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民终81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公证处，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商贸城涧塘*栋。
法定代表人：程仲春，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曙，湖南琼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符某辉，女196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琼，湖南吟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平，男，195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军，男，196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澧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某梅，女，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澧县。
原审被告：廖某川，男，1938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原审被告：姚某钢，男，196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上诉人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公证处（以下简称望城公证处）因与被上诉人符某辉、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原审被告廖某川、姚某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3民初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望城公证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判决认定符某辉损失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符某辉仅对涉案房屋享有一半的财产权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符某辉的实际损失判断错误。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廖某川与姚某钢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有效，且姚某钢支付的购买房屋价款合理，这说明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被处置时的房屋价值即为179000元，则应以此为依据计算符某辉损失，可是一方面一审判决却又依据五年之后的房屋征拆价款予以确定涉案房屋价值，这显然自相矛盾，也是不合理的。另符某辉与陈某平系夫妻关系，直至2016年2月符某辉起诉之后，双方才于2016年4月28日协议离婚，则2010年陈某平获得涉案房屋被出售的利益，也即符某辉共同所有，在计算符某辉损失时，应当扣除符某辉基于夫妻关系因涉案房屋被出售已得的利益，即179000*50%=89500元。而一审判决无视符某辉已获得利益，直接以房屋出售五年之后的征拆评估价的一半价值计算符某辉损失，显然是错误的。（二）望城公证处已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不存在过错。望城公证处依法受理公证委托事项，办理程序完全符合《公证程序规则》，且依法尽到了审查、核实义务，出具公证书合理合法，不存在任何过错。对于当事人的刻意隐瞒，公证处或者说任何机构都避无可避，而对于无法避免的情形，不应苛责公证处来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仅凭借公证处人员未能辨认出证件齐全且人证同一的当事人是假冒的而认定公证处存在过错，证据不足。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否定望城公证处的管辖权明显错误。《公证法》第七条公证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可以在县、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直辖市或者市辖区设立；在设区的市、直辖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公证机构。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湖南省司法厅文件湘司法【2005】81号文件明确长沙城区的所有公证处都能受理整个长沙城区范围内的公证业务，并特别注明望城公证处的执业范围为整个长沙城区。也就是说，望城公证处可以受理长沙范围内所有的公证业务，本案所涉委托事项亦属于望城公证处的受理范围。而一审判决依据《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认为涉案房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故望城公证处不能办理该房屋的《委托书》公证，显然是对公证处的设置及受理公证业务的范围理解错误。（二）一审判决公证处承担按份责任错误。即使公证处应当为自己避无可避的过失承担责任，也应当是补充赔偿责任。《公证法》第四十三条仅规定公证处对于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对于赔偿责任的承担形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予以明确：“公证机构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即使公证处存在过错，也应当为补充赔偿责任，而并非按份责任。公证处只能是对符某辉享有的夫妻共有财产中一半份额的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依据《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判决公证处承担50%的责任，显然是适用理解法律错误。（三）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利用伪造证件骗取了公证书，涉嫌构成犯罪，本案在一审中就应终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审查。
