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中法民二终字第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木来。
委托代理人：王和裕，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秦金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亚琴。
委托代理人：易凯、陆加航，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淑慧。
上诉人石木来因与被上诉人洪亚琴、彭淑慧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4）琼山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木来的委托代理人王和裕、秦金虎，被上诉人洪亚琴及其委托代理人易凯、陆加航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彭淑慧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海口景韵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韵酒店）于2011年12月30日经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有股东两名，洪亚琴实缴出资5.1万元，占51%股权，彭淑慧实缴出资4.9万元，占49%股权，法定代表人为洪亚琴，经营范围为酒店客房服务。
2012年5月9日，洪亚琴、彭淑慧签订了一份《景韵大酒店股份转让合同》，主要约定景韵酒店总投资额为565万元，洪亚琴将其持有的51%股权（投资额280万元）转让给彭淑慧，后者有权纳入新股东，洪亚琴同意以其名义与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转让给彭淑慧及新股东。2012年5月25日，石木来与洪亚琴、彭淑慧签订了一份《海口景韵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5.25转让合同》），主要内容为：转让方洪亚琴，占51%股权，受让方石木来受让49%股权，受让方彭淑慧受让2%股权；截止协议签订时股东投资额及股权比例为洪亚琴实际投资额280万元，占51%股权，彭淑慧实际投资额285万元，占49%股权；股权转让比例及方式为洪亚琴将其所持有51%的股权以280万元转让给彭淑慧，彭淑慧将其所持有的49%股权以280万元转让给石木来，三方特别约定为方便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方同意按本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五相关文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至2012年5月28日前），各方按附件五约定签署全部股权变更文件并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包括股权比例、股东名称、法定代表人变更）；彭淑慧于2012年5月31日向洪亚琴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280万元，石木来于2012年5月31日向彭淑慧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280万元（协议签订前已支付80万元，剩余200万元），如转让方逾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有权逾期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直至手续办理完毕后三个工作日内付清；如受让方未按约定时间付款，每逾期一日，应按股权转让款的万分之三按日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转让方在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逾期办理全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及租赁合同承租方的变更，每逾期一日，应按股权转让款的万分之三按日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各方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另行签署的有关股权转让协议或经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重新修改的股权转让变更合同（附件五），仅作为办理股权变更或相关变更登记使用，不作为各方权利义务的履行依据；该合同包含六份附件，作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其中附件二为《海口景韵酒店有限公司资产统计清单》，附件四为三层房屋租赁合同，附件五为《海口景韵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5.25转让协议》）、《海口景韵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口景韵酒店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此外，该合同还列明了景韵酒店曾以彭淑慧和洪亚琴名义作为承租方与出租方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签订一层大堂、三层足疗、四至十层的《房屋租赁合同》，酒店业务租赁经营期限至2021年1月30日止，三层足疗业务租赁经营期限至2015年12月30日止。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三方又于同日签订《5.25转让协议》，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主要内容是洪亚琴将其持有的49%股权以4.9万元转给石木来，剩余2%股权以0.2万元转让给彭淑慧，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变更为彭淑慧认缴5.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石木来认缴4.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法定代表人由洪亚琴变更为彭淑慧。2012年5月28日，三方共同在《景韵酒店资产表（三楼）》对公司经营的足疗业务资产签字确认。
