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0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耀光，男，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1336。
委托代理人：李红军，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关叶萍，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锦生，男，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公民身份号码为×××1456。
委托代理人：谭剑，江西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章德，江西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严小兵，男，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公民身份号码为×××3835。
原审第三人：程福生，男，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公民身份号码为×××0053。
上诉人李耀光因与被上诉人陈锦生、原审第三人严小兵、程福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原由审判长郑月嫦及代理审判员陈巧玲、黎棣华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后变更合议庭成员为审判长郑月嫦及代理审判员陈锦波、黎棣华，后于2016年1月11日变更合议庭成员为审判长何玉煦及代理审判员冯婉娥、徐华毅，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23日，陈锦生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李耀光向陈锦生支付合伙经营车辆的分红及利息共计人民币78311.6元；2、李耀光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9月17日，陈锦生与李耀光、程福生签订《合股协议书》，约定：以李耀光的名义购买客车一辆，挂靠东莞市华利威宝有限公司，营运线路为石龙——于都，车牌号码为粤S×××××；该车总投资640000元，每10000元折成一股，其中李耀光410000元、陈锦生130000元、程福生100000元；该车在营运中，每趟一小结，每日进行结算，在每月十日前对上个月营运收支进行现金计算分享红利及承担亏损。2005年3月15日，陈锦生与李耀光、严小兵、程福生以及粤S×××××签订《合股协议书》，约定：以郭浩林、李耀光名义购买客车一辆，挂靠东莞市华利运输有限公司，营运线路为东莞——于都，车牌号码为粤S×××××；该车总投资740000元，每10000元折合一股，其中李耀光占35股，程福生占20股，陈锦生占10股，严小兵占4股，粤S×××××车占5股；该车客运中须每趟一小结，每趟现金收入除正常开支外，每月十号前对上月营运收支进行现金结算，各协议人按本协议股份分享红利及承担亏损。庭审中陈锦生、李耀光均确认郭浩林系原营运线路牌照的所有人，案涉车辆需委托其办理相关手续，其并非案涉合伙人，亦未参与分红。2008年3月13日，严小兵与李耀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严小兵以32000元的价格将其对粤S×××××所有的四股转让给李耀光，李耀光对粤S×××××的股权变更为39股。
陈锦生主张合伙2011年的分红尚未分配，提交了两份《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四份分红协议以及一份补充协议予以证明。其中，落款时间为2008年12月25日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承租人为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于都长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于都长运公司），出租人为冯光、李耀光，协议约定将冯光、李耀光所有的粤S×××××、粤S×××××、粤S×××××、粤S×××××、粤S×××××、赣B×××××、赣B×××××共七辆客车租赁给于都长运公司，租赁期限从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但落款处只有于都长运公司的签名及盖章、冯光的签名及按捺手印，没有李耀光的签名确认。而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0日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系由于都长运公司作为承租人与李耀光作为出租人签订的，约定：1、于都长运公司租赁李耀光所有的粤S×××××、粤S×××××两辆客车，租赁期限为3年，自2010年1日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三年租赁费共计1255680元，租金交纳的时间及方式为——每年前（除夕前）由李耀光在于都长运公司石龙西湖客运站的运量中支付租赁费200000元，年后（春运结束后）由于都长运公司向李耀光支付租赁费100000元，余额在每年4月至12月（共27个月），每月5日前向乙方支付13173元；3、租赁期间因经营车辆及线路牌所发生的各种税、费和开支均由于都长运公司承担，以李耀光名义按时足额支付。落款处有于都长运公司的签名及盖章、李耀光的签名及按捺指印。两份《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均为复印件。