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大审民再终字第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九恩。委托代理人胡彩霞，辽宁维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894号。法定代表人任振刚，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任振刚，男，1957年9月30日出生，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址台北市大安区全安里7邻乐利路86巷2号。第三人（申诉人）张德礼。委托代理人张雯，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九恩与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美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6日作出（2011）甘民初字第628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案外人张德礼认为该判决侵害其权益，向检察机关申诉。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0月29日作出大检民抗[2012]57号民事抗诉书，以（2011）甘民初字第6282号民事判决遗漏诉讼主体，未通知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为由，对本案提出抗诉。本院于2012年10月31日作出（2012）大立二民抗字第62号民事裁定，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于2013年4月14日作出（2013）大审民提字第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在重审过程中追加张德礼为本案第三人，并于2014年1月27日作出（2013）甘民再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张九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2014）大审民再终字第57号民事裁定，以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及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追加任振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为由，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在重审过程中追加任振刚为本案第三人，并于2014年11月18日作出（2014）甘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张九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九恩的委托代理人胡彩霞，第三人张德礼的委托代理人张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南美公司与第三人任振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1年8月17日，原审原告张九恩诉称，被告南美公司系台商任振刚与原大连中药厂合资企业，合资当时，双方各出资63万元，各持股百分之五十。1998年，由于企业发展的需要，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增加投资，而中方大连中药厂明确表示不再投资，故决定由台方单方面增加投资。但事后由于台湾地区遭遇地震灾害，台方损失严重，无力继续投资。为了维持公司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被告决定引进第三方资金，以保证企业的扩容发展。由此，原告分别于2000年3月起至2002年7月底分四次向被告投资资金共计433,947美金，折合人民币359.9万元，并于2002年7月27日与被告签订了《投资合作合同》，据此，被告办理了增资批文，并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原告未能及时主张权利，但被告对此投资事实没有异议。现依法要求被告对2002年7月27日的《投资合作合同》内容及原告的股权权益予以确认，并配合原告到相关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第三人张德礼既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工商登记备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张九恩持有南美公司69%的股权；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南美公司虽未到庭，但其向法院递交答辩状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第一，被告与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所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的甲方当事人为任振刚，但合同最后甲方签名处为任振兴所签而非任振刚，任振刚对此事毫不知情，且从未授权委托任振兴代为签署此《投资合作合同》，该合同系虚伪造假，自始无效。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其持有被告南美公司69%股权无事实依据。任振刚从未对原告参与投资或者增资南美公司及其实际占有或代持股权比例等事项作出确认，也没有授权南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对前述原告及其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参与对南美公司增资及其股权和持股比例等进行过确认。南美公司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大连市工商注册信息显示，南美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即任振刚88%股权和大连美罗中药厂（以下简称“美罗中药”）12%股权，南美公司分别于2000年11月13日和2002年4月17日增加注册资本，分别由126万元增至325万元、再由325万元增至525万元。以上增资均由任振刚认缴并经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所有数据均无法反映以上增资与原告及其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有任何的关联。并且，上述《投资合作合同》主张由原告顶替任振刚的名义投资，理应由原告与任振刚双方签订具体协议，并确定双方相应之权利义务，南美公司无权就任振刚之股权作出处理或约定。再者，任振刚只委托任振兴行使南美公司董事职务，而非对一切事务均有行使权，任振兴无权将任振刚之股权转让他人。南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任振兴与原告签订《投资合作合同》的行为既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也侵犯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该《投资合作合同》自始无效。任振兴不是南美公司的股东，原告也不是隐名股东，也从未投资南美公司，仅凭任振兴在汇款单写“此美金为张九恩先生投资”等字不能认定系原告向南美公司投资入股的资金。故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其持有被告南美公司69%股权无事实依据。第二，任振兴、任高和张德礼早在2009年就以捏造虚构所谓的股东张九恩的手段进行股权交易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并以假冒和伪造任振刚签名等欺诈手段非法买卖和处置任振刚的股权，对其后与南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明显的恶意和欺诈，其利用协议达到使其案件胜诉和骗取南美公司巨额动迁补偿利益等非法目的的事实显而易见。