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10民初16537号原告：李磊，男，198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原告：郭亚丽，女，199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胡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旭初，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罗国，男，195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代理人：段利明，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力，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沾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沾桥村。法定代表人：莫财金，主任。委托代理人：陈凌波，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磊、郭亚丽诉被告杨罗国、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沾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沾桥村村委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孙莎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磊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旭初，被告杨罗国的委托代理人徐力，被告沾桥村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陈凌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磊、郭亚丽起诉称：二原告系夫妻，于2014年7月28日生育一子李博阳。二原告、李博阳及其祖母陈明莲共同租住在杭州市余杭区马浜23号，出租人为被告杨罗国。2016年9月20日上午，陈明莲如往常与李博阳在房屋楼下玩耍，然在陈明莲转身回大堂几秒时间内，孩子却失踪了。直到上午11点40分，在房屋边的池塘里发现了李博阳，当时即无生命迹象，后经鉴定确定是因为溺水身亡。经调查，租住房屋旁边的池塘未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且池塘水质浑浊、杂草丛生，可视性极差，也是造成无法及时寻得受害人的原因。本案被告杨罗国系出租人，保障租户租住环境的安全是其当然的合同义务，故理应在池塘及房屋间采取如加装护栏等安全措施，因此其对于本案不幸事件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案发地池塘及其周边系集体所有，沾桥村村委会有管理的职责，然其未尽到管理义务，未在池塘边加装护栏，清理水质和杂草等消除潜在危险，也直接致使了不幸事件的发生。为此，原告曾于2016年11月10日向被告杨罗国、沾桥村村委会致律师函并进行积极协调，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然迟迟未得到合理的回应。此外，李博阳的母亲即原告郭亚丽曾做过两次剖宫产手术，再次生育的可能性极低。满两周岁的李博阳的去世，对其父母，对其祖母及其家庭打击巨大，这一伤痕或许是这一大家庭成员一辈子无法愈合的。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二原告支付丧葬费30587元，死亡赔偿金10437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1124287元；2.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原告李磊、郭亚丽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的证据有：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份，用以证明李博阳的死因系溺水身亡的事实；2.临时居住证一份，用以证明李博阳及其奶奶陈明莲共同租住生活在杭州市余杭区马浜23号，出租人系被告杨罗国的事实；3.租住房屋周边环境及池塘的照片一组、视频一份，用以证明租住房屋旁边的池塘未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且水塘水质混杂、杂草丛生，可视性极差，是造成无法及时寻得李博阳的原因，杨罗国没有尽到保证租户租住环境安全的职责，沾桥村村委会未尽到管理职责的事实；4.律师函两份、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面单两份，用以证明原告曾于2016年11月10日向两被告致律师函并进行积极协调，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然迟迟未得到合理的回应的事实；5.住院病案首页一份（打印件）、剖宫产手术记录两份（打印件），用以证明原告郭亚丽因曾做过两次剖宫产手术，再次生育的可能性极低，仅满两周岁的李博阳的去世，对其父母、对其祖母及其家人的打击巨大，这一伤痕或许是这一大家庭成员一辈子无法愈合的，故两被告理应支付高额的精神抚慰金的事实。被告杨罗国答辩称：第一，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第二，李博阳发生事故造成死亡，主要原因是原告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导致监护缺失，作为其父母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第三，案发池塘的管理者并非被告杨罗国，其管理者是沾桥村村委会，应当由沾桥村村委会承担责任；第四，从房屋租赁法律关系来讲，被告杨罗国作为房屋出租人，其负担的义务是将没有质量瑕疵的房屋出租给原告，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是指房屋自身的保证，李博阳系溺水死亡，与被告杨罗国无关；第五，被告杨罗国并不适用原告所谓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管理人并非被告杨罗国。被告杨罗国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的证据有：1.询问笔录两份，用以证明案涉溺水事故的情况以及原告明知死者李博阳年幼好动但未尽监护义务的事实；2.告示牌一份（打印件），用以证明事发池塘的管理者为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沾桥村村民委员会的事实；3.地形图一份（打印件），用以证明事发池塘地形情况的事实。被告沾桥村村委会答辩称：第一，二原告未尽到监护义务，应负主要责任。事故发生时，李博阳仅有2岁，在明知居住房屋的院子里存在池塘的情况，作为李博阳的父母、法定监护人，二原告不仅未采取措施排除危险，甚至放任年仅二岁的幼童独自一人在院内玩耍，直接导致了李博阳溺水身亡的悲剧。李博阳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原告疏于教育和照顾，未尽到应尽的监护义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沾桥村村委会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案发地池塘属于沾桥村一组村民集体所有，水深较浅。池塘一面靠村民房屋，无法下水，一面靠近村民房屋间的过道，已设立护栏围住，不存在安全隐患，另一面位于二原告租住房屋院内，有铁门与外界相隔，除该房屋内居住之人外，其他人员无法进入，不存在公共安全隐患，且除了留一条小道供房屋内居住之人使用之外，其他部分也设有护栏。因此，沾桥村村委会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二原告要求赔偿的丧葬费等是按城市标准计算，两被告系农村户口，居住在农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二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被告沾桥村村委会未出示证据证明其答辩主张。