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07刑初378号
公诉机关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社军，男，1958年7月20日出生于襄阳市，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2000年任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邓岗村支部委员、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住襄阳市襄州区。2017年11月23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本院决定逮捕，同年12月4日由襄州区公安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襄阳市襄州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刚，湖北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检察院以鄂襄州检刑诉〔2017〕30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社军犯贪污罪，于2017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0日、11月23日、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襄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俊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社军及其辩护人陈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做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2015年，被告人王社军利用担任襄州区程河镇邓岗村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的职务便利，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伙同他人套取粮食补贴款173963.37元，个人非法占有21192.3元。2016年4月22日，王社军主动到襄州区人民检察院投案。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运用相关的证据，指控王社军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较大，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提请本院依法对王社军处刑。
被告人王社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辩解，其系民兵连长，分管治保工作，没有与村干部开会商量虚报粮补面积的事，其他村干部是否开会商量虚报粮补面积的事，其不清楚，其也没有参与。公诉机关指控其参与此次会议，应当拿出会议记录证实。原村书记梁某1虽然在村组干部会上安排过此事，但是其并没有多报粮补面积，不知道是谁给其申报的，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王社军在第三次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定性供认，没有提出异议。
辩护人陈刚辩护称，王社军有自首情节，系初犯，案发后退出全部赃款，建议法庭对王社军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社军自2000年担任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邓岗村支部委员、治保主任、民兵连长。2004年，国家开始向种粮农户实行粮食补贴政策。2006年的一天，王社军和程河镇邓岗村支部委员、副书记赵某1（已判刑）、妇女主任贾某1（另案处理）、二组组长梁光学（已死亡）等人一起在时任村农经站站长梁某2（另案处理）家中商量填报粮补面积的事。梁某3学提议：村组干部待遇低，在申报粮食补贴面积时给每个村组干部虚报一些粮补面积，套取粮食补贴款，其他人均表示同意，五人商定：先拿出400亩水稻种植面积，让每位村干部每年多报30亩，组干部每年多报20亩，套取的国家粮食补贴款作为村、组干部福利发放。赵某1打电话向时任村支部书记的梁某1（已判刑）汇报了此事，梁某1表示同意。后梁某1在村里召开村组干部会时安排了此事，具体申报面积由各组组长负责填写，梁某1审核、签字后，由村里统一上报到程河镇财政所。