第三，原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患上脑瘫，长期卧病在床，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属于重度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根本不可能参与任振兴、任高和张德礼等人所策划的签署《投资合作合同》及《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活动，完全是任振兴、任高和张德礼一伙单方面通过虚构捏造事实、欺诈伪造的文件。即使原告及其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确实签署了上述合同和协议，但所涉及的出资、股权的认定和处置，一则未经公司股东的确认，二则未经工商注册部门的核准登记，无法证明原告参与对南美公司投资及其占有69%股权以及向第三人张德礼转让67%股权等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正当性。第四，第三人张德礼并非南美公司股东，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任振刚是在完全不知情、受到险恶误导和欺诈的情况下方才与张德礼和任高签署转让股权协议。张德礼取得任振刚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后，张德礼就不支付任振刚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恶意拖欠股权转让价款，张德礼与任振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明显的恶意和欺诈，系利用协议达到使其案件胜诉和骗取南美公司巨额动迁补偿利益等非法目的。基于上述事实，本案存在许多虚伪造假侵害台商权益的不法行为，被告恳请法院能够慎重查明真相，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任振刚虽未到庭，但其向法院递交答辩状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与被告南美公司一致。第三人张德礼述称，张德礼是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一，原告是任振兴妻子的哥哥，任振兴是南美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任高是任振兴的儿子，也是南美公司的董事。2006年、2007年，任高以南美公司的名义向张德礼共借款367万元，约定年息是10%。因企业经营困难而且遇到众多的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执行，面临公司被拍卖的困境，任高和任振兴一起找到第三人张德礼，想将南美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张德礼，并告知工商登记上显示的股东虽然是任振刚和美罗中药，实际上原告占有公司67%股权是实际出资人。出于对方确实无力还款的现实，张德礼同意受让67%的股权。在任振兴父子的安排下，原告与第三人张德礼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南美公司以及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即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作为见证方。后期这份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3万美元，第三人张德礼全部付清，是以367万元借款中的157万元无须偿还，再另行向南美公司出借144万元，合计300万元人民币作为股权转让款，针对144万元的借款，南美公司已经出具了收款收据。之后，任振兴父子撕毁股权转让协议，在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第三人之后的不到半年，又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任振兴。张德礼以工商局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变更登记违法，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最终确认工商局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因行政诉讼周期漫长，在此期间，任振兴预判到行政诉讼的结果可能对其不利，炮制出本案，单方以原告的名义以南美公司为被告起诉到法院，并且在没有追加南美公司其他股东的前提下，以南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任振兴的有利条件，完全同意原告提出的确认股权的请求，欺骗法院作出了本案据以再审的判决。在行政诉讼期间，任振刚与张德礼进行过接触，任振刚对于任振兴提出的原告实际占有67%的股权不予认可，提出增资完全是由其本人增资，其不确认任振兴的任何行为，但同意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德礼，并同意将67%的股权转让给张德礼。张德礼与任振刚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了南美公司67%的股权，并且支付了前期款项100万元。2011年，任振刚单方想撕毁协议，向张德礼发出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律师函。张德礼对解除协议不予认可，向股权转让协议当中约定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要求确认其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3月下达仲裁裁决，确认任振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双方应当在外经贸委办理相关批件后继续履行协议。因此，第三人张德礼实际享有南美公司67%的股权，并且有权向原告要求返还已交付的3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有理由作为本案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合同并非原告与任振刚所签订，而是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与南美公司签订，原告要求确认享有南美公司67%的股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确认第三人张德礼对案涉股权享有权利。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4）甘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查明，被告南美公司系1989年8月10日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台港澳与境内合资），股东（发起人）为任振刚、大连海洋药业有限公司。南美公司成立之初，投资总额为460万元，注册资本为325万元，其中甲方大连海洋药业有限公司出资额为63万元，乙方台胞任振刚出资额为262万元。2001年7月17日，大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大外经贸外企字[2001]442号）《关于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批复》同意南美公司投资总额由460万元人民币增至75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由325万元人民币增至525万元人民币，增资后，甲方出资额仍为63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12%；乙方出资额由262万元增至462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88%。