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宝法刑初字第1863号
公诉机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余梦鸿，原系深圳市XX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原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3年11月6日被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羁押，同年11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
辩护人种健君，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深宝检公二刑诉（2014）296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梦鸿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4年5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适用简易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郭劲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梦鸿及其辩护人种健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06年，犯罪嫌疑人林某（另案处理）向深圳市龙岗XX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余某购买了其实际拥有的一块面积为6千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后林某发现该地块旁边有1.1万平方米空地，欲一并购买该土地使用权予以开发。同年，林某找到时任XX公司董事长的被告人余梦鸿，双方约定以XX公司的名义向政府申请非农建设用地指标1.1万平方米并选址到林某向余某购买的6千平方米土地旁，同时申请变更前述6千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地块办好手续后，XX公司将该1.7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林某经营的深圳市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运作开发房地产项目，XX公司就其中1.1万平方米的地块收取某某公司人民币3，000元／平方米的转让款。
2006年9月，XX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意向书》，由余梦鸿利用职务之便，统筹协调XX公司内部事宜、出具相关文件报告、协调相关政府部门；林某负责递交各种报告、制作虚假文件以及相关运作。2007年至2012年期间，余梦鸿与林某配合，获得了上述1.7万平方米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号2011-01w-0001号），并由某某公司实际出资，以XX公司全资子公司名义注册成立深圳市某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作为该土地的项目公司，享受集体企业交纳10%的土地出让金优惠政策。2011年11月，XX公司经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将某甲公司100%股权转移到某某公司名下，某某公司支付XX公司人民币3，578.631万元。2013年5月，林某将某甲公司50%股权作价人民币1.15亿元转让给深圳市某乙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平安里花园”。
在上述事项办理过程中，林某共给予余梦鸿人民币818万元。其中，2006年至2010年期间，林某在春节、中秋节期间分9次共给予余梦鸿人民币18万元；2013年7月19日，林某为感谢余梦鸿在上述非农建设用地办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应余梦鸿的要求，给予余梦鸿人民币800万元，转账汇入余梦鸿指定的其父亲余林生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
2013年10月，深圳市纪委在调查相关案件中，发现余梦鸿非法收受林某人民币18万元的违法事实。同年11月2日，余梦鸿被深圳市纪委工作人员带回办案地点接受调查。在调查期间，余梦鸿交代了深圳市纪委调查组已掌握的其收受林某人民币18万元的问题，还主动交代了调查组尚未掌握的其收受某甲公司、林某人民币800万元的问题。同年11月6日，深圳市纪委将被告人余梦鸿移交深圳市公安局归案。
另查，涉案800万元已被深圳市公安局冻结。2014年4月4日，深圳市公安局将余梦鸿家属所退赃款18万元转账汇入深圳市检察院赃款专用账户。
上述事实，被告人余梦鸿在庭审中无异议，并有经庭审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一、被告人余梦鸿的供述和辩解：
我于2002年8月起任XX村委主任，2005年起任村委主任兼股份公司董事长，2007年任XX社区党委书记兼董事长，2012年5月辞去所有职务。我在任职期间，利用我担任XX社区书记兼股份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之便，在XX社区和某某公司合作开发土地的事情中有违法违规行为，在此项目的办理过程中及事后共收受某某公司老板林某贿赂款818万元，其中林某2006年至2012年逢年过节多次送我共计18万元，2013年6月或7月，事成后一次性通过转账送给我800万元。
