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四终字第11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曾某甲，女，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九龙。香港身份证号码：×××9（7）。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甲，女，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澳门。澳门身份证号码：×××0（0）。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泾亮，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某乙，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香港身份证号码：×××0（A）。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曾某乙，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九龙屯门。香港身份证号码：×××1（9）。
上诉人曾某甲、上诉人刘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刘某乙、被上诉人曾某乙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珠香法民一初字第1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某甲、刘某甲一审诉称：曾某甲、刘某甲、曾某乙、刘某乙系同母异父兄弟姐妹。当事人讼争的标的即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屋最早是陈惠英从刘姓亲戚处租赁而来。1968年前后陈惠英对该房屋进行加建。1995年陈惠英去世，曾某甲、刘某甲、曾某乙、刘某乙未对遗产进行分割。曾某甲、刘某甲主张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产拆迁补偿权益为其母亲陈惠英的遗产，曾某甲、刘某甲有权继承。曾某甲、刘某甲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令：曾某甲、刘某甲继承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地产拆迁补偿权益50%的份额，同时在继承前，应当优先清偿债务，即刘某甲代母亲偿还的欠款83000港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曾某甲、曾某乙为陈惠英与曾广初所生的女儿和儿子。曾广初去世后，陈惠英与刘想结婚并生育儿子刘某乙及女儿刘某甲。
本案当事人讼争的房屋——珠海市前山东野直街14号最早是陈惠英从亲戚处租赁而来，1968年前后陈惠英对该房屋进行了加建。1988年11月，曾某乙、刘某乙共同委托刘永佳向国土部门提交《土地申请书审批表》，该《土地申请书审批表》记载申请单位：刘某乙、曾某乙；地址：珠海市前山东野直街14号；土地所有权性质：国有；土地权属来源：祖传；地上物权属：刘某乙、曾某乙。国土部门经审查后认为“国有土地，权源合法，界限清楚无争议。住宅用地36.98平方米上报登记，申请发证。”1990年3月7日，珠海市人民政府向刘某乙发放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证，该使用权证未将曾某乙列为土地使用者，但该使用权证所附《宗地图》记载的“单位名称”为“刘某乙、曾某乙”。
1995年陈惠英去世，未留下遗嘱，遗产也没有分割。2001年9月11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向珠海市城中旧村改建办公室出具《华侨房屋确认证明书》，该证明书记载如下内容：“根据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9号公文《广东省拆迁城镇华侨房屋规定》第五条规定，经审核：业主曾某乙、刘某乙（是香港同胞），其座落于前山镇东野直街14号房屋系曾某乙、刘某乙私人华侨房屋。特此依法确认。”
2008年10月8日，刘某乙与珠海市卡都海俊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卡都海俊公司）签订《珠海市前山（B区）旧村改建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刘某乙将前山东野直街14号交给卡都海俊公司拆迁，公司补偿刘某乙房屋以及相关权益。此后，卡都海俊公司对涉案房产实施拆迁，并将部分拆迁款项支付给刘某乙。
2010年，曾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曾某乙享有位于珠海市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地产权补偿权益50%权利；二、判令刘某乙向曾某乙返还计至2009年12月17日的拆迁补偿所得款项人民币42497.2元；三、判令刘某乙及第三人卡都海俊公司配合原告办理更正拆迁补偿手续。2010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香民一初字第3252号民事判决，确认曾某乙享有位于珠海市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地产权补偿权益50%权利。判决认定涉案房地产的产权人应为刘某乙、曾某乙两人，而非刘某乙一人。刘某乙不服一审判决，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2日作出（2011）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某乙的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判决依然认定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屋实际产权人为刘某乙和曾某乙。
