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民终2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冶金矿产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靖远路145号。
法定代表人：徐社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源均，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贵，男，汉族，1967年10月27日出生，住甘肃省永登县龙泉寺镇龙泉村四社。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曙煜，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甘肃冶金矿产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冶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蒲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兰民二初字第222号民事判决，蒲贵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6）甘民终56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甘01民初411号民事判决，冶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冶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社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源均、被上诉人蒲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曙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冶金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甘01民初41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蒲贵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蒲贵承担。
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造成冶金公司3300万元巨大经济损失。2010年6月22日，冶金公司与蒲贵签订《场地租赁协议》，蒲贵应支付场地租金600万元，2010年6月28日，双方签订《资产转让移交清单表册》，冶金公司向蒲贵移交1200万元矿山资产，两项共计1800万元；一审判决冶金公司向蒲贵偿还借款本息840万元；一审法院未审理冶金公司的720万反诉请求，此三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360万元。2.双方没有签订借款合同，利息未明确约定，矿山买卖是本案唯一的基本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只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有误，双方的法律关系是矿山买卖合同关系，蒲贵以“借贷关系”为由诉冶金公司返还欠款，违背客观事实，应予以改判驳回蒲贵的诉讼请求。蒲贵向兰州市公安局刑事报案材料及《资产移交清单表册》证明蒲贵的行为均属买卖关系的债务偿还。《借款协议》与蒲贵支付的600万元无关，第一笔600万元付款，是场地租金。3.一审判决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审理期间，冶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对冶金公司的反诉申请没有出具书面裁定告知不予审理，违反法定程序。4.蒲贵提交的甘肃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储蓄凭条是伪造证据，存款凭条不是付款凭证，蒲贵没有付款账户和付款证据证明冶金公司出具的收据得到蒲贵的有效履行。
蒲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冶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案一审程序合法，冶金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其反诉请求处置不当的理由不成立；2.本案的借款法律关系明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冶金公司认为本案是矿山转让法律关系的理由不成立；3.冶金公司上诉理由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
蒲贵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一、判令冶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000000元，违约利息1743780元，共计7743780元；二、判令冶金公司偿还2015年7月3日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的借款利息(按本金600万元，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判令诉讼费由冶金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28日，蒲贵给冶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社林账户转存600万元，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凭条载明：“户名：徐社林、账号：6210610000800834849、储种：个人结算存款、交易金额：6000000元、起息日：2010年6月28日、客户签名：苏爱云。”苏爱云系蒲贵妻子。同日，冶金公司出具收据，收据载明：“交款单位：蒲贵、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陆佰万元整、收款事由：借款（若按期不能偿还抵顶公司资产)”。2010年7月28日，蒲贵(贷款方、甲方)与冶金公司(借款方、乙方)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蒲贵给冶金公司借款1100万元，借款采用分期付款形式：第一期6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当日一次性转入借款方指定账户，第二期在冶金公司、蒲贵、蒲凤春三方设立的有限公司成立后，采矿权分立申报受理核准文件支付，借款期限自2010年7月28日起至2010年8月28日止，还款方式为人民币或保证资产，借款方(冶金公司)以“里程沟矿界内资产作为借款保证，经贷款方审查，证实保证资产足够代偿借款，当借款方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资产承担偿还借款责任。必要时，贷款方可以保证资产依法清收抵顶偿还借款……”，上述《借款协议》未约定借款利息，至一审开庭审理时，冶金公司未能向蒲贵偿还借款，现尚欠借款本金6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蒲贵与冶金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及相关附件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审理已查明的事实，2010年6月28日，蒲贵将600万元借款存入冶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社林的个人账户，冶金公司出具的收据收到款项，款项用途为“借款”，并确定“若按期不能偿还抵顶公司资产”，因此，双方当事人对款项用途为借款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2010年7月28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协议》时对该笔款项的用途仍然确定为“借款”，而冶金公司认为该款项是用于租赁或买卖给蒲贵相关财产的费用，但该部分财产在《借款协议》中仍然被作为“借款保证”。