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民终5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培红，男，汉族，1971年2月3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晨，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渊，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坤，男，汉族，1965年6月1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为，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熙，云南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云莲，女，汉族，1965年11月10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为，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绍春，云南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昆明锦坤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农贸街。
法定代表人：李永信，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为，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熙，云南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杨培红因与上诉人周坤、杨云莲、昆明锦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坤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民初1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培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晨、龙渊，上诉人周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为、王云熙，上诉人杨云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为、潘绍春，上诉人锦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为、王云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培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的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三被告反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杨培红短信指令支付打款的交易习惯不存在，周坤与马丽波、李科存相识且长期存在经济往来关系。2014年8月6日，杨培红在同一天既借款又还款不合常理，故当日杨云莲转入马丽波账户的250万元，以及周坤转入李科存账户的50万元不应认定为周坤出借给其的款项。杨培红并未指定班庄公司作为其向周坤借款的收款主体，2014年7月14日，长安公司转入班庄公司的400万元，不应认定为周坤出借给其的款项。杨云莲是双方收付款的一个重要媒介，不当得利发生于杨云莲与周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应与周坤承担连带责任。锦坤公司与周坤存在财产、人格混同，故应与周坤承担连带责任。
周坤、杨云莲、锦坤公司辩称，认定借款交付与否，不是只有通过打款凭证才能认定，可以通过事后行为来推定相关事实。依据周坤提交的手机短信查明了一部分事实，但手机短信反映不出案件的全部事实，因为双方不是通过手机短信来商谈借款事宜的，更多的借款事实通过事后经双方确认的证据，可以反映认定。按照周坤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来重温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案件，案件事实主线清晰，符合情理。双方确实存在当天既借款与还款的行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杨培红所称误认多还款并不存在，其还款行为是在履行双方认可的《补充还款协议》，其欠周坤1650万元借款的事实确实存在。
周坤、杨云莲、锦坤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并驳回杨培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培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杨培红存在“误认、多还”341万元错误，因为所依据的证据仅是财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却有绝对利害关系的马某1一人的证言。《补充还款协议》、《还款承诺》是双方基于存在真实的借款事实的前提下经结算形成，一审判决认定该两份材料无效错误。三被告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杨培红欠款1650万元的事实。
