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47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婉宁。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其晖，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甲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秀英。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筱波，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原审第三人：徐乐陶。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筱波，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文，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上诉人陈婉宁因与被上诉人徐甲夫、包秀英及原审第三人徐乐陶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9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徐甲夫和包秀英是夫妻关系，陈婉宁是徐甲夫和包秀英儿媳，徐乐陶是徐甲夫和包秀英之子，陈婉宁与徐乐陶是夫妻关系，两人于2008年1月16日登记结婚。
2013年4月27日，陈婉宁、徐乐陶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华南支行签订了《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载明陈婉宁、徐乐陶向银行贷款1501000元，用于购买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祈福名都阁6座19层1905号房，还贷账户户名为陈婉宁，卡号62×××22，账号36×××82，开户行为工商银行。（以下简称该工商银行账户为“还贷账户”）
2015年6月27日，包秀英将其名下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水荫四横路32，34号大院文化一幢502房（与原告徐甲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出售给案外人韩必恺，售房款为1800000元。2015年7月4日，韩必恺向原告徐甲夫转账1800000元。
2015年6月28日，徐甲夫和包秀英与徐乐陶签订了书面的《赠与申明》，载明：因徐乐陶买房还贷压力大，徐甲夫和包秀英决定将售房款中的1750000元赠与徐乐陶一人用于还贷，款项汇至陈婉宁的还贷账户62×××22中，要求徐乐陶收到款项后三个月内还清银行贷款，否则须将1750000元退还给两陈婉宁。徐甲夫和包秀英、徐乐陶均在该《赠与申明》上签名确认。2015年7月4日，原告徐甲夫向陈婉宁的还贷账户内转账1750000元。
徐甲夫和包秀英主张，陈婉宁、徐乐陶未按照《赠与申明》的约定在收到1750000元后的三个月内一次性还清购房银行贷款，故要求陈婉宁、徐乐陶返还上述款项。徐乐陶同意返还，但陈婉宁主张，其已于2015年7月7日、7月13日、7月18日通过网上银行将1500000元由陈婉宁的还贷账户转至徐乐陶的支付宝账户，无需再向徐甲夫和包秀英返还诉争款项。徐甲夫和包秀英、徐乐陶均主张，该支付宝账户由陈婉宁开设、控制和使用，徐乐陶对此并不知情，也未收到过陈婉宁主张的1500000元返还款项，该支付宝绑定的是陈婉宁的银行卡和手机号，陈婉宁控制着该支付宝的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其不断为同学购物、向同事转账。徐甲夫和包秀英提供了以下证据拟证明其主张：1.建设银行存款凭条，显示卡号为62×××71的账户户名为“姜山”；2.支付宝账户绑定银行卡凭证，显示案涉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多张陈婉宁名下的银行卡；3.订单信息，显示2015年8月18日案涉支付宝账户支出1250元购买了羊毛开衫一件，收件人为“姜山”，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4.转账记录详情，显示案涉支付宝账户分别于2015年12月30日、12月31日、2016年1月21日、2月2日向支付宝名为“山(*山)”的账户sam***@vip.qq.com转账200000元、200000元、5000元、4601.98元，共计409601.98元，该账户的所在地显示为黑龙江哈尔滨。
陈婉宁提供的还贷账户的历史明细清单显示：还贷账户分别于2015年7月7日、7月13日、7月18日通过网上银行向尾数为0123的账户内转账200000元、800000元、500000元，该证据未显示上述收款账户的账户名称、开户行等相关信息。此外，该证据还显示，备注为“姜山支付”的转账记录明细如下：2015年12月30日转账50000元、12月31日转账50000元、2016年1月3日转账30000元、3月17日转账100000元、4月4日转账5000元、4月30日转账8500元、5月31日转账10000元、6月19日转账2000元、7月1日转账10000元、7月27日转账550元、8月5日转账1100元。上述款项共计267150元。
