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浠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125民初468号
原告：杨月英，女，196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农民，住浠水县，系受害人高迎春之妻。
原告：高鹏，曾用名高火鹏，男，199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务工，住浠水县，系受害人高迎春之子。
二原告的共同诉讼代理人：王晓文，湖北全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1200610888989。代理权限：代为承认、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
被告：王光飞，男，198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务工，住浠水县，
诉讼代理人：熊高杰，湖北尊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1201310322160。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高学坤，男，194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务农，住浠水县，
原告杨月英、高鹏与被告王光飞、高学坤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程呈友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月英、高鹏及共同诉讼代理人王晓文，被告王光飞的诉讼代理人熊高杰，被告高学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二原告于2016年4月20日以被告高学坤有和解意愿为由，申请给予30日进行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月英、高鹏诉称，二原告均系本案受害人高迎春的近亲属。被告高学坤于2015年11月开始在五峰坳村14组新建私房，房屋建设施工工程由被告王光飞承包（包工不包料）。高迎春受雇于被告王光飞，在该工地上做小工，工资标准为每天130元。2015年12月31日下午3时30分许，高迎春在施工过程中，从脚手架上摔落至地面，头部受伤，经送浠水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原、被告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均未达成协议。受害人高迎春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被告王光飞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高学坤作为发包人将房屋建设施工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被告王光飞，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二原告因近亲属死亡的经济损失死亡赔偿金236,880元、丧葬费23,6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共计290,540元。
二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以下证据：
1、二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旨在证明其基本情况及诉讼主体适格。
2、被告王光飞的户籍证明、被告高学坤的身份证复印件，旨在证明二被告的基本情况及诉讼主体适格。
3、浠水县团陂镇五峰坳村民委员会关于高学坤建房的申请决定、高某4银行卡交易明细、证人何某的证言、对证人高某1的调查笔录、手机短信及手机通信记录，旨在证明被告高学坤于2015年11月开始在五峰坳村14组新建私房，房屋建设施工工程由被告王光飞承包，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高某4于2015年12月18日代被告高学坤向被告王光飞支付建房承包工程款2万元，账号由被告王光飞提供；受害人高迎春在2015年11月、12月间受雇于被告王光飞，在被告高学坤新房建设工地上做小工；高迎春于2015年12月31日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王光飞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高学坤作为发包人将房屋建设施工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被告王光飞，应与被告王光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高迎春、杨月英、高鹏的户籍卡复印件，旨在证明受害人高迎春为农业户口，死亡时57周岁，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844元/年的标准计付20年；二原告为受害人高迎春的近亲属。
二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还申请证人何某、高某1出庭作证。
证人何某当庭陈述：高学坤是其三舅，因为子女们回家没有地方住，就打算建新房。高学坤委托其和高某4与王光飞谈建房事宜，共谈了三次，第一次是其和高某4回去看望高学坤，高学坤提出建房的事，当时就打电话找王光飞，王光飞到后说对建房的事不太熟悉，要其父王某2过来，他就回去骑摩托车把王某2带来了；第二次是其和高某4到王光飞家在客厅麻将桌上与王光飞和王某2一起谈的，其还提出安全的事，王光飞和王某2都答应由王光飞负责；第三次谈的是厨房和收捡屋的事。其在施工过程中只是看施工进度和质量，工程款等事都没有过问，不清楚施工人员的工资由谁发放，但其知道已付的工程款中有1.6万元，王光飞叫其快点打过去。
