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陕行终2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行政中心*号楼。法定代表人：惠进才，该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张金良，宝鸡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涛，陕西渭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景义巧，女，汉族。委托代理人：张晓林，男，汉族，系原告景义巧之子。原审第三人：张晓林，男，汉族。原审第三人：宝鸡兴盛达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马营路东段。法定代表人：常晓辉，该公司总经理。原告景义巧因要求确认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宝鸡市政府）强制拆除房屋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2月13立案后，于2017年2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7年8月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该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景义巧的委托代理人暨本案第三人张晓林，被告宝鸡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金良、王涛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宝鸡兴盛达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盛达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景义巧的房屋于2016年4月22日被强行拆除，原告认为是被告宝鸡市政府所拆，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景义巧诉称，原告常年居住于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xx村x组xxx号。2015年12月13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原告家人正在熟睡之际，原告房屋周围遭拆迁人员袭击，原告家人紧急避难逃出，幸免于难。原告随即向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派出所报案，并抓住了实施强拆的犯罪嫌疑人，扣押了拉土车一辆。因此次偷拆，原告家里狼藉一片，周围墙壁及楼板裂痕满满，原告家已经成为危房。2016年4月22日凌晨2点30分，同一伙犯罪嫌疑人采取封堵道路、限制周边人群自由、利用挖掘机等作案工具强行将原告三层民宅夷为平地，原告家庭四代十三口之家的所有财产及生活用品等均被洗劫一空且去向不明。上述事件发生后，原告多次向公安机关、政府部门求救，但均未获得有效答复，政府部门均表示不知道该事件，偷拆事件与自己无关。为弄清到底是谁强拆了原告房屋，原告不得不反复奔波于各政府部门之间，后得知，是被告偷拆了原告房屋。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偷拆、强拆原告位于位于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xx村x组xxx号的房屋、抢劫财产、强占原告合法土地的行为违法，并依法予以制止；2.判令被告恢复原状；3.判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依法予以赔偿；4.判令被告对其不法行为依法向原告予以公开赔礼道歉；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景义巧申请撤回其第2、3、4项诉讼请求，合议庭评议后当庭同意。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有：第一组1号为原告户口本及身份证复印件，2号为原告患病证明，3号为张晓林身份证复印件，4号为母子关系证明，5号为户口登记表，6号为公证遗嘱。欲证明原告景义巧及其代理人张晓林身份状况和关系，本案诉讼主体适格。第二组7号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8号为宝鸡市房屋维修工程规划许可证2份，9号为收款收据1张，10号为宝鸡市新东岭综合体改造村民房屋调查摸底表，11号为原告房屋建成后的照片。欲证明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的建设情况。第三组12号为报警情况受理、处理登记表，13号为书面证言2份，14号为照片7张，15号为询问笔录4份，16号为拆除通知，17号为接出警登记表、报警回执、受案回执，18号为报警笔录，19号为照片6张，20号为不予立案通知书，21号为刑事复议决定书，22号为音像光盘和文字整理，23号为原告代理人自书《我家院子与拆迁无关的证明材料》，24号为信访答复意见书，25号为《关于张晓林同志反映情况的答复》，26号为宝鸡市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27号为民政救助申请书及照片3张，28号为报警现场目睹纪实，29号为行政复议委托书，30号为行政复议答复书，31号为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第32号为政府口头答复记录，33号为原告自书的被告夜间偷拆民宅案件经过说明，34号为（梁宝计）行政诉讼状，35号为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份。欲证明原告受到不法侵害，侵权人是被告宝鸡市政府。第四组36号为（2016）陕行终86号行政判决书及送达回证1份，37号为（2016）陕行终357号行政判决书。欲证明其他法院对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除上述材料外，原告将其起诉时提交的一份《拆除工程合同书》也作为诉讼证据材料。被告宝鸡市政府答辩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所指向，没有事实依据，且被答辩人的起诉已过6个月的诉讼期间，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理由：1.答辩人从未作出强制拆迁被答辩人房屋的决定，也未实施过任何强制拆迁被答辩人房屋的行为，没有侵害被答辩人的合法财产。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2.《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答辩人起诉书中所述事件发生于2015年12月13日和2016年4月22日，却于2016年12月20日起诉，被答辩人的起诉已过6个月的诉讼期间。被告宝鸡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1号为受案登记表，2号为不予立案通知书，3号为报案材料，4号为财产损失清单，5号为家庭财产证明材料，6号为原告代理人自书《我家院子与拆迁无关的证明材料》，7号为询（讯）问笔录6份，8号为刑事复核决定书，9号为张晓林、张晓军房屋被拆情况汇报。欲证明：1.原告主张房屋被偷拆并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不构成故意损毁财物罪；2.公安机关侦查资料显示，被告工作人员并未实施或参与偷拆行为，而系第三方组织实施。第二组10号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宝鸡市2013年度第十八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欲证明：1.原告房屋所占土地在批复范围内；2.被告依法取得该幅土地。第三人张晓林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第三人兴盛达公司没有提交书面意见。第三人张晓林和第三人兴盛达公司均未提交证据材料。因原告提交的《拆除工程合同书》是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和兴盛达公司签订的，为查清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的成立情况，同时为了查清原告房屋是否在土地征收范围内，经本院要求，被告提交了《关于成立新东岭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和《关于印发及的通知》。