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高民再终字第175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国昌，男，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李振，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纸张纸浆进出口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王文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庄涛，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磊，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杨国昌因与被申请人中国纸张纸浆进出口公司（简称纸张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5）高民终字第862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15日作出（2007）民监字第513-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杨国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振，纸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庄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4年4月26日，杨国昌起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称，1993年1月15日，经协商，我承包经营纸张公司浦东经营部（简称浦东经营部）的出口业务部。1993年9月1日，纸张公司召集我召开了“上海浦东经营部出口工作会议”，对我承包经营出口业务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变更：变更发包方为纸张公司，由我直接与纸张公司财务部核算盈亏；出口业务部单独核算，自主经营，单立帐户；1993年2月－8月底止，在出口业务部的出口盈亏核算后以二八分成的原则分配给浦东经营部出口盈利部分，即浦东经营部得20％，出口业务部得80％。1995年3月7日－8日，纸张公司召集我开会商议合作事宜，双方对资金周转、管理费、付港杂费、商品目录、核销单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详见纸张公司1995年3月17日的会议记要。1996年9月10日，纸张公司与我签订了出口协议书，纸张公司在该协议中明确肯定了我在出口创汇上支持了纸张公司，并就双方前几年的往来结算进行了约定。我自1993年1月15日起自筹资金、自聘人员、自租场地、自购办公用品，履行承包合同义务，为纸张公司出口创汇。双方合作5年多后，纸张公司在事先未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于1998年5月7日突然单方决定：撤销我的出口业务部经理的职务，停止由我承包的出口业务部的一切业务活动，冻结出口业务部的银行帐号，封存出口业务部的一切财物、财务帐簿及公章，并于1998年7月13日将上述封存物品强行搬走，致使出口业务部的全部业务被迫停止。上述侵权行为发生后，我曾多次要求纸张公司返还帐簿，返还私人财产，双方结算，给付我承包所得。纸张公司委托浦东经营部经理裴育于2000年12月11日向我承诺：算清帐目后任何一方应付清另一方欠款，我工作期间和其后的一些未了事宜如汽车、财产物资及工作人员私人物品的日后处理，待帐目结算后一并解决。但纸张公司以多种理由拖欠至今未作处理。综上，我认真履行了合同义务，而纸张公司单方无故终止合同，拒绝给付承包合同利益，并非法占有我个人财产，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纸张公司支付我从1993年起至1998年承包合同被迫终止时止承包所得6786282.16元及利息67万元（自1998年8月1日起至2004年3月26日止，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返还侵占我个人财产共计8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纸张公司辩称，杨国昌与我公司系承包经营关系属实，但自1993年7月以后的承包经营一直出现亏损，给纸张公司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尤其是杨国昌经营失误造成120万元人民币螺丝赔款的损失，由于该款是纸张公司先行垫付，纸张公司要求杨国昌将108余吨库存收回以减少损失，杨国昌不但没有执行纸张公司的指示，反而将该货物私下转卖，攫取非法利润，从而加大了纸张公司的经济损失。为防止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纸张公司被迫解除了与杨国昌的承包经营协议。