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豫0782行初18号
原告高振祥，男，1976年5月27日生，汉族，住河南省。
委托代理人孔祥玉，男，1975年3月11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领，河南力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红菊，女，1975年1月19日生，汉族，住河南省。
委托代理人孔祥玉，男，1975年3月11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领，河南力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乡市红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平原路新生巷**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702MBOU944114。
法定代表人高杨，主任。
出庭负责人李永斌，该委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和献峰，红旗区卫生监督所副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郎正阳，河南新雅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振祥、张红菊不服被告新乡市红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旗区卫计委）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红旗区卫计委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振祥委托代理人刘领、原告张红菊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领、被告红旗区卫计委副主任李永斌、委托代理人和献峰、郎正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红旗区卫计委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红卫计征决字[2017]第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主要内容：经调查，当事人高振祥与张红菊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8年1月结婚，2001年2月19日生育第一个子女，女孩，取名：高欣；2002年9月24日生育第二个子女，女孩，取名：高涵；2007年8月15日政策外生育第三个子女，男孩，取名：高广科。该夫妻违法生育第三个子女后，一直未受到处理。根据《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五条、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八条的规定，决定：征收当事人高振祥社会抚养费44007元；征收当事人张红菊社会抚养费44007元。
原告高振祥、张红菊诉称，2007年8月15日儿子高广科出生，2007年9月底的一天上午，洪门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到原告家征收社会抚养费，要2万元，原告把村支书冯常宏请来了，经商量，让高振祥先交1.5万元。去借了5000元，加上家里现存的1万元给了镇计生办1.5万元，说再补5000元出具入户手续，洪门镇计生办的人员才走了（有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证人可以证实）。同年10月12日，原告去下户口，包村干部因没见计生办的证明不签字盖章，计生办让再补5000元才出手续，就又给冯常宏3000元让其去洪门镇计生办开具了高广科的入户手续。为此，原告新生婴儿入户通知书及洪门镇计生办出具的入户手续于2007年10月25日在洪门派出所申报入户。当时明确规定：凡是计生超生户，没有计生部门的社会抚养费罚没手续的，村委会及计生办不得为其办理新生儿入户手续。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结合法律逻辑推定原则，如果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公村村委会及洪门镇计生办均不会给高广科出具相关入户手续。依据《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5条之规定，应按河南省2007年度统计公报公布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870.58元/年的标准，各征收3倍应是17223.48元，而二原告已交社会抚养费1.8万元，已全部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综上，现红卫计征告字（2017）第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各征收原告高振祥、张红菊44007元是对原告夫妇的重复征收行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1、依法撤销新乡市红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的红卫计征决字[2017]第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红旗区卫计委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原告夫妇违法生育第三个子女，有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等证据证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2、按2016年度原告所在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告夫妇2007年8月15日政策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违法事实，一直未被发现，也未受到处理。2017年群众信访举报，我委调查核实，违法行为方被发现。根据《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分别按发现违法行为时男方和女方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上一年度城镇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原告夫妇政策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违法行为发现时间为2017年，原告夫妇为农村居民，因此应按原告夫妇户籍所在地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2016年度原告夫妇所在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69元，三倍为44007元。原告诉状中称其已于2007年缴纳社会抚养费15000元，并要求按2007年标准征收，既非事实，也无确凿证据佐证，依法不能认定。二、行政征收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三、行政征收行为符合法定程序。我委接到信访举报后，履行了调查核实、告知、下达征收决定、送达等程序，保障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被告红旗区卫计委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
一、职权依据：《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条。
证明：被告具有法定职权，有权管理本辖区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二、具体办理程序证据：
（1）2017年8月17日行政案件立案审批表、信访事项转办单；证明：被告收到上级转办信访事项，履行了立案审批程序，2017年发现原告的违法行为。
（2）2017年11月1日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证明：执法人员经过立案审查，对违法事实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终结报告。
