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6000、160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东民。
委托代理人：杨立志，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铜川交通大厦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民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照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民杰。
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黎启旺，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夏能礼，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东民因与被上诉人姚利、铜川交通大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川交通公司）、陕西照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照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8459、8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两案，本两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于东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姚利立即偿还借款本金9500000元及支付利息、违约金（利息自2015年8月4日起按月利率1.7%起算，计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截止2015年11月3日，应付利息为484500元；违约金按每月0.3%计算，自2015年9月4日起，计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截止2015年11月3日，应付违约金为57000元）；改判被上诉人姚利立即偿还借款本金8532466元及支付利息、违约金（利息自2015年8月4日起按月利率1.7%起算，计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截止2015年11月3日，应付利息为435155.76元；违约金按每月0.3%计算，自2015年9月4日起，计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截止2015年11月3日，应付违约金为51194.79元）；3、改判其余被上诉人对姚利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改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为：一、判断借贷关系成立的依据是双方当事人是否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出借方是否真实的支付了借款，而非出借方是否能够说明资金的来源或者借款方是否出具了《收款确认书》，后者根本就不是借款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该类合同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其内容又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出借人真实的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借款，借款合同即成立并生效，并没有其它特别要求。基于此，要判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只需要看借款合同是否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上诉人是否真实的向被上诉人一支付了借款。对于第一个要素，合同的签订是否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虽然一直辩解其签订合同并非出于真实意愿，是受到了陕西创丰某公司胡琰等人的欺骗，是为了帮胡琰等人的忙而完善手续补签的，但此说仅是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所以其答辩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对于第二个要素，上诉人是否真实的支付了借款，从现有证据来看，2015年8月4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晏某甲、刘某甲款项，足以认定上诉人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显然是错误的，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将出借方是否能够说明资金的来源或者借款方是否出具或如实出具《收款确认书》也当作了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要件。二、出借人并没有义务证明其资金来源，无需对此作出说明或解释，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解释资金来源而否定上诉人的真实借款，其逻辑是十分荒谬的。货币财富的“谁占有，谁所有”的特性决定了从上诉人银行账户转账给晏某甲款项为上诉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上诉人对其享有完整的财产所有权。借款合同的出借人根本就没有义务向借款人说明其提供的资金的合法来源，无需对此作出任何的说明或解释。而本案之中，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西润某公司转给上诉人的1400万元系非法财产、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对其提供的1800万元借款不享有所有权的前提下，一审判决仅凭江西润某公司与陕西创丰某公司有一个共同的人员，就妄自猜测、怀疑上诉人财产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而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转款的事实，其内在逻辑是十分荒唐的。更何况，江西润某公司转给上诉人的资金为1400万元，与出借资金1800余万元尚有400多万元的差距，这400多万元的资金，怎么也被一审判决一并否定掉了？三、《收款确认书》只是对合同履行事实的确认，并不是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也不是双方对借款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者修改，不足以否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借款合同》，其生效要件是“双方签字盖章后，贷款发放之日起生效”。因此，2015年8月4日上诉人发放借款之时，《借款合同》就已具备了生效要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据》、《收款确认书》，并不是合同约定的生效要件，也不是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或修改，仅仅只是被上诉人对借款事实以及收款事实予以认可，只具有证据的效力。因此，被上诉人是否出具《借据》、《收款确认书》或者是否如实的出具《借据》、《收款确认书》，只能说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某一方面证据缺失或者虚假，并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借贷关系的有无或者真伪。