自2006年至2014年，王社军与梁某1、赵某1、梁某2、贾某1及邓岗村1组组长邓某1、3组组长王某4、3组会计王某5、6组组长赵某2、8组组长孟某（均另案处理）、5组组长赵某3、7组组长王某3（均已判刑）以本人或亲属的名义虚报粮食种植面积，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共计173963.37元，王社军个人非法占有21192.3元。案发后，王社军向襄州区程河镇纪律检查委员会退赃款1.75万元。2016年4月22日，王社军在接到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到襄州区人民检察院投案，向侦查人员交代了贪污粮食补贴款的事实。具体事实如下：
⒈自2006年至2014年，王社军以本人及儿子王某1、王某2的名义，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21192.3元。
⒉自2006年至2014年，梁某1以妻子赵某4、侄儿梁某4、梁某5、岳母王双某的名义，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21192.3元。
⒊自2006年至2011年，赵某1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2012年虚报15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9816.15元。
⒋自2013年至2014年，梁某2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5804.1元。
⒌2007年，贾某1以丈夫赵志成和儿子赵某5的名义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2008年至2014年，以儿子赵某5、赵某6的名义，每年虚报3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20026.5元。
⒍自2006年至2014年，邓某1以侄女邓某3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4128.2元。
⒎自2006年至2014年，王某4以本人和儿子王某8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4128.2元。
⒏自2006年至2014年，王某5以本人和妻子赵某7、村民王某9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4128.2元。
⒐自2006年至2014年，赵某3以妻子王华林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4128.2元。
⒑2006年、2007年、2008年，赵某2以儿子赵某8的名义分别虚报水稻种植面积8.3亩、16亩、18.8亩；2009年至2014年，分别以儿子赵某8、赵某9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3359.91元。
⒒自2006年至2012年，王某3以妻子赵某10、侄儿刘某的名义，每年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2013年至2014年，以二人的名义每年虚报19亩水稻种植面积，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3934.73元。
⒓2006年、2007年、2009年，孟某分别虚报水稻种植面积13亩、12亩、12亩；自2009年至2014年，以其人和妻子郑某的名义虚报水稻种植面积20亩，共套取粮食补贴款12124.58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⑴证人王某1证实，其系王社军的小儿子，自2006年在东风合运物流从事运输。其家的户主是王社军，粮补情况都是王社军操心，7组上报的粮补面积及发放的粮补款中有其的名字，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见过这些钱。
⑵证人王某2证实，其系王社军的大儿子，自2005年从事货物运输。2005年二轮延包时，其和父母已经分家，与妻子赵某11、女儿王某10另立门户，其系户主，人平2亩地，一共分了6亩承包地。后来村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把分给其的6亩家庭承包责任地写在了王社军的名下，但是粮补款都是其领取的。
⑶证人王某3证实，其系王社军的弟弟，程河镇邓某2村7组组长，负责填写7组的粮补申报面积。2006年上报邓某2村粮补面积的时候，村干部开会决定给村、组干部虚报一些粮补面积，村干部多报30亩，组干部多报20亩。给王社军多报的30亩水稻面积是其填写的，分别填写在王社军和王某1的名下，粮补款直接打到银行卡或存折里，王社军和王某1的卡都给了王社军。2006年至2014年，其以妻子赵某10、外甥刘某的名义共套取粮补款13934.73元，全部用于家庭开支。