符某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一）一审法院认定房屋价值及符某辉损失数额无误，符某辉系2016年2月起诉之时才得知自己的房屋被他人串通变卖，故符某辉的损失应以其发现被他人侵害权益之时计算。该房屋本身就是符某辉合法所有，故该房屋的曾有和现有价值本身应由符某辉享有。且一审法院据以计算房屋价值的依据是该房屋因拆迁而作出的评估价值（且该评估未包括装饰装修部分价值），故一审法院认定房屋价值为461302，符某辉损失占其一半即230651元并无错误。(二）上诉人未尽到应有的审查、核实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准确的说，应是其存在与本案其他当事人串通损害符某辉权益的情形。1.上诉人对陈某平及符某辉的授权公证程序上违法。根据《公证法》第25条及《公证程序规则》第四章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可知，涉及不动产公证的，应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上诉人无权受理涉案房屋的公证事项。2.公证委托书内容不全面根据上诉人出具的（2018）望证字第118号公证书可知“兹证明陈某平、符某辉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字”该公证类容既未说明委托人在公证处还是公证处之外的地方签字，亦未说明是当着公证员的面签字还是通过其他方式签字。甚至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自己都不清楚在哪里签字的情况下，对自己都无法确认的事做了公证。3.上诉人未对委托人的身份及证明材料等尽审查义务根据《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公证机构应审查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充分。委托人的身份是否属实，另《公证机构审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导意见》第十条规定，公证人员应某份证复印件上加盖审查身份证件确认章，签署审查人员姓名、签注日期登。但上诉人均为按照上述要求对委托认定的身份进行审查和登记。另在已经具备身份证专业仪器条件的情况下，上诉人未对委托人身份证真假进行验证，且在委托人未提交结婚证的情况下便认定两委托人系夫妻关系，且在冒充符某辉的肖某梅比符某辉小8、9岁的情况下依然未审查出委托人是否符某辉本人。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上诉人之所以违反公证程序，不顾管辖权限，是因为其明知提供的材料为假的情况下依然对该事项作出公证。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根据《公证法》第25条及《公证程序规则》第四章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可知，涉及不动产公证的，应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上诉人无权受理涉案房屋的公证事项。“应当”两字说明，不动产的公证只能由房屋所在地的公证处管辖。本案公证事项发生于2008年11月26日，而撤销各区的公证处保留长沙公证处并新设星城公证处与麓山公证处的时间是2015年9月25日，也就是说本案公证当时长沙各个区都有公证处，陈某平等人办理授权的中介处附近就是长沙公证处，涉案房屋位于天心区，公证没有理由舍近求远去上诉人处公证。三、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承担按份责任正确。上诉人存在串通一审其他被告侵害符某辉合法权益的行为，退一万步讲，即便不存在串通也存在重大过错。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人民法院就应当认定其有过错，也就是说对于公证机构为不真实的事项出具公证书规定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公证机构作为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其本身应当秉承事实就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去实施公证事项，其为不真实的事项作出公证，甚至串通他人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远比一般机构或个人更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房产部门正是基于公证机构的公信力才给当事人办理了房产过户。故依据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其承担50%的责任是与其过错想相适应的，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陈某平辩称，没有意见。
胡某军未予答辩。
肖某梅未予答辩。
姚某刚述称，没有意见。
廖某川未予陈述。
符某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廖某川、姚某钢、望城公证处赔偿符某辉的房屋损失770831元；2、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廖某川、姚某钢、望城公证处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后符某辉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廖某川代表符某辉、陈某平与姚某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符某辉与陈某平曾系夫妻关系，于1985年结婚，又于2016年4月28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胡某军、肖某梅系夫妻关系。原位于长沙市南区房屋（面积为68.24平方米，产权证号为：号）系符某辉、陈某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房屋，登记在陈某平名下。2008年11月24日，“符某辉”、陈某平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廖某川办理位于长沙市南区房屋的抵押贷款还款本息、注销抵押登记、解除他项权证、领取房屋产权证、领证后出售、签订买卖合同、产权交易过户的交件、退件、签字、签约、立契约收取房款及国土证过户等一切相关手续。2008年11月26日，望城公证处出具（2008）望证字第1184号《公证书》，证明“符某辉”、陈某平在前述2008年11月24日出具的《委托书》中签名属实。2010年3月22日，廖某川代表符某辉、陈某平与姚某刚签订《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由姚某刚以103000元的价格向符某辉、陈某平购买位于新开铺路114号第128栋505号房屋（面积为68.24平方米，产权证号为：号）。合同签订后，姚某刚交付了购房款，双方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2010年4月6日，姚某刚与案外人曹某飞签订了《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由案外人以141000元的价格购买位于新开铺路114号第128栋505号房屋（面积为68.24平方米，产权证号为710053101号）。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该房屋的过户手续，案外人曹某飞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产权证号为：71××24号）。后符某辉了解到其所有的房屋已被出卖，遂诉至一审法院。2016年8月19日，符某辉与肖某梅发生纠纷并报警。当日，胡某军、肖某梅向符某辉出具《承诺》，承诺会准时出庭，参与本案的庭审。
