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1121民初第369号
原告舞阳县土产公司驻漯河购销转运站。住所地：漯河市区交通路南段闫庄东头。
法定代表人刘国钧，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廷杰，河南首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殷国兴，男。
被告舞阳县土产公司。住所地：舞阳县舞泉镇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谷文贵，经理。
委托代理人孟志亚，河南华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舞阳县土产公司驻漯河购销转运站诉被告舞阳县土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4月19日、2016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舞阳县土产公司驻漯河购销转运站的法定代表人刘国均、委托代理人张廷杰、殷国兴和被告舞阳县土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谷文贵、委托代理人孟志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1985年开始与被告签订经营承包合同。合同到期后，原、被告双方于1987年2月28日重新签订了经营承包合同书。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对原告在承包期内实行上缴利润大包干，独立核算。被告设立单独账户，被告给原告提供资金2万元，原告承担银行利息。原告销售被告商品要及时汇款，月底不汇，超过定额资金被告加收20%的银行利息。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1988年12月31日，当时的舞阳县土产公司经理赵应轩借我站现金15万元整（见汇款书、证据一），当时言明所借资金同原告借被告资金一样按银行利息计付。虽经原告多次催要，但因为一是被告是原告的领导机关，二是原告应向被告交承包费，三是以往原告也曾用过被告的资金（但本处均已结清），所以被告推脱迟迟不还。1996年3月6日，双方结算账目，被告提出按账面原告欠其款包括应上缴承包款含利息共185006.46元（见被告账单、证据二）。但被告借原告的款15万元及银行利息和被告收原告的鞭炮款47500元（见被告收据、证据五）却不给原告结算。虽经县供销社领导处理，但结论也不给原告，长期把此事扔下不管了，经原告多次找县社、公司领导催办无果。无奈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借款15万元及银行利息（暂定1万元）。
被告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也不存在约定银行利息。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可知，原、被告双方是一个统一整体。开办资金也由被告提供，因转运调拨货物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如有适销大宗业务，临时增加资金会经常发生，本案中，原告仅凭一张其与舞阳棉麻购销站的票汇结算委托书和其内部账册来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是不成立的，首先，该结算委托书不是债权凭证，收款人是舞阳棉麻购销站，用途是购货，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该结算委托书不能排除调拨货物付款以及偿还舞阳棉麻购销站借款的可能，事实上根据双方所签合同这种资金往来是经常发生的，再者原告要求的利息更无相应约定，此请求亦无依据。2、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告作为被告的下属机构，已于2000年前撤销停办，被告如欠其款，其应早知道权利遭受侵犯，另外在刘国钧给县供销社党委领导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到县供销社调查组把15万元借款记到刘天佑帐上的事实，应认定对其宣读结论时，其应知道权利遭受侵害，应自结论做出时的1996年5月2日起算两年的诉讼时效，时至2016年2月才起诉，显然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其间又无法定中断、延长情形，不适用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告的下属机构之一，主营土产商品的批发零售。1987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达成承包协议。并签订了一份《经营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了承包时间、结算办法、权责利等事项。其中，承包时间约定为从1987年元月1日至1991年12月底止；结算办法约定为双方在承包期内实行上交利润大包干（原告每年依次上交纯利9000-9600元），独立核算，分级管理。原告设立单独账户，被告给原告提供资金四万元，原告承担银行利息。原告销售被告商品要及时汇款，月底不汇，超过定额资金被告加收20%的银行利息。在权责利上约定双方仍然是统一的整体，被告对原告必须实行组织领导、业务指导、计划管理、资金使用、物价政策、服务方向六统一的领导。被告负责人有人员使用权、经营自主权、财产管理资金运用权。1996年3月，双方对承包期间的帐目进行结算时产生了纠纷。原告主张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的1988年12月31日，当时的舞阳县土产公司经理赵应轩借其现金15万元整，言明所借资金同原告借被告资金一样按银行利息计付。该笔借款借出后虽经其多次催要至今未偿付。请求被告给付原告借款15万元及银行利息（暂定1万元）。诉讼中，被告对原告所述的借款事实不认可。并抗辩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六组证据：
