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长民再字第00007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范金昌，男，194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王忠实，男，195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朝阳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省中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4楼303室。
法定代表人：王艳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晓丹，吉林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长春华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临河街6177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董海军，男，196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住长春市二道区。
委托代理人：董宇，男，1989年5月8日出生，汉族，公司法务专员，现住长春市二道区。
申请再审人范金昌与被申请人吉林省中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深公司）、长春华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双民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范金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3）长民一终字第314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范金昌仍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吉民申字第95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范金昌委托代理人王忠实、中深公司委托代理人周晓丹、华星公司委托代理人董海军、董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金昌一审诉称，被告中深公司，将开发的长春市双阳区葡京小区（后更名上和城）和沿河小区两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部分工程承包给原告施工。2008年4月11日、17日，中深地产两次向原告收取葡京小区的工程保证金30万元，7月26日收取招投标费3.5万元，8月7日进入五标段24#、27#、28#工地开始基础施工，期间中深公司通知原告，葡京小区全部改造施工由华星公司中标负责施工总承包，要求以华盛分公司的名义办理葡京小区施工承包的一切有关手续。2008年9月6日中深公司拿一份《工程承包补充协议》，要求原告签暑，华星公司在乙方的位置加盖了公章，该协议约定包工包料及单价，该工程2009年9月施工，经验收合格交付被告中深地产使用。2009年11月份中深公司又将长春市双阳区沿河C区棚户区改造工程63#商品楼交给原告施工，同月原告进入沿河施工现场做开工前准备工作。2010年3月19日中深公司拿来一份《工程承包补充协议》让原告签署，但华星公司没有在此份协议上盖章，该协议也是约定了包工包料和单价，该工程于2010年9月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中深公司使用。上述工程施工期间的施工费用都是原告自行筹集资金180余万元，中深公司按进度拨款，葡京小区拨款用房屋折工程款310余万元，沿河小区拨款是给了六套房子及现金约90万元，工程交付后此项工程原告亏本120余万元，其中尚有80万元的工人工资未付。2011年1月20日，被告给了一份《上和城、沿河小区二期工程结算单》，结果原告还应给中深公司20余万元，这是原告万万没有想到的，原告为被告盖了房子，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还欠开发商的钱，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被告没有按照招投标价格给付工程款；被告不按进度拨工程款；被告违法指定供应材料及虚报材料使用量；被告违规滥收费用；到期不返还保修金等。现有证据表明的二被告应返还原告的往来款为418，369.00元，（详见上和城工程往来明细总汇、沿河C区工程往来明细总汇），原告多次要求对该往来进行结算，被告却一直相互推诿，特别是被告中深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工程承包补充协议》，与经备案的工程施工合同的造价不符，请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要求被告出示备案合同，或者依职权调取，后计算备案合同与《工程承包补充协议》的差价，而后原告再依据《最高院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的规定，增加诉讼请求。被告的行为造成原告无法支付工人工资，给原告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和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原告至今还在住院治疗。
综上，请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及相关法规、司法解释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工程往来款418369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中深公司辩称，1、中深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原告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中深公司已与第三人华星公司就本案的涉案工程结算完毕，被告已向第三人全额支付了工程价款，不应再承担民事责任。
华星公司辩称，原告范金昌实际挂靠在长春华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原告是以第三人项目经理的名义与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华星公司与被告中深公司已就本案的涉案工程结算完毕，被告已向第三人全额支付了工程价款，被告在本案中已经不承担任何给付责任。
