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46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嘉辉，男，1963年7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健，北京市衡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又新（英文名：YOUXINYE），男，1957年5月23日出生，美国籍。
委托代理人姜一新，男，1955年12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薛峻松，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蒋效愚，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彩登枝，北京彩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嘉辉因与被上诉人叶又新、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以下简称世纪坛基金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3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杜卫红担任审判长，法官谭峥、罗静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6月2日公开进行了审理；后变更为法官杜卫红担任审判长，法官谭峥、耿瑗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嘉辉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健、叶又新的委托代理人姜一新、薛峻松、世纪坛基金会的委托代理人彩登枝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变更为法官杜卫红担任审判长，法官邵普、耿瑗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嘉辉、叶又新的委托代理人姜一新、薛峻松、世纪坛基金会的委托代理人彩登枝到庭参加了诉讼。
朱嘉辉一审诉称，一、朱嘉辉、叶又新就商业合作达成协议，朱嘉辉已实际履行。2010年4月，双方经朋友介绍，叶又新主动找到朱嘉辉，请朱嘉辉用商业炒作模式宣传叶又新及其徕卡相机，双方于2010年4月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叶又新提供相机、朱嘉辉进行个人投资，为相机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专题展览，并由朱嘉辉投资出版相关书籍、进行媒体宣传，最后通过巡展和展品拍卖取得收益，叶又新承诺全部收益优先弥补朱嘉辉个人投资，余者再进行分配。之后朱嘉辉履行了合同，但叶又新一开始就以各种理由拒绝与朱嘉辉签订书面合同，经催告后于2010年9月17日签订一份预约合同，该合同对项目运营模式、利益分配及朱嘉辉个人投资事实等进行了确认，并约定具体权利义务将通过双方签订本约合同予以确认。尽管叶又新一直拒绝签订本约合同，但朱嘉辉已依据预约合同以及双方口头协议进行了实际履行，主要履行行为即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巅峰境界-
走近徕卡”展览，双方之间合同关系应当成立。二、叶又新违反诚信原则，在获利之后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造成朱嘉辉重大损失。朱嘉辉通过个人投资及动用资源，以举办展览、宣传包装、书籍出版、媒体公关等方式，把叶又新的相机炒作出收藏价值，并把叶又新包装成徕卡大师，使叶又新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叶又新意图独享相机未来巡展和拍卖的收益，拒绝与朱嘉辉签订本约合同，且多次要求拿回参展相机，致使本诉诉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造成朱嘉辉重大损失。三、叶又新应当对自身违约行为承担责任。依据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当事人违反预合同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另外，叶又新以与朱嘉辉签约为诱饵，致使朱嘉辉前期投入无法收回，且客观上造成叶又新获得了巨大商业价值，叶又新应就违反诚信原则向朱嘉辉进行赔偿。本案因朱嘉辉实际履行、预约合同中关于利益分配等约定，以及双方多次谈判等事实，足以证明双方有合同关系。鉴于本案合同关系以参展相机为核心，而该批相机目前均被朱嘉辉留置，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朱嘉辉有权留置诉争标的物并依法行使留置权。现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1、判令叶又新向朱嘉辉赔偿损失1215240元及相应违约利息损失（自2013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请求行使留置权，依法拍卖诉争标的物，并就上述1215240元损失的范围内优先受偿；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叶又新承担。
