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2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绍龙，住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梁广宙，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倩仪，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龚秀生，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黄承会，广东晟典（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黎梓琪，广东晟典（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黄永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承会，广东晟典（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小雷，广东晟典（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绍龙、龚秀生与被上诉人广州鸿德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邓绍龙、龚秀生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4）穗番法民一初字第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自2011年6月份起邓绍龙在本区洛浦街西一工业村南浦农资仓库从事整理鱼粉工作，2011年10月28日邓绍龙在从事整理鱼粉工作过程中左足被搅拌机绞伤。邓绍龙曾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确认劳动关系、二倍工资差额劳动争议一案，认为其在为广州鸿德有限公司劳动过程中导致上述伤害，请求裁决：1、确认其与广州鸿德有限公司自2011年6月18日起存在劳动关系；2、广州鸿德有限公司向其支付2011年7月19日至2011年10月1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2000元；3、广州鸿德有限公司向天河区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申请工伤认定（当庭撤销）。广州鸿德有限公司未答辩。2012年10月24日该会作出（2012）穗天劳仲案非终字第1785号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1、确认邓绍龙、广州鸿德有限公司自2011年6月18日起建立劳动关系；2、广州鸿德有限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邓绍龙2011年7月26日至2011年10月1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494.26元。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决，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826号，该案查明以下事实：2011年8月广州鸿德有限公司向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投保了团体人身保险，保险期间为2011年8月20日至2012年8月19日，联系人为龚秀生，投保人数为46人，投保人包括邓绍龙在内；2011年10月28日邓绍龙受伤，该保险公司于2012年2月27日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对邓绍龙受伤核定赔付保险金为22300元；邓绍龙称其是龚秀生招聘入职，从事搅拌鱼粉再进行分装和搬运工作，工资由龚秀生以现金方式支付，其在受伤前并不知道广州鸿德有限公司，直到保险理赔时找出保单才知道广州鸿德有限公司。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1、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与邓绍龙不存在劳动关系；2、广州鸿德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邓绍龙2011年7月26日至2011年10月1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494.26元。邓绍龙不服该案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199号，该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并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秀生在2014年4月1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02年以前其从事搬运工作，有时组织大家一起干活；由于其从事搬运工作时间长，认识一些私人老板，私人老板向其支付搬运费，其从中抽取每吨一到两元的搬运费，抽取的搬运费用于：缴纳搬运工人的住宿费、水电费，缴纳意外险保险费的一半（另一半意外险保险费由搬运工自己负担），提供劳动工具，包括输送带（节省力气用的机械工具）、扫把、铲子等；搬运工人自己会记录自己的工作量，其也会记录他们的工作量，有些搬运工人的工钱其按月支付给他们；搬运工人称其为老大，由其向私人老板结算搬运费，有时还需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私人老板没有及时结账，其要垫付搬运工人的工钱）；2011年10月28日邓绍龙在从事整理鱼粉工作过程中左足被搅拌机绞伤，其当时在离事发现场不远的地方，其赶到现场后打了120，后为邓绍龙垫付了医疗费及生活费共计五万余元。龚秀生于2014年10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包括：其在本区以帮货主搬运货物为业，在2012年以前主要在本区南浦农资仓库接活，由于其干这一行年头比较久，和很多货主熟识，货主经常会直接找其装卸货物，其再联系其他搬运工一起干；一般十个人左右组成一个工班，工班成员自由组合，每个工班完成一票货的搬运工作，则以该票货的重量按工班人头数平均工作量并据此计收报酬；如果是其联系的业务，搬运费由其代收，其再从中按每吨一到两元抽成，余款再支付给其他参与搬运的工友；由于搬运时常有人受伤，搬运工人自发组织购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但需要以企业资质购买，于是其找到广州鸿德有限公司的老板黄永源先生帮忙，以该公司名义为搬运工人购买团体意外险；2011年10月28日其正在本区南浦农资仓库附近办事，就接到工友的电话说邓绍龙在整理鱼粉过程中脚受伤了，其马上拨打120并随后赶到医院，为邓绍龙办理入院手续；其帮邓绍龙向保险公司办理了理赔手续，保险公司赔付了22300元，该款用于邓绍龙住院费用，其为邓绍龙垫付了医疗费及生活费27700元；听邓绍龙和其他工友说，是邓绍龙自己站在搅拌机边上往搅拌机里倒鱼粉，又用脚把洒在机器边上的鱼粉扫进机器里时，不小心而造成伤害的，至于当时为什么会用到搅拌机，其更是不知情，一般情况下，只有货主需要将结块的鱼粉或混合鱼粉的时候，才会需要找人搅拌，而这并不属于搬运工作的范围，与其无关，当时是哪家货主找邓绍龙干活，其也不清楚。