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23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东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珊珊，山东良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况宗昕，山东康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歌扬，山东康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耿光林，总经理。
上诉人青岛东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润公司）和原审第三人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美伦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1民初3442号民事判决，于2018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峰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关系。被上诉人称上诉人自2016年起向其转交部分业务并提交其为上诉人开具的4,456,960.1元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2016年送货单、《合同补充协议》和银行承兑汇票及收款凭证予以证明，期间经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了张伟的社保情况，并在多次庭审后在上诉人提出书面异议的情况下追加了第三人。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也不存在任何关联性：①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据中有两种形式：第一类为祺润公司送货单，客户名称为：东峰公司，但是没有任何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签字；另一类为东峰公司送货单，客户名称为美伦公司，该类送货单标注的日期不明确且仅有两张加盖了所谓公章。从上述送货单来看，没有签收的大部分送货单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其次，加盖有所谓公章的两份送货单中公章明显偏大，与一般的单位或公司公章规格不符，明显不是被上诉人的公章，而从内容上看仅能说明是上诉人给第三人送货，也无法证明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送货。②《合同补充协议》从内容上看仅能证明被上诉人自2016年10月20日起承接上诉人的业务向第三人供货，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关系。③被上诉人主张其一审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是上诉人给付的，但收款人及背书未体现上诉人及第三人，更与本案毫无关联，收款凭证也是被上诉人自己出具。④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中有153,311.49元是2015年开具的，与被上诉人诉称的2016年起有业务往来相矛盾，且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合同或业务关系。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上述一系列证据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相互之间也不具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同时，被上诉人在前两次开庭中一直主张张伟是上诉人的员工。为此，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了张伟的社保记录。经法院调查，张伟在被上诉人处投社保。另外，经上诉人核实，张伟于2014年9月28日便注册成立了青岛海润纸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公司），营业范围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营业范围存在类同或重合。一审法院在追加第三人后，第三人也明确表示未向被上诉人给付承兑汇票，与上诉人的相关业务是通过张伟联系，这就与被上诉人的诉称事实相矛盾，反而印证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业务往来。所以，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具有任何关联性，且大部分证据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不能直接充分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关系。2、原审法院认定张伟是履行职务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多次否认张伟是其员工，这也就否认了张伟是在履行职务行为，且张伟注册有同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在被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判断张伟的行为代表的是被上诉人、海润公司还是以个人名义。而一审法院认定张伟以个人名义与上诉人发生业务，因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在上诉人认可与张伟发生业务的情况下，张伟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述表述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以个人名义发生业务是不可能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在被上诉人多次否认张伟是自己员工的情况下，根据“禁反言”原则，张伟只能是代表海润公司名义或个人名义，一审法院认定张伟属于为被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所以，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任何关联性，也无法相互印证，在与第三人及自己诉称事实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张伟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法律后果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且不具有任何证明力，根本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一审法院滥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高度盖然性规则要求证据必须具有针对性、逻辑性、能动性三方面，且不能免除举证主体相应的举证责任，仍然要求证据要足以印证自己诉辩的事实、理由才具有证明力。而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也不具有任何证明力。且被上诉人诉称的事实与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及第三人陈述相互矛盾，无法相互印证双方具有业务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还认可没有任何证明力的送货单与增值税发票相互印证，明显存在错误。在此前提下，一审法院引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明显缺乏依据。本案仍应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即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2、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期间为其工作人员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没有具体授权，因此，该两位工作人员无权对案件事实予以承认。所以一审法院以“禁反言”原则认定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送交人民法院；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出反诉或提起上诉。”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仅写明“全权委托”，没有具体授权，而该工作人员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在调查笔录中对部分事实的承认也与事实不符。所以，该工作人员在授权不明的情况下，无权承认本案中未经核实的事实。代理人在明确授权后，在以后的开庭陈述中予以纠正，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为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忽略授权委托不明确的事实而错误援引“禁反言”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证据相互矛盾，缺乏关联性和证明力，不足以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业务关系，人民法院应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依法改判。