另查明，上述于2008年11月24日的《委托书》中的“符某辉”的签名系肖某梅所签，其办理该《委托书》的公证手续时，使用了伪造的符某辉的身份证。
还查明，廖某川代表符某辉、陈某平与姚某刚另行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由姚某刚以179000元的价格购买长沙市南区房屋，其中，姚某刚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定金19000元，于2010年3月24日前支付80000元，余款在2010年3月24日付清，中介费4000元在拿房屋所有权证时付清。该协议书中注明中介方为兴旺房介钱天放。2010年3月22日，廖某川向姚某刚出具80000元收款收据。同日，姚某刚通过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账户（即长沙市兴财置业担保有限公司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专户）向廖某川的账户支付购房款103000元。2010年3月28日，钱天放向姚某刚出具4000元的中介费收款收据。
因涉案房屋已被征收拆迁，为查明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价值，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湖南经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和湖南日升房地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出具的《致估价委托人函》，该函确认经长沙市天心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委托，湖南经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和湖南日升房地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价值评估，确认被征收的涉案房屋的房屋价值（未包括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为：单价6760元/平方米，房屋价值为461302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位于长沙市南区房屋（面积为68.24平方米，产权证号为：号）系符某辉、陈某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房屋，虽登记在陈某平名下，但该房屋属于符某辉、陈某平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符某辉、陈某平对该房屋享有平等的处理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陈某平于2008年11月24日向廖某川出具的《委托书》，全权委托廖某川办理位于长沙市南区房屋的抵押贷款还款本息、注销抵押登记、解除他项权证、领取房屋产权证、领证后出售、签订买卖合同、产权交易过户的交件、退件、签字、签约、立契约收取房款及国土证过户等一切相关手续，陈某平的该委托行为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处分行为，陈某平理应与符某辉平等协商，并征得符某辉的同意，但陈某平对符某辉隐瞒其擅自处分涉案房屋的事实，并与胡某军、肖某梅恶意串通，利用伪造的符某辉的身份证，由肖某梅冒充符某辉的身份，于2008年11月24日共同向廖某川出具《委托书》，并办理了该《委托书》的真实性的公证，故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的行为侵害了符某辉的财产权利。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因望城公证处已作出（2008）望证字第1184号《公证书》，且廖某川以该《公证书》为依据并作为受托人代表符某辉、陈某平将涉案房屋出卖于姚某刚，后又由姚某刚将涉案房屋出卖给案外人曹某飞，均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故符某辉主张廖某川作为受托人代表符某辉、陈某平与姚某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涉案房屋又因征收拆迁已被拆除、灭失，符某辉、陈某平已经离婚，符某辉要求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对其房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望城公证处作为依法成立的公证机构，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望城公证处于2008年11月26日为“符某辉”、陈某平出具的《委托书》办理公证时，明知涉案房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其并不具备办理该房屋的《委托书》的公证的资格，但其仍接受了陈某平、“符某辉”的公证申请，并出具了《公证书》，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当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分别审查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公证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望城公证处并未严格审查“符某辉”的真实身份，在肖某梅持伪造的符某辉的身份证申请公证时，望城公证处未能查实委托人“符某辉”的虚假身份，仍为该虚假的事实出具了《公证书》，从而导致符某辉的房屋受到侵害，符某辉遭受重大损失，故望城公证处也对符某辉的财产实施了侵害行为，且其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第一款：“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故望城公证处也应对符某辉的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由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对符某辉的房屋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由望城公证处对符某辉的房屋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关于符某辉的损失的计算问题，因涉案房屋原系陈某平与符某辉共同所有，陈某平有权对自身享有财产的所有权予以处分，故符某辉遭受损失的财产系涉案房屋的50%的所有权，故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应当向符某辉赔偿涉案房屋的价值的50%，经查，涉案房屋于2014年被征收拆除，该房屋于2015年8月27日经评估确认价值（未包括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为461302元，故符某辉的房屋损失应为230651元（461302元*50%）。因此，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应当赔偿符某辉损失115325.5元（230651元*50%），望城公证处应当赔偿符某辉损失115325.5元（230651元*50%）。对于符某辉主张的过高部分，因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房屋室内装饰装修的价值损失及其他损失，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符某辉可经查实之后，另行主张权利。
