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行终7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中浩，男，193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
委托代理人吴招英，女，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系上诉人之妻。
委托代理人李刚，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民政厅。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剑候，厅长。
委托代理人楼喻刚，浙江省民政厅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叶乃涛，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沿河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黄树贤，部长。
委托代理人李威、洪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工作人员
李中浩诉浙江省民政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6）浙01行初563号行政判决。李中浩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经阅卷及询问各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3年6月30日，民政部颁发李守初烈士《革命烈士证明书》，载明“李守初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此发证，以资褒扬。”该证明书折页部分“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记载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填发机关为武义县人民政府。2013年12月14日，浙江省民政厅下发《浙江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启用<烈士通知书>、<烈士证明书>和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的通知》（浙民优[2013]252号），在本省组织开展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2015年4月29日，省民政厅将李守初烈士《革命烈士证明书》换发为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折页部分的“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空白。李中浩不服，于2015年6月17日向民政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变更省民政厅2015年4月29日作出的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将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加上“李守初烈士在1926年担任中共武义县委书记”的表述。2015年9月16日，民政部作出民复决字[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省民政厅将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由“抗日游击队队员”变更为空白，确有不妥，决定撤销省民政厅2015年4月29日填发的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责令省民政厅重新填发。李中浩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驳回李中浩的诉讼请求。李中浩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6）京行终448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9月25日，省民政厅向中共武义县委组织部发出《浙江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商请核实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的函》。2015年10月9日，中共武义县委组织部向省民政厅作出《关于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的复函》。2015年10月28日，省民政厅重新填发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在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填写“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李中浩不服，于2015年11月20日向民政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1、撤销省民政厅2015年10月28日填发的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2、重新填发《烈士证明书》，将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加上“李守初烈士在1926年8月-11月担任中共武义党支部书记，李守初烈士在1926年12月-1927年5月担任中共武义县委书记”的表述。经依法延长期限及中止，民政部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民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6年1月22日，民政部优抚安置局作出《关于<烈士证明书>有关事项的复函》，认为“一、关于《烈士证明书》中'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填写内容的问题。《烈士证明书》填写、换发由地方民政部门负责。按照地方通常做法，'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一般只填写烈士牺牲时所在单位及职务。二、在换发《烈士证明书》时可变更旧证中所填写内容的问题。换证时原则上不更改证书内容。相关内容确有错误的，一般由申请人提供确凿证据，经民政部门审核，按照填写惯例，做出变更。”
原审法院认为，1980年起施行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规定“我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壮烈牺牲的，称为革命烈士，其家属称为革命烈士家属。”2011年起施行的《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规定“公民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褒扬。烈士的遗属，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抚恤优待。”据此，烈士牺牲时的身份情况和牺牲原因，是烈士认定工作中须予以固定的事实。烈士一生中是否曾担任其他职务，并不对烈士身份的认定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属《烈士证明书》中必须填写的内容。李守初烈士牺牲于1942年，其于1926年-1927年担任何职，不属于《烈士证明书》中“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栏中必须填写的内容。原告的第3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烈士牺牲时是否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职务，须以党组织的审查认定为准。本案中，民政部于1983年颁发的李守初烈士《革命烈士证明书》中，“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记载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武义县志》（1983年版）及中共武义县委组织部《关于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的复函》，同样表明李守初烈士牺牲时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据此，省民政厅经调查核实，2015年10月28日重新填发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将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填写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程序亦无不当。民政部的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中浩的诉讼请求。
李中浩上诉称：一、上诉人提供的证据----
武义县革命烈士陵园照片、《中共武义县委党史办公室关于武义县著名革命烈士生前简历》、《李守初烈士革命简史》、《建国前中共武义县党组织系统沿革表》、《中共武义县建国前党（政、军、群）组织沿革概况》、《本县党组织表》以及《中共武义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认定报告、证明李守初烈士1926年8月-1926年11月担任党支部书记，1926年12月-1927年5月担任中共武义县委书记职务》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李守初生前单位及职务系中共武义党支部书记、中共武义县委书记。二、李守初生前所担任的中共武义县党支部书记、中共武义县委书记职务并未被依法撤销和罢免，两被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李守初生前担当的职务已被依法撤销和罢免，所以李守初生前担任中共武义县党支部书记、中共武义县委书记这一铁铮铮的事实应该予以认定。三、《烈士证明书》上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烈士生前重要职务应当全部填写，《烈士证明书》中根本没有提到牺牲时的职务中“牺牲”二字，故应当填写烈士生前所担任的所有重要职务。根据烈士制度的来源、《烈士褒扬条例》的精神，烈士证明书时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应当包括一个或几个重要职务。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讲，“生前”是指“死者活着的时候”，故“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是指“烈士活着的时候所在的单位及所有的职务”，并不能局限于牺牲之际的职务。四、中华英烈网烈士英名录中记载李守初烈士的生前职务是中共武义县党支部书记等几个职务，而不是两被上诉人所说的一个职务。且上诉人曾举证曾志达烈士《烈士证明书》生前职务一栏明确载明曾志达烈士的一系列生前重要职务，没有局限于牺牲时的职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浙江省民政厅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二审询问时称：一、省民政厅填发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属于换发行为。