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24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徐福。
委托代理人孙鹏翔。
委托代理人王志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余杭塘湾股份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周凌锋。
委托代理人沈晓斐。
上诉人章徐福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余杭塘湾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塘湾经合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3）杭余民初字第1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8年7月，章徐福、塘湾经合社共同出资成立了余杭市三元印染有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三元公司），章徐福出资30万元，塘湾经合社出资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俞建富，章徐福任董事长。1998年12月21日，俞建富出具领款凭证一份，载明领款2万元暂付镇种子场土地房产款。1999年1月8日，俞建富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三元公司支付三号桥土地、房屋费9万元（其中实收7万元）。2000年1月18日，余杭市临平镇农业开发总公司开具往来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三元公司（俞建富）缴纳“三号桥种子场转让款”5万元。2005年1月17日，塘湾经合社出具往来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到三元公司（章徐福）“收回镇扣三号桥房款”42200元。2006年6月28日，三元公司、塘湾村村委会达成会议纪要一份，载明：因320国道东连线建设需要拆除位于三号桥塘湾村原临平镇种子站的房屋。对于该房屋，塘湾村认为是1999年2月从原临平镇农业资产经营公司受让所得，所有权属于该村；三元公司认为转让款是该公司支出的，该公司有集体建设用地证，所有权属于该公司。双方之间存在权属争议。塘湾村和三元公司都愿意顾全大局，配合政府尽快拆迁，对权属争议另行处理。为此，形成共识如下：一、在2006年6月30日前，由动迁公司牵头，评估公司参加，塘湾村和三元公司共同对争议房屋的现状测量、拍照，必要时邀请公证处参加。测量、拍照以及评估结果由动迁公司、塘湾村、三元公司三家共同签字确认并保存。二、在2006年7月5日前，双方同意由动迁公司受有关部门的委托将房屋拆除。三、房屋拆迁补偿款，塘湾村和三元公司同意暂时委托东湖街道保管，待权属争议处理完毕时按处理结果处置。双方存在的房屋权属争议，由双方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该会议纪要由三元公司和塘湾村村委会盖章确认，且章徐福作为三元公司的参加人在公司会议纪要上注明“章徐福同意在做好第一条的工作后同意第二条”。2006年5月17日、2006年9月30日，东湖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分别向塘湾经合社支付东连接线拆迁补偿款500000元、118536元，共计6118536元。庭审中，双方均确认上述款项中的30万元已于2008年12月24日用于抵扣三元公司2008年应向塘湾社区居委会交纳的租金款。2011年8月23日，章徐福与塘湾社区居委会（即原塘湾村村委会）达成协议一份，载明：为解决三号桥原种子场土地纠纷，经双方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房屋产权属原告，土地权属塘湾社区。现章徐福将房屋已转让给王洪富，今后一切塘湾社区与原告再无一切纠纷。章徐福同意一次性付给塘湾社区土地使用费三万元整。另查明，2008年7月31日，塘湾经合社的法定代表人由俞建富变更为陈立强，2012年9月19日变更为周凌锋。涉案种子场部分房屋已于2006年被拆迁。2009年6月，三元公司已停止经营，目前工商登记吊销未注销。2013年8月26日章徐福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塘湾经合社返还拆迁款余额318536元，并支付该款自2006年10月1日起至判决付款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章徐福诉请的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一方面，章徐福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涉案拆迁款项性质，即系房屋、土地还是其他补偿款项，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系该款项的补偿对象，故章徐福无法证明其为获取涉案拆迁利益的受损对象。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款项系三号桥种子场的拆迁款，根据2006年6月28日的会议纪要、2011年8月23日的协议及查明的相关事实，可以确认涉案种子场权属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均为塘湾社区，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塘湾社区及塘湾经合社均确认补偿款项是补偿给塘湾社区而非塘湾经合社，塘湾经合社仅系代收主体，且该款项系东湖街道打入，故该款项并非塘湾经合社因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不存在章徐福要求塘湾经合社返还款项的问题。本案审理过程中，章徐福坚持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塘湾经合社返还拆迁款项。原审法院认为，章徐福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对塘湾经合社抗辩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章徐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78元，由章徐福负担。
宣判后，章徐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诉讼主张，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涉案拆迁款性质，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系该款项的补偿对象，故无法证明其为获取涉案拆迁利益的受损对象。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款项系3号桥种子场的拆迁款，根据会议纪要，2011年8月23日的协议及查明的相关事实，可以确认涉案种子场权属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均为塘湾社区，而在本案胜利过程中，塘湾社区及塘湾经合社均确认补偿款是补偿给塘湾社区而非塘湾经合社，塘湾经合社系代收主体，且该款项系东湖街道打入，该款并非塘湾经济合作社因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不存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拆迁款项，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出资202200元向原临平镇农业公司种子场购进了座落3号桥20余间平房，其中被征用的房屋拆迁款618536元，由东湖街道办事处城市服务管理中心分两次打入塘湾经合社的银行账号内，塘湾经合社收取了该款，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拆迁征用的是3号桥内的部分房屋、3号桥被征用房屋所占的土地，征用机构并未征用，拆迁款中无土地征用款，拆迁款总额为618536元，便是被拆迁的房屋补偿款。至于塘湾经合社所说的租赁户的装修款是包括在房屋拆迁补偿款之内的，装修物是上诉人装修的，租赁户在该租赁屋上的附着物在拆迁前已悉数搬走，故租赁户的装修款是不存在的。2011年8月23日塘湾社区与上诉人成立的协议主要为解决3号桥原种子场土地权属事宜，双方确认该房屋产权属章徐福，土地权属塘湾社区，房屋除了被拆迁征用后，剩余的房屋章徐福己转让给王洪富，针对3号桥原种子场土地、房屋再无一切纠纷。章徐福同意一次性付给塘湾社区土地使用费30000元。实际上3号桥房屋已由章徐福合法购得，该被购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理所当然地跟随房屋而去，房屋拆迁了，土地不使用了，自然归原土地所有人所有，用不着再补偿土地使用费。