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云01行终9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昆明市塘双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忠伟，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刘喆，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处副处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晋银鹤，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处民警，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文博，男，汉族，1971年9月30日生，住昆明市西山区。
委托代理人郑海波，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光慧，女，汉族，1973年7月9日生，住昆明市西山区，系刘文博之妻。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与被上诉人刘文博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0111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委托代理人刘喆、晋银鹤，被上诉人刘文博及委托代理人郑海波、刘光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5年10月31日19时左右，老昆富公路元山村路段发生堵车，民警常涛出警疏堵。19时39分39秒时，民警常涛看到案外人陈某驾驶车辆欲从右侧并入堵塞的公路右行车道，遂上前制止，并要求陈某驾车后退。19时40分40秒，民警常涛要求驾驶车辆的原告刘文博出示证件，刘文博予以拒绝，之后，民警多次要求刘文博出示证件均遭到拒绝。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民警拿来酒精检测仪让原告进行酒精检测，因检测未成功随后民警带刘文博到富民县人民医院抽取静脉血样。2015年11月5日，经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刘文博血样中检出乙醇成份，含量为122.30mg/100ml（乙醇/血）。2016年1月27日，富民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向原告刘文博告知并送达《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刘文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告拟处罚的理由、依据以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及听证权利。2016年1月28日，原告刘文博申请听证。2016年3月1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举行听证通知书》，并于2016年3月8日举行了听证。2016年4月7日，被告作出昆公交决字[2016]第530100250003588X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原告刘文博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原告刘文博在行政复议期限内并未申请行政复议。现原告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由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昆公交决字[2016]第530100250003588X《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2、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行为程序是否合法。针对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所谓认定事实清楚，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查获违法行为人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实施了某个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违反了某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是依法应予以处罚的行为。认定事实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而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行政机关在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应当能够满足上述何人在何时何地实施何行为，符合何情节的要求，因此，欲证实认定事实清楚，须证据充足且无矛盾。经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本院认证的证据证实：被告就其作出被诉行政处罚行为提交民警常涛、关少能的查获经过，刘文博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李琼仙的询问笔录，鉴定书，执法记录仪记录视频等资料以证实其认定事实清楚。上述证据中，刘文博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中就事发经过的陈述与民警常涛的陈述不一致，当事人的陈述可能基于归避法律责任的原因不尽详实，行政机关应当通过进一步核实才能确认事发情况。而民警常涛在查获经过中陈述“我下车后指挥车辆移动以便错开保通，在我疏导车辆至元山村信用社取款点对面路段时我发现一辆号牌为云Ａ×××××的大众牌小型轿车正从路边停放处往前行驶准备加塞进入排队等候通行的车辆中间，我发现后就指挥这辆车往后退，但该车仍然向前行驶，我便让该车驾驶员停车出示驾驶证及行驶证接受检查”，上述陈述与执法记录仪所记载情况并不一致。执法记录仪仅显示19时39分39秒时，民警常涛看到案外人陈某驾驶车辆欲从右侧并入堵塞的公路右行车道，遂上前制止，并要求陈某驾车后退。19时40分40秒，民警常涛要求驾驶车辆的原告刘文博出示证件，刘文博予以拒绝，之后，民警多次要求刘文博出示证件均遭到拒绝。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有责任调查清楚案件事实，其采信的证据应当形成证据锁链，不应相互矛盾。本案民警常涛在查获经过中陈述其要求原告退后，但执法记录仪中仅显示常涛在看到原告后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且民警常涛当庭质证时确认其要求退后的是案外人陈某所驾驶车辆，故对于上述证据所反映出存在矛盾的事实，被告尚未调查清楚，其未尽到清楚核实事实、提供充足证据的职责。对于其依此事实而作出的诉争行政处罚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针对争议焦点2，原告主张被告执法时只有一名执法人员执法故程序违法，而经本院在庭审中核实，在民警多次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未果后，民警已呼叫其他民警到场，进行酒精测试和到医院抽血时，均有超过两名民警在场。对此，本院认为：民警常涛及其他两名民警是在接到元山村路段堵车的指令后出警，当天进行疏导的民警是常涛，在疏堵过程中，民警要求驾驶人员出示证件进行检查，在驾驶人员多次拒绝后，民警常涛叫来其他民警一同为驾驶人作酒精吹气检测，吹气检测不成时又一同到富民县人民医院抽血检测，整个过程均有两名民警在场执法，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的规定，并未违反程序上的相关规定，其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6年4月7日作出的昆公交决字[2016]第530100250003588X《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二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6年4月7日作出的昆公交决字[2016]第530100250003588X《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费50元，由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承担。
