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59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占水，男，1956年10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军，北京市亚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杞刚，男，1970年5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军，北京市亚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进，男，1986年2月11日出生，住湖南省桑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军，北京市亚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光宇，男，1947年9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靓，北京太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丹玥，北京太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星华，男，1975年8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利，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康占水、上诉人吴杞刚、上诉人杜进、上诉人盛光宇因与被上诉人王星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4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占水、吴杞刚、杜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星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星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一、杜进和吴杞刚自2016年7月起累计向王星华支付了货款140000元，该款项应从总欠款中扣除。杜进支付的货款分别为：2016年8月13日微信转账支付20000元、2016年8月26日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2016年8月30日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2016年9月4日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2016年7月22日ATM机转账支付10000元、2016年7月25日ATM机转账支付10000元、2016年8月10日ATM机转账支付20000元。吴杞刚通过网银支付王星华的货款分别为：2016年7月2日转账支付10000元、2016年7月6日转账支付20000元、2016年7月8日转账支付10000元、2016年7月16日转账支付10000元。二、2016年8月31日，康占水、吴杞刚、杜进与杨德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康占水、吴杞刚、杜进将其在北京斯博瑞饭店合伙经营的老北京烤鸭店转让给杨德兵，故杜进不可能在2016年8月31日以后的送货单上签字。后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各方协商一致后作废。2016年9月24日，康占水、吴杞刚、杜进与案外人朱金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十条约定，签合同之日前的所有债务均由朱金鹏全权负责，故王星华应当向朱金鹏主张欠款。
盛光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向王星华连带支付货款10457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与王星华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盛光宇向王星华连带支付的货款数额有误。一、一审法院未对王星华提交的送货单存在的诸多疑点进行深入查证即将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之一，明显不妥。针对王星华的供货及结款事宜，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仅在2016年1月20日向王星华出具过一张欠条，该欠条载明拖欠王星华的货款数额仅为150457元。对于王星华在本案主张的其余欠款243694.1元，盛光宇不予认可。尽管王星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07张送货单作为证据，但上述送货单有诸多问题，如多处涂改痕迹、多次出现案外公司公章、签署日期在后的送货单的编号反而在前等，其真实性明显存疑。二、因王星华所主张的欠款涉及各合伙人的重大利益，欠款的真实性应经各合伙人共同确认，但一审法院仅凭杜进个人的庭后笔录即认定欠款数额为394151.1元，并未考虑上述欠款中的243694.1元未经其他合伙人确认的情况，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杜进的权限仅为经营管理，无权代表其他合伙人对涉及其他合伙人重大权益的事项作出任何确认，王星华提供的送货单只有杜进一个人的签字，未经其他合伙人的确认，即使杜进认可签字的真实性，也只能代表其个人意见，不代表其他合伙人对上述送货单及其所涉货款数额243694.1元的认可。
王星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陈述的事实与一审中的陈述有重大出入，本案所涉货款不存在已经支付的情形。双方的所有货款分为四段：第一段是2015年开业至2015年10月31日，货款已经付清；第二段是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货款以欠条的方式体现，未结清；第三段是2016年1月20日至2016年6月30日，货款已经付清；第四段是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4日，未结清。
王星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向王星华连带支付货款394151.1元；2、判令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连带赔偿王星华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王星华起诉之日即2016年11月7日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3、诉讼费由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年初，康占水、吴杞刚和杜进在北京斯博瑞饭店合伙经营一家老北京烤鸭店。后盛光宇加入合伙。2015年3月26日，四人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各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委托杜进为合作负责人，其权限为经营管理。王星华自2015年烤鸭店开业后即开始为该店配送蔬菜、水果、肉类、日用品等货物。王星华与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和杜进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王星华提供货物后，烤鸭店的厨师签字确认，然后再由杜进签字确认。2016年1月20日，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和杜进向王星华出具一份《欠条》，内容为：“今欠王星华货款共计150457元，以下分别是每月货款明细，2015年11月份货款31469元，2015年12月货款63455元，2016年1月1日—2016年1月19日货款55533元。”已经支付货款的送货单以及上述欠条中涉及的送货单均已被收回。上述欠条中涉及的货款至今未支付。王星华现持有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24日期间的送货单107张，涉及货款数额共计243694.1元。
