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3民终60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沂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新沂市无锡--新沂工业园珠江路39号。
法定代表人：张兴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蓬松，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药控股徐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北京南路285号。
法定代表人：邓锦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爱军，江苏彭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丽，江苏彭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沂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同济堂）因与被上诉人国药控股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徐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2民初6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新沂同济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蓬松，被上诉人国药徐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丽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沂同济堂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国药徐州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国药徐州公司为了证明新沂同济堂欠付货款的事实，向原审法院提交对账函和2015年2月的送货单，该证据金诺呢过证明国药徐州公司在2015年2月向新沂同济堂销售药品，自2015年2月后未再向新沂同济堂销售药品，而国药徐州公司提供的2015年2月的全部送货单上的货款总额大于对账函确认的金额，说明自2015年2月至对账函出具之日，该期间内新沂同济堂支付过货款，且在该最张翰出具后至一审庭审前，该期间内新沂同济堂也支付过货款。一审未查明新沂同济堂已付款金额及是否尚欠货款未付的事实，仅依据不真实的对账函认定欠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刘娟不能代表新沂同济堂从事相关职务行为，对刘娟在对账函上签字不予认可。同时，根据交易习惯，单位签章应为公章或财务专用章，而国药徐州公司提供的对账函上的印章却为出库章，不符合对账应由财务部门核实账目准确性的习惯，该对账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国药徐州公司答辩称：1、新沂同济堂共支付了多少货款并不是争议焦点，争议焦点是经过双方对账共拖欠的货款。一审中，双方于2016年4月1日经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3月31日新沂同济堂共计拖欠货款142180元未付；2、新沂同济堂认为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上的公章系伪造，但一审时明确刘娟系其工作人员，现仍在公司工作，且一审法院明确要求被上诉人对公章真伪进行鉴定，但上诉人却没有提出鉴定申请；3、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2月份送货单及对账函，只是拟证明被上诉人已如约供应药品，但上诉人却未如约支付货款，且每次打款数额也未明确是哪一笔货款。所以，双方在2016年3月31日进行对账，并不仅是2016年2月所拖欠的货款；4、双方签订的合同至2015年12月31日到期，之后双方没有再签订合同，但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刘娟作为委托人授权期限是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双方已实际履行。
国药徐州公司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新沂同济堂支付货款14218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损失计算：以14218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诉讼费用由新沂同济堂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双方签订医药商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有效期一年，在有效期内，新沂同济堂以分批的方式向国药徐州公司购买药品，新沂同济堂应于2015年12月25日之前结清所有货款，如到期不能支付，应按欠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国药徐州公司支付违约金。经双方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3月31日，新沂同济堂已累计拖欠货款1421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4年起，国药徐州公司与新沂同济堂存在药品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双方签订医药商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新沂同济堂向国药徐州公司采购药品，合同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运输方式为国药徐州公司运货到新沂同济堂仓库，运输费用由国药徐州公司承担，新沂同济堂在职在岗人员签收或加盖新沂同济堂公章、财务章、验收章、入库章等均视为新沂同济堂签收；国药徐州公司允许新沂同济堂一定的赊销资信额度，赊销资信额度在每个结款周期内累计不超过18万元，双方结款周期为30天，结款周期满次日，新沂同济堂应结清该日之前的所有货款,在2015年12月25日应将所有货款（含赊销金款项）全部结清；如到期不能支付，新沂同济堂应按照欠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国药徐州公司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且国药徐州公司有权不再给予发货，并有权调整或取消给定的赊销资信额度；如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由国药徐州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上述合同书由新沂同济堂方工作人员刘娟签订盖章，新沂同济堂同时授权其工作人员徐强负责采购药品，授权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合同签订后，国药徐州公司向新沂同济堂供应药品，新沂同济堂工作人员相文举等签收货物，双方每月进行对账，次月新沂同济堂给付相应款项。