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行初字第233号
原告：江熀文，住美国。
委托代理人：张志同，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海霞，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林中坚，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春灵，广州市花都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温鑫权，广州市花都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刘锦东，职务：镇长。
委托代理人：杨蜀，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演枨，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刘绍棠，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邓美香，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邹楣，该局民警。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秦宏伟，职务：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利伟卓，该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欧阳迎迎，该大队民警。
被告：广州市规划局，住所地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李明，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斌，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耀燊，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周云，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华冠，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熀文不服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强制拆除房屋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志同、李海霞，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春灵、温鑫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蜀，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邓美香，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的委托代理人利伟卓、欧阳迎迎，被告广州市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文斌、陈耀燊，被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刘成坚、王华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熀文诉称：2003年9月，因新白云国际机场北进场道路建设需要，众被告于2003年9月26日将原告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新白云国际机场北出口地段（煤气站对面一带）的合法房屋强行拆除，而原告一直通过信访程序来维权。2009年7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中称，要求原告在9月23日前自行拆除道路规划红线内的建（构）筑物，否则政府将予以强制拆除。在这种情况下，花都区人民政府组织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等单位，在公证处对原告建筑物内的物品进行保全公证后，对原告在道路用地红线内的建筑物进行了强制拆除。2014年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空港经济管理委员会《关于江熀文、王某甲等信访问题的答复》中告知是由被告进行了强制拆除的行为，自此原告才知道涉案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故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故原告诉讼请求：一、确认众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信访部门已于2009年7月明确告知原告拆迁内容及拆迁主体，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拆迁行为发生后，原告多次向花都区人民政府信访部门信访，信访部门对其信访要求进行了答复。区政府信访部门在2009年7月3日对江熀文发出《关于江煜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以下简称“《答复》”）。在此《答复》中将新白云国际机场规划和征地拆迁安置的基本情况告知信访人，并针对江熀文房屋强制拆迁的真实情况及依据进行了详细答复。在《答复》第4页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花都区政府组织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等单位，在……才对你们在道路红线用地内的（构）建筑物……进行了强制拆除”。也就是原告在2009年7月收到花都区政府信访部门发出的《答复》时已经了解本案强制拆迁行为的具体内容及拆迁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四十二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告收到《答复》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2年。二、原告就已知的事实再次信访得到的答复不能重新起算诉讼时效。原告在其《行政起诉状》中已明确表示其收到了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也明知《回复》内容中有“在这种情况下，花都区政府组织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等单位，在公证处对原告建筑物内的物品进行保全公证后，对原告在道路红线内的建筑物进行了强制拆除”，这表明原告在2009年7月即已知强制拆迁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及拆迁主体，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收到《答复》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2年。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原告又于2014年4月11日向花都区政府信访部门再次提出要求明确“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具体指哪些部门，根据《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花都区政府信访部门必须对信访人的信访要求进行书面回复，因此广州市花都区空港经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花都区空港委”）根据2009年7月《答复》的内容，对江熀文信访问题出具了《关于江熀文、王某甲等信访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2》”），再次指出强制拆迁行为的主体。答辩人认为《答复2》只是再次强调《答复》中的内容，不能作为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的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江熀文的诉讼请求。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江熀文的起诉己超过诉讼时效。涉案房屋是于2003年9月29日被强制拆除的。在实施拆除前，答辩人已于2003年9月5日向被答辩人发出了《通知》，将拆迁的目的、依据、地点、范围、期限以书面形式送达给被答辩人。而在2003年9月16日，花都区规划分局亦向被答辩人发出了《规划调整通知书》，要求被答辩人在2003年9月23日前自行拆除道路规划红线内的建筑物、构筑物。故对于涉案房屋被实施强制拆除的相关情况，被答辩人是清楚知悉的。