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7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负责人：袁应强，职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万勤之夫）：何明安，身份证住址：四川省阆中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万勤之子）：何清阳，身份证住址：四川省阆中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万勤之女）：何雪，住住四川省阆中市。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建德，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孟春，住湖南省隆回县。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下简称保险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5）穗南法万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151570.99元给许万勤；二、驳回许万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332元、保全费152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负担。
判后，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刘孟春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存在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及逃避责任的主观故意，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商业险保险单，上诉人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加黑加粗，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一、保险单副本告知栏已详细提示刘孟春阅读保险条款；二、缴费发票证明刘孟春缴纳了保费，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即使投保单不是刘孟春签名，该缴费行为也是对投保单的追认；三、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已经加粗提示；四、投保单上刘孟春的签名虽然其不确认，但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不是其签名，而且刘孟春已经缴费，在购买保险后也没有提出异议。上诉人仅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对保险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许万勤认为，保险公司履行提示义务的前提是将保险条款交付给刘孟春，而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交付了保险条款，刘孟春也否认收到条款。另外，上诉人提供的投保单上刘孟春的签名并非刘孟春所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孟春认为，其购买的保险是在4S店购车时由车行统一购买，车行声称购买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会全部赔偿；由于本人是第一次购车，不清楚具体流程，但整个过程从未见过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没人要求我在保险单上签名，或者针对保险情况作出任何提示和说明，保险公司在一审提供的保险条款我是第一次看见，我不知道肇事后逃离现场会拒赔，没人告诉我这个情况。
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庭询之后，许万勤代理人向本院提交许万勤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证明许万勤已经于2016年6月24日死亡，其近亲属共3人，分别是其丈夫何明安和其儿子何清阳、女儿何雪。何明安和何清阳、何雪并分别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作为许万勤的近亲属参加本案诉讼，并承继许万勤生前参加本案诉讼的所有权利义务。
二审庭询之后，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供广州宏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称刘孟春于2015年3月26日在该司购买汽车并办理投保业务，该司工作人员在交车时已经将车险的保单、保险发票和保险条款订在一起交给刘孟春，但因工作人员已经离职故无法核实该签名是否是刘孟春所签。刘孟春称其收到发票，没有收到保险条款，并陈述其在上述日期只是去交钱，到4月份才提车，上述保险单和发票是车行4月份交给他的。保险公司亦确认在车行买车时交钱和提车会有一段时间差，由车行用来给新车上牌等。
本院认为，何明安、何清阳和何雪作为许万勤的法定继承人，向本院申请参加本案诉讼并承继许万勤之前的诉讼权利义务，该申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在刘孟春存在交通事故逃逸的情况下，上诉人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应否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再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刘孟春逃离现场的认定，可确定刘孟春的该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根据上述规定，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关于“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约定，属于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条款，对于该条款，保险公司仅需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履行提示义务。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保险条款虽然含有上述免责条款并对该条款加黑加粗，但并无证据证明其在订立涉案保险合同之时已经向刘孟春出示或送达了上述条款，就上述免责条款提请刘孟春注意。涉案车辆保险单记载收费确认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17：44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自2015年3月27日开始，而根据刘孟春的陈述，其在2015年4月份提车某收到不包括保险条款在内的保险单等资料，保险公司称刘孟春收到的资料中包含了保险条款但并无相关证据证明。退一步说，即使刘孟春在2015年4月提车时收到了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亦即2015年3月26日向刘孟春出示过上述条款，而是在刘孟春交完保费之后，在刘孟春提车时将保险条款和保险单一并交付，此时，保险合同已经生效且刘孟春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法律和司法解释之所以对格式条款制定方就限制或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规定了说明和提示义务，就是为了让合同相对人清楚地知道并理解上述条款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仍愿意订立和履行这样的合同。保险公司即使在2015年4月份刘孟春提车时向其送达了保险条款，也超出了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提示义务的履行期限“保险合同订立时”。此外，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在要求投保人手书确认“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经充分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处并无人签名确认，且刘孟春否认该投保单上落款处其签名的真实性，保险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即使签名不是刘孟春所签，刘孟春的缴费行为也视为对该签名的追认，本院认为，司法解释该条规定的投保人的缴费行为应视为对订立保险合同时代理人签名的追认仅限于对订立保险合同行为的追认，该缴费行为不能代表对于保险公司对相应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追认。综上，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经对上述条款进行提示且刘孟春在已经知晓这些条款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投保，故保险公司主张适用上述免责条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本应维持，但因许万勤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死亡，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的当事人做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5)穗南法万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151570.99元给何明安、何清阳和何雪；
二、变更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5)穗南法万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驳回何明安、何清阳和何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332元、保全费1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32元，均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明艳
审判员 彭 湛
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刘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