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苏0826行初36号
原告颜士建，男，1977年10月7日生，居民，住涟水县保滩镇。
被告涟水县公安局,住所地在涟水县涟城镇红日大道16号。
法定代表人朱国海，局长。
委托代理人高中华，该局副政委。
委托代理人孙玉虎，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颜士建诉被告涟水县公安局治安行政管理一案，于2016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7日、11月1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颜士建及被告涟水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高中华、孙玉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颜士建诉称，2015年12月20日下午，原告因醉酒在涟水县保滩镇某棋牌室拨打了110，请求警察将自己送回家中。处警的涟水县公安局保滩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后，称醉酒不该报警并谩骂原告，且将原告小腿打伤，致当场昏迷。后在周围群众的指责下，处警人员拨打了120将原告送至医院救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涟水县公安局保滩派出所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对原告造成人身伤害的行为违法。
庭审中原告颜士建向法庭提供下列证据：1、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被告保滩派出所的执法记录仪；2、张兵、姜杰明的询问笔录（共3份）；3、2016年2月3日、4月25日诊断证明；4、涟水县人民医院的原告住院病案材料以及出、入院记录；5、2015年12月20日、12月21日10时、11时、12月23日、12月26日以及2016年1月22日的检验报告单（共计6份）；6、住院期间的用药情况。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在处警过程中对原告实施殴打行为。
被告涟水县公安局辩称，一、原告饮酒过多拨打“110”报警求助不属于《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的情形。2015年12月20日下午原告因饮酒过多而拨打“110”要求送其回家时，其尚在保滩镇某棋牌室娱乐，表明意识清醒，完全可以喝水休息后自行回家。二、原告左腿骨折系其自己跌倒导致。民警接到110指令赶赴现场后，原告即向警车走来，但因其饮酒过多站立不稳且当时雨后路面湿滑欲摔倒，辅警姜杰明上前没能拉住后，原告跌至路牙致其左腿受伤。综上，保滩派出所处警过程中不存在殴打原告行为，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涟水县公安局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2015年12月20日14时19分涟水县公安局110受理单；2、2016年7月5日涟水县气象局出具的2015年12月20日的气象证明；3、2015年12月22日、2016年5月11日宋元刚的询问笔录2份；4、2016年4月27日原告颜士建的询问笔录；5、2016年4月27日辅警张兵的询问笔录；6、2016年4月27日民警王士达的询问笔录；7、2015年12月24日、2016年4月27日辅警姜杰明的询问笔录2份；8、2016年5月4日郑兴强的询问笔录；9、2016年7月5日陈万来的询问笔录；10、“110”报警电话录音、现场执法记录仪刻制的录音录像光盘及文字记录材料。以上证据证明2015年12月20日下午原告跌倒受伤是其饮酒过多加之雨后路面湿滑所致，保滩派出所处警过程中不存在殴打原告行为。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1、2以及证据10中的“110”报警电话录音，原告没有异议，能够证明原告因醉酒不能自行回家而报警求助及当天天气情况等事实。证据3-9是原告在向被告督察大队投诉及申请行政赔偿后被告调查核实过程中所形成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其中：证据6、8中的被询问人王士达、郑兴强均是在原告跌倒后到达现场，不能证明原告如何跌倒的事实，但王士达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现场执法记录仪当时在他手中；证据4即原告的询问笔录，其陈述是被辅警殴打跌倒，但并未看到被谁殴打、如何殴打；证据3宋元刚的两次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原告是被辅警姜杰明推搡后因其醉酒加之路面湿滑而跌倒；而证据5、7（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相同）、9即辅警张兵、姜杰明、棋牌室经营者陈万来的询问笔录则陈述原告因酒后站立不稳，辅警姜杰明怕其跌倒而拉扶了原告肩膀，后因没有拉住而跌倒。上述询问笔录内容虽有矛盾之处，但能够证明辅警姜杰明与原告发生了肢体接触。被告提供的证据10中的现场执法记录仪的刻制光盘与原告所申请调取的证据1相同，因录制时原告已躺在地上，故不能证明原告如何跌倒的事实。
