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18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牡丹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蒲场镇高坊子村。法定代表人：何云华，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云华，男，197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连溢，男，1996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天富，男，195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遵义市牡丹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何云华、何连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炼，贵州丰语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绥阳供电局，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12号。法定代表人：卢山，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高晓萍，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某1，男，200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系盛某1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某2，男，201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8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系盛某2之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玖明，男，194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朝洪，女，195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张某、盛玖明、钱朝洪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淑金，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遵义市牡丹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园公司）、何云华、何连溢、何天富、绥阳供电局因与被上诉人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3民初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牡丹园公司、何云华、何连溢、何天富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一项判决并改判驳回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对牡丹园公司、何云华、何连溢、何天富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绥阳供电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事实遗漏的情形：1.一审判决查明牡丹园公司园区与鱼塘无相应阻隔区分的事实与客观不符，牡丹园园区适用铁丝网与混泥土浇筑的柱子形成圈地网，与外界隔开；2.一审判决遗漏牡丹园园区规划界址与鱼塘界址相互独立的事实；3.一审遗漏审查被害人盛某3及同行的田为民、杨建等一行人，谁是本次游玩活动的组织者；4.事发鱼塘坎上的木质走廊系当地政府修建，与牡丹园公司经营、适用园区无任何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牡丹园公司、何云华、何连溢、何天富承担50%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改判无责：1.一审判决认定牡丹园公司经营与何天富经营的鱼塘是同一经营整体无事实依据；2.盛某3触电身亡不在牡丹园公司的经营管理范围内，牡丹园公司无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经营过错；3.何天富在其经营、管理的鱼塘边设置了“高压危险，无在下”的警示标志，已经尽到了警示和安全提示义务，不存在过错。三、一审判决绥阳供电局承担20%责任过低，应改判其承担主要责任，绥阳供电局未在事发高压电下设置10米电力保护区、未对事发高压线沿线加强管控做出相应防范措施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四、盛某3承担30%责任过低，何天富已经设置警示标志，盛某3仍在高压线下垂钓，其存在重大过错；五、一审判决计算赔偿损失的标准错误，依法应当按农村户籍的收入标准和生活支出标准计算。上诉人绥阳供电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由绥阳供电局承担盛某3触电死亡造成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应适用《电力法》的过错原则；二、绥阳供电局在本案中无过错，涉案高压线路架空高度符合规范要求，且事发地有明显的警示标志，盛某3作为成年人且是从事电力安装的专业人员，对事故发生其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判决绥阳供电局承担155188.73元违反法律规定且显失公平。被上诉人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辩称，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牡丹园公司、绥阳供电局等共同赔偿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938,704.97元；二、依法判决牡丹园公司向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支付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共计1,859,409.94元；三、何云华、何连溢在其认缴出资额内对被告牡丹园公司应承担的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由牡丹园公司、何云华、何连溢、何天富、绥阳供电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2日，盛某3、田为民、杨建等四人到牡丹园公司预约商量游玩事宜并向公司交纳200元的用餐定金。次日11时许，盛某3和田为民、杨建等人一同到牡丹园公司的农业观光园内游玩，牡丹园公司的职工母先会介绍园区情况并带盛某3等人到紧邻园区且无相应阻隔物区分的鱼塘钓鱼，盛某3在垂钓过程中突然有鱼上钩，其起身拉扯鱼竿上扬，与鱼塘上空横跨的35KV高压输电线接触，导致盛某3触电并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地35KV仁舟城蒲线36-37号杆输电线路距地面距离为7.5米，距鱼塘水面距离为8.1米；该鱼塘一侧有属牡丹园公司的木质走廊，走廊一侧用柱子支撑悬于鱼塘上供人使用，在木质走廊对面的鱼塘坎旁有鱼塘所有者何天富自制的标有“高压危险，无在下”的木牌。事故发生后绥阳县公安局蒲场镇派出所到现场进行勘验，随后分别对死者盛某3的同事贺勇明、杨健、刘方、蹇安书、牡丹园公司的员工母先会及鱼塘的所有者何天富做了询问笔录。另查明，一、何云华、何连溢是牡丹园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何云华认缴出资额为972万元，何连溢认缴出资额为108万元，其中何云华与何天富系父子关系，何连溢与何天富系祖孙关系；二、死者盛某3与其妻张某共同生育两子盛某1（2007年4月12日出生）、盛某2（2012年12月29日出生），其父盛玖明（1949年10月9日出生）和其母钱朝洪（1951年9月29日出生）除生育盛某3外，另生育有一子盛勇和一女盛长燕；三、盛某3死后，何天富已向张某支付丧葬费等费用共计40,000元；四、2015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79.64元/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6,914.2元/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7,466元。