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5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利，男，196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洪，河北冀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
住所地: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明华，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单位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省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正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胡立萍，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晓强，河北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建利、石家庄市歌舞团因与被上诉人河北省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房地产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2民初2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建利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费160000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作为房屋承租人也是拆迁中享受民政部门核发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金的困难家庭，应当按照政策取得拆迁补偿安置金16万元。根据《关于鼓励旧城改造货币补偿异地安置的实施意见》石政发（2009）5号（六）对于拆迁中享受民政部门核发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金的困难家庭，在被拆迁房屋居住满3年且家庭成员中它处没有住房，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金额不足16万元的补到16万元。上诉人是享受民政部门核发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金的困难家庭，且上诉人在被拆迁房屋中居住己满3年，上诉人一生未婚娶，没有子女，也没有住房，上诉人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居民，故拆迁补偿安置金额不足16万元应补到16万元。根据《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拆迁执行国家租金标准的公有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房屋承租人未享受过国家房改政策购房的，货币补偿费的20%支付给被拆迁人，8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房屋承租人不再享受房改政策购房。本案中，上诉人没有享受过房改政策，且属于拆迁中享受民政部门核发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金的医难家庭，根据上述石家应市政府的有关规定，上诉人应当享有80%的货币补偿费。因上诉人承租的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金额不足16万元，那么根据规定拆迁补偿安置金额应补到16万元，由上诉人享有，之后上诉人不再享受国家房改政策购房。2、二被上诉人应对未补到16万元的拆迁补偿安置金承担责任。《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对拆迁租赁房屋作出了规定，根据规定，被上诉人浙商房地产公司拆迁本案争议中的房屋，若被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与上诉人解除租赁关系，或者被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对上诉人进行安置的，被上诉人浙商房地产公司对被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给予货币补偿。被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与上诉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被上诉人浙商房地产公司应当对被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上诉人承租，被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应当与上诉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但事实上，被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与上诉人既未解除租赁关系，被上诉人浙商房地产公司也未对被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二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现上诉人认可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但是要求二被上诉人根据规定向上诉人支付拆迁补偿安置金额16万元。综上，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依法改判。
石家庄市歌舞团答辩意见同其上诉状的内容。
石家庄市歌舞团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7）冀0102民初2730号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有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张建利没有资格主张拆迁补偿。本案审错误之处，就在于对事实的认定，一审认定上诉人同张建利存在租赁关系，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张建利信访时信访答复称其为租赁人；第二是上诉人承认他从房屋里面搬走了，因此就认定上诉人同张建利建立了租赁关系。一审法官这样认为明显违背了当时的国家分房政策，是对当时国家分房政策的错误理解。当时全国没有私有住房，都是单位来进行分房，单位分房时，首先个人应当符合国家的分房政策，其次还要在单位进行公示，征求单位职工意见，后才能把房子分给个人，个人才能同单位建立租赁关系。张建利根本不是上诉人单位的职工，他的姐姐张建伟当时是上诉人处的职工，当时符合分房条件，上诉人把房屋分给了张建利的姐姐。姐姐不住房屋让他弟弟居住，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国家的分房政策，是无效的，单位有权利终止同他姐姐的租赁关系，把房屋收回来。但是由于单位不了解情况，没有及时把房屋收回来，并不等同于上诉人同张建利已经建立了租赁关系，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信访时他自己声称是租赁户，那么在信访答复的时候也把他称作为租赁户，这种只是对信访上访人的一种称呼，而并不代表认可他已经同单位建立了租赁关系。国家信访制度，它虽然是一种法律制度，但是它不同于人民法院在诉讼当中所形成文书的严谨。法院以此认为上诉人同张建利建立了租赁关系，上诉人认为是极为荒唐的。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这种认识，上诉人同张建利建立了租赁关系，那么上诉人同张建利姐姐的租赁关系是不是就已经解除了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还重审或依法改判。
