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民终330号上诉人（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住富宁县。原个体安石山石场经营者。委托代理人旷靖，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宋华敏，住文山市。委托代理人吴卫华，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思宇，住广西百色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宋华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思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富宁县人民法院（2014）富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16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合议庭，于2016年5月23日组织双方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王仕玉及其委托代理人旷靖、被上诉人宋华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卫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后确认的本案事实是：2011年5月12日，王仕玉在富宁县工商局登记成立了富宁各甫叭郎安石山石场，并领取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该石场取得了安石山石灰石矿的采矿权，同时获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2010年8月8日，李安华代表安石山石场与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了《石场开采加工协议书》，约定由华龙公司承包安石山石场的生产加工。2012年3月1日华龙公司又与刘天顺（本案证人刘某甲之父）签订了《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华龙公司又将安石山石场承包给刘天顺开采和加工，刘天顺同意支付400,000.00元作为华龙公司前期投资补偿费用，合同签订后，刘天顺于2012年3月7日支付了该400,000.00元，宋华敏作为经手人代表华龙公司收取了该笔费用并于次日将该笔费用转交石场。2012年3月18日，刘天顺与华龙公司签订了《关于〈（2012）01号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的补充协议》，同年7月19日及2013年3月15日，谢思宇作为华龙公司代表又分别与刘天顺签订了石场承包生产的《补充协议（2）》、《补充协议（3）》。2013年3月29日，王仕玉以朱华龙为被告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7月2日经中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解除2010年8月8日签订的《石场开采加工合作协议书》；被告朱世龙自愿支付原告王仕玉收益分配款和石场的前期投资款、违约金等共1,100,000.00元；王仕玉与宋华敏、谢思宇自愿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由宋华敏、谢思宇自愿承担朱世龙上述1,100,000.00元的支付，于2013年7月31日前支付400,000.00元，2013年12月31日前支付700,000.00元……。2013年7月1日原告王仕玉作为甲方，被告宋华敏、谢思宇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采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安石山石场交给乙方生产经营，期限为三年，从2013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乙方有权独立自主决定生产、经营、销售事宜，生产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担，安全责任也由乙方自行负责；不论乙方经营状况和结果如何，均应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协议约定的盈余分配款，协议签订的第一年支付500,000.00元，第二年起每年支付600,000.00元，第一年的款项于2014年3月底前和7月底前分两次付清，之后于每年的6月底前和12月底前分两次付清；若一方违约，需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300,000.00元等。协议签订后，刘天顺因发包方未能给付其加工费，一直在安石山石场进行生产经营。2013年8、9月份宋华敏曾与王仕玉协商，意欲解除合同，但未能达成协议，而谢思宇曾意欲将石场的部分机械设备拉走。2013年12月20日，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了刘天顺与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1日签订的《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及后续签订的3份《补充协议》。2014年1月8日，原告王仕玉向本院提起诉讼。2014年4月1日，王仕玉的合伙人王超与刘和斌签订了《石场开采加工合作协议书》，将安石山石场承包给刘和斌经营。原审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虽然名为合作协议，但从其具体约定来看，实际属于承包合同，双方之间是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本案案由不能定为合伙协议纠纷，而应为合同纠纷。本案被告宋华敏在与原告签订协议后于2013年8月即提出想解除合同，并且在本案中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合同，而被告谢思宇则想要撤走生产机械，二被告均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愿履行合同，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及被告宋华敏要求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符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有违约情形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时，刘天顺与华龙公司之间的《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尚未经法定程序解除，这一点不论是原告王仕玉还是被告宋华敏、谢思宇，在签约时均清楚地知道，因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未能履行是双方签约时均有过错造成的，双方不存在违约的情形，双方的损失应各自承担，故双方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在约定的盈余分配款的给付期限未到时可否起诉要求给付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因此也可就盈余分配款的给付起诉，但因签约时双方的过错导致了合同不能实际履行，石场一直是刘天顺和刘和斌在生产经营，两被告并未实际进行生产经营，故原告要求二被告盈余分配款及承担电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谢思宇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依法应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与被告（反诉原告）宋华敏、被告谢思宇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宋华敏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2,58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承担；反诉费5,800.00元，由（反诉原告）宋华敏承担。