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温民终字第25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代玉连。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传珍。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琴。上诉人（原审被告）：代志豪。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程光傲，安徽皋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绍江，现在浙江省十里丰监狱服刑。委托代理人：刘军，安徽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快捷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宗华。委托代理人：谢银英，浙江中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丰县鹏程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陶有双。上诉人代玉连、陈传珍、张琴、代志豪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4）温永民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因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4年4月4日，代永涛与梅绍江合伙以代永涛的名义向李玉琼购买了皖A×××××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皖A×××××挂号重型平板车，代永涛与梅绍江合伙经营该车辆的运营。该两辆车原先挂靠在被告长丰县鹏程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处经营，车辆转让后，由代永涛与鹏程公司签订挂户协议继续挂靠在该公司名下。约定挂靠期间为2014年4月4日到该车报废或双方约定转出挂户时止。其中第八条约定：“无论何种行车行为发生大小事故导致乙方（即代永涛）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因事故被扣车辆和货物、致驾乘人员损失和车辆停运损失等全部由乙方自行负责，并且在车辆停驶或被扣留期间形成的税费等相关费用乙方仍需缴纳。”2014年8月5日，原告快捷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梅绍江签订了车辆租运合同，合同约定：快捷物流有限公司租用皖A×××××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由被告梅绍江驾驶，将其一批货物（立白系列产品，体积为68.87M3，质量为19.99吨）从马鞍山运送到浙江瓯海、苍南等地；自货物出库至到达目的地卸货所发生的货物短缺或因被盗、毁损、雨淋等造成损失的，由梅绍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梅绍江向原告支付保险费，由原告代为购买货物运输保险，如发生保险责任事故，由梅绍江向原告缴纳货物损失保证金，并配合原告办理保险理赔事宜，对保险不予赔付的金额，从货物损失保证金中扣除。签订车辆租运合同当天，原告即将立白系列产品共计3875件，总重为42479.36KG的货物交付给梅绍江、代永涛承运，由代永涛在发货单上签名确认。2014年8月6日12时许，被告梅绍江驾驶装载原告货物的皖A×××××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皖A×××××挂号重型平板车途经S26诸永高速公路永嘉枢纽往G1513金丽温高速公路方向出口匝道处时，由于超速超载未按规范驾驶等原因导致车辆侧翻，致乘坐在该车副驾驶室的代永涛被甩出掉落高架桥下，造成代永涛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以及梅绍江受伤，车辆、车上货物及高速公路路产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经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警总队温州支队四大队现场调查认定：梅绍江驾驶中型以上载物超过核定质量30%以上（超载率158.57%）的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时速50%以上，未按规范操作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代永涛乘坐机动车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行为与其自身伤亡有因果关系，对自身伤亡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赶到现场施救，将该批货物运返马鞍山市仓库，并支付了施救费4000元、搬运费3000元，另行租用皖S×××××号和皖S×××××号货车将货物运回马鞍山，支付了运费12000元。原告托运的货物经货主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返仓清点确认后，该公司向原告送达索赔函，通知此次事故总损失为30.2万元，其中：返仓为2436件，短缺1349件，价值12.5万元，返仓货物25.51万元经过质量检验50%的货物无返工价值，报废价值12.7万元，在事故中货物损失价值为25.2万元，人工与包装材料费用5万元，该损失30.2万元从原告的运费中一次性扣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2015年1月8日就本案事故货运险作出理赔决定，认为：短缺1349件，价值12.5万元，返仓货物协商折损回收处理损失为价值12.7万元，返厂货物包装费3万元不予认可，返厂人工费2万元，定损金额272000元，决定给予赔偿97200元，尚有174800元未给赔偿。原告因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与永嘉县峙口停车场签订了车辆保管合同，约定将被法院扣押的皖A×××××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皖A×××××挂号重型平板车按每天50元（从2014年8月6日起至解除保全措施时止）的保管费交由永嘉县峙口停车场保管；另外，缴纳了诉前财产保全费1020元。另查明，代永涛死亡时有法定继承人：张琴、代玉连、陈传珍、代志豪，四位法定继承人已因本案事故另行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赔偿诉讼。原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梅绍江、代永涛承运原告的货物，与原告之间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其在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货物及其他损失，故原告有权选择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有关法律规定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鹏程公司、代玉连等人关于本案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是运输合同纠纷，不应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有关法律规定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交警部门根据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造成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程度，认定梅绍江负事故全部责任，代永涛对自身伤亡负次要责任。该事故责任认定结论并无不当，且各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认定。被告梅绍江因事故存在过错，对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代永涛作为合伙人，其与梅绍江又系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在承运货物中严重超载，具有明显过错，应与梅绍江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代永涛在事故中已经死亡，其赔偿责任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代玉连、陈传珍、张琴、代志豪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鹏程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被挂靠人，对本案原告的损失应与被告梅绍江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鹏程公司主张其并非货运合同的相对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关于赔偿金额问题。