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908号原告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陆鼎良，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濛，上海昭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韩克，上海昭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杰德有限责任公司（MS“Jade”GmbH&CoKG），住所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罗赫特森爱伦大街XXX号，邮编21706（Erlenstrae17，21706Drochtersen，die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法定代表人卡斯滕·哈特克（KarstenHatecke），该公司常务董事。委托代理人徐全忠，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赶杰，上海瀛泰（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为与被告杰德有限责任公司（MS“Jade”GmbH&CoKG）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濛、韩克，被告委托代理人吴赶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1年11月30日，被告所有的“JADE”轮（m／vJADE）在上海长江口水域搁浅。事故发生后，原告于2011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期间，受上海海上搜救中心（以下简称搜救中心）及洋山VTS的指派，对“JADE”轮采取了一系列救助及应急处置措施，共发生相关费用人民币740，520元。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救助费用740，520元及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1年12月2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被告辩称，原告起诉时所列的被告名称为JADEGMBH&COKG，其中没有MS两字，故本案的被告不是适格的被告；救助发生时，“JADE”轮已被光船出租，被救助方应是光船承租人，而不是船舶所有人；此次救助是人命救助，且系原告的法定职责，无报酬请求权；原告请求的金额不合理，应当提供计算依据和收费标准。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进行的举证、被告的质证和本院的认证情况如下：证据1、搜救中心救（2011）第53号搜救任务协调书（以下简称53号搜救任务书），以证明搜救中心派遣原告对被告所属“JADE”轮进行救助以及原告的反馈。被告认可其关联性，但认为其上未加盖搜救中心公章，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搜救中心传真给原告的原件，真实性可予认定，证明了搜救中心协调指派原告前往救助“JADE”轮，原告已派出“东海救116”轮赶赴救助的事实。证据2、救助任务书，以证明原告向“东海救116”轮下达救助任务的书面通知。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仅为原告的单方记录，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知道有救助任务及被救助船舶的概况，其证明力可予认定。证据3、收费通知单，以证明原告调用“东海救116”轮对被告所属“JADE”轮进行救助的经过及费用情况。被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仅为原告的单方记录，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实质为原告对涉案救助经过等事实的单方陈述及对救助款项金额的主张，其证明力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4、“东海救116”轮船舶国籍证书，证据5、“东海救116”轮所有权证书，证据6、“东海救116”轮技术参数，以证明原告所属“东海救116”轮的相关情况。被告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据6中的船舶吃水、满载排水量、拖力、侧推、发电机功率、桨叶形式不认可。本院对证据4、5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因原告未说明证据6的数据出处，从形式看，证据6系互联网页的打印件，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将结合其他相关证据综合认定。证据7、“东海救116”轮物资情况管理表，以证明原告所属“东海救116”轮的物资设备配备情况。被告认为，该证据上未加盖原告公章，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本案系人命救助，该证据无法证明“东海救116”轮上实际装载了这些物资，对其证明目的亦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实质是原告对“东海救116”轮设备配备情况的陈述和主张，对其证明力将另行综合认定。证据8、“东海救116”轮航海日志，以证明原告所有的“东海救116”轮在2011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对被告所有的“JADE”轮进行救助的过程。被告认为，航海日志记事栏内容总体属实，但第64页重大事项记录中的内容可能事后补记，不予确认，且证据3的内容未在航海日志的记事栏中体现。原告对此认为，虽然航海日志中显示的清污设备在涉案救助中没有实际使用，但与证据3中有关做好准备的描述并不冲突。本院认为，原告已提供航海日志的原件，其形式真实性可予确认，但其记载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救助事实，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和庭审调查情况予以综合认定。