原审裁定宣判后，原审告原告王仕玉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与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法律事实相矛盾。（一）、双方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是在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志的表示。2013年3月l0日，王仕玉因与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世龙）承包合同纠纷向文山州中院提起诉讼。2013年7月1日，在文山州中院主持调解下，王仕玉与被告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世龙、案外人宋华敏、谢恩字自愿达成调解意见。同日，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同月2日，文山州中院根据以上调解协议内容作出（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并送达有关当事人。该调解书在送达当日及发生法律效力。《合作采矿协议书》系在文山中院的主持下进行的，且协议内容系生效法律文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该协议的签订确实存在过错，那也不应当是本案上诉人的过错，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也不应当由上诉人来承担。此外，案外人刘天顺诉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宋华敏、谢思宇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案经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在2013年7月1日，经文山州中院的调解，王仕玉与朱世龙达成书面《调解协议》，共同同意解除于2010年8月8日签订的《石场开采加工合作协议书》。自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之日起，华龙公司丧失了对安石山石场的经营管理权，同日，宋华敏、谢思宇与王仕玉签订了《合作采矿协议书》，依法取得了安石山石场的合法经营权。因此，该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再次得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3年7月1日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时双方均有过错导致协议未能实际履行，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与上级法院的生效判决相矛盾。（二）、本案双方在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后已经实际交付石场，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两上诉人并未实际进行生产经营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根据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文民三初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第30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自2010年8月后一直未参与石场的经营管理，反而是被上诉人宋华敏、谢思宇两人一直在实际经营管理安石山石场，还多次代表石场对外进行签订合同、向他人收取钱款等民事行为，其行为直接导致案外人刘天顺在起诉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将宋华敏、谢思宇两人直接列为被告。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后。安石山石场也由被上诉人继续管理经营，《合作采矿协议书》已经得以实际履行。从2013年7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到本案诉讼前，被上诉人从未以双方未交接、未能实际经营管理石场而向上诉人提出要求或者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而是以没有资金为由多次与上诉人洽谈，请求与上诉人终止协议。证明被上诉人不是没有实际接手经营管理石场，而是在接手后因资金不足的原因导致协议难以继续履行。2、2013年8、9月份，在双方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后，谢思宇曾于2013年8月15日未经上诉人同意，拉走一台价值约人民币50万元的挖掘机。此后还几次欲将石场的其他机械设备拉走。该事实在本案一审判决中得以认定。正因为被上诉人已经实际经营管理石场，谢思宇才有机会实施上述行为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3、安石山石场一直由宋华敏、谢思宇实际经营管理，上诉人从未与刘天顺、刘和斌签订过有关安石山石场的任何协议，反而是谢思宇与刘天顺签订了三份补充协议。而且，根据王仕玉与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8日签订的《石场开采加工合作协议书》约定，石场在承租期间均不得转包、发包，因此，谢思宇等人是无权与第三人签订任何有关石场的承包、转包合同。刘天顺、刘和斌如果确实在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后还在石场生产经营，其过错并不在上诉人一方，更何况被上诉人一方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刘天顺签订补充协议时告知并取得了上诉人的同意，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后，刘天顺、刘和斌确实还在石场生产经营，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宋华敏、谢思宇没有实际对石场进行管理经营，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宋华敏、谢思宇未实际管理经营石场是因上诉人一方造成的。