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3民终15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培强，男，197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雪君，湖北典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十堰市便民环卫清洁服务部，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经营者：黄新泽，男，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奕衡，湖北典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十堰安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北京南路7号。
法定代表人：胡碧玉，该公司投资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海，湖北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
法定代理人：李某（系李某1母亲），女，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
上诉人黄培强、十堰市便民环卫清洁服务部（以下简称“便民服务部”）、十堰安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李某1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0302民初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培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雪君、上诉人便民服务部的经营者黄新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奕衡、上诉人安信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海、被上诉人暨被上诉人李某1的法定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培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黄培强不承担责任，由安信公司与李某2按照主次责任重新划分责任再决定赔偿金额。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错误，导致责任划分错误。1.黄培强在接到安信公司电话到现场查看后，认为自己一个人搞不好，就叫来黄新泽、死者李某2共同完成，经黄新泽对被堵的管道查看完后，认为要请专业车辆便向安信公司开价3000元，双方因价钱没谈拢黄新泽就自行开车走了，最终黄培强与安信公司谈妥人工费为疏通后900元、未疏通300元，完成管道疏通后与死者李某2平分，虽然李某2没有参与劳务报酬的谈判，但根据行规，谁接的业务谁负责谈价钱，然后共同平分劳务报酬。黄培强认为自己与死者都是为安信公司提供劳务，现场疏通管道的工具都是由安信公司提供，最后的劳动成果受益者也是安信公司，故，一审判决认定黄培强、黄新泽与安信公司是承揽关系且认定死者李某2实际上是为黄培强、黄新泽提供劳务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加重了黄培强的责任。安信公司系该下水管网工程的管理者，也是劳动成果的最终受益者，其应当对李某2的死亡承担主要法律责任。该公司作为专业管理者，明知人员清理化粪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如有溺水、中毒等危险，却为了减少物业成本，在李某2下水作业时，只为黄培强、李某2提供简单的疏通工具，未提供确保人员安全的相应设备，且安信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在现场也未履行安全告知义务（如该管网堵塞多长时间、堵塞的管网有多少、堵塞物量大约有多少等）及管理职责，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死者李某2做了多年的疏通管道工作，应当知道在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下井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其自身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另外，涉案下水井道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及安全要求，对于本案事故发生也有一定的关联性，一审并没有深入调查和认真评析；本案发生后，茅箭区安监局到现场进行了事故调查，对本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作出了结论性的认定。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便民服务部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错误，导致上诉人责任划分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黄培强与安信公司形成承揽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从李某、安信公司提交的王军、杨发礼、黄培强、黄新泽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来看，在安信公司自行疏通下水道无果后，根据小区张贴的小广告找到黄培强，看后认为自己一个人搞不好，就叫来黄新泽、死者李某2，经黄新泽对被堵的管道查看完后，认为要请专业车辆作业便开价3000元。后安信公司不同意，因双方价钱没谈拢黄新泽就走了。黄培强、李某2自行与安信公司沟通，对此上诉人根本没参与此次管道疏通工作，也从未与李某2商谈本次劳务费的相关事宜，而一审法院仅因上诉人与安信公司进行了价格商谈就认定上诉人、黄培强与安信公司形成了承揽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死者李某2在为黄培强、上诉人提供劳务时死亡，属认定事实错误。黄培强与便民服务部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合伙关系。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看，安信公司根据小广告找到黄培强，后发现一人无法完成作业才又分别叫来李某2及上诉人，虽然黄培强与上诉人的经营者黄新泽是兄弟俩，但两人平时根本不在一起工作，只是在接活后发现一个人无法完成的情况下才电话联系，仅就某项承接的工作相互共同完成。这一点从安信公司提供的小广告、企业基本信息的证据可以看到，小广告上面的电话就是黄培强本人的电话，而企业基本信息是上诉人的电话，两份证据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独立证据。另，李某2、上诉人是分别受黄培强的邀约，在上诉人到场查看后与安信公司就工作方法及费用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后，独自先行离开且没参与疏通工作，故，李某2不是为上诉人提供劳务时死亡，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3.安信公司系该下水管网工程的管理者，也是劳动成果的最终受益者，其应当对李某2的死亡承担主要法律责任。该公司作为专业管理者，明知人员清理化粪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如有溺水、中毒等危险，却为了减少物业成本，在李某2下水作业时，只为黄培强、李某2提供简单的疏通工具，未提供确保人员安全的相应设备，且安信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在现场也未履行安全告知义务（如该管网堵塞多长时间、堵塞的管网有多少、堵塞物量大约有多少等）及管理职责，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死者李某2做了多年的疏通管道工作，应当知道在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下井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其自身也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另外，涉案下水井道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及安全要求，对于本案事故发生也有一定的关联性，一审并没有深入调查和认真评析；本案发生后，安监局到现场进行了事故调查，对本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作出了结论性的认定。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安信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李某、李某1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联系被上诉人对堵塞的下水道进行疏通，双方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李某2系受便民服务部雇佣，与便民服务部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李某2在为便民服务部提供劳务时死亡，便民服务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与李某2之间不存在受害人与受益人的关系，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补偿。