原告李磊、郭亚丽出示的证据，被告杨罗国经当庭质证，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能证明李博阳的死因是溺水身亡；证据2的待证事实有异议，仅能证明陈明莲租住原告的房屋，并不能证明李博阳也是租住被告杨罗国的房屋，当时是李博阳的父母租用杨罗国的房屋，2012年李博阳出生后，杨罗国多次告知原告看管好自己孩子，并要求其搬离，其承诺孩子是暂时租住在这边，G20后搬掉；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被告杨罗国没有义务对案涉的池塘安装防护措施，防护措施应是被告沾桥村村委会的责任；证据4并不能证明被告杨罗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事实；证据5，据被告杨罗国了解二原告已经又生育孩子，对“三性”均不认可。被告沾桥村村委会经当庭质证，证据1、2、4、5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杨罗国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沾桥村村委会在池塘边已经设置护栏，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经审查，原告出示的证据1、2、3、4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故本院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5系无原件核对的打印件，且原告李磊在庭审中表示二原告已另生育一女，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二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杨罗国出示的证据，二原告经当庭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先做笔录的是杨苏芬，时间在2016年9月20日，2016年9月21日是原告李磊的笔录，原告李磊在笔录中仅说了孩子平时比较好动；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只能证明被告沾桥村村委会承担相应的管理义务，但没有尽到相应的风险提示义务，设置的地方不在事发地的地方；证据3反映的情况属实，杨罗国房屋外的道路是家里的道路，从这条道路到池塘的距离是非常近的。被告沾桥村村委会经当庭质证，对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据2、3的“三性”均无异议，池塘左侧道路有护栏，杨罗国房屋的铁门在两个辅房之间，铁门围住的区域除了房屋居住的人其他人无法进入。经审查，杨罗国出示的证据，原告及被告沾桥村村委会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均予以确认。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原告李磊、郭亚丽于2014年7月28日生育一子李博阳。李博阳出生后随其父母及祖母陈明莲共同租住于杨罗国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马浜23号房屋的四楼，平日由陈明莲照看。2016年9月20日，陈明莲在照看李博阳期间，为拿鞋底独自上楼，留下李博阳在一楼玩耍，陈明莲下楼后发现李博阳已不见踪影，后发现李博阳已溺亡于房屋边的池塘内。李磊在2016年9月21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于2014年左右租住于案涉房屋，李博阳平时比较好动，经常一个人从租住的4楼跑下来玩耍，大概是在玩水时不慎落水了。庭审中，李磊表示其于2012年租住于案涉房屋。杨苏芬在2016年9月20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6年9月20日上午10时10分左右，李博阳溺亡在案涉房屋旁边的小池塘，原告一家是2012年8月中旬入住案涉房屋，李博阳平时由其奶奶看管，其奶奶年纪大，平时都管不住，经常一个人下来，杨苏芬多次提醒李磊看管好小孩，或者搬走。庭审中，被告杨罗国表示杨苏芬系其女儿。另查明：（一）杨罗国一户房屋西面为道路，该道路的西北方位有一间辅房，西南方位为村里荒地，荒地西面与事发池塘相连，相连处未设置防护措施，杨罗国在事故发生后设置了防护措置；房屋北面亦有一条道路，该道路北面为一间辅房，两间辅房中间已由杨罗国设置铁门；房屋南面为”道坦”，”道坦”亦与事发池塘相连，连接处已由杨罗国设置护栏，”道坦”的西面至事发池塘距离为五、六米。（二）原告李磊在庭审中陈述：原告郭亚丽在2017年6月生育了一个女孩；被告杨罗国曾让其搬离，原告李磊说G20后搬走。（三）被告沾桥村村委会在庭审中陈述：事发池塘是沾桥村一组村民集体所有，该池塘原是鱼塘，承包给村民，现已无人使用，沾桥村计划将其填平，但尚未实施。本院认为，（一）责任认定。首先，事发时，李博阳仅2周岁，其对危险不具备基本的预见和防范能力，尚需监护人贴身照看，二原告作为其父母，陈明莲作为其同住成年家属，对幼儿应承担更多的安全管理责任。二原告租住在案涉房屋已近四年时间，其理应对租住房屋附近的环境、潜在的危险等情况具有一定的认识，但其并未保持足够的警惕，任由李博阳独自在一楼玩耍，导致其在掉入池塘时未得到及时救护后溺亡，故应对李博阳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其次，沾桥村村委会作为事发池塘的管理者，对于池塘的安全具有防护义务，应当设置明显标志或采取安全措施，事发池塘朝向案涉房屋一面虽因杨罗国户安装的铁门，较少人能接近，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免除沾桥村村委会履行安全防护义务的理由，故沾桥村村委会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认定其对二原告的损失应承担10%的责任。再次，被告杨罗国作为案涉房屋的出租人，对租赁物及周边环境具有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虽然其已提醒二原告要注意看管小孩并要求其搬离，但其设置的铁门使得事发池塘、案涉房屋及周边道路形成相对封闭的环境，未设置防护措施的池塘一面亦在该相对封闭的环境内，与案涉房屋相距仅几米之远，故杨罗国未完全尽到相应的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发生亦有一定的责任，本院认定其对二原告的损失应承担5%的赔偿责任。（二）损失认定。二原告一家自2012年开始租住在案涉房屋，且主要收入不是来源于农业，故各赔偿项目应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应标准计算。首先，丧葬费28192.5元（2016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6385元/2），死亡赔偿金944740元（2016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37元*20年），共计972932.5元，由被告杨罗国承担48646.63元，沾桥村村委会承担97293.25元。其次，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原告主张的数额过高，本院酌定被告杨罗国承担2500元，沾桥村村委会承担5000元。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磊、郭亚丽各项损失48646.63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二、被告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沾桥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磊、郭亚丽各项损失97293.25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三、驳回原告李磊、郭亚丽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11元，由原告李磊、郭亚丽负担2600元；由被告杨罗国负担137元，由被告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沾桥村村民委员会负担274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孙 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朱少梅?此页无正文?*ArabicDash?-2-??*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