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民终98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新玉，男，1967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亮，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爱瑶，男，1970年1月2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爱明，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三水，男，1979年4月2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原审被告：史照英，女，1966年1月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高淳区。上诉人袁新玉因与被上诉人周爱瑶、李三水、原审被告史照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2015）高民初字第2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新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爱瑶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周爱瑶、李三水负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1.周爱瑶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袁新玉一审中并未承认曾在2014年向周爱瑶归还过5万元的事实，袁新玉在2014年从未通过银行向周爱瑶转账任何钱款。2.李三水在一审时先作出了袁新玉未收到周爱瑶借款的陈述，后又作出相反陈述，因此李三水陈述前后矛盾，不应被采信；3.虽然借条上写的是“今借到”，但周爱瑶自认是先写借条后交付款项，故不存在袁新玉写借条时已收到借款的情形；4.周爱瑶对以现金方式交付100万元的过程陈述前后矛盾，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周爱瑶已履行款项出借义务。实际上是案外人耿贤军向周爱瑶借款，并打算由袁新玉提供担保，但袁新玉不愿意作担保人，袁新玉为便于控制钱款，后就由袁新玉直接向周爱瑶出具了借条。周爱瑶辩称：1.袁新玉在一审中分别有两次关于在2014年年初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归还周爱瑶5万元借款的陈述，因此可以确定袁新玉在2014年年初通过转账方式向周爱瑶还款5万元的事实。另结合周爱瑶在一审中提供的通话记录，可以反映本案的诉讼时效发生了中断；2.李三水作为借款担保人，不应作为证人来证明本案事实，一审判决也没有将李三水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3.周爱瑶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2年5月9日和10日从银行账户上支取了90万元，而本案借款交付时间是2012年5月11日，可以证明周爱瑶已履行款项出借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三水、史照英未到庭发表意见。周爱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新玉、史照英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5月19日起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李三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袁新玉、史照英、李三水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新玉、史照英于1992年10月5日登记结婚。2012年5月11日，袁新玉经李三水介绍向周爱瑶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周爱瑶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约定在2012年5月18日前还清。李三水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2014年年初，袁新玉归还5万元。借款到期后，周爱瑶多次催讨，袁新玉、史照英、李三水均未履行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100万元借款有无实际交付；2.周爱瑶提起本案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及李三水应否免除担保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周爱瑶持有借条，能够对交付过程作出合理说明，且袁新玉出具的借条上记载的是“今借到”周爱瑶借款，而非“今借”，从借条的内容上来看，袁新玉与周爱瑶不仅就借款达成合意，并且袁新玉已收到借款；其次，袁新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金额100万元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若周爱瑶没有交付借款，袁新玉应积极向周爱瑶主张将借条返还，袁新玉辩称打电话给周爱瑶要求返还借条，周爱瑶称已撕毁后袁新玉基于信任没有再要求返还借条，与常理不符。另袁新玉在2014年年初归还5万元，亦证明周爱瑶已交付借款的事实。再次，从周爱瑶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明细对账单反映，周爱瑶于2012年5月9日、10日，从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取90万元，而本案借款发生在2012年5月11日，能够看出周爱瑶具备交付100万元借款的能力。综上，应当认定周爱瑶已履行100万元借款交付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周爱瑶陈述向袁新玉催要还款，袁新玉于2014年年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爱瑶归还5万元，袁新玉对该5万元亦认可，故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另从周爱瑶提供的调查笔录可以看出，周爱瑶从2013年春节开始以及以后的每年春节均向李三水催讨，李三水也当庭予以确认，因李三水对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时，未明确主债务的保证范围与方式，应认定对全部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周爱瑶未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李三水保证责任免除。周爱瑶与袁新玉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周爱瑶就袁新玉、史照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袁新玉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史照英未举证证明上述借款系袁新玉的个人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袁新玉、史照英经催要后未归还借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故应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判决：一、袁新玉、史照英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周爱瑶支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5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扣除已支付的5万元）；二、驳回周爱瑶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由袁新玉、史照英负担。本案二审期间，袁新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6年12月20日袁新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耿贤军的会见笔录，该会见笔录中，耿贤军陈述：“当时袁新玉要求周爱瑶还借条的事我也在，周爱瑶说了大家都是朋友，我已经撕掉了。