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内08民终80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南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1，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北京市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某，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吕某，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上诉人河南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天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某、吕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内0802民初5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河南天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被上诉人吴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吕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南天河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吴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河南天河公司与吕某、吴某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河南天河公司未承建过国泰东方商贸城项目，吕某不是河南天河公司的员工，河南天河公司也从未委托过吕某代表河南天河公司对外签署任何协议。涉案的防水工程协议书及委托书上的印章是伪造的，已经被林州市公安局认定为假章并扣押，不能代表河南天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吕某在林州市人民法院下达的刑事判决书中作为证人证实，河南天河公司对于东方商贸城项目并不知情，涉案合同中的项目部印章和相关印章系刘建斌、侯喜军伪造的，刘建斌、侯喜军已被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2016）豫0581刑初94号判决书认定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现该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对于本案中因为刘建斌、侯喜军伪造河南天河公司公章而引起的合同纠纷，并非来源于河南天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河南天河公司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在河南天河公司提出时效抗辩下，不依法进行诉讼时效审理是错误的。本案即使撇开主体问题，按照吴某主张涉案给付款项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11月21日，河南天河公司在本案之前，从未收到过吴某的任何主张。根据法律规定，本案明显已超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吴某辩称，吴某与河南天河公司签订的《防水工程承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吴某已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而河南天河公司违约拖欠工程款六年之久，至今未付，严重损害了吴某的利益。对于河南天河公司是否承建国泰东方商贸城项目和委托吕某对外签订合同或协议的效力问题，已生效的郭志忠等二十多起系列案件的法律文书已认定为有效。故一审判决河南天河公司支付吴某工程款475200元及利息，返还保证金5万元，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正确。二、虽然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河南天河公司的印章系私刻假章，是河南天河公司山西临汾分公司负责人刘建斌和曾挂靠河南天河公司的侯喜军私刻，属其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且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定该公章项下发生的民事行为由河南天河公司承担。吴某按《防水工程承包协议》约定完成了工作内容后，经河南天河公司委派财务总监郑新玉核实结算单并出具收据，由项目经理吕某和吴某分别签字确认，足以证明吴某承包的工程量及所欠工程款的事实，故一审判决有法可依，河南天河公司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三、本案未超诉讼时效。从吴某与河南天河公司就涉案工程量进行结算后，吴某不间断地向河南天河公司和代理人吕某主张权利。2015年随同王生、赵贵平等20余人前去河南天河公司催要欠款，河南天河公司派人接待并给付了吴某等人5万元的路费，并答复回去后解决。此后，吴某多次向河南天河公司的项目经理吕某催要，吕某在一审中也认可了吴某向其催要款的事实，符合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未超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河南天河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吕某辩称，其答辩意见同吴某的答辩意见一致。   吴某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河南天河公司和吕某支付其工程款475200元；2、请求判令河南天河公司和吕某返还其保证金5万元；3、请求判令河南天河公司和吕某支付逾期付款违约利息636768元〔475200元×2%×67个月（2011年11月21日至2017年6月20日）〕；4、本案诉讼费由河南天河公司和吕某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16日，吕某代表河南天河公司与吴某签订了《防水工程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了工程名称为国泰商贸城，结构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计算，保证金5万元完工后付清。合同签订后，吴某交付5万元保证金依约进行施工。在承包的防水工程项目按照工程进度全面完成，但河南天河公司并没有按其完成工程量的比例履行付款义务，后经吴某与河南天河公司项目负责人吕某于2011年11月11日双方进行了结算，吴某承包河南天河公司国泰东方商贸城6-8区防水工程实际完成工程量9900平米，每平米48元，合计金额为475200元，并在结算单上注明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和计算方式，由分管财务的总监郑新玉出具结算收据，作为结算凭证。另查明，本案河南天河公司授权委托书和《防水工程承包协议书》上加盖的河南天河公司的印章系伪造，伪造人系时任河南天河公司山西临汾分公司负责人刘建斌和曾挂靠河南天河公司的侯喜军，刘建斌、侯喜军因伪造公司印章罪已被追究刑事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吕某代表河南天河公司与吴某签订了《防水工程承包协议书》、结算单及授权委托书加盖的河南天河公司的印章虽系伪造，但伪造人并非吕某，伪造人系时任河南天河公司山西临汾分公司负责人刘建斌和曾挂靠河南天河公司的侯喜军。生效的刑事判决反映当时吕某等对伪造公章的事实并不知情。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唐民四终字第981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申字第474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对河南天河公司承建国泰东方商贸城工程并使用空心章的事实作出认定，即河南天河公司在国泰东方商贸城工程质量验收记录中使用的也是该空心印章，验收记录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查单位、施工单位五方加盖公章确认。该验收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河南天河公司作为施工单位的印章使用情况，并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本案所涉授权委托书和《防水工程承包协议书》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河南天河公司与吴某签订《防水工程承包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河南天河公司不能以对公章的内部管理问题对抗善意第三人，其辩称意见不能成立，故河南天河公司应支付欠吴某工程款475200元。