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再18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工业园滘兴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万国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忠，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区钜宁，男，1971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系该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号首都科技中介大厦**层。
负责人：姚以林，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明，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友谊，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恒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邦盛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一申字第157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科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忠、区钜宁和被申请人邦盛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明、彭友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科恒公司申请再审称：（一）科恒公司已依照其与邦盛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江门市科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以下简称《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支付法律顾问费，不存在拖欠法律顾问费的情况。（二）邦盛律师事务关于按照实际融资额之千分之五计算法律顾问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从邦盛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法律文书中，只强调了《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4条第1款法律顾问费为融资额千分之五的约定，忽视了第4条第2款关于法律顾问费总额为90万元及按照公司改制上市工作进度分批支付的约定内容。如果第4条第2款没有意义，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邦盛律师事务所没有必要特别将该条款写入协议。2.在《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签订之前，科恒公司与为此次改制上市提供服务的各中介机构确认，公司发行股票的预期融资额为1.8亿元，千分之五恰好为90万元。双方非常清楚法律顾问费的计算依据和给付条件，不存在任何分歧。合同中的融资额只是双方确认的一个预估数额，法律顾问费90万元的约定系对融资额千分之五的解释和说明。3.在《补充协议》中，双方是以确定数额的方式约定增付法律顾问费，这与法律顾问费总额为90万元的文意表示方式相符，进一步佐证双方确认法律顾问费总额为90万元的事实。如果双方仅仅约定法律顾问费为融资额的千分之五，按照邦盛律师事务所的主张已达数百万之多，何须再约定增付的金额呢？4.由于《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文本是由邦盛律师事务所提供搞的，系“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41条等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解释。（三）2007年律师事务所为企业改制上市（创业板）提供专项法律顾问服务的平均收费为80-90万元，科恒公司依约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90万元法律顾问费是遵循市场价格的做法，符合市场规律及律师服务行业惯例。科恒公司的实际融资额与预期融资额之差异，是科恒公司企业经营发展及市场优劣选择的自然结果，与邦盛律师事务所的专项法律服务工作无关。邦盛律师事务所为完成委托义务所付出的劳动，与募集多少资金没有必然联系。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有悖于市场规律与行业惯例，也不符合我国“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综上所述，科恒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江中法民二初字第23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2.判令邦盛律师事务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邦盛律师事务所辩称，（一）科恒公司与邦盛律师事务所于2007年2月16日签订的《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协议当中约定科恒公司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为保护邦盛律师事务所的利益，即使科恒公司在某一阶段解除合同，也需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该阶段的进度款，因此双方在律师费按照融资额千分之五计算的约定之外，又作出按照工作进度支付律师费的约定。故科恒公司关于律师费仅为90万元的观点是其对于《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约定的错误理解，该理由不能成立。在《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科恒公司共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了115万元律师费，已超过90万元，证明双方是按照《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计算并支付律师费的，因此科恒公司所欠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并未支付完毕。科恒公司拒不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二）双方间的分期在于对《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法律顾问费这一合同条款约定的理解不同，因此法院应当对《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这一合同条款的约定是否明确、是否有效、应当如何理解进行审查并作出正确判断。在合同关于法律顾问费约定明确的情况下，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三）科恒公司再审提交了《补充协议》及《工作联系函》两份文件，用以证明其已支付完毕全部律师费。但是首先，这两份文件发生的时间均在科恒公司融资之前，两份文件当中增加的律师费与融资额无关，因此这两份文件并非对于《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根据融资额比例收取律师费部分内容的变更。其次，这两份证据在一审庭审时已经存在，一直掌握在科恒公司手中，且科恒公司可以在一、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但科恒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未向法庭提交，故这两份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当中规定的“新的证据”，不应被采信。第三，一、二审两审判决已将科恒公司基于《补充协议》及《工作联系函》两份文件应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的25万元律师费，从科恒公司应当按照融资额千分之五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的律师费当中予以扣除，说明一、二审判决已对科恒公司再审提交的两份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处理并作出了认定，且更进一步印证了科恒公司应当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的律师费不仅是90万元，双方完全是按照《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计算并支付律师费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科恒公司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再审法院依法驳回科恒公司的再审请求。
