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22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希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风军，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明，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艳。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美华，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青岛金色海岸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永范，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孙龙贵。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凌，山东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宏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文艳、原审被告青岛金色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孙龙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4）南商初字第30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金宏顺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4）南商初字第3052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没有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证明其将160万元款项交付给上诉人。一审判决认定赵永刚实际收取160万借款是错误的。2、本案中，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借条中加盖的“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是伪造的。上诉人并未收取涉案160万元，结合公章是伪造的，则赵永刚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因此，一审判决将赵永刚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行为认定为职务犯罪是错误的。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涉案的160万元是孙龙贵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文艳、孙龙贵为善意第三人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应当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并将赵永刚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借条》是无效的。从赵永刚的供述来看，被上诉人并没有将160万元款项交付赵永刚，只是通过伪造借款的形式将涉嫌贿赂犯罪的款项约定为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四条应当认定《借条》无效，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文书，或者私刻单位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本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赵永刚私刻上诉人公章，因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王文艳答辩称：一、无转帐凭证不能认为上诉人未收到该款项，该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提交10份凭条，而且每张凭条上由赵永刚签字认可收到该款项，赵永刚也出具了收条，足以证明履行了该义务，是否入了财务账均属于上诉人的内部行为，被上诉人无权干预及不可能知晓资金的去向。二、公章鉴定报告的结论是其公章的印文与提供的10枚样本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并非如上诉人所说该印章是伪造的，且赵永刚作为金宏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借款行为属于公司行为，在借条上的签字行为即为法定代表人的法人行为。加盖印章与否并不影响该法定代表人的对外代表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应由法人单位承担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赵永刚在刑事案件调查时进行的供述并不全部都是真实的，也是需要有证据证实后才可以使用，不能认为赵永刚所有的说法都是事实，其理由不能成立。根据现有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非是由非民间借贷引起的其他关系。四、上诉人称该案件应当中止审理，移交有关机关，该理由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就算其已构成刑事案件，但是不能免除其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根据该规定的第二、三条均明确指出，即便形成刑事案件，也不能排出其对被害人或者对方行为人造成的损失的民事责任的免除。五、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借条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合法形式掩盖合法目的以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目的。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属适用法律是错误的，应该是适用该规定第二、三条，赵永刚系上诉人金宏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存在盗窃、盗用单位公章的情形。另外，上诉人提到的活期存款账户明细，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且能证明涉案的10笔款项均已经交付给赵永刚，赵永刚收到该笔款项，借贷关系成立。赵永刚作为金宏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属于公司行为。
