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1民再67号
原审原告：张某，曾用名方嘉强，男，1967年9月17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现住台湾地区台北新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峰，福建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方某，女，汉族，1967年1月30日出生，福州市人，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宝顺，男，汉族，1963年9月9日出生，系方某的丈夫，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原审原告张某与原审被告方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4）鼓民再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查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6）闽01民监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峰，原审被告方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宝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某称，其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2014）鼓民再初第13号民事判决；2、改判确认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华大新村B2楼103单元和B2楼09号附属间、崎上路9#、11#店面两处房产是由方某出资置换购买的，并确认《声明书》中所提及被继承人张玉英的全部遗产由方某法定继承，并要求张某返还遗产、房租、利息以及支付方某现居房屋被破坏的赔偿费；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张某支付。事实和理由：（一）针对张某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A1-A4中的伪造事实。1、证据A1中，《声明书》原件在福州中院案卷中，张某持伪造不完整的复印件骗取福建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的复函{闽司公（2014）41号}，经方某向福建省司法厅有关领导反映真实情况后，于2014年9月29日由福建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对该份复函作出说明，该说明已经明确表述“并未对公证书及其内容的真实性作出审查、鉴别。”这说明张某提供的声明书是虚假证据。2、证据A2《声明书》档案编号：H1/4936/09/VW{附件中的第22项中文翻译本}为造假行为，掩盖了张玉英遗嘱的真实表述。而且，第22项遗嘱见证中文内容未经刘某公证律师确认，此文件内容由提供文件当事人（声明人）负责。2014鼓民再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中18页第二段另查方某母亲遗嘱见证经其鉴定无可疑之处没有依据证明。3、证据A3《中外文译本相符声明书》档案编号：H1/4937/09/VW附件2《香港遗嘱中文翻译本原本》也未经刘某公证律师确认。附件3《香港遗嘱英文全文复印本》也未经刘某公证律师确认，附件3文件内容由提供文件当事人（声明人）负责。附件3文件内容为香港高院初审法庭出具（授予编号：HCAG007863/2009）英文遗嘱认证，并不是英文遗嘱。这说明张某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在原审案卷中和本次再审案卷中提供的是未经公证人员确认的英文遗嘱复印件，显然与福州中院案卷中提供附件3的原件完全不一致，可证明在原审后附件3材料已被调换。4、证据A4《公证书》由闽江公证处针对《声明书》中的附件21香港高院初审法庭出具的英文遗嘱认证（授予编号：HCAG007863/2009）进行翻译，内容为“是全部管理权和上述死者的一切遗物授予张某”。而本人委托福建省翻译协会、福州市鼓楼区精艺达翻译服务有限公司分别对本案遗嘱系列资料（包含英文遗嘱原文）进行专业翻译。该原文的真实意思是“死者的香港房产和财物实施委托管理”，并不是继承死者的全部财产。原审法院两次判决都改变了方某母亲遗嘱的真实意思。（二）张某是方某母亲遗产的继承人的事实，并没有确定的身份依据。一个是1967年出生张某，一个是1968年出生方嘉强，存在如此明显的不同的身份信息，原审法院竟无视双方公安机关提供证据，将两者视为同一个人。而且张某在《声明书》中郑重声明第（1）段中的最后一句：“继承人之父母先於被继承人去世多年。”何以认定张某就是本案的法定继承人？这么明显的证据瑕疵也可以作为断案依据？（三）关于自建房部分的房产，即原旧屋鼓楼区村上21号。1990年房产证面积为175.2平方米，1994年拆迁部门确认的房产证面积为142.58平方米，待查部分为240.07平方米，因当年拆迁政策规定走廊、厅、阁楼面积按2:1比例置换，实际回迁后也是本案的房产纠纷4套房1个店面，共360平方米，扣除原产权上面积142.58平方米，剩余的218平方米为方某自建房，应由方某本人所得，以上事实均可从提交的证据中查到。1990年房产证，拆迁具结书，丈量单及张玉英2002年遗嘱可以证明218平方米住房为自建房部分，属方某本人单独所有。原审法院将这些房产作为张玉英遗产判给了张某，选择性采用证据，对方某极不公平、不公证。对于被继承人张玉英在福州市内的财产，既有方某原先自建扩建增加平方的面积和出资购买的份额在内，也有方某对外祖母龚依妹生前扶养所作出的贡献，也应当得到适当的遗产。原鼓楼区村上21号产权人在在1994年拆迁之前归龚依妹所有。1990年1月龚依妹亡故，同年5月，由华大村委对无房屋产权证的旧屋统一办理房屋产权证，将该房产产权证直接登记到张玉英的名下，产权证上的面积私有175.2平方米，其中包含有方某自搭的小阁楼一间和前天井左偏房一间。同年9月，方某与其丈夫罗宝顺共同在原鼓楼区村上21号房屋院外东边空地搭盖了5间店面，1992年7月又在院内前后天井搭盖各1间的房间，7间房屋用于方某自住和经营“方某小吃店”，这自搭扩建的面积都应归方某夫妇所有。