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嘉善商外初字第28号
原告：陈丽君（LAIKWANCHAN），女，1959年10月2日出生，新西兰公民，护照号码LH495508，住所地新西兰奥克兰曼努考市*****号邮政信箱。
委托代理人：任汝平。
被告：黄加（KARWONG），男，1952年12月4日出生，新西兰公民，护照号码AA848646，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中央花园小区*幢*单元***室。
委托代理人：张宏。
被告：黄岭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委托代理人：盛方。
原告陈丽君与被告黄加、黄岭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原告于2014年4月2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受理。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7月16日和2015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庭审前，双方当事人明示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原告陈丽君（第二次庭审到庭）、原告陈丽君委托代理人任汝平律师、被告黄加委托代理人张宏律师、被告黄岭峰委托代理人盛方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丽君诉称：1984年8月8日，原告与被告黄加在香港结婚，后生育二女；1989年12月，原告与被告黄加一家迁居新西兰，获得新西兰国籍；1993年，被告黄加因犯走私诈骗关税罪，独自一人回中国，先后在广东揭阳、浙江嘉善等地经商；2003年1月，被告黄加在嘉善县用夫妻共同财产独资创办“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10万美元；2012年7月被告黄加重病入院，原告来探望照顾，却发现其自2002年起与他人重婚，生育1子1女；2013年5月，原告向嘉善县公安局报案，嘉善县公安局经审查以重婚罪正式立案侦查；同时，原告向新西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新西兰法院于2013年9月23日判决原告与被告黄加离婚；2014年4月，原告来嘉善依法提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却发现被告黄加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以166万美元低价全部转让给被告黄岭峰，并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被告黄加是被告黄岭峰的叔叔，二人具有近亲属关系，被告黄岭峰明知原告与被告黄加的婚姻状况而受让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损害原告的所有权权益，故被告黄岭峰不是善意第三人，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被告黄加、黄岭峰低价转让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的行为应当无效；且依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黄加在离婚之后夫妻财产分割之前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当予以制裁，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黄加与被告黄岭峰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2、被告黄加与被告黄岭峰将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恢复登记在被告黄加的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黄加答辩称：1、答辩人因罹患癌症不能继续经营管理公司，故转让公司股份；2、考虑到公司经营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所以将股份转让给侄子黄岭峰，法律也未禁止将股权转让给亲朋好友；3、在转让的时候，答辩人并不知道原告已在新西兰被提起离婚诉讼并判决离婚，且至今未收到过离婚诉讼的材料；4、答辩人自己都不知道离婚的事，被告黄岭峰在新加坡生活，更不可能知道原告与被告黄加离婚的事；5、不存在低价转让，根据2013年年底的审计报告，截止2013年公司资产是10175055元，跟转让价格相符，另外股价并不等同于公司资产，即便低于净资产也是合理，更何况是相符的；6、我国的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夫妻一方在转让股权时要取得另一方的同意。综上，涉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合理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黄岭峰答辩称：1、答辩人是应黄加的请求收购股权，收购是依据当年的审计报告确定的价格，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低价；2、被告黄岭峰以审计价收购股权并且付清价款，不会损害原告的利益；3、被告黄岭峰收购行为经过嘉善县商务局审查，许可决定书确认相关转让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不具有相关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4、黄岭峰接受黄加请求收购股权，其完全有理由相信黄加的行为得到了原告的允许；5、股权转让只要求公司股东同意就可以，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是独资的公司，只有黄加一个股东；6、从公司成立到现在，原告从来没到过公司，在变更公司重大事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要原告签过字，所以本案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恶意串通低价转让的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陈丽君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明：
1、结婚证书、离婚令、离婚令生效证明原件各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黄加曾为夫妻和现在已经离婚的事实；
2、受案回执复印件、刑事判决书原件各一份，证明2013年5月3日原告向嘉善公安局报案被告黄加重婚，2015年6月19日嘉善法院作出了重婚判决的事实；
3、外商企业基本情况、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申请书、2006年验资报告、2013年审计报告各一份，证明2003年黄加投资兴建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2006年全部资金到位，2012年末的总资产是22743039.47元；
4、股权转让协议、企业变更登记情况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4年1月10日两被告签订了转让协议并在2014年1月17日核准变更股东的事实；
5、嘉善县国土局的网页打印件一组，证明溢联电子有30亩土地，仅土地价值就有2100万元的事实。
6、香港起诉离婚的送达认收书，证明被告黄加于2013年6月15日收到离婚呈请书知道原告曾在香港提出离婚。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黄加和黄岭峰对结婚证书无异议；对离婚令和生效证明，被告黄加认为离婚令在中国被认可要经过其他程序，即便离婚令已经生效，被告黄加也没收到过任何法律文书，被告黄岭峰认为其对黄加离婚不知情。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黄加认为其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黄岭峰表示不知情；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2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3、4，被告黄加和黄岭峰无异议，但认为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真正的资产价值即所有者权益为10483842元，原告报的数字没有去掉负债。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3、4的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5、6，被告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5不符合电子证据的法定形式，原告提供的证据6为复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由于前述证据的形式不符合该类证据的法定形式，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6不予认定。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黄加和黄岭峰一致提交了以下证据：