……这事完全与袁新玉无关，是我和周爱瑶之间的事”；2.2016年9月7日报警人为袁新玉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夏国锋、袁新玉在高淳分局淳溪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其中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上记载：“袁新玉至所报称：其于2012年打了一张100万借条给周爱瑶，但是周爱瑶根本没有给其100万元借款。”夏国锋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知道的事实是两个，一是周爱瑶所讲的借款100万元是借给我表弟耿贤军的，不是借给袁新玉的。二是证明我亲耳听周爱瑶对袁新玉讲过这张欠条已经撕毁了。”袁新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来报警的，有人在没有给我钱的情况下，在法院打官司告我还钱，我认为他这是诈骗。”上述两份证据拟共同证明案涉100万元借款系耿贤军与周爱瑶之间的资金往来，与袁新玉无关，袁新玉与周爱瑶之间没有任何资金往来。3.袁新玉在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卡在2014年1月至7月的账户明细查询单，拟证明2014年年初袁新玉并没有向周爱瑶转账5万元。周爱瑶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其对袁新玉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会见笔录中耿贤军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耿贤军应当出庭作证，且不排除耿贤军与周爱瑶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会见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和袁新玉询问笔录中记载的内容均是袁新玉自述，不能达到袁新玉的证明目的。对夏国锋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夏国锋应当出庭作证。对证据3袁新玉的银行卡流水，因袁新玉在一审时已自认了在2014年年初通过转账方式向周爱瑶归还过5万元的事实，即便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卡交易流水没有反映袁新玉有向周爱瑶转账5万元，但有可能袁新玉通过其他银行卡向周爱瑶归还借款，故银行卡明细查询单不能达到袁新玉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证据1耿贤军的会见笔录及证据2的夏国锋询问笔录，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因上述两人均未到庭接受质询，故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证；证据2的接处警工作记录与袁新玉的询问笔录系袁新玉的个人陈述，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证据1和2均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形成，不能真实客观反映袁新玉在向周爱瑶出具借条后，如周爱瑶未交付借款，作为借款人本应有的行为状态。故本院对证据1和2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3袁新玉的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卡明细查询单有原件供核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至于证明力问题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证。二审中，袁新玉还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耿贤军2012年至2013年农业银行卡及工商银行卡的交易流水，拟证明2012年5、6月份周爱瑶向耿贤军转账了60、70万元，耿贤军也一直向周爱瑶还款。虽然周爱瑶在2012年5月9日、10日卡内支取了90万元，但其实是和其父亲互相走账，因此周爱瑶没有现金出借给袁新玉。本院认为，耿贤军非本案当事人，其账户交易明细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无直接必然联系，故对袁新玉提出的调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在2016年1月8日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周爱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袁新玉询问：“在2014年，被告方有无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指周爱瑶）归还过借款？”袁新玉陈述：“在这个100万元借条之后，原告借了20万元给我周转一下，没有打条子，2014年我通过银行转账了几万元给他，其余的通过现金给的。”周爱瑶委托诉讼代理人又问：“如果袁新玉对2014年1月转账给周爱瑶5万元事实不认可的话，申请恢复法庭调查。”袁新玉答：“这个5万元是真实的，但是有可能是工程款。要回去查一下。”二审中，袁新玉陈述：其与周爱瑶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周爱瑶在其工地上做外墙保温，工程款由南京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直接给付周爱瑶，其个人不会直接给付周爱瑶。上述事实，有借条、银行卡明细对账单和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为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周爱瑶有无向袁新玉履行100万元款项出借义务；2.周爱瑶要求袁新玉履行还款义务有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周爱瑶有无履行款项出借义务的问题。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该类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根据周爱瑶提交的袁新玉出具的借条，可以证明袁新玉与周爱瑶之间存在100万元的借贷合意。其次，通过周爱瑶提交的其农业银行卡明细对账单，可以反映其在2012年5月9日至5月10日期间从银行共取款89.98万元，另结合周爱瑶的职业特点、收入情况，以及周爱瑶关于向袁新玉交付借款时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反映周爱瑶具有向袁新玉出借100万元款项的能力，及周爱瑶已通过现金方式将100万元交付给袁新玉的事实。袁新玉虽提出实际借款人系耿贤军、周爱瑶并无出借能力等抗辩意见，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袁新玉该上诉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有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袁新玉在一审中明确陈述“2014年我通过银行转账了几万元给他，其余的通过现金给的”、“这个5万元是真实的”，即确认其在2014年1月向周爱瑶转账了5万元，还通过现金方式给付过周爱瑶款项。袁新玉虽在二审中提交其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卡明细查询单拟证明其未向周爱瑶转账过5万元，但不代表其未通过其他方式向周爱瑶转账，故其二审中提交的银行明细查询单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且袁新玉亦自认其个人不会直接给付周爱瑶工程款，与周爱瑶亦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据此，本院认定袁新玉于2014年1月向周爱瑶偿还了5万元借款，本案诉讼时效因此中断并重新起算，故周爱瑶向袁新玉主张权利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袁新玉关于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袁新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袁新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伟峰审 判 员  王瑞煊代理审判员  夏志阳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