第一组，原、被告于1987年2月28日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书》、原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双方存在经营承包关系，经营承包期限明确。原告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原告的经营范围内没有棉麻业务。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以此证明其没有经营棉麻业务有异议，认为从原告的营业执照上可以推定棉麻也是其经营范围。
第二组，证人赵应轩2016年9月8日出具的证言两份、原告于1988年12月31日的记帐凭证一份、同日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的限额（票汇）结算委托书一份。证明原告于1988年12月31日向被告下设的舞阳棉麻购销站汇款15万元，并在原告记帐凭证中作为应收帐目记载。被告向原告借款15万元的事实存在。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赵应轩未出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拒绝质证；被告对票汇结算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票汇上的付款人是原告，收款人是舞阳棉麻购销站，用途是购棉。票汇结算委托书只能证明是原告与舞阳棉麻购销站存在转款15万元的事实。原告将15万元银行汇款作为应收款在记账凭证中显示是其内部记账行为。认为该组证据的内容与被告无关，均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
第三组，舞阳县供销合作社调查报告（1996年5月2日）、原告的企业内部承包合同（1988年2月1日）各一份，刘天佑名下明细分类账账页5张（1988年11月26日至1989年12月31日）、舞阳县土产公司告漯河市有关单位函一份、舞阳土产公司驻漯土产棉麻购销站营业执照一份。证明被告自1988年12月起在漯河设立舞阳土产公司驻漯土产棉麻购销站。刘天佑是转运站二科的负责人。在原告的内部承包合同期限内（1988年2月至1989年1月），原告的两科一处在经济上由原告统管，刘天佑在1988年12月期间是原告所属二科的负责人，其于1988年12月携带15万元汇票交给被告下属棉麻购销站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原告二科刘天佑明细分类账无汇出15万元的记载，本案所涉15万元的借款不是二科刘天佑的款项。被告驻漯河棉麻站是被告的经营窗口，人财物统属被告公司，是被告的下属机构。经质证，被告对调查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因购棉花向原告借款的事由不认可。提出原告的内部承包合同是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以此合同证明二科负责人的事实不能成立。认为二科的账本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均不认可。
第四组，原告转运站1988年的277、276、275、274、271、263、261记账凭证及票据。证明原告设立的一科、二科、果库、及原告转运站的业务及资金往来，分别记账。一科、二科、果库的账目均有标注，未标注的是转运站的帐。本案所涉15万借款，是由原告的转运站汇出的。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以此证明一科二科单独记账的主张不认同，认为单独记账应该有单独记账的账本。
第五组，刘天佑于1996年4月9日的情况说明和舞阳县土产公司驻漯河棉麻购销站于1996年3月9日的对帐单各一份、依据刘天佑陈述，证明1988年一科、二科分科记账和舞阳土产驻漯棉麻购销站在漯河农行开立账户的事实，证明了原告的会计账分科记账，舞阳土产驻漯棉麻购销站是于1989年开始经营。本案所涉15万元借款与刘天佑没有关系，与该站也无关；对账单证明土产棉麻购销站和土产公司的隶属关系。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主张证明事实有异议。认为刘天佑在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不相符。同时认为对账单是舞阳县土产公司棉麻购销站的对账单，与被告无关。
第六组，原告申请证人边某出庭作证，边某证明其系1982年至1995年期间舞阳土产公司的财务主办会计，出庭主要证明1.原、被告之间相互使用资金约定按月计息；2.当时的舞阳县土产公司下设四站一部，舞阳县棉麻购销站是土产公司的下属机构，简易核算，人财物由公司统一管理，统一核算；3.1988年12月份，棉麻站站长吴国卿告知，需要大笔资金购棉花，但当时正是年终，银行贷款冻结，只好自己想办法。事后询问棉麻站会计龚国奇资金组织情况，听龚国奇说已从公司漯河购销转运站借了15万元落实此事。经质证，原告对边某证明的内容无异议；被告对证人的第1、2部分证言内容无异议，对其第3部分证言内容有异议，认为证人所述的借款事实是从他人处听到的传来信息，属于证明力不强的传闻证据。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为抗辩原告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
第一组：附件1舞阳供销办字（1988）05号文件、附件2舞阳县土产公司舞阳县棉麻购销站联合通知、附件3舞阳棉麻购销站与漯河棉麻购销站对帐单（1996年3月9日）、附件4舞阳棉麻购销站与漯河棉麻购销站对帐单（1996年4月8日）、附件5刘天佑证言（（1996年4月9日）、附件6赵应轩证言（1996年4月10日）及询问笔录和被告当时的资金情况。附件7查帐证明（1996年3月6日）。被告以该组证据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实际是当时的漯河中转站二科负责人刘天佑与舞阳县土产公司棉麻购销站购销棉花的款项，且该款直接汇入舞阳县土产公司棉麻购销站，与原告无关系。且当时的被告不存在因资金紧张向原告借款的可能性。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5万元的事实不成立。经质证，原告对被告依该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认可。
