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莆民终字第15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炳林，男，196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金煌（又名蔡金洪），男，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碧霞、程永鹏，福建秀屿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陈炳林与上诉人朱金煌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13）仙民初字第1951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炳林、上诉人朱金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碧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炳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炳林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金煌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为“合股协议书约定的赔偿人民币30万元，其性质是损害赔偿金”，是错误的。该约定实质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强行决定者的违约惩罚规制，其约定的内容是违约金。2、从一审审理过程可以看出，《合股协议书》中第1条约定的性质是违约金。首先，陈炳林的诉求是要求朱金煌赔偿违约金，朱金煌也并未否认该约定是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也没有主张该约定是赔偿性质的。其次，案外人林喜彬在一审法庭调查时，也没有对该约定性质是违约金提出质疑。其三，在合伙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各合伙人还曾经一致对《合股协议书》第1条约定的违约金性质进行再次确认。只要构成违约，无论是否给守约方造成损害，违约方都要支付给守约方违约金30万元，如果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重大损害，所约定的违约金30万元，远远不足以补偿守约方的损失时，守约方有权依照协议内容增加违约金额，但违约金额不得超过其股权值。3、一审错误认定“合作厂尚未清算，无法证明损失的具体情况，要求赔偿30万元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陈炳林仅主张支付违约金30万元，没有主张更高的损害赔偿，因此，无需承担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4、一审认定“合作厂有关票据有时由蔡金洪一人签字，有时由蔡金洪、林喜彬、陈炳林三人签字，有时由阮宁生一人签字”，是错误的。阮宁生系案外人，并且在合作厂有关票据中，也没有阮宁生一个人签字票据，一审认为从林喜彬、阮宁生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并非厂里的一切事务都需三人签字确认，是错误的。5、一审认为合伙体存在二年多，才提出异议，无事实根据。事实上，陈炳林每次发现朱金煌违约时，都有提出异议，并产生纠纷。针对上诉人陈炳林的上诉，上诉人朱金煌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时辩称：一审对三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30万元的性质确定为损害赔偿金，是正确的，且陈炳林在一审庭审调查时，也确认该笔30万元是损害赔偿金；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与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合作期间有关票据报销，有时是由朱金煌一人签字，有时由阮宁生一人签字，有时由林喜彬一人签字”是正确的，阮宁生作为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的代表的事实，在一审时已经得到确认，故陈炳林主张朱金煌违约，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朱金煌上诉请求:1、确认2011年3月16日签订的“确认原厂《合股协议书》继续有效”的协议无效，以及2012年10月12日的“股权转让及退伙”的行为成立，且不构成违约；2、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原、被告于2011年3月16日签订协议确认上述《合股协议书》对原、被告及林喜彬继续有效，且林喜彬也自认其已对上述约定予以追认，故2011年3月15日与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原、被告及林喜彬仍需按照《合股协议书》的规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因合作协议系原、被告及林喜彬三人作为合作一方与他方签订的协议，故属于合伙体对外所作的行为，因此，合作厂的一切业务均与合伙体相关，原、被告针对合作厂所作的一切事务，均需按《合股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是错误的。一审期间，朱金煌仅表示对协议书上落款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是有异议的。从该协议书的形式上看，不仅无相关抬头说明，且明显不是一张完整的纸张，系伪造的。况且，2011年3月16日，朱金煌也根本未曾与陈炳林对《合股协议书》进行确认，合伙人林喜彬也表示对该《合股协议书》事先完全不知情。