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民终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繁昌县金星架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繁昌县迎春路20号，组织机构代码67421334-4。
法定代表人：滕红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洋，安徽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人民中路683号，组织机构代码73781945-9。
法定代表人：尹向东，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繁昌县启益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繁昌县繁阳镇龙华路95号24号楼104室，组织机构代码58614547-6。
法定代表人：陈东辉，该公司总经理。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雨露，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新伯，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繁昌县金星架业有限公司（简称金星架业公司）因与上诉人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县启益建设有限公司（简称繁昌启益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芜中民四初字第00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金星架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滕红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洋，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新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星架业公司上诉请求：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支付金星架业公司工程款284123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84123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4年2月14日计算至工程款全部付清之日止）并由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注明了脚手架工期的计算时间，根据合同的确认，12号楼工期计算时间应为2012年12月8日，13号楼工期计算时间应为2012年9月24日，16号楼工期计算时间应为2012年8月26日，17号楼工期计算时间应为2012年9月12日，18号楼工期计算时间应为2012年11月9日。一审法院未认定双方共同确认的工期计算时间，以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单方记录的施工日志认定开工时间，按此计算，一审法院少计算了562490元工程款及利息。
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共同答辩称：1、一审法院依据2012年8月26日和9月10日的合同作出判决是错误的，该两份合同的目的仅是为了配合金星架业公司取得贷款；2、正是因为合同并非真实的，不能依据合同确定相应的工期，应以监理实际登记为准。
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由金星架业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1、脚手架拆除时间应当以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通知拆除时间为脚手架工程完工时间，不应当以金星架业公司拖延拆除时间为准。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函等书面证据能够证明金星架业公司经通知拖延不拆的事实。一审法院以金星架业公司口头答辩没有收到通知不予采信，以脚手架实际结束时间为准计算工程价款缺乏事实依据。2、本案中17#、18#楼的实际施工人是朱久，12#、13#、16#号楼的实际施工人是黄建兴，二人都是南通启益公司的副总经理，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是张洪涛，施建乐是朱久聘请的施工管理人员，蒋辉是黄建兴聘请的施工管理人员，施建乐、蒋辉不能代表南通启益公司，从其二人手中掌握的“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繁昌新城华府项目无签约权”印章亦可以得到印证。一审认定蒋辉、施建乐为项目负责人，具有签约权，属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片面依据金星架业公司口头陈述认定滕红星在繁昌启益公司法定代表人拟定的《承诺》上签字缺乏证据支持，且一审法院亦未查明金星架业公司为何要确保合同效力。（二）1、承诺函明确载明两份《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仅作为金星架业公司在银行评估时使用，不能作为双方履行合同、结算工程款的依据。即便是两份合同签订在前，《承诺》也是对双方口头约定的合同用途的再次书面确认。金星架业公司先后提供五份《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足以说明签订合同的随意性。其中2012年8月26日未盖章的合同中蒋辉的签名不属实，2012年8月15日合同承包范围等内容不属实，甲方处所盖印章存在明显覆盖的情形，被覆盖的正是“无签约权”字样，对此双方是明知的。2012年9月10日未盖章的合同系复印件。2、双方约定的时间与实际搭设时间差距较大，两份合同仅约定了地下室的单价，却没有约定地下室的工期，违背客观事实。约定的逾期费用每日每平方0.3元超过市场价格，也超过双方之前签订的无争议的合同约定每日每平方0.2元的价格。从价格构成上，逾期费用的约定不可能超过脚手架工程本身的价格。3、现实生活中，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开工建设的个例并不少见，本案双方口头约定比照前份合同处理符合事实。滕红星以银行评估为由要求签订合同并盖章，繁昌启益公司并无核实检查的义务，一审法院要求繁昌启益公司证明金星架业公司利用该合同进行贷款属不当扩大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双方不签订书面协议违背常理，滕红星未到银行进行贷款及支付工程款与合同约定工程款基本一致推定两份合同是双方履约的依据以及《承诺》没有效力属主观臆断。（三）南通启益公司与业主签订的工期是540天，而从工程开工至业主催促拆架之日仅过去14个月，工期完全在正常合理的范围，在主体建设未逾期的情况下，作为脚手架工程的工期不可能逾期。而本案中，按照两份合同的约定，工程逾期一倍。对于双方没有签订正式书面合同无法确定履行依据又已经履行完毕的脚手架工程，应当对争议工程进行鉴定，以鉴定价格为准。二审庭审中，南通启益公司补充主张：1、本案属合同纠纷，应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判令南通启益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与法相悖，南通启益公司并非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连带责任；2、合同约定的逾期费用每日每平方0.3元，实际上也是违约责任，一审判决既支持了违约金也支持了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的500多万元的款项错误。