第一次庭审中李耀光确认案涉车辆于2005年至2011年2月期间租赁给于都长运公司并收取租金的事实，但对两份《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主张双方并未就该期间的租赁事宜签订协议，该期间的租赁费用系按照2005年签订的租赁协议计算。2014年4月11日，李耀光书面回复原审法院，主张从未与于都长运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无法提供相关的租赁合同。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5日向于都长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要求于都长运公司协助核实陈锦生提交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李耀光与该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实际租赁期限以及租赁费用的实际支付等情况。2014年6月8日，于都长运公司向原审法院发出《调查回复函》，内容为：“1、两份《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是属实。李耀光与本公司至今仅签订过两份，即你院协助调查函中所提的两份。2、2009年12月30日所签的协议本公司已按协议履行，实际已履行完毕，且只按协议时间终止，未提前终止。3、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0日所签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本公司已按协议履行，全部费用支付完毕。4、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0日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中关于租赁期间的各种税费和开支本公司按合同以李耀光的名义全部支付完毕。”陈锦生对该调查回复函予以确认，并确认其系于都长运公司的普通员工，但并非该公司的股东。2014年6月19日，李耀光本人到庭，以调查回复函上没有负责人以及函件出具人员的签名为由，对该调查回复函及其内容均不予确认，主张陈锦生可能利用其作为于都长运公司的工作人员的便利，取得该公司的公章，伪造调查回复函；李耀光确认2009年12月30日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落款处的“李耀光”系其签名的复印件，但主张其并未签订该协议书，该协议书可能是陈锦生利用复印技术伪造的，并主张其从未收取于都长运公司的任何费用。同时，李耀光表示由于时间太长，记不清楚2009年以及其他时间是否与该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2014年6月30日，于都长运公司向原审法院发出《调查回复更正函》，针对该公司2014年6月8日向我院发出的调查回复函作出更正：“1、回复函中第2条：2009年12月30日所签的协议本公司已按协议履行，实际已履行完毕，且只按协议时间终止，未提前终止。现更正为：2009年12月30日所签的协议，本公司因于2011年12月份原两台旧车更新，所以于2012年01月终止此协议。2、回复函中第3条：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0日所签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本公司已按协议履行，全部费用支付完毕。现更正为：因更新车辆，费用支付截止期为2011年12月30日。”陈锦生、李耀光对该《调查回复更正函》均不予确认，陈锦生认为应当以该公司于2014年6月8日出具的《调查回复函》为准，李耀光则认为于都长运公司没有提交《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原件予以证明，对《调查回复更正函》的内容不予确认。
陈锦生提交的四份分红协议显示，2010年6月23日，李耀光、程福生就粤S×××××车2009年的分红达成协议：“2009年元月1日—12月31日共计收于都客运公司承包款235000元，其中华利威宝、华利集团开支8500元，送阿都红包1500元，年审开支500元，李耀光去于都、石龙开支2500元，程福生开支21500元（注2006年—2009年招待费），陈锦生开支3000元，合计人民币37500元。余197500÷74＝2668.9，其中李耀光39×2668.9＝104087，陈锦生10×2668.9＝26689，程福生20×2668.9＝53378，粤S×××××车5×2668.9＝13345”。同日，李耀光、程福生、陈锦生就粤S×××××车2009年的分红达成协议：“2009年元月1日—12月31日，共计收于都长运公司承包款235000元，加上粤S×××××车13345元，合计人民币248344元。其中李耀光送华利威宝、华利集团8500元，送阿都1500元，年审500元，李耀光去于都、在石龙请客开支2500元，程福生21500元（注2006年—2009年招待费）合计34500元。余：213844元÷64＝3341元，其中李耀光41×3341＝136981元，陈锦生13×3341＝43433元，程福生10×3341＝33410元”。2011年3月4日，上述三人就粤S×××××车2010年的分红达成协议：“2010年1月—12月31日共计收于都长运公司分红款209280元，减去购买脚踏板计3000元，减去华利公司进站费5000元，送礼5000元，程福生工资3000元。（注余壹拾玖万叁仟贰佰捌拾元正）。余193280÷74＝2611.8，其中李耀光39×2611.8＝101860元，程福生20×2611.8＝52236元，陈锦生10×2611.8＝26118元，粤S×××××车5×2611.8＝13059元”。