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刑初41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房某甲，户籍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州市海珠区（朗晴居二期）G1204。原系广州市东方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受贿罪、行贿罪于2016年4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伟东，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旭阳，广东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公二刑诉﹝201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房某甲犯受贿罪、行贿罪一案，于2017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邵红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房某甲及其辩护人李伟东、王旭阳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房某甲在担任广州市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行贿人张某（另案处理）、李某己贿送的人民币共计990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广州产权所总经理李某丙行贿共计人民币125万元。具体分述如下：
一、受贿的事实
（一）2003年至2012年，被告人房某甲利用担任东方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在下属广州市红某燃具有限公司改制过程中，为该公司在股权改革方案设计、资产评估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张某贿送的人民币共计900万元。
（二）2002年至2006年，被告人房某甲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为工程承接商李某己承接工程提供帮助，通过他人收受李某己贿送的人民币90万元。
二、行贿的事实
2003年至2013年，被告人房某甲在广州市红某燃具有限公司改制及日常工作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贿送给时任广州产权所总经理、总裁的李某丙人民币共计125万元。
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事实向本院提供了被告人房某甲的主体身份材料、红某公司的评估报告、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证人张全胜、刘某丁、李某戊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房某甲的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房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房某甲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数罪并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房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请求依法从轻处罚。
辩护人李伟东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被告人房某甲涉案两罪均具有自首情节。根据被告人房某甲的当庭供述，房某甲先是主动配合纪委接受调查，后在纪委的陪同下主动接受侦察机关调查，其具有主动投案的情节；二、被告人房某甲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其受贿行为的目的仅属于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并不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其认罪态度较好，已退清受贿赃款。请求法院根据被告人房某甲的犯罪情节给予其从轻或减轻的判决结果。
辩护人王旭阳提出的辩护意见是：由于刘某乙的持股比例为12%，转让时张某和刘某乙、郑某乙均明知该公司的市值在1亿元以上，转让款应在1000万以上。张某在转让了216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以后才给了刘某乙700万元，这700万元应当视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好处费。张某在支付刘某乙700万元的款项时并未告知刘某乙、房某甲此款属于好处费，根据房某甲的供述，此款项的信息是由刘某乙告知他的，因此是刘某乙说了假话。综上，该700万元款项不属于被告人房某甲的受贿款，属于张某支付给刘某乙的股权转让款。
经本院审理查明:
