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温民终字第10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玲玲。
委托代理人：黄润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荷珍。
委托代理人：陈文俊。
原审被告：戴永森。
上诉人华玲玲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1）温鹿民初字第2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玲玲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润生，被上诉人戴荷珍的委托代理人陈文俊，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戴永森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戴荷珍与被告戴永森系父女关系。原告戴荷珍原系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环城东路东门大厦A幢607室房屋的所有权人。2009年2月16日，原告戴荷珍出具授权委托书两份，主要内容分别为：委托被告戴永森出卖其所有的上述房屋，具有签署出卖文书及办理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公证手续、支付税费、手续费等权利。委托被告戴永森以原告戴荷珍名义购买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路九洲大厦2-1幢509室房屋，具有签署购买文书及办理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公证手续、支付税费、手续费等权利。2009年2月17日，荷兰王国海牙市政府民事服务处、荷兰王国外交部为上述两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分别出具证明。2009年2月18日，我国驻荷兰大使馆出具编号为（2009）荷领认字第0000561号、（2009）荷领认字第0000562号认证证明。2009年3月10日，浙江省温州市华东公证处为委托书的荷兰文原本内容与中文译本内容的一致性分别出具公证书。
2009年3月24日，在温州天浩置业有限公司的居间促成之下，被告戴永森以原告戴荷珍的名义与案外人郭永信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原告戴荷珍出卖其所有的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环城东路东门大厦A幢607室房屋，总价款为1217800元人民币，房屋过户交易费、契税等税费均由案外人郭永信负担等。被告戴永森在上述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名加按指印。2009年3月20日，温州市房产管理局核准将温州市鹿城区环城东路东门大厦A幢607室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于案外人郭永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戴永森自认已收取合同购房款项。
2009年4月3日，被告戴永森以自己名义向案外人叶茂杰购买了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路九洲大厦2-1幢509室房屋，共支付款项1126060元人民币。此款被告戴永森自认系出卖温州市鹿城区环城东路东门大厦A幢607室房屋所得价款以支付。
2009年4月20日，温州市房产管理局核准将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路九洲大厦2-1幢509室房屋登记于被告戴永森所有。2009年6月19日、2009年7月14日，两被告分别签订协议书，其中对诉争九洲大厦房屋约定为被告戴永森婚前个人财产，但婚后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2009年6月22日，两被告戴永森、华玲玲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2009年7月23日，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路九洲大厦2-1幢509室房屋登记为两被告共同共有。被告华玲玲自认，诉争九洲大厦房屋的购房款项，其未出资。
在诉讼过程中，本院对本案在法律关系的性质上认定为违反委托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与原告戴荷珍所主张的所有权确认存在不一致，经本院法律释明，原告戴荷珍变更诉讼请求，请求两被告赔偿损失。
原判认为，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关于请求权基础。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路九洲大厦2-1幢509室房屋来源于原告戴荷珍出具授权委托书之后由被告戴永森以其名义所购买，购房款来源于原告戴荷珍出卖温州市鹿城区环城东路东门大厦A幢607室房屋所得价款。在上述履行委托合同的过程之中，被告戴永森在购买诉争九洲大厦房屋时以自己名义购买，之后将房屋登记于其所有，再则又为达到与被告华玲玲结婚之目的，将该房屋作为婚姻存续的附带条件进行归属约定，随即将诉争九洲大厦房屋登记于两被告共同共有。以上事实表明，被告戴永森在委托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存在主观过错和恶意。