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3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雪娜。
委托代理人：王志强，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圳。
法定代表人：席得胜，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
负责人：叶健明。
委托代理人：丘彪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支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203号天字广场6楼。
负责人：李大鹏。
委托代理人：丘彪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雪娜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镖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广州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越秀支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二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飞镖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11日，其核准经营范围为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保健用品技术开发、体育运动产品技术开发、设备租赁、销售等。
2、2000年10月开始，飞镖公司采用“购机返租”的营销模式，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电脑智能飞镖机（下简称飞镖机）。经查，飞镖公司生产每台飞镖机的成本为人民币1500元左右，而其以人民币36000元至39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购机者，购机者在与其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交付购机款后，并不实际取得飞镖机，而是根据与飞镖公司签订《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将飞镖机委托或租赁给飞镖公司经营，飞镖公司则向购机者每月返还人民币1200元、1300元或每半年返还人民币7800元高额的固定利润，期限为三年至五年，对期限为三年的则承诺合同到期后以人民币18000元的价格回收购机者所购买的飞镖机。飞镖公司同时向购机者承诺就飞镖机的财产价值及经营利润等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相应分公司投保财产险、利润损失险等多个险种。
3、2004年5月至6月，飞镖公司及其设在广州、东莞、佛山、福州、厦门、漳州、重庆等地的分公司陆续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查封其经营场所、飞镖机以及相关财产。随后，飞镖公司的多名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成记达、叶春等被逮捕，并被依法提起刑事诉讼。
4、2005年11月2日，该院经审理作出（2005）深罗法刑初字第66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飞镖公司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以高额回报为诱惑，对外宣称签订保险合同购机者利润有保障，并采取伪造虚假《飞镖机承包经营合同》、编造飞镖机具有良好的经营前景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同时还编造了所谓的上市计划，称购机者可用飞镖机产权置换成公司股权，以获取公司上市带来的利润，从而使购机者受到利诱而与飞镖公司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及《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以此来获取回报。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飞镖公司通过上述方式共诱使全国各地9200余人与其签订了9100余份《飞镖机购销合同书》，涉及的飞镖机数达12900余台，而同一时期，飞镖公司实际拥有可使用的飞镖机只有400台至500台。飞镖公司除售机收入及少量经营收入外，并无其他收入，为填补经营收入与应向客户支付租金及回购飞镖机之间的巨大差额，飞镖公司采用将后购机者所支付的部分购机款支付先购机者报酬来维持公司运作，并通过发展人员，以高额回报为诱惑，不断扩大“购机返租”的营销模式，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违反了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工商局等部门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意见的通知》（国发办（2000）55号）意见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已构成变相传销，属非法经营。飞镖公司售出的飞镖机数远远大于其实际拥有的飞镖机数，存在空售的情况，另外飞镖公司实际投入到各种场所经营的飞镖机数量远远小于其售出的飞镖机数量，经营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公司的基本运作，根本无力向客户支付巨额的成本费及其他费用。刑事判决书同时认定：广大的购机者并没有参与组织和策划，而是在不明真相受到蒙骗的情况下，购买了飞镖公司的飞镖机并由飞镖公司经营，致使其财物在飞镖公司的控制之下，未能得到返还。成记达、叶春等刑事被告人作为飞镖公司的股东、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犯非法经营罪，依法判处八个月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及罚金。成记达、叶春等刑事被告人不服判决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6日以（2006）深中法刑二终字第6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作为“购机返租、保险保障”经营模式的组成部分，飞镖公司从2002年开始就陆续将购机者所购买的飞镖机向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支公司进行投保。2003年12月25日，飞镖公司与人保越秀支公司签订《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约定飞镖公司就其生产、经营的电脑智能飞镖机向人保越秀支公司投保财产险、附加利润损失险、附加恶意破坏险、附加盗窃险及产品责任险；协议第五条约定：协议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飞镖公司；第六条规定：（投保时）飞镖公司应向人保越秀支公司提供详细的飞镖机地址清单及机身号码；协议第九条特别约定：人保越秀支公司对于飞镖公司投保的所有险种，以协议形式统一承保，对每一个投保地址分别出具“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一份，并安排专人负责向飞镖公司的客户（购机者）解答咨询问题。协议还就保费、承保的条件、各险种的保险责任范围及金额、保险期限等问题作出了约定。但该协议没有规定协议的有效期。
