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琼9026民初1299号原告（反诉被告）：青岛施可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莱阳路11号201室。法定代表人：崔广财，该公司总经理。原告（反诉被告）：海南绿生农资有限公司，住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4C。法定代表人：牛楠辉，该公司董事长。原告：青岛施可富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汾河路18号101室。法定代表人：代邦贵，该公司总经理。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利，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郭光，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被告（反诉原告）：王炼，男，196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昌江县。被告（反诉原告）：张军成，男，197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昌江县。上述三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乃江，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鑫，海南颖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昌江农之友农资有限公司，住所昌江县石碌镇人民北路矿建路南侧。法定代表人：文泽雄，该公司董事长。原告青岛施可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可富生物公司）、青岛施可富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可富进出口公司）、海南绿生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生公司）与被告郭光、王炼、张军成以及第三人昌江农之友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之友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郭光、王炼、张军成于2017年9月7日提出反诉，本院决定合并审理，并于2017年9月12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7年9月26日，施可富进出口公司向本院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施可富生物公司、施可富进出口公司、绿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利，被告郭光、王炼、张军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乃江、孟鑫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农之友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施可富生物公司、施可富进出口公司、绿生公司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施可富生物公司的业务代表刘增勇、绿生公司业务代理符大贤与三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事实和理由：施可富生物公司、施可富进出口公司分别为独立法人，经销农药和化肥，其中施可富生物公司是绿生公司的供应商。2015年10月，第三人农之友公司将绿生公司从施可富生物公司购进的”全家富”牌化肥销售给三被告，三被告在使用该品牌化肥过程中，以产品质量问题为由与第三人及原告发生争议，要求施可富生物公司、绿生公司及农之友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016年12月4日晚，农之友公司的负责人文泽雄通知施可富生物公司业务员刘增勇到其店里协商解决此事。2016年12月5日14时许，刘增勇按约前往农之友公司的店铺，后昌江县工商局工作人员也到场，三被告还请了七、八个闲散人员到该店铺为其壮势，并给刘增勇施压。因协商不下，18时许工商局工作人员离开，刘增勇一看阵势不对也想走，但被三被告阻止。20时许，刘增勇被强行带到饭店吃饭，在去饭店的路上，刘增勇给绿生公司的业务员符大贤打电话，通知符大贤直接到饭店吃饭。当时同去吃饭的人较多，约有两桌人，都是三被告请来的。吃饭到23时许，三被告召集多人把刘增勇及符大贤强行带到被告郭光儿子开的酒吧喝酒，刘增勇被对方叫来的人打了几巴掌，期间被告方多人对刘增勇、符大贤进行言语威胁，声称若不解决赔偿问题就不让离开，并逼迫刘增勇、符大贤与他们签订《协议书》。因事发突然，又是半夜三更，刘增勇、符大贤打电话给各自的公司领导汇报情况，公司领导出于保护刘增勇、符大贤的人身安全，被迫同意刘增勇、符大贤签订《协议书》，后三被告认为最终责任应当由施可富生物公司承担，于是又强迫刘增勇、符大贤签订了《补充协议》。签完这两个协议时，已是2016年12月6日凌晨2、3点钟，刘增勇、符大贤被放走，因时间太晚，刘增勇、符大贤未能马上报案，至早上8时上班后才前往派出所报案，跑了几个派出所，最后才在昌江县铁城派出所报案成功。因事实相同，公安人员只对刘增勇作了笔录，未对符大贤作笔录。涉案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刘增勇、符大贤受到非法拘禁、人身受到威胁，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三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所供应的化肥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其种植业受到损害的事实，而是仅凭自己的判断就认为其损失是由原告化肥不合格所致，其按所购化肥款的四倍计算更是无依据。因此，请求法院撤销涉案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刘增勇系施可富生物公司的职员，但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的当事人是施可富进出口公司，三被告逼迫刘增勇代表施可富进出口公司签订，刘增勇无权代表其公司签订协议，该协议损害其公司利益，因此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涉案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被告郭光、王炼、张军成共同答辩并提出反诉，反诉请求为：确认涉案《协议书》合法有效，由被反诉人施可富生物公司、绿生公司共同赔偿郭光142500元、王炼200000元、张军成150000元，共计492500元。答辩及反诉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份，三被告在农之友公司购买”全家富”牌化肥用于种植香蕉，价格为12500元/吨，其中郭光购买2.85吨、王炼购买4吨、张军成购买3吨。