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郴民一终字第623号
上诉人（重审被告、反诉原告）蒋卫红，女。
委托代理人蒋支广（系上诉人蒋卫红的父亲），男。
被上诉人（重审原告、反诉被告）曹金菊，女。
上诉人蒋卫红与被上诉人曹金菊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2013）嘉民二初字第776号民事判决，蒋卫红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4）郴民一终字第18号民事裁定，将（2013）嘉民二初字第776号民事判决发回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法院重审。蒋卫红不服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法院重审作出的（2014）嘉民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蒋卫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蒋支广，被上诉人曹金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重审查明：一、2010年，临武县法院决定在办公楼新址建设干警住宅（华苑小区），成立了建房领导小组，并委托贵发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该法院在职在编干部职工和退休人员具有团购住房资格，蒋卫红是该法院在职在编职工，具有团购住房资格。2010年7月21日，曹金菊委托其胞妹曹顺竹与蒋卫红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该《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载明甲方为蒋卫红（代理人蒋支广），乙方为曹金菊（代理人曹顺竹）。双方约定：“1、乙方应付甲方转让费53，800元，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后次日付清。甲方收款应写具收条；2、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也不得转让给其他人；3、乙方同意以甲方名义进行团购建房，建房的所有出资由乙方承担，并按法院规定时间交纳，交款票据由乙方负责保管。所建房屋及杂房（车库）归乙方所有，如办理相关房产、国土等手续，甲方应积极配合，但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4、以上约定，甲乙双方都应遵照执行，如乙方违约，甲方收取的转让费53，800元不予退还，如甲方违约，应双倍返还转让费；5、以上协议，双方或代理人签字生效”。该《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经曹金菊的代理人曹顺竹和蒋卫红签字确认。《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签字后，曹金菊于2010年7月22日委托曹顺竹支付蒋卫红转让费53，800元，蒋卫红出具了《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曹金菊转让费伍万叁仟捌佰元整（53，800元）。收款人：蒋卫红，2010年7月22日”。2010年8月9日、2011年5月16日、8月29日，曹金菊以蒋卫红的名义分别向临武县法院支付团购房款50，000元、50，000元、20，000元，合计支付团购房款120，000元。
二、在法院华苑小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由于法院建房领导小组参与管理和运作，降低了建房成本，团购价降低，而商品房价格上涨，蒋卫红于2012年要求曹金菊增加转让费，因双方对增加转让费的数额各持已见，未能达成协议。2012年10月10日，临武县法院制定团购房选房方案，10月18日，临武县法院制定团购房选房步骤及管理公约，该选房步骤规定：“非住房本人参加选房的，必须持有选房顺序号、住房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住房本人的亲笔委托书和选房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曹金菊委托其妹夫文拥军找蒋卫红办理选房委托书，蒋卫红拒绝出具选房委托书。2012年10月19日，蒋卫红自行参加选房，选择了法院华苑小区3栋501房及该栋房屋11号杂房，并明确表示终止履行《转让团购资格协议》。2012年11月，双方均到临武县法院财务室支付了团购房装修保证金和用电开户费合计2550元。2013年4月，双方又均到临武县法院财务室支付了自来水开户费及押金2000元。因双方各持已见酿成纠纷，2013年7月，曹金菊向临武县法院提起诉讼，同年8月，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定嘉禾县法院管辖。诉讼中，嘉禾县法院根据曹金菊的诉讼保全申请，作出（2013）嘉民保字第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双方讼争的临武县法院华苑小区3栋501房及该栋房屋11号杂房。针对庭审时蒋卫红对曹金菊主体资格的质疑，曹金菊、曹顺竹均向嘉禾县法院出具了书面申明材料，对曹金菊委托曹顺竹订立《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原告曹金菊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是：一、确认曹金菊与蒋卫红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为有效合同；二、判令蒋卫红停止违约行为，继续履行领取房屋钥匙、办理相关房产、国土等手续的协助义务。
反诉原告蒋卫红在原审中的反诉请求是：一、确认曹金菊与蒋卫红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为无效合同，并予以解除；二、根据合同法对无效合同处理的规定，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法院重审认为：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分别予以评述：
