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揭东法行初字第7号
原告：吴燕琴，女，195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揭阳市揭东区。
委托代理人：林正居，男，196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揭阳市榕城区。
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住所地：揭阳市揭东区。
法定代表人：林浩生，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建鹏，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法制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伟青，揭阳市揭东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揭阳市揭东区。
法定代表人：吴毅青，区长。
委托代理人：林泽伟，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法制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德雄，广东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燕琴不服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的治安行政处罚，于2015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通知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于12月3日和4日向二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2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燕琴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正居，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委托代理人林建鹏、黄伟青，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林泽伟、王德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吴燕琴于同年3月17日16时10分到北京市中纪委信访，但没到相关设立或指定场所信访，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和聚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吴燕琴行政拘留十日。吴燕琴不服，向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揭东府行复[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原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主要事实为：2015年2月24日，吴燕琴到北京市天安门上访，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其作出训诫，但吴燕琴拒绝在训诫书上签名；同年8月21日，吴燕琴串联吴某甲一起到北京市上访；因201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属国家的重大活动，吴燕琴的上述行为均属于到省进京非正常上访。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的依据为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调取的证据。
原告诉称，一、原告被迫上京信访的真相及理由：原告因举报腐败得罪贪官而惨遭打击报复，由于地方政府长期不作为没有依法处理原告的信访件而迫使原告不远ＸＸ上京信访。十多年来原告顶住压力，苦心钻研、在平凡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受到国内外文化学院艺术委员会的嘉奖，获取多项荣誉和称号，原告作为国内外优秀名人及中华杰出爱国人物，作为终身名誉主席被特邀出席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及大阅兵等大型活动。被告不惜代价强行拘留原告阻止原告出席70周年大会，其目的是保护原告所举报的腐败官员。被告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社会影响。二、被告执法犯法、滥用职权打击报复，捏造事实陷害原告。（一）被告捏造事实陷害原告。行政处罚决书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的处罚依据是：“查明原告2015年3月17日16时10分到北京市中纪委信访”；2015年3月17日原告并没有在北京也没有到任何地方上访，原告因脚受伤不能行走一直在家养病，被告捏造事实陷害原告；况且该行政处罚决书只认定原告属非正常上访，并没有认定原告是违法上访。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非正常上访不等于违法上访，依法不能作出处罚。（二）被告认定原告上京信访属于非正常信访，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原告到北京信访，均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没有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也没有实施任何非法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扰乱公共社会秩序的行为。被告在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草率认定原告上京信访属于非正常信访，认定事实错误。（三）被告对原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超越职权，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被告对原告上京信访的行为并没有管辖权，况且北京公安机关又没有委托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四）关于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书的说法。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书是一种向上访人提醒说明的宣传资料，被告以此作为证据对原告实施行为处罚国法何在？况且原告在京信访时没有受到任何训诫，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指的训诫书涉嫌造假，原告要求质证，要求当事人（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民警）到法庭作证。（五）被告对原告实施处罚适应的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在中纪委信访，中纪委是国家机关并非公共场所，况且原告没有扰乱公共场所以及国家机关的秩序。（六）揭东府行复[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调查及认定的内容不实，被告涉嫌捏造事实，弄虚作假陷害原告，相关补充证据依法不但不能作为处罚依据而且必须予以质证及查处。综上所述，被告捏造事实以权压法为打击报复原告的信访行为，主观认定原告上京信访属于非正常信访，滥用职权对原告处以行政处罚，其行为明显违法违纪，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请求判令：1、撤销对原告所作的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2、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害共计188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身份证原件一份，证明吴燕琴的身份情况。2、医生证明书原件一份，证明2015年3月17日吴燕琴在家治病，并没有到北京市中纪委上访。3、中华杰出爱国功勋人物吴燕琴名誉主席贺函原件一份，证明吴燕琴对国家对社会作出杰出的贡献，获得崇高的荣誉。4、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华杰出爱国华商联合会、北京华夏艺览文化艺术院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名誉主席特邀函原件一份，证明吴燕琴对国家对社会作出杰出的贡献，获得崇高的荣誉受到尊重及肯定，吴燕琴是进步人士；被告拘留吴燕琴，阻止吴燕琴到北京出席会议是对抗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破坏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5、全国临床医学学术副主任聘书原件一份，证明吴燕琴有较高的资格；其自身价值已非同一般。6、杏林奇葩功勋一枚、北京创新医学研究中心课题教授吴燕琴原件各一份，证明吴燕琴有较高的资格并学有所成；是优秀人才其自身价值已非同一般。7、大医精诚证书（突出奖）原件一份，证明吴燕琴有较高的资格并学有所成；其自身价值已非同一般。