⑷证人梁某1证实，其原系程河镇邓岗村村支部书记、村主任。粮补填报表首先由村里先填报数据，然后交给镇财政所包村干部，由包村干部上交财政所审核后上报区财政局，最终由财政所通过银行下拨粮补款到农户账户。2006年春的一天，其在区委党校学习，村副书记赵某1给其打电话，说他和村治保主任王社军、妇女主任贾某1、2组组长梁光学在时任村股长梁某2家中商量如何上报粮补面积的事，其让他们先开会商量，再给其汇报。梁某3学是其大哥，在村里当组长时间长，德高望重，他提议村组干部待遇低，给每个村组干部多报一点粮补面积搞点钱用。他们一起商量先拿一点水稻种植面积出来，给每个村干部每年多报30亩，每个组干部每年多报20亩。商量好后，赵某1给其打电话请示这件事，说干部们都同意这样搞，其就同意了。后来其在召开村组干部会的时候讲了这个想法，让他们把该报的粮补报完，然后额外报一些水稻面积。具体数据由各组组长填报，其审核签名后，由村里统一拿到镇财政所审查上报。其于2006年至2014年共计套取粮食补贴款81591.56元，其中水稻补贴款21192.3元，小麦、玉米补贴款60399.26元。
⑸证人赵某12016年8月9日、9月14日在侦查机关作证证实，其于1994年任程河镇邓某2村副书记，2009年任邓某2村农经站长。2006年四、五月份，其和村干部王社军、梁某2、贾某1及组干部梁某3学在梁某2家里商量，申报粮食种植面积时，给村干部多报30亩水稻，组干部多报20亩水稻，村书记梁某1也同意，后来梁某1在村组干部会上向所有组干部传达了这个商议结果，具体数据由各组组长填报。会后，每个村组干部都虚报了种植面积，其个人考虑影响，每年只报了20亩水稻种植面积，是以本人及儿子赵某12的名义虚报的，共9816.15元，9组组长吕某1也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实施。
赵某12017年10月24日在侦查机关作证证实，虚报粮补面积是其和梁某2、王社军、贾某1、梁某3学开会商量，并报梁某1同意的。2017年7月，检察院找贾某1调查，贾某1从检察院回来后，找到其和梁某1，说她咨询了律师，只要能证明她开会时没在场，她就没有事了，其和梁某1都没同意，事实上贾某1确实参加开会了。
⑹证人梁某22016年8月4日、9月19日在侦查机关作证证实，其于1995年任程河镇邓岗村村委委员兼农经站长，2002年任程河镇邓某2村委会委员,没有履行农经站长的职责了。2006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村支部委员赵某1、王社军、妇女主任贾某1、2组组长梁某3学到其家中商量填报粮补面积的事。梁某3学提议村组干部待遇低，给每个村组干部多报一点粮补面积，几个人都同意并商量先拿400亩水稻种植面积出来，每个村干部每年多报30亩，每个组干部每年多报20亩。商量好后，赵某1给村书记梁某1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梁某1表示同意。后梁某1在村、组干部会上讲了这个想法，叫村组干部该报粮补的报完，然后再多报一点儿水稻面积，虚报的亩数由村组干部所在组的组长负责填写上报。参与虚报的有梁某1、赵某1、梁某2、王社军、贾某1及1组组长邓某1、2组组长梁某3学、3组组长王某4、组会计王某5、4组组长梁某3明、5组组长赵某3、6组组长赵某2、7组组长王某3、8组组长孟某、9组组长吕某1，一直持续到2015年才停报。其虚报领取了5804.1元。
梁某22017年10月24日在侦查机关作证证实，虚报粮补面积是其和赵某1、王社军、贾某1、梁某3学开会商量，并报梁某1同意的，其向检察院交代了这个事。之后不久，贾某1给其打电话，说她请律师了，以后法院开庭审理时，其给她作证证明开会商量虚报粮补时她不在场。事实上贾某1确实参与了，其说不能翻供，也不会给她作证。
⑺证人贾某1于2016年8月3日、9月19日在侦查机关作证证实，其于1989年任程河镇邓岗村村委委员、妇女主任。2006年春，其和村支部委员赵某1、民兵连长王社军、2组组长梁某3学到农经站长梁某2家中商量填报粮补面积的事。梁某3学提议村组干部待遇低，给每个村组干部多报一点粮补面积，经商量先拿400亩水稻种植面积出来，每个村干部每年多报30亩，每个组干部每年多报20亩。商量好后，赵某1给村书记梁某1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梁某1表示同意。后梁某1在村、组干部会上讲了这个想法，叫村组干部把该申报的粮补面积报完，然后再多报一点儿水稻面积，虚报的亩数由村组干部所在组的组长负责填写上报。参与这件事的有其和梁某1、赵某1、梁某2、王社军及1组组长邓某1、2组组长梁某3学、梁某3奇、3组组长王某4、组会计王某5、4组组长梁某3明，梁某2、5组组长赵某3、6组组长赵某2、7组组长王某3、8组组长孟某、赵某13、9组组长吕某1、贾某2。其于2007年至2014年虚报领取了20026.5元。
