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杰邦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马镇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燕玲，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高敦织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曹嘉陵，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杨柏华，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庞秀琼，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佛山市杰邦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高敦织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敦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樵民二初字第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杰邦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加工费481269.36元，以及从2013年7月30日起至付清款项日止以实际欠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高敦公司。一审案件受理费4259.52元，财产保全费1998.05元，合计6257.57元，由杰邦公司负担。
上诉人杰邦公司上诉提出：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一）原审法院在分配举证责任时明显偏袒高敦公司，显失公平。杰邦公司一审时提交了社保情况表和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以证明高敦公司提供的主要证据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上的“张秀英”并非杰邦公司的员工，该人员的签名与杰邦公司无关。杰邦公司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举证责任，高敦公司若要主张“张秀英”是杰邦公司的财务人员，则必须提供其他有“张秀英”签名的文件，但高敦公司并未能提供。高敦公司对杰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仅以“单位未为员工购买社保是普遍现象”作为回应，但原审法院却采信了高敦公司的反驳而对杰邦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要证明一个人存在比证明一个人不存在容易得多，马镇伟夫妇与高敦公司从2008年开始接触并陆续发生生意往来，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如果高敦公司主张“张秀英”与杰邦公司或马镇伟夫妇有关联，则应当会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但高敦公司却无法提出任何其他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依然采信高敦公司的质证意见，很明显是偏袒高敦公司。同样是举证责任的问题，针对2011年7月13日对账单，杰邦公司主张该对账单上的盖章是其由于受到高敦公司的欺骗所盖，但原审法院却以杰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而不采纳杰邦公司的质证意见，最后采信了该证据。
（二）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上的“公章”系杰邦公司使用的公章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要采信高敦公司关于“由杰邦公司财务人员张秀英盖上印章”的主张就必须先确认“张秀英”的存在且与杰邦公司有关联，否则就是将盖章的行为强加在一个不知是否存在的“人”身上。原审法院之所以确认该对账单上的印章，理由是杰邦公司与高敦公司有生意往来，且双方对账期间也曾使用过没有登记备案的合同专用章。但本案2011年7月13日对账单上的“合同专用章”与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上的“公章”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印章，“合同专用章”顾名思义只用于签署合同，哪怕没有经过备案，杰邦公司也是承认该章的用途的，但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上的“公章”明显是仿造的。正因为杰邦公司自登记成立以来未与高敦公司发生过生意往来，高敦公司没有见过杰邦公司经过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图样，其无法将注册编号也仿制进去，才有了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上的“公章”。而事实上，杰邦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从未见过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更未盖章确认过该对账单。
（三）高敦公司对其一审主张的481269.36元加工费无法说明及列举出构成明细，仅提供了与杰邦公司无关的出仓单，但原审法院却对高敦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系认定事实不清。如果杰邦公司与高敦公司之间有生意往来，则必定有相关单据产生，但高敦公司并不能详细列举出案涉对账单上数额产生的依据，仅仅以其单方制作的出仓单为证据来证明，而原审法院又以这些出仓单大部分写有“富邦-
花都成利厂”、“富邦-花都兴梭厂”、“富邦-高敦厂”、“富邦-
顺德永年泰厂”，与马镇伟传真订单上出现过的厂家名称相对应为由，认定这些出仓单与马镇伟、杰邦公司有关。首先，“富邦”是马镇伟的同乡使用的字号，马镇伟夫妇借用该字号对外经营，虽然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但高敦公司是知情的，不然其不会在结算凭据上标注“富邦-
马镇伟”或“富邦-
江娴妮”字样进行区分，因为高敦公司明知使用“富邦”字号与之交易的还有其他人。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系认定事实不清，因为除了马镇伟夫妇，其他人也可以使用“富邦”字号对外经营，而“花都兴梭厂”、“花都成利厂”、“顺德永年泰厂”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其次，原审法院认定大部分没有杰邦公司认可的人员签名确认的出仓单都有与“富邦”相关的字眼，并非全部，且被原审法院采信的出仓单也无法说明高敦公司主张的481269.36元加工费的具体构成。此外，原审法院认定“虽然上述厂家未到庭确认，但杰邦公司也没有提交富邦布行与高敦公司之间交易的单据予以否认”，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由高敦公司证明481269.36元加工费的具体构成，而不应由杰邦公司来承担举证责任。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债权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原审法院错误地认定“张秀英”是杰邦公司的员工，进而确认其以财务人员的身份代表杰邦公司对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盖章确认，又进一步推定该对账单上的“公章”是真实的，从而错误地认定本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马镇伟虽然是杰邦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但他个人在杰邦公司成立之前的交易行为不能视为是杰邦公司的交易，其个人对外产生的债权债务也不应由杰邦公司承担。马镇伟与高敦公司之间的交易发生在2009年，当时杰邦公司并未成立。退一步说，即使2011年7月13日对账单的签章被视为是杰邦公司受让了马镇伟的债务，2011年7月13日至本案起诉之日2013年7月30日，也已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高敦公司已经丧失了胜诉权。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高敦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敦公司负担。
上诉人杰邦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高敦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杰邦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高敦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分析如下：杰邦公司不确认案涉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的真实性，其否认在该对账单上签名的张秀英系其员工，也不认可该对账单上公章的真实性。但即便案涉2012年2月29日对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案涉2011年7月13日对账单也足以证实杰邦公司拖欠高敦公司481269.36元加工费的事实。首先，杰邦公司虽主张2011年7月13日对账单是高敦公司用欺骗的方式取得，且案涉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双方协商处理后，现已互不拖欠，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杰邦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其次，2011年7月13日对账单的抬头虽注明是“富邦布行”，但杰邦公司在客户签名盖章栏中盖章，应视为其作出了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其自愿承担案涉债务的清偿责任。再次，综观本案证据，2009年订单传真件、出仓单及对账单的内容相互印证，证实了高敦公司所主张的事实。虽然杰邦公司只确认部分出仓单，并认为高敦公司未能详细列举出其诉请的481269.36元加工费的具体构成，但杰邦公司在2011年7月13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的行为，证明经双方对账后，杰邦公司确认该对账单上记载的加工费数额。最后，本案双方在2011年7月13日对账单中并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高敦公司可以随时向杰邦公司主张权利。杰邦公司主张高敦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杰邦公司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19.04元，由上诉人佛山市杰邦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代理审判员 杨 莉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罗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