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刑初123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高广利，男，54岁（1963年5月20日出生），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大学文化，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住北京市海淀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3月1日被羁押，同年4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倪卫杰，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叶雅中，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京一分检公诉刑诉[2016]9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于2016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李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高广利及其辩护人倪卫杰、叶雅中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2009年2月至2010年9月间，被告人高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靳某、刘某谎称其控制的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北京公司）与辽宁省朝阳县政府签署有关于朝阳县新县城土地开发项目的合同，以项目投资保证金及投资购买朝阳县新县城建设项目500亩建设用地等名义，骗取庄某人民币3040万元。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高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对高广利于2016年3月1日、3月2日、3月16日、4月7日的供述以及证人刘某、靳某的证言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认为侦查人员或公诉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证人靳某、刘某时未录音录像，违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
被告人高广利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均为：高广利不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不具有对国发北京公司经营管理和资金使用的决策权，且向国发北京公司出借了巨额资金。高广利未实际占有庄某的资金，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也未虚构购买500亩土地缴纳前期款的事实，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高广利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高广利的辩护人向法庭宣读、出示了学历证书、关于联合主办千县工程决定、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证书、聘书、朝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长办公会议纪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在朝阳县柳城镇筹备建设该县县城的批复、合作意向协议书、朝阳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授权委托书、授权书、委托书、土地一级开发合同、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承诺函、朝阳县新县城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建设方案、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工程用款计划、资金偿还方案、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建设投资合同、关于朝阳县人民政府对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授权的说明、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同意在朝阳县柳城筹备建设该县县城的批复文件的说明、关于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机构说明、场所租赁合同等证据；并申请通知周丽君、郝小勇、尹英凯、郭虎出庭作证，申请调取国发北京公司、朝阳县国发农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朝阳公司）的财务账册及凭证，对国发北京公司工商注册档案中高某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拟证明：高广利不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不具有对国发北京公司经营管理和资金使用的决策权，且向国发北京公司出借了巨额资金。朝阳县新县城开发建设（以下简称朝阳项目）真实存在，高广利未实际占有庄某的资金，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也未虚构购买500亩土地缴纳前期款的事实，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经审理查明：