陈婉宁提供的徐乐陶的支付宝收支明细证明显示：2015年7月7日11:15:53，徐乐陶的支付宝账户充值200000元，随即于同日11:16:33支出200000元，备注注明此笔转出记录于2016年5月30日被删除；2015年7月13日13:38:21，徐乐陶的支付宝账户充值800000元，随即于同日13:38:59支出800000元，备注注明此笔转出记录于2016年5月30日被删除；2015年7月18日12:48:27，徐乐陶的支付宝账户充值500000元，随即于同日12:49:21支出500000元，备注注明此笔转出记录于2016年5月30日被删除。
依徐甲夫和包秀英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向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调取了案涉支付宝账号的注册信息、账户明细、交易记录、提现记录、转账明细。其中，注册信息显示：用户名为徐乐陶，登录邮箱为104×××＠ｑｑ.ｃｏｍ，最近一次提现的银行卡号为62×××22（即陈婉宁的还款账户）；提现记录显示：案涉支付宝账户分别于2015年9月16日、11月1日、12月29日、12月30日、2016年1月1日、5月31日向陈婉宁的还贷账户转账15000元、11000元、45000元、150000元、149000元、701.08元，共计370701.08元；案涉支付宝账户分别于2015年8月22日、10月30日向原审法院查明的姜山名下卡号为62×××71的账户转账20000元、50000元，共计70000元。
另查明：2016年5月9日，陈婉宁向原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与徐乐陶离婚，案件号为（2016）粤0106民初8481号。原审法院判决：不准予陈婉宁与徐乐陶离婚。
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取得的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有四个要件：1.一方受有财产利益；2.另一方受到财产损害；3.一方受益与另一方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无合法依据。
本案中，徐乐陶未按照徐乐陶与徐甲夫和包秀英签订的书面《赠与申明》的约定，在收到徐甲夫和包秀英款项1750000元后的三个月内用以偿还购房贷款，因此赠与条件未成就，应当按照该《赠与申明》的约定，将1750000元返还徐甲夫和包秀英。原审法院已查明案涉1750000元由实际上是由徐甲夫和包秀英转账至陈婉宁账户，因此陈婉宁依法应予返还。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支付宝账户是否由陈婉宁控制和使用，陈婉宁是否已将案涉款项其中的1500000元支付给徐乐陶。
依照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第一，案涉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包括还贷银行卡在内的陈婉宁名下多张银行卡，2015年9月16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该支付宝账户向陈婉宁的还贷账户多次提现共计370701.08元。第二，案涉支付宝账户与案外人姜山存在频繁的交易往来，2015年8月18日案涉支付宝账户支出1250元为案外人姜山购买了羊毛开衫一件，此外还通过该支付宝账户向账户名为“山”的支付宝账户多次转账共计409601.98元、向姜山名下卡号为62×××71的账户多次转账共计70000元。第三，陈婉宁提供的还贷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8月5日期间，陈婉宁的还贷账户转进共计267150元，备注记载为“姜山支付”。第四，陈婉宁提供的证据中有案涉支付宝账户的明细，即陈婉宁有权查询并能够获取该支付宝账户的相关信息。徐甲夫和包秀英、陈婉宁提供的证据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案涉支付宝账户以徐乐陶名义开设，实际上由陈婉宁控制、使用。陈婉宁主张其已将1500000元转至徐乐陶支付宝账户，从而证实该款项实际已由徐乐陶取得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陈婉宁另主张其它250000元已经用于生活支出，与徐甲夫和包秀英的赠与行为无关，因此，本案情形符合不当得利的四个要件，陈婉宁应向徐甲夫和包秀英返还1750000元，并支付徐甲夫和包秀英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率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率计算。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判决：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陈婉宁返还徐甲夫、包秀英款项17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陈婉宁实际清偿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陈婉宁负担。
