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吴商初字第0533号
原告顾泉彪。
委托代理人张华强，北京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顾紫玄。
委托代理人赵胜，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于锋。
第三人苏州邓尉山置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宝泉路。
法定代表人杨晓峰，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黄昕，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顾全火。
原告顾泉彪与被告顾紫玄、第三人苏州邓尉山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邓尉山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24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顾紫玄在递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依法裁定予以驳回。被告顾紫玄不服裁定，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审理中，本院根据被告申请依法追加顾全火为第三人。原告委托代理人原为朱春杰、裴海，后变更为张华强。第一次开庭原告委托代理人朱春杰、裴海到庭参加诉讼，后由委托代理人张华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顾紫玄委托代理人赵胜、廖于锋，第三人邓尉山公司委托代理人黄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顾全火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顾泉彪诉称，其与被告均为第三人邓尉山公司股东，2010年5月15日，其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其以人民币1786万元购买被告所有的邓尉山公司47%的股权。被告应于2010年7月15日前配合其至工商部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任何一方违约应付10%的违约金。其于2010年5月14日之前已支付1786万元，但被告至今未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经多次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将被告持有的第三人邓尉山公司的47%的股权过户至原告名下，支付违约金178.6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顾紫玄辩称，1、对原告与顾全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事从不知情，在原告与第三人顾全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其已撤销对顾全火的授权，并且通知了邓尉山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原告与顾全火明知顾全火已无授权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转让行为没有法律效力。2、其至今分文未收到所谓的股权转让款，且原告与顾全火亦从未向其告知过股权转让协议的存在，其直至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该协议。3、协议约定的1786万元价款不是该笔股权的真实价值，即使顾全火的代理权有效，他也不应当恶意以低价转让给原告，损害其利益。4、授权委托书签订的时间是200××年4月2日，其中第二条为授权受托人行使委托人名下的邓尉山公司及其它相关公司的股东权利，但在该日其还并未拥有邓尉山公司的股权，因此其对顾全火的该项授权无效，顾全火不能据此处理其在该日后取得的邓尉山公司的股权。5、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之前未经过邓尉山公司股东会决议，签订之后亦未通知邓尉山公司及其他股东，不符合邓尉山公司股权转让的通常做法，也不符合工商部门的有关流程。6、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就分多笔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有违常理。7、原告欠缺支付能力，系与顾全火通过来回倒账造成支付全额股权转让款的假象。8、其母徐春英至今仍在服刑，徐春英曾要求与其父顾全火离婚，为此提起过离婚诉讼，顾全火与其母女之间处于矛盾对立的关系。