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金商终字第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楼剑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锦萍。
鲍锦萍的委托代理人：韩红艳，浙江婺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鲍锦萍的委托代理人：张晖，浙江婺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楼剑文为与被上诉人王国斌、鲍锦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4）金义佛堂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于1988年9月8日登记结婚，2014年4月14日登记离婚。2014年3月5日，被告王国斌向原告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未约定利息与还款期限。嗣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王国斌催讨，但其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为此，原告诉至本院。
原审原告楼剑文于2014年9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原审被告鲍锦萍答辩称：我不知道这笔钱，王国斌也没跟我说过，借条上我也没有签字。我觉得我们家不需要借这么多钱，我们两个人都有事情做的，儿子也上班了。对于我们这样正常的家庭是不用借这么多钱的，而且王国斌厂里的生意也很好，摊位上的摊主也都说王国斌生意很好的。王国斌卖的东西都是低成本高回报的。我以前是在城南中学教书的，带几个学生。2005年我开了一个航空服务公司机票代理，虽然没有赚很多钱，但是也够的，不用王国斌这样子借钱的。王国斌借的这些都是在2012年、2013、2014年期间，我们家没有办过大事。如果有大事的话，夫妻之间应该有商量的。厂里生意很好的，王国斌也不让我去管理的，都是叫一个叫占香英的女的在管。2014年3月份的时候王国斌召集家里人说欠钱了，总共120万。当时我们就召集家里人，王国斌的妈妈、姐妹也都在场的。我爸爸就说真的欠钱的话就把香山的房子卖掉去还掉。当时我父母，姐妹、儿子都在场的。王国斌不肯卖，我后来想起来占香英这个女的给他生了个儿子，他就急着要和我离婚，我现在觉得他是有预谋的。据厂里的员工反映，从来没有看到过占香英有老公。我也不认识原告，原告说跟占香英一起吃饭过的，王国斌说是她是他厂里的会计。以前王国斌和朋友吃饭，都是带着占香英去的。2012年2月份，王国斌和占香英签了股权协议，70%归王国斌，30%归占香英，我没有份。2014年2月22日、23日，王国斌转给占香英账户四、五十万元，这是偶尔被我儿子发现的。我和王国斌离婚之后，6月份，王国斌还写了几张借条，他借给别人的，这些借条是从王国斌包里抢来看到的，在他包里还看到我的身份证原件，一直被他拿着。2014年6月份，我的农业银行账户被银行冻结了，农业银行的行长王亚明、信贷员说王国斌都是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我们的婚姻登记证明，在他们银行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办理了信用卡，后来逾期不还，所以我的银行卡也被冻结了。平安银行上海总行也给我打电话，叫我还钱，他留的都是我公司的电话和我的手机号码，联系不上王国斌就都来联系我了。离婚之前，王国斌根本就没告诉我他有3辆车。有一次王国斌拿着我的身份证，带着另外一个跟我长的有点像的女的去365办事情，她冒充我签名，后来被识破，差点被抓起来。车主的名字都是王国斌，但是车贷上的担保人写的是我的名字，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签过名字。王国斌骗行长说我在澳大利亚，在国外。2014年7、8月份，王国斌带着占香英和另一个男的，到我妈妈家，当时我不在场，占香英叫我妈妈转告我让我拿出17.5万元，她就从厂里走人，不然就要把厂给她了。2014年8月份的时候，王国斌已经把厂转给占香英了，王国斌还叫了他两个朋友来证明说他和这个女的没有关系。我们离婚后，王国斌还借了别人很多钱。离婚前我们都没有这么多债务的，即使有的话我们离婚协议上也有写的，所有债务由王国斌承担。我问了债权人，他们都说是王国斌叫他们把我诉上来的。我都不认识这些债权人。结婚这么多年，家里所有的开支都是我的，王国斌借来的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我都不清楚。
原审被告王国斌未到庭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王国斌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王国斌尚欠原告借款40万元的事实清楚，有借条为凭，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王国斌应及时归还借款。原告要求被告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9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借款虽发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被告鲍锦萍对被告王国斌的借款不知情，被告王国斌在2014年8月26日到法庭的陈述中也表示其个人的多次借款是瞒着被告鲍锦萍的，且在另外何菊香诉王国斌、鲍锦萍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中，何菊香在庭审陈述中也明确表示王国斌向其借款时说明过他与鲍锦萍的钱是各管各的。