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锦江民初字第2058号
原告李玉龙，男，195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代理人李阳，男，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被告朱群福，男，194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彭帮吉，男，195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刘际骄，男，195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廖祖明，男，195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廖信瑛，女，195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肖锋，女，195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姜羽异，女，196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代理人杨庐松，四川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丽珍，四川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学道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映波，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杨庐松，四川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丽珍，四川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玉龙诉被告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罗兰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按简易程序立案受理后，因户籍地无法向被告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送达诉讼文书，又查找不到其经常居住地，依法以公告方式向被告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送达了诉讼文书，并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诉讼中，李玉龙2015年10月30日申请变更部分诉讼请求，2016年2月3日提交明确其部分诉讼请求表述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玉龙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阳，被告姜羽异、罗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庐松、刘丽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实行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玉龙诉称，2006年6月至12月，成都市红旗服装厂（简称红旗服装厂）改制为罗兰公司。2006年3月21日，关于恢复李玉龙与红旗服装厂劳动关系的（2006）成民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生效。2006年3月31日，红旗服装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不履行为李玉龙安排工作的义务。经李玉龙申请执行，法院限定红旗服装厂2006年4月28日履行义务，红旗服装厂拖延至2006年8月7日才与李玉龙签订合同。2006年6月21日，红旗服装厂职工大会通过《红旗服装厂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简称《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载明职工股东（资格确认）共57人，不含仍为企业职工的李玉龙。2006年8月28日，职工大会通过《红旗服装厂企业改制总体方案》（简称《企业改制总体方案》）。此后，以上57人按两个方案享有量化资产、配售风险股分得股权，对罗兰公司履行认缴出资义务。通过前述方案时，李玉龙因未恢复工作不知情而未参加。红旗服装厂在李玉龙恢复工作后未送达方案和履行告知义务，也没有证据表明李玉龙对此知晓。在红旗服装厂改制过程中，改制领导小组未先为李玉龙量化分配35年工龄个人持股百分数，计算应分配净资产和货币出资，再按每缺勤一年扣除其应分得股份的10%，不符合《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第二条、第四条规定，在程序上违法，侵害了李玉龙权益。2014年3月7日，李玉龙向成都市锦江区督院街办事处（简称督院街办事处）申请公开红旗服装厂改制信息，该办事处复印了红旗服装厂提交的关于改制资料真实的《承诺书》、2006年9月18日《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及附件，该汇报第三条第（二）项“至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的名单上，是因为他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的内容虚假、不真实。李玉龙认为，集体企业职工依照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无论李玉龙是否应当享有量化资产、安置费，是否愿意认缴出资，红旗服装厂均应告知李玉龙改制相关内容。改制领导小组未按程序履行职责，在李玉龙恢复工作后未向其告知通过的两个方案，向督院街办事处提供虚假、错误和不真实汇报，隐瞒作假行为，侵害了李玉龙参与企业改制的知情权和股东资格，导致李玉龙未反映在资产量化和货币出资的名单上，丧失了成为罗兰公司出资人的机会，罗兰公司应当承担红旗服装厂改制前债务。依照《承诺书》载明内容，改制领导小组成员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侵害、侵占了李玉龙应平等享有应分配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数量标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罗兰公司章程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记载，朱群福出资147171元，李玉龙有权以其50%即73585元为赔偿依据，朱群福等七人按其持有罗兰公司货币出资分别赔偿10512元股权给李玉龙。由于前述七人只有姜羽异还在罗兰公司股东中，故先请求罗兰公司对姜羽异赔偿的10512元召开股东大会修正章程，在出资人中增加李玉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手续成为公司股东。