1994年8月拆迁时，拆迁单位按照地方拆迁法规为依据来丈量该房屋有产权证的置换面积计142.58平方米、产权待查的安置面积240.07平方米。以上事实，不但有2名工人的证实，亦有当时该村委会主任官升龙的证实，更有1991年9月19日出具的《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收款收据》及鼓楼区五凤派出所出具的出租《许可证》予以证实。另，由拆迁部门出具的《发放补偿费和预收购房款计算单》中也体现了拆迁过程中常住户口和店面从业人员过渡补偿款属于方某所有。根据当时的《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17条第一款规定，将方某安置在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15号B2楼103单元及B2楼09号附属间。依据上述文件第23条第二款规定，将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9#、11#店面安置给方某。1996年回迁安置房有：鼓楼区五凤街道铜盘路后营19号华大新村B5楼的207、307、407单元（每套单位私有建筑面积63.69平方米，3套计191.07平方米）及其所搭配的杂物间和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15号B2楼103单元（面积105.82平方米）及B2楼09附属间（面积8.48平方米），以及在.96平方米。后营19号华大新村B5楼的207、307、407单元及所配套的杂物间均被张玉英转让给他人，所得的钱款用于购买方某的舅舅张书平所有的位于鼓楼区崎上路15号B2楼303单元和B3楼46号附属间，以及在深圳和香港两地购置了产业。其中崎上路9#、11#店面计63.96平方米，全由方某个人出资71280元购得。B2楼103号计105.82平方米及B2楼09号附属间8.48平方米，均由方某个人出资32692.09元购得。上述房屋进行产权登记时，张玉英以原拆迁房屋产权未登记为由，采取登报公告具结的违法形式将方某安置的面积一并登记在其名下。虽然均登记在张玉英的名下，但实际上都是方某的份额。由于方某与其母亲张玉英分离两地房产产权暂时无法分割，故拖至今未解决。故张玉英的产权证书不具有绝对的证据力。在继承纠纷中，应将方某自主扩建的面积置换所得到的安置房登记在张玉英名下的划归方某所有。现在上述房产产业应认定为龚依妹遗产的延续，其中，应该认定方某也有对龚依妹赡养的贡献，所以本案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章第二十六条规定:“遗产继承时先分割遗产中他人财产的部分再进行继承分配”，既而剩余的份额由法定继承人来分割。本次遗产继承中除了方某自主扩建之外，方某也应当分得遗产份额。特别指出，在原审卷宗中，由张某提供的《中外文译本相符声明书》（档案编号：H1/4937/09/VW，转递专用章：深办第00629号）中的附件（3）与原一审开庭时出具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也与福州中院的案件卷宗中张某提供材料的原件不一致。取而代之是有张玉英签名的英文遗嘱复印件，且未经公证，明显存在偷梁换柱。方某将《中外文译本相符声明书》中的张玉英的亲笔签字与本案《房产具结书》中的张玉英签字进行司法鉴定（详见正中司法鉴定所司法意见书），结论为不是同一人所签。对此，原审认定张某为方嘉强的事实和遗嘱见证均无法律依据予以证明，而方某提供的自建房屋的证据事实清楚，却没有被确认。为此，请求纠正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并要求查清事实后给予改判，并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法律责任。
张某辩称，（一）关于遗嘱没有原件问题。张玉英于2008年10月10日所立的遗嘱系在香港律师何国伟、何家杰的见证下所签署。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出具编号为HCAG007863/2009《遗嘱认证》，公示于2009年9月4日，表明该遗嘱已经香港最高法院遗产诉讼部查验注册。本案《声明书》所附该遗嘱虽系复印件，但该复印件业经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刘某见证该复印件与该文件原本确认相符，经其鉴定无可疑之处。方某在没有证据证明香港高等法院的《遗嘱认证》无效，或公证人刘某的见证系虚假的情况下，对复印件上张玉英的签名真实性提出质疑，要求进行鉴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予以支持。（二）关于闽江公证处没有翻译资质，公证是否有效问题。首先，闽江公证处不是翻译机构，不存在翻译资质问题。再则，法律并没有对翻译资质作出强制性规定。第三，闽江公证处委托合法成立的福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对《遗嘱认证》进行翻译，并以国家名义证明“中文译本与原文内容相符”，在没有证据证明中文译文与原文内容不符合的情况下，不应怀疑并推翻该公证。第四，将福州市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遗嘱认证》的中文译文，与方某自行委托的中国福建省外国机构服务中心的中文翻译相比较，虽然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内容是一致的，没有本质区别，都明确：1、2008年10月20日逝世的张玉英遗嘱业经香港高等法院证明有效并登记在册（即查验注册）。2、香港高等法院将张玉英的遗产和财产的管理权授予张某。也就是说，以上第1点是对遗嘱效力的确认，第2点是对遗嘱中涉及的遗产和财产管理权的授予，即在遗产和财产实际处分前，由张某行使管理权。两家翻译的一致性，进一步证实闽江公证处的公证是准确的，无须再另行委托翻译。（三）关于本案讼争的房产来源于拆迁安置，能否认定为张玉英一人所有的问题。首先，本案的讼争房（103单元住房和9#、11#店面）的产权登记在张玉英名下，根据物权法规定，应当认定张玉英一人所有的财产。其次，本案诉讼过程中，方某对产权登记有异议曾提起行政诉讼，已被法院驳回，进一步证明登记无误，讼争房属张玉英所有。第三，本案讼争房虽来源于拆迁安置，但安置协议上的被安置人仅为张玉英一人，没有方某的名字，说明张玉英并非作为共有房产的代表办理产权证，安置房产应归其一人所有。