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民终61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曹保俭，女，197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蓓，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曹保民，男，196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勇，男，197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
曹保民、刘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婷婷，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卢正文，男，196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武斌，湖南天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保俭、曹保民、刘勇因与被上诉人卢正文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曹保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祁蓓，曹保民、刘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婷婷，卢正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武斌，到庭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卢正文提出，本案的处理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为依据，故申请中止审理。本院于2016年12月10日作出（2016）湘民终618号民事裁定，对本案中止审理。现因中止事由结束，本院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保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卢正文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刘勇与长南分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而非曹保俭以刘勇的名义与长南分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购车款444.8万元是刘勇支付，而非曹保俭、卢正文支付或者曹保俭以刘勇的名义支付。（2）曹保民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协议》，而非曹保俭以曹保民的名义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协议》；曹保民已支付了风险抵押金，而非没有任何投入。2、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曹保俭支付卢正文株长、长株客运专线2010年8月-2013年11月期间的合伙利润3705万元及利息380万元完全错误。（1）曹保俭、卢正文之间的合伙在2010年8月-2013年11月期间不存在任何经营行为；（2）曹保俭与卢正文合伙投入到长株线的资产已报废，投入到株长线的资产残值已由曹保俭领回。（3）长株线、株长线已分别于2006年10月26日、2009年6月26日由刘勇、曹保民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新的合同。3、一审判决对于利润的认定毫无理由且存在明显错误。（1）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2010年8月-2013年11月营收返还款为95357764元，合伙利润约占营收返还款的40%，那么合伙利润为38143105.6元，一审法院即便认定曹保俭应支付卢正文合伙利润，也仅能判决曹保俭支付19071552.8元（合伙利润的50%），而非3705万元；（2）一审法院在认定合伙利润时，既未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卢正文举证证明合伙利润的具体数额，亦从未要求曹保俭提供相关证据，而是直接依据另案审理的过程推断曹保俭在本案中不会提供财务报表及财务凭证，同时根据卢正文的一面之词即认定利润率为40%，明显有违证据规则。4、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法院认为曹保俭的所有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在判决主文中驳回，而非在裁判理由中认定“不予受理”。
曹保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卢正文的全部诉讼请求；2、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曹保民系曹保俭代理人且未向株长线进行投资完全错误。2、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应得到法院支持。（1）上诉人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了《车辆承包经营合同》；（2）上诉人按照《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之约定交纳了资产风险抵押金；（3）上诉人从2009年6月26日开始持续经营株长线；（4）上诉人与曹保俭、卢正文不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享有株洲至长沙客运专线承包经营权已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3、法院认为曹保民的所有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在判决主文中驳回，而非在裁判理由中认定“不予受理”。