我于2006年认识林某，认识之后，林某就表示他想在龙岗投资房地产项目，问我XX村有没有地，可以一起合作开发。我说XX的地在1997年之前都被龙岗区政府征转完毕，没有地开发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和村民余某聊天，谈起他的一块6，000平方的工业用地（原是征地返还用地，业主实为余某，因历史原因征地返还用地不能挂在个人名下，所以挂在XX村），因为厂房经营不太好，余某想把地和厂房投资其他项目，问我有无认识的老板想要。我告诉了林某，林某看了之后就花1，700万元买了下来。买下来之后，林某看到这块地旁边还有一块1.1万平方的空地，问我这块地是谁的。我告诉他原是我村集体用地，后被征为国有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林某多次问我有无办法以集体名义将这块地申请下来，若申请下来一起开发，土地价值会大增，还说以后开发赚钱了，会给我好处，但没说具体什么好处。我说村里之前两次申请，但区国土局未批准。林某表示他去试一试看能不能申请下来，让我帮他以村委的名义申请。我回去开股份公司班子会时，大家也表示同意，反正村里也拿不到地，不如让林某以村的名义去试一下，如果申请下来，让林某每平方米给村里3，000元。
后来我和林某说，你可以去申请，需要村里出什么手续我来协调。林某就说申请下来一定要给他开发，村里不能返回。2006年7、8月份，我代表XX股份公司与林某的某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村里允许林某以村里的名义申请用地，还约定办下来后给某某公司开发，每平米给XX村3，000元。之后，林某就一直协调相关部门办理这块地的手续，他需要以XX公司名义办理的时候就会找我帮忙盖章，我也积极配合。2007年，龙岗区政府有政策，要尽快落实区里集体经济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拆迁补偿、征转非农用地。正好利用这个契机，2008年区里就明确答复同意增加XX村1.1万平米非农用地。申请下来后，林某就和我说以后这两块地（6千平方和1.1万平方）拿下来可以开发后，每平米给我600元好处费，大概有1000多万元。
2007年，经过林某的努力，龙岗区国土规划局同意将非农建设用地指标选址落到这二块地上；2008年，XX公司与某某公司正式签订关于1.1万平米的土地出让合同，并支付部分地价；2009年，经龙岗区规划、国土部门同意，该地区的建设规划许可证；2010年，林某找我，提出希望在XX公司名下成立一个项目公司，将这块地装入该公司，再将该公司整体转让给他，他就能顺理成章获得该地块的开发权。我同意了。2010年11月，XX股份公司成立深圳市某甲投资有限公司，名义上是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实相关手续和注册资本都是林某办理的。同年，申请二块地并宗，因二块地的性质不同（一为居住用地，另一是工业用地），未得到龙岗区国土部门的同意；2011年，林某又到我办公室找我，希望我配合他办理土地并宗事宜。我同意了，所以XX公司向国土部门申请解除那块6，000平米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合同，恢复原状为非农建设用地。在林某的努力下，区国土局批准了该申请，两块土地并宗并取得了1.7万平米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同年，按原先约定，在我的协调下，XX公司经股东大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将该地交由某甲公司开发，并报街道、区国资部门备案。随后，林某找评估公司对某甲公司进行评估，但他向评估公司隐瞒了某甲公司拥有该1.7万平米土地的相关资料，并虚构了债权债务，导致某甲公司评估价只有1，000万元多一点。这个事情，林某告诉了我，他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降低他收购公司的成本，二是防止其他公司参与竞争，该公司招拍挂时，如果别人看到这个公司有一块地，就会和他竞争，将出让价抬高。对此我同意了。在我的协调下，XX公司经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通过决议，将某甲公司以评估价1，000万元多一点整体出让，按集体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报龙城街道、区国资委备案，期间区国资委认为该公司评估价过低，提出异议，也是林某去协调搞定的。在此期间，林某又向我许诺这个项目赚到钱会给我好处费。
