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民终2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德江，男，197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新，重庆锦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菊花坝村，组织机构代码75929007-4。
法定代表人：袁世昌，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世昌，男，195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显云，男，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上诉人任德江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煤业公司）、袁世昌、江显云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18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德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新、被上诉人江显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幸福煤业公司、袁世昌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德江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幸福煤业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签订《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并没有事实和理由否定该协议的效力，上诉人的合同权利应当依法得到保护。上诉人向幸福煤业公司交纳100万元定金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履行了《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幸福煤业公司就应当按照该协议约定的定金罚则承担责任。上诉人为幸福煤业公司组织了56名职工为其工作并经其签字确认，幸福煤业公司也为这些务工人员发放了部分工资。因此无论幸福煤业公司是否进行生产，都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组织劳务的报酬。上诉人在他案中对部分事实陈述存在差异，但并不能否定上诉人交纳定金和组织职工为其工作的事实，更不能否定双方所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
江显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该判决是在查清事实基础上结合相关案件情况依法作出的。江显云对任德江与袁世昌所签订的劳务合同完全不知，更谈不上担保责任，上诉人要求江显云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上诉人与袁世昌是否存在欠款的证据不足，江显云不欠任德江的钱，所作出的承诺是以在场人名称签字，且是在袁世昌被上诉人控制下形成的。任德江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所述的事实前后不符，不合常理，就本案也多次以不同角度提起诉讼，一审判决驳回任德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任德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幸福煤业公司、袁世昌未作答辩。
任德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幸福煤业公司、袁世昌共同偿付原告债务3144000元；2、判决被告幸福煤业公司、袁世昌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以3144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三倍标准计算至付清止）；3、判决被告江显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幸福煤业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任德江作为乙方，双方签订《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该协议载明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23日，协议内容约定由乙方承包甲方煤矿作业面劳务人员的组织事项；乙方需向甲方交付定金壹佰万元作为劳务承包关系的保证；甲方承诺每月产煤量约4000吨，按每吨56元的标准支付乙方资金与组织劳务人员的报酬，低于4000吨按4000吨计付乙方报酬，6个月后按每月6000吨计量付乙方报酬，不足6000吨按6000吨计付，每年按6万吨计付报酬，不足6万吨按6万吨计付报酬；协议另对定金退还、承包期限、双方共设账户及违约责任也做了规定。后被告幸福煤业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两张，载明2014年5月23日收到原告10万元，2014年5月29日收到原告90万元；被告袁世昌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被告袁世昌本人因《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一事，截止2014年11月28日累计欠原告共计314.4万元，并同意5日内付清欠款，逾期按银行贷款利率3倍标准计付利息，同时载明上述欠款由任德江、谭钦烈、陈道伟、谭钦华共同出资借出，其中任德江占比65%、谭钦烈占比15%、陈道伟占比10%、谭钦华占比10%，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2014年11月30日，被告袁世昌、江显云共同向原告出具《承诺担保书》一份，被告江显云在《承诺担保书》中承诺上述债务由其担保偿付，并约定偿付方式；同日，原告与被告江显云又签订《补充协议》，载明“江显云组合煤矿，接受任德江监独，在约定期限内如不能恢复生产，承担担保承诺全部内容，如遇矿难暂停支付，暂停支付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超期按承诺执行，如遇国家关闭煤矿，按比例分摊，在生产销售中接受任德江德监督，如不接受，按承诺担保执行，在场人签字：任德江、江显云、陈道伟、谭钦华”。2016年9月26日，案外人谭钦烈、陈道伟、谭钦华作为乙方，原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债权债务承担协议》，载明原告向被告幸福煤业公司交纳的100万元定金，其中谭钦烈出资15万元、陈道伟出资10万元、谭钦华出资10万元，乙方三人放弃向幸福煤业公司追偿权，由甲方收到上述债务后再支付乙方。另查明，2015年1月21日，被告幸福煤业公司董事长由被告袁世昌变更为被告江显云。