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浙0802行初216号
原告衢州市柯城区长盈生猪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308026878665126，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下彭川村窑坪47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荣，社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和家，男，195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系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建荣父亲。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砚兴，衢州市蓝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证72722841-X，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
法定代表人周小玲，乡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汪涛，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孝明，浙江天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下彭川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下彭川村。
法定代表人吴龙，主任。
原告衢州市柯城区长盈生猪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长盈生猪合作社）诉被告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九华乡政府）乡政府行政强制执行一案，于2016年1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补正材料，本院于同年11月24日立案，并于同年11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长盈生猪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建荣、委托代理人刘砚兴，被告九华乡政府的负责人周小玲、委托代理人郑孝明到庭参加诉讼。因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下彭川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彭川村村委会）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于同年12月23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向其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答辩状副本等材料。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同年2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盈生猪合作社起诉称，2002年3月15日，原告在公开招投标中标后，与九华乡下彭川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窑坪营盘川桔山地的养殖承包合同，期限是2002年至2021年底，用于发展园地规模养殖场，原告在衢州市农业局、柯城区政府及乡、村领导的支持下，投入巨资及20万元的无息贷款，对承包的园地养殖场山地进行了开发建设，圈起了围墙，搭建了用电设施，建造了水塔，完成了养殖场内的“三通一平”，建起了4500多平方米猪栏屋和350平方米的污水处理池，配置了各种加工饲料的机器设备，当年存栏有2500多头商品猪。2009年4月15日，原告办理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因原告的发展符合乡政府的规划及具有经营管理的良好业绩，在2009年9月份被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评定为“区级农业龙头企业”。2010年、2011年，均在乡镇（街道）推荐的基础上，经考核评定为柯城区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2014年11月12日，被告九华乡政府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强行拆除了原告1900多平方米的猪舍，对3000多平方米猪栏进行了毁损的破坏，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场被毁于一旦，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原告的猪舍进行强制拆除，程序违法。故诉至法院，请求：一、确认被告九华乡政府于2014年11月12日强制拆除原告1900多平方米猪舍的行为违法；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起诉时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系合法经营；2.合同，证明原告经招投标中标后，与下彭川村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用以发展规模养殖等；3.荣誉证书，证明原告于2009年被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认定为区级农业龙头企业（有效期三年）；4.照片复印件2张，证明拆除后的状况；5.衢州市柯城区农业局《关于公布2010年度区级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的通知》（柯农〔2011〕17号）、《关于公布2011年度区级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的通知》（柯农〔2012〕1号），证明原告养殖场于2010、2011年被评为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6.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证明原告一直在向相关部门进行信访要求处理；7.下彭川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猪舍、猪栏被拆除情况。
被告九华乡政府答辩称，被告没有实施过对原告的猪舍强制拆除的行为。被告根据衢州市柯城区政府的相关规定，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补偿，该补偿款已存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银行账户。根据上级政府文件精神，违法建筑的拆除方式主要包括督促自行拆除、代为拆除、强制拆除三种，本案原告属于响应政府号召自行拆除的对象，因其自行拆除有困难，便委托其所在的下彭川村村委会于2014年11月12日拆除建筑面积为1527平方米的猪舍。此后，原告未提异议。且无论被告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存在，本案拆除行为发生在2014年11月12日，原告于2016年起诉已经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此外，原告猪舍系未经审批的违法建筑，属于“三改一拆”和信安湖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的范围，依法应当拆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起诉。
被告九华乡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
1.责令限期改正（拆除）通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过该通知书；2.退养拆除补助资金审批表，证明原告拆除猪舍面积1527平方米，退养母猪77头，按500元一头补助，共38500元；中猪763头（每拆除2平方折合一头中猪，按100元每头补偿，共计76300元），合计114800元；3.存单，证明被告于2015年2月12日将114800元退养拆除补助资金存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建荣的银行账户；4.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进帐单、报销单，证明被告于2015年5月25日将助拆补助资金121260元发给下彭川村经济合作社，由经济合作社向村民发放相应的款项。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建荣领取了助拆补助资金30540元（1527平方米*20元/平方米）；5.三改一拆行动拆除违法建设项目台账，证明原告经营的养殖场建筑物被拆除1527平方米，系助拆。
2016年12月20日，被告提交了会议纪要1份，证明2014年3月25日被告党委、政府班子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各村自行拆除违章建筑给予每平方米20元的拆违经费补助。
