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0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凤，女，汉族，1952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苏东海，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冠星，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红，女，汉族，1942年8月27日出生，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曹伟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荣，男，汉族，1949年11月26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曹伟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敏，男，汉族，1957年2月26日出生，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李东伦，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凤因与被上诉人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3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2000年4月19日出具的《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记载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张金龙，占用份额全部；等。
2000年5月13日，张金龙（乙方）与广州吉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吉银公司）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管理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甲方将自由的海珠区滨江东路原征用地段有电梯回迁大楼第6层楼、位置北向的自由房屋，用作拆除乙方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等。之后，张某敏以张金龙、张某敏的名义或张某敏的名义与吉银公司分别签订《滨江东项目拆迁补充协议》、《滨江东项目拆迁补充协议之二》、《回迁安置协议》及《回迁协议》。
2011年4月23日，吉银公司出具《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张某凤回迁买大面积房款，沙地直街23号A2栋21层03房，金额393745元；等。
2013年3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内容为：经查核六十年代户籍档案资料，摘抄如下：居民巷26号户主张金龙、子张某敏、女张某凤、女张志珍、子张某荣。经查七十年代户籍档案，摘抄如下：居民巷26号户主张金龙、子张某敏、女张志珍、妻徐金妹、子张某荣、女张某凤。经查八十年代户籍档案，摘抄如下：居民巷26号户主张金龙、女张志珍（1984年3月21日报死亡）、妻徐金妹、子张某荣、女张某凤、子张某敏。
2013年3月20日，广州市公安局东沙派出所和滨江派出所分别出具《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张金龙、徐金妹因死亡户口已注销，注销日期为2010年1月15日和2012年11月28日。
2013年3月22日，广州市荔湾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出具《证明》，内容为经档案查实，我所军休干部张某红的父亲是张金龙、母亲是徐金妹，均为原广州一棉厂职工。
2013年9月10日，吉银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兹证明位于海珠区滨江中路沙地直街23号A2栋21层03号房是原地址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的回迁房，原产权登记人为张金龙。该房屋拆迁补偿的所有手续，被拆迁房均由张某敏作为代理人办理。2011年在我司发出补缴买大面积房款和收楼通知后，该房屋由张某敏和张某凤共同验收收楼，并由张某凤支付了该房买大面积房款共393745元。现该房屋的物业管理费由张某凤以张某敏的名义交纳。
2013年11月27日，张某凤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张某凤与父亲张金龙就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2、确认张某凤为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沙地直街23号A2栋21层03号房（原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的唯一合法产权人。
张某红、张某荣原审辩称：原房产在拆迁之前是属于张金龙、徐金妹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拆迁过程中。其中产权人之一张金龙在2010年1月15日去世，另一产权人徐金妹在2012年11月27日去世，当时房屋已安排回迁，在这种情况下，该房屋应该是作为张金龙及徐金妹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予以继承，而并非由张某凤一人所有。张某凤在起诉状中提到的分家析产包括张某凤与张金龙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父母收取购房款等事实都与客观事实不符，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某凤的诉讼请求。