金星架业公司答辩称：上诉请求应当在上诉期限内提出，当庭增加上诉请求违法，上诉人当庭新增的上诉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在芜湖施工的外地企业必须在芜湖成立子公司，母子公司在人员、财务、管理上存在混同，理应共同承担民事责任，280万元的工程款也是南通启益公司支付的，南通启益公司是合同当事人之一。脚手架的超期费用属于工程款组成部分，并非违约金。关于事实部分：1、关于拆架时间问题。一审法院根据监理公司的证明及监理日志认定拆架时间完全正确，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主张金星架业公司存在拖延没有事实依据。第一、根据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函》记录的时间，除17#楼一致外，其余均迟于金星架业公司主张的拆架完成时间，照此，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将多支付超期费用；第二、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主张其向金星架业公司发出拆架通知、《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和《工作联系函》，但《工作联系函》是发往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的，《建设单位工程联系单》是建设单位出具给施工单位的，并非发往金星架业公司的；至于拆架通知，其中17#、18#楼拆架通知中邮寄单的收件人是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项目负责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的证明目的。2、关于蒋辉、施建乐的身份。从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到工程款支付，均是蒋辉、施建乐代表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支付的280万元工程款也是经该二人审批的，足以证明二人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一审判决对此也作出详细的说明。3、陈东辉是繁昌启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认为《承诺》并非陈东辉所写，应由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举证，且《承诺》为谁所写不影响对《承诺》效力的认定。4、金星架业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在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迟延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在签订分包合同八九个月之后为维权考虑要求繁昌启益公司加盖公章符合常理。关于法律适用部分。1、一审判决对《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分包合同涉及的工程款达500多万元，对双方利益巨大，不可能不签订书面协议；第二、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声称仅凭口头约定支付280万元工程款明显违背常理；第三、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支付280余万元的工程款，正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而该数字与合同工期内（不含超期费）工程款基本吻合，根据计算，合同工期内的工程款数额为2818263元，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书面合同关系；第四、金星架业公司一审提交了五份《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金星架业公司之所以出具《承诺》，是基于繁昌启益公司盖章要求的考量，在繁昌启益公司盖章八九个月之前，双方已经签订了书面的分包合同，除这两份合同之外，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同样具备法律效力。《承诺》所谓的分包合同作银行贷款之用，没有事实依据。第五、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声称2012年8月26日合同中蒋辉签名不真实，没有事实依据。2012年8月15日合同中印章下面的内容系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自行覆盖，金星架业公司不具备覆盖条件。2、对脚手架工期的计算时间，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时间计算，金星架业公司已提出上诉。地下室与地面以上部分是整体，地下室的合同工期与地面以上的部分合同工期当然一致。合同约定的逾期费用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据此计算符合法律规定。3、对于工期约定问题。第一、双方约定的合同工期综合考虑了楼层、施工难度、市场行情等因素，合同工期是双方综合考虑各种情形后协商一致的结果，属意思自治；第二、合同工期内，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可以完成施工，南通启益公司不能在合同工期内完工完全是其他因素所致，不能以此推定双方约定的合同工期过短；第三、双方在分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同工期，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当然有效，双方在11#、14#、15#楼的分包合同中合同工期为6个月，已履行完毕，足以证明本案涉及的合同工期完全符合双方签订分包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四、合同工期的约定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无禁止性规定；第五、如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认为工期过短，可以申请变更、撤销，但本案已超出一年除斥期间。