对于廖某川和姚某刚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廖某川系“符某辉”、陈某平于2008年11月24日出具的《委托书》的受托方，该《委托书》又办理了公证，廖某川并无审查该“符某辉”身份真实性的义务，符某辉也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廖某川与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存在故意串通的行为，故符某辉无证据证实廖某川实施了侵权行为，且存在过错，其要求廖某川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姚某刚，因其对2008年11月24日的《委托书》的出具情况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该《委托书》的公证程序，鉴于望城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其有理由相信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故其与廖某川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姚某刚也向受托人廖某川支付了179000元的购房款和4000元的中介费，姚某刚已经全面履行了《房屋买卖合同》的义务，符某辉并无证据证明该179000元购房款明显不合理，且无其他证据证实姚某刚对其财产实施了侵害行为，其要求姚某刚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限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符某辉房屋损失115325.5元；二、限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公证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符某辉房屋损失115325.5元；三、驳回符某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公证处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55元，由符某辉负担1155元，由陈某平、胡某军、肖某梅负担1500元，由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公证处负担150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为：一、一审认定望城公证处就符某辉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是否恰当；二、一审认定符某辉的具体损失数额是否恰当。
一、一审认定望城公证处就符某辉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是否恰当。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案涉房屋原系符某辉、陈某平夫妻共同所有，陈某平在处置该房屋时向符某辉隐瞒其擅自处分该房屋的事实，并与胡某军、肖某梅恶意串通，利用伪造的符某辉的身份证，由肖某梅冒充符某辉的身份，向廖某川出具处分案涉房屋的《委托书》，并在望城公证处办理了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公证。后廖某川以该《公证书》为依据并作为受托人代表符某辉、陈某平将案涉房屋出卖于他人，并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导致符某辉权益受损。望城公证处在为案涉《委托书》办理公证时，明知案涉房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其不具备办理案涉房屋的《委托书》公证的资格，但其仍接受公证申请并出具了《公证书》，望城公证处的行为存在过错。同时，望城公证处并未严格审查“符某辉”的真实性身份，在肖某梅持伪造的符某辉身份证申请公证时，其未能查实所谓委托人“符某辉”的虚假身份，仍为该虚假的事实出具了《公证书》，从而使得廖某川以该被公证了的《委托书》为依据处分了案涉房屋，进而导致符某辉的房屋权益受到侵害，望城公证处的行为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项“公证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以及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之规定，公证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结合本案事实、望城公证处的过错程度以及法律规定等，认定望城公证处对符某辉的房屋损失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二、一审认定符某辉的具体损失数额是否恰当。本案中，因案涉房屋原系符某辉、陈某平共同所有，陈某平有权对自身享有财产的所有权予以处分，故符某辉遭受损失的财产系案涉房屋50%的所有权。在案涉房屋被出卖之日起至房屋被征收拆除期间，符某辉基于房屋的所有权益遭受损害的事实持续存在，且房屋作为重要的不动产亦具有保值增值功能，故一审法院以该房屋在征收评估中确认的价值作为依据计算符某辉的财产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根据责任比例、房屋价值、符某辉的所有权份额等认定望城公证处赔偿符某辉损失115325.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另，望城公证处关于被上诉人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故本案应终止审理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望城公证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55元，由上诉人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公证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ＸＸ
审判员 王晓虹
审判员 张文欢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梁俊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