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8民终7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金萍，女，198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冈县。系佛冈县汤塘镇雄兴商行的经营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必坤，广东德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豪，广东德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敦和路57号。
法定代表人：曹福龄，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梦燕，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绮，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佛冈县石角镇盈泰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冈县石角镇文中街吉祥一巷**号。
经营者：钟华安，男，198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冈县。
原审第三人：邝光成，男，197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宜章县。
上诉人谭金萍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可乐公司”）、原审第三人佛冈县石角镇盈泰商行（以下简称“盈泰商行”）、邝光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2017）粤182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谭金萍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2017）粤182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被上诉人所诉请的货款不是最终的结算欠款，其诉请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4可知，被上诉人只是截取2013年2月25日、2月28日、3月19日四笔提货单的欠款来提起本案诉讼，但该四笔货款均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作期间的中途欠款，不是双方合作终止后最终的结算货款。2013年3月份后，双方合作尚未终止，双方仍存在供货、付款循环的交易行为，被上诉人诉请的四笔货款，已被上诉人后续的付款行为所覆盖、消灭，况且被上诉人诉请的该四笔货款，仅是其内部电子系统所确认的数据，未经合作双方当事人的确认，欠款不真实。从日常生活逻辑上看，如果被上诉人诉请的四笔货款是真实的，被上诉人的后续货款只限于155188.31元，而在2013年3月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货款远大于155188.31元。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汇总情况显示，2013年4月至8月期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汇款了147700元，被上诉人对该事实的自认，亦说明其诉请的155188.31元是不确切的金额，双方于2013年10月8日、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对账单，也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请的155188.31元不是双方最终确认的货款。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钟华安之间签订的《货物签收单》定性错误。2013年8月5日，上诉人决定对雄兴商行终止营业，并与被上诉人的区域销售负责人邝光成达成共识，由被上诉人的后任合作者钟华安接手上诉人的百事可乐经销权，在邝光成的主持下，上诉人已将存货及货款进行了结算，并将货物移交给钟华安，钟华安于2013年9月7日出具书面《证明》，证实货物与债务的转移事实，上诉人移交货物给钟华安后，钟华安与邝光成签订了《货物签收单》予以确认，邝光成的签名样式是“百事可乐公司，邝光成”，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一系列应收账款对账单也可证实邝光成是被上诉人的区域销售负责人，故在邝光成的主持下，上诉人与钟华安签订了《货物签收单》并据此达成的货物与货款转移的意思，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同意转移，邝光成是代表被上诉人从事该项业务活动，被上诉人对此多年后亦未提出异议，即邝光成的行为对被上诉人是有约束力的。三、一审判决对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代上诉人付款的行为不予认定，而认定该三人的付款行为是代康运商店支付货款是错误的。虽然雄兴商行登记在上诉人的名下，但该商行是由上诉人整个家庭经营，且由谭巍文负责实际运营，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代雄兴商行支付货款是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亦符合个体工商户家庭经营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仅依据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电子账务记录，认定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的付款行为是代康运商店付款，而康运商店与上诉人及上诉人的家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明显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根据上诉人确认的对账单显示，上诉人拖欠货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辩称已还清款项，无任何事实依据。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每月通过对账的方式结算货款，而对账单的内容显示，双方每月的对账单均会记录上一个月欠款的情况，即双方是累计对账的，最后一份对账单能准确反映累计欠款的情况。上诉人陈述双方于2013年9月终止合作，最后一份对账单的时间是2013年11月，该份对账单显示上诉人累计拖欠货款274900.16元，即上诉人拖欠货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虽然上诉人辩称已经还清款项，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上诉人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2013年11月后向被上诉人付清274900.16元，其主张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主张案外人代雄兴商行付款与事实不符，不能证明其已经付清款项。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信用卡记录显示，其认为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为雄兴商行支付了货款，付款时间是2013年4月12日至8月5日期间，但上诉人盖章确认的2013年7月、8月的对账单并没有显示上述付款记录，且在2013年11月的对账单中上诉人仍确认拖欠货款274900.16元，根据常理可知，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是上诉人的亲戚，如该三人替雄兴商行付款，上诉人理应在相应的对账单中予以扣减，但事实上在后续的对账单中均未显示有相应的付款记录。