4、本案工程款计算方式简单明确，无需鉴定，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一审时也未提出鉴定。综上，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金星架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支付工程款2852838元，赔偿工程款利息损失292416元（以所欠工程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15%的两倍，自2013年11月23日计算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并由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反诉请求：1、撤销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与金星架业公司签订的两份《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合同落款日期分别为2012年8月26日和2012年9月10日）；2、金星架业公司支付脚手架材料款38128.3元，赔偿因脚手架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导致主体结构工程停工损失30万元，故意拖延拆除脚手架造成延误工期的经济损失45万元，共计788128.3元；由金星架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查明：南通启益公司承建繁昌县鑫吴新城华府11号楼至18号楼工程，并根据芜湖市政府的监管要求，设立全资子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共同负责工程施工。南通启益公司因工程施工需要，将繁昌县鑫吴新城华府11号楼至18号楼的脚手架工程分包给金星架业公司施工。双方分别于2011年12月15日、2012年8月15日、2012年8月26日、2012年9月10日签订了《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其中，2011年12月15日，朱久作为项目负责人代表南通启益公司与金星架业公司签订了关于金星架业公司分包14、15、11号楼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该份合同已履行完毕。2012年8月15日，蒋辉作为项目负责人代表南通启益公司与金星架业公司签订了关于金星架业公司分包12、13、18号楼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该合同甲方处加盖了“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繁昌新城华府项目”章，该印章下部被覆盖。2012年8月26日，蒋辉作为项目负责人代表南通启益公司与金星架业公司签订了关于金星架业公司分包12、13、16号楼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2012年9月10日，施建乐作为项目负责人代表南通启益公司与金星架业公司签订了分包17、18号楼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合同甲方处加盖了“繁昌县启益建设有限公司”章。该合同除第十二条确定的合同工期起算时间及一幢楼的楼号有不同外，其余内容与2012年8月15日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
2013年5月4日，因金星架业公司与蒋辉、施建乐签订的两份《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均未加盖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公章，金星架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滕红星为确保两份合同的效力要求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加盖公章。后其在繁昌启益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东辉拟定的《承诺》上签名。该《承诺》内容为：繁昌启益公司与金星架业公司签订的鑫吴新城华府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仅作为金星架业银行评估之用，不另作他用。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在取得滕红星的承诺后在2012年8月26日、2012年9月10日签订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甲方处加盖了“繁昌县启益建设有限公司”印章。
2012年8月26日签订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第七条约定：总工期6层的为6个月工期，14层的为8个月工期，18层的为10个月工期，超出工期，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支付金星架业公司每日每平方米0.3元的超期费用；第十条约定：合同单价按照工程的建筑面积计算，工程单价为6层的每平方米39元，14层的每平方米51元，18层的每平方米55元，均不含税金；第十一条约定：架子拆除完成后一个月内付清余款；第十二条约定：16号楼工期自2012年8月26日开始计算，13号楼工期自2012年9月24日开始计算，12号楼工期自2012年12月8日开始计算。2012年9月10日签订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第七条约定：总工期4层的为4个月工期，14层的为8个月工期，超出工期，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支付金星架业公司每日每平方米0.3元的超期费用；第十条约定：合同单价按照工程的建筑面积计算，工程单价为4层的每平方米40元，14层的每平方米51元，地下室每平方米45元，均不含税金；第十一条约定：架子拆除完成后一个月内付清余款；第十二条约定：17号楼工期自2012年9月12日开始计算，18号楼工期自2012年11月9日开始计算。上述合同签订后，金星架业公司组织施工，脚手架工程已经施工完毕并完成拆架。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共支付金星架业公司12、13、16、17、18#楼工程款2856607元。
另查明：繁昌县鑫吴新城华府12号楼脚手架搭设时间为2013年1月12日，拆除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建筑面积5076平方米；13号楼脚手架搭设时间为2012年9月26日，拆除时间为2013年11月15日，建筑面积12807平方米；16号楼脚手架搭设时间为2012年9月26日，拆除时间为2013年11月1日，建筑面积9546平方米；17号楼脚手架搭设时间为2012年9月26日，建筑面积4755平方米；拆除时间为2013年12月2日；18号楼脚手架搭设时间为2013年3月22日，拆除时间为2014年1月13日，建筑面积9199平方米。
2012年11月9日金星架业公司的现场负责人严红进收新城华府项目部钢管0.275mm,6m340条，5.5m10条，合计2090条，同年12月9日收扣件330，钢管合计169.3m。
