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甘71行赔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银神牧农资有限公司第二经营部。
代表人舒朝东，该经营部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舒鸿，白银神牧农资有限公�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靖远县农牧局。住所地，靖远县乌兰镇南大街农机巷。
法定代表人岳伟，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尚栋，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成旭，甘肃省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局干部。
上诉人白银神牧农资有限公司第二经营部（以下简称经营部）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兰州铁路运输法院（2016）甘7101行赔初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经营部的代表人舒朝东，被上诉人靖远县农牧局（以下简称农牧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尚栋、马成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25日，被告农牧局工作人员在靖远县刘川乡农资市场执法检查时，发现农资经营户乃学友经营的玉米种�先单13号包装袋上未标注品种审定编号和检疫证明编号，执法人员遂对乃学友进行了询问，对其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经调查，乃学友陈述其从舒朝东处以每件700元购进种子2件（每件20小袋）。被告执法人员遂将乃学友在售的1件零18袋玉米种子及进货票据进行了证据登记保存。2015年3月26日，被告执法人员对舒朝东进行了调查，经查，该涉案种子是从甘肃先农国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购进，共计购进15件（每件20小袋），该种子在购进时没有按照规定标注“品种审定证号”和“产地检疫证号”。同时，舒朝东承认给乃学友销售玉米种子的事实，与乃学友陈述一致。因此，被告认定舒朝东销售给乃学友未标注品种审定编号和检疫证明编号的玉米品种“先单13号”2件（计40小袋）事实成立，其行为违反了《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了靖农〔种子〕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舒朝东作出责令改正及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并于2011年11月13日向舒朝东送达。舒朝东不服，于2015年12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2016年1月13日，靖远县农牧局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应当依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为由撤销了靖农〔种子〕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6年1月21日重新作出了靖农〔种子〕罚（20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2月1日向舒朝东送达。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3月21日，兰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5）兰铁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该生效判决认定经营部属于其他组织，其负责人是舒朝东，向乃学友出售没有按规定标注品种审定证号和产地检疫证号玉米杂交品种“先单13号”种子的是经营部，而非舒�东个人，被告农牧局在做行政处罚时将舒朝东个人列为处罚对象，显属于处罚主体不当。被告已将该处罚决定撤销，该院判决确认被告农牧局对舒朝东所做的靖农〔种子〕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2016年6月2日，舒朝东向该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农牧局赔偿其损失24万元。该案受理后，舒朝东于2016年7月11日以“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交赔偿申请”为由主动撤回起诉，该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后舒朝东以邮寄的方式向靖远县农牧局提交了申请行政赔偿的相关材料，靖远县农牧局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现原告经营部以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对其经营造成了损失为由，提起行政赔偿，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生效的行政判决以行政处罚主体不当，确认被告作出的靖农〔种子〕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但被告错列处罚主体的行为并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且被告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对原告的财产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原告提出行政赔偿无事实依据及充分证据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4万元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白银神牧农资有限公司第二经营部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经营部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兰州铁路运输法院已生效的（2015）兰铁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农牧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被上诉人撤销该处罚决定书也已说明被上诉人农牧局的一切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先单13号”玉米种从2015年3月查封、扣押，至今存放在农牧局的库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给上诉人予以�偿。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当，被上诉人应就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驳回上诉人赔偿请求，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农牧局赔偿损失24万元。
