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52民终3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揭阳市榕城区临江北路**号。负责人：陈钦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楷文，男，该分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朝发，男，1980年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剑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会荣，男，住贵州省凤冈县。（由剑河县南寨镇马大营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树周，男，1953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玩花，女，1954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90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2013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女，2014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陈某1、陈某2的法定代理人：杨某（陈某1、陈某2的母亲），女，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涛，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朝发、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5202民初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5202民初968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杨朝发、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法律规定也违反了“合同自治”原则，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中粤Ｖ×××××号车保险单记载使用性质为营业货车，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6条约定，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因此保险公司请求一审法院依法查明肇事驾驶人的从业资格证，以查明驾驶人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货运从业资格，如若存在保险合同免责的情形，保险公司有权对超过交强险部分的赔偿请求拒绝赔偿。但是原审法院对这一关键事由没有依法查清，导致判决错误，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在一审庭审中，杨朝发没有到庭参与审理，但据核实，出险时杨朝发未取得货运从业资格证，也因此不敢出庭参与案件审理。上述情形已完全符合前述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人免责的范围，因此保险公司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有关情况，并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依法改判保险公司对本案超出交强险部分免予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对陈××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首先受害人陈××的户口本显示其户口性质为家庭户口，其本人及近亲属职业均是农业工作者，其次受害人的居住的地址为潮安区××村，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年度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统计情况显示，受害人的居住地明显仍属于农村地区，其户口性质应属于农村户口，况且陈树周等人举证揭东区曲溪街道缶灶社区（以下简称缶灶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无法证实受害人居住情况，也没有任何证据可印证受害人的劳动收入来自城镇，因此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本案的各项赔偿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以证明受害人为城镇户口性质的情况下，仍支持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保险公司不公。综上所述，保险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对保险公司明显不公。为此，保险公司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如前。二审期间保险公司补充上诉内容：根据本案关联案（2018）粤52民终370号，杨朝发向法院提供的从业资格证档案信息，该信息显示杨朝发是2010年4月29号初次领取货运从业资格证，由此可证明杨朝发本人已经知道从事运输工作必须取得该资格方可上路运营。而保险公司是基于运输行业的从业人员需持证上岗以及其提供的旧的从业资格证予以承保。但是，杨朝发初领的驾驶资格证已于2016年4月29日失效，其没有在逾期3个月内予以补领更换新的从业资格证，直至2017年4月17日发生本案事故时仍然没有换取新的从业资格证，而是等到本次事故的受害方向法院起诉后方才匆匆忙忙向潮州交通局重新申领了从业资格证，而潮州交通局所颁发的证件显示的初领日期为2017年7月28日。由此可见其在发生事故时没有从业资格证的事实。而且其在投保时故意隐瞒了其证件失效的事实，导致保险公司错误地承保。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16条，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对商业三者险作出拒赔合法有据。杨朝发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判。杨朝发在保险公司投保时，保险公司没有告知杨朝发关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投保人声明事项，杨朝发也确认没有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声明告知书，杨朝发完全不知道以上的相关条款及声明事项；关于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的问题，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杨朝发在保险公司的投保单上并没有签名确认条款内容，保险公司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就此向投保人杨朝发履行了上述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的投保人已经缴纳保险费的，视为投保人对代签字或者没签名的行为的追认，并不能理解为投保人对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确认，故保险公司上诉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的理由不充分。2.本案一、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首先保险公司在杨朝发投保时没有告知杨朝发关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投保人声明”事项，杨朝发在完全不知道以上的相关条款及声明事项时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的商业三者险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保险公司在一审答辩时也没有提出商业三者险部分免赔事项及拒绝赔偿责任，二审上诉请求纯属无理拒赔。在投保时保险公司没有告知需要从业资格证才能驾驶货运车辆，保险公司明确收取了驾驶证、身份证、行驶证的复印件，在明知道杨朝发没有从业资格证，为杨朝发承保也没有告知需有效期内的从业资格证，保险公司完全是为了收取保费，所以本案中商业三者险不存在免责事项和责任。另外，保险条款第6条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杨朝发是有行驶证、驾驶证的，上面没有特别注明在有效期内，所以在本案中不存在免赔理由。投保时杨朝发的从业资格证已经过期，保险公司知道这个情况仍然承保。