如果还有其它证据，即使在《借据》、《收款确认书》缺失或者虚假的情形下，也完全可以认定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具体到本案而言，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10日就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当日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借款也没有收到款项，所以其出具的《借据》、《收款确认书》所反映的事实不真实，一审判决对其不予采信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因此就否定了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却是错误的，因为该两份证据所反映的仅仅只是2015年借款及收到款项这一事实并不真实，并不意味着《借款合同》也是虚假的，也不意味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一指定的收款人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同样是虚假的。《借款合同》以及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5年8月4日形成了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四、被上诉人指定了具体的收款人，且在合同履行期间从未变更过，一审判决不知何故却对此证据视而不见，认定“没有证据证明约定指定收款人”。一审庭审之时上诉人提交了《转款授权委托书》，由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直接将借款转入指定的晏某甲账户内。该授权委托书并无授权期限，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撤销或者变更了指定的收款人，上诉人按照《转款授权委托书》的要求向晏某甲转款，完全符合被上诉人的意志。一审判决却不知何故对此重要证据视而不见，认定“没有证据证明约定指定收款人”。五、一审判决认定江西润民三零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润某公司）与陕西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创丰某公司）是关联企业的理由也十分可笑，严重违背了民事证据所要求的必然性原则。一审判决认定江西润某公司与陕西创丰某公司是关联企业的唯一依据就是陕西创丰某公司的股东王某乙同时在江西润某公司任职监事。其实，一审判决也知道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两企业具有关联性，所以它说“很可能是关联企业”，隐含了“很可能不是关联企业”的内容。显然，现有证据不足以必然推导出两企业是关联企业这一待证事实，所以被上诉人关于江西润某公司与陕西创丰某公司是关联企业的答辩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本应该不予采信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可是其偏偏严重违背民事证据所要求的必然性原则，又用待证事实，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反过来印证现有证据，完全陷入了逻辑学上所称的“循环论证”之中，先把论证当论题，再把论题当论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因此，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特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三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已经对其上诉理由、事实作了详尽的解释和说明，应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一审原告）于东民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8459号纠纷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姚利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500000元，支付利息484500元（利息自2015年8月4日按月利率1.7%起算，暂计至2015年11月3日，应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支付违约金57000元（违约金自2015年9月4日起算，按每月0.3%暂计至2015年11月3日，应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共计10041500元；2、被告铜川交通公司、陕西照金公司对被告姚利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原告所支出的基础律师费用10万元等全部费用。
上诉人（一审原告）于东民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8462号纠纷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姚利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532466元，支付利息435155.76元（利息自2015年8月4日按月利率1.7%起算，暂计算至2015年11月3日，应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支付违约金51194.79元（违约金自2015年9月4日起算，按每月0.3%暂计算至2015年11月3日，应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小计人民币9018816.56元；2、被告铜川公司、被告照金公司对被告姚利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原告所支出的基础律师费用9万元等全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称与被告姚利是经朋友撮合认识，因被告姚利欠该朋友债务，需要资金周转，遂向原告借款还债。2015年5月10日，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SXCFY(2015)0510），约定被告姚利向原告借款950万元，利率为每月1.7%，借款期限为30天。2015年5月15日，被告姚利再与原告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编号：SXCFY(2015)0515），约定被告姚利向原告借款8532466元，利率为每月1.7%，借款期限为30天。2015年8月4日，原告向被告姚利指定的收款人刘某甲、晏某甲名下的银行账户汇入约定的借款金额，被告姚利出具了《收款确认书》、《借据》予以确认，被告铜川公司、照金公司亦出具了《不可撤销保证承诺函》，承诺对借款提供担保。之后因被告姚利拒绝还款，故原告起诉至法院。
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由被告姚利出具的两份《借据》与《收款确认书》、由被告铜川交通公司出具的两份《不可撤销保证承诺函》、由被告陕西照金公司出具的两份《不可撤销保证承诺函》以及三份招商银行转款汇款业务回单为证。其中，两份《借款合同》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10日、2015年5月15日，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30天，借款起始时间以借据时间为准；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贷款发放之日起生效。
