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05民初1013号
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大道额头湾94号。
法定代表人：周赶谱，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霞，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成伟，湖北楚义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刘红兵，男，197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红兵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赶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彩霞、汪成伟，被告刘红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种鸡代养合同》；2.判令被告刘红兵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22日，原被告签订《种鸡代养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1万只母鸡雏、600只公鸡雏，并指导被告饲养种鸡；同时约定在三个月的种蛋回收期间内，被告保证将所有的种蛋都交给原告，种蛋受精率90%时，原告按照合格种蛋0.8元每枚的价格向被告回收种蛋。后原告按约向被告交付了鸡雏，并指导被告饲养种鸡，但被告拒绝向原告交付种蛋，并拒绝履行合同其他相关义务。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同时导致原告产生各种经济损失共计30万元。故诉至法院。
被告刘红兵辩称，1.自己并未违约，原打算2018年1月初至4月初提供三个月鸡蛋，是原告2017年12月25日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种鸡代养合同》，是原告违约，单方面拒收鸡蛋；2.原告是父母代种鸡场，只可对外销售商品代雏鸡，自己购买的是商品代雏鸡；3.签订的《种鸡代养合同》中并未约定赔偿三十万元；4.原告没有销售父母代雏鸡的资格，双方签订的《种鸡代养合同》属于无效合同；5.自己代养是无偿代养，原告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红兵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红兵有长期的种鸡代养合作关系。2017年7月22日，原被告签订《种鸡代养合同》，约定由原告委托被告饲养父母代种鸡，被告向原告购进父母代母雏1万只左右，另外原告赠送公雏600只。被告按母雏3.0元/只付款，公雏免费。被告负责饲养种鸡，费用自行承担，原告给予技术指导和服务。“在三个月的种蛋回收期间，种蛋受精率90%时，合格种蛋按0.8元/枚计价。受精率低于90%时，换算成受精蛋按实际受精率计价。受精率高于90%时，按每高出一个百分点，每月1000只种鸡付100给予奖励。账目每月结算并付款。”如不能回收三个月时，原告按每只存笼鸡1元/月补贴给乙方；种蛋回收期超过三个月时，双方协商计价。如市场好于预期，原告按被告种蛋数适当返利。不回收的种蛋和淘汰蛋，由被告自行处理。母鸡由被告自主饲养或淘汰，公鸡需原告同意后处理，收入归被告。《种鸡代养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于2017年8月分两次向原告购买9700只父母代母雏，付款29,100元，原告赠送公雏600只。同年8月29日，被告刘红兵注册成立了湖北康健禽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是地方种鸡养殖；鸡苗孵化；鸡新品种研发与利用；鸡蛋、鸡苗、成品鸡销售。被告刘红兵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原告法定代表人周赶谱因其公司原股东刘世前于2017年7月退出公司，遂于2017年11月初到被告公司将相关情况告知被告。被告于2017年11月13日，向其发送短信。内容为“周先生，你好，我很抱歉地告诉你，经我们几个股东商议慎重决定：对你公司发生重大变故后，失去信心，自己独立搞，无论赢亏。因为年龄原因，不能再有劳你了，不需要你的各种疫苗和服务了，谢谢你这两年的帮助。”原告法定代表人周赶谱回复“好，法庭上见。”原告公司原股东刘世前于2017年11月变更成为被告注册成立的湖北康健禽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2017年12月25日，原告起诉被告认为其拒不履行合同，要求解除《种鸡代养合同》。之后被告只好自行将蛋卖掉。
另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二规定：“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有关规定，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的，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从事本案《种鸡代养合同》中的父母代种鸡，需要取得父母代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目前由县级农业委员会负责办理。《种畜禽管理条例》、《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作出了具体规定。2018年4月4日，国务院第69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废止《种畜禽管理条例》。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违约，具体而言，2017年11月13日被告所发的短信是否构成不履行《种鸡代养合同》。原告认为该短信能够证明被告明确表示拒绝与原告继续合作，并拒绝向原告交付种蛋及履行其他合同义务。被告则辩称因原告法定代表人周赶谱到其公司告知原股东刘世前离开，对其公司发生变故后的经营能力产生担心，所以才发了这个信息。信息里并没有拒不向原告提供种蛋的意思。种鸡提供种蛋需要四到五个月时间，原打算在2018年1月向原告提供三个月种蛋。对于该争议事实的理解，本院作如下认定：其一，《种鸡代养合同》中双方主要权利义务的界定。从内容看包括两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告向原告购买父母代母雏，被告支付相应价款。其后在饲养期间，原告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第二阶段则是在种蛋可以回收后，被告提供种蛋，原告按照约定的种蛋受精率及价格向被告回收种蛋，这也是《种鸡代养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第一阶段双方都已履行完相应的权利义务，并无异议。