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91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矫良羲，男，198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任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矫良臣（矫良羲之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杨，女，1986年9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士龙，北京兴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矫良羲因与被上诉人刘志杨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3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矫良羲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刘志杨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我从未与刘志杨有过接触，双方及各自所在的公司亦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合同往来、账务往来、业务往来，刘志杨所述的口头合同关系与交寄邮件的事情系捏造，我对此并不知情；本案事发当天，我系受案外人李某邀请，共同前往刘志杨公司谈事，期间李某提前离开，我被作为人质扣留，遭受刘志杨黑恶势力人身安全威胁，被胁迫下签订了本案中并不属实的两张还款承诺书，事后，我一直在与李某协商沟通，试图解决该问题，故延误了报警时间；一审审理期间我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庭，委托我哥哥矫军伟代为出庭，但由于我和矫军伟的户籍问题，未能出具亲兄弟证明，一审法院最终缺席裁判。
刘志杨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矫良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我和矫良羲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不然矫良羲不会主动到我处协商解决纠纷并出具欠条；欠条系双方协商后，矫良羲自愿书写，不存在胁迫的事实；一审法院合法传唤矫良羲到庭应诉，矫良羲委托其兄代为参加诉讼，但未能在合理期限内补齐手续，后来一审法院再次组织开庭，矫良羲依然未能补齐手续，一审法院缺席审判符合法定程序要求。
刘志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矫良羲给付我邮递费1000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矫良羲赔偿我货物损失180000元；3.请求法院判令矫良羲以28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支付违约金，2017年10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诉讼费用由矫良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志杨向法院提交了2份还款承诺书，内容分别为：本人矫良羲欠刘志杨现金3万元。以本承诺书作为欠债依据，我本人承诺于2017年11月30日前还清上述货款，逾期未还，除给付同期银行4倍货款利息外，我本人同意按日以未付款项20%向刘志杨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如有争议刘志杨可向本承诺书签订地大兴区法院起诉。承诺人矫良羲，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签订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北西路13号；本人矫良羲欠刘志杨货款10万元，货物损失款15万元，合计总金额25万元，之前单据作废，以本承诺书作为欠债依据，我本人承诺于2017年10月27日前还清上述货款，逾期未还，除给付同期银行4倍货款利息外，我本人同意按日以未付款项20%向刘志杨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为止。如有争议刘志杨可向本承诺书签订地大兴区法院起诉。承诺人矫良羲，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26日，签订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北西路13号。对上述证据，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矫良羲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本案中，刘志杨与矫良羲之间存在口头邮寄服务合同，双方已于2017年10月26日解除了口头合同，并明确约定了矫良羲应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的数额，法院不持异议。就刘志杨所主张的违约金，双方在还款承诺书中已做约定，但约定数额过高，法院酌降至按照年息24%计算，自相应还款期届满次日起算。综上，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缺席判决：一、矫良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志杨邮寄费10万元、赔偿刘志杨货物损失18万元；二、矫良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志杨违约金（以3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按照年息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8日按照年息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刘志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矫良羲本人到庭，并委托其兄矫良臣作为诉讼代理人一并参加诉讼。矫良羲认可刘志杨于一审期间提交的两份还款承诺书均为其本人签字，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同时，矫良羲提出该两份还款承诺书系在受刘志杨胁迫下签署，并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到庭后陈述：刘志杨将涉案的印刷品邮寄业务交由其承运，李某又将该业务转给矫良臣承运，矫良臣找到天津邮局具体承运该业务；后刘志杨称该部分印刷品发生丢失，李某便找到矫良臣欲共同前往刘志杨处解决该纠纷，矫良臣让矫良羲陪同李某前往刘志杨处；当时刘志杨及其爱人均在场，后李某称双方在交谈过程中，发生争吵，李某中途离开，其离开时，屋内有四个人，离开后见矫良羲未出来，便致电矫良羲，矫良羲称刘志杨不让其离开，后李某挂断电话；大约五、六分钟后矫良羲致电李某，称刘志杨要求其出具欠条，李某向矫良羲表示可以报警，不能打欠条，后挂断电话；大约十分钟左右，矫良羲从刘志杨处离开，李某向矫良羲询问最终事情如何处理的，矫良羲表示出具了欠条，并说明了数额，李某表示凭什么打欠条，具体数额记不清楚了；对于矫良羲与矫良臣的关系问题，李某表示二人为兄弟，至于二人之间的工作关系，李某并不清楚，李某称开始的业务找的都是矫良臣，后矫良臣均让其找矫良羲；本案涉案的印刷品邮寄业务所产生的邮递费，刘志杨已经全额支付给了李某，货品丢失的事情发生后，李某向刘志杨表示将邮费退还给刘志杨，刘志杨不同意；至于涉案印刷品邮寄业务的货品价值，李某表示不清楚。
对于李某的上述证言，双方质证称：矫良羲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矫良臣对证言的真实性认可；刘志杨对真实性部分认可，称对于李某收取刘志杨所支付的邮寄费、拉走货物及邮寄货物的过程认可，后期货品丢失后李某的陈述系推卸责任，亦不能证明矫良羲出具还款承诺书受到胁迫的事实。
另刘志杨提供矫良羲签署还款承诺书当天的视频录像一份，证明矫良羲签署承诺书时并不存在胁迫的事实，系双方协商的结果，且视频中矫良羲亦认可邮局已经向其进行了赔付，且矫良羲当时承诺第二天即将25万元支付给刘志杨。矫良羲对该证据质证称确系签署承诺书当时的录像，真实性认可，但该录像并不完整，称当时自己准备离开，刘志杨用言语威胁其不允许其离开，并且叫了一个王姓的人过来，说不打欠条不允许其离开，没有肢体上的强制措施，只是语言上的胁迫。
经询，刘志杨、矫良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矫良臣各自称其职业均系从事快递邮寄业务。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志杨持有矫良羲签字确认的还款承诺书两份，要求矫良羲按照承诺内容支付相应款项，矫良羲认可两份还款承诺书上的签字为其本人书写，但称系在刘志杨胁迫下签署，对于受胁迫的事实矫良羲应当承担举证义务。但除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外，矫良羲未能就胁迫一事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矫良羲所述其受到胁迫之时，李某并不在场；且该事件发生后，矫良羲既未向公安机关报案采取行政或者刑事救济手段，亦未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因胁迫而撤销该承诺书的民事诉讼；从刘志杨提供的现场录像看，亦尚难认定该还款承诺书的出具系在足以违背矫良羲个人主观意志的状态下签署；故，矫良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其签字确认的还款承诺书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一审法院判令矫良羲向刘志杨支付该部分费用，并无不妥。对于承诺书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一审法院予以酌定，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不持异议。
综上所述，矫良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矫良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慧慧
审判员 白 松
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刘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