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03民终58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杜置茗，女，195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阳泉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珍泉，阳泉市矿区沙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美琳（曾用名李美林），女，196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华，山西丰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置茗因与被上诉人李美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302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置茗及其委托代理人贾珍泉，被上诉人李美琳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置茗向本院提起上诉，主要请求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李美琳偿还上诉人至2016年4月7日本息82747.48元。主要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李美琳于2014年3月4日向上诉人分别出具两笔各3.5万元借款的借据，证实李美琳借上诉人两笔3.5万元的事实。在开发区五渡派出所调解时，李美琳已归还上诉人一笔3.5万元，本案中，上诉人要求李美琳归还的是另一笔3.5万元及其利息。李美琳另欠上诉人8.5万元的款项。被上诉人李美琳辩称：上诉人主张8.5万元的款项与本案的3.5万元无关。被上诉人确实借过上诉人3.5万元，但在开发区五渡派出所调解时，被上诉人已经归还上诉人3.5万元。因上诉人在调解时未提供3.5万元借条，被上诉人没有收回3.5万元的借条，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了3.5万元的收条，被上诉人在收条的反面再次书写了3.5万元的借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期间，原告杜置茗诉讼请求为：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3.5万元借款，但被告一直未还款，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借款本息共计82747.48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熟人关系。2012年4月被告有事急用钱向原告借款35000元，2014年3月4日被告按原告要求补借条一份，借条内容为：2012年4月借杜置茗现金35000元（叁万伍仟元）。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借款，但被告一直未还款。2015年4月29日，原告到被告租住的本市开发区颐康二区2号楼1单元602号住房向被告催要借款，双方发生口角，争吵、打架，原、被告分别向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报案，后双方向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提出申请要求调解解决，经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调解双方于2015年5月31日签订调解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原、被告就双方的经济纠纷进行协商；双方在今后互不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原、被告今后不再因此事发生任何治安问题。同日，被告给付原告借款35000元，因当时原告没有带借条，原告为被告出具了收条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李美琳现金35000元。收款人杜置茗。2016年1月4日原告持2014年3月4日被告出具的借条提起诉讼。原告称，借款时被告口头承诺每月以2%的利息尽快还款，2012年4月11日至2013年4月10日本息为43400元；2013年4月10日至2014年4月9日本息为53816元；2014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8日本息为66731.84元；2015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7日本息为82747.48元，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借款本息共计82747.48元。原告提供了2014年3月4日被告出具的借条一份，未提供双方借款时对利息进行约定的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否认口头承诺每月以2%给付原告利息，辩称被告已在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归还原告35000元借款，借款时双方没有约定给付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借款本息共计82747.48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供了原告为被告出具的收到借款35000元的收条一份，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坚持其诉讼请求。经被告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调取原告的报案材料，原、被告申请调解书，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接处警、值班登记表，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原、被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达不成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均认可2012年4月被告向原告借款35000元，2014年3月4日被告按原告要求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2015年5月31日经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调解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被告给付原告的借款35000元，因当时原告没有带借条，原告为被告出具了收条一份。现原告持2014年3月4日被告出具的借条一份提起诉讼，以借款时被告口头承诺每月以2%的利息尽快还款，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借款本息共计82747.48元；被告辩称借款时双方没有约定给付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以其已在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归还原告35000元借款为由，不同意再给付原告借款本息。