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民申77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1，男，193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现住北京市昌平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2，男，195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3，男，195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上述三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绵茂，海南德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铁强，北京市双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闻某，女，1969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4，男，1963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再审申请人王某1、王某2、王某3因与被申请人闻某、王某4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7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某1、王某2、王某3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提交1.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人事处出具的王某11990年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的工资表及王某1在北京农商银行的账户明细，证明1999年两套房屋的购房款均是王某1夫妇全款支付的，而且到1999年王某1账户仍有10多万元；2.王某1在北京农商银行北环支行大额存款凭证，证明王某1在2009年和闻某签订《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与事实不符，王某1当时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房屋；3.清单一张，证明闻某夫妇开打印社的资金是王某1资助的，有王某4签字确认；4.两张有董某签字的材料，证明董某有签字能力，但在《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收条》、《放弃售房收益证明》、《委托书》上都没有签字，捺的手印也不是她本人的；5.《物华天宝/弘一法师书法风格的分期及演变》及有王某1签名的其他材料，证明王某1在2000年9月10日给闻某签署的《收条》是不真实的。弘一法师与王某1没有任何关系，提交上述相关证据就是证明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写字风格是有变化的。（二）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法院关于“但由于资金不足，故甲方和乙方商量，让乙方出资40000元（大写：人民币四万元整）共同买下位于西环里28号楼2单元4室和同楼4单元4室两套楼房（当时乙方没有，从其母亲那拿的）。为确保以后家庭的和睦，经双方充分考虑、平等协商，就双方共同投资购买房产之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信守：一、甲乙双方共同投资，购买位于昌平区西环里28号楼2单元4室和同号楼的4单元4室楼房两套，此房为甲方单位的房改房。二、产权归属：（1）甲方享有共同所购房产的居住、使用权。而甲乙双方共同所购房产的产权归乙方所有。（2）甲方的其他子女均无权享有该房屋的继承和处分权。三、房屋产权证署名、办理、保管。因所购房产为甲方单位房改的房，所以房产证署名只能为甲方姓名（因甲方单位规定只允许内部职工购买，不允许转让给非单位人员）。所以由甲方办理相关手续并保管房产证，但由于此房为甲乙双方共同出资所购，所以双方特别约定，产权证上虽为甲方署名，但甲方只有居住和使用权，房屋产权由乙方依法享有。”的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关于“七、物业出卖及优先购买权行使。如甲乙双方共同决定出售所购房产，应依法进行并办理相关手续，所售房产收益甲方占30%，乙方占70%。”的认定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两处关于“另有一处指纹捺印未标记姓名”的认定是错误的，董某具有签字能力，并且该手印不是董某捺印的；4.一、二审法院依据《承诺书》作出判决是错误的；5.一审法院关于“对于《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一节，《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是否经董某捺印确认，根据《指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可确定该《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上包括落款处的3处未标记姓名的指印与2005年7月18日委托书中委托人签名或手印处指印是同一手指所留。”的认定是错误的。《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存在重大瑕疵，不符合常理，不应当被法院采信。假设《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为真时，也不导致诉争房屋为“共同出资所购”的法律后果；6.一审法院关于“从《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王某1、董某与闻某签订该《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系基于甲乙双方系家庭成员，存在着特殊的身份关系，故该《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系家庭成员内部就房屋的出资、产权归属、出售房产收益等达成了相关约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董某去世后，其继承人应继续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现闻某要求按照《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的约定办理2单元4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将房屋过户至闻某名下，法院应予支持。”的认定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关于“关于争议焦点二，从王某1、董某与闻某签订《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王某1、董某与闻某签订该《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系基于甲乙双方系家庭成员，存在着特殊的身份关系，故该《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系家庭成员内部就房屋的出资、产权归属、出售房产收益等达成了相关约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约定房屋产权归闻某所有。董某去世后，其继承人应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现闻某要求按照《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的约定办理2单元4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将房屋过户至闻某名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考虑到2单元4号房屋系闻某与王某4婚后取得，应属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将房屋判归闻某、王某4共同共有，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王某1、王某2、王某3上诉称《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收条》均系闻某伪造、闻某不具有2单元4号房屋购房资格而导致《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无效之主张，缺乏证据和法律支持，本院不予采纳。”的认定是错误的。一、二审法院关于《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系家庭成员内部就房屋的出资、产权的归属、出售房产收益等达成的相关约定的认定有悖于事实和法律；7.一审法院关于“再次，对于闻某要求赔偿房屋租金一节，因《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已约定王某1享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且并未约定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期限，故闻某主张因其未能使用2单元4号房屋导致租金损失，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的认定是错误的，实际上王某1已经没有居住使用权，门锁已经被闻某更换；8.二审法院关于“由王某1、董某与闻某签订《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约定2单元4号房屋的出资、产权归属、出售房产收益，现闻某依据《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以及其他相关证据要求将2单元4号房屋产权过户至自己名下，王某1、王某2、王某3不认可闻某该主张，双方纠纷由此产生，虽本案诉争房屋系闻某与王某1、董某共同生活过程中以协议的方式进行约定分配，但是从所涉当事人和案件性质来看，本案认定为婚姻家庭纠纷并无不妥。王某1、王某2、王某3上诉称本案应系合同纠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的认定是错误的。（三）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收条》、《放弃售房收益证明》、《委托书》是伪造的；2.董某所捺手印是伪造的。（四）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王某1、王某2、王某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某1、王某2、王某3再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王某1、董某与闻某系家庭成员，存在着特殊的身份关系，双方签订的《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系家庭成员之间就购房出资、房屋产权归属、出售房产收益分配等内容进行的约定。一、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认定《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并无不当。由于《共同出资购房产协议书》约定房屋产权归闻某所有，故董某去世后，其继承人应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一、二审法院据此对闻某要求王某1、王某2、王某3配合将诉争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亦无不当。同时，鉴于诉争房屋系闻某与王某4婚后取得，故一、二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将诉争房屋判归闻某、王某4共同共有亦无不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某1、王某2、王某3未就其关于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主张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上述主张均不予采信。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某1、王某2、王某3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于 洋
审判员 张雅政
审判员 王 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高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