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商终字第5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能波，男，汉族，1951年5月19日生。
委托代理人张纲，江苏创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康康，男，汉族，1984年8月29日生。
委托代理人徐建阳，江苏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能波因与被上诉人周康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商初字第1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能波的委托代理人张纲，被上诉人周康康的委托代理人徐建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能波一审诉称：郑能波原系南京康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股东，持有公司75万元股权（出资额）。2012年5月3日，郑能波与周康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能波将该75万元股权转让给周康康，转让价款为75万元，周康康应于协议订立之日起10日支付。此后，双方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但周康康一直未能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周康康支付郑能波股权转让款75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2年5月14日至实际支付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周康康一审辩称：1、周康康因开办集团公司需要，通过黄某联系无偿受让准备注销的康泰公司股权，当时协商的意见是公司股权全部零转让。2、郑能波通过工商部门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委托中介公司制作的，协议上记载的转让价格不是双方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康泰公司原来5名股东中的徐某、黄某、朱小东均出具了书面声明予以证实。3、康泰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际仅有徐某出资130万元，郑能波并未出资，在办理股权转让时由周康康出资370万元实际缴纳了康泰公司的资本金。4、郑能波并不持有股权转让协议，期间亦从未向周康康主张过转让款，此次诉讼属于利用了周康康在办理股权受让时的疏忽。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郑能波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康泰公司筹建于2011年3月，注册资本500万元，徐某认缴出资200万元、黄某认缴出资50万元、郑能波认缴出资75万元、张某认缴出资75万元、朱小东认缴出资100万元。2011年4月11日，南京苏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称根据股东会决议，首期出资130万元已由徐某实际缴纳；第二期应缴付注册资本370万元应于2013年4月10日之前缴足。2012年2月17日，南京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称，徐某、朱小东、郑能波、张某、黄某缴纳的第二期出资370万元已实际到位，累计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为徐某200万元，占注册资本40%；朱小东100万元，占20%；郑能波75万元，占15%；张某75万元，占15%；黄某50万元，占10%。
2012年5月3日，康泰公司5名股东召开股东会，决议徐某持有的200万元股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江苏谋士在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谋士公司）、朱小东持有的100万元股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周康康、郑能波持有的75万元股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周康康、张某持有的75万元股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谋士公司、黄某持有的50万元股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孙登瀛。当日，徐某与谋士公司，朱小东与周康康，郑能波与周康康，张某与谋士公司，黄某与孙登瀛分别签订了5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转让人将持有康泰公司的股权（按出资额对应数额）转让给受让人，转让人保证系转让股权持有者，受让人保证将按本协议如数支付转让价款，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支付；转让价格为出资额，其中郑能波与周康康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为75万元。上述5份股权转让协议均为同一格式条款，仅转让人、受让人、持股数额和转让数额、签订时间为手书填写。2012年5月4日，上述股权转让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上述签署文件现存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郑能波、周康康均不持有原件。2014年5月12日，郑能波向周康康发函催要75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果。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2月17日，周康康、谋士公司通过中信银行分别向黄某（时任康泰公司副总经理）转款320万元、50万元；黄某出庭作证称：康泰公司因经营问题，当时协议是将全部股权零转让给谋士公司、周康康和孙登瀛；康泰公司首次出资130万元系徐某出资，郑能波的钱并没有算入注册资金；谋士公司出资370万元，由黄某将该款分别以5名股东的名义存入康泰公司账户以完成认缴出资。徐某、朱小东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均证明上述股权转让实为零转让；张某经原审法院谈话，称当时具体办理股权转让都是由徐某和黄某经办的，其只要求徐某返还当时的出资款75万元即可，没有向谋士公司主张过股权转让款。