根据2011年8月1日国务院《烈士褒扬条例》，民政部2013年10月30日下发了《关于启用<烈士通知书><烈士证明书>和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的通知》（民函[2013]247号）。该通知第三条就《烈士证明书》的换发作出了具体规定。2013年12月4日，省民政厅向相关单位发出了《浙江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启用<烈士通知书><烈士证明书>和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的通知》。2013年12月30日，省民政厅发布《关于换发、补发<烈士证明书>的公告》，在我省范围内开展《烈士证明书》的换发、补发工作。省民政厅为李守初烈士填发《烈士证明书》属于本次换发工作范畴。二、省民政厅填发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生前所在单位和职务”一栏中填写的内容符合客观事实。首先，符合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其次，该证与换发前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记载一致。1983年6月30日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证明李守初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其中生前所在单位和职务一栏填写的内容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其三，与李中浩的确认内容一致。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开始后，先开展《浙江省烈士英名录核对登记表》的填写和确认工作，李中浩作为李守初烈士遗属在登记表上予以签字确认。其四，与核查结果一致。李中浩就李守初烈士生前职务等相关问题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2015年5月8日中共武义县委组织部作出武组信访答字（2015）县转2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6年6月23日武义县民政局出具了说明。2015年9月25日，省民政厅向中共武义县委组织部发出《关于商请核实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的函》，2015年10月9日中共武义县委组织部就此作出书面复函。三、省民政厅填发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程序合法。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开始后，先进行核查确认工作，由烈士遗属填写确认“浙江省烈士英名核对登记表”。2014年5月4日，李中浩作为李守初烈士的遗属在登记表上签字确认。2014年9月18日，省民政厅填发了李守初烈士的《烈士证明书》，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内容为“抗日游击队员”。由于李中浩不认可，省民政厅收回该证明书，于2015年4月29日重新填发，其中“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为空白。李中浩不服向民政部提起行政复议，民政部认为，《烈士证明书》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为空白确有不妥，民政部作出民复决字[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省民政厅2015年4月29日填发的《烈士证明书》，并责令重新填发。省民政厅经过进一步核查，重新填发《烈士证明书》。2015年10月29日武义县民政局指派工作人员向李中浩送达，李中浩拒收。次日，再次派人送达，李中浩接收《烈士证明书》，但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二审询问时称：一、民政部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具有法定职权。二、民政部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民政部于2015年11月24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于2015年11月26日向李中浩发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李中浩于2015年12月6日补正了相关材料。民政部于2015年12月8日通知浙江省民政厅答复，浙江省民政厅于2015年12月16日提交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2016年1月28日，因案情较为复杂，民政部决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期限延长三十日，并将《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向李中浩进行送达。由于李中浩不服民政部作出的民复决字[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行政复议案的审理需要以行政诉讼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2016年2月18日，民政部决定自当日起中止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2016年11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行终4487号《行政判决书》。民政部于当日恢复本行政复议案的审理。2016年11月30日，民政部作出民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向原告和省民政厅送达。三、民政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关于启用<烈士通知书><烈士证明书>和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的通知》（民函[2013]247号）、《浙江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启用<烈士通知书>、<烈士证明书>和换发<烈士证明书>工作的通知》（浙民优[2013]252号）的规定，省民政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烈士证明书》的编号、填写、登记工作，具有填写本案《烈士证明书》的法定职权。李守初烈士1983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中，“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描述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武义县志》（1983年版）所涉内容以及中共武义县委组织部《关于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的复函》，均显示李守初烈士牺牲时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按照换发《烈士证明书》的相关要求，省民政厅在重新作出的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填写“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送达程序合法。《烈士证明书》中“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栏，一般填写烈士牺牲时所在单位及职务，李守初烈士因抗日战争牺牲于1942年，其于1926年-1927年担任的职务，并不对其烈士身份的认定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属于“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栏中所应填写的内容。综上所述，李中浩所提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李中浩不服被上诉人浙江省民政厅作出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并提起的诉讼。根据1980年起施行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我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壮烈牺牲的，称为革命烈士，其家属称为革命烈士家属”，以及2011年起施行的《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公民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褒扬。烈士的遗属，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抚恤优待”之规定，烈士牺牲时的身份情况和牺牲原因，是烈士认定工作中须予固定的事实。烈士一生中是否曾担任其他职务，并不对烈士身份的认定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属《烈士证明书》中必须填写的内容。本案中，李守初烈士1983年《烈士证明书》中“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填写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武义县志》（1983年版）及中共武义县委组织部《关于李守初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的复函》，均显示李守初烈士牺牲时为“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浙江省民政厅按照换发《烈士证明书》的相关要求，经调查核实后，在重新填发1942浙烈字第015135号《烈士证明书》“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中填写的“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内容，具有事实依据，程序亦无不当。民政部的行政复议程序上诉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经审查，该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要求在《烈士证明书》“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一栏加上“李守初烈士在1926年8月-11月担任中共武义党支部书记，李守初烈士在1926年12月-1927年5月担任中国武义县委书记”的请求事项，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中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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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惠 忆
审判员 马惟菁
审判员 葛宏伟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