同年4月10日，该公司董事长再次变更为被告袁世昌。另从本院审理的其他案件查明，原告任德江曾于2016年2月2日以拖欠工资为由起诉被告幸福煤业公司，该案为（2016）渝0112民初字2683号，该案庭审中，原告述称“2013年5月31日前的工资已经发放……之后到2015年4月30日的工资均未发放”、“被告（即幸福煤业公司）在2013年5月起即未产出过煤炭，一直在停业整改，办事处的销售人员未实际销售过煤炭”，被告幸福煤业公司述称“原告（即任德江）工作期间被告一直处于未产煤状态”。该案承办法官以原告陈述自相矛盾，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不服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渝01民终6302号判决维持。原告任德江另又于2016年6月8日再次起诉被告幸福煤业公司，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工人工资，该案为（2016）渝0112民初11489号，该案本有原告五名，其他原告撤诉后，原告任德江变更诉请后继续起诉。该案庭审中，原告提交的《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的证明》（拟证明内容：原告于2014年5月23日将100万元存放于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2014年6月9日该公司受原告委托将其存放的资金向被告职工发放工资261155元），与其立案时提交的《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的证明》（拟证明内容：2014年5月任德江、谭钦列、陈道伟、谭钦华、杨秀兰五人筹集了269155元，其中任德江136655元、谭钦烈40000元、陈道伟12500元、谭钦华25000元、杨秀兰55000元交由任德江后，再由任德江转交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账户直接支付给被告幸福煤业公司的职工私人账上）不一致。该案承办法官以原告任德江前后陈述矛盾，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原告诉请。本案庭后，被告江显云向法院补交《情况说明》一份，述称幸福煤业公司在2013年10月因发生冒顶事故，被渝北煤炭工业管理局责令停业整顿，整顿期间未生产。整顿验收后，于2014年8月4日下达了复产通知书，此后由其全面接管煤矿，但因欠缺复产资金，煤矿一直未生产。庭后原告任德江接受本院询问时，称不清楚被告江显云接管煤矿的事情，本案的100万元定金即为（2016）渝0112民初11489号中的100万元，此款系由其存放于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原为任德江，后变更为其母），在2014年5月29日由该公司的工行账户转入原告与被告公司约定的共管账户90万元（账户系以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名义开户），另在2014年5月23日支付10万元现金给付袁世昌。其又称，2013年5月后被告幸福煤业公司在2014年6-7月份整改打斜井时产出少量的煤，具体产量不清楚，后又称在整改期间产煤的时间为2-3个月左右，即2014年6-8月份，承包协议约定，月产低于4000吨时均按4000吨计付劳务费（即使月产200吨，也按4000吨计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即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才能视为完成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任德江请求三被告清偿债务的主要依据是《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欠条》、《承诺担保书》和收据，但其主张的事实与本案查明的内容有诸多不符。第一，原告举示的《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显示系原告与被告幸福煤业公司签订，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23日，而原告在（2016）渝0112民初字2683号案庭审中，曾述称“2013年5月31日前的工资已经发放……之后到2015年4月30日的工资均未发放”、“被告（即幸福煤业公司）在2013年5月起即未产出过煤炭，一直在停业整改，办事处的销售人员未实际销售过煤炭”，被告幸福煤业公司在该案中亦述称“原告（即任德江）工作期间被告一直处于未产煤状态”。本院认为，在被告幸福煤业公司一直未生产，且自2013年5月31日至2015年4月30日均未向原告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原、被告仍然签订《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原告仍然向被告支付100万元的高额定金，明显有违常理。第二，原告在本案中称其向被告幸福煤业公司交付的100万元定金，系通过案外人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的，支付时间系2014年5月29日，此定金就是（2016）渝0112民初11489号案中的100万元，而原告在（2016）渝0112民初11489号案中提交的“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证明”却证明其于2015年5月23日将100万元存放于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2014年6月9日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受其委托将存放的资金向被告幸福煤业公司职工发放工资。这与在本案中的陈述明显不一致。第三，原告在本案中举示的《欠条》系被告袁世昌个人出具，未加盖公司公章，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而被告幸福煤业公司此前曾因事故被相关主管部门责令停产整治，公司一直未能正常生产经营，且此时公司已委托他人（被告江显云）全权处理公司债务，在此情况下，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理应考虑所有公司员工及相关债权人的权益，慎重处理公司的债权债务，而非轻易慷慨承诺双倍返还高达200万元的定金。第四，原告称本案诉请标的314.4万元是由双倍返还的200万元定金及114.4万元的劳务费组成，其又称被告幸福煤业公司在2013年5月后停产整顿期间也产出少量的煤（产煤时间为2014年6月到2014年8月份，共计2-3个月），具体产量不清楚，且《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已约定月产低于4000吨（每吨56元），按4000吨计付（即使每月产煤200吨，也按4000吨计付），此不仅与（2016）渝0112民初字2683号案中陈述的“被告（即幸福煤业公司）在2013年5月起即未产出过煤炭，一直在停业整改，办事处的销售人员未实际销售过煤炭”不一致，且原告作为采煤劳务承包方对产量不清楚以及关于低于4000吨均按4000吨计付的约定也与常理不符。