请求判决：一、确认红旗服装厂2006年6月至12月改制为罗兰公司时，李玉龙是在职职工，具有股东资格，即根据《企业改制总体方案》第五条规定，平等享有领取安置费后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以企业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二、确认改制领导小组未依照《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第二条先量化分配35年工龄个人持股百分数，计算应分配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数量，侵害了李玉龙以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改制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三、确认改制领导小组2006年9月18日向督院街办事处提交《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第三条第（二）项“至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的名单上，是因为他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的内容虚假不真实，该厂无证据证明李玉龙旷工14年，改制领导小组成员违法造成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和货币出资名单上而丧失成为罗兰公司出资人的机会构成侵权；四、确认根据改制领导小组向督院街办事处提交《承诺书》的内容，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有作假行为，侵害了李玉龙平等享有按35年工龄持股百分数应分配企业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数量标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五、判决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在其各自持有注册的货币出资中，分别赔偿转让出资10512元股权给李玉龙，合计73585元；六、判决罗兰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承担红旗服装厂改制前债务，对李玉龙持有姜羽异赔偿的10512元股权，召开股东大会修正罗兰公司章程，在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增加李玉龙，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持有货币出资10512元，成为罗兰公司股东；七、判决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罗兰公司承担诉讼费。庭审中，李玉龙明确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是指要求确认改制领导小组成员即朱群福等七人的行为构成侵权。
被告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未答辩。
被告姜羽异、罗兰公司辩称，第一，李玉龙所有诉讼请求均系围绕是否享有量化股并由此具有出资资格而对罗兰公司享有投资和收益权利的实质问题。该问题所涉事实已经（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事实劳动关系纠纷、（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其他股东权纠纷和（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第3235号、第4281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等案件的生效裁判确认。本次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属重复主张权利，应驳回起诉。第二，前述判决确认李玉龙旷工达十年，《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合法有效。根据《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规定，长期无假不到、不上班人员，每缺勤一年扣除股份10%，故李玉龙资产量化归零，不再享有货币出资的权利，其并非罗兰公司股东，被告也没有侵害其权利，更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第六项诉讼请求涉及公司意思自治范畴，不属公权调整范围。
原告李玉龙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
一、《关于李玉龙申请公开原红旗服装厂改制资料等信息的复函》、《复印资料清单》。拟证明诉讼时效符合规定。
二、2006年9月18日《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2006年8月31日《承诺书》。拟证明应由罗兰公司对李玉龙旷工14年举证，无证据证明李玉龙旷工14年，改制领导小组成员应承担作假的法律责任。
三、（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2006）成民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书、（2006）锦江执字第361号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含文稿复印件）及送达证。拟证明李玉龙与红旗服装厂存在劳动关系，是在职职工，红旗服装厂未按判决给李玉龙安排工作，经强制执行后，在2006年4月24日为其安排工作，连续工龄21年、在厂实际工龄13年。
四、2006年8月28日《成都市红旗服装厂企业改制总体方案》。拟证明红旗服装厂没有与李玉龙解除劳动关系，也没有为其分配股份，领导小组成员隐瞒了该方案。
五、2006年6月21日《成都市红旗服装厂全厂职工大会决议》、《成都市红旗服装厂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拟证明量化方案规定以2004年12月30日在职固定职工为基准，对于长期未上班人员按实际缺勤时间累积计算，每缺勤一年扣除应分股份的10%，按此方案行分配股权再进行扣除，李玉龙具有股东资格，红旗服装厂未通知李玉龙参加会议，侵害了其参与改制的知情权、参与权。
六、《关于成都市红旗服装厂改制批复》（锦工局〔2000〕99号）、《关于成都市红旗服装厂改制总体方案的回复》（锦体改〔2000〕46号）、《关于同意成都市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锦督办发〔2006〕124号）、《关于同意成都市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锦体改办发〔2006〕69号）。拟证明红旗服装厂改制总体方案需按规定制定，李玉龙为正式职工，应参与资产量化分配，红旗服装厂提供虚假的旷工情况汇报导致其不在两份文件中留名。
七、《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成委发〔2003〕5号）、《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补充通知》（成府发〔2000〕2号）。拟证明李玉龙是留在改制企业的职工，享有以安置费（分得股权）作为投资入股的权利，红旗服装厂改制时职工人数少于100人，没有让李玉龙在两个方案上签名不符合文件规定，侵害了其股权利益。