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判决双方解除合同，适用的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115条的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合同法》第97条也规定了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上诉人认为，在双方签订合同并已实际履行后，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在解除合同后承担上诉人因此造成的相关损失，包括双方约定的盈余分配款以及承担合同签订后石场实际产生的电费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请求事项：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2016年5月20日上诉人补充上诉称：一、一审认定2013年7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后，刘天顺因发包方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未能给付其加工费，一直在安石山石场进行生产经营。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2013年9月4日，由于被上诉人宋华敏、谢思宇在承包石场期间，一直拖欠安石山石场2013年6月至9月三个月的电费，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富宁分公司多次向石场法定代表人王仕玉催促缴纳，但因当时宋华敏多次与王仕玉协商，明确表示不愿再继续履行合同并希望解除合同，且谢思宇几次到矿山拉走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上诉人王仕玉不得已向电力公司缴纳电费总计人民币78803元。从上述电费发票可以证明，在双方签订协议后，石场用电量已从6月至7月份3936度电降至8月至9月份的8度电，所交电量电费也从1731.19元降至4.58元（实际用电量）。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后，石场已实际停止生产了。二、2010年8月，上诉人王仕玉与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石场采矿加工合作协议书》时，双方明确约定承包期间石场不能转包、不能转让。在没有证据证明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在与刘天顺签订《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时告知并征得王仕玉的同意，因此，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刘天顺签订的《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缔约时有过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此外，刘天顺与华龙公司签订的石场承包合同基于王仕玉与华龙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因此，王仕玉与华龙公司的合同一经解除，刘天顺与华龙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自然就不能履行，更何况基础合同已经明确不能转包、转让，未经上诉人许可并签订转包合同，上诉人对此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王超与刘和斌签订协议并未取得王仕玉的授权，但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4月，而被上诉人宋华敏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7月，在此期间，谢思宇也几次动用公安及法院欲拉走石场的机械设备。在明知被上诉人的意图后，为减少石场的经济损失，防止损失的扩大，王超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自救行为。被上诉人宋华敏答辩称：一、答辩人要求查阅被答辩人是否按期交纳了上诉诉讼费。答辩人于2015年9月2日收到（2014）富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被答辩人也应在2015年9月2日或前后收到判决书，被答辩人提交《民事上诉状》的时间为2015年9月12日，应当于2015年9月20日前交纳诉讼费，否则按自动撒诉处理，答辩人也希望尽快了结本案，于2015年10月后多次到中院立案庭询问，但一直未收到上诉费，答辩人认为本案早已结案，故要求查阅被答辩人是否按期交纳了上诉诉讼费。二、被答辩人王仕玉已丧失作为本案诉讼主体的资格。2016年5月10日，富宁县各甫叭郎安石山石场已变更为王超的个人独资企业，其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变更，是否继续诉讼，依法应由作为个人独资企业的富宁县各甫叭郎安石山石场决定。在本案尚未了结清楚前，被答辩人实施了一系列违约行为，如与刘和斌签订矿山开采协议，与王超变更富宁县各甫叭郎安石山石场的主体性质，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三、被答辩人上诉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3年7月1日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时双方均有过错导致协议未能实际履行，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与上级法院的生效判决相矛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认为（2014）富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但认为未能实际履行《合作采矿协议书》双方均有过错属法律适用错误。双方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具有排他性。但协议签订后，王仕玉一直未与朱世龙清算，与朱世龙有承揽加工合同关系的刘天顺一直在矿山生产，严重侵犯了宋华敏、谢思宇的合法权益。不论王仕玉提出何种理由，均不能否认这一客观事实。作为《合作采矿协议书》矿权人的一方，应当排除妨害，确保宋华敏、谢思宇能够履行《合作采矿协议书》，但作为负有法定义务的王仕玉一方不但不履行该义务，不履行《合作采矿协议书》（见证据胡旭华《证明》）。被答辩人王仕玉构成实质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四、被答辩人上诉称在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后已经实际交付石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天顺、刘和斌一直在矿山生产经营，五、（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判决宋华敏、谢思宇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六、被答辩人上诉称答辩人“已实际接手经营管理矿山，因资金不足难以继续履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被答辩人与华龙公司、华龙公司与刘天顺的关系没有了结清楚，答辩人一直没能接手矿山实际经营生产，另外，资金问题从来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反而是答辩人无法进入矿山才是实质的问题。