证据9、“东海救116”轮救助日志，以证明原告所有的“东海救116”轮在2011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对被告所属“JADE”轮进行救助的过程。被告对证据的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内容系原告的单方陈述，内容不客观，记录的笔迹亦不同。原告对此解释称，日志系不同值班人员记录，出现不同笔迹很正常，航海日志亦是如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了救助日志的原件，其形式真实性可予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力将在下文予以综合认定。证据10、“BANDAIV”轮收费通知单传真件，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计费标准2.50元／马力／小时是合理的价格。被告认为该证据无原件核对，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原告应当提供案外人付某的银行水单，且案外业务与本案无关。原告称，该收费通知单以传真方式签署，传真时间及原告传真号码见合同下方打印内容。本院认为，该通知单系传真件，真实性可予确认，但其内容系案外另一时间对另一船舶的拖带作业所产生的费用明细，而从各方面证据看，本案并未发生拖带作业，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涉案救助费用或报酬的合理性，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11、“广州打捞局诉福建冠海海运有限公司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水上救助打捞精选案例评析，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计费标准2.50元／马力／小时是合理的价格。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材料系一则海难救助案例，其案情与争议焦点均与本案不同，不能反映本案事实，因而对本案而言，该材料并非证据，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12、“东海救116”轮入级证书，证据13、“东海救116”轮国际吨位证书，证据14、“东海救116”轮货船设备安全证书，以证明“东海救116”轮的技术参数。被告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这些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15、“东海救116”轮2011年第四季度应急物资情况管理表，以证明“东海救116”轮2011年第四季度物资配备情况。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与本案无关联性，缺乏证明力。本院认为，该证据实质是原告对2011年第四季度“东海救116”轮设备配备情况的陈述和主张，对其证明力将另行综合认定。证据16、担保函，以证明被告作为“JADE”轮船舶所有人曾就本案事故向原告出具担保函。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担保函明确提到了“JADE”轮的光船承租人，且系案外人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该轮船舶所有人和／或光船承租人出具该担保函。本院对担保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担保函只能证明担保人为“JADE”轮于2011年11月30日触礁搁浅事故所产生的除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以下简称上海打捞局）的费用之外的公共应急处置费用的支付曾出具担保函，与本案原告主张的财产救助报酬及救助事实无关。证据17、“JADE”轮船舶信息，证据18、被告信息，证据19、被告信息（劳氏档案），以证明被告为“JADE”轮船舶所有人。被告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7、18为网页资料，上面记载的“JADE”轮船舶所有人名称不准确，证据19不能证明其上的网页信息是正确的，“JADE”轮船舶所有人名称中有“MS”，原告在起诉前对此是知晓的。本院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且因被告确认其系“JADE”轮船舶所有人，与这些证据的记载相符，故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0、搜救中心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本次搜救原告接到的指令是搜救难船。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明直到2014年11月10日才出具，也只提到救助难船，应根据原告实际采取的救助行动确定此次救助的性质。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明内容以其记载为准。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进行的举证、原告的质证和本院的认证情况如下：证据1、原告单位介绍网页资料，以证明原告主要职责。原告认为，该证据系网页打印资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另外，该证据中也提到了财产救助，故原告可以获得相关的报酬。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将原告网页打印所得，其证据效力可予认定，证明内容以其记载为准。证据2、原告网站有关涉案人命救助领导批示网页资料，以证明原告所称涉案救助行为的性质。原告认为，该证据系网页打印资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仅截取了原告救助活动的一部分，具有片面性，不能作为整个事故的描述。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将相应网页打印获得，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佐证涉案救助作业中原告在危难情况下对被告所有的船舶施以人命救助的事实。