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1民初5610号
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负责人：张松，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副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大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开蒙，男，198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贤蓉，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宝珍，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被告王开蒙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大威、被告王开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贤蓉、赵宝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经济处罚金人民币114,650.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1年7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约定被告的工作岗位为操作岗，具体工作包括协助风险管理部开展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等工作。上海市振戎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戎公司)贷款系被告负责的项目，在该公司被多家银行抽贷且经营无任何好转的情况下，被告仍对其续作第二轮、第三轮授信，且贷后管理流于形式，未实时监控资金用途及流向，未发现经营状况不佳无力还款的情况，造成该公司3,250万元的贷款逾期。原告遂根据《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对被告作出经济处罚
被告王开蒙辩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岗位职责，原告的问责决定并未对被告的过错(不尽职或违规行为)作出认定，原告作出处罚所依据的《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未经民主程序或职工代表协商制定，不能作为对劳动者处罚的依据，且依据该细则第五条，原告在作出处罚时应当进行事实调查，但原告未进行调查即作出问责决定，程序上不具有正当性。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1年7月1日签订三年期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的岗位为操作岗，具体工作内容为从事本行工作及银行业务相关工作。合同期满后，双方又续签合同至2017年6月30日。
2016年9月14日，被告申请辞职，离职审批表上风险管理部主要负责人意见一栏为“同意辞职，授信业务详见风险评估报告”，分行风险总监审批意见一栏为“振戎石油为商业贷款，目前未欠息”。
2016年11月2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问责决定通知书，上载：被告在振戎公司3,250万元流贷业务中，作为业务主办客户经理，1、贷前调查不尽职，企业被多家银行抽贷24亿余元，未在报告中反映事实，在企业无任何好转前提下，续作了第二、第三轮授信；2、贷后管理流于形式，未实时监控资金用途及流向，且未发现借款人经营状况不佳无力还款的情况，负直接责任，根据《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经上海分行全面负责管理委员会审议，决定给予你如下问责处理：五级问责，记大过，扣除12个月绩效收入，扣除金额不足60,000元的，按60,000元扣除。被告在通知书回执上签字，并申请复议。原告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复议决定通知书，驳回复议申请。
另查明：原告对振戎公司共有三轮放贷，其中第一轮放贷日期为2014年8月，第二轮贷款性质为收回再贷，第三轮贷款(金额为3,250万元)性质为借新还旧。被告对振戎公司的贷款进行贷前调查及贷后管理，第三轮贷款贷前调查人员除被告外，另有原告处另一名员工李倍青。
2014年9月22日，原告曾发出风险预警通知书，主题为“关于对振戎公司授信风险的提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情况”一栏载明：……振戎公司的上级单位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被银行大量抽贷，其在9月17日发生美元表内欠息……；“措施要求”载明：……密切关注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在他行授信情况变化……立即对振戎公司进行实地贷后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他行融资情况等。
2016年12月，原告将振戎公司3,250万元贷款的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上海华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3,250万元。
再查明：2014年6月，原告对全体员工进行了“员工行为管理年”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全面问责专题培训及考试”。《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五级问责：记大过、降职、经济处罚六个月绩效收入，处罚金额不足30,000元的，按30,000元扣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五级不良后果或损失”第4点：“形成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含)以下不良资产的”。
审理中，原告称：被告贷前调查不尽职系指振戎公司在第一轮贷款后无法按期还款，同时其他银行也已经提前收回了振戎公司的贷款，被告未就该情况进行调查及向原告反映，仍建议原告进行第二轮、第三轮放贷，另振戎公司存在欠息。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振戎公司第一轮放贷是2014年8月底，而抽贷(被其他银行要求提前还贷)情况是在2014年9月，该情况被告是无法知晓的，后被告通过其他银行朋友了解该情况后即向原告进行了反映，并形成了贷后报告，发出了贷后预警通知；另不存在第一轮贷款没有还款的情况，且问责通知并未将欠息作为不尽职的事实认定。被告为此提供了振戎项目贷后调查报告底稿、风险预警报告底稿、风险预警通知书，用以证明被告及时将情况反映给原告、原告知晓抽贷情况。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人)于2017年2月13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王开蒙(被申请人)：支付经济处罚金67,492.08元。该委于2017年2月16日以双方争议不属该会受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劳动合同、声明、债权转让合同、问责决定通知书、复议决定通知书、《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培训通知及签到表、贷款资料，被告提供的风险预警通知书、离职审批表及本院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的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原告作出的问责决定通知书，其认定被告在振戎公司贷款项目中存在以下行为：1、贷前调查不尽职，企业被多家银行抽贷24亿余元，未在报告中反映事实，在企业无任何好转前提下，续作了第二、第三轮授信；2、贷后管理流于形式，未实时监控资金用途及流向，且未发现借款人经营状况不佳无力还款的情况，故依据《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对被告作出经济处罚。原告需就上述问责事由成立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振戎公司在第一轮放贷之前即存在“被多家银行抽贷24亿余元”的事实，即使确存在前述情况，原告仍需举证证明被告在贷前调查中可以知晓该情况却未能知晓，故原告主张被告贷前调查不尽职，依据不足。至于贷后管理流于形式，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贷后管理的具体工作要求和内容，亦未举证证明被告可以做到“实时监控资金用途及流向”而未做到、被告可以发现借款人经营状况不佳而未发现，故原告主张被告贷后管理流于形式，同样依据不足。相反，根据被告提交的风险预警通知书，系振戎公司的上级公司而非振戎公司发生抽贷情况，原告基于此就振戎公司项目发出风险预警，且在此后又对振戎公司进行了两轮放贷，由此可见抽贷情况并不影响原告决定后续放贷。同时，原告所作的五级问责处理决定亦与其所提供的《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全面问责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并不相符，高于该规定，结合原告在仲裁申请及诉讼中所主张的金额不一致，亦反映出原告处罚的随意性。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施慧萍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关蓓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