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衢民终字第3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高红。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高明。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明珠。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治新。
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毛建荣，浙江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毅，浙江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发。
委托代理人：周国帅。
被告：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号钱江大厦。
法定代表人：程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程淑丽，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徐高红、徐高明、徐明珠、蒋治新为与被上诉人张文斌、张金发、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工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4）衢民初字第276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徐高红、徐高明、徐明珠、蒋治新与被告张文斌、张金发系同村村民，徐明珠、蒋治新系蒋志坚的妻、子，蒋志坚已病故，张文斌系张金发女儿。上方镇白坑村经济合作社灰窑沿地块由徐高明、蒋志坚等户承包经营，该地块两侧原为山、河，徐高红在河对岸（“灰窑沿对面”地块）有承包地。1991年9月1日，原玳堰乡煤矿与蒋志坚、徐高红、夏水清等承包户主签订《玳堰乡煤矿征用新矿点协议》，“征用”白坑村“灰窑沿”地块田、地、山面积为徐高红田0.77亩，蒋志坚田0.3亩、地0.07亩，新“征用”矿点时间自1991年至征用范围内石煤矿采完为止，补偿费为每亩田5500元，每亩地3500元，一次性兑现，如今后乡煤矿认为无法开采，可将征用地面交还给被征用户自行复垦耕种，协议第四条还约定：关于赛前村山底队山脚蒋志洪（红）承包田，因煤矿要改变河流方向，但要影响水田的灌溉，而煤矿需要把引水渠通到该户田里，保证灌溉不受影响，如影响防洪堤必须加固。1992年3月20日，原玳堰乡煤矿与徐高明签订《玳堰乡煤矿征用新矿点协议》，“征用”徐高明田0.43亩，地0.045亩，时间从1992年至征用范围内石煤矿采完为止，其他内容与上一份协议基本一致。协议签订后，土地即交由原玳堰乡煤矿使用，原玳堰乡煤矿已按约支付补偿款，但徐高红、徐高明、蒋志坚等仍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最新的承包经营权证于2004年颁发。原上方镇玳堰煤矿系乡镇企业，是原衢县上方工业总公司下属企业，1993年8月21日，原衢县上方工业总公司与原衢县上方镇白坑村村委会村民张金发、张朝生等人签订《上方镇玳堰煤矿有偿转让协议书》，将玳堰煤矿有偿转让给张金发等人，转让财产范围包括固定资产（洞采、露天采、碳化、立窑）及所有场地，办公用具、低值易耗品等（另附财产清单）。原玳堰煤矿包括洞采矿区（打入山体内部）、露天采矿区，转让后洞采煤矿与露天采煤矿分别由不同人经营管理，分别设立企业，与本案争议有关系洞采煤矿。多年来，玳堰煤矿（洞采煤矿）名称经多次变更，现名称为上方镇白坑一号石煤矿，为个人独资企业，其权属亦经历多次转手，历次转让均将涉案土地一并交由受让方占有、管理和使用。张金发等人第一手受让后，煤矿又经历多次转手，至2006年6月初该煤矿由蒋治明管理经营，蒋治明与被告张文斌原系夫妻，2006年6月10日，蒋治明与张金发签订《石煤矿开采经营所有权转让协议》，将煤矿部分权属转让给张金发，自此该煤矿一直由张金发占有、管理和使用，因张金发年事已高，具体事宜一直由其女儿张文斌负责操作。2006年11月30日，上方镇白坑一号煤矿因环保及安全问题被衢州市国土资源局衢江分局关停，至今未复挖。杭新景高速公路第5标段是被告浙江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项目部，因杭新景高速公路建设需要，2013年4月15日，杭新景高速公路第5标段隧道工区与张文斌签订《土地租用协议》，张文斌将面积为1667.50平方米的废弃石煤矿堆渣场地出租给其使用，作为隧道施工钢筋加工场地，租期从2013年4月15日至2016年4月14日，租金、青苗、地上附着物、土地复耕等费用按每亩10000元计算。张文斌将土地出租后，四原告提出异议，双方为此事多次发生纠纷，后经村里调解，四原告口头同意由交工公司先行使用。协议签订后，张文斌即将土地交由杭新景高速公路第5标段使用，现5标段在土地上建有多种高速公路施工设备并堆放建材，场地上还有平房，作为文斌建材经营部经营场所。四原告认为其持有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当时的新矿点征用协议因玳堰煤矿没有征用资格，未经合法征用程序，实质为租用协议，故被告张文斌、交工公司无权占有、出租、使用涉案土地，且煤矿已无法生产，应当将土地返还给承包户复垦耕种，双方因此产生纠纷。诉请要求三被告返还土地，拆除房屋、设备以恢复原状，并共同赔偿无权占用期间产生的土地使用费5000元及因无权占用给四原告造成的损失23587.50元。经原审法院释明，四原告仍坚持主张将承包地合并一体向三被告主张权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根据该管理办法，承包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地块、面积、承包期限等以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内容为准。原告徐高红现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330821011421），该权证“地块名称”显示徐高红对“灰窑沿对面”五块合计0.77亩的田地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说明徐高红的承包地并不在灰窑沿地块内。