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10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君正宜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顺焦路木林段83号。法定代表人：宋燕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天，男，该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满华，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葫芦垡村南。法定代表人：汪为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男，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第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北京君正宜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正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来大众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民初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蒋巍担任审判长，法官周易、陈茜参加的合议庭，于2018年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君正宜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陆某、崔满华，被上诉人东来大众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卫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君正宜公司上诉请求：1.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东来大众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东来大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东来大众公司除“合同和发票”外没有提交任何证明涉案款项对应加工业务由其完成的证据，相反，君正宜公司提交了业务订单、送货单、入库记录，还有加工车间的机器设备、工人照片。加工业务行业习惯“业务订单、送货单、入库记录等”均不需委托和受托方双方盖章，一审法院的认定不顾加工业务的实际。东来大众公司除“合同和发票”外连厂址都没有，更谈不上完成加工业务，一审法院仅凭“合同和发票”认定本案加工业务为东来大众公司完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李某、东来大众公司均称李某系其公司员工，但未提交劳动合同、社保等证据加以证明。3.李某承认其以“华宜慕森名义对外签署合同、在外租房加工、柳某和谢某系其员工”，结合君正宜公司证据能够证明李某并非东来大众公司员工、涉案3笔款项系君正宜公司为翰林公司完成加工业务合法所得。4.翰林公司的情况说明是为了应付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检查而出具的，该证据对本案没有证明力，且翰林公司只证明了支票的取走经过并没有证明款项的归属，所以，情况说明和调查笔录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不足以采信。5.君正宜公司的举证充分证明本案款项对应加工业务由君正宜公司完成，一审法院未查明李某为何将支票交由君正宜公司入账的事实。君正宜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李某与东来大众公司之间系开票关系。6.李某作证过程中陈述东来大众公司曾经向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报案称本案款项系李某诈骗。庭审后，君正宜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公安部门调取上述证据，一审法院未予准予，忽略本案重要事实。二、一审判决维护了虚假的合同行为，助长虚开发票行为。东来大众公司因替其他公司开具发票被税务机关处罚过，本案款项也是李某为了经营以东来大众公司名义用来转款和开具发票。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款项为君正宜公司加工所得，由李某交付君正宜公司入账，君正宜公司收取本案款项与李某本人的行为有关，君正宜公司取得正当。如东来大众公司认为本案款项君正宜公司收取有问题，应当向李某主张。2.东来大众公司应对君正宜公司获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举证，对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要件负有举证责任。本案款项系君正宜公司获得的加工收入，东来大众公司提起的不当得利之诉不成立。东来大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君正宜公司的全部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一、本案的案由是不当得利，就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东来大众公司只要举证证明涉案的案款应当归属于东来大众公司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该款项也实实在在的进入了君正宜公司的账户。本案并不是加工承揽合同，无需就合同履行提供证据，这是君正宜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的一点。二、从本案的一审庭审、举证、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来看，翰林公司的说明以及东来大众公司提交的合同已经明确了涉案款项的归属，应当属于东来大众公司所有，与君正宜公司是无关。这一点在一审法院到翰林公司进行调查时，翰林公司也证明这一点，有调查笔录为证。三、君正宜公司是2014年12月24日成立的法人组织，从其执照上显示君正宜公司并不是经过改制或者名称变更而来，本案大部分款项是君正宜公司成立之前的加工业务，显然是与君正宜公司无关的。综上君正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东来大众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1.要求君正宜公司返还399065.72元；2.诉讼费由君正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东来大众公司与翰林公司长期有业务往来，结账均以支票形式，由东来大众公司的工作人员取得支票后，划入公司账户。2015年，在核查时，东来大众公司发现有3张支票未划入公司账户。