判后，陈婉宁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一、原审法院认定《赠与申明》错误，导致认定诉讼主体错误。赠与可以是附条件的，也可以是附义务的。附条件赠与的，在条件尚未成就时，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赠与财产转移给被赠与人的义务；附义务赠与的，在赠与人将赠与财产转移给被赠与人后，被赠与人不履行所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要求被赠与人返还财产。本案赠与财物已经发生转移，应属于附义务赠与。本案不争的事实是，徐甲夫和包秀英并未撤销赠与。因此赠与仍然有效，赠与财物仍然属于徐乐陶所有。因此，即使有不当得利诉争，原审法院原告的诉讼主体应为徐乐陶，而不应为徐甲夫和包秀英。由此可见，原审法院判决对诉讼主体的认定是错误的。二审应依法改判，判决陈婉宁无需向徐甲夫和包秀英返还1750000元。原审法院以不当得利之诉，陈婉宁应作为第三人，对赠与财务并不知情，应是善意第三人。据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陈婉宁无需返还徐甲夫和包秀英款项1750000元及利息；判决徐乐陶返还徐甲夫和包秀英款项1750000元及利息；判令徐甲夫和包秀英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徐甲夫和包秀英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结果，不同意陈婉宁的上诉请求与理由。
原审第三人徐乐陶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结果，不同意陈婉宁的上诉请求与理由。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二审中，陈婉宁要求提交如下材料作为二审新证据：1、公证书，拟证明关于支付宝账户开设和控制的问题，支付宝账户是由徐乐陶开设和控制。2、四张银行回单，拟证明中行、招行都是徐乐陶实名制的银行卡，徐乐陶在使用支付宝账户，徐乐陶说不知情支付宝账户不属实。3、离婚民事起诉状、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离婚官司2016年5月9日受理，2016年7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拟证明徐乐陶在陈婉宁20**年7月第一次向法院提出离婚的庭审过程中，对涉案款项175万元及徐甲夫和包秀英对徐乐陶的赠予申明只字未提，完全没有涉及。4、关于陈婉宁名下尾号5722还贷账户收到案涉支付宝资金流向说明，拟证明陈婉宁所收到款项全部用于家庭共同支出。
徐甲夫、包秀英和徐乐陶质证称：1、关于公证书，现在支付宝需要本人身份证和本人银行卡，当事人有选择性的提问，支付宝工作人员也是选择性的回答。但是询问中并没有询问2014年至2016年陈婉宁掌握控制支付宝期间是否需要本人身份证。徐甲夫和包秀英也向支付宝询问过，客服人员回答早期支付宝是允许绑定其他人的银行卡，该证据已经取证完毕，但没有公证。如果这个问题双方有争议，需要进一步向支付宝核实。2、对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的卡号，徐乐陶和陈婉宁是夫妻关系，徐乐陶所有的卡号、银行卡、身份证都给陈婉宁。陈婉宁以徐乐陶开户不奇怪。徐乐陶没有操作过任何一笔，全部都是陈婉宁操作。证据3、4没有在本案判决前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又查，二审中，徐乐陶要求提交网上下载的支付宝客服对话记录资料作为二审新证据，拟证明支付宝在早期时可以绑定他人的银行卡，陈婉宁利用徐乐陶身份证注册案涉支付宝，绑定多张陈婉宁自己名下银行卡，实际控制和使用案涉支付宝。徐乐陶对支付宝账户不知情，陈婉宁利用徐乐陶身份证开设。账户开设的邮箱ｗｉｔ×××＠163.ｃｏｍ，含义是我爱徐老师。当陈婉宁与徐乐陶处于分居的时候，陈婉宁修改过邮箱和密码，向法庭打印出支付宝清单。说明整个支付宝全部都由陈婉宁掌控。在这过程中，徐乐陶从来没有操作过支付宝。支付宝可以绑定除了本人的银行卡，还可以绑定其他人的银行卡。
陈婉宁质证称：不是绑定银行卡，是由于徐乐陶还陈婉宁信用卡钱，不可以提现，可以还贷。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徐甲夫和包秀英质证称：一审的证据显示最近一次提现的银行卡卡号是陈婉宁尾号5722的卡号。只有绑定了，才可以提现给陈婉宁银行卡。
再查，二审中，徐甲夫、包秀英和徐乐陶要求提交如下材料作为二审新证据：1、交通银行存款单和交通银行开户网点查询短信截图，拟证明银行卡卡号为62×××67的银行卡归张鹏所有，开户网点为交通银行哈尔滨动力支行。陈婉宁利用涉案支付宝向该账户于2015年9月9日、2015年10月24日分别转账15000元和24000元，共计39000元。2、账单详情截图，拟证明2015年9月4日陈婉宁利用案涉支付宝中的余额宝为自己尾号为3827的建设银行信用卡还款5000元。3、招商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对账单和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拟证明银行卡卡号为62×××35的招商银行卡为以徐乐陶身份证开设的，用于还车贷的银行卡。陈婉宁利用该银行卡在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24日期间还车贷7笔，共计34000元。