2、一审认定“因原告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事后对此有进行追认，故被告转让股份的行为不能成立。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即没有履行合股协议书规定的权利义务，已构成违约”，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是错误的。首先，2012年10月12日，朱金煌与莆田市金田摩配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上是其他合伙人同意朱金煌退伙请求的证据，陈炳林虽未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但从上诉人朱金煌提供的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朱金煌与案外人阮辉珍分别于2013年3月28、29日的通话录音资料中，足以证明2012年9月份朱金煌要求退伙时，陈炳林已口头同意朱金煌退伙的请求；其次，2011年2月12日，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林喜彬签订的《合股协议书》中，并没有对退伙进行约定，更没有约定退伙必须书面同意，而口头同意也是公民行使权利的一种方式，故朱金煌退伙的行为是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符合协议约定，并无违约；其三，由于合伙未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申请，其性质应为个体合伙，由于《合股协议书》和《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均未对合伙人退伙情形进行约定，故朱金煌提出退伙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违约；其四，朱金煌所提交的2011年财务报表四张和2012年财务报表一张，进一步证实了各个股东已经同意并默认朱金煌退伙的事实。二审庭审时，上诉人朱金煌补充陈述：朱金煌与陈炳林、林喜彬于2011年2月12日签订的《合股协议书》中关于“凡是有关厂业务一切事宜，必须经过蔡金洪、林喜彬、陈炳林共同协商一致后才能做出决定，否则强行决定者赔偿给意见不同者人民币30万元或更高直至放弃股权”的约定，所约定的条件是处理合作厂有关业务，并不包括股东转让股权和退伙等情形。针对上诉人朱金煌的上诉，上诉人陈炳林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时辩称：1、三人于2011年3月16日对原厂《合股协议书》的效力，进行重新确认，且林喜彬在2013年8月10日《材料说明》中也陈述“对2011年3月16日的协议认定无异议后，遵照出资执行”，林喜彬也于2011年4月30日即出资5万元，说明林喜彬在2011年4月30日前就知道该内容，且没有异议，也进一步证明，2012年4月30日前这份确认书是确实存在的，并经三人共同确认。2、《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甲方是莆田市金田摩配有限公司（动力锁分厂），该公司就是双方的合作厂，由朱金煌、陈炳林、林喜彬的合伙体，与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合作的共同财产，朱金煌把股权转让给甲方，由于陈炳林也是甲方的股东之一，也是受让者之一，因此，必须经陈炳林同意签字和福通金属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签字、盖章后，才能生效。阮辉珍不是福通金属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其无权在甲方处签字。3、朱金煌在2012年10月13日林喜彬与林玉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说明朱金煌2012年股权转让尚未生效，也说明朱金煌本人也承认2012年10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尚未生效。4、朱金煌提供的通话录音内容不真实，且与本案无关。陈炳林从未口头或书面同意朱金煌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朱金煌也未就该转让事宜与陈炳林进行协商过。朱金煌是合伙体的发起人和生产产品的专利人，其抽资出逃，也是法律不允许。朱金煌所提交的实收资本报表，是合伙会计于2013年8月14日制作后提供给朱金煌的，不是原始材料，且该报表也没有经过陈炳林和其他股东的认可，内容不真实。上诉人陈炳林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1、判决朱金煌向陈炳林赔偿违约金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朱金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2月12日，陈炳林、朱金煌与林喜彬三人签订《合股协议书》一份，决定在仙游县园庄镇合股创办壹防盗系列产品厂，陈炳林、林喜彬各占股份20%，朱金煌占股份60%，并约定经营期间如股东要转让股份需经另外贰股东完全同意并优先受让，转让部分股份的受转让方不得且无权参与或者干涉任何事项。凡是有关厂业务一切事宜，必须通过朱金煌、林喜彬、陈炳林共同协商一致后才能做出决定，否则，强行决定者赔偿给意见不同者人民币30万元或更高直至放弃股权等内容。2011年3月15日，陈炳林、朱金煌、林喜彬作为乙方与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投入合作公司，由甲、乙双方各出资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合作公司投资股本总额。甲、乙双方股份比例各为50%，股本金甲、乙双方同步出资，两年内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如公司资金出现短缺，根据需要暂由甲方无偿出借，限额100万元。