证据3、有关涉案事故的相关纪实报道和新闻报道等，以证明原告所称涉案救助行为的性质。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53号搜救任务书通知的任务是救助船舶。本院认为，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可予认定，证明内容应以其记载为准。证据4、“JADE”轮船舶所有权证书、光船租赁证书，以证明该轮船舶所有人应为MSJADEGMBH&COKG，且该轮存在光船租赁情况。原告认为，该证据无原件可供核对，且来自国外，未经公证，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另外，该证据显示的船舶所有人信息与原告证据19吻合，可以证明被告系“JADE”轮船舶所有人。本院认为，基于原、被告的一致确认，对被告系“JADE”轮船舶所有人一节事实可予认定，但该证据形成于国外，未经公证认证并无原件可供核对，故对其证据效力难以认定。证据5、搜救中心救（2011）第54号搜救任务协调书（以下简称54号搜救任务书），以证明涉案救助行为的性质是人命救助。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并未执行54号搜救任务书的内容，53号搜救任务书要求原告对难船进行救助，人命救助是另外的指令，原告也没有执行。本院认为，54号搜救任务书与53号搜救任务书同为搜救中心向原告先后发出，且原告均已收悉并以派出“东海救116”轮抵达或预计抵达现场回复，接受了两份任务书指派的任务，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经对上述证据的审核认定，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2011年11月30日1820时，搜救中心向原告发出53号搜救任务书，称“1820时接洋山VTS报‘JADE’轮在北鼎星岛附近搁浅，船体可能进水有危险，请求救助”，“遇险位置30°46′N／122°22′.5E”。原告于1900时回复，“于1830派出‘东海救116’轮前往现场，预计2030时抵达现场”。据“东海救116”轮航海日志记事栏记载，该轮1600时锚泊于31°09′.85N／122°23′.97E（GPS位置，下同），1833时接局调电话抢救外轮“JADE”，1835时备车，2015时抵现场（30°45′.96N／122°22′.18E）；2102时放右舷救助艇，2130时救助艇距遇险船100米左右，因风浪太大，无法靠船，2138时救助艇收回；2140时联系遇险船将局调指示的第二套救助方案告知对方，要求其将救生筏搬至其左舷（下风舷）船艏，2256时遇险船救生筏放至指定位置。2300时，搜救中心向原告发出54号搜救任务书，要求原告“明天尽早安排救助飞机前往救助遇险人员”。原告于2333时回复，“30日1830时派出‘东海救116’轮已于2017抵现场，……直升机做好出动准备”。据“东海救116”轮航海日志记事栏记载，2307时遇险船救生筏放至水面，人员开始登筏；2339时12名遇险船员全部登上救生筏，报局调；2400时，遇险船救生筏离开母船；2011年12月1日0030时，“东海救116”轮再次放救助艇；0045时救助艇接近遇险船救生筏，将撇缆递送至筏上实施拖带；0100时救生筏被拖至“东海救116”轮右舷，人员陆续通过攀爬网登轮；0104时12名遇险船员全部登轮，0117时遇险船救生筏收上，0125时封闭式救助艇收回固妥；0229时报局调电话进港靠外高桥；0910时靠外高桥基地码头（31°21′.42N／121°36′.85E），1030时获救人员全部被接走。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成功救助“JADE”轮船员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外，原告陈述，“东海救116”轮对“JADE”轮实施了看护、观测、清防污准备、协助船员撤离等行为，做好了物质和设备的准备工作，原告从救助船出发时就已经开始实际的救助了，但是没有发现燃油泄漏的危险，所以没有进行清污。原告确认，12月1日0229时，原告得知被告委托上海打捞局负责后续救助事宜后，“东海救116”轮离开事故现场。被告则陈述，“JADE”轮于11月30日约1835时发生触礁搁浅事故后，除向搜救中心发出遇险信息外，还于第一时间联系了上海打捞局，并于当晚就与上海打捞局签订了“无效果无报酬”的劳氏标准格式救助合同（Lloyd’sStandardFormofSalvageAgreement），上海打捞局于11月30日2200时左右组织16人专业救助团队，并于12月1日0000时左右安排大马力拖轮“得意”前往现场，于0450时抵达；上海打捞局同时安排了浮吊船“大力号”及相关驳船、拖轮前往现场开展救助。被告另确认，虽然事实上涉案船舶一直无任何溢油或漏油发生，但事发后，考虑到遇险船或有漏油风险，吴淞海事处于11月30日当晚即指派了上海晟敏立速服海上应急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鑫安船务有限公司、上海晨扬港口服务有限公司前往事故现场参与防污染工作。被告确认已向上海打捞局支付一定的款项，并向参与防污染单位提供了500万元现金担保和500万元信用担保，参与防污染单位对被告的索赔仍在进行中。原告则确认，其并未从上海打捞局及参与防污染单位处获得任何款项或补偿，亦未向这些单位主张过补偿。另查明，原告系由国家财政补助收入的事业单位法人，其国际互联网页“单位介绍”中对其主要职责表述为：“执行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关海上救助工作方针、政策、法规；负责在我国东部沿海及相关水域的水上人命救助；以人命救生为目的的海上消防；以人命救生为直接目的的财产救助；国家指定的特殊抢险救助任务；履行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海运协定等国际义务；完成国家交办的其他抢险救助等工作任务。”涉案“东海救116”轮由原告所有，3，681总吨，1，728净吨，2台主机，总功率9，000千瓦，2个推进器，船舶种类为救助船，2011年6月15日由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于广州建成。根据原告提交的“东海救116”轮2011年9月28日至12月31日的航海日志，该轮日常承担救助、拖带、消防及海上演习、训练等任务。还查明，“JADE”轮在2011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涉案搁浅事故及救助发生期间悬挂安提瓜和巴布达（AntiguaandBarbuda）国旗。