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刑终字第80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黄晔。
辩护人李媚，上海市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邵某某。
辩护人陆祺、周绪峰，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晔、邵某某犯受贿罪一案，于2014年12月23日作出（2014）静刑初字第528号刑事判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黄晔主体身份错误，导致对两名被告人认定罪名不正确，量刑畸轻，提出抗诉。本院于2015年1月1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杨某某、代理检察员蒋某某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黄晔及辩护人李媚，原审被告人邵某某及辩护人陆祺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建议延期审理，本院予以同意，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据工商档案机读、登记材料、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职务证明、干部任免审批表、任免通知、经办岗位员工聘用表、聘任通知等书证；证人林某某、黄某某、施某某、沈某某等人的证言、借款申请书、中国建设银行速贷通业务申报书、授信申报书、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贷款转存凭证、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书以及被告人黄晔、邵某某的供述、中共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静安支行纪委）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判决认定：2005年至2011年，被告人黄晔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行长及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经理，被告人邵某某先后担任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客户经理。期间，被告人黄晔、邵某某在办理信贷业务过程中共同接受请托，利用受理、审核信贷申请的职务便利，为林某某、黄某某及其所经营的公司谋取利益，并多次收受林某某、黄某某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26.2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中黄晔个人实际收受财物共计14.4万元，邵某某个人实际收受财物共计11.8万元。此外，被告人黄晔在2007年至2011年期间，利用上述审核信贷申请的职务便利，为施某某、沈某某及其所经营的公司谋取利益，并收受施某某、沈某某给予的财物共计3.5万元。案发后，黄晔具有自首情节。在审理过程中，黄晔退出赃款17.9万元，邵某某退出赃款11.8万元。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晔担任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行长及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经理，均由中共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静安支行党委）研究决定聘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1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这里的“组织”，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之外，主要是指上级或本级国有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党政联席会。而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本身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分支机构，并非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其委派到下属分支机构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从有利于被告人考虑，宜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为妥。被告人邵某某从部队复员后至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工作，长期从事信贷业务，担任客户经理，其从事的并非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工作，系非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两名被告人均不属于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在国有控股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求。对于他们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论处。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黄晔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黄晔具有自首情节，退赔全部赃款，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邵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犯罪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退赔全部赃款，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黄晔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判处邵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黄晔退缴的赃款17.9万元和邵某某退缴的赃款11.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黄晔主体身份错误，导致对黄晔、邵某某认定罪名不正确，量刑畸轻，向我院提出抗诉。主要理由如下：1.建设银行属于国家出资企业，其下属的分支机构虽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性质仍为国家出资企业。2.根据《两高意见》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具有委派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国家出资企业分支机构的党委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职责，亦具有委派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因此，静安支行党委作为国家出资企业的分支机构，具有委派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3.被告人黄晔经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党委研究决定，在其业务四部以及下辖的上海新闸路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符合《两高意见》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认定黄晔为国家工作人员。黄晔单独及伙同邵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应以受贿罪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4.黄晔伙同邵某某共同受贿26.2万元，还单独受贿3.5万元，原判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黄晔、邵某某定罪量刑，导致对两人的量刑畸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之规定，提出抗诉。
二审期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我院提交了证人葛某某于2015年4月10日所作的证言以及相关静安支行党委讨论记录，并认为黄晔的身份系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黄晔、邵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原判定性错误，导致对两名被告人量刑畸轻，请我院依法纠正。
