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好易行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钟伟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少艾，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住所地北京市崇文区（新世界北办）。
法定代表人：冼东平，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盛家，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海斌，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陈辉，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汪惠霞，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好易行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易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以下简称和平旅行社）、原审第三人陈海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好易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廖少艾、被上诉人和平旅行社的委托代理人郑盛家、原审第三人陈海斌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辉、汪惠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好易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和平旅行社起诉；2.由和平旅行社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一审判决在和平旅行社没有与好易行公司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仅以双方曾存在委托购票的交易习惯，好易行公司确认收取了案涉款项从而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没有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要求和平旅行社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事实认定不清，逻辑推理错误，事实与结论相矛盾，一审判决明显是在偏袒和平旅行社。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双务合同、诺成合同，委托合同的成立、生效包括（1）委托方向受委托方表达委托意思表示（要约）、（2）受委托方同意接受委托（承诺），没有委托的意思表示，则无法达成一致的约定，必然的无法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和平旅行社已在其起诉状中明确表示其并没有向好易行公司订购机票的意思表示，（见和平旅行社提交的起诉状第2页第1-2行，“但和平旅行社并没有向好易行公司订购该笔机票款项的机票”），没有委托的意思表示，又如何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呢？2.一审判决认定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依据是“各方均确认和平旅行社确有曾委托好易行公司代为购票的委托关系，而和平旅行社在本案中要求好易行公司返还案涉款项的理由是其收取了票款但未出票，好易行公司亦确认其收取了和平旅行社案涉款项156890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予以确认。”，按照一审判决逻辑——因为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均确认曾长期存在委托购票的关系，所以此次好易行公司收到案涉款项也一定是基于和平旅行社委托购票。难道支付案涉款项构成合同法中的要约？好易行公司仅凭收到的款项就可以自行获知委托事项的具体内容？案涉款项必然是票款而不存在其他用途的可能性？众所周知，不管是自行订购机票或是委托他方订购机票，都要提供订票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目的地、出行日期、航班（不同航班，价格存在差异）、机票的类型（舱位不同，价格不同）等必要的信息，如果上述任一项缺失，都无法完成购票的过程，换句话说，即是买不到票。就本案而言，如和平旅行社委托好易行公司订购机票，则首先要向好易行公司提供前述信息，明确委托事项的具体内容，这是好易行公司履行委托购票事项的先决条件，而且根据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的交易习惯，也可得知和平旅行社委托好易行公司购票的流程是“订票（和平旅行社通过QQ方式告知购票的具体内容，如乘客名单、出行日期、航班等）——要约、确认名单——承诺、出票（和平旅行社领取机票——履行合同义务)、付款（和平旅行社履行合同义务）”，与公众的常识是吻合的。但如按照一审的认定，和平旅行社支付案涉款项意味着要好易行公司要履行出票义务，让好易行公司迷惑的是，案涉金额156890元，好易行公司应当如何去全面及时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呢？购买谁的机票？10人还是20人？国内的机票还是国外的机票？是买头等舱、公务舱还是经济舱？没买到票是否构成违约，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显而易见，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机构来讲，都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与生活常识相悖离，更无逻辑可言。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和平旅行社依照委托合同关系要求好易行公司返还案涉票款，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在一审过程中和平旅行社自始未提供双方有委托购票的约定，在庭审中也没有对委托事项的具体内容进行陈述，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结合前述三点，和平旅行社没有购买机票的意思表示、没有与双方“交易习惯”相符合的订票行为、也没有提交可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证据，以上事实足以认定和平旅行社与好易行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罔顾事实，在判决中对于好易行公司与中国和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不予认定，将陈海斌等人的行为模糊化，无视系列案件中案涉款项与《团队确认单》之间的关联性，否认了和平旅行社支付案涉款项的行为属于代付行为，反而错误适用法律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导致不公的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好易行公司提交的《团队确认单》中加盖的是好易行公司及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公章，双方为依法成立的法律主体，该次交易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的情形，依法可认定好易行公司与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好易行公司在接受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委托后，已按《团队确认单》的要求履行的出票义务，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对好易行公司负有付款义务，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是自行支付票款还是由他人代为支付均不影响双方已经成立并生效的委托合同性质。