八、“红旗服装厂股权（股份）分配程序图”。拟证明李玉龙未分得股权（安置费即股权），法院应确认李玉龙是否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后投资入股到罗兰公司。
九、《企业净资产量化名单》、《企业职工资产量化及货币出资名单》、《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拟证明红旗服装厂在职职工57人按两个方案享有量化资产、配售风险股，对罗兰公司履行认缴出资义务，改制领导小组成员侵害、侵占了李玉龙35年工龄应分得的安费费（股权）、配售风险股并成为股东的股份份额。
十、《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拟证明罗兰公司应对改制领导小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十一、《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拟证明出资数额及方式，朱群福出资147171元，其要求按50%赔偿73585元有据可依。
被告姜羽异、罗兰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
一、（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2006）成民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李玉龙1992年6月起未再回厂上玉，2004年6月15日才要求为其安排工作，2004年申请劳动仲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年3月15日作出判决，红旗服装厂2006年8月9日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李玉龙此时才回厂上班，其长期无假不到10余年。
二、（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2006）成民终字第4301号、（2013）成民再终字第21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2015）成民终字第2562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2015）成民终字第256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2015）成民终字第256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李玉龙所有诉请及相关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对其诉讼请求已分别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
被告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未提交证据。
经质证，李玉龙所举证据材料，姜羽异、罗兰公司对第一组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第二、三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能够印证李玉龙超过十年不上班的事实，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四、五、六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生效判决已认定李玉龙旷工超过十年，其资产量化归零，驳回其要求确认侵害其知情权、分配安置费投资入股的诉讼请求，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七组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成委发〔2003〕5号适用于国有企业、成府发〔2000〕2号适用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红旗服装厂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不属其适用范围。对第八组证据，认为不符合证据属性，不予认可。对第九、十、十一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李玉龙资产量化归零，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姜羽异、罗兰公司所举证据材料，李玉龙提出（2015）锦江民初字第33号、（2006）成民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是因红旗服装厂未送达通知而支持了其诉讼请求，恢复双方劳动关系。对（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2006）成民终字第430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判决遗漏红旗服装厂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没有认定造成缺勤的责任由谁承担，应由红旗服装厂对缺勤事实举证。对（2013）成民再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李玉龙提交“（2013）成民再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案件质量存在的问题”材料一份，认为红旗服装厂未履行告知、通知义务，无证据证明李玉龙知晓两个方案，其未在表决签名册上签名，属错误判决。对（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2015）成民终字第2561号民事裁定书，李玉龙称其无法律依据。对（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2015）成民终字第2562号民事判决书，李玉龙提出判决认定没有因果关系错误，三性不予认可。对（2015）成民终字第2560号、（2015）成民终字第2561号、（2015）成民终字第2562号民事判决书，李玉龙提出其申请判后答疑至今未答复，属错误判决。本院审核证据认为，李玉龙所举第一组材料与诉争事项无关联，第七组是地方政府针对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定的文件，不适用于本案，第八组是李玉龙自行制作的示意图，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其余证据的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姜羽异、罗兰公司所举证据均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另行举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本案系一审民事案件，李玉龙在本案中提出前列生效裁判错误的意见不符合一审民事案件审理程序，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红旗服装厂原系1968年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后改制为罗兰公司。2000年9月1日，红旗服装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进行企业改制。