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行初737号
原告蔡哲民，男，1983年4月12日出生，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代理人曹竹平，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玮,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
法定代表人刘**，主席。
委托代理人程茂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董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原告蔡哲民因诉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于2017年6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8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蔡哲民及其委托代理人曹竹平、于玮，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程茂军、董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2月3日，被告证监会作出〔2017〕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作出如下认定：一、“山东路桥拟收购山东天岳事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资产的决定”，依据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构成内幕信息。于少明、王飞鸣等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蔡哲民使用本人及“姜佩华”（蔡哲民之母）、“冯珏”（蔡哲民之配偶）、“姜星昌”（蔡哲民亲属）、“徐震东”（蔡哲民亲属）、“马国进”（蔡哲民朋友）等6个证券账户（以下简称涉案账户组）交易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路桥）股票，累计买入3,665,814股，买入成交金额16,678,164.38元，合计盈利10,844,675.10元。账户组交易山东路桥集中在蔡哲民与王飞鸣通话、见面频繁时段。蔡哲民交易山东路桥活动与本案内幕信息高度吻合，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蔡哲民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被告根据原告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决定没收原告违法所得10,844,675.10元，并处以10,844,675.10元罚款。原告不服，向被告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6月9日，被告作出〔2017〕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
原告蔡哲民诉称：一、被告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点错误。2014年九月中下旬，并购双方达成一致交易意见时，内幕信息才形成；二、原告并不知悉内幕信息。王飞鸣等均未承认向原告泄露任何内幕信息。其与原告频繁的电话联系是基于其他合作的业务。原告向王飞鸣询问过山东路桥公司中报业绩情况以及定增情况系为研究需要，这些信息为公开信息，与内幕信息无关；三、原告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并未实际控制涉案账户组。马国进与原告是普通朋友关系，只是原告的潜在客户，与原告关系并不密切。马国进在证人证言中结合自身职业背景、投资习惯详细阐述了选择、分析、决策买入山东路桥股票的全过程，理由充分、合情合理。原告只是听从马国进的指示进行的交易，马国进是该交易的决策者；四、原告并未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山东路桥。原告长期关注和研究山东路桥的定增再融资计划，结合自己经验分析判断出的基本走势，是根据山东路桥“应当融资而非收购”的研究结论买入。与王飞鸣联络是双方探讨原告涉及的量化产品业务，与内幕信息无关。原告卖出时点大部分是在山东路桥复牌三个月之后，是基于定增方案失败后的行动，此时股价与内幕信息完全无关。原告交易山东路桥的时点与联络时点、内幕信息形成发展并不吻合，交易行为并不异常。“马国进”账户的集中交易行为是马国进的交易习惯使然，是其资金量及业务量增大所致；五、被告认定违法所得错误。被告将他人账户获利直接认定为原告的违法所得没有依据。被告不以复牌当日的收盘价计算卖出的获利数额，而以复牌数月后根本不再受内幕信息影响的卖出价格计算获利数额，与类案生效判决中的计算方法不一。本案内幕信息属于落空型信息，不能对股价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股价持续上升导致的盈利，与内幕信息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违法所得应以内幕信息披露日的收盘价作为依据计算；六、被告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被告未在处罚事先告知书中将其作为推定依据的司法解释告知原告，未将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进行告知，未查阅全部卷宗，导致原告不能充分进行陈述申辩。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
原告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第14797号公证书（山东路桥公告等的保存文档），2.第6321号公证书（工作纪要文档），3.蔡哲民论文《不同再融资方式对股价的影响》，4.第6319号公证书—论文数据库，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买入山东路桥具有合法、合理、正当、科学的理由；5.王飞鸣的证人证言，6.第14796号公证书（蔡哲民转发给王飞鸣电子邮件的截图），7.王飞鸣邮箱收件截图两份、《拼单协议》、5万元的转账单、量化对冲产品的《中金基金中智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与王飞鸣的联系，完全不涉及山东路桥的内幕信息；8.马国进的证人证言、“马国进”账户2007年1月31日至2013年4月30日的对账单，9.姜星昌证人证言，10.徐震东证人证言，11.冯珏证人证言，12.姜佩华证人证言，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并未“操控”、“控制”马国进等人的股票账户，亦未从这些人的股票交易中获利；13.第6320号公证书—山东路桥股票价格走势图、1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选择山东路桥复盘后继续持有，其之后的卖出行为与内幕信息无关；15.原告等六人购买山东路桥的账户记录，用以证明被告计算原告的违法所得方式有误。
