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17）渝01委赔16号赔偿请求人邓秀丽，女，汉族，1985年11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渝北区，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赔偿义务机关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所在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锦湖路106号。法定代表人罗红，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宁兆祥，该局民警。委托代理人张浩，该局民警。复议机关重庆市公安局，所在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555号。法定代表人何挺，该局局长。赔偿请求人邓秀丽因违法司法拘留申请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简称渝北区公安分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重庆市公安局2017年3月15日作出的渝公赔复决字〔2017〕6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邓秀丽的申请事项为：请求撤销渝北区公安分局渝公渝北公刑赔字〔2016〕1号决定和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7〕6号复议决定，决定由渝北区公安分局赔偿其405.13554万元，并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理由是：渝北区公安分局捏造“邓秀丽扰乱社会秩序”的事实，于2011年10月19日对其非法实施拘禁，于2011年11月22日作出劳动教养决定，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送劳动教养一年至2012年10月18日，其间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渝北区公安分局答辩称，一、渝北区公安分局依法作出不予国家赔偿的决定。邓秀丽于2011年10月19日被刑事拘留，并于2011年11月22日被决定劳动教养一年，其于2016年6月12日申请国家赔偿，已超过两年的国家赔偿请求时效。邓秀丽对劳动教养不服申请国家赔偿，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不应在刑事赔偿申请中一并提出，且应向决定劳动教养的机关提出；二、渝北区公安分局作出不予国家赔偿决定的程序合法；三、重庆市公安局复议维持了渝北区公安分局的决定。综上，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邓秀丽的国家赔偿请求。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9日，邓秀丽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渝北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月21日，被延长拘留期限至2011年11月17日。2011年11月22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以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邓秀丽。同日，渝北区公安分局将邓秀丽予以释放。2011年11月22日，经渝北区公安分局呈报，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对邓秀丽以扰乱社会治安秩序送劳动教养一年。决定劳动教养前，邓秀丽被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劳动教养期限一日。劳动教养期限自2011年10月19日起至2012年10月18日止。邓秀丽不服该劳动教养决定向本院起诉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本院于2012年5月31日作出（2011）渝一中法行初字第0043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邓秀丽的诉讼请求。邓秀丽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1日作出（2012）渝高法行终字第0009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6月12日，邓秀丽向渝北区公安分局申请国家赔偿。渝北区公安分局于2016年8月9日作出渝公渝北公刑赔字〔2016〕1号刑事赔偿决定，认为：邓秀丽于2011年10月19日被刑事拘留，并于2011年11月22日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其于2016年6月12日向渝北区公安分局申请国家赔偿，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两年的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因对劳动教养不服申请国家赔偿，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不应在刑事赔偿申请中一并提出，且应向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机关提出，渝北区公安分局并非该赔偿义务机关。遂决定：不予国家赔偿。2017年1月22日，邓秀丽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重庆市公安局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渝公赔复决字〔2017〕6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认为赔偿请求人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后因同一行为被决定劳动教养，刑事拘留期限已经折抵为劳动教养期限。渝北区公安分局作出的刑事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决定：维持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渝公渝北公刑赔字〔2016〕1号刑事赔偿决定。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立案决定书；2、拘留证；3、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4、不批准逮捕决定书；5、释放通知书；6、劳动教养决定书；7、本院（2011）渝一中法行初字第00434号《行政判决书》；8、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渝高法行终字第00098号《行政判决书》；9、刑事赔偿申请书（致渝北区公安分局）、补正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补正说明书；10、渝北区公安分局渝公渝北公刑赔字〔2016〕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11、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7〕6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中，邓秀丽因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申请国家赔偿，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邓秀丽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被刑事拘留和被劳动教养。一、关于刑事拘留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二）、（三）项、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邓秀丽于2011年10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2日因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被释放，该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邓秀丽被劳动教养一年，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于2012年10月18日结束。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邓秀丽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至迟应从其被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即2011年11月22日起计算两年，扣除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邓秀丽于2016年6月12日向渝北区公安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请求时效，且没有时效中止的情形。因此，邓秀丽关于刑事拘留的国家赔偿申请已经超过时效，本院赔偿委员会对该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劳动教养赔偿。国家赔偿实行法定赔偿原则，只有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法律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受害人才能取得国家赔偿。邓秀丽申请渝北区公安分局刑事赔偿，应适用国家赔偿中刑事赔偿的相关规定。关于刑事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和第十八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邓秀丽申请渝北区公安分局赔偿其被劳动教养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同时，邓秀丽因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诉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一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1日作出了终审判决。因此，邓秀丽申请劳动教养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综上，邓秀丽的国家赔偿请求均不能成立，渝北区公安分局对邓秀丽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并无不当，复议机关重庆市公安局复议维持渝北区公安分局的国家赔偿决定亦无不当，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7〕6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