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0423民初1088号原告(反诉被告)：孙宗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少军（系原告之子）。被告（反诉原告）：吕水龙。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轲，山西君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第三人：襄垣县虒亭镇阳坡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襄垣县虒亭镇阳坡村。法定代表人：郭学斌，任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登洲，男，襄垣县虒亭镇阳坡村党支部书记，一般代理。原告孙宗祥与被告吕水龙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立案后，被告吕水龙提起反诉并申请追加襄垣县虒亭镇阳坡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阳坡村委）为第三人，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合并审理。孙宗祥及其诉讼代理人孙少军，吕水龙及其诉讼代理人马轲，阳坡村委法定代表人郭学斌及其诉讼代理人崔登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孙宗祥诉称，2006年6月20日，赵凌云以拍卖方式取得阳坡村源泉河湾区域约60亩荒山荒地“四荒”使用权，并依法签订《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有效期自2006年6月20日至2056年12月31日止，该块土地在四至范围有明确标注，其中包括吕水龙在此范围内私自开垦的荒地约3亩在内。2011年4月28日，赵凌云将该宗荒地转让给阳坡村村民孙宗祥，双方依法上报阳坡村委和襄垣县虒亭镇政府农经站同意确认，并加盖公章予以证明。期间吕水龙以荒地是自家为由一直拒不归还。直到2016年4月19日，孙宗祥在告知吕水龙前提下将合同范围内属于自己的部分土地种植了谷子，并进行田间管理，但吕水龙却于9月27日前在孙宗祥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孙宗祥种植的3亩谷子收回家中。孙宗祥发现后报警，经派出所确认上述情况。孙宗祥多次声明讨要，但吕水龙不予理会，故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吕水龙赔偿孙宗祥3亩谷子经济损失8100元；2、判令吕水龙支付孙宗祥源泉土地十年收益18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吕水龙承担。被告（反诉原告）吕水龙辩称：孙宗祥主张的土地是吕水龙于1982年在本村开垦的荒地，30年来一直由吕水龙耕种并收益。2016年4月5日，吕水龙将上述地旋地施肥并播种玉米，可孙宗祥却于当月25、26日将青苗全部旋耕重新种上谷子。当月28日阳坡村委出具处理意见，对孙宗祥旋耕吕水龙土地情况，如果玉米长不出来，孙宗祥应赔偿吕水龙损失。赵凌云并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委将四荒地拍卖给赵凌云不合法，该合同无效，吕水龙对孙宗祥转让合同之事也毫不知情，转让合同也是无效的。孙宗祥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孙宗祥要求赔偿3亩谷子损失及土地十年收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吕水龙诉称：吕水龙于1982年在本村源泉开荒2.5亩，根据本村惯例“谁开荒谁耕种”，吕水龙耕种该地并逐步改良至2016年。2016年孙宗祥以拥有该地承包权为由用推土机将该地内10棵杨树、30棵枣树损坏，后又在吕水龙播种了玉米的情况下，将地旋耕并将青苗旋掉，随后在地里播种了谷子。之后村委意见是要求孙宗祥赔偿吕水龙玉米损失，2016年秋吕水龙将孙宗祥谷子收割，由于孙宗祥是强耕强种且未进行管理，谷子产量很少，与吕水龙耕种玉米的预期收益相差很大。故请法院依法判令：1、确认吕水龙为本案争议2.5亩土地合法承包人，确认吕水龙对该土地的投入（垦荒、改良费用）5000元；2、确认第三人与赵凌云签订的《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无效；3、判决孙宗祥赔偿吕水龙2016年耕种损失3000元及树木损失8000元；4、反诉费用由孙宗祥承担。吕水龙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发表以下代理意见：赵凌云20**年签订的四荒使用权契约无效，该承包合同未经民主决议程序，也未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48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关于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孙宗祥所持《转让契约》，因赵凌云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未经村委同意，根据《土地承包法》第49条、《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等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法》第56条：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赵凌云的拍卖四荒契约及转让协议，均为无效，因此原告根据转让协议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土地收益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反诉原告享有涉案土地耕地权，反诉被告应赔偿给吕水龙造成的损失。