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52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李林，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炎林，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华，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四妹，女，196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绍勇，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诗，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四妹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3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曾四妹的一审诉讼请求，改判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对曾四妹与曾维安的债务不承担法律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曾维安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将曾四妹从曾维安处获得的高额利息收益计入曾四妹的本金损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因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是保险代理关系，本案中保险代理人曾维安的社保、人事、用人、工作考勤关系均非保险公司负责，因此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与曾维安是保险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关系。2.一审法院将曾四妹非法获益（部分年化利率达到30％）也计入本金中未予抵扣，并有累计、重复计算的嫌疑，均不应支持。二、一审判决程序不当遗漏重要当事人。一审庭审前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认为其并非一审适格被告，或应追加关联方曾维安作为一审共同被告或第三人时，一审法院均予以驳回其申请。本案争议标的及事实，均是曾四妹与曾维安私下交易造成的结果，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并没有参与任何交易环节，也未收到任何涉案款项，要其承担曾四妹全部本金损失显失公平，曾维安在一审中的诉讼地位不可替代和遗漏，否则无法查清事实，将直接影响判决。三、曾四妹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曾四妹应对其自身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未参与双方任何交易，不承担法律责任。1.曾四妹有相关的投保经验，正常投保程序中，保险代理人无权私自收取保费及以保险代理人个人银行账户收取相关费用，其明知交易模式不正常仍私下与曾维安交易，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2.曾维安私自利用手机发送关于收益、投保、续保等短信时，该份保单虚假性已不言而喻，但曾四妹被高额利息迷惑，并未向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提出异议，故曾四妹有放纵损失扩大的故意。四、曾维安伪造保单、短信和私刻公章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并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表见代理。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曾维安私刻公章的行为已经属于上述列举情形之一，故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对曾四妹的损失不承担法律责任。2.曾四妹并未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发生任何交易，也未收到任何回访电话，故曾维安与曾四妹的交易习惯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投保流程。3.曾四妹与曾维安父母相识，案发后拒绝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刑事立案的要求，而曾维安一审庭审时也并未到庭，不排除曾四妹在交易过程中已发现是假保单，但仍然向曾维安购买，更不应构成表见代理。五、曾四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处购买的两份保单中的投保须知第五条规定：“一切与本投保单各事项及保险合同条款相违背的，如增减的代理人说明、解释或书面承诺均属无效”。曾四妹在向其购买正常的保险时已对投保经验、投保常识及合同义务都非常清晰了解，该保单中关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声明与授权”中的第二条规定：“所有保险责任以保险合同所载为准，除由贵公司经正式程序修改或者批注的内容外，其他任何人的口头及书面陈述、报告或合约，贵公司不承担法律负责”。该保单订立时间是2010年10月15日，即订立于涉案保险前，因此曾四妹对保险操作流程已有清晰认知，且明知这些投保合同不可能通过私下交易就可以完成。
曾四妹二审辩称：不同意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上诉请求。一、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与曾维安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是代理关系，并不影响表见代理的认定。二、案涉保险合同的档案袋、封面、封底均符合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样式，且每一份保险合同中均有一页包含保险单号、条形码并加盖椭圆形保险专用印章，并有总经理签名，与曾四妹在2010年购买的保险样式一致。此外，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对上述资料在一审中未作出合理解释，对于该椭圆形印章也未提出鉴定申请。曾四妹对合同中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主张的印章是否伪造没有审验能力和义务。关于曾四妹2010年购买保险后的电话回访，购买保险的完整流程，所有保险合同格式是否一致，保险费是否必须通过转账向保险公司缴交，以及每份保险公司是否都出具发票等问题，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都并未向其作出提醒与解释。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第二款规定，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案涉保险合同的档案袋、封面、封底及合同中的椭圆形印章、保险号、条形码、总经理签名等资料均由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管理，体现出其管理十分混乱，故存在明显的过错，且曾维安是其代理人，致使曾四妹误认为其系向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购买案涉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即便曾维安无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以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名义签订的保险合同，其代理行为仍然有效。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可再向曾维安追责。
曾四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向曾四妹支付期满生存保险金205935.25元、生存保险金30890.29元及利息（以236825.54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15日，曾四妹通过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曾维安在该公司处投保财富定投两全保险（分红型），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向曾四妹出具《人寿保险投保单》予以承保。交费期限为5年，保险期间为15年，保险金额为1万元，保险费1万元等。