被告证监会辩称：一、被告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点正确。2014年8月1日，山东路桥董事长兼任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集团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篮）董事长于少明、李志科（山东高篮总经理）等人到山东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天岳）考察企业情况，当天双方谈及了山东路桥拟收购山东天岳等事宜，内幕信息形成；二、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原告与其同学王飞鸣接触联络频繁。2014年8月份手机通讯联络8次，9月份38次，10月份11次，11月份13次，12月份11次，2015年1月8次。九月中旬多次见面接触。王飞鸣作为证券公司中介人员知悉内幕信息，否认向原告泄露内幕信息符合常理。原告属于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三、原告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实际控制涉案账户组。原告在最初的询问笔录中承认涉案账户组在涉案期间由其操作使用，在诉讼期间予以否认，前后矛盾。原告与姜佩华、冯珏、姜星昌、徐震东等人均存在亲属关系。马国进是原告朋友，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其账户均由原告帮助操作交易山东路桥。原告在询问笔录中认可具体的买入时点、价格、数量由原告决定，在起诉状中予以否认，前后矛盾；四、原告利用内幕信息实施了内幕交易行为。原告交易行为异常，涉案账户组交易标的趋同。交易起始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买入山东路桥均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9月25日至30日，马国进账户在此期间单一、大量买入山东路桥，未买入其他股票，交易量明显放大、资金占用率达90%以上。原告交易时点与联络时点、内幕信息形成发展时点高度吻合；五、被告以先进先出法计算原告实际获利并无不当，符合违法所得计算一贯标准；六、被告将处罚依据以及没收违法所得数额对原告进行告知，已经依法履行了处罚程序义务，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综上，被告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1-1.李志科询问笔录及相关资料；1-2.管士广询问笔录；1-3.王胥询问笔录；1-4.于少明询问笔录；1-5.吕思思询问笔录；1-6.山东路桥关于公司收购的有关说明；1-7.山东天岳关于与山东路桥重组事项的说明；1-8.山东路桥与山东天岳关于重大重组事项签订的保密协议；1-9.山东路桥与宗艳民关于重大重组事项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过程；
第二组：2-1.山东路桥2014年10月8日停牌公告；2-2.山东路桥董事会关于重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2-3.山东路桥董事会关于重大重组事项复牌的公告。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本案内幕信息公开的有关事实；
第三组：3-1.王飞鸣询问笔录；3-2.收购方山东路桥重大事项内幕信息知情人表。该组证据用以证明王飞鸣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第四组：4-1.王飞鸣询问笔录；4-2.蔡哲民询问笔录；4-3.蔡哲民关于交易山东路桥的补充说明。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与王飞鸣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频繁联络、接触的情况；
第五组：5-1.蔡哲民询问笔录（同证据4-2）；5-2.马国进询问笔录；5-3.蔡哲民交易股票所用电脑的IP、MAC、硬盘序列号；5-4.蔡哲民本人账户交易涉案股票的IP、MAC地址；5-5.“姜佩华”、“冯珏”、“姜星昌”、“徐震东”账户交易涉案股票的MAC、硬盘序列号；5-6.“马国进”账户交易涉案股票情况。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实际控制涉案账户组；
第六组：6-1.蔡哲民交易股票所用电脑的IP、MAC、硬盘序列号；6-2.蔡哲民本人账户交易涉案股票的IP、MAC、交易情况；6-3.“姜佩华”、“冯珏”、“姜星昌”、“徐震东”账户交易涉案股票的MAC、硬盘序列号、交易情况；6-4.马国进银行卡号×××自2013年10月以来的交易流水；6-5.“马国进”账户交易涉案股票情况（同证据5-6）。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操作涉案账户组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王飞鸣接触联络的同时，交易山东路桥存在异常情况；
第七组：7-1.原告获利计算单，用以证明被告对违法所得的计算正确；7-2.原告提供的马国进关于其账户的说明，7-3.上海中智公司提供的原告在公司上班期间研究报告及情况说明，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于听证会后向被告补充提交的马国进证言以及被告为核实原告听证会上所述内容去原告公司进一步进行了复核，原告对山东路桥的研究只是泛泛的研究，不构成其交易山东路桥的理由；
