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19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水一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越寨社区。
法定代表人：胡德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沈燕平，浙江钱江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林虎，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萧山新街恒丽花木园艺场。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江南村（*组）。
经营者：邵爱君，女，汉族，1971年5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胜利，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水一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一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萧山新街恒丽花木园艺场（以下简称恒丽园艺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1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月18日，经胡某介绍并具体办理，水一方公司、恒丽园艺场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恒丽园艺场向水一方公司供应葡萄、广玉兰、榉树等苗木，其中葡萄20000苗，单价50元，广玉兰1000苗，单价1500元，榉树500苗，单价1100元，总金额305万元；供苗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至2015年5月20日，具体交货时间由水一方公司在上述时间段内自行确定，但须提前3天通知恒丽园艺场；恒丽园艺场负责将苗木运送至水一方公司指定地点，水一方公司验收合格后支付苗木款的90%，一个月后付清余款等内容。2014年1月22日，水一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德明以购苗木为由向农商行银发支行贷款230万元，并提供了上述购销合同作为依据，贷款事宜胡德明委托胡某办理。贷款到胡德明账户后，胡某填写申请书、胡德明签名确认于2014年1月22日电汇给恒丽园艺场170万元，胡德明又委托胡某于2014年1月23日电汇给恒丽园艺场60万元，上述两份电汇申请书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均载明款项用途为购苗木。恒丽园艺场在收到款项当日受胡某指示将款项打入胡荣容账户。恒丽园艺场至今未向水一方公司供应苗木。2014年12月8日，胡德明曾向恒丽园艺场发函要求交货。另查明，1.胡某与胡荣容系姐妹，胡某系原蓝岛咖啡馆（个体工商户）业主，胡荣容系该咖啡馆的出纳。2.胡荣容在2014年1月23日并未将上述60万元通过农业银行汇给胡晓佳。3.2014年1月23日，胡德明及其女儿胡晓佳与胡某签订咖啡馆转让协议书，约定以250万元的价格受让蓝岛咖啡馆，现该咖啡馆由个体工商户变更为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蓝明岛咖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晓佳。4.2012年3月20日，胡德明与恒丽园艺场签订过同样的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供苗时间为2012年3月25日至2012年4月25日，其余条款与前述2014年1月18日的购销合同条款一致。胡德明以购买苗木为由、提供该购销合同向农商行银发支行贷款60万元。合同签订后，恒丽园艺场未实际向胡德明交付苗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水一方公司、恒丽园艺场之间的购销合同是否生效。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判断合同是否生效的关键因素，就本案而言：一、从合同的订立情况看，胡某既是购销合同的介绍人，也是水一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她深度参与了购销合同的订立和款项交付过程，现胡某本人出庭作证明确否认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院有理由对双方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产生合理怀疑。二、从购销合同履行情况看，在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存疑的情况下，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是判断双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进一步依据。在合同履行中，水一方公司贷款向恒丽园艺场转账了230万元，但在转账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既未通知恒丽园艺场交付苗木，也未另行购买苗木，不符合常理；签订合同后，水一方公司先向恒丽园艺场支付价款，不符合合同关于先发货后付款的约定；恒丽园艺场收到两笔款项后，均在当日受胡某指示转入胡荣容账户，水一方公司庭审中也陈述款项实际是由胡某掌控，买受人未实际掌控过价款，却由出卖人的代理人掌控价款，不符合常理；本案购销合同与胡德明和恒丽园艺场在2012年签订的购销合同，不论是合同条款，还是签订过程、履行情况都极度相似，而2012年的购销合同，胡德明付款后，恒丽园艺场既未交付苗木，也未向胡德明返还价款，贷款由胡庆荣夫妻归还银行，胡德明未向恒丽园艺场主张过款项。因此，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不能印证水一方公司具有向恒丽园艺场购买苗木的真实意图和现实需要。综上，虽然从形式证据上看水一方公司、恒丽园艺场存在购销合同关系，但根据已查明的相关事实和上述评析，水一方公司、恒丽园艺场之间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的盖然性较低，该院对双方的购销合同关系不予认定。鉴于双方不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水一方公司要求解除与恒丽园艺场签订的购销合同，并返还货款支付利息的诉请，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院于2015年7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水一方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减半收取15000元，由水一方公司负担。