双方在结算时约定利息为2.5%，吴某按2%主张，应予准许。吕某代表河南天河公司在该工程施工中属履行职务行为，故驳回吴某要求吕某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河南天河公司欠吴某工程款475200，于本判决生效后90日内付清，并从2011年11月21日起至2017年6月20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利息；二、河南天河公司返还吴某保证金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90日内付清；三、驳回吴某要求吕某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57元，由河南天河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除了坚持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和举证意图及对对方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外，在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2011年4月18日，河南天河公司向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授权薛成林作为我公司承建的临狼路城乡一体工程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是我公司委派实施该项目的合法代理人”，委托人处加盖河南天河公司空心五角星内有数字5的印章。2011年4月20日，河南天河公司向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兹授权吕某作为我公司承建的临狼路城乡一体工程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是我公司委派实施该项目的合法代理人”，委托人处加盖“河南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印章。2011年9月16日，河南天河公司将东方商贸城的防水工程承包给了吴某，并与吴某签订了一份《防水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六、防水工程承包费48元／平方米……十二、防水开工的50000元（大写伍万元）保证金，完工后一次性付清……”，薜成林与吕某在协议落款处的发包单位一栏内签名，并加盖了河南天河公司空心五角星内有数字5的印章。协议签订后，吴某按协议约定完成了工作任务，吕某代表河南天河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为吴某出具了结算单，载明“根据双方于2011年9月16日签订的《防水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承包人吴某已完成防水工程量9900平米，每平米48元，合计金额肆拾柒万伍仟贰佰元整。备注：如在结算后十日内未能付清上述工程款，发包方承担所欠工程款的月利率2.5%计付利息”，吕某在发包方河南天河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一栏内签名，吴某在承包方一栏内签名。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河南天河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河南天河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责任；本案是否已超诉讼时效。   经审查，2011年4月18日、4月20日，河南天河公司分别向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授权薜成林、吕某为其公司承建的临狼路城乡一体工程即国泰东方商贸城项目负责人的委托书。2011年9月16日，薜成林、吕某代表河南天河公司与吴某签订了《防水工程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防水工程承包费48元／平方米，防水开工交纳的5万元保证金在完工后一次性付清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吴某按协议约定完成了工作任务，吕某代表河南天河公司为吴某出具了结算单，载明吴某已完成防水工程量9900平米，工程款为475200元，并备注了如结算后10日内未能付清上述工程款，河南天河公司按所欠工程款的月利率2.5%承担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和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的规定，一审判决河南天河公司给付吴某工程款475200元，并从2011年11月21日起，按吴某主张的月利率2%承担利息至2017年6月20日止，并判决河南天河公司返还吴某保证金5万元，并无不当。   河南天河公司上诉称，河南天河公司对于东方商贸城项目并不知情，涉案合同中的项目部印章和相关印章系刘建斌、侯喜军伪造的，因该伪造的印章而引起的合同纠纷，并非来源于河南天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河南天河公司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经查，河南天河公司作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郭志忠、田忠平、赵良云再审申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的（2015）巴民提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该生效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1、郭志忠与河南天河公司代表吕某签订的三份施工合同上均加盖的是河南天河公司空心五角星内有数字5的印章；2、该案一审诉讼中河南天河公司参加诉讼出具的委托书加盖的也是与此一致的印章；3、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河南天河公司法务部赵鑫在执行人员对其所作的执行笔录中明确陈述“因为在内蒙施工的企业是我们公司的分公司，因分公司的债权、债务我们总公司应承担这起案件的债务履行，我们公司已经派人去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前去处理这一案件，尽快处理这起执行案件”。4、2014年8月4日，河南天河公司给临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蔡永峰的授权委托书，加盖有河南天河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尾号为5139的印鉴。之后，蔡永峰代表河南天河公司与郭志忠等三人达成分批还款的执行和解协议。5、2014年11月7日，河南天河公司又给赵旺修出具加盖河南天河公司尾号为5139印鉴的授权委托书，委托赵旺修处理郭志忠等三人的执行事宜，赵旺修又于2014年11月8日给临河区人民法院出具《保证书》，仍然保证分期还款，并且赵旺修对蔡永峰在执行过程中出具的执行和解协议予以认可。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河南天河公司所辩称的其未参与国泰东方商贸城的任何工程承包行为不成立，即使在签订合同时不知情，但在执行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亦属事后追认行为，故可以认定河南天河公司对其承建国泰东方商贸城的工程完全知晓，至于公司印章的更换或伪造属其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吴某，吕某给吴某出具的结算单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其行为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河南天河公司承担。故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河南天河公司为涉案合同的适格主体，其在本案中应当对欠付吴某的工程款及保证金承担给付及返还责任，河南天河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河南天河公司上诉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经审查，吕某是河南天河公司授权管理国泰东方商贸城项目的负责人，吕某认可吴某在其代表河南天河公司出具了结算单后至今一直不间断地向其催要工程欠款的事实，故河南天河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河南天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257元，由上诉人河南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贺天闻   审判员 霍淑珍   审判员 李建刚   二○一八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武爱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