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49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映红，女，汉族，1979年5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海贤，男，汉族，1974年11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雷州市。
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妙春，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碧荣，女，汉族，1975年2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炳粦（江碧荣丈夫），男，汉族，1962年9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原审第三人：龚志雄，男，汉族，1963年7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原审第三人：周永聪，男，汉族，1962年11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原审第三人：梁振阳，男，汉族，1977年1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原审第三人：李家庆，男，汉族，1964年3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宋映红、林海贤因与被上诉人江碧荣、原审第三人龚志雄、周永聪、梁振阳、李家庆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7民初4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碧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宋映红、林海贤立即向江碧荣共同偿还本金27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4月1日起以27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本金全部付清之日止）；2.第三人龚志雄、周永聪、梁振阳、李家庆对上述第一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宋映红、林海贤连带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7日，龚志雄、周永聪、梁振阳、宋映红、江碧荣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以下简称“6.7协议”）一份，约定五人共同合伙经营园林绿化树的种植、销售业务；绿化园林养护业务；养殖业务等。合伙期限自2012年6月5日至2049年9月1日合共37年，投资总额为1000万元，以现金形式出资，分三期投入，其中2012年投入400万元，2013年投入300万元，2014年投入300万元。龚志雄、周永聪、梁振阳均以现金方式每人出资250万元，各占合伙25%股份，宋映红、江碧荣以现金方式出资250万元，占合伙25%股份，其中宋映红占15%股份，江碧荣占10%股份。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在盈余分配上，以出资额为依据，按出资比例分配，第五年开始分红，每年留存20%作盈余公积，为合伙体以后发展之用；而对于债务承担，在经营过程中的债务先以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合伙人共同承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后，另外几方应当按投资比例在10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应负担的部分。合伙经营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合伙人可以退伙：1.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2.经其他合伙人同意退伙；3.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合伙人退伙后，几方合伙人与该退伙人按退伙时的合伙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合伙体此前已在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四会市迳口镇承包多处土地从事合伙事务。2013年3月31日，江碧荣出具《退股协议》，内容如下：本人江碧荣因特殊原因退出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以及四会市的所有花场经营项目，经全体股东同意，将所持有的10%股份退回其他股东，经营期间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本人退出后，有关花场的所有债权债务以及纠纷与本人无关。龚志雄、宋映红、周永聪、梁振阳在《退股协议》上签名确认。退股协议就江碧荣的出资款如何处理没有作出约定。2013年8月20日，龚志雄、周永聪、宋映红、林海贤、李家庆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以下简称“8.20协议”），约定林海贤、李家庆作为新的合伙人加入到原先的合伙体当中，而各合伙人占的份额分别为：龚志雄占35%、周永聪占15%、宋映红占20%、林海贤占20%、李家庆占10%。因林海贤为保障原始股东权利，在其要求下，协议上落款签署时间为2011年8月20日。随后合伙体因资金、市场行情，股东经营理念的分歧等原因出现难以维继的情形。