1、嘉兴诚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原件一份，证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0175120.55元，该权益与转让价相吻合。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质证后认为，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认为，诉争的《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4年1月10日，而证据1编制于2014年1月11日，其时《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签订，故证据1与认定股权转让价格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黄加和黄岭峰分别提交了以下证据，其中被告黄加提供：
2、疾病证明书6份、出院记录4份，证明被告黄加的身体被告状况已无法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黄岭峰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设立后一直由被告黄加的哥哥黄涛做董事长经营，黄加的身体状况与其是否管理公司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诉争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黄岭峰提供：
3、嘉善县商务局行政许可决定书一份，证明两被告的转让行为符合规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一份，证明黄岭峰全部支付了协议约定的转让款12290000港币，当时美元与港元的汇率是1比7.8。
对于被告黄岭峰提交的证据3，被告黄加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该行政许可违反了国家关于外商企业转让的登记条例，黄岭峰是中国籍，如果转让要改为内资企业。本院认为：被告黄岭峰提供的前述证据形式、来源符合法律规定，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该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本院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予以处理。
对于被告黄岭峰提交的证据4，被告黄加无异议，原告质证后认为：1、该证据只加盖转递专用章，并不是一个公证文书，对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给予证明；2、该证据中电子账单都不是原件，没有原件不能认定。本院认为，被告黄岭峰提交的相关证据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对于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当事人应提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颁发委托书并予以注册的委托公证人出具的公证证明，并经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章转递，被告黄岭峰提交的证据4履行了相关证明手续，应视为符合证据的形式和实质要件，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原告和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及其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1984年8月8日，原告陈丽君和被告黄加在香港新蒲岗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后全家移民新西兰；2003年1月14日，被告黄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善县独资设立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公司投资总额为42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210万美元；至2006年7月12日，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共收到被告黄加缴纳的注册资本210万美元；2013年9月23日，新西兰奥克兰曼努考地区法院家事法庭签发离婚令，解除本案原告陈丽君和被告黄加1984年8月8日在香港新蒲岗结成之婚姻，离婚令未对双方的共同财产作出处理；2014年1月10日，被告黄加和黄岭峰签订《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被告黄加将其持有的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以166.5万美元转让给被告黄岭峰；2014年1月16日，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善县商务局提交股权变更及住所更名的申报材料，嘉善县商务局于同日决定准予许可；2014年1月17日，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将投资人由被告黄加变更为被告黄岭峰；2014年1月15日、2014年1月16日、2014年1月17日、2014年12月10日，被告黄岭峰分四次存入被告黄加账户800万港元、290万港元、9万港元、200万港元，合计1299万港元。
另查明：2000年左右，被告黄加与案外人张世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结识并分别于2002年11月2日、2006年5月22日生育一女一子；2013年5月3日原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善公安局报案称被告黄加涉嫌重婚，2013年5月4日嘉善县公安局受理该案；2015年3月20日，嘉善县人民检察院就被告黄加重婚一案提起公诉；2015年6月19日，嘉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黄加构成重婚罪。
2003年1月14日，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成立时案外人黄涛担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2014年1月17日，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投资人变更为被告黄岭峰后，案外人黄涛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案外人黄涛是被告黄岭峰之父；被告黄加、黄岭峰是叔侄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
一、新西兰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作出的离婚令是否须经承认程序。
原告认为：陈丽君和黄加都是新西兰人，新西兰法院判令二人离婚对中国国家或个人的法益都没有损害，所以不需要申请承认。被告黄加认为，离婚令在中国被认可要经过其他程序。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6号《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中“二、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可告知其直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再婚登记”的规定精神，原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人的，该离婚判令无须经承认程序，直接提交离婚令生效证明即可。在新西兰奥克兰曼努考地区法院家事法庭签发离婚令时，本案原告陈丽君和被告黄加早已获得新西兰国籍，而陈丽君已向法院递交了经新西兰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奥克兰总领馆认证的离婚令生效证明书。综上，新西兰法院作出的离婚令内容既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也未侵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故该离婚令无须申请人民法院承认。
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原告认为：在离婚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前，被告黄加将属于其与原告陈丽君的夫妻共同财产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低价转让给被告黄岭峰，这属于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直接违背《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应确认为无效。