被上诉人农牧局辩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没有采取查封、扣押强制措施，不可能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上诉人要求赔偿24万元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其提出的赔偿项目，都是由于自己在经营过程中故意实施违法行为造成，或自主寻求救济应当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作为种子经营者，购进、销售没有按规定标注“品种审定证号”和“产地检验证号”的种子，应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25日，被上诉人农牧局执法人员发现农资经营户乃学友在售的“先单13号”玉米种子包装袋上�标注品种审定编号和检疫证明编号，将乃学友处1件零18小袋，共38小袋玉米种子及进货票据进行了证据登记保存，异地保存在被上诉人农牧局处。被上诉人农牧局经调查认定，该涉案种子系乃学友从上诉人经营部负责人舒朝东处购进。被上诉人作出了靖农〔种子〕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舒朝东责令改正及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于2015年11月13日向舒朝东送达了处罚决定书。舒朝东不服该决定，向兰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农牧局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告知当事人起诉期限有误，撤销该处罚决定，并于2016年1月21日重新作出了靖农〔种子〕罚（201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仍然给予舒朝东责令改正、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2016年3月21日，兰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5）兰铁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该院认为向乃学友出售涉案种子的是上诉人经营部，而非舒朝东个人，被上诉人农牧局将舒朝东个人作为处罚对象，属于处罚主体不当，由于被上诉人农牧局已将该处罚决定撤销，因此判决确认被诉的靖农〔种子〕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行为违法。该判决生效后，舒朝东于2016年6月2日向兰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后于2016年7月11日以“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交赔偿申请”为由申请撤诉，该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2016年7月16日，上诉人经营部的负责人舒朝东向被上诉人农牧局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2016年9月20日，上诉人经营部以被上诉人农牧局未在期限内作出赔偿决定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经营部认为，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给其造成如下损失：（1）为诉讼支出的交通费及补助4792元；（2）查扣玉米种损失76000元；（3）经营部雇员工资损失40000元；（4）2015-2016年房租费30000元；（5）先�公司进货损失40000元；（6）宁夏凯钧种业进货损失40000元；（7）陕西荣丰种业进货损失329900元；（8）武威新金城种业进货损失42000元；（9）兰州陇星种苗公司进货损失45000元；（10）甘肃敦煌种业进货损失10000元，上述合计657692元，现要求被上诉人农牧局赔偿24万元。
另查明：1.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靖农〔种子〕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没有缴纳罚款，该决定未执行。2.被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调查收集了乃学友进货票据，其中“白银神牧农资有限公司销售凭证”载明，两件“先单13”玉米种，单价每件700元，金额计1400元，乃学友和舒朝东在接受被上诉人调查时，陈述的涉案种子买卖价款与上述票据相符。3.被上诉人将乃学友处的玉米种子异地保存至今，未对保存的种子作出处理。4.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负责人舒朝东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后，舒朝东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5.上诉人经营部的负责人舒朝东向被上诉人申请赔偿，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行政赔偿处理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上诉人称并未收到该决定书，被上诉人未能提交送达该决定的证据材料。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农牧局作出的靖农〔种子〕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由被上诉人在行政诉讼期间自行撤销，后由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在处罚程序中对其经营的玉米种子采取证据登记保存，实为扣押，损害其权利造成损失为由，要求行政赔偿，已由其负责人舒朝东申请被上诉人先行处理，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上诉人送达是否给予赔偿的决定，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起诉条件。
关于已被确认违法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给上诉人经营部造成损失及应否赔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罚款的行政行为侵害财产权益的，行政赔偿方式为返还罚款。该处罚决定的被处罚人为上诉人经营部的负责人舒朝东，该处罚决定作出后并未执行，并由被上诉人自行撤销，不存在返还罚款的事实前提。上诉人主张的为诉讼支出的交通费、往返补助费和复印材料费用，均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上诉人经营部的上述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涉案种子由被上诉人以证据登记保存的方式异地保管，应否向上诉人经营部给予赔偿的问题。根据上诉人陈述，上述采取措施的种子，其已出售给案外人乃学友。现上诉人主张查扣玉米种损失76000元，与其在行政程序中陈述的种子买卖价款共计1400元不符，且涉案种子被采取措施时，其已非所有权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被采取措施种子的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要求赔偿经营部雇员工资损失、房租损失及从其他种业公司进货造成种子积压等损失，上诉人提供了进货票据、缴费票据及租房协议等证据，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损害结果已经发生或存在，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及款项与致害行为之间存有因果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上述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直接损失的范畴。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查扣种子的行为给其造成损失，其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予行政赔偿的请求不能成立，其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为行政赔偿案件，一审判决首部文书名称表述为“行政判决书”有误，应当为“行政赔偿判决书”，应予纠正。一审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的日期表述为“2011年11月13日”有误，应当为“2015年11月13日”，二审已予纠正。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结果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永超
审判员 李绍金
审判员 范赣鑫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莉莉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