2.结合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的9个诉讼案件中的《团队确认单》、《付款回单》，可以看出航班出行时间、各次的购票金额与案涉款项的付款日期、金额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且和平旅行社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9次向好易行公司支付款项且没有提出其他主张，因此好易行公司有理由相信和平旅行社向好易行公司支付款项是代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支付票款的行为。首先，和平旅行社的付款行为是多次行为并非是一次行为，因此在分析和平旅行社向好易行公司支付案涉款项的原因，不应当从一系列的付款行为中单个割裂开来，从付款时间、付账金额来看，付款时间一般为《团体确认单》所购票的航班出行日期后两三天或半个月内，每次付款金额与《团队确认单》中票款总额完全一致。其次，一次的付款行为可能存在付款人操作不当，发生错误付款的情形，但多达9次的将款项存入同一个账号中，必然存在支付款项的事由，是基于合同关系、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或者是不存在法律关系而仅仅是代付的事实行为？退一步讲，假设和平旅行社确实委托好易行公司代购机票，那么当和平旅行社第一次向好易行公司付款后，好易行公司没有向其出票，和平旅行社是否愿意向好易行公司支付第二次款项呢？甚至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九次？答案是否定，既然不是委托合同关系，也不存在错误付款的情形，而支付金额与《团体确认单》确是完全一致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属于代付行为。再次，作为合同主体一方联系人的陈海斌等原是和平旅行社的员工，在此前的交易中其一直代表和平旅行社向好易行公司订购机票，好易行公司将订购的机票直接交付给陈海斌等人，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和平旅行社从未告知好易行公司其工作人员的变动情况，且交易的主体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在名称上与和平旅行社的名称相近似，好易行公司收取的案涉款项与案涉交易的金额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结合当前社会商业交易模式中，存在大量他方代付款项的现象，好易行公司确信和平旅行社代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向好易行公司支付票款。3.一审判决模糊陈海斌在案涉交易中的行为性质，错误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为：“庭审中，陈海斌确认是其以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名义向好易行公司订购案涉机票的，好易行公司实际向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履行了出票的义务，而和平旅行社与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经营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好易行公司应向和平旅行社履行出票义务，其主张和平旅行社系代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向其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好易行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否定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与好易行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反而将合同相对性原则适用于没有合同关系的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之间，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遗漏审查和平旅行社对外进行付款的操作过程，而这恰恰证明了和平旅行社付款行为属于代付行为的关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在一审过程中，陈海斌对于和平旅行社对外进行付款的操作过程进行了说明，其表示公司账户有两个U盾，一个由其持有，另一个则由和平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持有，需对外进行付款时，由一方发起，另一方确认后方能支付成功，而案涉款项的支付则是由其在广州向北京的和平旅行社发起申请，和平旅行社确认后才完成向好易行公司支付票款的步骤，这一点，证明了和平旅行社在明知道与好易行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前提下仍同意向好易行公司支付案涉款项，证明了和平旅行社支付行为为代付行为。和平旅行社在一审过程中对陈海斌的这一说法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承认、不回应，而相关的证据由和平旅行社及账户开户行银行持有，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向和平旅行社账户开户行调取证据，并依法作出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必然导致判决不公，请求支持好易行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和平旅行社辩称：不同意好易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上诉的事实理由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易行公司也确认和平旅行社曾要求其退还票款。陈海斌及其员工代表和平旅行社广州分社在过往与好易行公司之间有委托合同关系存在。好易行公司收取和平旅行社票款后将票出给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好易行公司没有收款的依据。
