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8民终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尚红英，女，1977年6月25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奎，湖南大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古庸路741号。法定代表人：刘光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波，湖南向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志刚，湖南向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锋兵，男，1979年3月28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上诉人尚红英因与被上诉人张家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界农商行）、原审第三人刘锋兵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法院（2017）湘0811民初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尚红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奎，被上诉人张家界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志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刘锋兵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尚红英上诉请求：撤销武陵源区人民法院（2017)湘0811民初48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尚红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张家界云安运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安公司）将湘Ｇ×××××车辆承包给邓某与刘锋兵经营，尚红英对湘Ｇ×××××车辆经营管理系刘锋兵及邓某委托的行为与庭审证据所证明的内容矛盾。2.原审证据采信错误。云安公司提供的编号为176号《道路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与邓某所持合同不一致，且与邓某、陈某、黄军所作证言矛盾，依法不能采信；证人邓某、陈某所作证言系客观事实表述，依法应当采信；争议车辆购置时业已用以贷款担保的证据，依法应予采信；原审法院对尚红英申请法院向云安公司调取的包括涉案车辆的车辆买卖协议的证据应收集而未予收集。3.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将车辆承包经营权与合伙关系混为一团，依据云安公司提供的车辆经营权承包合同签订主体，以用益物权认定所有权，以承包经营权判定合伙关系，以承包经营权以未采取强制措施为由，对尚红英诉请停止执行请求不予支持，显属判决错误。张家界农商行辩称，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被上诉人作为执行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执行部门提供被执行人即本案第三人刘锋兵的财产线索，原审法院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执行裁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是涉案车辆的权利人，应当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刘锋兵未作答辩。尚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即停止对车牌号为湘Ｇ×××××中型客车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2.判决确认原告尚红英对湘Ｇ×××××中型客车享有50％的所有权及经营权；３.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张家界农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0日，刘锋兵与张家界农商行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借款20万元。因刘锋兵未归还该贷款，张家界农商行于2016年11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期间，原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湘0811民初369号民事保全裁定，冻结刘锋兵在云安公司所有的湘Ｇ×××××客车一半股份，期限为一年。2016年12月1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湘0811民初369号民事判决，判令刘锋兵返还张家界农商行借款本金20万元，支付2016年12月16日以前的借款利息68280．94元，并从2016年12月17日起按照月利率11．24‰支付借款利息直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判决生效后，刘锋兵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张家界农商行于2017年8月7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审法院受理后，因被执行人刘锋兵未按照执行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履行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湘0811执94号执行裁定，裁定查封、评估、拍卖或变卖被执行人刘锋兵在云安公司所有的湘Ｇ×××××客车的一半股份，并通知云安公司协助执行。2017年11月20日，尚红英以系湘Ｇ×××××客车的实际车主为由向原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12月4日，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7）湘0811执异2号执行裁定，驳回了案外人尚红英的异议请求。2017年10月26日，尚红英以刘锋兵为被告,邓某、云安公司为第三人提起对湘Ｇ×××××客车的确权之诉。2018年1月12日，尚红英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2017）湘0811民初429号民事裁定，准予尚红英撤回起诉。2017年12月11日，尚红英向原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云安公司于2011年购买了6辆中型客车用于跑武陵源至大峡谷的线路班车，均登记在云安公司名下，从2013年起全部承包给个体司机经营。2013年4月8日，云安公司将其中的湘Ｇ×××××车承包给邓某与刘锋兵经营，并与邓某、刘锋兵签订了一份编号为176号《道路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约定：承包车为安源牌PK6680HQD3，座位19个，承包期限自2013年4月8日至2021年4月7日；第三条约定：乙方（邓某、刘锋兵）在承包经营期限内“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即甲方（云安公司）拥有客运经营权，乙方拥有车辆产权，甲方将经营权承包给乙方，乙方依照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并向甲方缴纳约定数额的承包经营管理费；在经营过程中乙方承担所发生的一切事故、纠纷、违规等行为的民事经济责任；乙方自行负担车辆经营，其经营盈亏与甲方无关；第四条约定：甲方将客运经营权发包给乙方（包括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购置税完税证、班线标志牌），在签订合同时，乙方向甲方交清车辆购置款、办理相关手续费35万元；第六条第（一）项约定：甲方拥有客运线路经营权，乙方拥有车辆产权，但甲方对乙方车辆行使公司管理权，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甲方的领导和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第九条约定：乙方转让承包经营权需报甲方同意并履行相关约定手续。