2009年2月至2010年9月，被告人高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靳某、刘某共同谎称被告人高广利实际控制的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与辽宁省朝阳县政府已经签署关于朝阳县新县城土地开发项目的合同。被告人高广利以项目投资保证金及投资购买朝阳县新县城建设项目500亩建设用地等名义，骗取庄某人民币30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上述款项，除部分用于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的经营支出外，其余大部分均由被告人高广利非法占有或挥霍。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被害人庄某的陈述及其出具的控告状、书面说明等证据证明：2007年，其经朋友介绍在海淀区寰岛博雅大酒店认识了靳某、刘某、高广利。他们说自己是中国政法大学在职博士班的同学，共同投资成立了国发北京公司。高广利自称是副部级干部，职务是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该办公室是国务院六个部委共同成立，是国务院下属部级单位，由国务院下拨预算。国发北京公司是国务院审批的千县工程办公室的实际执行单位。他们告诉其国发北京公司承包了辽宁省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及大凌河改造工程。此后，他们多次带其到朝阳县，见了当地负责该项目的朝阳县副县长于某等人，参观了项目的模型沙盘和实际项目现场，还向其出示了国发北京公司与朝阳县政府签署的合作意向协议书、委托书、会议纪要等政府文件，称朝阳县政府已任命高广利为该项目总指挥，全权委托他们对该项目进行土地开发，具体包括朝阳县旧县城搬迁、新县城规划建设及大凌河防洪改造，可以让其投资朝阳县新县城规划地区内的部分土地开发使用。高广利还告诉其，如果投资该项目，必须先交1000万元保证金来证明其的实力。2009年2月16日开始，其向高广利指定的国发朝阳公司转款共计1000万元。为了更好地实施项目，其于2009年8月或9月在辽宁省朝阳县注册成立了朝阳县信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昌公司）和朝阳县俊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堡公司），注册资金都是1000万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其本人。2010年8月，因该项目没有进展，其将上述二公司的注册资金2000万元汇款到北京的银行账户。高广利得知后，告诉其朝阳县政府在该项目中出让500亩土地，需要缴纳购地前期款，让其将2000万元汇到他们指定的银行账户，他们会把2000万元连同之前的1000万元保证金共计3000万元交给朝阳县政府作为购买500亩土地的前期款。其于2010年9月13日将2000万元转入高广利提供的银行账户。2010年9月14日，刘某交给其三张写明金额、用途及汇款人的收据。此后，他们一直未向其提供购地的合同或文件，且不与其签订合同。其还发现高广利、靳某、刘某三人未将3000万元支付给朝阳县政府，感觉被骗，多次向三人索要钱款，他们与其签订了还款保证书，承诺还款，但最后靳某和刘某的手机无法接通，高广利自称是国务院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与国发北京公司没有关系。实际上，高广利是国发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决定该公司的大小事务。他向其介绍了项目情况，让其给他3000万元。靳某和刘某只是配合高广利补充说明此事。
2、证人靳某的证言证明：国发北京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实施朝阳县新县城项目，除了该项目，该公司没有其他的经营活动和营业收入。成立公司时，高广利决定以他的儿子高某的名义持有64％的股份，因此他是国发北京公司的大股东、董事长，负责公司的大小事务及资金的审批权。其负责公司的融资业务，找客户投资。刘某主要负责传送文件，传达高广利的指示。在国发北京公司参与朝阳县新县城项目的过程中，高广利通知其，庄某要投资该项目。其曾和高广利、刘某带着庄某去朝阳县考察项目，主要由高广利向庄某介绍项目，商谈投资。其和刘某也配合高广利介绍项目优势，让庄某投资。庄某先投资了3040万元，其中40万元由庄某直接转给高广利，240万元用于国发北京公司的房租、工资、差旅费等日常开销，这是其和高广利、刘某开董事会研究决定的，2760万元被高广利从财务部门取出支票转到其他公司，这些公司与国发北京公司没有业务关系，都被高广利注销了，其不知道具体情况。当时高广利说要把这些钱投资到天诚集团，其和刘某同意了，但不知道高广利如何支出。国发北京公司仅与朝阳县政府签订了意向协议，还未形成实质合作关系，未取得该项目的开发权。因为没有找到投资，庄某的钱也被高广利转走了，国发北京公司最终未实施该项目，也未将庄某的资金投入该项目。
3、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国发北京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实施朝阳县新县城项目，除了该项目，该公司没有其他的经营活动和营业收入。成立公司时，高广利以他的儿子高某的名义持有64％的股份，因此他是国发北京公司的大股东、董事长，负责公司的大小事务及资金的审批权。2008年，国发北京公司将郑国瑞的股份转让给其，但其未出资，也未参与分红。2006年底，朝阳县有一个县城搬迁项目，其和高广利等人准备承揽该项目，找了很多人商谈投资。2008年下半年，高广利、靳某介绍庄某合作。其还陪同高广利、靳某带着庄某到朝阳县实地考察，与当地政府洽谈，还看了沙盘。庄某很感兴趣，同意投资。2009年2月至2010年10月，庄某投资给其公司3000万元。其和靳某、高广利开董事会研究决定，将一部分钱用于公司的房租、工资、差旅费等日常开销，共计使用约200万元。高广利还对其和靳某说，国发北京公司暂借朝阳项目2700余万元，就把钱转走了，其不知道资金去向。当时，国发北京公司的融资说明中需要投资数百亿元，但只有庄某投资3000万元，资金严重不足，就未实际实施该项目。朝阳县的500亩土地用于建政府办公楼，但不是国发北京公司承建。