《借据》、《收款确认书》的落款时间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一致。其中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的《借据》内容为：“本人姚利，证件类型：身份证，证件号码：现向于东民先生借款人民币（大写）玖佰伍拾万元整（￥9500000.00），借款期限为30天，自2015年5月10日至2015年6月8日。”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的《收款确认书》内容为：“本人姚利，证件类型：身份证，证件号码：现向于东民先生借款人民币（大写）玖佰伍拾万元整（￥9500000.00），现该借款（大写）人民币（大写）玖佰伍拾万元整（￥9500000.00）已转入本人指定账户（账户名称：晏某甲，账号：62×××56，开户行：中信银行西安电子城支行）。
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的借据内容为：“本人姚利，证件类型：身份证，证件号码：现向于东民先生借款人民币（大写）捌佰伍拾叁万贰仟肆佰陆拾陆元整（￥8532466.00），借款期限为30天，自2015年5月15日至2015年6月13日。”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的《收款确认书》内容为：“本人姚利，证件类型：身份证，证件号码：现向于东民先生借款人民币（大写）捌佰伍拾叁万贰仟肆佰陆拾陆元整（￥8532466.00），现该借款（大写）人民币（大写）伍佰玖拾叁万叁仟柒佰捌拾叁元整（￥5933783.00）已转入本人指定账户（账户名称：晏某甲，账号：62×××56），开户行：中信银行西安电子城支行）；人民币（大写）贰佰伍拾玖万捌仟陆佰捌拾叁元整（￥2598683.00）已转入本人指定账户（账户名称：刘某甲，账号：62×××97），开户行：中信银行西安电子城支行），本人特此确认。”《不可撤销保证承诺函》的落款时间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一致。
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显示原告于2015年8月4日向晏某甲转款950万元、5933783元，向刘某甲转款2598683元，以上共计转款18032466元。
被告姚利称其根本不认识原告，被告姚利与陕西创丰某公司的法人胡琰是好朋友，自2012年8月至2014年7月被告姚利曾先后向陕西创丰某公司借款850万元，之后共计还本带息1800多万元，债务已经清偿，2015年胡琰与被告姚利说因深圳的公司需要对账，希望被告姚利能重新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用于对账，出于对胡琰的感激，被告姚利答应帮忙，就在胡琰出示的《借款合同》、《借据》、《收款确认书》上签字，上述所有合同、借据、确认书的实际签订时间均在2015年5月15日，但没想到陕西创丰某公司以这种方式制造诉讼向被告姚利索取非法利益。被告姚利称原告是陕西创丰某公司的人，所谓的指定收款人晏某甲、刘某甲也是陕西创丰某公司的人，原告向上述两人转款实质系左右转右手，目的是为了制造虚假诉讼，原告根本不可能收到借款。另一方面，《收款确认书》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但原告打款时间是在3个月后，原告根本无法证明有实际向被告姚利支付借款，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姚利为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了陕西创丰某公司工商查询信息以及被告姚利向刘某甲和王萌萌、戴华、胡琰等人的多次转款记录为证。其中陕西创丰某公司工商查询信息显示该公司的股东为杨国强、王某乙、芦红军、戴华、王瑞。被告铜川交通公司、陕西照金公司则称系依被告姚利的请求签署的《不可撤销保证承诺函》，涉案《借款合同》是对陕西创丰某公司与被告姚利之前《借款合同》的补充，原告并没有履行借款义务。
另查，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后，法院依据被告姚利的申请调取了原告的招商银行流水明细单，招商银行流水明细单显示原告向刘某甲、晏某甲转款当天收到江西润某公司的转入款共计14000000元。之后，被告姚利提交了江西润某公司工商查询信息，工商查询信息显示江西润某公司的监事是王某乙，同时王某乙也是陕西创丰某公司的股东之一。被告姚利称江西润某公司与陕西创丰某公司是关联企业，原告的资金来源实质来自于陕西创丰某公司，原告向刘某甲、晏某甲转款，实质系陕西创丰某公司进行内部转账，被告姚利从始至终未收到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两案争议焦点是原告有无向被告姚利支付《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主张其向被告姚利指定的收款人刘某甲、晏某甲转款18032466元后，即完成《借款合同》约定的支付借款义务。首先，《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10日、2015年5月15日，两份《收款确认书》确认被告姚利在2015年5月已经通过指定收款人刘某甲、晏某甲收到原告支付的借款，但原告实际上到2015年8月4日才向刘某甲、晏某甲转款，此时距两份《收款确认书》作出时间已长达三个月之久，两份《收款确认书》应为无效，目前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姚利有与原告约定指定收款人，因此原告于2015年8月4日向刘某甲、晏某甲转款18032466元不能认定为原告向被告姚利支付借款；其次，根据法院调取的原告招商银行流水明细单，原告在支付借款当天收到江西润某公司的大额转入款14000000元，江西润某公司的监事王某乙恰好是被告姚利所称的陕西创丰某公司的股东之一，两者很可能是关联企业，该查明事实能与被告的辩解理由相印证，原告的资金来源可疑，而原告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对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姚利无需向原告还款，被告铜川交通公司、陕西照金公司亦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对原告的两案诉讼请求均依法予以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东民两案的诉讼请求。8459号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204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7049元（均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8462号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556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0562元（均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姚利就本案借款的陈述为：其在2012年时向陕西创丰某公司借了850多万款项，并且归还了大约1800万左右的本息。2015年，××，要跟深圳公司的股东交代，需要对账，姚利为了感激就签了本案借款合同。
上诉人于东民就姚利的主张解释为：于东民认识胡琰，本案借款系胡琰撮合，但本案借款与其无关，于东民出借给姚利的钱部分从江西润某公司所借。借款资料是一整套拿给借款人签的，先把文书做好，后面再付款，所以落款日期都是同一天。借款合同上写清楚了合同生效时间为实际借出时间，并不一定就是在当天收到钱或当天转款。
二审审理过程中，江西润某公司书面确认其曾向于东民出借款项人民币1400万元。王某乙亦书面确认本案所涉借款与其无关。