原告（反诉被告）孙宗祥辩称：1、吕水龙不是2.5亩土地的合法承包人。该地是其私自开垦，其并未取得该地的合法使用权，阳坡村委将该地作为荒地拍卖时，其就不应再耕种了，如要求补偿开垦费用，只能向阳坡村委主张，无权向原告主张；2、赵凌云与阳坡村委签订的《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及赵凌云与孙宗祥于签订的《转让的协议》都是有效的，符合有关法律及政策规定，阳坡村委和农经站均同意且盖章鉴证，吕水龙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3、吕水龙要求赔偿耕种及树木损失无事实依据。孙宗祥是该地的合法使用人，吕水龙无权耕种，树木根本就不存在，孙宗祥曾在四荒使用权范围内拓宽道路和旋耕作业，以完成春耕，所涉均是孙宗祥所有。至于树木损失的反诉不成立，因为吕水龙讲的10棵杨树、30棵枣树与这块地没有关系。既然是反诉，必须与所争议土地有关系才能提起。这块地以外的民事纠纷只能另行起诉，而不能通过反诉处理。第三人阳坡村委述称，赵凌云是2006年承包的土地，现任主任是2015年上任，当时承包也参与过但不是主事人，没有经过村民大会。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必须治理开发，没有应该视为放弃。该合同不公正不公平，赵凌云与原任主任采取不正当手段签订该合同，没有进行村委会议等程序决定，该合同本身是不合法的。该合同也不符事实，没有经过测量及相关水利部门批准，附属物也没有写清，四至图也不清楚是谁画的，占用林地没有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合同欠缺重要内容，四至、面积和附图都不精确，不能指明地块具体位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吕水龙是否为本案争议2.5亩土地合法承包人；2、赵凌云与阳坡村委签订的《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以及赵凌云与孙宗祥签订的《转让的协议》是否有效；3双方主张的损失是否应予赔偿。孙宗祥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1、申请本院在襄垣县虒亭镇农经站调取的赵凌云与阳坡村委于2006年6月1日签订的《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及赵凌云与孙宗祥于2011年4月28日签订的《转让的协议》。证明孙宗权的经营权资格；2、孙宗祥、吕秀军分别与阳坡村委于2013年3月签订的《襄垣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证明经营权流转同期市场价值；3、吕水龙与阳坡村委于2001年3月25是签订的《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证明同期签订合同都存在四至不规范问题；4、2016年3月20日《沁州黄谷子标准化种收合同书》。证明孙宗祥种植谷子价值；5、2016年4月4日、9月27日虒亭镇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两份。证明孙宗祥修路、旋耕及谷子被盗事实。吕水龙对孙宗祥证据的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契约无效，赵凌云非本村村民，损害本村村民承包权，该契约未经公开程序，未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及代表同意，未报乡镇政府同意批准，承包价格过低、范围不清，损害了集体利益，该承包地中有吕水龙的自留地，损害了吕水龙的利益。赵凌云未进行过开发治理，依法不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无效；证据2均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土地类型不一，不具有证明力；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且吕水龙当时签订合同经民主决议，是村民之间经过竞价而得；证据4合同签订土地不是涉案土地，也不能证明耕种谷子价值，且是原告强行耕种，谷子收成不好；证据5证明吕水龙一直在本案争议土地上耕种。第三人阳坡村委对孙宗祥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赵凌云、原任主任、会计等当事人应到庭确认合同、说明情况，现任村委不知情；对证据2-5不清楚。吕水龙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1、2016年4月28日、12月16日阳坡村委证明两份。