2012年5月，我们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出让某甲公司100%股权，挂牌时间为5月7日至6月1日。这个时候，林某又找我商量，他了解到这块地是集体用地，区国土局只能将该地出让给集体公司，不能转让给私人公司，且只有转让给集体公司才能享受10%基准地价的优惠，如果某甲公司现在转让给他，那这块地的手续就办不下来。我再次答应帮他的忙。同年6月，XX公司董事会通过撤回挂牌的决议；6月12日，某某公司摘牌成功并与深圳联合产权交易中心、XX公司签署出让协议；6月22日，我代表XX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确认撤销6月12日由某某公司、XX公司以及深圳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三方共同签订的关于某甲公司的出让合同，且互不追究责任；同年9月，XX公司报经龙城街道、龙岗区国资委备案认定某甲公司出让不成功，仍为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事实；同年10月前后，某甲公司以集体自荐名义与区国土局签订该1.7万平米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金700多万元。2013年1月，XX公司没有经任何法定程序就与某某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确认2012年6月的挂牌交易有效，合同成立，并约定交易价从之前约定的1，000万余元增加到3，500多万元；2013年2月，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意，XX公司将某甲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某某公司。我是2012年6月辞去股份公司董事长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余某甲接任，后续手续是余某甲配合林某办理的，但我对这些都是知情的。
按照协议，林某应当支付XX公司3，300万元（1.1万平米，每平米3，000元），在我于2012年5月辞去董事长职务之前，林某支付了600多万元，之后再支付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2006年签合同时，转让的地价还算合理，当时龙岗的房价才5，000多元每平米，以现在的房价来看就肯定不合理。
我帮助林某弄虚作假主要分为以下几步：1、成立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某甲公司，实际出资人是林某，再到街道及国资委备案同意将建设用地指标转至某甲公司开发；2、XX公司请评估公司对某甲公司资产进行评估，在评估报告中故意隐瞒已取得建设用地指标的事实，并虚构债权债务，以此形成表面上是净资产1，000多万元，但并无实体的空壳公司的假象，降低吸引力以排除在公开挂牌转让时的竞争，以及欺骗误导国资委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建设用地开发指标已纳入评估；3、XX公司通过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形成决议，决定将某甲公司挂牌出让，并报经国资委备案；4、某某公司作为唯一摘牌公司，签订合同取得某甲公司100%股权；5、取得转让期间，我召开董事会形成决议撤回挂牌出让，并于某某公司签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确认此次交易无效；6、XX公司以撤回挂牌出让的董事会决议及与某某公司签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报经国资委备案认定某甲公司仍为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取得备案。在完成上述步骤后，某甲公司即以深国龙资备案（2012）24号文为依据，以集体用地名义向国土部门申请“平安里项目”土地使用权，并在只交纳10%土地出让金700余万元后取得了使用权；7、土地到了某甲公司后，无视此前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和相关法定程序，直接又将某甲公司转让给林某的某某公司。
因为林某之前承诺按照1.7万平米，每平米给我600元好处费，因此我于2012年12月左右，我到林某在葵涌的办公室跟他见面，我提出想帮儿子办理移民到香港，方便出国留学，请他支持。他想了一下说会帮我，因为他女儿办过香港移民，要1，0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800万元。2013年5、6月份，他让我给他一个公司账户，过两天把钱转给我。我回家后找了朋友邱某，把他的公司账户发给林某；后来林某又说不用公司的账户，我就把我父亲的个人账户发给了他。后来林某把800万元转过来了，我就放在邱某那里收利息。
此外，从2006年开始，林某一般在中秋和春节前会送我红包，大概有9次，每次都是人民币2万元。我都收下了。上述818万元我至案发时都没还给林某。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林某的证言，称2007年以来，为了让时任XX股份公司董事长余梦鸿跟我合作，某某公司收购、变更平安里花园项目用地时提供帮助，我共向余梦鸿行贿818万元人民币。其中2007年至2012年逢年过节九次送余梦鸿共计人民币18万元，2013年6、7月份平安里花园顺利转入某某公司后，我通过转账给余梦鸿800万元。
2006年我听说XX村民余某有一块6000多平米的工业用地连同约6，000平米的厂房想卖，我就以1，750万元的价格买了下来。买完后，我看到这块地旁边约有1.1万平米的空地，如果两块地合在一起开发，价值才会更大。后来我通过余某介绍认识余梦鸿。2006年我和XX公司谈要买这1.1万平米的地，他们说不要房，只要现金3，500多万元，于是我们签订了合作意向。
