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03民初777号
原告：毛洪武,男,1977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夏建良,男,197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被告：余建平,女,197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达洪，浙江正大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洪燕，浙江正大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毛洪武为与被告夏建良、余建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1月16日起诉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钱丹琳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3月2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遂于2017年3月20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朱建军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钱丹琳和人民陪审员潘金华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洪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被告夏建良及其与被告余建平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达洪均到庭参加二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洪武起诉称，原告系上海飞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扣公司）的业务员，因业务需要采购一批螺线管等产品用于出口国外，原告联系到绍兴柯桥夏治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治公司）于2016年1月25日签订采购订单，合同约定夏治公司应于2016年3月10日将货物交付给飞扣公司，飞扣公司在次日即2016年1月26日委托自己进出口代理商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景公司）转账汇款给夏治公司预付款14万元。此后原告作为飞扣公司业务负责人一直催促夏治公司尽快采购原材料组织人员加工合同约定的产品。在原告多次催促下，2016年7月12日夏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夏建良声称生产进货需要资金，但是目前资金短缺。原告考虑到自己所在的飞扣公司出口订单很着急，怕耽误公司将产品交付给国外客户，所以应被告夏建良要求愿以个人名义借款14万元，同时被告夏建良在该书面借款合同上以个人名义担保“双方约定2016.8.15号前先出2000个螺线管，2016.9.15出其余8000个，若不能按约定时间出货，本人愿意赔偿共28万元。”但是夏治公司并未按期交货，至今也没有交付合同约定的产品，由于夏治公司的延迟交货导致飞扣公司巨大损失。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夏建良归还借款14万元，被告夏建良避而不见。经查明被告夏建良与被告余建平系夫妻关系，借款期间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起诉要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责任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4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夏建良在本院指定的答辩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且在庭审中辩称：一、案涉借条的具体形成原因。夏治公司与飞扣公司确有业务往来，2016年1月25日双方签订采购定单一份，约定由夏治公司为飞扣公司提供螺线管，2016年1月26日，夏治公司收到预付螺线管设备费用和产品订金140,000元。被告夏建良系夏治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毛洪武系飞扣公司业务经理，双方业务往来一直由原告代表飞扣公司洽谈。原告提交的借条并非系借款，而系被告夏建良作为夏治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新交货期限及收到预付螺线管设备费用和产品订金140,000元的确认（飞扣公司已就此起诉夏治公司，案号：【2017】浙06**民初128号）。具体形成原因如下：采购定单签订后，因飞扣公司一直未确认样品导致交期一再推后。2016年7月12日，原告代表飞扣公司与夏治公司重新确定交货时间，案涉借条用于明确新的交货期限。借款1400,00元其实就是2016年1月26日付给夏治公司的预付螺线管设备费用和产品订金140,000元，因夏治公司与飞扣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都和原告联系，原告称该140,000元是其委托新景公司打款给夏治公司，其实是他个人的钱，原告说怕飞扣公司不肯把这笔钱还给他，所以就在借条上进行注明，当时主要目的是确认新的交货时间，故根本不存在所谓被告夏建良向原告个人借款140,000元。二、原告毛洪武所谓借款一事根本不是事实，也与常理不符。首先，原告诉称被告夏建良向其借款140,000元的原因系“生产进货需要资金，但是目前资金短缺”，而根据夏治公司与飞扣公司之间签订的采购定单明确可知该螺线管总的合同价仅为91,000元，夏治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已收到预付螺线管设备费用和产品订金140,000元，根本无须再借款购买材料。其次，螺线管总合同价仅为91,000元，原告已于2016年1月26日委托新景公司打款给夏治公司140,000元，无需再借款140,000元给被告夏建良。最后，借条载明“本人愿意赔偿共￥280,000.00（贰拾捌万元正）”，如果按原告诉称向其个人借款140,000元，加上之前预付螺线管设备费用和产品订金140,000元，共计有280,000元，则此处应先约定返还280,000元，再约定赔偿金额多少，而不可能约定“赔偿共280,000元”，故根本不存在向原告个人借款140,000元一事。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
被告余建平在本院指定的答辩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且在庭审中辩称：原告毛洪武所谓被告夏建良向其借款人民币140000元一事，被告余建平并不知晓。原告提交的借条上也并没有被告余建平签名。因此本案与被告余建平完全无关。
原告毛洪武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被告夏建良的户籍信息复印件、被告余建平的户籍信息各一份，以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的事实；
2、借条一份，以证明被告夏建良向原告借款14万元的事实，该借条最后一句“本人愿意赔偿28万元”指被告夏建良在另一案中愿意承担飞扣公司和夏治公司预付14万元首付款的退款，同时返还案涉借条中的14万元；
3、全国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核查表打印件一份，以证明夏治公司的股东是本案两被告，被告夏建良的借款用于两被告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的事实。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夏建良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2的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份借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款，其形成原因详见答辩意见；第二，该借条其实是原告毛洪武作为飞扣公司的业务经理与被告夏建良作为夏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双方履行2016年1月25日签订的采购订单的交货期以及违约责任重新作了约定；第三，该借条的内容可看出，如果是民间借贷不可能涉及采购订单号、交货期和违约责任；第四，该借条的形式可看出，如果是借条在落款“夏建良”前面应该注明“借款人”，因此，该借条内容表明根本不存在被告夏建良向原告毛洪武借款14万元的事实；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因系打印件，原告应提供工商部门的企业信息单，即使如原告所称被告余建平系该公司股东，但被告余建平在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工作且从来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也没有在借条出具的前后期间购买房、车，也没有重大疾病发生，即没有所谓借款用于家庭生活，所以本案与被告余建平无关。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余建平经质证认为：对于原告所举的证据1-3均不知情。
为证明其反驳主张，被告夏建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4、（2017）浙0603民初128号传票、民事起诉状各一份，以证明原告提交的借条系飞扣公司与夏治公司履行采购订单对交货期限的重新确定及飞扣公司与夏治公司的合同纠纷已起诉的事实；
5、采购订单复印件、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采购订单明确该螺旋管总合同价为9.1万元，夏治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已收到预付螺旋管的设备费用和产品定金14万元，根本无须再借款购买材料的事实；