第四，方某居住在内地，对讼争房的拆迁安置过程是清楚的，但其在1994年张玉英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并未提出异议，且2002年6月在安置房产权初始登记业前，福州市鼓楼区房地产管理局进行了登报公告，方某亦未在规定的30天期限内提出异议，说明方某所谓动迁房有部分属其所有的辩解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假设其有进行部分搭建、改造，也应认定当时已放弃了安置补偿权，在房产登记到张玉英名下逾10余年且张玉英已死亡的情况下，再行反悔不能予以支持。故登记在张玉英名下的讼争房产，应当认定为张玉英的遗产，由张某继承。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继承被继承人张玉英在福州市的财产包括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华大新村B2号303单元（建筑面积105.82平方米）及B3号46附属间（建筑面积9.16平方米）、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9号及11号店面（建筑面积63.96平方米）、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15号华大新村B2号103单元（建筑面积105.82平方米）及B2号09号附属间（建筑面积8.48平方米）、张玉英在建设银行账号为18×××16内的个人活期存款人民币6380.04元、张玉英在建设银行账号为18×××79内的个人活期存款人民币2804.3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玉英与方建民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二个子女，即张某、方某。方建民于1977年2月19日因汽车肇事死亡。1981年张玉英携张某前往香港定居。张玉英是香港永久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H404417（9）]，2008年10月10日，张玉英在香港立了最后一份遗嘱，明确表示其全部财产由张某继承，张玉英在福州市的财产包括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附属间。经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证明[案件编号：HN08074791（T）]，证明张玉英立遗嘱时思维清楚，能够制定合法遗嘱。2008年10月20日，被继承人张玉英因病在香港去世。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出具编号HCAG007863/2009《遗嘱认证》，公示于2009年9月4日，表明张玉英于2008年10月10日所立的遗嘱，已经由香港最高法院遗产诉讼部查验注册。2009年12月21日，张某在香港中环遮打道10号太子大厦1515-1516室，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刘某面前，并经其监誓，签署了一份《继承遗产声明书》（档案编号：H1/4936/09/VW），声明继承被继承人张玉英遗下的全部遗产，该《声明书》附件为张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等22项与继承有关的文件复印件。2010年1月7日，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对该《声明书》及附件加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转递专用章》（深办第00628号）。继承开始后，因方某拒绝协助张某办理继承权公证书，致使张某至今无法继承被继承人张玉英在福州市的财产。为此，张某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附属间归张某所有；二、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人民币4945元（预收人民币9889元），由张某负担。
方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另认定事实：张玉英于2008年10月10日所立遗嘱系在香港律师何国伟、何家杰的见证下所签署。本案《声明书》所附该遗嘱系复印件，由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刘某见证该复印件与该文件原本/确认本相符，经其鉴定无可疑之处。本院二审中，方某提出笔迹鉴定申请，请求对被继承人张玉英遗嘱中的签字真实性进行鉴定。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一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的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情形，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继承纠纷民事案件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本案在一审开庭时双方均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方某认为本案未先行调解故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关于遗嘱的真实性及其效力问题。被继承人张玉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其于2008年10月10日所立遗嘱经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证明，张玉英立遗嘱时思维清楚，能够制定合法遗嘱，该遗嘱由香港何国伟律师、何家杰律师见证签署，并经由香港最高法院遗产诉讼部查验注册，可证明该遗嘱经香港司法程序认定真实合法有效。本案《声明书》所附该遗嘱虽系复印件，但由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刘某见证该复印件与该文件原本/确认本相符，经其鉴定无可疑之处，符合《司法部商务部关于认真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严格执行委托公证人制度的通知》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可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并据以确认张玉英签名的真实性。