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厦民终字第35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湖里街道办事处。代表人：郭晓平，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厦门市湖里储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来，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杨某、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湖里街道办事处（下称湖里街道办）因与原审第三人厦门市湖里储运公司（下称湖里储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民初字第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某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1.判令湖里街道办为杨某找回或补办杨某的人事档案，并协助办理退休手续；2.判令湖里街道办登报澄清确认1981年10月至1999年5月对杨某用工的事实并赔礼道歉，赔偿杨某精神损失费20万元。事实和理由：杨某于1981年10月因土地被征用与同村的杨建设一起被安置在湖里街道办，当时全村的群众都知道。湖里街道办在厦湖街政【2014】55号《关于杨某要求给其开具工作证明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中也承认杨某与杨建设同时在湖里街道办工作并一起参加公费驾驶员培训的事实。该事实证明了杨某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81年10月。因杨某当时没有通过驾驶员的考试，因此在1982年湖里街道办让杨某再次参加培训。1986年1月，杨某服从湖里街道办的安排到湖里运输站工作，工资由湖里储运公司代发，只是岗位的变动，而不是人事关系的变动，杨某的人事关系仍在湖里街道办并未发生改变，1988年湖里街道办发给杨某的《工会证》可以证明前述事实。1993年湖里搬运公司进行改革，杨某又回到湖里街道办工作，湖里街道办以目前没有闲置车辆为由，通知杨某等待安排，并强调杨某不能随意找工作，因为驾驶员培训费是由湖里街道办出资，如果杨某要离开湖里街道办，就要赔偿湖里街道办培训费。因此杨某只好耐心等待，直到1999年在得到湖里街道办同意的情况下才到公交公司应聘驾驶员。1999年7月杨某被公交公司录取后，湖里街道办未及时将杨某的档案移交公交公司，侵犯了杨某的人身权利，给杨某造成直接和间接重大经济收入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档案的丢失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杨某请求其赔偿20万元一点也不为过，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湖里街道办辩称，在征地安置时杨某并未被正式招工，不符合当时建档条件，且1986年起其经湖里街道办推荐到湖里储运公司工作，湖里街道办从未保管杨某的人事档案，不存在将其档案丢失，或需为其补办的问题。1981年9月征地补偿安置时，依据厦政【1981】466号文件《对“关于湖里加工区征地补偿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的安排，经考核选拔，正式招工的人员的总共仅有100名青年人，其他人员均未正式招工。杨某当时尚未满16周岁，并未列入正式招工范围，但按照上述《批复》待其将来符合就业条件，由街道办事处优先推荐给特区工厂或其他就业单位招聘。1982年2月，为安置社会闲散劳动力，经批准设立湖里运输站，湖里街道办为其主管部门。由于湖里运输站尚有司机岗位空缺，杨某即以湖里街道办下属运输站的名义申请驾驶员培训，并在取得驾驶员实习证后于1983年7月经湖里街道办推荐至湖里运输站担任驾驶员。由于1984年4月前杨某尚未取得正式驾驶证，故从推荐至湖里运输站起至1984年3月期间杨某在湖里街道办领取实习补贴。杨某正式取得驾驶证后即停发实习补贴，在湖里运输站以临时工身份继续开车，其后续工作情况湖里街道办并不清楚。依据当时的历史情况，计划经济年代只有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招收的固定工和合同工才予建档，杨某所称与其同期培训驾驶员的“杨允进”（即杨建设）也是于1988年才由湖里区工商企业发展公司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建立劳动人事档案，同样也不是湖里街道办的员工。杨某确实与湖里街道办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符合当时人事建档的条件，湖里街道办不存在将其档案丢失或需为其补办的问题，杨某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原审第三人湖里储运公司未作答辩。湖里街道办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采信“厦门市湖里社区居委会”以及“厦门市湖里储运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来认定杨某参加工作的时间错误。