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甬东行初字第1号
原告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大戴街2号。
法定代表人张国瑞。
委托代理人李军飞（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松下街595号。
法定代表人郑世海。
委托代理人冯辉（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宁（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屋行政确认，于2014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4年12月25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0）446号）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批复》（浙高法（2014）118号）的规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于2015年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军飞，被告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委托代理人冯辉、王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8年9月26日，原宁波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屋坐落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xx—xx号，丘（地）号xx，房屋系1幢xx-
xx，建筑面积为180.93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办公。
被告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5年1月4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为的证据：1.东政房征决（2014）第3号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涉案房屋已经被征收，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2.宁规地（1988）45号宁波市城乡建设规划局文件及附图复印件、建管字第89113号宁波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建筑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主张房屋用途为“商业”与事实不符，该房屋用途始终为办公；3.产权登记档案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该套房屋的第一手取得直至流转至原告名下，该房屋的规划用途始终是办公，原告主张房屋用途为“商业”与事实不符。
被告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行为的依据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十八条；2.《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一条。
原告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称，原告因经营需要，于2001年6月向案外人购买了位于江东区雷公巷1幢xx-
xx房屋，后因原告公司名称变更以及地名变更，原宁波市房产管理局于2008年9月26日颁发给原告，该套房屋的权证为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设计用途登记为办公。2014年10月，江东区人民政府对该地块进行征收。原告在征收过程中发现该地块的房屋设计用途非常混乱，有办公的、住宅的、商业的，也有未经登记的。故原告为了解真实情况，特意去宁波市城建档案馆进行了档案查询，发现1988年8月该地块开发时，规划部门将1幢一、二层规划设计用途都为商业用房，而原告的该套房屋正是位于雷公巷1幢xx-
xx，属于1幢二层位置，设计用途理应登记为商业用房，被告错误登记为办公。原告为此与征收部门沟通，要求按商业用房征收补偿，征收部门要求原告去被告处变更设计用途，被告却以该房屋已经列入征收范围，变更已经冻结为由不予办理。但是，原告发现被告却对原来登记没有设计用途部分房屋在进行变更，冻结只是针对办理转让等权属变更情形。原告认为根据1988年的规划部门批准文件，原告房屋的设计用途应为商业，被告将房屋设计用途登记为办公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错误登记，理应积极主动变更。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原告所有的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屋的设计用途从办公变更为商业用房。
原告起诉时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于2008年9月26日将此证颁发给原告，设计用途错误登记为办公的事实；2.建管字第89113号宁波市城乡建设规划局建筑许可证复印件、甬计建（1988）195号宁波市计划委员会文件复印件、宁规地（1988）45号宁波市城乡建设规划局文件及图纸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规划部门将该地块雷公巷1幢一、二层规划设计均为商业用房，被告错误登记为办公的事实。
被告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答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江东区雷公巷1幢xx-
xx房屋已于2014年8月20日由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该房屋已被江东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房屋所有权应当为国家所有。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房屋登记应当由申请人提出申请，原告已不是该房屋所有权人，不具有申请人主体资格。原告要求被告作出改变房屋设计用途的行政行为，因其房屋所有权主体资格丧失而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提出的该房屋用途为“办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根据宁波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存档的资料，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并未明确该房屋是“商业”，原告所提供的图纸与宁波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存档的图纸不符。从该房屋最初登记及其后的产权流转过程中，产权档案资料所显示的该房屋用途为“办公”。中山东路xx—xx号1幢xx-
xx被征收前，系由鄞县第一燃料公司于1996年6月从宁波市江东房产联合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处以商品房购买方式取得，申请登记时申请人申报的房屋用途及购房发票中载明的均为“办公”。后该房屋在产权流转过程中，房屋用途均为“办公”，直至2008年9月原告申请房屋登记时，被告向原告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中记载的房屋用途也是“办公”，由此，该房屋的用途自始至终都为“办公”。原告对这一事实早已知晓且自2008年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时也从未提出异议，原告如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认为该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的用途为“商业”没有事实依据，且原告已不是该房屋所有权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分析与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被告对该份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由于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3，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确认以下事实：2001年7月6日，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了甬房权证自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宁波市江东蔬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房屋坐落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xx—xx号，丘（地）号xx，房屋系1幢xx-
xx，建筑面积为180.93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办公。2008年6月11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企业（企业集团）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宁波市江东蔬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9月12日，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宁波市房产管理局提出变更名称申请，要求将坐落于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xx—xx号的1幢xx-
xx号房屋所有权人名称由宁波市江东蔬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9月26日，原宁波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屋坐落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xx—xx号，丘（地）号xx，房屋系1幢xx-
xx，建筑面积为180.93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办公。
本院认为，根据《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市（地）、县（市、区）房地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的管理工作”的规定，在原宁波市房产管理局撤销后，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为房产管理部门，有对本地区房产登记业务进行管理的行政职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宁波市房产管理局于2008年9月26日作出的涉案房产权证，系对原告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名称变更登记进行的确认，并未改变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1年7月6日颁发给宁波市江东蔬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甬房权证自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设计用途，因此原告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其初次领取涉案地块房产权证时便应当已知晓产权证上记载的房屋设计用途，而至2014年12月原告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2年的诉讼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翟建超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马明杰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等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
（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