对于原告第一组证据材料，被告宝鸡市政府质证对1号、3号没有异议；认为2号不能客观反映原告景义巧的病情；4号的真实性不能确定；6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原告第二组证据材料，被告宝鸡市政府质证对7号、8号没有异议；认为9号是收款收据，不能证明缴纳了罚款；10号摸底表是不完整的，不足以证明真实的状态；认为11号照片上没有人员显示，不能说明房屋属于原告所有，且不能证明照片是2011年拍摄的。对于原告第三组证据材料，被告宝鸡市政府质证认为12号报警情况受理、处理登记表与本案无关；13号2份书面证言，两、三个证人出现在同一份证言中，形式不合法，证人张晓兰与原告存在亲属关系，且证人均未出庭，因而两份证言没有证明力，对2016年4月22日的拆除事实应当以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为准；14号7张照片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具有证明效力；对15号2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侵权行为是宝鸡市政府实施的，对于笔录中涉及的损失部分，因原告已撤回赔偿请求，不再质证；16号拆除通知书没有指向拆除的房屋，且没有原件，不能说明合法的来源；17号接出警登记表存在，但报警时间和出警时间存在差距，不能作为证据，报警回执不具有证据效力，受案回执很难证明与本案存在因果关系；18号报警笔录为原告自己制作，不具有证明力；19号6张照片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具有证明效力；2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和21号刑事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22号音像光盘和录音文字，被告认为无法核对其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3号原告代理人自书《我家院子与拆迁无关的证明材料》，被告认为系原告自己书写，不能作为证据；24号信访答复意见书和25号《关于张晓林同志反映情况的答复》，被告质证认为不具有关联性，且不能证明是偷拆、强拆；26号宝鸡市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被告质证认为没有关联性；27号民政救助申请书及照片3张和28号报警现场目睹纪实是原告自述，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对29号行政复议委托书、30号行政复议答复书、31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32号政府口头答复记录、33号原告自书的被告夜间偷拆民宅案件经过说明、34号（梁宝计）行政诉讼状、35号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份，被告质证认为没有原件，且签字人员和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原告第四组证据材料，被告宝鸡市政府质证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都认可，但认为不具有关联性。对于原告提供的《拆除工程合同书》，被告质证认为内容不全面，承包方是空的，而且没有指向原告的房屋，没有原件，很难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应作为证据。对于被告宝鸡市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材料，第三人张晓林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兴盛达公司是执行被告的命令才实施的偷拆行为。对于被告第二组证据材料，第三人张晓林质证认为文件真实，但与自己没有关系。对于《关于成立新东岭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和《关于印发及的通知》。原告质证认为是被告违法实施了偷拆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被告对上述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第一组证据材料中，1号、3号、5号、6号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4号母子关系证明虽无原件，但能与5号印证，亦可采信，2号原告患病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的第二组证据材料，除9号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外，7号、8号、10号、11号证据材料均可确定真实性，且兼具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为证据。原告的第三组证据材料，12号报警情况受理、处理登记表，14号7张照片，15号4份询问笔录，17号中接出警登记表，证明的是2015年12月13日晚原告房屋因周围房屋拆除而受损，原告报警的事实，与原告所诉的2016年4月22日房屋被强拆无关联性，不予采信；13号书面证言2份，两名以上证人出现在一份证言中，未附证人身份证明，形式不合法，且第一份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16号拆除通知虽无原件，但可以和原告20号、21号证据材料相印证，真实性可以确认，且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17号中的报警回执、受案回执，2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21号刑事复议决定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18号报警笔录，为原告代理人自书，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采信；19号6张照片中除第1张与本案无关外，其余5张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22号音像光盘和文字整理不一致，形式不合法，且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23号-35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原告第四组证据材料，亦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拆除工程合同书》虽无原件，但原告能说明来源，且能够与原告其他证据材料印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综上，对原告第一组1号、3-6号，第二组7-8号、10-11号，第三组16号、17号中的报警回执、受案回执，19号中的后5张照片，20-21号证据材料和《拆除工程合同书》予以采信，对原告其余证据材料不予采信。被告的第一组证据1号-3号、8号-9号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7号中除除第1份与本案无关外，其余5份询（讯）问笔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4号-6号证据材料与本案争议无关，不予采信。第二组征收土地批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关于成立新东岭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和《关于印发及的通知》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采信。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也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景义巧系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工农村二组村民，与其夫张志荣在该组127号拥有宅基地并建有房屋，第三人张晓林系原告景义巧与张志荣之子。张志荣2006年立下公证遗嘱，将该处房屋属于其产权部分由第三人张晓林一人继承。张志荣于2009年死亡。为加快推进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建设，2012年1月31日，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通知，成立了新东岭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下设拆迁改造指挥部和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2012年8月27日，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印发《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项目村民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及《补充规定》。