经湖里街道办向出具该证明的相关单位了解，上述两份《证明》均为杨某隐瞒真实意图，以拟提前办理退休为名才取得相关单位本着人道主义出发的配合，事实上两份证明的内容相关单位并未查实。对此，一审中湖里街道办提交了“湖里社区居委会”于2014年11月18日出具《关于开具杨某证明的情况说明》，详细陈述了为杨某出具证明的具体背景是杨某称为了办理提前退休，且湖里社区居委会于2014年11月17日出具了《关于杨某在特区成立期间有无招工情况的说明》，确认湖里大队一次性农转非招工时，杨某不属于当时招工范围；储运公司也于2014年11月12日出具《关于出具钟建生证明的情况说明》，详细陈述了为杨某出具证明具体背景也是杨某称为办理提前退休，在该证明上签字的相关人员也说明其对杨某是否自1982年9月起在湖里街道办工作并不清楚。综上，该两份“证明”已被出具证明的主体所否定，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采信上述两份“证明”来认定杨某参加工作的时间是错误的。2.如前所述，“湖里社区居委会”以及“储运公司”的两份“证明”事实上并不能证明杨某于1982年9月在湖里街道办参加工作。而杨某一审当庭所称的参加工作时间为1981年10月，与其提交的证明也存在明显矛盾。依据厦政【1981】466号《对“关于湖里加工区征地补偿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复》，当时湖里区拆迁安置时总共仅有100名青年人进入正式招工，杨某生于1965年12月，当时未满16周岁，按照上述《批复》并未列入正式招工范围，应待其符合就业条件时，由街道办事处优先推荐给特区工厂或其他就业单位招聘。同样依据该《批复》的精神，1982年10月由于湖里街道办下属“运输站”（即湖里储运公司的前身，后演化为本案第三人）有六部车而仅有两名驾驶员，湖里街道办为杨某出具培训驾驶员的介绍信让其培训汽车，待其满足年龄条件后优先推荐至湖里街道办下属企业湖里运输站（即如今的湖里储运公司）工作，故该介绍信中明确“我运输站有汽车六部”，以及“我站职工钟建生”，该介绍信并未确认杨某与湖里街道办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相反可以体现杨某当时确实是储运公司的职工。并且，由于1984年4月前杨某尚未取得正式驾驶证，故1983年7月至1984年3月期间在湖里街道办临时性领取实习工资，待其正式取得驾驶证后即在湖里运输站以临时工身份继续开车，再未与湖里街道办发生任何联系，1984年3月以后湖里街道办也没有再向杨某发放任何薪资。综上，一审判决以湖里街道办曾为杨某参加驾驶员培训开具介绍信，且在1983年7月至1984年3月期间曾向杨某支付工资，认定杨某与湖里街道办于1982年9月至1985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事实上湖里大队被征地安置时杨某并未经正式招工，也没有与湖里街道办建立正式的劳动人事关系，即使退一万步讲，杨某最迟也于1986年即去了储运公司担任临时工。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尚未颁布实施，当时也没有明确的劳动人事档案建档要求，有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最早的规定（《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也是1988年12月才颁布的。可见，当时的用工形式和劳动人事管理与如今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显然不应用现今的法律来认定当时的历史问题。而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确实是只有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招收的固定工和合同工才予建档，杨某并未正式招收为固定工，也没有与湖里街道办签订《劳动合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湖里街道办并没有为杨某建立劳动人事档案的义务，故亦无须为杨某补办档案。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判令湖里街道办为杨某建立劳动人事档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杨某答辩称，一、关于杨某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根据1981年466号文《对“关于湖里加工区征地补偿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复》，杨某与同村村民杨建设于1981年10月被安置到湖里街道办工作，当时全湖里大队就招两个人安置在湖里街道办，全村村民皆可作证。湖里街道办在2013年的信访回复件中也已承认杨某与杨建设同时在湖里街道办工作并一起参加公费培训驾驶员的事实。前述事实可以证明，杨某参加工作的时间实际应为1981年10月。二、一审判决认定1982年10月至1985年12月期间杨某与湖里街道办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予以支持。