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辩称，1.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保险公司上诉主张其对本案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部分免予承担赔偿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其主张的“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关于驾驶营业性机动车应当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系规定于《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该规定发布部门是交通运输部，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故该条款不适用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2）保险公司目前无任何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投保人尽到对上述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虽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保险条款，条款中也列有免责条款，但该份保险条款并没有杨朝发的签名或盖章，故不能认定保险公司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至于杨朝发缴纳保费的行为仅视为对与保险公司之间成立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其已知悉并同意涉案免责条款相关内容，亦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应尽的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各地法院均肯定了以上观点。甚至，保险公司主张的上述免责条款本身就不明确，其中的许可证具体指向的内涵并不明确，并没有明确指向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谈何“尽到明确说明义务”。（3）本案并不属于保险公司主张的“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免责条款所指向的情形。本案发生时，杨朝发已经考试合格并取得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保险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出险时杨朝发未取得货运从业资格证”，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虽然在事故发生时杨朝发的从业资格证不在有效期内，但上述免责条款仅要求驾驶人持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并无年审有效期的限制，故本案并不属于上述免责条款所指向的情形。（4）保险公司主张的“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免责条款严重不合理，不能作为免赔依据。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只是对从事相关运输行业驾驶人职业素养的基本评价，并不涉及对驾驶人驾驶能力的考核，驾驶人无货运运输从业资格证并不代表其失去了驾驶准驾车型的资格，也不能证明会因此显著增加承保车辆运行的危险。机动车驾驶证才是对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能力的认定，事故车辆驾驶员具有相应的驾驶证，证明其具有驾驶与准驾车型相符车辆的资格。保险公司在免责条款中约定驾驶员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才予以赔偿，在事实上加重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2.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正确，应予维持；保险公司上诉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潮州市现在已经实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管理，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派出所出具的《家庭情况调查表》，该调查表已经充分证明受害人陈××属于城镇居民，依法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至于保险公司提到的城乡划分代码，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城乡划分代码是2016年的，但是本案发生时间是2017年4月17日，因此城乡划分代码不能准确体现受害人在案发时的户口性质，不能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2）受害人陈××除了户口属于城镇居民之外，还长年在揭阳居住，至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陈××已经在城镇居住1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派出所《证明》、房屋租赁协议书、收条、居住证，证明了陈××自2016年1月5日至事故发生当日一直与杨某居住在缶灶社区自建公寓902房屋的事实。虽然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指向的人物是杨某，房屋租赁协议书承租方是杨某，但是结合杨某与陈××是夫妻关系，陈××也曾经办过揭阳的居住证，其在事故发生时驾驶的粤Ｖ×××××号车辆是揭阳车牌，且该车自2013年开始至案发时一直在揭阳投保，事故也是发生在揭阳，可以充分说明陈××长年以来都在揭阳与杨某居住、工作。否则，陈××作为一名潮州人，为何要办揭阳的居住证，车辆怎么可能入揭阳户，怎么会那么凑巧事故发生在揭阳，怎么可能专门每年跑揭阳投保，之所以在揭阳投保，就是因为陈焕旭长年以来一直在揭阳居住、工作，在揭阳投保路程较近，若出现事故，揭阳当地的保险公司也便于处理。另外，杨某和陈××夫妻感情极好，育有一子一女，共同居住在一起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杨某和陈××处于分居状态。而且，杨某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主要工作就是在家照料孩子，怎么可能独自跑来揭阳租房居住。实际情况就是，杨某随陈××到揭阳居住、工作，该事实也是唯一能回答杨某为什么在揭阳租房的合理解释。另外，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事故认定书》、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证明了陈××在事故发生时驾驶的粤Ｖ×××××号车辆属于货车，陈××也具备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其职业是货运驾驶员，不属于农业工作，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3）抛开陈焕旭的户口性质和经常居住地、收入来源不谈，因为本案另一受害人倪××属于非农业家庭户口，已经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也应当以城镇标准计算陈焕旭的死亡赔偿金。虽然上述法律规定的是多人死亡的情形，但该法律是在“同命同价”的呼声下，为了体现以人为本，保障农村居民生命的价值而制定的，因此，如果同一事故中有城镇居民受伤，也有农村居民死亡，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也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11项第三款也明文规定：“因同一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受害人既有城镇居民又有农村居民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均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则会造成一种违背法理、逻辑矛盾的乱象，即在某城镇居民和某农村居民均死亡的同一交通事故中，死亡赔偿金赔偿数额是相同的，而在某城镇居民受伤、某农村居民死亡的同一交通事故中，若适用不同标准，有可能伤残赔偿金反而高于死亡赔偿金。这明显是违反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的立法本意的，更不符合生命无价的原则。