第八组：8-1.蔡哲民立案调查通知书；8-2.马国进立案调查通知书；8-3.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执、回证；8-4.当事人陈述及申辩意见；8-5.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回证；8-6.阅卷及听证笔录；8-7.听证会后当事人提交的补充申辩材料；8-8.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8-9.送达合法证据委托送达各种签单。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第九组：9-1.复议部分答辩意见；9-2.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的证据目录；9-3.原告复议阶段复议申请书、EMS邮寄单据及文件处理单；9-4.行政复议决定书EMS邮寄单据及签收凭证。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双方均充分发表了质证意见：关于被告证据，原告对证据1-1至1-8、证据2-1至2-3、证据3-1至3-2、证据4-1至4-3、证据5-1至5-5、证据6-1至6-5、证据7、证据8-1至8-9、证据9-1至证据9-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持异议。原告不认可证据1-9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原告认为本案内幕信息属于利好性内幕信息，该内幕信息并未兑现，对股价上涨不可能有积极作用，山东路桥复牌后的股价上涨和本案内幕信息没有因果关系。对第三组证据，原告认可王飞鸣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但原告认为其与王飞鸣联系与内幕信息无关，而是对理财产品投资进行沟通。对第四组证据，原告认为可以证明原告对其为何购买山东路桥及购买时点、与王飞鸣频繁联络的原因等事实，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五组证据，原告认为不能证明其控制“马国进”账户，该账户交易山东路桥是马国进本人的意愿，原告仅为代其操作。原告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马国进”账户交易异常。另外，原告不认可证据5-6中开户表格的真实性，认为“马国进”上海账户并非新开户，对证据5-6中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第六组证据，原告认为其按照自己有关上市公司定增计划与股价上涨关系的研究购买了山东路桥，而并非基于内幕信息。对第七组证据，原告不认可被告的计算方法，认为被告对违法所得计算错误，应当以复牌交易第一天收盘价计算盈利。认可证据7-2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7-3的关联性。对第八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未将处罚所依据的司法解释以及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进行告知，未查阅到全部卷宗。对第九组证据，原告认为复议程序中被告的认定和处罚程序有较多不一致的地方。
关于原告证据，被告认可证据1至证据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7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8-1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为证据9-12中证人均与原告存在亲属关系；认可证据13-14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5的证明目的。
经审查，被告全部证据（证据7-2、7-3除外）均符合证据形式要求，本院予以采纳。证据7-2、7-3系被告听证会后调查取得，与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证据，证据1-4、6、13-15符合证据形式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其余证据均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一、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2014年3月左右，山东高篮总经理李志科了解到山东天岳的经营前景良好，将该项目介绍给山东路桥董事长于少明。2014年8月1日，于少明、李志科等人到山东天岳考察企业情况，当天双方谈及了山东路桥拟收购山东天岳等事宜。8月14日、15日，山东路桥拟任董事会秘书管士广、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飞鸣及其同事去山东天岳考察，会谈山东路桥要收购山东天岳股权事项；8月19日至22日，王飞鸣及其同事对山东天岳开展初步尽职调查；9月16日，于少明、王飞鸣、宗艳民等在山东路桥附近吃饭，于少明提出要宗艳民降低要价，宗艳民称再考虑；9月25日，山东天岳方面约王飞鸣到北京见面，并告知山东天岳确定要和山东路桥进行重组，对价可降到8.5亿元至9.5亿元，对价方式是非公开发行股份；9月29日，王飞鸣到山东路桥告知山东天岳的最新打算，并问能否停牌，于少明表示同意；9月30日下午王飞鸣建议山东路桥停牌，10月8日山东路桥正式停牌；10月9日，山东路桥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10月14日，山东路桥发布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其后因山东天岳与山东路桥未能签署保密协议等原因，12月9日，山东天岳向山东路桥建议中止该项目；2015年1月13日，山东路桥发布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的公告。
二、原告与王飞鸣关系及联系事实。原告与王飞鸣是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MBA同学，二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接触联络频繁。其中，2014年8月份双方手机通讯联络8次，9月份38次，10月份11次，11月份13次，12月份11次，2015年1月8次。2014年9月，二人多次见面接触；
三、涉案账户组控制及交易事实。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原告使用本人及“姜佩华”（原告之母）、“冯珏”（原告之妻）、“姜星昌”（原告亲属）、“徐震东”（原告亲属）、“马国进”（原告朋友）等六个证券账户交易山东路桥股票，累计买入3,665,814股，买入成交金额16,678,164.38元，合计盈利10,844,675.10元。具体情况如下：