事发后邓绍龙被120救护车送往武警广东总队医院番禺分院治疗。入院后左足清创、断足再植术，术后予抗炎、解痉、制动及对症处理，至2011年10月30日出现动脉危象，再行左足血管危象探查术，术后予抗炎、解痉、制动及对症处理。出院情况：伤口外敷料干结，移植皮肤全部成活，2至5趾趾端血运好，左足拇趾背侧甲根部以远皮肤、掌侧趾端皮肤颜色暗黑，质硬，少量渗出。至2011年12月13日出院（住院46天），出院诊断：左前足撕脱性离断伤。医嘱：出院后避免患肢负重、体力劳动，三个月内避免弃拐行走。邓绍龙自认：本次住院医疗费由龚秀生垫付，龚秀生还支付3000元生活费。2012年3月7日邓绍龙再次到武警广东总队医院番禺分院住院治疗，治疗经过：入院后行左足拇趾清创、残端休整、左第五跖骨骨不连切开复位内固定、取髂骨植骨术，至2012年3月12日出院（住院5天），住院情况：左足敷料外观干洁，伤口皮缘对合好，无渗血、渗液，左足第二至五趾趾端血运好。出院诊断：1、左前足离断再植术后：1.1左第五跖骨骨不连；1.2左足拇趾远节坏死。医嘱：三个月内患肢避免负重活动、剧烈活动。邓绍龙于第一次住院出院后至2012年8月27日（包括第二次住院）因复诊共支出医疗费5019.3元。2014年1月22日邓绍龙单方委托广东衡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等级鉴定。该所对邓绍龙进行检验，查体见：左第1趾远节缺如，残端长1.5cm；左第1、2、4趾均见一处大小为0.2cm0.2cm的术孔瘢痕，左足拇趾僵直于伸直0°。左足内、外侧纵弓均已破坏。阅X线片提示：左足离断／左足离断再植术后／第1-5跖骨内固定术后。该所于2014年1月26日作出粤衡正（2014）临鉴字第0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邓绍龙左前足撕脱性离断伤，左足拇趾远节坏死，双足十趾丧失功能20%以上，属十级伤残；左前足撕脱性离断伤，左前足离断再植术后，即一足足弓结构破坏三分之一以上，属十级伤残。邓绍龙为此支付鉴定费800元。
另查明，邓绍龙为非农业家庭户。需要其扶养的人由：父亲邓某甲（1947年6月29日出生）、母亲李某（1950年5月8日出生）、儿子邓某乙（2004年9月28日出生）。邓某甲与李某共生育三名子女。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绍龙与龚秀生、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审法院认定邓绍龙与龚秀生之间是雇佣关系，理由是：龚秀生称其从每吨搬运工作中抽取一到两元搬运费，是因为其给搬运工人缴纳水电费、提供工具、帮他们结账，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私人老板没有及时结账，其要垫付搬运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龚秀生与私人老板（货主）之间是承揽关系，龚秀生作为承揽人、同时作为雇主，再将工作交给雇员包括邓绍龙等人完成，邓绍龙与龚秀生之间符合雇员与雇主的身份特征。2011年6月份至同年10月28日邓绍龙在本区南浦农资仓库从事整理鱼粉工作，工作由龚秀生联系，其劳动工具如铲子、输送带等由龚秀生提供，由龚秀生记录其工作量、定期支付工钱，从邓绍龙的工作方式及报酬支付方式来看，邓绍龙与龚秀生之间的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本案中龚秀生承揽整理鱼粉工作再交给雇员完成，邓绍龙未举证证明从事整理鱼粉工作需要相关资质且广州鸿德有限公司具备相应资质，邓绍龙仅以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份为邓绍龙等46人投保商业团体人身保险、据此主张龚秀生与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挂靠关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龚秀生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2011年10月28日邓绍龙站在搅拌机上倒鱼粉，并用脚把洒在搅拌机边上的鱼粉扫进搅拌机里时，不慎造成左足绞伤。按正常的工作流程，工作人员是禁止站在搅拌机上工作的，根据龚秀生的陈述其已提供必要的劳动工具如输送带、铲子，邓绍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不选择劳动工具而是选择站在搅拌机上工作，其对危险后果是完全能预见到的，但其放任危险后果发生，其对损害后果应负主要责任。龚秀生作为雇主，忽视安全教育与安全监督，对邓绍龙的损害后果负次要责任。因此，原审法院酌定龚秀生对邓绍龙的损害后果负20%赔偿责任，邓绍龙自负其余损失。邓绍龙主张广州鸿德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确认本次事件造成邓绍龙如下损失：（一）医疗费5017.6元。邓绍龙与龚秀生均确认邓绍龙第一次住院（2011年10月28日至2011年12月13日）的医疗费由龚秀生垫付，本案法庭辩论结束前龚秀生未举证证明其垫付的医疗费的具体金额，因此对该部分费用本案不予处理。邓绍龙第一次住院出院后至2012年8月27日因复诊共支出医疗费5019.3元，邓绍龙主张医疗费损失5017.6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二）误工费20273.71元。邓绍龙主张按月收入4500元的标准计算误工费但其未举证证明事发前其收入情况，因此参照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32598.7元的标准计算误工费。由于邓绍龙第一次出院后（医嘱三个月内避免弃拐行走，即需休息三个月）不足三个月进行第二次住院治疗，邓绍龙第二次出院后医嘱三个月内患肢避免负重活动、剧烈活动，视为需全休三个月，因此误工时间为2011年10月28日至2012年3月12日期间137天再加上全休三个月共227天，因此误工费为20273.71元（32598.7元÷365天227天）。（三）护理费4080元。邓绍龙按每天80元标准主张住院期间（两次住院共计51天）的护理费4080元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四）交通费600元。邓绍龙住院期间护理人员需支出交通费，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600元。（五）住院伙食补助费2550元。