同时，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与死亡赔偿金保持一致的计算标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粤高法【2018】39号《关于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纪要》计算标准序号13被扶养人生活费中已经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最后有必要提出的是，本案发生时陈××才32岁，留下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妻子杨某又只是在家照料小孩，没有任何收入。本案的发生，给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一家造成了堪称毁灭性的伤害。此时，保险公司理应同情受害人，发挥保障受害人权益的社会作用，而不是想方设法逃避责任，主张商业三者险免赔，不尊重事实，主张按农村标准计算损失。如果交强险外由不具备赔偿能力的杨朝发承担，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一家的权益能得到充分保障吗？如果按照农村标准，对杨某一家公平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杨朝发的陈述，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并没有告知杨朝发需要具备从业资格证，否则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免赔，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尽到提示告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建立在保险公司对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前提下，但是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并没有就该问题对杨朝发进行询问，杨朝发依法不用承担如实告知义务，谈何故意隐瞒。另外，保险公司在上诉状中已经知道杨朝发在事故发生时从业资格证已经超过有效期，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了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就算本案存在解除事由，保险公司直至今天才提出解除合同也超过法定期限，依法不能支持。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保险公司、杨朝发共同赔偿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991296.63元（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杨朝发连带赔偿）。2.本案诉讼费用由保险公司、杨朝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7日，陈××驾驶粤Ｖ×××××号轻型厢式货车（载倪××）行驶至揭阳市区××线××村大南山路口时，与由杨朝发驾驶的粤Ｖ×××××号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后杨朝发驾驶的粤Ｖ×××××号重型自卸货车又与李××驾驶的粤Ｍ×××××号重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陈××当场死亡，倪××受伤及三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7年5月5日，揭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区一大队作出第20171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杨朝发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李××无责任，倪××无责任。另查明：1.陈树周、孙玩花系陈焕旭的父母，杨某系陈焕旭的妻子，陈某1、陈某2系陈焕旭的子女；陈树周、孙玩花共有扶养人2人。2.自2016年1月起至发生交通事故，陈焕旭及家人在揭阳市××灶社区自××公寓902房屋租房居住，陈焕旭系道路运输从业人员。3.粤Ｖ×××××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交强险责任限额为122000元（医疗费用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揭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区一大队作出的第20171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焕旭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杨朝发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李军龙无责任，倪锐恒无责任。该责任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系陈焕旭的近亲属，作为赔偿权利人提起诉讼，主体适格。保险公司为粤Ｖ×××××号重型自卸货车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承保单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费用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先予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内负责赔偿50%。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当事人履行了明示告知的义务，其主张商业三者险免责，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保险公司申请追加李军龙为本案被告，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军龙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行为与陈焕旭的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发生交通事故时，陈焕旭及家人已在城镇居住1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故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款。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的赔偿款项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予以确定。1．丧葬费，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41433元（82866元÷2）。2．死亡赔偿金，（1）死亡赔偿金，以20年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0元/年×20年计算为753686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28613.30元计算，被扶养人陈树周扶养年限为16年，被扶养人孙玩花扶养年限为17年，被扶养人陈某1扶养年限为14年，被扶养人陈某2扶养年限为15年，均应按上述标准计算一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前14年被扶养人陈树周、孙玩花、陈某1、陈某2的每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累计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613.30元，因此，前14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每年28613.30元计，由被扶养人陈树周、孙玩花、陈某1、陈某2各得四分之一。之后1年被扶养人陈树周、孙玩花、陈某2的每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累计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613.30元，因此，之后1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每年28613.30元计，由被扶养人陈树周、孙玩花、陈某2各得三分之一。再之后1年被扶养人陈树周、孙玩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每年28613.30元计，由被扶养人陈树周、孙玩花各得一半。