第二组，刘国钧于1996年3月8日书写的汇款经过、刘国钧于1996年3月1日致县社党委及领导的信。证明在1996年3月，双方就因帐目清算发生了经济纠纷。刘国钧要求归还15万元汇款受阻，自此应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经质证，原告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刘国均在信中仅要求双方对债务进行清算，因当时被告并未拒绝给付原告15万元，故不能认定原告的权利自此受到了侵害。
第三组，舞阳县供销合作社的调查报告（1996年5月2日）、刘国均于2016年1月24日给县供销社领导的一封信。证明原、被告不存在15万元借款的事实已在调查报告中得出结论，刘国钧此时已知悉该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原告如果仍认为与被告存在借款关系，自此时起应知道其权益已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也应自此开始计算。经质证，原告称自己对调查报告不知情，直到2012年1月13日查档案时才知道调查结论。
原告针对被告提供的抗辩证据又提供了以下三组证据：
第一组，郭保华的证言（2013年5月29日）、牛某的证言（2008年2月24日）、王某的证言（2012年3月21日）。郭保华证言证明刘国钧曾于2012年1月6日从舞阳县土产公司档案存放处领取三份档案材料，其中就有一份调查报告。牛某证言证明其本人曾于1997年8月受刘国钧指派到被告处催要过15万元借款。王某证言证明其本人曾于1999年3月10日为原告代写过起诉状。原告以此证明自己曾多次与被告联系催要借款。经质证，被告认为郭某、牛某、王某三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对原告提供的证言内容拒绝发表质证意见。同时提出郭保华与刘国钧有利害关系。
第二组，国内挂号邮件收据5份（2001年2月15日，2001年12月25日，2003年12月13日，2006年12月1日，2015年6月11日），刘国钧写给舞阳县土产公司领导的信件5份（2001年2月11日、2003年12月5日、2006年11月30日、2008年11月15日、2015年6月9日）。证明原告曾经有多次写信给被告要求与被告核算账目，清算借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以上信件不能证明是原告向被告邮寄的催要15万元借款的信件，且所寄挂号邮件仅有收据而无回执签收证明。不能证明当时的被告均已收到了这些邮件。故认为原告主张的事实不成立。此外，被告方的经理谷文贵当庭抗辩，陈述自己自2002年6月至今一直担任舞阳县土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期间从未接到过原告方要求偿还借款的信件，原告也从未打过电话与其沟通过清算借款的事宜。只收到过刘国钧的感谢信，刘感谢公司帮他办理了劳务关系。针对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当庭抗辩，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其主张。
第三组，原告提供四份录音材料，综合证明1.原告分别在1996年和1998年向舞阳县供销社、被告针对原告借给被告15万元的事实要求被告给出书面结论，但一直没有结果。2.原、被告双方的帐目未进行清算。3、原告的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经质证，被告提出该四份录音材料的形成时间、相关人物无法确定，且录音内容不清晰，无法与录音笔录内容核对，进行实质性问题的质证比较困难。同时认为从所听取的录音内容来判断，并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
另查明，在原、被告的经营承包合同履行期间，当时的舞阳县土产公司下设了棉麻购销站、废品收购站、果品站、土产站和门市部五个机构，各机构简易核算，舞阳县土产公司对其人财物统一管理，帐目统一核算。舞阳县棉麻购销站是舞阳县土产公司的下属机构；关于原告所述的15万元借款的由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都向本院提交了当时的舞阳县土产公司经理赵应轩的证言。在原告举证的证言（2016年9月8日）中赵应轩陈述其在任职期间（1988年8月-1990年12月），县土产公司曾经手让原告暂时借给公司棉麻站15万元作为急用资金。在被告举证的证言及询问笔录（1996年4月10日）中赵应轩陈述其并不清楚原告向公司棉麻站汇款15万元的事情。否认原告提出的舞阳县土产公司曾向原告借款15万元的事实。两份证言内容自相矛盾。原告、被告均未申请证人赵应轩出庭作证；此外，舞阳县供销合作社调查报告（1996年5月2日）是其监察室存入档案的备查资料。是当时的舞阳县供销合作社监察科组成调查组，针对刘国钧提出1988年12月31日给土产公司汇款15万元的事实展开调查后形成的调查报告。调查结论为：1.刘国钧提出要回1988年12月31日汇出的15万元购货款毫无道理，坚决堵住。2.关于现欠公司169817.86元坚决分批追回。该调查报告经庭审质证，原告除对报告中所列土产公司驻漯河棉麻购销站的成立时间认可外，对调查的汇款事实及调查结论均不认可。
1996年3月8日，刘国钧在书写《关于汇舞阳县土产公司15万元款的前后经过》的中陈情，自述该15万元汇款自1988年12月份借出后，自己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催要，也未用来冲抵其应上交的承包款。一直拖到1993、1994年清财组找其催要承包款时才予以言明。
2016年2月4日，原告书写起诉书陈述，1996年3月，双方在结算帐目时，因被告对15万元借款不予结算而产生纠纷。