证人高某1当庭陈述：高学坤是其三叔，高迎春是其二弟。其和高迎春都在高学坤建房的工地上做工，高迎春是王光飞叫去的，其是王光飞叫高迎春打电话去的。2015年12月31日中午，高迎春与其他三人共饮了一瓶酒，下午在脚手架上接砖的过程中从脚手架上落了下来，头部右侧着地，接着从上面掉了两块砖下来砸在头上。其当时刚好提灰到高迎春所在的那间屋并把灰接了上去准备出来，所以看到事发情况。在出事之前，飘板没有固定在脚手架上，做工的人也都没有带安全帽，出事时王光飞和王某2都不在工地。高迎春的工钱是其与高鹏一起到王光飞家中结算的。
被告王光飞辩称，第一，二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本案房屋系高某4在其父高学坤的宅基地上所建，建房款也是高某4所出；高迎春系高某4找来帮忙做事、监督现场施工的亲戚，在高某4找到王光飞之父王某2承包建房后，高迎春继续帮忙高某4干一些小活并监督现场施工。第二，王光飞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与本案无关，因为王光飞既不是施工工程的承包人，也不是高迎春的雇主。第三，高学坤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为本案中的房屋所有人是高某4。第四、受害人高迎春自身具有一定过错，应当减轻被告的侵权责任，因为高迎春在酒后自行替换他人在脚手架上接砖，而且在没有接到的情况下强行去接，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因此，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另，二原告请求的丧葬费数额不符合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
王光飞为证明施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是王某2，高迎春的实际雇主是高某4，提供以下证据：
5、证人蔡某、王某1、高某2共同签名的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房屋系高某4在其父高学坤的宅基地上所建，高迎春系高某4找来帮忙做事、监督现场施工的亲戚，在高某4因施工需要找到王光飞之父王某2承包建房后，高迎春继续帮高某4干一些小活并监督现场施工。2015年12月31日中午，高学坤热情招待做工的人并提供好酒给高迎春等4人畅饮，高迎春于15时30分许在施工过程中从脚手架上摔落至地面，头部受伤，经送浠水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所在村委会应邀多次出面调解，终因多方要求悬殊调解未果。
6、证人王某1的书面证言，主要内容为：王某2是从事农村建房的，高某4要在其父高学坤的宅基地上建房，就请王某2承建。受害人高迎春系高某4的堂弟，高某4叫其帮忙做事、监督现场施工。2015年12月31日下午，酒后的高迎春本是负责提灰，但其替换高某1在脚手架上接砖，在接砖过程中，因有一口砖没有接好便强行去“抢”，结果从脚手架上摔落至地面，致头部受伤，经王某2叫车送浠水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7、证人高某3的书面证言，主要内容为：2015年12月31日中午，高学坤提供酒给高某3、高迎春等人喝，高迎春喝了约二两半，下午其不幸从脚手架上摔落到地面而致死。
8、对证人高某2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为：其是为王某2做小工，2015年12月31日中午，高学坤提供关公坊酒给高迎春、高某2、高少华、高某34人喝，高迎春喝了约二两半。本案房屋建好后归高学坤之子高某4所有，建房款是由高某4所出。其不在事发现场，不清楚高迎春如何摔落至地面及如何被抢救的过程。
9、上部分内容为“刘边建房做工”人员工时、工钱及其他费用情况，下部分内容为“新年施工建此房屋属实，期间因故停工，村协调无果，后续工程房主自行开工。特此证明。九峰坳村，2016、6、18。”的书证，旨在证明本案房屋建设施工工程由王某2承包；事故发生后九峰坳村委会从中协调未果。
王光飞为证明其不是本案房屋建设施工工程的承包人，实际承包人是王某2，其与本案无关，还申请证人蔡某、王某1、王某2、王某3、高某2出庭作证。
证人蔡某当庭陈述：其不知道高学坤是哪里的人，对房屋系高某4还是其父高学坤所建、建设工程由谁承包、受害人高迎春由谁雇请、高迎春如何摔落至地面以及其后抢救、事后协商赔偿等情况均不清楚，但其是王某2叫去做工的，工钱是王某2发放的。当天午饭是由王某1从王某2家拿来的，高迎春等人喝的酒由高学坤提供。小工没有具体分工，出事时工地做工的人都没有戴安全帽。
证人王某1当庭陈述：王光飞提供的书面证明的内容是律师询问，由其与蔡某、高某2各人说各人清楚的情况，然后打印出来签的名字。房屋听高迎春说是高某4的，工地有什么事他打电话给何某，何某也来过工地督促落实施工问题。其不清楚高学坤、高某4、高迎春、何某之间的关系。高某4、何某找王某2谈建房的事时，王光飞不在家，其正在王某2家打麻将，但他们具体谈事时其没有在场，其不清楚王某2与王光飞分没有分家。施工时，王某2每天上午到工地强调一下安全，出事那天上午也在工地，但从吃午饭后到出事期间不在工地。高迎春应是王某2请的，工地上有什么小事情就问他，他的工钱也是王某2付的，但到底是谁请的其不清楚。其看见高迎春接砖时有一块砖没有接到便去抢，结果砖掉到地上，其听到一声响，就用眼睛余光看到高迎春摔落下去，地上还有一块板子。高某1最先到现场，后其电话联系王某2，王某2叫其用机动三轮车送到团陂镇蔡井街后转送至浠水县人民医院抢救，晚上打电话王某2询问情况得知没有抢救过来。协商赔偿的事是在王氏祠堂工地上听王某2所说，但不记得当时的在场人。
