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民二商终字第9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
委托代理人郑世康，山东海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松，山东海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硕锦盛服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伦竹，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福昌，山东森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ＸＸ因与被上诉人青岛硕锦盛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锦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4）即商初字第1777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受理后，由代理审判员曲波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和代理审判员刘歆鑫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ＸＸ的委托代理人王松、郑世康，被上诉人硕锦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福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硕锦盛公司在一审中诉称：硕锦盛公司于2013年12月开始从ＸＸ处购买棉纱等货物。刚开始ＸＸ供货比较及时，后来硕锦盛公司购货较多，给ＸＸ支付货款296，820元。经多次催要，ＸＸ至今未发货。经税务机关认定，ＸＸ向硕锦盛公司提供的12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额1，154，696元）未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税款196，298元，致使硕锦盛公司税务机关要求硕锦盛公司必须交纳上述税款。由于ＸＸ的行为给硕锦盛公司造成了损失，为维护硕锦盛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诉请依法判令ＸＸ返还货款296，82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96，298元，共计493，118元。
ＸＸ在一审中答辩称：硕锦盛公司所诉与事实不符，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双方从无业务往来，也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ＸＸ从未收到硕锦盛公司货款，也未向硕锦盛公司供货。硕锦盛公司所诉经济损失与ＸＸ无关，ＸＸ也不知情。
原审查明，自2013年12月起，硕锦盛公司多次经由其职工王琳从ＸＸ处购买棉纱等货物。2014年8月6日，经双方结算，由ＸＸ出具货款欠条和发票税款欠条各一份，欠货款金额为67，500元，欠发票税款为9万元。双方协商确定了还款计划并在欠条上逐一列明。硕锦盛公司称此后ＸＸ按照还款计划分两次向其还款4万元，ＸＸ对此予以认可。庭审中，硕锦盛公司提交其向武汉博裕恒安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裕恒安公司）电汇凭证一份以及注明销货单位为博裕恒安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电汇货款金额为2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为1，350，994元。硕锦盛公司称该电汇货款20万元系向ＸＸ购买棉纱并根据ＸＸ指示向生产厂家预付的货款，硕锦盛公司在预付货款后，ＸＸ并未安排厂家发货，后因该生产厂家倒闭破产，导致预付的货款无法追回，且税务机关要求硕锦盛公司补缴税款。ＸＸ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这些业务与其无关。ＸＸ认为从其出具的欠条来看，硕锦盛公司应是供货方，自己应是需货方并否认与王琳发生过业务往来。经原审法院查实，王琳系硕锦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伦竹之女，系硕锦盛公司业务经理，该公司有关ＸＸ的送货入库手续由王琳经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买卖所致欠款纠纷。就本案来看，ＸＸ虽以其未与硕锦盛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为由不予认可，但对于硕锦盛公司所提交欠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却否认其与欠条持有人王琳有业务往来，且在硕锦盛公司称其之后按照还款计划分两次支付货款4万元，ＸＸ又予以认可，这显然自相矛盾。欠条持有人王琳系硕锦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伦竹之女，系硕锦盛公司业务经理，经查该公司有关ＸＸ的送货入库手续由王琳经办。且王琳在本案中作为硕锦盛公司委托代理人出庭，故对于本案双方之间购销业务产生的欠款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硕锦盛公司提交其向武汉博裕恒安纺织有限公司电汇凭证一份以及注明销货单位为武汉博裕恒安纺织有限公司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称系根据ＸＸ指示向生产厂家预付货款，在预付货款后，ＸＸ并未安排厂家发货，后因该生产厂家倒闭破产，导致预付货款无法追回，且税务机关要求其补缴税款，从而要求ＸＸ支付上述款项。ＸＸ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这些业务与其无关。硕锦盛公司再未进一步提交证据，原审法院无法据以确定这些款项和业务与ＸＸ之间的关联，硕锦盛公司可在取得相关证据后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ＸＸ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青岛硕锦盛服装有限公司欠款117，5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青岛硕锦盛服装有限公司对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697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共计11，717元，由青岛硕锦盛服装有限公司承担6，047元，由ＸＸ承担5，670元。
上诉人ＸＸ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本案双方无任何业务往来，既无书面买卖合同，亦无买卖事实。首先，被上诉人于2013年11月6日方办理工商登记，其称自2013年12月开始多次向上诉人购买棉纱，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未出示任何证据证实其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被上诉人称其预付上诉人货款296，820元，属虚假陈述。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给付任何货款，上诉人也未向其供货，被上诉人对其向上诉人付款的事实和货物交接过程应举证说明。再次，被上诉人称其给付上诉人货款296，820元，标的额如此之大，其所为有限责任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无公司账目，也无任何汇款凭证，此不符合正常的市场交易惯例，于情于理不通。且被上诉人请求判决上诉人支付其货款296，820元，而原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向其支付117，500元，由此可见，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发生了179，320元的交易事实，即被上诉人给付了上诉人179，320元货款、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179，320元的货物。然而以上事实并不存在，上诉人未收到被上诉人任何货款。最后，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欠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从欠条内容看，是上诉人与王琳发生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其证据关联性存在瑕疵；且欠条备注2014年8月5日前无欠款，由此可见，即便上诉人与王琳之间有欠款事实，也是发生于2014年8月5日之后，之前上诉人与王琳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仅凭一张上诉人为王琳出具的欠条就认定本案双方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也不欠被上诉人发票税款。是否缴纳税款应由国家税务部门认定收取，若欠缴税款应由税务部门作出处罚，被上诉人作为一家服装企业，无权向上诉人收取税款，涉案欠条违反了国家税收征收管理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而且有偷漏税之嫌。而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493，118元，原审法院仅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款117，500元。对于一审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部分，原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6，047元，被上诉人仅承担5，670元，此明显错误，对上诉人不公平。三、原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未提交其公司员工名单证明王琳系其员工。而王琳是青岛天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天成公司与被上诉人注册登记地址相一致，其经营范围均包含货物、技术进出口。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王琳作为天成公司法定代表人，从事与本公司经营范围类似的兼职活动，应取得其他股东同意，其代理存在瑕疵。原审法院未依职权就以上事实予以主动审查，违反法律程序。综上，原审法院未对本案案情进行认真的综合分析就草率认定事实并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欠款117，500元。
