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2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凌焕林，住从化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颂年，住从化市。
上诉人凌焕林、李颂年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法院（2013）穗从法民二初字第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颂年在从化市温泉镇石海工业区灌村中路9号有厂房闲置多时，想要出租。凌焕林便将其多年朋友周某济介绍给李颂年，由周某济承租李颂年厂房。
李颂年于2011年10月29日向凌焕林出具承诺书，表示李颂年以其所有的凯森木业厂房、办公楼及员工宿舍饭堂约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及场内空地2000多平方米及500米喷漆生产线一条招租，租金每月25000元。现经凌焕林介绍引荐老板租用上述场地及设备作生产之用，租金每月超过25000元，本人声明，若凌焕林成功引荐老板租用以上场地及设备，超出每月25000元租金的金额，将作为介绍费报酬每月支付给凌焕林直至该租赁合同期满。
李颂年与周某济以宏博实业公司的名义于2011年11月10日签订《厂房出租合同书》，双方约定由宏博公司租赁李颂年的厂房，每月租金33000元，该合同有凌焕林、李颂年、宏博实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某济的签名及盖章。
2011年11月12日，李颂年与周某济以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将租金由每月33000元变更为20000元，其他合同内容与2011年11月10日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该合同有李颂年及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某济的签名及盖章。
2012年3月2日，李颂年与周某济以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再次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该合同内容与2011年11月12日合同内容一致。同时李颂年与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协议解除双方于2011年11月10日及2011年11月12日签订的《厂房出租合同书》，双方以2012年3月2日签订的《厂房出租合同书》为准，共同执行。
2012年9月10日，凌焕林与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就双方于2012年3月2日签订的《厂房出租合同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协商，并自愿达成补充协议，但补充协议并未涉及租金的数额问题。
2012年3月，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李颂年亦于当月支付了8000元给凌焕林，之后李颂年以租金未超过25000元为由，不再支付报酬给凌焕林。
原审法院另查明，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某济，宏博实业公司为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同为周某济。现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10月停止经营，周某济亦在当月因债务问题下落不明，本案李颂年亦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
对于凌焕林提供的只有凌焕林、周某济及宏博实业公司签名盖章的租金为33000元的合同，凌焕林表示该合同由凌焕林起草，由凌焕林及周某济签名盖章后找李颂年签名，李颂年表示凌焕林并未合同当事人，未在凌焕林持有的合同上签名。但李颂年提供的该合同原件上有李颂年、凌焕林、周某济及宏博公司的签名盖章，合同日期为2011年11月10日，凌焕林、李颂年双方对该合同的日期及内容无异议。
对于凌焕林提供的2011年11月12日由李颂年及周某济以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两份合同，一份租金为13000元，一份租金为20000元，该两份合同日期、内容及签名盖章均完全一致，凌焕林表示该两份合同是李颂年为规避给付介绍费而签订，李颂年对租金为20000元的合同予以确认，但对租金为13000元的合同不予确认，表示其从未签过该合同，该合同为凌焕林伪造。凌焕林表示上述两份合同是从周某济手中复印而来，但凌焕林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凌焕林提供的月租金为13000元的合同不予确认。
凌焕林于2013年10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李颂年立即支付凌焕林报酬152000元（暂计至2013年10月），2013年11月起的报酬按承诺书约定支付；李颂年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以实欠金额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凌焕林计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由李颂年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居间合同为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李颂年承认凌焕林成功引荐周某济的公司与其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并承诺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支付凌焕林报酬，凌焕林与李颂年之间成立居间合同关系。2011年11月10日，李颂年与周某济以宏博实业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凌焕林作为见证人（介绍人）亦签名，该合同约定月租金为33000元。但在2011年11月12日，李颂年又与周某济以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租金变更为每月20000元。2012年3月2日，李颂年与周某济以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再次签订合同及协议书，双方协议约定解除2011年11月10日及2011年11月12日签订的合同，以2012年3月2日签订的合同为准执行。