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63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维俭，男，196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太康县，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云，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卡乐佛塑粉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东区工业园沙滘村岗谷山（厂房A5）二层部分。
法定代表人：李建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沛坚，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东鑫卉金属构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瑶田村新围合作社新围工业区B幢第三排。
法定代表人：吴海燕。
上诉人程维俭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卡乐佛塑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乐佛公司）、原审被告广东鑫卉金属构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程维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卡乐佛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由卡乐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卡乐佛公司员工周迪军于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向程维俭供应塑粉材料，货值69897.5元。此后，周迪军向程维俭妻子吴海燕催收货款，程维俭妻子吴海燕自2015年5月份起向周迪军付款。2015年12月份，卡乐佛公司员工周迪军又拿对账单找程维俭催收货款，程维俭没有向其妻子吴海燕核实付款情况，向周迪军交付了一张支票，由于支票无法兑现，卡乐佛公司员工周迪军于2016年11月30日再找到程维俭，程维俭于是按支票金额向周迪军出具了欠条。周迪军此后又多次找吴海燕催要货款，至2017年9月份为止，程维俭妻子吴海燕共向卡乐佛公司的员工支付货款88500元。程维俭妻子吴海燕没有核实卡乐佛公司的员工周迪军送货的货值，导致超付22500元，而程维俭不知其妻子吴海燕已向卡乐佛公司付款情况，导致按卡乐佛公司的对账单给付支票，支票无法兑现后又出具欠条。综上所述，卡乐佛公司利用程维俭粗心大意，在收齐货款并多收的情况下，仍然凭支票和欠条进行恶意诉讼。一审判决之后，程维俭向其妻子吴海燕提起诉讼之事，程维俭妻子从银行打印出付款交易单才发现多付货款。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真相，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卡乐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该驳回程维俭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卡乐佛公司至今仍未收到涉案货款66000元，程维俭主张的超付货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
卡乐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程维俭、鑫卉公司向卡乐佛公司清偿货款66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程维俭、鑫卉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期间，卡乐佛公司向程维俭供应塑粉材料。卡乐佛公司向程维俭送货，有程维俭及案外人王国章、邵燕清等人在送货单上签名。送货单及对账单的客户一栏显示为广州市鑫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5日，程维俭向卡乐佛公司交付票面金额为66000元的支票一张，用于支付涉案货款。2015年12月24日，卡乐佛公司到银行承兑支票时，银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退票。
2016年11月30日，程维俭向卡乐佛公司出具手写的《欠条》一份。《欠条》的主要内容为：今欠卡乐佛粉末款66000元整。
庭审中，卡乐佛公司陈述支票被退票后，其没有向程维俭主张票据权利，也没有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卡乐佛公司还陈述卡乐佛公司与程维俭进行交易时，仅知道公司叫“鑫卉”，不知道全名，送货单及对账单上客户的名称是卡乐佛公司自己打印上去的，起诉后查询“广州鑫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才知道该公司没有注册登记，另查询“鑫卉”字号，仅能查询到广东鑫卉金属构件工程有限公司即本案的第二被告。卡乐佛公司认为程维俭以鑫卉公司的名义与卡乐佛公司做生意，但表示不清楚两者具体是什么关系，其认为未经注册登记的广州鑫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鑫卉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故鑫卉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卡乐佛公司向程维俭供货，有送货单为凭，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卡乐佛公司向程维俭供货后，程维俭理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现程维俭拖欠卡乐佛公司货款66000元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卡乐佛公司起诉请求程维俭支付货款66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15日起计至付款付清之日止），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鑫卉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卡乐佛公司作为交易的一方，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审查清楚交易相对方的名称、注册材料等主体信息。现卡乐佛公司主张交易时仅知道卡乐佛公司叫“鑫卉”，不知道全称，也没有见过其工商登记材料，却在送货单、对账单客户一栏填写广州鑫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有悖常理。且该公司未办理工商登记，不具有主体资格，该公司的行为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应由该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承担和履行，现卡乐佛公司又未能举证证明该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故相应的风险，由卡乐佛公司自负。其次，卡乐佛公司认为鑫卉公司需要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是该公司与未经注册登记的广州鑫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由于两公司名称差异较大，且卡乐佛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两公司实为同一公司，相应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卡乐佛公司自负。