分别为2015年2月6日票号××3、金额170777.32元；2015年4月15日票号××4、金额142390.88元；2015年5月28日票号××41、金额85897.52元。经向领取上述3张支票的工作人员李某查证，上述支票均划入君正宜公司。东来大众公司与君正宜公司从无任何经济往来，亦没有任何借贷关系，其无权收取东来大众公司的货款，其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君正宜公司辩称，不同意东来大众公司的诉讼请求。一、这3笔款项是李某向君正宜公司支付的加工费，是君正宜公司为翰林公司加工所得的，君正宜公司收取这3笔款项是有合法根据的。二、东来大众公司所称的领取3张支票的工作人员都是李某不属实。李某不是东来大众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其代理人。李某自2014年12月29日君正宜公司成立之日就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自1991年开始开加工厂。李某于1998年与君正宜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宋某结婚，于2015年6月离婚。2015年3月23日君正宜公司变更法人为宋某。三、涉诉款项对应的项目都是君正宜公司完成的。李某之前自己开加工厂找东来大众公司代开过发票，此事被房山税务局稽查过。东来大众公司和李某之间是虚开发票的关系。四、依据票据法的规定，君正宜公司收取汇票的款项并无不当。君正宜公司与翰林公司之间是加工关系，东来大众公司和李某之间是虚开发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君正宜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李某任法定代表人，后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宋某。李某与宋某原系夫妻关系。陆某系君正宜公司的监事。2015年6月21日，翰林公司给东来大众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付款情况：我公司付给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叁张支票如下：1.日期：2015年02月06日支票号：××3，金额：170777.32元。（由陆某领走）2.日期：2015年04月15日支票号：××4，金额：142390.88元。（由李某领走）3.日期：2015年05月28日支票号：××41，金额：85897.52元。（由陆某领走）合计人民币大写：叁拾玖万玖仟零陆拾伍元柒角。特别说明：2014年12月李某带陆某来我公司，经李某介绍陆某是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新来办事人员，以后可以代替李某来我公司办理业务，之后陆某来我公司陆续送货和取款，我公司就将支票交于陆某了。陆某个人和我公司之前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以上情况完全属实，特此证明。2015年7月21日，翰林公司给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了业务情况说明，在该说明后边有一段特别说明：2014年12月李某因骑车受伤后，康复修养期间，李某带陆某来我公司，经李某介绍说陆某是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新来办事人员，以后可以代替李某来我公司办理业务，之后陆某来我公司陆续送货和取款，就付给陆某支票了。声明一下陆某本人和我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6月10日我公司接到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的通知，说陆某有侵占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货款的行为。2015年6月22日陆某再次来我公司取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尾款，我公司就没有把尾款付给陆某。）以上情况完全属实，特此证明。翰林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给陆某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付款情况：我公司付给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三张支票、两张承兑汇票如下：1、日期：2015年02月06日支票号：××3，金额：170777.32元。（由陆某取走）2、日期：2015年02月06日承兑号：××1，金额：30000元。（由陆某取走）3、日期：2015年04月15日支票号：××4，金额：142390.88元。（由李某领走）4、日期：2015年04月15日承兑号：××8，金额：30000元。（由李某取走）5、日期：2015年05月28日支票号：××41，金额：85897.52元。（由陆某取走）合计人民币大写：肆拾伍万玖仟零陆拾伍元柒角贰分。2014年12月李某带陆某来我公司，委托陆某代表他全权办理双方业务。特此证明！翰林公司于2017年2月8日给陆某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我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给北京市房山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了一份北京翰林航宇科技发展股份公司与北京东来大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业务情况说明，由于双方对文字理解有差异，陆某先生对最后一段特别说明有异议，翰林对陆某和李某的实际关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下结论，结合实际情况，对最后一点特别说明的内容做如下更改：特别说明：2014年12月李某带陆某来我公司，委托陆某代表他全权办理双方业务。特此证明！一审法院到翰林公司进行调查，该公司称：东来大众公司、君正宜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均系其出具，2015年6月21日情况说明中涉案的3笔款项均系其向东来大众公司支付的款项，涉案3笔款项的支付情况、金额以及领取人均属实。不管是李某还是陆某领取的涉案款项，均系代理东来大众公司领取的货款。2017年1月10日和2017年2月8日的《情况说明》均系应陆某的要求向陆某出具，其中2017年1月10日的《情况说明》将2015年2月以后翰林公司向东来大众公司支付的五笔款项全部列明。翰林公司与君正宜公司仅于2015年5月4日签订了一份订货合同，翰林公司于2015年10月已付清该笔货款。其与东来大众公司签订有合同并已按合同实际履行，其能够对陆某领取的货款属于东来大众公司还是君正宜公司进行明确区分。东来大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9月15日、2014年12月7日、2015年5月12日，李某作为东来大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翰林公司分别签订的《产品订货合同》。