根据原、被告有关“JADE”轮情况的举证，该轮系7，170总吨的集装箱船，IMO编号XXXXXXX、呼号V2DW3。庭审中，被告确认其系“JADE”轮船舶所有人。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受搜救中心的指派前往涉案“JADE”轮的搁浅地点进行救助作业；被告在原告施救的全过程中未向原告表示拒绝救助，并当庭确认其系“JADE”轮的船舶所有人，亦确认了“JADE”轮在触礁搁浅后的第一时间向搜救中心发出船舶遇险信息，接受了原告的人命救助，且原告成功地施救了“JADE”轮上的12名船员。故原、被告分别系本案的救助方与被救助方，本案系海难救助合同纠纷。因被告系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注册的公司，“JADE”轮在事发当时悬挂安提瓜和巴布达国旗，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解决涉外合同纠纷适用的法律，原、被告双方均明确表示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本院确定以中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即使认定本案不属于合同纠纷，当事人无权依照法律规定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但因本案海难事故发生地、海难救助行为地、被救助船舶最先到达地及原告住所地均位于中国境内，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处理亦应适用与涉案的海难救助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中国法律。本案诉讼中，原告明确起诉涉案“JADE”轮船舶所有人，并在起诉时根据国际互联网公开信息查询结果列出了其查询所得的被告名称。被告应诉答辩，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确认其系“JADE”轮船舶所有人。因此，原告在起诉时所列被告的名称与被告应诉答辩后在德国办理公证认证手续的被告主体证明材料所列名称存在细微差别并不妨碍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另外，无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搁浅事故及救助事实发生时，“JADE”轮处于光租状态；即使“JADE”轮已被光船租赁，被告作为“JADE”轮的船舶所有人，系当然的被救助方和救助行为受益人，依法成为支付救助报酬的义务主体，原告作为救助方仍享有向被告提出救助报酬请求的诉权。综上，被告有关其主体不适格的抗辩均不能成立。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和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救助作业的性质和原告的救助报酬请求是否成立。关于救助作业的内容，根据在案有效证据及原、被告的确认，原告所有的“东海救116”轮无惧恶劣天气和海况，施放救助艇将遇险船舶“JADE”轮自行放下并载有12名船员的救生筏拖带至“东海救116”轮舷旁，使12名遇险船员安全登船，脱离危险，系一起成功的海上人命救助案例。然而，原告主张涉案救助的性质是财产救助，在对“JADE”轮进行财产救助的期间，对船上12名船员进行了人命救助，并在防止环境污染损害方面做出了贡献。对此，原告自称，2011年11月30日2017时至12月1日0229时，原告所有的“东海救116”轮配备了专业的救助、清防污设备，第一个到达事故现场，且所有设备随时可以投入使用；原告对“JADE”轮采取了看护、观察搁浅状态、清防污准备、协助船员撤离等救助措施；因当时天气恶劣，综合现场状况，原告只能通过守护方式，不能贸然采取其他措施；作为现场唯一的救助力量，原告从救助船出发时就已经开始实际救助了。虽无有效证据充分证实原告所述均属实，但即使上述陈述都是真实的，也难以据此认定原告已经实际实施了财产救助或环境污染防护措施。做好准备与实际救助不同，不能因为“东海救116”轮配备各种专业设备、到达现场看护难船、使用扫测仪器观测就认定原告实际进行了财产救助或采取了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更不能因为原告的救助船自锚地开航出发前往难船搁浅地点就认为原告已经开始实际救助了。配备专业设备，到达现场看护、观测同样也是人命救助所需，不能因为“东海救116”轮实施了此类行为就认定原告实施了财产救助。另外，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做好了物质和设备的准备工作，除使用了救助艇接船员，其他设备没有实际使用；因未发现燃油泄漏危险，也没有进行清污。该陈述表明，原告并未对“JADE”轮船舶进行救助。与之相比，原告实际施放并使用了救助艇下水救助并拖带“JADE”轮船员登上“东海救116”轮，该行为系使用救助设备而开展的实实在在的救助行为，与原告诉称采取的将“东海救116”轮开往事发地、配备救助设备、观察扫测难船与海面、在难船附近看护等“财产救助”行为形成鲜明的反差，更佐证了原告未采取实际的财产救助措施。关于原告诉请的救助报酬，即使认定原告实施了财产救助，但根据《海商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对“JADE”轮的救助取得效果，否则仍无权获得救助报酬。原告自称，其防止了“JADE”轮发生次生事故，为搜救中心做了“千里眼”，为被告与上海打捞局协商救助合同提供了时间，也为其后上海打捞局的救助工作做了必不可少且无可替代的准备，是整个“JADE”轮财产救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该轮最终得以成功获救的基础和保障；假使没有原告的救助工作，“JADE”轮可能会面临船毁人亡的严重后果。但是，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所有的“东海救116”轮所采取的携带相关设备到达现场、使用仪器观测“JADE”轮与海面情况、施放救助艇拖带载有“JADE”轮12名船员的救生筏、在“JADE”轮附近守护或看护等措施或行为足以使“JADE”轮脱浅，重新起浮，脱离危险。相反，原告自己的陈述已经表明其所采取的措施只是提供信息和准备，其本身并未使“JADE”轮船舶获救；原告在当时所采取的守护等措施根本未与“JADE”轮有任何物理上的接触。