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4月22日，盛某3、田为民、杨建等人到牡丹园公司预交用餐定金预约游玩，次日，盛某3和同事等多人如约到属牡丹园公司的农业观光园内游玩消费，故盛某3等人与牡丹园公司之间消费服务合同关系成立，牡丹园公司对消费者盛某3等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此服务过程中，牡丹园公司职工母先会向盛某3等人介绍园区情况并带盛某3等人到紧邻园区且无相应阻隔物区分的鱼塘钓鱼，该鱼塘一侧有属被告牡丹园公司的木质走廊，走廊一侧用柱子支撑悬于鱼塘上供人使用，与牡丹园公司的园区形成一个整体，且鱼塘的所有者何天富当庭陈述：“鱼塘可以钓鱼，我们这里有餐馆是我儿子何云华经营的，可以吃饭并免费逛牡丹园”，这样的介绍和推荐足以让来消费的垂钓者认为该鱼塘和牡丹园公司是同一经营整体，垂钓是其中一项经营项目，其员工母先会推介垂钓消费行为的对外表现形式即体现为公司的经营活动，母先会未阻止盛某3等人的垂钓活动也未提醒盛某3等人在高压输电线下垂钓有可能发生触电危险，虽鱼塘的所有者何天富在鱼塘坎旁设有自制的标有“高压危险，无在下”的木牌，但该木牌文字内容表意不明，且不规范醒目，牡丹园公司及鱼塘所有者何天富均未采取其他必要的阻隔等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垂钓人员进入高压输电线下方的危险区域进行垂钓活动，故牡丹园公司、何天富均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存在过错，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牡丹园公司与何天富应对盛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同时，盛某1、盛某2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牡丹园公司明知其推荐的垂钓项目存在缺陷而仍然向盛某3等人推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盛某1、盛某2等人请求牡丹园公司赔付所受损失二倍以下惩罚性赔偿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又因事发地属旅游景区，过往人员相对较多，绥阳供电局作为高压输电线路的经营者，应当积极主动加强沿线防控，但其未在事发的35KV仁舟城蒲线36-37杆上及相关地方设立任何明确的警示标识或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生产过程中对供电线路管理有疏忽，存在管理上的疏漏，且本案没有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损害的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绥阳供电局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又因被告何云华、何连溢系被告牡丹园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之规定，何云华、何连溢作为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但牡丹园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何云华、何连溢为分期缴纳注册资本，故何云华、何连溢未按认缴总额全额出资，实际出资额与注册资本额不符，为未足额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额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牡丹园公司资产如不足以赔偿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各项损失时，何云华、何连溢应在各自认缴出资额范围内对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故对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请求牡丹园公司的股东何云华、何连溢在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另因本案中受害者盛某3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预见在距鱼塘水面并不太高的高压输电线下垂钓有可能发生触电危险，其垂钓行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依法可以减轻被告方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牡丹园公司与何天富连带承担本次事故赔偿责任的50%为宜，绥阳供电局承担本次事故赔偿责任的20%为宜，死者盛某3承担本次事故赔偿责任的30%责任为宜。因此次事故造成被侵权人盛某3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的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的规定，其近亲属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有权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虽死者盛某3的户籍登记为农业家庭户口，但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15]16号文件规定，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即盛某3的死亡赔偿金计算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对五原告请求盛某3的死亡赔偿金24,579.64元/年×20年=491,592.8元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因盛某3死亡后应产生一定合理的丧葬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即丧葬费为47,466元/年/人÷12月×6月=23,733元依法予以支持；对原告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依法应获得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但主张6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过高，酌定2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之规定，但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未能提供发生交通费用的相关票据，对请求牡丹园公司、何云华、何连溢、何天富、绥阳供电局赔偿2,000元交通费用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但考虑办理死者丧葬事宜的具体实际，酌情支持其交通费1000元；由于死者盛某3的被扶养人有盛某1、盛某2、盛玖明、钱朝洪四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对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标准应按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6,914.2元/年计算，即盛某3之父盛玖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914.2元/年/人×（20-7）年÷3人=73,294.87元，盛某3之母钱朝洪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914.2元/年/人×（20-5）年÷3人=84,571元，盛某3之长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914.2元/年/人×（18-9）年÷2人=76,113.9元，盛某3之次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914.2元/年/人×（18-4）年÷2人=118,399.4元，即前13年应获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914.2元/年/人×13年=219,884.6元，后3年应获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638.07元×2年）+（8,457.1元×1年）=19,733.24元，以上合计为：239,617.84元，故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过高，依法支持239,617.84元。