4、证人于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至2012年7月担任朝阳县副县长。2007年，靳某、刘某、高广利以国发北京公司的名义与朝阳县政府签订了框架协议，实施朝阳县新县城城市规划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但是该协议是框架协议，内容很笼统，未约定具体项目。靳某、刘某、高广利未投入资金，也未实际开展项目。高广利说把资金投入国发朝阳公司用于运作项目，但未实际投资。朝阳县政府公开招标时，该公司也未投标。朝阳县新县城城市规划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中确有500亩土地出让。这是朝阳县政府自己征收的土地，准备建设行政中心区。朝阳县政府没有与靳某、刘某、高广利就500亩地图出让进行合作。500亩土地与他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庄某是高广利三人介绍的。他曾到朝阳县参观。朝阳县政府只与高广利三人商谈合作事宜，没有与庄某合作项目。
5、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9年12月到国发北京公司担任财务经理，于2013年离开该公司。高广利、靳某、刘某曾在一起开会。开会时，高广利的身份是国发北京公司董事长。
6、《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在朝阳县柳城镇筹备建设该县县城的批复》、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同意在朝阳县柳城筹备建设该县县城的批复文件的说明》、《关于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机构说明》、《关于朝阳县人民政府对国发农建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授权的说明》证明：辽宁省人民政府于2007年2月9日对朝阳县新县城进行了正式批复，同意朝阳县建设新县城，地点设在朝阳县柳城镇。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隶属于朝阳县人民政府，是负责朝阳县新县城建设的专门机构。朝阳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9月30日对国发北京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至朝阳县新县城建设项目完工为止。
7、合作意向协议书证明：2007年4月16日，甲方朝阳县人民政府与乙方国发北京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乙方愿对朝阳县新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有偿投资。甲方用县城商业金融用地、居住用地进行等值抵押，抵押土地价格每亩地人民币160000元；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的具体项目及资金额度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协议；甲方按乙方投资额予以等值土地；甲乙双方商定，在本协议签署三个月内，签订投资、抵押的具体协议；乙方负责整个项目的组织实施，甲方予以协助。
8、会议纪要证明：2007年4月16日，高广利、靳某、刘某三人分别以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村基金会市场部总经理、投资部总经理的身份与朝阳县县长冯国刚、副县长于某洽谈朝阳项目，商定内容同合作意向协议书。2007年5月12日，高广利以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刘某以中国农村基金会人员的身份与冯国刚、于某洽谈朝阳项目，商定国发北京公司在一周内转入其开户银行账户1000万元；税收奖励政策；大凌河防洪治理项目的工作要求，其中需投资2亿元，由国发北京公司转入国发朝阳公司，用于大凌河新县城段治理工程项目的征地等费用。2007年10月16日，高广利以千县工程办公室副主任，靳某、刘某以中国农村基金会财务部主任、投资部经理的身份参加会议，刘某提出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合同要由国发北京公司法务部律师进行审核；大凌河防洪工程要尽快拿出设计图、施工图；要把新县城耕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建议成立新县城建设项目指挥部，设立总指挥等问题，于某进行了解答，支出大凌河征占土地问题可以用占补平衡方式予以解决，大凌河防洪工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具备开工条件，随时可以开工。
9、土地开发实施方案证明：2007年9月30日，甲方朝阳县政府，乙方国发北京公司（刘某签字）约定，开发内容包括乙方办理本项目一级开发工作前期及规划意见书、项目核准、征地、拆迁等手续，自筹资金组织实施征地、拆迁和大市政建设等一级开发工作，申请土地一级开发验收等。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包括征地、拆迁费用、收购、收回和置换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补偿费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招标、拍卖和挂牌交易中发生的费用；大凌河城区段防洪工程的所有成本等。双方还约定，土地一级开发成本不超过每平方公里1.2亿元，超过部分乙方不再负担，由甲方负担。乙方承担土地一级开发的利润标准为在上述土地一级开发的成本基础上加计10％作为乙方的利润。完成一级开发的土地经合法出让后，由政府与受让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同时由乙方与受让人签订土地储备开发补偿合同，在土地价款中优先受贿土地开发成本及利润。