被继承人张玉英已经去世，在可确认遗嘱中张玉英签名真实性的情形下，方某申请对该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不予准许。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被继承人张玉英的所立的遗嘱具有法律效力，是合法正确的。三、关于张某的身份问题。福州市公安局华大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记载，张某别名方嘉强，1968年9月17日出生，系张玉英与方建民的儿子，方某的胞弟。张某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载明于1967年9月17日出生，香港身份证号码H404418（7）。张玉英的遗嘱写明将遗产送赠给其儿子张某［香港身份证号码H404418（7）］，该遗嘱合法有效，据此可推断张某即为被继承人张玉英的儿子，是上诉人方某的胞弟。方某主张张某不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资格，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四、关于本案遗产继承的问题。张玉英的遗嘱将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送赠给其儿子张某，因张某是被继承人张玉英的儿子，属于法定继承人，故本案系遗嘱继承而不是遗赠。方某认为原拆迁房产应当安置面积为271.4平方米，而张玉英已获安置210.07平方米，主张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9号、11号店面、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15号华大新村B2号103单元及B2号09号附属间是其自建而被拆迁安置所分的房产，因上述房产均登记在被继承人张玉英名下，故方某的该项主张与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内容不相符合，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本案诉争房产均登记在张玉英名下，是其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范围。张玉英立下遗嘱将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处分给张某，一审法院判决本案讼争房产归张某所有，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89元，由方某负担。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方某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1日作出（2013）闽民申字第83号民事裁定：一、指令本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本院再审认为，原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4年6月25日作出（2014）榕民再终字第40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1）榕民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及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0）鼓民初字第4747号民事判决；二、发回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法院重审中，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张玉英在福州市的财产，即：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华大新村B2号303单元（建筑面积105.82平方米），B3号46附属间（建筑面积9.16平方米）；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15号华大新村B2号103单元（建筑面积105.82平方米），B2号09号附属间（建筑面积8.48平方米）；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9#、11#店面（建筑面积63.96平方米）。
一审法院重审认定事实：
张玉英与方建民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二个子女，即本案张某、方某。方建民于1977年2月19日因交通事故死亡。1981年张玉英携张某前往香港定居。张玉英是香港永久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H404417（9）］，2008年10月10日，张玉英在香港立了最后一份遗嘱，明确表示其全部财产由张某继承，张玉英在福州市的财产包括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附属间。经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证明[案件编号：HN08074791（T）]，证明张玉英立遗嘱时思维清楚，能够制定合法遗嘱。2008年10月20日，被继承人张玉英因病在香港去世。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出具编号HCAG007863/2009《遗嘱认证》，公示于2009年9月4日，表明张玉英于2008年10月10日所立的遗嘱，已经由香港最高法院遗产诉讼部查验注册。2009年12月21日，张某在香港中环遮打道10号太子大厦1515-1516室，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刘某面前，并经其监誓，签署了一份《继承遗产声明书》（档案编号：H1/4936/09/VW），声明继承被继承人张玉英遗下的全部遗产，该《声明书》附件为张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等22项与继承有关的文件复印件。