一审查明：2008年9月6日和2010年3月14日，华星公司与中深公司分别就长春市双阳区葡京小区（上和城）24#、27#、28#楼及长春市双阳区沿河小区C区63#楼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对工程价款进行了明确约定。范金昌因不具备建设工程承建资质，挂靠在华星公司名下，签订合同时以华星公司工程项目经理的身份在两份协议书上签字。工程结束后，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就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但范金昌一直未与华星公司就工程价款进行结算。
一审认为：在被告中深公司与第三人华星公司于2008年9月6日和2010年3月14日签订的工程承包补充协议中，中深公司作为葡京小区（上和城）24#、27#、28#楼及长春市双阳区沿河小区C区63#楼的开发商，将该项工程交予第三人华星公司承建，原告范金昌因不具备建设工程承建资质，挂靠在承包人华星公司名下，为该工程实际施工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告范金昌应当与第三人华星公司就该工程进行结算，被告中深公司仅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在庭审过程中，范金昌申请对长春市双阳区葡京小区（上和城）24#、27#、28#楼及长春市双阳区沿河小区C区63#楼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因在被告中深公司与第三人华星公司签订的两份工程承包协议的第二条明确约定了工程造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的规定，对原告范金昌请求工程造价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对于原告范金昌提出的要求被告中深公司给付418369元工程款的主张，因在涉案工程结束后，被告中深公司已经就工程价款与第三人华星公司结算完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被告中深公司不应再对原告范金昌承担工程款给付责任，因此对原告范金昌要求被告中深公司给付418369元工程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中深公司提出原告范金昌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辩解意见，因范金昌挂靠在华星公司名下，长春市双阳区葡京小区（上和城）24#、27#、28#楼及长春市双阳区沿河小区C区63#楼的工程实际为范金昌完成，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范金昌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因此对被告中深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金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76元由原告范金昌承担。
宣判后，范金昌不服，向本院上诉称：本案是被上诉人隐瞒事实，搞虚假招投标造成上诉人巨大经济损失的一起案件，一审法院4次审理均回避了虚假招投标的事实，保护了被上诉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致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未得到司法救济。1、被上诉人中深公司收取上诉人工程保证金，欺骗上诉人先施工到一定程度再压低工程造价，通过虚假招投标掩盖非法行为。一审法院故意回避上述事实，对涉案补充协议、中标通知书、中标施工合同的效力未进行审理，用违反法律规定的补充协议定案，并作出错误的判决；2、补充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黑合同”，不能作为结算依据，根据无效合同的过错责任，造成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应当以工程造价鉴定据实结算。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进行工程造价鉴定，且被上诉人也未提出异议，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程序违法；3、补充协议是不存在的无效协议，且是“黑合同”，该协议中的固定价是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铁证，这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不适用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判决认定工程往来款已经结算完毕是错误的，上诉人诉请的工程往来款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结算内容没有关联，一审判决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采信被上诉人没有证据的辩解，认定被上诉人不再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华星公司只是名义承包主体，事实和证据均能证明中深公司既是发包方，又是施工方，上诉人始终是与中深公司结算的，但一审判决不顾事实，机械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裁判，会造成一案多诉，增加上诉人的诉累；5、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他们搞恶意串通虚假招投标的目的就是影响该工程的真实价款，无效补充协议的固定价是二被上诉人串通的结果，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用该补充协议定案就等于承认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的合法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中深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原判。
华星公司二审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外，本院二审另查明：