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两笔借款是否真实存在，对此，出借人于东民负有举证责任，为此，于东民提交了其与姚利签订的《借款合同》、姚利出具的《收款确认书》和《借据》、担保人铜川交通公司和陕西照金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保证承诺书》、银行转账凭证等，以上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共同证明姚利曾向于东民借款且借款合同已履行完毕的事实。姚利称本案借款并不真实，并提出了诸多理由，对其理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姚利所称本案借款系为对账需要所签的假合同的陈述。1、本案借款发生在于东民和姚利之间，但姚利所称的为对账需要的借款发生在其与陕西创丰某公司老板胡琰之间，并无证据证明胡琰与于东民之间存在利益关联。2、本案两笔款项总计金额本金为1800万元左右，而姚利所称其向陕西创丰某公司借款本金为800万元，800万元本金何以会转化为1800万元并无合理解释。3、本案借款本金为1800多万元巨款，若仅为对账，面对如此巨大风险，作为本身开立公司从事商业活动的姚利而言，一般都会谨慎处理，但其仅为对账却签订如此巨额的借款合同，并且还指定了收款人，甚至还找来两个公司作为担保，这一连串行为仅是用作对账，明显不合社会情理。综合以上几点，姚利对本案借款由来的解释并不可信。
二、关于本案与陕西创丰某公司老板胡琰之间的关联。姚利称陕西创丰某公司与江西润某公司之间存在同一股东王某乙，故本案借款其实是左口袋转右口袋。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借款的出借人为于东民，并无证据表明其与陕西创丰某公司存在关联，于东民曾向江西润某公司借款一事得到了江西润某公司确认，而王某乙仅是公司股东，并非江西润某公司与陕西创丰某公司本身，王某乙与江西润某公司、陕西创丰某公司之间的这一关系与本案借款并不能建立起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王某乙本人确认本案借款与其无关，姚利不能仅以个人猜测推翻前述证据。综上，没有证据表明于东民与陕西创丰某公司存在利益关联。
三、关于《借款合同》与《收款确认书》间隔3个月的问题。《借款合同》与《收款确认书》记载的借款金额、出借人完全一致，且于东民和姚利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借款合同》与《收款确认书》应能一一对应。于东民所称的先作文书后付款的陈述并无违反社会情理之处，可资采信。
四、关于收款人刘某甲、宴成英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刘某甲、宴成英系姚利书面指定的收款人，其收款应视为姚利收悉了借款，并无证据证明刘某甲、宴成英与于东民存在利益关联，如前所述，因于东民与陕西创丰某公司并无关联，即便如姚利所称刘某甲、宴成英与陕西创丰某公司存在利益关联，亦不能表明于东民与刘某甲、宴成英存在关联。
综上所述，于东民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姚利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姚利提出的疑点均可合理排除，故本院认定本案借款关系成立，姚利应向于东民支付两笔借款本金9500000元、8532466元，并支付约定利息。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每月1.7%，另约定了每月0.3%的违约金，合计为每月2%，利率未超过每年24%，于东民要求按照每月1.7%的利率，从付款之日即2015年8月4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按照每月0.3%的利率，从逾期付款之日即2015年9月4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两被上诉人陕西照金公司、铜川交通公司作为两案借款连带责任担保人，应与姚利承担连带责任。于东民主张的律师费，由于其未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仅以主观怀疑，在没有证据佐证，且本案借款的疑点可以合理排除的情况下，驳回了于东民的诉请请求，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8459、846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姚利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于东民借款本金人民币9500000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以95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7%，自2015年8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违约金以95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0.3%，自2015年9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被上诉人铜川交通大厦实业有限公司、陕西照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姚利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被上诉人姚利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于东民借款本金人民币8532466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以8532466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7%，自2015年8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违约金以8532466元为本金，按月利率0.3%，自2015年9月4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被上诉人铜川交通大厦实业有限公司、陕西照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姚利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于东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16000号案件一审受理费人民币82049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共计87049元，由上诉人于东民负担549元，由被上诉人姚利、铜川交通大厦实业有限公司、陕西照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86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049元，由上诉人于东民负担449元，由被上诉人姚利、铜川交通大厦实业有限公司、陕西照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81600元。
16013号案件一审受理费人民币75562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共计80562元，由上诉人于东民负担500元，由被上诉人姚利、铜川交通大厦实业有限公司、陕西照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800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562元，由上诉人于东民负担462元，由被上诉人姚利、铜川交通大厦实业有限公司、陕西照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5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国林
审 判 员 李东慧
代理审判员 郑寒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