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8223、8224号
上诉人【（2016）粤0104民初594案原告、981号案被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
法定代表人：武勇。
委托代理人：戴毅，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慧君，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客运段员工。
上诉人【（2016）粤0104民初594案被告、981号案原告】：陆红英，住广东省。
委托代理人：马凤然，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润榕，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2016）粤0104民初594号案第三人、981号案被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客运段，地址广东省。
负责人：郭飞跃。
委托代理人：戴毅，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慧君，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2016）粤0104民初594号案第三人、981号案被告】：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
法定代表人：陈穗生。
委托代理人：黄敏，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张强，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佳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钟燕珍。
委托代理人：莫顺玲，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广东大指洗涤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
法定代表人：李万寿。
委托代理人：刘振花，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广深铁路列车经贸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负责人：陈伟东。
委托代理人：刘春华，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广州富民服务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现下落不明。
法定代表人：张强。
上诉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陆红英因劳动争议纠纷两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594、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客运段（以下称“广州客运段”）原称为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广州客运段，为原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的分支机构。2004年10月14日原铁道部下发《关于羊城铁路总公司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铁政法函[2004]588号），同意由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深铁路公司”）收购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的运输主业资产，辅业资产重组为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称“羊城实业总公司”），收购后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建制撤销。2005年3月18日，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发《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党委关于成立羊城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的通知》（广劳卫发[2005]29号），决定成立羊城实业总公司，确定运输主业资产由广深铁路公司融资收购。2005年6月17日，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更名为羊城实业总公司。据广深铁路公司官网公布的《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记载：“2007年1月，公司运用A股所募集奖金成功收购广州至坪石××铁路”。2007年3月29日，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发《关于更改广坪段运输站机构名称的通知》（广劳卫发[2007]53号）决定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州客运段”更名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客运段”。2007年4月23日，羊城实业总公司在《南方日报》A15版就羊城实业总公司将广坪段运营资产和与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转让给广深铁路公司的情况向社会公告。原审另查明，深圳市广深铁路经贸实业有限公司是广深铁路公司的子公司；深圳市广深铁路列车经贸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称“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6日。广州客运段是广深铁路公司的分支机构，成立于2014年1月1日。
陆红英主张与广深铁路公司在1997年7月10日至2015年3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提交以下证据：1、饭卡，显示有“广州客运段”字样；2、《暂住证》2份，显示服务处所为“广铁客运段后勤”；3、《广客段整备车间洗澡证》，加盖“羊城铁路总公司广州客运段整备车间”字样印章；4、《培训合格证（短期）》，记载发证单位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培训考核单位（盖章）处加盖“广州客运段培训专用章”印章；5、照片，是多人合照，背景有“广州客运段庆祝建党93周年文艺汇演”字样；6、信访记录表，显示房光明等4人于2015年3月24日以广州客运段单方终止劳动关系，要求补偿经济福利、社会保障为由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信访。广深铁路公司、广州客运段、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对工作证等证件类的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所盖印章均不是公司名称，只是进出客运段作业的证明或者用餐饭卡，仅用入外包单位委派员工进出客运段所用，不能证明陆红英与其司存在劳动关系；对照片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对于信访登记不予确认，其司与陆红英不存在劳动关系，从未以任何方式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信访发生于申请仲裁之后，在本案争议之前，陆红英从来没有对劳动关系或者社保问题提出异议。羊城实业总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且认为不能证明与广州客运段存在劳动关系。广州市佳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佳缘公司”）及广东大指洗涤有限公司（以下称“大指公司”）均表示对上述证据不清楚。