2002年4月17日，南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向武变更为任振兴。2004年8月9日，甲方投资人由大连海洋药业有限公司变更为美罗中药。2009年3月26日，南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任振兴变更为张德礼。2009年8月18日，又由张德礼变更回任振兴，现南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任振刚。2001年3月29日，被告南美公司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决议内容为“根据台商任振刚先生的提请，经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研究决定，同意任振刚先生增加注册资本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0万元）用于公司新厂房建设费用。投资计划在2001年末前入账。”被告南美公司的全体董事在决议上签字。2002年7月27日，被告南美公司与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合同》，该合同第五条约定“公司注册资本由任振刚先生和大连海洋药业有限公司出资组成，任振刚先生出资额由陆拾叁万元人民币增至肆佰陆拾贰万元人民币（以美元现汇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88%。其中：张九恩先生投入美元肆拾叁万叁仟玖佰肆拾柒元，张九恩先生投资的美元折合人民币为叁佰伍拾玖万玖仟元。注：张九恩先生从2000年3月29日首批进入南美公司美元113,985元。2000年11月20日第二批进入南美公司美元119,982元。2001年10月9日第三批进入南美公司美元99,980元。2002年7月25日第四批进入南美公司美元100,000元。”张九恩先生总投入美元额为433,947元，折合人民币为359.9万元，经南美公司与任振刚先生商定，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在中外方都不能增资的情况下，招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投资与南美公司扩大搬迁迎接GMP验收合格，免得南美公司面临倒闭停业。经三方研究同意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顶替任振刚名义投资，实际任振刚先生原有投资金额折合人民币63万元，加利润转投资人民币23.2万元，账上调入投资4.7万元，任振刚先生的总额为90.9万元，按总注册资金尚差11.2万元，此款属任振刚先生所差，故欠南美公司注册资金11.2万元。以下的投资比例为：中方大连海洋药业有限公司出资额为63万元，占注册资本12%，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出资359.9万元，占注册资本69%，任振刚先生出资额为90万元，占注册资本19%。被告南美公司作为该《投资合作合同》的甲方在合同上加盖公章，任振兴作为南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作为该《投资合作合同》的乙方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原告张九恩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后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出具证明，证明投入南美公司的资金系张九恩个人投资，而不是公司投资。2006年3月17日、2007年12月19日，任高作为借款人分别向第三人张德礼借款167万元、200万元。第三人张德礼称，该两笔借款系南美公司的借款。2009年，张九恩作为转让方（甲方），张德礼作为受让方（乙方），南美公司（丙方）与任振兴（丁方）作为见证方共同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中记载其系台商任振刚先生与原大连中药厂之合资企业，台商任振刚先生所持股份为88%，实际情况是甲方张九恩是公司实际出资人，出资比例占公司股份为67%。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现将甲方张九恩持有的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的67%股份转让给乙方张德礼持有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一、转让方转让给受让方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的67%股权，受让方同意接受。……”各方对其他权利义务也作出了具体的约定。对于该《股份转让协议书》，原告认为该协议书因被告未支付相应的转让款而解除，第三人称该协议书已履行完毕，其向任振兴与任高支付了全部款项。2009年3月10日，张德礼作为甲方与任高作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内容为“乙方作为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以及南美公司投资人任振刚先生的全权代表与甲方就股份转让及其他相关事实达成如下共识并签订协议如下：1.南美公司的股东张九恩先生将其在公司的67%股份转让给甲方，并与甲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2.南美公司曾经委托乙方向甲方借款367万元作为企业流动资金之用，双方同意以其中的借款本金156万元作为甲方交付的股份转让款项，《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各方约定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后，南美公司对该笔借款本金无须再向甲方偿还，利息按照双方约定仍须履行偿还义务。3、甲方另行支付南美公司144万元或者等值财产作为股份转让款项，待南美公司出具支付凭证后，双方确认甲方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当履行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对于该份证据，原告称任高当时是为了便于张德礼与动迁办谈动迁事宜而签署的，内容是虚假的，并提供了任高2013年10月30日的情况说明予以证明，在该份情况说明中，任高陈述200万元和167万元的欠条以及144万元的收款收据均是为了张德礼办理南美公司动迁事宜而开具的，实际上三笔款项均为虚假的，南美公司未收到过张德礼的任何款项。第三人也提供了任高2010年10月11日证实材料一份，任高在证实材料中表述，因南美公司经营成本加大，濒临倒闭，其向张德礼借款360余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后因无力偿还，决定将南美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张德礼。因任高的两份证人证言意思完全相反，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4日向任高本人进行调查，任高称情况说明与证实材料均是其本人签字，但情况说明系其本人书写，内容是真实的，证实材料是张德礼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其只是签字，该份证明材料是任振兴将南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德礼变更为任振兴，张德礼为了给经侦大队看而准备的材料，内容是不真实的。2010年，张德礼起诉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至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9年8月18日作出的将南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德礼变更为任振兴的变更登记核准行为。南美公司与任振兴作为该案的第三人参与该案诉讼。经过多次审理，2011年10月13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沙审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9年8月18日作出的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张德礼变更为第三人任振兴的变更登记具体行政行为。