张建利答辩称，被答辩人歌舞团认为张建利不是房屋承租人,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只是提供了复印件，对此证据不认可；一审判决出具后，上诉人张建利在家发现了1987年12月1日张建利与和平路房管所签订的住宅租赁合同及1992年9月24日、1993年8月24日向歌舞团缴纳房租的收据，新找到的证据足以证明张建利是本案房屋的承租人。
浙商房地产公司答辩意见：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
张建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张建利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拆迁房屋货币补偿费160000元；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宿舍楼被认定为危楼，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要求原告搬离，在2003年“非典期间”被告用堵门封楼的方式强迫原告搬离，原告无奈之下搬离租赁的宿舍楼，但没有解除租赁关系。石家庄市歌舞团前身为石家庄市文工团，后石家庄市文工团分为歌舞团与话剧团，1960年为解决演员住房问题，文工团成员搬入位于正东路7号的文工团宿舍。1987年石家庄市房管局接收该文工团宿舍。1989年9月25日房管局将宿舍移交给石家庄市文化局。1989年9月26日石家庄市文化局将诉争房屋产权移交给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双方签订《关于移交歌舞团正东街7号楼的协议》约定：“正东路7号楼现有住户72家。带户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将产权移交市歌舞团，产权移交至歌舞团后，由市歌舞团负责维修管理，从移交之日起产权与住户的管理、维修及动迁所有问题与文化局无关，随房产移交的住户，租金收取按市政府1977年7号文件，执行统一的民用房屋租金标准，且随房产移交手续，将原住户名单一并交市歌舞团，原住户所持房地产管理局房产证与租赁合同从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起作废”。1992年11月5日诉争房产经石家庄市房屋安全鉴定站鉴定为危楼，并出具房屋安全鉴定书，建议拆除重建。自1992年被告不再向原告收取房租。1992年11月25日石家庄市歌舞团出具诉争房产内人员搬离的通知书。因该楼内有部分人员未搬离，原石家庄市桥东区房屋安全办公室于2003年9月17日向石家庄市歌舞团出具《石家庄市房屋隐患通知书》要求正东街7号停止使用。2003年原告搬离该房屋。2010年9月28日被告省浙商房地产公司与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于2010年9月30日收到被告浙商房地产公司发放的安置补偿款共计11940487.00元，2010年10月14日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将该笔补偿款缴入市财政账户。
石家庄市歌舞团【2011】第1号《关于张建利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主要内容：针对你提出的本条信访请求，我团经征询律师等各方意见并一致讨论认为，你与我团已不存在租赁关系，理由如下：1、我团宿舍被鉴定为危房后，你从宿舍搬出，单位将《房屋租赁证》收回，此后你未交纳租赁费用，我团亦未再收取，此事距今已将近二十余年原房屋租赁关系早已不存在。2、我团宿舍于1992年11月5日经石家庄市房屋安全鉴定站鉴定为整栋危房，并出具了《房屋安全鉴定书》，建议拆除。该事由在法律上属于不可抗力，且该事由的出现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我团和你之间租赁关系的权利义务终止，房屋租赁关系已经解除，……你不属于上述法规中规定的拆迁安置补偿的对象。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于2015年12月7日出具《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就石家庄市正东路7号（原文工团宿舍）张建利到市上访反映，他于1984年入住该宿舍，1992年宿舍被鉴定为危房，2003年按歌舞团要求搬出。2010年电建小区进行开发改造，该宿舍被拆除。按石家庄市2002年124号文件及2010年石住房【2010】87号文件的要求，其应得到80%的拆迁补偿费，但石家庄市歌舞团未按文件规定对他们进行补偿。现其要进入司法途径解决此事，来访要求市歌舞团给其被收回的“收缴房租凭证”、“住宅租赁合同”等原始材料。
另查明，张建利非文工团成员及后代，未享受房改政策，名下无房产。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2月27日出具证明，证实该辖区居民张建利自2006年4月至今领取石家庄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享受民政部门核发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金困难家庭。再查明，《河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均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拆迁执行国家租金标准的公有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房屋承租人未享受过国家房改政策购房的，货币补偿费的20%支付给被拆迁人，8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房屋承租人不再享受房改政策购房；房屋承租人它处房屋已按规定面积标准享受国家房改政策购房的，货币补偿费的80%支付给被拆迁人，2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房屋承租人已按国家房改政策购房，但未达到规定面积标准的，其不足规定面积标准的部分房屋面积，货币补偿费的20%支付给被拆迁人，8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超过规定面积标准的部分房屋面积，货币补偿费的80%支付给被拆迁人，2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旧城改造货币补偿异地安置的实施意见》（石政发[2009]5号），“对于拆迁中享受民政部门核发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金的困难家庭，在被拆迁房屋居住满3年且家庭成员中它处没有住房，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金额不足16万元的补到16万元”。