被上诉人王文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金宏顺公司向王文艳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以及截至2014年9月3日按照合同约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逾期利息40.672万元；2、金色海岸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金宏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一、王文艳与第三人孙龙贵系夫妻关系。二、赵永刚于2012年11月21日至2017年2月20日在金宏顺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三、2017年3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刑终62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2刑初7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赵永刚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刑事判决书中对本案所涉160万元款项未有涉及。
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王文艳提交金宏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永刚于2013年8月21日出具的《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王文艳人民币现金壹佰陆拾万元整，用于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运转和交纳北京冶金机关服务中心年度任务款项。利息按照国家法定利息的四倍支付。（借款期限自2013.8.21至2014.8.21）。上述借条在赵永刚签名处盖有“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金宏顺公司质证称其从未收到原告交付的160万元借款，借贷关系并未生效。申请对该《借条》上的印章进行真伪鉴定。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接受一审法院鉴定委托后，采用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材料中盖有“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6枚印章以及原告提供材料中盖有“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4枚印章作为比对样本，于2017年10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结论为：检材落款时间2013.8.21《借条》上加盖的“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与提供的十枚样本同名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金宏顺公司质证认可该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及证明力，王文艳及第三人孙龙贵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该鉴定结论没有对10枚样本印文互相比对以确定样本印文的一致性，不能排除金宏顺公司使用多枚公章的可能性。且该鉴定意见书正文部分检材和样本的标识与附件比对表中的标识不一致，比对表不完整，不全面，无法全面反映送检印文的特征和差异。对于王文艳及第三人孙龙贵的质疑，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的回复函，载明：为了让当事人更直观的看清楚2013年盖印的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2008年至2015年期间的印面文字差异，我所鉴定人在意见书的附件中增加了部分印文字体放大图片，并标识了年份，而并非是《印文特征比对表》，所以也并不存在标识不统一、不规范问题。《印文特征比对表》的制作与检验始终贯穿于鉴定工作的全过程，大量的《印文特征比对表》与检验记录表仅存于本案鉴定档案中，所以并不存在鉴定意见书中《比对表》不完整，不全面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对鉴定材料的“检材”和“样本”进行了检验，认为“检材”和“样本”印文均清晰，完整，具备比对检验条件，并对鉴定过程中使用的鉴定方法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作出了明确的鉴定结论，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亦签名盖章。该鉴定意见书的内容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王文艳及第三人对该鉴定意见书提出诸多异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依法认定本案所涉《借条》上加盖的“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并非金宏顺公司依法备案的公章。
二、王文艳提交银行取现凭条10张，证明第三人孙龙贵于2013年7月23日取款两次，金额分别为15万元、30万元；于2013年7月25日取款三次，金额分别为10万元、25万元、15万元；于2013年7月28日取款两次，金额分别为10万元、10万元；于2013年7月29日取款两次，金额分别为20万元、10万元，于2013年8月1日提款20万元。赵永刚在2013年7月23日提取的金额为15万元的取款凭条上书写“收到现金壹拾万元整（借款）”，并签名及签署取款当天日期。另，赵永刚在其余9张取款凭条上均书写收到与取款金额一致的现金借款，并签名及签署取款当天日期。金宏顺公司质证认为以上取款凭条所显示的户名不是本案原告，该证据充其量只能证明赵永刚收到或者向第三人孙龙贵借款，和王文艳没有关联性。这十张取款凭条所显示的时间从2013年7月23日到2013年8月1日，而本案所涉《借条》书写的时间为2013年8月21日，在160万现金提取后二十天才出现《借条》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认为，孙龙贵与王文艳系夫妻关系，二人财产混同，孙龙贵明确表示从其帐户内提取的160万元款项出借的债权归属王文艳，故一审法院对于王文艳的原告诉讼主体地位予以确认。另，赵永刚均于孙龙贵取现当日在取款凭条上书写收条，于20天后将上述收条进行汇总，出具借条的行为并无不合常理之处。故对于金宏顺公司的上述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一审法院根据金宏顺公司的申请，依法调取了赵永刚在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的供述笔录，其中赵永刚供述称：我不认识王文艳，孙龙贵是银监会的副秘书长。孙龙贵说给我们办理贷款的时候，给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的领导送了160万，他每次都是从银行提现，每次都给我让我看看，让我知道他拿着现金送钱，请人吃饭，有两次请人吃饭我还跟着他去了。孙龙贵这个人很谨慎，从来不走银行转账。孙龙贵当着郑大光的面跟我说“大哥你没事儿这钱我就不要，但是你得给我写出来，一笔一笔写清楚”。我就给他写了。后来服务局把孙龙贵和郑大光的房价调上去之后，孙龙贵就拿着他给银行送的160万元的凭证来找我，问我要钱，服务局也答应给他这160万元。