被答辩人亦于2003年11月27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广州市规划局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撤销穗花规发字（2003）58号《关于江熀文建设用地规划调整通知》，后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4月22日作出了（2004）越法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答辩人后又于2004年6月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花都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又自行撤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从上述情况可知，被答辩人对于其房屋在2003年9月29日被强制拆除的相关情况是清楚知悉的，故其在行政行为作出多年后，就该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答辩称：一、被告不是强制拆除的决定和实施主体，不是适格被告。对原告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新白云国际机场北出口地段（煤气站一带）的房屋进行强行拆除的决定不是被告作出的，被告也没有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强制拆除是花都区人民政府决定和具体实施的行为，被告不是原告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不是本诉的适格被告。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原告明知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于2003年9月26日，应当自当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提出，其自收到广州市花都区空港经济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6月3日作出的《关于江熀文、王某甲等信访问题的答复》时，才知道涉案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主体，故于2014年8月5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其理由不能成立。原因是：2009年7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向江熀文作出的《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中明确提到：“在这种情况下，花都区政府组织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等单位，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下对江烷文等人建筑物内的家什、财产等进行清点、保存、公证之后，才对江熀文、王某甲等人在道路用地红线内的（构）建筑物和王某乙的违章建筑物进行强制拆除……”2014年4月3日，原告江熀文与江少兰联名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递交的《要求答复书》中明确提到：2009年7月3日，贵单位向申请人作出《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该《答复》中称：“在这种情况下，花都区政府组织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等单位，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下对江烷文等人建筑物内的家什、财产等进行清点、保存、公证之后，才对江烷文、王某甲等人在道路用地红线内的（构）建筑物和王某乙的违章建筑物进行强制拆除”。由此可见，原告确认其已于2009年7月3日收到《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而该回复中提到的行政机关主体与2014年6月3日《关于江熀文、王某甲等信访问题的答复》中提到的行政机关主体是一致的。同时，原告于2014年4月3日递交《要求答复书》时，也已明确知悉对其房屋具体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机关主体。而今，原告再称其是在2014年6月3日才知道实施强制拆除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主体，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以此作为重新计算其诉讼时效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不是强制拆除的决定和具体实施主体，不是本诉的适格被告；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且无正当理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为证明其答辩提出以下证据：1、要求答复书；2、《关于江熀文新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答辩称：一、被告不是强制拆除的决定和实施主体，不是适格被告。对原告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新白云国际机场北出口地段（煤气站一带）的房屋进行强行拆除的决定不是被告作出的，被告也没有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强制拆除是花都区人民政府决定和具体实施的行为，被告不是原告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不是本诉的适格被告。二、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原告明知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于2003年9月26日，应当自当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提出，其自收到广州市花都区空港经济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6月3日作出的《关于江熀文、王某甲等信访问题的答复》时，才知道涉案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主体，故于2014年8月5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其理由不能成立。原因是：2009年7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向江熀文作出的《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中明确提到：“在这种情况下，花都区政府组织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等单位，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下对江烷文等人建筑物内的家什、财产等进行清点、保存、公证之后，才对江熀文、王某甲等人在道路用地红线内的（构）建筑物和王某乙的违章建筑物进行强制拆除……”2014年4月3日，原告江熀文与江少兰联名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递交的《要求答复书》中明确提到：2009年7月3日，贵单位向申请人作出《关于江烷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该《答复》中称：“在这种情况下，花都区政府组织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等单位，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下对江烷文等人建筑物内的家什、财产等进行清点、保存、公证之后，才对江烷文、王某甲等人在道路用地红线内的（构）建筑物和王某乙的违章建筑物进行强制拆除”。由此可见，原告确认其已于2009年7月3日收到《关于江烷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而该回复中提到的行政机关主体与2014年6月3日《关于江烷文、王某甲等信访问题的答复》中提到的行政机关主体是一致的。同时，原告于2014年4月3日递交《要求答复书》时，也已明确知悉对其房屋具体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机关主体。而今，原告再称其是在2014年6月3日才知道实施强制拆除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主体，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以此作为重新计算其诉讼时效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不是强制拆除的决定和具体实施主体，不是本诉的适格被告；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且无正当理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为证明其答辩提出以下证据：1、要求答复书；2、《关于江熀文信访问调处情况的回复》。
