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终字第14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承春，农民。
委托代理人付洪斌、李亚鲁，山东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凡美，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光芝，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善新，农民。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合先，山东曲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承春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曲阜市人民法院（2011）曲民初字第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孔凡美系杜保乾的母亲，育有二子一女。杜保乾受雇于被告刘承春从事木材加工工作。2011年1月4日下午2时许，杜保乾在工作中被挤伤，随后被送往曲阜市中医院救治。杜保乾经抢救无效后于当晚7时许死亡，被告花医疗费用1万余元。2011年1月5日12时许，死者杜保乾之弟杜保雨与被告在原告方村委会的参与下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付给受害人家属86000元，于1月5日一次性付清，款付清后双方互不干涉，否则造成损失对方予以赔偿，双方签字后生效，绝不反悔。被告在赔偿人处签字，杜保雨在受害人家属处签字，村委会负责人在见证人处签字，大烟村委会加盖了公章。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将86000元交到村委会，杜保雨从村委会领取了该款，至今因故未向三原告发放。2011年1月5日，原告方将杜保乾火化，1月6日出殡。后双方就后续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三原告诉来本院，要求被告赔偿杜保乾死亡赔偿金139800元、丧葬费17397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641元、交通误工费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共计181811元，扣除已支付的86000元，再赔偿95811元。诉讼过程中，三原告通过起诉保险公司，后撤诉和解领取杜保乾保险赔偿金3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死者杜保乾的雇主，对杜保乾的活动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能，杜保乾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人身受到伤害、不治身亡，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原、被告双方对上述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在杜保乾死亡后虽与杜保雨在原告方村委会人员的参与下签订了协议书，并将86000元赔偿款通过村委会转付给了杜保雨，但由于杜保雨并未取得三原告的书面授权，事后也未能让三原告在协议书上进行签字认可，且三原告又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情形要求予以变更或撤销，故该协议不能反映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故被告认为协议有效，不应再进行赔偿的辩解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赔偿的合理部分，本院应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的赔偿数额问题：一、死者杜保乾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孔凡美、宋光芝、杜善新，其三继承人作为原告应得的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6990×20年＋4807×6年÷3人=149414元；二、三原告请求的丧葬费1739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被告再赔偿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等5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致人死亡的，死亡赔偿金即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故原告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庭审中被告在与杜保雨签订协议书后，通过村委会向杜保雨已转付赔偿款86000元，且三原告也认可该款因故至今在杜保雨手中，故该费用应当从被告应支付的赔偿数额中扣除，由三原告另行向杜保雨主张权利。综上，被告应再支付给原告的赔偿数额为：166811元-86000元=8081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刘承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孔凡美、宋光芝、杜善新再支付杜保乾死亡赔偿金80811元；二、驳回原告孔凡美、宋光芝、杜善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1元，由三原告承担251元，被告承担1350元。
宣判后，刘承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前后矛盾。（一）杜保乾死亡后，其弟杜保雨签订赔偿协议，虽没有书面授权，但应认定杜保雨是取得被上诉人授权的。原审判决以没有授权委托书为由认定杜保雨未取得授权是错误的。杜保乾死亡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请求被上诉人所在的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赔偿事宜。被上诉人属于戴重孝的人，应在家守灵，肯定不能出面参与调解事宜。所以，被上诉人委托杜保雨作为代理人参与调解，完全合情合理，又符合当地习俗。杜保雨代表被上诉人商谈赔偿事宜，被上诉人也是明知的。被上诉人杜善新原审时明确陈述“我知道我叔（杜保雨）和村委会调解这个事”。达成协议后，上诉人如数给付了赔偿款，被上诉人立即将死者火化并出殡，也印证了这一事实。不论在被上诉人的诉状中，还是在其提交的损失清单中，均认可收到了协议约定的赔偿款86000元，并在起诉数额中直接予以扣除，这说明被上诉人完全认可该协议，并已实际受领赔偿款，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二）原审判决逻辑混乱。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协议，加盖了被上诉人所在村委会的公章，完全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依法应予采信。但是原审法院以该协议未取得授权，且显失公平为由不予采信，混淆了审查证据的标准与审查协议效力的标准。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收到86000元赔偿款，但是判决是又将该款予以扣减，前后矛盾。二、原审判决法律关系混乱，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一、杜保雨签订赔偿协议是否取得了被上诉人的授权？如果未取得授权，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二、该协议是否有效？如果有效，被上诉人是否能够反悔？三、被上诉人反悔赔偿协议的主张，法院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问题，法律没有要求委托代理必须是书面形式。被上诉人对杜保雨代表其参与调解赔偿事宜是明知的，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被上诉人对协议内容是明知的，并受领了协议约定的赔偿款，应认定被上诉人追认了该协议。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杜保雨参与调解赔偿事宜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关于第二个问题，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不能反悔。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及《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双方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关于第三个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规定，对于已达成赔偿协议的案件，如果当事人以该协议起诉，只能是请求履行或者确认效力，或者变更或者撤销协议，而不能随意反悔。另外，若允许双方当事人无条件反悔，就会纵容当事人的投机取巧行为，否定了民法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二）被上诉人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起诉的，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以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没有以赔偿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要求变更或撤销协议。法院虽然可以主动审查协议的效力，但是对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应当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协议的前提下，却以协议显失公平而不采信，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并不具备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显失公平也不是简单的按照数字比较而构成。