本案诉讼的是3号桥房屋拆迁款由塘湾经合社取得是不合法而展开的。上诉人获悉该款已由塘湾经合社取得的时间是2011年9月份以后，上诉人致函东湖街道领导，经东湖街道查询相告，才知东湖街道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分二次打入塘湾经合社银行账号。上诉人经多次与塘湾经合社交涉无果，遂于2013年8月22日诉诸法律保护，是在诉讼时效时间以内的。三元公司成立时，塘湾经合社占总股份的40％，23天后，塘湾经合社于1998年7月23日将股金20万元全部抽回，自此三元公司便由上诉人独自经营，一切债权债务全由上诉人独自承担，三元公司改为每年向塘湾社区交纳房屋和变压器的租赁费，由每年10余万元增长到每年30万元。2008年8月7日双方承诺，对三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金的百分比作了变更的承诺，但塘湾经合社未将原先抽回的20万元股金返回三元公司，更未将上诉人出让的20％股金交与上诉人，只是形式上的承诺。三元公司因污染环境被迫于2008年12月底关闭，政府部门补偿给三元公司的相应款项上诉人和塘湾社区早已妥善解决，双方均无异议。对于原审的判决，上诉人认为，本案诉请的案由为不得利纠纷，向法院提供了由塘湾社区负责人俞建富向上诉人领取的支付镇种子场土地房屋款三张条据和上诉人归还塘湾经合社代付的3号桥屋款条据1张，共计202200元。购买3号桥房屋手续均是塘湾社区代办的。2011年8月23日上诉人和塘湾社区的协议，已明确3号桥种子场土地权属塘湾社区，房屋产权属章徐福，这是对2006年6月28日会议纪要房屋产权争议的定论。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系该款的补偿对象。2006年5月17日、2006年9月30日东湖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分两次将房屋拆迁款汇入塘湾经合社银行账号内，就是塘湾社区和三元公司委托东湖街道保管的房屋拆迁款，被拆迁3号桥房屋占用的土地仍归还了塘湾社区，故涉案的618536元纯属于房屋拆迁款，并无其他款项。原审认为，塘湾社区和塘湾经合社均确认补偿款是补给塘湾社区的，上诉人认为，塘湾社区在本案中既非被告又非第三人，更不是证人，亦未出庭，何来的自认是该款补给它的。该款系东湖街道打入塘湾经合社处，仅仅根据塘湾社区和塘湾经合社共同认为是代收主体，企图逃避责任，而且这个所谓代收主体全权主张了这些钱的分割和付给的权利，没有任何依据。而没有合法依据地取得上诉人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任意处置，使上诉人受损，是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条件的。上诉人完全有权向其主张返还全部金额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显然错误。塘湾社区和塘湾经合社虽然属于两个民事主体，但塘湾社区是塘湾经合社的直接主管，同时这两个主体在经济关系上也是不能截然分离的，它们与其他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有所区别的。2009年1月15日，杭州三元公司、塘湾社区、塘湾社区党支部的补充协议三-2中约定三元公司在章徐福经营期间，一切债权、债务由章徐福负全部责任。从中说明，上诉人独自经营的性质，即独自经营期间是代表了三元公司的，这期间三元公司与上诉人是划等号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在对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将本案不当得利纠纷认定是有争议的财产纠纷，错误地认为塘湾经合社没有得利。由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所规定，当属错误无疑。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所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予以改判。2、判决被上诉人立即返还318536元，并支付该款自2006至判决之日的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
被上诉人塘湾经合社在二审中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判。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民事诉讼，首先就应证明其系补偿款项的补偿主体，而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不能，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通过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是塘湾社区才是补偿款补偿的对象，且该补偿款只是土地的补偿款并非是房屋的补偿款。被上诉人只是代收主体，这一事实上诉人也是明知并确认的，否则在2006年6月28日的会议纪要、2011年8月23日的协议中，上诉人也不会同塘湾社区进行协商，并形成书面材料，而不与被上诉人协商并达成相应的书面材料。本案补偿款项并非被上诉人因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不存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款项的问题，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章徐福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三元公司有关事项补充协议三-2，欲证明在上诉人经营期间一切债权债务由上诉人负责。（2）杭州市余杭区环保局的文件，欲证明三元公司因为污染被当地政府责令停产。（3）余杭区东湖街道办事处证明一份，欲证实上诉人于2009年10月30日请求办事处调查房屋拆迁款的去向，后上诉人才知道权益被侵害了。经质证，塘湾经合社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三元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相应的补偿协议有多份，该补充协议说明被上诉人要控股，让上诉人退出三元公司的经营，要上诉人对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予以明确，该补充协议只是对细节上的补充；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合法性有异议，如果上诉人只是为了证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对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塘湾经合社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独立的制度，有其固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从法律关系上分析，章徐福向塘湾经合社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理应说明双方之间不当得利关系的具体法律构成。本案中，塘湾经合社对东湖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分别于2006年5月17日、2006年9月30日向其汇入款项共计618536元没有异议，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章徐福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塘湾经合社取得该款项系无合法依据。同时，对上述款项双方曾约定同意暂时委托东湖街道保管，后又在原审庭审中确认上述款项中的30万元已在2008年12月24日用于抵扣三元公司2008年应向塘湾社区居委会交纳的租金款，此外，章徐福也没有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是剩余318536元款项的权利人，故章徐福主张不当得利之诉请在要件构成上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在向章徐福释明后，其仍坚持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正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78元，由章徐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丁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