××、原告直到2013年7月才起诉要求办理变更手续，在此期间从未向其提出过相关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邓尉山公司辩称，1、在原告与顾全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被告已经撤销对顾全火的授权，且其口头告知过公司股东，原告对此是知情的，因此顾全火无权代表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受让股权也是恶意的。2、其自成立以来历次股权转让均需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再由公司统一办理变更登记。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并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其也未收到过原告要求进行变更登记的申请。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顾全火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邓尉山公司于2006年2月24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徐春英，后变更为杨晓峰，原注册资本800万元，后变更为3800万元。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多次发生股权变更，其中，2006年3月18日徐春英转让股权16万元给顾泉彪，2008年5月8日，顾泉彪增资60万元。200××年3月25日，徐春英委托顾全火参加邓尉山公司于200××年4月3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代为行使其有关股东权利，并指定顾全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顾紫玄。同年4月3日，经邓尉山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徐春英将股权转让给顾紫玄，同日顾全火遂代徐春英与顾紫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徐春英的股权转让给顾紫玄。同年4月8日，徐春英的上述股权变更至顾紫玄名下。现邓尉山公司的股东为顾泉彪（认缴额76万元）、顾紫玄（认缴额2584万元）、金美萍（认缴额456万元）、杨晓峰（认缴额684万元）。
200××年4月2日，被告顾紫玄（委托人）向第三人顾全火（受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目的：由于本委托人经常在国外，不能对委托人名下的国内资产、股份股权进行管理与处分，因此特委托受托人全权代表处理。委托事项：1、授权受托人全权管理与处分（包括抵押、出租、转让等方式）现在及将来属于委托人名下的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吴中区及其他地区的房产（包括住房、商业用房等）。2、授权受托人行使属于委托人名下的苏州邓尉山置地有限公司、苏州市对外新闻广告摄制中心有限公司及其他相关公司的股东权利；授权受托人全权处理属于委托人名下相关公司的股权、股份（包括转让、抵押、增股或减股等方式），并代表委托人签署相关文件。3、授权受托人在处理上述房产、公司股份股权涉及相关银行借款等相关手续业务时，有权以委托人的名义签署相关合同、办理房产及股份股权转让以及抵押手续，签署处理房产、股份股权时的一切法律文件。4、委托人委托受托人领取、支付相关款项与相关公司股份的利益，领取有关权证，并支付上述代理权限中所产生的税务、费用等。5、受托人基于本委托人的利益及本委托人的目的而行使代理权，包括但不限于本委托书所明示的方式，即受委托人可根据实际需要，为达到本委托的目的，采取法律、法规允可或不禁止的方式行使代理权，其法律后果及风险，本托人均予接受并认可。6、委托期限：5年（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计算）。
2010年5月15日，顾全火代顾紫玄（转让方）与顾泉彪（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邓尉山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800万元，其中转让方出资人民币2584万元，占公司68%的股权，转让方同意其对公司的出资人民币1786万元（即公司47%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金为人民币1786万元，并保证该股权无法律瑕疵，即未质押给第三方，也未被任何机关查封、冻结。截至2010年5月14日，转让方已经收到受让方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金共计人民币1786万元，转让方保证在2010年7月15日前配合受让方向工商部门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从2010年7月15日起，受让方有权按照受让股权的比例分配公司利润，承担相应的风险和亏损。转让方不再享有已转让部分股权的权利，也不再承担相应的义务。任何一方违约的，应向对方支付股权转让金的10%作为违约金，并且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交公司和公司登记机关各一份备案。
