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8民初27209号
原告：高明扬，女，1979年12月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木军，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清华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法定代表人：邱勇，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毅东，男，清华大学资产管理处住房政策办公室主任。
被告：赵月琴，女，1968年5月29日出生。
被告：高云龙，男，1996年3月21日出生。
以上二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辉，北京都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明扬与被告清华大学、赵月琴、高云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明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木军、被告清华大学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毅东、被告赵月琴、被告赵月琴、高云龙之委托代理人安玉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明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清华大学与高×签订的关于海淀区×小区×号楼1门602号房屋的买卖行为无效。事实和理由：我父母离婚后，父亲高×与赵月琴结婚；高云龙是高×与赵月琴之子。2015年12月×日，高×去世。海淀区×小区×号楼1门602号房屋是拆迁安置公房，安置人口有我和我父亲高×。1997年12月房改时，我已成年且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在对上述房屋房改售房时并未征求我的意见，而是直接与高×签订了房改售房协议，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清华大学辩称，根据当年的拆迁规定，我校对私房拆迁安置的房屋都是公房承租。所以拆迁协议是由户主高×签字。1996年，学校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根据当时的住房管理办法，我校要将承租的公房出售给个人，而承租人就是高×，我校只计算其本人和配偶的工龄和，针对的对象与共居人无关。至于子女对产权的意见可通过继承取得。我校于1997年收取了高×的购房款，并出具了收据，但尚未与其签订购房协议。现高×已去世，我校只能与最后确认的高×的继承人签订购房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综上，我校不同意高明扬的诉讼请求。
赵月琴、高云龙辩称，高×系清华大学职工，其与高明扬之母离婚后，双方商定将原来由清华大学分配的一套公有住房归高明扬之母居住使用，高×因无房居住，在其妹妹高×1居住的×号自行搭建了2间简易平房居住。1988年12月，因清华大学占地拆迁，高×与清华大学签订了安置协议书，清华大学分配其一套自管公房，高×作为承租人，仅享有使用权，并不享有房屋所有权。安置协议书中并未填写被拆迁房屋间数、面积及应安置人口数，也没有作价款金额，实际没有任何经济补偿。高×作为清华大学职工，享受福利性照顾安置，与拆迁安置没有关系，不是拆迁补偿性质的安置。高明扬在高×离婚后由高×抚养，其仅是随其父高×共同生活而对该房屋享有使用。西王庄的房屋原为高×分得的公房，其依据房改政策享有购房改公房的资格，清华大学将房屋出售给高×，符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也不存在损害高明扬合法权益或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的无效情形。购房款均是由高×、赵月琴夫妇出资，并计算了二人工龄，应为二人共有。而高明扬既非清华大学职工，购房时也仅刚满18周岁，不具备购买房改房资格，其要求确认房屋买卖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高明扬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高×与付×原系夫妻，高明扬系二人之女。1988年2月24日，经本院主持调解，付×与高×离婚；婚生女高明扬由高×抚养，付×自1988年3月起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10元，至其独立生活时止；……座落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号（以下简称×号）的北房三间归高×所有，高×给付付×房屋折价款1500元。同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与高×签订《居民户拆迁一次性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安置协议书》），清华大学依据京政地字（86）16号批准和《北京市建设拆迁法》的规定，对高×在海淀区西王庄村×号住房进行拆迁，正式户口2人；清华大学给高×一次安置清华大学的公房×号楼1单元6层2号（现名称为海淀区×小区×号楼1门602号，以下简称602号）；清华大学在高×完成搬迁后，一次付清房屋及地上物作价款。协议签订后，清华大学将602号房屋交付高×，高×以承租人身份携其女高明扬在此居住。1989年，高×与赵月琴建立恋爱关系，次年9月28日登记结婚，1996年3月21日婚生一子高云龙。赵月琴、高云龙与高×、高明扬共同使用602号房屋，其间曾出租该房屋，高明扬结婚后搬出。1997年12月29日，清华大学在折算高×、赵月琴的工龄后，高×以成本价21452.3元购买了602号房屋，并交纳了公共维修基金659.01元，但并未与清华大学签订602号房屋的购房协议。2015年12月×日，高×因病去世。
现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
高明扬认为其作为×号拆迁被安置人口，对于602号房屋的购买，与其父高×享有同等的权利，现清华大学明知有两名被安置人，在没有通知其的情况下，与高×买卖602号房屋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故要求确认房屋买卖行为无效。对此，高明扬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1987）海民初字第1816号民事调解书，证明高明扬在高×离婚时由高×抚养，其系被安置人口。
证据2、独生子女证，证明高明扬与高×的身份关系。