刘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卢正文的全部诉讼请求；2、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刘勇系曹保俭代理人且未向长株线进行投资完全错误。2、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应得到法院支持。（1）上诉人与长南分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2）上诉人按照《合作经营协议》之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3）上诉人从2006年10月26日开始持续经营长株线；（4）上诉人与曹保俭、卢正文不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享有长沙至株洲客运专线承包经营权已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3、法院认为刘勇的所有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在判决主文中驳回，而非在裁判理由中认定“不予受理”。
卢正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卢正文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03年1月，其与曹保俭达成合伙协议，约定由卢正文与曹保俭合伙经营株长及长株线路的营运业务，双方各占50％的份额。协议签订后，双方各投入几千万元购置车辆及线路经营权，由曹保俭出面分别与株洲市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客运分公司）及湖南省龙骧交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南分公司）签订长株线路的《承包经营协议》，曹保俭再指派曹保民及刘勇与上述两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至2009年8月前，双方合作良好，按月分红。2009年8月27日曹保俭单方致函给卢正文，要求终止合伙关系。2010年8月卢正文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卢正文合伙人身份并判令曹保俭、曹保民、刘勇支付卢正文2009年8月-2010年7月的合伙利润1010万元。2011年4月25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确认了卢正文合伙人身份并判令曹保俭支付2009年8月-2010年7月的合伙利润1010万元。因曹保俭、曹保民、刘勇自2009年8月以来，强霸合伙体财产单独经营合伙的客运业务，至今未分配卢正文分文利润，给卢正文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再次起诉。
卢正文的起诉请求：判决曹保俭、曹保民、刘勇继续支付2010年8月-2013年11月合伙经营利润3705万元及利息380万元，并判令曹保俭、曹保民、刘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5月20日，曹保俭与长沙汽车客运（集团）公司长南分公司（简称长南分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由曹保俭承包经营长株客运专线，承包期限为八年（后经双方口头协商承包期限变更为5年）；由曹保俭负责投资购买10辆豪华大巴用于营运，承包期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长南分公司于次月15日前将营收返还款（即承包期间的初步利润）付给曹保俭。2000年10月9日，曹保俭与湖南株洲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客运分公司（简称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曹保俭承包经营株洲至长沙客运专线，承包期限为八年，自2000年8月26日至2008年8月25日止；曹保俭负责投资购买10台豪华大巴用于运营，每月上交承包费13万元；株洲客运分公司负责车辆上户、有关运营手续，并于次月15日前将营收返还款（扣除承包金、13.3％劳务费、税金）付给曹保俭。
曹保俭与两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即投入资金进行营运。两公司在扣除曹保俭应支付给公司的承包费以及应缴纳的税费（交通规费、保险费、车辆客附费、养路费、运管费、税金等）后，将营收返还款按时付给曹保俭。因本人不在湖南常住、不方便管理，2001年7月7日，曹保俭向株洲客运分公司出具书面的《委托书》，委托其侄子刘勇办理株长客运专线的相关事宜。
2002年1月11日，曹保俭与张军池、郑建华签订《合作客运合同书》，约定三方共同出资合作经营株长以及长株客运专线（三人分别提供6辆豪华客车），对曹保俭与两公司所签订承包合同的权利与义务三方各占1/3的股份。2003年1月27日，卢正文与郑建华签订《转让协议书》，由卢正文以5018888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郑建华上述1/3的股份，该协议已履行完毕。2003年3月13日，卢正文与曹保俭签订《协议》，约定：1、经甲（曹保俭）乙（卢正文）双方商定以500万元收购原甲方合伙人张军池合作经营长沙至株洲及株洲至长沙24台豪华大巴客运业务所属股份，双方各出资250万元，各占50％，甲方出资部分交由卢正文转交；2、乙方私自与甲方原合伙人所签协议，未经本人许可均属无效；3、甲乙双方合作正式协议，另行由甲方本人与乙方正式签订；4、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生效。之后，双方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卢正文与曹保俭合伙经营株长以及长株客运专线，共购买了24台豪华大巴进行营运。卢正文指派吴国保担任会计，曹保俭指派刘勇担任出纳，合伙体的其他工作人员均由曹保俭安排。对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每月退还的营收返还款（长南分公司付至刘勇银行帐户，株洲客运分公司在2009年8月前付至卢正文银行帐户、其后付至曹保民银行帐户），经吴国保、刘勇的共同核算并扣除合伙经营成本（含燃料费、汽车维修费、人员工资、交通事故赔偿款）后，由卢正文和曹保俭按五五分账的方式平均分配。
2005年8月11日、2007年10月18日，曹保俭先后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车辆更新补充协议》，约定对株长客运专线正在营运的12辆汽车予以更新，刘勇、卢正文作为曹保俭的代表在协议上签名，该协议已履行。