2000年9月26日，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局批复同意红旗服装厂改制。同日，区体改委回复同意工业局提交的“关于同意成都红旗服装厂改制的意见”。2006年6月21日，红旗服装厂职工大会通过《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与会职工56名，其中不含李玉龙。该方案载明，一、企业评估净资产11353231.82元；二、净资产按下列顺序分配：（一）退休职工分配5772232元；（二）改制费用580999.82元；（三）股份设置，净资产5000000元和职工货币出资1000000元，共6000000元，总股份2000000股，基本股（量化资产出资）、风险股（货币出资）各1000000股；（四）股东人数（资格确认）以2004年12月31日在职固定职工人数为基准，按当年由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执行的《企业在职职工安置方案》政策，自愿留下参加企业改制的在职固定职工为股东人数（共57人）；（五）股权设置，领导班子4人30%、1500000元，职工个人股53人70%、3500000元；（六）股权量化方案，领导班子成员分配30%股权，其中法人代表12%、支部书记及副厂级领导各6%，中层干部、行政人员及职工53人分配70%；（七）风险股货币出资100万元，按个人股权量化比例1：1配售，按股权比例数与人民币1：1现金支付。三、工龄计算（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一）按本人实际连续工龄计算；（二）长期病、事假扣除本人连续实际工龄。四、长期无假不到、未上班的人员，按实际缺勤时间累计计算，每缺勤一年，扣除本人应分股份的10%。之后，该厂在册职工57人以量化资产出资和货币出资方式认缴出资，其中不含李玉龙。2006年8月28日，红旗服装厂作出《企业改制总体方案》。该方案载明，企业现有职工211人（其中退休职工130人，在职职工57人，已安置分流在职职工24人），安置分流情况：（1）企业在职职工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在自愿基础上，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后，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不再保留集体所有制职工身份，（2）企业在职职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以企业的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改制公司的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3）企业退休职工已统一参加锦江区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并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担应缴的社会保障金。2006年8月30日，红旗服装厂职工大会通过《关于同意继续进行企业改制工作的决议》。2006年12月6日，罗兰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出席股东共计50人，通过改制公司章程，决定红旗服装厂改制为罗兰公司，由朱群福等50名股东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000元，其中朱群福认缴出资147171元。2006年12月13日督院街办事处批复同意红旗服装厂通过的改制方案、资产量化方案，同意该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评估报告和职工大会决议对剩余净资产5000000元进行量化，作为改制后公司的资本公积，量化名单包括朱群福等50名职工。2006年12月14日，锦江区体改办批复同意红旗服装厂改制为罗兰公司。后因罗兰公司部分股东内部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其注册资本变动为1079700元。李玉龙不在前述红旗服装厂改制时资产量化名单和工商部门登记的罗兰公司股东名册内。
在前述改制期间及其后，李玉龙多次与红旗服装厂、罗兰公司发生诉讼。2004年12月7日，李玉龙就其与红旗服装厂事实劳动关系一案向本院起诉。经审理，本院一审作出（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06）成民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认定李玉龙1979年调入红旗服装厂工作，1992年4月休假，1992年6月起未再回厂上班。判决认为，红旗服装厂1994年10月19日作出的《关于对沈道勋等28人作除名处理的决定》因无有效证据已送达李玉龙，对李玉龙未产生法律效力，判决红旗服装厂为李玉龙安排工作。2006年4月24日，李玉龙向本院申请执行前述判决。2006年8月9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06年8月14日，李玉龙在红旗服装厂正式恢复工作。2006年8月31日，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向督院街办事处提交《承诺书》，承诺红旗服装厂在改制中提交的资料真实，改制领导小组成员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在承诺书上签字。2006年9月18日，改制领导小组向督院街办事处提交《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其中第三条第（二）项载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名单上，是因为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2008年、2009年，罗兰公司与李玉龙签订《劳动合同》并发放工资。
2009年6月12日，李玉龙因与罗兰公司其他股东权纠纷向本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其享有罗兰公司原始股份份额，罗兰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20万元、精神损失5万元。本院审理后作出（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玉龙诉讼请求。李玉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并将赔偿金额变更为98000元。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有约束力，该方案规定“长期无假不到、未上班的人员，按实际缺勤时间累计计算，每缺勤一年，扣除本人应分股份的10%”，李玉龙未上班时间超过10年，其资产量化归零，符合方案规定，其诉称红旗服装厂侵占其股份不成立，遂以（2009）成民终字第430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玉龙不服判决，申请再审。2012年11月1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3月29日作出（2013）成民再终字第21号再审民事判决，维持（2009）成民终字第4301号民事判决。