1、2008年4月17日，中深公司收取范金昌和李自然15万元的葡京小区（上和城）工程保证金。2008年7月26日，华星公司的华盛分公司收取李自然4000元的自来水接头费和35000元的招投标费。2008年8月15日，华盛分公司收取范金昌14300元的用电保证金。2008年8月24日，华盛分公司收取李自然6421元的投标用三证费。2008年8月27日，华盛分公司收取范金昌10926元的用电保证金。2008年9月6日，中深公司与范金昌（合同抬头是范金昌）签订一份《工程承包补充协议》，中深公司将葡京小区24、27、28号楼工程发包给范金昌，承包价格为：包工包料，24号楼980元/平方米、27号楼965元/平方米、28号楼980元/平方米，中深公司负责代收代缴税费及管理费，数额执行国家规定。该协议由范金昌签字，加盖华星公司公章。2008年9月13日，中深公司向华星公司发出葡京小区10、24、27、28、29、30、36B、43号楼中标通知书，2008年9月15日，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深公司将葡京小区10、24、27、28、29、30、36B、43号楼发包给华星公司承建，合同价款“一次性包死”为19832300元。2009年11月4日，华盛分公司收取范金昌招15046元的招投标费。2010年1月13日，华盛分公司收取范金昌7218元的用电保证金。2010年3月14日，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合同抬头是华星公司）签订一份《工程承包补充协议》，中深公司将沿河小区C区63号楼工程发包给华星公司，承包价格为：包工包料，878元/平方米，中深公司代缴税费、管理费，数额执行国家规定。该协议由范金昌签字，未加盖华星公司公章。2010年4月28日，中深公司向华星公司发出沿河小区C区41、42、43、44、14、13、63号楼中标通知书，同日，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深公司将沿河小区C区41、42、43、44、14、13、63号楼工程发包给华星公司承建，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格”为26304799元。2010年5月18日，中深公司收取范金昌25万元的沿河C区工程保证金。2011年1月17日，范金昌代表华星公司与中深公司签署了两份工程结算书，分别是：沿河63号楼结算值3743107元；上和城24、27、28号楼结算值8700875元。2011年1月20日，华盛公司会计崔晓平为范金昌出具了一份《范金昌上和城、沿河小区二期工程结算单》，内容为：工程造价14443982元（上和城8700875元、沿河小区3743107元）；保修金622199元（上和城435044元、沿河小区187155元）；甲供材2295462元（上和城1561787元、沿河小区733675元）；已付工程款9729821元（上和城6646845元、沿河小区3082976元）；余额－203500元（上和城57199元、沿河小区－260699元）；甲供材5838元（上和城）；总余额－209338元（上和城51361元、沿河小区－260699元）。
2、范金昌要求中深公司返还的工程往来款主要包括以下项目：（1）沿河小区工程：应返还工程保证金19万元；返多扣瓦款43347元；返多扣水泥款84500元；应退招投标费15046元；应退用电保证金7218元；应付桩基检测费3448元；（2）上和城小区工程：应退用电保证金25226元；应退招投标费35000元；应退自来水接头费4000元；应退中深公司“一房二卖”的差价款17899元；应付项外用工款9720元；应退砂款9600元。中深公司质证认为：（1）上和城用电保证金25226元是华盛分公司收取的；招投标费35000元和自来水接头费4000元是收李自然的，与范金昌无关；上和城9600元砂款，有范金昌出具的收条，证明范金昌已经收到了该笔款项；沿河小区工程保证金是25万元，有范金昌出具的收条证实已经返还给范金昌64872元，还差185128元；瓦款43347元有范金昌出具的收条证明已经给付范金昌；范金昌签字的收到水泥款收条金额是282500元，不存在多收范金昌84500元的事实；招投标费15046元和用电保证金7218元是华盛分公司收取的；桩基检测费3448元有范金昌出具的收条证明已经给付范金昌；范金昌主张的“一房二卖”差价款17899元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从票据上看不出应当退还给范金昌。中深公司尚欠范金昌的185128元工程保证金和项外用工9720元，总计不到20万元（194848元），但中深公司已经向华星公司超额支付工程款914607元。虽然中深公司在收取25万元工程保证金时出具的收据是范金昌的名字，但范金昌是靠挂华星公司（华盛分公司）施工，是代表华星公司的，中深公司是向华星公司收取工程保证金而非范金昌个人，因此中深公司不应当向范金昌返还剩余工程保证金。
3、因范金昌主张工程款的收据均是范金昌给华盛分公司出具的（仅有25万元工程保证金是中深公司出具的收据），而中深公司主张工程款已经超额支付的收据却是华盛分公司给中深公司出具的，二者的付款时间和金额均不相同，因此，法庭无法核对中深公司和华盛公司是否存在拖欠工程款的事实。
二审认为：1、上诉人范金昌靠挂被上诉人华星公司，以华星公司的名义与被上诉人中深公司签订葡京小区24、27、28号楼和沿河小区63号楼《工程承包补充协议》后，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又通过招投标程序签订了葡京小区10、24、27、28、29、30、36B、43号楼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沿河小区41、42、43、44、14、13、63号楼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中深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华星公司是承包人（转包人），范金昌是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涉案工程施工合同系无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范金昌借用有资质的华星公司名义所签订，故应当认定范金昌以华星公司名义与中深公司签订的两份《工程承包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2、虽然该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因范金昌承建施工葡京小区24、27、28号楼和沿河小区63号楼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且范金昌代表华星公司已经与中深公司签订结算书，对涉案工程进行了结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应当参照该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故范金昌主张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据实结算工程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范金昌主张华星公司与中深公司签订的中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恶意串通的结果，目的是压低价格，损害范金昌的合法权益。