原审第三人陈海斌述称：同意好易行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改判。案涉款项是陈海斌委托和平旅行社向好易行公司支付的，陈海斌负责的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与好易行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和平旅行社没有向好易行公司请求过出票，双方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仅以和平旅行社与好易行公司曾有交易往来，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根据和平旅行社陈述，付款和订票是由陈海斌及其员工操作的，故好易行公司已经履行了出票义务，和平旅行社起诉要求返还票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和平旅行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好易行公司返还机票款156890元给和平旅行社；2.好易行公司偿付逾期返还机票款156890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自本案立案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时止）；3.陈海斌对好易行公司返还机票款156890元及逾期返还期间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好易行公司、陈海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海斌自2010年8月10日起担任和平旅行社广州分社负责人，2014年4月15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核准，和平旅行社广州分社变更负责人为邱某。
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18日，负责人为陈海斌，经营范围为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等。
2013年12月19日，和平旅行社通过招商银行广州分行机场路支行向好易行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乐嘉路支行的账户付款156890元。庭审中，好易行公司确认其已收取上述款项，并表示其与和平旅行社自2011年起开始合作，双方的交易习惯一直是陈海斌及其员工通过QQ形式向其订购机票，好易行公司根据要求出票后，和平旅行社再向其付款。好易行公司为证明其与和平旅行社之间的交易习惯，提交了部分团队确认单予以证实，上述团队确认单上均加盖有“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业务专用章”。
好易行公司出具团队确认单六份，记载其为翟某、翟某甲、翟某乙等126人订购机票，案涉款项共计156890元，上述团队确认单上加盖有“中国和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业务专用章”。经庭审质证，和平旅行社对上述团队确认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好易行公司是向陈海斌负责的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出票，上述款项是陈海斌利用其任职期间掌握的公司公章、证照和财务支付凭证等，在离职后擅自转走的。陈海斌则表示其是以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名义向好易行公司订购机票，好易行公司也确实履行了出票的义务，本案中涉及的款项由和平旅行社向好易行公司支付，系基于其与和平旅行社的合伙人冼东平、苏某之间的约定，用于抵扣其应分配的股东分红款项。
2013年10月23日，陈海斌、冼东平、苏某三人在证明人周某的见证下，签订《关于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股东债权债务分配说明》，涉及的内容有:（七）股东分红：苏某23万元，陈海斌147.4万元，冼东平900万元（个人借款100万元，分红200万元）；（八）股东分配比例：苏某56万元，陈海斌489万元，冼东平455万元；经三方同意把股份债权债务作如下处理：(2)北京10月31号停业清算，11月1号开始北京接团所有债权债务由冼东平负责，11月1号之后无论谁的员工对之前的债权债务必须负责跟进之前的工作……（4）东莞国旅和广之旅应收团款全部应收账款由冼东平负责收款及支配，其余应收账款由陈海斌负责，按照陈海斌应该分配的金额比例扣留，多余款项交给冼东平支配；（5）陈海斌在2013年10月31日之前汇入北京团款50万元（不包括东莞国旅和广之旅的应收团款），11月1日之后按比例收款汇到北京。经庭审质证，和平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冼东平确认上述分配说明系陈海斌、冼东平、苏某三人签订的，但表示该分配说明是在其不知道陈海斌于2013年7月18日私下经营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此该分配说明没有法律效力。
陈海斌提交了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传真给和平旅行社的《请款书》，记载“根据‘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股东债权债务分配说明’，现特向贵公司申请代陈海斌先生支付广州好易行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票款156890元，请贵司审批付款”等内容。经庭审质证，和平旅行社对该《请款书》的三性均不予确认，陈海斌当庭表示其亦未向好易行公司告知案涉款项由和平旅行社支付。
庭审中，和平旅行社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其向好易行公司支付票款后，好易行公司未向其出票，应当承担返还机票款的责任；陈海斌作为和平旅行社广州分社的负责人，在离职后多次擅自转走公司的现金资产，恶意损害企业利益，应与好易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和平旅行社提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178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拟证明和平旅行社诉被告广州市钧天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第三人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并生效，生效判决判定广州市钧天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向和平旅行社返还案涉款项。经庭审质证，好易行公司和陈海斌均认为该份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
再查：和平旅行社曾于2015年5月13日就其与被告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中国和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陈海斌物权保护纠纷两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1459、146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虽然收取了东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给和平旅行社的团费，但因上述款项实质是由陈海斌使用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账户收取，并由其依照关于和平旅行社股东债权债务分配说明的约定占有支配，和平旅行社也没有提供有效的司法文书证实陈海斌负有返还团费的义务，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收款行为侵犯了和平旅行社对案涉团费所享有的物权，故判决驳回和平旅行社的诉讼请求。经查，至本案庭审之日，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又查：和平旅行社系于2015年1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本案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收取上述材料后对相关案件进行诉前联调。