原审法院还查明，2011年5月24日，郑建辉通过福建省农村信用社向张小平汇款150万元，郑能波称该款应徐某要求汇至徐某妻子张小平账户上的，系对康泰公司的出资款，其中75万元是自己出资，另外75万元是张某的出资款。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郑能波与周康康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转让价款75万元的约定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首先，郑能波未向康泰公司实际缴纳认缴出资额。康泰公司股东首次缴纳注册资本系2011年4月11日徐某货币出资130万元，其余股东未缴纳出资；郑能波提供的转账凭证发生于2011年5月24日，且未直接汇入康泰公司账户，故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认定系缴纳认缴出资额；康泰公司股东第二次缴足认缴出资额系谋士公司、周康康将370万元汇至黄某账户，由黄某于2012年2月17日代替5名股东缴足认缴出资额，郑能波及其余股东在此次补缴认缴出资额时未出资。由此可以证实郑能波未实际缴纳认缴出资额，其陈述与事实不符；在股权转让之前，周康康、谋士公司已代替康泰公司股东缴足了认缴出资额，周康康之抗辩事由成立。
其次，康泰公司其余股东徐某、朱小东、黄某均明确表示当时对谋士公司、周康康、孙登瀛转让股权全部为零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需要。张某称当时股权转让具体由徐某、黄某经办，其未向谋士公司主张过转让款，仅要求徐某返还75万元出资款即可。因股权转让时系5名股东同时转让，且采用同一合同格式，协议上记载的转让价格均为股东出资额，现有3名股东明确表示为零转让，1名股东要求支付转让款的主体并非股权受让人，故上述事实可以印证周康康辩称之股权转让协议是为配合工商变更登记签订、虽然标注了转让价款，但实为零转让的事实。
最后，郑能波作为股权转让人，但其并不持有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与正常股权转让协议权利人应持有权利凭据之常理不符，反而印证了周康康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而签订之抗辩事由成立。
综上，虽然郑能波与周康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转让价格为75万元，但周康康关于先由谋士公司、周康康代郑能波等5名股东补缴康泰公司注册资本、再无偿受让其股权之抗辩事由成立，协议上载明的75万元转让价格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郑能波诉请与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郑能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650元，由郑能波负担。
宣判后，郑能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并由周康康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理由有：1、郑能波已于2011年5月24日向康泰公司足额出资，原审法院以双重标准认定证据并否认该节事实。一审中，郑能波提供2011年5月24日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向康泰公司实际控制经营人徐某的妻子张小平汇款，并委托办理验资登记，原审法院认为该款未直接支付给康泰公司，否认该款是出资款。反之，原审法院却认定谋士公司、周康康向黄某汇款的370万元为出资款，导致判决有误。2、原审判决未正确反映向证人张某调查的笔录之原义，且该笔录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亦属程序违法。3、康泰公司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自独立的，其余股东对股权转让款的意思与郑能波无关，不能据此推定案涉股权转让亦为零转让。4、原审法院以郑能波不持有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推定其中的意思不真实，欠缺依据。郑能波身在外地，委托康泰公司徐某及其家人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知道工商局会有原件存档，无须担心丢失。原审法院以当事人不持有原件否定合同效力，依据不足。即使如一审判决认定，康泰公司第二期出资由周康康、谋士公司完成，也不足以推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结论，是否实际缴足出资与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真实、有效是两个法律问题，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关联性。
为支持上诉请求，上诉人郑能波向本院提供证人张某证言及其致谋士公司股权转让款支付催告函。张某陈述：其在原审法院所作谈话内容属实。其与徐某关系较好，成立康泰公司后，按照比例及徐某的要求把钱打过去，由徐某负责经营。第一年经营效益较好，后来由于未按投资公司的原则放款导致康泰公司的资金无法收回，其认为继续经营会有风险，就同意徐某关于转让康泰公司的提议，并要求把投资款收回来。其与谋士公司没有接触，具体都是徐某操办，其信任徐某会还钱，也不会放弃向谋士公司主张权利，股权转让不是零转让。转让康泰公司之时，关于投资本金如何收回，徐某说账要回来后就归还给其，其理解是先把投资的500万元归还，然后通过谋士公司把康泰公司在外的债权1000多万元追要回来，如果有剩余归谋士公司。其还通过发律师函向谋士公司主张过权利。
被上诉人周康康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正常情况下，股权转让应当有合理的对价，周康康购买郑能波的股权肯定要支付相应的对价，但郑能波的股权并没有价值，故就案涉争议的75万元，郑能波是否足额缴付出资与转让股权的对价存在着关联性。
为支持上诉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周康康向本院提供证人徐某、黄某证言。徐某陈述：康泰公司经营不善，因工作关系认识谋士公司的周康康，其提议把公司零资产转让，具体由黄某经办。徐某电话通知股东朱小东、张某，由张某转告其战友郑能波。且郑能波、张某两人的儿子也在康泰公司与黄某一起工作。康泰公司此前经营过程形成的债权没有转让，仍归原康泰公司股东所有，康泰公司账册也未向新股东移交，由张某的儿子张源保管。2011年5月25日郑建辉汇款给张小平的150万元未作为康泰公司的注册资金，而是用于康泰公司资金运作的经营之中。证人黄某陈述基本内容同前。
庭审中，当事人的质证意见：
就郑能波提供的张某证言，周康康认为证人的陈述与其在原审诉讼中的陈述不一致，自股权转让以来，张某从未向谋士公司主张过权利，张某应当缴付的第二期出资在法律意义上也是由谋士公司补齐的。至于张某邮寄的律师函，周康康确实收到，但不排除张某受到专业人士的建议，将自己无法收回投资款的风险转嫁给谋士公司。就周康康提供的证人证言，郑能波认为证人之间关于谁实际经营康泰公司存在矛盾，徐某有所推诿。徐某认可收到郑能波支付的150万元并用于康泰公司，故郑能波通过主张股权转让款收回出资合乎情理。