杨培红辩称，应驳回三被告的上述请求，杨培红的财务人员马某1因看不到汇款人信息，误认借款有基本事实前提。误认不是两年之久，是2014年8月到2015年1月五个月期间，误认对象不是八个人，是六个人。我方诉讼基于不当得利，只需证明对方出借的款项少于我方偿还数额，误认不是我方的举证责任，超越了我方的举证范畴。二审中提出有证据证实499万元的借款金额，与其的整个诉讼请求金额更离谱。借条与还款金额有各种矛盾，周坤未给出合理的解释，借条、还款协议均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杨培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坤、杨云莲、锦坤公司共同偿还其本金8410064元；2．判令周坤、杨云莲、锦坤公司共同支付其利息3037351元（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6年12月13日暂时计算至起诉之日，主张至实际还款款项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周坤、杨云莲、锦坤公司承担；4．请求确认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补充还款协议》和2015年8月7日签订的《还款承诺》无效。
周坤、杨云莲、锦坤公司反诉请求：1．判令杨培红偿还借款本金1650万元；2．判令杨培红偿还以1650万元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1.3倍计算的资金占用费；3．本案诉讼费由杨培红承担。
经审理，一审法院确认本案案件事实如下：一、自2014起，杨培红与周坤存在多笔借款关系。杨培红认可周坤支付的借款本金共计1040万元，付款记录为：1、2014年5月4日周坤委托杨云莲向杨培红指定收款人寇化国（账户：62×××23）打款170万元；2、2014年5月4日周坤委托晋宁长安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向杨培红指定收款人晋宁县鑫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云公司）（账户：09×××12）打款400万元；3、2014年5月4日周坤向杨培红指定收款人寇化国（账户：62×××68）打款130万元；4、2014年6月25日周坤委托赵某向杨培红指定收款人寇化国（账户：62×××68）打款340万元。除上述之外，周坤主张其还委托杨云莲、长安公司向案外人马丽波、李科存、昆明班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班庄公司）共计打款3160万元且款项性质均为向杨培红支付借款本金，该部分款项，杨培红认为其未收到，是周坤与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前述3160万元打款记录为：（一）向案外人马丽波打款，1、2014年1月24日杨云莲向马丽波账户（账号：＊＊×××56）转款300万元；2、2014年3月19日杨云莲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6）转款600万元；3、2014年3月27日周坤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5）转款198万元；4、2014年3月27日杨云莲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6）分两次共计转款102万元；5、2014年5月5日杨云莲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6）转款30万元；6、2014年5月12日周坤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5）转款100万元；7、2014年6月6日周坤向项马丽波账户（账号：62×××15）打款30万元；8、2014年6月28日杨云莲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6）转款100万元；9、2014年7月1日杨云莲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6）转款80万元；10、2014年7月1日周坤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5）转款50万元；11、2014年7月4日周坤委托马某2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5）打款200万元；13、2014年8月6日杨云莲通过农信社分三次（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共计向马丽波账户（账号：62×××16）转款250万元（借款用途载明为借款）。（二）向案外人班庄公司打款，2014年7月14日周坤委托长安公司通过对公账户向班庄公司打款400万元。（三）向案外人李科存打款：1、2014年8月6日周坤向李科存账户（账号：62×××15）打款50万元；2、2014年9月27日周坤分六次共计向李科存账户（账号：62×××15）打款570万元；3、2014年9月28日周坤向李科存账户（账号：62×××15）打款100万元。
二、2014年5月4日杨培红向周坤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周坤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正（12000000元）”；2014年10月8日杨培红向周坤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周坤人民币贰仟万元正（20000000元）”；2015年6月12日杨培红、周坤及证人王某、宋某签订《补充还款协议》载明“今周坤、杨培红协商之前借款（2014.5.4.12000000元）（2014.10.8.20000000元）作费，今立协议赔款2800元正（贰仟捌佰万元正）”；2015年8月7日杨培红向周坤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下周内还款500万元正，8月30日支付600万，9月30日支付500万，10月30日支付500万，11月30日支付500万，合计2600万元，到11月30日全部付清尾款（注：人民币）”。