因江碧荣的投资至此尚未收回，2014年11月30日，合伙体召集新旧股东商议，确认至2014年11月30日止，新旧股东的出资情况，其中：龚志雄出资367.6万元、宋映红出资207.855万元、周永聪出资115.97万元、林海贤出资205万元、李家庆出资100万元、江碧荣出资40万元、梁振阳出资43.5892万元。当日，新旧股东又签订《花木场经营场地拆分协议》（以下简称《拆分协议》），经新旧股东一致协议，原合伙体拆分为两部分各自独立经营，其中龚志雄、周永聪、李家庆、梁振阳为一方，原合伙体中的八处土地作价625万元属该组织的经营场地；宋映红、林海贤、江碧荣为一方，原合伙体中的四处土地作价465万元属该组织的经营场地。同日，宋映红、林海贤、江碧荣又签订《关于江碧荣合并入宋映红、林海贤股份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江碧荣注资的40万元归入宋映红、林海贤名下，负责并承诺将净收入第一笔款来偿还江碧荣40万元，并约定江碧荣欠宋映红的13万元在这40万元中扣除。由于宋映红、林海贤至今未向江碧荣返还出资27万元，江碧荣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江碧荣与龚志雄等人于2012年6月7日签订的“6.7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协议的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江碧荣与龚志雄等人根据协议成立合伙关系，协议约定合伙经营期间经其他合伙人同意的，合伙人可以退伙。2013年3月31日，经原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江碧荣退伙。在退伙协议中双方明确，江碧荣参与合伙经营期间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至此江碧荣已退出合伙体，那么按照常理，江碧荣当初投入至合伙体的资金，合伙体应予返还给江碧荣。但江碧荣在退伙时并没有对其投入的资金如何处理作出约定，至林海贤、李家庆加入合伙体至合伙体拆分时，合伙体仍然未返还江碧荣投资款。鉴于此情况，龚志雄等股东在拆分合伙体时，为明确对江碧荣债务的负担问题，邀请江碧荣一起参加拆分协议的制定，并在协议中将江碧荣归于宋映红、林海贤一方。江碧荣与宋映红、林海贤一方对于《拆分协议》在本案的作用在理解上出现了分歧。江碧荣认为《拆分协议》是确定宋映红、林海贤承担返还投资款责任的依据，宋映红、林海贤则认为是江碧荣重新入伙的依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入伙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对入伙的投入、份额、盈亏负担作出明确的约定，鉴于江碧荣已于2013年3月31日退伙，《拆分协议》只是简单地将江碧荣归于宋映红、林海贤一方，江碧荣是否重新入伙及入伙事宜如何约定则只字未提。其次，签订《拆分协议》当天，江碧荣又与宋映红、林海贤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宋映红、林海贤在收入第一笔经营收入时偿还江碧荣的投资款，如江碧荣重新入伙即不存在返还投资款问题。再次，原先合伙体尚存在另一退伙人梁振阳，而拆分时梁振阳归于龚志雄一方，从《拆分协议》的本意分析，新成立的合伙体各承担一退伙人的投资款返还问题。所以《拆分协议》是江碧荣投资款由宋映红、林海贤负责返还的依据，江碧荣亦在该《拆分协议》上签名同意这一处理方式。2014年11月30日，经新旧合伙人确认，江碧荣投入至合伙体的资金为40万元，而江碧荣与宋映红之间存在13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明确该13万元在40万元中扣除，所以宋映红、林海贤的返还数额为27万元。在返还时间上，虽然江碧荣与宋映红、林海贤约定在收到第一笔营业收入时返还，但该时间不确定，视为双方约定不明，至江碧荣起诉时的两年合理期限内，宋映红、林海贤均没有返还该27万元投资款，损害了江碧荣的合法权益，现江碧荣诉请宋映红、林海贤返还，合法有理，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宋映红、林海贤未及时返还，给江碧荣带来额外损失，现江碧荣诉请宋映红、林海贤支付投资款利息，法院亦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对返还时间约定不明，故利息起算时间应以起诉之日即2016年11月8日为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由于江碧荣、宋映红、林海贤及第三人一致确认，江碧荣投资款由宋映红、林海贤负责返还，现江碧荣诉请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宋映红、林海贤辩称江碧荣并无负担合伙债务问题，由于江碧荣在退伙时各股东一致确认当时并无债权债务，所以宋映红、林海贤要求江碧荣承担合伙债务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宋映红、林海贤及第三人在诉讼中的诉求，因其未提出明确的反诉请求，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宋映红、林海贤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碧荣返还投资款270000元及支付该款利息（以27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1月8日计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二、驳回江碧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3110元，由宋映红、林海贤负担。
宋映红、林海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江碧荣对宋映红、林海贤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江碧荣负担。事实和理由：签订涉案《拆分协议》时，江碧荣被拆分到新的经营组织中，未能退出合伙组织。江碧荣在新的经营组织中三心两意，为将经营亏损的责任转嫁给宋映红、林海贤，逼迫宋映红、林海贤支付江碧荣40万元让其退出。宋映红、林海贤无奈之下，同意江碧荣有条件退出，即退出的前提条件是，如果新的合伙组织经营盈利，即将第一笔起的营业利润交给江碧荣，让其退出；如果没有盈利，则江碧荣作为新合伙组织成员，共担亏损。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判决宋映红、林海贤向江碧荣返还投资款270000元错误。