证人王某2当庭陈述：其之前从事一、二十年建筑业，在武汉就有十几年的建筑业经历。其子王光飞在高某4他们那儿修路，高某4说要建房，王光飞给其提供了这个消息，其便过去正好碰到高某4在家，高某4问其是否会建房屋，其表示建了多年房屋，王光飞还用挖机帮他挖了地基，高某4当时就表示以后建房找其承建。承包事宜由高某4、何某到其家中与其在王光飞的房间协商，但是王光飞没有参与，当时王某1、王某3及两个不认识的人在家里打牌。其没有与高某4签订施工工程承包合同，但口头约定了工程完工付钱，没有任何关于建房的交往记录，也没有高某4的电话，但高某4已付的2万元工钱，由于其本人没有银行卡，让高某4打到了王光飞的银行卡上。其与王光飞已分家，各人做各人的事，但户籍没有分开。因为高某4支付了2万元，就于农历2015年12月28日支付了高迎春的工钱，当时由王光飞拿出账本与高鹏、高某1对账，因其不识字，由王光飞代为记账。高迎春安葬那天其还让王光飞送300元礼金。但是对于其职业问题，其后来又陈述之前一直在家种田，近几年才在外面有事就做点事。
证人王某3当庭陈述：其与王某2是堂兄弟关系，王某2没有读书，做不了别的事情，一直在家种田，只是这几年帮其女婿做点事。高某4、何某那天找王某2谈建房的事时，其正好到王某2家打牌，王光飞当时不在家，他们在一间屋里谈事，其与三个女的在另一间屋里打牌，其中一个是其村里的妇联主任，王某1在旁观看，但不清楚具体几个人谈事。建房工程是王某2说高某4发包给他做的，其工钱王某2给付了部分，其余部分因房主的钱没有付还下欠着。其后来听到说高迎春落下去了就过去看，看到高迎春侧倒在地。出事之前，工地做事的人平常都没有戴安全帽，小工没有分工，各人见到事就做。
证人高某2当庭陈述：其不识字，不清楚书面证明上的内容，是王某2在他家叫其与高某3、王某1三人签的字，其以为是为了做15个工的事签字。其只知道第一天开工做屋基和高迎春他们喝酒的事，其余的事情均不清楚。
被告高学坤辩称，其准备建房的时候，王光飞正好在他们那边修建道路，王光飞对其说如果房屋让他建，不要多长时间就能建成，其遂叫其子高某4与王光飞联系建房施工事宜。高迎春是王光飞雇请，因其工资是由王光飞发放，而不是由其发放。因此，其对二原告的起诉无异议，其应承担的责任由法庭依法处理。
高学坤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但申请证人高某4出庭作证，旨在证明其委托高某4、何某具体与王光飞商谈建房施工事宜。
证人高某4当庭陈述：其是高学坤的儿子，因其父70多岁，就将建房的事交给其办理。建房施工的事共谈了三次，第一次是其和何某找王光飞，王光飞就将其父王某2带了过来，但没有谈成；第二次是其和何某到王光飞家在麻将桌上与王光飞和王某2一起谈的，当时王某2说工价要240元/平方米，其问王光飞230元/平方米可不可以，可以的话其就回家问其父高学坤意见，其父同意就可以开工；第三次是谈厨房和收捡屋的事，工价确定为200元/平方米，在此过程中，其一直与王光飞联系，从没有与王某2联系，但王光飞说施工由其父王某2负责，施工安全方面，王光飞和王某2都保证出了事由他们负责。其已向王光飞支付三次钱款，通过银行汇款两次，其中1万元是购买材料款，2万元是工程进度款，另高迎春出事后通过何某付6000元，建房款除其父高学坤自有部分外，其兄弟姐妹均出了一部分。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王光飞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浠水县团陂镇五峰坳村民委员会关于高学坤建房的申请决定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该决定证明村委会只是同意由高学坤建房，没有同意由高某4建房；对高某4银行卡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高某4为何给王光飞打款，也不能证明该款就是建房工程款，有可能就是王光飞代其父亲王某2领款，因为王某2年纪大不会用银行卡，相反证明了高某4才是建房的出资人，是真正的发包方；对于证人何某的证言，因为证人与二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需要其他证据佐证；对高某1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被调查人与二原告是亲属关系，需要其他证据佐证；对手机短信及手机通信记录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证明（推断）书来看高迎春是呼吸衰竭死亡，并不是因本案外伤死亡，也可能是自身疾病死亡，需要提供病历及治疗资料予以证明。被告高学坤经质证均无异议。
对于王光飞提供的证据，二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证据5、6、7、8中证人证言以证人当庭的证言为准；对证据9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没有经办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签名，也没有单位印章，不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故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王某2承建。高学坤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对二原告和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及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认证如下：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2、4及证据3中的浠水县团陂镇五峰坳村民委员会关于高学坤建房的申请决定、高某4银行卡交易明细、手机短信及手机通信记录，形式、来源均符合法律规定，且与本案相关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确认其证明力，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证据3中的证人何某的证言、对证人高某1的调查笔录，因其主要内容与证人回答二原告、二被告以及法庭当庭发问的内容基本一致，故本院确认其证明力，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王光飞对证据4中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高迎春是因自身疾病死亡且与本案事故无关，故其意见不予采纳。