庭审中，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称原告在其单位没有住房，原告住的是他姐姐张建伟的房子，双方不存在租赁关系，并提交《市直公房正东路7号登记表》，显示正东路115号住户为张建伟，石家庄市歌舞团，租金定额：3.55元。被告浙商房地产公司称，其与诉争房产权人已经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已经履行了拆迁补偿的全部义务，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庭审中，被告浙商房地产公司称原告诉请已超诉讼时效，原告称其就此事多次与其他住户向有关部门反映拆迁安置的补偿事宜，一直在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张建利与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是否存在租赁关系。依照石家庄市歌舞团【2011】第1号《关于张建利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和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于2015年12月7日出具《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的内容，虽然租赁证上显示的名字为张建伟，但石家庄市歌舞团认可在其单位的宿舍被鉴定为危房后，原告从宿舍搬出，由该歌舞团将《房屋租赁证》收回，双方之间租赁关系的权利义务终止，可认定双方存在公房租赁关系。涉案房屋已被鉴定为危房后，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所有权人应当负责公共租赁住房及其配套设施的维修养护，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正常使用。涉案房屋自1992年至2010年并未拆除重建，原告一直居住至2003年非典期间，且在租赁期内，原告并不存在应当退回公共租赁住房的行为，故对石家庄市歌舞团以涉案房屋被鉴定为危房，房屋不具备出租条件为由认定租赁关系已解除的辩解，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二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房屋货币补偿费以及货币补偿费的数额，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没有与原告解除租赁关系，亦未对原告进行安置，就与拆迁人被告浙商房地产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选择货币补偿，明显侵害了原告作为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加之，张建利非文工团成员及后代，未享受房改政策，名下无房产，故根据《河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法院对原告主张货币补偿费的80%予以支持。原告要求参照《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旧城改造货币补偿异地安置的实施意见》（石政发[2009]5号）意见主张被告支付补偿l6万款一节，法院认为，该文件并未明确补偿的对象系包括承租人，按照通常理解，其适用对象应为被拆迁人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对原告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因2010年房屋拆迁时原告已经搬离涉案房屋，且被告浙商房地产公司已将房屋拆迁补偿款全部给付被拆迁人即石家庄市歌舞团，故应由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将相应款项给付原告。根据二被告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正东路7号，建筑面积2682.72平方米，被拆迁房屋主体补偿款10959486元，经计算每平米补偿款4085.2元。原告应得货币补偿费为货币补偿费应为：13.16*4085.2*80%=43009元，原告亦不再享受房改政策购房。原告称其未婚，被告歌舞团以原告不能证明其妻未参加房改，其应向法院提交原告相关的婚姻关系证明，但至今未提交，故对被告的辩解，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自2010年10月得知涉案房屋被拆除后，一直采取多种途径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被告称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之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河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建利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费43009元；二、驳回原告张建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原告已预交80元），由被告石家庄市歌舞团负担941元，原告张建利负担2559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建利提交了1987年12月1日签订的《住宅租赁合同》（出租人为和平路房管所；承租人为张建利）及两份收款收据（时间分别为1992年9月24日、1993年8月24日，交款人为张建利，均加盖了石家庄市歌舞团财务专用章），以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质证意见：《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人一栏中原为张建伟，后涂改为张建利，且1989年房管局把房屋移交给歌舞团时，移交登记表上写的是张建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针对两份收款收据，只能证明张建伟在涉案房屋中居住过。浙商房地产公司质证意见：《住宅租赁合同》中无张建利签字，合同没有成立；即使合同成立，合同显示住房面积为13.16平方米。原审查明的其他案情属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上诉人张建利是否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问题，石家庄市歌舞团提交的移交登记表为复印件（张建利不予认可），本案二审时，张建利提交的《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人一栏显示：由“张建伟”改为“张建利”，并在更改处加盖了和平路房管所的印章，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始证据，在无有效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予采信，据此可以认定张建利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
上诉人张建利要求参照《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旧城改造货币补偿异地安置的实施意见》（石政发[2009]5号）意见，主张补偿l6万元款，原审法院以“该文件并未明确补偿的对象系包括承租人，按照通常理解，其适用对象应为被拆迁人房屋的所有权人”为由，对张建利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因2010年房屋拆迁时张建利已经搬离涉案房屋，且被上诉人浙商房地产公司已将房屋拆迁补偿款全部给付被拆迁人即石家庄市歌舞团，故应由石家庄市歌舞团将相应款项给付张建利，张建利要求浙商房地产公司给付补偿款的主张依据不足，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张建利、石家庄市歌舞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41元，由上诉人张建利负担3500元、上诉人石家庄市歌舞团负担9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建国
审判员 李 伟
审判员 张 楠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赵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