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111行初51号
原告罗连儿，女，196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徐徐，浙江朗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83002506208H,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达夫路73号。
法定代表人赵志军，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月根，该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陈宇，该分局新登派出所副所长。
第三人袁航，男，1975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罗连儿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于2016年8月4日作出的杭富公（新）行罚决字〔2016〕126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于2016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于2016年12月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连儿及委托代理人徐徐，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出庭应诉负责人董军、委托代理人王月根、陈宇，第三人袁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于2016年8月4日作出杭富公（新）行罚决字〔2016〕126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6年5月2日晚，徐华平与袁航在富阳区新登镇塔山村因徐华平家排水问题发生纠纷打架，违法行为人罗连儿也上前参与帮忙，用手抓伤袁航胸口，并致袁航上衣被扯破。双方系因纠纷引起，且罗连儿的伤害行为致袁航伤势较轻，其行为属于情节较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罗连儿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罗连儿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未经过充分的调查，事实认定错误。2016年5月2日,原告在自家下水天井周围垒土筑高，以防雨水灌进天井漫入地下室。第三人袁航未做好自家天井防水措施，反而将其家中进水的原因归咎于原告家防水措施做得好致水流进第三人家，因此开口辱骂威胁原告。进而第三人上前欲殴打原告丈夫徐华平，第三人父亲袁某擒住徐华平双手使其无法挣脱、无法反抗，第三人单方面对徐华平进行殴打，徐华平因双手被擒，并无殴打他人的行为，原告见到徐华平被袁某、第三人二人合力殴打的情况下，上前试图拉开第三人，并未殴打第三人，因双方的年龄差距、力量悬殊，原告反遭第三人殴打。二、被告办案程序不合法。被告在办案过程中未向原告方出示工作证件，制作笔录时没有如实记录原告的陈述，随意篡改原告的陈述，并威胁逼迫原告在内容不真实的笔录上签字，办案期限大大超过法定的办案期限。在告知原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后，没有审查原告的陈述与申辩，没有经过审批程序，就直接向原告送达了早已经打印好盖好印章的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对原告的罚款500元是2016年8月4日当场由新登派出所办案民警收取，不符合规定。三、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与第三人因排水引发邻里纠纷，原告并无殴打行为，被告错误适用法律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第三人对徐华平和原告二人实施了殴打，导致原告轻微伤，第三人本人身体并无任何伤痕，但被告却对原告罚款五百元，对徐华平拘留四日，而第三人也仅仅只是拘留五日，处罚与责任不成比例，不能体现罚责相当的原则，处罚不合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杭富公（新）行罚决字〔2016〕126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缴纳的人民币伍佰元整（500.00）并赔偿原告从缴纳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罗连儿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照片1张（拍摄于事发后2016年5月6号左右），证明殴打发生地点有监控的事实。
2、录音光盘及录音资料整理,证明证人陈某在被告处并未说罗连儿与袁航打在一起,被告制作的笔录未真实记录询问内容。
3、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1份,证明新登派出所违法直接收取原告罚款,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辩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罗连儿与第三人袁航系本区新登镇塔山村村民，两家相隔一条过道相邻。2016年5月2日晚，因下大雨，原告夫妻在自己门前靠近第三人家地下车库的路上挖泥排水，后因污水流到第三人家埋设的污水管，导致水管堵塞，后第三人及其父亲袁某上前质问，双方发生争吵扭打。期间，徐华平用拳击中第三人左脸颊，致第三人眼镜被击落，第三人也用手打徐华平左脸颊一耳光，原告罗连儿上前殴打第三人头部并拉扯第三人，将第三人衣服扯破，并抓伤第三人胸口，第三人还手殴打原告头部，后第三人将原告夫妻摁在地上，并用脚踢徐华平，后双方被第三人父母拉开。2016年5月2日晚，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接第三人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处警，拍摄现场照片，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固定双方当事人的伤势，并将原告和第三人口头传唤到所开展调查询问，保全和接受相关证据，之后又询问了现场目击证人，对原告的伤势委托法医进行了鉴定。期间依法延长办案期限一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一次。鉴于双方系因邻里排水纠纷引发，且原告的殴打行为造成第三人的伤势较轻，属于情节较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两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被告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于2016年8月4日对原告制作了告知笔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幅度，报经本局领导批准，综合案件的起因、殴打的行为手段，以情节较轻为由对原告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同日将行政处罚决定分别送达双方当事人，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条件，请求法院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处罚决定书3份,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2日、2016年8月4日先后对第三人和徐华平、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送达回执1份，证明被告依法将行政处罚决定分别送达原告和第三人。