同月，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李颂年亦在该月支付了8000元给凌焕林。现李颂年经凌焕林引荐租赁人承租了李颂年的厂房，使李颂年的厂房能及时产生经济效益，双方居间合同关系依法成立，虽然李颂年与承租人之后签订新的合同改变了租金，现租金数额未到达李颂年承诺书中约定的数额，但凌焕林在此之中的作用不可否认，结合李颂年厂房租赁的租金、期限及承租人法定代表人已下落不明，公司已停产的现实情况，李颂年应酌情支付居间报酬50000元给凌焕林。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李颂年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支付报酬50000元给凌焕林。二、驳回凌焕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后，凌焕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我方已经与李颂年成立了居间合同关系，2011年11月10日李颂年与周某济以宏博实业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我作为介绍人也有签名，合同约定月租金为33000元，我有权得到每月8000元的报酬费。现李颂年从周某济正式投产开始已经收取了20个月的厂租，但只支付了一个月的居间报酬8000元给我方，故我方要求李颂年将剩余19个月共计152000元的居间费立即支付给我方；二、我方与周某济是朋友关系，从没听其提到过与李颂年之间有减租的情况，且李颂年提供的20000元那份合同与我方提供的13000元的合同最后一页的签名和盖章时不同的，13000元的合同是周某济提供的，周某济曾同我讲过李颂年要求其将原合同改为两份签（一份租金为20000元，一份为13000元），租金总额不变，在改签这两份合同之后李颂年就开始明确拒绝支付我方的居间报酬。另，李颂年也从未告知我方其参与改签合同的事实，故我方认为李颂年与承租人该签合同对于收多少厂租是其双方的事，与我方应收的8000元的报酬无关；三、李颂年所称周某济公司欠下工人工资121154.61元及其以2012年3月2日签订的月租为20000元的《厂房出租合同书》向“广州韦某日用有限公司”主张权利，此外其与周某济事实上也是按2012年3月2日签订的月租为20000元的《厂房出租合同书》执行，与本案审理无关。据此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改判支持凌焕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颂年负担。
李颂年答辩称：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其与凌焕林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事实上应认定为附条件的合同，因没有达到支付中介费的条件而合同未生效，故请求二审予以纠正。
李颂年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居间合同是附有条件的，但条件未成就，因为原审判决既已不确认租金为13000元的《厂房出租合同书》，但又判决我方按33000元月租金计算，以超出8000元为基准支付5万元给凌焕林是错误判决。双方约定支付每月8000元居间费的前提条件是厂房租金每月超出25000元的部分，凌焕林已在2012年3月拿到我方支付的8000元报酬，后因重新签订协议，租金并不是33000元，故凌焕林要求我方每月支付8000元的请求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我方与周某济在2011年11月10日签订的《厂房出租合同书》已于2012年3月2日通过签订《协议书》解除，故厂房租金已由每月33000元变更为20000元，且我方与周某济事实上也是一直按照变更后的协议来交付租金，故原审判决我方仍要支付居间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据此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改判驳回凌焕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凌焕林负担。
凌焕林答辩称：不同意李颂年的上诉意见，坚持我方的上诉意见。
经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凌焕林向本院提交电话录音光盘两张，一张是凌焕林与李颂年妻子在2013年11月29日、12月2日的手机通话录音，拟证明周某济一个月租金为33000元，并非20000元；另一录音为2014年4月8日凌焕林打给广州韦某日用品有限公司的会计黄某甲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广州韦某日用品有限公司后期交的场租为30000元。
李颂年认为：两段录音说话的都是我太太杨某，当时提出3万多是为了要招租提出的价格，并非周某济租的是33000元。我最初与周某济签的是33000元，所以我太太在电话表态按照最初的租金标准招租，并非周某济的实际承租价格，且对方在电话中误导我太太。我实际租出去为22000元。关于广州伟博日用品有限公司会计的录音，电话录音是黄某甲的声音，周某济跟其工厂所有工人讲是33000元，但实际上是交20000元，为了掩盖生意不好，周某济与我到镇政府另外再签了租金标准为每月1000元，面积为600平米的租赁合同。
本院认为：关于李颂年应否向凌焕林支付居间报酬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李颂年向凌焕林出具承诺书，承诺若凌焕林成功引荐老板租用其场地及设备，超出每月25000元租金的金额将作为介绍费报酬每月支付给凌焕林直至租赁合同期满。事实上，李颂年在凌焕林的引荐下，于2011年11月10日与宏博实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每月租金为33000元，自此李颂年向凌焕林支付居间报酬的条件已成就，李颂年上诉主张支付居间报酬的条件未成就而拒绝支付居间报酬，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关于居间报酬的数额问题，凌焕林已为李颂年引荐承租人，并订立租赁合同，即有权获取居间报酬，但此后承租人已停产，其法定代表人亦下落不明，故根据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原审法院酌情判令李颂年向凌焕林支付居间报酬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颂年、凌焕林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40元，由上诉人李颂年负担1099元，上诉人凌焕林负担22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燕宁
审 判 员 谭红玉
代理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郝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