另查，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珠江支公司、白云支公司也于2003年与飞镖公司各签订了《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其内容与人保越秀支公司的协议书内容一致；而其下属海珠支公司未签订《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却参照有关内容直接办理了有关飞镖机的保险事项。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人保越秀支公司均以有关《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飞镖公司的《保险申报表》、《保险单》等保险原始凭证丢失及当事人有权拒绝举证为由，拒不向该院提交涉案的保险凭证和资料等。
《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签订后，飞镖公司对于其向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白云支公司、珠江支公司及海珠支公司投保及保险的责任范围（特别是利润损失险）等保险情况与内容，在各种场合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周年庆典、以及制作宣传材料、光盘等各种形式及渠道，采取偷换概念、扩大承保的责任范围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特别对利润损失险宣称：“飞镖机在经营过程中因意外原因造成机主（合作者）利润损失，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利润损失险体现了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展示的盈利能力与持续发展能力，使企业、保险公司和机主（合作者）三方受益”；“购机返租，保险保障”。
2003年12月28日，飞镖公司在广州番禺祈福酒店召开有特邀嘉宾、众多合作单位及购机者参加的“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六周年庆典大会”。时任人保越秀支公司副经理的陈建祖在会上发言，称其“代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出席……”。在介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处的国际、国内地位、市场信誉及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内地第一家完成改制的国有机构和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资金融机构等情况后，又称：“飞镖公司是国内首家以飞镖产业为主导项目的高科技企业，经营规模宏大，具有极强的专业经营优势”；“其自行研发生产的镖王牌电子智能飞镖系列产品……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质量性能极具竞争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国内外飞镖市场的详细的考察及对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与经营运作进行认真、科学、严谨的论证……相信飞镖运动将在中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其“愿意与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友好的合作，实现强强联手，为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及经营运作提供系列的保险”，“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诚信合作单位……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前交付100万人民币的保险金，支票的图版就摆在那里，进一步显示了该公司的实力与诚信。”讲话结束后，举行了飞镖公司向人保广州分公司预付保险费一百万元的支票交接仪式。
飞镖公司在与众多购机者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及《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并收取购机款后，根据《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及《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的约定以自己为被保险人集中向人保越秀支公司投保，按照合同项下所约定的各项险种分别出具《保险投保单》及《飞镖机投保申报表》，载明：投保飞镖机数量、金额、保险期限、每次事故赔偿限额、费率、保费金额以及该批飞镖机详细的地址清单及机身号码、机主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内容。人保越秀支公司根据飞镖公司的申报进行承保，出具一份总《保险单》给投保人飞镖公司，列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该批承保的飞镖机台数、机身号、险种及保额、总保险金额等内容。同时，人保越秀支公司应飞镖公司的要求及《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的约定，对每一个投保地址（购机者）分别出具一份封面为《保险单》、落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该清单除载明了《保险单》的主要内容（机身编号、保险项目、保险金额及保险期限）外，还单独列明了该飞镖机的所有权人及其身份证号码以及保险所依据的保险合同编号及保险的合作期限，在加盖了人保越秀支公司的印章后，交给飞镖公司并由飞镖公司转交给相应的购机者。但飞镖公司未向购机者出示过《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保险单》及所附的《保险条款》等。另查，人保越秀支公司所出具的《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中有部分所记载的被保险人是购机者，而不是《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所规定的飞镖公司。
