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33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惠可易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所街115号。
法定代表人：盛学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孟朝晖，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惠珍，女，1955年2月4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邹余芬，江苏严耀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淑萍，江苏严耀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王海波，男，1970年11月5日生，汉族。
上诉人南京惠可易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可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惠珍、原审被告王海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惠可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孟朝晖，被上诉人周惠珍的委托代理人邹余芬、张淑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海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惠可易公司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周惠珍对惠可易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王海波的借款是其与周惠珍之间的自然人借贷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与惠可易公司无关。惠可易公司对周惠珍与王海波之间的借贷毫不知情，且周惠珍出借的款项并未进入公司账户，亦未用于公司经营；王海波付利息给周惠珍亦是用其个人账户；王海波虽是惠可易公司股东，但并非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不能代表公司，其在借款合同上盖的合同专用章惠可易公司从未有过。因此，王海波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在其未出庭应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周惠珍一方说辞就认定周惠珍是在惠可易公司王海波办公室内交付借款，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等事实，并认定周惠珍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与实际不符。2.涉案合同专用章系王海波或王根成私自刻制，并非惠可易公司刻制。一审中，惠可易公司已经提交刻制公章备案证明以及印铸刻描晒图准许证，证明惠可易公司只刻制并备案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从未刻制过合同专用章，亦未用此章进行过任何交易活动。惠可易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合同专用章是伪造的，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周惠珍认为借款是王海波与惠可易公司的共同借款，请求判令王海波、惠可易公司共同偿还借款，一审法院在王海波未到庭辩论的情况下，认定王海波的借款行为系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惠可易公司承担王海波借款的法律责任，没有基于周惠珍请求的法律关系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周惠珍答辩称：1.借款时周惠珍认为惠可易公司就是王海波开的，认为王海波和惠可易公司是共同借款人，现在服从一审判决，王海波是惠可易公司的大股东和监事，惠可易公司是借款人，王海波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周惠珍是到惠可易公司王海波办公室交的钱，借条是王海波在办公室打的，王海波明确说借钱用于公司经营，当场就盖了合同专用章，足以使周惠珍相信是惠可易公司的行为。王根成也说把钱借给他儿子开的公司，如公司不还他儿子也会还。周惠珍在起诉时才知道惠可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盛学军，盛学军一审中承认王海波是公司股东，占50%的股份，其和王海波之间也经常存在资金拆借行为。惠可易公司认为合同专用章是王海波私刻的，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合同专用章不存在，没有使用过。惠可易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即使存在私刻印章的行为，惠可易公司也应当承担责任。2.惠可易公司与王海波串通拖延还款。惠可易公司、王海波对案涉借款都知情，借款是现金给了王海波，至于有没有进入惠可易公司帐户，周惠珍作为出借人不知道，惠可易公司规模小、人少，王海波是公司经理，由其向周惠珍给付利息并无不妥。王海波在一审法院至鼓楼区凤凰庄118号其家中送达时，衣服还在家里，就是不应诉，然后惠可易公司提管辖权异议，一再拖延时间。王根成因交通事故在诉讼期间死亡，办丧事时，王根成的妻子和惠可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盛学军都在场，他们之间关系很密切。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王海波未到庭陈述意见。
一审中，周惠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王海波、惠可易公司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剩余借款利息13000元（2014年3月4日至2015年4月4日，共计13个月，利息应为26000元，已付130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4日，王海波向周惠珍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周惠珍人民币10万元，借期一年，月息2%，如需提前还款，提前一月告知，利息提前支付。担保人王根成，借款人王海波，借款人处盖有惠可易公司合同专用章。周惠珍提交南京银行客户卡对帐单，其上显示2014年3月3日支取现金5万元。周惠珍自2014年4月至10月共计收到利息13000元，其中2000元周惠珍自认系王海波现金给付。王海波系惠可易公司股东、监事，持有该公司50%股份。惠可易公司认可王海波在公司有办公室。惠可易公司一审中提交刻制公章备案证明及印铸刻描晒图准许证，以证明其经准许刻制并备案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从未制作案涉惠可易公司合同专用章，该印章应系王海波或王根成私自刻制。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周惠珍提交的借条、南京银行客户卡对帐单、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可以证明周惠珍已将案涉款项10万元给付王海波，王海波已支付利息13000元。王海波系惠可易公司股东、监事，周惠珍系在惠可易公司王海波办公室内交付钱款，且借条上加盖了惠可易公司合同专用章，故周惠珍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惠可易公司认为上述合同专用章系王海波私自刻制，该举证责任应由惠可易公司承担。现惠可易公司所举证据虽能证明案涉合同专用章系未经相关部门准许刻制，但不能证明该印章即系王海波私自刻制。故惠可易公司所举证据不能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其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案涉10万元借款应视为惠可易公司借款。现其未能按约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周惠珍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剩余借款利息13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海波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惠可易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周惠珍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13000元，共计113000元；二、驳回周惠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惠可易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惠可易公司提出，一审查明的“周惠珍系在王海波办公室内交付钱款”没有证据证明，因王海波长期不参与公司经营，不在公司上班，所以不可能是在惠可易公司办公室交付的钱款。但惠可易公司关于王海波不在惠可易公司上班的陈述与其所述“王海波在惠可易公司有办公室，王海波作为占50%股份的股东在2012年到2014年间为公司做过业务”相矛盾，且周惠珍对于交付借款场所的描述具体、清晰，故本院对惠可易公司提出的异议不予采信。
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海波出具借条的行为能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
本院认为，王海波虽系惠可易公司股东、监事，但并非惠可易公司法定代表人，诉讼中周惠珍未能举证证明王海波的职权范围包括代表公司借款，故王海波出具借条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周惠珍在出借案涉借款时，王海波向其出示的名片载明王海波系惠可易公司“董事总经理”，双方在惠可易公司王海波办公室内交付款项、出具借条，借条除有王海波本人签名外还加盖了“惠可易公司合同专用章”，虽然惠可易公司举证证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三枚印章中并无该印章，但事实上王海波确系惠可易公司持股50%的股东，并担任监事，惠可易公司也认可王海波以惠可易公司名义做过业务，故周惠珍在出借款项时有理由相信王海波有相应代理权，一审判决认定该借款应视为惠可易公司的借款，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惠可易公司如认为王海波行为给其造成损失，有权依法另行解决。惠可易公司认为周惠珍主张惠可易公司与王海波是共同借款人，一审法院仅判决惠可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是判非所请、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基于当事人的主张及查明的事实，支持当事人的部分诉请，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惠可易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60元、公告费600元，均由上诉人惠可易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焱
审 判 员 张晗庆
代理审判员 夏志阳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