被上诉人孔凡美、宋光芝、杜善新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杜保雨签订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由亲属参与纠纷处理并代替签订赔偿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倾向性意见是：如果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也没有证据表明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除配偶代签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以外，其他亲属代签的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是本案的民事权利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杜保雨为死者杜保乾的弟弟，不符合表见代理人的身份条件，且上诉人未提供杜保雨已经被上诉人授权的任何证据。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知悉并认可收到了上诉人86000元的赔偿款，且杜善新知道杜保雨和村委会调解事宜，所以杜保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与事实不符。因亲人去世，被上诉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一心料理至亲后事，无心处理赔偿事宜。即便知悉杜保雨出面参与调解，被上诉人也未授权杜保雨代为确定赔偿数额、签订赔偿协议及处分其他民事权利。且杜保雨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未明确“受害人家属”的范围是被上诉人。正因未授权杜保雨代为行使自身的民事权利，所以被上诉人在知悉杜保雨收到86000元的款项后迟迟未领。二、原审法院认定杜保雨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内容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并依此做出判决并无不当。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前提在于，当事人为签订合同的一方，即当事人本人签订合同、处分自身权利的情形。而本案中的协议书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且被上诉人一直未认可，与合同相对方要求变更的情形不同。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承认上诉人已支付86000元赔偿款的事实，但主张因杜保雨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所以不予认可，其要求上诉人再赔偿95811元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行为。原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当前民事审判难点的意见》确定的对由亲属代当事人签订赔偿协议的审判原则做出判决，即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并无不当之处。三、杜保雨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并非人民调解协议。本案中的协议书并不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协议内容是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且协议书也不符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应当具备的形式要件及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基本内容。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来处理是不正确的。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10日，上诉人刘承春以“杜宝乾”的名义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受害人杜保乾投保了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案外人杜中德是该笔保险的签单员和业务员。2011年1月18日，上诉人作为厂方，被上诉人杜善新作为受害人家属，签订《协议书》，约定：“一、经双方协商，所赔偿入保人叁万伍仟元，由于入保金由厂方交付，所赔保金由双方所有。二、即受害人杜宝乾家属所分贰万贰仟元，厂方所分壹万叁仟元。三、在保险公司索赔受害人保险金当天，由本村村民杜中德当场分开，付给杜宝乾家属贰万贰仟元。四、所需理赔手续由双方提供给杜中德。五、本协议双方相互遵守，绝不反悔。如有一方反悔，承担对方的损失”。上诉人在厂方处签名并加按指印，被上诉人杜善新在受害人家属处签名并加按指印，案外人王保才、颜景生、杜中德在中间人处签名。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后经起诉保险公司，与保险公司达成和解，获得理赔款35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三被上诉人的亲属杜保雨与上诉人代签赔偿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杜保雨与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协议对三被上诉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一，从协议签订的时间看，是在受害人杜保乾死亡后的第二天，此时正处于料理杜保乾后事的过程中，杜保乾尚未出殡，没有发丧。第二，从杜保雨的身份看，杜保雨系死者杜保乾的亲弟弟，被上诉人孔凡美的儿子，被上诉人宋光芝的小叔子，被上诉人杜善新的亲叔叔。事故发生后，由受害人的近亲属参与调解，商谈赔偿事宜，既符合常理，又符合当前农村的风俗习惯。第三，从协议签订的地点以及在协议上签字盖章的见证人看，协议是在三被上诉人所在村的村委会办公室内签订的，该村委会相关负责人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如果不是受三被上诉人委托或者经其同意，其所在村的村委会也不会参与调解并且进行见证。第四，从协议签订后的履行情况看，上诉人于协议签订当日就将赔偿款全额交到了三被上诉人所在村的村委会，杜保雨也从村委会代为领取了赔偿款，而且，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三被上诉人就将杜保乾出殡下葬。综合以上四点，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杜保雨代签赔偿协议的行为是经过三被上诉人授权或者同意的，亦即杜保雨代签赔偿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与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协议对三被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三被上诉人对赔偿协议表示翻悔，既有违当地风俗习惯，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原审判决对其赔偿协议之外的请求予以支持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曲阜市人民法院（2011）曲民初字第27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孔凡美、宋光芝、杜善新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6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20元，合计3421元，均由被上诉人孔凡美、宋光芝、杜善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艳真
代理审判员 宋汝庆
代理审判员 史海洋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