邓某将自己的一半购车款17．5万元交给尚红英，由尚红英经手交云安公司。2013年4月8日，云安公司收到湘Ｇ×××××车承包款共计35万元。承包合同签字时，邓某、刘锋兵、尚红英均在场，尚红英当场认可刘锋兵在承包经营合同上签名。合同签订后，邓某与刘锋兵共同分别于2015年3月3日、3月24日、12月30日、2017年1月25日、4月17日向云安公司填写发放审核表并出具领条领取燃油补贴款，在发放审核表上邓某、刘锋兵签字要求云安公司将上述款项直接打入尚红英账户。云安公司于2015年12月30日、2017年1月22日、2月11日向湘Ｇ×××××车收取过管理费、安全统筹金、税款（从2014年的燃油补贴中收取）、质量信誉保证金和安全生产保证金以及2016年度管理费、税款、安全统筹金。2013年10月10日，刘锋兵向云安公司申请出具资产证明的报告中陈述是湘Ｇ×××××车主并享有该车股份。另查明，尚红英与刘锋兵原是夫妻关系，2010年11月12日，双方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小孩由刘锋兵抚养，婚存期间的债务由刘锋兵承担，房屋与车辆归尚红英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尚红英对湘Ｇ×××××车是否享有一半份额的问题；二、对湘Ｇ×××××车一半的股份应否停止执行的问题。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尚红英对湘Ｇ×××××车是否享有一半份额的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上述法律规定来分析，机动车属于特殊动产，其物权变动适用双重形式要件：交付是物权发生变动的生效要件，而登记是物权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要件。本案中，云安公司通过承包经营合同的方式将湘Ｇ×××××车承包给邓某、刘锋兵两人经营，依照承包合同第三条、第六条第（一）项的约定，承包方邓某、刘锋兵拥有车辆产权。双方在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时即2013年4月8日就将该车交付给了邓某、刘锋兵，至今未变更登记。可见，湘Ｇ×××××车的登记所有人是云安公司，实际所有人是邓某与刘锋兵，由邓某与刘锋兵两人共同经营该车。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在共同经营过程中，该车燃油补贴款的领取，均由邓某与刘锋兵共同申报、共同出具领条，共同授意打入尚红英的账户。以上事实说明，刘锋兵与邓某共同行使了对该车经营活动的决定权，是该车的合伙人，享有该车的股份份额。3、刘锋兵向云安公司申请出具资产证明的报告中陈述是湘Ｇ×××××车主并享有该车股份。4、承包合同签字时，邓某、刘锋兵、尚红英均在场，尚红英当场认可刘锋兵在承包经营合同上的签名，尚红英没有在承包合同上签名。云安公司只认承包合同上签名人为承包经营人，否认尚红英是该车的承包人，否认尚红英是该车的产权人。5、尚红英出示的有关湘Ｇ×××××车管理费、安全统筹金、税款、质量信誉保证金和安全生产保证金的收据上并没有明确上述税费的缴纳义务人，不足以证明是尚红英履行了上述缴纳义务。6、经法庭确认的证据仅仅能证实尚红英按照刘锋兵与邓某共同决定、共同安排经手办理一些款项收支等事务性工作，并无该车经营活动的决定权。故尚红英不是该车的合伙人，对该车不享有股份份额。7、尚红英提交的转账凭证只能证实由其经手给云安公司财务负责人宋小庆转入该车承包款20万元（5万一笔、15万一笔）的事实，云安公司只承认收取的是该车承包人邓某、刘锋兵的承包款，并非收取尚红英个人的购车款，尚红英提交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系该车的共同承包人。8、尚红英经手支付购车款、办理相关税费手续的事实与刘锋兵在承包经营合同上签名、办理燃油补贴领取手续又书面同意将该款打入尚红英账户等事实，不排除尚红英与刘锋兵之间虽已协议登记离婚，但仍然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9、在举证期限内，尚红英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享有该车50%所有权及经营权的确凿充分的证据材料。综合全案，尚红英主张的“执行标的湘Ｇ×××××中型客车所有权人是尚红英与邓某”的事实不成立，其要求确认对湘Ｇ×××××中型客车享有50%的所有权及经营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对湘Ｇ×××××车一半的股份应否停止执行的问题。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尚红英作为案外人虽然对执行标的提出过执行异议，但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湘Ｇ×××××车的承包经营人及产权人，亦无证据证明享有该车的股份份额。其代理人提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应予以解除查封”的意见，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执行法院（2017）湘0811执94号执行裁定，查封的是被执行人刘锋兵在云安公司所有的湘Ｇ×××××客车的一半股份，查封的标的是该车的一半股份份额，而不是该车的物权，不影响该车的正常经营，法院对该车一半份额的执行并无不当。另查明，执行法院并未对车牌号为湘Ｇ×××××中型客车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尚红英提出停止对车牌号为湘Ｇ×××××中型客车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的诉讼请求，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尚红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尚红英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上诉人尚红英的申请向云安公司调取了涉案车辆买卖协议、车辆交接清单并就此向该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宋海军进行了调查，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尚红英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及流水明细单，被上诉人张家界农商行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尚红英为涉案车辆缴纳了相关的保险费用，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不予采纳。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涉案车辆买卖协议、车辆交接清单，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应予以采纳；对于宋海军的调查笔录上诉人尚红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提出了异议，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纳。