此后，刘某甲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2011）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989年刘某甲对涉案房屋进行维修，1998年房屋坍塌后又出资进行了维修并加建61.58平方米，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权益的50%应当归刘某甲所有，故请求撤销（2011）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部分改判刘某甲获得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屋拆迁补偿权益50%份额。2013年10月18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珠中法民三撤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认定“刘某甲知道3252号案件诉讼的存在，其应当自行提起诉讼参加该案审理，但刘某甲并未提起，且刘某甲亦没有证据证明有妨碍其提起诉讼的客观事由，刘某甲因自身过错未参加3252号案件的诉讼，不符合提起撤销之诉的条件”，驳回了刘某甲的起诉。刘某甲不服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刘某甲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2010）香民一初字第3252号民事判决以及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均认定珠海市前山镇东野直街14号房屋产权人为刘某乙和曾某乙。涉案房屋最初是本案各当事人的母亲陈惠英从亲戚处租赁而来，1968年前后进行了加建。1989年11月，刘某乙、曾某乙申请土地登记，在申请表中将涉案土地地上物权属记载为归刘某乙、曾某乙所有，1990年政府部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土地使用者为刘某乙。其时陈惠英还健在，但对刘某乙、曾某乙两人的申请以及政府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没有提出异议，这表明陈惠英在世时已经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处理，同意将房屋赠与归儿子所有。对此事实刘某乙庭审时实际上也予以确认。在回答一审法院提问：“为什么没有将房屋登记到陈惠英名下？”时，刘某乙答：“母亲把房屋给了我。”刘某乙的回答明确了陈惠英将房产赠与给儿子的事实，只是刘某乙认为受赠人是其一人，而生效判决认定房产归两个儿子所有。
涉案房屋归刘某乙、曾某乙所有，并非陈惠英的遗产。刘某甲在陈惠英去世后对房屋进行的维修也不能改变房屋的权属，该房屋拆迁所产生的权益也应归刘某乙、曾某乙所有，曾某甲、刘某甲要求继承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权益50%份额，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涉案房屋并非陈惠英遗产，陈惠英的债务也不应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中清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曾某甲、刘某甲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曾某甲、刘某甲负担。
曾某甲、刘某甲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判令曾某甲、刘某甲继承位于珠海市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地产拆迁补偿权益50%的份额，并在继承前优先清偿债务，即优先清偿刘某甲代其母亲陈惠英偿还的欠款83000港元。
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显失公平。陈惠英年老多病，无文化，加之长期居住在澳门，对于土地登记和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情况并不清楚和知悉，无法提出异议。刘某乙、曾某乙为了个人利益，故意隐瞒，作为老母亲的陈惠英至死也不知道涉案房产的登记和颁证情况，不能牵强附会地认为陈惠英在世时已经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处理，并同意将房屋赠与刘某乙、曾某乙。1989年的申请土地登记和1990年的土地使用证领证均是刘某乙、曾某乙办理的。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的赠与要有明确的证据并办理必要的手续，而刘某乙关于母亲陈惠英将涉案房产赠与给刘某乙，只是刘某乙的个人认为，况且刘某乙、曾某乙均认为陈惠英将该房屋给了其一方独有，这显然与实际相悖。事实上，母亲陈惠英只是将房屋交给刘某乙管理和使用，并非赠与。鉴于此，一审法院对事实的推测和认定均是不成立的。土地使用证仅是证明土地权属的证据之一，并不是唯一的证据。现实生活中，有大量错误登记、错误申报及家庭代表登记以及为侵权而进行的登记，这些登记既违法又违背事实，必须更正，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况。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土地权属真实情况的，应从实际出发，对错误登记予以纠正。涉案的土地及地上房屋最早来源于母亲陈惠英，最早是母亲陈惠英从刘姓亲戚处租赁而来，于1968年前后进行了加建，当时曾某乙、刘某乙还未成年，不可能也无能力出资加建，该房屋所有权应归陈惠英所有，而陈惠英的财产从未析产分割过，所以涉案房产是陈惠英的遗产。此外，土地使用证只涉及土地的问题，并不涉及房屋。涉案房屋一直并未办理房产证。侨办的华侨房屋证明书只能这么涉案房屋是华侨房屋，并不能作为认定该房屋产权人的依据。