此外，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王国斌将本案借款用于购买房产等家庭共同生活或经营，亦未证明被告鲍锦萍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或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故原审法院认定该借款系被告王国斌的个人债务，应由其个人偿还。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王国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国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楼剑文借款人民币4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9月29日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上述借款本息实际归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楼剑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被告王国斌负担。
上诉人楼剑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在借款时，两被上诉人夫妻关系较好，且无征兆要离婚，且被上诉人王国斌借款后进行经商投资，没有进行奢侈消费，被上诉人鲍锦萍否认知情，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债务、收入为各归各管理，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该笔借款是被上诉人王国斌个人所用，一审法院偏听被上诉人鲍锦萍一面之词，认定涉案借款属于被上诉人王国斌个人借款错误；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此涉案借款应当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归还责任；三、2014年6月9日，被上诉人王国斌向上诉人借款4万元，要求上诉人将该款项汇入被上诉人鲍锦萍账户，从中可以看出，两被上诉人夫妻感情尚好，债权债务不但知情而且还统一管理经营。如双方离婚，也是为了逃避债务虚假离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涉案借款的偿还责任。
被上诉人鲍锦萍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和理由没有任何依据。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楼剑文称借款发生在2014年3月5日，虽然鲍锦萍与王国斌是在一个月后（2014年4月14日）办理离婚手续，但事实上两个人关系恶化已经多年，王国斌和比他小15岁的占香英相好，还生了一个儿子，王国斌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公司30%的股权送给了占香英，这些事实楼剑文是非常清楚的，楼剑文自己也承认过曾多次和王国斌占香英一起吃过饭。与本案相类似的另案原告何菊香在义乌法院也曾向法官陈述他们都知道王国斌和鲍锦萍是各管各的，两人关系一直不好等事实。一审法官王树超审理了四、五个起诉王国斌、鲍锦萍的民间借贷案件，也直接接触过王国斌，对于王国斌的为人和鲍锦萍、王国斌早已不和的事实有充分的了解，一审法院做了充分的调查和了解后才作出这些债务和鲍锦萍无关的认定，而且判决后何菊香等其他债权人均未上诉。这些都可以充分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清楚的、客观的，判决结果是公正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现行法律，尤其是浙江省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对夫妻共同债务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首先是因为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如果出借人有证据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才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使按照《婚姻法》的精神，针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定也应当考虑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夫妻是否分享债务带来的利益。首先，本案仅凭王国斌一人签字的借条，并不能证明夫妻有共同的举债合意，鲍锦萍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而且鲍锦萍与王国斌夫妻关系恶化已经多年，王国斌自2012年开始就将企业的股权、大量现金都转移给其相好占香英，形同陌路的王国斌和鲍锦萍早已没有共同经营、共同生活的行为，显然也不可能为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而举债，作为鲍锦萍更加不可能分享王国斌举债所带来的利益。