被告王光飞提供的证据5、6、7、8，因其申请相关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亦表示对二原告和二被告当庭发问的同一问题回答不一致的以法庭询问回答的为准，故本院对其中与证人当庭陈述相矛盾的内容不确认其证明力，并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证据9中“九峰坳村的证明”因无经办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签名及单位印章，不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确认其证明力，并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原、被告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确认其证明力，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综合以上认证意见及庭审中询问的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高学坤为方便子女回家居住，准备于2015年11月在浠水县团陂镇五峰坳村14组其所在村委会批准的宅基地上新建一层半（一层加隔热层）私房及附属厨房、收捡屋。王光飞得知该情况后，表示如果让其承建不要多长时间就能完工，高学坤遂授权其子高某4及外甥何某与王光飞联系房屋建设施工工程承包事宜。在王光飞表示承接该工程后，经高某4、何某与王光飞及其父王某2协商，最后口头约定王光飞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建，工程价款正屋按230元/平方米、附属厨房、收捡屋按200元/平方米计算并按工程进度支付，人员伙食及施工安全由王光飞负责。施工过程中，王光飞先后雇请了王某1、王某3、高某3、王某2等大工，高迎春、高某1、高少华等小工，其中，小工没有明确分工；同时，王某2还以亲属身份受托负责工程施工管理及人工雇请、工钱发放等事项。2015年12月31日中午午餐时，高学坤提供一瓶关公坊白酒给施工人员高迎春、高某2、高少华、高某34人喝，高迎春喝了约二两半。下午在厨房、收捡屋施工过程中，约3时30分许，高迎春在脚手架上接砖，因有一块砖没有接到便去“抢”，不慎摔落到地面致头部受伤，后经送浠水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后，高迎春的近亲属杨月英、高鹏与王光飞、高学坤为高迎春死亡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同时查明，自工程施工开始至本案事故发生期间，施工人员均没有佩戴安全帽，且事故发生的当日下午王光飞及王某2均没有在现场进行施工安全监督。
另查明，高学坤由高某4通过银行汇款于2015年11月26日向王光飞支付购买材料款1万元，于2015年12月18日向王光飞支付正屋封顶工程进度款2万元，另于高迎春出事后通过何某向王光飞支付工程款6000元。另王光飞在杨月英、高鹏起诉前已向其支付赔偿款28000元。
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作为被侵权人的雇员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雇主的责任，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公民因生命遭受侵害，死亡受害人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可以起诉请求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其中的财产损失赔偿包括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受害人高迎春受雇于被告王光飞在房屋发包人被告高学坤的建房工地上提供劳务致使自己死亡，王光飞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但高迎春酒后作业，不注意自身安全，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王光飞的责任。高学坤应当知道王光飞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应当与王光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有六个：一、王光飞、高学坤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即王光飞和王某2谁才是本案中施工工程承包人，高学坤和高某4谁才是发包人；二、受害人高迎春是由承包人雇请，还是由发包人雇请；三、王光飞作为雇主与其雇员高迎春之间责任的划分；四、高学坤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承担，其责任比例如何；五、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六、二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如何分担。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判：