如资金还是不足由股东会另行商议等内容。2011年3月16日，陈炳林与朱金煌签字确认原厂《合股协议书》继续有效，林喜彬事后对此进行了追认。在合作过程中，合作厂以莆田市金田摩配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对内也称作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动力锁（分）厂或莆田市金田摩配有限公司动力锁分厂。合作厂的有关票据有时由朱金煌一人签字，有时由朱金煌、林喜彬、陈炳林三人共同签字，有时由阮宁生一人签字，根据《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第2条的规定，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出借给合作厂人民币483293.20元，该借款在合作厂账目中入账。2012年10月12日，朱金煌与阮辉珍、林喜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由朱金煌将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机车动力锁协议书》中持有的全部股权60万元转让给莆田市金田摩配有限公司（动力锁分厂），陈炳林未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合作一方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也未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盖印。此后，朱金煌即未履行合作厂的权利义务。2013年3月7日，陈炳林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朱金煌赔偿违约金30万元。另查明，合作厂至今未进行清算。一审法院认为，陈炳林、朱金煌与林喜彬三人签订的《合股协议书》，当事人缔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合伙体三人均同意在与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合作后，原《合股协议书》继续有效，故合伙体三人均应按《合股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由于并非厂里一切事务都需三个合伙人共同签字确认，故陈炳林关于朱金煌强行采购、强行开模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借款483293.2元已入合作厂账目，且该借款系根据《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的约定所为的行为，故朱金煌并未强行借款。因朱金煌未经陈炳林同意转让合伙体的股份予第三方，该股权转让的行为无效，朱金煌未继续履行合股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已构成违约，但合作厂尚未进行清算，陈炳林无法证明其损失的具体情况，且《合股协议书》也未约定违约金，故陈炳林关于要求朱金煌赔偿违约金3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判决：驳回陈炳林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陈炳林负担。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陈炳林提交以下证据：1、2013年5月19日《发给蔡金洪同志的通知》复印件、2013年5月23日《催告通知》复印件及顺丰速运“回执单”复印件各一张，欲证明：上诉人朱金煌存在自行决定采购材料及付款，以及采购材料尚未入库验收及报销等违约事实，其行为已造成合伙款项的损失，此外，由于《股东转让协议书》没有经过上诉人陈炳林的签字确认，是无效的；2、2012年1月3日《付款单据》、《398客户提货运费单》及《签购单》各一张，欲证明：上诉人陈炳林、上诉人朱金煌在成立合伙企业时，约定合伙事务应当共同协商一致做出决定后，由各合伙人共同签字确认，这是合伙期间多次明确过的事实，且《合股协议书》第1条所约定的性质为违约金，这一事实也为上诉人陈炳林、上诉人蔡金洪与林喜彬所共同确认的，案外人阮宁生也是知情的。上诉人朱金煌发表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上诉人朱金煌也没有收到这两份通知，也不清楚该两份通知上的“阮辉珍”和“林喜彬”签字是否为阮辉珍、林喜彬本人所签，该两份通知系伪造的；客观上，上诉人朱金煌于2012年10月12日就退股，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上诉人朱金煌无关，也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朱金煌没有收到通过顺丰速运所邮寄的东西，且顺丰速运“回执单”所显示的托寄物内容是“目录”，并非催告通知，不能据此证明上诉人朱金煌有收到该催告通知。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三张票据上“朱金煌”的签名，确系上诉人朱金煌本人所签，但该三张票据上面所添加的内容，均能确定不是林喜彬、蔡金辉或上诉人朱金煌的字迹，都是上诉人陈炳林事后添加的，且从《398客户提货运费单》中，也可以看出票据明显伪造之事实；此外，既然票据上写明需三人共同签字才能报销，但在2011年6月之后，却有很多只有上诉人朱金煌一人签字即可以报销的情况，因此，可以说明是上诉人陈炳林在造假。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陈炳林虽然提供了第1组证据的原件，并经本院校对无异，但由于该组证据中的顺丰速运“回执单”上，既无载明邮寄年间，所托寄物也载明是“目录”，无法证明是上诉人陈炳林所主张的《发给蔡金洪同志的通知》和《催告通知》。因此，由于第1组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无法予以认定，上诉人陈炳林所要证明的内容，也无法得到确认。