石木来于2012年7月16日向案外人秦金虎出具委托书，委托其代办景韵酒店一切事务，彭淑慧于2012年7月30日向秦金虎出具了《收据》，载明其共收到秦金虎265万元收购洪亚琴股份款（分别为30万、50万、150万、10万、10万、15万）；彭淑慧还向洪亚琴出具了《欠据》，载明其尚欠洪亚琴110万元景韵酒店转让款，定于2012年10月15日前还款，如不能兑现，则承担每月三分利息。因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发生纠纷，石木来遂提起本案诉讼。
庭审中，石木来代理人秦金虎陈述，石木来同意由彭淑慧担任法定代表人，与其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委托彭淑慧经营管理。经原审法院释明，洪亚琴认为违约金约定并未过高。截止庭审结束前，景韵酒店的股东名称、股权比例、法定代表人均未进行变更。
另查，2011年10月9日，彭淑慧与案外人吴苏芳签订了一份《金足阁养生会馆转让合同》，载明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同意吴苏芳将其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路景韵酒店内三楼金足阁养生会馆转让给彭淑慧使用，转让金额为115万元，由彭淑慧代替吴苏芳履行荣发公司与吴苏芳签订的租赁合同，租期到2015年12月30日。2011年11月11日，洪亚琴、彭淑慧与案外人何吉松签订了一份《景韵酒店转让合同》，载明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同意何吉松将其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路景韵酒店客房部分转让给洪亚琴、彭淑慧使用，转让金额为280万元（含38万元押金），由洪亚琴、彭淑慧代替何吉松履行荣发公司与何吉松签订的租赁合同，租期到2021年1月31日。2011年11月14日、11月18日，彭淑慧向洪亚琴出具了两张《收条》，分别收到洪亚琴支付的合作转让款260万元、20万元。
后因彭淑慧、洪亚琴拖欠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的房屋租金，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诉至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4）龙民一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与洪亚琴、彭淑慧于2010年3月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限洪亚琴、彭淑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拖欠的租金568672元及违约金53661.75元。而后，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及洪亚琴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8月12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海中法民一终字第8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石木来的诉讼请求为：1、解除石木来与洪亚琴、彭淑慧于2012年5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洪亚琴、彭淑慧共同返还石木来股权价款265万元；3、洪亚琴、彭淑慧共同赔偿石木来违约金人民币369675元；4、洪亚琴、彭淑慧对第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洪亚琴、彭淑慧承担。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石木来受让49%股权的真实转让方；2、合同履行过程中洪亚琴、彭淑慧是否存在欺诈、违约情形，应向石木来承担违约责任；3、石木来是否有权行使解除权；4、如果符合解除条件，洪亚琴、彭淑慧是否应连带返还石木来股权价款及支付违约金。
关于石木来受让49%股权的转让方。由前述证据认证部分可知，石木来与洪亚琴、彭淑慧签订的《5.25转让合同》主要约定石木来以280万元受让彭淑慧所持有的49%股权，彭淑慧以280万元受让洪亚琴所持有的51%股权；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三方又于同日签订《5.25转让协议》，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以石木来从洪亚琴处以4.9万元价格受让49%股权，彭淑慧从洪亚琴处以0.2万元价格受让2%股权形式代替《5.25转让合同》内容进行股权变更；三方亦在《5.25转让合同》中约定《5.25转让协议》不作为各方权利义务的履行依据；且石木来所支付的265万元股权转让款是由彭淑慧收取，符合三方签订的《5.25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二款即受让方石木来于2012年5月31日向转让方彭淑慧付清全部转让款的约定。彭淑慧已向洪亚琴支付170万元转让款，余款110万元向洪亚琴立下“欠据”的付款行为也符合《5.25转让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的约定。故三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应是《5.25转让合同》，石木来是从彭淑慧处以280万元受让景韵酒店49%的股权。
二、合同履行中洪亚琴、彭淑慧是否存在欺诈和违约情形。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洪亚琴、彭淑慧已向石木来披露景韵酒店资产包含三楼金足阁，石木来对此应当知晓，且石木来未提供证据证明金足阁不属于公司资产，故洪亚琴、彭淑慧未对石木来构成欺诈。虽然三方在股权转让行为中存在两份合同，一份送报审批，另一份实际履行，但这均是依当事人意思表示而订立，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5.25转让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对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切实履行义务。合同约定了转让方彭淑慧、洪亚琴负有在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即2012年5月28日前就相应转让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如逾期未办理，每逾期一日，应按股权转让款的万分之三按日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由于截止庭审结束前，景韵酒店的股东结构及股权比例尚未进行变更，故彭淑慧延迟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依约应向石木来支付相应违约金。每逾期一日违约金为280万元×0.3‰=840元，从2012年5月29日起计至石木来起诉之日即2013年12月2日，已逾期440天，违约金为369675元。违约金条款具有弥补损失及惩罚功能，且彭淑慧未提出违约金过高需要调整的意思表示，故彭淑慧应向石木来支付违约金369675元。