一审认定陈惠英生前已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了两个儿子刘某乙和曾某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二、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适用《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物权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所谓赠与并不成立，而土地申请登记和颁证均无效，涉案房屋应属陈惠英遗产，依法应在清偿陈惠英生前债务后由各继承人按法定继承规定进行继承。二审法庭调查中，曾某甲补充上诉理由如下：前山镇东野直街14号两间房屋是陈惠英留给曾某甲等兄弟姐妹4人的物业，当年只得旧屋一间，1968年曾某甲和港人丈夫结婚，不够地方居住，结婚前曾某甲的丈夫出钱给陈惠英在旧屋旁边多建了间屋给曾某甲居住，当年曾某乙、刘某乙、刘某甲还未成年。曾某乙、刘某乙说母亲陈惠英把房屋给了两个儿子，曾某乙、刘某乙没有遗嘱，没有房产证，没有法律依据。
刘某乙二审辩称：（2011）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已经载明涉案房屋的来源，兄弟姐妹都认可。但一审判决歪曲了事实，刘某乙并不是想独自拥有涉案房屋。涉案房产登记的是刘某乙的名字，但是母亲遗产，刘某乙并不是自己想独吞。
曾某乙二审辩称：陈惠英过世已20年，曾某乙与刘某乙之间的（2010）香民一初字第3252号案在法庭诉讼时，刘某甲也在法庭，刘某甲当时并未向法官提出代母还钱的事情。曾某甲、刘某甲提交的三份借据，其中有份借据清楚指出欠款人是刘某乙。就算老母亲借了人家的钱，老母亲还有曾家三姐弟在世，没理由要刘某甲一人代母还钱，不合情理。1968年，陈惠英当时用微少金钱加上其他人力帮助下，在旧房屋旁边空地上建造一间房屋。1969年曾某乙和曾某甲到了香港，曾某乙投身社会工作，每个月都给钱曾某甲代寄钱回乡给母亲帮补生活费，直到母亲陈惠英在1995年过世为止，以上事实曾某甲完全知道。事实上，1968年旧房屋旁边空地先建一间细房屋，70年代尾是曾某乙每月多汇点金钱，在细房屋后面厨房上再加建二楼一个房间，方便曾某乙回乡暂住。
1989年，曾某乙委托刘永佳代办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屋注册登记，但他们当时先将曾某乙的名字在地籍调查表上删改，再用删改了的文件与卡都海俊公司签订《珠海市前山B区旧村改建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把房屋交给该公司拆迁。刘某乙、刘某甲兄妹两人还拿了卡都海俊公司给回拆迁业主的拆迁补偿金16万多元，其中14万多元已存入他们两人各自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帐户内。以上案件经过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三级法院的诉讼。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产的一切资料及证据均经过法院严格审查及核实，足以证明曾某乙合法享有珠海市前山东野直街14号房地产拆迁补偿权益50%的份额。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法庭调查中，曾某甲、刘某甲称涉案土地是在1968年加建之后，由村集体组织确认给了陈惠英，是祖传的属于其母亲陈惠英的财产。由于陈惠英在境外生活，曾某乙、刘某乙在陈惠英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违背了事实。曾某甲、刘某甲还主张涉案房屋是在1968年加建之后成为陈惠英的财产。
本院认为：
本案中，曾某甲、刘某甲以珠海市前山镇东野直街14号房屋系其母亲陈惠英的遗产为由而主张对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继承50%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曾某甲、刘某甲应当举证证明上述涉案房屋系其母亲陈惠英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事实。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0）香民一初字第3252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2011）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均认定上述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为刘某乙和曾某乙，并非陈惠英的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所涉房屋在被拆迁之前没有办理房产证，曾某甲、刘某甲主张1968年加建之后，由村集体组织将涉案土地确认给了陈惠英，但曾某甲、刘某甲并未提供相关证据用于证明该项主张，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曾某甲、刘某甲本案主张涉案房产系其母亲陈惠英的遗产，理据不足。曾某甲、刘某甲以涉案房产系其母亲陈惠英的遗产为由而诉请继承相关权益的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由于涉案房屋并非陈惠英的遗产，陈惠英的债务也不应从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中优先清偿。曾某甲、刘某甲关于继承前优先清偿刘某甲代其母亲陈惠英偿还的欠款83000港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曾某甲、刘某甲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由曾某甲、刘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伟民
代理审判员 王文娟
代理审判员 曹阳春
二O一五年十一月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馥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