在使用化肥过程中，三被告发现化肥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种植的香蕉无法正常生长，造成每人经济损失达300多万元。三被告从央视新闻联播上得知海关查处检验出”全家富”牌化肥存在质量问题，使三被告更加相信该化肥质量不合格。为验证该化肥质量问题，三被告委托他人将化肥标本送至海南省农垦中心测试站检测，查验报告证实涉案化肥中总氮、有效磷、钾含量总和仅为1.1%，与其说明书中载明的总和6%相差甚远，因此该化肥存在质量问题。第一，三被告与施可富生物公司、绿生公司的员工是经友好协商后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不存在胁迫的情形。三被告在发现化肥存在质量问题后，拨打”12315”进行投诉，工商局工作人员前来现场调查，发现涉案化肥”无标无日期”，属于不合格产品。后经工商局工作人员协调，双方进行友好协商，施可富生物公司的员工刘增勇承认涉案化肥”无标无日期”且存在质量问题，同意按照货款的三倍予以赔偿并免除货款，因此各方当事人签订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三原告称受胁迫，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刘增勇、符大贤是经与其公司领导沟通后方才签字，系行使职务的行为，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对施可富生物公司、绿生公司应当具有约束力。即使刘增勇、符大贤无权代理，但其二人在纠纷产生后以各自公司的名义与三被告进行协商，并在签订协议时故意隐瞒无权代理的事实，三被告有充足理由认为其二人享有代理权。第二，《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发生在三被告、施可富生物公司、绿生公司和农之友公司之间，涉案化肥系三被告从农之友公司处购得，农之友公司系从绿生公司进货，而绿生公司销售的化肥来自施可富生物公司，发生纠纷后也是施可富生物公司的员工刘增勇进行协调，故《协议书》的相对方为施可富生物公司及绿生公司，与施可富进出口公司无关。第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施可富生物公司及绿生公司出售化肥存在欺诈行为，应当按三被告的要求增加赔偿责任，即按所购化肥款金额的三倍予以赔偿，《协议书》约定按四倍予以赔偿系各方自愿协商的结果，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第三人农之友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诉讼中，为证明其主张，三原告向本院提交了5份证据材料：1.《协议书》《补充协议》，证明刘增勇、符大贤受胁迫的事实，协议内容不是施可富生物公司、绿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受案回执》《报案书》《询问笔录》，证明刘增勇、符大贤因受胁迫而报警的事实；3.《补充协议借据》，证明《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原件只有一份；4.《录音》，证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文泽雄在案发后承认《协议书》是受胁迫而签订的事实；5.《销售单》《发票》，证明”全家富”牌化肥的供货商是施可富生物公司，与施可富进出口公司无关；6.施可富进出口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涉案协议与施可富进出口公司无关；7、《检验报告》《检验机构资质认定书》《检验员资格证书》，证明涉案化肥质量不存在问题，检验机构、检验员是有资质的事实。三被告质证，对1号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协议是在各方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不存在胁迫的事实；2号证据只是受案以及笔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3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4号证据，录音未经文泽雄确认，且内容与文泽雄在庭前会议的陈述相矛盾；5号证据，涉案化肥的进货渠道三被告不清楚；6号证据，三被告不清楚刘增勇代表的公司；7号证据与本案无关，检验的化肥不是涉案化肥。第三人农之友公司未到庭，但其法定代表人文泽雄在庭前会议对1-3号证据陈述了意见，认为签订协议不存在胁迫、不清楚刘增勇报案的事，协议书及补充协议都有一份原件在其手上，其已提供给绿生公司。对三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结合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地点以及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1号证据《协议书》及2号证据的证明内容予以采信，《补充协议》系原告施可富进出口公司与绿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故对《补充协议》本院不作认证；3号、4号证据无相关人员签名，故本院不予采信；无证据证明”全家富”牌化肥由施可富生物公司、施可富进出口公司分别销售的时间，故对5、6号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无证据证明检验的化肥是涉案化肥，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在诉讼中，为证明其主张，被告郭光、王炼、张军成向本院提交了5份证据：1.《送货单》《欠款单》，证明三被告向第三人购买”全家富”牌化肥；2.”全家富”牌化肥说明书，证明该化肥的技术指标；3.《检验检测报告》，证明该化肥指标远远低于说明书记载的指标；4.《协议书》，证明各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协议的事实；5.《送货单》，证明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即2016年12月5日原告的业务员刘增勇、符大贤承诺三被告购买的化肥按”无标无日期”处理，并同意赔偿三倍及退还货款。三原告共同质证，认为1号证据是三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3号证据在检测程序、样品基数、抽样地点、生产单位、检验资质等方面都不合法；4号证据是受胁迫签订的；5号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农之友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质证意见。