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终15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住所地：辽中县。
经营者：于海霞，系该单位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黄娟，系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印春，男，汉族，1961年5月19日出生，住址：辽中县。
委托代理人：管秀辉，辽宁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段广志，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辽中县。
上诉人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以下简称“老大房农具厂”）与被上诉人李印春、段广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中县人民法院（2015）辽中民二初字第114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金鑫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马晨光（主审）、审判员贺新发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印春原审诉称：2013年11月经人介绍到老大房农具厂处从事生产农具，双方约定日工资80元-100元，李印春主要从事组装、下料工作，2013年11月工资为240元，12月为2320元。2014年1月1015元，2月1640元，3月3000元，4月2945元。5月3000元，6月500元，总计14650元。工作完成后老大房农具厂一直未开任何报酬，在这期间李印春多次找寻老大房农具厂要求给付工资，老大房农具厂说等播种机卖了以后再给工资，直到2014年7月18日老大房农具厂负责人于海霞在工厂会议室召开全体员工会议，承诺在2014年7月30日之前把所有员工工资都结清，但时至今日，老大房农具厂却分文未付，无奈，李印春于2014年8月5日向辽中县劳动局申请老大房农具厂支付拖欠李印春工资，辽中县劳动局未支持李印春诉求。李印春认为，本人为老大房农具厂工作，老大房农具厂却无故拖欠工资，为维护李印春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李印春的诉讼请求。
老大房农具厂原审辩称：老大房农具厂与李印春不存在劳务关系，不存在拖欠工资款问题，我没有雇佣李印春，应驳回李印春诉求，我根本不认识李印春。另李印春所说的在2014年7月18日老大房农具厂于海霞给全体工人开会，并承诺给2014年7月30日之前给工人开工资的事情不属实。
第三人段广志辩称：李印春是我找来做组装、下料工作的，工作地点是在于兴亮及其亲戚家，我找李印春时候说是给金耕农具厂干活，工资由于海霞给，我招工人是受于海霞和于兴亮的委托，于海霞聘我当厂长，我和工人一共生产310台播种机全部交给金耕农具了，我认为李印春的工资应该由老大房农具厂给付，理由是我和老大房农具厂于海霞之间也是雇佣关系，生产的产品全部交付给老大房农具厂了。对于李印春所述的打工时间和欠工资款14650元没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段广志找到李印春从事生产农具中的组装、下料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最初日工资80元-100元，李印春从2013年11月在段广志处开始工作，2013年11月工资为240元，12月为2320元。2014年1月1015元，2月1640元，3月3000元，4月2945元。5月3000元，6月500元，总计14650元，工作完成后，段广志以其是老大房农具厂聘的厂长，工资应该由老大房农具厂给付为由一直未给李印春支付任何报酬。故李印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老大房农具厂给付李印春劳务费14650元。2015年7月2日原审法院依法追加段广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李印春仍坚持只要求老大房农具厂给付劳务费14650元，不要求第三人段广志给付。
另查，老大房农具厂成立于2014年1月27日，经营者为于海霞。2015年2月4日，于海霞在辽中县公安局老大房派出所民警对其询问时陈述，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厂址在老大房镇老观村4组于庆友家院内，该厂生产的农具为金耕牌播种机。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公安卷宗笔录，李印春提供的营业执照、玉米播种机的照片三张、工人杨文征的证人证言、辽中县老大房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于海霞出具的情况说明、考勤表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并再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李印春系与段广志约定的工作内容及劳务报酬标准，接受段广志的安排和指示进行工作，故段广志对李印春的劳务费应该承担给付责任。且段广志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老大房农具厂存在雇佣关系，故第三人段广志应承担给付李印春劳务费责任。但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李印春在两次庭审中均坚持只要求老大房农具厂承担给付责任，未向第三人段广志主张权利。依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原审法院只能按照李印春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
关于老大房农具厂是否应该承担给付劳务费责任的问题。老大房农具厂的经营者于海霞在2015年2月4日辽中县公安局老大房派出所民警对其询问时陈述，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的厂址在老大房镇老观村4组于庆友家院内，生产的农具为金耕牌播种机。而李印春陈述生产的农具亦为金耕牌播种机。且李印春还陈述段广志、于兴亮及于海霞曾于2014年7月18日给李印春及其他劳动者开会，共同承诺卖了设备就给其开工资，此陈述与段广志的陈述一致，于海霞虽对此予以否认，但与李印春一起打工的其他9名劳动者在公安询问笔录中以及庭审中亦对该事实进行陈述。另与李印春一起打工的案外人杨文征在2015年1月28日辽中县公安局老大房派出所民警对其询问时陈述，他是找段广志到金耕农具厂打工，其工资是经段广志给于海霞打电话，由于海霞开的工资，并已领取完毕，综上，可以认定李印春提供劳务的金耕农具厂即为老大房农具厂，故老大房农具厂应对拖欠李印春的劳务费承担给付的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李印春的劳务费14650元；二、驳回李印春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元，由被告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共同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老大房农具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实际上被上诉人与段广志有劳动关系，我与被上诉人以及段广志没有任何关系，证人证言证明力度不够，且证人均是工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印春辩称：我是通过段广志来到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生产播种机，有照片为证，生产完工具后有于海霞的亲笔签收的收条。证明双方存在生产劳务关系。关于证人证言的问题，证人证言不是这9个工人的证言，是本案没有起诉的其他工人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考虑到农村简单作坊式的生产，以传达作为证据，请法庭采信。一审已经向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请求给付劳动报酬，二审坚持。请求维持原判。
段广志辩称：实际上我是替于海霞招工，这些工人是替于海霞干活，虽然证人证言均是于海霞的工作人员，但是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老大房农具厂是否应当承担给付劳务费责任的问题。于海霞系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个体经营者。本案中于海霞在老大房镇开办农具厂生产金耕牌播种机，并在公安机关笔录中自认销售该收割机达30-40台，却没有证据证明生产该收割机原料的来源及其组装该收割机的人员等相关情况，结合李印春接受段广志的安排和指示进行工作生产的农具亦为金耕牌播种机，且段广志、于兴亮及于海霞曾于2014年7月18日给李印春及其他劳动者开会，共同承诺卖了设备就给其开工资及案外人杨文征陈述他是找段广志到金耕农具厂打工，其工资是经段广志给于海霞打电话，由于海霞开的工资，并已领取完毕的事实。应当认定李印春同于海霞存在雇佣关系。虽然于海霞主张上述事实的证人证言因证人和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但其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证言的虚假性，同时上述证人证言是公安机关依法取得的，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相关事实进行判决并无不当。鉴于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是于海霞个体经营的事实，同时李印春亦以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为被告提起诉讼，原审法院直接判决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对于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元，由辽中县老大房镇金耕农具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 鑫
审判员 马晨光
审判员 贺新发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石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