三、因杨培红向周坤借款，杨培红遂于2014年5月13日至2015年12月18日陆续向周坤打款共计20810064元，杨培红打款记录为：1、2014年5月13日杨培红委托其司机寇化国（账户：62×××68）分17次共计向周坤指定的孙波账户打款110万元；2、2014年6月4日杨培红委托其司机寇化国（账户：62×××23）向周坤指定的杨云莲账户打款21万元；3、2014年6月9日杨培红委托其任法定代表人的鑫云公司（账户：09×××12）向周坤指定的长安公司转款400万元；4、2014年8月6日杨培红委托廊坊长城道桥工程有限公司向周坤指定的长安公司打款400.64万元；5、2015年6月25日杨培红委托鑫云公司（账户：09×××12）向周坤指定的晋宁丽清商贸有限公司打款200万元；6、2015年8月14日杨培红委托云南惠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向周坤指定的锦坤公司打款500万元；7、2015年11月10日杨培红委托鑫云公司（账户：09×××12）向周坤指定的锦坤公司转款100万元；8、2015年11月13日杨培红委托鑫云公司（账户：09×××12）向周坤指定的锦坤公司转款100万元；9、2015年11月17日杨培红委托鑫云公司（账户：09×××12）向周坤指定的锦坤公司转款80万元；10、2015年11月17日杨培红委托其财务马某1向周坤指定的锦坤公司转款20万元；11、2015年11月27日杨培红委托其司机寇化国（账户：62×××68）向周坤转款20万元；12、2015年12月10日杨培红委托鑫云公司（账户：09×××12）向周坤指定的锦坤公司转款80万元；13、2015年12月18日杨培红委托鑫云公司（账户：09×××12）向周坤指定的锦坤公司转款5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20810064元。上述款项周坤认可是杨培红向其归还款项，并且明确其中2081万元归还的是借款本金，另外的64元是支付汇款手续费。
四、2014年4月21日杨培红将寇化国银行账号62×××23、段会兰银行账号及身份账号以收短信方式发送给周坤；2014年5月4日11时19分，杨培红将寇化国银行账号62×××23及鑫云公司银行账号09×××12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周坤；2014年5月20日、6月24日、7月1日，杨培红将寇化国账号62×××68以短信方式发送给周坤。另查明，2014年8月6日16时49分，杨培红将马丽波的信用社账号62×××16及身份证号码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发给周坤；同时点，杨培红将李科存农行账号62×××15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给周坤。
五、庭审中，杨培红申请证人马某1出庭作证，马某1陈述：其是杨培红的财务，杨培红的部分款项是通过其名下的银行卡进行转入、转出，该银行卡开通网银，无法在网银界面上看到汇款人信息，故将他人汇付的10笔款项（自2014年8月29日至2014年11月28日，共计18255600元）误认为是周坤出借给杨培红，知道财务查账时才发现其认识错误。
六、庭审中，周坤申请证人赵某、马某2、王某、肖某出庭作证，赵某陈述：其受周坤委托分别于2014年5月4日从长安公司账户汇款400万元至鑫云公司账户，2014年6月15日从本人账户汇款340万元至寇化国账户，2014年7月14日从长安公司账户汇款400万元至班庄公司账户。上述款项均以清偿完毕，其中2014年5月4日的400万元，鑫云公司于2014年6月9日汇款400万元至长安公司账户清偿完毕；2014年7月14日的400万元，由廊坊长城道桥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6日汇款4000064元至长安公司账户清偿完毕，64元系归还其代付的银行手续费；2014年6月15日的340万元由周坤清偿完毕。杨培红出具借条及《还款协议》时其在场，双方未发生争吵；马某2陈述：周坤让其打款200万元给马丽波，周坤说该款项是杨培红向周坤的借款，杨培红出具《还款协议》时其在场。王富年陈述：杨培红出具《还款协议》时其作为证人在场，其在该协议上签字；肖某陈述：周坤、杨云莲让其汇款70万元给马丽波，周坤说该款项是杨培红向周坤的借款。
七、马丽波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马丽波让杨培红于2014年8月6日向周坤转发短信，短信内容是其农信社银行卡卡号及身份证信息。
综上，一审法院归纳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周坤出借杨培红的款项金额以及杨培红归还款项的金额；二、本案所涉《补充还款协议》及《还款承诺》是否有效；三、杨培红的本诉请求是否成立；四、周坤的反诉请求是否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周坤出借杨培红的款项金额以及杨培红归还款项金额的问题。周坤主张，自2014年1月24日起，其陆续出借款项给杨培红，共计4200万元。在此期间，杨培红于2014年5月4日向其出具《借条》，确认共计收到1200万元。杨培红于2015年10月8日向其出具《借条》，确认收到2000万元，其他款项，杨培红未出具借条。2015年6月12日，经结算，杨培红向其出具《补充还款协议》，确认杨培红尚欠周坤2800万元。之后，杨培红于2015年6月25日还款200万元。2016年8月14日，杨培红向其出具《还款承诺》，确认尚欠周坤借款2600万元。杨培红主张，其与周坤确实建立了借款关系，但经核实，周坤并未足额支付借款给杨培红，其仅收到1040万元借款。其是在误认的情况下向周坤出具了2份《借条》、《补充还款协议》以及《还款承诺》。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借款合同自提供借款时生效。在本案中，周坤提供借款的金额、时间与出具借条的金额、时间并非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借条》、《补充还款协议》、《还款承诺》是对双方之前的借款金额的结算确认，并非是对当时收到的款项确认。另外，周坤主张总共借款4200万元，但两张借条记载的金额为3200万元，如何形成《补充还款协议》中的2800万元亦未解释清楚。在周坤提交的录音记录中，杨培红亦未明确尚欠周坤借款的数额。再加之，杨培红认为其是基于错误理解向周坤出具上述凭证，对此，杨培红申请证人马某1出庭作证并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证明在该段期间内，有18255600元款项进帐，其财务因为错误理解以为部分进账款项系周坤出借的款项。因此，本案不能仅依据上述凭证记载的金额确认借款金额及欠款金额，一审法院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相关证据对该争议问题进行评述。