因本案死者盛某3系触电身亡的事实明确，且在绥阳县公安局蒲场镇派出所的现场勘验笔录中已明确载明其死因，而后再对盛某3死因进行鉴定实属产生不必要的费用，故对盛某1、盛某2等人请求被告赔偿鉴定费9,000元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以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合计为491,592.8元+23,733元+239,617.84元+1,000元+20,000元=775,943.64元。应由牡丹园公司与何天富连带承担775,943.64元×50%=387,971.82元，由绥阳供电局承担775,943.64元×20%=155,188.73元，由死者盛某3自己承担775,943.64元×30%=232,783.1元。又因盛某3触电死亡后，何天富已向死者家属支付死者丧葬费等费用共计40,000元，抵扣该款后，牡丹园公司与何天富还应连带赔偿原告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347,971.8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遵义市牡丹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何天富连带赔偿原告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387,971.82元，抵扣被告何天富已支付的丧葬费等费用共计40000元后，被告遵义市牡丹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何天富还应连带赔偿347,971.8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当被告遵义市牡丹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不足以赔偿上述款项时，被告何云华、何连溢分别在其认缴出资额972万元和108万元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由被告绥阳供电局赔偿原告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55,188.73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牡丹园公司、何云华、何连溢、何天富、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高坊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2、风貌整治合同；3、证人吴某出具的证明一份；4、吴登盛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绥阳供电局质证称对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内容不明确，欠缺证人的签名；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质证称，对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持异议，关联性与本案无关，因为盛某3的死与该木栈道无关。对于证言，证人未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盛某3因触电导致死亡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如何分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关于“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触电人身损害属于无过错责任，绥阳供电局作为电力设施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其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受害人故意或存在不可抗力，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本院酌定其承担盛某3因触电身亡造成的全部损失50%的赔偿责任（775943.64元×50%=387971.82元）。何天富作为鱼塘的经营者，虽然在鱼塘周围设置有警示标示，但对相关的安全隐患未及时排除，对垂钓者在高压电线路下的垂钓行为未进行制止，存在过错，本院酌定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775943.64元×10%=77594.36元），扣除何天富前期支付的40000元，还应当赔偿原审原告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37594.36元。牡丹园公司作为经营管理者，向其消费者推荐到存在安全隐患的鱼塘钓鱼，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指示过错，本院酌定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775943.64元×10%=77594.36元）。盛某3作为电力专业人员，其应当意识到在高压线下垂钓的危险性，知晓其所使用的鱼杆具有导电性，在使用时应避免接触输电线路，但其出于疏忽大意，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原审酌定其承担30%（775943.64元×30%=232783.1元）的责任适当。关于原审原告请求何云华、何连溢在其认缴出资额内对牡丹园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何云华、何连溢系牡丹园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额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何云华、何连溢作为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但牡丹园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何云华、何连溢为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第二笔认缴的出资并未到期。同时，原审原告无证据证明牡丹园公司资产不足以赔偿原审原告损失，故对原审原告请求牡丹园公司的股东何云华、何连溢在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原告可在执行阶段视情况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绥阳供电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牡丹园公司、何云华、何连溢、何天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3民初950号民事判决。二、限绥阳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87971.82元。三、限遵义市牡丹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77594.36元。四、限何天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7594.36元。五、驳回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580元，共计42870元。由盛某1、盛某2、张某、盛玖明、钱朝洪承担4287元，绥阳供电局承担27559.28元，由遵义市牡丹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担5511.86元，由何天富承担5511.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玉振审 判 员  罗小龙代理审判员  唐 川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法官 助理  潘 晓书 记 员  张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