3、行政拘留执行回执2份，证明第三人和徐华平已被执行行政拘留。
4、受案登记表1份，证明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受理此案的情况。
5、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1份，证明被告依法办理延长办案期限手续。
6、受案回执1份，证明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将受案情况告知报案人。
7、到案经过1份、传唤证2份，证明徐华平、原告和第三人到案情况。
8、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各1份，证明第三人袁航衣服及眼镜破损情况。
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3份，证明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在对第三人及原告、徐华平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幅度等情况。
10、第三人袁航询问笔录及身份证明各1份；
11、徐华平询问笔录及身份证明各1份；
12、原告罗连儿询问笔录2份及身份证明1份；
13、证人袁某询问笔录及身份证明各1份；
14、证人陈某询问笔录及身份证明各1份；
15、证人胡某询问笔录及身份证明各1份；
16、证人姚某询问笔录及身份证明各1份；
证据10-16证明2016年5月2日晚，徐华平、原告与第三人因排水发生纠纷扭打，徐华平用拳殴打第三人，致第三人眼镜被打飞，第三人打徐华平耳光，原告上前殴打第三人，第三人也还手殴打原告，并将原告夫妻摁在地上，后被拉开的事实。
17、勘验笔录、示意图各1份及照片2张,证明案发现场情况。
18、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3份及照片5张、接受证据清单及病历记录、法医鉴定等材料,证明徐华平、原告及第三人伤势情况。
19、保证违法嫌疑人饮食、休息时间确认书4份，证明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在对徐华平、原告及第三人询问过程中已保障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20、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1份,证明2016年6月2日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组织徐华平、原告和第三人进行调解未达成协议。
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人袁航述称：第三人在2014年建房时曾因排水问题与原告家发生过争执，其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袁航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根据调查袁某明确监控是案发后第二天安装的，该监控无法拍摄到案发情况。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收集的时间地点及收集人均未提供，且是原告自行收集证据，原告的问题有诱导性，录音中与案件有关的打架的事实都是原告在说，并非出自证人陈某之口。证据3，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联。
第三人质证认为：证据1，有异议，事发时并未装监控，是事后怕二次闹事才安装的监控。证据2，是原告开庭前取证的，有异议。证据3，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联。
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罗连儿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徐华平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决定书认定徐华平“一拳打在袁航脸部，将其眼镜都打飞”，但袁航的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上显示其头面部无损伤。陈某笔录也证明袁航的眼镜还是戴在他自己的脸上。证据2，罗连儿的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时间上有修改痕迹，送达回执上预留了给第三人的签字空间，说明被告未听取罗连儿的陈述申辩，不符合法定程序就作出处罚决定书。证据3，无异议，但被告没有提供罚没财务专用票据。证据4，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审批表是打印件，没有签名也没有盖章，也不能体现具体的审核批准单位。仅是对罗连儿行政处罚案件的延期，没有对徐华平行政处罚案件的延期，徐华平的行政处罚超过法定期限。本案是一个简单的邻里纠纷引起的案件，不存在案情重大、复杂的情况，不符合法定的可以延期的情形，被告未提交不能按期结案说明书，应当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解释。证据6，无异议。证据7，对到案经过，无异议。传唤证有异议，8月4日对罗连儿的传唤并非书面传唤，而是电话通知。证据8，无异议。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对告知的内容有异议，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被告在告知原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审查原告的陈述与申辩，没有对原告陈述的事实、理由进行复核，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证据10，真实性有异议，与事实不符。徐华平并未用拳打袁航，罗连儿也没有抓袁航胸口，而是在袁航殴打徐华平时，从背后拉袁航衣服想要将他拉开，袁航的父亲也帮忙参与了打架。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记录内容与徐华平陈述不符，笔录的形成不合法，徐华平迫于无奈才签字，不能作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应予排除。证据12，其中5月16日的询问笔录内容不真实，民警宣读给罗连儿的询问笔录与其本人陈述的不一致，询问笔录没有如实记录，但民警让罗连儿在空白纸上签字。