8、中国中医药文学促进会、中华医学专家联合会荣誉证书原件一份，证明吴燕琴有较高资格及地位并学有所成对社会对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其自身价值已非同一般。9、广东省卫生厅出生证原件一本（盖卫生业务印章和保健院印章），证明该出生证为假证；因牵涉卫生系统腐败窝案致吴燕琴的上访举报寸步难行；被告滥用职权不惜代价打压举报人充当腐败分子保护伞，涉嫌受贿渎职。10、2005年3月4日拘留吴燕琴通知书原件一份，证明吴燕琴反腐败举报假证的信访案件已时长日久，被告滥用职权拘留吴燕琴事因其举报假证。11、2005年3月14日逮捕吴燕琴通知书原件一份，证明吴燕琴坚持反腐败举报假证的信访案件已时长日久，被告不但不作为还勾结检察院滥用职权迫害举报人，造成严重伤害。12、2005年9月29日释放吴燕琴证明书和撤销案件决定书原件各一份，证明被告滥用职权打压吴燕琴的信访行为由来已久，手段既卑劣又残忍，造成严重伤害及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告滥用职权打压信访已有前科。13、国家领导人ＸＸＸ、ＸＸＸ及ＸＸＸ的重要讲话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吴燕琴上京信访的合法性。被告胆大包天顶风作案对抗中央权力推进的反腐倡廉及依法治国。14、吴燕琴丈夫抗越功臣吴某某的遗像以及部队所送花圈的相片原件各一份，盖棺定论；证明吴燕琴一家具有光荣的历史和高度爱国精神，是国家的优秀人才，是进步人士。被告以强凌弱迫害功臣遗孀是国法天理所不容。15、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一份，证明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对吴燕琴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16、行政复议决定书原件一份，证明原告有到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17、揭阳市上京信访人联名上访信原件（附4份附件，是视屏截图，证明原告被串联，是上访人，上访人上京信访的危险性。18、2015年3月10日揭东县卫协处方笺原件一份，证明原告脚受伤，是由吴乙居在3月至5月份为原告治疗的。19、2015年12月28日证人吴某甲、吴某乙的证词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脚受伤，特别是2015年3月16日在家治疗，并没有到京上访。
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辩称，一、答辩人依法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的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2015年2月24日，被答辩人吴燕琴到北京中纪委上访，但没有到相关机关设立或指定场所信访，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和聚集。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被答辩人吴燕琴训诫后通过信访局移交我局，我局受理后，经认真调查取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15年8月28日对被答辩人吴燕琴作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以上事实，有被答辩人吴燕琴的陈述和申辩，证人吴某甲、吴某乙的证言，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等为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资认定。答辩人受案后，经认真调查取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答辩人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决定，并依法履行了通知、告知的义务，答辩人的上述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二、被答辩人吴燕琴要求答辩人赔偿其损失188万元，缺乏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该予以驳回。
三、关于管辖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及《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被答辩人吴燕琴的户籍地及居住地均为揭阳市揭东区，因此答辩人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被答辩人吴燕琴的请求缺乏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答辩人的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行政处罚决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
1、被告的组织机构代证原件一份，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户籍登记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本案当事人及证人的户籍登记及居住情况。
3、吴燕琴的询问笔录原件四份；
4、吴某甲的询问笔录原件一份；
5、吴某乙的询问笔录原件一份；
6、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及证明原件各一份；
证据3-6证明2015年2月24日，吴燕琴到北京中纪委上访，但没有到相关机关设立或指定场所信访，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和聚集，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被答辩人吴燕琴训诫后移交我局的事实。
7、揭阳市揭东区信访局、揭阳市揭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情况反映原件各一份，证明本案吴燕琴多次进京上访的有关事实。
8、联通揭阳市分公司打印的通话记录原件各一份，证明在2015年8月份，吴燕琴还在串联他人在阅兵期间到北京上访的事实。
第二组：
1、受案登记表复印件一份；
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复印件一份；
3、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
4、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复印件一份；
需要说明的是证据1-3是因为被告工作的失误，里面的时间改为2015年2月24日14时20分。
5、行政拘留家属告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据1-5证明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6、工作证复印件三份，证明本案办案民警的情况。
第三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揭东府行复【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依据充分，处理得当；答辩人作出维持该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答辩人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作出训诫，但训诫书送达被答辩人时，被答辩人拒绝在训诫书上签名；其后、被答辩人还串联吴某甲一起再次到北京上访。其违法事实属实，有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出具的训诫书为证，还有被答辩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吴某甲、吴某乙的证言，中国联通揭阳分公司的通话记录等为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资认定。2、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第九条以及公安部文件《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13〕25号）、《关于依法处理到省进京非正常上访行为的指导意见》（粤政法委〔2010〕104号）的规定，被答辩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对该案件有管辖权。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被答辩人的处罚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答辩人作出维持《行政处罚决定书》（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的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二、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的程序合法。被答辩人不服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于2015年8月28日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受理该案件后，经审查，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揭东府行复〔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整个过程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规定程序进行的，行政复议的程序完全合法。三、被答辩人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答辩人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证据充分，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被答辩人要求赔偿其损失188万元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应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揭东府行复【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被答辩人的起诉请求都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应依法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申请复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申请复议情况。
