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0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振庆，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结玲，住广州市花都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华，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靖红，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昌盛，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振庆、邵结玲因与被上诉人黄靖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江振庆、邵结玲于2004年3月2日在广州市花都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2013年6月，江振庆在广州市花都区登记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泓江木地板经营部（以下简称泓江经营部），江振庆为经营者，后江振庆聘请黄靖红为该经营部员工。2015年3月，因泓江经营部资金周转困难，江振庆邀约黄靖红及案外人江某甲提供资金一同合伙经营泓江经营部，三人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约定江振庆占55%的份额，黄靖红占20%的份额，江某甲占20%的份额。2015年7月27日，江振庆以需要资金归还其信用卡欠款为由向黄靖红借款，黄靖红同意后即以其广发银行的信用卡在泓江经营部刷卡消费43800元的形式将款项支付给了江振庆。后江振庆未向黄靖红归还借款。2015年11月20日，黄靖红（乙方）与邵结玲（甲方）在案外人江某乙（系江振庆的姐姐）的见证下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甲方于2015年11月20日因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向乙方以现金形式借款44936元整（肆万肆仟玖佰叁拾陆元整），甲方2015年11月30日以现金形式44936元整（肆万肆仟玖佰叁拾陆元整）还给乙方，甲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偿还欠款，所产生的利息和律师费由甲方承担。邵结玲、黄靖红及见证人均在该协议上签名并按捺手印。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以后，邵结玲未向黄靖红支付款项，黄靖红遂具状起诉至原审法院而成讼。诉讼中，黄靖红、邵结玲、江振庆就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各执一词。黄靖红认为，2015年7月27日，江振庆以其需要资金归还其信用卡欠款为由向其借款，其用广发信用卡在泓江经营部刷卡43800元，该款项在2015年7月28日即转入泓江经营部账户，该账户绑定了江振庆的银行卡，其以信用卡套现的形式借给江振庆43800元，但后来江振庆没有向其归还借款。2015年11月14日，江振庆与案外人江某甲因为退伙的事情发生争议导致打斗，江振庆将江某甲打伤后躲藏起来，黄靖红与江某甲回到泓江经营部清理业务，邵结玲要求接管泓江经营部，黄靖红即要求邵结玲与其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邵结玲向黄靖红借款44936元，实际上该44936元是对江振庆向黄靖红所借43800元加上刷卡手续费和银行利息债务的确认。对此，江振庆承认黄靖红以刷卡套现43800元到泓江经营部账户，但认为借款时泓江经营部有其与黄靖红及江某甲三个合伙人，即使要归还该笔款项，也应当由三个合伙人共同承担。邵结玲、江振庆均认为江振庆打伤江某甲，江振庆要求与江某甲和解，但是江某甲要求邵结玲与黄靖红签订《借款协议》才答应和解，邵结玲是在此胁迫的情况下才与黄靖红签订了《借款协议》，而且黄靖红也没有支付借款协议所约定的44936元给邵结玲。黄靖红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一、邵结玲清偿借款44936元，并支付延期还款利息（利息以44936元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邵结玲付清借款之日止）；二、邵结玲向黄靖红支付律师费5000元；三、江振庆连带清偿邵结玲所负上述债务；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邵结玲、江振庆共同承担。原审法院认为，黄靖红诉称以信用卡刷卡套现的方式借款43800元给江振庆，江振庆亦确认收到黄靖红刷卡套现的该43800元，但辩称该借款为泓江经营部的借款，该借款应当由其与黄靖红及江某甲三个合伙人共同承担。黄靖红与邵结玲签订的《借款协议》虽约定邵结玲向黄靖红借款现金44936元，但合同双方均确认该合同所约定的44936元借款是黄靖红刷卡套现43800元加上刷卡手续费和银行利息计算所得金额，且合同签订后，黄靖红并未支付借款协议所约定的44936元给邵结玲，故黄靖红与邵结玲双方没有形成借贷的合意且黄靖红并未支付出借款项给邵结玲，黄靖红与邵结玲并未形成借贷关系，该《借款协议》名义上是借款合同，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邵结玲对其丈夫（即江振庆）向黄靖红借款43800元的债务进行确认。