安信公司针对黄培强、便民服务部的上诉理由发表如下答辩意见：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受害人是与便民服务部的经营者黄新泽一起到的华夏公馆小区，而且没有参与承揽合同的商定，仅仅是根据被答辩人的安排从事具体疏通工作。由此可见，李某2只是受被答辩人的雇佣，与我公司无直接关系。2.李某2乘坐便民服务部的专用车，与黄新泽一起来到事发地点，受安信公司的安排疏通下水道，显然是受被答辩人的雇佣。我公司是物业服务专业公司，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小区产权归小区业主，卫生、保安等均属我公司服务范围，但此类服务我公司可根据需要与其他专业公司签订合同，由专业公司负责，本次下水道疏通也是这样。被答辩人作为专业疏通下水道、清理化粪池的服务部，与我公司签订承揽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承揽合同关系是有效的。因此，原判决认定我公司与被答辩人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被答辩人与受害人之间是雇佣关系，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李某、李某1共同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李某、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黄培强、便民服务部、安信公司共同赔偿我们死亡赔偿金497040元，丧葬费21608.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336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及住宿费等合理性支出1000元，以上合计883268.5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信公司为十堰市北京路成邦华夏公馆小区（以下简称“华夏公馆”）提供物业服务。2016年2月2日，华夏公馆小区内一下水道堵塞。安信公司在自行疏通无果的情况下，通过张贴在华夏公馆小区的下水道疏通小广告找专业人员疏通。下午2点25分左右，安信公司物业工程部经理杨发礼拨通小广告上的手机号码后，接电话和到现场的均是黄培强。黄培强来到现场勘察后，又打电话叫来便民服务部经营者黄新泽。死者李某2乘坐黄新泽驾驶的吸粪车一同到达现场后，黄培强、黄新泽与安信公司商定疏通费用为900元，但若管道坍塌不能疏通，则收300元检查费。双方谈好价格后，死者李某2下到窨井内对管道进行疏通作业，黄培强站在上面协助。下午5时20分左右，黄新泽驾驶吸粪车离开现场，死者李某2、黄培强仍继续进行疏通作业。下午5时45分左右，在窨井下作业的李某2被涌出的污水吸住，无法脱困。黄新泽接到黄培强电话后立即返回现场，与消防人员一起施救。施救过程中，李某2被不断上涨的污水溺亡。事故发生后，经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区分局人民路派出所和有关部门多次协调无果而引起诉讼。期间，经调解安信公司已先行垫付李某、李某1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安信公司因下水道堵塞，需专业人员疏通，遂通过小广告联系上黄培强，黄培强又叫来便民服务部的经营者黄新泽，两人一同勘察了被堵塞的下水管道，并同安信公司对疏通与否的价格进行了商谈，其实质是安信公司将下水管道疏通作业交由被黄培强和便民服务部完成。因此，安信公司与黄培强、便民服务部形成承揽关系。死者李某2是由便民服务部的经营者黄新泽带到作业现场，且经庭审查明，黄新泽经常请李某2从事下水道疏通作业，每天向其支付200元报酬。因此，死者李某2实际是为黄培强、便民服务部提供劳务。黄培强、便民服务部辩称死者李某2是由安信公司雇请，与事实不符。黄培强、便民服务部辩称此事故是该小区的开发商在设计下水道时不合理所致，无证据证实。便民服务部黄新泽辩称其没有接受安信公司的该项业务，自己先行离开了，与其同被安信公司商谈价格，在黄培强和死者李某2开始作业后才离开的事实不符，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死者李某2在为黄培强、便民服务部提供劳务时死亡，黄培强、便民服务部应支付李某、李某1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死者李某2在作业时，自身未尽注意义务，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应减轻黄培强、便民服务部的赔偿责任。安信公司虽对李某2的死亡无过错，但属受益方，应对李某、李某1适当予以补偿。安信公司垫付的费用共计56663元，其中仅有50000元有李某的签字，其它的费用既无李某、李某1的签字，也未经李某、李某1认可；挖机费用是施救时支付的费用，安信公司理应支付，因此，安信公司已实际向李某、李某1垫付费用50000元。李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且无劳动能力，故李某要求支付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某、李某1以李某2的哥哥李家成无劳动能力，靠李某2扶养为由，请求支付李家成的生活费，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李某2是李家成的扶养义务人，且李家成也不是本案的原告，故对李某、李某1请求被扶养人李家成的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各项赔偿项目及数额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497040元（24852元／年×20年）；二、丧葬费21608.5元（43217元÷2）；三、被扶养人李某1生活费100086元（16681元／年×6年）；四、合理性支出的交通费及住宿费1000元；五、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支持10000元。以上合计629768.50元，李某、李某1自行承担61976.85元；安信公司适当补偿123953.70元，扣减已支付的50000元，尚应支付73953.70元；黄培强、便民服务部共同赔偿李某、李某1433837.95元，并支付李某、李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如下：一、安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李某、李某173953.70元；二、便民服务部（经营者黄新泽）、黄培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某、李某1433837.95元，并支付李某、李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二、驳回李某、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义务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33元，李某、李某1共同负担1902元，安信公司负担2819元，便民服务部（经营者黄新泽）、黄培强共同负担7912元。
二审期间，黄培强、便民服务部申请本院到茅箭区安监局调取了两份证据，证据1.《十堰市茅箭区安信物业公司“2.2”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证据2.茅箭区安监局对黄培强以及安信公司经理孟雄、工作人员王军、杨发礼的四份询问笔录。拟证明：本次事故产生的原因和事故责任的划分。