另在201O年6月22日，冶金公司与甘肃安宁十里店建筑石料矿有限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该协议未明确所涉租金600万元与本案借款系同一笔款项；2010年6月28日，蒲贵、案外人蒲凤春、甘肃安宁十里店建筑石料矿有限公司签订《向蒲贵、甘肃安宁十里店建筑石料矿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移交清单表册》，该清单表册中也未明确600万元的借款与相关财产移交存在关联性，且《资产移交清单表册》、《场地租赁协议》中已出现案外第三方，同时《资产移交清单表册》、《场地租赁协议》是在2010年6月签订，而在此之后的2010年7月28日本案当事人才签订《借款协议》，因此，纵观全案基本事实，所涉600万元款项双方当事人最终确定的用途是借款，而非其他，而借款合同关系与冶金公司认为的租赁或买卖合同关系主体不同、标的不同，不属同一民事法律关系，不属借款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冶金公司应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予以解决。在《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到期后，冶金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其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还款义务和违约责任，但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对借款利息未作明确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案件属于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款，冶金公司不按期还款，长期占用蒲贵资金，给蒲贵造成的损失显而易见，蒲贵要求冶金公司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利息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借款期内的利息双方当事人未作明确约定，不予支持，对于借款期限届满后的利息，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0年8月29日开始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甘肃冶金矿产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蒲贵偿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借款利息以600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0年8月29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案件受理费66006元，由甘肃冶金矿产经济技术开发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冶金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两组证据材料作为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第一组证据是《甘肃省安全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档案表》、介绍信、内资企业基本信息、便函等两份，拟证明：蒲贵购买、接收、控制、使用甘肃冶金矿产公司安宁里程沟矿区资产，经营获利多年。第二组证据分别是蒲贵提供、信用社调取的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凭条，拟证明：蒲贵20**年6月28日没有实际履行冶金公司开具的收据要求的付款义务，蒲贵提供的徐社林账户存款凭条系合成伪造，且出处不明，无信用社盖章，事实要件与信用社会计档案不一致，系非法证据；徐社林储蓄账户的存款凭条，并非付款凭证，只能证明徐社林个人在该信用社的存款；2010年6月28日，苏爱云本人在该信用社没有600万元存款的存折和银行卡账户，无法向徐社林付款。
蒲贵对该两组证据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对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蒲贵是存入现金，而不是转入徐社林账户，所以，出具的证据为存款凭条，且蒲贵方提供的存款凭条是真实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冶金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九《介绍信》的证明目的相同，但不能直接证明蒲贵对该矿的实际接手与经营，也不能证明与矿产转让行为的直接关联性。冶金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空白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凭条，仅是对徐爱云转让凭条的否认推断，而不属农村信用社直接出具的证据材料，故对冶金公司的第二组证据，不予采信。
经开庭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蒲贵向法院提交的存款凭条真伪问题。冶金公司二审提出蒲贵转款凭条系伪造，但本案一审时，冶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社林认可2010年6月28日蒲贵通过其妻徐爱云转款6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冶金公司二审庭审时对一审认可的事实未提交有证明力的新证据，仅凭推测无法推翻现有书证。故冶金公司对蒲贵有关向徐社林账户存款凭条系伪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冶金公司与蒲贵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还是矿产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买卖合同是财产所有权有偿转让的合同，即出卖人转移财产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蒲贵主张双方为借款合同关系，冶金公司主张双方为矿产买卖合同关系。蒲贵作为出借方，应对主张的借款合同负举证责任，而冶金公司应对主张的买卖合同的卖方负举证责任。经审查，2010年6月28日，蒲贵之妻苏爱云向冶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社林账户转款600万元，2010年7月28日蒲贵与冶金公司补充签订《借款协议》（徐社林一审庭审中提出借款协议签订日期也应为6月28日，协议落款7月28日系笔误），合同约定借款金额、还款日期等内容，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借人蒲贵依约向借款人发放了借款，徐社林也认可实际收到该笔款项，且有双方的转款、收据、签订《借款协议》等证据证明。上述证据能够单独直接印证冶金公司同意以公司资产抵顶借款的主要事实，并无需借助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冶金公司上诉主张为买卖合同关系，但实际上冶金公司与蒲贵之间未达成书面矿产买卖合同，也没有证明财产所有权转让的直接证据，《资产移交清单表册》、《场地租赁协议》、介绍信等证据均不能证明蒲贵向冶金公司支付的价款是用于矿产买卖支付的对价，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矿产买卖合同关系。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本案双方为借款合同关系，冶金公司应按《借款协议》约定归还借款。本案的审理依据现有证据审查双方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至于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之内。
关于一审法院程序问题。冶金公司对一审法院的程序问题提出上诉。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冶金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因与本诉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而不予合并审理，并在一审判决书中说明，但未作出不予合并审理的民事裁定。在判决书中一并处理程序问题，属一审程序瑕疵，但该瑕疵并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条件，也不影响冶金公司的实体权利，冶金公司对其反诉请求，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上诉人冶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006元，由上诉人甘肃冶金矿产经济技术开发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焱
代理审判员 周 雷
代理审判员 魏万武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茜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