2011年3月24日，顾全火委托律师向顾紫玄发送通知1份，称因顾紫玄未按协议支付股权转让金2584万元，故要求解除200××年4月3日其代徐春英与顾紫玄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2013年8月15日，原告委托江苏和舟律师事务所朱春杰律师向邓尉山公司发出律师函1份，主要反映：自其成为邓尉山公司股东以来，公司一直未向其分红，亦未向其提供运营状况的资料，故以股东名义要求公司提供会计账簿。
另查明，顾全火与顾泉彪系兄弟关系，顾全火与徐春英系夫妻，育有两女，顾紫玄系长女。徐春英现在监狱服刑。2011年1月27日，徐春英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理由为：自其被羁押后，顾全火不关心其，不关心家庭，反而与其他女人同居，小女儿目前同史剑红住在一起；顾全火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顾全火在其羁押阶段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谩骂。后徐春英申请撤诉。
又查明，本院于2013年7月15日受理了顾全火诉李思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审理中，李思源的母亲史剑红作为李思源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顾全火陈述，史剑红系其同学哥哥的小姨子，2006年认识的，后来发生了关系。2010年其因故被判缓刑，在苏苑街道进行矫正，此时由史剑红作为其保证人，因此其银行卡都由史剑红保管掌控。后来在将其名下的房产转入女儿、侄子名下时，产生了一些款项利益，其出于投资考虑，用史剑红、李思源的名义购买房屋。史剑红刷卡付款，尽管刷的是史剑红的卡，但都是由其汇款入卡中。另，2013年××月2日，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受理了顾泉彪诉李思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查明的事实有，2010年7月，顾泉彪、顾全火、史剑红一起至江苏通源典当有限公司，向该公司借款430万元，其中300万元顾泉彪要求汇入顾全火账户，上述借款用以归还顾泉彪、顾全火、史剑红等人房产所附银行贷款，再以还清贷款后的房产作为抵押向工商银行园区支行贷款840万元，其中433万多元用以归还江苏通源典当有限公司的本息。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公证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被告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律师函、本院调取的（2011）吴少民初字第72号、（2013）吴民初字第0××13号、（2013）园民初字第2178号、（2014）苏中民终字第1803号的案件材料、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1、顾全火是否有权代理顾紫玄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告称其撤销了对顾全火的授权，并通知了邓尉山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股东，为此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0年1月22日顾紫玄出具的声明书（见证人为杨晓峰）及相应的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彧杲、马捷出具的见证书，主要反映顾紫玄声明撤销对顾全火的授权，两律师见证顾紫玄、杨晓峰在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在声明书上签名。2、2010年8月××日顾紫玄出具的声明及江苏同益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书，顾紫玄再次撤销对顾全火的授权。3、2011年4月12日顾紫玄发送电子邮件1份，载明“爸爸：不想和你再争论什么，我的观点是邓尉山股权永远是我们一家人的，不属于我个人的。但是，200××年4月3日你骗我写下的授权委托书，让我非常的伤心，我没有想过自己亲生父亲会为了钱骗我。我已经在2010年做过撤销了，当时实在狠不下心来驳你的面子，不想让小小的苏州城知道我们家里为了点钱弄上弄下，以后都无面做人，因为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是无法改变的。但现在你还要抓着问题不放，我想我应该告诉你这个事实，我作为委托人，已经对你即被委托人的一些权利做了撤销。”邮件附件为声明见证书。4、2011年5月4日被告顾紫玄分别向邓尉山公司、顾全火、顾泉彪等邮寄的通知，明确其已于2010年8月××日在江苏同益大地律师事务所见证下撤销了对顾全火的授权。其中寄给顾泉彪的是寄给邓尉山公司转交的。
