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82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9年1月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张某1之妻），1970年3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雷，男，1982年10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73年2月1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继宏（张某2之妻），1983年1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峰，北京市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确认位于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301号房屋）归张某1和张某2共同所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某2负担。上诉主要理由：一、诉争房屋系张某3与谭某某夫妻共同财产。张某2一家入住该房屋是为了准备遗嘱和占有房产。二、对遗嘱效力不认可。该遗嘱是打印的，共4页，前两页没有签字，也没有页码，没有公证、见证，无法认定是原始的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也不是代书人书写。证人证言有不一致处。三、张某3四次脑梗入院，偏瘫呈进一步加重趋势，证人说的饮酒抽烟与张某3状态不符。四、我方质疑遗嘱上是否张某3本人签字，应当鉴定，当时张某3书写功能有障碍，怀疑有胁迫情形。五、直至2017年9月一审法院传唤我方应诉我方才知有“遗嘱”一事,此前未听父亲说过。六、代书人对张某3立遗嘱时的状况陈述不一。
张某2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某1的上诉意见。
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号房屋楼房归我继承全部房屋所有权，张某1协助办理过户手续；2.要求张某1给付我抚恤金100503元；3.本案诉讼费由张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张某3（于2016年5月18日去世）与谭某某（于2002年1月12日去世）系夫妻，育有二子：长子张某1，次子张某2。2000年，张某3和谭某某取得301号房屋（建筑面积：63.36平米），并登记在张某3名下。张某3一直居住在301号房屋内，张某2一家于2013年搬到301号房屋与张某3共同生活。至今张某2一家仍居住在301号房屋内。
因张某3死亡，其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以下简称清河分局）向张某1、张某2发放抚恤金201006元。因张某1、张某2不能协商一致，清河分局向二人等额发放了抚恤金，即每人领取100503元。
对于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张某2提交代书遗嘱，并申请见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张某3表示将301号房屋的份额和继承妻子谭某某的份额全部由其继承。该代书遗嘱的主要内容为：301号房屋中属于张某3的全部房产及由其继承自谭某某的遗产部分全部由张某2继承；张某3的全部存款及病逝后获得的全部相关费用，包括丧葬费等，由张某2继承。代书遗嘱为打印件，共四页；前两页上未有签字，第三页立遗嘱人处签有“张某3”字样并有捺印，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8日，并在落款下方载明“附：见证人见证签名附后”；第四页落款处为见证人董某某、杨某某、王某某的签名和捺印，其上内容为证明张某3立遗嘱的过程。三位见证人均为张某3退休之前的同事，最小的年龄已逾69岁，张某2称张某3立遗嘱时自己也在场。见证人杨某某出庭称张某3打电话通知三见证人来，由张某3叙述，董某某起草了遗嘱，起草完后让张某3看了，张某3没有意见，最后由董某某打印，打印回来后又让张某3看了，当时张某3思路比较清晰，头脑清醒，遗嘱不在自己手上。见证人董某某出庭称张某3打电话约自己过来，因自己是监狱长，张某3相信自己便提议让自己记录，由张某3口述，自己整理成文，张某3说了十五六分钟，记录了张某3的原话后译成了书面语言，然后张某3看，张某2拿去打印的，打印完后进行了核对，张某3也看了打印好的文本，手写的都撕了，遗嘱由杨某某保管，因为张某3说两人住上下楼；张某3特别明确将房屋留给张某2，因为张某3有点重男轻女，张某2生了一个儿子；见证人王某某称张某3打电话通知自己过去，想给房子做个遗嘱，将房子给张某2，张某3提议由董某某做记录，听张某3的口述，由董某某进行整理，整理好了以后，把整理的条文向张某3念了一下，张某3同意，董某某去复印，复印完后又将遗嘱向张某3进行了宣读，张某3说行，然后就签字捺印了；张某2询问证人张某3当时大概跟您说了多长时间，董某某称一个小时左右，脑袋很清醒。张某1认为前述遗嘱应为无效，此份代书遗嘱全部是打印的，张某2作为继承人也在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规则；认可三见证人和张某3曾为同事，但三位见证人的说法相互矛盾，口述时长不一致，稿子写成后是看还是念不一致，谁去复印不一致，是复印还是打印不一致；另外，当年十一回家时发现张某3说话已经很难了，都是用手势交流，很难流利地说话，故不认可见证人的陈述。