（3）2017年11月5日红卫计征告字[2017]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送达回证、照片及影印件、视频、见证人张某、申某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依程序作出征收告知书，告知原告拟作出征收决定，并依法保障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依法向原告送达了征收告知书。
（4）2017年11月9日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笔录；证明：被告依照程序对本案进行了集体讨论。
（5）2017年11月9日重大行政案件法制审核意见书；证明：依照法定程序本案经过了法制审核。
（6）2017年11月10日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审批表；证明：本案经过被告层层审批作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
（7）红卫计征决字[2017]第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送达回证、照片及影印件、视频、见证人任某、张某、郭某身份证明；证明：被告依法定程序作出征收决定书，告知征收金额、行政复议权利和诉讼权利及被告依法送达。
（8）执法人员和献峰、王志红、李新鹏执法证各一份；证明：办案人员执法主体资格合法。
以上证据综合证明：被告红旗区卫计委作出的涉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程序合法。
三、认定事实证据：
（1）新乡市红旗区公安局洪门派出所高振祥、张红菊、高广科、高涵、高欣户籍信息查询表；证明：原告夫妇于2007年8月15日生育第三个子女高广科。
（2）2018年3月28日新乡市红旗区统计局出具的证明；证明：2016年红旗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4669.11元。该信息是政府公开信息，为给法院更直观的认识，所以向统计局申请出具了该证明，印证征收合法性。
四、适用法律：《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五条、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条。
证明：被告红旗区卫计委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高振祥、张红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高振军当庭证言及证词。当庭证言主要内容：“2007年8月份，我兄弟高振祥向我借钱，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是计生办向他要钱，我后来给他送去5000元”。
2、高来金当庭证言及证词。当庭证言主要内容：“高广科是我孙子，我孙子出生后，计生办给我们要钱，当时家没钱，都是借的钱，借高振军的，凑够后，计生办又去家要了，就在家给计生办交了。我不认识计生办的人，他们自称是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没有出示工作证，说是超生罚钱，没有见书面文书，交过钱计生办也没有给我们出条，当时支部书记冯常宏也去了”。
3、郭翠平当庭证言及证词。当庭证言主要内容：“书面证言是别人代写，我签字按印。2007年8月一天10时左右，有大概三四个人进了高振祥家，村支书冯常宏也进去了，我当时在门口就跟着进去了，进去后看到高振祥拿了一叠钱给他们，给过钱后，他们就出去了，我也走了。村支书冯常宏现去世了”。
4、于荣喜当庭证言及证词。当庭证言主要内容：“我与高振祥家是邻居，当时看到他家进了几个人，村支书也去了，出于好奇心我也去他家看了，高振祥给他们几个人了点钱，后来他们就走了，我也走了。记不清几个人了，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啥钱”。
5、申长利当庭证言及证词。当庭证言主要内容：“大概是2007年8月份一天10点左右，当时有几个人去原告家了，村支书冯常宏后来也去了，当时我跟几个人在说话，看见书记进去了，不知道啥事，我也就进去看了。看到原告给了他们点钱，他们就走了，给了什么钱，多少钱我不知道”。
6、张善和当庭证言和证词。当庭证言主要内容：“我儿子张延程是2012年9月1日生，去下户口时，户籍室让村委会开入户证明，村委会开具证明后去镇政府盖章，盖章的人让我先去计生办交罚款才给盖章。我去计生办咨询要的钱太多，无奈我去找村干部了，给村干部了27000多元，村干部去跟计生办沟通，后计生办给我写了条，才去盖的章，当时盖章的人还给计生办打了电话。我是2012年9月28日下好的户口，没有村上盖章的证明派出所不下户口，补交罚款，镇政府才盖章，拿着镇政府盖的章，派出所才下户口。我下完户口后，许学花告我超计划生育，2013年6月19日计生办才给了我12000元的条，如果没有告估计连条也没有。计生办从没开过票。张红菊是我妹妹，许学花是我前妻，去原告家收钱我不在场”。
原告据上述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向洪门镇计生办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事实及当时下户口的基本流程。
7、张善和、程军华社会抚养费收费专用票据一张。
证明：原告的钱交了没有开过票，张善和是因为许学花告了，计生办才开的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信访事项转办单有异议，认为该单第六项“请将信访处理意见直接答复信访人”有异议，因为不涉及举报人的直接利益，不需要答复信访人。对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书有异议，认为报告主文未陈述2007年是否具有执法权，2007年不应由被告管辖。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有异议，认为告知书未告知要求听证的权利。对告知书的送达回执有异议，认为送达地址是当事人家，不应张贴到告示栏及原告家门上，送达程序不合法，原告未躲避，被告亦未出示躲避的证据，且送达方式是留置送达，但留置送达应是当事人直接拒收情形下才适用。对征收决定书的送达回执有异议，意见同对告知送达的意见一致，送达回证上的文书文号错误，送达地点不当。视频显示是公告送达，回执上显示是留置送达，程序违法。对立案审批表、重大案件讨论笔录、审核意见书、审批表、征收决定书、见证人身份的真实性、执法人员执法证均无异议。另认为原告手中有一份征收告知书的送达日期是2017年11月10日，而被告当庭提交的显示是2017年11月5日，被告应作出合理解释。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证人不能证明原告向乡镇政府计生办缴纳过社会抚养费，更不能证明向被告缴纳过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部门是县级人民政府计生行政部门，被告从未委托洪门镇政府作出征收抚养费决定，若存在镇政府有关人员向原告私自收取现金的行为，也与本案无关。对张善和、程军华的社会抚养费收费单据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两张征收公告送达回执不一致的解释是，2017年11月10日是对决定书的送达，当时工作人员与见证人签过字后，发现文书名称、字号错误不准确，又补了一份正确的送达回证。工作人员把错误的也保留在案件材料中。
经审核，本院认为，原告对信访事项转办单的异议，不是对证据来源及其真实性的异议，异议内容与案件无关，本院依法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原告对立案审批表、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笔录、审核意见书、审批表、征收决定书、见证人身份证明、执法人员执法证件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原告对征收告知书未告知听证有异议，并非是对征收告知书真实性的异议，且也未提供征收告知书须告知听证的证据或依据，故本院依法对征收告知书予以认定。原告并未对送达视频、送达回执的真实性持有异议，本院依法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证人均不能确切有效证明向何人交款、交纳什么款项、交纳具体数额等，故对证人证言依法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张善和证言和社会抚养费缴纳票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依法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振祥、张红菊系夫妻，共育有三个子女。2001年2月19日生长女高欣，2002年9月24日生次女高涵，2007年8月15日生长子高广科。
