一审诉讼全过程。公益公交公司另称一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仅为20日，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日的规定，经查，一审法院两次向公益公交公司发送的《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指定的举证期限天数共计为30日，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举证期限的相关规定，况且公益公交公司如果认为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无法完成举证，仍可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因此，公益公交公司关于原审剥夺其辩论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骆奋平等26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虽然骆奋平等26人提交的《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关于中巴置换出租车的具体程序及相关事宜的报告书》附件《挂靠车辆及实际车主清单》中，讼争中巴车辆的车主名单只有20人，但根据公益公交公司在本案中以骆奋平等26人作为讼争中巴车辆补贴对象上报申请补贴款，以及公司往年收到财政补贴款进行统一核算后曾经发放给骆奋平等26人的事实，同时结合公益公交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本案原告为骆奋平等26人的事实，表明公益公交公司在原审中对骆奋平等26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是认可的，现公益公交公司主张骆奋平等26人诉讼主体不适格，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公益公交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卫红
审 判 员 黄庭岗
代理审判员 沈瑞敏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秀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