三、关于解除条件是否成就。《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的解除方式可以为单方解除、协商解除或法定解除，由于上述合同中未对单方解除权进行约定，而彭淑慧未表示同意解除，故本案只有具备法律直接规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时，石木来才能行使解除权。石木来受让股权的目的是取得景韵酒店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享有相应利益。彭淑慧未按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即2012年5月28日前就相应转让的股权办理至石木来名下构成根本违约，故石木来主张解除合同及返还股权转让款265万元有事实根据，予以支持。
四、石木来是从彭淑慧处受让股权，该转让是股东的私权转让，洪亚琴、彭淑慧对各自享有的股权有权处分，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故石木来主张洪亚琴、彭淑慧连带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彭淑慧经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石木来与彭淑慧、洪亚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石木来与彭淑慧之间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条款；二、限彭淑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石木来股权转让款265万元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69675元；三、驳回石木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957.4元，由彭淑慧负担。
石木来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彭淑慧是石木来受让49%股权的真实转让方，显属认定事实错误，石木来受让49%股权的真实转让方应是洪亚琴。首先，《5.25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三份证据清楚裁明石木来是向洪亚琴购买49%股权。另外《5.25转让合同》在开头和落款对于合同当事人身份也清楚裁明石木来和彭淑慧是受让方，洪亚琴是转让方。尽管《5.25转让合同》出现了石木来购买彭淑慧股权的条款，但石木来和代理人秦金虎（曾参加协商和签订合同）在法庭上已作出了这些条款是为方便办理工商变更手续而写的合理解释，至于《5.25转让合同》中关于“附件五仅作为办理工商变更需要”的条款，石木来和秦金虎在法庭上也进行了“是为防止石木来不是按280万价款向洪亚琴支付股价转让款，依洪亚琴要求加上去”的合理解释。因此，上述四份证据完全可证明是石木来向洪亚琴购买了49%股权。其次，彭淑慧出具的《收条》和《证明》也清楚载明她所收取的石木来265万元是购买洪亚琴的股权款，银行转账清单也证明从秦金虎户中向洪亚琴户中转账10万元的事实。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并且形成证据链，可证明石木来受让股权的真实转让方是洪亚琴而非彭淑慧。再次，从交易行为的逻辑层面来看，石木来向彭淑慧支付转让款后彭淑慧出具的收条注明收款是“洪亚琴股权款”，若石木来买的是彭淑慧股权，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收据；若石木来不购买洪亚琴股权，他们之间又没有其他经济关系，石木来不会向洪亚琴转账支付10万元巨款；三方当事人协商时交易目的是石木来要购买49%股权，洪亚琴要转让51%股权，彭淑慧要再购买2%的股权以达到持股51%，那么从最方便最节约成本方面考虑，显然是洪亚琴将49%股权转让给石木来，将2%股权转让给彭淑慧即可，如果由彭淑慧先购买洪亚琴51%股权再由彭淑慧将49%股权转让给石木来，不仅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还增加了税赋和其他相关费用，不符合常规。但原审却拘泥于瑕疵条款，不能结合三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与背景，不考虑交易的通常习惯，对股权转让主体作出错误的认定。最后，从石木来和洪亚琴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对比来看，对于洪亚琴提交的用来证明洪亚琴转让51%股权给彭淑慧的《5.9转让合同》和《欠据》，石木来在质证时己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却对上面两份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相反对于石木来提供的彭淑慧出具的《收据》和《证明》却不予采信。在彭淑慧未到庭情况下，采信彭淑慧出具给洪亚琴的《欠据》而不采信出具给石木来的《收据》和《证明》，明显违背证据原则，最终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不清的前提下，适用法律错误，石木来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支持石木来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由洪亚琴、彭淑慧承担。