一是关于王光飞、高学坤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即王光飞和王某2谁才是本案中施工工程承包人，高学坤和高某4谁才是发包人的问题。对于王光飞和王某2谁才是本案中施工工程承包人的问题，由二原告提供的高某4银行卡交易明细、证人何某的证言、对证人高某1的调查笔录、手机短信及手机通信记录等证据，结合证人何某、高某4出庭作证的陈述能够确定王光飞是承包人，而王某2则是受雇于王光飞的雇员，同时其以王光飞亲属的身份负责工程施工、安全及人工雇请、工钱发放等事项。王光飞虽然提供了证据用于证明王某2是实际承包人，但证据的内容与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述内容相矛盾，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首先，王某2和王某3陈述的王某2的职业情况足以证明王某2应不具备承包房屋建设施工工程的业务和经济能力；其次，证人出庭作证的陈述只能证明王某2负责了施工管理、人工雇请、工钱发放等工作，但不能证明王某2即是施工工程承包人；最后，假定王某2陈述的其之前从事过多年建筑业，而且在武汉就有十几年的建筑业经历的情况属实，则其作为建筑业主承包建房施工工程却没有银行卡，让高某4将2万元工程款打到已与其分家且各人做各人之事的王光飞的银行卡上，与常理不符。相反，其提供的上部分内容为“刘边建房做工”人员工时、工钱及其他费用情况，下部分内容为“新年施工建此房屋属实，期间因故停工，村协调无果，后续工程房主自行开工。特此证明。九峰坳村，2016、6、18。”的书证，应证了二原告主张的事实。其中，在“刘边建房做工”人员工时、工钱及其他费用情况中，大工做工的情况一项下明确记有“新年18天”，证明王某2是受雇于王光飞；“九峰坳村的证明”能够证明王某2负责了施工工作，但不能证明王某2是施工工程的承包人。对于高学坤和高某4谁才是发包人的问题，从二原告提供的浠水县团陂镇五峰坳村民委员会关于高学坤建房的申请决定可知，该房屋的宅基地是高学坤所在的村委会根据其申请“划拨”并明确用于其建私房，而不是用于高某4建私房，可以认定高学坤是发包人，对此，二原告提供的证人何某的书面证言、对证人高某1的调查笔录，以及证人何某、高某4、高某1出庭作证的陈述，予以了佐证。王光飞虽然提供了用于证明高某4是发包人的证据，但是证据的内容亦与证人出庭作证的陈述相矛盾，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同时，证人王某2自述其是承包人，高某4是发包人，却没有任何与高某4关于建房的交往记录，甚至连高某4的电话都没有，显然与常理不符。王光飞还辩解称，建房是由高某4出资，该房屋应是归高某4所有，因此高某4才是真正的发包人，经查，对于建房出资，高某4称资金除其父高学坤自有部分外，其兄弟姐妹均出了一部分，其所称的建房出资情况符合日常情理，即便所有资金均系高某4所出，其作为子女为年迈的父亲出资建房，也在情理之中，况且高学坤表示房屋是为了其子女们回家时有地方居住而建，故王光飞的此辩解意见，应不予采纳。综前述，应认定王光飞、高学坤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即王光飞是房屋建设施工工程的承包人，高学坤是发包人。
二是关于受害人高迎春是由承包人王光飞雇请，还是由发包人高学坤雇请的问题。由证人高某1、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的陈述，结合王光飞为承包人的实际，可以认定高迎春的工钱是由王光飞支付，王某2经手发放工钱是协助和代理行为，因此，受害人高迎春是由承包人王光飞雇请。王光飞提供证据欲证明的事实主张与证人出庭作证证明的事实不符，应不予采信。
三是关于王光飞作为雇主与其雇员受害人高迎春之间责任划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由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从王光飞施工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作为雇主，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忽视安全教育，亦未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进行施工安全监督，从而致使其雇员高迎春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不慎摔落到地面致使头部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但高迎春作为雇员，饮酒后作业，且其在作业过程中，忽视自身安全，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强行去“抢”没有接好上抛的砖块，造成自己从脚手架上摔落到地面后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应认定其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过错，依法应减轻雇主王光飞的责任，故王光飞、高迎春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考量王光飞、高迎春的过错程度和高迎春死亡结果发生的原因力，确定王光飞承担主要责任，高迎春承担次要责任，并酌情王光飞承担的责任比例为70%，高迎春承担的责任比例为30%。
四是关于高学坤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承担，其责任比例如何的问题。对于高学坤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按照原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建办质电［2007］42号）第二条的规定，“农村自建限额以上住房（二层及二层以上，或投资30万元以上，或300平方米以上）以及加层、改扩建房屋必须严格执行法定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建设手续。”高学坤所建房屋为一层半，二原告及王光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房在投资30万元以上或300平方米以上，不能确定是否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发包给需要具备相应建筑资质的承包人承建。