2017年8月17日，被告红旗区卫计委根据新乡市卫计委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对原告高振祥、张红菊涉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第三胎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2017年11月1日调查人员出具案件调查终结报告。2017年11月5日被告红旗区卫计委作出红卫计征告字[2017]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告知原告高振祥、张红菊拟征收二人的社会抚养费数额，并告知可以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及逾期的后果。因原告高振祥、张红菊躲避送达，被告红旗区卫计委工作人员在洪门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张某、原告高振祥、张红菊所在公村党支部副书记申某的见证下，将征收告知书张贴在原告高振祥家大门口上、村委会告示栏。
2017年11月9日，被告红旗区卫计委对原告高振祥、张红菊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第三胎一案进行集体讨论，同日由该委法制部门进行了审核。2017年11月10日，被告红旗区卫计委作出红卫计征决字[2017]第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当事人高振祥社会抚养费44007元，征收当事人张红菊社会抚养费44007元。决定书另告知：“本决定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征收决定书次日起三十日内，向红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次日起三十日内，向红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分期缴纳的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次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仍不缴纳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次日起六十日内，向红旗区人民政府或者向新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次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于原告高振祥、张红菊躲避送达，该决定书在洪门镇计生办主任任某、计生办工作人员张某、洪门镇公村计生专干郭某的见证下，仍张贴在原告高振祥、张红菊家大门上和公村村委会告示栏处。征收告知书、征收决定书，原告高振祥、张红菊均称于当日已看到。
高振祥、张红菊不服决定，于2018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第三十六条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据此，被告红旗区卫计委对其辖区内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具有法定职权。原告高振祥、张红菊对被告红旗区卫计委具有相应的法定职权亦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分别按发现违法行为时男方和女方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上一年度城镇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7年1月13日对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适用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指出：……对尚未按当时规定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的情形，应按修改后的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即对不符合当时法定条件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对不符合当时法定条件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按修改后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和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按当时规定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但尚未执行的情形，属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属于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按修改后的《条例》的规定和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按当时规定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但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形，属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已经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继续有效，剩余部分不再征收；属于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已经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继续有效，但尚未达到修改后的征收标准的，按修改后的《条例》的规定和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
本案中，原告高振祥、张红菊违法生育第三胎的行为发生于2007年，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但是被发现是在2017年，故被告红旗区卫计委按照2016年修改后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标准，即：发现违法行为时男方和女方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向原告高振祥和张红菊征收社会抚养费并无不当。被告红旗区卫计委在作出决定前，经过了立案、调查、征收社会抚养费相关权利告知、集体讨论等，作出决定并送达当事人，程序并无不合法之处。被告红旗区卫计委在原告高振祥、张红菊躲避送达情形下，为确保原告高振祥、张红菊知晓相关文书内容，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将相关手续张贴在原告高振祥、张红菊家大门上和村委会公示栏处，并拍照和录制视频，该送达方式虽不符合留置送达的要求，但均在送达当日被原告高振祥、张红菊看到，故该送达方式并未影响原告高振祥、张红菊的实体权利义务。原告高振祥、张红菊据此认为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红旗区卫计委作出的红卫计征决字[2017]第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高振祥、张红菊庭审中辩称其已缴纳过社会抚养费，本次征收属于重复征收的意见，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属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原告高振祥、张红菊要求撤销红卫计征决字[2017]第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振祥、张红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振祥、张红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润赓
人民陪审员 张志鹏
人民陪审员 王晓凤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