张某敏原审辩称：张某凤所述属实，张某凤、张某敏及张金龙夫妇当初确实协商一致由张某凤购买涉案房屋，张某红、张某敏、张某荣当时均表示放弃购买，张某凤在2000年7月就将购房款153508.8元交付给张某红，并由张某红分配给各人，张某红在2000年7月5日也出具了收据收取了购房款。事实上涉案房屋早已以购买的形式转移给了张某凤，张某凤应该是该房屋的真正产权人。
张某凤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没有签名的列有①原房产证面积（26.598平方米）×3500元=93093元，父、母、志红、志荣、穗凤、志敏共6份，但全部都给了父母，所以父母各得93093÷2=46546.5元／每人等12项内容的字句2页。2、没有签名的列有①原房产证面积（26.598平方米）×3500元=93093元，93093÷6=15515.5元／人等9项内容的字据2页。3、签有张某红名字的字据，内容为：总数153508.8元，其中志荣16345.9元，志敏35896.9元，阿妈50632.98元，阿爸50632.98元。上述1、2、3项用以证明其向张某红、张某敏、张某荣及张金龙夫妇支付购房款共计153508.8元，张某红、张某敏、张某荣及张金龙夫妇均确认该房屋由其中一人所有。第2、3项证据在2000年7月15日行程，第2项是方案，第3项是收据。4、拆迁补偿款、临迁费等收据。用以证明张某敏的代理人身份，及张某敏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5、张金龙购买房屋的《广州市买卖房地产合同》、《房地产所有证》。用以证明其作为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产权人，一直掌握了涉案房屋的相关产权资料。6、《回迁通知书》、《前期物业管理合同》、《丽海雅居业主（物业使用人）临时公约》及物业管理费、垃圾费等相关单据。用以证明其作为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产权人，回迁至涉案房屋及一直对涉案房屋进行使用。
张某红、张某荣对上述证据质证称：第1项证据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2、3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拆迁的房产是属于张金龙夫妇共同所有，所以张某凤、张某红、张某荣其实是无权对该房屋进行所谓的分家析产，张某凤所提供的证据中没有提供张金龙夫妇与其签订的买卖合同，这两张证明买卖关系的证据也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第2项证据也没有张某凤、张某红、张某荣及张金龙夫妇的签名，所以无法确认真实性，第3项证据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称是2000年7月份所写，为何落款处没有显示时间，张某红表示上面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但当时张某红却是提出过建议，但没有被张某荣及张金龙夫妇接受，所以该方案没有实施；第2项证据第1点是以总额除以6个人，按其理解应该是张某凤、父母及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如果是买卖的话，张某凤为何要将自己也计入一份，所以从文件的书写情况看，根本不存在分家析产、买卖的情形；其从来没有收到款项，正常有收款的话应该有收据，包括有父母的收据及张某红、张某荣的收据；该房屋50%的产权份额由徐金妹所有，在确认买卖关系是不能撇开徐金妹，第2、3项证据提到的购房款并没有提到张某红的份额，该证据不能证明张某凤所要证明的事实；第4项证据因为看不到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即使这些收据都是真实的，都只是证明当时支付临迁安置款项的情况，相关收据的收款人都是张金龙和张某敏，不是写张某凤，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张某凤是唯一产权人；对第5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仅凭对合同的保管及持有房地产所有权证就确认张某凤是唯一产权人，因为张金龙夫妇的物品都是保留在几名子女手上；对第6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房屋的买卖关系及产权属于张某凤所有，回迁通知书上写明的是通知张某敏的，《前期物业管理合同》等文件其也有，不是只有张某凤才有，相关单据只是证明现在房屋在张某凤使用之下，但不能凭该收据证实买卖关系及产权的属性。张某敏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
张某红为证明其抗辩主张，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张金龙与吉银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用以证明涉案房屋属于张某凤的父母张金龙和徐金妹共同共有，因为当时张金龙和徐金妹年纪较大，个人物品都会由几位子女轮流保管，私章保留在其手上，张某凤称其持有房产证明就是房屋的唯一合法产权人不成立。2、物业管理费、垃圾处理费、电费收据（该证据也是张某荣提交证据）。用以证明涉案房屋并非是张某凤独自在使用，不能归张某凤一人所有，其亦有缴纳部分管理费、垃圾费及电费。