原告经质证认为，1、对于2010年1月22日的声明书上被告的签名无法确认，被告当时不在国内不可能出具声明书，其从未收到声明书，且被告并未以公证的方式撤销授权。2、对于2010年8月××日的声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从未收到过，被告反复撤销对顾全火的授权不符合常理。3、对于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不清楚。4、其从未收到通知，且被告与其系亲属关系，被告应知道其地址，但被告不直接寄给其却寄给公司，不符合常理。第三人邓尉山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其口头告知了公司股东。
被告称，2010年1月22日其在国内，为此提供了出入境记录，并称该日做过撤销见证后其与杨晓峰均当面或电话告知了顾全火，反复撤销是因为顾全火不配合，其不放心，据其了解，顾全火涉及法律纠纷较多，经济状况恶化，一直在处理一些财产，故其不断强化撤销效果，这一过程也表明了其对顾全火的态度，如果顾全火或顾泉彪转让股权时征求其意见，则一定会得到否定的答复。另，未采用公证书形式撤销授权，是因为经咨询原办理公证的人员得知撤销公证需要顾全火本人到场，而顾全火拒绝配合，故采用了律师见证的方式。后，原告对2010年1月22日的声明书上顾紫玄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申请对签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表示即使鉴定出笔迹是当时形成的其也未收到，但若鉴定出是事后形成的则被告应承担作伪证的责任。
2、原告与顾全火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顾紫玄利益的情形。原告称其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为此提供了银行凭证及顾全火出具的收条8份。银行凭证反映：2010年4月6日至5月14日，原告顾泉彪向第三人顾全火银行卡汇入1806万元。收条反映收款金额共计1786万元。原告称银行凭证所载2010年4月24日的一笔20万元系其借给顾全火的。
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与顾全火系利用小笔款项来回倒帐造成支付全额转让款的假象，为此申请调取了2010年3月31至2010年5月14日的原告与顾全火的银行往来明细及凭证。结合银行往来明细资料，双方对涉案九笔股权转让款作出如下说明：
1、第一笔股权转让款310万元。银行明细显示：2010年3月31日史剑红向顾泉彪以本票形式转账55万元，同日苏州工业园区香山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山公司）向顾泉彪转账150万元，同年4月6日香山公司向顾泉彪转账105万元，该日顾全火代顾泉彪在中国民生银行申请310万元银行本票，同日顾全火将上述本票金额存入其工商银行园区支行卡号为95×××23银行卡后取出。被告称，该笔股权转让款来源是香山公司借给顾泉彪255万元，史剑红本票汇入55万元，4月6日，顾全火代顾泉彪开具310万元本票，同日该本票入顾全火账户，顾全火立即将该款取走。就该笔款项，原告在之前庭审中所述，原告给顾全火310万元现金再由顾全火和原告的外甥女婿共同至民生银行存入。原告称，香山公司系其儿子顾金康与他人一起开的公司，该公司前期资金紧张向其借过钱，255万元系还款；史剑红的55万元系归还其之前出借的款项，史剑红与顾全火相互认识。为此原告提供了其与香山公司的借款协议1份、2010年3月31日、4月6日民生银行转账支票2份，借款协议主要约定，因香山公司急需购置大量苗木，而目前现金短缺，为此向股东筹款，向顾泉彪借款600万元，时间自200××年12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止，香山公司于2010年3月底前先期归还300万元，余款在2010年6月30日前清讫；转账支票载明出票人均为香山公司，收款人均为顾泉彪，用途为还款，金额分别为150万元、105万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关联性。
2、第二笔股权转让款340万元。银行明细显示：2010年4月8日顾泉彪现金存入农业银行卡号为62×××13的银行卡中320万元，同年4月××日顾泉彪申请了农业银行本票340万元，收款人为顾全火，同日顾全火以该本票汇入其工商银行卡号尾号为××223银行卡中340万元。被告称，其怀疑该笔款项系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原告称，该笔转让款中320万元系催收的货款和部分放高利贷的钱，20万元系家中自有资金。其曾在相城区蠡口新天地家具城代理两个家具品牌，因行政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故当时没有注册公司或个体工商户，只是以门面形式对外销售，没有纳税凭证，因停止营业时间较久，财务凭证早已丢失了，货款和高利贷各是多少，因时间较长，记不清了。放高利贷部分原有借款人出具的欠条，款项收回之后欠条就还给借款人或当场毁掉了。