2002年至2015年，被告人房某甲在担任广州市东方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行贿人张某（另案处理）、李某己送予的人民币共计990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广州产权交易所总经理、总裁李某丙行贿人民币共计125万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一）受贿的事实
1、被告人房某甲利用担任东方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在2001年、2003年两次负责下属企业广州市红某燃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某公司）改制过程中，参与为该公司在股权改革方案设计、资产评估、债务剥离、国有股权转让等方面提供帮助。2003年至2015年期间，房某甲收受红某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张某通过被告人的妻子刘某乙（时任红某公司财务总监）在每年给公司“班子”发奖励时，多次给予的好处费累计人民币200万元。
2、2012年，被告人房某甲利用上述职务便利，通过其妻子刘某乙一次性收取红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张某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700万元。
3、2002年至2006年间，被告人房某甲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为工程承接商李某己承接工程提供帮助，多次通过刘某丁收受李某己送予的人民币共计90万元。
（二）行贿的事实
2003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房某甲在红某公司改制及日常工作过程中，为红某公司和个人股东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送给时任广州产权交易所总经理、总裁的李某丙共计人民币12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被告人房某甲收受张某贿送的人民币共计900万元的证据
1、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3年至2015年曾代表红某公司送给原东方公司董事长房某甲合计900万元人民币。房某甲在红某公司两次改制期间，为公司在股权改制方案设计、资产评估等方面提供帮助。2001年第一次改制，通过房某甲参与，改制方案将原红某公司的商标、专利和商业信誉等无形资产不作为资产评估作价，约1000多万元的不良资产无条件剥离给了东方公司。红某公司零负债的情况下进行改制，改制后的红某公司总股本为300万元人民币，由东方公司、原红某公司主要经营骨干和其他员工共同持有股份。为了支持改制后企业的发展，在厂房租金方面，房某甲也给予了红某公司优惠。2003年红某公司第二次改制，将东方公司持有的30%的国有股份全部退出，让红某公司成为100%民营的企业。通过李某丙的运作及房某甲的参与，最终使红某公司的原有的主要经营骨干（包括其、刘某乙、房某甲、谢某锋、刘某丁等人）拍得东方公司持有的红某公司30%的股份，同时，其接替房某甲担任红某公司的董事长。东方公司退出红某公司股份，红某公司没有归还之前由其承担的债务，也没有进行无形资产的评估。2001年和2003年二次改制后，房某甲均向其提出希望红某公司给他回报。其跟整个经营班子的成某说要给房某甲一些回报，当时大家都说应该的，因为房某甲大力推进了红某公司的改制，也给自然人股东和红某公司很大的支持。2003年至2015年在红某公司给公司骨干发奖励金（经营效益奖）时，比别人多发一倍给房某甲的妻子刘某乙，多出的一倍是给房某甲的回报。总计发给刘某乙的奖金总额大概是人民币450万元左右，其中有200万元是其代表红某公司送给房某甲的，其跟房某甲说过，暗示过刘某乙。
2013-2014年间，因刘某乙提出辞职并表示家庭困难。其为了感谢房某甲多年来对红某公司的关照和帮助，通过刘某乙将刘某乙本人负责保管的公司账外资金中的700万元给房某甲作为感谢费。其决定给房某甲700万元之后，打电话给房某甲，表示感谢他对红某公司的关照，房某甲听后客气了几句就同意了。因为刘某乙是财务，其吩咐她自己去操作划账了。其让刘某乙划给房某甲的这700万，房某甲知情，刘某乙是经手人，但其不知道她是否知道这笔钱是其代表红某公司送给房某甲的。
其之所以送钱给房某甲是为了感谢他这些年对其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第一，在红某公司2001年第一次改制的时候，房某甲提议下，其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第二，在第一次改制时，在房某甲的帮助下，东方公司同意借款给公司股干购买股份；第三，没有将红某公司的商标、商誉、专利进行评估，减轻了公司几个自然人股东购买股份时的支出和日后公司经营的负担；第四，在第一次改制时，在房某甲帮助下，东方公司无条件的承担了红某公司的负债1000多万元，第二次东方公司退出红某公司的所有股份时，也未要求红某公司对这笔负责作出清偿计划；第五，在红某公司租赁厂房的租金问题上，东方公司给予了相当的优惠，也是房某甲起主导作用的；第六，在红某公司第二次改制时，在房某甲的参与及帮助下，使公司几个原有的自然人股东能够买到这些股份，从而全面控制红某公司；第七，在红某公司转制的过程中，房某甲在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交接等方面也给其提供了很多帮助。