邓绍龙按每天50元标准主张住院期间（两次住院共计51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2550元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六）残疾赔偿金65197.4元。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元／年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邓绍龙主张其伤残等级折合系数10%计算残疾赔偿金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计得残疾赔偿金为65197.4元（32598.7元／年20年10%）。龚秀生辩称邓绍龙在事发近三年后单方进行伤残鉴定，该鉴定结论不具客观性，对其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是：广东衡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衡正（2014）临鉴字第0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记载该所对邓绍龙进行检验、查体，邓绍龙的伤情与其两次住院治疗的伤情是一致的，可以推定邓绍龙不存在其他的意外伤害，因此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邓绍龙构成两处十级伤残，就是本案的损害后果。（七）鉴定费800元。（八）被扶养人生活费33847元。邓绍龙主张其父亲邓某甲按扶养13年计算、母亲李某按扶养16年计算、儿子邓某乙按扶养105个月即8年零9个月计算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邓绍龙对其父亲、母亲各负三分之一扶养义务，对其儿子负二分之一扶养义务，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4105.6元／年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3847元{24105.6元／年（（13年＋16年）÷3＋8.75年÷2）10%}。邓绍龙未举证证明其需额外营养，其主张营养费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第（一）项至第（八）项合计132365.71元，由龚秀生承担赔偿20%即26473.14元的民事责任。此外，邓绍龙因本案受伤严重且构成两处十级伤残，给其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鉴于邓绍龙对其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原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综上，龚秀生应赔偿31473.14元给邓绍龙，邓绍龙自认龚秀生向其支付了3000元生活费，该款应予以抵扣，故龚秀生还应赔偿28473.14元给邓绍龙。
龚秀生辩称邓绍龙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其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是：邓绍龙遭受损害后，其已提起劳动仲裁，2013年9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与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之间的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作出了（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199号终审判决，判决邓绍龙与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由此可见邓绍龙并非怠于行使其诉权，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199号案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算，邓绍龙于2014年3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龚秀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28473.14元给邓绍龙；二、驳回邓绍龙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561元，由邓绍龙负担3049元，龚秀生负担512元。
判后，上诉人邓绍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及答辩称：一、原审认为邓绍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行为产生的危险后果持放任态度，而判决其承担80%的责任过重，对邓绍龙明显不公；二、原审法院认为邓绍龙主张广州鸿德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广州鸿德有限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错误的。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邓绍龙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龚秀生、广州鸿德有限公司承担。
上诉人龚秀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及答辩称：一、龚秀生与邓绍龙不存在雇佣关系；二、龚秀生对于邓绍龙的受伤事实不存在过错；三、龚秀生已经为邓绍龙垫付了医疗费近五万元，邓绍龙对此也予以确认，该垫付费用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四、邓绍龙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期限。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判决驳回邓绍龙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邓绍龙负担。