（一）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杨培红对收到周坤1040万元借款无异议，且周坤对该部分款项也提交了相应的转款凭证，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款项予以确认。该部分款项出借的具体内容在确认事实部分已陈述，故不再赘述；（二）对于异议款项，一审法院一一进行评述。（1）关于周坤支付马丽波的款项。依据周坤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8月6日向马丽波的账户共计付款2040万元。周坤认为马丽波系杨培红指定的收款人，该部分款项系出借给杨培红，杨培红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除2014年8月6日的250万元外，周坤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马丽波系杨培红指定的收款人；其次，杨培红于2014年5月4日出具1200万元的借条给周坤，若将马丽波之前收到的1200万元认定为是杨培红的借款，则马丽波收到的1200万元加上借条出具当日周坤向杨培红认可的指定收款人（寇化国、鑫云公司）账户打款的700万元，合计款项为1900万元，周坤的该项主张与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1200万元相互矛盾且违反生活常理；第三，周坤以杨培红2014年8月6日将马丽波银行账号62×××16及身份证号以短信方式发给周坤来主张马丽波即为杨培红的指定收款人，但经审查，除250万元外，其余款项均是在杨培红发送短信之前支付，且款项也并非全部支付到短信记载的账户，实际打款情况与短信内容无法相互印证。第四，对于2014年8月6日的250万元。同日，杨培红将马丽波的身份证信息的银行账号转发给周坤，周坤认为马丽波系杨培红指定的收款人。一审法院认为，杨培红与周坤借款、还款中，大量款项均委托案外人完成，且依据两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均是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完成交易。具体为：2014年5月4日11时19分杨培红将寇化国银行账号62×××23及鑫云公司银行账号09×××12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周坤，周坤随即按照短信银行账户打款700万元。2014年6月24日杨培红将寇化国银行账号62×××68以短信方式发送给周坤，周坤随即于次日按照短信银行账户打款340万元。前述款项支付均为周坤向杨培红支付借款本金。故此，对于2014年8月6日杨培红向周坤发送短信的行为将使周坤产生合理信赖，即周坤认为杨培红要求将借款本金打在指定收款人账户内，结合杨培红的短信发送时间、短信内容及双方交易习惯，该250万元应当认定为周坤向杨培红支付的借款本金；对于杨培红提交的马丽波出具的《情况说明》且认为该250万元款项与其无关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综上，因周坤系出借人，应当对其提供款项承担举证责任，除250万元外，周坤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实际支付给杨培红，故一审法院对其他款项不予确认为系周坤出借给杨培红的借款。（2）关于长安公司支付给班庄公司的款项。周坤认为，其委托长安公司于2014年7月14日汇款400万元给班庄公司，班庄公司系杨培红指定的收款人。一审法院认为，周坤虽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杨培红指定班庄公司作为其收款人，但依据周坤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委托长安公司及长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某分三次支付款项，分别为：1、2014年5月4日，长安公司汇鑫云公司400万元；2、2014年6月25日，赵某汇寇化国340万元；3、2014年7月14日，长安公司汇班庄公司400万元。赵某出庭陈述，上述款项系周坤出借的款项，且已全部收回，其中7月14日的借款，系由廊坊长城道桥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6日归还，归还金额为4000064元，其中的64元系归还其支付的银行汇款手续费。依据杨培红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对于2014年5月4日的400万元，2014年6月25日的340万元，其认可是周坤出借给其的借款。杨培红对于廊坊长城道桥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的4000064元也认可是其归还周坤的借款。杨培红的陈述、赵某的陈述以及相关交易情况相互吻合。在此种情况下，杨培红应当对支付给班庄公司款项不是其向周坤的借款，而是其他款项承担举证责任，但杨培红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确认该款项系周坤出借给杨培红的借款。（3）关于支付给李科存的款项。周坤认为，李科存系杨培红指定的收款人，其通过李科存出借720万元给杨培红。一审法院认为，首先，2014年8月6日的50万元，因当日，杨培红通过短信方式将李科存的银行账户和身份信息发给周坤，周坤当日即付款50万元给李科存，如之前的分析认定，一审法院确认该款项系周坤出借给杨培红的款项。其次，对于2014年9月27日至2014年9月28日周坤向李科存打款的670万元（2014年9月27日570万元、2014年9月28日100万元），因该670万元打款时间间隔杨培红2014年8月6日发短信较远且周坤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其于2014年10月2日至2014年11月17日之间与李科存仍有大量打款，无法排除周坤与李科存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在周坤未提交充分证据佐证前述打款的670万元即为支付给杨培红借款本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670万元不予确认为是周坤出借给杨培红的借款。综上，一审法院确认自2014年5月4日起至2014年8月6日杨培红累计向周坤借款1740万元，周坤支付借款本金时间点及款项为：2014年5月4日支付170万元、2014年5月4日支付400万元、2014年5月4日支付130万元、2014年6月25日支付340万元、2014年7月14日支付400万元，2014年8月6日支付300万元（马丽波250万元、李科存50万元）。对于杨培红归还的款项，因双方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确认杨培红归还20810064元，其中2081万元系借款本金，64元为银行汇款手续费。