双方建立上述保险合同关系后，曾四妹称其又通过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向该公司购买涉案保险，并对此提交以下证据：一、2014年12月12日的《保险合同》（合同编号002927470640008），显示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向曾四妹出具《保险单》，投保人记载为曾四妹，险种为太平卓越世享年金保险（分红型）。基本保险金额239074.05元、保险期限365天、标准保费为239074.05元，缴费方式为趸交；保险期间为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12月13日；保险责任包括生存保险金、身故保险金、满期生存保险金。其中生存保险金载明在本合同满期时，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日利率0.041096%（年化利率15%）*365天给付生存金（即35861.2元）。该合同加盖“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单专用章”，并记载代理人为曾维安。该份合同并有加盖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公章的《回访确认函》；二、2015年12月13日的《续期审核通知书》，载明收到曾四妹所购产品的本金及生存金续期申请，保险金额274935.25元，保单号002927470640008，保险期限365天，保险责任包括生存保险金、身故保险金、满期生存保险金。该通知书加盖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印章；三、曾维安出具的《确认书》，证实曾维安代理曾四妹案涉保险的投保情况以及保费的缴交情况，确认曾四妹向曾维安支付15万元投保太平短期产品，到期后本金连同收益，以及曾维安认购的5万元，合共239074.05元转为投保太平卓越世享年金保险（分红型），曾四妹从曾维安处收取了续期审核通知书，扣除曾维安的份额6.9万元，该保险曾四妹投保保险金本金为205935.25元，收益为30890.29元；四、账户历史明细交易清单，证实曾四妹于2013年8月14日向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曾维安缴交15万元保费的情况；五、手机短信，证实曾四妹涉案保险投保的情况，短信内容包括相关保险产品的生存金办理情况、计算收益方式、标准、转入款项等。短信均是由手机号码发出，短信内容尾部备注发信人95589；六、增加服务人员的手机短信，证实除曾维安外，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发短信告知曾四妹保单新增服务人员邹园。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认为曾四妹提交的保险合同并非规范合同，缺少基本的保险条款，单薄的纸张装订很粗糙，保险内容缺页，且公章并非原件只是复印件，除了该合同的纸皮是曾维安在自己的保单中拆除出来，是真实的外，其他部分均属于伪造。同时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认为其中的回访确认函、续期审核通知中其公章为伪造，并非真实印章。并认为曾四妹的所有保费往来都是与曾维安私人账户往来，没有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账户的参与，曾四妹向曾维安转账共计107万元，曾维安已通过其他方式支付给曾四妹348098元，发送保单信息和接受短信均是通过私人手机，并非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官方平台发送。但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确认其于2017年4月10日向曾四妹发送信息，变更保险代理人为邹园。
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称案涉保险与其无关，曾维安涉嫌违法犯罪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此提交以下证据：一、人寿保险投保单，证实曾四妹于2010年10月15日向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投保，曾四妹具备投保经验和保险常识；二、《广州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回执》及《关于请求对曾维安涉嫌私刻公章、伪造保险合同立案的信访函》，证实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收到涉案传票及一审诉讼材料后发现其代理人曾维安在人身保险代理过程中有伪造公司公章及合同等材料的嫌疑，并报警处理，公安机关认为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不是受害主体，须受害人（即投保人）才能有资格立案，对曾维安涉嫌私刻公章犯罪行为不立案侦查等；三、光盘材料，证实曾四妹向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购买保险后，该公司有向曾四妹进行正常的电话回访，但本案中没有进行电话回访；四、公章印模登记，证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真实公章样板，肉眼可以看出与曾四妹提交的保险合同中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公章有明显区别；五、曾维安的自述，证实曾维安于2017年3月7日出具书面说明，说明本次事件是其本人自己操作的，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本人愿意承担责任等；六、报警回执、授权委托书、在职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工作证，证实公司委托曾四妹就曾维安诈骗及伪造公章一事进行报案；七、鉴定意见书，证实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确认2016年3月31日向曾四妹出具的续期审核通知书（曾四妹已另案起诉）中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印章与真实印章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对于上述证据，曾四妹确认保险合同真实性，曾四妹称其购买2010年保险后，因投保时均是通过曾维安进行操作，按曾维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和付款，无法证明曾四妹具有投保的经验或投保常识，而曾维安作为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该公司应为曾维安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曾四妹并认为电话回访与涉案保险没有关系，没有告知出售每一份保险均有电话回访，没有告知所有保险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缴纳保费，亦没有告知所有保险收费都出具发票，亦没有告知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所有保险合同格式都是一致的等内容，不能证实曾四妹在购买涉案保险时存在过失。曾四妹认为曾维安的自述无法确认是其本人书写，内容也与事实不符，不能免除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责任，且报警回执无法看出报警事由，也无法确认委托书等是否与报警行为有关。另外，曾四妹确认从肉眼可见，其所持有的《回访确认函》、《续期审核通知》等文件中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公章与该公司提供的公章印模登记中的公章样本有明显不同，无须进行鉴定，但曾四妹认为其所取得的文件都是从该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处取得。
曾四妹称涉案保险到期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未依约支付生存保险金30890.29元及期满生存保险金即投保保险金本金205935.25元，遂于2017年1月24日提起一审诉讼，曾四妹并提交涉案保险参保及保费缴纳情况说明上述金额的计算方式，证实涉案保险单记载的保费239074.05元由2013年8月14日向曾维安转账支付的15万元以及2013年12月13日此前投保的短期产品到期收益39074.05元以及曾维安以曾四妹名义个人出资的5万元构成。
一审庭审中，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确认自2010年向曾四妹出具《人寿保险投保单》后至收到本案一审诉讼材料前，曾维安均在该公司处任保险代理人一职，并负责跟进该公司于2010年向曾四妹出具的保单，直至2017年3月6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同时，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确认公安机关现对曾维安暂未立案侦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曾维安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是否应对曾四妹的损失承担责任。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辨析：一、本案中，曾四妹早在2010年10月15日通过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代理人曾维安向该公司就人寿保险进行投保，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亦确认在一审诉讼前曾维安均是该公司保险代理人，且一直负责跟进该公司2010年向曾四妹出具的保单，足以证实曾维安在与曾四妹接触的过程中均是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保险代理人的身份，曾四妹有理由相信其行为代表公司，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虽辩称涉案合同与2010年由该公司加盖真实印章的合同从装订、纸质及格式上有明显不同、印章虚假，且没有电话回访，保费亦非进入公司账户等，但曾四妹并非专业保险从业人员，要求其以保险格式条款、保险名称以及对照旧有合同对比公章等辨认是否公司行为过于苛刻，且装订、纸质及电话回访等事项亦非保险合同成立的必须要件，加之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曾维安一直负责跟进曾四妹与该公司之间2010年的保单，且曾维安一直在该公司处任职，该公司迟于2017年4月曾四妹提起一审诉讼后才向曾四妹发送变更代理人的短信通知，在此之前曾四妹完全有理由相信一直在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处任职的曾维安的行为代表公司行为，并按其指示进行汇款。