徐华平被袁航父亲抱住无法挣扎，根本无法同时又和袁航叉拢打在一起，与事实不符。罗连儿在5月2日当晚去新登派出所的路上就告知了办案民警袁航家安装有监控摄像头，但办案民警却没有尽到进一步调查核实的职责。对于罗连儿8月4日的询问笔录无异议。证据13，袁某的陈述内容带有偏向性，明显偏向袁航，与事实不符，袁某本人也陈述是袁航先动手打徐华平。证据14，证明了被告的处罚决定书认定徐华平一拳打在袁航脸部将其眼镜打飞的事实错误，且与事后陈某的陈述不符，说明被告没有如实记录。证据15，证明罗连儿未打袁航，不存在互相打的事实。证据16，姚某是袁航母亲，因其身份关系，陈述内容不真实。证据17，勘验笔录、示意图三性无异议。照片很难辨认。被告隐瞒举证了《视听资料》，应当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解释。证据18，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说明被告认定的徐华平一拳打在袁航脸部将其眼镜打飞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袁航的病历的三性均有异议，对鉴定报告无异议，但被告存在办案拖延的情况，且重新鉴定审批表上有被告的公章，但被告提交的延期审批表没有盖章。证据19，无异议。证据20，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在受理后一个月才进行调解，说明被告拖延办案。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在下文中予以评判。证据2，送达回证上的签名均系受送达人本人签名，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反映了被告针对本案所涉相关案件在网上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的审批手续，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能证明案涉当事人的到案经过以及被告对罗连儿的传唤经过，其中，8月4日的传唤证罗连儿虽未签名，但办案民警在传唤证上注明了罗连儿拒签情况，并填写了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证据9，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履行了告知程序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0-16，系新登派出所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在法定场所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查询问所形成的笔录，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以及新登派出所制作询问笔录的职权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其他证据在下文中予以认定。证据17，系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依职权制作的勘验笔录及拍摄的现场照片，能证明案发现场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8，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上有伤者签名确认，鉴定意见通知书亦已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且与照片、病历记录等相互印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0，能证明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本院予以确认。其余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有关联，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交的证据1，拍摄于事故发生后几天，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形成于案件受理后，是原告方自行制作，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罗连儿与第三人袁航均系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塔山村村民，二人系邻居关系。2016年5月2日晚上，原告丈夫徐华平与第三人因原告家排水问题发生争吵扭打，期间，徐华平用拳头击中第三人左脸颊，致第三人的眼镜被击落，第三人用手打了徐华平左脸颊一耳光，后原告罗连儿上前殴打拉扯第三人，将第三人的衣服扯破并抓伤其胸口，第三人还手殴打原告，掐住其脖子，第三人随后将原告夫妻摁在地上，并用脚踢徐华平，后双方被第三人的父母拉开。第三人于当晚报案，被告所属新登派出所接警后，于当日立案调查。2016年6月2日，新登派出所组织原告夫妻与第三人进行治安调解，经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2016年7月16日，原告的伤势鉴定为因外伤致左腕小多角骨骨折、脑脊液鼻漏情况属实，其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伤势鉴定时间从2016年6月13日至2016年7月16日）。新登派出所依法延长该案的办案期限30日，被告于2016年8月2日分别对徐华平以及第三人履行了告知程序，于当日分别对徐华平作出行政拘留四日、对第三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日，徐华平及第三人被执行行政拘留。2016年8月4日，被告对原告履行处罚告知程序并于同日对原告作出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于当日缴纳了罚款500元，后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遂起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被告具有负责本区域内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有权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徐华平与第三人因排水问题发生纠纷打架，原告罗连儿上前参与帮忙，用手抓伤第三人胸口，并致第三人上衣被扯破的事实，有原告本人的陈述申辩、第三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照片等为证，证据之间能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依据该事实认定原告属于情节较轻的行为，综合考虑事件起因及双方所受伤害程度的情形，对原告处以罚款五百元，证据充分，并未超出法律明确规定的处罚幅度和范围，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主张第三人父亲袁某也参与了殴打，但并无证据证明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调解案件的办案期限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达成协议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被告下属的新登派出所于2016年5月2日受理第三人的报案，依法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并于2016年6月2日组织双方调解，但未达成协调协议。