叶又新一审辩称，第一，叶又新认为朱嘉辉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与其没有关系，这些损失是关于徕卡相机展销的，朱嘉辉无权向叶又新主张损失；第二，关于展览费用，根据叶又新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每笔费用都是办理展览的费用，费用与世纪坛基金会签署有相应合同，这些与叶又新没有关联性；第三，根据朱嘉辉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其提交费用的凭据是收据，叶又新不认可，也不能证明朱嘉辉已经支付相应费用；第四，对于留置权，朱嘉辉无权在本案中行使留置权；留置权与债务需是同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朱嘉辉与叶又新也没有到期债务；朱嘉辉未经叶又新同意，非法将器材控制在自己名下；关于徕卡相机的诉讼，也已经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另案一审判决认定。综上，叶又新不同意朱嘉辉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世纪坛基金会一审述称，双方纠纷是因为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展览前后发生的，原本与世纪坛基金会无关，但是由于叶又新持世纪坛基金会与其签字的展览合同，将世纪坛基金会起诉至法院，经过诉讼，有了一审判决，二审正在进行中。但世纪坛基金会认为案件中双方关系并未展开，叶又新在世纪坛基金会办理展览是基于与朱嘉辉的合作关系，以前诉讼只是解决相机是否应当返还，并没有就双方合同关系进行处理，导致进行了多次诉讼也没有解决。世纪坛基金会希望在本案中可以解决朱嘉辉与叶又新的民事关系，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厘清，解决因此次合作而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查明，2010年9月17日（朱嘉辉签署日期），朱嘉辉与叶又新之间形成一份文件（以下简称9.17文件），内容为：“叶又新先生为‘走近徕卡’一书著作权人，所有将商议拍卖的徕卡器材所有人。朱嘉辉先生为‘走进徕卡’展筹展及‘走近徕卡’一书出版进行了个人投资。朱嘉辉先生将与叶又新先生商议‘走近徕卡’展，书籍出版，展品拍卖，及可能性的巡展开销及收益问题。叶又新先生同意从现在起一切收益以补回朱嘉辉先生个人经过双方核实的支出为优先。具体细节由二人协商起草合同。具体细节将依照合同执行。”该协议下方叶又新签署日期为2010年10月17日（对此双方存有争议）。
2010年9月20日，世纪坛基金会（甲方）与叶又新（乙方）签订《合同书》（以下简称9.20合同），合同条款如下：1、乙方向甲方提供乙方个人收藏之徕卡品牌各类型相机及镜头、配件（具体机型、数量见附件1）用于甲方举办专题展览（展览暂定名为“巅峰镜界—走近徕卡”）。甲方收到乙方物品时，应制作交接清单并签字盖章；甲方保证撤展后3日内返还上述相机、镜头及配件；展览期间，甲方为乙方提供的上述相机、镜头及配件进行投保，保险费用由甲方承担。2、甲方负责举办专题展览的申报手续及确定展览场地，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3、前述专题展的举办时间拟定为2010年9月26日至2010年10月7日；举办地点拟定为中华世纪坛。该《合同书》落款处甲方盖有世纪坛基金会的公章，并由朱嘉辉作为代表签字，乙方由叶又新本人签字。
2010年9月26日至2010年10月7日，世纪坛基金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巅峰镜界—走近徕卡”专题展览，在展览请柬中写明，朱嘉辉系世纪坛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叶又新系世界著名徕卡大师。展览期间及结束后，朱嘉辉与叶又新就展览有关问题及发生的争议数次进行协商，未达成一致。
2011年3月11日，世纪坛基金会在该院审理另案时向叶又新提出反诉，并向该院提交了展览有关费用对应的合同及费用清单，其中显示上述合同的展览方签订主体为世纪坛基金会；根据费用清单显示，“巅峰镜界—走近徕卡”专题展览共支出各项费用2368124.38元（其中涵盖了朱嘉辉在本案中诉请损失1215240元所对应的支出），取得收入624981.2元（其中包括门票54660元、图书销售34220元、图书销售-
当肯36101.2元、可预见图书发行收入50万元）。