张某凤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1项证据只是证明在1999年11月2日签订的安置协议，该安置协议已被之后其举证的第二份安置协议所取代，不能推翻第二份安置协议，第2项证据与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没有关联性，安排母亲入住涉案房屋是张某凤。张某荣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张某敏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1项证据是1999年与拆迁办第一次接触的初步协议，由于房管部门当时不承认厨房的面积，在2000年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所以该合同是无效的。
张某敏为证明张某荣于2010年10月12日迁出涉案房屋的行为确认了张某荣不是房屋的产权人，张某荣亦同意不再在该房屋居住使用提交了张某荣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张某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张某红、张某荣对该证据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回迁时间是2010年4月13日，户籍迁移不能证明其放弃权利。
在原审审理期间，对原审法院关于当时协商时有谁在场的询问，张某凤表示一共开了4次会议，在第1、2次父母、子女6人都在，第3次有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张某凤及徐金妹在场，第4次其不在场不清楚，第3次会议是讲分配方案，确定由其来购买，之后再由张某敏计算房价的分配方案，当时大家都同意。张某敏表示共开了3次会议，第1、2次会议全家6人都在场，第3次会议室确定计算方案和分配方案，除了张金龙不在场，其余5人都在场，第4次是分钱，分钱时是张某敏和张某红、徐金妹在场。张某红表示只开过1次会议，是谈分配方案，当时有张某红、张某凤、张某敏在场，当时其同意了分配方案，之后告知张某荣时，张某荣不同意。张某荣表示当时张某敏通知其开会关于拆迁房屋的分配方案，其当时认为父母健在为何分家产，而且父母不在场，他们3人分配房屋是不合法的，所以其拒绝参加会议。对原审法院关于分配方案和购买方式双方有无进行确认和以什么形式确认的询问，张某凤表示确认由其购买，双方是以口头形式确认，之后其支付了153508.8元给张某红，由张某红分配给其他人，张某红分配之后就将7月15日有张某红签名的单给其。张某红表示当时大家商谈之后写过一个方案，内容与张某凤提交的有张某红签名的字据有所出入，总额应该是140000多元，但确认张某凤提交的7月15日的字据上张某红签名是其亲笔签名，该字据只是作为一个方案，并非实际履行的依据。张某荣表示其没有参加过会议，没有与其他人确认分配方案。张某敏表示当时大家都同意分配，分配方案就是有张某红签名的字据。对原审法院关于谁支付过款项给谁的询问，张某凤表示其支付过153508.8元给张某红作为房款，由张某红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张某红表示其没有收过一分钱，也没有支付款项给父母。张某敏表示其不清楚张某凤支付款项给张某红，但其在张某红手上受到52242.8元，其中16345.9元属于张某荣，由于张某荣不在场，其代张某荣领取并已将该款项转交给张某荣。张某荣表示不清楚，其没有在张某敏手上拿过一分钱，张某敏应提供证据证明。对原审法院关于以什么身份参加协商会议的询问，张某凤表示以子女和买卖人的身份参加会议，因为当时已确定由其购买房屋。张某红表示当时只有3人在场，其不清楚是以什么身份。张某敏表示其是以子女的身份参加会议，因为其是家庭成员的一分子。对原审法院关于当时参加会议的本意是处理什么的询问，张某凤表示确定向家庭成员之间对原址房屋的买卖。张某红表示当时大家协商由到场的3人另加上张某荣，由4人对房屋进行购买，如果按照其签名的方案拿钱的话就放弃购买，所以当时其就同意该方案，但方案没有落实。张某敏表示当时由4兄弟姐妹商量由其中谁出钱房屋归谁，当时其和张某红、张某荣表态放弃出钱购买房屋，只有张某凤愿意出钱购买，所以才出现了分配方案和计算方案，最终按分配方案的金额分配给各人。张某凤表示对于买卖权利义务关系，其与父母之间没有书面约定。
原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张某凤在本案中要求确认其与父亲张金龙就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故张某凤应对其与张金龙之间存在买卖该房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张某敏虽为张金龙与吉银公司的拆迁权利义务关系中张金龙的代理人，但其表示是以子女的身份参加家庭成员协商的会议，故其在家庭成员协商会议中的意思表示仅为其个人行为。张某凤表示对于买卖权利义务关系，其与父母之间没有书面约定。张某凤提交的用以证明其向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及张金龙夫妇支付购房款合共153508.8元，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及张金龙夫妇均确认该房屋由其一人所有的3份字据中均没有张金龙的签名；张某凤、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对当时协商有谁在场所陈述的在场人员和协商次数均不相同；张某凤表示确定由其来购买，之后再由张某敏计算房价的分配方案及张某敏表示确定计算方案和分配方案的第3次会议，张某凤及张某敏均表示张金龙不在场。张某凤表示其支付过153508.8元给张某红作为房款，由张某红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张某红表示其没有收过一分钱，也没有支付款项给父母。因此，张某凤提交的上述3份字据不足以成名张某凤与张金龙之间存在买卖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及张金龙收取张某凤购房款项的事实。张某凤虽持有张金龙的相关权属文件及在张金龙去世后支付回迁买大面积房款并实际接收使用张金龙被拆迁原址房屋的调换补偿房屋，但据此并不能构成张某凤与张金龙之间存在买卖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权利义务关系的有效证明。张某凤要求确认其与父亲张金龙就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沙地直街23号A2栋21层03号房（原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的唯一合法产权人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2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张某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某凤承担。