上诉人朱金煌虽对第2组证据中的“朱金煌”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诉人陈炳林在该三张票据上添加了相关的内容，因此，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鉴于该三张票据形式上的证明力存在瑕疵，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上诉人朱金煌向本院提交2012年4月25日《收据》和2012年4月30日《本期销售》复印件各一张，欲证明：该《收据》上的款项，也仅有阮宁生一人签字即可报销；该《收据》上的款项，与《本期销售》中的第九项“军营”费用是相对应的。上诉人陈炳林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上诉人陈炳林并不清楚该《收据》上所注明的“宁生代”是否是阮宁生本人所签，也不清楚该《收据》上的“陈军营”，与《本期销售》中的“军营”是否是同一个人，二者的金额数据上也不一致，因此，该《收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朱金煌未能提供《本期销售》原件供校对，《本期销售》也没有任何人签字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陈炳林虽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由于上诉人朱金煌提供了该《收据》的原件，并经本院校对无异，故本院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于上诉人朱金煌未能提供《本期销售》的原件供本院校对，故本院对《本期销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上诉人陈炳林对“合作厂的有关票据有时由蔡金洪一人签字，有时由蔡金洪、林喜彬、陈炳林三人共同签字，有时由阮宁生一人签字”有异议，认为本案有关票据确实存在着由上诉人朱金煌一人签字的情况，但该情况是极为少数的，该情况应当视为是上诉人朱金煌的违约，合伙所约定的报销票据应当是由上诉人朱金煌、上诉人陈炳林与林喜彬三人共同签字的，且客观上，也不存在由阮宁生单人签字并进行报销或决定的事实；对“根据《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第2条的规定，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出借给合作厂人民币483293.20元，该借款在合作厂账目中入账”有异议，认为该借款是上诉人朱金煌自作主张造成的，不属于合伙体对外的共同欠款，合伙账目只是体现有欠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的欠款，该借款并没有在合伙账目中入账；对“由被告朱金煌将2011年3月1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机车动力锁协议书》中持有的全部股权60万元转让给莆田市金田摩配有限公司（动力锁分厂）”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上诉人朱金煌持有股权60万元，只有在上诉人朱金煌、上诉人陈炳林与林喜彬签订的《合股协议书》和2011年3月16日《确认书》中，才有体现上诉人朱金煌持有股权60万元；上诉人陈炳林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朱金煌对“2011年3月16日，原、被告签字确认原厂《合股协议书》继续有效，林喜彬事后对此进行了追认”有异议，认为该认定不是事实，当时上诉人朱金煌并未对该《合股协议书》进行再次确认，且林喜彬之前并不知情，直至一审法院询问林喜彬时，林喜彬才知道该事实，并予以追认的，事后，林喜彬在合作之后，也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他人；对“此后，被告朱金煌即未履行合作厂的权利义务”有异议，认为上诉人朱金煌当时已经退股，合作厂事务已经与上诉人朱金煌无关，因此，上诉人朱金煌无需再履行合伙权利义务；上诉人朱金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将在下文中予以分析认定。另查明：二审庭审期间，上诉人陈炳林向本院提供了新合伙体的财务账目三本，每本账目有一百多张票据。上诉人陈炳林确认：“在该新合伙体的财务账目中，大部分票据是由两人合伙人签名经手的，个别票据是由上诉人朱金煌签名经手的，这些票据都经会计装订造册在新合伙体的账目中”。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上诉人陈炳林、上诉人朱金煌与案外人林喜彬曾于2011年2月12日就合伙创办“壹防盗系列产品厂”签订了《合股协议书》，之后的2011年3月15日，三人合伙体又与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就组建新合伙体，合伙生产经营机动车动力锁签订了《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但新合伙体没有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手续。因此，虽然上诉人陈炳林、上诉人朱金煌于2011年3月16日再次确认原《合股协议书》继续有效，案外人林喜彬对此也予以追认，但由于原合伙三方当事人又与他人组成新合伙体，因此，在新合伙体的相关经营管理操作上，各方当事人还应当以《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的约定为准。本案中，上诉人陈炳林一审诉称：上诉人朱金煌自2011年3月16日至2012年10月12日期间，对有关厂业务事宜自作主张，不与上诉人陈炳林及案外人林喜彬等股东协商，强行采购不合格材料，强行投资模具开发、配件购置等，违反了《合股协议书》的约定。为此，上诉人陈炳林举证了新合伙体于2011年3月23日至2012年4月17日之间的《收据》、《收款收据》、《付款单据》等58张，以及《购销合同》三份和《委托协议书》一份为据。