二、关于本案所涉《补充还款协议》及《还款承诺》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周坤共计借款1740万元给杨培红，杨培红归还周坤2081万元（扣除64元手续费），因双方认可本案借款不存在利息，故归还款项均为本金，两项相抵后，杨培红多归还了341万元。因《借条》、《还款协议》、《补充还款协议》均是对杨培红借款及欠款的结算确认，上述协议中记载的内容与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不符，因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合同自实际提供借款时生效，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还款协议》、《补充还款协议》无效。
三、关于杨培红本诉请求及周坤反诉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首先，杨培红与周坤之间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仅为17400000元，且双方对该借款未约定利息，故杨培红向周坤的还款均为归还借款本金。因杨培红实际只应偿还17400000元借款本金，但其最终因本案借款向周坤偿还的款项却为20810000元。对于多偿还的3410000元，周坤作为取得不当得利一方应予返还。同时周坤还应返还该款项所生的孳息，一审法院依法将该孳息认定自2016年12月13日之日（杨培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构成不当得利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前述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其次，周坤取得不当得利发生虽发生在其与杨云莲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债务系以周坤以个人名义作出，且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杨培红亦未举证证明上述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故杨云莲不应承担连带返还义务。最后，通过查明的案件事实，锦坤公司仅为周坤指定收款人，对涉案款项并不享有任何权利，其接收的所有款项权利人仅为周坤，故此，锦坤公司在本案中不负返还义务。对于周坤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如前述，周坤尚需返还杨培红相应款项，周坤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杨培红的诉讼主张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周坤、杨云莲、锦坤公司的反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补充还款协议》和2015年8月7日签订的《还款承诺》无效；二、由被告（反诉原告）周坤、杨云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杨培红3410000元及自2016年12月13日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前述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培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周坤、杨云莲、昆明锦坤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02544.49元，由杨培红承担71782元，剩余30762.49元由周坤共同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元61000元，由周坤、杨云莲、昆明锦坤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
二审中，杨培红提供其与周坤借款往来明细表，对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的统计分析表，段会兰与杜春伟、云南麒粲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判决书，以及其他法院关于案外人的裁判文书等七组证据，欲证明其对借款误认，而向周坤多还款；周坤试图将其与杜春伟、马丽波、云南麒粲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转嫁杨培红承担；本案不当得利的法定孳息应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及杨云莲、锦坤公司应与周坤承担连带责任。
周坤、杨云莲、锦坤公司质证认为，杨培红二审提交的证据分为三类，一是对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进行了统计；二是将其对一审证据的观点作为证据提交；三是判决书，没有原件，来源无从考证；故杨培红二审新提交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