2、证人张某签认的其本人交通银行62×××71账户流水账，证实：经其辨认本人账户，其中2012年工资进账197849.51元、2013年进账20万元、2014年进账238159.44元，是2012-2014年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的班子年度效益奖金。
3、证人刘某丙的证言，证实：其于2003年至2015年任某甲公司的股东会董事和副总经理。红某公司原为东方公司下属企业，属于全资国有企业。2001年按照政策，公司进行由国有转制为民营。刘某乙是红某公司股东兼财务总监，房某甲是刘某乙的老公，也是红某公司以前上级东方公司的董事长。红某公司每年都会根据当年的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双指标完成情况发一些奖金，每个人的具体数额是张某来定。发奖金的钱一部分是从公司的大帐出的，一部分是通过账外出，一般都是发现金，也有一部分是转账。奖金都有签收，都是刘某乙拿给其签的，刘某乙离开公司时，没有把相关单据和账册留给公司，都被刘某乙带走了。2001年前后，红某公司开始改制的时候，张某跟其说过要给刘某乙多发一些奖金，因为刘某乙是公司的财务总监，账外账都交由其保管，最重要的是刘某乙的老公是红某公司的上级公司东方公司的董事长，对红某公司的改制及发展有很大帮助，所以张某就跟其说以给刘某乙多发奖金的方式送些钱给房某甲，以感谢他对红某公司的帮助。2015年刘某乙辞职，当时刘某乙持有红某公司12%的股份，其以216万购买了刘某乙持有的12%的股份，为了避税，转让协议写的是72万元。其在2016年6月1日分三笔将216万元转到了中间人郑某乙的银行账户。刘某乙把股份转让给其后，郑某乙会把钱给刘某乙。
4、红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证实：红某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原股东刘某乙出资36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刘某丙。刘某丙签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转让金额是刘分赴为避税虚构的，实际转让金为人民币216万元。
5、证人郑某乙的证言，证实：其是红某公司的股东兼董事会成员。2015年春节后，红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开碰头会，因刘某乙辞职，刘某乙持有的红某公司36万股的股份，董事长张某说让刘某丙买下来，每股6块钱，共216万元人民币，刘某丙和刘某乙均无异议。刘某丙让其作中间人转款，先把购股款216万元打入其账户，等刘某乙办完股权过户，再由其把钱转给刘某乙，其答应了。其工商银行账户收到三笔共216万元是刘某丙转入的购买刘某乙股份的款项，后来按刘某乙要求216万元分别转入刘某乙本人和她指定的刘丽琴的账户。
6、证人郑某乙签认的其工商银行账户明细，证实：其账户中三笔入账共216万元是刘某丙购买刘某乙股份的款项，后转入刘某乙本人及刘某乙指定的刘丽琴的账户。
7、证人黄某甲的证言，证实：红某公司有其、张某、刘某丙、刘某乙、冯某。班子成员有领取奖励，发奖金有现金也有转账。刘某乙在红某公司主管财务，刘某乙有领取奖金，具体数额其不清楚。
8、证人房某的证言及其签认的银行流水账单，证实：其名下的很多账户是其嫂子刘某乙以其名义开的，由刘某乙保管和操作，具体使用情况和资金情况其不清楚。
9、被告人房某甲的供述，证实：其自1999年任东方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红某公司是东方公司下属企业。2001年至2003年，其主要负责红某公司的改制工作，2001年第一次改制中，通过其帮助，按照李某丙的思路，改制时未对红某公司的无形资产进行评估，并且将公司债务1100万元剥离给东方公司。第二次改制中，按照李某丙提出的技术操作，将东方公司持有的30%国有股份拆分，由包括其和其妻子、张某在内的原红某公司的股东购得。为感谢其对红某公司改制的帮助，2003至2015年间，红某公司总经理张某以每年多发一倍“奖金”的形式，多次通过其妻子刘某乙（红某公司的财务总监）送给其共计人民币200万元，上述款项其妻子收到后均告知其，收到的钱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送给李某丙，还有部分让其妻子存在银行和理财。2012年张某通过其妻子刘某乙一次性给予其“感谢费”700万元人民币，该款项其妻子收到后告知其，这些钱2013年年中购买了东越雅居的一个车位、2013年1月买了一台凌志车、2014年在佛山买了一套房子、部分用于女儿出国读书、炒股、理财等。
10、广州市红某燃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改制相关文件【包括关于你公司盘活资源加快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有关事宜的批复、资产评估确认申请表、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关于确认广州红某燃具公司改制资产清算的报告、企业转制净资产调整审批表、广州市红某燃具公司评估报告、关于红某燃具公司不良资产核销有关问题的报告、关于广州市红某燃具公司股权重组问题的批复、关于你司所属广州市红某燃具公司改制过程中有关资产、股权重组事宜的批复、厂房租赁合同（2002）、厂房租赁合同（2004）、关于你司所属广州市红某燃具公司改制过程中有关事宜的批复、关于红某公司转制问题的请示等】，证实：广州市红某燃具有限公司原为国有控股公司，2001年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过程中红某公司的负债1126万元从红某公司剥离，由东方公司承担还债责任，所余负资产43033.64元由东方公司负责弥补，公司无形资产未予评估。2004年2月10日房某甲代表东方公司、刘某丙代表红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该合同有“根据省、市党委政府关于扶持转制企业的精神，租金给予一定的优惠”的内容。2003年东方公司持有的红某公司30%的股份通过广州市产权交易所以公开市场方式转让，由张某、刘某乙、房某甲、谢某锋、刘某丁、康某成为受让方，该6人均为红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理成员。