原告自称当时为了拓宽煤矿洞口面积，通过河流改道的方式，将徐高红0.77亩的承包地从“灰窑沿对面”地块并入“灰窑沿”地块，进而与原玳堰煤矿签订新矿点征用协议。但被告张文斌、张金发对此予以否认，原告从村委会开具的证明因与被告从村委会开具的证据相互矛盾未被法院采信，1991年9月1日签订的征用新矿点协议第四条是提到“因煤矿要改变河流方向”，但接下来论述的农田灌溉及加固防洪堤，没有提到徐高红土地改变方位问题，该协议也无法充分证明原告徐高红的上述观点，原告也未提供其他充分的证据对此加以证明，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河流改道、承包地地块变更在农村属大事，一般应当由村两委或有权行政机关决定并主持实施，实施后应依法登记、造册，并适时变更相关权属证书内容）。而且，即使如原告所述存在通过河流改道将徐高红的承包地并入“灰窑沿”地块的事实，那么变更后徐高红的承包地在“灰窑沿”地块的具体方位也不明确，且该事实并未得到国家有权机关的认可（如该行为得到认可，则在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应当将徐高红的承包地地块名称进行变更并明确具体位置）。原告徐高明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330821011420）显示，其对“灰窑沿”地块0.41亩的田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1992年签订的《玳堰煤矿征用新矿点协议》显示，“征用”田0.43亩，地0.045亩，田地合计0.475亩，与徐高明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记载内容不一致（权证记载徐高明在“灰窑沿”只有一块地），原告自称是为了多获得补偿款才在协议中这么写的。但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承包户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承包户行使权利均应以承包经营权证为基础，承包地面积应当以权证上登记数字为准，原告提供的“征用”协议与承包经营权证内容有异，导致法院无法查明徐高明在“灰窑沿”地块到底有多少土地。庭审中，四原告明确表示涉案土地为1.48亩，折合约986.67平方米。但根据杭新景告诉公路第5标段与张文斌签订的土地租用协议，租用的地块面积达1667.50平方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是这个面积），大大超出四原告主张的承包地面积，可以说明出租给交工集团使用的土地除包括四原告主张的承包地外，还有其它土地也被出租给第5标段使用。但四原告提供的承包经营权证显示的地块“四至”均简单表述为“田埂”、“路”、“山”、“坑”，庭审中四原告口头表述了各自田地的“四至”及彼此地块的相对位置，徐高明称其地块就位于“工具房”位置，但均未提供其他相关材料予以印证（照片只能反映地块现状，不能证明原告地块在什么位置），由此导致四原告主张属其所有的土地具体位置难以查明，该土地在被出租的1667.50平方米土地的那个部位无法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定的物权之一，权利的客体既土地必须是具体、确定的，包括土地的地块、面积、位置等。但通过上述三段文字的分析，原告徐高红的承包地地块名称、位置，徐高明的承包地面积、四原告主张的承包地在张文斌出租给第5标段的1667.50平方米土地中的具体位置因原告举证不能，均难以查明、确认。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返还土地，拆除房屋、设备以恢复原状，该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前提就是要明确原告的承包地是否在“灰窑沿”地块内，承包地面积有多大，具体在被出租给交通集团的地块中的什么位置，但因原告举证不能，上述问题难以查实，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的诉请无法得到支持。原告还主张要求三被告赔偿其无权占用期间的土地使用费5000元及因三被告无权占用造成四原告损失23587.5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发生情况，且该损失计算标准、方法均由原告自己设定，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高红、徐高明、徐明珠、蒋治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4元，由四原告负担（已缴纳）。
判决后，徐高红、徐高明、徐明珠、蒋治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出租给交工集团使用的土地除四上诉人主张的承包地外还有其他土地，已明确上诉人的承包地在灰窑沿地块。二、关于承包地面积问题。1.徐高明承包地面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确权证书，属于物权凭证，依法可以证明物权的详细状况。而新矿点协议为债权协议，对田地面积的描述不具有确权的效力，原审法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新矿点协议不一致认定无法查明承包地面积大小，该理由不能成立。2.蒋治新、徐明珠承包地面积大小问题。蒋治新、徐明珠农村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分户清册、农业生产承包合同书与新矿点协议一致，均载明两人共有的承包地为0.30亩。3.徐高红承包地面积。与蒋治新、徐明珠相同，徐高红提交的四份材料均一致证实承包地面积为0.77亩。三、各上诉人承包地具体在被出租地块所处的位置问题。1.通过将四至与当地土名结合的方式来确定承包地方位，是我国农村地区的习惯与生活常理，该方式在国家机关制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被依法采纳。2.本案中，各上诉人承包地位置清楚明确，张文斌、张金发的陈述可以证明四上诉人的承包地就在煤矿前方。煤矿前方土地面积，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只有不足1000平方米，与四上诉人的承包地面积正好吻合，可以确定四上诉人承包地的位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作出改判。