再之后1年被扶养人孙玩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上述标准计算一半。综上，扶养年限合共为16.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计28613.30元/年×16.5年为472119元。死亡赔偿金合计122580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0元。4.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考虑到确有实际支出，可酌情确定为5000元。5.财产损失，按照鉴定结论及发票2单确定为25542元。上述各项合计1337780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责任限额内承担98000元（12000元由倪锐恒按照比例分配）、财产损失2000元，合计100000元，余款1237780元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50%即618890元。因赔偿款数额在保险限额内，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请求判令杨朝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予支持。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请求赔偿数额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杨朝发经合法传唤，期届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10000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618890元。三、驳回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856元，由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负担1886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负担497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院二审期间，杨朝发提交了以下证据：1.两份保险单原件，证明保单背面是空白的，保险人没有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2.从业人员档案登记资料，证明杨朝发于2010年4月29日取得从业资格证。3.五份案例，证明与此案相同情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提交了以下证据：1.保险单3份和发票1份，证明陈焕旭的粤Ｖ×××××号车辆从2013年至事故发生时都在揭阳投保，特别是2015年、2016年，保险中介机构都是揭阳市揭东区金田汽车修配厂，以上证据结合一审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了陈焕旭多年来一直在缶灶社区居住。2.（2017）粤5202民初119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另一受害人倪锐恒为非农业户口，已经按照城镇标准判决损失，因此也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陈焕旭的损失。保险公司对上述证据的意见是：档案资料记载杨朝从业资格证已经在2016年的4月29日失效，而潮州市交通运输局新发的杨朝发从业资格证是在2017年7月28日生效，因此该份档案资料证明在发生事故时杨朝发没有从业资格证的事实。杨朝发提交的两份保险单都不是原件，不足以说明保险公司没有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五份判例均不属于民诉法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指导法院审理案件的只能法律、行政法规等，并不是按照相似案例进行裁判。对粤Ｖ×××××号车保险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一审提供的失效的居住证明中可以看出受害人申领居住证是为了在揭阳购车以及申领揭阳的牌照，保险行业根据保监会的规定，揭阳牌的车一般只能在揭阳购买保险，不能跨市购买，因此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揭阳长期居住的事实。此外，案外人倪锐恒在另案审理中已经明确告知法院其在从事帮工期间是与受害人一直一起在潮州的家里吃午饭，有一审庭审笔录予以佐证。由此可知陈焕旭并不在揭阳居住，相关的赔偿标准应按照农村计算。杨朝发对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对杨朝发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对保险公司的意见回应如下。1.杨朝发提交的保险单有加盖保险公司的公章属于原件。2.如果按照保险公司所说的不能跨市投保，更加印证了一个事实，如果陈焕旭不是在揭阳居住工作，更不可能将车辆入揭阳牌照，否则除了年审之外投保也很麻烦。3.倪锐恒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倪锐恒当时提出一直在受害人潮州的家里一起吃饭，完全是捏造事实，是意图指出陈焕旭和其胞兄没有分家，应一起承担责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事故发生前陈××的居住、工作情况的问题。本案事故发生时陈××驾驶的粤Ｖ×××××号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陈××，登记住址为“揭东县曲溪镇××村206国道旁1875号”；陈××曾办理有效期限为2011年4月13日至2012年4月13日的广东省居住证，记载居住地址与上述货车行驶证登记住址一致；陈××持有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至2020年8月7日），结合陈××妻子杨某提交的其在缶灶社区租房使用的协议书、支付租金和押金的收据等证据，本院认为事故发生前陈××长期在缶灶社区居住且从事货运工作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保险公司依据倪××的陈述主张事故发生前陈××不在揭阳居住，因倪××的陈述缺乏其他证据相佐证，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保险公司提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陈树周、孙玩花、杨某、陈某1、陈某2就陈××居住、工作情况提出的证据，故本院对保险公司关于事故发生前陈××居住在农村、是农业工作者的主张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围绕上诉争议问题进行审理。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问题。1.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对商业三者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不能认定商业三者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生效，故保险公司依据商业三者险合同中相关责任免除条款主张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订立商业三者险合同时其曾就杨朝发从业资格证相关情况提出询问，不能证明告知从业资格证相关情况是杨朝发投保时应履行的如实告知义务，故保险公司以杨朝发投保时隐瞒其从业资格证已过有效日期、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主张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保险公司请求改判其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关于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问题。本案事故发生前陈××长期在城镇居住且是从事货运工作，一审判决据此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保险公司主张本案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89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树君审 判 员  陈树城代理审判员  李翠梅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徐少婷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