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闽01民终30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宝禄，男，194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海，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友金，男，195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灿业，福建文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源县松山镇大获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罗源县松山镇大获村。法定代表人：姚兴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兴，福建文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康宝禄因与被上诉人陈友金、被上诉人罗源县松山镇大获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获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2017）闽0123民初2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宝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康宝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康宝禄从未签署过《协议书》，康宝禄直到近期才知道有这份《协议书》。1999年陈友金与康宝禄协商借用土地养虾，未约定具体期限，只说不养虾了就还给康宝禄。但陈友金私下制作虚假协议，伪造康宝禄的签名和手印，伪造出买卖协议。伪造的协议不能体现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村委会根据虚假虚假的协议，在未与康宝禄核实、未经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就私自将康宝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流转给陈友金，是典型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该协议无效。2.康宝禄事实上并没有收到陈友金支付的价款，上诉状系误写收到。即使陈友金支付1090.5元，也不是买卖的对价，而是租借的对价。3.一审法院逻辑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须经发包方同意，但却将发包方“未提出法定不同意的理由”等同“同意”，而得出发包方同意的结论，不能成立。4.一审法院对关键事实的认定前后矛盾。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荒田卖断契》是陈友金请同村村民写的，另一方面又根据《荒田卖断契》的内容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事实，将陈友金单方请人书写的《荒田卖断契》认定为系第三方所记录的原始数据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不适用福建省人大1995年发布的《福建省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条例》是错误的。本案事实发生在1999年，应该适用《福建省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条例》的规定。根据《福建省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协商，同意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的，应当签订书面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方能生效。第二条规定了发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按照上述规定，若承包方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他人，在集体经济组织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要解除与发包方的承包合同，发包方再与他人签订承包合同。这两个合同均需要签订书面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集体经济组织书面同意后方能生效。本案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符合上述条件，土地流转无效。三、一审法院存在违法行为。1.一审法院主动调查取证，向村民核查情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程序违法，结论也与事实不符。2.《松山镇大获村太平塘征收面积确认表》未经质证，一审法院采纳该证据违法。陈友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1.陈友金与康宝禄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思表示清楚，双方之间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意，且双方之间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要权利义务早在1999年11月履行完毕，足以认定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转让给陈友金。讼争土地系在原有海洋滩涂上围垦而成，围垦后的土地盐渍化严重，不适合农作物种植而形成荒地。陈友金因养殖需要，以时价每亩1500元的价格向包括康宝禄在内的第6村民小组28户村民受让共计14.24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述转让行为发生于1999年，当时康宝禄作为转让方已将转让的土地交给陈友金围塘使用，而陈友金作为受让人也将每亩1500元的转让对价支付给了康宝禄。自1999年11月至今，陈友金在讼争的土地围塘养虾，在土地被政府征用前未有人提出异议，足以表示双方之间就讼争土地达成转让合意并早已履行完毕。康宝禄诉称讼争的土地系出租给陈友金使用，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如果是租借，按常理租金是年付，而不可能是一次性支付，陈友金在太平塘共受让14.24亩的土地经营权，均是以时价每亩1500元的价格受让，也可以印证康宝禄收取陈友金每亩1500元的价款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价款。2.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是正确的。康宝禄引用《福建省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条例》规定认为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应当签订书面的协议，但该规定不能作为双方之间转让合同关系不能成立的依据。本案证据《协议书》及《证明书》均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转让合意。大获村委会盖章见证双方之间的土地转让，足以表示大获村委会同意案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大获村委会辩称，一、康宝禄称大获村委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缺乏事实依据。大获村委会根据罗源县台商投资区建设指挥部对太平塘土地流转情况的确认意见以及太平塘原有资料及本案陈友金提供的1999年《荒田卖断契》，认为康宝禄原有的0.857亩围海荒田地中的0.657亩土地使用权已转让给了陈友金，并将此情况以《面积确认表》形式在村里进行公示，征求村民（包括康宝禄）意见，《公示》中还明确规定：“如有异议，请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村部登记。”这说明《面积确认表》仅是初步意见，若有错误，经调查核实后还可以更改。并不是如康宝禄所说的“私自将康宝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流转给了陈友金”。大获村委会根据有关材料及调查后的情况予以公示，征求村民意见，不存在侵犯康宝禄合法权益的情形。至今康宝禄无法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因此康宝禄指责大获村委会“恶意串通”“侵犯其合法权益”不能成立。二、康宝禄将大获村委会作为本案被告和被上诉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论康宝禄与陈友金存在的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还是借用关系，均与大获村委会无关。康宝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康宝禄享有位于罗源县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之前，罗源县松山镇大获村曾发动该村各生产队围海靠田，形成一片滩涂田地，称为太平塘，大获村将该片田地分配给各生产队，再由各生产队自行分配。