10、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建设投资合同证明：2007年10月24日，甲方为朝阳县政府，乙方为国发北京公司（刘某代签）签订合同，约定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总投资3.5亿元，计入土地一级开发成本，签订合同后，乙方首付1亿元到甲方账户，用于此项工程的征用土地、林木砍伐补偿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建设时间为2007年1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11、授权书证明：2007年10月24日，朝阳县政府通知国发北京公司，该县政府授权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全权代表朝阳县政府就上述工程签署除主合同之外的所有附件及补充协议。
12、承诺函证明：2007年10月24日，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朝阳建设办）向国发北京公司承诺，用“土地一级开发第一期实施方案”所划定的6700亩土地净收益担保国发北京公司投资2亿元。
13、委托书证明：2007年9月30日，朝阳县政府委托国发北京公司进行朝阳县新县城城市规划区土地一级开发，国发北京公司自筹资金实施征地、拆迁工作，进行大市政（水电气、排污、土地平整等）建设等一系列土地一级开发（2009年年底完成），进行大凌河防洪治理的所有审批及施工工作（2009年5月底完成）。2007年10月24日，朝阳县政府委托高广利为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及大凌河防洪改造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全权负责该项目的全面落实；委托国发北京公司投资建设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及大凌河防洪改造工程的事宜，并授权该公司全权负责该项目的全面落实。
14、朝阳县新县城建设方案、用款计划证明：2007年10月24日，朝阳县政府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共包括基础设施、给排水工程等，总投资金额为10.4905亿元。用款计划包括，大凌河朝阳县段防洪工程用款计划为2.8亿余元，新县城基础设施设计费0.13亿元，300亩征地费0.45亿元，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和工程用款共计3.4亿余元。
15、朝阳县新县城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建设方案证明：朝阳县新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共包括基础设施、给排水工程等，总投资金额为10.4905亿元。
16、《资金偿还方案》证明：朝阳县新县城的近期建设（期限为五年）基础设施投资约为10亿元，计划分年度投入，每年投入约2亿元。以减免县城规划商业开发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及应交行政事业性收费为资金还付方式，商业开发用地主要含金融商业用地（1278亩）及居住用地（10324亩），投资方可自主选择其中用地进行商业开发，在商业开发中减免的土地出让金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额度同当年基础设施投资额度加上投资额度10-15％的投资回报率相抵。出让金的价格以当年的土地价值（由县土地主管部门核算）为依据，经双方协商后确定。
17、朝阳县县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朝阳县县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7月成立，承担新县城的建设任务及原朝阳县新县城建设办公室的相关职能。新县城所有建设项目均没有与国发北京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新县城没有一个中标项目。行政区域项目约500亩土地，目前22栋办公楼是通过土地划拨方式供地，未出让给国发北京公司。以上项目均是发改审批立项项目，没有实施土地一级开发。
18、委托付款协议书证明：庄某委托北京豆豆厨食品有限公司、西安陆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天叶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一项目部、吴振隆、施宗良、信昌公司、俊堡公司向国发朝阳公司支付100万元、200万元、40万元、200万元、4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
19、专用收款收据证明：2010年9月14日，朝阳国发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取庄某购买朝阳新县城建设项目500亩建设土地前期费用共计3000万元。
20、国发北京公司财务凭证证明：高广利在国发北京公司的相关支出凭单等财务凭证上的主管审批、领导批示、领款人部分签字。