3、第三笔股权转让款240万元。银行明细显示：2010年4月××日10：43顾泉彪在工商银行园区支行开立卡号为62×××05的银行卡，同时顾全火从其工商银行卡号为95×××23银行卡向顾泉彪上述尾号为8705银行卡上转账240万元，同日11：03顾泉彪从尾号为8705银行卡上向顾全火尾号为××223银行卡上转账240万元。被告称，该笔股权转让款系顾全火将收到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中240万元转至顾泉彪的卡上，又以顾泉彪的银行卡转入顾全火的银行卡。且从交易时间看，原告显然是与顾全火一同办理的，这与之前原告庭审陈述矛盾。原告称，其取得民生银行240万元贷款后转给了顾金康，顾金康临时借给了顾全火，因其与顾金康是父子关系，故顾全火将该款还给了其，其遂作为股权转让款转给了顾全火。原告未能提供顾金康借款给顾全火的凭据。
4、第四笔股权转让款100万元。银行明细显示：2010年4月26日13：48，顾泉彪在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0263网点048××××号柜员处现金存入卡号为62×××08银行卡上60万元，同日13：52在该处存入上述银行卡上40万元，13：54顾泉彪在该处向顾全火工商银行卡号为95×××23银行卡上转账100万元，13：57顾全火在该处向蒋鸣汇款4××000元，13：5××顾全火在该处向杨晓峰汇款10万元，14：11顾全火在上述网点04638号柜员处取款20万元，15：03顾全火在工行园区支行1205网点01864号柜员处取款65万元，4月27日顾泉彪在工行园区支行向史剑红转账5万元。被告称，上述前几笔交易是在同一网点同一交易员处连续完成，每笔交易的时间间隔极短，这些交易中既有顾泉彪发起的，也有顾全火发起的，故当天两人应是同时到银行办理上述业务，或者由一人代理另一人办理，有理由相信该笔股权转让款仍来源于之前的款项。顾全火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又于当天分多笔将款项全部转走或取走。原告称，该笔资金是其家中自有资金和向下家催收的部分经营副食品的货款，没有相应货款凭据，自有资金和货款大约各占一半，以现金方式存入，真实性毫无疑问。与顾全火至同一网点完成交易与转账没有关系。至于是连续存入还是一次性转入，以及间隔时间长短对存款真实性毫无影响。至于顾全火收款后何时取款不是其能控制的。
5、第五笔股权转让款120万元。银行明细显示：2010年4月30日顾全火从1102020411200007825账号转账180万元至其在工商银行卡号尾号为××223银行卡上，同日又从该卡转账180万元至110202040805082××244账号（开户），5月1日15：07顾泉彪的卡号尾号为8705的卡上卡存120万元，15：12史剑红代顾泉彪从卡号尾号8705的卡上向顾全火的卡号尾号为××223的卡上转账120万元，15：18史剑红代顾全火从上述卡上向杨守松转账120万元。顾泉彪的卡号尾号为8705的卡自2010年4月××日开户，除上述4月××日、5月1日的交易外，5月5日11：3××卡存30万元，11：4××卡存180万元，11：56卡取210万元（对方为顾全火的95×××23账户），5月6日××：27卡存150万元，××：31卡取150万元（对方为顾全火的95×××23账户），同年7月8日销户。被告称，史剑红除了代顾泉彪向顾全火转账和代顾全火向杨守松转账，从交易时间和关联性推断，之前应是史剑红为代顾泉彪存入120万元，鉴于史剑红与顾全火、顾泉彪的关系及其参与两人来回倒账的过程来看，该笔股权转让款来源于之前的款项。原告称，该笔款项系以前放给史剑红的钱，她可能将该笔钱又转手放给别人，为购买股权其打电话向史催款，2010年5月1日，史电话回复称钱出来了，其那天正好有事遂把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史，并告知了顾全火的银行卡号，让史把钱存到其账上再转给顾全火。至于顾全火后期委托谁及把钱转给谁与其无关。后原告称，该笔款项不是放给史剑红的贷款，而是史从其处的借款，史再用该款放贷，给其一点利息，史借款时有凭据，还款后就毁掉了。原告未能明确史剑红具体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及支付方式等。
6、第六笔股权转让款210万元。银行明细显示：顾泉彪的卡号尾号为8705的卡在2010年5月5日11：3××卡存30万元，11：4××卡存180万元，11：57顾全火代顾泉彪从该卡上向顾全火的卡号尾号为××223的银行卡上转账210万元。之后自该日14：15至16：26，顾全火从卡号尾号为××223的卡上七次取款17××万元，后又汇款、消费两笔计252700元。被告称，从交易的时间及关联性上推断，是顾全火代顾泉彪分别卡存30万元、180万元，再代顾泉彪转入自己卡上，故该笔款项同样来源于之前的款项。另，顾全火当天取款、消费共计2042700元。原告称，30万元系其自有资金、180万元系截留上家的货款，没有货款的凭据。后来其又支付了上家货款，但亦未能提供付款凭据。两笔款项都是放在家里的，原想先付给顾全火30万元，但顾全火不同意，故又存入了180万元。因顾全火当时天天催款，其认为只要有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条就行，故让顾全火代其转账，只要钱真实付出了，至于是谁办理的无所谓。