原审被告人黄晔、邵某某认为原判正确，请求我院驳回抗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黄晔的辩护人向我院提交了建设银行静安支行出具的《关于黄晔任职情况说明》和证人葛某某于2015年3月30日所作的证言。原审被告人黄晔、邵某某的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黄晔、邵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请求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1.黄晔、邵某某均系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系拟制规定，即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一般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两高意见》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仅适用于一般主体，不适用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特别规定优于普通规定，对于两名原审被告人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检察机关认为国家出资企业的分支机构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具有委派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是对《两高意见》第六条第二款作了不当的扩大解释，违背了法律条文的精神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3.对于黄晔的职务聘任文件均为建设银行静安支行行政发文，不是党委发文，黄晔的职务不是由党委任命的，黄晔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4.黄晔具有自首情节，邵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两人尽管收受了钱财，但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经手的贷款全部如期收回，并退缴了全部赃款，认罪悔罪态度好，原判对两人减轻处罚并判处缓刑，于法不悖，应予维持。
二审经审理查明：
（一）原审被告人黄晔、邵某某的主体身份及工作职责
中国建设银行原系国有企业，于2004年进行股份制改革，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原审被告人黄晔1995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第三支行工作，1997年进入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工作。2003年经静安支行党委研究决定，并报经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审核，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同意，聘任黄晔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下辖的上海市新闸路支行行长。2009年经静安支行党委研究决定，报经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审批同意，聘任黄晔担任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下辖的上海东海广场支行行长，同时免去其上海新闸路支行行长职务。2011年经静安支行党委研究决定，报经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审批同意，聘任黄晔担任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经理，同时免去其上海东海广场支行行长职务。
黄晔担任上海新闸路支行行长、上海东海广场支行行长期间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上海新闸路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各项经营目标的完成，审核客户经理上报的各类业务材料，指导客户经理开展业务工作，对本部门的风险和内控管理进行指导、检查等。黄晔担任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经理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部门内部管理，对客户经理推荐的贷款客户进行查实，对客户经理推荐的贷款资料、客户评价报告、申报书、客户授信额度进行审查，对客户经理的信贷业务经营和操作进行监管，并协助客户经理做好不良贷款的清理、控制及催收等。
原审被告人邵某某从部队复员后于1993年进入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工作，2003年9月经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行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并报经上海市分行审核同意被聘任为一级业务员。2003年9月至2010年1月，担任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客户经理，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担任建设银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客户经理，2011年6月担任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客户经理。
邵某某担任客户经理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起草或拟定客户的信贷业务申报书、客户评价报告、项目评估报告等材料，加强和完善贷中、贷后管理机制，完成贷后检查、记录、收贷收息、风险情况报告等。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二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静安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的档案机读材料，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的营业执照等证据证实，中国建设银行原系国有企业，2004年股份制改革后，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静安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上海新闸路支行均为建设银行的分支机构。
2.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出具的《黄晔职务证明》、黄晔《干部任免审批表》、建沪静安（2003）57号《关于黄晔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建沪静安（2009）95号《关于黄晔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建沪静安（2011）36号《关于黄晔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相关静安支行党委讨论记录以及证人葛某某（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综合管理部经理）的证言等证据证实黄晔的任职情况及相关职务职责。
3.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出具的《邵某某职务证明》、邵某某《应征公民入伍登记表》、邵某某《义务兵退出现役登记表》、邵某某《职工简历表》、建沪静安（2003）73号《关于聘任戴金声等同志经办岗位职务的通知》等证据证实邵某某的任职情况及相关职务职责。
（二）原审被告人黄晔、邵某某受贿事实
2005年至2011年，原审被告人黄晔先后担任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行长及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经理，原审被告人邵某某先后担任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客户经理期间，两人在办理信贷业务过程中接受请托，利用受理、审核信贷申请的职务便利，为林某某经营的上海宝投物资有限公司等，为黄某某经营的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宝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在申请贷款方面谋取利益，并多次收受林某某、黄某某给予的财物共计26.2万元，其中黄晔个人实际收受财物共计14.4万元，邵某某个人实际收受财物共计11.8万元。
此外，原审被告人黄晔在2007年至2011年，利用上述审核信贷申请的职务便利，为施某某经营的上海常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沈某某经营的上海金蒲实业有限公司在申请贷款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施某某、沈某某给予的财物共计3.5万元。
2014年7月24日，黄晔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受贿犯罪事实。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黄晔退出赃款17.9万元，邵某某退出赃款11.8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二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林某某、黄某某、施某某、沈某某等人的证言，相关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借款申请书》、《中国建设银行经营周转类信贷业务申报书》、《中国建设银行“速贷通”业务申报书》、《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授信申报书》、《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贷款转存凭证》、《核定贷款指标通知书》等书证证实，黄晔与邵某某各自利用职务便利为林某某经营的上海宝投物资有限公司等，为黄某某经营的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宝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在申请贷款方面谋取利益，并多次收受林某某、黄某某给予的财物的事实；黄晔单独利用职务便利为施某某经营的上海常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沈某某经营的上海金蒲实业有限公司在申请贷款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施某某、沈某某给予的财物的事实。