祺润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祺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东峰公司支付祺润公司加工费329,100.07元。事实和理由：东峰公司与美伦公司有合作关系，自2016年起，东峰公司将部分加工业务转交于祺润公司，由祺润公司承制相关产品后，供货给东峰公司，再由东峰公司将加工好的货物交付给美伦公司，至2016年10月份，祺润公司为东峰公司加工的货物尚有加工费329,100.07元至今未付，经祺润公司多次索要未果。
东峰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祺润公司与东峰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东峰公司不应向祺润公司支付款项，请求驳回祺润公司的诉讼请求。
美伦公司在一审中述称：2016年3月份，美伦公司才开始与东峰公司发生业务，银行承兑汇票载明的时间（编号xx）系2015年6月5日，非美伦公司给付东峰公司。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美伦公司与东峰公司共发生业务总额近58万元。
原审查明，祺润公司与东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关系及相关数额问题。祺润公司主张其同东峰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双方之间的业务总额为509,100.07元，其为东峰公司开具了445,696.0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东峰公司向其付款18万元，尚欠加工费329,100.07元，并提交了2015年-2016年送货单、其开具给东峰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三份收款凭证及一张银行承兑汇票予以证明。对此，东峰公司均不予认可，称上述送货单上无相关人员签字，加盖的公章非其公章；对增值税发票在第一次庭审时称不知情，第二次庭审时称进行了认证抵扣；对承兑汇票及收款凭证称与本案无关。经原审法院核实，祺润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除一部分送货单为“青岛东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的送货单、客户名称为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外，其他送货单均为“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送货单，客户名称为青岛东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部分送货单上加盖了东峰公司的公章并有李言德签字，其他送货单均未有签收人；部分送货单上的货物规格及名称与祺润公司开具给东峰公司的部分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型号、名称一致；祺润公司提交的全部送货单上均未载明金额。收款凭证上载明交款单位名称为东峰公司，交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6月5日、2016年6月8日、2016年6月15日，均为银行承兑，数额分别为5万元、5万元、8万元，其中2015年6月5日的收款凭证中载明承兑号为“24776057”，三份收款凭证金额共计为18万元。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上未载明东峰公司的名称，出票时间为2015年6月1日，承兑号为24776057。增值税发票总额共计445,696.01元。祺润公司称东峰公司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款均系张伟交付给祺润公司的，东峰公司称涉案增值税发票亦系张伟交付给东峰公司。对东峰公司公章问题，东峰公司称其成立时使用过一个公章，2015年之后更换为现在使用的公章，成立时的公章已作废，未有原公章的有关材料。东峰公司于2011年8月11日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对东峰公司与美伦公司及张伟之间的业务情况，东峰公司称其与美伦公司存在业务关系，与张伟从未发生过业务关系，未收到张伟的货物。祺润公司称其与美伦公司亦存在业务关系，2016年12月20日之前通过东峰公司发生，之后直接发生业务，并提交了2016年10月20日祺润公司、东峰公司与美伦公司的补充协议一份予以证明。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经协商，美伦公司同意将东峰公司纸箱业务由祺润公司直接进行供货，后期订单接收、开票及付款等一切业务由祺润公司执行等，出现迟延交货等均由祺润公司自行负责，与东峰公司无关，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全部转到祺润公司名下等”。上述协议上加盖了三方的公章。对此，东峰公司不予认可，称此份协议加盖的东峰公司公章非东峰公司的，祺润公司与美伦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与其无关。对祺润公司、东峰公司及美伦公司之间的业务情况，在原审法院对祺润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歌扬与东峰公司授权其职工孙峰涛、王莉莉处理与祺润公司纠纷一案的调查笔录中，王莉莉和孙峰涛称与祺润公司无业务关系，未向祺润公司支付过货款，因与张伟存在业务关系，通过张伟的联系，与美伦公司之间有业务合同，张伟以个人名义给东峰公司下发其他业务订单，东峰公司与张伟之间有订单合同，祺润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系张伟交付给东峰公司的。祺润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歌扬称东峰公司将对美伦公司的部分加工业务通过张伟转交给祺润公司，祺润公司加工完毕后通过物流公司以东峰公司名义发送给美伦公司，双方之间的业务系通过张伟联系的。祺润公司、东峰公司均称现已不能联系到张伟。对张伟的身份问题，经原审法院到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核实，张伟在祺润公司进行了投保，2014年12月至2017年1月期间投保交费情况正常。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到美伦公司的法务部门进行了调查了解，美伦公司的法务人员张晓敏和潘广源对祺润公司提交的2016年10月20日补充协议上加盖的美伦公司公章予以认可，称2016年10月20日之前美伦公司与东峰公司的业务均通过张伟联系，之后通过刘兆刚联系等。祺润公司、东峰公司对张晓敏和潘广源陈述的事实均无异议。祺润公司对美伦公司与东峰公司发生的业务额无异议，但对美伦公司所述银行承兑汇票一事不予认可，称系东峰公司交付给祺润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东峰公司对美伦公司的书面述称无异议，称美伦公司的述称印证了祺润公司、东峰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庭审中，祺润公司称其为东峰公司开具发票的数额为双方发生业务的数额。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美伦公司认可的2016年10月20日的补充协议可看出，在该时间之前，美伦公司与东峰公司之间存在直接业务关系，此后的业务由祺润公司承接，东峰公司虽对上述协议上加盖的公章提出异议，但该协议内容可与东峰公司认可和美伦公司发生业务的事实相互印证，亦与美伦公司陈述的通过张伟与东峰公司发生业务的情况相吻合，原审法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从该协议内容可反映出祺润公司、东峰公司之间亦存在一定关联性。