7、第七笔股权转让款150万元。银行明细显示：2010年5月6日××：27顾泉彪的卡号尾号8705的银行卡卡存150万元，同日××：31顾全火代顾泉彪从该卡上向自己的卡号尾号为××223的卡上转账150万元，10：21顾全火从卡号尾号为××223的卡上取款30万元，15：12史剑红代顾全火从卡号尾号为××223的卡上取款120万元。被告称，从交易时间和关联性上推断，应是顾全火代顾泉彪现金存入150万元，故该笔款项来源于之前的款项。另，史剑红频繁地参与顾泉彪、顾全火的交易中，三人构成恶意串通。原告称，因其当天没有时间，顾全火又在催款，故其将现金交给顾全火办理，顾全火办完后将凭证交给其，史剑红代顾全火取款与其没有关系。该笔转让款的来源于借款60万元和自有资金××0万元。但原告未提供相关依据。
8、第八笔股权转让款105万元。银行明细显示：2010年5月13日，顾泉彪在农业银行卡号为62×××13的银行卡上现金存入5万元，后转入顾全火在农业银行卡号为62×××16的银行卡上；同日，顾泉彪尾号为2813的银行卡上现金存入100万元，后转入顾全火农业银行尾号为3316的银行卡上。被告称，该笔转让款系顾全火代顾泉彪现金存入105万元后转入顾全火账户。原告称，5月13日，其与顾全火一起到银行，当时其包里有现金5万元，别人答应归还的100万元正在送往银行的路上，但其与顾全火已在银行取号了，其就先把5万元交给顾全火先去办理，办好后100万元正好送过来了，于是就让顾全火一并代为办理了。100万元是顾金康支付的两套房产的部分房款，是顾金康凭两套房子向银行贷的款，贷款下来后顾金康转账给了顾泉彪，顾泉彪将该款用在生意上或借给别人了，2010年别人还款。原告未能提供相应凭证。被告称，原告承认其是与顾全火一起办理的，与之前庭审矛盾。原告称，之所以陈述矛盾，是因为次数太多、时间又长，记不清了。
××、第九笔股权转让款211万元。2010年5月14日16：43顾泉彪在农业银行的尾号为2813的银行卡上现金存入111万元，同日顾全火尾号为3316的农业银行卡向史剑红尾号为3415的银行卡转账100万元，同日史剑红尾号为3415的银行卡向顾泉彪尾号为2813的银行卡上转账100万元，同日顾泉彪尾号为2813的银行卡向顾全火尾号为3316的银行卡转账211万元，同日16：54顾全火的尾号为3316的银行卡现金取款100万元。被告称，该笔转让款中100万元来源于5月13日的105万元，100万元明显是来回倒帐。原告称，5月13日晚上，史剑红通过电话告知其放贷的钱出来了，有100万元，其算了一下买股权还差211万元，算上史剑红准备归还的100万元，还差111万元，于是其就截留了本应向上家支付的货款。5月14日，其让蔡建林带上111万元现金去银行和史剑红碰头，让他们连同史剑红归还的100万元一并转给顾全火。原告未能提供所述该笔转让款来源的凭据。被告称，根据银行明细，该笔转让款中100万元系顾全火向史剑红转100万元，史剑红再转给原告，原告再转给顾全火，原告陈述与事实不符。
被告称，史剑红参与了多笔款项的交易，时而接受原告的委托，时而接受顾全火的委托，时而接受两人共同的委托，明显三人之间是恶意串通。所有款项中原告称来源为催收货款、放贷款项的共计540万元，与说明中340万元差距很大。原告第一次庭审后提供的情况说明中称股权转让时的资金除部分银行融资外都是自有资金，之后股权转让款资金来源说明中又称民间借款及截留货款200万元，之后庭审中原告陈述又有不同，故原告陈述前后矛盾。原告称，第一次情况说明，其没有认真统计款项来源，之后的资金来源说明也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其中很多的款项之间存在相互交叉，比如卖房得款会立即用在生意上或向他人放贷。其文化水平有限，前后的情况说明有一些偏差，前期将变卖房屋得款也归入了银行融资，因该款项是顾金康通过房贷转给其的，后期所称截留上家货款及变卖家具的款项之前其都视为自有资金，因为截留的货款也是现金。至于向两位亲戚借款，因数额较少，故未在第一次情况说明中载明。被告称，原告在第一次的情况说明中称“我从1××××0年开始经营食品及副食品批发业务，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通常都是以现金方式收付款，包括我及我儿子购买几十套房产都是现金付款，平时经营中的资金都放在家中，因此股权转让时的资金除部分银行融资外，都是自由（有）资金”，说明原告所付1786万元中除240万元银行贷款外，其余系家中现金支付，与生活常识不符。另，原告变卖家具得款、民间借款88万元、收回放贷款也与上述说明中全是副食品经营收入的陈述完全不符。