3、行政复议答复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复议人答复情况。
4、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复议审查延期情况。
5、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行政复议决定情况。
6、送达回执及邮寄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文书送达凭证，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关于依法处理到省进京非正常上访行为的指导意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行政复议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为：对证据1-14都有异议，（1）原告提供的证据都是复印件，并且未能说明该证据的来源，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2）上述14份证据明显与被告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里面的公安机关查明事实的内容2015年3月17日16时10分是笔误，改正为2015年2月24日14时20分。对证据16无异议。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都是复印件，最重要的根据证词的特别是上访人是多人上访，而且是聚众上访。对证据18-19有异议，证据的签名并没有附带身份证，不能证明是否是他们所签名的，所证明的内容也与本案无关。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另外补充认为：证据18的证人证言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13条的规定，没有写明证明人的性别、年龄等基本情况，也没有附带证明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而且两个证人都在同一页签名，因此两人所说的内容是否相同无法认定，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有异议，医生的资格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
原告对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提供的证据和依据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违法行为，能证明被告实施处罚的证据，是弄虚作假。且自相矛盾，荒唐可笑，被告完全是虚构情节，捏造事实，陷害原告，被告对原告实施处罚的决定书的违法行为，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3月17日询问笔录的时间是严重错误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4的询问笔录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打电话给吴某甲是要不要一起去北京上访，吴某甲涉嫌做伪证，原告已经申请吴某甲到庭作证。遗憾的是，法院没有批准。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违法行为，只能证明被告欺善怕恶，扶强临弱，滥用职权，选择性执法打压孤寡妇人。为什么2015年2月5日吴某甲多次上京信访不用处罚，而原告跟吴某甲到中纪委上访只有一次就受到处罚，同时间同样的信访行为，受到的对待和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对证据5，该笔录是被告凭空捏造的，吴某乙并没有在派出所接受调查并作笔录，原告已经申请吴某乙出庭作证。遗憾的是，法院没有批准。对证据6的原件模糊不清，该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的行为扰乱公共秩序，有任何违法行为，也不能作为处罚依据，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训诫书只是一种提醒上访人的宣传资料，不能作为处罚的证据。原告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2015年没有受到任何训诫，训诫人也没有出示训诫书让原告签名，该训诫书弄虚作假，原告已经多次向揭东区人民法院申请民警廖某、汪某某出庭作证。遗憾的是，法院没有批准。假如训诫书不是宣传资料，就等同行政处罚的警告，那么按照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违法行为一事不能二罚，被告对原告无权再行处罚。证明书是没有公信力的，是弄虚作假的。对证据7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处罚的决定书认定的违法行为有关联，该证据能证明原告被迫上京信访的原因。对证据8，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违法行为，原告不是罪人享有通信自由的权利，被告对信访人的监控已到草木皆兵、捕风捉影的状态。对第二组证据中，行政处罚决定书更正的时间不是笔误，这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2是被告隐瞒，被告没有尽到法律职责告知原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3不能做定案依据，决定书没有查明违法事实，做决定书的程序也是违法的。作出处罚决定书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追究时效，超出办案期限。对证据4、5这些强迫原告签名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6工作证的照片，被告没有提交原件。这些照片与制作笔录的工作人员不符，证明被告对原告所做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这些是违法取得的资料。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57条的规定。对第三组的法律依据原告并不违法，第一被告的适用法律不正确，指导意见不属于公开的法规，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对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提供的证据和依据无异议。
原告对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和依据认为：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是弄虚作假的，与本案的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4、5与本案的事实不符，复议机关去擅自变更时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6没有异议。对证据7不是法律法规，不能作为处理依据。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对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和依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应予确认；证据15、16系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2-14和证据17-19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应予以排除。