相反，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与康运商店的合作协议、对账单可知，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的汇款金额、时间与康运商店的对账单相一致且相互印证，可见案外人向被上诉人付款是代康运商店支付的。三、上诉人将百事可乐系列产品转让给盈泰商行与被上诉人无关，不构成债务转移。首先，邝光成的签名文件仅显示货物的数量、价值，并未说明雄兴商行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转由盈泰商行承担，且钟华安个人出具的证明仅为其个人单方陈述。上诉人与钟华安之间的约定，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只能约束其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其次，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配销商合作协议书》第十一条第一点的约定可知，上诉人是清楚知悉被上诉人不会认可任何级别的工作人员对其作出的任何口头承诺或未加印盖章的书面文件，因此，上诉人明确知道邝光成无权代表被上诉人对货物、债务的转移进行确认，邝光成无权代理的行为对被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最后，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的债务转移至今未取得被上诉人的同意，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
原审第三人盈泰商行的经营者钟华安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意见。
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佛冈县汤塘镇雄兴商行立即支付货款155188.31元及按逾期付款金额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3年4月1日起至其实际付款之日止）；谭金萍对佛冈县汤塘镇雄兴商行应偿还百事可乐公司的所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重审庭审时，百事可乐公司增加案件受理费由谭金萍、佛冈县汤塘镇雄兴商行承担的诉讼请求。本案重审期间，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补充说明，认为佛冈县汤塘镇雄兴商行未经合法清算，已经恶意注销，因此被上诉人要求佛冈县雄兴商行的经营者即谭金萍支付货款155188.31元以及自2013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其实际清偿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1年12月1日起至2013年11月期间，百事可乐公司与谭金萍经营的雄兴商行建立合作关系，由百事可乐公司向雄兴商行提供该公司百事系列产品，雄兴商行通过百事可乐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POS机刷卡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货款。双方每月通过百事可乐公司发出的应收账款对账单并由雄兴商行及其经营者谭金萍盖章、签名确认的形式确认上个月的欠货款情况，其中2013年3月经百事可乐公司与雄兴商行对账确认雄兴商行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660350.59元、同年7月对账欠款为510892.16元、同年8月对账欠款为412729.9元、同年11月对账欠款为274900.16元。2013年8月5日，雄兴商行自行将其店内的价值451993.07元的百事系列货物转让给第三人盈泰商行，百事可乐公司原来的员工第三人邝光成在转让货物单上签名确认转让货物的数量及价值。百事可乐公司经对账确认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雄兴商行的返利共2299.2元、雄兴商行支付货款40035元、其他扣减项共77377.65元，雄兴商行剔减上述款项还欠百事可乐公司155188.31元，2015年7月31日百事可乐公司委托律师向谭金萍快递邮寄律师函，经催收无果，遂于2015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雄兴商行为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11年11月1日，经营者为谭金萍，经营范围为零售：日用百货、乳制品、食品，雄兴商行因转让于2016年8月16日被登记机关佛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予以注销；第三人盈泰商行为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12年6月21日并经营至今，经营者为钟华安。
再查明：自2013年4月12日至同年8月5日间，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分别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货款，其中谭军才通过其账户支付160765元（2013年4月12日付50000元、4月17日付8000元、5月10日付5000元、6月19日付27765元、7月3日付40000元、8月1日付20000元、8月5日付10000元）给百事可乐公司；邓美清通过其账户支付117428元（2013年5月17日付47445元、7月9日付16100元、7月11日付27483元、7月15日付16400元、7月16日付10000元）给百事可乐公司；谭巍文于2013年4月26日通过其账户支付49709元给百事可乐公司。谭军才与谭金萍是叔侄关系，邓美清与谭金萍是母女关系，谭巍文与谭金萍是同胞姐弟关系。百事可乐公司提供的佛冈县石角镇康运商店（以下简称康运商店）的对账单显示，康运商店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如下：2013年4月26日付49709元、5月20日付47445元、6月19日付27765元、7月3日付40000元、7月9日付16100元、7月11日付27483元、7月15日付16400元，合共224902元。康运商店经营者为骆锦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雄兴商行拖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而引起的买卖合同纠纷。百事可乐公司与谭金萍经营的雄兴商行自2011年12月起，通过由百事可乐公司向雄兴商行提供该公司百事系列产品，雄兴商行对外销售百事系列产品并经百事可乐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POS机刷卡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进行合作，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首先，关于本案的诉讼主体，由于雄兴商行系个体工商户且已于2016年8月16日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雄兴商行虽已注销，但其产生的债务应由其经营者即谭金萍以其个人财产承担，因此，谭金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次，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1、谭金萍经营的雄兴商行是否拖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2、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的224902元是否是代雄兴商行支付的货款；3、谭金萍将雄兴商行内剩余的百事可乐系列产品转让给盈泰商行是否构成债务转移；4、百事可乐公司主张自2013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应否支持的问题。