主要内容为，因吕水龙在孙宗祥转让合同内有2.5亩耕地（该河湾场地系吕水龙本人开荒地，开荒后一直由其耕种，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大小杨树10余棵、枣树30棵，今年4月初孙宗祥叫上挖机把吕水龙的地、树挖掉了，这几天孙宗祥又把吕水龙种的玉米给旋耕了。村委的处理意见是，如果玉米长不出来，就让孙宗祥赔偿损失；2、郭军华（原阳坡村委主任）证人证言及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2011年4月28日前，李克俊找侯堡镇郝国华来河湾开发，当时已拍卖给赵凌云，问能否买回来，赵说5万元，郝国华给了我5万元，李克俊找孙宗祥来当中间人。5月我们拿钱去找赵凌云，但其没有合同原件，后来就给郝国华退钱了，也没有收回复印件。计划是让赵凌云先转让给孙宗祥，再转让给郝国华，但没弄通。上任支书拍卖荒山的，吕水龙承包有荒山、其他人也有承包荒山，有开荒现在继续耕种的，承包拍卖都经过相关会议。当时承包交了2400元，赵承包土地后三年内没有按协议进行治理，转让给孙宗祥后也没有进行治理；3、孙维岗、崔素英、吕明山等8人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第一村民组河边有一块荒地，在1982年土地下户时吕水龙将该地开垦耕种至今，2016年春季将此地种上玉米；4、吕水龙1984年宜林地（自留山）使用证。证明与孙宗祥合同土地有重合，孙宗祥转让合同损害了吕水龙的利益；5、王月英证明。主要内容为，今年4月4日我村孙宗祥叫上挖机把我家杨树、枣树挖了40多棵，我家的地是1982年开荒地，一直是我家种的，已种了30多年，今年4月5日我旋了地并上了化肥，25日播上玉米、26下午孙宗祥就把我家种的玉米全旋了，我给支书主任打电话，他们到了地用手机把地和树全照了下来也没有解决。到了5月10日，我家玉米出了90%，孙宗祥又把地里的苗全旋了，20日孙宗祥又在我家地里种上谷子。9月27日我告主任说，我要去我地切谷，主任说切吧。孙宗祥对吕水龙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2.5亩荒地不是吕水龙的地，枣树及杨树并没有，村委主任是知情的；证据2，当时是赵凌云给我转的，与村委无关，村委想从我手中收回转让给其他人的情况不清楚，2014年还一直在进行治理，包括开路修渠等，村委不能干涉开发治理；证据3证明人不是阳坡村人，不能证明该情况，吕秀清是吕水龙女儿，证明时间其不在家，证明内容属实；证据4土地与本案不是同一块地，不在本案四荒合同范围内；证据5吕水龙收原告谷子不知是否为主任允许。阳坡村委对吕水龙证据的质证意见：合同村委不知情，是报警情况下突然通知村委到场，村委不能判断该合同的真实情况。荒地由吕水龙耕种，但属于集体，至于枣树是村委支持种的，也是在集体土地上种的。宜林证不清楚，宜林地不清楚方位在哪，全村开荒者一直种的。庭审前本院实地察看了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土地位置及现状：双方争议的2.5亩耕地在孙宗祥受让的“四荒”范围内；该2.5亩耕地内没有树木；孙宗祥在“四荒”范围内修路时，损害了吕水龙种植在2.5亩耕地外的部分树木。经审理查明：为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开发治理“四荒”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阳坡村委于2006年对该村“四荒”进行拍卖。同年6月1日，拍卖方阳坡村委与承买方赵凌云（非本村村民）签订《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但该宗“四荒”拍卖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也未采取拍卖等公开程序进行。该契约主要内容为：阳坡村委将源泉河湾面积为60亩的四荒使用权一次拍卖，亩估价40元，地价总计2400元，四至东西南至界石、北至公路往南8米处（详情以附图为准），拍卖期限为50年，从2006年6月1日到2056年12月31日止；拍卖方应做好对四荒总体开发治理规划，加强对开发治理四荒项目的督促、检查、验收，定期和不定期上督促承买方按契约规定项目及要求达到分期治理目标；承买方的使用权在承买期间依法允许继承、转让或转卖，并应按本村四荒总体开发规划和治理技术操作规程要求，积极开发治理，按期完成治理目标，承买方治理期间每年要自觉接受拍卖方和县乡鉴证部门的督促、检查、验收；契约从鉴证之日起生效。该契约已经双方签字盖章，并于当月20日经虒亭镇农经站鉴证。2011年4月28日，赵凌云与孙宗祥签订《转让的协议》，赵凌云将《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中60亩四荒使用权以原价转让给孙宗祥。该协议已经双方签字，阳坡村委已同意并备案于虒亭镇农经站。吕水龙于1982年就在该《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中60亩四荒地范围内开垦有2.5亩荒地并进行耕种。2016年春吕水龙在该地种上玉米，被孙宗祥旋耕，后孙宗祥又在该地种上谷子，秋收时吕水龙将该谷子收回家中。孙宗祥在“四荒”范围内修路时损害了吕水龙种植的部分树木。另查明，吕水龙与阳坡村委于2001年3月25日也签订有《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其承包阳坡村委50亩荒山，拍卖期为30年，拍卖款一栏中写明：竞争达到820元。本院认为：一、关于赵凌云与阳坡村委签订的《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赵凌云与孙宗祥签订的《转让的协议》是否有效，以及吕水龙是否为本案争议2.5亩土地合法承包方的问题。