以上事实，有转账凭证、团队确认单、分配说明、民事判决书、请款书、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和平旅行社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明确其主张与好易行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好易行公司收取了其支付的机票款，但并未向其出票；好易行公司则抗辩称其已向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出票，故本案的案由应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
庭审中，各方均确认和平旅行社确有曾委托好易行公司代为购票的委托关系，而和平旅行社在本案中要求好易行公司返还案涉款项的理由是其收取了票款但未出票，好易行公司亦确认其收取了和平旅行社案涉款项156890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予以确认。根据和平旅行社与好易行公司以往的交易习惯，可知和平旅行社广州分社的原负责人陈海斌及其员工通过QQ形式向好易行公司订购机票，好易行公司根据要求出票后，由和平旅行社向其付款，团队确认单上加盖的是“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业务专用章”。而案涉款项对应的团队确认单上加盖的是“中国和平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业务专用章”，可见该笔交易与双方之间过往交易习惯并不相符。庭审中，陈海斌确认是其以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名义向好易行公司订购案涉机票的，好易行公司实际向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履行了出票的义务，而和平旅行社与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经营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好易行公司应向和平旅行社履行出票义务，其主张向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履行出票义务属于合法的商业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好易行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陈海斌主张案涉款项是基于其与和平旅行社的合伙人冼东平、苏某之间的约定，用于抵扣其应分配的股东分红款项的意见，因《关于北京和平假日旅行社股东债权债务分配说明》上并无关于该笔案涉款项由和平旅行社代为向好易行公司支付的内容，且对陈海斌提交的《请款书》的真实性，和平旅行社亦不予以确认，陈海斌亦表示其从未向好易行公司告知案涉款项由和平旅行社支付，故对陈海斌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现和平旅行社要求好易行公司返还机票款156890元，并支付自本案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和平旅行社认为陈海斌作为和平旅行社广州分社的负责人期间开办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并在离职后多次擅自转走和平旅行社的现金资产，恶意损害企业利益，应与好易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和平旅行社并无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实好易行公司与陈海斌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和平旅行社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好易行公司与陈海斌均认为和平旅行社的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且没有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经查，和平旅行社于2013年12月19日向好易行公司支付了案涉款项，至其于2015年1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之日止，尚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并已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故对好易行公司和陈海斌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9月8日作出判决：一、好易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和平旅行社返还机票款15689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6年1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和平旅行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40元，由好易行公司负担（该受理费已由和平旅行社预交，一审法院不作退回，和平旅行社同意由好易行公司在上述履行期限内向其直接支付）。
经审理，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陈海斌向本院补充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和平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冼东平与陈海斌2013年11月-12月期间的QQ聊天记录，拟证明冼东平与陈海斌履行了《分配说明》。按照《分配说明》，陈海斌自2013年11月开始退出和平旅行社广州分社。同时，冼东平对于和平旅行社在招商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的公账账号有控制权，不存在陈海斌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的行为。案涉款项是冼东平自愿支付的，而且其是非常清楚该款项是代陈海斌支付的。证据2，和平旅行社在广州机场路支行自2013年10月-2014年4月的交易明细，拟证明该明细是由冼东平交给陈海斌的，用于双方之间的对账，主要是《分配说明》中陈海斌按照约定应得到的400多万元分红。因为所收的款项，根据财务规定，只能进入和平旅行社的公账内，无法实现直接的分红，故双方协商由冼东平代陈海斌支付陈海斌负责的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与第三方的款项作为抵扣，该第三方包括本案的好易行公司和另案的坤翔公司、钧天公司。
