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3民终16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城市天地广场Ⅰ，Ⅲ区6002-6018室。
负责人：张端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炜，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友丽，女，198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山，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菁，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志标，男，197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钟友丽、原审第三人高志标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3民初1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被上诉人钟友丽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范围内不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232000元，以及在车辆损失险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7540元”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审应当予以改判，并认定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范围内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商业第三者险和车辆损失险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第5页事实已查明：第三人高志标在事发时，通过手机滴滴软件从惠州接到三位乘客，在回深圳的路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因被上诉人钟友丽为其名下车辆在向上诉人投保时，行驶证显示车辆用途是非营运，因此，上诉人就按照非营运车辆的费率标准向被上诉人收取了保险费，并在出具给被上诉人的保险单上注明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车。而在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通过滴滴软件搭载乘客，已经将投保时车辆的非营运使用性质改变成了营运性质，从而导致了被保险机动车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虽然，原审经笔迹鉴定，《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钟友丽”手书签名笔迹并非被上诉人钟友丽本人书写。但也仅能否定该证据的效力。关于上诉人是否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免责条款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被保险人作出明确说明的问题，即使原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生效，根据法律规定优先于合同条款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钟友丽辩称，1、涉案车辆不是真正的营运性质车辆，涉案车辆注册为滴滴顺风车，接单量极少，更多体现的是节能共享的精神和理念，并非以营利为目的的营运。2、涉案车辆注册为顺风车并没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3、本次事故的发生与搭载顺风车乘客没有因果关系，根据交警认定，高志标承担事故责任唯一原因是超速行驶。综上，上诉人主张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免责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高志标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钟友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210000元，在车损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7540元，合计32754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13日，原告钟友丽为自有的粤Ｂ×××××号小型轿车在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11月15日0时至2017年11月14日24时。原告钟友丽与第三人高志标系夫妻关系。2017年4月4日19时20分，高志标驾驶钟友丽所有的粤Ｂ×××××号小型轿车由惠阳区永湖往镇隆方向行驶，途经惠阳区永湖S357线16km+900m处时碰撞坐在地上的二轮自行车驾驶人田兆良及倒在道路的自行车，曾财良驾驶粤Ｙ×××××号小型轿车再次碾压二轮自行车驾驶人田兆良，造成田兆良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7年5月11日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一、对于第一次交通事故，高志标负事故主要责任，田兆良负次要责任；二、对于第二次交通事故，曾财良负事故全部责任，田兆良、高志标不负事故责任。经交警大队主持调解，高志标已向田兆良家属赔付320000元，另原告还花费了维修费5600元、施救费1940元，合计327540元，此款应由被告承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4日19时20分许，高志标驾驶粤Ｂ×××××号小型轿车由惠阳区永湖往镇隆方向行驶，途经惠州市惠阳区永湖S357线16km+900m处时碰撞坐在地上的自行车驾驶人田兆良及倒在道路的自行车；曾财良驾驶粤Ｙ×××××号小型轿车再次碾压田兆良，造成田兆良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此事故经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作出XX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对于高志标驾驶粤Ｂ×××××号小型轿车碰刮或碾压坐卧在车行道的骑自行车人田兆良和倒在路面上的自行车的交通事故，认定高志标负事故主要责任，田兆良负次要责任；二、对于曾财良驾驶粤Ｙ×××××号小型轿车碰刮或碾压田兆良的交通事故，认定曾财良负事故全部责任，田兆良、高志标不负事故责任。经查交警档案，高志标在事发时，通过手机滴滴软件从惠州接到三位乘客，在回深圳的路途中发生交通事故。2017年5月18日，经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主持调解，曾财良、高志标及田兆良的家属等三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签订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约定如下：1.高志标一次性赔偿田兆良家属320000元作为死者田兆良的死亡赔偿费、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参加处理交通事故人员交通费、误工费等与事故相关的一切赔偿费用；2.曾财良一次性赔偿田兆良家属480000元作为死者田兆良的死亡赔偿费、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参加处理交通事故人员交通费、误工费等与事故相关的一切赔偿费用；3.粤Ｂ×××××号小型轿车和粤Ｙ×××××号小型轿车的拖车费、停车费、修理费由高志标和曾财良双方各自承担；4.协议经三方签名后即生效，三方互不再追究此次事故中的经济和刑事责任。当日，高志标向田兆良家属赔付了320000元。另外，事故发生后，原告支付了粤Ｂ×××××号小型轿车道路交通拯救费1940元及车辆维修费5600元。第三人高志标是原告钟友丽的丈夫。另查明，受害人田兆良于1966年5月27日出生，属于农村居民，其土地已经被征用，财政部门于2014年1月开始为田兆良交纳了被征地养老保险。原告钟友丽为其自己所有的粤Ｂ×××××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机动车损失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附加不计免赔等险种，其中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1028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11月14日。庭审时，被告提交一份《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其中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九条第（五）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示范条款中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约定：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共29页，末页的落款处为投保人签章，但投保人签章处的内容为空白，被告另提交一页《投保人声明》，《投保人声明》的最后一段内容为“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落款投保人签章处手书“钟友丽”的名字，日期为2016年11月14日。