上诉人水一方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实体判决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重大错误。水一方公司在原审中有两项诉请，第一项是要求解除合同，第二项是返还财产和承担利息损失，但原审判决在对购销合同效力没有确认的前提下，径直作出判决驳回水一方公司全部诉请，显然错误。原审判决应当首先就购销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无论该合同是否成立或被解除或被撤销或被认定无效，但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一致，一是返还财产，二是赔偿损失。二、恒丽园艺场与案外人胡某等对水一方公司具有共同欺诈的故意。1、恒丽园艺场辩称其不知道与水一方公司签订过购销合同，是在2014年12月8日收到律师函后才知道的。但事实上恒丽园艺场不仅事先明知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对水一方公司进行共同欺诈的全部过程。首先，恒丽园艺场自认在2014年1月18日向案外人胡某提供了对公印章一枚用来与水一方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又改称该印章一直由其保管，是其拿印章在该合同上盖章的)；其次，恒丽园艺场于2014年1月22日、23日合计收到230万元。再则，原审查明恒丽园艺场根据胡某指示将上述款项全部汇给胡荣容，230万元被胡荣容占有。最后，恒丽园艺场与胡某当庭自认购销合同是一份假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恒丽园艺场辩称其收到的230万元是水一方公司经对公帐户用来支付受让胡某蓝岛咖啡馆的转让款，但证据不足。首先，汇款单上用途是购买苗木，恒丽园艺场汇给胡荣容的汇款单上用途也是购买苗木。其次，案外人胡某夫妻两人在蓝岛咖啡馆出让前曾先后向水一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德明累计借款四百万元左右，因逾期仍未返还故请求将其名下蓝岛咖啡馆折价250万元出让给胡德明，用来冲抵其中部分借款，经胡德明同意并经结算后胡某出具尚欠胡德明欠款118000元欠据一份。在胡德明将230万元贷款用来支付转让款仍不够的情况下，双方结算后胡某倒欠胡德明118000元的情形，这显然不合常理。再则，水一方公司和恒丽园艺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胡某之间的咖啡馆转让合同关系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性，胡庆荣指定与本案毫无关联的案外人胡荣容为恒丽园艺场汇款230万元的接收方，明显与其辩解相悖且与日常生活规则不符。3、恒丽园艺场和胡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诱使水一方公司与恒丽园艺场签订购销合同，非法占有水一方公司230万元巨额货款并拒绝归还，已涉嫌合同诈骗，水一方公司将进一步收集证据向公安部门进行举报。据此，水一方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水一方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恒丽园艺场答辩称：一、水一方公司上诉所列的主体错误，上诉请求不明确。1、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与经营者是不同的主体，在诉讼中应当加以区分。水一方公司上诉状将被上诉人列为邵爱君，系主体错误，可以视为其对恒丽园艺场没有提起上诉，在程序上应当驳回上诉。2、水一方公司的请求是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属于上诉请求不明确，应当认定为没有提出请求，二审应当不予审理。二、原审判决认定水一方公司与恒丽园艺场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的盖然性较低是正确的。水一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德明委托证人胡某办理银行贷款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向恒丽园艺场购买苗木；恰恰相反，胡德明委托证人胡某与恒丽园艺场签订购销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向银行成功获得贷款。胡德明、恒丽园艺场、胡荣容与胡某之间的资金流转，与购销合同无关。恒丽园艺场向胡某指定的胡荣容汇款后的当天（2014年1月22日），胡荣容就取款76万元存入胡某账户，同时，胡某取出其中的70万元，将该70万元以胡晓佳（胡德明女儿）名义，以定期一年的存单方式，作为贷款的质押担保。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恒丽园艺场事先根本不认识胡德明，也不知道存在水一方公司这家公司，恒丽园艺场仅仅在购销合同中盖了章并将收到的230万款项当即汇至指定的账户，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没有获得任何的经济利益。而水一方公司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以自己的名义向恒丽园艺场汇过所谓的苗木款，胡德明也没有按照合同或交易习惯付款，同时，胡德明与胡某夫妇事先就存在经济交易。贷款、汇款、咖啡馆转让协议、借条及以胡晓佳名义的质押存款等等一系列事实，足以证明水一方公司与恒丽园艺场根本不存在事实上的购销合同法律关系。本案纠纷是因为胡德明个人与胡某夫妇之间的经济交易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与恒丽园艺场没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关系。四、本案是否存在有欺诈，胡德明内心清楚，且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若存在所谓的欺诈并涉嫌合同诈骗，可以移送公安侦查。此外，购销合同没有成立也没有生效。五、230万元汇款是在胡德明成功获取贷款后当天向恒丽园艺场汇出的，是胡德明个人的汇款，并非是水一方公司的汇款。同时，恒丽园艺场也在当天按照胡德明特别授权委托人胡某的指定向胡荣容汇出230万元。在贷款汇款、转款过程中，恒丽园艺场没有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水一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德明委托胡某办理银行贷款业务，这份购销合同就是为了银行贷款而准备的。230万元是直接由胡某支配或者指示胡德明进行汇款，也是胡德明指示恒丽园艺场汇款至胡荣容帐户。胡某就是胡德明的委托代理人，而且应当认定为具有处分权利的委托人，故胡某的行为应当由胡德明承担。水一方公司认为咖啡厅转让款已经由借款冲抵不能成立。咖啡厅转让合同中，没有提及转让款由之前的借款进行冲抵，230万元巨款不可能没有约定就直接抵消。水一方公司在原审中也没有提交所谓的胡某向胡德明借款借据的原件，只提供了复印件。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水一方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新的证据材料：