广深铁路公司主张广州客运段的后勤服务在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由广州富民服务公司（以下称“富民公司”）承包，在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由佳缘公司承包，自2015年1月1日起由大指公司承包，陆红英日常管理由赖四兴负责，工资由赖四兴从公司取得现金之后发放；陆红英与其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广深铁路公司对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后勤服务合同》，由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与佳缘公司签订，约定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承包后勤服务工作；2、银行付款凭证，显示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向佳缘公司转账支付服务费；3、大指公司考勤、工资表及工资转账凭证，考勤、工资表有陆红英的考勤记录及工资金额，转账记录显示李万寿分3次向陆红英转账共支付5305元，广深铁路公司主张是大指公司向陆红英支付的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工资；4、《赖四兴情况汇报》，内容为“1998年至2008年在蔡乾松做事，2008年至在广州佳缘劳务服务公司温健灵当主管，每天安排员工的工作，每月代发工资（替佳缘公司）”；5、《铁路职工工作证管理办法》；6、《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工资管理的通知》。陆红英对证据质证如下：《后勤服务合同》、银行付款凭证、考勤表、工资表、工资转账凭证均不予确认，与其本人没有关联，其从未入职佳缘公司或大指公司；情况汇报是广州客运段以不发放工资胁迫所写。《铁路职工工作证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工资管理的通知》是用人单位单方制作，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广州客运段、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同意广深铁路公司的意见。羊城实业总公司对广深铁路公司的证据予以确认，但认为与其司无关。佳缘公司认为不清楚证据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大指公司确认上述证据真实性。
大指公司确认陆红英最后工作至2015年3月23日，并已支付陆红英三笔工资，分别为1085元、2496元、1724元。陆红英确认收到5305元。另查，陆红英于2015年2月2日向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广州客运段在1997年7月10日至2015年3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广州客运段支付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的工资6400元，广州客运段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4400元，羊城实业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仲裁院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粤劳人仲案非终字【2015】4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陆红英与广深铁路公司在2007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广深铁路公司支付陆红英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672.01元，驳回陆红英的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均对此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广深铁路公司在原审诉称及辩称，佳缘公司于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承包广深铁路公司下属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后勤服务。自2015年1月起，大指公司承接佳缘公司原承包的业务，大指公司继续聘用佳缘公司原委派的相关人员提供后勤服务。陆红英从事后勤整备车间的搬运工作，属于佳缘公司、大指公司承包的服务范围，由该两家公司进行考勤及发放工资，陆红英是佳缘公司委派的人员，与广深铁路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目前证据不能证明陆红英入职广深铁路公司，广深铁路公司自始至终未向陆红英发放过工资，也未为其建立社保关系，陆红英从未提出异议，可见双方从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起诉请求：1、确认广深铁路公司与陆红英在2007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广深铁路公司无需支付陆红英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672.01元。
陆红英在原审诉称及辩称，陆红英自1997年7月10日入职羊城实业总公司所属的广州客运段，工作部门是后勤搬运工、整备车间。工作期间广州客运段发放工作证、工作服装等，但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保，且尚欠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2015年3月23日陆红英被广州客运段解除劳动关系，但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离职倩12个月平均工资1600元/月。故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陆红英自1997年7月10日至2015年3月23日与被告成立劳动合同关系；2、广州客运段、羊城实业总公司、广深铁路公司连带向陆红英支付2014年12月1600元、2015年2月工资差额400元、2015年3月工资差额400元；3、广州客运段、羊城实业总公司、广深铁路公司连带向陆红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4400元。
广州客运段、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同意广深铁路公司意见。
羊城实业总公司在原审辩称，2004年原羊城铁路总公司撤销，广州客运段并入广深铁路公司至今已有12年，陆红英与铁路单位一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陆红英对此知情，其从未主张权利，故其本案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广州客运段于2004年成建制并入广深铁路公司，相关权利义务由广深铁路公司承继。广州客运段其并非羊城实业总公司分支机构，与羊城实业总公司无关，故羊城实业总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陆红英与羊城实业总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自2004年起也未向羊城实业总公司提供任何劳务，故陆红英的请求没有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大指公司在原审述称，2015年1月底，大指公司承接广州客运段委派的送料和保洁工作，该工作原由佳缘公司负责，陆红英从佳缘公司转到大指公司，大指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并有签订入职表。
佳缘公司在原审述称，佳缘公司于2012年6月与广州客运段签订期限两年的劳务合作合同。陆红英并非公司员工，佳缘公司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
富民公司在原审无陈述对本案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予以判断。陆红英提交的系列证件显示其在广州客运段的工作时间从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时期直至2015年广州客运段时期。广深铁路公司、广州客运段否认与陆红英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其是后勤服务外包单的员工，但其主张的富民公司、佳缘公司及大指公司承包时间均晚于陆红英证件上显示的任职时间。其次，广深铁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富民公司存在承包关系，佳缘公司否认与陆红英存在劳动关系，广深铁路公司提交的后勤服务合同及情况说明不足以证实陆红英与佳缘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广深铁路公司、广州客运段和陆红英均确认陆红英在广州客运段整备车间从事上料工作，上料工作关系到铁路的安全运营，广州客运段作为实际管理方应对上料人员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审查，广深铁路公司、广州客运段未提供陆红英用人单位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广深铁路公司主张陆红英与富民公司、佳缘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广深铁路公司于2007年1月收购广坪段运营资产和与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因广深铁路公司未提供具体收购日期，故原审法院推定广深铁路公司自2007年1月1日起接收陆红英。广州客运段于2014年1月1日登记成立，在此之前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陆红英没有证据证实其在广州客运段登记成立后与广州客运段建立劳动关系，故在广州客运段成立之前的其用工主体责任应由广深铁路公司承担，陆红英主张与广州客运段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广深铁路公司收购广坪段运营资产和与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是广州客运段经营过程中的重大变更事项，涉及到陆红英的切身利益。