根据发货单的总重量与事故后交警过磅说明，货物总重量明显减少。事故后，代永涛死亡，梅绍江受伤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且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施救紧急，原告将货物运返仓库时，无法与被告清点确认，导致货物损失现也无法清点评估。结合广州立白公司的索赔函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理赔货运险的定损金额，保险公司定损的货物短缺12.5万元＋返厂货物人工费用20000元＋返厂折损回收处理损失12.7万元，共计27.2万元，故将此金额作为原告货物损失金额比较合理，减去保险公司已予赔偿97200元，尚有损失174800元，应予确认。原告主张的施救运费4000元、人工搬运费3000元、运费12000元，均属合理必要费用，予以支持。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原告主张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1020元，应予支持。至于保全车辆保管费，原告没有提供已支付该项费用的证据，且该费用仍在持续发生，具体数额无法确定，可另行处理。因此，被告梅绍江、代玉连等人需赔偿原告损失金额为194020元。关于被告鹏程公司、梅绍江、代玉连等人辩解原告作为专业物流公司明知梅绍江所驾驶车辆的核载重量，却仍然将远远超过其载重能力的货物交其运输，对造成的事故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判认为，物流公司与梅绍江签订的车辆租运合同，实质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合同中只要求其及时安全地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并没有指示梅绍江超载运输，梅绍江是否超载运输并不由原告所能控制，且梅绍江、代永涛作为承运人，完全有权拒绝超载运输。因此，对其该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梅绍江、代玉连、陈传珍、张琴、代志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快捷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损失、人工费、施救费、运费、保全申请费等经济损失共计194020元；二、被告长丰县鹏程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对前述款项负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快捷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6元，减半收取2303元，由原告快捷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00元，被告长丰县鹏程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梅绍江、代玉连、陈传珍、张琴、代志豪负担2003元。一审宣判后，代玉连、陈传珍、张琴、代志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物流公司与梅绍江、代永涛之间实质上属劳务关系。双方订立的车辆租运合同约定运费为4500元，其中包括了工资1800元、油费1575元、过路过桥费1125元，属于典型的以支付工资的形式完成指定事务的劳务关系，故由此造成的损害应当由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责任。2、原判认定的货物损失数量和金额错误。物流公司提交的单号为82638849、82639799的发货单承运人并非梅绍江、代永涛，该两份发货单创建日期是2014年8月3日和8月4日，而车辆租运合同订立时间是8月5日，且单号为82638849发货单注明的承运人为“邹兴”，并非梅绍江和代永涛。此外，原判认定的货物短缺、返仓清点数量与货物总量不符，且梅绍江、代永涛均未在发货单上签字，不能证明货物数量。3、物流公司明知货物严重超载而同意发车，其自身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梅绍江未提起上诉，但其完全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快捷物流有限公司辩称：梅绍江、代永涛与快捷公司之间属货物运输关系，并非劳务关系。车辆租运合同记载的货物名称、数量与发货单一致，且均经代永涛签字确认。其中单号82638849的承运人是邹兴，货物目的地是两个买家，但代永涛也在该货单上签了字。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货物损失数量及金额，原判对此认定正确。此外，上诉人主张超载造成事故的责任应当由物流公司承担的理由，于法无据。因此，原判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长丰县鹏程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没有答辩。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审查了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4年8月5日，梅绍江与物流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运合同中虽注明“工资1800元”，从形式上看，这种以一方提供劳务收取报酬并约定完成特定事务的民事法律关系，确实具有劳务关系的一般法律特征。但是，在我国合同法分则规定的承揽合同、运输合同，亦均具有上述法律特征，因此，在识别法律关系的性质时，还应根据特别法的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加以甄别认定，从而选择适用与其法律关系最紧密的法律规范。本案中，双方订立的合同名为“车辆租运合同”，且合同约定的最主要权利义务内容均符合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运输合同之典型法律特征，因此，原判认定双方属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但是，鉴于本案承运货物系因交通事故发生损害，由此发生货物运输合同违约之诉与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之诉的竞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权利人享有诉的选择权，故物流公司一审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请求赔偿，于法有据。代玉连等人主张属劳务关系，应当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负有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义务，因履行合同造成托运人货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车辆租运合同中明确注明的货单号为82638849、82639799，并在承运货物一栏中注明了名称、体积和净重，该内容与上述两份发货单记载的内容一致，且代永涛均在两份发货单的“送货签字”一栏中签名。因此，代玉连等人主张梅绍江、代永涛未在发货单签字，且发货数量与承运数量不一致的上诉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鉴于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因紧急救援可能导致货物清点和返仓数量上的误差，客观存在，因此，在认定货物损失时，原判依据供货商广东立白公司的索赔函以及保险公司的定损单，认定货物损失，亦无不当，二审予以认定。梅绍江、代永涛作为承运人，在履行货物运输合同过程中，根据我国合同法之相关规定，负有对货物检验的义务，同时享有拒绝运输的权利。本案中，发货单已经就货物性状予以了明确记载，而梅绍江、代永涛作为运输工具的所有人，理应明知其车辆核定载重，却未经谨慎义务并拒绝承运，导致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因超载未按规范驾驶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观过错在于承运人。因此，代玉连等人主张物流公司应当对超载导致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6元，由上诉人代玉连、陈传珍、张琴、代志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宗波审 判 员  王 蕾代理审判员  郭阳平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书 记 员  戚彬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