综上，原告所述事实与本院查明内容有诸多不符，且不合常理、前后矛盾处甚多，其庭审所举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告幸福煤业公司、袁世昌拖欠其款项之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故本院对其主张事实不予采信，在作为基础债务关系事实尚无法确认的情况下，被告江显云的担保责任更无从谈起。故对原告的全部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任德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32190元，减半收取16095元，由原告任德江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任德江提交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用款计划、介绍信、银行转款单、袁志琴出具的开支收据及收条，意在证明幸福煤业公司将收到的100万元定金用于了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江显云质证后认为，这个与我无关，我没签过字，也没看见过这个东西，我不清楚。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足以达到任德江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另查明，2013年12月1日，幸福煤业公司作为委托单位向受委托人江显云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载明：“袁世昌是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长期不在重庆，不便亲自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特授权委托江显云为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理人，以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全权办理如下事宜：一、处理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的融资业务、债务清理并签署相关文件。二、与政府相关部门联系处理有关重庆幸福煤业有限公司恢复生产经营的一切事物并签署相关文件。三、洽谈公司债转股的相关事宜。四、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公司均预承认。受委托期限：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受委托人无转让委托人的权利。”该委托书加盖幸福煤业公司印章。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任德江主张由三被上诉人即幸福煤业公司、袁世昌、江显云共同偿付其债务3144000元，就应当举示证据证明。而任德江在一审中举示的《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欠条》、《承诺担保书》和收据以及在二审中举示的幸福煤业公司用款计划、银行转款单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但其主张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存在诸多不符。对此本院评析如下，第一，任德江与幸福煤业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签订《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但任德江与幸福煤业公司在一审法院（2016）渝0112民初2683号案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幸福煤业公司在签订该承包协议之前就已停业整改，一直未生产，且自2013年5月31日至2015年4月30日均未向任德江支付工资，在此情况下，任德江与幸福煤业公司仍然签订《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任德江仍然支付给幸福煤业公司100万元定金，明显不符常理。第二，任德江在一审法院（2016）渝0112民初11489号案中提交的“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证明”证明其于2015年5月23日将100万元即本案中的定金存放于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后该公司受其委托将存放的资金向幸福煤业公司职工发放工资，这与任德江在本案中的陈述明显不一致。且任德江在二审中提交的重庆天骏商贸有限公司的银行转款单也不足以证明是幸福煤业公司将收到的100万元定金用于了该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第三，任德江出具的《欠条》并未加盖幸福煤业公司公章。该欠条出具时幸福煤业公司也处于停产整治期间，此时公司已委托江显云全权处理公司债务等，在此情况下，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理应考虑所有公司员工及相关债权人的利益，慎重处理公司的债权债务，而非轻易慷慨承诺双倍返还高达200万元的定金，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第四，任德江诉请的本案标的314.4万元是由双倍返还定金200万元及114.4万元的劳务费组成，其在一审中称幸福煤业公司在2013年5月后停产整顿期间也产出少量的煤（产煤时间为2014年6月到2014年8月份，共计2-3个月），具体产量不清楚，且《采煤作业组织劳务人员承包协议》已约定月产低于4000吨（每吨56元），按4000吨计付（即使每月产煤200吨，也按4000吨计付），该陈述与其在一审法院（2016)渝0112民初2683号案中的陈述“幸福煤业公司在2013年5月起即未产出过煤炭，一直在停业整改，办事处的销售人员未实际销售过煤炭”不一致，任德江作为采煤劳务承包方对产量不清楚以及关于低于4000吨均按4000吨计付的约定同样有违常理。因任德江举示的证据与其在他案中的陈述有诸多矛盾之处，且不符合常理，不足以充分证明幸福煤业公司、袁世昌与任德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本院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在作为基础法律关系的事实尚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江显云的担保责任更是无从谈起。故对任德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任德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190元，由任德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欲晓
审 判 员 李盛刚
代理审判员 彭松涛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