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04民初339号
原告：尹悦群，女，194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江，广东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文浩，广东翰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尹焕城，男，1939年2月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树强，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冬，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尹悦群诉被告尹焕城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杜轶群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悦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江、曾文浩，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北横街29号203房归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原告的父亲尹某业（原名尹某堂）系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街xx号xx房的原所有权人。原告系尹某业与其妻子莫某唯一的子女。尹某业与被告为叔侄关系，被告是原告的堂兄。尹某业在原告2岁左右因急病死亡，母亲莫某因伤心过度也在几个月后随即病故。1954年，被告谎称其系尹某业的儿子，以不正当手段将本应由原告继承的涉案房屋以继承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成为该房屋现登记的所有权人。被告并非合法继承人，不能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其以捏造事实的方式取得所有权登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继承权，应予更正。原告作为尹某业的唯一子女，具有继承涉案房屋的权利。因此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父亲并非尹某业，在原告提供的房屋档案中可以得知xx路xx街xx巷xx号房屋（即讼争房屋拆迁前地址）的房产证是由原告代理被告、持旧房产证到房管局申请换领新房产证所得。而该房地产所有证明确写着“尹焕城1940年2月16日向尹某业继承”。由此可知，原告至少在1989年6月29日换证时就知道讼争房屋的前身是被告向尹某业继承的。但是当时原告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在28年后才提起诉讼，如果原告的父亲真的是尹某业，那么等到现在才起诉完全是违背常理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原告根本就不是被继承人尹某业的女儿。原告之所以现在起诉被告主张讼争房屋所有权，是因为被告长住香港，将房屋借给原告居住，但是原告却想将讼争房屋霸占为己有，被告为了收回房屋，在2016年的6月向法院起诉要求本案原告返还房屋，该案正在审理中，原告为拖延时间而提起本次诉讼。2.从讼争房屋档案中的继承契可以得知，被告继承讼争房屋时由三个见证人证明被告是被继承人尹某业儿子这一事实。其中见证人尹某是原被告的十姑姐，另两个见证人分别是当时的居民组长和邻居。如果被告不是被继承人尹某业的儿子，试问为何有这些见证人愿意为他作证？尤其见证人尹某是原被告的亲姑姐，这么亲的亲戚，如果真如原告所说她从小父母离世成为孤儿，那么作为亲戚又如何忍心为被告作假？而且被告是1939年出生的，被继承人尹某业是1940年去世的，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被告怎么可能知道尹某业留下了什么遗产？肯定是其他亲戚在被告长大之后告知其父亲留下了讼争房屋让其继承的。因此，被告通过继承取得讼争房屋是合情合理合法的。3.原告诉称被继承人尹某业是其父亲，但是却没有提供任何父女关系的证据，哪怕是尹家其他亲戚的证人证言都没有。可见，原告才是捏造事实企图侵占讼争房屋的一方。4.原告诉称自己是1939年出生的，并非身份证上登记的1945年。虽然原告为此找来很多其所谓的同学作证，但是在解放前，小孩子读书并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因此这些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就是1939年出生的。而且户籍登记是在1955年6月，当时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如果原告真的是1939年出生，到1955年时原告已经16岁，是一个有认知能力的人了，怎么可能会让别人给自己登记为1945年出生？十六七岁与十岁的孩子，差别如此之大，别人难道看不出来？由此可知，原告诉称其是1939年出生并非事实。
经审理查明：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档案显示：被告于1954年10月15日取得《继承契》，载明继承房地产坐落于东区××北××街××号，房屋为单隅平房，地产面积和房产面积均为十五平方米公尺二十四平方公寸八十八平方公分，原产权人姓名尹某业，原产权来历为1933年1月30日买受，继承原因为病故遗产，继承人与原产权人的关系为父子，继承日期为1940年2月16日，见证人有亲戚尹某、居民组长叶某仪、张福某（该字难以辨认）等。同年10月20日，被告取得广州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证字第58××64号《房地产所有证》，载明上述xx路xx街xx巷xx号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告。
1989年2月10日，原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作出（89）穗东内证字第xx号《证明书》，证明被告于当日在该公证处签署《委托书》，委托原告作为其合法代理人，代为向房管部门登记领取上述xx路xx街xx巷xx号房屋契证手续等。同年7月20日，广州市房地产登记所核发00xx04号《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载明东山区中山××号（原被告均确认该房屋即原xx巷xx号，门牌××，总建筑面积30.6976平方米，所有权人为被告，所有权来源为1940年2月16日向先父尹某业继承。原告在广州市房地产登记所存查的该权属证明书第三联“领证人”一栏签名代为领取。
1989年8月28日，原告作为被告代理人与广州银某商品房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银某公司）签订《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产权补偿协议书》，约定由银某公司拆除被告所有的上述中山××号房屋，并将新建的xx路xx街xx幢第xx层西向建筑面积共31平方米的房屋作为原址房屋的产权补偿等。2002年11月19日，银某公司向市房地产登记所出具书面证明，称该司征拆被告所有的中山××号房屋，回迁房为xx路xx街xx号xx房，共39.9034平方米，同意按实测面积为被告办理该回迁房产权登记。2002年12月12日，被告取得涉案xx路xx街xx号xx房产权登记。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其小学同学吴某荣（1940年出生）、司徒某（1937年出生）、杨某昌（1940年出生）出庭作证，拟证明原告身份证登记的出生日期错误，其真实出生时间是在1939年。上述三位证人分别出庭证实其与原告是小学同班同学，小学毕业时间是1953年。被告对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言无法证明原告是1939年出生。
此外，为证明与尹某业为父女关系，原告还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于1988年11月7日所作《报告》。内称原告是xx路xx街xx巷xx号尹某堂的亲生女儿，因解放初期第一次转契时，原告尚年幼，由原告姑姐亲手将原告父亲两间屋的遗产转为原告父亲的承继子尹焕城所有，现原告姑姐经原告承继兄同意，将该房屋转归原告所有，因原告三岁时父亲去逝，四岁母亲去逝，故请老街坊等证明其是尹某堂的亲生女，尹某堂又名尹某业等。该报告下方有证明人陈林昌等签名证明原告是尹某堂的亲生女儿；广州市东山区大东街道办事处盖章证明尹某堂即尹某业，原告是尹某堂的亲生女儿。2.被告尹焕城因另案起诉原告交还涉案房屋而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内称原被告为表兄妹关系等。被告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1988年距离尹某业去世已经48年，老街坊无法记清；原告称自己是1939年出生，那么尹某业去世时原告应当是1岁左右，而非《报告》所述的3岁；按照《报告》上的说法，被告是作为被继承人的继子身份继承房屋的，而非原告本案诉状所说的被告冒认被继承人的儿子，可见原告说辞多处前后矛盾，根本不真实。被告对上述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尹某业女儿，该诉状中称原被告为表兄妹是笔误，该案庭审中已更正为堂兄妹。
本院认为：原告要求确认所有权的xx路xx街xx号xx房为银建公司拆除原登记为被告所有的中山××号房屋（原××号）补偿所得，原告实际上是认为被告取得原中山××号房屋产权登记不合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继承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按照原被告双方的陈述，被继承人尹某业约于1940年死亡，至今已有77年；原告于1988年11月7日作出的《报告》证明至少在报告作出时其已明确知道被告继承了原属尹某业所有的涉案房屋，至今已逾28年。因此，即使原告真的是尹某业的继承人，其继承权亦超过法律保护的期限，原告要求确认其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尹悦群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3643元，由原告尹悦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7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杜轶群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梁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