第二，至今，由王国斌一人出具借条，已经起诉并判决的债务已经超过两百万，王国斌出具的借条不可能是夫妻日常生活的需要的负债。第三，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王国斌有恶意转移财产，恶意对外负债，甚至虚假负债的行为，而与王国斌及其相好占香英关系亲密的上诉人楼剑文显然更清楚这一点。综合上述，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属于鲍锦萍、王国斌共同债务显然合理合法。三、关于上诉中提到的2014年6月9日汇入鲍锦萍账户的4万元，是这样发生的：2014年4月14日，王国斌与鲍锦萍办理了正式的离婚手续，在2014年6月鲍锦萍提到银行的电话告知其信用卡已经严重逾期，鲍锦萍查询后才知道自己的信用卡被盗用了，其中甚至有一笔有4.9万元，鲍锦萍找到刷卡的义乌市大众健身器材商行才确定是王国斌盗用的。王国斌本来刷了鲍锦萍的信用卡后是不准备归还的，才会放任不还一直产生利息和滞纳金。鲍锦萍确定是王国斌盗用信用卡后打电话给王国斌，告诉他如果不还了信用卡就报案信用卡诈骗，王国斌怕承担到刑事责任才匆忙还款。所以，仅从这4万元还款鲍锦萍证明和王国斌是统一管理经营完全是不正确的。四、本案有明显的诉讼诈骗的特征，请求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依法追究王国斌、楼剑文等人的刑事责任。王国斌与鲍锦萍多年以前开始关系就不好，王国斌与占相英相好多年，王国斌自2012年起就将企业股权和大量现金都转到占香英名下。本该有巨额存款的王国斌在2014年4月14日与鲍锦萍办理离婚手续却称还有30万元债务，当时双方约定各半承担，并确认无其他夫妻共同债务，该事实在离婚协议第四条中有充分体现。但在两人办理离婚手续后就突然冒出来数百万元的债务。当鲍锦萍质问这些“债权人”时，许多“债权人”都表示是王国斌要求他们起诉鲍锦萍的。这些债务大多只有王国斌的一张借条。就如本案，王国斌出具的借条是40万，但交付凭证只有17.5万。当时鲍锦萍就怀疑王国斌恶意对外负债，甚至可能虚假负债。当王国斌的大儿子王烁在王国斌那里翻到王国斌伪造的《机动车转让协议书》、假借条、假收条时，王烁和她的母亲鲍锦萍才确定是王国斌在虚构虚假债务。王国斌伺机寻找同伙，通过与第三人串通，向第三人出具虚假的落款时间写在2014年4月14日前的借条，虚构债务。再由第三人起诉鲍锦萍、王国斌两人，继而可以执行鲍锦萍的财产，从而达到其非法占有鲍锦萍财产的目的。王国斌伪造虚假借条、虚假收条，当法院送达不到王国斌无法正常开庭时，王国斌便会积极主动前往法院领取诉讼材料，而开庭时王国斌却不到庭，甚至不做任何答辩，而且所出具的借条“债权人”又都不能提供全额的交付凭证，这些反常的现象结合到一起，可以充分反映出王国斌与他人串通虚构虚假债务诈骗鲍锦萍财产的事实。王国斌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通过诉讼方式取得他人财物，其行为是典型的诉讼诈骗，依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将王国斌等人绳之以法。
被上诉人王国斌未作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楼剑文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本地业务交易凭条一份，证明2014年6月9日，鲍锦萍与王国斌一起到诸暨办理卖店面的手续费，需要钱向上诉人借了4万元，钱是打给鲍锦萍的，说明两被上诉人当时关系还很好。
被上诉人鲍锦萍质证认为，1、对交易凭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的说法违背常理，如果两被上诉人有店面要卖给别人，交易费是在买卖达成以后过户时才会产生的，那时候王国斌应有收入，而不是支出；2、王国斌盗用鲍锦萍的信用卡去透支，在鲍锦萍提出要报警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归还的，这是王国斌的个人行为，这笔钱确实打入了鲍锦萍的信用卡账户，但是王国斌因透支的还款行为，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信用卡的账号是55×××03，是鲍锦萍的工行信用卡账号，该信用卡一直被王国斌盗用。
二审中，被上诉人鲍锦萍提供了下列证据：1、王国斌工商银行明细账查询单二份和义乌市人民法院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一份，证明王国斌在2014年3、4月份，一直都有稳定的进项收入，其并不需要借款；2、户名为鲍锦萍，实际持有人为王国斌的工行信用卡消费明细一份，义乌市大众健身器材商行收款收据一份，证明王国斌在离婚后于2014年5月10日盗用鲍锦萍的信用卡购买4.9万元的健身器材，逾期仍然不归还，产生逾期利息和滞纳金，当工行通知鲍锦萍信用卡严重逾期时，鲍锦萍才知道自己的信用卡被盗用，这也是上诉人提到2014年6月9日款项汇入鲍锦萍信用卡账户的原因，实际该款项为王国斌奢侈消费的信用卡还款；3、只有“卖方”王国斌签字的《机动车转让协议书》两份，证明王国斌伪造《机动车转让协议书》伺机寻找同伙串通转移财产的事实；4、王国斌出具的没有出借人的20万元《借据》一份、王国斌出具的没有付款人的60万元《收条》一份，证明王国斌伪造虚假《借据》《收条》，伺机寻找同伙虚构债务，其伪造《借据》《收条》，虚构债务，显然是为与他人串通通过诉讼诈骗方式骗取鲍锦萍的财产；5、出借人为王国斌的《借条》三张，证明王国斌在2014年4月到6月间有大额款项出借给他人，可以充分证明王国斌并不缺钱，其甚至有大额款项借给他人，所以根本不需要借款，这也可以印证王国斌串通他人伪造债务的事实；6、王国斌转账到占香英名下的转账凭证八份，证明王国斌在2014年4月14日与鲍锦萍登记离婚前已经在不断转移财产的事实，其把自己名下的大额现金都转给了占香英；7、《股权分配协议书》一份，证明王国斌鲍锦萍夫妻关系在2012年已经恶化，王国斌已经将财产转移其相好占香英；8、原告分别为吴子坚、王海仙、何菊香，被告均为王国斌、鲍锦萍的民间借贷《判决书》三份，证明这三个案件原告不同，但被告均为王国斌、鲍锦萍，也都由一审王树超法官审理，三个案件均判决借款为王国斌个人债务，而且各原告均未提出上诉。