邦盛律师事务所向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称：邦盛律师事务所与科恒公司于2007年2月16日签订《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约定由科恒公司委托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改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科恒公司按照融资额的千分之五支付法律顾问费给邦盛律师事务所。在科恒公司企业上市工作全部完成之后，科恒公司即应当依照《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应律师费。科恒公司拒不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支付剩余部分律师费。请求：1、科恒公司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10万元；2、科恒公司赔偿邦盛律师事务所自2012年8月11日起，暂计至2013年7月11日期间的，以2100000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因科恒公司逾期付款而给邦盛律师事务所造成的利息损失115500元，并继续赔偿2013年7月12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损失，第一、二两项请求合计22155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8年2月16日，邦盛律师事务所与科恒公司签订《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约定：科恒公司委托邦盛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改制上市之专项法律顾问，为科恒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双方同意本次科恒公司改制上市由邦盛律师事务所罗文志律师担任主办律师及项目负责人。邦盛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顾问的服务范围包括：1、按照相关法规和行政监管部门的要求完成尽职调查工作、制作工作底稿；2、为科恒公司改制上市提供咨询和论证意见，提出科恒公司改制上市方案的法律意见；3、为科恒公司起草和审核有关公司改制上市的相关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4、按照相关法规的规定和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工作部门提出的要求出具法律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或提供法律意见；5、为科恒公司制作、审查公司改制上市所需的全部申报文件和公告文件；6、以补充法律意见书、会面谈话等形式就监管部门对科恒公司改制上市相关法律事项提出的反馈意见或解释要求及时作出说明，解释和沟通。7、完成相关法规要求的与科恒公司改制上市有关的其他法律事务。双方同意科恒公司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顾问费（律师费）为甲方融资额的千分之五。法律顾问费的支付按照公司改制上市的工作进度分批进行，支付时间及金额为：进场工作支付12万；法律核查与方案设计支付12万；股份公司设立支付12万元；辅导验收支付12万元；材料申报支付12万元；股票发行支付30万元；共90万元。科恒公司累积已支付给邦盛律师事务所115万元。2012年6月27日，科恒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获准公开发行新股。2012年7月26日，科恒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该次股票发行数量为125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亿元，发行费用总额4639.55万元，募集资金净额55360.45万元。科恒公司顺利实现上市。邦盛律师事务所主张科恒公司应依据《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按照股票上市募集资金6亿元的千分之五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剩余律师费210万元。后双方协商未果，邦盛律师事务所遂于2013年7月30日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2013）江海法民二初字第653号民事判决：科恒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邦盛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费1618022.50元以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2013年7月30日起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科恒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1.邦盛律师事务所要求按照实际融资额的千分之五收取法律顾问费的请求有悖于双方签订的协议条款内容及双方真实意思，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支持。双方签订的《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约定科恒公司按照融资额的千分之五支付法律顾问费，同时确定法律顾问费的总额为90万元。双方关于分期支付法律顾问费的金额及时间的约定仅系对前款约定的融资额千分之五的具体解释和说明。2.科恒公司已依约定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了法律顾问费90万元，邦盛律师事务所对每笔费用的支付时间及金额没有异议。同时，鉴于募集上市后期，邦盛律师事务所工作量增加，科恒公司应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请求，额外增加支付两笔法律顾问费，已完成案涉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3.双方对法律顾问费的数额及支付时间在协议中已有明确约定，邦盛律师事务所既不能因为实际融资额高于预期计划而要求科恒公司按照融资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费用，也不能因为实际融资额低于预期计划而要求科恒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的90万元支付法律顾问费。邦盛律师事务所不能随意将协议条款按有利于己方的方式进行解释。（二）鉴于科恒公司已按约定足额支付了律师顾问费，邦盛律师事务所要求科恒公司支付利息损失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起诉。