因中标通知书及华星公司与中深公司签订的中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范金昌并无关联，范金昌既不是该合同的签约主体，该合同所约定的工程范围与范金昌所实际施工的范围也不相同，并且中深公司和华星公司亦未按照该合同约定与范金昌结算工程款，范金昌主张该合同损害其利益缺乏事实依据，而范金昌虽然主张该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的结果，但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范金昌此主张不予支持；4、范金昌主张其以华星公司名义与中深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补充协议》是“黑合同”，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工程承包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均是华星公司，而不是范金昌个人，并且范金昌虽然是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华星公司所承包的范围要远大于范金昌所实际施工的范围，范金昌无权主张发、承包双方对整个工程如何结算，故范金昌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5、范金昌主张其起诉索要的工程往来款与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是否结算没有关联，但从其向法庭举证的往来款的证据显示，其一直是与华星公司的下属华盛分公司结算的，中深公司虽然在2010年5月18日为范金昌出具了一枚收取25万元工程保证金的收据，但因范金昌此时的身份是华星公司的工程负责人，收据抬头为范金昌个人并不能证明中深公司就是直接与范金昌结算，另据中深公司向法庭提供的支付工程款的收据证明，中深公司一直与华盛分公司结算，故范金昌主张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的结算与其无关，中深公司应当直接给付其工程款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6、范金昌主张中深公司与华盛分公司是一家，中深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永生是华盛分公司的负责人，中深公司既是发包人也是承包人，范金昌一直与中深公司直接结算，因此中深公司应当直接给付其工程款。虽然中深公司的副总经理兼任华盛分公司的负责人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但因华盛分公司毕竟是华星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而不是中深公司的分支机构，故范金昌主张中深公司与华盛分公司是一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华星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虽然在一审庭审中提出“我公司只收取2%的管理费，结算都是他们（范金昌）与中深公司结算”，但事实上，通过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范金昌是与华盛分公司结算，而华盛分公司是与中深公司结算，故范金昌此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7、虽然范金昌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工程的部分投入款没有收回（如185128元的工程保证金、9600元的项外工程款、17899元的抵账房屋差价款及用电保证金、招投标费用等），但因中深公司有华星公司（华盛分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其已经与华星公司结算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发包人中深公司不应再向实际施工人范金昌给付工程款，范金昌可以向工程转包人华星公司另行主张权利；8、关于范金昌主张其已经起诉华星公司索要工程款，但一审法院不让列华星公司为被告，必须列为第三人，否则不予立案的问题。因范金昌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范金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76.00元，由上诉人范金昌负担。
范金昌再审中主张，1、二被申请人违反法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申请人的利益，本案所涉工程开工后，中深公司采用欺骗手段，让申请人被迫挂靠在华星公司名下进行施工，然后用低于施工成本价与申请人结算，其目的是将申请人工程履约保证金、工程施工已经投入的资金、设备、材料等套牢，一、二审法院并未查明该事实。2、本案中的《补充协议》是主合同并不存在的从合同，被申请人出具的主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在补充协议订立后出现的，这就证实《补充协议》产生的程序、内容均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即便是有资质的施工人也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应当以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为结算的依据，但事实上被申请人出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没有经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因此《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违反法律规定，应是无效的。原审法院混淆了借用资质导致合同无效与违法合同自始无效的性质，认定参照合同结算工程款等于承认被申请人违法行为的合法性，致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保护。3、二审法院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不符合事实。4、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工程的部分投入没有回收，但中深公司与华盛分公司结算完毕，另外向华星公司主张权利是错误的。中深公司收取申请人的部分费用应由中深公司返还申请人，但二审法院却要求申请人另向华星公司主张权利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会造成一案多诉。