人保越秀支公司承保飞镖机的所有保险单的保险责任期限均为一年。该公司与飞镖公司所签订的《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中所适用的保险险种和保险条款均为PICC财产险条款，是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常规险种和保险条款。该条款对“利润损失险”的界定为：如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于明细表指定的处所经营的业务由于发生火灾、雷电、爆炸及意外的漏水……而造成中断或受到干扰（由此造成的毁损或损失，以下称“损失”），根据本保险单所列或批注的条款、明细表、承保责任范围及除外责任（以下称“条款”）以下列限定的损失予以赔偿……。
6、2004年3月27日，徐雪娜与飞镖公司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约定徐雪娜向飞镖公司购买机身编号为A10711的飞镖机一台，价款人民币39000元；飞镖公司收到徐雪娜的购机款当日应向徐雪娜交付飞镖机；徐雪娜应于收到飞镖机当日对飞镖机进行验收，等等。同时，徐雪娜又与飞镖公司签订了一份《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约定：徐雪娜在合同签订当日将上述飞镖机委托飞镖公司代为经营、管理，期限自2004年3月27日至2008年3月26日；代管期间，飞镖公司应按每台飞镖机每月向徐雪娜支付“经营所得”人民币1300元，公历每年6月31日及12月31日结算，通过银行结算方式由飞镖公司汇入徐雪娜指定的账号；应徐雪娜的要求，飞镖公司在收到徐雪娜交付的飞镖机后三十日内，对飞镖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进行投保，投保的保险范围包括：飞镖机的财产价值和飞镖机经营使用带来的收入。投保的险种包括：财产险、盗窃险、产品责任险、恶意破坏险、利润损失险。投保所需的保险费用由飞镖公司支付，如飞镖机出现保险事故，由飞镖公司全权负责报案、索赔；合同期满后，由徐雪娜自行处理，等。《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及《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签订后，徐雪娜向飞镖公司支付了购机款人民币39000元，并提供了接受了飞镖公司返还“经营所得”银行账号，同时根据飞镖公司的要求签署了飞镖机验收书、品质保证书，在形式上接受并同时将飞镖机交予飞镖公司经营。
上述合同签订后，飞镖公司以上述飞镖机为保险财产向人保越秀支公司投保，人保越秀支公司予以承保，并出具《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给飞镖公司，再由飞镖公司交给徐雪娜。《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载明投保人为飞镖公司、被保险人为徐雪娜；保险期限自2004年4月5日至2005年4月4日。但没有证据证明徐雪娜在签订购销合同书之前及取得《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之后，曾就有关“保险保障”的具体内容及情况向人保广州分公司、人保越秀支公司核实。
2004年5月，公安机关对飞镖公司立案查处，查封了飞镖公司的经营场所和部分财产。徐雪娜与飞镖公司约定结算“经营所得”的时间为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而此时飞镖公司已被查处，徐雪娜未收到飞镖公司支付的“经营所得”，其购机款人民币39000元未收回。
7、2005年11月，为依法处理深圳“飞镖”一案的善后工作，维护广大飞镖机购买者的合法权益，经批准，深圳市成立了深圳“飞镖”案件清理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飞镖”工作小组），负责对购买飞镖公司飞镖机的社会团体、人民群众进行登记、核实，以便于司法机关对飞镖公司席得胜等人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数据统计和资料收集。2005年11月9日，“飞镖”工作小组经《深圳特区报》向社会公告其成立，并分别于2005年11月9日经《深圳特区报》、2006年2月14日经《福州日报》、2006年3月17日经《人民日报》向社会发布公告，告知从2005年11月9日起至2006年3月15日止（后延期至2006年3月31日截止）进行上述登记工作及相关流程。涉案飞镖机购机者未在规定期内办理登记的，“飞镖”工作小组不再进行登记。对于进行登记的机主，“飞镖”工作小组向其开具“接收材料回执”，作为其办理过登记的证据。该“接收材料回执”中载明机主是否提供以下材料：飞镖机购买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证明文件原件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与飞镖机签订的买卖合同复印件；返租经营合同复印件；保险单复印件；购买者支付购机款后，飞镖公司开具的发票或收据复印件；飞镖公司返租租金的银行存折流水清单复印件；返租合同到期，飞镖公司回收飞镖机的单据复印件；其他相关材料。
徐雪娜并未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办理上述登记，直接向该院提起诉讼。
8、徐雪娜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飞镖公司赔偿徐雪娜购机款人民币39000元；人保广州分公司、人保越秀支公司对飞镖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已生效的（2005）深罗法刑初字第660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购机返租、保险保障’经营模式，实质是变相传销；飞镖公司及其主管人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飞镖公司作为在一般流通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采取名为“购机返租”实为“变相传销”的模式进行经营，完全不计生产、经营状况，无限量与购机者签订合同，以远高于飞镖机本身价值及市场价格出售飞镖机；向购机者及本案徐雪娜支付年回报率达23%（若三年后回购的回报率达53%）的固定高额回报；利用公众对保险的陌生偷换概念、任意扩大保险公司承保的责任范围进行欺骗性宣传，使得购机者相信其利益有完全的保险保障；采取欺骗的手段让购机者将飞镖机委托或租赁给其经营，徐雪娜得到的只是飞镖机的编号及名义上的所有权；出售的飞镖机数量远远大于其实际生产及拥有的飞镖机数量，存在着重复售机及买空卖空的情况；投入到各种场所经营的数量远远小于其售出的飞镖机数量，经营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公司的基本运作，根本无力持续向购机者支付巨额的“返租”及其他费用；收取的购机款除部分用于支付前购机者的“返租”外，被飞镖公司人员按比例内部提成及法定代表人席得胜任意支配。