广深铁路公司于2007年1月1日收购；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于2007年3月29日发文决定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州客运段”更名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客运段”；羊城实业总公司于2007年4月23日将广坪段运营资产和与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转让给广深铁路公司的信息通过《南方日报》向社会公告，陆红英对广深铁路公司收购广州客运段的情况理应知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陆红英于2007年1月1日与广深铁路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其于2015年2月2日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07年1月1日前的劳动关系，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大指公司及广深铁路公司均确认大指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向广深铁路公司承包广州客运段的后勤工作，陆红英与大指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陆红英与广深铁路公司的劳动关系因陆红英与大指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于2014年12月31日解除。陆红英主张广深铁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广州客运段、羊城实业总公司、广深铁路公司连带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工资差额问题，广深铁路公司未提供陆红英2014年12月考勤记录以及足额支付其工资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应向陆红英支付2014年12月工资1600元；陆红英、大指公司均确认大指公司已向陆红英转账支付2015年1月至2015年3月工资5305元，陆红英再要求广州客运段、羊城实业总公司、广深铁路公司连带支付工资差额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陆红英与广深铁路公司在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深铁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向陆红英支付2014年12月工资1600元；三、驳回陆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两案受理费20元，由广深铁路公司、陆红英各负担10元。
判后，广深铁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根据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与佳缘公司于2012年6月30日签订的《服务合同》、银行付款凭证，陆红英原主管赖四兴出具的《情况汇报》，陆红英是承包了广州火车站后勤服务的企业委派到广州火车站工作的人员，与广深铁路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且陆红英亦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07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3日期间与广深铁路公司存在劳务关系，故原审判决确认陆红英与广深铁路公司在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判令广深铁路公司向陆红英支付2014年12月份工资16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广深铁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判决确认广深铁路公司与陆红英在2007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陆红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陆红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为：确认陆红英与广州客运段1997年7月10日至2015年3月23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判令广州客运段向陆红英支付2014年12月份工资1600元，2015年2、3月份工资差额均为400元；；3、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4、判令广州客运段向陆红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4400元；5、广深铁路公司、羊城实业总公司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广深铁路公司、广州客运段、羊城实业总公司承担。上诉主要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陆红英在广州客运段入职时间为1997年7月10日，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推定广深铁路公司自2007年1月1日接收陆红英没有事实依据。因为陆红英不同意与大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广州客运段便以此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原审在加班时间、未休年休假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问题上均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原审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广州客运段、原审第三人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羊城实业总公司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佳缘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大指公司未到庭，书面答辩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富民公司未到庭，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广深铁路公司提交广州铁路公安处广州客技站派出所于2015年6月12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为了规范客技站秩序，更进一步从严控制与规范进入客技站的外来车辆及人员的管理，对进入客技站内各单位及公司的外来车辆及人员进行登记。因此，本所向需要进入客技站内各单位及公司的外来人员，包括职工家属、外来作业人员等发放了相关出入证。陆红英表示该证据不属新证据，证明的内容不能证实实际用工关系。广州客运段、广深铁路经贸广州分公司、羊城实业总公司对该证明没有异议。佳缘公司主张陆红英与其没有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对陆红英与广深铁路公司劳动关系的建立、存续和解除情况，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广深铁路公司虽提交广州铁路公安处广州客技站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明内容不足以证实广深铁路公司与陆红英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陆红英同案其他劳动者的情况汇报及大指公司考勤及发放工资情况，原审认定陆红英自2015年1月1日起与大指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上诉人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佐证，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大指公司、富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两案受理费共20元，由上诉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陆红英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群慧
审判员 陈 丹
审判员 陈 静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姚 菲
陈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