宋映红、林海贤二审庭审补充上诉称：一、《退股协议》没有关于江碧荣退伙后财产如何结算的约定。2012年6月7日，江碧荣参与合伙签订的“6.7协议”第六条第二项约定，合伙人退伙，按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因此，江碧荣退伙本应根据约定按退伙时合伙财产状况进行结算，但各合伙人在2013年3月31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中，没有约定江碧荣退伙后财产如何结算，也没有约定退回出资等其他处理方式。二、林海贤入伙时签订新的“8.20协议”没有约定江碧荣退伙及退伙财产结算，江碧荣退伙及退伙财产如何结算仍处于不确定状态。2013年8月20日，林海贤入伙，参与签订的“8.20协议”中，未就江碧荣退伙及退伙财产结算进行约定，表明新合伙组织未就江碧荣退伙及退伙财产结算达成共识。三、《拆分协议》证明江碧荣同意作为合伙人拆分在新的合伙组织中，《退股协议》不再具有约束力。因经营理念、经营不善及合伙人之间的矛盾等原因，在未履行《退股协议》的情况下，经包括拟退伙人江碧荣及新入伙人林海贤等在内的全部合伙人协商一致，对全部合伙人和合伙财产进行拆分。江碧荣与林海贤、宋映红拆分组成拆分后的其中一个合伙组织。至此，江碧荣已经明确成为拆分后新合伙组织中的合伙人，《退股协议》不再具有约束力，不需履行。四、《补充协议》不是退伙协议，不具有退伙协议的效力。理由如下：1.从《补充协议》表述看，其是将江碧荣并入宋映红、林海贤合伙组织，作为合伙人继续合伙经营的协议，不是退伙协议。2.从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和时机看，《补充协议》与《拆分协议》同一天签订，与《拆分协议》约定分伙的内容一致，均载明江碧荣分入与宋映红、林海贤同一合伙组织。3.新旧合伙协议均约定，若有合伙人退伙，都是以退伙时合伙组织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而非退回退伙人原出资。在拆分后的合伙组织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宋映红、林海贤接受江碧荣作为合伙组织成员并立即让其退伙，退回原出资，由宋映红、林海贤承担全部亏损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4.《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表明江碧荣仍是合伙人，其投资归入与宋映红、林海贤合伙继续经营拆分的资产；当经营盈利，江碧荣若坚持退伙，可让其退伙，并以盈利收入补偿给江碧荣，显然是有条件的退伙。如果没有净收入即没有盈利，即退伙条件不具备，不得退伙，与《补充协议》表述的内容一致。5.《退股协议》与《补充协议》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应将该《补充协议》看作是《退股协议》的补充，因为《退股协议》在签订《拆分协议》后已经不具有约束力。
江碧荣答辩称，宋映红、林海贤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正确。江碧荣没有逼迫宋映红、林海贤签名。
周永聪答辩称，宋映红、林海贤的上诉没有道理，一审判决符合当时约定的真实情况。
梁振阳答辩称，宋映红、林海贤的上诉没有道理，一审判决符合当时约定的真实情况。
龚志雄、李家庆二审期间未作答辩。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宋映红、林海贤应否向江碧荣返还投资款27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意见如下：其一，根据涉案《补充协议》载明的“经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将江碧荣注资的人民币肆拾万元（￥40万元）归入宋映红、林海贤名下，负责并承诺将经营净收入第一笔款来偿还江碧荣40万元（欠宋映红人民币拾叁万元（￥130000元整）中扣除”的内容可知，如果江碧荣是新合伙体的合伙人而非已经退伙，在协议各方没有任何关于合伙份额、盈亏、权责的约定的情况下，江碧荣的合伙投资款没理由归入其他合伙人名下，其他合伙人亦没理由承诺将经营收入第一笔款用于偿还江碧荣的全部合伙投资款。其二，江碧荣虽然在涉案《拆分协议》上签名，但不应将该《拆分协议》与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书》《退股协议》《补充协议》等割裂开来理解。鉴于合伙人已签订《退股协议》同意江碧荣退伙但并未返还江碧荣相应投资款这一特定事实，各合伙人签订《拆分协议》作为确定返还投资款的依据，同时签订《补充协议》确定返还江碧荣投资款的最终责任主体，该过程相较于宋映红、林海贤上诉所称的江碧荣作为合伙人继续合伙经营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也更符合各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为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判决宋映红、林海贤向江碧荣返还投资款27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理据充分。
综上分析，宋映红、林海贤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上诉人宋映红、林海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维
审 判 员 吴绮擎
代理审判员 陈星星
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黄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