邦盛律师事务所对科恒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科恒公司应当按照融资额的千分之五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双方签订的《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约定：科恒公司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的法律顾问费（律师费）为融资额的千分之五。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科恒公司向邦盛律师事务所实际支付的律师费也超过了90万元，证明双方是按照协议约定计算并支付律师费的，科恒公司所欠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并没有支付完毕。因此，一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清楚的。（二）科恒公司应当赔偿邦盛律师事务所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根据邦盛律师事务所与科恒公司签订的《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九条约定，违约方须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科恒公司拖欠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赔偿邦盛律师事务所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科恒公司的上诉理由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科恒公司在二审诉讼期间提供证据：1.科恒公司与国信证券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3日签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协议》，该证据证明科恒公司在第一次申报材料未获通过，于2011年启动重新申报程序所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说明科恒公司与邦盛律师事务所于2007年2月16日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是针对第一次申报而签署的，正常来说，在重新启动新的申报程序时，各有关中介机构都应当和科恒公司作为发行人签署相关合同，券商、会计师事务所都办理了重新签署合同的手续，但在本案中，邦盛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提出，双方也没有签署新的合同。这种签约过错当由作为专业机构的邦盛律师事务所来承担。同时，也说明了双方原来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及收费不应存在争议。2.2011年8月3日科恒公司与邦盛律师事务所签署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核心内容为“甲方同意向乙方增加律师费15万元人民币”，很显然，该补充协议是采取了固定收费方式，也就此可以印证原来双方于2007年2月所签署的协议所涉及取费方式也应当是固定收费方式，不存在依科恒公司募集资金的多少而定夺律师费。对科恒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二审法院以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能够提交而没有提交为由，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同时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邦盛律师事务所与科恒公司之间已形成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对《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的签订及履行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为：如何确定科恒公司所应支付的法律顾问费数额。
科恒公司上诉主张因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已对公司上市项目将来的融资额作出了预估即1.8亿元左右，按照5‰的计费标准，邦盛律师事务所可得法律顾问费就是90万元，因此双方约定的90万元实质上是固定的费用，故本案法律顾问费不应按实际融资额来确定。审查双方所签订的《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内容，其中第一款约定“双方同意，科恒公司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顾问费（律师费）为科恒公司融资额的千分之五”，第二款约定“法律顾问费的支付按照公司改制上市的工作进度分批进行，支付时间及金额为：进场工作支付12万元……共90万元”。首先，根据合同文义，应当认为上述第一款双方约定的是将法律服务报酬与法律服务成果挂钩，性质属于对计费方式的约定；第二款双方约定的是法律顾问费按工作进度计量，该条款中约定的各阶段付款的数额，性质上属于按工作进度计量后所应支付的进度款，但从第二款的内容并不能推导出科恒公司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顾问费90万元后即意味着科恒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的结论。其次，从涉案协议的体系来看，既然双方在协议签订时对公司上市项目未来实际融资额均无法准确预估及判断，如果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确系按照90万元的固定标准支付或收取法律顾问费用，那么案涉协议的起草方邦盛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具有高度专业知识的律师事务所，仅需在协议中明确法律顾问费用为90万元即可，并没有必要对固定费用90万元的计费标准（5‰）另行行文作出叙述。而且，如果第四条第一款“按融资额5‰计算法律顾问费”的内容，是对科恒公司主张的固定费用90万元由来的解释，那么根据一般的行文习惯，解释条款应当是在被解释条款之后，而本案协议中则将二者的顺序方式颠倒，无法自圆其说。综上理由，科恒公司关于本案法律顾问费应确定为90万元固定费用的上诉，与协议的约定相悖，本院不予采信。邦盛律师事务所已依约完全履行公司改制上市专项法律顾问的职责，科恒公司理应承担支付法律顾问费的责任。原审法院按科恒公司上市后实际融资数额的5‰为标准，确定本案科恒公司应支付的法律顾问费为2768022.5元，在扣减科恒公司实际支付的115万元费用后，判决科恒公司应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费1618022.5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符合《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订立时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以及法律的规定，准确有据，可予维持。二审法院据此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再审审理期间，科恒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包括1.2011年8月3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2011年科恒公司第二次启动申报程序时，应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要求，增加支付律师费15万元。该笔律师费是建立在原有确定的基础上，故邦盛律师事务所所称按照融资额千分之五计取律师费的主张与条款约定自相矛盾。2.邦盛律师事务所于2009年11月9日给科恒公司出具的《工作联络函》，拟证明2009年科恒公司根据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要求，增加支付10万元律师费；同时证明原《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约定的律师费是确定的，不存在依实际融资额千分之五计取的说法。邦盛律师事务所对这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这组证据加上原《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明确了法律顾问费用的组成、计算方式等。对增加的25万元费用一、二审法院已经查明，且已经从应收的法律顾问费中予以扣除。
第二组证据：2011年8月3日科恒公司与国信证券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荐协议》，拟证明2011年科恒公司第二次启动申报程序时，与保荐机构签订了《保荐协议》。邦盛律师事务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意科恒公司的证据目的。