1.杨某的实际出生时间为1964年10月，是湖里区拆迁安置时100名青年中的一员，于1981年10月与同村村民杨建设一同安置在湖里街道办。2.杨某的工会证、工资表、介绍信、机动车驾驶员考验异动登记表等一系列盖有湖里街道办公章及法人代表签名的证据，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湖里街道办故意混淆事实，始终不肯承认与杨某存在过劳动关系的事实，其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原审第三人湖里储运公司未作答辩。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湖里街道办为杨某找回或补办杨某的人事档案，并协助办理退休手续；2.判令湖里街道办登报澄清确认1981年10月至1999年5月对杨某用工的事实并赔礼道歉，赔偿杨某精神损失费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的曾用名为钟建生。1982年厦门市开元区湖里运输站（下称湖里运输站）经审批和工商登记成立，1984年湖里运输站经审批和工商登记变更为厦门市开元区湖里搬运公司（下称湖里搬运公司），后湖里搬运公司更名为湖里储运公司。1982年10月6日，湖里街道办向厦门市车辆监理所出具一份介绍信，内容为“兹有我运输站有汽车六部（其中解放牌三部，福建牌一部，130型天津牌一部，日产车一部），但汽车驾驶员仅有二人，因生产运输任务紧迫，急需培训驾驶员，现介绍我站职工钟建生同志到市劳动局技校培训汽车驾驶，请贵所给予办理手续为感。”1983年7月7日，湖里街道办向湖里运输站开具一份介绍信，内容为“兹介绍钟建生等同志壹人到你处报到，跟车训练驾驶工作，请给予安排。”1986年11月20日，湖里街道办向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兹有我办事处驾驶员钟建生转入所属湖里搬运公司，情况属实，特此证明”。1988年11月18日，湖里搬运公司（现湖里储运公司）向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出具一份介绍信，内容为“兹有我公司驾驶员钟建生，前来办理变更（因我公司原属开元区，现已划湖里区），希贵所给办理变更为盼。”2013年12月18日，湖里储运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杨某1982年9月在湖里街道办工作，工作岗位为司机（此为该同志工作起始时间），1984年10月调到湖里运输站（现湖里储运公司）工作，工作岗位：司机，1990年离开。”2014年8月20日，湖里储运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经查证，钟建生于1986年1月--1993年3月在我公司工作，见其1986年1月及1993年3月工资复印件。期间的工资已经全部结算清楚。”2014年11月12日，湖里储运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出具钟建生证明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3年12月18日，钟建生到公司，说如今国家有新规定，连续从事驾驶工作30年的人员可以提前退休，要求公司帮他开具之前的工作证明。由于80年代他确实在公司当过驾驶员，他现在又在区劳动局工作（司机），信息比较灵通。公司就帮助出具其1984年底到本公司担任驾驶员工作，1990年自动离职。但是，他有提出，他是从街道下来的，为了连续计算，帮他把1982年在街道办工作的经历也写进去，他说这个陈总都知道的。我司认为我们没有权利证明其在其他单位的工作情况，他说没事，你们帮我写进去，有没有用再说。出于好心，就根据其本人要求，写了‘该同志1982年9月在湖里街道办工作……’的证明。并将原来写的第一遍证明撕毁。以上为本公司出具该证明的事情经过。”2014年11月17日，湖里储运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钟建生1985年12月之前是在湖里街道下属的劳务站开一部解放牌带挂斗的车。大约于1986年1月份湖里搬运公司和劳务站合并，钟建生并入湖里搬运公司，1986年1月份有工资表。钟建生大约91年因个人原因自动离职，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听说和他爱人一起做售衣服生意……”。2014年3月6日，厦门市湖里区湖里社区居委会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根据我社区调查杨某（出生于1965年12月），于1982年9月由湖里街道出资金培训汽车驾驶，后在湖里街道办工作。特此证明。”2014年11月18日，厦门市湖里区湖里社区居委会出具一份《关于杨某证明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杨某又名钟建生系我湖里社区居民，今年3月份杨某到我社区说政府有政策从事司机工作者连续工作三十年可提前办理退休，要开其在湖里区街道办事处从事司机工作的证明。因考虑到他是我社区居民，为了他能提早退休，本着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我社区为杨某开具在街道当过司机的证明。特此证明”。