一、对于谭金萍经营的雄兴商行是否拖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问题，根据百事可乐公司提供的谭金萍亲自签名盖章确认的2013年11月应收账款对账单可知，到该月止雄兴商行尚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为274900.16元。谭金萍答辩认为其不再拖欠百事可乐公司的货款，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推翻其2013年11月亲笔签名并盖有雄兴商行公章确认的应收账款对账单，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于2013年11月后已付清274900.16元的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对谭金萍提出未拖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百事可乐公司根据双方的对账情况，扣减雄兴商行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的返利2299.2元、支付的货款40035元、其他扣减项77377.65元，主张雄兴商行还欠该公司155188.31元，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二、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的七笔货款共224902元是否是代雄兴商行支付的货款问题。虽然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在本案原审一审法院调查时表示上述款项是代雄兴商行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货款，但从谭金萍提供的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证据可知，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支付上述货款时间发生在2013年4月12日至8月5日间，但在百事可乐公司提供的谭金萍亲笔签名盖章确认的2013年7月、8月应收账款对账单显示雄兴商行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分别是510892.16元和412729.9元，没有显示有上述还款的记录。而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均是谭金萍的亲戚，若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代雄兴商行支付货款，理应告知谭金萍并在对账时予以扣减，更何况在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支付货款后，谭金萍在2013年11月的应收账款对账单中仍确认雄兴商行尚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274900.16元，谭金萍辩称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支付的224902元货款是代雄兴商行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显然不符合常理。谭金萍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从百事可乐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与康运商店签订的《2013配销商合作协议书》及对账单、康运商店盖章确认的应收账款对账单显示，该商店向百事可乐公司偿付的部分货款金额和时间与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通过银行汇给百事可乐公司的金额和时间相一致，因此，百事可乐公司提供的康运商店对账单、应收账款对账单与谭金萍提供的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的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相互印证了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支付给百事可乐公司的224902元货款是代康运商店支付的。百事可乐公司提出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的七笔货款共224902元并非代雄兴商行支付的主张，理由充足、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谭金萍将雄兴商行内剩余的百事可乐系列产品转让给盈泰商行是否构成债务转移的问题。庭审中，谭金萍认为其经营雄兴商行期间于2013年8月5日经百事可乐公司及第三人盈泰商行经营者钟华安同意，将价值451993.07元货物转让给盈泰商行，由盈泰商行经营者钟华安支付该货款451993.07元给百事可乐公司，雄兴商行不再支付该货款。对谭金萍该辩称，百事可乐公司并不认可，认为雄兴商行将拖欠该公司的货款债务转让盈泰商行承担并未征得该公司的同意，三方并未签订协议确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诉讼过程中谭金萍提供了盈泰商行经营者钟华安出具的书面证明和钟华安与第三人邝光成签名确认的货物数量、价值交接单，但该证明和交接单内容写明为交接货物数量和价款，并未说明雄兴商行欠百事可乐公司的货款转移给盈泰商行承担，且至今未获得百事可乐公司的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的同意。”的规定，雄兴商行与盈泰商行之间的行为只是货物的转让，并不形成债务转移，谭金萍辩称雄兴商行欠百事可乐公司的货款由盈泰商行经营者钟华安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四、对百事可乐公司主张自2013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问题，根据百事可乐公司提供的2013年11月应收账款对账单和雄兴商行对账情况汇总显示，雄兴商行2013年11月拖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为274900.16元，至2014年5月扣减相应返利、支付款等后，雄兴商行实际欠货款为155188.31元。雄兴商行长期拖欠货款，显属违约，谭金萍作为雄兴商行（已注销）经营者，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百事可乐公司主张谭金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货款155188.31元是在2014年5月对账后产生，因此，逾期付款利息应从2014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百事可乐公司主张从2013年4月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鉴于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的货款224902元不是代雄兴商行支付，且雄兴商行将剩余的百事可乐系列产品转让给盈泰商行的行为不构成债务转移，雄兴商行欠百事可乐公司货款155188.3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谭金萍作为雄兴商行的经营者且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了雄兴商行注销登记手续，谭金萍应对雄兴商行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百事可乐公司合理合法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谭金萍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155188.3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2014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给广州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二、驳回广州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900元，由谭金萍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法官在二审的庭审中询问原审第三人盈泰商行的经营者钟华安及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的代理人相关问题。