同日，三人就粤S×××××车2010年的分红达成协议：“2010年1月—12月31日共计收于都长运公司分红款209280元，加上粤S×××××车分红13059元，合计人民币222339元，减去华利威宝2003年—2010年12月31日补缴路桥统缴及滞纳金合计25134元，减去华利威宝进站费5000元，送礼7000元，程福生工资3000元（注：关于再次缴给华利威宝线路费押金捌万元正，期限已到由李耀光负责返回）。余壹拾万零贰仟贰佰零伍元正。102205÷64＝1596.9，其中李耀光41×1596.9＝65475，程福生10×1596.9＝15969，陈锦生13×1596.9＝20759”。同日，三人签订补充协议：“关于东莞市华利威宝公司文件规定，粤S×××××车应缴纳人民币捌万元安全保证金，经合股协议人李耀光、程福生、陈锦生三人同意，在2010年度分红中按各自比例扣除，由李耀光代交华利威宝。如果造成公司损失，影响线路牌作废，押金无法退回的情况下，按各自比例承担，期限已到由李耀光负责追回本人。80000÷64＝1250，其中李耀光41×1250＝51250，程福生10×1250＝12500，陈锦生13×1250＝16250。”李耀光对上述分红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予以确认，但主张车辆的具体运营方式是陈锦生及程福生负责，分红系由陈锦生收取后按照投资比例分配给李耀光的。而且，案涉车辆已经停止运营，双方合伙关系已经结束。关于案涉车辆停止运营的具体时间，李耀光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系在2011年3月（春运后）；在2014年4月11日向法院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中则主张为2010年12月31日；在第二次庭审中则主张为2011年5月，并主张2011年1月至5月期间的收入由陈锦生收取。对此，李耀光提交证明、收据、粤S×××××车辆的行驶证、通知书予以证明。其中，证明的内容为：“自2011年5月至2012年10月期间，车牌号为粤S×××××和粤S×××××的两台车在东莞市汽车客运北站停车场停车。此证明只限于车辆停放证明。”落款处有东莞市汽车客运北站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东莞客运北站”）的盖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同日，东莞客运北站出具收据，收取上述车辆上述期间的停车费2000元。粤S×××××车辆的行驶证上显示“检验有效期至2012年2月”。陈锦生对证明、收据及通知书均不予确认，亦不清楚案涉车辆年检的情况，并主张该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车辆已经停运的事实，且从2011年3月4日当天三合伙人签订补充协议向东莞市华利威宝公司缴纳80000元保证金可知，签订2010年的分红协议时双方的合伙关系尚未结束。对此，李耀光主张因为2010年还没有与东莞市华利威宝公司终止合作关系，案涉车辆还没有从该公司过户，该公司仍需承担风险，故要求缴纳押金。
李耀光主张2011年期间案涉两辆车每辆车的支出包括：管理费12000元、营业税12621.38元、线路管理费19800元、GPS费780元。对此，李耀光仅提交粤S×××××号车支出费用的票据，主张粤S×××××号车的相关票据遗失。陈锦生对此不予确认，并主张按照《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约定，上述费用均应由于都长运公司支付，2011年案涉合伙不存在支出。陈锦生、李耀光均确认2010年两份分红协议中的进站费5000元为每年每辆车的固定支出，但陈锦生主张该费用实际已由于都长运公司支付；并确认程福生3000元工资是合伙人一致同意支付的；李耀光主张每年每辆车的路桥统缴费为4500元，该费用之所以只在其中一辆车2010年的分红中予以扣除，是因为李耀光遗失了另一辆车的相关票据，其他合伙人不同意扣除，但陈锦生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费用实际已由于都长运公司支付。
庭审中，陈锦生明确主张不要求退伙，仅诉请要求2011年全年的合伙分红。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2份、合股协议书2份、补充协议、收据、发票、旧机动车交易价格评估结论书、回复函、分红协议4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民事裁定书、证明、收据、行驶证、通知书、情况说明、调查回复函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谈话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严小兵、程福生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视为其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陈锦生、李耀光与程福生合伙购买粤S×××××车辆，以及陈锦生、李耀光与严小兵、程福生、粤S×××××合伙购买粤S×××××车辆的事实，有合股协议书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予以确认。陈锦生、李耀光均确认严小兵于2008年3月13日将其所有的股权转让给李耀光的事实，且有《股权转让协议书》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陈锦生明确主张不要求退伙，仅诉请要求粤S×××××车以及粤S×××××车2011年全年的合伙分红，李耀光则主张案涉两辆车已经停运，合伙已于2011年3月4日终止。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伙是否已于2011年3月4日终止；2、粤S×××××车以及粤S×××××车2011年是否存在分红。