一审法院认为：（一）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辩称，金星架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滕红星出具的《承诺》证明2012年8月26日、2012年9月10日签订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是虚假合同，双方之间就本案讼争工程并无书面合同只是口头延袭双方之前的合同。但该两份《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中“繁昌县启益建设有限公司”章是在金星架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滕红星出具《承诺》时加盖，而滕红星出具《承诺》的时间是2013年5月4日，而这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2年8月26日、2012年9月10日，即在加盖“繁昌县启益建设有限公司”章之前八、九个月这两份合同即已签订。繁昌启益公司又辩称合同上的签订日期为倒签日期但对此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且13、16、17号楼脚手架的搭设时间为2012年9月26日，这亦与双方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2012年9月24日、8月26日、9月12日基本一致。另双方以前的脚手架承包合同约定的房屋与本案讼争的房屋在建筑面积、楼层数方面均不完全一致，且双方之间的脚手架承包合同涉及的合同金额高达几百万元，双方作为专业的建筑公司和脚手架施工公司对涉及金额高达几百万元的民事行为不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明显有违常理。再者滕红星承诺中所述分包合同作为贷款之用，对此繁昌启益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滕红星实际利用该承包合同向银行进行了贷款，且繁昌启益公司自认支付的工程款2885117元与合同约定的合同期内工程款2818263元基本一致。综上，一审法院对繁昌启益公司提供的滕红星的《承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金星架业公司提供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繁昌启益公司的辩称不予支持。本案讼争工程的监理单位安徽省科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蒋辉为南通启益公司承建的新城华府12、13、16号楼的现场总负责人，施建乐为南通启益公司承建的新城华府17、18号楼的现场总负责人；繁昌启益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上蒋辉作为负责人审批向金星架业公司支付工程款；施工日志上记载有项目部事宜由蒋辉、施建乐商定；繁昌启益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复工通知书》上有施建乐作为施工单位的签收人，繁昌启益公司提交的邮寄单上有施建乐作为施工单位的联络人，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蒋辉、施建乐是繁昌启益公司承建的繁昌县鑫吴新城华府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故蒋辉、施建乐与金星架业公司签订《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繁昌启益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上述分包合同，繁昌启益公司对蒋辉、施建乐代表繁昌启益公司与金星架业公司签订《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是明知的，且繁昌启益公司以支付2856607元工程款的行为表示了认可。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辩称，合同工期约定过短，对其不公平。一审法院分析认为：（1）合同工期的约定属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且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约定显失公平。（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三条之规定，繁昌启益公司应当自合同签订后一年内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繁昌启益公司的主张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故双方签订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均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二）《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虽约定了脚手架的开工时间，但金星架业公司未提供书面的开工证明予以证实，而繁昌启益公司提供的《施工日志》对开工时间予以记载，该《施工日志》虽是繁昌启益公司单方制作，但该日志为施工的现场记录，具备客观性，故基于证据的盖然性对此予以认可。安徽省科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出具证明证实拆架日期、讼争房屋建筑面积，因监理公司作为第三方其出具的证明具有独立性，故对监理单位的证明予以采纳。脚手架工程款经核算如下：12号楼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197964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90×5076×0.3=137052元，合计工程款335016元；13号楼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704385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101×12807×0.3=388052元，合计工程款1092437元；16号楼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486846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147×9546×0.3=420978元，合计工程款907824元；17号楼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640050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178×12550×0.3=670170元，合计工程款1310220元。18号楼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190200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133×4755×0.3=189724元，合计工程款379924元。