⑻证人吕某1证实，其于2000年10月至2011年2月任程河镇邓某2村9组组长，协助政府从事填写9组村民粮食补贴面积登记表及申报工作。2006年上报粮补面积之前，村书记梁某1在村组干部会讲，村组干部们一年到头都辛苦，趁着上报粮补面积的机会，每个村干部多报30亩水稻面积，每个组干部多报20亩水稻面积，干部们都搞点钱用。在上报面积的时候，将家里该报的粮补面积报完，另外再把虚报的水稻面积加进去，虚报的面积由村组干部所在组的组长负责填写上报。自2006年开始，其每年都按照统一商定的标准虚报水稻面积。因为镇财政所干部段某与其有矛盾，他老家也是邓某2村的。他总是反映其多填报粮补面积的事，其不愿当组长了，就于2011年辞去组长职务，多填报的粮补款也没有领到。
⑼证人孟某证实，其于2001年5月至2013年5月任程河镇邓某2村8组组长，期间还兼任9组组长。2006年，村里组织村组干部开会安排粮补填报工作时，时任村书记梁某1给村、组干部们讲，大家工作都辛苦，趁着这次上报粮补面积的机会，每人多报一点儿水稻面积，搞点粮补款作为干部们的福利，每个村干部报30亩水稻面积，每个组干部多报20亩水稻面积，虚报亩数由村组干部所在组的组长负责填写上报。其于2006年至2013年，每年都虚报20亩水稻面积，2013年以后其不再担任组长，新任组长也没有把其名下虚报的20亩水稻种植面积减掉。参与这件事的村干部有梁某1、赵某1、梁某2、贾某1、王社军及1组组长邓某1、2组组长梁某3学、3组组长王某4、组会计王某5、4组组长梁某3明、5组组长赵某3、6组组长赵某2、7组组长王某3、8组组长孟某、9组组长吕某1。其虚报领取了12124.58元。
⑽证人赵某2证实，其于1997年任程河镇邓某2村6组组长。2006年开始报粮补的时候，村里召开村组干部会，村书记梁某1说趁着上报粮补的机会，每个村干部多报30亩水稻面积，每个组干部多报20亩水稻面积，给干部们搞点钱用。每个干部将家里该报的粮补面积报完，另外把虚报的水稻面积加进去，虚报亩数由村组干部所在组的组长负责填写上报。自2006年至2014年，各村组干部就按照统一商定的办法开始虚报水稻面积，2015年，这件事被镇纪委发现了，就停止了虚报，把面积平分到每一家农户。当时参与这件事的有梁某1、赵某1、梁某2、贾某1、王社军和1组组长邓某1、2组组长梁某3学、梁某3奇、3组组长王某4、组会计王某5、4组组长梁某3明、梁某2、5组组长赵某3、7组组长王某3、8组组长孟某、赵某13、9组组长吕某1、孟某、贾某2。其虚报领取了13359.91元。
⑾证人王某4证实，其于1986年3月任程河镇邓某2村3组组长。在2006年申报粮补时，梁某1在村组干部开会上讲，虚报一部分粮补面积，领取的粮补款作为村组干部福利。其以本人和妻子李某的名义每年都虚报20亩水稻种植面积，领取14128.2元，直至2014年没有虚报了。
⑿证人王某5证实，其于1994年11月任程河镇邓岗村3组会计兼村理财小组成员。2006年村里上报粮补面积之前，村书记梁某1在村组干部会上讲，村组干部们一年到头都辛苦，趁着上报粮补的机会，每个村干部多报30亩水稻面积，组干部每人多报20亩水稻面积，干部们都搞点钱用。每个干部把家里该报的粮补面积报完，另外将虚报的水稻面积加进去，虚报亩数由村组干部所在组的组长负责填写上报。自2006年至2014年，每个村组干部都按照统一商定的办法开始虚报水稻面积。后来这件事被镇纪委发现了，自2015年开始就没有虚报面积了。其以本人及妻子赵某7、组里单身汉王某9成的名义，每年都虚报20亩。2006年、2007年以王某9成名义虚报套取的钱由其和3组组长王某4平分，之后都是其一个人领取的，共领取14128.2元。
⒀证人邓某1证实，其系程河镇邓某2村1组组长。2006年的时候，村书记梁某1在村组干部会上说，村组干部把自己该报的粮食补贴面积报完后，另外再多填报一点水稻面积，搞点粮补款，村干部每人虚报30亩，组干部每人虚报20亩。后来其就按照统一商定的办法，以侄女邓某3、妻子朱某的名义每年开始虚报20亩水稻面积，从2006年一直延续到2014年，共领取14128.2元。2015年的时候，镇纪委发现了这件事，到村里来调查，才没再虚报了。参与这件事的人有其和梁某1、赵某1、梁某2、贾某1、王社军及2组组长梁某3学、3组组长王某4、4组组长梁某3明、5组组长赵某3、6组组长赵某2、7组组长王某3、8组组长孟某、9组组长吕某1。
⒁证人赵某3证实，其系程河镇邓某2村5组组长。2006年，村里召开全村组干部会，让干部们把自己家该报销的粮补面积报完后，另外再给各个村组干部多报点水稻面积。自2006年至2014年，其以妻子王华林的名义每年虚报水稻种植面积20亩，共计套取粮补款14128.2元。参与这件事的干部有梁某1、赵某1、梁某2、贾某1、王社军及1组组长邓某1、2组组长梁某3学、3组组长王某4、会计王某5、4组组长梁某3明、6组组长赵某2、7组组长王某3、8组组长孟某、9组组长吕某1。