一、关于争议焦点1。李耀光主张2011年3月4日签订案涉两辆车的分红协议后，合伙已经终止，但是上述两份分红协议仅就2010年度的合伙利润进行分配，均未提及合伙终止的事宜；而且，2011年3月4日当天双方还就交纳保证金的事宜签订补充协议，并约定期限届满后由李耀光负责将保证金返还给合伙人。李耀光对此解释为案涉车辆仍挂靠在华利威宝公司名下故需交纳保证金，但在合伙终止的当天约定支付保证金及其日后返还事项，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李耀光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案涉两辆车停运时间为2011年3月，在向法院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中主张为2010年12月31日，在第二次庭审中则主张为2011年5月，三次陈述均不一致，且李耀光提交的停车证明以及收据的出具时间均为2014年6月20日，与其载明的停车期间（2011年5月至2012年10月）相距近2年，明显为事后补开，而停车证明的内容亦不十分明确，不能排除是对案涉车辆在非营运期间停车的证明。另外，李耀光提交的粤S×××××车辆行驶证显示年检有效期至2012年2月，与李耀光主张的合伙终止时间及车辆停运时间均不一致，且车辆是否经过年检与车辆的实际使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综上，李耀光主张合伙已于2011年3月4日终止，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争议焦点2。1、虽然陈锦生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0日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只有复印件且李耀光对此不予确认，但是，原审法院对其予以采纳，理由如下：首先，经原审法院向该《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承租方于都长运公司核实，于都长运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8日、6月30日向原审法院发出《调查回复函》、《调查回复更正函》，虽然陈锦生对《调查回复更正函》不予确认，李耀光对两份函件均不予确认，但两份函件上均加盖有于都长运公司的公章，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在陈锦生、李耀光并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上述两份函件，于都长运公司确认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0日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其次，该《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载明于都长运公司需要支付案涉两辆车三年的租赁费用共计1255680元（1255680元÷3÷2＝209280元），这与李耀光提交的分红协议显示的案涉两辆车2010年分别收取“于都长运公司分红款”209280元，两者无论是款项的支付方还是数额均为一致。相反，李耀光确认前述协议书落款处“李耀光”系其签名的复印件，但又否认其曾签订该协议书，对此，李耀光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且，在关于李耀光是否以及何时曾与于都长运公司签订过客运车辆租赁合同的问题上，李耀光在第一次庭审、给法院出具的书面回复以及本人到庭谈话三次中的陈述均不一致，且自相矛盾。在此情况下，陈锦生提交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较为可信，原审法院予以采纳。2、根据该《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约定，租赁期限从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两辆车三年的租赁费用共计1255680元，结合于都长运公司出具的《调查回复更正函》中确认其已经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费用至2011年12月30日的情况，以及2010年案涉两辆车分红协议中“收于都长运公司分红款”的具体数额均为209280元，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两辆车2011年的租赁经营收入分别为：1255680元÷3÷2＝209280元。至于案涉两辆车在2011年的支出：首先，李耀光主张支出包括管理费12000元、营业税12621.38元、线路管理费19800元、GPS费780元，但这些支出项目均未出现在2010年两辆车的分红协议上，且根据前述《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约定，租赁期间因经营车辆及线路牌所发生的各种税、费和开支均由于都长运公司承担，于都长运公司对该事实亦予以确认，故对李耀光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从2010年两辆车的分红协议可以看出，支出部分均包含“进站费5000元”以及“程福生工资3000元”，虽然陈锦生主张该两项费用是应李耀光以及程福生的要求才在2010年的分红协议中作出相应扣除，但陈锦生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陈锦生、李耀光均确认该两项费用为每年固定支出，故原审法院确定每辆车2011年的支出为8000元（5000元＋3000元）。