被告九华乡政府提供了如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浙政办发〔2013〕69号）、《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环保局市农业局关于衢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意见的通知》（衢政办发〔2013〕103号）、《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衢江区信安湖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衢委办〔2012〕114号）、《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切实加强“三改一拆”行动中违法用地建筑拆除和土地利用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柯政办发〔2013〕93号）、《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信安湖及汇入河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柯政办发〔2013〕54号）、《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信安湖流域及汇入河流限养区内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柯政办发〔2013〕118号）、《柯城区关于信安湖流域及汇入河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操作解释》等。
第三人下彭川村村委会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亦未提供证据，出庭应诉的村主任吴龙庭审中一开始陈述，拆除原告猪棚、猪栏时其不在场，拆除的挖机不知道是谁委托的；后经与村书记联系，陈述称系村书记联系小挖机、铲车将第三人猪棚、猪栏拆除；最后陈述时表示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于2017年2月8日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形成如下调查笔录：
1.对下彭川村村书记王土才的调查笔录，王土才陈述称，为落实生猪禁养政策，乡、村干部经与原告协商，原告同意拆除一部分猪舍（1527平方米），2014年11月中旬（具体记不清楚），原告自己将猪舍里的东西搬空、清理掉，因乡里有规定17号之前一定要拆完的，原告说来不及拆，所以其就帮忙联系了“沐一村”村主任方春红的小挖机，挖了两天一夜，另外还有“沐一村”书记方红斌的大挖机也一起过来拆，平整土地。当时其和王渭林（下彭川村监委会主任）在现场，帮助维持秩序。原告是自愿拆除的，还给我们商量留滴水位置等。如果不是助拆，助拆的补助是不会给他的。原告已将补偿款及助拆的补助资金都领去了。对原告提供的“证明”，其表示村委会的印章都是由村主任保管的，其未见过该“证明”，不知道如何产生的。认为“证明”中关于村两委委托挖机助拆的内容属实，对拆除面积有异议等。
2.对下彭川村村监委会主任王渭林的调查笔录，其陈述称拆除原告猪舍时其在场，在场人员还有原告及原告雇的人、开挖机的人、村书记王土才等，有无驻村干部其记不清了，“执法局”的人是不在场的。原告是同意拆的，他当时还自己雇了三个人，将屋顶的瓦片及木料拆掉，后来村书记王土才叫了“沐一村”村主任的挖机将墙和猪栏推掉，是村里帮助其拆掉的，拆了两天一夜。村书记委托挖机的行为是村里的行为，挖机的钱也是村里付的，现在还没有结账。2016年农历12月份时，“沐一村”村主任还向其要钱，其称钱村里是有的，后来其没有来结账等。
3.对沐一村村主任方春红的调查笔录，其陈述称，2014年11月份，下彭川村村书记打其电话，让其用小挖机配合拆猪栏里的墙，其连夜加班帮助拆除，拆除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具体费用要和村里结算，但村里至今都没有支付。拆除的时候，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父亲王和家在场，还指挥其开哪里拆，都是配合并且自愿的，要不然其也不敢去拆等。
4.对下彭川村村民王有才的调查笔录，其称系王和家的邻居，原告起诉时提交的“证明”是其书写的，当时王和家到其家，说法院不受理他的案件，让其想办法把村里的印章盖出来，其就这么写并读给王和家听，然后王和家就拿着去盖章了。具体拆除过程其不清楚。
5.对下彭川村村主任吴龙的父亲吴荣的调查笔录，其陈述称“证明”是由其盖章的，当时吴龙不在家，经吴龙同意后其才在“证明”上盖章并写“情况属实”。至于证明的内容是否属实其不清楚，但吴龙认为属实所以才让其盖章。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的调查笔录认证如下：
对本院对王土才等人的调查笔录，经庭审出示，原、被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涉及被告是否强制拆除主体的认定，本院综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定。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被告对证据1、2、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3、5即荣誉证书等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审理无关联。本院认为，因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对象系原告养殖场曾获得的荣誉，该证明对象与原告养殖场是否经过审批及拆除主体的认定等没有直接关联，故不予认定；对证据4即照片，因该照片系复印件，且原告未能提供原件与其核对无异，不予认定；对证据7即“证明”，原告当庭陈述称系为法院立案开具，由其邻居王有才代写，村主任的父亲吴荣盖章，但不能证明系其自愿拆除。被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于下彭川村委托挖机帮原告拆除的内容无异议。第三人出庭应诉的法定代表人吴龙陈述，对其父亲吴荣在该“证明”上盖章确认一事知情并认可。本院认为，综合各方意见，结合本院对王有才、吴荣的调查笔录，其一，虽该“证明”由王有才代写，但王有才对拆除过程并不知情，其写好后已经读给王和家听，王和家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建荣的父亲，其为本案立案而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系原告的真实意思。其二，下彭川村村委会印章由村主任吴龙保管，其父吴荣经征得吴龙同意后，在“证明”上盖章并写上“情况属实”，该行为系经村主任吴龙的授权行为，可以认定为下彭川村村委会对“证明”的确认行为。其三，原告立案时提供了该“证明”并将其作为拆除情况的依据，后又不认可该“证明”，且无正当理由。综上，本院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第三人为原告出具了该“证明”及其具体内容。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1即责令限期改正（拆除）通知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并未收到该通知书。本院认为，该通知书有被告盖章确认，且有参与送达的乡、村干部签字确认，本院对该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合法性，因非本案的诉讼对象，不予评判。对证据2即补助资金审批表，原告认为不清楚，该审批表上“王建荣”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等。本院认为，该补助资金审批表系对原告拆除养殖用房1527平方米给予114800元补助的审批，有村书记、村主任及乡政府相应人员的签字确认，且原告亦认可收到了相应补偿款，结合证据4、5、6即原告领款凭证的内容，本院对该审批表及证据4、5、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因拆除猪舍领取了退养拆除补助资金114800元及助拆补偿款30540元的事实。对被告提交的座谈会纪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超过举证期限提供。本院认为，该证据并非证明被告行为合法的证据，而是对原告领取30540元补助款的说明，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长盈生猪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4月15日，其法定代表人为王建荣。因信安湖流域及汇入河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2014年11月12日前后，原告所在下彭川村村委会为原告委托挖机等，帮助其拆除了部分猪舍，具体面积经原告所在村、乡确认为1527平方米。2015年2月1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建荣银行账户收到退养拆除补助资金114800元，后王建荣又领取助拆补助资金30540元（1527平方米*20元/平方米）。2016年11月9日，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涉案猪舍是否系被告强制拆除。对该争议，原告提供的“证明”，被告提供的领款凭证等以及本院对王土才、王渭林、方春红等人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涉案猪舍系原告在第三人下彭川村村委会的帮助下自行拆除，并非由被告强制拆除。且原告已经领取了退养拆除补助款114800元及助拆补助金30540元。现原告认为被告九华乡政府强制拆除其猪舍，缺乏事实根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衢州市柯城区长盈生猪专业合作社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新举
人民陪审员 钟海华
人民陪审员 胡志远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卢琴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