康宝禄系该村第六生产队即第六村民小组成员，其在大获村太平塘分得股份田0.857亩。1999年大获村村民陈友金因农业养殖所需，以每亩1500元价格，陆续向第六村民小组28户主“买断”部分股份田，其中向康宝禄支付了1090.5元“买断”7.27分田地。同年农历十一月份，陈友金请同村村民书写了一份《荒田卖断契》，写明：陆小组28户主原有本组股份分出两块总面积分别9.6亩、4.64亩，坐属本村太平塘土名下杭尾门前原道尾地方，东至姚家端虾塘、西至十三小组田边、南至坝边、北至横坝里，四至俱载明白。今因拾伍小组村民陈友金需要为业愿将此荒田卖断。双方言定卖断价人民币壹万叁仟陆拾元整（每亩按1500元计）。买方一次性同中交卖主亲手收讫，但自卖之后如有上级政府涉及此田分摊任务一概由买主承担，不得反悔永无异言。今欲有凭特立此荒田地卖断契壹纸交买主收执为据。契约上还列明了各户主荒田面积及所收现金，并按有手印，其中康宝禄名下为7.27分即0.727亩，收现金1090.5元。现因政府征地补偿，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另查，2017年10月24日，康宝禄曾在《松山镇大获村太平塘征收面积确认表》上签名捺印，确认面积0.2亩，该确认表还有村委人员及征地工作组成员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本案的证据及事实：1.土地权属及四至范围。虽然争议的田地四至范围不明，但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且根据陈友金提供的《荒田卖断契》，已写明双方流转土地的总四至范围。本案所争议的田地系人工围海造田而成的围垦地，有别于通常的家庭承包经营地，大获村当时是以股份田的形式分配给村民，均未办理权属证书，且根据大获村委会出具大获村太平塘各户面积公示，康宝禄原有太平塘股份田面积0.857亩。双方之间的流转行为可以参照适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法律规定，故无四至范围且未办理土地经营权属证书，不影响争议处理。2.法律适用。双方之间发生土地流转的时间为1999年农历十一月，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均在双方流转行为发生后才颁布实施，原则上不溯及既往即对当时双方的行为没有溯及力，且上述法律也无溯及既往的特别规定，故对于双方流转行为的认定不适用上述法律等。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土地管理法》等在双方流转行为发生时就已实施，均可适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虽于2005年9月1日起实施，但第二十七条规定：“本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故也可适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流转方式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本案。3．流转方式。经一审法院向当地部分村民核查，当时陈友金确实曾到康宝禄家中商议“买卖”田地，并向康宝禄支付了1090.5元价款，该价款就是当时土地转让每亩1500元的对价；且根据《荒田卖断契》上所列的名字及交易价格、亩数，均系第三方所记录原始数据，无论康宝禄名字上的手印是谁所印，也可证实双方之间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事实。根据康宝禄自行签名的《松山镇大获村太平塘征收面积确认表》，也可间接证实康宝禄与他人之间太平塘股份田转让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陈友金支付了相应对价，并自1999年农历十一月开始在争议土地上投资养殖从事农业活动至今，依法使用农业用地，确已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主要义务，康宝禄收取1090.5元转让款，同意转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虽然发包方大获村委会未在《荒田卖断契》上盖章确认，但作为发包方至今未提出法定不同意的理由。故陈友金与康宝禄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并非所谓的发包方对个别承包者之间承包地进行调整。综上，康宝禄否认曾在陈友金出具的荒田卖断契约上签字按手印，但承认收到1000元左右的款项，认为土地是借给陈友金使用，却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大获村委会发布《大获村太平塘各户面积公示》的行为并无不当，且该征地补偿款也并未发放，不存在侵犯康宝禄合法权益情形。因此康宝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康宝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康宝禄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主要事实清楚。本院认为，虽然讼争《荒田卖断契》上康宝禄名字非其本人所写，其亦否认在《荒田卖断契》上捺印，但陈友金在实际使用讼争土地的十七年时间里，康宝禄均未提出过异议，结合一审法院向《荒田卖断契》上其他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核实的情况,陈友金除向康宝禄之外的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等，可以认定陈友金与康宝禄达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并按照统一的支付标准即每亩1500元向康宝禄支付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款1090.5元，陈友金已取得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康宝禄主张其没有收取款项，以及即使收取款项亦不是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款，而是借地的费用，本院认为，康宝禄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地借给陈友金使用，且若是土地借用关系，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康宝禄均未向陈友金主张返还讼争土地，不合常理，康宝禄一审及上诉状中中未否认收取款项，二审庭审中过程中提出未收取款项，未提供相应证据，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是否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从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至今，发包方未主张过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无效，即使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大获村委会亦未向法院表示过不同意双方进行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故康宝禄主张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未经过发包方同意应当认定为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因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不适用《福建省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条例》第十七条关于发包方与承包方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的规定，康宝禄关于本案应适用《福建省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不予采纳。另，鉴于本案所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系陈友金受让所得14.2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一小部分，康宝禄亦只是众多转让人中的一人，本案的审理涉及几十户农户的利益，且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发生的时间较久，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向当地村民了解当时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情况，并无不当。综上，康宝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康宝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秋萍审 判 员 陈雁兰审 判 员 符海燕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贲丹丹书 记 员 郭梦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