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2497号原告：上海依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曹兆勇(暨本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汉，上海东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兆勇，男，1972年9月30日，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新兴镇圩洋村*组***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惠强，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依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曹兆勇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原告上海依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汉，被告曹兆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惠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依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828,890.30元；庭审中，原告确认，要求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828,890.3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24日，时任原告总经理的曹兆勇私自报案，并到开户行挂失公司在银行备案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重新预留印鉴，注销公司开户行网银U盾，越过公司财务人员直接用公司账户转账付款。鉴于被告之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原告于2014年6月21日至22日召开董事会，一致同意解聘曹兆勇总经理职务，限其三日内向公司交还由其保管的营业执照等财务。但该董事会决议作出后，被告将公司财务全部拿走，原告遂提起诉讼。目前，董事会决议效力纠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均已处理完毕并形成生效判决。在前述案件诉讼期间，被告利用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越过公司财务人员而随意支取公司财物，甚至在董事会决议效力纠纷已形成生效判决后，被告仍从原告处支取出口退税款达120,000余元。被告之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本案之诉讼请求。此外，原告曾于2016年2月17日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闵行区法院)提起诉讼，经开庭审理，认为被告曹兆勇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故裁定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后公安部门未予立案，并将案卷退回。被告曹兆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系原告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是35.357%，原任公司总经理，一直实际经营管理原告公司，其它股东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在2014年5月，被告发现原告的财务账款有390,000余元被转入上海森创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创公司)，森创公司的股东是许国灿、储企华，许国灿是原告公司股东之一。因此，被告要求原告追回该笔款项，并制定新的制度。被告的该要求原告的其它股东不理会，这样被告才果断的收回账务。后森创公司仅退回了210,000元，其它的款项仍没有退回。在2014年2月22日、7月6日，原告的其它股东以人数和股权优势，强制免除被告职务，被告为了避免原告公司僵局，还在为原告公司工作，这段期间的费用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此期间，原告的财务中有188,650元被转入上海坤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龙公司)，坤龙公司的股东是许国灿的老婆涂淑明、许国灿的兄弟许国彬，且许国彬就在原告公司负责财务。这些行为实际使得原告公司陷入无人负责的境地。原告所谓的820,000余元款项，实际上是经营来往、被迫用于劳动争议处理等事务的成本，没有被被告曹兆勇侵占。被告经营期间原告不存在损失，如果有损失也是许国灿等人共同造成的。因此，原告所称的侵害事实并不存在，原告不能证明存在820,000余元的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是为了在股东发生争议的过程中公司能够继续经营，被告的行为是适当的，是对原告公司、员工、供应商等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上海依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包括：1.公司章程一份，证明被告被解聘总经理职务后，不具备管理公司财务的权利，同时，依据公司章程，被告作为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也没有直接划钱、支配公司财产的权利；2.(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42号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于2014年6月22日被解聘总经理职务后，并未交还公章等公司财产；3.(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019号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第21至22页证明被告存在恶意将公司财务、U盾拿走的情况，且已有生效判决要求被告予以返还；4.费用报销单两份，证明被告私自从公司拿走了41,434.6元社保的款项，该笔款项从公司进社保。5.财务凭证、银行流水等一组，证明被告被解聘总经理职务后，擅自从原告公司支取787,455.76元，这些没有任何财务凭证。金额是汇总后加起来的，都是由U盾直接支取的，没有任何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被告曹兆勇围绕其抗辩理由与事实，依法提交证据，包括：1.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曾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起诉过，但由于证据不足及可能涉嫌犯罪之理由，被驳回起诉，现原告再次以与上次一样的事实及理由起诉，说明仍未有足够证据；2.对账单两份，证明原告其他股东擅自将398,600元转账至其他公司，被告作为总经理，发现该事实有问题后被解除了职务，原告其他股东在事后又转移了188,600元。原告公司的财务是由原告其他股东所控制，被告均是根据财务凭证进行划账的；3.发票及流水一组，证明被告支取款项系正常经营公司的情况；4.证明、流水一份，证明被告行使职务时原告公司在正常经营。目前，账册已归还至原告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双方无异议，且在本案所需查明事实有关联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具有较大争议的证据，包括被告提供的证据1，虽原告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但该民事裁定书真实合法，载明事实与本案所需查明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但从证据反映的两笔款项转账时间来看，一笔在原告主张被告侵害公司利益的时间周期之前，一笔在原告主张公司已在被告实际控制的情况下，故所涉原告公司款项支出与本案所需查明事实具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5月26日，原告公司制定公司章程，记录并确认股东被告曹兆勇持股61.875万股，持股比例35.357%；许国灿持股46.875，持股比例26.786%；张木文持股31.875万股，持股比例18.214%；姜侠持股25万股，持股比例14.286%；庄伟文持股9.375万股，持股比例5.357%。