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2民终17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春红，女，汉族，1979年4月6日生，住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靳培培，河南金色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中心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0075229462XQ。住所地：开封市金明大道***号金明财富中心商服综合楼********层。法定代表人：牛晓军，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林源，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康，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孙春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豫0204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春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与客户办理保险的流程是先由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在电脑、或者手机向孙春红展示保险产品，电子投保书、保险条款。当客户选中保险产品后，业务员通过询问客户，制作电子投保书，然后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有“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该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等格式内容，投保人根据业务员的要求将该内容亲笔抄录。随后，业务员将客户签名的确认书和提示书带回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单位，将两份材料作为合同文本的一部分，与合同相关条款、首次缴费发票等制作成书面的合同文本后，交付客户，并给予10天的犹豫期，在犹豫期内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会对客户进行电话回访，确认合同等相关事项。在2014年2月20日孙春红在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刘俊萍处购买了“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和“平安附加长期意外险产品”。根据合同约定，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期为2014年2月20日，而平安人寿开封公司的电话回访时间为2014年3月6日，已经远远超过10天的犹豫期，犹豫期已过，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也没有按照正常的投保流程告知孙春红的权利和责任免除等事项。且平安人寿开封公司的代理人在向孙春红推销该保险的时候是通过自带的电子设备向孙春红推荐保险产品，根据常识判断，在有限的时间内，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代理人主要介绍的是该产品的收益和优点，在没有向孙春红出具书面文本时，是不可能向孙春红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的。而后期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出具的合同文本“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和“平安附加长期意外险产品”和“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产品合同文本分别为110页和28页。2、根据证人当庭出具的证人证言可以得知，平安人寿开封公司的业务员在向孙春红推销以上保险时根本就没有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只是简单的说明了该保险的优点和收益。孙春红虽然按照平安人寿开封公司的业务员要求履行了抄写义务，并不能必然证明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对合同的免责条款履行了说明义务。3、推销“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的业务人员一直都是刘俊萍，但是在后来的保险合同中却显示业务人员是肖西亚，且肖西亚是个业务新人，在推销该保险的时候购买该保险时肖西亚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该保险进行说明和介绍，更不要说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虽然肖西亚当庭出具的证言说自己对孙春红就违法的事情不赔付一事进行了提示，但是其他两个证人均可以证明该保险是其媳妇刘俊萍向孙春红推销的，而在刘俊萍推销该保险时肖西亚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推销该保险的业务人员并没有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向被保险人、投保人作出提示，该免责条款对孙春红不产生效力。被保险人郝红生虽然醉酒驾驶，但是保险公司应该依法履行保险责任。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中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的，对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诉求于法有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平安人寿开封公司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审判决。2、在投保时被上诉人已经对法律禁行规定的酒驾免责进行了告知提示，且对上诉人进行了回访，上诉人对免责条款提示进行了确认。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也证明投保时对上诉人酒驾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酒驾免责条款是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是双方保险条款合同约定。同时醉酒驾驶已经涉及了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法律严格禁止的行为，如果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还要进行理赔，非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被上诉人拒赔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合同约定，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春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平安人寿开封公司给付孙春红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金1000000元和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600000元，共计保险金1600000元，以及起诉后产生的银行贷款利率利息；2、由平安人寿开封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与客户办理保险是如下流程，先由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自带手机或者手提电脑设备，根据该电子设备内预存的文件材料，向客户展示保险产品、电子投保书、保险条款。当客户选中保险产品后，业务员通过询问客户，制作投保书电子版。然后，业务员让客户在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印制的固定格式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提示书上签名，其中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有“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等格式内容，投保人按照业务员的要求将该内容亲笔抄录。之后，业务员将客户签名的确认书和提示书带回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单位，将该两份材料作为合同文本的一部分，与合同相关条款、首次交费发票等制作成书面的合同文本后，交付客户，并给予10天的犹豫期，在犹豫期内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会对客户进行电话回访，确认合同相关事项。2014年2月20日，按照上述程序，孙春红作为投保人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其爱人郝红生作为被保险人，在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刘俊萍的推荐下，投保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开展的人身保险产品，该产品含“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和“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险”产品。