另，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来源。第一次庭审时，原告称，有其自己的积蓄，还有问朋友借的，没有借条，但对于具体来源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需要庭后核实，其中310万元是由顾全火与其外甥女婿蔡建林一起去民生银行现金存入后转给顾全火。第一次庭审后，原告出具了情况说明1份，内容为“现就我与顾紫玄股权一案的资金来源说明如下：我从1××××0年开始经营食品及副食品批发业务，须（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通常都是以现金方式收付款，包括我及我儿子购买几十套房产都是现金付款，平时经营中的资金都放在家中，因此股权转让时的资金除部分银行融资外，都是自由（有）资金。”同时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苏州市吴中区木渎盛昌冷冻调味品商行，经营范围为批发、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日用百货，执照有效期自2011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2、登记在顾泉彪、顾金康名下的房产权证××份、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5份及户主为顾水元的宅基地登记通知单1份，登记在顾泉彪名下或其作为共有人的房屋8套，登记在顾金康名下房屋7套，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上均载有银行抵押权信息，担保的主债权共计508万元。原告称顾金康系其儿子，顾水元系其父亲，其与家庭成员早已拥有多套住房及商业用房，购买房产多为投资，足以证明其在当时完全有资金实力购买涉案股权。
被告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规模较小，而涉案标的为1786万元，按原告所述原告大部分资金是经营所得且存放家中，不符合常理。原告在情况说明中称股权转让款除部分银行融资外都是自有资金，与之前庭审中原告称一部分是自有资金，一部分是问朋友借的，自相矛盾。原告提交的房产材料反映有7套房屋不属于原告所有，这些房产都是固定资产，不能当即变现，原告为此还负有508万元债务，不能证明原告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原告称，转让款除了自有资金、银行融资外，还有不到100万元个人借款，具体转让款来源为，民生银行融资240万元；两套房子卖了350万元；蠡口家具城家具店及货物变卖得款约300万元，其中一部分用来放贷，后将放贷的钱要回加上新区餐馆的钱共计320万元；截留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应付给供货商的款项240万元；木渎农行340万元本票；还有要回的一部分下家欠款及酒店应收款。另原告称，2013年5月13日的5万元转让款是委托亲戚去银行办的，但不是顾全火，该日100万元转让款也是让别人代办的，不知道是否是顾全火，股权转让款往来中从来没有顾全火打款给其，都是其打款给顾全火的。
后，原告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1、民生银行对账单1份，载明2010年3月2××日贷款240万元，同日原告将该款转给顾金康。2、200××年8月5日、8月6日其将两套房屋出售给顾金康的存量房买卖契约2份，价款分别为133万元、2××0万元。原告称出售上述房屋后得款约350万元，用于购买涉案股权。同时原告又出具股权转让款资金来源说明1份，说明：民生银行贷款240万元；变卖两套房屋得款约350万元；借款88万元；变卖家具城家具得款约300万元；截留供货商货款约200万元；催收货款、放贷款共约370万元；家庭自由（有）资金约240万元。原告称，其在涉案股权交易之前经营家具业务，在涉案股权交易期间经营副食品批发业务，平时还做一些放贷、炒房产业务。
就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取得240万元贷款后当天转给了儿子顾金康，并未用来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之前提供的房产证中含有买卖契约所涉两套房屋，当时原告用于说明其自身的购买能力，现又称在200××年8月通过出售房屋取得350万元，故原告陈述前后矛盾。对此，原告称，200××年其将两套房屋通过买卖方式转移至儿子名下从中可以获得银行融资350万元。至于用两套房屋证明具有资金实力，是因尽管房子过户到儿子名下，但其仅有一个儿子，父子之间资金有时是混同的，不分彼此。