一、关于《转让团购资格协议》中建房的性质问题。1、临武县法院华苑小区的开发建设不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华苑小区建设采用购房户合伙受让取得国有商住用地使用权，全额出资委托开发商开发建设的方式进行，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合伙行为，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单位行为。华苑小区建设没有使用法院的国有划拨土地，法院对购房户也没有给予补贴，不具有福利性质。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集资合作建房是指距离城区较远的独立工矿企业和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住房建设规划的前提下，利用单位自用土地进行的住房建设。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不得利用新征用或新购买的土地，参加单位集资合作建房的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符合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华苑小区的建设与法律意义上的单位集资合作建房有本质上的区别；2，临武县法院华苑小区不属经济适用住房。七部委颁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优惠政策，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其发展由政府主导，建设和供应，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华苑小区建设既没有使用划拨土地，也没有纳入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与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有着本质的区别；3、双方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不是房屋买卖合同，而是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蒋卫红基于临武县法院职工的特定身份，有权取得购买本单位定向销售房屋的资格。《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所指向的标的并非房屋本身，而是定购房屋的指标，《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约定转让的是一种定购房屋的资格，属于债权范围，实质是对蒋卫红预期定购房屋资格的转让，是一种权利的转让。《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签订后，曹金菊实际支付了转让费，并以蒋卫红的名义向临武县法院支付了购房款，双方的购房指标转让合同已实际履行。因本案的“团购资格”不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指标和“经济适用住房”指标，蒋卫红辩称的“建房指标”不能转让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1，蒋卫红辩称双方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物权法》、《合同法》的规定，其理由不能成立。双方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转让的是债权，而非物权，不适用调整不动产转让的法律规范。蒋卫红辩称《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其未提出相应的事实和理由，本案不具有上述法条规定的情形，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双方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不是转让“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不属《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调整的范围，不存在违反《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问题，蒋卫红辩称《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成立。双方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五项规定的情形，蒋卫红辩称《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的辩解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三、关于《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订立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并导致显失公平的问题。重大误解是指误解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合同重要事项产生了显著的认识上的缺陷，以致影响到合同目的的实现，使误解人遭受重大损失。本案《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签订时，蒋卫红对合同的重要事项没有产生误解，《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签订后其合同目的即得到了实现，取得了全部转让费。蒋卫红以《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签订后因团购价格降低、商品房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的所谓不公，来推定《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签订时存在重大误解，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其辩称《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订立时存在重大误解并导致显失公平的理由不能成立。蒋卫红提出临武县法院对华苑小区建设给予了补贴，该补贴应属蒋卫红享受的问题，其可依据事实和法律另行主张权利。
四、关于曹金菊是否具有本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1、双方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时，曹金菊虽没有到场，但《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明确载明乙方当事人为曹金菊，曹顺竹为曹金菊的代理人，曹顺竹与蒋卫红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时明确是代理人的身份，《转让团购资格协议》中亦约定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字即生效。在蒋卫红出具的收条中，也写明是收到曹金菊的转让费，这表明蒋卫红自始清楚受让团购资格的是曹金菊，曹顺竹只是曹金菊委托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和负责付款等事项的代理人。2，曹金菊委托曹顺竹与蒋卫红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及支付转让费、购房款等事实，曹金菊、曹顺竹双方均无异议，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曹金菊、曹顺竹均作出了书面申明，确认曹顺竹与蒋卫红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及支付转让费、购房款等行为，均系受曹金菊委托的代理行为，其合同权利由曹金菊享受，合同义务由曹金菊承担。