南美公司与任振兴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6月29日作出（2012）大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12月8日，任振刚作为甲方（转让方）与张德礼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67%的股权及该股权对应的投资权益、责任义务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已事先对目标公司资产现状等情况充分了解，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受让该股权。”，该协议还约定“争议解决：因本协议产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按照其规则进行裁决。本协议所涉及任何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2011年9月15日，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受任振刚委托向第三人张德礼出具律师函，主要内容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撤销公证委托书。后张德礼就股权转让协议所引起的争议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申请仲裁。2014年3月21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了华南国仲深裁[2014]28号裁决书，确认任振刚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股权转让协议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未生效，但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条款而设定的相关条款在张德礼与任振刚之间发生效力，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及第三人均对原告向法院出具（2013）辽证民字第23271号公证书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原审法院向辽宁省公证处调取原始档案进行了校对，原告提交的公证书的内容与辽宁省公证处存档内容一致，原告张九恩委托了隋玉兰、胡彩霞律师代为处理本案，并对具体委托权限进行了约定。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4）甘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认为，被告南美公司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其在被告南美公司中占有69%的股权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投资合作合同》，原告所称的增资不是外部增资，原告并非通过增资成为南美公司的一名新股东，而是一种内部增资行为，原告是以任振刚的名义增资，使任振刚自身在南美公司中的股权得以扩大。根据工商档案以及外经贸委的文件中记载，南美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即任振刚和美罗中药，二股东在南美公司中分别享有88%和12%的股权，且这些文件均没有体现原告增资的情况。任振刚亦称增资是其自身投入资金，对原告的增资行为不予认可。其次，原告所诉请的69%的股权实际包含在任振刚所享有的88%股权中，即通常所说的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由该条法律规定可知，实际出资人是指与名义股东签订合同并实际出资享有投资权益的人，而不能由公司与实际出资人签订合同，处分名义股东享有的股份。原告要成为南美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应与南美公司的股东任振刚签订具体的协议，双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而不是与南美公司签订协议，南美公司无权对登记于任振刚名下的88%的股权作出处理或约定，原告也未就股权事宜与任振刚达成一致意见。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四条之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原告虽然提供了大连市甘井子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甘外经贸合发[2012]42号关于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变更董事会成员的批复以证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方投资比例可以低于百分之二十五，但该份批复所依据的（2011）甘民初字第6282号民事判决书现在已被撤销，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该批复对股权比例方面的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张德礼请求法院确认其占有南美公司67%的股权，因第三人张德礼与任振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争议的解决方式为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按照其规则进行裁决，故对第三人张德礼的该请求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九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590元，其他费用50元，合计人民币35,6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承担。张九恩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4）甘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任振刚享有南美公司88%股权，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查明“南美公司成立之初，投资总额为460万元，注册资本为325万元，其中甲方大连海洋药业有限公司出资额为63万元，乙方台胞任振刚出资额为262万元”是错误的。南美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章程记载及工商局登记均为126万元，中方和任振刚各出资63万元。任振刚和南美公司答辩中自认“南美公司于2000年增加注册资本，分别由126万元增至325万元，再由325万元增至525万元。”原审查明“2001年3月29日，被告南美公司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决议内容为‘根据台商任振刚先生的提请，经大连南美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研究决定，同意任振刚先生增加注册资本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0万元）用于公司新厂房建设费用。投资计划在2001年末前入账。’被告南美公司的全体董事在决议上签字。”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没有召开董事会，增资不是任振刚提起的，其明确表示不增资，任振刚没有参加董事会，也没有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南美公司这份董事会决议是为了对上诉人投入资金增资时报外经贸委所需要的手续。