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王光飞施工的实际情况来看，高学坤作为发包人应该知道王光飞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且正是在安全生产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高迎春受王光飞雇佣在施工过程中不慎摔落到地面，因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而死亡，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高学坤应与王光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王光飞、高学坤内部责任比例划分的问题，虽然高学坤明知高迎春等人酒后施工会存在安全隐患，仍为他们提供白酒，是本案事故发生的一个因素，但造成高迎春死亡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安全措施不到位，特别是施工人员均没有佩戴安全帽，从王光飞、高学坤在本案中的过错和对高迎春死亡结果发生原因力的大小来看，显然王光飞的责任较大，高学坤的责任较小，故对于王光飞上述承担的70%责任，本院酌情由王光飞分摊50%，高学坤分摊20%。
五是关于二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问题。对于争议的丧葬费的赔偿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应当按照浠水县当地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付6个月，而浠水县当地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则参照《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二〇一六年度）》中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7,320元/年予以确定，故丧葬费应为47,320元/年÷12个月/年×6个月﹦23,660元。对于争议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行为后果及浠水县本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二原告主张3万元过高，本院酌定为2万元。
六是关于二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应当如何分担的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对高迎春的死亡赔偿金236,880元（受害人高迎春为农村居民，其死亡赔偿金参照《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二〇一六年度）》中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844元/年的标准计付20年）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二原告因其近亲属高迎春死亡的财产损失为死亡赔偿金236,880元、丧葬费23,660元，共计260,540元，获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王光飞、高学坤责任分摊情况，本院酌情由王光飞承担13000元，由高学坤承担7000元。则王光飞应赔偿二原告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43,270元［计算方法为260,540元×50%+13000元﹦143,270元］，高学坤应赔偿二原告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9,108元［计算方法为260,540元×20%+7000元﹦59,108元］，王光飞、高学坤对各自应赔偿的部分互负连带责任。王光飞已支付的28000元，在履行或者执行过程中应予扣减。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王光飞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月英、高鹏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43,270元（已支付的28000元，在履行或者执行过程中应予扣减）；
二、限被告高学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月英、高鹏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9,108元；
三、被告王光飞和被告高学坤对上述赔偿责任互负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杨月英、高鹏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款项，二被告可以直接支付给二原告，亦可通过以下方式履行，即款汇：收款人浠水县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浠水支行营业部，账号18×××70）。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753元，原告杨月英、高鹏已预交1643元，由原告杨月英、高鹏自行负担664元，由被告王光飞负担720元，由被告高学坤负担369元；被告王光飞、高学坤负担的部分，亦限于上述履行期限内支付给原告杨月英、高鹏。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呈友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查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