本院认证意见：
就郑能波提供的张某主张权利的律师函，周康康确认其已收到，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就三位证人关于康泰公司股权是否零转让的陈述，属于对本案争议事实的认定，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综述。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郑能波就原审法院归纳证人张某的证言持有异议，对其他部分予以确认。周康康不持异议。就双方当事人均予确认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4日向张某进行调查，主要问答内容如下：
问：“有无实际缴纳康泰公司第二次出资？”
答：“我就出资过一次，2011年5月由福州战友郑能波帮我出资75万元。”
问：“有无协商转让的价格？”
答：“75万元。”
问：“你后来有无找谋士公司要过这笔钱？”
答：“没有。我们找就是找徐总要。这个事是徐总牵头的，所有事情是他和黄某在操办的。”
问：“股权转让时有无讲股权转让款是多少？由谁付这个款？”
答：“当时没有讲清楚，我们向徐某提出本钱收回来就算，他说公司1000多万放出去的钱收回来就给我们。”
问：“你有没有讲要向谋士公司和周康康来出这个钱？”
答：“当时没提，我们心想股权转出去，钱就能拿回来。”
经二审中的补充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郑能波认为张某陈述其未向谋士公司主张过权利并不代表放弃该项权利主张。周康康认为张某的陈述反映了事实原貌，张某并不清楚股权转让款是多少，也不清楚向谁主张权利。原审诉讼中，周康康陈述是委托代理公司经办康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由于谈好是零转让，所以办理手续比较草率，其是在空白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的。郑能波称股权转让价格是双方协商好后由代理公司填写的，签字时是填好的。但郑能波并不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表示其认可该签字的效力。
就康泰公司股权转让前的账册由何人保管，证人徐某、黄某及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未向康泰公司新股东移交。但究竟由徐某持有，还是由张某的儿子张源持有，郑能波与徐某（黄某）各持一词。
另查明，2011年5月24日，郑建辉以“货款”名义向张小平电汇支付150万元。2014年5月12日，张某亦向周康康发函催要谋士公司应给付的75万元股权转让款。
以上事实，有原审法院谈话笔录、本院庭审笔录及当事人书面说明、律师函为证。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转让价款为75万元是否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应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中，郑能波并未参与案涉股权转让的要约、承诺过程，其同意转让案涉股权的意思也是通过张某代为向徐某等表达，由徐某指派黄某具体经办。连同张某本人也没有亲身参与股权转让的要约、承诺过程。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讼争股权买卖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为75万元达成一致的意见，故双方当事人就案涉股权转让是否有以75万元的价格成交的真实意思，至为关键。
根据常理，转让股权的价值与公司资产状况息息相关。案涉股权转让之时，康泰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佳，既使康泰公司对外享有债权，但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权债务与受让股东无关，原康泰公司股东未向新股东移交公司账册。针对各位股东向康泰公司缴付的出资，徐某就其第一期出资的130万元已经明确陈述用于公司经营；各位股东应当缴纳的第二期出资370万元，根据约定原应于2013年4月10日之前缴足，后因转让股权需要，实际由谋士公司、周康康于2012年2月17日转款370万元，经黄某操作完成验资，且谋士公司、周康康实际持有相关凭证的原件。虽然郑能波通过郑建辉向张小平汇款150万元，与郑能波、张某应当缴付的出资金额合计相吻合，但郑建辉系以“货款”的名义支付该款，郑能波上诉主张该款是其委托办理验资的款项，但该陈述并未得到徐某、黄某的认可，且郑能波也没有要求徐某、黄某提供验资报告等以便督促其所委托事项的实际完成，故仅以前述汇款凭证主张其与张某均已履行完毕对康泰公司的出资义务，本院不予确认。康泰公司于案涉股权转让之时业已到位的第二期出资实际由股权买受人支付，故第二期出资不足以形成买受人应当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基础。此外，因徐某认可已将张小平收到的前述150万元用于康泰公司的经营，故康泰公司处分该款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亦与受让股东无关。
从形成股权转让意思表示的过程来看。参与其中的徐某、黄某已经明确表示系零对价转让股权，与郑能波保持联系的张某在原审诉讼中也陈述股权转让之时没有清楚表达应当由谋士公司或周康康给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意思，这些均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股权买受人应于十日内如数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内容相悖；且张某在原审法院所作陈述发生于其向周康康邮寄律师函之后，结合其除邮寄律师函以外，并没有向谋士公司或周康康主张股权转让价款的行为，故其在原审诉讼中的陈述更为真实，应予采信。郑能波在并未亲身参与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在原审诉讼中陈述“双方协商好股权转让价格后由代理公司填写并予签字”，该陈述系虚假陈述，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直接影响其当事人陈述的可信程度。结合案涉股权转让双方均不持有股权转让协议原件的事实，故就周康康及证人陈述在工商局留存的协议、股东会决议仅为股权变更登记所用，该陈述的可能性已达到占优势的程度，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无其他证据可予佐证的情况下，郑能波仅以备案所用的协议原件及股东会决议不足以证明其中记载的75万元股权转让价格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郑能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正勤
代理审判员 毕宣红
代理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