1、银行转帐回单、取款回单、严陈兴向胡德明出具的310万元的借条一组，共同用于证明水一方公司与案外人胡德明、严陈兴、胡某之间存在31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2、萧山区蜀山街道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与胡德明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一份，用于证明胡德明于2007年4月1日为了种植经营苗木向该居民委员会承租64亩土地至今，水一方公司有经营苗木的需求。3、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用于证明水一方公司承租土地并经营、种植苗木的事实。4、《合作协议书》及《土地承包合同》一组，用于证明水一方公司有购买苗木的迫切要求，案涉《购销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5、《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用于证明除胡德明签名外，其他栏目内容均为他人代为填写，胡某在办理银行贷款过程中，只是帮助填写行为，而非代理办理贷款行为。6、2007年-2012年购买苗木、农药发票及土地承包款收据一组，用于证明水一方公司一直持续经营苗木的事实。恒丽园艺场质证认为：证据1进一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来源于水一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德明个人与胡某夫妇之间，贷款转帐汇款的过程其实就是胡某与胡德明之间的经济交易，并不是因为购销合同产生。原审时证人胡某对借条和借据也提出了异议，认为借条上胡某的签字不是其所签，对以上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法确认，水一方公司数年前的零星经营，不能证明一直持续经营的事实，与本案也无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2、3、4不足以证明案涉《购销合同》订立的目的系真实的发生苗木交易；证据5与原审中其提供的相关证据相同，原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对证据6的认证意见与证据2、3、4相同；对以上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均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恒丽园艺场向本院提交了银行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对帐单各一份，用于证明2014年1月22日，即胡德明向恒丽园艺场汇款的当天，胡荣容就从其帐户取出76万元汇入胡德明的代理人胡某帐户，同时，胡某取出其中的70万元作为胡晓佳（胡德明的女儿）的存款，这与原审时水一方公司提供的质押存折可以对应，案涉汇款不是用于购买苗木，而是用于胡德明和胡某之间的资金流转。经质证，上诉人水一方公司认为：对于76万元款项取款凭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于70万元存款凭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原审时，恒丽园艺场认为70万元冲抵了咖啡馆转让款，但是二审中又陈述用于质押，前后矛盾。70万元胡某在欠胡德明310万元的款项中冲抵了，310万元减去70万元再减去咖啡馆的264万元，胡某还欠胡德明11万余元。这也进一步证明，水一方公司向恒丽园艺场支付的230万元款项并没有冲抵咖啡馆转让款。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恒丽园艺场主张的待证事实，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4年1月22日，胡某从胡荣容处取得70万元后交付给胡晓佳，胡晓佳使用该款项办理了定期储蓄存单，并用于其父胡德明向银行申请质押贷款。
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水一方公司与恒丽园艺场是否存在真实的苗木交易关系，恒丽园艺场是否应当承担案涉《购销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水一方公司主张上述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恒丽园艺场则认为合同系水一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德明为办理贷款的需要委托胡某制作，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苗木交易关系。就此争议，本院作如下评判：一、原审庭审中，水一方公司认可在购销合同关系中胡某系其代理人且购销合同由胡某全权操作，且胡某也是胡德明贷款事宜的代办人。胡某则在出庭作证时陈述因胡德明需向银行贷款但无法提供款项用途，故委托胡某借用恒丽园艺场的名义订立合同用于办理贷款。作为水一方公司的代理人及具体经办人，其陈述的合同订立目的与水一方公司完全不同。二、原审业已查明，案涉《购销合同》确被胡德明作为申请贷款的资料提交给银行，贷款发放后，胡德明委托胡某将款项汇至恒丽园艺场，恒丽园艺场收到款项后即根据胡某的指示将款项汇至胡某的姐妹胡荣容，恒丽园艺场并未实际取得所谓的货款，以上事实与胡某陈述的合同订立目的完全吻合。同时，从购销合同订立以及贷款办理的具体过程来看，恒丽园艺场亦有理由相信胡某有权代胡德明处置贷款款项，胡德明原审中也陈述款项实际由胡某掌控。三、2012年3月，双方当事人曾订立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也被胡德明提交给银行用于办理贷款，胡德明付款后，恒丽园艺场未交付苗木，也没有向胡德明返还价款，而胡德明事后也未向恒丽园艺场主张过任何权利，双方并未进行实际的苗木交易。而时隔近两年后双方又订立了案涉《购销合同》，两份合同项下的货物品名、规格、数量、单价、总价及其他主要条款完全一致，明显有违交易常理，本院亦有理由相信案涉合同订立之目的与2012年3月的合同相同。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订立案涉《购销合同》之目的实为便于办理贷款，而非真实的发生苗木交易，双方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水一方公司基于《购销合同》合法有效而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恒丽园艺场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水一方公司若与胡某之间就案涉230万元款项还存在其他争议的，可以另行解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上诉人杭州水一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沈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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