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5民终20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晓英，女，197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笃红，重庆周笃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加宽，重庆比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世英，女，196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可海，男，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林祖平，男，196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何晓英因与被上诉人黄世英、原审第三人林祖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6民初6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询问审理。上诉人何晓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笃红、涂加宽，被上诉人黄世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可海，原审第三人林祖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晓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世英向其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10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7月1日起至还清不当得利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世英承担。事实和理由：1.何晓英向黄世英账户三次转款共计100万元，双方对此事实均无异议，该事实亦证明黄世英占有不当利益造成何晓英100万元及利息的损失。2.黄世英获得1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黄世英在一审中所说的“走流水”只是一种托词，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3.黄世英与林祖平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何晓英对此不知情。就算黄世英与林祖平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与何晓英无关，同时黄世英完全可以从其与林祖平的所谓“公账户”中扣划，根本没有必要要他人代为还债。何晓英没有代林祖平还债的义务，也从未认可或追认代林祖平向黄世英偿还债务。因此，黄世英称何晓英代林祖平还债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4.不论黄世英用何种托词解释都不能改变何晓英向其账户三次转款共计100万元的事实，（2016）渝0116民初587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双方不是借贷关系，黄世英所称何晓英代为还债的法律关系又不成立，黄世英取得并占有10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理应返还。5.从举证责任来说，何晓英已举证证明打款100万元给黄世英的事实，而黄世英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能证明黄世英具有占有100万元的合法依据，由此可以推定何晓英的主张成立。6.一审法院如认为何晓英的诉讼请求并非不当得利，则应向何晓英释明其请求属何种法律关系。7.2014年6月16日何晓英向黄世英转款的银行单上已注明“货款”，并非代林祖平还债。8.黄世英与林祖平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明确约定黄世英要向林祖平出借140万元给“裕丰园”项目部，故黄世英2013年9月6日向林祖平转款140万元只是履行合伙协议，并不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8.从2016年6月26日何晓英与黄世英的银行转账情况来看，双方确实存在“走流水”。9.何晓英与林祖平早在五年前即已结束同居关系，且从未共同经营重庆市江津区龙门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重庆贵泽实业有限公司。何晓英向黄世英转款时并非上述公司的股东、监事或实际控制人，因此“裕丰园”项目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与何晓英无关。黄世英与林祖平因合伙关系，相互之间转款很正常，并不能推断黄世英向林祖平转款即为借款。10.黄世英向林祖平转款不能证明是借款，也不能证明所转款项用于何晓英与林祖平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
黄世英辩称，何晓英与林祖平系同居关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公司及工程项目、共同收支；黄世英的经济状况较何晓英、林祖平而言优良，不存在需要他人帮忙“走流水”才能显示所谓“良好”的信用记录和实力；黄世英向林祖平出借款项以及何晓英、林祖平向黄世英归还200万元时，均是使用的黄世英个人专用银行账号，如黄世英需要“走流水”，按情理应只使用一个银行账号，何晓英称黄世英使用多个银行账户明显与常理不符；黄世英分别于2014年6月21日、6月26日向何晓英转款是通过“裕丰园”项目共管账户，并且是转出款项后便立即转回，其表现形式更符合黄世英为何晓英“走流水”的客观情况，事实上也确实是在为其“走流水”；假设何晓英的陈述属实，何晓英在2014年6月21日前向黄世英三次转款共计100万元，2014年6月21日、6月26日黄世英又向何晓英二次转款120万元，何晓英完全有机会将100万元扣除后再将剩余款项转回给黄世英，这样才符合“走流水”的客观事实，但何晓英并未扣除；如黄世英需要“走流水”，完全可以利用“裕丰园”项目共管账号进行操作，因该共管账号登记在黄世英名下，而不需求助他人帮忙；从何晓英三次诉称均是称向黄世英转款100万元是为其“走流水”，所谓“走流水”行为依据的即是“借贷”这一法律关系，而何晓英已经以借贷关系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被驳回，何晓英再次起诉属重复起诉，应予驳回；何晓英三次起诉均称为黄世英“走流水”，该转款实则是有“合法依据”的，即民间借贷，何晓英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与案由不符；何晓英反复提起诉讼，每次选择的案由不同，由此可见何晓英对100万元转款性质模棱两可、犹豫不定，使得何晓英何谓的“不当得利”这一待证事实陷入真实不明状态，何晓英没有承担证明黄世英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林祖平述称，2013年林祖平向黄世英借款200万元，利息五分，最后本金加利息共300万元，林祖平自己还了200万元，剩余100万元由何晓英帮其向黄世英偿还；对一审判决结果没有意见。
何晓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世英向其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10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7月1日起至还清不当得利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6日、2014年6月18日、2014年6月21日，何晓英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28XXXX70004254412）分别将25万元、10万元、65万元转入黄世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卡内。其中2014年6月16日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所载明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为“货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何晓英自述“走流水”是为增加信用额，目的是为了利于黄世英贷款。何晓英曾以不当得利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黄世英返还1000000元，后撤诉。又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黄世英偿还借款1000000元，一审法院以（2016）渝0116民初58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何晓英的诉讼请求。在该案中，原告为何晓英，被告为黄世英，第三人为林祖平。（2016）渝0116民初587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原告与第三人林祖平同居生活期间，共同经营重庆市江津区龙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贵泽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为监事和法定代表人，并生育一女，取名林彦岑。2010年5月，被告与第三人及案外人刘军合伙投资开发位于江津区先锋镇“裕丰园”工程。约定刘军出资100万元、被告出资50万元，第三人出资5万元。第三人因无钱出资，对出资的5万元向被告出具“欠条”。三合伙人以龙门建筑公司的名义取得开发权后，刘军退出，其投资款100万元由被告退予刘军，由被告与第三人合伙共同开发。第三人合伙开发因缺乏资金，遂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3年9月5日由被告向其转款50万元、2013年9月6日由被告向其转款140万，同时由被告向其支付现金10万元，合计200万元。2013年12月28日，第三人通过农业银行江津支行转账给被告100万元。基于与第三人的同居生活关系，原告于2014年6月16日、2014年6月18日、2014年6月21日，经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28XXXX70004254412分别将25万元、10万元、65万元转入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卡号内”。
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此为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根据全案证据材料，无法认定本案符合该规定的情形。因此，对于何晓英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晓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何晓英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6民初587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对何晓英于2014年6月16日、6月18日、6月21日三次向黄世英账户转款共计100万元的性质已经作出认定，即何晓英是基于与林祖平的同居关系，代林祖平向黄世英还款100万元；经本院询问，林祖平对这一事实亦予以认可。再结合何晓英三次向人民法院起诉，每次起诉的案由均与上一次不同，但所依据的基本事实相同；何晓英在三次诉讼中的陈述、黄世英的辩称以及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黄世英取得该100万元具有合法依据，何晓英要求黄世英返还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2014年6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虽载明有“货款”字样，但因该备注文字系何晓英自行填写，此次所转款项的性质仍需综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不能单凭银行结算单上的备注文字即作出简单认定。
综上所述，何晓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何晓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 敏
审判员 周海燕
审判员 周 舟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梁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