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丰民初字第6127号
原告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号天恒大厦*座*层。
负责人吴革，主任。
委托代理人邢赫尘，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凤惠，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号搜宝商务中心*号楼****室。
负责人杨作福，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振宇，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建利，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作福，男，1968年8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建国，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振宇，男，1970年7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住长春市南关区。
被告徐建国，男，195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湖北省黄冈市。
委托代理人杨作福，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娟，女，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住郑州市。
被告樊建利，男，1969年3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山东省东明县。
原告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闻所）与被告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义派所）、被告杨作福、被告王振宇、被告徐建国、被告李娟、被告樊建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玉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闻所的委托代理人邢赫尘、马凤惠，被告义派所的委托代理人王振宇、樊建利，被告杨作福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建国，被告王振宇，被告徐建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杨作福，被告李娟，被告樊建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中闻所诉称：原告在发展一般律师业务的同时，倡导并积极支持以“个案促进法治”为模式的公益诉讼律师事业的发展。2005年，原告等关心公益人士共同倡议设立一家专门承担影响性诉讼和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事务所。原告先后派出李娟、余永华、王振宇、杨作福等四位律师作为名义合伙人或律师，由原告出资，经北京市司法局2006年批准，设立了被告义派所。义派所在设立后，原告在人力、办公设施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运作困难，义派所多次向原告借款周转，该多笔借款，原告一未要求担保、二未约定还款期限、三未约定具体利息，目的在于支持服务于办所宗旨。原告自义派所成立以来总计向其提供借款660458.56元，其中480458.56元被告至今未还。2010年1月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吴革将对义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可直接向被告主张权利。
三年多来，在原告的协调下，被告获得了多家机构，如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案例委员会）等的支持与合作。在许多法律界和新闻界人士的无私支持和北京几大高校数以百计的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义派所成功地办理了一些公益事务，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但在其获得一定社会资源后，却不顾设立时未有分文投资、设立后反而领取相应工资的基本事实，背离设立之初的基本框架，主张该事务所实为其私有性质。鉴于被告的背信行为，原告虽多次劝告，被告避而不见，毫无改正之意，原告失望之极，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第一被告义派所偿还借款480458.56元，第二、三、四、五、六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义派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的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告提供的合计金额为173400元的五张借条系盖有义派所公章，向吴革个人开具的，而原告在起诉之日未能提供与吴革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在诉讼程序中后补的《债权转让协议》没有转让具体金额应视为无效，且在起诉之前未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因而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同时，借条中所声称的“用以向义派所员工发放工资”，实为发放吴革个人助理劳务费用，因此原被告双方对该类债务的归属，存有异议。