孙春红在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刘俊萍提供的含有“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等格式内容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根据平安人寿开封公司要求予以抄写一遍，并在该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的投保人处签上自己的名字。同时孙春红又在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刘俊萍提供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上投保人处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交付保险费8437.9元。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刘俊萍将孙春红签名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保险费带回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单位，在履行完内部审查审批手续后，将书面保险条款（110页）与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保险费发票装订一起，待制作成合同文本后交付孙春红。根据合同约定，保险合同成立生效日期为2014年2月20日；依据“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合同规定，被保险人身故的，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应当给付身故保险金200000元；依据“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险”合同规定，被保险人身故的，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应当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200000元和自驾车意外伤残特别保险金200000元。2014年3月6日，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对孙春红进行电话回访，就孙春红是否投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保险产品、相关手续是否亲笔签名、责任免除等保险内容是否清楚等进行电话回访，孙春红回答内容则是肯定的。2015年8月11日，按照上述程序，孙春红作为投保人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其爱人郝红生作为被保险人，在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刘俊萍和肖西亚的推荐下，投保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开展的“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产品，并于当日向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交纳保险费1472元，在该发票备注栏显示合同成立和生效日期为2015年8月11日。2015年8月14日，孙春红在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提供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和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业务员将孙春红签名的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和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带回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单位，将书面保险条款（28页）、百万任我行保障计划确认书、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保险费发票装订一起，待制作成合同文本后交付孙春红。根据该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因自驾意外身故的，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应当给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1000000元。2015年8月15日，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对孙春红进行电话回访，就孙春红是否投平安人寿开封公司保险产品、相关手续是否亲笔签名、以及责任免除等内容是否清楚进行电话回访，孙春红回答内容则是肯定的。另查明，上述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而导致的身故的，对于保险人而言均属于免责条款。孙春红在投保上述保险时，业务员对违反国家法律的违法行为属于责任免除内容进行了提示，且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使用的是加黑加阴影字体，与其他条款字体相区别。又查明，2015年11月22日22时许，被保险人郝红生醉酒后驾驶豫Ｂ×××××小型普通客车沿G310国道由西向东行驶至与金明大道交叉口时，追撞前方同方向正在等红灯的孙玉军驾驶的苏Ａ×××××重型半挂牵引车尾部，造成郝红生当场死亡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后孙春红与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多次协商保险理赔事宜无果，双方产生纠纷。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保险合同文本两份、证人证言、缴费发票、录音通话记录、交通事故认定书、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孙春红与平安人寿开封公司签订的涉案保险合同，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均应履行合同。对郝红生醉酒驾驶保险车辆而死亡的交通事故，双方均无异议，应予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时，保险人仅作出提示即可。郝红生醉酒驾车属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孙春红作为公民应当知道醉酒驾驶是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合同免责条款中明确载明并采用加黑加阴影字体显示，孙春红收到了保险合同也未在犹豫期内提出异议，同时孙春红在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均签字确认。综上，平安人寿开封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对孙春红有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春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孙春红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义务；第十二条同时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说明的，应认定履行了义务。就本案中保险人是否尽到提示义务，首先，保险合同条款中免责条款均加阴影，“酒后驾驶”字体在阴影下同时加黑加粗，从外形、内容明白程度和提起注意程度上，均足以引起一般相对人的注意。孙春红本人书写“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等，且在收到保险合同后未在犹豫期内提出异议，其在之后的电话回访中亦未反馈不同意见。故对于酒后驾驶这一禁止性规定的免责，保险人已尽到了提示义务。对于孙春红在网上投保的“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根据公正程序显示，对于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免责条款亦采用阴影、黑体、加粗的方式标示，且有阅读条款提示步骤，孙春红在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均签字确认。孙春红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确认，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春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孙春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洁审判员 李曼曼审判员 周超举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李宣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