张某2提交《自愿放弃房产继承权声明书》，以证明其与爱人去张某1派出所门口找的张某1，张某1签的字，张某1说以后张某3的生老病死都由张某2自己承担，张某1还写了此协议在张某3去世后生效。该声明书落款处有张某1的签字，日期为2015年10月14日，主要内容为：我父亲张某3，我母亲谭某某（已于2002年2月12日因病去世）。我父母有一套坐落于北京市×××号楼房，建筑面积63.36平方米，我母亲谭某某生前未立遗嘱，也未与他人签遗赠协议，我系父母婚生长子，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我系该房产合法继承人之一；现特此声明：我自愿放弃对我父母坐落于北京市×××号楼房的继承权。以上内容均为打印件，在打印内容另起一段手写字“此协议在我们的父亲张某3去世后生效”。在声明书右下角载有“附：赡养老人协议书”打印字样。张某1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当时张某2夫妇拿着打印件在派出所门口让自己签字，自己做了脑部手术正在恢复期，张某2夫妇说如果不签就到单位去闹。张某1提交疾病诊断书、病例记录、诊断证明书、出院诊断证明书，以证明其在2011年底做了头部重大手术，一连几年都在恢复期，单位都不让其上夜班，在这种情况下，张某2拿出放弃继承打印件让其签字，如果不签字就去单位闹，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放弃继承的声明违背了自己意愿。前述证据显示张某1于2011年9月在北京安贞医院行冠脉、双侧颈动脉造影+PCI术，于201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张某2对前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张某1手术时间为2011年，写声明时间为2015年，当时已经上班了，是张某1约自己去的。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人应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涉案房屋为张某3和谭某某于婚姻存续期间购买，属夫妻共同财产。谭某某先于张某3去世，涉案房屋在谭某某去世后，应分出二分之一份额归张某3所有，另二分之一份额为谭某某的遗产，由继承人张某3、张某2、张某1依法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张某2所提交的2013年12月28日遗嘱有三位见证人在场见证，有张某3签字及捺印，并标注了年、月、日，三位见证人均为张某3生前同事，均出庭作证，对代书遗嘱一事陈述基本相同；张某1提出三位见证人的说法相互矛盾：口述时长不一致，稿子写成后是看还是念不一致，谁去复印不一致，是复印还是打印不一致；法院认为因立遗嘱一事至今已将近5年，三位证人年龄最小的已逾69岁，可能会存在对细节记不清楚的情况，张某1所陈述的这些矛盾之处并不影响张某3生前立有代书遗嘱的事实，不能否定该代书遗嘱的效力。因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代书遗嘱的书写及形成工具并未明文规定，故该打印遗嘱并不违反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张某1称此份代书遗嘱全部是打印的，张某2作为继承人也在场，不符合代书遗嘱规则的主张，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法院认定前述代书遗嘱合法、有效，301号房屋中张某3所有份额及自谭某某处继承来的份额均由张某2继承。
张某2提交落款为2015年10月14日《自愿放弃房产继承权声明书》，张某1认可是其签字，但称2011年底其做了头部重大手术，一连几年都在恢复期，张某2拿出放弃继承打印件让其签字，如果不签字就去单位闹，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声明违背了自己意愿。法院认为张某1为成年人，应意识到其签字的法律后果，其前述辩解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虽张某1签订前述声明书时张某3尚在世，但依据该声明书右下角“附：赡养老人协议书”，并结合张某2于2013年搬去涉案房屋与张某3共同生活的事实，张某1所述张某3无保姆照顾的事实及张某1身体做了重大手术尚在恢复期的事实，法院认定该声明书有效。退一步讲，即使张某1在继承开始前放弃张某3的遗产的承诺无效，但其在签订声明时谭某某已去世，故关于谭某某所留遗产的放弃声明属于有效。结合前述代书遗嘱，301号房屋仍应由张某2继承。张某2要求张某1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虽抚恤金性质上不同于遗产，但因上述财产系因被继承人死亡而产生，且在被继承人近亲属间分配，其产生时间同于遗产，因此出于诉讼便利考虑，法院认定抚恤金可以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因抚恤金不属于遗产，张某3无权对抚恤金的归属立遗嘱，考虑到张某2和张某1平均取得了抚恤金，故法院对张某2要求给付抚恤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号房屋由张某2继承；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张某1协助张某2到房屋相关行政部门办理前述房屋的过户手续，过户至张某2名下；二、驳回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张某1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张某3病案材料复印件一份，关于张某3立遗嘱能力提出进一步质疑的意见。经质证，张某2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该病案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张某2指出，在该证据2013年出院记录中已经写明“理解力、定向力、记忆力正常”，故更证实了张某3的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张某2未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诉争房屋依继承应如何分割。