被上诉人洪亚琴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石木来的上诉理由属混淆视听。石木来支付的价款及对象均与《5.25转让合同》中石木来受让彭淑慧49%股权、彭淑慧受让洪亚琴51%股权的约定一致，显然《5.25转让合同》是真实的合同。石木来称上述约定是为方便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但双方明确约定为便于办理工商变更手续而签订的是《5.25转让协议》，且这种转让方式显然不如洪亚琴直接转出股权方便。石木来称《5.25转让协议》写明仅作为办理工商变更需要，是为防止不按280万元转让款支付对价，但这无法解释石木来不受让洪亚琴的股权而受让彭淑慧的股权的约定。第二，彭淑慧在收据上写的“石木来购买洪亚琴的股权款”，不能证明彭淑慧确实就是替洪亚琴收取的。如果石木来受让的是洪亚琴的股权，应直接付给洪亚琴。第三，秦金虎向洪亚琴账户转10万元，是秦金虎受彭淑慧指令付到洪亚琴账户，是秦金虎与彭淑慧之间的关系，洪亚琴没有向秦金虎出具任何收据。第四，股权转让约定石木来受让彭淑慧49%股权、彭淑慧受让洪亚琴51%股权，是因为股权转让具有资合性与人合性，石木来是彭淑慧找来的合作方，洪亚琴不认识石木来，但和彭淑慧是多年合作伙伴，从信任的角度，从由谁支付对价的角度，洪亚琴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彭淑慧，而不是为了便于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就将股权转让给从不认识的石木来。石木来主张的所谓“交易惯例”只是其主观遐想。第五，石木来已实际接管股权并参与经营。2012年5月28日三方签订的《景韵酒店资产表（客房）》，以及海南荣发饮食有限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对账单》注明的“收石总现金”，证明石木来已接手并实际经营管理景韵酒店。在原审中秦金虎陈述的“石木来同意由彭淑慧担任法定代表人，与其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委托彭淑慧经营管理”的事实也足以证明石木来接管股权后进行了实际经营。因此，石木来受让彭淑慧股权后经营期间的租金应当由石木来和彭淑慧承担。
被上诉人彭淑慧未答辩。
二审期间，石木来向本院提交《海口景韵酒店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及《承诺书》，并当庭申请证人吴梁兵出庭作证，证明石木来受让景韵酒店49%股份的真实转让方是洪亚琴。洪亚琴向本院提交《景韵酒店资产表（客房）》和《应收账款对账单》，证明洪亚琴、彭淑慧已向石木来办理了交接手续，石木来受让股权后已实际接手经营。彭淑慧未举证。
经质证，洪亚琴对石木来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人证言，认为证人不认识洪亚琴，对洪亚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清楚，只是转述了石木来的陈述。石木来对洪亚琴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认可石木来已接手景韵酒店的事实，但对《应收账款对账单》的关联性有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石木来提交的两份证据经核对与原件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海口景韵酒店有限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能够证明石木来与彭淑慧于2012年6月1日就景韵酒店内部承包经营事宜达成的一致意见；《承诺书》证明彭淑慧承认其至2013年1月26日，未按合同约定负责按时办理景韵酒店洪亚琴的全部股份给石木来，并就该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承诺。证人吴梁兵表示，《5.25转让合同》是石木来、洪亚琴、彭淑慧三方在房间里签订的，其不知道三方为何在合同中约定洪亚琴将51%股权转让给彭淑慧、彭淑慧将49%股权转让给石木来，故该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石木来对洪亚琴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认可石木来已接手景韵酒店的事实，对于洪亚琴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另查明，二审庭审中，石木来的代理人秦金虎称，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由于石木来与洪亚琴接触的时间很短，石木来比较相信彭淑慧，就先转给彭淑慧，彭淑慧再给洪亚琴。洪亚琴的代理人称，石木来说他不认识洪亚琴，才不付款给洪亚琴。经查阅原审卷宗，石木来的代理人秦金虎曾于2012年7月24日向洪亚琴的账户转账10万元，洪亚琴对转款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款项系彭淑慧委托他人支付的款项。
又查明，对于石木来原审提交的彭淑慧出具的《收据》，原审法院已予以采信。对于石木来原审提交的彭淑慧出具的《证明》，原审法院以该《证明》出具于《收据》之后，陈述的收款细节与《收据》不符，彭淑慧本人未到庭参加诉讼为由，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经查，《收据》中记载的阿兵（即吴梁兵）转款的数额是30万元，其余款项为秦总（即秦金虎）转款，但《证明》中记载的直接向洪亚琴和彭淑慧转款的人都是吴梁兵。
本院认为：
关于石木来受让景韵酒店49%股权的真实转让方是洪亚琴还是彭淑慧的问题。首先，从合同约定看，三方于同日签订的《5.25转让合同》和《5.25转让协议》中，对股权转让方式、股权转让款等内容进行了不同的约定。由于三方在《5.25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5.25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用、不作为各方权利义务的履行依据，且三方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款与《5.25转让合同》中的约定一致，本院认为，体现三方有关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是《5.25转让合同》而非《5.25转让协议》。而从《5.25转让合同》第三、四、五条作出的洪亚琴将其持有51%的股权以280万元转让给彭淑慧，彭淑慧将其持有的49%股权以280万元转让给石木来；彭淑慧于2012年5月31日向洪亚琴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石木来于2012年5月31日向彭淑慧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来看，石木来受让景韵酒店49%股权的相对方是彭淑慧。