飞镖公司采取“购机返租”经营的目的在于欺诈、侵占购机者的购机款，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因此，飞镖公司与徐雪娜订立《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及《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与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等一系列合同以及其围绕着“购机返租”的经营模式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均系飞镖公司为达到其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飞镖公司主观上既无交付飞镖机的意愿，客观上也无法交付其售出的全部飞镖机，飞镖机与《飞镖机购销合同书》、《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或《飞镖机租赁合同书》）及《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一样，是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工具，是骗局的组成部分。飞镖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及意图十分明显，其行为侵犯了徐雪娜的财产所有权，造成了徐雪娜的损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前款规定的账簿、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保险合同终止之日起计算，不得少于十年。”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人保越秀支公司均以《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飞镖公司的《保险申报表》、《保险单》等保险原始凭证丢失及其作为被告有拒绝举证的权利为由，不向该院提交依法应由其保管的上述原始保险凭证和资料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本案涉及上述证据中的有关内容，如果徐雪娜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人保越秀支公司，该院将推定徐雪娜的主张成立。
国务院早在1998年4月18日就做出了关于禁止传销活动的《通知》，严令禁止各类传销经营活动。2000年8月13日，国务院转发由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及人民银行所制定的《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在该意见中，对有关传销或变相传销行为的形态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飞镖公司的“购机返租”经营模式中的许多做法，特别是以后购买者所缴付的部分购机款支付先购买者高额报酬的运作模式，从根本上讲符合《意见》所规定的形态。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越秀支公司作为国家核准其从事保险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与飞镖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时，对飞镖公司所采用的“购机返租”经营模式是否合法、是否属于变相传销以及该行为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是应当知道的。首先，陈建祖在飞镖公司“成立六周年庆典大会”上的发言及《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可以看出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不仅对飞镖机承保了财产险，也承保了飞镖公司经营飞镖机的利润损失险等，由此可以认定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在与飞镖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时，就已经知道和了解飞镖公司的“购机返租”经营模式；对飞镖公司投保的标的物飞镖机是在该经营模式下，由社会众多投资者出资购买，并委托或租赁给飞镖公司经营是应当知道的。其次，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知道其所承保的飞镖机，是飞镖公司以人民币36000元至39000元的价格出售给购机者及徐雪娜的。作为专业保险机构能够通过相应的渠道及自身的专业知识，发现飞镖机的售价远远超过其本身价值及正常的市场定价，因此，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对于飞镖机的保险价值完全背离其本身价值和市场定价是应当知道的。第三，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对于飞镖公司向徐雪娜支付每月人民币1200元或1300元（年回报率达23%，若三年后回购的年回报率达53%）的固定高额回报是知道的；对该回报率明显高于当时经济环境下市场投资回报的情况也是应当知道的。第四、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与飞镖公司订立的《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是一份开放式的框架协议，其保险标的是社会众多投资者出资购买的飞镖机，由于购机者的数量及投保的飞镖机数量均是不确定的，作为专业保险机构对如此大量的保险一旦非法而将可能导致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社会后果是应当知道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避免违反“公序良俗”或不依据诚信原则履行各项附属义务而导致的非法合同等给双方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这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基本原则的要求，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在确定是否与飞镖公司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时，除要对飞镖公司及其所投保的飞镖机的有关情况进行询问、要求其如实告知之外，还有义务和责任对飞镖公司告知的内容，特别是飞镖公司所采取“购机返租”这种新的、非常规的经营模式的合法性、保险标的是否存在保险利益、是否会导致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进行评估和审查。