陈婉宁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一笔39000元是帮陈婉宁亲戚垫付，已经返还。第二笔信用卡还款属于生活开销。第三笔是徐乐陶名下车贷还贷，并不是陈婉宁利用银行卡用于个人消费。
二审中，徐甲夫和包秀英以为查清案件事实为由，申请本院向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调查用户名为徐乐陶，身份证号为，登录邮箱为104×××＠ｑｑ.ｃｏｍ的支付宝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是否绑定陈婉宁名下的银行卡，二审庭审中徐甲夫和包秀英又撤回该项调查申请。并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表示本案其以赠与合同关系请求陈婉宁返还财产更合适。
二审中，陈婉宁申请对《赠与申明》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徐甲夫和包秀英请求陈婉宁返还款项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经审查，首先，关于本案诉因的认定和是否需要鉴定的问题，徐甲夫和包秀英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同时又提交了徐甲夫和包秀英与徐乐陶三人签字确认的《赠与申明》，用以证明案涉1750000元款项的支付目的是为徐乐陶偿还银行贷款，徐甲夫和包秀英诉讼请求依据的法律关系与其举证证实的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虽然徐甲夫和包秀英二审中明确表示本案以赠与关系请求陈婉玲返还财物更合适，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应以其提起本案诉讼时主张的为准，二审变更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有违法定程序。故本院认定徐甲夫和包秀英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据此，《赠与申明》的形成时间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直接关联，本院对陈婉宁请求对《赠与申明》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接纳。其二、虽然陈婉宁表示对前述《赠与申明》不知情，但确认案涉款项是徐甲夫和包秀英赠与给其和徐乐陶两人，因此，案涉款项的支付是基于赠与关系，并非无因支付，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三，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款项由徐甲夫和包秀英汇至陈婉宁名下还贷银行账户后，又转至徐乐陶名下支付宝账户，虽然各方当事人对案涉款项之后从徐乐陶支付宝账户转出的流向和用途存有争议，但足可认定徐甲夫和包秀英支付的案涉款项并非陈婉宁个人所得，与徐乐陶有关。因此，在徐乐陶与陈婉宁对案涉款项属于其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受赠所得的共有财产还是单方受赠所得的个人财产存有争议，且陈婉宁否认案涉款项为附条件赠与的情况下，以及徐乐陶与陈婉宁尚未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尚未依法确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涉款项相关等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各自应如何承担的情况下，徐甲夫和包秀英径行以陈婉宁操控徐乐陶支付宝账户，不当得利为由，请求陈婉宁个人向徐甲夫和包秀英返还赠与款项的理据不足，该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处理不当，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951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徐甲夫和包秀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均由被上诉人徐甲夫和包秀英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韵怡
审判员 叶嘉璘
审判员 杨玉芬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薛淑婷
郑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