石木来称《5.25转让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方式和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的约定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作出的，但该解释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且从逻辑上讲，虽然《5.25转让合同》和《5.25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不同的股权转让方式所导致的结果最终都是彭淑慧持股51%、石木来持股49%，但是相对于《5.25转让合同》，《5.25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石木来以4.9万元受让洪亚琴持有的49%股权，彭淑慧以0.2万元受让洪亚琴持有的2%股权的股权转让方式显然更为简单便利，体现了三方当事人欲利用《5.25转让协议》简化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和逃避税费的真实目的。石木来称三方约定《5.25转让协议》仅为办理工商变更需要“是为防止石木来不是按280万价款向洪亚琴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按照上述说法，三方仅需在《5.25转让合同》中对股权转让价款变更约定为“石木来以280万元受让洪亚琴持有的49%股权，彭淑慧无偿受让洪亚琴持有的2%股权”即可，无需对股权转让方式和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也进行变更约定。故对石木来的该解释，本院不予采信。三方在《5.25转让合同》中对股权转让方式作出上述看似繁琐且不符合股权转让常规的约定，恰恰体现了洪亚琴与石木来不愿直接建立股权转让关系、而自愿各自与彭淑慧建立独立的股权转让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究其原因，是因为庭审中石木来与洪亚琴均认可的“石木来对彭淑慧更为信任”的事实。其次，从股权转让款的实际交付情况看，《5.25转让合同》中对石木来已支付股权转让款80万元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该确认条款附于“石木来于2012年5月31日向彭淑慧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之后，体现了彭淑慧对于石木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确认，但洪亚琴并未在合同中作出对该款项进行确认的意思表示；合同履行过程中，彭淑慧向石木来出具《收据》、向洪亚琴出具《欠据》的事实，也符合三方在《5.25转让合同》中对于股权转让方式、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的约定。最后，对于石木来提出的其购买的是洪亚琴的股权、彭淑慧仅是代收人的主张，石木来未提交任何有洪亚琴签字确认的证据证明洪亚琴曾委托彭淑慧代为收取石木来交付的股权转让款。石木来以其代理人秦金虎曾向洪亚琴的账户付款10万元的事实，主张石木来受让景韵酒店49%股权的真实转让方是洪亚琴，彭淑慧只是代收人。但若彭淑慧只是代收人，则秦金虎向洪亚琴直接交付的该10万元应当由洪亚琴向石木来出具收据，而不应由彭淑慧作出收款确认。石木来在知晓洪亚琴账户的情况下仍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付给彭淑慧的行为以及该笔未由彭淑慧接收的10万元款项仍然得到了彭淑慧的收款确认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该款项系秦金虎根据彭淑慧的指示付款、石木来的股权转让相对方是彭淑慧而非洪亚琴的事实。另外，若彭淑慧只是股权转让款的代收人，三方没有必要约定洪亚琴将其51%的股份转让给彭淑慧、彭淑慧将其49%的股份转让给石木来，而只需在约定洪亚琴将49%的股份转让给石木来、将2%的股份转让给彭淑慧之后，再约定洪亚琴委托彭淑慧代为收取石木来交付的股权转让款即可。若洪亚琴才是石木来受让49%股权的转让方，石木来在付款后应要求洪亚琴出具收据或对彭淑慧收取的款项进行确认，并要求洪亚琴负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从石木来原审提交的《收据》和二审提交的《承诺书》来看，在石木来付款后，作出收款确认和承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却是彭淑慧而非洪亚琴。故对石木来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石木来受让景韵酒店49%股权的真实转让方是彭淑慧。
二、关于合同解除问题。按照《5.25转让合同》的约定，景韵酒店49%的股权应在2012年5月28日前变更至石木来名下，彭淑慧未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石木来无法达成取得景韵酒店的合法股东身份并使自己相应的股东权益得到保障的合同目的，构成根本违约，原审法院判令解除石木来与彭淑慧、洪亚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石木来与彭淑慧之间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条款，并无不当。且对于原审判决，彭淑慧并未提起上诉，视为服判，故本院对于原审判决第一项予以维持。
三、关于股权转让款的返还和违约金的承担问题。《5.25转让合同》解除后，彭淑慧作为石木来受让景韵酒店49%股权的实际转让方，应当承担向石木来返还其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265万元的责任。彭淑慧未依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向石木来支付违约金。由于彭淑慧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数额并未提起上诉，亦未主张违约金过高，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数额369675元予以维持。
四、关于证据的采信问题。对于石木来原审提交的彭淑慧出具的《收据》，原审法院已予以采信，石木来主张原审法院未采信该证据，与事实不符；对于石木来原审提交的彭淑慧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中载明的收款情况与《收据》和石木来主张的实际付款情况均不符，原审法院在彭淑慧本人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石木来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957.4元，由石木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杰林
审 判 员 符敏秀
代理审判员 赵 曼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