⒂证人张某证实，其系襄州区程河镇财政所主任。粮食补贴政策从2004年开始实行，前两年分粮食直接补贴和水稻良种补贴两种，从2006年开始增加了农资综合直补，后来又增加了小麦、玉米、油菜、棉花、花生的良种补贴，补贴依据是以上六种作物的种植面积。补贴标准由区政府根据省政府下拨的粮补资金规模及粮补面积确定。粮补发放的程序是：村委会负责统计所辖各组的粮食种植面积，村委会负责人、财政包村干部审核签字后，以村为单位上报镇财政所，财政所核实汇总后，上报到区财政局“粮补办”。2004年、2005年的粮补资金抵扣农户应交的农业税，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粮补资金直接汇入农户银行账户。2005年9月二轮延包后，农户的耕地面积发生了变动，为了防止虚报种植面积，从2006年开始，区政府要求各镇、村、组的总粮补面积维持在上一年的水平上基本不动，户与户之间可以调整。机动地不享受粮补，不属粮补统计范围，只有与村委会、镇政府签订承包协议或公证协议的，才能享受粮补。按照区政府的统一要求，统计粮补面积以户为单位，一户只能有一个户头，用户主的名字登记，不能出现一户多人办理“一本通”或“一卡通”的现象。2004年按计税面积统计，2005年至2015按小麦、水稻、玉米的实际种植面积统计。计税面积就是2006年前上交农业税的面积，各镇的计税面积都小于实际耕地面积，程河镇的实际耕地有12万多亩，但计税面积只有8.6万多亩，计税面积之外的耕地不享受粮补。邓某2村上报的种植面积都超过了计税面积，说明邓某2村没有按要求统计、上报。邓岗村的包村财政干部先后是崔某、段某、孙某2，段某、孙某2都发现邓某2村的粮补存在问题，镇财政所多次要求他们整改。
⒃证人孙某1证实，其系襄州区程河镇财政所工作人员。2012年初，财政所包村干部段某因病去世，其接手任邓岗村包村专管员，主要职责是负责所包村的粮补、新农合、一事一议等工作。2012年4月，其第一次到邓某2村，准备给农户发放粮补通知书，程河镇信用社见到通知书上确定的金额后，才会让农户从信用社取出这笔钱。村书记梁某1让其莫慌发，他把村组干部都召集到村委会办公室，选走了一部分通知书，剩余的才让其发给农户。其认为村组干部在粮食补贴方面有问题，就给时任财政所主任敖某说了，敖主任说第二年整改。当年12月左右，敖主任调走，张某接任主任，其把这件事又给张主任汇报了，也给镇政府领导说了，但一直没整改，上报的还是那个样。2014年的时候，财政所准备从汇总数据中直接修改，但邓某2村1组组长邓某1到财政所大闹，要砸财政所电脑，并说谁改了要杀谁一家人。2016年，其提出不管这个村了，这个村就没有分管的财政所干部了。财政所保存有赵某3与程河镇政府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是程河镇政府出面办理的，签订日期是2010年12月。2012年其包邓某2村后，镇政府同意给赵某3上报这块地的粮食直补，当年就直接给邓某2村增加了这块地的粮补面积，赵某3直接填报在自己名下。
⒄证人王某6证实，其系襄州区程河镇财政所工作人员。2006年，时任财政所主任敖某安排其全面负责粮食补贴发放表的数据录入工作，其将数据录入电脑后，制作发放表，作为给农户发放粮补款的依据。发放表上的数据来源于各村的上报表数据，上报表上数据的真实性由各村的财政包村干部及村书记、各小组组长负责。数据录入工作完成后，其将各村的上报表装订成册，交给档案专管员保管。因为工作量大，时间紧，其没有对各村的上报表和发放表进行过比对。经其查看侦查人员从财政所档案室提取的邓某2村上报表，与其录入电脑的发放表数据不一致，说明这份上报表不是其当初录入数据时的上报表，肯定存在一份与发放表数据一致的上报表。其交给档案保管员的上报表是一次装订成册的，但是这本册子被拆开又重新装订过，绝对不是邓某2村上报给财政所的那份表。
⒅证人崔某证实，其于1991年至2008年在襄州区程河镇财政所工作，担任包村专管员，曾经包过邓岗村、崔营村等，主要职责是负责所包村的农业税、粮补、新农合等工作。国家粮食补贴政策是2004年开始实行的，粮补面积由村组按户统计、上报，镇财政所审核汇总后，上报区财政局。具体由各组组长填写本组的申报表，申报表以户为单位填写，谁是户主由谁填写，该户下所有人的地都在户主名下。组长填好后，先是农户在申报表上签字，然后组长、村农经站长和村书记都要在上面签字并加盖村公章后由村农经站长交到镇财政所。然后由包村干部核实后，由财政所干部把核实后的数据录入到电脑，打印补贴发放明细表，粮补上报表上数据的真实性由村书记及负责填报的组长负责。2006年邓某2村粮补上报表与发放表不一致，是因为财政所对粮补面积进行了微调。邓岗村粮补面积发放情况村民都是一个标准，村干部都虚报的有，所以不可能去微调村民的粮补面积，只能微调降低村干部的粮补面积。微调时要跟村支部书记沟通，然后再微调。当时应该有一个微调数据表，是对上报表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应该是书面的，财政所统计发放表时，应该依据了这份书面补充的材料。这些表其全部交给了财政所负责录入统计的工作人员，主要是财政所预算外会计王某6在负责录入，另外安排了几个会电脑的人员协助王某6工作。
⒆证人敖某证实，其于2003年7月至2012年11月任襄州区程河镇财政所主任。2005年发放粮补时，是按照农户上交农业税的计税面积发放的，但计税面积比实际种植面积小，在粮补发放过程中很多村要求追加粮补面积。邓某2村也增加过粮补面积，但是增加了多少记不清了。