在这3份合同中，东来大众公司均为供方，翰林公司均为需方。东来大众公司另提交了与《产品订货合同》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翰林公司调取的会计凭证，结合翰林公司出具的2015年6月21日的《情况说明》证明君正宜公司收取了本应由东来大众公司收取的货款，故起诉要求君正宜公司予以返还。君正宜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系东来大众公司伪造。君正宜公司提交收据一张，内容如下：2015年02月08日收到李某还欠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还款形式为北京翰林航宇科技发展股份公司给的2015年05月06日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金额：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特此说明！收款人处有汪某的签字（汪某系东来大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款日期为2015年2月12日。用以证明这笔钱是李某应得的加工费，东来大众公司就是李某为了经营名义上用来转款和开票的公司。东来大众公司对于上述收据真实性均认可，但称是应李某要求帮忙给其签字的，因为李某和宋某闹离婚，需要回去安慰宋某。君正宜公司提供了翰林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中第四笔款项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上方中间手写“收条”，右侧有汪某的签名，日期为2015.4.21。君正宜公司认为这笔汇票对应的钱款是李某的，其用于偿还欠汪某的个人债务后，汪某给其出具的收条。东来大众公司对其真实性认可，但称李某从翰林公司领取的支票和汇票交回东来大众公司后，东来大众公司都会给其出具收条。君正宜公司提交盖有其公章的业务订单、送货单、入库记录、图纸、君正宜公司以及东来大众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李某工作记录本、东来大众公司法人向陆某转账记录、离婚协议书、加工设备照片等证据，证明本案款项对应的加工业务是君正宜公司完成的，而且款项是李某拿回给了君正宜公司，君正宜公司取得加工费不是不当得利。君正宜公司申请证人柳某和谢某到庭作证，用以证明陆某和李某是君正宜公司的员工，不是东来大众公司的员工，在君正宜公司成立前，李某就找东来大众公司开票。东来大众公司认为柳某和谢某系君正宜公司员工，同君正宜公司有利害关系，不认可柳某、谢某的证人证言。东来大众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到庭作证称：2015年6月21日的《情况说明》中的领款时间和领款人均属实，其在2014年11月份受伤并住院，所以委托陆某帮助东来大众公司去翰林公司办理领款业务。2015年2月6日那笔款项是自己让陆某去领的，领完入到君正宜公司账上。2015年5月28日那笔款项是陆某背着自己去领的款，领完也入了君正宜公司账上。李某称当时君正宜公司资金紧张，所以将领取的款项先入到君正宜公司账上，打算以后偿还东来大众公司，后来自己控制不了君正宜公司，在离婚前将此事告诉了东来大众公司。2010年其入职东来大众公司，担任车间主任，当时未签合同，2014年和2015年签订了合同，2016年身体受伤没有天天去上班，也未签订合同。自己是以东来大众公司车间主任的名义与翰林公司签订了合同。李某担任君正宜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君正宜公司还没有以公司名义对外生产。其和东来大众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某认识二、三十年，2015年02月08日的收据是宋某打印的，宋某让其找汪某签的，为了挽回夫妻感情，就找到汪某帮忙签字，但内容自己没看。君正宜公司虽不认可李某的证人证言，但却认为李某的证言证明了为翰林公司的加工业务是一套人马、一套设备加工出来的，证明了柳某、谢某是君正宜公司的员工。汪某签字的收据的钱来源于翰林公司，李某的解释逻辑不通。东来大众公司称没有委托君正宜公司进行加工也没有将工程转给君正宜公司加工。君正宜公司称在君正宜公司成立前，李某所从事的加工行为，收益由李某安排，成立后属于君正宜公司的财产。双方虽对于2015年6月21日翰林公司为东来大众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中的3笔款项具体入账的细节陈述不一致，但均认可该三笔款项已经入了君正宜公司的账上。君正宜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向一审法院邮寄请求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材料的申请材料。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分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首先是取得利益，即当事人一方获得利益。其次是致人受损，指因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财产损失，既包括积极的损失也包括消极的损失。第三个要件是因果关系，即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最后一个为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取得利益缺乏法律上的原因。君正宜公司虽对东来大众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但根据东来大众公司提交的其与翰林公司签订的产品订货合同及与合同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东来大众公司从翰林公司调取的会计凭证、2015年6月21日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到翰林公司所做调查笔录，可以看出涉案的三笔款项系翰林公司付给东来大众公司的货款。一方面，东来大众公司与翰林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君正宜公司成立之前，其次，君正宜公司陈述在其成立之前利益应归李某个人，且李某并不认可加工利益属于君正宜公司。君正宜公司虽辩称涉案的三笔款项对应的加工业务系由君正宜公司完成，所以涉案的三笔款项系其应得，不属于不当得利，但君正宜公司提交的业务订单、送货单、入库记录等证据材料多为打印件，仅仅加盖君正宜公司的公章，多数并无收货单位的盖章，且多数时间是在君正宜公司成立之前，其现有证据并不能足以证明涉案款项对应的加工业务属于君正宜公司完成且涉案的三笔款项亦应归属君正宜公司，故对君正宜公司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君正宜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请求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材料的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由于李某和陆某领取的涉案的三笔款项现由君正宜公司占有，导致君正宜公司取得利益，东来大众公司受损，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三笔款项共计399065.72元应属于东来大众公司应得货款，君正宜公司占有此款没有合法依据，应将此款返还东来大众公司。