被告广州市规划局答辩称：一、原告江熀文房屋因新白云国际机场配套道路建设问题拆迁，根据2001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规划部门不是强制拆迁的实施部门，同时经核查，规划部门未作出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二、根据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广州市规划局花都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穗编字［201O］151号），广州市规划局花都分局作为我局的派出机构，无独立法人，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而且，规划部门不具有房屋拆迁的职能。综上所述，广州市规划局花都分局作为案件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
被告广州市规划局为证明其答辩提交了以下证据：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印发广州市规划局花都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穗编字（2010）151号）。
被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答辩称：对涉案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并非由答辩人作出的，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江熀文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在实施拆除涉案房屋的过程中，答辩人仅仅是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配合执法，而不是执法主体，且也没有就该事作出任何的行政处理决定，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原告将答辩人列为被告是错误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江熀文是花都区花东镇九湖村华东镇三凤村集体土地的使用人，并领取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03年9月5日，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发出通知，限定原告在2003年9月9日前到广州市花都区机场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办理有关拆迁补偿手续，在2003年9月12日前自行拆除位于新机场北进场道路红线内的所有建（构）筑物，如期不予拆除，将组织力量强制拆除。后原告的房屋被强制拆除。之后，江熀文一直通过信访程序来维权。2009年7月3日，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对原告作出《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该回复中明确告知原告：花都区政府组织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等单位，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下对江烷文等人建筑物内的家什、财产等进行清点、保存、公证之后，对江熀文在道路用地红线内的（构）建筑物进行强制拆除。2014年6月27日，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花府信访复查（2014）105号《信访复查告知书》中回复江熀文：《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回复》中“规划、城管大队、公安、交警、花东镇政府、区机场办、区司法局、公证处”分别是指：广州市城市规划局花都分局（现名广州市规划局花都分局）、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花都大队（现名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花都市机场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广州市花都区司法局、广州市花都区公证处（现名广州市花都公证处）。2014年8月5日，江熀文起诉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广州市规划局花都分局、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要求确认众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六被告是否均为适格被告；三、被告的强制拆迁行为是否违法。
关于本案的第一个焦点：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现有证据来看，原告房屋被拆除之时，本案被告并没有对原告作出任何书面性的文件指明拆迁的具体时间及拆迁主体等事项，即原告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花都区花都镇人民政府于2003年9月5日作出的《通知》以及广州市城市规划局花都分局于2003年9月16日作出的《关于江熀文建设用地规划调整通知》仅是通知原告若不在指定期限内拆除房屋，该房屋将被强制拆除，但并未就拆迁的具体事项作出说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7月3日作出的《关于江熀文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通知》中也未明确指明拆迁的主体是谁，直到2014年6月2日花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信访复查告知书》中才明确指出拆迁主体，即原告知道房屋被拆迁内容的时间应为2014年6月2日，且原告房屋属不动产，应当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主张的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六被告是否均为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根据花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花府信访复查（2014）105号《信访复查告知书》可知，拆除原告房屋之时，由花都区人民政府组织本案其他被告拆迁，据此可认定本案六被告均参与了涉案房屋的拆迁工作，且本案其他被告并没有出具其当时不在场的证据，因此本案六被告均为适格被告。被告主张的其主体资格不适格的问题，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的第三个焦点问题：被告的拆迁行为是否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本案所涉的强制拆迁行为，六被告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明其拆迁行为合法的证据和依据，根据证据规则，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涉案强制拆迁行为理应确认违法。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组织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于2003年9月强制拆除原告江熀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华东镇三凤村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汪 毅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人民陪审员 姚冬湖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尹婷婷
周芷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