⒇襄州区程河镇党政综合办公室、襄州区程河镇委文件、证明材料、邓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等书证证实，梁某1自1996年7月至2016年5月任程河镇邓岗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梁某2自2005年11月至2008年11月任邓岗村村委会委员；贾某1自2005年11月至2008年11月任邓岗村村委会委员；王社军自2005年11月至2008年11月任邓某2村党支部委员。襄州区程河镇镇委文件、证实，王社军于2000年任邓某2村支部委员、治保主任、民兵连长。
（21）从襄州区程河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复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证实，2005年9月，王社军与邓岗村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人口6人，承包土地面积为12亩，承包期限至2028年9月30日。
（22）从襄州区程河镇财政所复印的粮补标准、粮补登记上报情况、粮补资金发放表等书证，证实了程河镇自2006至2015年以来粮补的标准及资金发放情况，及梁某1、赵某1、王社军等人申报粮食种植面积及粮补发放情况。
（23）襄州区程河镇邓岗村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证实，王社军和大儿子王某2，大儿媳赵某11、孙女王某11于2005年9月30日以前已分户;2005年9月30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将王社军、王某2签订在一户，户主为王社军，实际发放粮补时，王社军和王某2是分户发放的。
（24）侦查人员制作了邓岗村村组干部及王社军个人领取粮补情况统计表，经王社军签名认可。
（25）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农业厅、湖北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北省监察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鄂财商发〔2012〕113号文件、襄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襄政办发〔2012〕162号文件等书证证实，“粮食两补”以农户为单位，农户当年单季粮食补贴面积，不得超出其二轮土地延包面积。
（26）襄州区人民政府文件、襄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襄州区粮食直接补贴实施方案等书证，证实了自2005年以来粮补的种类、补贴的标准；及按照规定，农户当年单季粮补面积不能超出二轮延包面积的情况。
（27）从湖北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程河支行打印的银行流水明细等书证，证实了梁某1、赵某1、王社军、贾某1、邓某1、王某4、王某5、梁某2、赵某3等人收到粮食补贴款的事实。
（28）襄州区程河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说明证实，王社军于2015年清退粮补款1万元，2016年清退粮补款7500元。
（29）襄州区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罗某、吕某2、郭某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2016年4月，王社军主动到襄州区人民检察院投案，如实交代了伙同他人虚报粮补面积套取粮补款的事实。
（30）被告人王社军在侦查、起诉阶段共有5次供述，主要内容如下：其于2005年7月任程河镇邓岗村村支部委员、治保主任、民兵连长。2006年春的一天，其和村支部副书记赵某1、妇女主任贾某1、2组组长梁某3学在农经站长梁某2家中，商量上报粮食补贴面积的事。梁某3学是村支部书记梁某1的大哥，当组长时间长，德高望重，他提议村组干部待遇低，给每个村组干部多报一些。然后大家商量先拿400亩水稻种植面积出来，每个村干部一年多报30亩，组干部一年多报20亩。赵某1将这件事情通过电话告诉了在区委党校学习的梁某1，梁某1同意。后梁某1在召开的全村村组干部会上说了这件事，各个村组干部就按照这个方法开始虚报水稻面积，从2006年一直持续到2014年。后来镇纪委发现了这件事，到村里来调查，梁某1在2013年的粮补会上，让大家不要再虚报了，但是有几个组长不同意，村里也没有把关。2015年的时候，村里又开会不准虚报了，要把面积平分到每个农户，当年就停止虚报了。其从2006年至2014年，以本人和儿子王某2、王某1的名义共套取21192.3元，全部用于个人和家庭开支。