争执主要指向第二阶段。其二，关于《种鸡代养合同》的合同期限及主要债务履行期限。基于该合同履行内容的自然属性，合同本身并没有约定明确的终止期限，但从庭审陈述看，是以一年为履行周期，种蛋回收结束，合同就自然终止了。而合同主要债务履行期限即种蛋回收开始的时间，合同也未约定，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刘红兵历年合同执行情况汇总及公司损失》来看，2015年6月购鸡苗后，2016年1月交种蛋；2016年6、7月购鸡苗后，2017年1月交种蛋。而原告当庭也陈述是在腊月小年左右交种蛋。以被告2017年8月购进鸡苗计算，则应该在2018年1-2月间开始交种蛋，这也与被告解释的交种蛋时间吻合。即本案第二阶段主要债务的履行期限应开始于2018年1-2月间。其三，原被告之间实际上有两层关系，一层是具体的本案《种鸡代养合同》当事人关系，另一层则是被告成立新公司与原告形成的业务竞争关系，这两层关系既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区别。就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而言，因为原告原股东刘世前的变动，可能导致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冲击了双方之间的信赖，但这与《种鸡代养合同》的具体义务履行不能等同视之。在2017年11月13日的短信中，被告明确表示的是对原告公司失去信心，自己独立搞，并说明是经几个股东商议慎重决定。因此就字面意义理解，这是被告新成立的公司未来不与原告公司进行业务层面合作所作的表态。而被告刘红兵个人在其公司成立前已与原告公司所签订的《种鸡代养合同》中约定的到期提供种蛋义务，该信息中并未提及或否认。庭审中双方也陈述原告到被告那里去告知刘世前离职的事情时，双方并未提及《种鸡代养合同》本身的履行。所以该信息内容中，被告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2017年《种鸡代养合同》第二阶段提供种蛋的义务。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秉持守约、善意、谨慎的原则，在正确履行自身义务的前提下，合理谨慎的看待对方的履行意思表示及履行行为，尽量维护合同的依约完整履行。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形下，即于2017年12月25日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种鸡代养合同》，如前所述，此时合同的主要义务即回收种蛋的履行期限尚未开始，被告也没有不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故此时并不符合预期违约的解除条件。在第二阶段的义务履行顺序方面，被告负有先行交付种蛋的义务，原告作为付款方是义务的在后履行方，应以更加客观、谨慎的态度判断被告是否不履行主要义务。至于原告起诉要求解除《种鸡代养合同》，即明确不再回收种蛋的情形下，被告自行处理种蛋则是行使抗辩权及减少损失的行为，不属违约。其五，从举证责任角度而言，原告向法院提出了要求被告赔偿较高数额经济损失的请求，且该请求的提出时间是在《种鸡代养合同》主要义务履行期限尚未开始时，故原告所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相较于被告而言，应该更加严格并清晰的证明“被告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如前所述，在2017年11月13日的短信中，被告并未提及或明确表示不履行《种鸡代养合同》提供种蛋的义务，以原告2017年12月2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而言，其间一个月的时间，原告完全可以短信或电话等方式直接要求被告确认是否继续履行《种鸡代养合同》约定的提供种蛋义务。原告仅凭目前所提供的证据无法使本院确信被告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本院认为：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红兵之间签订的《种鸡代养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虽然未取得父母代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养殖和销售父母代母雏的资质，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及相关法规的内容及目前的立法动态来看，“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否认合同效力，原被告签订的《种鸡代养合同》合法有效，故被告关于该合同无效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关于无偿代养，原告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抗辩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双方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与被告新成立公司虽因同业竞争产生矛盾，但在该合同的主要义务即回收种蛋的履行期限开始前，被告并未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该义务，之后系原告向法院起诉解除《种鸡代养合同》导致合同没有继续履行，故被告在本案中并未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因违约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种鸡代养合同》的种蛋回收在事实上已不能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规定的精神，本院仍准予解除《种鸡代养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红兵签订的《种鸡代养合同》；
二、驳回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武汉三益家禽育种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董 泽 锋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龚平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