经调查后，被告下属新登派出所于同年6月13日委托司法鉴定部门对原告的伤势进行鉴定，2016年7月16日鉴定部门出具检验结果告知单后，于同日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告知，并保障了罗连儿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被告履行了告知程序，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被告在办案过程中，依法履行了立案受理、传唤、调查询问、延长办案期限、告知、作出处罚、送达等程序，扣除不计入法定办案期限的鉴定期间，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被诉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主张被告办案民警未依法出示执法证件，询问笔录不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被询问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更正。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询问的人民警察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在公安机关以外询问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询问违法嫌疑人，应当在公安机关的办案场所进行。本案中，案涉的询问笔录均是由两名执法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办案场所依法进行，民警规范着装即表明了其身份，询问笔录上载明了办案民警的身份信息并由其本人签名，被询问人针对记载的询问笔录内容已经逐页签字确认，对于记载有遗漏或差错的地方，被询问人亦已进行了补充或者更正,徐华平自认询问笔录上的签名捺印系其本人签名捺印,关于原告罗连儿的询问笔录,办案民警对其宣读内容后在询问笔录中注明了罗连儿拒签的情况。故案涉询问笔录的取证程序合法,且内容可以互相印证,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主张被告延长办案期限无合法审批手续，应由杭州市公安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系打印件，未加盖公章，且本案案情不符合延长办案期限的条件，被告作出处罚未经审批等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包括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本案中，被告下属新登派出所作为一级公安机关有权受理治安案件，其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案情重大、复杂，经上一级公安机关即被告批准延长三十日，并无不当。因被告办理该案采取的是公安机关网上流转审批程序，故其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系打印件，未加盖公章并无不当。至于行政处罚审批的问题，本案被告虽未提供行政处罚决定审批的证据，但被诉处罚决定是由新登派出所将该案上报至被告处，由被告依职权对原告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规定，且行政处罚审批程序属于公安机关内部审批程序，该程序并非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处罚法定程序，故被告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程序并未违法。原告认为被告下属新登派出所自行当场收取罚款五百元违反了罚缴分离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直接收取罚款虽存在程序瑕疵，但依法出具了正规票据，且是属于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程序，并不属于作出行政处罚的行为，该直接收取罚款的行为未影响对原告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
原告认为被告作出处罚决定前未对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复核，经审查，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告知了原告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的种类及幅度，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因原告申辩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属于提出了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的情形，故被告不采信原告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在庭后申请本院调取被告询问案件当事人及相关证人的监控录像的问题，因被告对办案区域的视频监控录像只有三个月的保存期限，事发至今，原告要求调取的监控记录的录像资料已被自动覆盖，被告已无法提供上述监控录像，鉴于案涉当事人及证人之间的询问笔录能基本形成证据链，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调取申请不再准许。
关于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予以赔偿是以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前提。被告并未违法行使职权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对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赔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连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罗连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楼雁鸣
审 判 员 刘珍玲
人民陪审员 何 伟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代书 记员 干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