现由于诉争九洲大厦已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即履行了物权确认的登记手续，对外已产生公示和公信效力，因此原告戴荷珍不能对该房屋行使物上请求权。但由于上述被告戴永森的行为违反了委托合同的约定，给委托人原告戴荷珍造成了财产损失的后果，原告戴荷珍可依委托合同对被告戴永森主张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故原告戴荷珍请求被告戴永森赔偿诉争九洲大厦的购房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华玲玲的责任问题。诉争九洲大厦购买于两被告结婚登记之前，系被告戴永森使用原告戴荷珍出卖诉争东门大厦房屋所得价款所购买，在所有权登记于被告戴永森个人名下之时，被告戴永森在法律上存在对原告戴荷珍的损害赔偿责任。现被告华玲玲在未支付对价的情形之下，无偿取得诉争九洲大厦的共同所有权且拒绝返还，即被告华玲玲的行为事实上损害了原告戴荷珍的利益，减少了被告戴永森对原告戴荷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财产份额，依据民事行为的公平原则，其应当在诉争九洲大厦共有份额价值的1／2份额之内，对原告戴荷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金额。诉争九洲大厦房屋在购买时，除去被告戴永森与案外人叶茂杰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所约定的金额1126060元人民币之外，还存在温州市房产管理局档案材料所保管的买卖合同约定的金额866200元人民币及契证载明的交易金额962348.20元人民币，考虑到民间交易习惯及诉争九洲大厦房屋同等地段的市场交易价格，确认被告戴永森作为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之一所确认的1126060元人民币系该房屋成交价格。现原告戴荷珍请求以上述1126060元人民币主张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戴荷珍所主张的按月利率一分计算利息，无事实上的约定，但其依法可从两被告将诉争九洲大厦房屋登记于其名下之日即2009年7月23日开始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关于被告华玲玲主张诉争九洲大厦房屋已征得原告戴荷珍同意，且对该房屋登记于两被告共同所有原告戴荷珍无异议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定。被告华玲玲主张诉争东门大厦房屋实际所有权人应为被告戴永森，无证据证明，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戴永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戴荷珍损失1126060元人民币及利息（从2009年7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华玲玲在其享有的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路九洲大厦1-2幢509室房屋共有份额价值的二分之一范围内对被告戴永森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戴荷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72元人民币，由被告戴永森、华玲玲共同负担。
一审宣判后，华玲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应为不当得利返还纠纷，并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审法院定性错误。原审被告戴永森将登记在被上诉人戴荷珍名下的东门大厦A幢607室房屋出售后，没有将房款支付给戴荷珍，也未接受戴荷珍的授权购买九洲大厦2－1幢509室房屋，而是自己购买了房屋。假设607室房屋属于戴荷珍所有，戴永森占用该房屋的出售资金，仅构成不当得利。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戴荷珍与戴永森之间只存在出售房屋的委托合同关系，并不存在购买房屋的委托合同关系。第二，既然双方不存在委托购买房屋的事实，也即不存在戴永森违反合同造成戴荷珍财产损害的事实。第三，姑且不论戴荷珍所诉债务是否属实，戴永森赠与华玲玲509室房屋份额时，戴永森的财产足以偿还欠戴荷珍的债务。第四，本案所涉债务产生在父女之间，不能仅仅根据父女双方的陈述及所谓的自认就简单予以认定。戴永森曾亲口对华玲玲称原来购买607室房屋时，第一笔房款50万元时戴永森自己支付，后来的房款是向戴荷珍借款支付，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为戴永森，只是名义上登记在戴荷珍名下而已。在出售607室房屋后，戴永森曾将自己的其他房屋出售，从中拿出50万元转给戴荷珍在国外购买房屋。另外，戴永森还将自己名下的多处房产赠与给戴荷珍及其弟弟。第五，原审法院认定509室房屋的交易价格为1126060元缺乏依据。该房屋买卖存在三种价格，应采纳房管局备案的买卖合同所约定的价格即866200元。第六，原审判决华玲玲在509室房屋共有份额内对戴永森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对华玲玲不公平。戴永森所负该债务为婚前债务，华玲玲无需为其婚前债务负责；戴永森的赠与行为是无偿的，华玲玲接受赠与完全合法。另外，戴永森将大量个人财产赠与给戴荷珍及其弟弟，价值远远大于607室房屋的价款，戴荷珍所谓的债务早已不存在。三、原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和《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错误。四、本案纠纷的起因在于华玲玲与戴永森夫妻关系恶化。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戴荷珍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戴荷珍承担。