第三组证据：2013年7月的上市公告书（部分）和招股说明书（部分），拟证明科恒公司申报时法律服务机构及律师费支付情况。邦盛律师事务所认为这组证据来源于网上，且只有部分内容，故无法对这组证据的真实性发表意见。但是同意科恒公司的证据目的，同时强调的是科恒公司公布的律师服务费与实际的服务费是不一致的，因此科恒公司披露的信息是有错误的。
第四组证据：1.科恒股份关于邦盛律师费情况的说明，拟证明科恒公司已依照约定支付了律师费，金钱给付义务业已履行方完毕；且该律师费的确定系科恒公司与邦盛律师事务所依据同期上市公司收费标准协商确定，系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争议的可能性。2.同期深市IPO收费情况（节选），拟证明同期创业板上市公司律师费支付情况。3.股票上市发行问答（节选），拟证明2009年7月至2010年10月末经深圳市证券交易所统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律师费平均收费为118万元，同时也证明了科恒公司实际支付的115万元律师费符合市场定价规律以及同期上市公司律师费用的一般水平。邦盛律师事务所认为证据1从内容上看，这份说明否认了双方在《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中的约定，且否认了《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已经完成的事实。因此这份说明与事实不符。同时对这份证据中的律师费付款说明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邦盛律师事务所认为证据2为科恒公司单方制作的证据，对其真实性无法进行判断。邦盛律师事务所认为证据3与书籍记载的内容一致。邦盛律师事务所认为这组证据都是科恒公司收集到证券市场中的部分信息，对其真实性无法进行核实。但是其中对于邦盛律师事务所已经收取的款项情况，邦盛律师事务所予以认可。科恒公司认为可据此证明行业收费情况，但是协议是有特定性的，每一家上市公司的收费都是不一样的。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邦盛律师事务所也提交过相关的收费标准，16家上市公司公布出来的法律服务费，再结合16家上市公司的融资额，最高的法律服务费占融资额的千分之九，最低的千分之2.7，因此不同意科恒公司对这组证据的证明目的。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期间，科恒公司提交了《补充协议》、《工作联系函》拟证明科恒公司在原有确定律师顾问费的基础上，增加支付25万元律师顾问费给邦盛律师事务所。邦盛律师事务所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不属于新证据，不能推翻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对科恒公司基于《补充协议》及《工作联系函》两份文件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的25万元，一、二审判决已经作出认定并予以处理。现科恒公司再审中进一步提交《补充协议》及《工作联系函》两份文件来证明该事实，邦盛律师事务所对证据真实性不予否认，故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应予认可。科恒公司提交的上述第二组至第四组证据，因科恒公司未在一、二审诉讼中提交，且这三组证据与本案双方争议的合同内容并无关联性，本院对这三组证据不予采纳。
2009年10月9日，邦盛律师事务所致函科恒公司《工作联系函》：“2009年9月21日，贵司已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制及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复函》对贵司转制及历次股权转让做出了确认，我所对贵司上市工作的这一进程表示衷心的良好祝愿。在上述转制确认工作中，本所律师协助贵司办理了科恒公司集体企业转制及历次股权转让确认事宜，期间协助贵司与地方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并起草主要法律文件共13份。上述工作确是公司上市所需，但不属于常规的企业上市的工作范围，是在贵我双方法律顾问协议之外的工作量增加，因此建议贵司适当增加律师费。以工作时间和工作量为基础计算工作成本是律师行业的运行惯例，为此建议贵司增加律师费12万元，希望得到贵司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2011年8月5日，科恒公司与邦盛律师事务所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科恒公司同意向邦盛律师事务所增加律师费15万元；原《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继续有效；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相应工作及收费标准按照原《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执行。
除以上事实外，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法律顾问费的计算标准。
双方签订的《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约定：“科恒公司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的法律顾问费（律师费）为科恒公司融资额的千分之五。法律顾问费（律师费）的支付按照公司改制上市的工作进度分批进行，支付时间及金额如下表所示：进场工作时支付12万元；法律核查与方案设计时支付12万元；股份公司设立时支付12万元；辅导验收时支付12万元；材料申报时支付12万元；股票发行时支付30万元，合计90万元。”科恒公司主张按照该协议内容其应支付的法律顾问费总额为90万元，邦盛律师事务所则主张按照该协议内容其应收取的法律顾问费为2768022.50元，即科恒公司上市后融资额55360.45万元的千分之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院认为，第一，从《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内容看，按照融资额千分之五的计费约定在前，而按照工作内容和进度计算90万元的约定在后。在两个条款存在歧义的情况下，应当解释为在后的约定变更了在先的约定。第二，从双方履行的情况来看，科恒公司已按90万元的固定费用分期履行。邦盛律师事务所接受履行，双方并无异议。第三，有关增加法律顾问费的《补充协议》及《工作联系函》，均系在科恒公司上市之前邦盛律师事务所就要求增加的，原因是工作量增加了。而只有在原合同以工作量计费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工作量增加的基础上增加费用。若以融资结果为计费依据，则工作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均不影响费用。且双方约定增加的费用也是以固定费用的形式支付的。第四，如果科恒公司最终上市的融资额千分之五不足90万元，按照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解释，就无法解释关于90万元的约定。综上几点分析，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科恒公司应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90万元法律顾问费。鉴于科恒公司已经按照《改制上市法律顾问协议》约定向邦盛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顾问费90万元，并按照《补充协议》及《工作联系函》向邦盛律师事务所增加支付25万元，已经全部按照协议履行完毕全部付款义务。科恒公司据此请求驳回邦盛律师事务所请求支付剩余法律顾问费的诉讼请求，依据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二审判决按照科恒公司上市后实际融资额的千分之五计算邦盛律师事务可取得的法律顾问费，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科恒公司的再审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3）江海法民二初字第65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9048元，由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佘琼圣
代理审判员 许东平
代理审判员 黄玉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彭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