（二）被告人房某甲通过刘某丙收受李某己给予90万元的证据
1、证人李某己的证言，证实：1992年至2012年期间，其主要是挂靠在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平住宅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开平建某集团有限公司承包建设工程。2001年其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东方公司下属红某公司的副总刘某丙，其通过刘某丙，承接了东方公司的石井厂房复建工程和神山郭塘村物流中心工程，为感谢刘某丙及东方公司老总房某甲的帮助，其分多次共送给刘某丙人民币90万元好处费。因为其能够承接这些工程，主要是靠东方公司的老总房某甲的关照，所以其认为刘某丙会把钱分给房某甲，但具体他们怎么分，其不清楚。
2、证人刘某丙的证言，证实：其于2003年至2015年任某甲公司的股东会董事和副总经理。2001年上半年，时任东方公司总经理和某公司董事长的房某甲找到其，让其为谭岗村地块上的厂房建设找施工单位。刚好此前其认识一名叫李某己的包工头，得到房某甲的指示后，其联系李某己投标，并告知房某甲有个叫李某己的包工头想做厂房复建工程。后来据其所知是市三建中标，李某己再分包了这个工程。2003年上半年，东方公司准备在白云区江高镇郭塘村的一块土地上建设厂房和办公楼，招投标过程其未参与。后来其知道是李某己挂靠的一家开平建设公司中标。其作为厂房使用方和生产方面的管理者，经常到施工现场，和李某己经常在施工现场碰面。2002年到2006年期间，李某己先后五六次让其转交一些东西给房某甲，其看到礼品袋中上层有些茶、烟、月饼等，有两次其不经意看到有报纸或黑色塑胶袋包装的长方体，李某己没说是什么，其感觉可能是现金。每次拿到东西其都会联系房某甲，告诉他李某己让其转交东西给他，房某甲说知道，然后具体安排其转交，有时在他车上转交，有时在其它地方当面转交。
3、广州市东方农工商联合公司厂房复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合同鉴定书，广州市东方农工商联合公司石井镇谭岗村厂房宿舍建设工程相关材料【包括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2002年）、施工招标代理委托协议、关于申请确定中标建筑公司的报告、施工招标综合评分表、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监督意见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广州市神山郭塘经济发展公司物流储运中心工程相关材料【包括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招标委托代理合同、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2003年）、土地转让合同、神山郭塘物流储运中心建设工程协议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量清单及投标报价表、工程建设监理合同、补充协议、神山厂房与郭塘村有关协议等】，证实：两项工程经过招投标，石井谭岗村东方公司厂房复建工程由发包方东方公司与承包方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神山郭塘经济发展公司物流储运中心工程由开平某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方广州市神山郭塘经济发展公司为土地所有单位，投资建设方为东方公司。
4、被告人房某甲的供述，证实：2002年，因东方公司原有厂房拆迁，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承诺补偿二块地，一块在石井、一块在黄某乙。因拆迁时东方公司厂房内只有红某公司是正常运营，其他厂房都已关停，政府很重视，要求东方公司尽快复建厂房租给红某公司使用。2002年开始在石井新址复建厂房，2003年复建完毕，因复建厂房不足以满足红某公司生产需要，东方公司在郭塘也建了一些厂房，其中一部分交给红某公司使用，一部分对外出租获取利益。因为建设这些厂房日后主要是租给红某公司使用，当时刘某丙作为红某公司分管技术、生产的副总经理，其让他负责跟进复建事宜。在工程项目招标前，其和刘某丙商量，让刘某丙争取找个包工头来承包工程，这样可以从中拿好处费，而且自己找的人也更安全。于是，刘某丙负责去物色了个工程施工单位。
2002年3月，其和中标的三建公司的杨姓负责人联系，让他来其办公室洽谈建设的相关事宜。其提出让中标单位把石井厂房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介绍的施工单位，该杨姓负责人当场表示同意。之后李某己所在的施工单位按照其和刘某丙的安排，从三建拿到了建设分包合同，建设东方公司的石井厂房。2003年中，其和开平某的该项目负责人联系，让他来其办公室洽谈建设的相关事宜。其提出让中标单位把郭塘厂房建设这个工程分包给其介绍的施工单位，该项目负责人当场表示同意。之后李某己所在的施工单位按照其和刘某丙的安排，从开平某拿到了建设分包合同，建设东方公司的郭塘厂房。中标单位之所以把石井厂房建设工程和郭塘厂房建设工程交给其物色到的施工单位去做，是因为其公司具有结算工程款的职权，听其安排会顺利较快的拿到工程款。其是东方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工程款结算需要经过其签字审批才能支付，也就是说，其有结算工程款的职权。