鉴于被告已在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归还原告借款35000元，原告未提供双方借款时对利息进行约定的证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置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8元由原告负担。二审审理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二审法院查明，一审法院向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调取上诉人杜置茗的报案材料，载明上诉人杜置茗与被上诉人李美琳双方经济纠纷的来历，杜置茗陈述：2012年4月的一天，李美琳以修观音庙之名，求借杜置茗10万元，杜置茗将10万元借给李美琳。李美琳归还杜置茗1.5万元，未归还的8.5万元借款，李美琳于2014年给杜置茗书写成一张借条。之后，李美琳以还款之名，采取欺骗的手段，取走8.5万元的借条，并撕毁，杜置茗只保存一张8.5万元的复印件借条。杜置茗在无奈之下，请求李美琳再次为其书写个借条，但李美琳以没有钱为理由，只为杜置茗书写金额3.5万元的借条。只为这3.5万元，杜置茗多次找李美琳及家人催要借款，但未果。2015年4月29日，杜置茗到李美琳住处催要借款，李美琳拒绝接待杜置茗，并推杜置茗门外，杜置茗从未想过打架，只是抓紧李美琳衣服，以防被李美琳推到。之后，李美琳拿东西，对杜置茗又摔又砸，即使杜置茗跑远，李美琳紧追，将杜置茗摁倒在地，一顿乱打，致杜置茗身体多处受伤。之后，李美琳报警。故请求，1、因李美琳打杜置茗过程中，杜置茗的金项链丢失于李美琳的家中，请求将杜置茗金项链从李美琳处取回；2、赔偿住院医药费；3、请求帮助杜置茗将借款取回。一审法院向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调取“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双方于2015年5月31日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李美琳与杜置茗自愿向公安机关提出调解申请；2、李美琳与杜置茗就其之间的经济纠纷进行协商；3、李美琳与杜置茗在今后互不追究相关法律责任；4、李美琳与杜置茗在今后不再因此事发生任何治安问题。形成“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同日，即2015年5月31日，李美琳给付杜置茗借款3.5万元，杜置茗为李美琳出具了收条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李美琳现金3.5万元。收款人杜置茗，2015年5月31日。在本案诉讼中，2015年12月28日，杜置茗在一审起诉状陈述，2012年4月，李美琳借杜置茗3.5万元，杜置茗出借3.5万元后，至2014年李美琳才给杜置茗书写借条3.5万元，借条内容为：2012年4月借杜置茗现金3.5万元（叁万伍仟元）。借款人李美琳，2014年3月4日。在本案中，杜置茗请求李美琳返还3.5万元本金及利息。杜置茗在诉讼中还主张，2012年杜置茗借给李美琳两笔3.5万元，在2014年3月4日同一天，李美琳给杜置茗出具两笔3.5万元的借条，2015年5月31日在派出所调解、处理的是其中一笔3.5万元，且在派出所处理时，杜置茗就携带着该笔借款的借条，李美琳归还该笔3.5万元后，李美琳又要求杜置茗在借条背面，书写该笔3.5万元的收条内容，而本案杜置茗起诉要求李美琳归还的是另一笔3.5万元；对此，李美琳反驳认为，2012年4月李美琳仅借杜置茗3.5万元，不存在借两笔3.5万元的事实。2014年3月杜置茗要求补写借条，李美琳补写了该3.5万元的借条。2015年4月杜置茗到李美琳住处，将李美琳家具砸坏，并将李美琳打伤，李美琳报案后，双方在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五渡派出所协商处理，李美琳已经归还杜置茗的3.5万元借款，杜置茗给李美琳出具3.5万元收条。李美琳向杜置茗索要3.5万元借条，因杜置茗在派出所协商处理时，没有携带3.5万元借条，杜置茗向李美琳保证，杜置茗不会再以该借条索要3.5万元，故李美琳在杜置茗给其出具3.5万元收条的背面，再一次补写已归还的3.5万元借条，以此证明杜置茗已收到3.5万元借款。为此，李美琳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杜置茗给李美琳出具3.5万元的一张收条，以及派出所协商处理时，在收条背面李美琳补写的借款内容，李美琳以此证明其仅借杜置茗一个3.5万元，且已经归还，不存在借两笔3.5万元的事实，也不存在同一天李美琳书写两笔3.5万元借条的事实。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李美琳是否欠杜置茗3.5万元的问题，在民间借贷市场，出借方与借款方出于多年的熟人关系及相互信任，发生借贷交易过程中，往往保存证据的意识淡薄，书写借（收）条的方式、内容过于简单且极易产生歧义，一旦形成纠纷，双方信赖根基不复存在，各方为保护己方的利益，均不会主动承认有利于相对方的事实，对持有真相的一方来说，因其现有证据证明力可能不足，容易形成案件的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够推定出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按照一般常理，运用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能够推定出待定事实，否定或肯定当事人一方的主张。在本案中，从借款的产生及出具借条的过程来看，根据民间借款习惯，“几年前未书写借条的两笔同一数额借款，在几年后某一天，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借款人应当将两笔同数额的借款书写成一张借条”能够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经验，而上诉人杜置茗诉称2012年曾借给被上诉人李美琳两笔同为3.5万元的借款，2014年3月4日，就2012年的借款，杜置茗称李美琳给其补写两张同为3.5万元的借条，借条内容完全一致，显然不符合常理（两张借条内容表述均为：2012年4月借杜置茗现金3.5万元〈叁万伍仟元〉。借款人李美琳，2014年3月4日）；借款发生纠纷，按一般的常理，一方借给另一方两笔借款，两笔借款均未归还，双方因其中一笔借款发生激烈冲突而到公安机关派出所调解处置时，出借方应提及另一笔未还的借款，但本案中，杜置茗与李美琳因借款发生冲突，经报案形成治安事件，五渡派出所提供的杜置茗报案材料及调解处置过程，杜置茗仅仅主张一笔3.5万元的借款，未提及另一笔3.5元的借款。此种情况，与人们在解决纠纷时，积极谋求国家公权力机关，彻底处理其全部欠款纠纷的习惯性表现，形成反常的处置思维方式，不能令人信服；在归还借款过程中，杜置茗与李美琳就借款在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李美琳将3.5万元归还杜置茗。杜置茗诉称其将3.5万元的“借条”交还李美琳，且杜置茗又在“借条”背面书写还款“收条”，杜置茗该种陈述，与“借款人归还出借人欠款时，出借人或者选择返还借款人‘借条’，出借人或者选择给借款人出具还款‘收条’”的人们日常交易习惯相比较，显属违背常理。据此，上诉人杜置茗从借款产生及出具借条、因借款发生纠纷而求助公安机关、归还借款的实际过程等三方面的事实陈述，与人们日常经验法则相违背，故就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68元，由上诉人杜置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守乾审 判 员  王保才代理审判员  翟海江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