被上诉人广州鸿德有限公司答辩称：广州鸿德有限公司认为邓绍龙的诉讼请求与其无关，请求依法驳回邓绍龙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审理期间，龚秀生提交了银联卡消费存根联5张及邓绍龙2011年10月28日至2011年11月27日的住院费用清单、挂号票拟证实其为邓绍龙垫付了医疗费。邓绍龙质证认为：龚秀生所提交的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龚秀生提交的医疗清单无医院盖章，不予认可。银联消费存根也不能体现出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龚秀生、邓绍龙、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关于邓绍龙与广州鸿德有限公司的法律关系。邓绍龙同以本案受伤的事实曾向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主张劳动关系，（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826号判决及（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199号判决已查明，龚秀生只是借用广州鸿德有限公司的名义为邓绍龙等人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不存在工作内容上的关联。邓绍龙在原审及本院审理期间亦未能举证证实龚秀生挂靠广州鸿德有限公司经营的事实，故邓绍龙要求广州鸿德有限公司与龚秀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龚秀生与邓绍龙的法律关系。对此，龚秀生在原审中陈述其与私人老板很熟，其在私人老板处揽到活后再找邓绍龙等人一起分组干，由其代大家结算工钱后再分发。本案中，邓绍龙在搅拌鱼粉的仓库受伤，但龚秀生却不知晓接受邓绍龙劳务的人是谁，并主张邓绍龙搅拌鱼粉的工作并非其介绍工作的范围，此与龚秀生的前述陈述相矛盾。故原审对龚秀生的主张不予采信，对邓绍龙在龚秀生的指示下工作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结合龚秀生确认在每吨搬运工作中抽取1至2元，龚秀生代为购买意外保险、购买工具，对有些工人按月发放工资，如果私人老板没有及时结账，其还要垫付搬运工人的工资的事实，原审认定龚秀生与邓绍龙之间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正确。本院审理期间，龚秀生亦未提供新的证据证实接受邓绍龙劳务的为龚秀生之外的第三人，故本院对龚秀生关于与邓绍龙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上诉主张不予接纳。
本案的争议焦点二：邓绍龙的医疗费问题。邓绍龙在本案原审主张需龚秀生支付的医疗费金额为5017.6元，但邓绍龙的实际医疗费远超过5017.6元。邓绍龙、龚秀生在原审中均确认龚秀生为邓绍龙垫付了医疗费，但对于垫付的金额未能明确，原审已向龚秀生释明限期提供医疗费垫付金额的证据，但龚秀生无合法理由未予提供。二审审理期间，龚秀生虽然提交了邓绍龙的医疗费清单，但邓绍龙在原审中未对此提起诉讼，二审中也不同意与龚秀进行调解，龚秀生要求处理其为邓绍龙垫付医疗费的上诉请求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审处，龚秀生可另案主张。
本案的争议焦点三为：龚秀生、邓绍龙的承责比例。基于龚秀生、邓绍龙之间的雇佣关系，龚秀生作为雇主应履行安全教育和安全监督的义务。从邓绍龙站在搅拌鱼粉的机器上可见，邓绍龙使用的机器为大型机器，有别于日常的普通小型机器，其操控、使用方法并非一般人用常识及日常生活经验能够完全正确判断。对比邓绍龙的常识判断和龚秀生对工人进行岗前培训、指导或加强工作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后者可以更多地、决定性地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龚秀生未能证实其已对邓绍龙进行过相关的培训及进行管理后，邓绍龙仍存在站在机器上搅拌鱼粉的重大过错行为，故原审将主要责任归于邓绍龙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应由龚秀生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当然，邓绍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也有自我保护的义务，其用常识应当能够判断站在机器上用脚拔鱼粉而不使用工具的危险性，其也存在过错，故邓绍龙在其过错范围内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院根据双方的过错认定由龚秀生承担60%的赔偿责任，邓绍龙承担40%的赔偿责任。原审核算邓绍龙的损失即医疗费5017.6元、误工费20273.71元、护理费4080元、住院伙食费2550元、残疾赔偿金65197.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3847元、鉴定费800元、酌定交通费600元，合计132365.71元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邓绍龙、龚秀生的承责比例，龚秀生应承担79419.43元的民事责任。原审认定由龚秀生承担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邓绍龙自认龚秀生向其支付了3000元的生活费，该款应予以抵扣，综上，龚秀生应向邓绍龙赔偿81419.43元。龚秀生关于本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邓绍龙关于本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邓绍龙在本案之前已提起诉讼，符合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原审认定从（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199号案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算正确。龚秀生关于邓绍龙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除对双方的承责比例认定有误之外，原审对其余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4）穗番法民一初字第229号第二项；
二、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4）穗番法民一初字第229号第一项为：龚秀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81419.43元给邓绍龙。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561元，由龚秀生负担1784元，邓绍龙负担1777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561元，由龚秀生负担1784元，邓绍龙负担177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文建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乔 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日
书 记 员 高 亚
廖利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