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证据3中2015年8月28日原告的询问笔录，时间是8月28日17时50分至8月28日19时30分，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下方第2条记录“已于2015年8月28日19时通过电话326****将本通知书内容通知吴燕琴的家属吴某乙…”因而该证据的取得不具备合法性，应不予采纳；8月27日吴某甲的询问笔录，反映的内容发生在8月中下旬，系原告到北京市上访之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应予以排除；证据6中的证明，因不具有合法性，应不予采纳；证据7中揭阳市揭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情况反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应予以排除；证据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应予以排除；第二组证据中的3系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提供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确认。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6，原告没有异议，应予确认；证据3、4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应予确认；证据5系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提供的法律规范依据，均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燕琴的户籍和居住地均在揭阳市揭东区。2015年2月中下旬，原告到北京市中纪委信访。同年2月24日，原告因没有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训诫书中训诫内容第四条告知原告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其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反映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训诫书右下方印有“以上内容已向该人宣读，该人拒绝签名、捺指印”的内容，并有承办民警二人签名，及加盖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的印章，被训诫人（签名）栏目没有原告的签名。3月17日，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立案进行调查。8月28日，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适用一般程序，在处罚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原告拒绝在告知笔录中被告知人栏目上签名，也没有表示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办案民警进行了标注和签名。当日，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拒绝在该决定书中被处罚人栏目上签名，办案民警进行了标注和签名。现该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向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维持了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的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和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原告提出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没有管辖权，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
本案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受案后，履行了调查、取证、告知、作出处罚等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从立案之日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止，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中“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规定的办案期限，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属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原告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到北京市中纪委信访、又没有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反映问题。因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因此，可以认定原告存在扰乱其他公共场所（天安门地区）秩序，应当受到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必须在查清违反治安管理事实的情况下，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性质的严重程度，情节轻重和该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大小作出相应的治安处罚。本案原告的违法行为尚未造成较大影响，较严重后果，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也未举证证明存在“情节较重”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处警告或二百元以下罚款即可。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对原告处以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明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属于明显不当的处罚，依法应予变更。结合具体案情，本院依法将该处罚结果变更为警告。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依法应一并予以撤销。
本案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复议程序合法，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请求赔偿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应以原告被行政拘留的天数为赔偿时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15年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的赔偿金为219.72元；因而原告被错误行政拘留期间的人身自由权赔偿金为2197.2元（219.72元10日）。对于原告主张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的问题。名誉损失是侵害名誉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的损失，即是侵害名誉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条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诉行政行为侵害其名誉权或侵害其人身自由权，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原告主张名誉损失、精神损失，应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依法可以获得的行政赔偿款为2197.2元，其主张的赔偿款超过部分，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一）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作出的揭东公（城西）行罚决字[2015]000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为警告。
二、撤销被告揭阳市揭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揭东府行复[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吴燕琴经济损失2197.2元。
四、驳回原告吴燕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汉瑞
审 判 员 洪丽辉
人民陪审员 林玩萍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代书 记员 林鸿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第三十三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七条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程序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由复议机关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