据此，2011年粤S×××××车的利润应为：209280元－8000元＝201280元。根据案涉两份合股协议书的约定，陈锦生应分得：201280元÷74×10＝27200元；粤S×××××车应分得：201280元÷74×5＝13600元。粤S×××××车的利润应为：209280元－8000元＋13600元＝214880元。陈锦生应分得：214880元÷64×13＝43647.5元。李耀光主张案涉两辆车的营运收入实际由陈锦生收取，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案涉《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系由李耀光作为出租人对外签订，陈锦生并非合同当事人，由其收取相关款项亦不符合常理，故对李耀光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推定案涉款项由李耀光实际收取。虽然案涉两份合股协议书均约定每趟一小结，每月计算分享红利及承担亏算，但是从陈锦生提交的四份分红协议来看，案涉合伙从2009年开始实际系按年度进行结算分红，李耀光未能举证证明在收取合伙2011年的收入款项后，已经将其用于分红或者后续的合伙经营中，因此，对陈锦生要求李耀光支付案涉两辆车2011年的分红的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李耀光应当支付陈锦生粤S×××××车的分红27200元以及粤S×××××车的分红43647.5元。以上合计70847.5元。至于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从陈锦生起诉之日，即2013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二○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判决：一、李耀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陈锦生支付2011年度粤S×××××车以及粤S×××××车的分红共计70847.5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陈锦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760元（陈锦生已预交），由陈锦生负担168元，李耀光负担1592元。
李耀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李耀光与于都长运公司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仅以于都长运公司出具的两份回复函认定李耀光与于都长运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错误。1、陈锦生是于都长运公司的员工，二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于都长运公司出具的两份回复函自相矛盾，更进一步对回复函的真实性存疑。于都长运公司出具的证据不能作为单独证据使用。2、于都长运公司在第一份回复函中称2009年12月30日与李耀光签订了协议没有终止，而第二份回复更正函又称于2011年12月终止，两份回复函自相矛盾，对其真实性存疑。3、不管于都长运公司所称其与李耀光之间有签订过租赁合同还是提前终止合同，都应当提供相应所签的合同原件或终止合同的相关原始证据来佐证这一事实，而不能就简单一句话来说明一个事实。如果真有该事实存在且发生的话，于都长运公司不可能没有相关的合同原件的。（二）原审法院推定案涉款项由李耀光实际收取错误。李耀光与于都长运公司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于都长运公司不可能将巨额分红款支付给李耀光。2、案涉两台车辆在2011年5月开始就一直停在高埗车站没有营运，陈锦生在原审时也确认了该事实的。于都长运公司更不可能向长期没有营运的案涉车辆支付巨额分红款，这明显不符合常理。3、陈锦生是于都长运公司的员工，也是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如果案涉车辆与于都长运公司存在租赁关系，也是陈锦生与于都长运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所有的分红款都是由陈锦生领取后再分给李耀光及程福生，以前的分红协议都是由陈锦生亲笔所写的。4、陈锦生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耀光领取分红款。据此，李耀光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锦生承担。
被上诉人陈锦生书面答辩称：（一）原审法院依据于都长运公司提供的两份回复函及李耀光与陈锦生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确认李耀光与于都长运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依法公平、公正的作出一审判决，应予以维持。原审中，陈锦生向原审法院出具了两份李耀光与于都长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但因陈锦生并非合同签订者，无法提供合同的原件，李耀光作为合同的签订者，却拒绝提供合同原件并否认合同的存在，但其认可涉案车辆之前曾出租给于都长运公司。