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8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荣，男，1976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
委托代理人：贺拥军，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刁思云，男，196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
委托代理人：邓运宽，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国荣因与被上诉人刁思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5日，杨国荣（甲方）与刁思云（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如下：乙方向甲方借款200000元，其中的50000元由银行划账，其余150000元现金支付；2、借款期限由2012年1月5日至2012年3月5日；3、交易地点在广州市天河区（乙方公司办公室）。杨国荣、刁思云均在该协议上签字及捺印确认。
原审庭审中，杨国荣表示刁思云未能依约还款。2012年5月9日，刁思云向杨国荣出具《承诺》一份，载明：本人承诺借杨国荣的借款于2012年5月17日前还款30000元，否则本人同意将本人开的粤A×××××车牌（日产轩逸）小车交杨国荣处理。刁思云在承诺人处签字及捺印确认。其后，因刁思云仍未向杨国荣还款，经杨国荣多次追讨未果，遂成讼。
原审庭审中，刁思云向原审法院提供工商银行的支票两张（支票编号分别为15197106、15197107）及《收条》一份，用以证明其已向杨国荣还款55000元。杨国荣对刁思云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刁思云提供的编号为15197107，金额为20000元的支票已被工商银行作退票处理。为证明该事实，杨国荣向本院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的《广州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予以证实。刁思云对此并无异议。
为证明出借款项的事实，杨国荣申请证人陈永和出庭作证。证人表示：其与杨国荣是同学关系。杨国荣、刁思云相互并不认识。因刁思云是公司老板，当时急于用钱周转，其也想从被告处揽工程，遂介绍杨国荣、刁思云认识。关于涉案借款的交付情况是：2012年1月5日，杨国荣、刁思云签订《借款协议》后，杨国荣当场向刁思云交付了150000元的现金，并委托其从账户中向刁思云转账交付4900元。翌日，杨国荣又委托其从账户上向刁思云转账交付45100元。
杨国荣在原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判令刁思云偿还杨国荣200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3月6日起至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判令刁思云赔偿杨国荣因追讨欠款而支付的律师费用15000元；3、判令刁思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杨国荣与刁思云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杨国荣是否已向刁思云将出借200000元的问题。原审庭审查明，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后，杨国荣当即向刁思云交付现金150000元，并委托他人向刁思云转账交付了4900元。签订协议的第二天，杨国荣再委托他人向刁思云转账交付45100元。由此可见，签订该协议后，杨国荣已依约向刁思云交付200000元。刁思云对该事实亦未否认，故原审法院确认杨国荣向刁思云交付200000元借款的事实。在刁思云未能按约还款的情况下，杨国荣现诉请刁思云清还借款有理，但应扣减刁思云已偿还的部分。关于刁思云是否向杨国荣还款的问题。刁思云向原审法院提供的支票及收据，用以证明其向杨国荣还款55000元，杨国荣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反证则证实刁思云提供的其中一张金额为20000元的支票无法承兑，也即刁思云实际向杨国荣还款金额为35000元。故刁思云尚欠杨国荣欠款本金为165000元。关于讼争借款的利息问题。由于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未约定利息的计收。现杨国荣诉请自借款期限届满的第二日（2012年3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合法有理，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杨国荣诉请的律师费用问题。尽管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被告违约须“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杨国荣也提供《民事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其为追讨涉案债权委托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并产生了15000元的费用，但是，由于杨国荣并未提供相关的支付凭证及律师费用发票，无法证明其已实际支出该费用，故杨国荣的该诉请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刁思云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国荣偿还借款165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3月6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杨国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刁思云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40元由杨国荣负担640元，刁思云负担4000元。
上诉人杨国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查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称刁思云向法院提供的支票及收据，用以证明其向杨国荣还款55000元，杨国荣向法院提供的反证则证实刁思云提供的其中一张金额为20000元的支票无法承兑，也即刁思云实际向杨国荣还款金额为35000元。故刁思云尚欠杨国荣欠款本金为165000元，该认定是错误的。刁思云仅还款5000元，其二张工商银行的支票都是空头支票，都无法承兑。编号为15197107的支票被工商银行退票处理，杨国荣保留了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的《广东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另一张编号为15197106的支票杨国荣去银行办理过承兑，当时也兑现不了，杨国荣以为过近几天就能承兑，所以没有要求工商银行出具《广东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但没过几天，支票遗失了。因此，杨国荣实际并没有成功承兑。在原审开庭时，经办法官曾要求刁思云提供编号为15197106支票承兑情况，杨国荣不知道刁思云后来有没有提供。如提供了，杨国荣没有质证，如没提供，为什么原审法院又判决刁思云偿还了支票记载的金额。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833号判决进行改判，判令刁思云偿还借款30000元及利息（从2012年3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由刁思云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刁思云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过程中，杨国荣确认其于2012年4月20日收取了刁思云交付的现金支票一张，该票据号码为15197106、金额为3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2年4月30日、用途为“还款”。杨国荣表示其收到后不久该支票便遗失了，最终没有办理提示付款，故并未收到刁思云的上述还款。刁思云则提出杨国荣虽称支票已经遗失，但刁思云从来没有收到过支票遗失的通知，即使支票已经遗失，杨国荣作为持票人仍可以向银行提示付款；刁思云将支票交给了杨国荣即完成了还款义务，至于杨国荣由于自身保管不善导致他人承兑，与刁思云无关，应由杨国荣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民事法律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杨国荣在遗失支票之后，也应当要尽到协助义务，刁思云可以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将支票作废，可以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但杨国荣从未告知上述情况。自2012年4月20日杨国荣收取支票开始，在没有任何反馈的情况下，刁思云理所当然推定杨国荣已经承兑了上述支票，并且实现了支票上记载的票据权利。因此，对杨国荣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杨国荣未能就上述支票提交相关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刁思云是否已向杨国荣偿还借款30000元。对此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为，首先，杨国荣对已收取刁思云交付的30000元现金支票的事实并无异议，对此事实可予认定。因票据具有结算功能，故可认定杨国荣已收到票据金额30000元。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杨国荣在取得上述支票时，一并取得了相应的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即杨国荣可持有该票据向银行提示付款取得30000元作为刁思云的还款，如票据遗失，可依法采取救济措施保障其权利。如杨国荣确实遗失了上述票据，其作为持票人应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进而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现无证据证实杨国荣已通过上述途径就票据权利采取救济措施，亦无证据证实该票据因刁思云的过错行为导致无法提示付款。因此，杨国荣应就此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刁思云已通过交付现金支票30000元的方式偿还了部分涉案借款本金，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杨国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灯
代理审判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李 琳
二〇一四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徐施阮
谢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