2006年，因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约定的承包期限到期，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续签承包合同。同年10月26日，曹保俭以刘勇的名义与长南分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长株客运专线，合作期限为5年（2006年2月1日-2011年元月31日）。双方共出资1000万元，其中长南分公司投资300万元、占投资总额股份的30％（公司品牌、线路经营权等无形资产折价200万元、另投入2台旧客车折价100万元），刘勇投资700万元、占投资总额股份的70％。协议签订后，刘勇并未出资、继续以曹保俭代理人的身份管理线路经营事宜，由卢正文、曹保俭投入了700万元人民币（除购买10台新客车外，另投入部分现金做流动资金）与长南分公司合作经营长株客运专线。购车时，因车辆降价，卢正文、曹保俭实际花费444.8万元购买了10台车，龙骧集团公司出具“银行进账单”和“收款通知单”，收到以刘勇名义支付的购车款444.8万元。
2008年8月，曹保俭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约定的承包期限已到期，因株洲客运分公司正值企业改制，双方虽经协商后同意续签承包合同但未办理续签手续。2009年6月21日，在曹保俭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的承包合同期满后，株洲客运分公司制作了《合同终止结算书》，内容为：乙方“曹保俭”于“2000年8月26日”与甲方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合同，期限“8年”（从“2000年8月26日”起至“2008年12月26日”止），根据“合同约定”，甲方于“2008年12月26日”决定终止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现将有关费用清算如下：一、乙方应缴甲方款项“无”；二、甲方应退乙方款项“资产风险抵押金（按湖南艾普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价2519099元进行结算）”；三、两抵后“甲”方应付“乙”方款项“2519099”元；四、以上费用一次性付清，从签字之日起原合同失去法律效力（打引号部分为公司负责人手写，其他为打印）。甲方加盖株洲客运分公司章，乙方曹保俭签字。另有一份株洲客运分公司的《合同终止结算审批表》，上有该公司机务科、运输科、安全科、经营管理科、财务科等几部门负责人审核批字，同意曹保俭按合同约定办理终止手续。
2009年6月26日，曹保俭以曹保民（曹保俭堂兄）的名义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了《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株洲客运分公司将24台车（含曹保俭与卢正文共同购买的12台车在内）交曹保民承包经营株长客运专线，承包期限为5年,自2009年6月26日-2014年6月25日，曹保民签合同前向公司交纳资产风险抵押金1458400元；承包期间，曹保民向公司交纳承包费1.68万元/月/台；该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签订后，曹保民未进行任何投入，只是代替曹保俭管理该线路的经营，每月从曹保俭处领取工资；株洲客运分公司将营收返还款付至曹保民的银行帐户后，曹保民按照曹保俭的指示将其转账至曹保俭指定的帐户。同日，曹保俭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担保书》。曹保俭自愿担保曹保民与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全部条款，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承包经营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合同上株洲客运分公司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曹保民、曹保俭均签了字。
长株和株长客运专线2009年7月份（含7月）以前的利润卢正文已领取，其后的利润曹保俭、曹保民、刘勇不同意分配给卢正文。
2009年8月27日，曹保俭向卢正文发出《关于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认为二人原合伙承包经营的合同已到期、其后二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系不定期合作关系，要求自2009年6月起终止二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卢正文不同意，双方就是否继续合伙出现矛盾。株洲客运分公司、长南分公司均出面协调，考虑到双方的矛盾一时难以解决，长南分公司向双方发出《函告》，决定自2009年9月16日起正式指派刘勇接管长株客运专线的一切经营活动，并对接管期间的营收返还款予以冻结、直至矛盾解决为止；林国权（曹保俭丈夫）、卢正文、曹保民、刘勇均在该《函告》上签名表示同意。其后，曹保俭与卢正文未就合伙事宜进行清算。自2009年9月以后，长株、株长客运专线的经营由曹保俭、曹保民、刘勇完全控制，卢正文未参与。
2010年9月14日，株洲客运分公司分别出具两张“收款收据”，分别收到曹保民交来资产风险抵押金1871203元、28797元。2010年11月5日，曹保民向株洲客运分公司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株洲客运分公司31101等长沙快巴12台11月份营收款人民币619099元整交长沙快巴车辆风险抵押金（该款从11月份营收款中还）。2010年12月10日，株洲客运分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为：“曹保民交来资产风险抵押金人民币619099元”，其备注栏内注明：“2010年12月16日转”。
艾普瑞公司接受株洲客运分公司的委托对曹保俭承包经营的株长线12台营运车辆进行评估，于2010年6月29日出具了湘艾普瑞评报字（2010）第088号资产评估报告，体现至评估基准日2009年5月31日，12台车评估值为2519099元。
对于株长线12台车辆评估残值2519099元，曹保俭于2010年11月29日出具“领条”，内容为“今领到株洲客运湘运集团公司31101车等长沙快巴12台资产风险抵押金人民币2519099元整”（该领条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签署“同意办理退款手续”的意见）。株洲客运分公司于2010年12月13日出具“委托付款书”，委托公司内部银行将残值款付至曹保俭在广东珠海建行柠溪支行个人账户上。2010年12月15日，株洲湘运集团公司资金结算中心通过网银分51次（每次付5万元）将2519099元付至曹保俭建行珠海柠溪支行的个人账户上。