21、委托付款协议书、北京市公安局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支票存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电汇凭证、电汇凭证、北京银行电汇凭证、兴业银行进账单、单位汇款委托书等证明：国发朝阳公司收取庄某等人的资金共计3040万元及支出的情况。其中，国发北京公司向北京大方智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600万元，向北京宏运建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400万元，向北京鼎鑫万家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00万元，向北京宏安通达运输有限公司支付170万元，向国发朝阳公司支付100万元的支票存根上系高广利签字。
22、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证明：国发北京公司于2010年9月14日出具支票，向北京大方智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共计600万元。
23、催款函等证明：2011年12月14日、2014年5月28日，庄某致函国发北京公司，催要3000万元投资款。
24、承诺书证明：2011年12月30日，靳某、刘某代表国发北京公司承诺于2012年1月20日前归还2000万元，于2012年5月31日前归还1000万元。
25、函件证明：2012年9月28日，国发北京公司承诺，高广利、靳某、刘某愿意尽快筹措资金，归还欠款。
26、工商档案查询材料证明：国发北京公司、国发朝阳公司、国发城镇化发展股份公司的基本情况。
27、侦查人员出具的工作说明证明：侦查机关只查找到国发北京公司财务杨某一人，其他人员未查找到。公司已经解散，公司财务、手续等材料未找到。故未能查扣公司账目，未查明高广利转移资金走向、下落，未查明高广利在千县办公室的任职情况，未查明高广利捕前职业及在天诚集团的相关身份。
28、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了本案的立案过程。
29、到案经过证明：2015年9月24日，庄某报案称，2009年12月，其被靳某、刘某、高广利以投资朝阳县新县城城市规划土地开发项目为由骗取共计3040万元。2016年3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侦查人员在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河胡同1号楼（沙钢宾馆）大厅将高广利抓获。
30、户籍材料、台胞返乡证证明：高广利、庄某的身份情况。
31、被告人高广利的供述：2006年，其听说朝阳县政府准备实施县城搬迁工程，联系了主管该项目的朝阳县副县长于某，准备承包该项目。其和靳某、刘某等人以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工作的名义与朝阳县商谈，对方要求十余亿的资金。其和靳某、刘某为此成立了国发北京公司，靳某任法定代表人，持有25％的股份，其任董事长，持有65％的股份，刘某任总经理，持有15％的股份。2007年4月，国发北京公司与朝阳县政府签订朝阳县新县城搬迁工程项目合同。2008年8月，靳某联系了庄某，让他投资该项目。其和靳某、刘某多次带庄某等人多次到朝阳县考察，庄某也看到国发北京公司与朝阳县签订的合同，认为项目很好，准备投资。其在公司只负责与朝阳县政府商谈项目，不清楚庄某投资的具体情况，靳某负责与庄某联系，刘某负责收款。2009年，庄某投入国发北京公司3000万元。其和靳某、刘某开会商量，将这些钱用于朝阳新县城项目，其中部分用于公司的房租、员工工资、考察项目费用。后来，国发北京公司将其中600万元投资到天诚集团总公司。当时，国发北京公司开会商量，投资6000万元收购天诚集团总公司，用于朝阳县建设工作。先投入了600万元，待庄某或者其他资金注入，再结余款。董事会还研究决定，用300万元给吉林省公主岭市的一个小学修路，借给北京建峰集团负责人孙剑锋570万元。此外，还借给其公司聘请的财务刘文芳100万元。剩余的钱都被用于支付房租、水电、工资。国发北京公司至少需要投资10余亿元，朝阳县政府才能让其公司承揽该项目。其公司当时进行了社会融资，但只有庄某投资3000万元，资金缺口很大，项目就终止了。靳某知道庄某的钱的用途。其听靳某说，庄某的钱部分用于公司日常开销及房租。
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范某的当庭证言拟证明：高广利不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董事长，不具有资金使用决策权，未签字支出1600万元资金；证人高某的证言拟证明：其未在国发北京公司的工商注册档案上签字，其和高广利均不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股东。
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高广利在侦查阶段所做的供述及证人靳某、刘某的证言系非法证据，申请法庭予以排除的诉讼请求，本院在庭审前召开庭前会议，控辩双方充分阐述了意见。经查：公诉机关在法庭审理中宣读、出示了高广利的多次讯问笔录，侦查人员的讯问时间正常，不存在疲劳审讯的情形，保证了高广利的饮食和休息。而且高广利在庭前会议中亦承认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没有打骂冻饿或对其进行威胁。因此，法庭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后，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认为高广利庭前供述的讯问程序规范，其关于担任国发北京公司董事长的供述内容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高广利在审理期间虽否认原供述，但不能说明合理原因，且其辩解与在案的其他证据不符。法庭在审理期间已通知证人靳某、刘某出庭作证，二人的当庭证言与其在侦查期间的证言一致。此外，并无证据或线索证实侦查人员、公诉人在讯问高广利、询问靳某、刘某时存在违法取证的情形。故高广利的庭前供述以及证人靳某、刘某的证言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采用刑讯逼供或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证人证言，不应予以排除。对于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准许。