王文艳对于上述笔录质证认为赵永刚所称借款是为给金宏顺公司贷款向某银行领导送礼，系赵永刚为逃避罪责和金宏顺公司逃避债务的虚假陈述，没有证据证实。如其供述为真应构成行贿受贿罪，应有法院相关判决，但目前为止赵永刚的刑事判决书中未涉及该160万的行贿问题，故对该部分赵永刚的供述不应采信。金宏顺公司质证认为人民法院调取的赵永刚在侦查阶段所作笔录可以作为民事证据使用。赵永刚的证言可以证明以下事实：一、赵永刚不认识王文艳；二、金宏顺公司和赵永刚均未实际收到王文艳和孙龙贵1**万的借款，借条的产生及赵永刚在孙龙贵提供的现金银行凭条进行签证的行为系因为孙龙贵主张其支出160万元给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的领导送礼，送礼的目的是为了给赵永刚办理贷款，该笔钱是否如实足额支出、如何支出赵永刚均不了解。孙龙贵质证认为赵永刚供述孙龙贵系银监会的副秘书长，而中国银监会并没有设立秘书长职务，孙龙贵从未担任银监会的任何职务。赵永刚供述160万不是借款而是孙龙贵找银行领导办理贷款送给银行领导的钱，假设职务存在，任何银行行长也不敢收一个副部级领导的钱。赵永刚给孙龙贵虚拟职务，虚假供述。如果金宏顺公司主张160万借款是送礼的目的，应举证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赵永刚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与本案相关的供述，具有证人证言的性质。赵永刚称其在孙龙贵提供的现金银行凭条上签署收条及出具总借条的行为系因为孙龙贵要求其给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的领导送礼支出的160万元由金宏顺公司负担，该部分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通过对本案证据的审查，结合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一审法院确认事实如下：2013年7月23日至2013年8月1日，王文艳的丈夫孙龙贵先后十次从银行提取现金165万元，金宏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永刚认可收到其中的160万元现金，并注明收到款项系借款。2013年8月21日，赵永刚向王文艳出具《借条》一张，说明借款160万元的目的系“用于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运转和交纳北京冶金机关服务中心年度任务款项”，并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1日，利息按照国家法定利息的四倍支付。该借条上加盖“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经鉴定并非金宏顺公司依法备案的公章。
一审法院认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王文艳提交的十张取款凭条证明其具有出借160万元款项的能力，赵永刚在上述取款凭条上书写收条的行为证明实际收到取现的款项，其后书写的借条系对收到款项系借款的综合确认。赵永刚作为金宏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金宏顺公司行使职权，其在借条中，明确表示该款“用于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运转和交纳北京冶金机关服务中心年度任务款项”，王文艳及孙龙贵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赵永刚系代表金宏顺公司借款。因此，即使借条上加盖的金宏顺公司的公章系伪造甚至未加盖公章，金宏顺公司亦应对其法定代表人的代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王文艳与金宏顺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金宏顺公司应向王文艳偿还借款16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9月3日按照借条约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406720元。王文艳未提交证据证明金色海岸公司应对金宏顺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对于王文艳的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金色海岸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文艳偿还借款16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9月3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406720元；二、驳回王文艳对青岛金色海岸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200元，由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孙龙贵提交其农业银行尾号1612账号2013年7月1日至8月15日期间的交易明细，证明被上诉人王文艳提交的10份现金取款凭证的真实性。被上诉人王文艳对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交易明细的记录和孙龙贵提交的十张取款凭条可以相互印证。上诉人金宏顺对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在明细中，2013年7月25日显示存入50万元，7月26日存入50万元，7月27日存现29.7万元，有多笔存入，不能证明其将取现的款项均实际交付给了赵永刚，存在取现金后未交付直接存入银行的可能性，结合赵永刚的笔录，不应认定该提现款项已实际交付给赵永刚。
上诉人金宏顺公司主张，2013年10月15日赵永刚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王文艳汇款50万元。被上诉人王文艳认为，赵永刚支付给王文艳2015年10月15日的50万元是履行2013年4月15日的借款，借条原件在还款后给了赵永刚，因此提交借条复印件一份，借条复印件载明：“今借王文艳人民币现金50万元整，用于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使用。借款期限6个月至2013年10月15日还，利率按国家法定贷款利率四倍执行。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赵永刚2013.4.15。”孙龙贵称，该50万元是赵永刚个人向王文艳借款，并偿还的。从2008年陆续借的现金，这是借给个人的。上诉人金宏顺公司认为，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借条的内容与涉案的160万款项借款内容是吻合的，均写明用于上诉人公司经营使用，对于该份借条被上诉人主张是与赵永刚个人的借贷关系，该借条中也写明了上诉人公司的名称，因此，本案的160万借款也应当认定为个人借款。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50万借款交付的证据，同本案一样王文艳作为有经验的出借人，其160万借款中的每笔款项均提交了相应的取款凭条，因此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交证据证明该份借条中载明的50万已经实际交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还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购买了上诉人开发的金宏花园房屋，因此上诉人希望被上诉人陈述其房款支付的形式以及数额，因为存在购房款与借款混同的可能性。王文艳、孙龙贵称：购房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10月15日，购房款交了150万元现金，上诉人的两个会计同孙龙贵一起到华夏银行、中国银行东海路支行存的现金，2008年10月6日20万元、2008年10月7日10万元、2012年9月26日100万元、2013年8月5日20万元，上诉人的公司也给孙龙贵开具了收据。房屋已实际交付。