2011年1月31日，刘勇与长南分公司的合同到期后，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合伙纠纷，长南分公司没有正式与刘勇签订新的合同，双方于2012年5月11日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一、将原合同截止日期2011年1月31日延期至2012年12月31日止；二、原任务基数每台车1.8万元/月调整至每台车1.89万元/月，从2012年5月起执行；三、除上述二项改动外，其他条款按2006年10月所签订的原合作经营协议继续执行……。该合同现已到期，因本案纠纷未了结，双方暂未签合同，刘勇现仍继续承包经营长株线。
为了查清楚卢正文与曹保俭合伙期间的经营成本和利润，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2010）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2号案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于2010年12月6日向曹保俭、曹保民、刘勇送达了《关于限期提交财务凭证的通知》，要求三人于2010年12月16日前提交株洲-
长沙以及长沙-
株洲客运专线2009年9月-2010年12月期间的所有财务报表和财务凭证；逾期不提交的，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人未提交。一审法院到株洲市统计局、株洲市交通运输局、株洲客运分公司、长南分公司调查了解株长、长株客运专线的利润率情况，四单位均答复不了解。根据湘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南分公司确认，2010年8月-2013年11月，应付曹保民株洲-
长沙客运专线营收返还款为45721761元，应付刘勇长沙-株洲客运专线营返还款为49636003元。
本案各方当事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卢正文曾于2010年8月16日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卢正文与曹保俭、曹保民、刘勇合伙经营株长及长株客运专营线路的合伙人身份；由曹保俭、曹保民、刘勇支付至结案时止的合伙利润。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5日作出（2010）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卢正文与曹保俭合伙经营株长、长株客运专线的合伙人身份；二、由曹保俭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卢正文株长、长株客运专线2010年7月（含7月）以前的合伙利润10904992.30元；三、驳回卢正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曹保俭、曹保民、刘勇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1年9月14日作出（2011）湘高法民一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曹保俭对二审判决仍然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7日以（2011）民申字第140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3年8月6日作出（2012）湘高法民再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1）湘高法民一终字第72号民事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自卢正文与曹保俭于2003年3月13日签订合伙协议后，双方之间即形成了合伙关系，共同经营长株、株长线路。在多年的合伙经营过程中，双方各占50％的股份，并按此股份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双方本应尊重客观事实、和谐相处，保持良好的合伙关系。但自曹保俭向卢正文发出《关于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后，双方之间即发生了矛盾，本案争议焦点有三：1、原告的补充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2、2010年9月后，原告是否是株长、长株客运专线的合伙人。3、2010年9月以后长株、株长客运专线的利润应该如何确定，原告应否获取合伙利润，利润额是多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起诉时请求判令三被告继续支付2010年8月-2011年5月合伙经营利润950万元及利息45万元（后续利润分成及利息另计，计算到合伙终止日止）。其后，原告分别于2012年2月16日和2013年10月29日补充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2012年4月至2013年11月合伙经营利润及利息995万元、2095万元（后续利润分成及利息另计，计算到合伙终止日止）。原告补充的诉讼请求，与第一次的诉讼请求是同一法律关系，没有涉及新的法律关系，也没有增加三被告的诉讼义务，更没有影响其诉讼权利，应纳入本案一并予以审理。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曹保俭与卢正文合伙经营的是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所签承包合同取得的长株、株长客运业务，在曹保俭所签订承包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经充分协商一致，合伙关系并不自然终止。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长株线上，在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合同到期后，刘勇虽与长南分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但2010年9月后，曹保俭仍在实际经营并分配利润。株长线上，曹保俭虽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了“合同终止结算书”，由曹保民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但株洲客运分公司交由曹保民承包运营的24台车辆中，有12台系曹保俭、卢正文合伙投入的车辆。