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我方尚未调查清楚，未尽到清楚核实事实，提供充足证据的职责，我方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行政诉讼整体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或者其他事实细节；2、行政诉讼证据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证据确实，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滥用职权；3、对行政相对人事实的审查，只要主要证据具备且能够证明法律要求的行为事实即可，而非所有事实细节。因此，本案中，尽管民警的查获经过与执法记录仪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也是基于当时环境等因素出现的认识偏差，并不足以阻却对刘文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的认定。本案现有证据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表明刘文博被查获时属于醉酒后驾驶车辆的状态，故本案对刘文博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另，一审确认我方作出处罚决定书的时间错误，应更正为2016年3月31日。综上，被上诉人刘文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事实存在，确有证据证实，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文博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文博答辩称：1、本案民警存在明显的钓鱼执法的故意；2、民警出具的查获经过与执法记录仪的内容矛盾，且一审法院对查获经过认定为不实证据不予采信；3、执法记录仪的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存疑，被告进行了删减和处理，应认定为非法证据；4、民警一人执法，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在二审中，被上诉人刘文博提交了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刑终424号刑事裁定书、富民县人民检察院富检公诉刑不诉[2017]1号不起诉决定书，欲证实刘文博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富民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刘文博不起诉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该两份证据材料系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本院作为新证据予以收录。
经本院审查,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本案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的时间错误，本院予以更正，即2016年3月31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昆公交决字[2016]第530100250003588X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刘文博因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于2016年9月27日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富民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富民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月5日认定刘文博涉嫌危险驾驶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刘文博不起诉。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文博所涉醉酒驾驶行为发生在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辖区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是作出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适格主体。刘文博作为被诉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是适格的原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行政程序中充分保障了刘文博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及听证权利。对于刘文博主张的一人执法、程序违法的意见，经审查，民警当日接指令出警疏导交通，在刘文博不配合出示驾驶证后，对其进行酒精吹气检测、带其去医院进行抽血检查的整个调查过程中，均有两名民警在场执法，程序合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适用方面。本案中，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刘文博实施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应予处罚，刘文博则主张其事发时往车后备箱放置物品，并未上车，后因民警指令，才上车挪动车辆，不应认定为醉酒驾驶。经审查本案证据，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交的执法民警出具的查获经过中关于“我下车后指挥车辆移动以便错开保通，在我疏导车辆至元山村信用社取款点对面路段时我发现一辆号牌为云Ａ×××××的大众牌小型轿车正从路边停放处往前行驶准备加塞进入排队等候通行的车辆中间，我发现后就指挥这辆车往后退，但该车仍然向前行驶，我便让该车驾驶员停车出示驾驶证及行驶证接受检查”的说明，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交的执法记录仪的现场录像、出庭作证的证人陈某的证言明显矛盾，且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交的执法记录仪的现场录像为复制件。在刘文博主张录像开头部分被剪切，且主张该剪切部分的内容可证明民警指令其上车挪动车辆的情况下，申请对录像真实性进行鉴定，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虽不认可刘文博该主张，但无法提供执法记录仪的原始载体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及《交警系统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制作、保存证据的机关，未妥善尽到保管责任，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本院对执法记录仪现场录像复制件的真实性存疑。综合全案证据，在“查获经过”与执法记录仪现场录像明显矛盾、执法记录仪现场录像复制件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诉讼中对其认定的“刘文博存在醉酒驾驶行为”未能清晰还原，在案件事实存疑的基础上作出的处罚决定，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中“主要证据不足的”的情形，应当予以撤销。
另，关于刘文博主张“本案民警存在明显的钓鱼执法的故意”，因刘文博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同时结合本案查明事发时民警出警的目的为疏散交通，故本院对刘文博该主张不予认可。
综上，被诉行政处罚行为,即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的昆公交决字[2016]第530100250003588X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予撤销，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颜瑶瑶
审判员 马 勇
审判员 张 锐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叶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