黄靖红借款43800元给江振庆的事实，有黄靖红的陈述及黄靖红所提交的广发银行对账单为证，且江振庆亦对黄靖红刷卡套现43800元到泓江经营部账户的事实予以确认，邵结玲亦与黄靖红签订《借款协议》的形式对江振庆向黄靖红借款一事进行确认，上述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证据之间形成了证据锁链，证据之间指向的对象能够证明黄靖红借款43800元给江振庆事实的客观存在，黄靖红与江振庆的债权债务关系确立，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债务应当清偿，故黄靖红要求江振庆归还该43800元借款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该债务产生于邵结玲、江振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为邵结玲、江振庆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黄靖红要求邵结玲、江振庆连带清偿上述债务的诉讼请求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黄靖红与江振庆借款时并未就律师费的承担进行约定，故黄靖红要求邵结玲、江振庆支付律师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邵结玲、江振庆认为上述43800元的借款应当由泓江经营部三个合伙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但邵结玲、江振庆并未举证证明该43800元借款系泓江经营部三个合伙人共同合意举债，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该43800元款项用于了泓江经营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邵结玲、江振庆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邵结玲、江振庆认为《借款协议》是邵结玲受黄靖红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黄靖红对邵结玲实施了胁迫行为，且该胁迫行为足以控制邵结玲的意志，故邵结玲、江振庆的上述抗辩意见，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江振庆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江振庆、邵结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黄靖红归还借款438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43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5年12月1日起计至邵结玲、江振庆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黄靖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4元，由江振庆、邵结玲共同负担。上诉人江振庆、邵结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以黄靖红当庭提供的2015年7月28日的转账记录为依据，判决江振庆、邵结玲为2015年11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承担还款责任，是不符合事实的。黄靖红起诉江振庆、邵结玲，一直以本案的《借款协议》为依据，从立案到庭审结束，均没有对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进行变更。对该《借款协议》，庭审过程中，江振庆已经如实陈述，是因为江振庆与黄靖红、案外人江某甲有伤人的纠纷，江振庆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为了获得江某甲出具的谅解书，黄靖红要求邵结玲与其签订本案的《借款协议》，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证人江某乙也出庭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江振庆与黄靖红根本没有任何借贷关系，而签订该份《借款协议》过程中，邵结玲并未在场，对该《借款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均不知情。现黄靖红一直以这个虚假的《借款协议》起诉，黄靖红的行为已经存在虚假诉讼嫌疑。在庭审中，黄靖红突然拿出一份其与泓江经营部的转账记录，声称该份记录就是本案的借款。对该份转账记录，江振庆不予确认。首先，该份转账记录的金额是43800元与本案《借款协议》里的数额是不一致的。《借款协议》明确写明是于2015年11月30日以现金转账，跟黄靖红提供的转账记录不一致，黄靖红一直否认该份转账记录与本案有关联性。黄靖红也从未变更过诉讼请求，一直以本案的《借款协议》为依据起诉要求偿还借款。一审法院并未审核案件的事实，将该份转账记录套入了本案以虚假的《借款协议》为依据起诉的借款纠纷中，是混乱了两个法律事实。二、本案的借款43800元的借款原因是因为泓江经营部资金周转问题，泓江经营部的合伙人黄靖红、江某甲向某甲经营部注入资金，该43800元是黄靖红、江某甲向某甲经营部投资的资金，该笔资金是黄靖红和江某甲向黄靖红出借的。在黄靖红、江某甲退出泓江经营部后，江振庆曾与黄靖红书面结清关于他们在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在2015年11月24日书面约定本案的43800元债权由黄靖红一人承担，与江振庆、泓江经营部没有任何的关系。