且曹保民未进行任何投入，只是代替曹保俭管理该线路经营，每月从曹保俭处领取工资，曹保民收到营收返还款后亦支付给了曹保俭，曹保俭仍为实际承包人。现曹保俭虽提供了证据证明，上述12台车辆在2009年5月31日评估残值为2519099元，其已于2010年11月29日领取了残值款，但曹保俭与卢正文并未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卢正文也未领取合伙车辆残值款。故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事实上并未解除，在2010年9月后，卢正文仍是株长、长株客运专线的合伙人。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由于株长及长株客运专线的利润是在营收返还款的基础上扣除承包金、燃料费、汽车维修费、人工工资和税金后计算得出，应由曹保俭与卢正文各分得合伙利润的50%。现原告已举证证明株洲客运分公司和长南分公司退回的营收返还款（2010年8月-2013年11月）分别为45721761元和49636003元，合计95357764元，原告根据此前双方分配利润的比例、估算出在此期间其应得的合伙利润为3705万元、合伙利润约占营收返还款的40％，原告对其要求被告支付合伙期间利润的诉讼请求已尽到了足够的举证义务；现被告不能提交证据推翻、反驳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2010年8月-2013年11月期间合伙利润的计算应以原告所主张的3705万元为依据。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3705万元合伙利润的利息380万元的请求，由于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合伙利润，理应支付利息；而根据双方当事人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的合同约定，营收返还款应于次月15日前支付，故利息从次月16日起计算，算至2013年11月底，利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合计为3928922.92元（具体计算方式见附表）；现原告只要求支付380万元利息，故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卢正文与曹保俭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对合伙期间的利润应按各自的股份份额予以分割，2010年8月-2013年11月期间的合伙利润为3705万元，利息为380万元。对三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因其实质是辩驳理由，应与本案一并审理，故不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由曹保俭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卢正文株长、长株客运专线2010年8月-2013年11月期间的合伙利润3705万元及利息380万元。案件受理费2460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51050元，由曹保俭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纠正以下事实认定及补充查明事实外，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1、一审判决认定：2006年，因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约定的承包期限到期，双方经协商后同意续签合承包同。同年10月26日，曹保俭以刘勇的名义与长南分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长株客运专线，合作期限为5年（200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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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元月31日）。本院二审认定：曹保民与株洲客运分公司、刘勇与长南分公司分别签订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间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应认定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后，曹保俭以刘勇、曹保民名义分别与该两公司签订合同。该事实已由本院（2011）湘高法民一终字第72号判决所确认（判决书第16页第7行）。
2、一审判决认定，协议签订后，刘勇并未出资，继续以曹保俭代理人的身份管理线路经营事宜，由卢正文、曹保俭投入了700万元人民币（除购买10台新客车外，另投入部分现金做流动资金）与长南分公司合作经营长株客运专线。购车时，因车辆降价，卢正文、曹保俭实际花费444.8万元购买了10台车，龙骧集团公司出具“银行进账单”和“收款通知单”，收到以刘勇名义支付的购车款444.8万元。本院二审查明：根据刘勇2006年10月26日与长南分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刘勇应投资700万元购置10台客车（70万元/台），占股70%，承包期限5年，自2006年2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在刘勇购车时，因车辆降价，刘勇实际花费444.8万元购买了10台车，龙骧集团公司分别于2006年1月23日、1月27日、7月31日、9月26日出具“银行进账单”和“收款通知单”，收到刘勇支付的购车款34.8万元、200万元、170万元、40万元，总计444.8万元。该事实已由本院(2012)湘高法民再终字第86号判决书所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对该部分事实亦予以认可（判决书第13页第15行）。