对于证人杨某、范某、高某的当庭证言以及被告人高广利的辩护人向法庭申请通知周丽君、郝小勇、尹英凯、郭虎出庭作证，拟证明高广利不是国发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具有资金使用决策权，未实际占有庄某的投资款的诉讼请求，经查：杨某的当庭证言与其在侦查期间的证言内容不符，范某无法证明庄某投资款收支的具体过程，且二人当庭对于高广利在国发北京公司的财务凭证及财务制度上审核签字的关键事实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高某仅证明其本人未在国发北京公司工商注册档案上签字，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但无法据此否认高广利实际控制国发北京公司的事实。故对于上述三人的当庭证言，本院均不予确认。高广利的辩护人申请通知周丽君等人出庭作证的拟证明事项与已出庭作证的杨某、范某、高某的证言内容一致，本院对此项申请亦不予准许。
对于高广利的辩护人向法庭宣读、出示的学历证书、《关于联合主办千县工程决定》、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证书等书证，申请调取相关财务凭证、对高某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的诉讼请求，以及高广利及其辩护人所提高广利不是国发北京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不具有对国发北京公司经营管理和资金使用的决策权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辽宁省朝阳县决定实施朝阳项目后，高广利、靳某、刘某为了参与该项目，注册成立了国发北京公司，高广利以其子高某的名义持有多数股份，担任董事长。在国发北京公司经营期间，高广利不仅决定公司制度建设，而且负责财务支出的审核、批准，具有资金使用的决策权。上述事实，不仅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高广利的供述、证人靳某、刘某、杨某的证言等言辞证据予以证实，而且有国发北京公司的财务凭证、内部规章等书证予以佐证，足以认定。高广利的辩护人宣读、出示的上述书证及所提对高某笔迹进行鉴定的诉讼请求仅证明高广利在全国千县工程办公室的任职情况及高某未在国发北京公司的工商注册档案上签字，但均不能否认高广利是国发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具有资金使用决策权的事实，公诉机关业已调取了国发北京公司的相关财务凭证，高广利作为公司负责人在大量支出凭证上审核签字，与高广利的辩护人所提拟证明事项亦不一致。故对于高广利的辩护人宣读、出示的上述书证及所提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准许、采信，相关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对于高广利的辩护人向法庭宣读、出示的政府文件、会议纪要等书证以及高广利及其辩护人所提高广利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朝阳县政府在实施朝阳项目的过程中，高广利等人多次赴朝阳县考察，并与县政府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双方约定国发北京公司先投入数亿元的资金建设朝阳项目，朝阳县政府再根据资金投入情况，以减免县城规划商业开发用地的土地出让金及应交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方式为资金还付方式。在结识庄某后，高广利明知国发北京公司没有自有资金，且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没有能力根据合作意向进行投资建设的情况下，对庄某谎称国发北京公司已经实际承揽了朝阳项目，以项目保证金的名义诱使庄某投资1000万元。此后，高广利为了避免庄某撤回投资，骗取更多资金，再次对庄某谎称朝阳项目中有500亩土地出售，诱骗庄某向国发北京公司支付2000万元。经审查在案证据，上述资金并未用于朝阳项目，部分资金被高广利签字批准后支付给其他公司或单位。在上述事实中，高广利在明知国发北京公司无力承揽朝阳项目的情况下，仍诱骗庄某支付资金，且向庄某隐瞒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将资金挪作他用，不仅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在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骗取资金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高广利的辩护人宣读、出示的上述书证以及高广利及其辩护人的此项辩解和辩护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确认、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高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高广利所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据此，根据被告人高广利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高广利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责令被告人高广利退赔犯罪所得人民币三千万元，发还被害人庄某。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 岩
代理审判员 吕 晶
人民陪审员 宁丽娟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