本院认为，关于顾全火是否有权代理顾紫玄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顾紫玄向顾全火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顾全火处理其名下相关公司的股权、股份，顾全火于2010年5月15日与原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被告顾紫玄辩称其已撤销授权，提供了2010年1月22日至2011年5月4日的声明、邮件及通知，除2010年1月22日的声明外，其余声明、邮件及通知均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日期即2010年5月15日之后作出。关于2010年1月22日的声明，被告称其与杨晓峰在作过见证后均当面或电话告知了顾全火，因顾全火未到庭，原告否认收到该份声明，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撤销授权的通知在2010年5月15日之前到达顾全火及顾泉彪。根据授权委托书，顾全火有权代理顾紫玄对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顾泉彪与顾全火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顾紫玄利益的情形。首先，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看，股权转让协议未签，但股权转让款已支付，不符合常理。第一、四、六、七、八笔转让款的支付均由顾全火代办或顾泉彪与顾全火一同办理，金额共计875万元，第三笔转让款240万元存在顾全火与顾泉彪在同一银行来回转账的情形。另，史剑红参与了第一、五、七、九笔转让款的支付过程（涉及金额536万元），有时为顾泉彪代办，有时为顾全火代办，届时三人之间关系密切。其中第九笔股权转让款中的100万元，系顾全火转给史剑红，史剑红再转给顾泉彪，顾泉彪又转给顾全火。对于款项来源，原告陈述前后矛盾，混乱不清，且除了第一笔转让款中255万元其提供了借款协议及转账支票外，其余转让款均未能提供相应的借款、放贷及货款等依据。对于原告出售给其子顾金康的两套房屋，原告先是用以证明其自身的购买能力，后又称通过出售房屋获得银行融资350万元用于支付转让款，继而又称顾金康凭两套房屋从银行贷款100万元用以向其支付房款，其再将该款用在生意上或借给别人，别人还款后支付给顾全火。另原告称其与顾金康父子之间的资金系混同的。可见，原告陈述不清，且无相关银行贷款的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民生银行贷款240万元，原告虽提供了依据，但其取得贷款后并未支付顾全火，而是支付给了顾金康。其称顾金康将该款借予顾全火，顾全火向其还款后，其再作为转让款支付顾全火，但亦未能提供借款的依据，且亦不符合常理。
其次，原告与顾全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未知会顾紫玄，顾全火亦未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顾紫玄，两人亦均未向公司告知股权转让情况及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此外，顾全火在2011年3月24日通知顾紫玄要求解除徐春英与顾紫玄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徐春英仅指定顾全火代其向顾紫玄转让股权，并未授权顾全火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后顾泉彪又在2013年8月15日发律师函称自其成为邓尉山公司股东以来公司一直未向其分红，而并未主张本案所涉受让的股权。以上情况表明，如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真实，顾全火不会在其以顾紫玄名义和顾泉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还会发通知给顾紫玄解除其代徐春英转让给顾紫玄的股权，顾泉彪亦不会在受让股权这么久不向公司提及。另，原告曾联系顾全火来院签收本案应诉材料，但本院依法追加顾全火为第三人后，其经本院多次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综上，上述转让款支付环节存在的诸多不合理之处，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来源。因此，顾全火虽有权代顾紫玄与顾泉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并非是为了顾紫玄的利益，而仅是通过此种形式企图转移顾紫玄的股权，并与顾泉彪、史剑红相互配合以达到目的，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相互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将被告持有的第三人邓尉山公司的47%的股权过户至原告名下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顾泉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6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帐号：10×××99。
审 判 长 辛 欣
代理审判员 钱建平
人民陪审员 顾伟芳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任 蒙
附相关法律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