2011年3月30日，世纪坛基金会出具《说明》，内容为朱嘉辉在2006年至2010年在世纪坛基金会任常务副秘书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在世纪坛基金会主办的“巅峰境界-
走近徕卡”项目中，因该项目非政府项目，故整个项目费用均系朱嘉辉个人筹集。
2011年7月4日，该院对原告（反诉被告）叶又新与被告（反诉原告）世纪坛基金会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作出（2011）海民初字第2787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叶又新诉讼请求为：返还徕卡品牌各类型相机、镜头及配件共计235件；世纪坛基金会反诉诉请：要求叶又新赔偿其经济损失1743143.18元；该院审理后判决：一、驳回原告叶又新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世纪坛基金会的反诉请求。后叶又新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一中民终字第1393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叶又新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2012）高民申字第035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3年11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作出（2013）一中民再终字第92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1）一中民终字第13939号民事判决书、（2011）海民初字第2787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发回该院重审。2014年5月14日，该院作出（2014）海民再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世纪坛基金会、朱嘉辉共同返还原告叶又新徕卡各类型相机、镜头及配件共计235件。目前该案已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年9月17日，朱嘉辉向叶又新发出《联系函》，内容为徕卡相机及其配件的全国巡展与拍卖工作已准备就绪，请叶又新来北京共同推动，若不来则会失去良好的市场机会。上述《联系函》已公证。
一审庭审中，世纪坛基金会应该院要求，就涉案相机的目前状态及权利归属发表意见，其出具了《说明》，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朱嘉辉于2012年11月16日向其提出申请，并承诺由此产生的相关后果和责任均由朱嘉辉承担，之后朱嘉辉将相机取走，2012年11月17日之后相机在朱嘉辉处，相机控制权和处置权应由朱嘉辉行使。朱嘉辉对此予以认可，并陈述2012年11月17日其将相机取走后，未启封，一直存放于其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住宅内。就9.20合同中“2、甲方负责举办专题展览的申报手续及确定展览场地，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中的费用范围，世纪坛基金会称，上述费用包括除去“图书销售、图书销售-
当肯、可预见图书发行收入”后的其他项目表所列明费用，包括了朱嘉辉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全部损失内容。
一审庭审中，朱嘉辉向该院提交石京生、张景、吕之薇证言，证明叶又新主动提出合作需求、朱嘉辉进行投入的事实，其中石京生、吕之薇出庭作证。叶又新以存有利害关系为由不认可上述证人证言效力。因张景未出庭作证，该院对其证言不予认定，对石京生、吕之薇综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考量。朱嘉辉向该院提交收据、收条，证明其实际支出，其中显示朱嘉辉向中华世纪坛管理中心支付展览场租费30万元，向其他制作、设计单位支付图片装裱制作费78300元、画册设计制作费124940元、搭建费46万元、展览设计费6万元、工程制作费（广告牌）62000元、人工费13万元。叶又新对上述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认为该费用叶又新没有付款义务。该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其诉请的依据，朱嘉辉陈述，其与叶又新之间通过9.17文件形成预约合同及无名有偿合同关系，合同成立并生效，目前协议状态为中止履行，其认为叶又新存在明确拒绝签订本合同、拒绝按照预约合同约定履行巡展和拍卖等根本违约情形，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从而请求解除合同，叶又新应承担违约责任。叶又新陈述，合同可以继续履行，如果要继续履行，需要先拿回相机，然后与朱嘉辉签订合同，双方按照合同进行巡展等。