陈锦生提供了2009年、2010年的分红结算单，同时李耀光认可了陈锦生提供的四份结算单且同样提供了相同的结算单，结算单内的计算标准、租金金额与李耀光同于都长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内约定的金额标准时一致的，该四份结算单的内容均写明“收于都长运公司承包款”等字样。考虑到便于原审法院顺利的查清本案相关事实情况、陈锦生向原审法院提出向于都长运公司调查取证，原审法院向于都长运公司发出了《调查函》，于都长运公司收到《调查函》后回复了《调查回复函》，《调查回复函》已经确认陈锦生提供的两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及履行情况。据陈锦生了解，因李耀光与于都长运公司至今存在合作关系，李耀光在看到这份《调查回复函》后，到于都长运公司处，要求于都长运公司作出有利于李耀光的《调查回复更正函》，因此本案才会出现两份回复函。因《调查回复更正函》是在李耀光的人为操纵下完成的，陈锦生在一审质证时，已经明确对该份证据予以了否认。李耀光认为原审法院仅凭于都长运公司提供的两份回复函就确认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的认定错误，原审法院是在结合李耀光与陈锦生在一审中提供的结算单等、证据及双方自认的事实情况下，确认李耀光与于都长运公司存在租赁关系。（二）李耀光与于都长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其依照合同约定向于都长运公司收取租赁款，再依照合伙协议分配给陈锦生及程福生。根据李耀光与陈锦生在开庭时承认的事实及陈锦生提供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于都长运公司提供的两份回复函等证据，均说明涉案车辆一直是李耀光在经营管理。李耀光在合伙中的股权比例最多，而且李耀光还收购了原合伙人严小兵的股权。即使如李耀光所称的在2011年后涉案车辆开始停运，停运后也是由李耀光负责经营或者保管及办理相关手续。2010年5月陈锦生因李耀光拒绝分红还向于都县人民法院进行过起诉，后因李耀光向陈锦生分红后，陈锦生才依法撤诉。李耀光一直有车辆挂靠在于都长运公司，其与于都长运公司至今仍然存在业务合作关系。不管李耀光如何否认，上述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李耀光是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其依照与于都长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向于都长运公司收取租金后再进行合伙内部分红。
原审第三人严小兵、程福生没有参加二审法庭调查，亦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两辆车在2011年是否存在分红以及分红款是否已由李耀光实际收取。
陈锦生、李耀光均确认的案涉两辆车2010年分红协议分别记载收取“于都长运公司分红款209280元”，与根据陈锦生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0日的《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计算得出的每辆车每年的租赁费209280元一致。于都长运公司出具的《调查回复函》及《调查回复更正函》均确认《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李耀光虽然否认其曾签订上述协议书，但确认上述协议书复印件落款处的“李耀光”系其签名。李耀光在原审中对是否以及何时曾与于都长运公司签订过客运车辆租赁合同问题的三次陈述均不一致，且自相矛盾。综合上述情况，陈锦生并非《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的当事人，其未能提供该协议书原件的解释合理，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复印件较为可信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耀光主张案涉两辆车在2011年5月份开始一直停在高埗车站没有营运，但其提交的车辆停放证明、收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而且李耀光关于案涉两辆车的停止营运的具体时间前后陈述亦不一致，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结合《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及于都长运公司的回复，认定案涉两辆车2011年的租赁经营收入分别为20928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李耀光主张其没有领取案涉两辆车的分红款，于都长运公司回复称已支付费用至2011年12月30日，且案涉《客运车辆租赁经营协议书》系由李耀光作为出租人对外签订，李耀光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两辆车的营运收入实际由陈锦生收取，原审法院推定案涉款项由李耀光收取，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耀光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71元，由李耀光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玉煦
代理审判员 冯婉娥
代理审判员 徐华毅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冯颖欣
刘嘉星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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