这些判决可以证明一审王树超法官对本案中王国斌的为人及王国斌与鲍锦萍的关系有充分的了解，才会做出借款不属于王国斌、鲍锦萍共同债务的判决；9、王国斌大儿子王烁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鲍锦萍与王国斌的夫妻感情在10年前就已经不好了，关系已经恶化。王国斌与鲍锦萍之间的经济是各自管各自的，王国斌没有将收入用于家庭开支、生活。鲍锦萍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来源是从王国斌处取得的。
上诉人楼剑文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被上诉人鲍锦萍的证明目的，要不然王国斌为何借款；对于证据2，又不开健身房，买4.9万元的健身器材干嘛，上诉人觉得是刷卡套现，4万元是上诉人打款的，这是真的；对于证据3，这个事情上诉人不知道，车子没有看到过，平时王国斌跟上诉人见面的时候，都是开一辆破的面包车；对于证据4，上诉人不清楚该证据可以证明什么，也许是王国斌想借钱，别人又不肯借了，有很多可能的；对于证据5，借条只能证明王国斌从上诉人处借钱借给别人，不能证明王国斌自己有钱；对于证据6，上诉人不认识占香英，他们的来往跟上诉人无关；对于证据7，股权转让是商业操作，很正常的，占香英是不是王国斌相好上诉人不清楚；对于证据8，这三人没有上诉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们有私下交易，因为没有还上诉人钱，所以上诉人要上诉；对于证据9，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王国斌在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上诉人楼剑文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对被上诉人鲍锦萍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5，其中的两份借条为复印件，且三份借条均为案外人出具，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7，协议书系案外人与王国斌签订，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4年7月22日，楼剑文向法院起诉王国斌、鲍锦萍、王晓春，要求王国斌、鲍锦萍归还王国斌于2011年5月24日向其借款的100万元，后向法院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本金的认定；二、该借款是否属于王国斌与鲍锦萍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于焦点一，王国斌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借款本金为40万元，上诉人当日汇款17.6万元的依据充分，对于现金交付22.4万元的陈述，符合情况，被上诉人提出借款本金为17.6万元且存在虚假债务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王国斌向楼剑文借款40万元系王国斌与被上诉人鲍锦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债务系王国斌个人债务，也不属于法定的除外情形，原审将涉案借款按王国斌个人债务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楼剑文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4）金义佛堂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
二、王国斌、鲍锦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楼剑文借款4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9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上述借款实际归还之日）。
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均由王国斌、鲍锦萍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国坚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张燕燕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范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