2014年6月22日，原告公司召开董事会，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审议结论认为的2014年全年预算执行情况、实际经营结果与预算相差过大，公司管理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意董事长许国灿引咎辞职，待股东会会议决定新的董事长，暂由丘岱文董事代行董事长职位，待股东会决议决定；同意解聘曹兆勇公司总经理职务，并通知公司所有员工，通知公司所有合作伙伴；同意公司2014年7月1日起，停止支付曹兆勇总经理的相关待遇；同意聘用庄伟文董事暂时代行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意以董事会名义追缴目前由曹兆勇保管的公司经营相关的证件及文件，限曹兆勇三日内将上述材料交于董事会指定的庄伟文董事管管……2014年7月6日，原告公司召开董事会，许国灿、张木文、庄伟文、姜侠参加会议并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庄伟文总经理代表公司起诉原总经理曹兆勇追回公司所有印章、海关证、营业执照、网银U等财务的签字人选；同意庄伟文为公司董事长；同意公司新经营管理架构，具体架构见附件。2014年7月14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曹兆勇立即向原告返还公司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海关证、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以及2014年1月至2014年7月的财务账册。该案经一审、二审，判决确认曹兆勇向原告公司归还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司公章、公司合同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以及2014年1月至2014年7月的财务账册。2016年3月31日，原告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向闵行区法院提起诉讼，经开庭审理，闵行区法院认为被告曹兆勇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故裁定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后公安部门未予立案，并将案卷退回。本案审理期间，案外人厦门鑫龙品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龙品公司)出具书面证明《证明》，表示原告公司于2014年4月与其签订采购合同，由其于2014年5月向原告提供蕾丝花边一批，货款金额为59,786.55元。2014年7月17日，其收到该笔款项。案外人鑫龙品公司前述款项与原告公司银行对账明细一致。另查明，2014年6月20日，被告曹兆勇以“个人社保返还个人”名义，从原告公司报销领取39,070元；同年7月9日，被告曹兆勇以“5月、6月社保”名义，从原告公司报销领取2,364.60元。综上，被告在2014年6月至7月期间，以报销款项名义领取款项41,434.60元。再查明，2014年5月23日，原告公司账户向案外人森创公司转账398,600元(庭审中，原告称，系为保护公司财产而进行了财产转移)。2014年6月24日至2015年6月24日期间，原告公司账户共收入各项资金771,886.45元，共支出各项资金787,455.76元。其中，2014年7月1日，原告公司账户向案外人坤龙公司转账付款188,650元。2015年6月18日，原告公司账户向被告曹兆勇账户转账20,000元(庭审中，被告曹兆勇称，该款项系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的两个月工资)，其他款项均转账至案外人公司或个人账户。此外，庭审中，原告确认，原告其他股东系案外人森创公司、坤龙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基于被告自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从原告公司报销领取款项41,434.60元，以及公司账户共计支出787,455.76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主张被告损害公司利益为828,890.30元(41,434.60元＋787,455.76元＝828,890.36元，取整主张828,890.30元)应当就被告曹兆勇作为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利用股东关联关系，给公司造成损失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但综合考量本案依据原告提供之证据所查明之事实：第一，虽2014年6月22日、7月6日，原告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解聘了被告曹兆勇之总经理职务，并要求其移交原告公司相关财产与资料，但被告曹兆勇与原告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产生争议，且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在此期间，原告公司之经营行为均有持续性，不排除案外人公司或个人通过继续通过被告曹兆勇联络与经营。此外，原告公司董事会决议虽列明通知公司所有员工，通知公司所有合作伙伴，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解聘被告之情况对外通知，故案外人公司或个人基于经营行为之持续性而联系被告，具有客观合理性。第二，从原告公司自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支出的资金情况来看，除去2015年6月18日直接转账至被告曹兆勇账户的20,000元，其余款项均系向案外人公司或个人支付，而原告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所涉款项系因被告之滥用股东权利或其他关联关系而予以支付，相反，在向公安部门移送案件材料后，亦未因被告之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予以立案。第三，虽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原告公司账户共计对外支出787,455.76元，但同样不能否认，该期间原告公司账户共计进账771,886.45元，收支差额仅15,569.31元，基于上述第一、二项说明之理由仅仅因为公司有支出，且支出金额略高于收入金额，不足以认定系被告之滥用股东权利或其他关联关系而造成，更不足以认定被告之行为对公司财产造成了侵害。除上述阐明之理由外，另需要特别注意和指出的是，原告公司其他股东于2014年5月向其作为股东的案外人森创公司一次性转账398,600元，但并未对其所称因被告已有损害公司之行为，而出于保护公司资产之目的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同时，在原告公司其他股东所称，被告已于2014年6月实际控制原告公司的情况下，另于2014年7月1日向公司其他股东作为股东的案外人坤龙公司一次性转账188,650元，亦未对其合理性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作出其他解释，兼而考虑前述情况，对于原告公司自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之支出均系被告之责任的主张，难以予以认定。对于涉案由被告曹兆勇以2014年5月、6月社保名义以及工资名义从公司领取的款项共计61,434.60元(41,434.60元＋20,000元)，鉴于原告董事会决议，同意于2014年7月1日起停止支付曹兆勇总经理的相关待遇，考虑到一方面，被告领取款项的名义系截止至2014年7月1日之前的相关劳动报酬，而原告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是否已经与被告结清了截止至2014年7月1日之前的相关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被告作为总经理身份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与本案被告作为股东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依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6,044.45元，由原告上海依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章国栋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邱译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