2014年8月22日，湖里街道办对杨某要求其给予重建档案的信访事项进行答复称，经调查湖里街道办档案室没有杨某个人的任何文字材料，同时，杨某无法提供在街道工作相关的个人信息资料；由老同志证实杨某确属“农转非”，但不是分派到湖里街道工作，而是经人介绍在街道生活服务站（街属企业）开车，具体时间不详，后申请到湖里运输站（现湖里储运公司）开车等等。杨某的机动车驾驶员档案中编号为闽字第37611号和闽字第302843号的《机动车驾驶员考验异动登记表》上记载的杨某的单位均为湖里街道办。湖里街道办在上述登记表“政治鉴定及审查意见”一栏加盖了公章，落款时间分别为1982年11月30日和1985年11月30日。杨某1983年7月至1984年3月的工资由湖里街道办按月支付。湖里储运公司自1986年1月起向杨某支付工资。杨某于2014年11月19日向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湖里街道办确认杨某在湖里街道办的用工事实以及杨某为被征地农民安置就业岗位的正式职工，同时重建个人档案，恢复杨某应有的身份，给杨某安排一份工作，依法依规给予杨某补偿和赔偿。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厦湖劳仲不受【2014】26号《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决定书》，以杨某的仲裁申请不属于其管辖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审理过程中，杨某称其在1981年10月底开始在湖里街道办从事领车带路的工作，每个月拿18元的生活费；1981年11月，湖里街道办出资让杨某去培训驾驶员六个月，杨某没考过；到1982年7月，杨某准备去建筑公司，后来接到湖里街道办的通知，叫杨某再去培训驾驶员，杨某就又去培训；从1982年7月开始，杨某每月领取40.5元的工资；1982年拿到驾驶证后就在湖里街道办开车，1984年10月底到劳务站开车，劳务站的站长是湖里街道办的干部陈红毛；1986年1月，杨某到湖里搬运公司开车，中途有几个月由湖里街道办安排到区监察局给局长开车；1993年，湖里搬运公司转为私人承包，杨某就不干了，从湖里搬运公司出来；1993年到1999年，杨某回湖里街道办等安排工作，湖里街道办领导答复称杨某是公费培训的驾驶员，现在湖里街道办没有多余的车辆，等买了新车再让杨某去开，杨某不能随便去外面找工作；杨某是国家特区建设征地安置的职工，分配到湖里街道办上班，用工主体是湖里街道办；这段时间杨某就到处做临时工、摆地摊赚生活费；1999年，厦门市公交总公司接收了杨某，湖里街道办有出具了一张杨某1981年至1999年的清白证明给厦门市公交总公司，以便杨某通过政审；杨某在厦门市公交总公司的工资单有17元的工龄工资；2005年，杨某从厦门市公交总公司出来；杨某现在的档案在湖里区就业中心，里面只有一张从1999年开始的合同。湖里储运公司称湖里运输站于1982年7月1日正式成立，后变更为湖里搬运公司，之后又兼并了劳务站；劳务站是否为企业不清楚，当时的站长为湖里街道办的干部陈红毛；据其所知，杨某在1984年年底就在劳务站开车，之前不清楚；湖里运输站有一个三层楼的办公场所和六部车，劳务站只有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临时搭盖和一部车，之后劳务站的车合并到湖里搬运公司。湖里街道办称，当时是否存在劳务站，现在已经不清楚了，可能存在劳务站，但未能查到劳务站的任何资料；其于1983年7月介绍杨某到湖里运输站工作；在《关于杨某要求给其开具工作证明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中提到的“生活服务站”，现在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在其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主张其于1982年正式参加工作，而湖里储运公司与厦门市湖里区湖里社区居委会最初出具的证明中均体现杨某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2年9月。湖里街道办在1982年10月6日为杨某出具的介绍信中表述了“我站职工”的内容，可以认定在此之前杨某已参加工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杨某于1982年9月参加工作。湖里街道办在1982年10月6日出具介绍信介绍杨某参加驾驶员培训，于1982年11月30日和1985年11月30日在杨某的《机动车驾驶员考验异动登记表》“政治鉴定及审查意见”一栏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在1986年11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中亦表述为“我办事处驾驶员钟建生转入所属湖里搬运公司”，且湖里街道办1983年7月至1984年3月的工资表上体现其向杨某支付工资。湖里储运公司主张杨某于1986年1月才正式到湖里储运公司上班，与湖里储运公司的工资表能相互印证。湖里街道办于1983年7月7日为杨某开具的介绍信，内容只是介绍杨某到湖里运输站跟车训练。综上，湖里街道办主张杨某于1983年7月经其推荐到湖里运输站工作（现湖里储运公司），不予采信。结合本案各方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杨某于1986年1月到湖里储运公司工作。