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23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四通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
法定代表人朱献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杭德彬，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青，女，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龙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韦琦，女，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龙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韦萱，女，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龙川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赖俊，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倪素芹，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四通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与被上诉人唐青、崔韦琦、崔韦萱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沙劳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中，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福永街道办）向本院出具了《关于桥头四通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涉访维稳事件基本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内容摘要如下：“……2月28日胡锡庆的家属约20人因要求四通公司赔偿的问题，到街道办门口上访。同时，崔新贵家属指认该套牌奔驰车系四通公司接待用车，为朱献农所有。随后，二死者家属多次到市政府等上访。当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加上该案件情况复杂，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死者家属又多次上访，为做好四通公司员工劳资纠纷事件调查处置工作，街道领导多次主持召开四通公司交通事故致死事件的专题研究会议。参会人员有综治办、劳动办、司法所、应急指挥中心、信访办有关负责同志和福永派出所主要负责人。经研讨，该事件存在以下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四通公司交通事故致死事件联合工作组，从综治办、劳动办、司法所、应急指挥中心、信访办、福永派出所抽调专人联合调查处置。要求：1、由于案情复杂，我街道有关单位要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积极引导家属寻求法律途径解决；2、针对车主确认的问题，由福永派出所对四通公司部分员工进行有针对性地排查辨认，固定证据，以便法院调取；3、针对劳动关系确认的问题，由劳动办积极引导家属，建议其通过劳动仲裁方式，确认死者与四通公司的劳动关系；4、由于家属情绪较为激动，多次到街道、市区上访，各维稳单位要做好稳控工作，并积极主动收集材料，报该事项的联合调查组，以备法院调取证据。联合工作组成立后，主动前往广州、惠州、汕头、揭阳、福州等地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相关材料已依法提供给宝安区人民法院、罗湖区人民法院”。
四通公司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该说明第一段的内容直接认定崔新贵、胡锡庆是四通公司的员工，却没有提出相关依据，与事实情况不符；福永街道办在该说明中确认死者崔新贵与四通公司的劳动关系有待确定，即福永街道办并没有得出死者与四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福永街道办确认该事项应当由家属走法律途径解决，即福永街道办确认其无权管辖确认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案件。唐青、崔韦琦、崔韦萱认可《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四通公司与崔新贵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四通公司主张，原审判决在证据采信方面存在重大错误。第一，福永街道办作出的调查笔录和福永派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以及辨认笔录系非法证据，也是非结论性证据，应当直接予以排除或不予认定。1、根据《情况说明》，福永街道办介入案件的调查是出于信访工作的需要，而福永派出所是配合福永街道办的信访维稳工作而介入案件的调查，由此可知，福永街道办与福永派出所介入案件的调查均是信访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其工作应当符合国家关于信访工作的法律规定，否则即构成违法，由此形成的证据即为非法证据。本案中，福永街道办和福永派出所出具的调查、询问与辨认笔录在证据的形成与来源方面存在违反《广东省信访条例》第4、10、30、42条的规定，以信访工作为由介入劳动争议纠纷，且存在没有对调查事项进行核实，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等违反规定的行为，本身违法。2、福永派出所配合街道办处理信访维稳工作的法律依据何在？3、福永派出所在未立案的情况下，动用刑事侦查权介入民事案件的调查，程序明显违法。4、福永派出所以配合信访维稳工作为借口一方面介入案件的调查，另一方面却又向被询问人出具《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将信访事项的处理与行政案件混为一谈，明显违法。此外，福永街道办和福永派出所作出的调查笔录和询问笔录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矛盾之处，且被询问人吉某、杨某甲忠本身无法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第二，关于张某甲的证人证言。