从2007年开始我和XX公司开始合作，第一步是选址，以XX公司的名义向龙岗区规划国土局申请这两块地的选址，因为这是XX村本身的历史遗留问题，XX之前被政府征用了土地，有一些政府给予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2007年底，桂花国土局通过了选址的意向；第二步是2008年我们以XX公司名义向规划国土局申请规划建设许可证；第三步是2008年开始我们向规划国土局申请6千平方和1.1万平方两块地的并宗。因余某的6，000平米地块上面有厂房，XX公司要通过区政府核实情况，在2011年底给国土局出具一个会议纪要说明情况，我印象中2012年才最终办好了并宗。在并宗过程中，我以XX公司的名义补交的、按照非农指标用地享受10%地价优惠，补交了700多万元给龙岗区国土局。2010年，我的某某公司以XX公司的名义，注册了某甲公司来运作这两块地的项目，这个项目叫“平安里项目”。2012年，龙岗区规划国土局与某甲公司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
在某甲公司转让的过程中，我和余梦鸿有一些违法操作的行为：1、向国资委、街道办备案的时候，没有把某甲公司拥有两块地的使用权情况告诉国资委、街道办；2、在挂牌交易的时候，虚构了某甲公司的债权债务，造成评估不正确，导致招拍挂的时候没有其他公司来竞争，成交价做成1，000万元多一点；3、竞拍成功后，没有与XX公司签订买卖某甲公司的合同，而是以XX公司名义向国资委、街道办报告没有交易成功，进而向国资委、街道办报告由某甲公司自己开发这两块地，以图获得补交地价的国家优惠政策；4、拿到国土局的《土地出让合同》后，我与XX公司又重新签订了1，000万元协议，并以XX公司名义出具虚假的证明，即股东大会同意转让30日完成股权变更系因我作为某某公司法人代表出国进修无法去变更的虚假理由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变更股权，也没有告诉市场监督管理局这1，000万的协议已向国资委取消备案的事实，最后实际上某某公司还是给了XX公司3，500万余元。
在合作过程中，2008年的时候，余梦鸿在一次吃饭时跟我提到要回扣，龙岗的规矩是每平米200元。我没有回答他，但心里明白，如果这个事最后办成了，应该要给他好处费作为感谢他的帮忙。我当时心里是默认同意的，因为这也算是业内的潜规则，感情上我也应该感谢他，如果没有他的帮忙也不会那么顺利。2012年底，余梦鸿想把小孩移民去香港，香港当时的规定是1000万港币投资移民。他用这个理由问我要钱，我考虑到他前面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本人还欠他的情。于是在2013年我把平安里项目出售50%股权给某乙公司后，安排我的财务副总监卢总、会计陈美容汇800万元给余梦鸿指定的账户。
2、证人邱某的证言，证实其因资金紧张，于2013年7月底向余梦鸿借钱，约定利息为1分。余梦鸿于2013年7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810万元到其银行账户，还有190元由余梦鸿弟弟给现金。其不清楚资金来源。
3、证人卢某的证言，证实林某安排我筹集人民币800万元由某甲公司账户转出，至于某甲公司财务怎么操作我不清楚。
4、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林某跟我说余梦鸿要用800万元，让我从某甲公司汇过去，并给我余梦鸿电话联系他拿账户。过了一两天，我汇了该800万元给一个叫“余林生”的账户。
5、证人余某甲的证言，称2005年的时候，我们村民余某经余梦鸿介绍卖给林某两栋厂房。2006年的时候，余梦鸿在一次班子会上跟大家说有一个老板叫林某的，要跟我们股份公司合作向政府拿用地指标，这部分事宜由林某去运作，我们股份公司一分钱不出，拿到指标后，公司以每平米3，000元卖给林某，当时我们班子同意了。最后我们收到了相关款项：2008年1月400万、2008年4月100万、2008年5月100万、2020年7月300万、2020年8月200万、2011年3月300万、2011年6月300万、2011年7月200万、2011年10月300万、2012年1月200万、2012年5月200万、2012年12月最后的978.631万，共计人民币35，786，310元。
三、书证：
1、深圳市纪委关于余梦鸿在调查期间表现的说明，证实11月2日，余梦鸿被深圳市纪委工作人员带回办案基地接受调查。在调查期间，余梦鸿对调查组已掌握的其收受林某人民币18万元贿赂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交代了调查组尚未掌握的其收受林某人民币800万元贿赂的问题。随后，林某也供述了其行贿余梦鸿800万元的违法事实。11月6日，深圳市纪委将案件移交深圳市公安局依法处理。
2、抓获经过，证实2013年11月6日，民警到深圳市纪委谈话地点将被告人余梦鸿带回公安机关归案。
3、被告人身份证明。
4、公告，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28号，证实深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2013年6月28日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出缺情况报告，批准余梦鸿向龙岗区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去市五届人大代表的请求，其市五届人民代表资格依法终止。
5、社区班子例会会议纪要，证实2006年9月11日，XX公司召开社区班子例会，决议：同意以XX的名义申请用地按3000元／平米。与其他老板合作，申请成功后资金必须到位。
6、意向书，证实2006年9月19日，深圳市某某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某与深圳市龙岗XX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余梦鸿签订意向书，约定某某公司负责联系、疏理上级各级部门，协助XX公司拿回约1万平米的用地指标。