由于杨国昌经营不善以及违规操作甚至非法获利损公肥私，使浦东经营部自1998年以后无力承担一系列恶债，最终导致工商注销。双方曾对承包期间的经营帐目进行过详细核算，纸张公司不欠杨国昌任何款项，反而是杨国昌拖欠纸张公司巨额款项。杨国昌已确认拖欠我公司400余万元，我公司保留随时向杨国昌主张欠款的权利。故请求法院驳回杨国昌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3年1月15日，杨国昌为承包浦东经营部的第二业务部即出口业务部，与浦东经营部签订一份《经营承包协议》，约定：杨国昌对外为浦东经营部出口业务部经理；1993年承包出口指标为75万美元；出口换汇成本以一美元税后6.80元计算，浦东经营部不负责任何经营费；有关进料加工的创汇部分，仍作为创汇额计算，5％的经营费应扣除进料的外汇部分计算；出口业务部的人员聘用、辞退、待遇等由杨国昌负责确定，浦东经营部概不干预和负责；杨国昌的工资（每月600元）暂由浦东经营部支付，并在其利润中扣除；为便于业务上的开展，杨国昌另找办公地点，但出口业务部仍作为浦东经营部的一部分；杨国昌因业务上需要，可另设一银行辅助帐户，如需浦东经营部解决收购资金，杨国昌应承担利息，利息部分已包括在杨国昌利润内；本协议有效期从1993年1月1日至1993年12月止，以后视情况可延长或终止。
1993年9月1日，纸张公司召开了关于上海浦东经营部出口工作的会议，该会议对下述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一）同意浦东经营部的出口业务部单独核算，自主经营，单立帐户，直接与纸张公司财务部核算盈亏、拨付出口业务所需的资金等；（二）出口业务部仍是浦东经营部的组成部分；（三）明确1993年2月至8月底止在出口业务部的出口盈亏核算后，以二八分成的原则分配给浦东经营部出口盈利部分（即浦东经营部得20％，出口业务部得80％），双方可按8月底的帐面数进行核算，以纸张公司财务部核算确认的盈利数为准；（四）明确1993年2月以前发生的费用开支由浦东经营部负责核算，1993年2月以后出口业务部所发生的费用，由出口业务部负责核算；（五）明确从1993年9月1日起按净创汇的3％（扣除进料外汇）由出口业务部拨缴总公司经营费，每半年结算一次，年终清算一次。除此以外，全部盈亏由出口业务部负责。退税由纸张公司统一办理，退税额划归出口业务部；（六）……（七）出口业务部的办公用房同意自行租赁，分开办公。1993年9月23日，浦东经营部与杨国昌签订协议书，双方同意原则上根据1993年9月1日在北京签订的会议纪要精神办理有关事务，并约定该协议有效期自1993年9月1日起至1994年8月31日止。
1993年10月14日，纸张公司与杨国昌就浦东经营部出口业务工作及结算等事宜达成一份协议，其内容与1993年9月1日纸张公司召开的关于上海浦东经营部出口工作的会议内容相同。
上述协议签订后，杨国昌承包经营出口业务部的出口业务。其间，杨国昌与纸张公司多次对帐，其中1995年11月3日杨国昌向纸张公司致函确认93、94、95（1－8月）共占用纸张公司资金4763764.07元；1996年1月16日，纸张公司总经理薛维民与杨国昌达成一份1993年7月—1995年12月31日上海经营部出口实绩表，确认出口业务部欠纸张公司4075849.78元；1996年4月4日杨国昌向纸张公司总经理薛维民致函确认其欠款金额为4173135.64元。
1996年9月10日，杨国昌与纸张公司签订一份出口协议书，确认：经过1995年12月31日止结算，杨国昌尚欠纸张公司款项，经双方友好商妥，纸张公司同意杨国昌分期分批偿还；纸张公司要求杨国昌抓紧处理未出口的螺丝，处理前先要征得纸张公司同意，处理后的货款偿还纸张公司为其垫付的120万元本息。双方还约定了房租费、管理费及税款问题，同时约定协议有效期为1996年8月14日至1997年1月30日止。
1998年2月19日，纸张公司财务部致函杨国昌，要求杨国昌核实帐目：按裴育计算的1993年—1995年的总欠我司的款项应为4173135.64元，1996年2月14日毛巾借款10万元，1996年6月5日螺丝赔款120万元，扣除伊朗收汇550307.20元，扣除伊朗贴息59217.19元，所以你部尚欠我司4863611.25元。1998年2月20日，杨国昌向纸张公司财务部回函称：我同纸张公司几年经营帐目详列如下：按裴育计算总欠4173135.64元，毛巾借款10万元，螺丝赔款120万元（附法院判决书），扣除伊朗收汇550307.20元，扣除伊朗贴息59217.19元，扣除伊朗、罗马尼亚退税116169元，总欠4747442.25元。
1998年2月20日，杨国昌在纸张公司不知的情况下，私自处理了库存螺丝，并收取15万元预付款归己所有。纸张公司得知此情后于1998年5月12日通知杨国昌：停止浦东经营部出口业务部的一切对外业务活动，撤销杨国昌在浦东经营部出口业务部经理的职务，交回出口业务部的公章。1998年7月13日，纸张公司收回了出口业务部的公章，终止了杨国昌的承包经营活动。此后，杨国昌多次要求纸张公司清算，未果。
杨国昌要求纸张公司支付其承包所得6786282.16元及利息67万元，未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其曾向法院提出对其经营期间的帐目进行审计，但未在法院限期内交纳审计费，后又主动放弃审计申请。
