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蚌刑终字第00122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韩维芝，女，1951年5月19日出生于蚌埠市，汉族，大学文化，退休教师，户籍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民丰新村9幢104室。2013年7月16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蚌埠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4日被蚌埠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侯培培，安徽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时玲，安徽展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周树华，女，1943年11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宿州市，汉族，大专文化，退休职工。2013年7月25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蚌埠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郑某某，女，1947年2月8日出生于蚌埠市，汉族，中专文化，退休干部，户籍地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173号（栋）1708号。2013年8月15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蚌埠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陆某，女，1962年9月6日出生于蚌埠市，汉族，初中文化，退休职工。2013年7月18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蚌埠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4日被蚌埠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吴某，女，1951年9月15日出生于蚌埠市，汉族，初中文化，退休工人。2013年7月18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蚌埠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4日被蚌埠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审理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郑某某、陆某、吴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4年3月11日作出（2013）龙刑初字第0029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韩维芝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蚌埠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飞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韩维芝及其辩护人侯培培、时玲，原审被告人郑某某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蚌埠地区“明明商”组织无任何实际经营活动，以交纳4010元“互助金”的方式获得准入资格，通过已加入者介绍，填写证明上下层级关系的“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司契单”，办理“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成为该组织的“环民”（即组织成员），环民以“生根发芽”的方式发展下线后，已加入者便在该组织内成为更高一层的“薪种”（即更高层级成员），薪种在“生根发芽”后的第三个月就可以得到该组织发放的“工资”（即返利）。“明明商”组织每个月根据每个环民、薪种的层级，发展下线的人数作为返利依据，支付所谓的“工资”提成款，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下线，骗取财物。
2011年10月，被告人周树华、郑某某等人经鲍兴玉（另案处理）介绍参加了该传销组织。同年12月，周树华成为蚌埠地区该传销组织的负责人，负责与上级联系、协调，召集宣讲，收取“互助金”、财务造表登记，返还“工资”等全面工作，并在其租赁的本市金山花园居委会附近的出租房从事传销活动，郑某某在此期间积极发展下线，参加传销组织活动，成为该传销组织的骨干力量。同期，郑某某先后发展了被告人韩维芝、陆某、吴某等人加入该传销组织，韩维芝、陆某、吴某等人加入该传销组织后，积极参加传销组织活动，发展下线，均成为该传销组织的骨干力量。五被告人先后从该组织领取了一万至数万元的“工资”。2012年6月起，经蚌埠地区“明明商”传销组织成员推选，韩维芝、郑某某、陆某以及曹来芳、毕春芬（均另案处理）五人组成该传销组织的“无首”，实为蚌埠地区“明明商”传销组织领导核心，其中韩维芝作为负责人，与郑某某共同负责全面组织、领导该传销组织活动，陆某负责相关的财务会计工作，吴某参与该传销组织的外出学习以及召集宣讲等相关工作。自2012年8月以来，该组织先后将活动场所移至本市淮河路“邮电宾馆”、“锦绣招待所”六楼等地，继续开展传销活动。至案发，蚌埠地区“明明商”传销组织先后发展传销人员800余人，涉案金额320余万元。
另查明，案发前，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郑某某、陆某、吴某分别向部分参加传销活动人员退赔了所缴纳的费用。2013年6月28日，被告人郑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罪行。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郑某某、陆某、吴某组织、领导蚌埠地区“明明商”传销组织，以“互助金”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郑某某、陆某、吴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参与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应属情节严重。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郑某某、陆某、吴某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郑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属主犯，应按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陆某起次要作用，被告人吴某起辅助作用，均系从犯，对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郑某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陆某、吴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五被告人在案发以前主动退还部分参加传销人员缴纳的费用，可分别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对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郑某某、陆某、吴某分别依法减轻处罚，因被告人郑某某、陆某、吴某均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分别对其宣告缓刑。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周树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二、被告人韩维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三、被告人郑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四、被告人陆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五、被告人吴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宣判后，韩维芝上诉提出：其系郑某某介绍才加入“明明商”传销组织，一直听从郑某某的领导，其不是该传销组织的负责人和“无首”，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其主观恶性不深，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赔，一审法院未充分考虑上述事实和情节对其量刑过重。