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陈炳林也向本院出示了新合伙体的财务账目三本，每本账目有一百多张票据。上诉人陈炳林二审庭审上也确认：“在该三本新合伙体的财务账目中，大部分票据是由两人合伙人签名经手的，个别票据是由上诉人朱金煌签名经手的，这些票据都经会计装订造册在新合伙体的账目中”，因此，在新合伙体的经营管理操作上，并非一切事务都需经四方合伙人共同签字确认；此外，上诉人朱金煌作为新合伙体的代表，与他人签订相关的购销合同，也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行为，不能因合同中没有其他合伙人的签名确认，就据此说明是上诉人朱金煌强行决定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陈炳林关于上诉人朱金煌强行采购、强行开模的依据不足，并无不当。此外，上诉人陈炳林为了证明上诉人朱金煌强行投资模具开发，还举证了上诉人朱金煌签订的《开模合同》三份为据，但该三份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0年11月8日和2011年1月17日，行为是发生在上诉人朱金煌与上诉人陈炳林合伙之前，并非发生合伙期间，因此，该证据也无法证明上诉人陈炳林所要证实的事实。上诉人陈炳林还诉称：上诉人朱金煌在新合伙体经营期间，不与上诉人陈炳林以及案外人林喜彬等股东协商，强行向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借款达48万元，违反了《合股协议书》的约定。在新合伙体经营期间，根据《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中“如公司资金出现短缺，根据需要暂由甲方无偿出借，限额100万”的约定，新合伙体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向另一大股东“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借款。现上诉人朱金煌作为新合伙体的经手人，根据该《合作经营机动车动力锁协议书》的约定，向另一大股东“福建福通金属有限公司”借款483293.2元，且该借款也已进入新合伙体合作厂的财务账目里，因此，上诉人朱金煌的上述经手借款行为，系依据合同约定所作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强行借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朱金煌并未强行借款，并无不当。上诉人陈炳林还诉称：2012年10月12日，上诉人朱金煌不与上诉人陈炳林协商，即与莆田市金田摩配有限公司（动力锁分厂）的代表阮辉珍、林喜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强行退伙，违反了《合股协议书》的约定。从上诉人陈炳林申请作证的证人阮某1、阮某2的证词上可以证实，上诉人陈炳林对上诉人朱金煌欲退出新合伙体，是明知的。现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陈炳林是否同意上诉人朱金煌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由于该争议涉及上诉人朱金煌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而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均没有主张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因此，针对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性问题，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评判。上诉人陈炳林在没有主张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无效的情况下，诉称上诉人朱金煌强行退伙，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此外，上诉人朱金煌在二审期间，上诉要求确认“原厂《合股协议书》继续有效”的协议无效，以及确认2012年10月12日的“股权转让及退伙”的行为有效。由于上诉人朱金煌在一审期间并没有提起反诉，因此，该上诉请求属于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朱金煌二审所增加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审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朱金煌在新合伙体经营期间，并未强行采购、强行开模和借款，是正确的。由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均未主张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故一审法院主动认定上诉人朱金煌退伙行为无效，是不当的。基于上诉人朱金煌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效力并未被确认为无效，因此，上诉人陈炳林主张上诉人朱金煌强行退伙的事由，是不能成立的，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陈炳林一审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陈炳林和上诉人朱金煌的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陈炳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建华代理审判员  李 忠代理审判员  吴瑞雪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倪益群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