七、被答辩人上诉“用谢思宇欲拉走挖机来证明答辩人已实际经营管理矿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谢思宇之前用挖机与华龙公司合作过，他要拉走挖机有其自己的理由，并且是另外的法律关系，更不能以此证明答辩人已实际经营管理矿山。事实上，谢思宇拉走挖机依法无任何问题，如果被答辩人该理由成立，答辩人也就有权拉走矿山上的设备。八、被答辩人上诉称其“没有与刘天顺、刘和斌签订过任何协议”与事实不符。谢思宇之前与刘天顺签订过协议是基于华龙公司的授权，在（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但是在本案《合作采矿协议书》签订之前的事情，本案《合作采矿协议书》签订后，被答辩人不但没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反而与一直在安石山石场生产经营的刘天顺、刘和斌合作，事实证据详见安石山石场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电费记录、刘和斌出庭证言、人民法院对刘和斌调查笔录，对于该事实，富宁县法院承办法官也是亲自到石场了解情况的。九、被答辩人构成实质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答辩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是自愿签订，答辩人之所以签订也是因与另一合作者达成了意向才可能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合作采矿协议书》载明的宋华敏、谢思宇义务是履行支付盈余分配款，第一笔款项伍拾万元是约定于2014年3月底前和7月底前支付，宋华敏、谢思宇未到支付时间王仕玉就于2014年1月8日提起了诉讼，宋华敏不构成违约。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富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支持答辩人的反诉请求。被上诉人谢思宇未作书面答辩。本案在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三份缴纳于2013年7、8、9月份电费的发票，以证实其在合同签订后没有在矿山进行生产除了生产的基本电费外，还有每月用电中必须扣除的费用，这个费用无论是否实际用电与否均要求向电力公司交纳，是固定的费用。经被上诉人宋华敏质证认为，虽然产生了电费，但不能证明是我们在生产一直产生的电费，因为矿山一直是刘天顺在生产，我们无法进入生产，我们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明确，不能作为本案的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三份缴纳电费的发票客观真实，但并不能证明该费用是上诉人在石场用电所产生的费用。本院不予采信。经征询双方对一审认定事实的异议。上诉人认为，2012年3月1日华龙公司又与刘天顺（本案证人刘某甲之父）签订了《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关于的补充协议》，同年7月19日及2013年3月15日，谢思宇作为华龙公司代表又分别与刘天顺签订了石场承包生产的《补充协议（2）》、《补充协议（3）》。因我与朱世龙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合同履行期间不能外包其他的承包商，故华龙公司又与刘天顺签订的《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系无效的合同。而谢思宇曾意欲将石场的部分机械设备拉走，不是意欲而是已经拉走了几台，在准备拉走其他几台的时候被制止。被上诉人对原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本院2013年4月19日受理的原告王仕玉与被告朱世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2日作出的（2013）文中民初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定由宋华敏、谢思宇自愿承担朱世龙支付给王仕玉的1100000元收益分配款、前期投资款及违约金。因宋华敏、谢思宇未按该调解书履行给付义务，王仕玉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3月2日，王仕玉以其与朱世龙商量，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为由，向本院执行局申请撤回其的执行申请。2016年3月4日，王仕玉与朱世龙在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朱世龙自愿把在安石山采石场投入的所有基础、平台、设施配套设备，其中包括谢思宇个人投资的一台装载机、一台破头、一台钻机作为110万折抵清朱世龙欠王仕玉申请执行的债务。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是否按照规定时间缴纳上诉费；2、双方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的性质；3上诉人的请求的500000元、电费损失78803元及违约金300000元，是否应当由宋华敏、谢思宇承担。关于上诉人是否按照规定时间缴纳上诉费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答辩中主张上诉人于2015年9月2日收到（2014）富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其提交《民事上诉状》的时间为2015年9月12日，应当于2015年9月20日前交纳诉讼费，否则按自动撒诉处理。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后多次到中院立案庭询问得知中院一直未收到上诉费，答辩人认为本案早已结案，故要求查阅被答辩人是否按期交纳了上诉诉讼费。在二审中，本院要求上诉人提交其交纳二审诉讼费用的依据及时间。上诉人提交一份原审法院2015年9月14日出具给上诉人收执的收到上诉人12588元的《收据》原件，内容为“（2014）富二初字第16号案件上诉费”。故上诉人已在法定的期间向本院交纳了二审诉上诉费用。关于双方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2013年7月1日，王仕玉与宋华敏、谢思宇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协议第二条约定由宋华敏、谢思宇全权负责矿山的开采、加工管理和销售，开采与销售相关的设备由其二人投入。王仕玉负责矿山的开采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工商营业执照、林地占用等全部涉及矿山开采行政许可批文的合法、有效。协议第四条5项还约定不论宋华敏、谢思宇的经营状况如何，均应按时足额向王仕玉支付约定的盈余分配款。从以上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确定，双方的签订的协议名为合作采矿，实际是由王仕玉将安石山石场发包给宋华敏、谢思宇进行开采，由宋华敏、谢思宇向王仕玉支付承包费的承包关系，故双方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属王仕玉将石场发包给宋华敏、谢思宇开采的承包合同关系。