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畴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云2623行初4号 原告：梁藐丹（曾用名：梁啟娥），女，1961年5月11日出生，壮族，居民，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原告：梁啟超，女，1966年9月2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云南省西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伟，云南和律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云南省西畴县西洒镇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黄明勇，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熙，云南华汇（文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男，西畴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农经站职工，特别授权。 第三人：张国翠，女，196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西畴县。 原告梁藐丹、梁啟超不服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登记一案，于2017年3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2017）云2623行初4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梁藐丹、梁啟超的起诉。原告梁藐丹、梁啟超不服裁定，上诉至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云26行终52号行政裁定，撤销西畴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3行初4号行政裁定，由西畴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张国翠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藐丹、梁啟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伟，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熙、周伟，第三人张国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于2007年颁发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XXXXXX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第三人张国翠。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二条规定，将西畴县兴街镇兴街村民委员会河对门村民小组总坝田水田0.55亩、新大桥水田0.2亩、河对门水田1.05亩的承包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张国翠的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XXXXXX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 原告梁藐丹、梁啟超诉称，1981年1月1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梁友寿为户主承包经营河对门村田地，每人分到田0.63亩，承包人口共6人，分别为：梁友寿、代菊芬（代伦芬）、梁藐丹、梁啟林、梁啟超、梁啟才。两原告相继出嫁后，在嫁入地未调整分配到承包田地，河对门村也没有收回两原告的承包田地。1986年，第三人张国翠与梁啟林结婚，河对门村也没有分配给第三人张国翠承包田地。1990年，梁啟林、梁啟才分家，梁友寿、代菊芬承包的田地由梁啟才户承包经营，两原告承包的田地由梁啟林户承包经营。1998年，梁啟林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死亡。1999年1月1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梁友寿、代菊芬承包的田地仍由梁啟才户承包经营，两原告的承包田地由第三人张国翠户承包经营，由第三人张国翠耕种管理。2016年7月，两原告多次找到第三人张国翠协商要求经营属于自己的承包田地份额，遭到拒绝。两原告在向村小组、村委会、兴街镇政府反映问题时，获知第三人张国翠在2007年被告向其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未填写两原告的姓名，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只有第三人张国翠1人的姓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没有日期。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复查，就向第三人张国翠核准颁发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XXXXXX1号证书，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张国翠的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XXXXXX1号证书，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梁藐丹、梁啟超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梁友寿户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1981年1月1日梁友寿户6人即梁友寿、代菊芬（代伦芬）、梁啟才、梁啟林、梁藐丹、梁啟超承包河对门村3.62亩田地。 2、张国翠（梁啟林）、梁啟才户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各一份，证明第三人张国翠（梁啟林）、梁啟才分别承包梁友寿户所承包的田地。 3、张国翠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一份，证明第三人张国翠2007年6月30日向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4、张国翠、梁啟才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各一份，证明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张国翠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该证上没有颁发的日期；第三人张国翠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无原告的姓名，无颁证日期，梁啟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代伦芬、梁友寿姓名和日期。 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梁藐丹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中，原告必须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本集体成员，但是原告梁藐丹并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集体成员。非本集体成员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纠纷属于原告主体不适格。若将土地向集体成员以外的主体进行发包的，需经过本集体中2/3以上的村民同意，但是本案中并不存在该程序。原告梁藐丹户口在2015年8月27日已经依法迁至昆明市盘龙区，现已经不再是本集体成员，所以原告梁藐丹在本案中属于不适格的诉讼主体。二、原告梁啟超已经在现户中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再向原户中再主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梁啟超与曾汉斗结婚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取得了集体所发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嫁入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在原户中再次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可由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法定期限。起诉期限由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行为作出的一定时间内进行。这个时间限制就是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起诉期限”。如当事人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四、原告并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的土地就是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第三人与梁啟林结婚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梁啟林已故，第三人作为户主完全可以以家庭的方式对土地继续进行承包经营，政府对第三人承包经营的土地进行颁证的行为不存在侵权，因为原告并不能证明该土地的原承包经营权人就是两原告。综上，被告在本案中不存在以颁证的方式对原告的合法权益进行侵权，并且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原告梁啟超已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梁藐丹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适格的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张国翠户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第三人张国翠合法持有土地承包合同书的事实。 2、张国翠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一份，证明第三人张国翠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颁证的事实。 