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民一终字第2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姚市泗门镇升东电器配件厂。
业主：朱林明，男，1973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临山镇梅园村万兴丘4队。
委托代理人：周尧铨。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太珍。
委托代理人：王柏良。
上诉人余姚市泗门镇升东电器配件厂（以下简称升东配件厂）因与刘太珍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1日作出的（2013）甬余民初字第3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1月28日下午2点45分左右，刘太珍在升东配件厂发生右手食指被冲床压伤的事故，后刘太珍至医院接受治疗。另查明，周丽英系升东配件厂职工，升东配件厂承租周丽英的房屋作为生产经营地。事发后，周丽英支付给刘太珍医疗费500元。后刘太珍起诉周丽英至法院，于2013年8月14日提出撤诉申请，被予以准许。刘太珍向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升东配件厂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10月30日，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余劳仲案字（2013）第843号仲裁裁决，驳回刘太珍的仲裁申请。
刘太珍不服仲裁裁决，于2013年11月1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3年1月26日，刘太珍经招工到升东配件厂工作，工种为汽铆冲床工，工资为计件制，当天生产产品1700只，2013年1月27日为星期天，全厂放假休息，2013年1月28日刘太珍正常上班，到下午14：40分，在操作汽铆机冲压产品时，不慎发生右手食指被挤压的工伤事故，经夹塘村卫生室、余姚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右食指远节骨甲粗隆骨折。就诊期间的医疗费由周丽英支付。后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调解未果。请求判决确认其与升东配件厂存在劳动关系。
升东配件厂在原审中答辩称：升东配件厂租用职工周丽英的房子作为生产车间，只有周丽英、丁惠、张某三个职工，周丽英负责他们的计件。从未招用刘太珍为冲床工。升东配件厂业主朱林明与刘太珍素不相识，从未协商赔偿事宜。刘太珍在丈亭法庭、劳动仲裁两次庭审时对招用过程表述不清、前后矛盾。升东配件厂承认刘太珍在其厂内擅自操作受伤，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请求驳回刘太珍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刘太珍主张其与升东配件厂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升东配件厂辩称周丽英是其厂里职工，负责计件并计入账本的工作，从未招用刘太珍为冲床工，没有权利招用员工，但是依据刘太珍提供的录音资料，该证据的内容表明刘太珍就其工作过程中受伤之事以及工资报酬情况，至升东配件厂交涉（找到周丽英），要求支付医疗费并结算工资，周丽英要求刘太珍去治保主任处结算医疗费用并问刘太珍关于工作的数量，结合周丽英的具体工作内容（负责升东配件厂计件并计入账本的工作），故可认定升东配件厂认可刘太珍到其厂工作，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升东配件厂亦未提供证据以证明其拒绝或者不允许刘太珍到其厂工作。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作出判决：确认刘太珍与余姚市泗门镇升东电器配件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余姚市泗门镇升东电器配件厂负担。
宣判后，原审被告升东配件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理由是：1.原审判决已经明确周丽英系上诉人的一般职工，上诉人的经营场地坐落于周丽英家。正因这一特定的对象和处所，才有了周丽英与被上诉人之间在录音中的对话内容。一审法院既然明确了周丽英是职工身份，那她就不具有认可或招用被上诉人工作的资格，被上诉人也不能举证证明是周丽英授权招用被上诉人工作的事实。周丽英作为职工，不能或无权代表上诉人，其超出工作范围外的任何表示或者行为，与上诉人无涉。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曾已向上诉人交涉受伤及工资报酬的事实。一审法院“以结合周丽英的具体工作内容”为由，认定双方形成劳动关系，于法无据。2.周丽英在没有取得上诉人授权或认可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作出的任何表述，均属无效。当被上诉人向周丽英要求支付所谓医疗费并结算工资时，周丽英认为上诉人在受伤前因擅自操作机器做产品，确有一定的产品数量产出，故问其产品数量情况，告知被上诉人若要算这部分工资可找村治保主任说去。所以在村干部的调解下才有了周丽英为被上诉人支付医药费的事实，周丽英实际也未支付被上诉人的所谓工资，以此求得太平，免得被上诉人再纠集他人到周丽英家里（即上诉人租用周丽英的场地）纠缠、吵闹。假如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周丽英为何不在当天记录被上诉人的计件数量情况，而要待到被上诉人找上门来时才问其工作数量情况呢？周丽英问被上诉人的医疗费及工作数量后，为何支付医疗费而不付工资呢？