如君正宜公司认为李某的行为侵犯了其利益，其可向李某另行主张。故对东来大众公司要求君正宜公司返还399065.7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君正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东来大众公司款项399065.7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君正宜公司提交了员工陆某的工作记录及公司工商登记文件，用以证明李某是君正宜公司的员工，并非东来大众公司的员工，不能代表东来大众公司与翰林之间发生加工业务；加工业务所对应的款项是由君正宜公司收取。经本院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君正宜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陆某的工作记录为手写记录，单方制作完成，在东来大众公司不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工商登记文件仅说明李某系君正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的归属，因此该二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分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首先是取得利益，即当事人一方获得利益。其次是致人受损，指因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财产损失，既包括积极的损失也包括消极的损失。第三个要件是因果关系，即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最后一个为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取得利益缺乏法律上的原因。我国法律中并未将不当得利作实体法上的类型区分，理论上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给付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基于给付人给付行为以外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这些事由包括：受损人的行为，如误以他人的事务为自己的事务而管理；受益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如受益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的侵权或错误（即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自然事件，如他人之鱼跃入自己的鱼池；法律规定，如添附。据此，又可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为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种类型案件的证明责任有所不同。依据上述的分类，本案应属于非因请求人（即原告）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在此类型的不当得利中，由于财产权益的变动不是由请求人的行为引起的，原告不能基于给付的意思所形成的具体情形或者其导致资财变动的行为而将“无法律上的原因”变为对特定积极事实的主张，这时的“无法律上的原因”，接近于一种实质上的消极事实，从而给原告的证明带来困难。而被告作为财产的受益者，权益变动是在何种情况下和基于何种原因发生的，应当属于其所支配的空间领域，即更容易提供获益有合法依据的证据。为此，对这种权益变动存在法律上原因的事实，应由被告即受益人担负证明责任，否则即可成立不当得利。本案中，根据东来大众公司提交的其与翰林公司签订的产品订货合同、与合同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东来大众公司从翰林公司调取的会计凭证、2015年6月21日的《情况说明》及一审法院到翰林公司所做调查笔录，已经形成了从订货、开具发票到支付货款一系列较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涉案三笔款项系翰林公司向东来大众公司支付的货款，该款项系东来大众公司的合法所得，本院认为，至此东来大众公司已完成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应由君正宜公司对其收取涉案三笔款项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来承担举证责任，即君正宜公司应证明其与翰林公司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因其完成上述合同而收取了翰林公司支付的涉案三笔款项。审查君正宜公司提交的证据，包括业务订单、送货单、入库记录等，仅加盖君正宜公司公章，无收货单位盖章，多数时间是在君正宜公司成立之前，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三笔款项对应的加工业务系由君正宜公司完成。君正宜公司转而陈述在其成立之前利益应归李某个人，但结合李某的证言，李某明确表示涉案三笔款项应系翰林公司向东来大众公司支付的款项，并不认可加工利益属于君正宜公司。因此，本院认为，君正宜公司未能证明其收取涉案三笔款项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该三笔款项已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由于李某和陆某领取的涉案的三笔款项现由君正宜公司占有，导致君正宜公司取得利益，东来大众公司受损，涉案三笔款项共计399065.72元应属于东来大众公司应得货款，君正宜公司占有此款没有合法依据，应将此款返还东来大众公司”，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君正宜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86元，由北京君正宜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蒋 巍审 判 员 周 易代理审判员 陈 茜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吴可加书 记 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