2014年7月8日，李玉龙就其与罗兰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向本院起诉，请求判决罗兰公司赔偿李玉龙35年工龄的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5元，作为其对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罗兰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正章程、增加登记李玉龙为股东、持股金额144095元。本院经审理认为，李玉龙是否享有安置费属于劳动争议诉讼范畴，不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李玉龙要求将安置费（分得股权）对罗兰公司投资入股并登记为公司股东，与李玉龙与罗兰公司其他股东权纠纷一案属基于同一事实向同一被告主张同一实体权利，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遂以（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民事裁定，驳回李玉龙起诉。李玉龙不服裁定，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李玉龙上诉所涉事实已由（2013）成民再终字第21号案件作出了处理和认定，其出资入股请求构成重复诉讼，其未经劳动仲裁而主张安置费请求不当，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2561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亦于2014年7月8日，李玉龙就其与罗兰公司、姜羽异、伍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向本院另行起诉，其诉讼请求为：1、确认李玉龙在红旗服装厂改制时依照成委发（2003）5号文件第二条第（八）项、《红旗服装厂企业改制总体方案》第五条第三款第（二）项的规定是在职连续工龄35年职工，与全厂职工同等享有分配净资产成为罗兰公司股东的资格及股权利益；2、确认红旗服装厂职工代表大会2006年3月31日《不同意李玉龙四点要求》的决议违反（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2006）成民终字第226号判决，姜羽异、伍驎在职工代表签名册上签名、盖印表示同意，侵占、侵害了李玉龙分配企业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罗兰公司股东的资格及股权利益，罗兰公司、姜羽异、伍驎应承担法律责任；3、姜羽异、伍驎按罗兰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明细表，将其持有罗兰公司注册的货币出资和净资产出资分别赔偿转让货币出资415元、净资产2075元股权给李玉龙，合计4980元；4、罗兰公司就前述4980元转让股权召开股东大会修改章程，增加李玉龙为出资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持有货币出资830元、净资产出资4150元成为罗兰公司股东。本院经审理认为，李玉龙在（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中请求判决其享有罗兰公司原始股份，再审中请求判决其享有量化股份，在（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中请求罗兰公司赔偿35年工龄安置费并投资入股成为罗兰公司股东，其第1项诉讼请求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并在（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一案中重新主张，在本案中不再确认。李玉龙与罗兰公司其他股东权一案判决认定李玉龙缺勤超过10年，其资产量化归零，驳回其要求确认企业改制量化分配份额成为股东的诉讼请求，即李玉龙资产量化归零与姜羽异、伍驎签字表决行为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其第2项、第3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遂作出（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玉龙诉讼请求。李玉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25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9月12日，李玉龙就其与罗兰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再次向本院起诉，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红旗服装厂未通知李玉龙参加职工大会和告知职工大会通过的《企业改制总体方案》、《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内容，侵害李玉龙认缴货币出资成为罗兰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益，应承担导致李玉龙丧失成为出资人的法律责任；2、确认《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不含李玉龙签名，违反成府发（2000）2号文件第四条的规定，侵占了李玉龙参与企业改制的利益，在程序上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李玉龙不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3、依照《企业改制总体方案》的规定，李玉龙认缴出资140000元给罗兰公司成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4、罗兰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修正罗兰公司章程第八条，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出资140000元成为罗兰公司股东。本院经审理认为，（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一审、二审、再审判决已确认《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具有约束力并驳回李玉龙要求享有罗兰公司量化股份份额的诉讼请求，李玉龙丧失认缴货币出资资格系因其缺勤逾十年、资产量化归零造成，与红旗服装厂是否履行告知义务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未造成李玉龙诉称的侵害事实，增资扩股、变更股权结构、修改公司章程系罗兰公司意思自治范畴，遂作出（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玉龙诉讼请求。李玉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李玉龙一人是否参会及是否同意，不影响《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通过和效力，李玉龙超过十年旷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根据《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其应享有量化股而成为股东已不具有事实基础，附随量化股配售的风险股因其量化股清零而丧失可能性，增资扩股、变更股权结构、增加股东人数系罗兰公司意思自治范畴，遂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25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认定上述事实，有本院采信的李玉龙所举第二至六组、九至十一组及姜羽异、罗兰公司所举证据在案为据。