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涉案搁浅事故发生后，被告与案外人上海打捞局订立了“无效无酬”的救助合同，由上海打捞局对“JADE”轮实施救助作业，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与上海打捞局共同开展救助，使“JADE”轮成功获救，或“JADE”轮成功获救仅系原告一方的救助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相反，原告确认，在得知被告委托上海打捞局负责后续救助事宜后，“东海救116”轮即离开事故现场，而原告并未证明此时“JADE”轮已成功获救。综上，原告不能证明其采取的措施与“JADE”轮成功获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取得了救助效果，故其依法无权获得救助报酬。虽然原告依法不能就海上人命救助向被告请求酬金，但根据《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作为在救助作业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不应向被告请求酬金，但有权从救助船舶或其他财产、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救助方获得的救助款项中，获得合理的份额。故原告仍有权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获得合理的补偿。同时，作为肩负保障人命财产安全、提供水上抢险救助服务的事业单位，原告接受搜救中心协调指派，赶赴搜救现场，成功营救出遇险船舶“JADE”轮上的全部12名船员，此种人道主义的人命救助行为及其背后蕴藏的“正能量”值得全社会学习并弘扬。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05元，由原告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杰德有限责任公司（MS“Jade”GmbH&CoKG）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刚代理审判员 林 焱人民陪审员 陈琦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孙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本章规定适用于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对遇险的船舶和其他财产进行的救助。第一百七十四条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有义务尽力救助海上人命。第一百七十九条救助方对遇险的船舶和其他财产的救助，取得效果的，有权获得救助报酬：救助未取得效果的，除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或者其他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无权获得救助款项。第一百八十三条救助报酬的金额，应当由获救的船舶和其他财产的各所有人，按照船舶和其他各项财产各自的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价值的比例承担。第一百八十五条在救助作业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对获救人员不得请求酬金，但是有权从救助船舶或者其他财产、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救助方获得的救助款项中，获得合理的份额。第一百九十二条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从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业，救助方有权享受本章规定的关于救助作业的权利和补偿。第二百六十九条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法官后语：本案审理过程中，一艘救助小艇在风急浪涌、暗礁丛生的黑暗海面颠簸摇曳、几近倾覆，却无惧风浪与危险，依然勇敢而坚定地驶向触礁搁浅的遇险船舶营救船员的这种英雄场景时常浮现于合议庭成员的脑海。此种英勇、尽职、无私的救助行为对比我们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诚信缺失和斤斤计较显得格外纯净、珍贵和无价。人命是无价的。无论是《1910年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某些法律规定公约》、《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还是我国《海商法》及其他众多国家的法律都将尽力救助海上遇险人员视为一项义务，并规定获救人员无须支付报酬。海洋是文明的摇篮，是连接人类社会的纽带，但海洋也隐藏着危险，即使是在相对发达的当今科技条件下，海难仍不可避免。对于任何一艘船舶而言，如果今天你不去救助一艘遇险船舶的人员，那么明天你自己遇险时，也不会有另一艘船舶来营救你；如果今天你在营救或准备营救他船人员时顾虑得不到报酬而不全力以赴，那么明天他船营救你时也会同样地左顾右盼、畏首畏尾。本案原告东海救助局“东海救116”轮船员英勇无畏的救助行为是对上述法律规定的最好诠释，也是对海上人命救助优良传统与习惯的秉承。同时，救助人命也应得到鼓励。法律在规定海上人命救助无偿之外，也充分考虑到海上人命救助方所付出的努力。如果人命救助方同时救助了船舶、货物或其他财产取得效果，则自然可以获得报酬；如果人命救助方没有直接救助财产，或救助未取得效果，则可以从救助船舶或者其他财产、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救助方获得的救助款项中分享合理的份额。从本案得到启示的，恐怕不应只是原、被告，而应是所有的航海参与者，所有的救助方、被救助方以及航运的管理者。尤其是在人命救助方只是普通的商船，而非国家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的情况下，应尽快探索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机制，让获得救助报酬或特别补偿的救助方主动向人命救助方支付合理的份额，或设立起人命救助的补偿基金，让人命救助方以“有价”的方式分享到无价的人命救助的成果，鼓励并弘扬社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