其和刘某丙商定，由刘某丙代表他们两人和施工单位的包工头接触收回扣，直接收现金。其只信任刘某丙，不信任包工头，不想和包工头接触太多。回扣一般是工程款的3%-5%，这是其从刘某丙那里了解到的。回扣一般是包工头收到工程款之后给刘某丙，刘某丙会再把其分得的那一部分转交给其，都是现金，都是100元的面额，10万元一捆。刘某丙一般用很结实的纸袋子或者塑料袋装着用报纸裹着的钱，然后打电话给其让其下班之后去他的办公室取钱。2002年至2006年期间，大概分六次，在刘某丙办公室，刘某丙共给其人民币130万元。其没有问刘某丙分了多少好处费，推测和自己差不多。收到的钱一般是先放在家里一段时间，然后由其妻子刘某乙存到银行，用作个人消费或者理财投资，有的时候也可能混在其他钱里面送给李某丙了。
（三）被告人房某甲向李某丙行贿人民币共计125万元的证据
1、同案人李某丙的证言，证实：东方公司2000年由市广交所托管，为广交所的下属单位。2009年东方公司又划归金融控股集团管理。其任广交所总经理，和房某甲是上下级关系。大约2000年七八月份，红某公司的班子成员房某甲、张某和谢某锋找其，向其咨询企业改制的可行性，其当时任广交所总经理，熟悉产权处置和企业改制。经过调研和开会其提出了对红某公司进行改制的思路，后来改制也是按照其思路改造的。第一次改制中红某公司的1100多万元债务由东方公司承担，红某公司的股比设置按照三三四的比例设置，东方公司占30%，职工持股会占40%，红某公司班子占30%。当时评估没有计算红某公司的无形资产，其审批同意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折旧了红某公司的机器设备，也同意无形资产不评估进红某公司的资产中，其知道这是违反《国家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要评估无形资产的明文规定的，但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地方政策都没有强调，并且不将无形资产评估进去可以使红某公司的新股东以更小的成本取得了红某公司的股权，这样也间接帮助房某甲等人减少了他们入股红某公司的投入。2003年第二次改制过程中，东方公司向广交所提交评估报告和申请要求让国有股份彻底退出红某公司。其提出改革思路，利用广交所的平台和其控制的君通公司控制拍卖，最后使得房某甲和他太太刘某乙也顺利获得红某公司的股份。这次依然没有评估无形资产，其也同意评估公司没有评估无形资产的报告。这样做也是可以也帮助房某甲以较低的价格拍得股权。
其一共收受房某甲125万元。2003年春节前，房某甲到其办公室，说经过几年的托管红某公司经过两次改制，效益稳定增长，为了表示对其和广交所的感谢，他拿出了10万块钱给其，房某甲说这是他从红某公司投资分红的钱，这些钱没有问题，这些钱就作为送礼和应酬的经费，其收下了。2004年至2010年每年春节前，房某甲均以上述名义给其现金人民币10万元，其都收下了。2011至2013年每年春节前，房某甲以上述相同名义，每年给其现金人民币15万元。
房某甲之所以送钱给其主要是因为交易所托管了红某公司，其推动了红某公司的两次改制实现了企业稳定发展。其利用职权设计了红某燃具的两次股权改革方案，把债务剥离给了东方公司，同时将股份拆成分散小额的几份让房某甲等人能够顺利入股红某公司，也使得红某公司顺利改制。同时在资产评估和购买方式上给了他一些优惠，其也经常指导他，所以他感谢其。
2、中共广州市财政局委员会文件关于李某丙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广州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李某丙在广州交易所集团及广州产权交易所任职有关情况的说明、广州市人事局文件、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广州产权交易所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广州产权交易所的工商登记执照及相关资料、广州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李某丙在广州市君通拍卖有限公司任职的有关情况的说明、广州市君通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任职证明、董事任职证明书、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书等，证实：1999年广州市财政、国资局设立广州产权交易所，为处级事业单位，当时的主管部门和人事任免部门为广州市财政局。1999年6月李某丙任广州产权交易所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01年9月任某乙通拍卖公司（广交所下属企业）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2002年2月任高鑫资产托管有限公司（广交所下属企业）董事。2004年3月任广州产权交易所所长、总经理。2007年，广州产权交易所划至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管，2007年9月4日，李某丙任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5月，李某丙任广州交易所集团董事长、总裁。2012年8月李某丙任中共广州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