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到北京市天河监狱对赵永刚进行调查。赵永刚称：2013年8月21日的借条，可能是事后给孙龙贵补的借条，当时我有两个公司，一个是金宏顺公司，另一个是金色海岸公司。金色海岸公司在青岛开发区金沙滩征地建培训中心，当时地上有住房，让孙龙贵的哥哥帮忙清理。孙龙贵在我（金宏顺公司）台湾路买了套房，后来他又要一套，被我拒绝了。孙龙贵是借贷公司的经理，帮了我不少忙，从工商银行帮我贷了两笔款，他以借款的形式把房价降下来，就让我给他补个条，借条上的章是我盖的，当时想给他点补偿，但借款不是真实的。当时我陆续向孙龙贵借了一些钱，就是七、八十万元的现金，都算到房款里了，用于公司的周转使用。对于孙龙贵银行取款凭条上的签字，是后来中纪委查我时，孙龙贵拿过来让我补的。我借他的钱过十天、八天都还了。这些凭条和2013年8月21日的借条不是同一天签的，但前后差不了两天。关于2013年4月15日的50万元的借条，都已经还给他了，2013年10月15日转账50万元是还的这笔款，因当时我的个人账户在公司使用。孙龙贵买房款以财务收据为准，与借款无关。
上诉人质证称: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该份调查笔录可以看出，取款凭条及借条都是后补的，赵永刚多次陈述其并没有实际收取到该160万元，是因为第三人孙龙贵对其有较多帮助，以借款形式把房价降下来，给予其的补偿。也就是说，涉案的160万元借款关系并未实际发生。该笔录与之前一审法院调取的笔录内容基本一致。
孙龙贵质证称：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赵永刚陈述的内容有异议，赵永刚陈述不实。孙龙贵于2008年买的房子，而金色海岸公司在开发区的征地可能是在2012到2013年间，两件事没有联系，也没有帮忙的事。赵永刚认可是单位借钱，并用于公司周转使用，但是对于其称的借款金额我们不认可。赵永刚陈述的买房款以收据为准，买房款和借款没有关系这是事实。对于买房款的优惠及我给他帮忙都不存在。赵永刚在陈述中已经承认借条上的公章是其亲自加盖，这与借条所记载的内容及事实相符。另外借款以现金的方式发生的，赵永刚予以认可，这与实际借款的情形相符合。赵永刚陈述借款后十天八天后予以归还没有证据证实，不应当予以认定。赵永刚陈述的证明力较小，且与其之前的陈述有很多矛盾之处。本案的借据及借款凭条都是原始的书证，其证明力大于赵永刚个人的陈述，且赵永刚借条上记载的事实与我方所陈述的内容相符合，足以认定借款事实的发生。上诉人王文艳同意孙龙贵的质证意见。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本案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借贷关系的成立有两个要件，一是借贷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二是所借款项须实际交付。本案中，首先，本案借款双方是否存在借贷的合意，本院认为，通过一、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王文艳持有加盖上诉人公章的借条，且该借条上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赵永刚的签名。通过对赵永刚的调查，赵永刚确认该借条为其书写并加盖的公章，由此可见，该借条的形成是真实的。从借条的内容来看，借款用于上诉人金宏顺公司经营等使用，上诉人金宏顺公司为经营向被上诉人王文艳借款而出具借条，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其次，涉案款项是否交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文艳持有的银行取款凭条中均有赵永刚书写的“收到现金××元”及赵永刚的签字，且该取款凭条与孙龙贵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的的取款金额相一致，从该交易明细，看不出人为刻意制作银行流水的痕迹，可以认定赵永刚收到了相关款项。赵永刚所称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与借条和取款凭条记载的内容相矛盾。本院认为，赵永刚在经营管理金宏顺公司期间，因犯贪污、挪用公款犯罪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并处没有个人全部财产。赵永刚在检察机关的笔录中的供述和在本案中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其所作陈述应为证人证言的性质，内容上与其所签订的书证内容相矛盾，赵永刚在接受犯罪调查期间的供述和之后所作的陈述与其犯罪事实的构成存在利害关系，因此本院对其陈述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主张赵永刚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审理期间，上诉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报过案，公安机关未受理。检察机关在侦办赵永刚犯罪案件期间，也给一审法院去过函件，就此事实也进行调查过。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借贷事实系赵永刚的犯罪行为，上诉人主张本案中止审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借款发生时，赵永刚为上诉人金宏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上诉人订立与公司经营相关的合同，即使赵永刚借条上加盖的金宏顺公司的公章未经备案，金宏顺公司亦应对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王文艳及孙龙贵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赵永刚系代表金宏顺公司借款。因此，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采纳。
另外，赵永刚于2013年10月15日向上诉人王文艳汇款的50万元，系偿还2013年4月15日向王文艳的借款，赵永刚对此事实进行了确认，与本案双方争议的借款没有关联性。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54元，由上诉人青岛金宏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静
审判员 林伟光
审判员 刘昭阳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钟 霄
赵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