本案中，张某2起诉主张其应获得诉争房屋所有权，主要证据有二：一、代书遗嘱（2013年12月28日）；二、《自愿放弃房产继承权声明书》（2015年10月14日）。张某1上诉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主张证据二形成时存在胁迫情形，且发生在继承开始前，故应属无效。鉴于此，对上述证据效力如何认定即成为本案裁判之关键。
首先，关于代书遗嘱之效力，从形式上看，其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亦已在一审中出庭作证，本案中所涉遗嘱虽为打印形式，但其形成过程已经各在场人作证证实，主要情况陈述较为一致。且落款处有张某3本人签名捺印，并注明了日期。且就遗嘱能力而言，张某1虽不认可张某3在遗嘱形成时间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但其在一审中未能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一审中亦未能通过鉴定程序鉴别该客观情况，且其二审中所提交的张某3病案材料中，除有相关出院记录反映出张某3在当时身体状况外，亦未见医嘱或病案记录中载有关于张某3长期连续性地意识不清及无意识、语言表达能力和行动能力等内容，故亦难以通过此类证据直接得出张某3去世前在遗嘱形成时间并不具备相应行为能力的结论。且在当时有数人在场，亦多为张某3生前同事，在此情形下多人均放任张某2对张某3进行胁迫之情形的可能将微乎其微。且张某1在张某3生前亦有大量机会对张某3进行探视，若存在以胁迫方式促成此遗嘱订立，则按常理张某3亦应向张某1求助或报警等。此外，关于打印遗嘱一节，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规定该类遗嘱无效，在此前提下，本院认为，鉴于前述遗嘱目前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证据对效力予以证明，虽由被继承人以外的人制作，但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故诉争遗嘱应属真实有效，对于诉争房屋之处理应以此为依据。
其次，关于《自愿放弃房产继承权声明书》，本案中，张某1上诉提出该声明系因张某2声称不签即到其单位闹事、对其进行胁迫下所签，但就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双方陈述，张某1签署声明之地理位置是在派出所门外，若发生胁迫情形，其应有机会在第一时间作出报警反应，或事后亦可起诉要求撤销，但其未证明曾遵循上述合法途径寻求救济。且就声明本身来讲，虽签署于谭某某去世后、张某3去世前，即张某1作出的系在相应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期待权的承诺，但该声明中载有如下内容：“现特此声明：我自愿放弃我父亲张某3和凤荣（已故）坐落于北京市×××号楼房该项房产的继承权”。即声明涉及了张某1本作为法定继承人能够主张分割的301号房屋全部所有权。且在该协议右下方亦注明附赡养老人协议书。在一审中，张某1对此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之要义，当事人以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期待权为由，请求确认继承权丧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放弃表示系在对包括老人赡养等家庭相关问题协商等合意行为中作出，其所书写的生效时间强调的是在张某3去世后履行，协议涉及继承权之外其他权利义务安排，若由放弃方继续享有继承权有违相关习俗并可导致显失公平。故对于张某1作为作出放弃表示方请求继承遗产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张某1尚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故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在此案诉讼即将完结之际，赘叙一二。对于双方兄弟手足因父母遗产之争对簿公堂，多方调解仍然未果，本院甚感遗憾。双方正值中年，仍有事业家庭需要兼顾，更有健康幸福值得珍重。须知亲情不断，血脉相连。数载恩怨，也抵不过彼此当年结伴成长的同胞情谊；再多纠葛，也挥不散数十年间历练开释的深沉情怀。诉讼可了结的，只是方寸间的胜负，不是整个人生的赢输。珍惜当下，才是根本。
综上所述，张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张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洋
审 判 员 马兴芳
审 判 员 李 倩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靖元
书 记 员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