其辩护人提出：1、韩维芝不是“明明商”发起人，在韩维芝成为“明明商”的“无首”之时，蚌埠地区的“明明商”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韩维芝不是传销组织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一审认定韩维芝为主犯的事实错误。2、一审认定本案发展组织传销人员达800余人，涉案金额320余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3、“两院一部《关于办理组织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2013年11月14日发布，该意见对“情节严重”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之前没有相关规定，我国实行罪行法定原则，对于溯及力实行从旧兼从轻原则，新规定明显比原规定量刑较重，因此本案不适用该《意见》”。4、原判对韩维芝量刑过重。
出庭检察员当庭发表了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建议二审维持原判的出庭意见。
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一致。
本案事实有借助银行司契单、电子物证检验报告、刻录电脑邮箱中传销活动内容的光盘、“明明商”传销组织宣传资料、“明明商”传销组织下发的委托书、根芽关系图、月金发放统计表、收款收据、银行交易凭证、银行卡办理情况及发放明细、存折账目明细、扣押物品清单、电子物证检验报告、环民序列统计表、批量转账查询、作案工具、户籍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和情况说明，证人李某、张某、顾某、邢某等120余人的证言及上诉人韩维芝、原审被告人周树华、郑某某、陆某、吴某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对韩维芝及辩护人提出的“韩维芝不是蚌埠地区‘明明商’传销组织的负责人，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的理由，经查，被告人周树华的供述证实，2012年5月份因无法足额发放工资，其他参加者就在组织内推选出五个“无首”为大家服务。这五个人分别是：韩维芝、曹来芳、毕春芬、陆某、吴某。韩维芝是负责人，主要向大家宣传，组织开会，发展新成员等，其从2012年6月不再负责蚌埠地区“明明商”的具体事情，并开始陆续将其保管的人员资料、账目进行交接，直到2012年8月交接完毕。被告人郑某某供述，其和韩维芝、曹来芳、毕春芬、陆某五个人被大家推选为“无首”，韩维芝是全面负责人。被告人陆某供述证实，韩维芝是蚌埠地区和北京“明明商”总部的联络人，她还负责主持会议，对大家宣讲“明明商”的好处，到外地参加“明明商”组织的全国会议，回来后召集大家学习经验。并证实“韩明薪”应该就是韩维芝本人，北京“明明商”总部寄过来的资料应该是寄到韩维芝以前租住的地方，委托书等资料韩维芝主动拿出来给大家看，她给大家看的意思，其理解就是韩维芝被北京“明明商”总部任命为蚌埠地区的全面负责人。被告人吴某供述证实，郑某某、韩维芝、陆某、毕春芬、曹来芳五个人被大家推选为“无首”，2012年7、8月份周树华把大家交给“明明商”的钱给贪污了，她被迫把账交出来，由韩维芝作为负责人为大家服务。上诉人韩维芝供述：“我的理解能力比较强，所以在我加入“明明商”之后，去年8月至10月由我负责给大家服务，平时向别人宣传和介绍“明明商”的具体业务。任命“韩明薪”为蚌埠地区薪地代表的委托书就是郑某某推荐北京“明明商”总部寄给我的。“韩明薪”就是我本人。”证人张某、顾某、邢某、宋某等证言证实，韩维芝是蚌埠“明明商”的领导，负责宣传、组织等工作。上述证据证实，韩维芝被推选担任“无首”后，负责主持、管理蚌埠地区“明明商”的全面工作，实为“无首”之首，是该传销组织继周树华之后的组织者、领导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故韩维芝上诉提出的其系从犯的理由不予采信。
对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存在利用别人的身份信息去开户，被利用身份信息的人不知情，同时还存在不出或少出钱的情况，因此实际参加传销组织的人员未达到800人，涉案金额也不足320万元”的理由，经查，本案确实存在郑某某、韩维芝、汪启兰等人利用他人身份信息，在他人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手续，加入“明明商”组织，但这些在本案中所占比例较小，不影响对本案的定性和量刑。
对辩护人所提“本案不应适用《意见》”的理由，经查，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明确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犯罪行为，故本案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本案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高，社会影响大，不论是在《意见》出台之前，还是之后，此案的犯罪情节均属情节严重，一审根据蚌埠地区审理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参照《意见》所确定的标准，并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故辩护人的此辩护意见亦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上诉人韩维芝、原审被告人周树华、郑某某、陆某、吴某以“互助金”为名，组织、领导蚌埠地区“明明商”传销组织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介绍、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共同犯罪过程中，周树华、韩维芝、郑某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陆某起次要作用、吴某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对于从犯，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郑某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陆某、吴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五被告人在案发以前主动退还部分参加传销人员缴纳的费用，可分别酌情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根据五被告人具有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决定对被告人周树华、韩维芝从轻处罚；对郑某某、陆某、吴某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对韩维芝及辩护人提出的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经查，因本案犯罪情节属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韩维芝系主犯，又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一审根据韩维芝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及认罪、积极退赃等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是按照起点刑判处其刑罚，已充分考虑了韩维芝具有的各项从轻处罚情节，量刑适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任秀莲
审判员 饶 刚
审判员 秦 玉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周杨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