飞镖公司要求订立《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和扩大其“购机返租”的骗局。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在“知道和应当知道”飞镖公司“购机返租”经营模式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却未能遵守上述基本原则，对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存在着过错。
飞镖公司要求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在《保险单》外另出具一份《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其目的是为了让购机者或社会众多投资者相信，只要购买了飞镖机其权益将会有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人保广州分公司及越秀支公司主张《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既不是《保险单》，也不是其它的保险凭证，而是应飞镖公司的要求，对每个购机者购买的飞镖机单独出具的一份对保险内容的说明，不能成为保险索赔的依据。人保广州分公司下属越秀支公司既未认真审查飞镖公司要求出具该清单的目的和用途，也未举证证明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方式根据双方《财产保险一揽子保险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安排专人负责向飞镖公司的客户解答咨询问题”，而且其所出具的《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落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使用《保险单》作为封面，其内容上包含了《保险单》的主要内容。使得广大购机者及本案徐雪娜对飞镖公司偷换概念、任意扩大保险公司承保责任范围的宣传给予了信任，以为该份《飞镖机财产保险清单》就是其所购飞镖机的《保险单》。陈建祖在有众多特邀嘉宾、合作单位及众多购机者参加的飞镖公司“成立六周年庆典大会”上称：人保广州分公司在“对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与经营运作进行认真、科学、严谨的论证”后，认定飞镖公司是“高科技企业，经营规模宏大，具有极强的专业经营优势”、“产品质量性能极具竞争力”以及“愿意与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友好的合作，实现强强联手，为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及经营运作提供系列的保险”等等，也使得众多的参与者相信飞镖公司的产品及其经营是极具优势，而且有人保广州分公司充分的保险保障。
人保广州分公司作为信誉卓著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市范围内从事财产保险等业务的下属专业保险公司，其经营活动不能仅仅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除了合法经营这一基本要求之外，还负有维护和保障其他保险关系人利益的责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越秀支公司、白云支公司、珠江支公司及海珠支公司是人保广州分公司的下级直属支公司，其开展的业务是人保广州分公司在广州市范围内所开展的财产保险业务的组成部分。作为上级行政及业务主管部门对于下属支公司所开展的此项跨越时间之长、涉及社会投资者人数之多、保险数量之大的飞镖机承保业务，人保广州分公司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但也未对其下属支公司所开展的此项保险业务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认真的审核和审查，而且对其下属支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建祖以其名义配合飞镖公司所进行的误导性宣传，未向社会众多投资者及本案徐雪娜予以解释及澄清，本身也存在着过错。人保广州分公司、人保越秀支公司的过错行为客观上帮助了飞镖公司，致使飞镖公司利用保险公司的特殊地位误导购机者。
飞镖公司与徐雪娜之间的合同关系是非法的，双方之间是侵权与被侵权的关系，徐雪娜被侵占而未获得返还的购机款，构成了徐雪娜的实际损失，徐雪娜有权向飞镖公司及其他侵权行为人追偿。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人保越秀支公司主张徐雪娜可以依据《刑事判决书》的有关判项向公安机关领回飞镖机，徐雪娜没有实际损失；《飞镖机购销合同书》已被认定有效，徐雪娜无权提起侵权之诉；其作为保险人与飞镖公司之间不存在共同主观故意及实施了共同的侵权行为，不构成对购机者及徐雪娜的侵权或共同侵权，因此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人保越秀支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是建立在徐雪娜与飞镖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委托经营合同关系以及飞镖公司“购机返租”的经营模式是合法有效的前提基础之上，本身缺乏合法的基础，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虽然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人保越秀支公司在主观上没有直接故意，但其本身的过错行为与飞镖公司的直接故意行为相结合，导致了购机者及本案徐雪娜损害结果的发生，侵犯了购机者及徐雪娜的财产所有权。