被告黄加认为，我国的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夫妻一方在转让股权时要取得另一方的同意，而且其与原告在夫妻财产的管理上相互有这样的划分，即黄加管理在嘉善的财产，原告管理在新西兰的财产，故被告黄加转让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不属于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被告黄岭峰认为：1、黄岭峰接受黄加请求收购股权，其完全有理由相信黄加的行为得到了原告的允许；2、股权转让只要求公司股东同意就可以，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是独资的公司，只有黄加一个股东；3、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由相关部门审查确认为合法，不具有相关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
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更明确规定，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属于离婚时需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且相关股权转让要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因此，股权固然是股东基于其出资行为而取得的特定的民事权利，但其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对于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于一方名下的股权，如夫妻双方没有就股权归属特别约定，依法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黄加在其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独资设立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并取得该公司100%的股权，相关股权在转让前依法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第二，对于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是否须经配偶一方同意，我国公司法虽未作出明确规定，也未禁止亲属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该条款设定了夫妻双方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义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据此，鉴于夫妻一方的股权转让行为极有可能影响另一方的合法权益，故从依法保护双方权益，维护夫妻双方在共有财产处分时的和谐一致的角度考量，自然人股东转让夫妻共同共有的股权未经另一方同意，则属于无权处分，其转让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第三，尽管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业经嘉善县商务局审批许可，但该合同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三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三、被告黄岭峰受让股权时，主观上是善意取得还是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权益。
原告认为：被告黄加是被告黄岭峰的叔叔，二人具有近亲属关系，被告黄岭峰应知原告与被告黄加的婚姻状况而受让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损害原告的所有权权益，故被告黄岭峰不是善意第三人。
被告黄岭峰认为：1、转让时不知道原告与被告黄加离婚，其完全有理由相信黄加的行为得到了原告的允许，根本不存在恶意。2、受让的时候由审计机关进行了审计，所以受让的价格是非常合理，且已支付对价，如受让行为无效，则交易安全无法保障。3、被告黄岭峰的受让行为不违反我国的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转让行为也得到了许可部门的批准，所以股权转让是有效的。
本院认为：第一，被告黄加未经原告陈丽君同意转让夫妻共同财产，构成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规定之精神，无处分权人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权利人请求确认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第二，从本案事实看，本案原告陈丽君与黄加之间曾具有特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在陈丽君与黄加夫妻关系产生矛盾期间，黄加将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黄岭峰，且本案无证据证实黄加转让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时原告陈丽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转让之事，原告陈丽君事后也不予认可其转让行为。第三，本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特定的近亲属之间，不同于公司股权的对外转让，作为近亲属的黄岭峰应知被告黄加和原告陈丽君曾为夫妻，且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属于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其在黄加与陈丽君夫妻关系紧张期间，背着陈丽君与被告黄加进行股权转让，难以使人相信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善意的，黄岭峰显然不属于股权受让方的善意第三人。综上，被告黄岭峰受让被告黄加持有的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被告黄岭峰不能善意取得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
综上，原告和被告的纠纷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被告黄加在未获得原告陈丽君同意的情况下，单独处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构成无权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被告黄加至今未取得诉争财产的单独处分权，原告陈丽君不仅未追认《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反而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该诉请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被告以转让价格合理、价款已交付、转让的股权已经审批并登记等事由主张善意取得的抗辩不成立，已如前述，不再赘言；本案不属股权转让纠纷，被告主张仅以公司法确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并不符合本案的特定情形，本案涉及夫妻共有股权的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应定性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故应适用民法通则、婚姻法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加、黄岭峰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的《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二、被告黄加、黄岭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嘉兴溢联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恢复登记在黄加名下。
本案受理费8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诉讼费用380元，由被告黄加、黄岭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郁益民
审 判 员 张志明
代理审判员 鲁 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顾妍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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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且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