1、内容上，其证言内容与福永派出所询问笔录中吴某、杨某乙的陈述不符，不具有真实性；2、张某甲作为证人，未在本案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虽然张某甲在另案出庭作证，但该案与本案是两个独立的案件，民事诉讼法与证据规则并没有规定证人在其他案件中出庭，可以免除其在本案中出庭的义务，故原审法院直接以证人张某甲在另案出庭作证为由而采信张某甲的证言，直接剥夺了四通公司发问的诉讼权利，违反了举证规则中的强制性规定。第三，关于原审法院前往深圳市新社实业有限公司调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确认崔新贵曾经是深圳市新社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只是不能证明其离职时间，直至崔新贵交通事故发生之时的2014年1月，深圳市新社实业有限公司仍为崔新贵缴纳社保，因此，应当首先推定崔新贵是深圳市新社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第四，关于朱献农在汕头市公安局高速公路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虽然朱献农在笔录中称崔新贵是四通公司的副总经理，但实际上只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互称“某总”是常见的事，而且朱献农在笔录中也陈述了“崔新贵是我朋友，他本来要到我的四通公司入股，但后来没钱就没有入股”的事实，实际上否认了崔新贵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的描述。
本院认为，首先，四通公司确认汕头市公安局高速公路大队对朱献农所作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在该份笔录中朱献农作出了“崔新贵是四通公司的副总经理”的陈述。朱献农作为四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四通公司的人员状况最清楚，理应知道其陈述的重要性，虽然在该份笔录中，朱献农也作出了“崔新贵是我朋友，他本来要到我的四通公司入股，但后来没钱就没有入股”的陈述，但即使该情况属实，崔新贵是否成为四通公司股东的问题也不影响崔新贵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的事实。至于四通公司称“朱献农称崔新贵为“副总”，完全出于习惯性表述，日常生活中朋友之间互称“某某总”极为常见”的辩解，本院认为，该份询问笔录系汕头市公安局高速公路大队所作，朱献农是“被询问人”，此种情形并不属于“日常生活”，朱献农在被询问时称崔新贵为“副总”而不是“崔总”，也不符合四通公司所说的朋友之间互称“某某总”的情形。朱献农关于“崔新贵是四通公司的副总经理”的表述是明确、具体的，与朋友之间笼统的“某总”互称完全不同。综上，四通公司的辩解不能成立，朱献农对崔新贵系四通公司副总经理身份的表述是真实可信的。
其次，关于福永派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以及福永街道办作出的调查笔录是否属于非法证据，是否应当排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判定是否属于非法证据的标准是该证据的形成或者获取是否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是否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主要是实体法上的禁止性规定，是否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结合到本案。1、上述证据系原审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向福永派出所和福永街道办调取，证据来源合法。2、上述证据均为书证，并加盖福永派出所、福永街道办印章，证据形式合法。3、关于证据的形成，第一，福永街道办、福永派出所介入本案相关事实的调查以及作出调查笔录、询问笔录、辩认笔录等，均起源于死者家属的信访行为，并依照“四通公司交通事故致死事件”联合工作组的工作部署要求执行，该“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未违反实体法上的禁止性规定；第二，从调查笔录、询问笔录以及辩认笔录的内容看，只是对相关人员陈述的内容作出记录，既不存在“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第三，正如四通公司所说，上述证据系非结论性证据，即福永街道办和福永派出所并未对四通公司与崔新贵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认定，而是交由劳动仲裁和人民法院依法审查，不存在超越职权介入劳动争议案件的问题。综上，福永派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以及福永街道办作出的调查笔录不属于非法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根据。虽然调查笔录和询问笔录的内容中存在被调查人（被询问人）对某些细节问题的表述有偏差的情形，但并不影响崔新贵系四通公司副总经理这一基本事实的成立。
综上，汕头市公安局高速公路大队所作询问笔录、福永派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以及福永街道办作出的调查笔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崔新贵与四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四通公司在原审提供的反证，均不能推翻上述证据链条证明的事实。故上诉人四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崔新贵的工资标准，原审按照深圳市2013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职业工资指导价位企业经理平均数计算崔新贵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并无不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四通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茹
代理审判员 张 士 光
代理审判员 邓 亚 玲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马瑞琳（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