因此，曹金菊与曹顺竹之间的委托合同虽是口头合同，但依法应予确认，曹金菊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的规定，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双方订立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情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订立时亦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问题，合同效力应依法予以确认。蒋卫红反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曹金菊与被告（反诉原告）蒋卫红于2010年7月21日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有效；二、被告（反诉原告）蒋卫红应协助原告（反诉被告）曹金菊履行领取临武县人民法院华苑小区三栋501房及11号杂房房屋钥匙和办理房产、国土等房地产相关手续的义务，相关费用由原告曹金菊负担；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蒋卫红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共计120元，由被告蒋卫红负担。”
上诉人蒋卫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重审程序违法，重审判决无法律效力。1、合议庭成员李本军无故没有到庭参加案件审理；2、合议庭成员李学东参加过涉案房屋查封保全的（2013）嘉民保字第70号案民事裁定的开庭审理，在本案中没有回避；3、2014年7月24日开庭的书记员文俊是本案原审（2013）嘉民二初字第776号案的书记员，在本案中没有回避；4、2014年8月4日本案宣判后，审判长要合议庭成员李本军在2014年7月24日的开庭笔录上签字，说明李本军没有参加合议庭合议；5、对蒋卫红提交的7份证据没有当庭认证，违反了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规定；对曹金菊提交的证据是全部予以确认，对蒋卫红提交的证据进行无理的否定或借故不予认定，明显偏向曹金菊；6、原审李法官到临武县法院调查取证与曹金菊的妹夫文拥军接洽并一同吃饭，违反相关规定，其取证行为无效；7、曹金菊是当事人不能在庭后出具声明材料，曹顺竹在庭后出具的声明材料未经出庭作证，重审将该两份声明材料作为有效证据错误；蒋卫红提交的彭礼云、任丽新出具的材料却以未出庭作证而不予认定；8、本案在2014年8月4日宣判，但8月1日通知蒋卫红去嘉禾县法院时没有告知宣判的事；宣判时，与本案无关的嘉禾县法院工会主席对蒋卫红进行拍照，重审侵犯了蒋卫红的告知权和肖像权；二、原判认定临武县法院华苑小区不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与客观事实不符。临武县法院华苑小区的购房对象是在编干部、职工和退休人员；购房资金交临武县法院财务室；购房公积金贷款由临武县法院作担保，并一次性划拨到临武县法院财务室；住房分配按职务、职称、工龄等量化打分排名；住房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由临武县法院统一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临武县法院对住房建设给予了福利补助。这些事实可以证明临武县法院华苑小区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三、《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的第二条违背了合同法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属霸王条款，显失公平，为无效协议。四、《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签订两年后，临武县法院宣布建房有福利补贴，经计算，单位补贴至少有12万多元，单位的行政行为导致蒋卫红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双方因对增加福利补差而产生本案纠纷。五、临武县法院华苑小区购房指标属蒋卫红夫妻共同财产，《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没有经蒋卫红的丈夫彭礼云同意，转让购房指标是无效行为。六、审判长代替曹金菊对曹金菊、曹顺竹出具的声明材料进行举证，并认定具有证明力，违反法律程序。从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到发生本案纠纷，曹金菊及曹顺竹都未与蒋卫红联系过，均是文拥军与蒋卫红联系，本案是文拥军购房，而不是曹金菊购房。七、原判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错误。根据《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第三条的内容，双方是约定房屋所有权的全部转移，属“物权”，而不是“债权”。重审判决不适用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确认蒋卫红与曹金菊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无效，按无效协议对本案作出处理。
被上诉人曹金菊答辩称：双方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蒋卫红将购房资格转让给曹金菊，曹金菊已按约定支付了转让款、购房款，蒋卫红不能在房屋建好后反悔。蒋卫红的上诉于法无据，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均无新的证据提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二审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是：一、重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二、涉案《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本案应如何处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蒋卫红上诉认为重审合议庭成员李本军没有参加开庭审理及没有参加合议庭合议、另一合议庭成员李学东参加过（2013）嘉民保字第70号案民事裁定的开庭审理、书记员文俊是（2013）嘉民二初字第776号案的书记员、曹鑫菊的妹夫文拥军与原审法官接洽并一同吃饭等，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审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当庭认证，并未违反强制性规定；曹金菊、曹顺竹在原审庭后提交申明材料是对曹金菊诉讼主体资格的说明或追认，蒋卫红提起的反诉被告是曹金菊，且《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的签约方、《收据》的付款方等也载明了购房业主是曹金菊，故曹顺竹是否出庭作证不影响曹金菊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和案件的处理；蒋卫红认为在重审中接法院通知未告知事由及被拍照侵害了告知权和肖像权，其未提交证据证实，亦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蒋卫红上诉认为重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和理由均无证据证实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1、物权是支配权，指权利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物的直接管理和支配，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债权是请求权，指权利主体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请求相对人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权利。