3、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6月26日，曹保俭以曹保民（曹保俭堂兄）的名义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了《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株洲客运分公司将24台车（含曹保俭与卢正文共同购买的12台车在内）交曹保民承包经营株长客运专线，承包期限为5年,自2009年6月26日-2014年6月25日，曹保民签合同前向公司交纳资产风险抵押金1458400元；承包期间，曹保民向公司交纳承包费1.68万元/月/台；该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签订后，曹保民未进行任何投入，只是代替曹保俭管理该线路的经营，每月从曹保俭处领取工资；株洲客运分公司将营收返还款付至曹保民的银行帐户后，曹保民按照曹保俭的指示将其转账至曹保俭指定的帐户。同日，曹保俭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担保书》。曹保俭自愿担保曹保民与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全部条款，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承包经营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合同上株洲客运分公司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曹保民、曹保俭均签了字。本院二审认定：2009年6月26日，曹保民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株洲客运分公司将24台车交曹保民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为5年,自2009年6月26日-2014年6月25日，曹保民签合同前向公司交纳资产风险抵押金1458400元；承包期间，曹保民向公司交纳承包费1.68万元/月/台；该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同日，曹保俭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担保书》。曹保俭自愿担保曹保民与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全部条款，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承包经营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合同上株洲客运分公司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曹保民、曹保俭均签了字。该事实已经本院(2012)湘高法民再终字第86号判决书所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对该部分事实亦予以认可（判决书第12页第10行）。
4、本院（2012）湘高法民再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曹保俭、曹保民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2014）民监字第8号裁定，对该案进行提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138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2）湘高法民再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曹保俭与卢正文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卢正文是否仍是案涉株长、长株客运线的合伙人；2、卢正文有关分配利润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如成立，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曹保俭与卢正文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解除，卢正文是否仍是案涉株长、长株客运线的合伙人的问题。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本案中，2000年5月20日，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由曹保俭承包经营长沙至株洲客运专线。同年10月9日，曹保俭又与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客运班线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曹保俭承包经营株洲至长沙客运专线。合同履行过程中，曹保俭与张军池、郑建华签订《合作客运合同书》，约定三方共同出资合作经营株长以及长株客运专线，对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和株洲客运分公司所签订的上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由三人共同出资经营，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此后，卢正文于2003年1月27日与郑建华签订《转让协议书》，由卢正文受让郑建华的股份。2003年3月13日，卢正文与曹保俭签订《协议》，约定各方出资250万元合计500万元收购张军池的股份，卢正文与曹保俭各占50%。其后，卢正文与曹保俭合伙经营株长以及长株客运专线，共同购买了24台豪华大巴进行营运。根据上述事实，曹保俭与卢正文就案涉长株与株长客运专线的经营虽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但双方之间实际形成了合伙法律关系，并进行了共同经营活动。对此，双方当事人对承包合同期间内所存在的法律关系均无异议，存有争议的是在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分公司的承包合同到期后，曹保俭、卢正文之间是否仍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即卢正文是否仍具有案涉客运线的合伙人身份。本院认为，在曹保俭未与长南分公司及株洲客运分公司进行清算前，卢正文具有案涉客运线的合伙人身份。理由如下：