根据上述《补偿安置办法》第三条，原告的房屋位于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项目外延区域。2013年12月3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宝鸡市2013年度第十八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同意将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进新村、工农村32.3519公顷集体土地（含0.5210公顷农用地和31.8309公顷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此次征收的土地用于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项目建设。2014年9月30日，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甲方）与兴盛达公司（乙方）签订《拆除工程合同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建筑物拆除施工和渣土清运。2015年5月22日，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作出拆除通知，将宝鸡市金台区陈仓路西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交于兴盛达公司拆除。2016年4月22日凌晨2时许，原告景义巧与第三人张晓林的房屋被拆除。在拆除时，第三人张晓林的姐夫吴存宝报警，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十里铺派出所接警后出警并进行调查，在对兴盛达公司工作人员马逸群和李建峰询问时，此二人承认是兴盛达公司对原告房屋进行拆除。2016年4月29日，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以原告房屋“被拆除系单位行为，不构成故意损毁财物案”为由决定不予立案。原告景义巧不服，申请复议。2016年6月3日，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作出《刑事复议决定书》，载明：“宝鸡兴胜达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通知，在新东岭城市综合体规划范围内，拆除陈仓路西工农村及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是单位行为，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构成要件，……维持《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景义巧仍不服，向宝鸡市公安局申请复核。2016年6月30日，宝鸡市公安局作出符复核定，维持了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的《刑事复议决定书》。原告景义巧于2016年12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景义巧的房屋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被拆除，原告认为房屋为被告拆除，该拆除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提起诉讼。根据遗嘱，自张志荣死亡时起，涉案房屋为原告景义巧和其子张晓林共有财产，张晓林与对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在景义巧一人起诉的情况下，本院依法通知张晓林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景义巧和第三人张晓林的房屋在2016年4月22日被拆除，拆除时并未有人告知原告景义巧诉权或起诉期限，且被告未证明原告于何时知道了诉权或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诉权的最长保护期限为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两年。原告于2016年4月22日知道拆除行为，2016年12月21日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关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答辩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中，被告对原告景义巧和第三人张晓林的房屋于2016年4月22日被拆除无异议。本案的争议是，涉案房屋是否被被告强行拆除，该拆除行为是否合法。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宝鸡市政府于2012年成立了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下设拆迁改造指挥部及其办公室。2014年，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通过与兴盛达公司签订《拆除工程合同书》，委托兴盛达公司进行建筑物拆除施工。而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原告和第三人的房屋被拆除系兴盛达公司组织实施。由于兴盛达公司实施的拆除行为系接受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的委托进行，所以拆除涉案房屋应当视为委托人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的行为。而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系由被告宝鸡市政府办公室发文成立的临时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在程序上本案的适格被告应为宝鸡市政府，在实体上被告宝鸡市政府应当承担宝鸡市新东岭城市综合体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的行为责任。被告宝鸡市政府虽主张自己未实施强拆行为，而是由第三方，即兴盛达公司实施，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拆除涉案房屋系兴盛达公司的自主决定，因此对于被告这一主张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20号）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且拒不交出土地，已经影响到征收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上述规定，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对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须满足以下条件:1.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且拒不交出土地，已经影响到征收工作的正常进行；2.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了责令交出土地决定。并且，在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作出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原告景义巧并未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被告宝鸡市政府不能证明原告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且拒不交出土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原告作出了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又不能证明已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被告对涉案房屋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宝鸡市人民政府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宏果审判员  马小莉审判员  徐 炯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