3、广州产权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你公司下属红某燃具财产损失的批复、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成交确认书,证实：经李某丙签认，上述前二份证据为红某公司二次转制时，未评估无形资产，其同意将评估结果转交财政部门备案、审批的材料。成交确认书是其帮助房某甲和其妻子刘某乙获取红某公司股份的材料。
4、被告人房某甲的供述，证实：红某公司原是东方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经过2001和2003年两次改制，由国有全资控股公司变为民营公司。1999年开始，其作为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全面负责管理东方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人事和财务等一切工作。2000年左右，根据“行政机关与企业脱钩”的国家政策，到2000年底或2001年初，全部由广交所托管，成为广交所的下属单位。李某丙当时任广交所总经理，他是产权处置和企业改制方面的专家。2001年进行第一次改制，通过李某丙设计的方案，红某公司的无形资产未予评估，东方公司持有30%股份，负债1100万元剥离给东方公司，同时包括其在内的公司骨干成为自然人股东。2003年第二次改制，通过李某丙策划、指导和帮助，负债也没有评估，由广交所相关联的广州君通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操作，东方公司持有的30%的红某股份在拍卖中均由红某公司骨干购得，其和妻子刘某乙各买到一份红某公司的股份。
因为在红某公司改制过程中，李某丙出谋划策推动了红某公司的改革，在其想成为红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的时候，又出了不少主意，帮助其成为红某公司的股东，其对他十分感激。而且当时东方公司也在托管，李某丙是其直接领导，需要跟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每年春节前其都要送钱给他表示一下感谢。其一般会在春节前送10万至15万元人民币的现金给李某丙，都是其自己的钱。大概从2003年到2010年，每年10万元；2011年到2015年2月份，每年15万元，总共155万元人民币。
（四）本案的综合证据
1、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出具的破案报告、广州市纪委移送函，证实：根据市纪委移送，经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调查，本案于2016年4月26日立案侦查，经过调查，确认房某甲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990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李某丙人民币共计125万元。
2、广州市东方农工商联合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及相关工商资料，证实：东方公司系国有公司，自1999年1月起至案发时止法定代表人为房某甲。
3、被告人房某甲的户籍材料、广州市农牧渔业局出具的关于房某甲同志任职的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年度考核登记表，广州市农业委员会文件、东方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相关登记资料等，证明：被告人房某甲的户籍登记情况及任职情况。房某甲于1999年1月任东方公司代经理，2000年3月任东方公司经理,2001年任东方公司总支部书记，系东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4、中共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房某甲归案经过的情况说明，证实：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该委在调查李某丙违纪案过程中，发现东方公司原董事长房某甲涉嫌在红某公司转制过程中存在低价评估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问题。遂于2015年3月对房某甲采取“两规”措施进行调查。调查期间，房某甲不仅交代了红某公司转制过程中存在低价评估问题，还主动交代了该委未掌握的问题，分别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红某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张某所送款项共计人民币900万元；为感谢李某丙在红某公司改制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贿送李某丙人民币共125万元；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红某公司副总经理刘某丙、项目施工方郑某某等人所送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45.6万元。