以上事实，有朱嘉辉提供的9.17文件、4份谈话录音、公证书、门票、请柬、媒体宣传报道、收据、收条、《说明》、石京生证人证言、吕之薇证人证言，叶又新提供的展览相关费用的合同及费用清单、9.20合同及相关资料、法院判决书及裁定书，世纪坛基金会提交的《说明》等证据以及本案一审询问笔录、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即涉外民事关系识别的准据法，适用法院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因本案被告叶又新系美国公民，故本案系涉外民事关系诉讼。对于本案适用的实体法即准据法，因本案争议发生在我国境内，双方对适用我国法律亦无异议，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根据在案证据可知，叶又新与朱嘉辉协商之后，决定通过世纪坛基金会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展览，但展览产生亏损，各方就此无法达成一致，并围绕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进行了多次诉讼，其中涉及朱嘉辉、叶又新与世纪坛基金会三个主体以及9.17文件、9.20合同两个书面文件。鉴于上述诉讼并未就本案合同主体、合同关系及效力等核心问题形成有效力的确定性结论，在此有必要以9.17文件、9.20合同性质和效力问题为突破口，进而对各方法律关系予以厘清，进而解决本案争议。
首先，关于9.17文件。9.17文件的签订主体是朱嘉辉与叶又新。对于签订时间，因在案证据无法形成足够证明力，证明叶又新签署的时间有误，所以该院认定叶又新签署文件时间即2010年10月17日。就文件内容来看，约定了朱嘉辉、叶又新各自的身份及定位，确定将商议展览的“书籍出版，展品拍卖，及可能性的巡展开销及收益问题”等事项、明确“从现在起一切收益以补回朱嘉辉先生个人经过双方核实的支出为优先”、“具体细节由二人协商起草合同。具体细节将依照合同执行”等。从中可以看出，因具有处分实体权益的条款，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类似合作的合同关系，但并未对合同如果产生亏损应当如何负担以及合同具体履行方案形成一致。上述合同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应为有效。
其次，关于9.20合同。9.20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叶又新与世纪坛基金会，其中明确约定了二者的权利义务，包括展品交接与投保、展览费用和具体时间等。其中特别明确“甲方负责举办专题展览的申报手续及确定展览场地，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根据上述条文可知，叶又新与世纪坛基金会基于展览事宜形成了展览合同关系。该合同内容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应为有效。
再次，9.17文件和9.20合同的关系。朱嘉辉认为本案朱嘉辉与叶又新之间形成了预约合同关系并已生效，其与世纪坛基金会之间是单位内部关系，9.20合同是为履行9.17文件所签。叶又新认为本案朱嘉辉与叶又新之间没有直接法律关系，9.17文件仅是意向书，应当以9.20合同确定各方之间关系，9.17文件和9.20合同之间没有关系。世纪坛基金会主张，朱嘉辉与叶又新之间是合作关系，世纪坛基金会与叶又新之间没有合作关系，签订9.20合同是为履行9.17文件。结合前述分析，本案三方主体上述主观意见，并不能否定各方已通过两份协议形成的不同法律关系，其中包括：朱嘉辉与叶又新基于9.17文件形成的类似合作的无名合同关系，叶又新与世纪坛基金会基于9.20合同形成的展览合同关系；至于朱嘉辉与世纪坛基金会之间关系，虽然因朱嘉辉系世纪坛基金会副秘书长而产生内部管理关系，但朱嘉辉并非世纪坛基金会法定代表人，也未获得世纪坛基金会的特别授权和事后追认，亦无债权转让，在与叶又新的合作中，对外不能单独代表世纪坛基金会；所以朱嘉辉与世纪坛基金会在本案中并非一体，且不能以内部管理关系加以对待，而应视作两个民事主体。9.17文件和9.20合同相互独立又有联系。正是因为各方、尤其是朱嘉辉与叶又新在展览开始前未清晰约定利润分配、亏损负担等条款，导致后续问题丛生，在诉讼中只能依据在案证据加以裁判。案中三方当事人发表的与上述分析相左的意见，该院均不予采信。