5、申请人在一审立案时已经将华星公司列为被告，但一审法院不允许将华星公司列为被告，必须列为第三人，否则不予立案，二审法院审理时，申请人将一审法院立案审理中的违法事实向二审法院陈述，但二审法院并未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被申请人故意隐瞒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其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侵害了申请人的利益，故请求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中深公司再审主张，我公司认为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1、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二被申请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申请人利益的问题；2、二被申请人是合法的招投标关系，不存在恶意串通；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解释，中深公司作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范金昌承担法律责任，而本案中深公司已经根据双方约定合同固定价款全额支付工程款，所以被申请人中深公司不应被列为被告；4、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款计算工程款的，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工程造价鉴定，法院不应支持，故法院不允许申请人的鉴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应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华星公司再审主张，原审列明我公司为第三人，而诉讼请求没有让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在二审又列明我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自相矛盾，所以在原一审时我方没有做任何抗辩，在二审我方没有出庭，如果本次再审判决我方承担责任，将影响我方的审级利益；2、申请人一审时没有明确的基础法律关系和诉请，即我方承担什么责任，中深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再审中亦未明确我方应承担什么责任。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应得到支持。
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二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次再审，申请人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2010年10月28日，中深房地产财物部关于范金昌上和城工程结算单，证明关于上和城24#27#28#的工程造价为875万元。中深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没有中深公司的任何公务章，也没有中深公司财物人员的签字，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范金昌是否与中深公司结算，更不能证明申请人欲证明的问题。华星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明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只是复印件，不具有证据的三性。证据2、中深公司会计崔晓平在2009年9月15日给范金昌出具的工程欠款说明，证明上和城24#27#28#工程价款为875万余元。中深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体现是否为崔晓平出具，该证据与本案也无关系。华星公司的质证意见同中深公司。
另查明，一审范金昌提交的《上和城24#27#28#楼工程结算书》及《沿河63#楼工程结算书》中建设单位中深公司、施工单位华星公司共同签字确认，其中代表华星公司签字为范金昌。再审中，中深公司明确表示已经将结算书中确定的结算总价给付华星公司，华星公司对此表示认可。再审中华星公司表示已经将范金昌垫付的部分保证金等费用返还给范金昌，范金昌对此予以否认，华星公司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再审中，范金昌明确表示虽然一审我们列华星公司为第三人，但是在原诉状中明确写明要求华星公司、中深公司共同承担给付义务。
再审认为，一、关于本案当事人华星公司诉讼主体地位问题。经查阅一审卷宗，起诉状第一页当事人的名称及称谓部分写的是“第三人华星公司”，但第二页、第三页“事实及理由”部分均称“被告华星公司”，因此，华星公司的诉讼地位不明确。而范金昌在其诉讼请求中又明确要求被告承担相应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要求范金昌明确是否将华星公司列为第三人还是被告，是否向华星公司主张权利及相关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否则违反程序正当性的要求。二、即使华星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也有一定的法理基础。根据范金昌在诉状中的表述，一、二审应当释明范金昌主张民事权利的主体是谁，而不能简单以范金昌未向华星公司主张权利为由驳回范金昌的诉讼请求。根据建设施工合同的特点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中深公司作为发包人，在范金昌所主张的往来款中，有的款项是直接由中深公司收取的，比如中深公司认可的尚欠工程保证金和项目外用工程款共计194848元，有的是华星公司收取的，且中深公司提供的其与华星公司的工程结算单也没有具体明细，包括保证金是否返还等，因此，只有将范金昌、华星公司、中深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账目往来纳入同一案件中审理，才能查清本案事实。三、一审以中深公司履行了给付工程款的义务驳回范金昌对其的诉讼请求，故对该往来工程款并未查实，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组织双方对账，但对往来款数额未达成一致，故对于范金昌主张的往来工程款的数额应予查明。四、中深公司的副总经理兼任华盛分公司的负责人，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范金昌）签订的两份《工程承包补充协议》的日期均早于中深公司与华星公司签订的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这与通常的惯例不符，因此对于范金昌主张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范金昌的利益的请求应予审查。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经本院（2015）第二十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长民一终字第314号民事判决及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2013）双民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陶 铮
代理审判员 胡月皓
代理审判员 吕玉玉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知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