被告人王社军在第一次庭审中当庭供述，其他村干部是否开会商量虚报粮补面积的事，其不清楚，其也没有参与。公诉机关指控其参与此次会议，应当拿出会议记录证实。原村书记梁某1虽然在村组干部会上安排过此事，但是其并没有多报粮补面积，不知道是谁给其申报的，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第一次庭审后，王社军向本院递交了梁某2、贾某1于2017年11月11日书写的证明材料，证明内容如下：
⒈证人梁某2证实，其从未与王社军和其他村干部商量过虚报粮食补贴面积、套取粮食补贴款的事。
⒉证人贾某1证实，其从未与王社军和其他村干部商量过虚报粮食补贴面积、套取粮食补贴款的事，也未参加过任何类似的会议。
第二次庭审中，王社军又向本院递交了三段电话录音，自称是与梁某2、贾某1、赵某1的通话记录，其中梁某2、贾某1在电话中称，未与王社军等村干部开会商量过虚报粮补面积的事;赵某1称五个人开会商量过，但不是其主持召开的会议，也不是其打电话向梁某1汇报的，是梁某3学将这件事告诉的梁某1。
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侦查机关于2017年11月15日复核梁某2的证言，证明内容如下：
其之前向检察机关说的都是实话。2017年11月11日上午，王社军打电话让其到邓岗村委会办公室，见王社军、王某1父子和贾某1都在，王社军拿出一份证明，主要意思是证明其和王社军没有商量虚报粮补面积的事。王社军让其按照上面的内容写一份证明，其想着的确没有和王社军单独在一起商量过报粮补面积的事，就照着写了。其还在证明上写没有和其他村干部商量过虚报粮补面积的事，这不是其真实意思，也不符合真实情况，其当时碍于情面才按照王社军纸上的内容抄写的。其和梁某3学、王社军、赵某1、贾某1在其家后院商量虚报粮补面积的事属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和王社军、贾某1不起决定作用，应该追究一把手的责任，谁拍扳谁负责，让其几人负刑事责任冤枉。
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复核贾某1的证明内容如下：
其没有参与过村干部商量套取粮食补贴款的会议，其他村干部是否参加过不清楚。其原来曾经在检察院交代参与过这次会议，是赵某1、梁某1让其说的。大约在2010年、2011年的时候，梁某1和赵某1分别被检察院喊去了，赵某1回来后找到其，让其在接受检察院调查的时候，就说开会商议过虚报粮补的事，梁某3学当时已死亡，可以把主要责任都推到梁某3学身上，大家分担一点责任，其就同意了。梁某1还说每家出点钱打点一下，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其觉得帮他担责任代价太大了，不愿意为他担责任了。其虚报的粮补面积都是本组组长填写的，当时其就说不要，直接匀给老百姓算了，几个干部都不同意。之后其找过梁某2、赵某1，让他们二人作证其没有参与过村里虚报粮补面积的会议，梁某2说他给检察院作证说其没有参与;赵某1说他一人作证不行，还得其他的人作证。
第二次庭审后，被告人王社军委托辩护人向本院递交了一份《认罪悔过书》，对公诉机关指挥的全部犯罪事实认可，愿意退还赃款并缴纳罚金。第三次庭审中，王社军称《认罪悔过书》是其真实意思，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当庭供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社军伙同襄州区程河镇邓岗村其他村干部，利用协助镇财政所从事统计、申报、发放国家粮食补贴款的职务便利，共同商议虚报粮食种植面积，骗取粮食补贴款173963.37元，其个人占有21192.3元，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已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王社军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指控成立。王社军在接到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交代案件事实，此后虽然多次翻供，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鉴于王社军庭审中认罪，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㈠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社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
二、被告人王社军退出的违法所得21192.3元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贵 琴
审 判 员 褚志勇
人民陪审员 钟 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戴艺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