故卡乐佛公司要求鑫卉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程维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卡乐佛公司支付货款66000元及利息（利息以66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从2017年3月15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卡乐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程维俭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维俭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工商银行转账汇款明细单1份，2．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共6页，3．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共14页，4．银行付款回单8份；以上证据拟证明程维俭向卡乐佛公司超付货款的事实。卡乐佛公司质证认为，1．对没有原件的部分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2．银行转账记录有银行盖章，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周迪军只是其中一个送货人，程维俭不应将钱给周迪军，按照以往交易习惯往来账款都是打至公司账户，都是公对公，从来没有打至员工账户的情形，卡乐佛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述事实；程维俭提交的吴海燕与周迪军之间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案起诉是2017年3月，从程维俭提交的流水显示2017年4月吴海燕还在向周迪军转账，如果此时案件已经到了法院吴海燕不可能向周迪军支付货款。卡乐佛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1份，记载付款方广州鑫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方卡乐佛公司，金额44174.5元，付款时间2014年8月12日，拟证明双方交易习惯货款均是通过公账支付；2．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记载购货单位广州鑫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销货单位卡乐佛公司，价税合计分别为44174.5元、26291.5元、10403元，开票日期分别为2014年6月13日、2014年8月13日、2014年10月15日，备注栏分别载有“2014.3-5月”“2014，6月15472元，7月10819.5”“2014.9”。程维俭质证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说明程维俭委托广州鑫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付款44174.5元，这与卡乐佛公司陈述程维俭仅支付3708.5元不符，第一张增值税发票与卡乐佛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对应可见该张单据已经付清，只有第二张和第三张发票货款之和有3万多元，不是卡乐佛公司诉请的6万多元，吴海燕向卡乐佛公司还支付了8万元，因此程维俭根本不欠任何货款，第一张发票和付款凭证与本案没有关联，开票时间是6月13日，起诉时间是8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对增值税发票真实性予以认可，恰恰证明程维俭没有欠付货款。鑫卉公司没有到庭对前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卡乐佛公司一审中提交对账单、送货单，程维俭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根据对账单、送货单载明的内容，卡乐佛公司于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期间送货总额为69897.5元。上述送货单中，部分单据“送货人”栏有“周迪军”签名字样。二审中，卡乐佛公司陈述，上述货款中程维俭只支付了3708.5元，该金额计算方式是，二审中其提交的2014年8月13日增值税发票显示货款为26291.5元，程维俭于2014年11月5日向卡乐佛公司转账3万元，这笔转账也是公对公转的，之间差额也就是多付了3708.5元，卡乐佛公司就将此作为支付8月份货款，但没有找到转账凭证。其二审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中，2014年6月13日、8月13日两张增值税发票所涉货款已经收到，10月15日的增值税发票没有收到钱。程维俭陈述，只有卡乐佛公司二审提交的2014年8月12日这笔付款是公司付款的，其他都是吴海燕付给周迪军，包括开票日期为2014年8月13日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货款，吴海燕与周迪军并不相识，是周迪军以卡乐佛公司名义与程维俭交易，才与吴海燕认识。
一审中，程维俭答辩认为确认欠款本金，目前还有很多资金没有回收，所以不能立即偿还。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程维俭是否拖欠卡乐佛公司货款，及如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况则如何认定欠款金额。对此，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程维俭在一审答辩中对卡乐佛公司主张的欠款本金予以认可，其二审上诉认为已经付清货款，则应当提供足以推翻自认的相反证据。其次，程维俭提交吴海燕向周迪军付款记录，并主张其支付的款项为涉案货款。经查，其提供的付款记录自2015年5月9日起至2017年4月16日止，期间跨度长达近两年，在程维俭出具欠条的2016年11月30日前付款共13笔、时间跨度约一年半。程维俭称其在出具欠条及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对妻子吴海燕上述付款事实均不清楚，不符合交易及生活常理。再次，周迪军虽作为卡乐佛公司送货人之一在部分送货单上签名，但并无证据可证实周迪军具有收取货款的权限。卡乐佛公司二审中提交证据证实与程维俭之间交易是由广州鑫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付款并作为相对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程维俭虽辩称除2014年8月12日由广州鑫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付款之外，其他货款均由吴海燕支付给周迪军，但除二审提交的2015年5月9日之后的付款之外，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他已付款项亦曾由周海燕支付给周迪军。综上，程维俭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其在一审中自认的事实，其上诉主张吴海燕支付给周迪军的款项为涉案合同项下货款，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程维俭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上诉人程维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凡
审判员 莫 芳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莫碧航
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