关于控辩双方提出的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依据法律规定评判如下：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经查，第一，根据中共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出具的房某甲的归案经过，证实在办案机关在调查红某公司转制过程低价评估的问题期间，房某甲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本案受贿和行贿的犯罪事实，故其行为依法构成自首。被告人房某甲在开庭时自愿认罪、悔罪，并由家属协助其积极退清赃款，对其所犯受贿罪、行贿罪均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相应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第二，本案相关书证、证人张某、李某丙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房某甲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房某甲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红某公司改制过程中，参与将红某公司1000万元的负债剥离给国有的东方公司、无形资产不予评估等改制设计、申报，使红某公司和包括其本人及其妻子在内的红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获利，其行为已为他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辩护人提出房某甲受贿系为行贿人谋取合法利益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收受张某给予的感谢费700万元，被告人房某甲的供述、行贿人张某的证言，均证实因房某甲利用职务便利为红某公司谋取利益，其二人在2012年达成共识，由红某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张某通过时任红某公司财务总监的刘某乙（房某甲的妻子）将公司账外资金中的700万元操作转账，作为感谢费给予房某甲。房某甲供述2012年刘某乙拿到该700万元后，已告知其，该700万元用于其在2013年购买车位、车辆、房产以及孩子学费、炒股、理财等。上述证据足资证实房某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张某送予的700万元好处费，故该700万元本院依法认定为受贿所得。辩护人提出该700万元为刘某乙转让股权的补偿的辩护意见，首先，与行贿人张某、受贿人房某甲关于对该700万元好处费事前已达成共识的证言和供述不符；其次，在事件发生时间上不具有合理的连续性，房某甲供述收受700万元好处费发生于2012年，房某甲的妻子刘某乙辞职和转让红某公司股权发生于2015年，且股权购得人并非红某公司，而是红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刘某丙；再次，该意见不具有合理性，依辩护人所称，刘某乙作为红某公司财务总监，可以通过正当民事转让取得的合法财产，却低价转让再以非法形式收取好处费，有悖于正常人的思维。综上，辩护人提出的该意见无事实根据，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房某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房某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被告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房某甲犯受贿罪、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房某甲在办案机关对其进行调查期间，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本案受贿和行贿的犯罪事实，是自首，对其所犯受贿罪和行贿罪依法均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侦查、起诉至本院开庭审理，房某甲均认罪、悔罪，且家属代其积极退清受贿赃款，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上述情节，本院决定对被告人房某甲所犯受贿罪和行贿罪均减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刑法修正案八)、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房某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自2016年4月26日起至2025年4月25日止）。
二、被告人房某甲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90万元，依法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钟海燕
审判员 李晓刚
审判员 曹治华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晓兰
罗丽君
郑紫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