6、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夏建良系夏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事实。
对于被告夏建良提供的证据，原告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2017）浙0603民初128号案件起诉是飞扣公司和夏治公司买卖合同涉及的预付款14万元，因夏治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出货，所以飞扣公司要求返还预付的14万元；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借条上约定螺线管总数是1万个（原来采购订单约定是6500个），数量增加后金额肯定要增加，所以本案被告夏建良的借款14万元用于生产该采购单上的产品，并没有超过订单总价，银行回单载明的款项是2016年1月26日的转款，即采购单注明的预付款，无法证明被告夏建良主张的两笔款项同一笔款项的目的；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建议法庭询问夏治公司的股东。夏建良虽是夏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借条中夏建良是写明“本人”，是作为个人借款并用于夏治公司的生产经营。
对于被告夏建良提供的证据，被告余建平经质证认为：对证据4-6均不清楚。
被告夏建良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要求向上海市铁路局或公安部门调取原告毛洪武于2016年7月12日的铁路乘车信息，以证明2016年7月12日借条出具当日原告本人乘坐高铁来绍兴，并非是原告当庭陈述自驾到绍兴，以印证原告并未将14万元现金交给被告夏建良。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向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分局钱清派出所调取原告毛洪武截止2017年4月7日身份证使用信息（即证据7）。
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7，原告经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夏建良经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显示涉及到铁路购票记录14条、订票记录16条，但是打印显示只有3条，所以要求把原告铁路乘车信息、订票信息全部打印。被告余建平经质证认为本人与案件无关，该证据由法院依法审核。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本院（2017）浙0603民初128号案件2017年2月8日庭审笔录（即证据8），对于证据8，原告经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录第3页记载原告（飞扣公司）举证证据5借条一份，记载的内容与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的辩论意见相互印证，记录有点偏差，以该份笔录最后陈述为准。借条记载的赔偿28万元指一笔14万元的货款和一笔14万元的借款；对于证据8，被告夏建良经质证认为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余建平经质证认为本人与案件无关，该证据由法院依法审核。
被告余建平在案件审理中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
针对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双方在庭审时的陈述，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夏建良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余建平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综合分析；对于证据3因被告夏建良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原件，故对于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夏建良提供的证据4-6，因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余建平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于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综合分析；对于证据7-8，原告与被告夏建良均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余建平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其中证据7未显示2016年7月12日原告毛洪武铁路乘车信息，故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对于证据8的证明力将综合分析。
综上，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毛洪武持有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12日的借条一份，载明“现向毛洪武借款140,000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用于生产1万个螺线管（采购单号60125A货号118862），双方约定2016.8.15号前先出2000个螺线管，2016.9.15出其余8000个，若不能按约定时间出货，本人愿意赔偿共280,000（贰拾捌万元正）。”被告夏建良签字。现原告要求两被告归还上述款项，遂成讼。
另查明，2016年12月26日，案外人上海市飞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向本院起诉案外人绍兴柯桥夏治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夏建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7）浙0603民初128号】，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同时，被告夏建良系案外人绍兴柯桥夏治机械有限公司（原绍兴县夏治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夏建良与被告余建平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
一、案涉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原告当庭陈述14万元借款系现金交付，并陈述现金交付的具体细节，同时被告夏建良提供案外人飞扣公司与案外人夏治公司的采购订单及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各一份，原告认可案外人飞扣公司与案外人夏治公司签订螺线管采购订单，且就该采购订单向案外人夏治公司支付预付款14万元，同时原告认可其是案外人飞扣公司的业务员，被告夏建良系案外人夏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人分别代表各自公司进行业务联系，同时结合案涉借条的记载内容“用于生产1万个螺线管（采购单号60125A货号118862）”，采购单号与货号均与前述采购订单号及螺线管货号一致，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夏建良代表各自公司存在螺线管交易，双方公司又存在预付款往来，该预付款与本案借款存在一定的牵连，因此原告关于借款交付的庭审陈述的证明力进一步下降，在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提供交付凭证证明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前提下，案涉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高度盖然性不足。同时，本院（2017）浙0603民初128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飞扣公司提交本案案涉借条，该案2017年2月8日第一次庭审笔录第三页中记载该借条证明目的为“双方（飞扣公司与夏治公司）约定了出货期限，被告二（夏建良）个人作为债权债务的加入作出担保，若没有按照期限交付货物，被告二（夏建良）愿意承担14万元预付款及14万元损失共计28万元。”以此飞扣公司要求被告夏建良承担被告夏治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同一份借条在本院不同案件中两次提交证明事项前后不一致，进一步削弱了该份借条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借款没有实际交付，原告主张被告夏建良归还案涉借款本金14万元本院不予支持。
二、被告余建平是否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主张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且案涉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要求被告余建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所需，亦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余建平对于案涉借款知情，故本院认为原告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洪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原告毛洪武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建军
代理审判员 钱丹琳
人民陪审员 潘金华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书 记 员 陈赛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