2010年1月7日，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对该《声明书》及附件加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转递专用章》（深办第00628号）。继承开始后，因方某拒绝协助张某办理继承权公证书，致使张某至今无法继承被继承人张玉英在福州市的财产，张某遂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重审另认定事实：张玉英2008年10月10日所立遗嘱系在香港律师何国伟、何家杰的见证下所签署。本案《声明书》所附该遗嘱系复印件，由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刘某见证该复印件与该文件原本确认本相符，经其鉴定无可疑之处。
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14）鼓民再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附属间归张某所有。本案诉讼费9889元由方某负担。
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方某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有关张玉英于2008年10月10日所立的遗嘱不是事实，张某于2009年12月21日在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刘某面前签署的《继承遗产声明书》附件为张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等22项与继承有关的文件复印件不完全也不是事实，张玉英2008年10月10日所立遗嘱系在香港律师何国伟、何家杰的见证下所签署也不是事实，以此否认遗嘱的真实性、效力及张某继承遗产等问题，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
本院再认定事实：福州市公安局华大派出所在重审诉讼期间向鼓楼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及《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记载，张某别名方嘉强，1968年9月17日出生，系张玉英与方建民的儿子，方某的胞弟。
另，张某在原审法院重审期间提供《关于申请核实香港公证书真伪问题的答复》（闽司公【2014】41号），福建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出具答复如下：根据司公通字【1991】170号、【93】司公函159号文件规定以及香港公证书转递制度的规定，你方要求鉴别真伪的公证书系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委托公证律师刘某律师办理的，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转递专用章，按有关规定该《声明书》已经完成了真实性的审查和验核工作。
又，《声明书》（附件的第22项中文翻译本）第2项内容为“本人将本人所有的动产及不动产无论是什么及位于哪里（包括任何本人的财产本人用遗嘱的形式有委托权或分配权）送赠给我的儿子张某其住址为中华台北新竹县竹北市东平里2鄰六家六街1巷12号八楼（香港身份证号码为H404418（7））及委托他为本遗嘱的唯一执行人。张玉英在完全明白及同意此遗嘱内容并在何国伟律师及何家杰律师见证下亲笔签署为其最后遗嘱。（何国伟律师用中国语言之一的广东话翻译给张玉英听）”。
本院再审认为。
（一）关于继承人张某身份问题。福州市公安局华大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记载，张某别名方嘉强，1968年9月17日出生，系张玉英与方建民的儿子，方某的胞弟。张某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载明于1967年9月17日出生，香港身份证号码H404418（7）。张玉英的遗嘱写明将遗产送赠给其儿子张某［香港身份证号码H404418（7）］，该遗嘱合法有效，据此可认定张某即为被继承人张玉英确认的儿子。张某出生日期在福州市公安局华大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与香港身份证记载不一致不影响对张某作为张玉英遗嘱继承人的认定。关于方某主张张某不具有本案法定继承人的资格，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二)关于被继承人张玉英遗嘱的真实性及其效力问题。被继承人张玉英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张玉英于2008年10月10日在香港所立遗嘱经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证明，张玉英立遗嘱时思维清楚，能够制定合法遗嘱。该遗嘱系在香港律师何国伟、何家杰的见证下签署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出具编号为HCAG007863/2009《遗嘱认证》，公示于2009年9月4日，表明该遗嘱已经香港最高法院遗产诉讼部查验注册。张玉英遗嘱的原件经由香港高等法院查验注册后留存。张某于2009年12月21日在香港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刘某面前，并经其监誓，签署了一份《继承遗产声明书》，声明继承被继承人张玉英遗下的全部遗产。刘某律师见证《声明书》所附遗嘱复印件与该文件原本/确认相符，经其鉴定无可疑之处。2010年1月7日，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对该《声明书》及附件加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转递专用章》。