湖里街道办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所谓的“劳务站”系独立的企业，其对在《关于杨某要求给其开具工作证明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中提到的“生活服务站”亦无法作出解释，在湖里储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并无所谓“劳务站”的相关材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杨某与湖里街道办于1982年9月至1985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无论杨某于1982年9月至1985年12月期间用工的性质如何，其于上述期间与湖里街道办存在劳动关系，湖里街道办应当为其办理上述期间的相关人事档案，至于档案的内容属于湖里街道办作为用人单位行政管理的范畴。杨某于1986年1月到湖里储运公司工作，因此，其要求湖里街道办补办1986年1月之后的人事档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杨某现工作单位并非湖里街道办，其要求湖里街道办协助办理退休手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双方争议的事实距今年代久远，湖里街道办的相关工作人员亦已更替，对当年的情况并不能充分了解，双方就此产生争议。当时的用工形式和人事管理与如今存在较大的差异，湖里街道办未为杨某办理人事档案亦存在一定的历史原因。法院根据现有的证据以及各方的陈述对事实作出认定，并基于杨某确有实际参加工作的情况而认定湖里街道办应为其办理1982年9月至1985年12月期间的人事档案，但杨某关于湖里街道办登报澄清用工的事实并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则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湖里街道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为杨某办理1982年9月至1985年12月期间的相关人事档案。二、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审理中，杨某确认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湖劳仲不受【2014】26号《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决定书》后，其未就与湖里街道办的劳动争议提起诉讼，而是直接以湖里街道办构成侵权为由直接提起本案侵权诉讼。本院认为，杨某以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湖里街道办为其找回或补办人事档案并协助办理退休手续，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一审亦以侵权审理，因此，本案为侵权纠纷。但本案杨某的诉讼请求，其中要求湖里街道办协助办理退休手续，属于劳动争议法律关系，要求湖里街道办为其找回或补办人事档案并赔偿损失则属于侵权法律关系，两者法律关系不同。现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存在纷争，该纷争应按劳动争议案件程序处理，不属本案侵权纠纷审理范畴，本案不宜对该争议予以审查，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杨某与湖里街道办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争议直接作出实体认定不当。杨某在与湖里街道办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尚无结论的情形下，直接以侵权为由起诉请求判令湖里街道办为其找回或补办人事档案，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不符合规定，应予驳回。杨某可另行依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在其与湖里街道办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得到确认后再行主张侵权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民初字第3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某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退还杨某；杨某和湖里街道办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300元均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郑承茂审判员  庄伟平审判员  郑金变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庄维旸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