关于上诉人的请求的500000元、电费损失78803元及违约金300000元是否应当由宋华敏、谢思宇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2013年3月29日，王仕玉以朱世龙为被告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于2013年7月2日作出的（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原、被告双方自愿解除2010年8月8日签订的《石场开采加工合作协议书》；二、被告朱世龙自愿支付王仕玉收益分配款和石场的前期投资款、违约金等共1100000.00元；三、原告王仕玉与宋华敏、谢思宇自愿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由宋华敏、谢思宇自愿承担朱世龙上述1100000.00元款项的支付；四、支付方式：于2013年7月31日前支付400000.00元，2013年12月31日前支付700000.00元；五、如宋华敏与谢思宇不按期支付上述任何一笔款项，则原告王仕玉均有权向人民法院就其二人申请强制执行；六、支付完毕后，原、被告双方不再有债权债务关系。该调解书已解除王仕玉与朱世龙2010年8月8日签订的《石场开采加工合作协议书》，2013年7月1日王仕玉与宋华敏、谢思宇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协议书对合作开采的地点、开采方式、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盈余的分配及结算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宋华敏、谢思宇作为案外人，其自愿加入（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9号民事案件的调解，并自愿承担朱世龙的1100000.00元款项的支付，并与王仕玉签订《合作采矿协议书》。其次，2011年10月22日，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天顺起诉被告文山华龙进出口有限公司、宋华敏、谢思宇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后，作出（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2年，华龙公司与赵钰铭、宋华敏等五人签订了《承包生产合同》，约定由赵钰铭、宋华敏等人投资承包安石山石场的开采生产。2012年3月1日，赵钰铭作为代表人与华龙公司签订《解除承包生产合同协议》，双方约定由华龙公司补偿给赵钰铭等人前期投入的补偿金860000元。2012年3月1日，原告刘天顺在华龙公司办公室与该公司签订《采石场承包生产合同》，合同约定华龙公司将安石山石场所承包给刘天顺开采和加工……。2012年6月30日，宋华敏作为代表与富宁县安石山石场的名义与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云桂铁路云南段项目经理部签订了《砂石料供货合同》。该判决书22页认为：因王仕玉以华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世龙违约为由起诉至本院。经调解，双方于2013年7月1日达成了书《调解协议》。同意解除于2010年8月8日签订的《石场开采加工合作协议书》。自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之日起，华龙公司丧失了对安石山石场的经营权。同日，宋华敏、谢思宇与王仕玉签订了《合作采矿协议书》，依法取得了安石山石场的合法经营权。（2013）文中民三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以上事实能证实2013年7月1日王仕玉与宋华敏、谢思宇签订了《合作采矿协议书》后，安石山石场由宋华敏、谢思宇经营和管理。故宋华敏主张其一直没有接手安石山石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因双方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实为承包合同关系，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但宋华敏、谢思宇未按约定支付第一年应支付承包费500000元的义务，按约定第一年的款项于2014年3月底前和7月底前分两次付清，而王仕玉于2014年1月8日就本案向一审法院起诉，故双方约定第一年应支付承包费只能计算至王仕玉起诉之日，即500000元÷12月×6月=250000元。宋华敏、谢思宇应支付承包费250000元给王仕玉。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安石山石场的电费应由由宋华敏、谢思宇支付，因安石山石场2013年7—9月的电费78803元王仕玉已垫付，应由宋华敏、谢思宇支付给王仕玉。因王仕玉就本案向一审法院的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月8日，并未到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且在2014年4月1日，王仕玉的合伙人与刘和斌签订《石场开采加工合作协议书》后，安石山石场已交由刘和斌经营和管理。被上诉人宋华敏在本案一审中也提起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并要求王仕玉承担违约金300000元（一审判决驳回该项诉讼请求，宋华敏并未提出上诉）。双方均通过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愿再履行《合作采矿协议书》。故对王仕玉要求宋华敏、谢思宇承担违约金3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人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部分支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4）富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与被告（反诉原告）宋华敏、被告谢思宇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第三项，即“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宋华敏的其他反诉请求”；二、撤销富宁县人民法院（2014）富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即“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由宋华敏、谢思宇由本判决送达之日起20日内支付王仕玉250000元，电费78803元。以上二项合计3288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88元，由宋华敏、谢思宇负担7888元由王仕玉负担47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2588元，由宋华敏、谢思宇负担7888元由王仕玉负担4700元。以上二项合计3288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88元，由宋华敏、谢思宇负担7888元由王仕玉负担47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2588元，由宋华敏、谢思宇负担7888元由王仕玉负担4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熊 祥审判员 秦永兴审判员 陆正义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书记员 陶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