周坤提交银行客户回单、手机短信、韩佳颖情况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根据杨培红发的短信，周坤于2014年4月22日委托韩佳颖汇给段会兰的499万元，是周坤借给杨培红的借款；以及再次证明指定第三人收款是杨培红惯例。
杨培红质证认为，对银行客服回单、手机短信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韩佳颖情况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一审周坤提交的出借银行流水4200万元中没有包含499万元。韩佳颖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会知道杨培红，基于一份情况说明无法证实。
本院认为，杨培红提交的七组证据中，对原一审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进行统计分析并不是证据；其他案外人的银行流水，以及多份裁判文书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杨培红提交的七组证据均不予釆纳。杨培红对周坤提交的银行客户回单、手机短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可以认定2014年4月22日韩佳颖汇给段会兰499万元，但由于二审庭审中周坤明确韩佳颖不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故韩佳颖有关情况说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即不能证明这499万元系周坤借给杨培红的借款，且二审庭审中周坤明确这499万元均不在案涉的两份《借条》、《补充还款协议》内，故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理涉。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虽均有异议，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否定。对一审认定事实是否正确，本院将结合二审争议焦点进行评判。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中周坤出借给杨培红的款项是多少；二、《补充还款协议》、《还款承诺》是否无效；三、若存在返还不当得利，法定孳息标准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四、杨云莲、锦坤公司是否应与周坤承担连带责任。
一、关本案中周坤出借给杨培红的款项是多少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本案周坤反诉所称共计出借4200万元，应按照实际借款情况来审查认定周坤的出借金额。但是，本案周坤作为出借人，与杨培红作为借款人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与通常的借贷行为不同，即双方大量的多次出借、还款行为均是通过案外第三人完成，且每一次出借、还款行为均未一一出具书面字据为凭。
周坤所称共计出借4200万元，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杨培红认可的四笔共计1040万元，具体情形如一审认定为：1、2014年5月4日周坤委托杨云莲向杨培红指定收款人寇化国（账户：62×××23）打款170万元；2、2014年5月4日周坤委托长安公司向杨培红指定收款人鑫云公司（账户：09×××12）打款400万元；3、2014年5月4日周坤向杨培红指定收款人寇化国（账户：62×××68）打款130万元；4、2014年6月25日周坤委托赵某向杨培红指定收款人寇化国（账户：62×××68）打款340万元。综观杨培红认可的这四笔出借款项，其中无任何一笔是由周坤直接向杨培红打款，除一笔130万元由周坤本人打款给杨培红指定的第三方收款人外，其他三笔款项合计910万元的打款、收款均由第三方其他人完成；并且这四笔打款的当日或昨日，第三方收款人的姓名、银行账号以及开户行均由杨培红手机以手机短信方式向周坤手机发送，具体情形如一审认定为：2014年5月4日11时19分杨培红将寇化国银行账号62×××23及鑫云公司银行账号09×××12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周坤，周坤随即按照短信银行账户打款700万元。2014年6月24日杨培红将寇化国银行账号62×××68以短信方式发送给周坤，周坤随即于次日按照短信银行账户打款340万元。故一审认定杨培红与周坤之间存在发短信完成交易的惯常交易方式有事实依据，与本案现有证据相符，本院予以确认。
第二部分是杨培红不认可的，向案外人马丽波打款的十三笔共计2040万元，具体时间、金额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详细记载，不再赘述。一审仅认定其中2014年8月6日马丽波收款的250万元为本案周坤出借的款项，是基于确认周坤关于杨培红于2014年8月6日将马丽波银行账号及身份证号以短信方式发给其，而其同日向该账户打款250万元的主张成立。本院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通常不会无缘故地用手机发送他人的银行账户，更不会无缘故的按手机短信他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打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的规定，本案前述杨培红认可的己收借款1040万元，均存在打款当日或昨日由杨培红向周坤发手机短信告之收款的第三人银行账户，周坤再向该银行账户打款的惯常交易方式，故一审认定2014年8月6日杨培红向周坤发送短信的行为将使周坤产生合理信赖，即周坤认为杨培红要求将借款本金打在指定收款人马丽波账户内；并结合杨培红的手机短信发送时间、内容及双方惯常交易方式，确定当日马丽波收款的250万元应认定为周坤向杨培红支付的借款本金与在案证据相符，本院予以维持。
