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合民一终字第048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梅民生。
委托代理人：祁兵，安徽健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蒋晓磊，安徽健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源恩。
委托代理人：刘志军，安徽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梅民生因与被上诉人陶源恩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5）包民一初字第02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12日上午，陶源恩、梅民生因加班工资问题发生矛盾，致陶源恩被打受伤。2015年4月13日，陶源恩被送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天，共花费医疗费4713.92元，入、出院诊断为胸部闭合性损伤、右侧胸壁挫伤、头面部多处软组织损伤，出院医嘱为继续休息1月，避免体力活动等。陶源恩受伤后，梅民生妻子丁艳群代其赔偿陶源恩2600元。2015年5月9日，双方在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花冲派出所进行治安调解，但因梅民生本人不愿在治安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致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
原审另查明：陶源恩主张因本起事件受伤所造成的具体损失分析如下：1、医疗费，结合用药清单及医疗费票据据实计算4713.92元；2、陶源恩于2015年4月13日至2015年4月17日住院治疗共计5天，主张按104.4元／天标准计算护理费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护理费为522元（104.4元／天×5天）；3、陶源恩住院治疗5天，医嘱建议休息1个月，故误工期为35天，结合陶源恩工资收入情况，其主张按3500元／月计算误工损失较为合理，故误工费为4083.3元（3500元／月÷30天×35天）；4、营养费为150元（30元／天×5天）；5、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50元（30元／天×5天）；6、交通费为100元（20元／天×5天）；7、陶源恩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元，但结合本起事件发生经过、陶源恩伤情和治疗情况，且陶源恩也未举证证明因本起事件受伤对其造成的严重精神损害的具体情形及后果，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以上合计9719.22元，另梅民生已赔偿陶源恩2600元。
原审认为：陶源恩、梅民生为加班工资问题发生矛盾，致陶源恩被打受伤，梅民生应承担侵权责任。陶源恩实际损失为9719.22元，扣除梅民生已赔偿陶源恩2600元，梅民生还应赔偿陶源恩7119.22元。梅民生辩称其没有殴打陶源恩，也没有指使他人殴打他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陶源恩举证足以证明其受伤与梅民生有关联，对梅民生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梅民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陶源恩7119.22元；二、驳回陶源恩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陶源恩负担7元，梅民生负担18元。
梅民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一、原告证据一、四具有真实性，能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因加班工资问题与被告发生矛盾，致原告被打伤，被告妻子丁艳群已代为赔偿原告2600元，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一的第1份证据“处警单”，出警情况记录为：“民警到现场报警人陶源恩与梅民生，双方因工资问题，已带回所里调查处理。”从处警单中无法认定梅民生因侵权致陶源恩受伤，派出所并没有出具已查明梅民生殴打陶源恩事实的证明。证据一的第2份证据“治安调解协议”，此协议为复印件，一方不认可不具有证明效力：此协议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签订才能成立，而此份协议仅有陶源恩一方签字，未签订的协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四“收条”，是证明梅民生妻子丁艳群支付了医疗费2600元。在一审中，梅民生己提出收条应当由给付者持有，为什么会由陶源恩作为证据提交呢，这显然有悖于常理。结合以上证据一、四的分析，有效证据只有一份“处警单”，而“处警单”并没有记载梅民生因侵权导致陶源恩受伤，也没有派出所对当事人或其他证人的询问笔录，所以此份证据证明效力不足。一审法院认为证据“处警单”与没有证明效力的“治安调解协议”和无法认定证据真实性的“收条”相互印证显然判断错误。即使梅民生的妻子丁艳群确是给付了陶源恩2600元，但也不能就此认定梅民生对陶源恩侵权的事实。丁艳群应派出所承办民警指示给予陶源恩相对性的补偿以便于结案，丁艳群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而给付了2600元的钱款，但并不意味着丁艳群认可梅民生欧打陶源恩的事实，而且丁艳群也不能代为承认。所以协议中丁艳群只是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字，梅民生作为当事人拒绝签字。可见，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采信均存在明显错误；2、梅民生户籍所在地以及实际居住地均为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598号文景雅居×幢×室，并不是陶源恩所说的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万科蓝山小区×幢×室。一审法院未予查明，错误的将案件由滨湖法庭审理，即便是同属于合肥市包河人民法院，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管辖原则和规定，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错误；3、一审法院在“本案查明”以及“本院认为”中均阐述为“原、被告因原告加班工资问题发生矛盾，致原告被打受伤。”一审法院并不确信梅民生就是导致陶源恩受伤的侵权人，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并且所有的证据也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所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审理程序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梅民生的上诉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陶源恩二审辩称：出警单明确叙明双方发生纠纷，治安调解协议有梅民生的爱人丁艳群签名，可以证明陶源恩是因为梅民生打架受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
二审中，梅民生提供花冲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5年4月12日双方发生纠纷，派出所没有查明也没有认定陶源恩受伤是因梅民生导致，治安调解协议丁艳群垫付的2600元，是派出所作为劳务纠纷作出的简易调解，并非双方之间对人身损害进行的调解，不能认定2600元就是医疗赔偿的费用。
陶源恩针对梅民生在二审中所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情况说明》中无明显外伤可以看出双方有肢体冲突，不能反映调解是因劳务纠纷。该份证明没有办案警官的签名，对真实性有异议。
原审就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主要集中在：陶源恩的受伤与梅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陶源恩系梅民生雇佣的车辆驾驶员，2015年4月12日上午，双方因工资问题发生争执，致陶源恩身体受伤。随后陶源恩向辖区花冲派出所报警，该派出所出警后将二人带至派出所处理。2015年4月13日，陶源恩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天，诊断为胸部闭合性损伤、右侧胸壁挫伤、头面部多处软组织损伤，出院医嘱为继续休息1月，避免体力活动等。梅民生妻子丁艳群代其向陶源恩支付医疗费2600元。双方虽然于2015年5月9日在花冲派出所进行治安调解，但梅民生本人未在治安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花冲派出所于2015年11月6日出具《关于调解劳务纠纷的情况说明》，不表明陶源恩的受伤与梅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诉讼中梅民生只是陈述双方没有发生肢体接触，但对该事实未能举证加以证明，故梅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根据本案案情，确定由梅民生赔偿陶源恩7119.22元，符合本案案情，本院予以维持。梅民生上诉主张陶源恩的受伤与梅民生没有因果关系，该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梅民生诉称其经常居住地系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598号文景雅居×幢×室，应由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原审法院将该案交由滨湖法庭立案审理，违反法定程序。本案系民事侵权纠纷，根据法律规定由滨湖法庭立案审理，并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梅民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 雷
审判员 王政文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李小玢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