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3民终4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加玉林，男，1968年5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林邦钧，男，1968年5月1日出生，系加玉林亲属。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仁慧，女，1963年4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陈玉娟，随州市炎帝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上诉人加玉林因与被上诉人李仁慧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6）鄂1321民初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加玉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林邦钧，被上诉人李仁慧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玉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加玉林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李仁慧负担。理由为：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事发下午加玉林并未打电话给苏加华让其过去帮忙收粮食，加玉林在一审庭审承认是其打电话让苏加华去收粮食是加玉林的委托代理人肖登金设计陷害所致；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本身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就算是雇佣关系，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属于《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范畴，苏加华酒后无证驾驶死亡，被交警部门认定为死者本人负责的单方交通事故，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更不应当认定为加玉林侵权，并承担精神赔偿责任；3、原审法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的理由不充分。
被上诉人李仁慧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判。
李仁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我丈夫苏加华受加玉林雇请为其搬运粮食，当时加玉林口头承诺“搬运粮食数量按每包2.8元结算，包中、晚餐，若不在被告家吃饭每天支付20元餐费，做活早晚时间不固定，每天收工时结清当天工钱”。2015年10月23日下午，加玉林电话催促我丈夫苏加华搬运粮食。15时25分许，苏加华驾驶鄂S×××××号两轮摩托车行驶至被告家途中时，因操作不当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导致苏加华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加玉林对我的各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加玉林赔偿我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88588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加玉林系在随县安居镇附近从事粮食收购生意，游某、加登科与原告李仁慧之夫苏加华系受被告雇请为其搬运粮食，三人均在被告加玉林处直接结算工资。2015年10月23日上午，被告加玉林带领苏加华等三人到随县环潭镇农户家中收购粮食。上午完工后，苏加华独自回家。下午两点左右，被告加玉林接到农户电话称有粮食出售，遂带领游某、加登科两人前往随县安居镇烟袋坡村9组农户家中搬运粮食并电话通知苏加华下午有粮食需搬运。三人先到达农户家中后，加玉林再次给苏加华打电话，得知苏加华已经在从家中前往该农户家的路上。下午15时25分许，苏加华驾驶车辆号牌为鄂S×××××的两轮摩托车行驶至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7组路段时，由于操作不当，两轮摩托车摔倒，造成苏加华当场死亡、摩托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后加玉林得知苏加华出事故后与游某、加登科一起到现场查看情况。2015年10月24日，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注明：“截至到2015年10月24日，经系统查询，未查询到居民身份证号码421302196311146476的证件持有人已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信息”。2015年10月25日，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尸体处理通知书，注明：苏加华因交通事故死亡，尸体已经检验。2015年10月29日，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公交证字（2015）第1029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上述交通事故的事实。
另查明：苏加华，男，1963年11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21302196311146476，汉族，农民，住随县环潭镇柏树岗村6组，系原告李仁慧之夫。原告李仁慧及苏加华均系农业户口。原告李仁慧之夫苏加华发生交通事故所致的经济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216980元（参照2015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849元／年×20年计算）；2、丧葬费21608.5元（参照2015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3217元／年÷12个月×6个月计算），合计238588.5元。
还查明：苏加华父母均已病故，其与原告李仁慧婚后生育一女，取名苏静。在审理过程中，苏静提交声明称自愿放弃参与本案的诉讼，本案中因苏加华死亡所产生的经济损失赔偿所得由原告李仁慧一人独自享有。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告李仁慧之夫苏加华受被告加玉林雇请，接受加玉林安排为其收购粮食提供劳务（搬运粮食），并在被告加玉林处结算工资，故被告加玉林与苏加华构成雇佣关系。庭审中，被告加玉林辩称苏加华并非在为其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死亡，其对于此次事故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第九条第二款：“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之规定，本案事故的发生系苏加华接到被告加玉林电话通知后，前往工作地点的途中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该事实有被告加玉林当庭自我陈述、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证明、加玉林本人及游某、加登科到达现场查看情况等予以佐证，由此可认定苏加华驾驶摩托车与其从事雇佣活动具有内在联系，故应当认定苏加华系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损害，被告加玉林作为雇主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苏加华无证驾驶摩托车，缺乏安全意识，未能谨慎驾驶，操作不当而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其对自身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减轻被告加玉林的赔偿责任。酌情认定被告加玉林对原告之夫苏加华因从事雇佣活动而发生交通事故所致的经济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剩余损失由原告自负。庭审中，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过高，本院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酌定为10000元。
综上，原告李仁慧的经济损失238588.5元，应由被告加玉林赔偿20%，即47717.7元，再加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57717.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加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仁慧经济损失57717.7元。二、驳回原告李仁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14元，由原告李仁慧负担1970元，被告加玉林负担844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加玉林向法庭申请证人游某、方某出庭作证，并提供一份录音证据。
证据一，证人游某的证言。拟证明：加玉林告诉他苏加华下午不来收粮食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称，游某与上诉人加玉林有利害关系，且他陈述的事实也是加玉林转述的，证言与一审不一致，应当不予采信。
证据二，证人方某的证言。拟证明：本案一审法院开庭前一天，方某在其女儿家与肖登金一起吃饭，肖登金要加玉林在法庭上改口称，事发当天下午是加玉林打电话让苏加华去收粮食的。被上诉人质证称，方某的女儿与加玉林是表兄妹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
证据三，录音证据。拟证明，加玉林一审的委托代理人肖登金承认是其让加玉林在一审法庭上承认是加玉林打电话让苏加华前去收粮食。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录音未经被录音人同意私下进行属于非法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符合证据的要求，且从该录音中当事人的谈话，不能达到上诉人加玉林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以上证据评议如下：证据一，游某的证言只能证明加玉林向其陈述的事实，其本人并不知道加玉林是否给苏加华打电话让其不过去收粮食，故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因方某与加玉林是亲属关系，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该录音证据虽未经得被录音人的同意，但该录音能清楚的分辨出谈话的各方当事人的身份，本院对该录音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录音中肖登金陈述加玉林在法庭上讲的是事实，故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原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加玉林与苏加华是否构成雇佣关系？2、苏加华骑摩托车在前往工作地点路上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3、该案责任比例分担是否恰当？4、加玉林是否应当支付精神抚慰金？
关于焦点1：上诉人加玉林在事发当天下午打电话叫苏加华前去帮忙收粮食的事实有加玉林在交警的陈述和在一审法庭上的陈述能够予以证实，虽然其在二审期间上诉称该陈述是在其一审委托代理人肖登金的指使下作出的虚假陈述，但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原审认定事实正确。
关于焦点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第九条第二款：“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的规定，本案事故的发生系苏加华接到加玉林电话通知后，在前往工作地点的途中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苏加华前往收粮食地点是“从事雇佣活动”必不可少的过程，与履行职务存在着密切联系，应当认定苏加华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加玉林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苏加华无证驾驶摩托车，缺乏安全意识，未能谨慎驾驶，操作不当而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其对自身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应当减轻加玉林的赔偿责任。原审认定加玉林对苏加华死亡发生的经济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中加玉林身为雇主作为赔偿义务主体，即为侵权责任主体，应当就苏加华的死亡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经济能力等因素，酌定精神抚慰金为10000元恰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加玉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另本案应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原审确定案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8元，由加玉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詹君健
审判员 袁 涛
审判员 汪 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廖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