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曾四妹存有过错，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曾维安与曾四妹订立合同并收取保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若认为曾维安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则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二、尽管曾维安对外以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名义与曾四妹签订合同并收取其款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曾维安已将涉案款项交付给了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并实际用于向该公司购买涉案保险合同所投保险种，也即涉案款项客观上并未进入该公司账户，因此，曾四妹要求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按照其与曾维安出具的保险合同约定的给计付方式计算收益，缺乏理据，亦有违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依法判令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向曾四妹返还其已实际支付的15万元，并自2017年1月24日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于曾四妹所述将短期产品收益一起投保的问题，对该部分收益，本案中曾四妹仅有其陈述及曾维安的个人确认，并无其他证据证实该收益的组成及合法来源，因此曾四妹该部分主张，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对于其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曾四妹支付15万元及利息（以15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曾四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4880元，由曾四妹负担1971元，由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负担2909元。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二审期间，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提交了四组新证据：证据一为曾维安《保险代理合同》，拟证明曾维安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是代理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己尽到监管义务，曾维安实施诈骗行为，是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无法控制的。其中2016年6月24日签订的合同中曾维安签署了保险从业人员承诺书，证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对保险代理人的管理是很规范，也很严格的。证据二为番禺区沙湾镇组织宣传统战办公室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曾四妹曾任职基层组织领导多年，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其向曾维安购买不正常的保险，无非是看中了其高额利息。证据三为《立案通知书》及委托报案手续，拟证明曾维安伪造公章一案，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证据四为曾四妹有效保单的电话、短信等维护记录，拟证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对曾四妹合法有效保单缴费流程已按正常的流程尽到提醒义务，曾四妹对正常的保单的缴费程序有很清晰的认知。曾四妹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是曾维安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所签署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2016年以前，曾四妹购买保险时，保险合同中并没有承诺书，可见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管理上存在漏洞。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存在异议，曾四妹购买案涉保险时已从该单位退休，且曾四妹曾担任的职务亦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保险公司存在多个分支机构，不排除为了工作便利而刻制多个印章，其中一些是没有备案的，当出现问题时保险公司就否认印章的真实性。对于曾四妹而言，其对于印章的真实性并没有审验的能力和义务，且公安机关是否对曾维安伪造公章一案立案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四，因时间较长，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2010年时曾四妹所购买的保险是一个长期的保险，而案涉保险是短期的。这些保险的投保流程、手续等是否一样，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并没有向曾四妹作过提醒，故曾四妹对相关流程无法形成清晰的认知。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曾维安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此，因曾维安系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曾代理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与曾四妹签订保险合同并负责跟进相关保险业务，且直至本案一审起诉时，其仍在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处担任保险代理人，加之曾维安在案涉《保险合同》中使用的是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真实合同纸皮，故曾四妹有理由相信案涉《保险合同》系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提供的真实合同，曾维安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具备代理权限。尽管案涉《保险合同》的签订过程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的情形，如收益率过高、保险费未支付至保险公司账户、印章虚假、未开具发票等，但作为非专业从事保险业务的投保人而言，其购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更多是基于对保险公司所委派之保险代理人的信任，难以苛求其在能够确认保险代理人身份真实性的情况下仍对上述细节作出更严格的规范性审查。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在曾四妹没有明显恶意及过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曾维安在本案中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至于曾维安与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并不影响本案表见代理的认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若曾维安确存在伪造保单、短信和私刻公章对曾四妹进行欺诈的行为，亦不必然导致案涉《保险合同》的无效。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如认为曾维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鉴于本案曾维安购成表见代理，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作为案涉《保险合同》的一方应依约履行合同，一审法院判决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仅向曾四妹返还其实际支付的金额存在不当，但曾四妹在一审判决后并未就此提起上诉，应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的认可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太平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晓炜
审判员 吴 湛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梁雪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