13号楼地下室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105930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101×2354×0.3=71326元，合计工程款177256元；16号楼地下室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105930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147×2354×0.3=103811元，合计工程款209741元；17号楼地下室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161910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178×3598×0.3=192133元，合计工程款354043元；18号楼地下室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162180元，合同工期外超期工程款为133×3604×0.3=143799元，合计工程款305979元。商铺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为62868元，无超期工程款。综上工程款总计5135308元，扣除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2856607元（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扣除非金星架业公司员工胡传仓领取的25510元即2885117-25510=2856607元），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尚欠金星架业公司工程款2278741元。金星架业公司诉请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但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计算利息损失过高，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支持，利息自最后拆架时间2014年1月13日后一个月起算。（三）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主张因脚手架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而导致建筑工程停工要求金星架业公司支付停工损失450000元及材料款38128.3元，对此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脚手架存在质量问题且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脚手架租赁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另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所提交的邮寄单的收件人不是金星架业公司，故无法证明金星架业公司收到了邮件，且邮寄的内容亦无法证明。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提交的《收条》，不能证明与金星架业公司有关，且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未要求返还钢管材料而直接要求赔偿于法无据，赔偿的数额也没有证据证明。对于严红进领取的钢管材料，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未提供计价依据，故金星架业公司只承担返还责任或在不能返还的范围内予以赔偿。（四）繁昌县鑫吴新城华府11号楼至18号楼工程的施工单位是南通启益公司。芜湖市“芜市建［2010］164号”《关于加强外地进芜建设企业管理的规定》，要求外地公司必须在芜湖设立子公司后方可承接施工项目，且该《规定》第五条明确要求：施工合同应由建设方与外地进芜建设企业的公司和子公司共同签定。该《规定》系芜湖市地方政府为加强外地进芜建设企业管理，规范建设市场秩序，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所作出的规范性文件，对外地进入芜湖市全市范围内的施工企业均具有规范性的约束力。南通启益公司根据芜湖市政府的监管要求，设立全资子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共同负责工程施工。故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应当共同承担支付义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金星架业公司工程款2278741元并赔偿金星架业公司利息损失（以227874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2月1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二、驳回金星架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金星架业公司返还严红进领取的材料或在不能返还的范围内承担折价赔偿责任。四、驳回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对金星架业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15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6159元，由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负担。
二审中，南通启益公司二审新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为“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繁昌新城华府项目部（无签约权）”印章，证明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甲方处印章被覆盖的是“无签约权”字样；证据二为中标通知书，证明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与业主单位订立的建设工程工期为540天，争议工程的项目经理是张洪涛。金星架业公司质证认为：印章先是南通启益公司使用，说明双方早就签订书面合同，后来金星架业公司发现该印章无签约权，要求重新签订合同，由于南通启益公司迟延支付工程款，为维权需要，金星架业公司要求加盖公章，陈东辉提出要金星架业公司出具《承诺》；中标通知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与金星架业公司之间应以合同为准。
当事人其他举证、证明目的与一审相同，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亦同于一审。