3、张国翠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一份，证明第三人张国翠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内容合法的事实。 4、西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西政办发【2007】29号文件一份，证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 5、梁啟才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登记簿各一份，证明梁啟才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共有人是梁啟才和代伦芬，没有梁友寿的名字。 第三人张国翠述称，我是1986年嫁给梁啟林的。1990年梁啟林与梁啟才两弟兄分家，梁啟林、梁啟才各分得总坝的田五分五，河对门各分得一亩零五厘，新大桥各分得两分，谢家田梁啟才、梁啟林各分得一分五厘，但后来被征用，征用的资金全部被梁啟才个人使用了。另外的承包地都是两弟兄平均分了栽种。当时两原告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直到今年才来起诉。两个老人的赡养是两弟兄共同负责的，父亲梁友寿已经去世，母亲代菊芬还健在，现在和梁啟才一起生活。梁啟林、梁啟才分家时，田地是全部统一分成两份的，并不是原告说的两原告的田地由梁啟林承包经营。2016年7月两原告找我协商承包田地的事，我告诉他们当时分田地的时候你们不主张权利，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征用的征用，我不同意给。其他的我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张国翠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张国翠户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第三人张国翠经过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合法颁证。 2、张国翠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明第三人张国翠经过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合法颁证。 经庭审质证，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梁藐丹、梁啟超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观点，认为土地承包合同书仅注明6人但没有注明是哪6个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观点，认为土地来源并没有注明是梁啟林、梁啟才分别承包梁友寿的承包土地。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中第三人张国翠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观点；对梁啟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和登记簿上的共有人不一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及登记簿上共有人只有梁啟才和代伦芬而没有梁友寿，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是“梁有寿”，而实际是“梁友寿”，两个名字不一致，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第三人张国翠对原告梁藐丹、梁啟超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一致。 原告梁藐丹、梁啟超对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也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被告主张的证明内容及观点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5中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申请书的日期是2007年6月30日，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证日期是2007年6月29日；对登记簿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日期也是2007年6月30日，对证明目的和内容不予认可。第三人张国翠对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2、3、4、5均无异议。 原告梁藐丹、梁啟超对第三人张国翠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承包户人口的3人并没有写原告梁啟超、梁藐丹的名字。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了原告提交的证据4的证明观点。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张国翠提交的证据1、2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梁藐丹、梁啟超提交的证据1、2、3、4，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2、3、4、5，第三人张国翠提交的证据1、2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明梁啟才户和原告梁藐丹、梁啟超、第三人张国翠户的承包土地情况及颁证情况，本院均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1981年1月1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梁友寿户承包经营西畴县兴街镇河对门村土地，承包人口共6人，分别为：梁友寿、代菊芬（女）、梁啟林、梁啟才、梁藐丹（女）、梁啟超（女）。梁友寿、代菊芬系梁啟林、梁啟才、梁藐丹、梁啟超父母。梁友寿于1987年去世，代菊芬现与梁啟才共同生活。原告梁藐丹于1985年出嫁，2015年户口迁至昆明市。原告梁啟超于1987年与本村（河对门村）村民曾汉斗结婚。梁啟林于1986年与第三人张国翠结婚，后梁啟林于1998年去世。1990年，梁啟林、梁啟才弟兄分家，承包地由二人平均耕种。1999年1月1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第三人张国翠户承包人口为3人，梁啟才户承包人口为3人。2007年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张国翠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XXXXXX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第三人张国翠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张国翠1人，与该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一致；颁发给梁啟才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XXXXXX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梁啟才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梁啟才、代伦芬、梁有寿3人，该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共有人为梁啟才、代伦芬2人。2016年7月，原告梁藐丹、梁啟超与第三人张国翠协商承包土地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梁藐丹、梁啟超以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侵害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撤销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张国翠的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XXXXXX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内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应一致。”本案原告梁藐丹、梁啟超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即以梁友寿为户主承包时享有承包土地份额。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梁啟才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承包人口为3人，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共有人为梁啟才、代伦芬、梁有寿3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共有人为梁啟才、代伦芬2人；第三人张国翠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承包人口为3人，但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张国翠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仅登记第三人张国翠1人的名字。对此，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原告的承包土地份额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前（时）已被发包方收回或两原告存在不符合享有承包土地的情形，故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张国翠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原告要求撤销该证的诉讼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张国翠的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XXXXXX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畴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余德明 审判员  龙德兴 审判员  邓桂园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邓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