一审法院对《投资合作合同》、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明、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出具受上诉人张九恩委托汇入南美公司账户433,947美元的情况说明都予确认采信，却在判决中以上诉人增资在工商档案外经贸委的文件中无记载，任振刚亦称增资是其自身投资为由，对上诉人的增资行为不予认可，前后矛盾。2.张九恩是实际出资人，应占南美公司69%的股权。南美公司与任振刚对增资和验资均予以认可，却在答辩中回避了增资的300多万元的资金来源。任振刚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资金从境外汇入渠道及凭证。不敢当庭对质，次次缺席审判，目的就是回避这一重要事实。南美公司开户行建设银行的进账凭证、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汇款人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汇款时间、金额、出具的证明均完全相符，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即上诉人张九恩委托香港境外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将增资的433,947美元汇入南美公司账户，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增资情况提供验资报告，完成外经贸委批复并在工商局办理增资登记。第三人任振刚根本就没有出资，对这些情况也不了解。3.1999年公司资金紧张面临倒闭，为了公司能够经营下去，董事会决议增资，但两个股东都明确表示没有能力增资，在此情况下由任振兴出面找到上诉人帮助出资，因当时合资企业法规定，外商投资比例不得低于25%，上诉人无法直接外部增资，在此情况下，经两个股东与上诉人三方研究一致，同意由上诉人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张九恩顶替任振刚的名义增资。整个增资过程由任振兴负责。在张九恩委托伟溢实业（香港）公司汇款后，南美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任振兴在进账凭证上进行了说明，表明款由张九恩顶替任振刚增资。4.张九恩隐名股东身份合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实际出资人只要履行了出资义务，股东权利应得得到保障，不能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及公司登记机关没有登记为由予以否认。外经贸委于2012年5月3日作出关于南美公司股权转让及变更董事会成员的批复中可以证明中外合资企业外方投资比例可以低于25%，一审法院认为该批复所依据的（2011）甘民初字第6282号民事判决已被撤销，就认为该批复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该批复是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并没有被撤销，并不会因法院重审，所依据的行政法规就要随之发生变更而无效。5.第三人张德礼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无诉讼主体资格。张德礼不是实际出资人，也不是南美公司的股东，任振刚对自身不享有的股权无权转让给张德礼。被上诉人南美公司与第三人任振刚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上诉人所依据主要证据即南美公司《投资合作合同》是虚假的，自始无效合同，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张九恩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2014）甘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此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1.（2011）甘民初字第6268号判决存在不法情事，侵害台商任振刚的合法投资权益。《投资合作合同》封面甲方当事人为任振刚，但最后甲方签名是任振兴，并非股东任振刚。任振刚对此毫不知情，且从未授权任振兴签署此合同。该合同是虚假的，自始无效。任振刚从未对张九恩参与投资或增资南美公司及其实际占有或代持股权比例等事项作出确认，也没有授权南美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对该事项作出确认。任振兴不是南美公司股东，张九恩也不是隐名股东，从未投资南美公司，所提出汇款证据无法显示张九恩或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汇款，仅凭任振兴在汇款单上写“此美金为张九恩先生投资”等字样就认定是张九恩向南美公司投资入股资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任振兴利用职务之便，与上诉人张九恩（任振兴妻子的哥哥）伪造虚假的证据，共同诈骗答辩人。张九恩要成为南美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与任振刚签订协议，而不是与南美公司签订协议。南美公司无权对登记在任振刚名下的88%股权作出处理或约定。张九恩从未出资，也从未与任振刚谈论过参与南美公司投资事宜，不具备隐名股东身份。2.张德礼并非南美公司股东（利害关系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第三人张德礼述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投资合作合同》，而该份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是本案上诉人与任振刚，是上诉人与南美公司。任振刚在多次庭审中均答辩称否认与上诉人存在隐名持股的合意。从形式要件讲，上诉人不具备要求认定其为实际出资人的条件。从实质要件讲，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实际出资，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出资的事实。因为其没有与任振刚签订任何合同，即使出资事实可以认定，也只是与任振刚之间存在债务纠纷，并不能因为实际出资而当然成为公司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四条规定，上诉人并非公司法规定的实际出资人。第三人张德礼在一审中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要求确认实际享有南美公司67%的股份，有事实依据。张德礼曾在任振兴的安排下，与张九恩、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任振兴告知张德礼，张九恩为67%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张德礼按照合同约定缴纳了股权转让款43万美元，该协议实际履行完毕。在张德礼缴纳完款项被变更成南美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到半年，任振兴撕毁协议，直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他本人。张德礼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最终确认，工商局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在行政诉讼期间，本案第三人任振刚与张德礼接触过程中，其对任振兴陈述张九恩实际占有67%股权不予认可，提出增资是其个人全部出资，不确认任振兴的任何行为。同意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德礼，并同意将67%的股权转让给张德礼。双方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张德礼支付前期款项100万元。2011年任振刚又单方撕毁协议，向张德礼发出解除协议律师函，张德礼向华南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行为无效，仲裁委于2014年3月下达仲裁裁决，确认任振刚解除协议行为无效。双方应当在外经贸委办理相关批件后，继续履行该协议。