首先，合伙可因法定原因或当事人约定的原因而终止。合伙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的合伙关系并不必然终止。合伙人仍从事合伙经营事务，并分配合伙盈余，体现了个人合伙的实质内涵，应视为合伙关系继续存在，仅是合伙的期限为不固定期限。本案中，针对合伙经营期限，曹保俭与卢正文虽对此并未予以明确约定，但基于双方合伙经营的前提为曹保俭所取得的案涉线路的经营权，故应以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期限为依据加以认定。案涉长株客运专线的合伙经营期限为5年，案涉株长客运专线的合伙经营期限为8年。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合伙期限届满后，曹保俭仍在实际经营，双方也在一直分配利润。由此，曹保俭与卢正文的合伙法律关系在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株洲客运公司签订合同中所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仍继续存在。
其次，曹保俭于2009年8月27日向卢正文发出的《关于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记载，案涉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曹保俭与卢正文的经营合作关系依法属于不定期合作关系。该事实表明，作为合伙人的曹保俭已认可案涉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其与卢正文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并未终止，而是属于合作期限不固定的合伙法律关系。
再次，即使在案涉《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及曹保俭单方向卢正文发出终止合作经营关系的函后，曹保俭仍在实际经营并分配利润。且就案涉长株客运线运营事宜与长南分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主体的刘勇亦于2009年9月12日在会计吴国保所作“2009年8月31日止卢老板与公司现金往来”表上签署“以上账目已对清，到7月止利润卢正文应分配现金1804992.3元，从长株（线）8月营收到位后分配到位”。上述事实表明，合同到期后，曹保俭、卢正文就长株、株长线的营运事宜，并未与长南分公司及株洲客运分公司进行清算，而是继续承包经营，并继续分配合伙利润。
关于卢正文有关分配利润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如成立，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卢正文主张2010年11月份（含11月）之前的合伙利润理由成立，对此之后的分配利润主张应予驳回。理由如下：在2010年11月29日曹保俭领取车辆残值款后，曹保俭与长南分公司及株洲客运分公司清算完毕，曹保俭与卢正文的合伙体在长株线及株长线上无继续经营的财产。而在曹保民2009年6月21日签订承包合同时，株洲客运分公司将24台车承包给其经营，其中有12台是曹保俭、卢正文合伙投入的车辆。虽然曹保俭提供了爱普瑞公司所作资产评估报告、株洲客运分公司付款凭据及其个人出具的领条，证明上述12台车辆在2009年5月31日评估残值为2519099元，其已于2010年11月29日领取了残值款，但曹保民在2009年6月26日与株洲客运分公司签订《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之后，直到2010年9月至12月，曹保民才支付了风险抵押金2519099元。曹保民在2010年11月前使用的是曹保俭、卢正文合伙购置的车辆。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根据前述分析，曹保俭应向卢正文支付2010年8月至2010年11月期间的利润。卢正文已举证证明株洲客运分公司2010年8月至2010年11月退回的营收返还款分别为1284397元、1212932元、1325555元、1472595元，长南分公司2010年8月至2010年11月退回的营收返还款分别为1465756元、1373645元、1671184元、1525110元，以上共计11331174元，并依据此前双方分配利润的比例估算出合伙利润约占营收返还款的40%。卢正文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虽未提供直接的财务凭证等证据，但结合其他证据，卢正文已对其诉讼请求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且从本案的情况看，曹保俭在此期间一直负责线路的经营并保管着有关的财务凭证。对卢正文主张的合伙利润情况，曹保俭可基于其经营线路的实际情况提供直接的证据加以反驳，但其并未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但卢正文主张合伙利润占营收返还款的40%，明显高于其在已生效案件中所主张的比例，在已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38号民事案件中，营收返还款为33891090元，卢正文主张的合伙利润为1010万元，合伙利润约占营收返还款的29.8%。本院确定以此比例计算卢正文应分配的合伙利润。卢正文应分配的合伙利润为3376689.852元【11331174元×29.8%】。
此外，关于三上诉人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三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其实质为抗辩理由，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无不妥。
综上，曹保俭、曹保民、刘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
二、由上诉人曹保俭在本判决书送达后一个月内向卢正文支付“株长”、“长株”客运专线2010年8月至2010年11月期间的合伙利润3376689.852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从2010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卢正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2460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受理费246050元，合计497100元，由卢正文负担447390元，由曹保俭负担497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杨
审 判 员 陈盎然
代理审判员 梁昕昕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申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