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浙绍行终字第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苏珍。
委托代理人求晓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张永明。
委托代理人胡鑫江。
委托代理人闾张鑫。
上诉人程苏珍因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嵊州市人民法院（2014）绍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程苏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求晓华，被上诉人嵊州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胡鑫江、闾张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9日下午，原告程苏珍伙同王玉兰、徐银仙、张国兴、张国祥、芦仲贤、杨美珍等人共同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访，其中程苏珍、张国兴、张国祥、芦仲贤携带有信访材料，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公安民警发现并制止，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这些人分别给予训诫。次日，程苏珍等人被嵊州市政府工作人员劝返。被告于2013年7月11日受理该行政案件，经调查终结并履行告知义务后，于7月1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现已执行完毕。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被告作出的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并无明显不当。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故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即被告管辖该处罚案件并无不当；天安门地区系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原告程苏珍承认2013年7月9日下午到过北京天安门地区，且当地警察查验了她的身份，再有张国祥、张国兴、芦仲贤共同证实原告到过北京天安门地区上访之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又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其中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原告曾因进京上访被处罚，于2013年7月9日又伙同他人去天安门地区上访，再天安门地区属于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被告受理该案件，经调查终结，并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后，作出对原告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无明显不当。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误工损失、其他费用及精神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同时也缺乏因果关系。鉴于被告作出对原告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无明显不当，且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误工损失、其他费用及精神抚慰金5万元等诉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和因果关系，应予驳回。综上，被告作出的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并无明显不当。原告之其余部分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驳回原告程苏珍要求判决撤销被告嵊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之诉讼请求，并驳回原告程苏珍之其余部分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程苏珍负担。
上诉人程苏珍上诉称：⒈行为发生地在北京，故应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⒉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嵊州市人民法院（2014）绍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维护上诉人原审诉请，并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误工费等合计5万元。
上诉人程苏珍上诉时提交北京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出具的市公安局（2014）第556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之新证据。证明2013年7月9日上诉人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扰乱公共秩序。
被上诉人嵊州市公安局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答辩意见，庭审中答辩称：嵊公行决字（2013）第124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3年7月9日下午，上诉人程苏珍伙同王玉兰、徐银仙、张国兴、张国祥、芦仲贤、杨美珍等9人携带信访材料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访，后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北京公安民警发现并制止，上诉人等人作为上访人员，到北京天安门重点地区滞留、报到，程苏珍及部分人员携带有信访材料或者有上访目的，且该行为经过事前商量，是共同行为，共同构成了扰乱天安门附近区域的公共场所秩序。且上诉人于2011年3月11日因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访，被被上诉人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上述事实有上诉人、王玉兰、徐银仙、张国兴、张国祥、芦仲贤、杨美珍等人的陈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出具的训诫书，相关信访材料复印件，上诉人的前科材料和身份信息材料等证据所证实。⒉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以上诉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适用正确。⒊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等人系于2013年7月10日被嵊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劝返，被上诉人于次日受理立案并调查终结，依法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后作出处罚决定。⒋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而上诉人的居住地属被上诉人的管辖范围，故被上诉人享有对该案件的管辖权。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处以治安处罚合法准确，上诉人又无提供相应损失方面的证据，故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无据。
被上诉人庭审时提交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工作说明》之新证据，证明2013年7月9日程苏珍等10名上访人员在北京天安门地区信访。
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围绕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及上诉人的损失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等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与辩论。上诉人上诉时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出具之市公安局（2014）第556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实上诉人申请获取的“2013年7月9日，本人在天安门广场扰乱公共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浙江省嵊州市公安局的信息”信息，该政府信息不存在。证明2013年7月9日上诉人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扰乱公共秩序。庭审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就关联性，认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不能否定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2013）第201307090415号《训诫书》所证明上诉人于2013年7月9日到天安门地区信访的真实性。同时，被上诉人在庭审时向法庭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治安大队出具的《工作说明》，证实上诉人等10人于2013年7月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经训诫后送至马家楼的情况。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二审庭审时提交的《工作说明》，因系被上诉人在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获取，故该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所证明的行为地为天安门广场，而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为天安门广场附近，上诉人庭审时也承认当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携带信访材料被当地公安民警查获的事实，故上诉人二审时提交的新证据与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程苏珍系因反映嵊州市崇仁镇岭下村干部所涉土地问题曾赴北京上访被拘留而再次前往北京。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之规定，被上诉人嵊州市公安局在其辖区内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上诉人程苏珍作出治安管理处罚，权源有据，上诉人提出的管辖异议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因涉村土地问题，未采取正确合法的救济途径解决问题，于2013年7月9日携带信访材料伙同王玉兰、陈小芬等9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非正常聚集并被北京公安民警查获、训诫，该事实由程苏珍、张国祥、张国兴、芦仲贤等人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2013）第201307090415训诫书等所证实，因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故上诉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公共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另，上诉人曾因伙同王玉兰等人于2011年3月3日下午赴京至中南海等地非正常上访而被被上诉人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第十七条第一款“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之规定，在受理该案件后，经调查终结，并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对上诉人处以七日行政拘留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其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程序违法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误工等合计5万元，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并无明显不当，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规定情形，故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明显不当，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程苏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建
代理审判员 梅 云
代理审判员 陈卓佳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缪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