物权与债权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的客体，物权的客体“物”对物权人来说是现实存在的物，具有“实在性”和“确定性”；债权的客体“行为”是债务人未来的行为，具有“未来性”和“不确定性”。本案中，2010年7月，临武县法院组织职工集体购房，具有一定条件的职工享有购房资格，此时的“房屋”尚在筹划中，并未建成，房屋所在的具体楼层、位置及面积均未明确，具有“未来性”和“不确定性”。根据《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的内容，蒋卫红在收取曹金菊的转让费后，将其享有的购房资格转让给曹金菊，由曹金菊以蒋卫红的名义参与临武县法院华苑小区的购房，并承担购房款等相关费用，蒋卫红当时并未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双方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实际上是购房资格的转让，并非是房屋所有权的转让。购房资格的转让是一种民事的可期待权利，应属债权范畴，而不是物权。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禁止购房资格的转让，就民事行为而言，法律无明文禁止就可以实施。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协议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蒋卫红与曹顺竹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双方约定转让的实质上是蒋卫红在临武县法院享有的购房资格，该《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并不具备合同无效的相关情形，且蒋卫红已收取曹金菊支付的全部转让费。蒋卫红认为双方约定转让的是“物权”，而不是“债权”，《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转让团购资格协议》为有效协议，本院予以确认。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单位集体购房相比市场会具有一定的优势，正因为具有一定的优势，享有购房资格的权利人才能够将其享有的购房资格以一定的价格转让，但这种优势并不确定，因为不确定，不同转让人的购房资格转让的价格会不一样，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应以签订合同时的标准认定。本案中，蒋卫红在2010年7月与曹金菊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时，对转让行为的性质，即转让购房资格、转让价格等并无异议，单位购房资格相比市场具有一定的优势，且这种优势并不确定，其亦应明知；在2012年10月房屋建成后，蒋卫红以单位对房屋有福利补贴而认为2010年7月其与曹金菊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于法无据，且蒋卫红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认为的重大误解给其造成较大损失。蒋卫红认为其在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蒋卫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蒋支广均是临武县法院职工，对转让单位购房资格有明确的认知，其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与曹金菊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时，曹金菊利用了何种优势或利用了蒋卫红没有经验，在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时，双方对房价随后的上涨或福利都难以预见。《转让团购资格协议》第二条“协议签订后，甲方（蒋卫红）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也不得转让其他人”，该约定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是普通人签订协议中经常会注明的内容。蒋卫红认为该约定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和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属霸王条款，为无效条款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夫妻是一种相当亲密的生活关系，受让方有理由相信，转让方得行为应为其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那么，转让方不得以其配偶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的受让人。本案中，从蒋卫红与曹金菊在2010年7月签订《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到蒋卫红2012年10月房屋建成分房时反悔，时隔二年有余，期间蒋卫红的丈夫彭礼云一直未提出异议，曹金菊有理由相信彭礼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购房资格已转让他人，蒋卫红对涉案购房资格的处分行为代表了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蒋卫红以涉案购房资格系夫妻共同财产，彭礼云不知道或不同意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曹金菊的主张不成立。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转让团购资格协议》已依法成立并生效，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蒋卫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璋
审判员 刘殳扬
审判员 谢末钢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曹献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第七十一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