1.“蔡哲民”、“姜佩华”、“冯珏”、“姜星昌”、“徐震东”账户。2014年9月15日，原告使用“蔡哲民”账户买入49,000股，买入金额218,570.00元，截至2015年4月29日，全部卖出，盈利174,881.53元。2014年9月15日至30日，原告使用“姜佩华”账户买入314,400股，买入金额1,418,937.00元，截至2015年4月29日，全部卖出，盈利599,776.06元。2014年9月22日至23日，原告使用“冯珏”账户买入37,500股，买入金额167,299.00元，截至2015年4月29日，全部卖出，盈利58,988.30元。2014年9月15日至30日，原告使用“姜星昌”账户买入182,800股，买入金额819,328.00元，截至2015年4月29日，全部卖出，盈利459,924.21元。2014年9月15日至23日，原告使用“徐震东”账户买入57,900股，买入金额258,513.00元，截至2015年4月29日，全部卖出，盈利147,273.68元。
2.“马国进”账户。该账户自2013年4月24日开立以来至2014年9月25日前未交易任何股票。2014年9月25日，该账户转入1150万元，9月29日，转入260万元之后，当天及其后几天几乎全部被用于买入山东路桥。2014年9月25日至30日，原告使用“马国进”账户买入3,024,214股，买入金额13,795,463.38元，截至2015年4月29日，全部卖出，盈利9,403,831.32元。
本院认为：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根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对于内幕交易行为具有查处并予以行政处罚以及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
本案所涉内幕信息为“山东路桥拟收购山东天岳事项”，上述事项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资产的决定”，构成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所指内幕信息。另外，原告于庭审中明确表示对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行政程序的合法性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被诉处罚决定的上述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被诉复议决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亦予确认。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对内幕信息形成时点的认定是否正确；二、原告是否知悉内幕信息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行为；三、被告对违法所得的认定是否正确；四、被诉处罚决定的行政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争议焦点一
一般而言，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考虑到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之时，该信息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故应当认定此时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本案中，被告对本案内幕信息形成时点的认定并无不当。
2014年8月1日，山东天岳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宗艳民打电话邀请山东高速董事长于少明去山东天岳考察，于少明、山东路桥总经理王胥、山东路桥党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吕思忠与此次并购事项的介绍人山东高篮总经理李志科一行考察了山东天岳的情况，当天谈及了要通过收购等方式上市的事项。考察完毕之后，于少明即安排管士广联系公司财务顾问王飞鸣进行初步尽职调查工作。于少明作为山东路桥主要决策人员，考察过程中即对山东天岳可作为山东路桥的收购标的形成了初步判断，其于之后安排尽职调查事宜更可印证上述判断，故2014年8月1日本案内幕信息在山东路桥决策层已经具备一定的确定性，可以认定为本案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原告主张以九月中下旬收购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作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时点仅可表明本案内幕信息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更具确定性，但并不足以否定被告的认定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争议焦点二
1.本案中，被告在综合分析原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情况、涉案账户组实际控制情况及原告交易行为特征基础上，认定原告知悉内幕信息并实施内幕交易行为并无不当。第一，原告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王飞鸣在内幕信息的敏感期内频繁接触。原告与王飞鸣为同学关系，王飞鸣作为本次山东路桥收购事项的参与者，知悉本案内幕信息，系内幕信息知情人。原告与王飞鸣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王飞鸣联络频繁，在2014年9月份通话尤为频繁，且有多次直接会面；第二，原告实际控制涉案账户组交易山东路桥。本案中，姜佩华为原告之母，冯珏为原告之妻，姜星昌、徐震东与原告均存在亲属关系，上述人员证券账户均由原告代为操作，原告亦认可自2014年8月底9月初接受马国进委托操作“马国进”账户；第三，原告交易“山东路桥”行为明显异常。首先，涉案账户组交易山东路桥行为具有明显的突击性。其次，涉案账户组（“马国进”账户除外）存在卖出其他股票，集中、单向买入山东路桥行为，买入标的趋同。再次，涉案账户组买入山东路桥的时点、与王飞鸣联系时点与本案内幕信息的发展过程总体上高度吻合。
综合分析上述三方面因素，可以认定原告于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王飞鸣频繁联络、接触，其交易山东路桥的行为与内幕信息的发展总体上高度吻合，交易行为呈现明显的异常特征。考虑到内幕交易行为的隐蔽性以及行政机关的监管实践，此种情况下，原告有义务对其交易行为的异常性进行合理说明。即其应当提供充分证据切断本案内幕信息与其相关交易行为的关联性，否则监管机关基于上述认定推定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实施内幕交易行为具有合理性。