杨培红一审提交的马丽波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并未提及该250万元，更未明确该250万元系何人借款；且该《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但马丽波却未出庭作证，故一审未釆信杨培红以该《情况说明》为凭主张该250万元款项与其无关的抗辩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马丽波收款的其余1790万元，周坤未提交证据证明马丽波是杨培红的收款人，且这些借款均是在杨培红2014年8月6日发短信之前支付的，也并非全部支付到短信记载的银行账户，实际打款情况与短信内容无法相互印证，故一审对马丽波收款的其余1790万元未认定为本案周坤向杨培红的出借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第三部分是杨培红不认可的，向案外人李科存打款的三笔共计720万元，具体时间、金额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有详细记载，不再赘述。一审仅认定其中2014年8月6日李科存收款的50万元为本案周坤出借的款项，亦是基于确认周坤关于杨培红于2014年8月6日将李科存银行账号及身份证号以短信方式发给其，而其同日向该账户打款50万元的主张成立。本院认为，如前述分析，确定当日李科存收款的50万元应认定为周坤向杨培红支付的借款本金与在案证据相符，本院予以维持。李科存收款的其余670万元，周坤未提交证据证明李科存是杨培红的收款人，且这些借款的打款时间间隔杨培红2014年8月6日发短信较远；另有银行流水显示周坤于2014年1０月2日至2014年1１月17日之间与李科存仍有大量打款，无法排除周坤与李科存有其他经济往来，故一审对李科存收款的其余670万元未认定为本案周坤向杨培红的出借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第四部分是杨培红不认可的，2014年7月14日长安公司转入班庄公司的400万元。但是，杨培红一、二审中均认可2014年8月6日廊坊长城道桥工程有限公司转入长安公司的4000064元，系其归还周坤的400万元借款及64元银行汇款手续费，还以该笔还款上诉称一审认定其同一天既还款又借款不合常理，但却否认之前，即2014年7月14日长安公司转入班庄公司的400万元系其向周坤的借款，又未对为何归还款4000064元以及相对应归还周坤哪一笔借款作出解释或说明。一审中，长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出庭明确2014年7月14日长安公司转入班庄公司的400万元系周坤出借的款项，故在此情形下，一审以杨培红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400万元不是其向周坤的借款而是其他款项，进而确认该400万元系其向周坤的借款，系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各自所举证据进行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杨培红上诉还称2014年8月6日廊坊长城道桥工程有限公司转入长安公司的4000064元，系其归还周坤的400万元借款及64元银行汇款手续费，但一审认定其同一天既还款又借款，即当日马丽波收款的250万元和李科存收款的50万元，不合常理。本院认为，这些在2014年8月6日发生的还款与借款，虽然是同一天，但却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而在本案中周坤作为出借人，与杨培红作为借款人均未针对每一次双方之间的出借、还款行为一一出具书面字据为凭，均应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风险。现仅以同一天不同主体发生还款与借款，尚不足以否定或推翻前述综合双方当事人各自所举证据，对马丽波收款的250万元和李科存收款的50万元应为本案周坤向杨培红支付的借款本金的认定，本院对杨培红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二、关于《补充还款协议》、《还款承诺》是否无效的问题。
二审庭审中经法庭询问，就案涉四份借条或还款协议，双方如何结算以及出具的具体情形，周坤陈述：2014年5月14日在昆明杜春伟公司，我、杨培红、杜春伟在场，当时杨培红向我说明核对了，就写借条给我了。2014年10月8日在杨培红的西贡码头会所，其告诉我已经收到款项，对好账了；我与杨培红在二楼写的借条。2015年6月12日《补充还款协议》中确认的2800万元，是各自找各自的财务对账，对了账以后签订的协议，没有数字的组成，只是双方认可的数字。2015年8月7日《还款承诺书》中确认的2600万元，是扣减了2015年6月12日《补充还款协议》出具后还款的200万元得出的数额。
本院认为，首先，2015年6月12日2800万元《补充还款协议》，以及2015年8月7日2600万元《还款承诺书》无借款笔数及金额等具体情况的构成。对此，周坤称杨培红出具《补充还款协议》时，仅是各自一方自己对账，没有数字的组成，只是双方认可的数字；《还款承诺书》是扣减《补充还款协议》出具后还款的200万元得出的数额。其次，根据《补充还款协议》载明的内容，该协议是作废2014年5月4日1200万元《借条》以及2014年10月8日2000万《借条》，载明：“今立协议赔款2800元正（贰仟捌佰万元整）”，结合周坤本人的陈述以及相应证据可以认定《补充还款协议》中载明的2800万元，并不是实际发生的借款数额，而是双方约定的“赔款”数字。相应，基于该《补充还款协议》数额扣减得出的《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2600万元，亦不是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再次，即使继续审查《补充还款协议》载明“作费”的2014年5月4日1200万元《借条》以及2014年10月8日2000万元《借条》，一是根据周坤本人自述，该二份借条均只是杨培红一方自己对账，而不是在双方相互对账的基础上形成。二是周坤对案涉出借金额数次变动，且自认存在计算错漏。经二审法庭询问，周坤明确最终以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自己统计的借条或还款协议中《金额的组成说明》为准。但是，依据该《金额的组成说明》，仍然存在2014年5月4日1200万元《借条》中未包含当日出借的700万元，而把该700万元归属到2014年10月8日2000万元《借条》中，以及2014年10月8日《借条》载明2000万元，但组成金额却是十二笔3000万元等矛盾之处。就这些矛盾之处，周坤虽做出了解释，但并未举证予以证明；而杨培红一方并不认可周坤的解释，认为不符合常理，前后矛盾，是周坤自行凑合的借款金额。综上，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周坤本人的陈述，结合本案当事人各自提交的证据，一审认定《补充还款协议》、《还款承诺》记载的内容，与查证的事实不符，因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合同自实际提供借款时生效，故确认《补充还款协议》、《还款承诺》无效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若存在返还不当得利，法定孳息标准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的问题。