在债权债务存疑的情况下，该债权的转让应当视为无效。法院对此组债权主张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告所主张的债权不成立。原告提供的2008年8月27日金额4万元的借款证据，只有吴革在批准人一栏、王振宇在负责人、借款人两栏签字的《借据》一张，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借款与原告有任何关系，因此，原告在无法证明其为出借人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此外，原告提供的2008年11月27日金额2.9万元的借款证据，除借据一张外，尚有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但该借据中，批准人一栏为原告工作人员冯长新签名，义派所负责人一栏为吴革个人签名并加盖义派所公章，吴革作为原告律师，却动用义派所公章向原告借款、代表义派所签名，干扰义派所正常经营秩序，该借款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三、原告提供的由司某签字并加盖案例委员会公章或加盖经义派所声明作废的财务章的四张借据，不应被认定为是义派所的债务。首先，证据证明，司某为案例委员会以及未经注册的所谓“义派公益团队”工作，并非义派所的员工，原告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司某为义派所员工。即便司某为义派所员工，在既没有加盖义派所公章、也没有义派所法定代表人签名或者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司某个人无权代表义派所对外签署任何协议，其签署的文件不应对义派所发生效力。其次，原告提供的证据上所加盖的义派所财务专用章，义派所已于2009年7月6日登报公告声明作废，不应发生效力；义派所作为律师事务所，按照司法局以及国家有关要求，拥有经过有关部门备案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不同的签章有不同的用途及法律效力，财务专用章具有专门性，不能作为对外签约使用，经声明作废的财务专用章更加不能对机构产生拘束力。再次，案例委员会与义派所分属不同机构，加盖该委员会公章的借据应由该委员会承担责任，司某在上签名，恰恰证明了司某为该机构工作，其所签署的所有借据与义派所无关。四、关于律师培训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原告发表在原告网站的招生通告，该项目为荷兰与案例委员会合作项目。即便如原告所称，该培训项目乃荷兰与义派所合作项目，那么，义派所是否执行、如何执行也是义派所与荷兰合作方之间的问题，与原告无关。原告在没有证据证明只有司某签字或者司某签字加盖案例委员会章或者私自加盖作废的义派所财务专用章的证据有效的情况下，试图以某培训活动应由义派所支出作为敷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总之，吴革作为原告专职律师，本不应干预其他律所的正常运营，原告利用司法程序，进行恶意诉讼已经对义派所运营带来困扰，原告所声称的债权多用于人员工资与房租，但其所称之人员，有些并非义派所员工、有些是既为吴革工作又为义派所工作；其所称之房租，办公场所是在吴革安排下，由多家单位共同使用的。于情而言，让义派所承担上述费用实不公平；于法而言，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义派所之间存在到期未还债权债务。据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杨作福辩称：同义派所的答辩意见。
被告王振宇辩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事实，我不是原告派出的律师合伙人，与原告没有合伙关系。
被告徐建国辩称：对原告所讲的事不清楚，房子是吴革租的，每次付房租我们都不知道。我与原告没有关系，不承认欠款。
被告李娟辩称：房子是吴革本人租的，与原告没有关系，不仅是我们用，还有其他单位的人在办公，让我们来负担房租是不合理的。
被告樊建利辩称：同被告徐建国、被告李娟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义派所负责人为杨作福，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现有合伙人为杨作福、徐建国、李娟、樊建利。王振宇为义派所律师，但非合伙人。庭审中中闻所称，义派所在设立后，其在人力、办公设施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设立初期运作困难，义派所曾多次向其借款周转未还。并向本院提供如下借款手续：
2008年7月25日，义派所出具《借条》，写明：“今借到吴革先生人民币五万元整用于交纳义派所2008年7月份房租”。同年8月27日，王振宇向吴革借款4万元，用于交纳义派所8月份房租，双方签有《借据》一张。同年9月10日，义派所出具《借条》，写明：“今借到吴革先生人民币五千元整用于发放义派所员工2008年6月份上旬工资”。同年10月23日，义派所出具《借条》，写明：“今借到吴革先生人民币七万五千元整用于交纳义派所2008年9月、10月房租”。同年11月27日，义派所出具《借条》，写明：“今借到吴革先生人民币四万元整用于交纳义派所2008年11月份房租”。另有同日《借据》一张，金额2.9万元，用途为义派11月房租，批准人为冯长新，负责人为吴革，借款人为义派所。同年12月16日，义派所出具《借条》，写明：“今借到吴革先生人民币三千四百元整用于交纳义派所装修费用”。
2009年8月7日，司某向吴革借款2万元，系作义派所借款，双方签有《借据》一张。另有《借条》一张，写明：“今借中闻所现金2万元整，用于案例委员会‘律师国际法培训’项目”，借条上盖有义派所财务专用章。
2009年8月13日，司某向吴革借款5万元，系作义派所房租，双方签有《借据》一张，借据上还盖有案例委员会公章。