被上诉人硕锦盛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并不能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且其也认可已偿还被上诉人货款4万元，这足以证实本案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无事实依据。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交被上诉人为王琳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证实王琳是被上诉人的业务经理。虽然王琳是天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影响其在被上诉人处担任业务经理，且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王琳的父亲，而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是王琳。何况天成公司是王琳一人独资公司，不存在上诉人所说要取得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上述事实属当事人举证质证的范畴，不属原审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情形。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ＸＸ在二审中提交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表两份，证明被上诉人一审委托代理人王琳系青岛英明昌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明昌公司）和天成公司的法人代表。
被上诉人硕锦盛公司质证称：对此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不影响王琳在被上诉人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一职。
因被上诉人对此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未表示异议，故本院对此两份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在二审中称涉案欠条系其被胁迫所出具，但称其不清楚其是被何人在何地方如何受胁迫而出具涉案欠条。被上诉人则否认上诉人系受胁迫出具的涉案欠条。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从未主张其系受胁迫而出具涉案欠条，且上诉人对于其受胁迫出具涉案欠条的事实主张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再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曾提交英明昌公司向上诉人汇款96，820元的银行回单，上诉人对其收到英明昌公司所汇上述96，820元并无异议。而本案双方均确认上诉人与英明昌公司、天成公司和王琳本人皆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但上诉人称其不能解释英明昌公司因何向其汇款，被上诉人则称英明昌公司系受其委托向上诉人预付涉案货款。
又查明，经本院依法询问被上诉人一审代理人王琳，王琳称其个人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且确认英明昌公司、天成公司与上诉人也均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并认可英明昌公司系代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付款。
另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曾补充提交编号分别为0486755和0486754的两份记载收货单位系被上诉人、送货人系上诉人的送货单，证明本案双方存在买卖棉纱和布料的业务关系。上诉人对上述两份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上述两份送货单上“ＸＸ”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笔迹鉴定。
还查明，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就上诉人缘何向其出具欠付发票税款9万元的欠条解释称系因上诉人向其交付的12份增值税发票依法不应被认证抵扣税款而导致其须补缴税款196，298.24元。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虽在二审中主张其于2014年8月6日向王琳所出具涉案欠条系其被胁迫而写，却称其不清楚其是被何人在何地方如何受胁迫而出具涉案欠条，但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系受胁迫出具涉案欠条，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从未主张其系受胁迫而出具涉案欠条，何况上诉人对于其受胁迫出具涉案欠条的事实主张也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应就其关于受胁迫出具涉案欠条的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次，上诉人一方面主张其同被上诉人、英明昌公司、天成公司和王琳本人皆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另一方面又不能解释英明昌公司缘何向其汇款以及其为何向王琳出具涉案欠条；而被上诉人和王琳均明确主张英明昌公司系代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预付货款以及王琳系代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受涉案欠条，且王琳作为英明昌公司和天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明确主张其本人和英明昌公司、天成公司均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故被上诉人所提交涉案欠条已可证明上诉人确认其欠付被上诉人货款67，500元和发票税款9万元的事实。虽然是否缴纳税款应由国家税务部门认定并向纳税义务人收取，但上诉人通过向被上诉人出具发票税款欠条的形式作出自愿担负被上诉人9万元税款损失的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此行为也未损害国家利益，不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不应认定为偷漏税行为。上诉人应按其向被上诉人所出具涉案欠条记载的金额向被上诉人支付欠款。因此，上诉人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并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即使王琳并非被上诉人的员工，也不影响其代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和代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受涉案欠条和欠款。而王琳代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进行交易是否损害英明昌公司或天成公司的利益，与本案所涉纠纷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此也不能成为上诉人对抗被上诉人诉请的抗辩事由；即使王琳的代理行为损害了英明昌公司或天成公司的利益，也应由英明昌公司或天成公司向王琳主张权利，却不能因此免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的给付欠款义务。因此，上诉人关于原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也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虽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两份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上述两份送货单上“ＸＸ”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笔迹鉴定，但因被上诉人所提交涉案欠条已足可证明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货款和税款损失的事实；上述两份送货单只是被上诉人提交证明本案双方存在业务关系的补强证据，而非证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欠款的核心证据，故对上述两份送货单进行司法鉴定并不能有效否定上诉人所出具涉案欠条的证明效力，因此，本院对上诉人关于就上述两份送货单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受理。而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的分担，并非单纯基于诉请金额被判决支持的比例予以确定；原审法院可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约程度、主观恶意轻重、客观因素等情形，合理裁量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的分配，此并不违反程序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27元，由上诉人Ｘ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曲 波
审 判 员 胡金鳌
代理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