一审法院认为周丽英既然询问了被上诉人的产品数量且又是负责记账的，可以推定为被上诉人是到厂工作了，以此认定劳动关系，是对周丽英表述事实的误解。周丽英只负责上诉人职工丁惠、张某的计件并计入账本。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自认“26日上班、27日星期天放假休息、28日正常上班”，但从该账本上反映，除上诉人的上述两名职工有计件的数量记录外，并没有被上诉人的名字等记载。周丽英按上述时间段先后顺序在账本上所记载的内容是完整的，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辩称的缺页或被撕掉的情形。2.2013年1月28日下午，是被上诉人突然来厂找叫丁惠的老乡聊天时，擅自操作机器而受伤，余姚市泗门镇夹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二份证明，已证实职工张某能证明被上诉人受伤前从未见过其来厂的事实，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能擅自进入上诉人车间并操作机器，只能证明上诉人在管理上存在缺陷，不能认定上诉人已经允许被上诉人到厂里工作。因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盖章证明职工张某所陈述的事实，故上诉人没有必要再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3.被上诉人在向余姚市人民法院丈亭法庭提起劳动争议诉讼中，被告的主体是周丽英，并非上诉人，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素不相识，谈不上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提供了考勤表才有从仲裁到本案诉讼的程序，现在被上诉人称对该考勤表不知情、哪来也不知道，自相矛盾。假如周丽英“要求刘太珍去治保主任处结算医疗费并问刘太珍关于工资的数量”的事实存在，也是周丽英的个人行为，上诉人不知情，也不认可。
被上诉人刘太珍答辩称：1.被上诉人于2013年1月26日由周丽英负责招工进厂，工资和其他职工一样，为计件制，当天生产产品1700多只。2013年1月28日早上正常上班至14：40时在操作汽锚机冲压产品时不慎发生右食指被挤压的工伤事故，后在村卫生室、余姚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求医支出的费用由周丽英支付，为解决受伤的赔偿问题，被上诉人多次找周丽英进行协商遭拒，在查明周丽英的企业余姚市胜盈电器厂工商登记已被注销的情况下，以自然人周丽英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起诉。周丽英答辩称其系朱林明开办的升东配件厂的职工，并向法庭提交了升东配件厂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1.刘太珍受伤期间，朱林明租用了泗门镇夹塘镇夹塘村三丘路七号周丽英的房子作为经营场地；2.周丽英、丁惠、张某系本厂职工，刘太珍在厂里受伤后即离开了本厂。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才将升东配件厂作为诉讼主体进行仲裁和起诉。2.被上诉人认为是周丽英代表上诉人招收被上诉人进厂上班，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并且是在第二天上班到下午才发生工伤事故，总共已生产产品3400余只，并非上诉人所说个人擅自操作机器所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太珍、升东配件厂均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双方当事人对刘太珍在升东配件厂经营场地内操作机器时受伤、刘太珍曾与升东配件厂职工周丽英确认计件产品数量并协商受伤后赔偿事宜的事实亦均无异议，可以初步证明刘太珍关于其与升东配件厂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升东配件厂虽主张刘太珍系擅自进厂操作机器受伤，但其提供的加盖了“余姚市泗门镇夹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的证明两份，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但升东配件厂未在一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经办人出庭作证，同时考虑到上述证明均由升东配件厂在本案仲裁、一审、二审时的委托代理人书写，故仅凭该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升东配件厂关于刘太珍擅自进厂操作机器的主张。升东配件厂称即使存在周丽英“要求刘太珍去治保主任处结算医疗费并问刘太珍关于工资的数量”的事实，其也不知情、不认可，本院认为，升东配件厂自述租用了周丽英的场地进行生产经营，结合升东配件厂在二审中关于业主朱林明不来厂里上班、计件是周丽英负责等陈述，根据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有理由相信周丽英负责该厂的日常管理工作并代表升东配件厂招用了刘太珍。因此，升东配件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其与刘太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余姚市泗门镇升东电器配件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晖
审 判 员 樊瑞娟
审 判 员 陈士涛
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
代书记员 吴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