原告提供的证据3至6能够证明原告左小腿胫骨和腓骨骨折的损害事实。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0日中午原告在同村周介奇家出礼喝酒，酒后搭乘便车去涟水县保滩镇某棋牌室准备娱乐。原告到达现场后，因人手没有凑齐，便在其朋友宋元刚桌前搭讪观阵，不久原告自感头晕不舒服，即请宋元刚将其送回家中，但宋元刚因打牌暂时无法离开。约14时20分左右，原告拨打了110请求将其送回家中的救助电话。后原告再次请求宋元刚将其送回家中，宋元刚便与原告一同走出室外，此时接到110指令的涟水县公安局保滩派出所民警王士达及辅警张兵、姜杰明也驾车到达现场。到场后，辅警姜杰明首先下车并询问是谁报的警，原告称其因喝酒过多不能回家报警，同时向警车跟前走去，辅警姜杰明则指责原告喝酒不该报警，双方争执中原告跌倒在路牙上。原告陈述其跌倒是被辅警殴打所致，但未看到是谁殴打、如何殴打；辅警姜杰明则认为是原告因站立不稳其想拉扶原告而没有拉住跌倒。这时辅警张兵以及将车停好的民警王士达也先后到达原告身旁，此时民警王士达开启了执法记录仪记录着处理过程。音像中，原告躺在路边，满嘴污言秽语；辅警让其起来要用三轮车送其回家时辅警亦有语言不文明之处，而原告则坚称腿疼不能站立。后辅警姜杰明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其送至涟水县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原告左小腿胫腓骨骨折。2015年12月21日，原告认为处警人员存在殴打行为而通过电话方式向被告督察大队投诉，被告作出了相应的调查。2016年4月25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被告亦作了相应的调查，并于同年7月5日作出涟公赔决字[2016]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涟水县公安局保滩派出所民警在处警过程中对原告造成人身伤害的行为违法。
另查明，2015年12月20日涟水县保滩镇出现过小雨天气，后转为阴天，路面比较湿滑。
本院认为，原告所诉行为是被告处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非要式的事实行为，鉴于被告辩解其在处警过程中不存在对原告实施殴打等违法行为，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证据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应对事实行为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当然，正是因为原告所诉行为是事实行为，被告应当对行为存在的合法性或行为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所提供的证据3-6，只能证明腿部骨折的事实，而不能证明如何受伤的情况。其所提供的证据1、2，均来源于被告所采集的证据；其中证据1由于记录不完整，不能反映原告如何跌倒的情况，证据2也只能证明辅警姜杰明与原告之间存在着所谓拉扶行为的肢体接触。即使原告朋友宋元刚的询问笔录即被告所提供证据3，亦否认被告在处警过程中存在殴打原告的行为；况且原告在其自己的询问笔录以及庭审中均陈述并未看到具体被谁殴打以及如何殴打。因此，原告在诉状中所主张的被告在处警过程中对其实施殴打行为，因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认定。但是，虽然宋元刚的询问笔录否认了殴打行为的存在，但其并未否认被告有其他事实行为的实施，即其陈述了辅警姜杰明对原告存在推搡行为。对于宋元刚的陈述“推搡”行为与辅警姜杰明、张兵以及棋牌室经营者陈万来的陈述“拉扶”行为之间的矛盾，根据建立公安机关现场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要求，被告作为现场执法记录仪的持有者应当对处警的规范性负责，而本案被告所提供的现场执法记录仪所记录的内容不完整，即不能反映原告在与辅警对话过程中如何跌倒的事实，违背了现场执法记录仪的使用规定。基于原告庭审中记不清是殴打还是推搡的陈述、以及被告因执法记录仪在民警王士达手中而没有记录原告如何跌倒过程的辩解不具有法定的客观事由，故可以认定辅警姜杰明在处警过程中对原告实施了推搡行为，且该行为不具有合法要件。当然，根据《警察法》第二十一条“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给予救助”的规定，本案原告在醉酒后并非处于危及生命或孤立无援之境，并不属于救助之情形。因此，原告因醉酒拨打“110”报警行为，有扰乱社会秩序之嫌。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涟水县公安局派出机构保滩派出所处警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原告颜士建的推搡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涟水县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收款人：淮安市财政局，开户行：淮安市农业银行城中支行，账号：34×××54）
审 判 长 周建权
代理审判员 钱文君
人民陪审员 吕柏松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