判后，上诉人张某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遗漏张某凤重要证据未载明，并对张某红、张某荣庭上质证意见及事实陈述在判决书上进行恶意歪曲，明显偏帮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侵害了张某凤的合法权益。（一）张某凤提交了共11页的《拆迁补偿协议》用以证明涉案回迁房以及张某凤作为涉案房屋唯一合法产权人持有所有拆迁补偿协议原件的事实，对此，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均以确认，但一审判决没有记载。（二）张某凤提交了《缴款通知书》、《收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及《证明》等材料，用以证明张某凤作为涉案房屋唯一产权人，支付购买增大面积房款393745元的事实，张某敏作为张金龙的代理人身份全程参与办理相关手续。（三）拆迁补偿款、临迁费等收据材料，是证明张某敏作为张金龙的代理人身份以及临迁费的领取情况，并非一审所述证明“张某敏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事实上，张某敏并没有在涉案房屋居住。（四）张某凤提交的有张某红签名的房款收据，张某红已在庭上质证时承认是其亲笔签名无误，并不是一审判决书所载“张某红表示上面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原审对张某红的质证意见明显扭曲。（五）本案不能遗漏的重要事实是：涉案所有文件及材料均没有张金龙的亲笔签名，而是一直由张某敏作为代理人签订的，张某敏对于本案的所有事实是最清楚的，但一审判决对于张某敏的所有陈述全部不采纳，于法无据。二、张某凤是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产权人，有事实及相关证据为证。2000年3月，由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面临拆迁，张某凤、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及张金龙夫妇同意对该房屋进行分家析产，由张某凤向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及张金龙夫妇支付购房款合共计153508.8元，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及张金龙夫妇均确认该房屋由张某凤一人所有。2010年5月8日，张某凤委托张某敏与吉银公司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2011年4月13日又签订了《回迁协议》，确认回迁至涉案房屋，并由张某凤支付了该房购买增大面积房款393745元，对此，吉银公司已开具《证明》确认，张某凤亦一直使用房屋至今，各被上诉人均无任何异议。结合张某凤提交的证据以及相关事实，张某荣、张某红对此均未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张某红、张某荣二审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某凤的上诉请求。二、张某凤提出一审判决所谓的遗漏查明事实，对事实进行恶意歪曲，这是张某凤对一审判决的曲解。原审判决对上述相关事实已有记载只不过是以归纳方式将不同证据分类说明并且依据这些证据作为查明事实的依据，一审并没有遗漏事实，也没有偏帮张某红、张某荣作出错误判决。三、对于张某凤支付房屋增大面积款项，张某红、张某荣原审确认张某凤支付款项的事实，因为有相关的收据和银行转账记录证实，但不代表张某红、张某荣认可张某凤已经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自始确认张某凤所述事实的只有被上诉人张某敏一人。原审庭审中，张某红、张某荣及代理人均表示在将来的继承案件相关的款项会按照继承份额由继承人予以分担。收楼等相关文件签收的情况，因为当时办理房屋拆迁手续是由张某敏代替父亲办理而后期因为双方发生其他方面的纠纷，导致张某凤、张某敏不让张某红、张某荣过问房产的回迁文件签收问题，甚至于母亲回到涉案房屋居住还是由张某红、张某荣强烈提出才回去居住。张某红、张某荣在房产回迁之前也有缴纳相关的物业管理费、电费等费用，并且也有涉案房屋的钥匙。不能以文件的存放来确认张某凤实际买卖的情况。张某红、张某荣认为张某凤的上诉理由与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张某敏答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有重大遗漏。早在1999年房屋开始拆迁的时候，双方父亲就通过公证委托把房屋拆迁事宜全部委托给张某敏作为代理人来办理。关于本案房屋的购买，开了多次家庭会议进行协商，其中有两次会议父母有在场参与，父母没有在场参与的情况也是委托张某敏代为参与，且张某敏也是按照父母的意思计算了购房款的分配方案，张某敏个人也是按照分配方案实际领取到了张某凤支付的购房款。所以在家庭成员中达成由张某凤购买回迁房屋的口头协议，并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是由张某红签收了购房款可以看出该协议是有实际履行。张某敏不仅作为一个子女身份说清楚当时历史的事实，也作为父母的代理人身份说明涉案房屋如何处理的事实。另外，张某红若没有收购房款为何签了收条，张某荣没有收到张某敏转交的款项，两人上下楼关系，张某荣为何十几年从未过问过涉案房屋的问题。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原审查明事实。