飞镖公司及其行为人、法定代表人等因非法经营被依法惩处之后，徐雪娜应当知道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但徐雪娜既未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就其民事赔偿部分及时主张权利，亦未在“飞镖”工作小组规定的最后登记期限内即2006年3月31日之前依法办理登记，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有任何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因此，徐雪娜于2008年4月1日后向该院提起诉讼，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其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第（五）项、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雪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5元及公告费人民币800元，均由徐雪娜负担。
上诉人徐雪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飞镖公司赔偿徐雪娜购机款损失人民币39000元，人保广州市分公司、人保越秀支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飞镖公司、人保广州市分公司、人保越秀支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错误。原审判决认定“飞镖公司及其行为人、法定代表人等因非法经营被依法惩处之后，徐雪娜应当知道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是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这里的“应当知道”的涵义不是“可能知道”，而是根据相关证据表明权利人“已经知道”，或者根据经验法则在通常情况下会知道。飞镖公司构成非法经营罪，人民法院对飞镖公司进行定罪处罚，该刑事判决书并没有向徐雪娜送达，凭什么认定徐雪娜“应当知道”呢？或许有关飞镖公司犯罪案件的判决在报纸上有报道，在网络上有传播，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受害人中间有流传；但这些都不表示徐雪娜“知道”，徐雪娜也没有义务必须知道，飞镖公司、人保广州市分公司、人保越秀支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徐雪娜“知道”。因为刑事判决的生效徐雪娜不知道，也非应当知道，所以原审判决按刑事判决生效之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是错误的。二、徐雪娜未在飞镖工作小组规定的最后登记期限内登记，亦不构成超过诉讼时效的合法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也就是说，即使未参加登记，只要在诉讼时效期间起诉，可以适用前面已登记权利人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可以看出，诉讼时效与是否登记没有关系，不因未登记而超过时效。三、徐雪娜与飞镖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徐雪娜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徐雪娜与飞镖公司签订的《飞镖机委托经营合同书》约定，徐雪娜将飞镖机委托飞镖公司代为经营管理，期限自2004年3月27日至2008年3月26日，即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期为2008年3月26日，尽管该委托经营合同无效，但徐雪娜基于对合同约定的信赖，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起诉就不会超过诉讼时效，而本案中徐雪娜于履行期限届满后于2008年4月立即起诉，完全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四、在主债务人飞镖公司未提出时效抗辨的情形下，该时效抗辨不能自动适用于主债务人飞镖公司，人民法院也不能主动审查该时效问题，并不得主动援引时效规定来驳回徐雪娜对飞镖公司的诉讼请求。
飞镖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人保越秀支公司共同答辩称，坚持之前庭审的所有代理意见；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徐雪娜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2003年10月25日，徐雪娜与飞镖公司签订《飞镖机购销合同书》，约定徐雪娜向飞镖公司购买机身编号为012161、012162的飞镖机两台。徐雪娜就该两台飞镖机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向“飞镖”工作小组办理了登记手续。徐雪娜已就该两台飞镖机购机款提起诉讼，本院已于2011年1月6日作出二审判决。
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徐雪娜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飞镖公司以向购机者支付高额回报及提供保险保障为诱饵，无限量地与购机者签订合同，以远高于飞镖机市场价格出售飞镖机，名为“购机返租”，实为“变相传销”的经营模式，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非法经营，徐雪娜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应以其与飞镖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理由不成立，徐雪娜自此应该知道其权利受侵害。徐雪娜就其向飞镖公司购买的另两台飞镖机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向“飞镖”工作小组办理了登记手续，该事实证明徐雪娜已经知道其权利受侵害，故其主张其不知道飞镖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被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与事实不符。因人保广州分公司及人保越秀支公司在本案一审已经提出时效抗辩，徐雪娜主张原审法院主动审查诉讼时效，也与事实不符。综上，徐雪娜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75元，由上诉人徐雪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绿叶
代理审判员 李 力
代理审判员 乐 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任 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