法官询问钟华安是否有将40余万元给予谭金萍，钟华安回答“没有给谭金萍，是给百事可乐公司，通过刷卡支付的”。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钟华安与其没有直接的合作关系，无向其付款。法官询问钟华安是否有单据，钟华安回答“刷卡底单没有，百事公司是可以查询的”。法官又询问钟华安是否将货款给了雄兴商行？钟华安回答“现无法提供相关依据，货物是赊销的，雄兴是没有付款给百事可乐公司，最后是我付款给百事可乐公司的，最后一份结算证明是由百事可乐公司的崔经理开具的”。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的审理应当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查。根据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诉请的货款是否最终的结算欠款；二、《货物签收单》的定性问题；三、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的224902元是否是代雄兴商行支付的货款。
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一方面，如上诉人谭金萍所述，“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与上诉人开设的雄兴商行于2012年至2013年9月份期间存在销售合作关系”，而根据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对账单》时间上为“2013年11月”，故该《应收账款对账单》从时间上有一定的合理性。更重要的一点是，该对账单有上诉人谭金萍的亲自签名及盖章确认，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在《应收账款对账单》签名及盖章确认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上诉人谭金萍虽主张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在本案中所诉请的货款并非最终的结算欠款，但仅是提出否认的意见，并无提供时间在2013年11月后且有双方确认及认可的相关对账单据，更无提供其他相反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最终欠款”或结算的情形，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不能推断有“上诉人后续的部分付款行为可以全部覆盖、消灭被上诉人所诉请的全部货款”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百事可乐公司根据双方的对账情况，扣减雄兴商行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的返利2299.2元、支付的货款40035元、其他扣减项77377.65元，主张雄兴商行还欠该公司155188.31元”的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上诉人并无提供足够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该事实，其该项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按二审的庭审笔录反映，原审第三人佛冈县石角镇盈泰商行的经营者钟华安对受让雄兴商行价值451993.07元货物，表示其“没有向谭金萍支付款项，是给百事可乐公司，通过刷卡支付”，但并无提供相关的刷卡底单或银行流水予以证实其陈述。因钟华安的单方陈述，具有不确定性，不能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对于钟华安认为已付款给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的事实，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有关“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的同意”的规定内容，如果《货物签收单》构成债务转让的意思表示，应取得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的明确同意，而在本案，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对此一直予以否认。其次，从《货物签收单》的内容上看，《货物签收单》仅记载货物的各种金额、退货情况、欠单客户等内容，缺乏上诉人谭金萍、被上诉人百事可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佛冈县石角镇盈泰商行的经营者钟华安三方有关于债务转移的合意表示，缺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结算条款，不能推断有“雄兴商行欠百事可乐公司的货款由盈泰商行承担”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讲，《货物签收单》的时间在2013年8月5日，时间在前，本案中的《应收账款对账单》的时间在2013年11月，时间在后。如上诉人经营的雄兴商行已将债务全部转移给原审第三人佛冈县石角镇盈泰商行的经营者钟华安，上诉人不可能在2013年11月仍在《应收账款对账单》上签名及盖章，从逻辑上缺乏合理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雄兴商行与盈泰商行之间的行为只是货物的转让，并不形成债务转移”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此项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的七笔货款共224902元的时间发生在2013年4月12日至8月5日间，时间在前；上诉人在《应收账款对账单》上签名及盖章的时间在2013年11月，时间在后，该结算应确定为双方最终的结算。如第一争议焦点所述，上诉人无提供其他相反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最终欠款”或结算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谭巍文、邓美清、谭军才向百事可乐公司支付的七笔货款共224902元并非代雄兴商行支付”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此项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谭金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永坚
审判员 赵永华
审判员 刘永戈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艳兰
书记员 朱嘉轩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