根据《司法部商务部关于认真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严格执行委托公证人制度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即为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委托公证人制度，即香港居民回内地处理法律事务所需公证书须由司法部任命的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章转递，才能发往内地使用。实行这一制度，是基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法律制度不同，办理公证证明所依据的法律、办证程序和效力不同而设置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核心是为了确保香港发往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张某在原审中提供的《声明书》已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刘某监誓，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7日对该《声明书》加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内地使用的公证文转递专用章》（深办第00628号），按规定办理了相关的证明手续，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根据（1988年8月2日[88]司公字第67号）《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关于如何确认香港高等法院遗嘱检定书事的复函》规定“……对于遗嘱是否遗嘱人本人所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是否符合行为地法律，应由香港高等法院进行检定。根据香港惯例，遗嘱经高等法院检定后，法院即发给当事人一份遗嘱检定书及遗嘱影印件，遗嘱原件则由高等法院保存。为确认遗嘱检定书和遗嘱影印件的真实性，公证机关可要求当事人请我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办理公证证明。经香港高等法院检定并由我委托的香港律师公证的遗嘱（副本），如其内容与我国法律无抵触，应视为有效遗嘱，公证机关据此为遗嘱受益人办理遗嘱继承权公证。……”。关于方某提出公证机关并未对遗嘱的真实性作出审查、鉴别，以此证明张某提供的《声明书》是虚假证据，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就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公证处出具的涉案公证书《香港特别行政区高院遗嘱认证编号HCAG007863/2009遗嘱认证》和《中外文译本相符声明书(档案编号：H1、4937/09/VW)的复检三编号HCAG7863/2006》，方某认为其遗嘱原文的真实意思是“死者的香港房产和财物实施委托管理”，并不是继承死者的全部财产，为此，在再审中，方某自行委托具有中英文翻译资质的中国福建省外国机构服务中心进行中文翻译，以此证明闽江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翻译件内容陈述不清，并主张张某只有对张玉英的遗产具有管理权，并没有继承权。对此，将方某自行委托中国福建省外国机构服务中心进行翻译的中文译文与张某在原一审中提供的闽江公证处出具的由福州市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遗嘱认证》的中文译本进行比对，两者之间的文字表述不一致，但两者之间内容没有实质区别，均表述两层含义：①2008年10月20日逝世的张玉英遗嘱业经香港高等法院（享有遗嘱检验裁判权）证明有效并登记在册（即查验注册）；②香港高等法院将张玉英的全部和任何遗产和财产的管理权授予张某。由此可以看出，第①点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庭《遗嘱认证》系对遗嘱效力的确认，即确认张玉英遗嘱中关于“本人将本人所有的动产及不动产无论是什么及位于那里（包括任何本人的财产本人用遗嘱的形式有委托权或分配权）送赠给我的儿子张某其住址为中华台北新竹县竹北市东平里2鄰六家六街1巷12号八楼（香港身份证号码为H404418（7）及委托他为本遗嘱的唯一执行人。”，是有效的。第②点是指《遗嘱认证》系对遗嘱中涉及的遗产和财产管理权的授予，即在遗产和财产实际处分前，由张某行使管理权。因此，讼争遗嘱由香港何国伟律师、何家杰律师见证签署，并经由香港最高法院遗产诉讼部查验注册，可证明该遗嘱经香港司法程序认定真实合法有效。本案《声明书》所附该遗嘱虽系复印件，但由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刘某见证该复印件与该文件原本/确认本相符，经其鉴定无可疑之处。《声明书》（附件中的第22项中文翻译本）经何国伟律师用中国语言之一的广东话翻译给张玉英听后，张玉英在完全明白及同意此遗嘱内容并在何国伟律师及何家杰律师见证下亲笔签署为其最后遗嘱。故本案《声明书》（附件中的第22项中文翻译本）内容真实合法有效。被继承人张玉英已死亡，继承已开始，张某依法有权继承被继承人张玉英在福州的财产。关于方某提出原审法院改变了其母亲遗嘱的真实意思，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继承人张玉英的遗产原拆迁房鼓楼区村上21号房产是否属于张玉英个人所有的问题。方某称，原拆迁房系旧屋鼓楼区村上21号，1990年房产权证建筑面积为175.2平方米，1994年拆迁部门确权面积142.58平方米，待查部分为240.07平方米，因当年拆迁政策规定走廊、厅、阁楼面积按2:1比例置换，实际回迁后也是本案讼争房产4套房1个店面共计360平方米，扣除原产权上面积142.58平方米，剩余的218平方米为方某自建房，理应由方某所得。讼争旧屋鼓楼区村上21号拆迁房安置了4套房产（崎上路15号B2103单元，铜盘路后营新村19号B5207、B5307、B5407单元，每套单元建筑面积均为63平方米）和崎上路18号店面（后来该店面被分割为崎上路9号、11号店面）。张玉英分别于2002年8、9月份缴纳相关税费后，办理了上述房产的所有权证登记手续。2007年期间张玉英将铜盘路后营新村19号B5207、B5307、B5407单元3套拆迁安置房予以变卖处分。目前双方争议的讼争房产系1套拆迁安置房（崎上路15号B2103单元及B2及09号附属间）和崎上路18号店面（后来该店面被分割为2个店面崎上路9号、11号店面）。