7、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监事会会议决议，证实①2011年9月9日，XX公司“三会”决议注册成立项目公司深圳市某甲公司，将XX公司名下2011-01w-0001号用地划转至某甲公司名下。②2011年10月8日，XX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将某甲公司100%股权作价人民币35，786，310元转让给某某公司。③2012年3月14日，XX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决议确认深圳市玄德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某甲公司净资产为1，000.57万元。
8、情况说明，证实某甲公司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系某某公司出资的。
9、公司注册登记情况，证实XX公司、某甲公司、某某公司的注册登记情况。
10、合作开发项目合同书，证实某某公司与某乙公司合作开发2011-01w-0001号非农建设用地。其中某乙收购某甲公司50%股权，股权兑价为人民币115，326，000元。
11、银行交易明细，证实2013年7月19日，某甲公司转入800万元至余林生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余林生于2013年7月29日转入810万元至邱某账户。
12、冻结财产通知书，证实邱某账户上的800万元已被深圳市公安局冻结。
13、转账记录，证实2014年4月4日，深圳市公安局将余梦鸿家属所退赃款18万元转账汇入本院赃款专用账户。
14、人大代表证，证实被告人余梦鸿案发前因为社区所作的贡献而多次被选为人大代表。
15、谅解书，证实XX股份公司对被告人余梦鸿的行为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其从宽处理。
16、证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事处XX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实被告人余梦鸿父母长年卧病在床，急需余梦鸿照料。
17、余林生、余碧琼病历，证实被告人余梦鸿父母患有多重严重疾病。
18、体检报告，证实被告人余梦鸿患有多种疾病。
以上证据真实、客观，来源合法，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余梦鸿无视国家法律，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余梦鸿收受林某800万元人民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1、被告人收受该800万元感谢费时早已离任赋闲在家，为一般群众，不符合本罪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构成要件；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0）21号不应扩充解释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于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余梦鸿利用其XX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无论其因此事先收取好处，还是事后、甚至离任后收取好处，均不影响其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对于上述批复，对于各级法院相同案件情况具有当然指导意义，但不应当然地推定对于不符合上述批复要件的行为即不构成犯罪，而应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本身的犯罪构成考证。故辩护人认为涉案800万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对此本院认为，被告人先是被深圳市纪委工作人员带回办案基地接受调查，后由公安民警到深圳市纪委谈话地点将其带回公安机关归案，故被告人不具备自动投案的要件，因此不能认定为自首，辩护人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被告人在纪委调查组尚未掌握情况时主动交代了其收受林某人民币800万元的犯罪事实，该情节在量刑时应予以考虑。
被告人自归案后至庭审中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已经全额退赃，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相关从轻处罚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余梦鸿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11月6日起至2019年11月5日止。）
二、赃款人民币818万元依法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陈 加 云
人民陪审员 麦 兆 安
人民陪审员 朱 永 红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璇（兼）
书记 员代 盼 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