对三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1号、2号证据是真实的，故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3号证据无法确定检验的产品名称、是否为涉案化肥，故本院不予采信；4号证据与三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相同，本院对三被告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5号证据的内容并非刘增勇、符大贤所在公司授权所为，不能认定为其所在公司的意思表示，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三原告向本院申请刘增勇、符大贤、胡梦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刘增勇称签订协议是受到三被告的胁迫，其受到三被告叫来的人打了几巴掌、踹了几脚还用热水泼到其身上。符大贤称其看到刘增勇被打后害怕，其也受到胁迫。胡梦伦称其得知符大贤受胁迫，情况紧急，请示公司领导后让符大贤先签协议尽快脱身。三被告质证提出异议，认为上述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并未存在胁迫的事实。第三人农之友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结合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以及刘增勇事后报警的情况，可以认定上述证言属实，故对上述证言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农之友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证据材料。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施可富生物公司、施可富进出口公司分别为独立法人，经销农药和化肥。2015年10月，第三人农之友公司将”全家富”牌化肥销售给三被告。三被告在使用该品牌化肥过程中，以产品质量问题为由与第三人农之友公司及原告施可富生物公司、绿生公司发生争议，要求上述三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016年12月5日下午，三方当事人进行协商，直到次日凌晨2时许，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记载，由施可富进出口公司、绿生公司、农之友公司按三被告购买化肥款的四倍数额，共同赔偿三被告经济损失共计492500元(其中郭光142500元、王炼200000元、张军成150000元），该赔偿款定于2017年8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刘增勇在甲方即施可富进出口公司处签名，符大贤在乙方即绿生公司处签名，协议书还有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文泽雄以及三被告的签名。2016年12月6日上午12时许，刘增勇向昌江县公安局铁城派出所报案称，其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受到胁迫。刘增勇在报案书及派出所作的笔录中称其为施可富进出口公司的销售经理。原告施可富生物公司、施可富进出口公司、绿生公司认为涉案协议系受胁迫所签，且刘增勇、符大贤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赔偿协议，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被告王炼、郭光、张军成认为协议系各方自愿签订的，并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协议有效，由三原告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共计4925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争议焦点为：关于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应撤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第一，《协议书》的甲方为施可富进出口公司，刘增勇作为施可富生物公司的职员，虽然也代表施可富进出口公司销售化肥，但无证据表明施可富进出口公司授权其对外签订赔偿协议。第二，各方当事人于2016年10月5日下午至6日凌晨协商解决此事，至6日凌晨2时许签订协议，刘增勇当日上午即以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第三，三被告无证据证实所购化肥存在质量问题，即要求施可富生物公司、绿生公司按四倍进行赔偿，不符合常理。综上，可以认定刘增勇、符大贤在签订《协议书》时受到胁迫，缺乏意思表示自由，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故三原告提出涉案《协议书》系受胁迫所签、应予撤销的诉讼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补充协议》系原告施可富进出口公司与绿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故对原告要求撤销该补充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三被告称涉案《协议书》系各方自愿签订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三被告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协议有效、由三原告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共计4925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反诉被告）海南绿生农资有限公司及原告青岛施可富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郭光、王炼、张军成及昌江农之友农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青岛施可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绿生农资有限公司及原告青岛施可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郭光、王炼、张军成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8688元，由原告青岛施可富进出口有限公司、青岛施可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绿生农资有限公司负担4344元，由被告郭光、王炼、张军成负担434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344元，由被告郭光、王炼、张军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志团审判员  韩泽雄审判员  张作骏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陶美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