2016年，双方虽未签订药品买卖合同，但业务往来仍持续发生，新沂同济堂另委托刘娟从国药徐州公司处采购药品，授权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日，国药徐州公司向新沂同济堂发对账函，载明截至2015年12月31日，新沂同济堂欠国药徐州公司货款155498.39元，新沂同济堂于2016年1月12日确认为153665.5元。后新沂同济堂支付了部分款项。2016年4月1日，国药徐州公司再次向新沂同济堂发对账函，载明截至2016年3月31日，新沂同济堂欠国药徐州公司货款142180元,2016年5月12日，刘娟在对账函“数据相符无误”处签字，并加盖印章。此后，国药徐州公司不再向新沂同济堂供应药品，新沂同济堂亦无付款行为。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对账，但未有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国药徐州公司与新沂同济堂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国药徐州公司已履行供货义务，新沂同济堂未依约支付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国药徐州公司主张新沂同济堂支付欠款142180元，有对账函等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新沂同济堂辩称刘娟系业务员，不是财务人员，公司对其授权不真实，在对账函上签字确认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刘娟是新沂同济堂工作人员，销售合同是其本人代表新沂同济堂与国药徐州公司签订，新沂同济堂亦向国药徐州公司出具了授权刘娟的委托书，国药徐州公司有理由相信刘娟有权代表新沂同济堂与其进行交易，包括确认新沂同济堂欠款数额，刘娟行为应是职务行为，故对新沂同济堂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国药徐州公司另主张新沂同济堂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新沂同济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国药徐州公司货款142180元及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损失计算：以14218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70元，由新沂同济堂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新沂同济堂提供以下证据：
1、新沂市公安局于2015年12月29日出具的证明、刻制公章备案证明备案公章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新沂同济堂的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已于2015年12月29日被公安机关收回销毁。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法人委托书、对账函、医药商品销售合同书上的印章均虚假。
2、国药控股徐州医药有限公司送货单签收单、对公活期存款交易明细报表、对账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双方交易序贯为分批打款，并不是针对每笔货打款，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货款。
被上诉人国药徐州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同时不能证明其未向刘娟授权，上诉人也认可在2014年就开始有业务往来，每笔已付款也未明确是哪一笔、哪一时间段的货款，且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解释所提供的2月份签收单，并不是证据欠2月份的货款，只是证明欠款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二审庭审中，新沂同济堂陈述刘娟在新沂同济堂任财务负责人，现仍在职，并未向刘娟落实销售合同、授权委托书、对账函上刘娟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本院要求新沂同济堂落实国药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授权委托书、对账函上刘娟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新沂同济堂向本院邮寄情况说明，内容为：刘娟于2016年7月从公司离职，目前已不在公司上班。虽经辗转联系，但仍联系不上刘娟本人，对于对账函上刘娟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暂不能确定。自2015年1月至双方业务中止时（双方业务中止于2016年7月）新沂同济堂共向国药徐州公司支付货款1955656.8元。该情况说明为打印件，既无有关人员签名，也未加盖新沂同济堂的有关印章。
本院认为：国药徐州公司主张货款142180元，并提供了销售合同、授权委托书、对账函等证据，其中对账函载明截至2016年3月31日，新沂同济堂欠国药徐州公司货款142180元，刘娟于2016年5月12日在“数据相符无误”处签名。上诉人新沂同济堂对双方之间自2014年起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授权委托书、销售合同、对账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主张新沂同济堂的公章、合同专用章等印鉴已于2015年12月29日被公安机关收回销毁，但上述销售合同、对账函中均有刘娟的签名，而新沂同济堂认可刘娟系其财务负责人，虽然新沂同济堂在向本院提供的情况说明中陈述刘娟已于2016年7月离职，但在本院一（一审立案受理时间为2016年8月3日）、二审庭审中均认可刘娟在职，在新沂同济堂未就刘娟已离职进行举证证明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刘娟已于2016年7月离职。更何况，销售合同、对账函的形成时间均在2016年7月前。换言之，即使新沂同济堂的相关印章虚假，但因对账函中有刘娟的签名，在新沂同济堂不能证明刘娟签名系虚假的情况下，刘娟签名行为也是履行职务行为。因此，新沂同济堂相关印章是否真实，对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并没有决定性影响，而应由新沂同济堂就刘娟签名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新沂同济堂对刘娟的签名并未予以否认，而是认为因未找到刘娟核实而暂不能确定是否为本人所签。但因刘娟系新沂同济堂的财务负责人，在相关的财务凭证上必然会有刘娟本人的签名，而新沂同济堂却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便核对刘娟签名的真实性。故在新沂同济堂不能证明刘娟签名系虚假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刘娟签名的对账函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而根据新沂同济堂提供的交易明细表，在对账函确认的2016年3月31日后并不存在付款行为，一审判决认定新沂同济堂尚欠货款142180元未付亦无不当。
综上，新沂同济堂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0元，由上诉人新沂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志名
审 判 员 苏 团
代理审判员 徐海青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