对于朱嘉辉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请，即要求叶又新赔偿其因举办展览而支出的1215240元损失并对诉争标的物行使留置权。该院认为，虽然上述两份文件存有事实上的联系，但因主体不同，需要分别进行结算，并在各自合同范围内界定权利义务。根据这一判断，朱嘉辉在本案中诉请的损失，应当由叶又新与世纪坛基金会之间进行核算，虽朱嘉辉实际支付了上述费用，但并不能取代世纪坛基金会而成为权利人。本案中，各方争议均基于展览产生，而9.20合同约定的展览已经履行完毕，各方就展览相机的返还仍在另案诉讼当中，对于包括朱嘉辉诉请1215240元支出在内的部分，世纪坛基金会明确表示合同约定其负担的费用完全涵盖了上述部分；而且根据合同约定和世纪坛基金会陈述，1215240元支出应由世纪坛基金会负担，并不能由此界定为叶又新的应付债务。对此，世纪坛基金会陈述，“该费用是由朱嘉辉向世纪坛基金会承担，世纪坛基金会不需要再由叶又新出具费用，因此写明费用由我方承担”，但这种陈述只是世纪坛基金会与朱嘉辉之间的权益处置，显然不能对叶又新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不能改变基于不同合同和法律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世纪坛基金会应对自身签约行为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此时朱嘉辉依据9.17文件，向叶又新主张不应由叶又新承担的债务，对其相应诉请不予支持。基于朱嘉辉无权主张1215240元的损失部分，在债权不成立的情况下，其第二项诉请即对展览相机享有留置权，也缺乏相应依据，该院一并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嘉辉的诉讼请求。
朱嘉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叶又新向朱嘉辉赔偿损失1215240元并请求支付利息；请求依法改判朱嘉辉行使留置权，依法拍卖诉争标的物，并就损失优先受偿；全部诉讼费用由叶又新承担。其主要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
1、9.17文件内容认定有遗漏。9.17文件明确两个事实：在世纪坛举办徕卡展，是朱嘉辉和叶又新约定的履行内容之一，该展览的真正法律关系主体是朱嘉辉和叶又新；叶又新明知，朱嘉辉对该展览进行了个人投资。
2、9.17文件签订的时间认定有误。该协议的签订日期是2010年9月17日而不是10月17日。且从协议内容也可以推断出协议是9月17日签订的，该协议把举办“走近徕卡”展作为履行内容之一，而展览是在10月7日完成的，双方怎么可能把一个已经完成的事项作为未来的履行义务而写入协议中。
3、法律关系认定有误。9.17文件中明确约定双方将就诉争标的物举办“走近徕卡”展等一系列合作事项，所谓9.20合同是9.17文件中关于举办展览这部分内容的体现，9.20合同包含于9.17文件之中。9.20合同是一份没有约因缺乏对价的不公平合同，是由于各方明知真正的法律关系主体是朱嘉辉和叶又新，而9.17文件已经就朱嘉辉和叶又新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故9.20合同是出于履行申办展览程序需要而随意签订的一份文件，不是合同签订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
4、损失及责任承担认定错误。展览的成本费用实际投资人是朱嘉辉，而9.17文件明确了针对该笔投入应当由叶又新予以补偿。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将导致朱嘉辉的投资都归类为世纪坛基金会的支出，而依据9.20合同，任何世纪坛基金会的支出都无权向叶又新主张，朱嘉辉的权利永远得不到支持。
5、9.17文件在性质上属于预约合同，叶又新拒绝与朱嘉辉签订本约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叶又新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朱嘉辉要求121万余元实际构成就是场租、工程制作费、背景制作费等，这些费用的依据是9月20日签订的合同书，主体是世纪坛基金会和叶又新，与朱嘉辉无关。2、根据9.20合同的第二项，费用由世纪坛基金会承担，在一审审理中查明世纪坛基金会明确表示121万余元包括在“相关费用”里，世纪坛基金会表示不向叶又新收取，因此叶又新不负担任何费用。3、根据121万余元的合同来源，签订主体都是世纪坛基金会和服务的提供商，与朱嘉辉无关。4、因为债权不成立，所以朱嘉辉提出的留置权也不成立。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也不存在到期偿还费用的问题。
原审第三人世纪坛基金会的陈述意见：关于展览的纠纷，是朱嘉辉和叶又新之间的纠纷，与世纪坛基金会无关。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查明：2014年11月6日，世纪坛基金会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朱嘉辉诉叶又新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内容为：“时任我单位常务副秘书长的朱嘉辉与叶又新相熟，并且他们双方就叶又新收藏的系列徕卡相机的展览、巡展、书籍出版、拍卖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朱嘉辉遂向我单位申请举办叶又新徕卡相机展览，并承诺一切费用均由朱嘉辉负担。2010年9月，为了履行有关手续，朱嘉辉代表我单位与叶又新签订了一份不包含任何费用的展览合同”。
