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909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蕾（现名洪先伟），女，198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锐，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爱华，男，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智建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南路*号***室。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樊锐，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再审申请人黄蕾因与被申请人刘爱华及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智建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建侯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樊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17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蕾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通过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10万元元系支付债权出资款的事实错误。1.智建侯公司出具的对相关转账用途的《说明》的陈述与客观证据反映的事实相矛盾，《说明》出具方与刘爱华存在利害关系，该《说明》系单一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黄蕾提交的交易记录、《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债权转让协议》《付款申请》等证据，证明刘爱华没有支付债权出资款。3.智建侯公司向樊锐的转账共四笔，每笔5万元，共20万元，分别发生于2009年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9月18日，不能被任意地组合并改变用途，根据需要择其两笔共10万元认定为债权出资款。智建侯公司对樊锐的转账时间与涉案债权受让款实际支付时间相差近两个月，在债权付款直接经手人樊锐否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四笔转账中的两笔用途为刘爱华的债权出资款。涉案债权受让款支付在前，2010年1月20日《不良资产投资及处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1》）签订在后，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委托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1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刘爱华委托智建侯公司代为支付债权出资款的行为不符合生活常理及交易习惯。（二）二审判决关于黄蕾于2011年4月12日将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属于按协议处置该债权的行为”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黄蕾与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之间协议内容，没有涉及黄蕾将债权转让给案外人的处置行为。《协议1》约定涉案债权的投资收益方式为执行款，不是债权转让款。债权处置方式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处置债权，不包括债权转让的方式处置债权。《协议书1》约定的变更不良债权的受让主体是智建侯公司，不是案外人。案外人被依法变更为涉案债权的申请执行人，不在《协议书1》所约定的处置步骤内。2.黄蕾与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之间协议已经由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所取代。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对涉案债权归属的重新安排。该协议经过最具公示公信效力的公证机关的证据保全程序，是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和黄蕾就债权归属的正式安排。刘爱华及智建侯公司应依照法定公证程序确认的《债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主张权利。3.黄蕾于2011年4月12日将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属于依法自主处分自己权益的行为，与黄蕾和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之间协议没有任何关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错误理解和适用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关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规定。2011年1月20日《不良债权投资及处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2》）因刘爱华没有签字，故没有生效。原审判决不能以王瑞、陈鹏代为书写及签名《情况说明》以嗣后追认否认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的明确约定，也不适用于合同等多方行为。黄蕾签署《协议书2》是通过授权委托他人代签的方式进行，“嗣后追认”使合同生效，其效力不能及于黄蕾。刘爱华不签署《协议书2》致使该协议不生效，王瑞、陈鹏代为书写的《情况说明》与刘爱华的实际做法及一审庭审陈述相矛盾。（二）原审判决错误理解和适用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自智建侯公司与黄蕾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2011年1月18日起算。黄蕾与案外人《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清偿期限不能作为刘爱华、智建侯公司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三、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黄蕾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原审法院调查收集，原审法院未调查收集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黄蕾的再审申请，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黄蕾是否应向刘爱华支付投资收益款及其利息；二、刘爱华、智建侯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原审判决未准许黄蕾的调查取证申请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关于焦点一，黄蕾是否应向刘爱华支付投资收益款及其利息的问题。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樊锐签订《协议书1》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刘爱华依据《协议书1》的约定，委托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了10万元投资款，已履行了出资义务。黄蕾申请再审称，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10万元并非涉案债权的出资款。但黄蕾提交的关于深圳市东振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付款申请及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10万元为智建侯公司向樊锐支付的有关深圳市东振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的投资收益款。同时，按《协议书1》约定，智建侯公司和刘爱华各出资10万元。智建侯公司共向樊锐支付了20万元，与该协议约定的智建侯公司和刘爱华投资数额完全相符。自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与樊锐及黄蕾分别签订《协议书1》《协议书2》后，樊锐及黄蕾从未要求刘爱华支付出资款。故黄蕾申请再审所称的智建侯公司选择支付出资款、智建侯公司向樊锐转账时间与涉案债权受让款实际支付时间不符等理由均不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刘爱华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并无不当。智建侯公司、黄蕾另签订了《协议书2》，刘爱华虽未在《协议书2》上签字，但其事后追认，该协议即已发生法律效力。黄蕾申请再审关于刘爱华追认不能使《协议书2》生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且《协议书2》是对《协议书1》的变更，如黄蕾否认《协议书2》的效力，其自身亦不具有处分涉案债权的主体资格。故黄蕾上述有关《协议书2》未生效的再审申请主张不成立。从《协议书1》《协议书2》及本案其他事实看，智建侯公司与黄蕾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履行《协议书1》及《协议书2》的约定，为便于申请执行涉案债权的一种方式，智建侯公司与黄蕾不存在转让涉案债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书2》签订于《债权转让协议》之后，故刘爱华、智建侯公司及黄蕾应按《协议书2》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黄蕾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并实际获取了投资收益，应依《协议书2》的约定分配给刘爱华相应的收益。黄蕾申请再审称，其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不属于《协议书2》约定的债权处置方式，其所取得涉案债权受让款亦不属于约定的投资收益，不应分配给刘爱华。但无论是转让还是申请执行涉案债权，均是处置涉案债权的方式，所取得的款项亦为处置涉案债权的收益，黄蕾均应依约定分配给刘爱华。故黄蕾的上述再审申请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一、二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焦点二，刘爱华、智建侯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8月27日修正）第一百三十五条及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黄蕾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深圳市南油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油公司），并与南油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至该协议约定的最后一期还款期，刘爱华、智建侯公司才会知道黄蕾是否会将投资收益款分配给刘爱华、智建侯公司。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上述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最后一期还款期（即2014年2月28日）起算，并无不当。黄蕾对此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关于焦点三，原审判决未准许黄蕾的调查取证申请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刘爱华已履行了出资义务，黄蕾二审期间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能否定该事实，故二审法院未准许其调查取证申请，未违反法定程序。黄蕾申请再审主张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综上，黄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蕾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洪堂审 判 员 张怡音审 判 员 李民韬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法官助理 周 瑾书 记 员 周 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