好易行公司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结合《分配说明》，好易行公司确认其关联性，真实性由法庭认定，因好易行公司不清楚具体内容。证据2，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和平旅行社发表质证意见称：陈海斌提交的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对证据1，因为没有原件，不知是否存在修改；聊天记录是陈海斌与和平旅行社法定代表人冼东平之间的，而且聊天内容中没有涉及到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好易行公司与陈海斌私下经营的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内容，而且聊天内容与陈海斌当庭陈述的内容不符。聊天记录第一页2013年11月1日的聊天内容陈海斌称“安排一下”，其后2013年12月19日陈海斌称“可以”，结合其后多次转款的行为，可证明机场路支行结算账户的支配权，是由陈海斌控制的。和平旅行社及和平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没有实际控制该账号。对证据2，陈海斌未提供原始的传输和接收记录，陈海斌称其无法支配机场路支行的账户，现又提供了该账户的明细，与其陈述的签订《分配说明》后退出和平旅行社的事实不符。转款记录、聊天记录、《分配说明》中均未提及好易行公司的应付款、票款，故与本案没有关联。陈海斌、冼东平、苏某之间的《分配说明》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
二审庭审中，针对交易主体发生了变更，好易行公司是否清楚，有无收到和平旅行社的指令或确认，好易行公司表示因为案涉的确认单上订票机构是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与和平旅行社的企业名称很相近，故其也没有追问和平旅行社其与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之间的关系。针对好易行公司收到和平旅行社支付的案涉款项后，为何没有向和平旅行社提出异议，好易行公司表示因为订票的人员与原来的人员一致，而且企业名称有相近之处，和平旅行社不是只汇了一次款给好易行公司，而是在4个月内汇了9次款给好易行公司。如和平旅行社有订票的意识，在第一次汇款后没有收到出票，和平旅行社在第二次汇款时应会提出异议。但和平旅行社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并持续支付款项，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代付。好易行公司主张和平旅行社代付票款的依据是合理的推断。和平旅行社则认为其付款的依据在于陈海斌及和平旅行社广州分社的员工订购的是和平旅行社的机票，并没有代表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支付票款的过往交易习惯。
二审中，好易行公司向本院递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和平旅行社公司账号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场路支行）调取本案案涉金额支付的全过程。本院经审查认为，无必要进行上述证据的调查收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决定对好易行公司上述申请不予准许，并于2017年3月9日告知好易行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交易相对方是谁；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二、和平旅行社主张好易行公司返还案涉款项有何依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好易行公司、陈海斌主张案涉交易相对方并非和平旅行社，而是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和平旅行社只是代付款。陈海斌二审提供的QQ聊天记录没有涉及委托付款的内容，银行交易明细亦不足以证明陈海斌所称的其与和平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冼东平协商由和平旅行社代其付款以抵扣其应得分红款。好易行公司、陈海斌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和平旅行社同意代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支付案涉款项，和平旅行社亦不予确认，故好易行公司、陈海斌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存在长期委托购票关系，和平旅行社在本案中要求好易行公司返还案涉款项的理由是好易行公司收取了票款但未向其出票，好易行公司亦确认收取了案涉款项，本院依法确认案涉交易的相对方是好易行公司与和平旅行社。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好易行公司收取和平旅行社的案涉款项后，是否已经履行了代购机票的义务，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和平旅行社与好易行公司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双方之间过往的交易中，由陈海斌及相关人员通过QQ形式向好易行公司订购机票，最终是由和平旅行社在团队确认单上加盖其业务专用章予以确认，但案涉交易中团队确认单上加盖的并非是和平旅行社的业务专用章，而是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不符合双方之间过往交易习惯。在案涉交易中，订票人员依然是陈海斌及相关人员，团队确认单上交易主体发生了变更，好易行公司确认并未收到和平旅行社交易主体变更的相关指令或确认。好易行公司收到的案涉款项是和平旅行社支付的，亦无向和平旅行社提出异议，仅以推断认为和平旅行社是代付款。陈海斌在一审中确认并未向好易行公司告知案涉款项由和平旅行社支付。和平旅行社认为其付款的依据是陈海斌及相关人员订购的是和平旅行社的机票，并没有代表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支付票款的过往交易习惯。由于和平旅行社与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商事主体，和平旅行社是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和平旅行社向好易行公司订购机票并支付了票款，好易行公司应向和平旅行社出票。对于案涉机票，好易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和平旅行社已经签收确认或委托指令好易行公司向第三人出票，好易行公司实际向和平公司广东分公司出票，并未履行向和平旅行社出票的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陈海斌主张案涉款项是基于其与和平旅行社的合伙人冼东平、苏某之间的约定，用于抵扣其应分配的股东分红款项的意见，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不予赘述。因此，一审判决好易行公司向和平旅行社返还机票款并支付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好易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38元，由上诉人广州好易行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审判员 张朝晖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陶智斌
李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