被上诉人戴荷珍口头辩称：一、一审判决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应予维持。首先，根据两份委托公证书和汇款凭证，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戴荷珍明确了购房地点和购房款项来源，戴永森依照戴荷珍的指示办理售房和购房，其并无自行购房的意愿，因此，诉争509室房屋属戴荷珍购买，戴永森只是按委托要求购买该房屋。其次，上诉人华玲玲与戴永森之间的男女关系在戴荷珍的母亲在世时就长期存在，华玲玲为了结婚需要财产做保障的意思表示很清楚。再次，由于华玲玲与戴永森的关系，导致戴荷珍的母亲在去世前一再叮嘱其夫妇名下的财产应由子女继受取得，故戴荷珍和兄弟得到父母的财产不是赠与而是继承。最后，华玲玲称509室房屋非戴荷珍所有，不是事实。华玲玲明知戴永森按妻子的遗言分配了共同财产，但华玲玲为迫使戴永森留存财产而实施自杀，最终在戴荷珍委托售房和购房时进行了侵权，华玲玲的结婚目的存有不当。二、赔偿金额有据可查。无论从汇款凭证和出售人的自认及买卖合同条款的约定，均能证实实际交易价格为1126060元，备案金额虽小于该金额，但三方均承认存在以阴阳合同来避税的情况，故以实际支付金额认定为交易价格合情合理合法。三、戴永森将509室房屋一半份额赠与给华玲玲，是华玲玲与戴永森协商所致，华玲玲也明知戴永森收到两份委托，而迫使戴永森作出不当行为合谋损害戴荷珍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509室房屋已进行物权登记，但折价赔偿有法可依，故一审判决华玲玲在享有的份额内承担责任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戴永森既未出庭应诉，又未作出书面答辩。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审核了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根据戴荷珍出具的两份公证委托书，足以证明戴永森在戴荷珍明确授权售房和购房的情况下，戴永森虽根据授权在售房后购买了指定的房屋，但却将指定购买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其和华玲玲名下，戴永森该行为对戴荷珍的财产权益造成了损害，原审法院将本案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判决戴永森折价赔偿并无不当。华玲玲上诉称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并称戴永森并未接受戴荷珍的委托购买房屋，而系其本人购买房屋，也未对戴荷珍的财产造成损害，均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华玲玲主张原登记在戴荷珍名下的607室房屋实际所有人为戴永森以及戴永森在出售该房屋后曾转给戴荷珍50万元，华玲玲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该主张也不予采信。华玲玲还以戴永森将其名下的财产赠与给戴荷珍及其弟弟为由主张戴永森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戴荷珍与其弟弟虽通过继承和赠与的方式取得了父母的财产，但继承和赠与的行为与本案戴永森应承担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戴永森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并不因赠与行为而予以免除。关于财产损害赔偿的金额，涉及到当时购买的509室房屋的交易价格，交易实践中一般存在两份合同，一份是双方私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另一份是房管部门备案登记的房屋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实际执行的是双方私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根据该份房屋买卖合同和款项支取凭证等可以证实该房屋的实际交易价格为1126060元，原判以此金额作为损害赔偿的金额准确，华玲玲主张应采纳房管部门备案登记的866200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华玲玲的责任，华玲玲取得509室房屋的份额虽来源于戴永森的赠与，但该财产的取得建立在对戴荷珍财产进行损害的基础上，且华玲玲无偿取得该财产确实减少了戴永森承担责任的财产份额，故原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判决华玲玲在其享有的财产份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华玲玲主张自己不应承担责任，有违公序良俗，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华玲玲的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4934元，由上诉人华玲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爱玲
审判员 郑明岳
审判员 刘宏杰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钟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