2009年8月19日，吴革提供借款124712元，系作义派所借款，《借据》上借款人处盖有义派所财务专用章。另有收据一张，收款人及交款人处未署名，中闻所称系义派所工作人员何丹丹所写。另有《说明》一份，写明：“因为‘中荷律师国际法’培训需要用钱，特此向中闻所借款124712元”，并盖有义派所财务专用章。此外还有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一份，回单记载，中闻所于2009年9月3日将该笔款项汇入北京市对外服务办公室怀柔接待处账号内。
2009年9月16日，司某向吴革借款43346.56元，系作义派所律师6月-8月工资，双方签有《借据》一张，另有2009年9月15日《借款说明》一份，写明：“因义派所的财务银行账号暂时无法使用，但员工8月底前的工资尚未发放，为了保障员工的生活需要，现从中闻所借款予以支付”，落款处为“义派所行政主管任某”。同时，根据中闻所提供的2009年9月16日招商银行进账单以及司某帐户的历史交易明细表，该笔款项于2009年9月16日划入司某个人账户，后分别转入数个不同账号中，余额6322元以柜台取现方式取出。
此外，关于‘中荷律师国际法’培训项目的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义派所称该项目实际为荷兰方与案例委员会主办。中闻所提供2008年7月30日义派所与荷兰方签订的中荷法律合作项目书，载明“本项目由荷兰政府，包括发展合作部部长和即将被指定成为荷兰驻中国大使的Mr.Rudolf.Bekink推介到中国，义派所理事长吴革先生将作为合作方合法和切实的参与。介于大使准备资助合作方筹备的中荷合作的中国律师培训项目在日后能够得以实现，合作方在以下情形之下可获得资助”等内容。该项目书的义派所一方由吴革签署，并加盖义派所公章。同时，中闻所还提供乌特列支大学要求义派所汇款通知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境外收入申报单、汇入汇款通知书，用以证明义派所作为“中荷法律合作项目”的执行人和资助款项的接收人，荷兰政府已实际向义派所帐户转入项目资金。另有中闻所提供的2008年12月28日费用报销单一份载明：案例研究会会议住宿费2075元，领款人为何丹丹，审批人为王振宇；2008年12月30日费用报销单一份载明：案例研究会办公用品312.5元，领款人为王丽颖，审批人亦为王振宇。
2010年1月4日，吴革（甲方）与中闻所（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并同意，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将对义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乙方（见附件），乙方可以直接向义派所主张权利（协议附件一至附件五分别为义派所于2008年7月25日、2008年9月10日、2008年10月23日、2008年11月27日和2008年12月16日向吴革出具的《借条》）。上述协议签订后，吴革于2010年1月6日向义派所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函》，写明：“根据我与中闻所在2010年1月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贵所欠我的全部债务，于2010年1月4日起转让给中闻所，请贵所将该款项支付给中闻所。特此通知”，并于2010年3月24日以快递方式邮寄到义派所。
另查：2009年8月24日，樊建利向北太平庄派出所报案，称其所在的义派所的财务专用章被该所的出纳何丹丹拿走，后该所于2009年7月6日在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律师事务所的财务专用章的遗失声明，并声明此财务专用章已作废。2009年8月27日，义派所补刻了新的财务专用章。
此外，本案审理过程中，中闻所向本院申请证人任某、司某出庭作证。证人任某作证称：其自2009年5月18日起到义派所任行政主管，司某、何丹丹亦为义派所行政工作人员，关于其于2009年9月15日所写的43346.56元的《借款说明》，系因义派所6月到8月的工资尚未支付，故向中闻所借款。证人司某作证称：其自2009年7月3日起到义派所做行政工作，协助过何丹丹办理报销事宜。关于其于2009年8月7日所签的2万元借据，因当时义派所的银行账户不能用，其向中闻所借款用于律师国际法培训项目的材料打印费、嘉宾车马费、横幅及胸牌等费用。关于其于2009年8月13日所签的5万元借据，系因培训期间钱不够用，故再次向中闻所借款。关于其于2009年9月16日所签的43346.56元借据，系用于发放义派所工作人员工资，该款项先划入其个人账户，再分别划入其他工作人员个人账户内，分别是何丹丹、冯永强、任某、贾义维、张良和于丽颖，其中划入何丹丹账户5390.48元，划入于丽颖帐户169.28元。剩余6322元取出，其中3322元为其个人工资，另3000元是志愿者张海燕劳务费，现张海燕也在义派所工作。庭审中，义派所对该43346.56元借款事实及借款用途均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原告中闻所提供的义派所合伙人信息、2008年7月25日5万元借条、2008年8月27日4万元借据、王振宇与义派所劳动合同、2008年9月10日5000元借条、2008年10月23日7.5万元借条、2008年11月27日2.9万元借据、2008年11月27日4万元借条、2008年12月16日3400元借条、2009年8月7日2万元借据及借条、2009年8月13日5万元借据、2009年8月19日124712元借据、收据、借款说明及2009年9月3日招商银行付款回单、2009年9月16日43346.56元借据、借款说明、招商银行进账单及司某帐户的历史交易明细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函》、特快专递回执单、项目合作书、汇款通知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境外收入申报单、汇入汇款通知书、2008年12月28日费用报销单、2008年12月30日费用报销单、证人任某及司某证人证言，被告义派所提供的北京青年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北太平庄派出所报案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公特NQ9008971刻制印章通知书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中闻所向义派所主张的债权共计11笔，其中义派所于2008年7月25日、2008年9月10日、2008年10月23日、2008年11月27日和2008年12月16日向吴革出具的合计金额为17.34万元的五张《借条》，系依法成立，应为有效。