其次，东峰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原审法院调查笔录中认可与张伟发生业务，并有订单合同，但在庭审中又予以否认，且不提交与张伟发生业务关系的相关证据，其否认的事实亦无相反证据证明，依照民事诉讼“禁反言”原则，东峰公司应对其承认的事实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张伟作为祺润公司的职工，与东峰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履行的系职务行为，并通过祺润公司为东峰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与东峰公司进行认证抵扣的事实相互印证，亦与美伦公司陈述通过张伟与东峰公司联系业务的事实相吻合，且涉案部分送货单上与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型号、名称一致，上述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和高度盖然性，可证明祺润公司、东峰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的事实。再次，虽然涉案送货单均为祺润公司单方提供，东峰公司亦对其上加盖的公章不予认可，但在东峰公司使用过两枚公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无法确认涉案送货单上加盖的公章东峰公司不曾使用，且在无法核对是否作废的情况下，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东峰公司承担。因此，张伟以个人名义与东峰公司发生业务，因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在东峰公司认可其与张伟发生业务的情况下，张伟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祺润公司承担。在涉案送货单未载明货款金额的情况下，祺润公司主张其为东峰公司开具发票的数额为其双方发生业务的数额，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审法院确认以东峰公司认证、抵扣的发票数额作为涉案纠纷双方发生业务的金额，扣除祺润公司自认东峰公司已支付的18万元，东峰公司还应向祺润公司支付加工费265,696.01元（445,696.01元-18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青岛东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265,696.01元；二、驳回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237元，保全费2,166元，共计8,403元，由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270元，青岛东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负担7,133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所述其同上诉人的业务流程是：2015年，张伟以上诉人业务员的身份联系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将美伦公司的部分加工业务转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遂承接其业务进行生产，产品生产出之后，由上诉人联系物流公司的车辆到被上诉人处将货物发往美伦公司，并称上诉人联系车辆到被上诉人处提货时由被上诉人出具送货单一式三联，物流司机在送货单上签字后被上诉人留存一联，司机拿走两联，交给上诉人留存一联，且称司机拉货时张伟就在现场，有的送货单由张伟加盖上诉人的印章。被上诉人还称其随后根据其货物出厂价格和送货数量陆续给上诉人开具发票，美伦公司将部分货款依上诉人的授权支付给了张伟，张伟将货款通过承兑汇票形式支付给被上诉人，又称其共收到18万元，均向张伟开具了收据，交款单位载明的是上诉人名称。
再查明，经本院对张伟作调查询问，张伟称其同被上诉人是雇佣关系，并称其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且称其从未见过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还称其从未持有上诉人的印章。张伟对涉案业务作出如下陈述：美伦公司是张伟的客户，其接订单在被上诉人处加工，因被上诉人的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达不到美伦公司的竞标要求，而张伟与上诉人的股东孙峰涛是朋友，其便借用上诉人的户头与美伦公司开展纸箱业务，由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将纸箱送到美伦公司，实际上涉案纸箱业务均是被上诉人所做，上诉人仅是开发票给美伦公司。
还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共有40张，其中：记载发货人为被上诉人、收货人为上诉人的送货单有27张（无任何签字和盖章的25张，仅有司机签字的2张）；记载发货人为上诉人、收货人为美伦公司的送货单有13张（无任何签字和盖章的4张，有司机签字并盖有印章的4张，仅有司机签字的1张，仅加盖印章的4张）。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虽主张张伟系上诉人的员工，但上诉人和张伟均对此予以否认，而被上诉人并未就其上述事实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审法院已查明系被上诉人在涉案业务发生期间为张伟缴纳社会保险金，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应就其上述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虽然格式、颜色、形制不一，但均无收货人签字或盖章，不能充分有效地证明其所提交送货单记载的货物确已由收货人收取。被上诉人所提交盖有印章的8张送货单均记载发货人为上诉人、收货人为美伦公司，则即使此8张送货单上加盖的印章确系上诉人的印章，也不能有效证明此8张送货单记载的货物已由美伦公司收取；何况被上诉人自述上述8张送货单上的印章系张伟所加盖，而张伟却否认其曾见过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更否认其曾持有上诉人的印章，故上述8张送货单上的印章是否确系张伟加盖仍属待证事实；被上诉人仅以其单方陈述为凭，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8张送货单上的印章确由张伟加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被上诉人应就其关于上述8张送货单上的印章系由张伟加盖的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即使上述8张送货单上的印章确由张伟加盖，而因被上诉人系在涉案业务发生期间为张伟缴纳社会保险金，张伟的盖印行为也不宜认定为上诉人的意思表示，遑论张伟还明确表示其系借用上诉人的户头与美伦公司开展纸箱业务并称上诉人仅是代开发票，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并不能有效证明其诉讼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并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和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权利转让或其他有偿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交付涉案标的物的事实主张，依法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的诉请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1民初344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237元，保全费2,166元，共计8,403元，由被上诉人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237元，由被上诉人青岛祺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梅
审判员 曲 波
审判员 胡金鳌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张 恬
书记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