对上述证据，安信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调查报告属于内部文件，只代表某一部门的意见，不能对外，报告中对于安信公司的处理也是内部意见。结合当事人的调查笔录和安信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该报告歪曲了事实，内容不客观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证据2中安信公司人员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黄培强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黄培强、便民服务部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调查报告是安监局调查组根据公安分局、房管局的相关资料以及调取相关影像资料后作出的，且对社会公开，具有证明力，应予采纳。对证据2中安信公司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是事发后一段时间才作出的，与事实有出入，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李某、李某1对两份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称看不明白，请求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认为，证据1、证据2系本院依当事人申请从行政部门调取，对其本身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是否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待后评述。
黄培强、便民服务部、李某、李某1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黄培强、黄新泽、李某2等进行疏通下水管道施工作业之前，并未向安信公司了解管道堵塞情况、内部结构情况等与施工作业有关的情况，安信公司也未向李某2等人告知上述情况。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关于安信公司、便民服务部、黄培强、受害人李某2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
安信公司通过张贴的小广告（写有“市专业管道疏通公司”字样）上的座机电话联系到黄培强，黄培强到场后又电话联系便民服务部的经营者黄新泽以及李某2一起到现场进行谈价、疏通管道的施工作业。从安信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视频监控资料上可以看出，黄新泽于当日下午15时30分左右驾驶吸粪车带着李某2一起到达现场，并参与同安信公司商谈价格，中途还使用其带来的吸粪车从另一端往下水管道冲水，在李某2开始下井作业后，直至下午17时20分左右，才驾驶吸粪车离开现场。综上分析，黄新泽认为其未参与疏通管道工作的上诉理由显然与事实不符。另，从视频监控资料可以明显看出，李某2并未参与同安信公司的价格磋商，一直在检查井附近走动并接听手机。另，黄培强在茅箭区安监局对其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物业公司答应给900元，我俩商量，我得500，他得400”，而在整个作业过程中，仅有李某2一人着防水服多次下井作业，黄培强仅着便装在井边配合协助。如果黄培强与李某2只是其上诉所称的相互合作关系，且报酬基本平分的话，那么现场作业中二人的工作分配情况明显与常理相悖。故，对于黄培强认为其与李某2之间系临时合作、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认定黄培强、便民服务部与安信公司之间构成承揽关系，黄培强、便民服务部与李某2之间构成雇佣关系正确。
二、关于民事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承担的问题。
虽然茅箭区安监局就本次事故作出了《事故调查报告》，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同，不能直接作为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黄培强、便民服务部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对于李某2因劳务所遭受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安信公司作为发包人，在将下水道疏通项目发包给黄培强、便民服务部施工前，未明确告知作业人员事故管道的详细情况、可能发生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防范措施，以便作业人员进行风险预测并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险情的发生，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过错。受害人李某2长期从事管道疏通工作，对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应当了解，而其在未做好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下井作业，自身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黄培强、便民服务部认为涉案下水井道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及安全要求，对于本案事故发生也有一定的关联性的上诉理由，因其未提供证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三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经济损失619768.50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的数额并无异议，本院确认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及赔偿数额如下：对于经济损失619768.50元，由黄培强、便民服务部共同赔偿371861.10元（619768.50元×60%）；由安信公司赔偿185930.55元（619768.50元×30%），扣除已垫付的50000元，安信公司还应支付135930.55元；其余经济损失由李某、李某1自行承担。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由黄培强、便民服务部赔偿7000元，安信公司赔偿3000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2016）鄂0302民初731号民事判决；
二、十堰市便民环卫清洁服务部（经营者黄新泽）、黄培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某、李某1经济损失371861.1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
三、十堰市安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某、李某1经济损失135930.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四、驳回李某、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633元、财产保全费4937元，合计17570元，由李某、李某1负担6900元，十堰市便民环卫清洁服务部（经营者黄新泽）、黄培强共同负担7536元，十堰市安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1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693元，由十堰市安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109元，由十堰市便民环卫清洁服务部（经营者黄新泽）负担6792元、黄培强负担67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武汉胜
审判员 李 君
审判员 张 曼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奚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