至于原告认为涉案账户组交易山东路桥的行为与内幕信息的发展过程并不构成高度吻合，尤其是2014年9月16日、17日，山东路桥与山东天岳的谈判陷入僵局，其不可能基于一个不确定的内幕信息买入山东路桥。本院认为，所谓“高度吻合”是指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的敏感期高度吻合。2014年9月中旬系山东路桥与山东天岳谈判阶段，双方谈判并未于9月中旬即告破裂，而是在山东路桥停牌之前就交易价格达成一致。从本案内幕信息发展的总体过程分析，原告的该项主张尚不足以排除内幕信息与其交易行为的关联性。
2.基于已经查明的事实，原告在内幕信息的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频繁接触，在接触之后又实施了明显异常的交易行为，已经完全符合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典型事件模型。在此前提下，原告主张自己并非是基于对内幕信息的利用而实施的交易，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存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而非由被告提供证据来证明本案中不存在发生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就本案原告的主张而言，其不能证明本案中存在小概率事件，原告对于其异常交易行为的辩解均不具有说服力。
原告的核心辩解理由在于，相关交易行为系基于原告长期关注和研究山东路桥的定增再融资计划，结合自己经验分析判断出的基本走势，是根据山东路桥“应当融资而非收购”的研究结论买入。本院认为，上述辩解没有说服力。就本案山东路桥的定增计划而言，自2013年12月山东路桥发布定增预案至2014年9月15日原告首次买入山东路桥，该定增计划仅由董事会通过，尚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更未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核通过，其是否能够实施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定增方案的实施需要结合诸多因素，仅仅基于某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达到规定的发行价格，远远不足以判断定增方案是否能够具体实施。原告一直强调自己职业投资者的身份，主张自己具有专业的技术分析能力，而基于上述信息内容即实施本案中的交易行为，显然不符合一个职业投资者基本的谨慎投资原则。
至于原告卖出股票的时点，投资者在决定何时卖出股票以了结获利时，往往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只要利用内幕信息买入股票，即已经构成内幕交易。原告的主张均不足以合理说明其买入行为的异常性，故不能推翻对其实施了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
至于原告主张其与王飞鸣联络系因其他业务合作，与内幕信息无关，其并不实际控制涉案账户组，尤其是“马国进”账户的交易行为并不由原告决策，原告仅听从指示下单操作等，上述主张均系原告单方辩解，其是否可信仍然需要结合客观的交易行为予以判断。基于前述分析，原告的上述主张明显不具有说服力。
三、关于争议焦点三
本院认为，鉴于被告对原告进行调查时涉案账户组已将山东路桥全部卖出，被告以“先进先出法”计算涉案账户组账面实际获利，并以此作为原告的违法所得数额，符合被告执法实际，并无违法之处。原告主张涉案账户组获益系基于市场因素与本案内幕信息无关，且应以复牌当日收盘价计算获益。对此本院认为，基于前述焦点问题的认定，原告卖出山东路桥获益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的买入行为，其获益与本案内幕信息具有关联性。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被告将其并不控制的涉案账户组的获益均计入其获益数额有误，基于前述原告实际控制涉案账户组并交易山东路桥的认定意见，其该项主张明显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四、关于争议焦点四
本院认为，被告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过程中，履行了相关告知、听证、送达等程序，保障了原告的阅卷权、听证权等权利，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其行政程序亦无不当之处。原告主张被告未告知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所依据的司法解释等规定，对此本院认为，被告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已将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予以告知，被告于庭审中对司法解释的援引属于对法律规定具体适用的解释问题，并非直接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处罚的依据。原告另主张被告未将违法所得计算方式予以告知，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是以涉案账户组的实际获利认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而原告对涉案账户组的实际交易数额并无异议，对于交易获利的实际情况原告应当清楚明知，故鉴于被告已将涉案账户组的实际获利数额予以告知的情况下，虽未在处罚程序中将具体的计算方式予以告知并不影响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亦不影响原告针对该问题进行陈述申辩。原告又主张其于处罚程序中并未查阅到全部卷宗，进而影响其陈述申辩权的充分行使。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被告证据8-6阅卷及听证笔录显示，被告在听证会上已经就原告是否阅卷进行询问，且原告已就处罚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其仅表示“案卷里没有能证明事实的证据”，被告已经保障了原告陈述申辩权的行使。鉴此，原告关于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蔡哲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蔡哲民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龙 非
审 判 员 魏浩锋
代理审判员 李 茜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郎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