综上，江振庆、邵结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黄靖红的全部诉讼请求，黄靖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黄靖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黄靖红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黄靖红通过刷卡方式向某乙振庆账户出借43800元的事实双方均予确认，因江振庆不能证明该款项为鸿江经营部所用，并且邵结玲出具《借款协议》对借贷关系予以确认和承担，一审判决据此综合认定黄靖红与邵结玲、江振庆借贷关系成立是符合事实的正确判断。一审法院在正确事实认定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决既合乎法律也合乎情理，依法应予维持。本院确认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二审庭询时，江振庆、邵结玲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黄靖红、江某甲2015年9月出具的借条，拟证明江某甲和黄靖红两人向黄靖红借款43800元用于泓江经营部的经营运作，黄靖红、江某甲、江振庆三人是合伙经营泓江经营部，泓江经营部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亏损将近17万元，该17万元都是江振庆一人投入，后来在江振庆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其他两名合伙人黄靖红、江某甲向经营部共同投入43800元，江某甲账户上没有款项，他们两人共同向黄靖红借款用于经营部的资金运营，所以，由此产生了本案的43800元的流水；证据2、承担协议，拟证明黄靖红退出泓江经营部，江振庆与其对账时经过协商，书面写下协议，2015年7月27日的刷卡往来款，由黄靖红一人承担，黄靖红这笔款项与江振庆的款项已经抵销了，黄靖红向邵结玲、江振庆追讨43800元没有事实依据。黄靖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作为证明黄靖红与江振庆、邵结玲不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江振庆在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时要求黄靖红出具承担协议，承诺对于黄靖红在泓江经营部经手的资金往来都已结清，因邵结玲已于2015年11月20日向黄靖红出具《借款协议》承认并承担了江振庆所借43800元债务，未免黄靖红以后依据银行流水再次向某乙振庆主张权利，江振庆要求黄靖红在承担协议中将该笔债权债务一并列入，如果《借款协议》确认的借贷关系不实或者已经清偿，在黄靖红与江振庆2015年11月24日结算退伙时，黄靖红完全可以收回，因此证据2不能作为黄靖红与江振庆之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已经了结的证据。再查明，一审开庭时，邵结玲称，黄靖红当时要求邵结玲签订借款协议，江某甲才同意和解；黄靖红称其用信用卡刷卡43800元到泓江经营部的账户，算上利息和手续费，故要求邵结玲与黄靖红签订44936元的借款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江振庆、邵结玲是否应向黄靖红偿还借款43800元及利息。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2015年7月28日黄靖红以其信用卡在泓江经营部刷卡43800元到泓江经营部账户，而江振庆是个体工商户泓江经营部的经营者，表明黄靖红已实际向某乙振庆交付了43800元款项。其次，江振庆的妻子邵结玲于2015年11月20日与黄靖红签订涉案《借款协议》，确认黄靖红的借款44936元。黄靖红主张44936元是上述刷卡至泓江经营部账户的43800元加上利息和手续费，具有合理性，而邵结玲主张受胁迫签订《借款协议》，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法应采信黄靖红的主张。再次，邵结玲、江振庆二审期间提交的借条和承担协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不足以推翻邵结玲签订的《借款协议》，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采信。最后，43800元刷卡及《借款协议》均产生于邵结玲与江振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邵结玲对江振庆的借款进行确认，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是邵结玲对江振庆向黄靖红借款43800元的债务的确认，黄靖红与江振庆的债权债务关系确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涉案借款发生于江振庆与邵结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涉案借款并非大额借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为江振庆与邵结玲夫妻共同债务，亦无不当，江振庆、邵结玲应向黄靖红偿还借款43800元及从2015年12月1日起计的利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江振庆、邵结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048元，由上诉人江振庆、邵结玲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吴 湛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