根据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2012年8月26日和9月10日加盖繁昌启益公司公章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一审认定的搭设、拆除时间是否正确，本案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的工期内工程款、超期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
（一）关于2012年8月26日和9月10日所签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审中，金星架业公司提供了五份《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其中一份签订时间记载为2012年8月15日，工程承包内容为12#、13#、18#，加盖有南通启益公司项目部印章（其下有覆盖），并由蒋辉签字；两份签订时间记载为2012年8月26日，1份有蒋辉签字并加盖繁昌启益公司印章，1份有蒋辉签字无盖章，工程范围均为12#、13#、16#；两份签订时间记载为2012年9月10日，1份有施建乐签字并加盖繁昌启益公司印章，1份仅有施建乐签字无盖章，工程范围均为17#、18#楼。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提供一份签订于2011年12月15日的《脚手架分项承包合同》，仅有朱久签字，无繁昌启益公司印章，工程范围为11#、14#、15#楼。当事人双方对繁昌启益公司提供的合同的真实性、金星架业公司提供的2012年8月26日和2012年9月10日的合同上繁昌启益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案涉12#、13#、16#、17#、18#楼的脚手架搭设工程系金星架业公司施工未提出异议。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提供了金星架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承诺》，意图证明2012年8月26日和2012年9月10日系被骗所签，并非当事人结算依据，12#、13#、16#、17#、18#结算没有书面合同依据，应按双方口头约定参照11#、14#、15#楼的书面合同计量。当事人对2012年8月26日、9月10日所签合同繁昌启益公司签章目的和作用发生争议，但该两份合同均有施建乐、蒋辉签字，监理单位出具证明证实蒋辉、施建乐分别是12#、13#、16#、17#、18#的现场总负责人，蒋辉亦作为负责人向金星架业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结合脚手架工程搭设面积、楼层高度、市场价格、监理单位证明、合同工期内工程款与已付工程款数额接近以及一般社会认知，认定金星架业公司提供的2012年8月26日和2012年9月10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作为确定案涉工程价款的依据，符合民事证据规则“优势证据”的标准，也符合社会通常价值导向，鼓励大额交易应当签订书面交易合同，签订书面交易合同应当谨慎。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提供的《承诺》不足以推翻上述合同。至于合同中约定的工期天数、超期费用属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二审请求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并依据鉴定意见结算工程价款，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工程的工程款问题。一审期间，监理单位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繁昌县鑫吴新城华府12号楼的建筑面积为5076平方米，拆架完毕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13号楼的建筑面积为12807平方米，拆迁完毕时间为2013年10月15日；16号楼的建筑面积为9546平方米，拆架完毕时间为2013年11月13日；17号楼的建筑面积为12550平方米，拆架完毕时间为2013年12月2日；18号楼的建筑面积为4755平方米，拆架完毕时间为2014年月13日，地下室的建筑面积为9199平方米。金星架业公司上诉称，一审依据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记录的《施工日志》认定开工日期错误，应根据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计算。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与实际开工日期并非同一概念，应当以实际开工日期为准计算案涉工程价款，在金星架业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的施工日志认定开工日期并无不当。金星架业公司此节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案涉工程拆架时间，一审中，监理单位已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说明》详细记载。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上诉称应当以其通知拆架时间为准，并提供了《建设单位联系单》、《工作联系函》、拆除通知等函件作为证据，但《建设单位联系单》、《工程联系函》的收发主体没有金星架业公司，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已向金星架业公司送达书面拆架通知。据此，一审法院以监理单位出具说明的时间作为认定拆架时间，并无不当。
至于在二审庭审中提出的南通启益公司的责任以及超期费用的性质问题。因按照芜湖市政府规定，外地企业在芜湖施工应当设立子公司，为本案施工，南通启益公司设立繁昌启益公司，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存在人格、财产、经营上的混同关系，一审判决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超期费用属合同约定工期外的工程价款，与违约金并非同一概念，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请求降低超期费用，无法律和合同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金星架业公司、南通启益公司、繁昌启益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454.83元，由繁昌县金星架业有限公司负担9424.9元；由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繁昌县启益建设有限公司负担25029.9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钢
代理审判员 廖永结
代理审判员 李 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珍妮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