一审法院认为，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和杜进合伙经营烤鸭店，王星华为该烤鸭店配送蔬菜、水果、肉类、日用品等货物，因此王星华与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王星华已经按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即应当支付相应的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王星华持有的欠条由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签字确认，王星华持有的送货单均被四人约定的经营管理人杜进确认，足以证明欠付的货款共计394151.1元。王星华以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四人系合伙关系为由，要求四人支付货款并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康占水、吴杞刚以送货单均由杜进经手为由不同意支付相应货款，于法无据，对此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康占水、吴杞刚以四人已将烤鸭店转让给案外人朱金鹏经营且朱金鹏同意承担欠付的货款为由不同意支付相应货款，但康占水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没有盛光宇的签字，不足以证明四人与朱金鹏之间对涉案的债务转移进行了明确约定；而且康占水、吴杞刚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上述《股份转让协议》中涉及债务转移的内容经过了债权人王星华的同意，故对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对支付货款有明确的约定或者达成了补充协议，也无法按照双方交易习惯确定，因此买受人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货款。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至今未给付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向王星华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现王星华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盛光宇、杜进未出庭参加诉讼，视为二人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康占水、吴杞刚、盛光宇、杜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王星华连带支付货款394151.1元，并向王星华连带赔偿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11月7日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关于王星华持有送货单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9月24有误，应为2016年9月4日，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二审期间，康占水、吴杞刚、杜进主张自2016年7月起吴杞刚、杜进累计向王星华支付了货款140000元，该款项系支付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4日的欠款，应从243694.1元欠款中扣除，并提供了部分转账凭证予以佐证。王星华对此不予认可，主张2016年1月20日至2016年6月30日双方亦存在货物买卖，该140000元支付的并非是2014年7月1日之后的欠款。盛光宇则主张该140000元应从《欠条》中载明的150457元欠款中扣除，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只应支付王星华10457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星华向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合伙经营的烤鸭店供应货物，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王星华履行了供货义务，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即应支付相应的货款。王星华提供了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2016年1月20日出具的《欠条》及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4日的送货单107张，证明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尚欠394151.1元货款未付。康占水、吴杞刚、杜进则主张自2016年7月起吴杞刚、杜进累计向王星华支付了货款140000元，该款项系支付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4日的欠款，应从243694.1元中扣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杜进在一审庭审结束后的谈话笔录，已经付款的及已经出具欠条的送货单已经收回，而王星华现持有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4日的送货单107张，康占水、吴杞刚、杜进虽称向王星华索要过送货单，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其次，康占水、吴杞刚、杜进所主张的当日付款金额存在高于王星华当日及之前送货总金额的情况，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称是因为王星华要求先付款再送货，但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最后，双方在2016年1月20日至2016年6月30日亦存在货物买卖，经本院询问，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表示不能提供该期间的送货单及付款凭证，因此不能排除吴杞刚、杜进支付的14000元系支付2016年1月20日至2016年6月30日货款的可能。综上，康占水、吴杞刚、杜进主张吴杞刚、杜进于2016年7月之后向王星华支付的140000元系支付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4日的欠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要求将该款项从欠款总额中扣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康占水、吴杞刚、杜进关于涉案债务已转移给案外人朱金鹏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康占水、吴杞刚、杜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涉案债务转移给案外人朱金鹏经过了债权人王星华的同意，故其以此为由拒付货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盛光宇以送货单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字确认，且存在涂改等问题为由对243694.1元欠款不予认可的主张，本院认为，王星华提供的送货单上均有杜进的签字，而杜进系全体合伙人委任的负责人，负责烤鸭店的经营管理，故杜进的签字对全体合伙人具有法律效力，盛光宇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星华要求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连带支付其394151.1元货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康占水、吴杞刚、杜进、盛光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但不影响本案处理，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2.36元，由康占水、吴杞刚、杜进负担6851.18元，由盛光宇负担6851.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岩
审 判 员 闫 飞
审 判 员 张 君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杜彦博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