2011年4月11日，方某以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为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请求：1、确认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颁发给张玉英的榕房权证Ｇ字第××号及榕房权证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2、判令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撤销榕房权证Ｇ字第××号及榕房权证Ｇ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3、判令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向方某颁发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4、本案诉讼费由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承担。一审法院于2011年5月31日作出（2011）鼓行初字第121号行政裁定：驳回方某的起诉。方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方某作为本案行政诉讼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应向法院提交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相关证据。但方某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方某曾经居住于讼争房屋，而无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其系该房产的合法产权人。方某不能证明其与本案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于2011年8月4日作出（2011）榕行终字第151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行政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可以请求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更正登记，如果登记机构不作为，则权利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就讼争房产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可以另行提起物权确认之诉，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决。但方某至今未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物权确认之诉。
关于原拆迁房安置新增房屋部分面积是否系方某所建及如何形成问题。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是通过在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相关权属事项来实现公示公信的目的，经调取华大村村上21号《房屋登记簿》原始档案核实，华大村村上21号房产权利来源于1990年2月27日继承受龚依妹（张玉英的母亲）产业，华大村村上21号张玉英楼左边套间房、左边房、阁楼均为张玉英个人自建房，不动产登记簿上并无载明其他人的姓名。从双方举证及法院依法调查收集的现有证据来看，原拆迁部门及当地街道、村委会均无发现方某当时提出自建部分房产书面反映材料及相关档案记载，并且在1994年张玉英与拆迁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方某也未提出异议，福州市鼓楼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02年6月在安置房产权初始登记前进行登报公告，方某并未在规定的30天期限内提出异议。综合目前有效证据来看，尚无证据可以证明原华大村村上21号部分拆迁安置新增房屋面积系方某出资搭建、改造。因此，在方某既不能举证其持有交付房款或者契税费用等发票原件，也无相关证据可以互相印证方某出资改造旧屋部分，在拆迁安置房登记至张玉英名下逾10余年且张玉英已死亡的情况下，方某提出原华大村村上21号产权证上的面积私有175.2平方米，其中含有方某与罗宝顺共同自搭的小阁楼1间和前天井左偏房1间，以及在原院子外东边空地盖了5间店面，在原院子前后天井起盖各1间房屋，7间房屋用于自住和经营“方某小吃店”，这些自搭扩建的面积都是方某所有，方某由此认为拆迁安置的在张玉英名下的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9号及11号店面、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北门崎上路15号华大新村B2号103单元及B2号09号附属间是其自建而被拆迁安置所分的房产，应归属方某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方某所主张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本案讼争登记在张玉英名下的房产，应当认定为张玉英的合法遗产，依照我国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关规定，张某有权依照张玉英遗嘱继承其合法遗产，即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附属间归张某所有。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再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89元，由方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平
审判员 连 萍
审判员 林 蕤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郭婧婧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