根据上述对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一、二的审查，一审认定杨培红与周坤之间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为17400000元，扣减双方均无争议的还款20810000元，确认杨培红多偿还341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法律规定返还不当得利应包括孳息，但未明确须以贷款利息为标准。一审鉴于双方均明确相互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四、关于杨云莲、锦坤公司是否应与周坤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杨培红上诉称杨云莲是双方收付款的一个重要媒介，不当得利发生于杨云莲与周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应与周坤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出借及收取款项均系以周坤个人名义作出，且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现杨培红所举证据仅是其单方制作的杨云莲经手款项统计表，故其未能充分、有效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一审在说理部分确认杨云莲不应承担返还义务并无不当；但在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中却判决杨云莲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杨培红上诉称锦坤公司与周坤存在财产、人格混同，故应与周坤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锦坤公司系依法设立的法人，本案出借及收取款项均系以周坤个人名义作出，现杨培红所举证据仅是其单方制作的锦坤公司收取款项统计表，故其未能举证证明锦坤公司与周坤存在财产、人格混同，一审确认锦坤公司在本案中不负返还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杨云莲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在判决主文中裁判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民初1893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即：“一、确认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补充还款协议》和2015年8月7日签订的《还款承诺》无效；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周坤、杨云莲、昆明锦坤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
二、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1民初189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由被告（反诉原告）周坤、杨云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杨培红3410000元及自2016年12月13日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前述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培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由周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培红3410000元及自2016年12月13日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前述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驳回杨培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本诉、反诉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3544.49元，由杨培红负担81772.24元，由周坤、杨云莲、昆明锦坤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81772.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周坤不自动履行本判决，杨培红可在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判长 龚 睿
审判员 王 健
审判员 周惠琼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范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