另查明，张某凤二审当庭申请证人冼有初、张永宝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书面的证人证言。其中，冼有初书面证人证言内容如下“我是徐金妹一家的邻居，原来一直住在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48号，其后又回迁至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沙地直街23号A2栋13层10号房屋，并一直在回迁地址居住至今。我们家和徐金妹的友邻关系一直很好，我妈、徐金妹和几个街坊好友长年相聚在我家打麻雀的。徐金妹多次和我们谈起房屋拆迁问题，对我们说房屋经过所有家庭成员一致同意，已卖给女儿张某凤”。张永宝书面证人证言内容如下“我是徐金妹、张某荣一家的邻居，原来一直住在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0号，其后又回迁至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沙地直街23号A2栋11层10号房屋，并一直在回迁地址居住至今。我以前和张某荣很熟，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来往，在房屋拆迁前，我知道张某敏和张某红曾经为房屋拆迁问题有争执，其后张某荣过来找我到原住房屋市场附近的大排档吃饭，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房屋的事情已搞定，由他妹妹出钱买了，大家对房款也分了，这个妹妹肯替人想，不怕吃亏。同时，徐金妹和我们家都很熟，大家经常一起聊天，关于她原住房屋怎样处理这件事，徐金妹多次向我和我妈妈提到，房屋已由小女儿买了，并多次在我们面前赞这个女儿很好。我妈对这件事也很清楚，也想来法庭作证，只是年事已高所以不便到来”。
本院认为，张某凤原审诉请法院确认其与父亲张金龙就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但张某凤并未对此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与张金龙就上述房屋的交易达成了一致意见，其未完成两者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权利义务关系举证责任，对此，理应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
至于张某凤的上诉主张。虽张某敏确认张某凤所主张事实，张某敏为张金龙与吉银公司的拆迁权利义务关系中张金龙的代理人，但张某敏未提供张金龙授权其出售房屋的证据，其原审亦表示是以子女的身份参加家庭成员协商的会议，故其在家庭成员协商会议中的意思表示仅为其个人行为。另外，张某凤提交的用以证明其向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及张金龙夫妇支付购房款合共153508.8元，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及张金龙夫妇均确认该房屋由其一人所有的3份字据中均没有张金龙的签名；张某凤、张某红、张某荣、张某敏陈述的协商时在场人员和协商次数，均不相同；张某凤原审表示确定由其来购买，之后再由张某敏计算房价的分配方案及张某敏表示确定计算方案和分配方案的第3次会议，张某凤及张某敏均表示张金龙不在场；严格来说，张某凤向张金龙购买涉案房屋，收取房款的应是张金龙而非析产的其他家庭成员，张某凤表示其直接将153508.8元给张某红，不符常理。因此，张某凤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形成证据链证实其与张金龙之间存在买卖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及张金龙收取张某凤购房款项的事实。另外，张某凤虽持有涉案房屋相关权属文件及在张金龙去世后支付回迁买大面积房款并实际接收使用涉案回迁房屋，但据此并不能构成张某凤与张金龙之间存在买卖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屋权利义务关系的有效证明。因此，张某凤要求确认其是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沙地直街23号A2栋21层03号房（原海珠区滨江东路居民巷54号房）的唯一合法产权人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张某凤二审当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张某凤二审当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上述规定。另外，冼有初、张永宝的书面证人证言反映的内容也仅仅是听来的陈述，并不足以推翻原审对于相关事实的认定。因此，对于张某凤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及相关证言，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张某凤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某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为群
审 判 员 郑怀勇
代理审判员 柳玮玮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