在二审询问中，世纪坛基金会称：关于“相关费用”的理解与其在一审期间的代理人的陈述不同。相关费用是指要报批相关手续的1万元检审费，9.20合同上写的是确定展览场地，场地确认需要找第三方，如果对方没有给这个费用，世纪坛基金会不会支付这笔费用。场地的费用与世纪坛基金会无关，根据9.20合同，相关费用的承担实际上就是1万元的检审费。
二审期间，世纪坛基金会提交一份《说明》，内容为：世纪坛基金会系非营利性社会公益机构，不具备公司法意义上的投资功能，章程中所谓的“投资”仅作如下理解，即基金会对外作出的支付行为。按照章程第33条的规定，凡一次性投资在10万元以上的投资属于重大投资，此处“一次性”是指整个活动的全部支出总计，而非指单次支付行为。按照章程第14条的规定，重大投资活动，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表决通过才能生效和执行。
一审庭审中，朱嘉辉曾提交石京生、张景、吕之薇证言，证明叶又新主动提出合作需求、朱嘉辉进行投入的事实，其中石京生、吕之薇出庭作证。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总监石京生证言内容涉及：“2010年1月，经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副秘书长朱嘉辉先生介绍得知叶又新（人在美国）要求在世纪坛办一个个人收藏的徕卡相机展”；“经过朱嘉辉的介绍，收到了叶又新的电子邮件，要求我帮助协助办展。因他们知道我负责世纪坛的宣传工作，希望我用‘徕卡大师’等名义对他进行宣传”；“叶又新来京后与我见面商讨展览宣传事宜，因我是‘巅峰镜界—走近徕卡’展项目经理，在商讨展览经费筹集问题时，叶又新表示让朱嘉辉投资，投资所有资金将在北京展后的外地巡展中获取后补偿，加之以出版‘走近徕卡’图录及设专场拍卖这批相机的费用补偿本次所有投入”。北京彰彩文化传播中心总经理吕之薇证言内容涉及：“在2010年10月6日曾与叶又新、江一新、邓肯.米德（荷兰）和贾斯帕（荷兰）共同讨论关于‘巅峰镜界—走近徕卡’展览、巡展、拍卖等相关事宜。期间，江一新先生曾在我们的合作伙伴邓肯.米德（荷兰）先生的询问下，代表叶又新先生以欧洲人的承诺方式，郑重保证在2010年9月26日开始的‘巅峰镜界—走近徕卡’项目结束后，返还朱嘉辉先生为本项目的所有的资金投入，当时叶又新没有提出异议”。吕之薇在一审庭审中解释，所谓“欧洲人的承诺方式”，是指“荷兰的两位先生，用口头的方式”。
上述事实，有世纪坛基金会提交的《关于朱嘉辉诉叶又新案有关情况的说明》、《说明》，及当事人二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朱嘉辉与叶又新基于9.17文件形成了类似合作的无名合同关系，叶又新与世纪坛基金会基于9.20合同形成的展览合同关系；9.17文件和9.20合同相互独立又有联系。对于上述认定，本院予以确认。
虽然9.20合同约定了“甲方（世纪坛基金会）负责举办专题展览的申报手续及确定展览场地，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但“相关费用”指向并不明确。一审庭审中，世纪坛基金会的代理人称，费用范围包括除去“图书销售、图书销售-
当肯、可预见图书发行收入”后的其他项目表所列明费用，包含了朱嘉辉诉讼请求中的全部损失；但同时，在一审世纪坛基金会提交给一审法院的《说明》中，亦明确“朱嘉辉向我单位申请举办叶又新徕卡相机展览，并承诺一切费用均由朱嘉辉负担。2010年9月，为了履行有关手续，朱嘉辉代表我单位与叶又新签订了一份不包含任何费用的展览合同”，该表述与其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不一致。在二审期间，世纪坛基金会再次明确，相关费用的承担实际上就是1万元的检审费，且依据章程，世纪坛基金会没有可能、也没有能力负担叶又新展览的全部费用。由此，对于9.20合同中约定的“相关费用”具体所指，应作进一步查明确认。
朱嘉辉依据9.17文件提起本案诉讼，该文件涉及“朱嘉辉先生为‘走进徕卡’展筹展及‘走近徕卡’一书出版进行了个人投资”、“朱嘉辉先生将与叶又新先生商议‘走近徕卡’展，书籍出版，展品拍卖，及可能性的巡展开销及收益问题”、“叶又新先生同意从现在起一切收益以补回朱嘉辉先生个人经过双方核实的支出为优先”等内容。叶又新称其签署该文件的时间为2010年10月17日，即签署于9.20合同的签订、履行之后，也签署于朱嘉辉进行个人投资之后。再结合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内容，则朱嘉辉与叶又新就9.17文件如何洽商、如何签订，以及朱嘉辉相关投入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应作进一步查明，并依据9.17文件的约定，对双方具体履行情况进行进一步审查，依法确定双方责任。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3435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杜卫红
代理审判员 邵 普
代理审判员 耿 瑗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康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