二审经审理查明，云安公司与邓某于2013年4月8日签订了一份《车辆买卖协议》，约定乙方（邓某）购买甲方（云安公司）所有的车牌号为湘Ｇ×××××机动车辆一台，乙方向甲方支付购车款35万元，自交车之日起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云安公司于当日将涉案车辆交付给邓某。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车辆的一半财产份额作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刘锋兵的财产被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了执行措施（查封、评估、拍卖或变卖被执行人刘锋兵在张家界云安运输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湘Ｇ×××××客车的一半股份）。上诉人尚红英以其系车辆权利人为由提出排除执行的异议，在异议被执行法院驳回后，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实质上是权利确认之诉。无论案外人是否提出了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都需要对执行标的的权属作出认定，才能就能否支持案外人排除对该执行标的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作出判断。故本案诉讼实质上也是对涉案车辆的物权确认之诉。法律规定的物权审查标准主要遵循物权公示原则和权利外观主义。物权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设立、变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公示方法予以公开，使第三人能够及时了解物权的变动情况；权利外观主义，是指以名义权利人行为的外观，或者有关权利公示的外观为准，认定交易行为效果的法律原则，着眼于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即使外观事实与真实事实不一致，仍然依照外观事实认定行为的法律效力。物权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明确物的归属，是物权法的立法目的之一，物权法是确认和保护物权的法。尚红英主张其系涉案车辆权利人，关键在于审查其权利主张是否具备物权法规定的物权效力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从物权法的上述规定来分析，机动车属于特殊动产，其物权变动效力适用双重要件：交付是物权发生变动的生效要件，而登记是物权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要件。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是云安公司，云安公司通过签订《车辆买卖协议》、《道路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用益物权进行了转让。《车辆买卖协议》的买方只有邓某一人，《道路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是邓某、刘锋兵二人。虽然邓某手上持有的一份与云安公司存档《道路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编号一致并盖有云安公司公章的格式合同书中承包方只有邓某一人签名，但该合同主要条款内容空白，尚未依法成立，并不具备合同效力。尚红英上诉称应采信邓某提供的承包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从云安公司依法调取的涉案《车辆买卖协议》、《道路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两份合同上的邓某均为其本人签字，《道路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方邓某、刘锋兵拥有车辆产权，结合邓某只承担涉案车辆一半购车款，该车辆燃油补贴由邓某、刘锋兵共同签字办理领款手续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车辆实际所有人是邓某与刘锋兵，符合物权法规定的物权效力要件。尚红英虽持有贷款支付一半购车款的凭据以及缴纳车辆相关费用的部分票据，并存在购车款、燃油补贴款经其银行账户转出、转入的事实，能够证明尚红英与涉案车辆承包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事实，但不足以证明尚红英对涉案车辆拥有物权。虽然涉案车辆另一半权利人邓某认可尚红英对该车辆的一半物权，第三人刘锋兵亦未到庭应诉对尚红英的诉讼请求提出反对意见，但由于尚红英的权利主张缺乏机动车这一特殊动产法定的权利外观，即便邓某、刘锋兵认可，其权利的效力只限于尚红英、邓某、刘锋兵之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否则将有损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妨害交易安全。被上诉人张家界农商行正是基于对刘锋兵拥有涉案车辆物权的信赖，与之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尚红英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对涉案车辆拥有一半股份物权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尚红英与本案第三人刘锋兵原系夫妻关系，虽于2010年协议离婚，但从涉案车辆相关款项收支等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排除尚红英与刘锋兵离婚之后仍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涉案车辆的另一半权利人邓某与本案第三人刘锋兵系亲戚关系，邓某向法庭陈述其在购买涉案车辆时并不知道尚红英与刘锋兵已经离婚，但又证明涉案车辆的权利人是尚红英，不是刘锋兵，其证言自相矛盾，且与该车辆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承包方主体明显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原审法院依职权从云安公司调取的道路客运经营权承包合同、车辆燃油补贴发放审核表及领条等证据，既是书证，也是物证，在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上，大于证人证言，且与第三人刘锋兵本人的财产声明、云安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证言等证据形成了证据链，尚红英上诉称原审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执行法院（2017）湘0811执94号执行裁定“查封、评估、拍卖或变卖被执行人刘锋兵在张家界云安运输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湘Ｇ×××××客车的一半股份”，执行标的明确指向车辆的所有权股份，属于物权范畴，而查封、拍卖或者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均属于具有强制效力的执行措施，故原审认为“查封的标的是该车的一半股份份额，而不是该车的物权”、“执行法院并未对车牌号为湘Ｇ×××××中型客车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的观点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尚红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尚红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媛春审 判 员 傅辉雪审 判 员 李龙玺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法官助理 向 源书 记 员 卢昭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