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中关于农村土地承包中须经民主议定程序决定的事项共有三种情行，一是土地承包方案的确定，二是承包期内对个别承包土地的适当调整，三是对集体经济成员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发包土地。本案所拍卖“四荒”不属前二种情形；虽属第三种情形，赵凌云非本村村民，但赵凌云将承买“四荒”转让孙宗祥后，不合法情形已经合法。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承包方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即以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请求确认该流转无效的，应予支持。但非因承包方原因未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除外。”赵凌云虽然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非因本人原因导致未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最后，吕水龙关于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应依法认定无效的主张，与本案事实相悖。综上，吕水龙关于赵凌云与阳坡村委签订的《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以及赵凌云与孙宗祥签订的《转让的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在合同相对人之间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故该两份合同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吕水龙虽然耕种争议土地多年，但没有与村委订立承包合同，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不能成为本案争议2.5亩土地的承包方。二、关于双方主张的损失是否应予支持问题。关于孙宗祥主张的十年收益。因孙宗祥于2011年4月28日才取得本案合同中“四荒”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至今不满六年时间，谈不上十年收益。无论赵凌云与阳坡村委签订《拍卖“四荒”使用权契约》，还是赵凌云与孙宗祥签订《转让的协议》，没有证据证明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和拍卖等公开程序，依法不能认定吕水龙知晓其自1982年以来一直耕种的2.5亩土地已被赵凌云或孙宗祥承包经营。吕水龙开垦、耕种该土地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孙宗祥主张的十年收益，不予支持。孙宗祥主张的谷子损失，是由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议引起，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且毁掉吕水龙种植的玉米而造成的，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过错中获益，其损失自行承担。关于吕水龙主张的玉米损失,因其收回了孙宗祥种植的谷子，充抵其玉米损失。关于吕水龙主张的树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吕水龙主张的树木损失以及玉米损失，与孙宗祥主张的谷子损失以及收益损失，均是侵权法律关系，树木损失是因耕种损失而提起的，双方的诉讼请求也是基于对2.5亩土地发生争议这一相同事实。因此，吕水龙提出的反诉成立。虽然吕水龙主张的10棵杨树、30棵枣树损失的证据不够充分，但基于孙宗祥在修路时损害了吕水龙种植的部分树木的事实存在，孙宗祥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酌情赔偿吕水龙树木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孙宗祥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孙宗祥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酌情赔偿被告（反诉原告）吕水龙树木损失500元；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吕水龙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53元，由孙宗祥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吕水龙负担150元、孙宗祥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建斌人民陪审员  胡太祥人民陪审员  连环震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李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