庭审时，原告称保险人在承保时并没有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向被保险人尽到明示和告知义务，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没有约束力；原告称从未见过《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直至庭审当天才收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且该说明书没有原告的签名；原告称《投保人声明》中的签名并不是钟友丽所签，并申请对“钟友丽”手书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根据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14日的《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钟友丽”手书签名与钟友丽本人样本签名书写习惯本质不同，不是同一人书写。原告支付文书鉴定费4000元。另外，2017年7月19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申请本院指定鉴定机构对涉案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田兆良的死亡结果与高志标驾驶的粤Ｂ×××××号小型轿车、曾财良驾驶的粤Ｙ×××××号小型轿车的碰撞进行因果关系参与度鉴定。2017年7月28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申请撤回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被告向原告收取保费，向原告出具保单，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被告应否在商业险中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如何确定受害人一方的损失数额；三是如何划分赔偿责任比例，以及被告应承担多少赔偿数额。关于被告应否在商业险中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粤Ｂ×××××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并在签订合同时就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告知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但是，《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钟友丽”手书签名经笔迹鉴定，并非钟友丽本人书写。被告未能提供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免责条款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钟友丽作出明确说明的证据，故该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人寿保险公司应在商业险中对钟友丽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受害人一方的损失数额。受害人田兆良因交通事故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其损失一般应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家属参加处理交通事故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对于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依法核实如下：1.死亡赔偿金：田兆良虽然属于农村居民，但其属于被征地农民，根据养老保险个人帐单对帐单记录，财政部门于2014年1月开始为田兆良缴纳被征地养老保险，因此，死亡赔偿金可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4757.20元/年计算二十年，即695144元；2.丧葬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即36329.5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损害后果、过错程度、被告的赔偿能力及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可酌情支持80000元；4.家属参加处理交通事故的交通费和误工费：根据处理交通事故的客观需要，可酌情支持3000元。以上合计814473.50元。第三人高志标、案外人曾财良及受害人家属三方在交警调解时，约定受害人的损失为800000元，未超出法定标准，一审法院按其三方协商的数额800000元予以认定。关于如何划分赔偿责任比例问题。本案交通事故系高志标驾驶粤Ｂ×××××号小型轿车碰撞坐卧在车行道的骑自行车人田兆良后，曾财良驾驶粤Ｙ×××××号小型轿车再次碾压田兆良，造成田兆良当场死亡。因为两次碰撞的时间间隔非常短，无法区分每次碰撞对田兆良死亡后果的参与度，因此，从公平保护当事人权益出发，一审法院酌定两次碰撞事故中，每次碰撞各承担50%的责任。第一次碰撞中，高志标负事故主要责任，田兆良负事故次要责任，而田兆良驾驶的是非机动车，因此高志标应承担受害人一方损失40%的赔偿责任。关于被告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对于受害人田兆良一方的损失800000元，应由承保粤Ｂ×××××号小型轿车及粤Ｙ×××××号小型轿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各自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之和220000元中承担赔偿责任后，不足部分580000元，由高志标承担40%即232000元，该款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承担。另外，对于原告支付的粤Ｂ×××××号小型轿车施救费1940元和维修费5600元共计7540元，属于粤Ｂ×××××号小型轿车投保的车辆损失保险责任限额承担赔偿的范围，应由被告承担。综上，被告应承担赔偿的款项共计349540元（交强险11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32000元+车辆损失险7540元）。原告诉求327540元，未超出法定标准，一审法院按其诉求的金额予以支持。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应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钟友丽支付保险理赔金3275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07元、司法鉴定费4000元，共计710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改变投保车辆使用性质从事滴滴营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虽本案被上诉人确有使用该涉案车辆从事滴滴营运的行为，并在从事滴滴营运过程中发生涉案交通事故，但上诉人并不因此而免除赔偿责任。理由是：1、本案中，《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钟友丽”的手写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且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送达保险示范条款，故没有证据能证实上诉人就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在被上诉人投保时向其作出解释，以使被上诉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2、保险单第4条虽写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与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但该条款并未写明如被保车辆出现该条款规定的情形，上诉人将免责。且该条款并未以黑体字的形式予以显著标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因上诉人并未将属于保险公司免责情形的条款告知被上诉人，故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赔付义务。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7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耀辉
审 判 员 沈 巍
审 判 员 刘艳妹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兵勤
书 记 员 叶婷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