现吴革已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闻所，并已告知义派所，故中闻所有权向义派所主张权利，义派所关于中闻所在起诉之日未能提供与吴革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且在起诉之前未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因而该转让对其不发生效力、债权转让行为因双方对债权债务存疑而无效的辩称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中闻所要求义派所偿还该部分欠款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王振宇与吴革于2008年8月27日所签的金额为4万元的《借据》，以及义派所与吴革于2008年11月27日所签的金额为2.9万元的《借据》。本院认为，王振宇作为义派所律师，所借4万元款项系用于支付义派所房租，该笔款项义派所应当予以偿还，且吴革已将对义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中闻所，现中闻所作为债权凭证持有人，有权向义派所主张权利，故该部分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义派所所借的2.9万元，系用于支付11月份的房租，因其在借据上加盖了公章，该款项应由其负责偿还，中闻所的该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义派所关于该两笔债权不成立的辩称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司某与吴革于2009年8月7日所签的金额为2万元的《借据》及盖有义派所财务专用章的《借条》，2009年8月19日金额为124712元、盖有义派所财务专用章的《借据》、《说明》及2009年9月3日招商银行付款回单，诉讼中义派所提出其财务专用章已登报刊登作废，故加盖其财务专用章的借据及说明不应发生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中闻所提供的项目合作书、汇款通知书、境外汇款申请书、境外收入申报单、汇入汇款通知书、2008年12月28日费用报销单、2008年12月30日费用报销单等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认定中荷律师国际法培训项目的中方履行方为义派所，且该两笔借款均用于该项目，故由此产生的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应由义派所承担。故中闻所该部分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义派所关于涉及到律师培训项目的费用不应被认定为是义派所的债务等相关辩称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但是，关于司某与吴革于2009年8月13日所签的金额为5万元《借据》，本院认为，因借据上借款人处除司某个人签名外另盖有的是案例委员会公章，不能证明该笔借款与义派所存在法律关系，故中闻所该部分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司某与吴革于2009年9月16日所签的金额为43346.56元的《借据》、2009年9月15日任某所写的《借款说明》，以及招商银行进账单及司某帐户的历史交易明细表，本院认为，中闻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该笔借款与义派所存在法律关系，且义派所对该笔借款事实及用途不予认可，故中闻所该部分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此外，义派所作为普通合伙性质的组织，杨作福、徐建国、李娟、樊建利作为合伙人，应当对义派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中闻所要求杨作福、徐建国、李娟、樊建利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因王振宇并非义派所合伙人，故中闻所要求王振宇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除此之外，中闻所的其他诉称理由及义派所与杨作福、王振宇、徐建国、李娟、樊建利的其他辩称理由，均缺乏相关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欠款三十八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元；
二、杨作福、徐建国、李娟、樊建利对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四千二百五十四元、财产保全费二千九百二十三元，二项合计七千一百七十七元，由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负担一千三百九十四元（已交纳）；由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杨作福、徐建国、李娟、樊建利负担五千七百八十三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孙玉华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朱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