2.原审被告人黄晔、邵某某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且能够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3.静安支行纪委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原审被告人黄晔具有自首情节。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审被告人黄晔是否系国家工作人员，黄晔、邵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本院评判如下：
第一，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黄晔系国家工作人员。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是注意规定，而非拟制规定。注意规定是在刑法已作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员注意，以免司法人员混淆或忽略的规定。注意规定没有改变刑法基本规定，只是对基本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注意规定只是一种提示性条款，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不会导致不符合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处理。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不同，它是指某些情形虽然不符合刑法基本规定，但刑法却明文规定如果符合一定条件仍按基本规定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上述法条的表述，当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构成要件时，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当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时，以受贿罪论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系注意规定，不存在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有特别认定的规定。
其次，国家出资企业分支机构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可以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两高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两高意见》第七条规定：“本意见所称‘国家出资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是否属于国家出资企业不清楚的，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界定”。根据《两高意见》的上述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核心属性在于该企业资本中含有国有资本。而国家出资企业分支机构的资本中亦含有国有资本，故将其界定为国家出资企业，并没有超出国家出资企业的通常字面含义，是经国家出资企业任命还是经其分支机构任命，在法律意义上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并无影响。虽然企业的分支机构一般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并不能够否定其在内部具有一定的人事任免权。刑法具有保护法益和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将国家出资企业分支机构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解释为具有批准或者研究决定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并没有对《两高意见》第六条第二款作出不当的扩大解释，也没有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再次，原审被告人黄晔系经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研究决定的工作人员。黄晔《干部任免审批表》、建沪静安（2003）57号《关于黄晔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建沪静安（2009）95号《关于黄晔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建沪静安（2011）36号《关于黄晔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相关静安支行党委讨论记录以及证人葛某某的证言证实，黄晔担任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行长、上海东海广场支行行长以及上海静安支行业务四部经理，均经过了静安支行党委开会、研究决定这一程序，黄晔的辩护人二审期间提交的《关于黄晔任职情况说明》、证人葛某某2015年3月30日所作证言均未否认上述事实。因此，黄晔系经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研究决定的工作人员。
综合上述分析，原审被告人黄晔经国家出资企业建设银行上海静安支行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建设银行上海新闸路支行、上海东海广场支行、上海静安支行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等工作，本院认为应当认定黄晔系国家工作人员。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不能成立。
第二，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黄晔、邵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黄晔系国家工作人员，邵某某系非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意思联络，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共计26.2万元，系共同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黄晔作为邵某某的上级主管，在相关贷款申请的审核中对邵某某具有管理、监督权，为行贿者相关贷款申请的顺利、尽快办理发挥了更为主要的作用，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因此，应当按照黄晔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即黄晔、邵某某构成受贿罪。此外，黄晔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收受他人财物3.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亦构成受贿罪。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黄晔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单独及伙同原审被告人邵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原判认定黄晔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导致对黄晔、邵某某认定罪名有误，量刑不当，应予改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正确，应予支持。黄晔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在共同受贿犯罪中，黄晔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邵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邵某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其可以从轻处罚。两名原审被告人退赔了全部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邵某某符合适用缓刑条件，对其宣告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4）静刑初字第528号刑事判决的第三项，即黄晔退缴的赃款人民币十七万九千元和邵某某退缴的赃款人民币十一万八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二、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4）静刑初字第528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黄晔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三、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4）静刑初字第528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被告人邵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四、原审被告人黄晔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6月18日起至2020年1月17日止。）
五、原审被告人邵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言
审判员 张莺姿
审判员 李杰文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胥保平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
第七十三条……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