2016年1月24日，刘国钧在致舞阳县供销社党委领导的一封信中自述，自己不服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认为调查组将其转运站汇给公司的15万元强行记到刘天佑的帐上，且调查结果只是口头宣读，不给书面结论。经审查，舞阳县供销社调查组对该纠纷的调查期间为1996年3月-4月。书面调查报告形成时间为1996年6月。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与被告舞阳县土产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诉讼请求被告履行偿付借款及利息的义务。因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借款15万元的事实，故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之间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隶属关系。平时具有相互拆借资金用于商贸经营的情况。本案诉争款项恰属双方在商贸经营期间拆借资金的范畴。且双方至今未对相互往来期间的帐目进行清算。因此，单凭一张汇款凭证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单独证明借款事实成立的直接证据有：原任舞阳县土产公司经理赵应轩和会计边某出具的证言。但因赵应轩未出庭作证，被告否认且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无法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边某的证言又属传来证据，无相关证据补强其证明力。故不能确定两位证人所述事实的真伪；票汇结算委托书证明原告于1988年12月31日向被告下设的舞阳棉麻购销站汇款15万元用于购货的事实存在，但如上所述，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本案原、被告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属于需要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借款事实的间接证据。该汇款凭证与原告的全案证据相结合，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相互印证。从而无法得出该笔汇款在流转过程中已转化为被告借款的结论；原告在诉讼中自述，该笔借款自汇出后（1988年12月），在其承包期间（1987年元月1日至1991年12月底止）一直没有被用于抵销原告应向被告上缴的承包款，也没有与被告进行过此笔借款的结算。被告拖欠该笔借款至今未偿付。本院认为原告关于该笔借款拖欠之久的自述因由有违常理，不能排除对借款事实是否存在的合理性怀疑。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原告请求被告偿付借款15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能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理，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确定本案原告对被告的诉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又一焦点。单从时间概念上看，从1996年3月原告要求结算15万元借款受阻后到2016年2月原告提起诉讼，原告的诉权显然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保护。被告也依据此事实对原告的债权诉请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原告为此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曾经有多次与被告联系催要借款的事实，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因其提出还款要求而中断。但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第一组证据中所涉及的证人牛某、王某、郭某均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由此造成该组证据不能采信；第二组证据中所列举的5份挂号邮件收据均无邮件回执载明送交的时间及签收人，在原告没有相应证据补强的前提下，亦不能确定原告所述的具有催收内容的信件已有效送达当时的被告。从而无法认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存在；第三组证据中四份录音资料的原始录音时间不祥，无相应证据印证其形成的时间正如原告所述的时间跨度（1996年、1998年录音资料）。同样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诉讼时效已中断的依据来使用。总之，因原告提供的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无证明力，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六条、第十条、条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舞阳县土产公司驻漯河购销转运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原告舞阳县土产公司驻漯河购销转运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夏英涛
审判员 宋海燕
审判员 陈晓凤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赵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