被上诉人张文斌答辩称：一、上诉人要求返还土地，拆除房屋设备，最起码要说清承包地在什么位置，面积是多少，但上诉人无法证明。1.徐高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地块是灰窑沿对面，与煤矿所在灰窑沿无关。2.徐高明、蒋治新、徐明珠的土地共计0.71亩，而这个地块有好几亩土地，这两个地块不在煤矿使用范围内。3.新矿点协议约定，如今后承包政策调整，被征用的承包地面积要从被征用户的承包地中扣除，所以上诉人现在的承包证上登记的土地不是当年被征用的土地。二、上诉人承包地上指向的土地不具体、不明确，因为上诉人是趁第二轮承包混乱之际，利用生产队长保管土地资料之便，背着生产队和村民办下来的，不真实、不合法。三、退一步讲，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土地是新矿点协议被征用的土地，答辩人合法享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新矿点协议合法买断了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征用土地的时间也是到煤矿采完为止。
被上诉人张金发答辩称：同意张文斌的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四被上诉人涉案土地为1.48亩，答辩人从张文斌处租赁1667.50平方米，如有一部分是上诉人的，具体到哪一块，上诉人需要明确。被上诉人非本案适格被告，作为村集体土地由谁使用，村委会的证明是最有力的，答辩人与张文斌的土地租赁协议有村委会的签名盖章，即使上诉人是土地承包人，答辩人也是善意第三人。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徐高红、徐高明、徐明珠、蒋治新向本院提交同一生产队成员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上诉人主张各自享有的承包地是在各上诉人陈述的方位，是客观明确、有据可循的，因河流改道，徐高红转换的承包地就在灰窑沿地块内。被上诉人张文斌、张金发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被上诉人交工集团质证认为证人证言需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的土地是在交工集团承租的哪个地块没有明确。被上诉人张文斌向本院提交衢乡企生（91）92号文件及衢州市衢江区上方镇白坑一号石煤矿企业注册信息各一份，证明其开设煤矿是审批过的。上诉人徐高红、徐高明、徐明珠、蒋治新质证认为，衢乡企生（91）92号文件无调取时间，真实性无法确认，该文件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是否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存疑，煤矿的开采需要国土部门颁发采矿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二份证据可以证明张文斌没有开采煤矿资格，经营时间截止到2004年，2007年被注销。被上诉人张金发、交工集团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被上诉人张文斌提供的证据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均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四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恢复涉案土地原状、返还土地并赔偿损失，应对其承包土地的面积、具体位置等承担举证责任。徐高红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徐高红的承包地在“灰窑沿”对面，而非本案交工集团租赁的灰窑沿地块范围内，徐高红称其承包地因河流改道并入灰窑沿，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徐高明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其位于灰窑沿地块内的承包地，面积为0.41亩，四至均为田埂，蒋治新、徐明珠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其位于灰窑沿地块内的承包地，面积为0.30亩，四至分别为田埂、山、路。徐高明、蒋治新、徐明珠承包地的面积，即使加上徐高红的承包地面积，远远小于交工集团租用的灰窑沿地块面积。灰窑沿地块之间为承包地，在上方镇玳堰煤矿开采后变更为煤矿使用场地及道路，交工集团租用后又建造相应的建筑物及道路。承包地现状较煤矿开采前已完全不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四至已基本不存在，四上诉人指明的承包地具体位置各被上诉人均不认可。四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各自承包地所在的具体位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基于上述情况判决驳回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徐高红、徐高明、徐明珠、蒋治新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5元，由上诉人徐高红、徐高明、徐明珠、蒋治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超英
代理审判员 郑一珺
代理审判员 孙燕芳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郑霞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