本院认为，李玉龙系基于主张享有红旗服装厂改制为罗兰公司的股东权，改制领导小组及成员侵害其该等权利而提出本案诉讼。罗兰公司、姜羽异则以李玉龙缺勤达十年，量化资产归零，不再享有货币出资权，改制领导小组及成员不构成侵权，其所诉事项为重复起诉提出答辩。本案涉及以下问题：
一、关于李玉龙请求确认股东权利的问题。李玉龙在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请求确认在红旗服装厂改制为罗兰公司时具有股东资格，享有以企业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改制公司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前述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分别对应于《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股份设置”的基本股、风险股。本院认为，第一，本案诉讼和李玉龙此前所诉罗兰公司的（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其他股东权纠纷一案和（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均系李玉龙基于认为其在改制时享有按比例分配量化资产基本股和按量化资产比例认缴配售风险股的实体权利主张，亦即相同诉讼标的所提诉讼。第二，李玉龙在该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其享有以量化净资产成为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与其在（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一案中请求确认享有原始股股份、在（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一案中请求确认享有分配净资产成为股东的资格及股权利益属相同诉讼请求。其要求确认享有以货币出资成为改制公司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系从实质上否定（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一案驳回其认缴出资给罗兰公司成为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的诉讼请求的生效裁判结果。由此，李玉龙该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起诉，本案不应再作处理，双方当事人亦应受前述生效裁判既判力约束。
二、关于李玉龙请求确认改制领导小组及成员侵权并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侵权责任应以损害事实、过错行为及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李玉龙在第二、三、四项诉讼请求中，请求确认改制领导小组未按《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先按工龄计算应分配净资产和货币出资，向督院街办事处提交的《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第三条第（二）项，无证据证明其旷工14年而提供隐瞒该事实的虚假汇报，改制领导小组成员朱群福等七人在提交《承诺书》中有作假行为，违法造成其没有反映在资产和货币出资名单上，侵害了其分配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股东的权利，导致其丧失成为出资人的机会而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李玉龙明确其前述请求是要求确认改制领导小组成员即朱群福等七人的行为侵权。其实质是基于主张改制领导小组未按量化方案分配量化资产和货币出资并提交虚假汇报，朱群福等人签字行为属作假行为而构成侵权。本院认为，第一，（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等案件生效判决先后确认李玉龙1992年6月起未再回厂上班，其缺勤超过十年。生效判决已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另行举证。李玉龙关于无证据证明其旷工超过十年、改制领导小组及成员虚假汇报的主张不能成立。由此，改制领导小组对李玉龙缺勤情况的汇报既与事实相符，又系正当履职行为，李玉龙所诉侵权欠缺过错行为的要件。第二，鉴于前述生效判决已驳回李玉龙要求享有分配量化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罗兰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故李玉龙所诉侵权实质上欠缺损害事实的要件。前述判决还确认，李玉龙丧失成为罗兰公司股东资格，系依据全体职工大会通过的《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确定的分配原则，因其连续旷工导致股权扣减为零。可见，李玉龙主张对其股权量化分配计算不符合《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规定并不能成立。因此，李玉龙要求确认侵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相应，李玉龙以确认侵权为前提所提损失赔偿给付请求，即在第五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朱群福等七人以公司章程和登记出资为据赔偿转让货币出资73585元股权，在第六项诉讼请求中要求罗兰公司承担红旗服装厂债务，并就姜羽异赔偿转让10512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增列为出资人，从而使其成为公司股东，因侵权不成立而欠缺事实基础，且增资扩股属公司意思自治范畴、司法权不应干涉，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玉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4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240元，由原告李玉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真伟
人民陪审员 李 菁
人民陪审员 张一川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梁 丹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
（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