证据3、《拆迁安置协议书》，证明被安置人口为2人，即高×和高明扬。
证据4、购买清华大学公有住房收据，证明清华大学与高×达成了房改协议。
证据5、关于给予高×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证明1989年9月7日，清华大学对高×作出开除公职决定，故涉诉房屋不是分配给高×的，而是拆迁安置，如果是分配的福利房，在开除公职后应收回该房屋。
证据6、死亡证明，证明高×的死亡情况。
清华大学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据1和证据3的证明目的，且认为拆除高×的房屋为其私房，依据当时的政策，安置的房屋只能是公房承租，而福利售房的对象只能针对该房屋的承租人，折算工龄也仅局限于夫妻二人，而非家庭成员的工龄和。
赵月琴、高云龙对上述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证据4、证据6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
清华大学认为其与高×就602号房屋的出售事宜符合相关规定，并就此提交如下：
证据1、《拆迁安置协议书》，证明高×就是被安置房屋602号的承租人。
证据2、北京市人民政府房改办公室《关于1994年向职工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价格及有关政策的通知》，证明房屋出售给承租人及配偶的依据，折算夫妻工龄和后为夫妻共有产权。
证据3、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证明购房房屋时折算了高×及其配偶的工龄和。
高明扬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认为具体由谁参加房改由家庭成员协商；证据2并非针对本案，高×参加房改时并非清华大学职工，房屋并非分配给职工的，而是折了高×房子安置的；证据3无异议。
赵月琴、高云龙认可清华大学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赵月琴、高云龙认为清华大学依据房改政策，将602号房屋出售给承租人高×，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高明扬非清华大学职工，不具有购房资格。并据此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结婚证，证明高×与赵月琴的婚姻关系。
证据2、出生医学证明，证明高云龙系高×、赵月琴之子。
证据3、《拆迁安置协议书》，证明高×对清华大学安置分配的602号仅具有公房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
证据4、魏×的证言，证明高×离婚时将清华大学原分配的房屋给了其前妻，其自行出资在其妹妹家建盖房屋，拆迁后承租清华大学分配给其的公房使用。
证据5、张×、高×1的证言，除证明上述证明内容外，还证明高明扬拆迁时年仅9岁，高×与赵月琴再婚后于1997年按房改证据购买了诉争房屋。
证据6、购买清华大学公有住房收据，证明根据清华大学的房改政策，高×和赵月琴于1997年12月29日交纳了22111.31元，购买了602号房屋，该房屋应为高×与赵月琴共同所有的财产，应依法得到确认和保护。
高明扬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诉争房屋系安置给二人的，不是分配；对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清华大学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6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但无法确认证据4和证据5的真实性。
另，高明扬就清华大学与高×就602号买卖达成合意属恶意串通一节，未提供证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上述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二：其一是双方对×号被拆迁的3间北房，在拆迁后演变为602号房屋的定性上存在争议；其二是高明扬对被拆迁人与安置人口、承租人与被安置共居人口概念的理解误差。
首先，根据本院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号3间北房系高×所有，高×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其与清华大学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从该协议上，清华大学除给付高×附属物的作价补偿外，还给予了相应的房屋安置，该安置也是针对高×作出的，而高明扬作为高×的被抚养人，仅对安置的房屋享有共居权。其次，拆迁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依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对被拆迁人安置的房屋均以公房承租进行管理，并未像之后产权调换形式或货币补偿形式的拆迁安置模式，故承租人亦应是被拆迁人。再次，清华大学参照公有住宅出售的相关政策及规定，其出售自管公房亦应是针对承租人，这才能使房屋所有权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至于高×在此时是否是清华大学职工，则与本案对房屋的定性并无实质联系。简而言之，房屋的拆迁是针对房屋上的权利人，对权利人的拆迁原则除了货币补偿外，还有房屋安置，这一切都是针对权利人作出的，而房屋最终转为私产亦是针对原房屋权利人，这才符合私产权利不旁落的立法宗旨。
本案中，清华大学针对的被拆迁人就是高×，从证据和时间上分析，高明扬此时仅是一个共居人，符合被拆迁安置人口的条件，其在安置的602号房屋中也仅具有居住使用权，并不具备对安置房屋进行处分的权利。
综上所述，清华大学与高×就602号房屋出售事宜达成合意的行为，并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属有效。高明扬就上述双方存在恶意串通一节并未提供明确的证据，故本院对其要求确认买卖行为无效之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高明扬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1元，由高明扬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卫京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蔡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