因此，第三人张德礼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实际享有南美公司67%的股权，张德礼是实际出资人。张德礼有权要求张九恩返还已经交付的43万美元股权转让款。综合本案，因为行政诉讼案件周期比较漫长，在此期间任振兴预判到行政诉讼结果对其不利，在诉讼期间，制造出本案的虚假诉讼。单方以原告张九恩名义，以南美公司为被告起诉到法院并且在没有追加其他股东前提下，任振兴利用其为南美公司实际控制人，掌握公章、财务专用章的有利条件，在法庭上完全同意原告张九恩提出的确认请求，欺骗法院作出本案据以再审的案件。第三人张德礼认为本案是任振兴以张九恩的名义虚假诉讼，妄图侵占公司现有的巨额拆迁利益。上诉人张九恩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查明的事实除“南美公司成立之初，投资总额为460万元，注册资本为325万元，其中甲方大连海洋药业有限公司出资额为63万元，乙方台胞任振刚出资额为262万元”外，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1999年7月9日，南美公司的注册资本登记为126万元，其中大连海洋药业有限公司的出资额为63万元，台商任振刚的出资额为63万元。南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营业部开立账户的进账凭证（贷记通知）显示，2000年3月29日，南美公司收到汇款113,985美元，汇款人为“TEAMSMARTENTERPRISEDEVELOPMENTLIMITED(014-693-1-024887-8)”;2000年11月20日收到汇款119,982美元，汇款人为“WAYTEXINDUSTRIAL（HK）LTD”；2001年10月9日收到汇款99,980美元，汇款人为“WAYTEXINDUSTRIALHKLTD”;2002年7月25日收到汇款100,000美元，汇款人为“TEAMSMARTENTERPRISEDEVELOPMENTLIMITED（014-693-205293-0）”。该节事实有南美公司外资企业注册内容查询卡、外资企业变更内容查询卡、南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营业部开立账户的四份贷记通知为证，经原审质证与本院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上诉人张九恩主张其系隐名股东，其占有的南美公司69%股权实际包含在任振刚在南美公司享有的88%股权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由张九恩与名义股东任振刚订立合同，对实际出资情况及投资权益进行约定，但张九恩提供的《投资合作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南美公司与沈阳迪恩安医药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未能提供其与股东任振刚之间关于隐名投资的合同。未经股东任振刚的同意及授权，南美公司无权对登记在任振刚名下的88%股权进行处理。因上诉人张九恩提出的诉讼请求涉及股东任振刚的合法权益，在没有订立合同且任振刚对其出资以及实际出资人身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上诉人张九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实际出资人或隐名股东。上诉人张九恩主张增资的433,947美元均系其委托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从境外汇入，并主张“其提交的南美公司开户行建设银行的进账凭证、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与汇款人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汇款时间、金额、出具的证明均完全相符，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其完成了实际出资行为。”而南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营业部开立账户的进账凭证（贷记通知）显示，四次汇款中，只有两次汇款的主体为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WAYTEXINDUSTRIALHKLTD），另两次汇款主体系TEAMSMARTENTERPRISEDEVELOPMENTLIMITED。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表明四次汇款均是其接受张九恩委托，将433,947美元分四批汇入南美公司账户。该“情况说明”与银行进账凭证（贷记通知）记载内容并不完全相符，而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作为境外企业，未能向本院对此进行合理解释说明，亦未能提供其留存的汇款原始凭证。因涉及股东任振刚的合法权益，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直接采信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定案涉四笔汇款均系上诉人张九恩所为。此外，该“情况说明”表明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接受张九恩的委托，但并未直接指明四笔汇款的资金来源于张九恩。虽然上诉人张九恩原审提交的南美公司进账凭证、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与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中四笔汇款时间、金额一致，但各方当事人对案涉433,947美元汇入的时间、金额并无异议，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该汇款的资金来源。关于案涉四笔汇款资金来源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诉人张九恩主张“任振刚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资金从境外汇入渠道及凭证”。本案系因张九恩主张其实施了四笔汇款增资行为并由此主张其系南美公司69%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而产生的纠纷，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审将案涉四笔汇款资金来源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张九恩，并无不当。上诉人张九恩原审提交的伟溢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因存在前述瑕疵，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而上诉人张九恩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案涉433,947美元的合法来源，以及其系该款项的实际出资人。故其主张实施了增资行为，应持有南美公司69%股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本案的处理结果同第三人张德礼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依据张德礼的申请，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合法。上诉人张九恩关于“第三人张德礼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无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九恩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90元（上诉人张九恩已预交），由上诉人张九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林审 判 员  张 钱代理审判员  王 雍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宋晓娜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