杨国昌要求纸张公司返还其私有财产80万元，仅向法院提交了物品清单。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杨国昌与浦东经营部签订经营承包协议后，纸张公司作为浦东经营部的上级单位对杨国昌承包出口业务部制定了利润分配、费用承担等原则，并直接与杨国昌签订协议对出口业务工作及结算等事宜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对杨国昌的承包经营进行往来清算和结算。杨国昌承包经营浦东经营部的出口业务部后，多次与纸张公司进行清算对帐，在1998年2月双方最后一次往来对帐函中杨国昌认可其欠纸张公司4747442.25元。现杨国昌不认可该对帐结果，向纸张公司主张承包所得未提供相应证据，又放弃审计申请，故其要求纸张公司支付承包所得6786282.16万元及利息67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且杨国昌要求纸张公司返还侵占其价值80万元的个人财产亦未提交相应证据，纸张公司不予认可，故对于杨国昌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4月15日作出（2004）二中民初字第5461号民事判决：驳回杨国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291元，由杨国昌负担。
杨国昌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我与纸张公司并没有进行最后结算，一审法院在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把双方间因资金占用情况的结算认为是承包利润的结算没有事实依据；我没有放弃审计申请，一审法院认定我“放弃审计申请”，属于歪曲事实真相，颠倒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适用法律错误；我要求纸张公司支付承包所得、请求纸张公司返还违约侵占的财产。（二）本案一审开庭没有完成，一审法院没有采纳我调取证据的申请，程序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判令纸张公司支付承包所得及利息以及财产，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纸张公司承担。
纸张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并针对杨国昌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国昌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杨国昌与浦东经营部签订经营承包协议后，纸张公司作为浦东经营部的上级单位对杨国昌承包出口业务部制定了利润分配、费用承担等原则，并直接与杨国昌签订协议对出口业务工作及结算等事宜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对杨国昌承包经营的往来项目进行清算和结算。杨国昌承包经营浦东经营部出口业务部后，与纸张公司进行了多次对账，双方在1998年2月的最后一次对账函中，杨国昌确认其欠纸张公司4747442.25元人民币，现杨国昌不认可该对账结果。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杨国昌虽申请对其经营出口业务部期间的账目进行审计，但在一审法院通知其交纳审计费的限期届满后，未予交纳，并且不能提供审计所需的账簿，纸张公司亦否认其强行搬走了审计所需的账簿，杨国昌亦无证据证明审计所需的账簿现由纸张公司保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杨国昌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杨国昌要求纸张公司支付承包所得6786282.16元人民币及利息67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并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同时，一审法院对杨国昌要求纸张公司返还其价值8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财产的诉讼请求，因其未提交相应证据，并且纸张公司不予认可，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不存在一审法院歪曲事实真相，颠倒举证责任、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综上所述，杨国昌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于2005年12月15日作出（2005）高民终字第8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为51291元，均由杨国昌负担。
杨国昌申请再审称，（一）原判没有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业务部的帐簿、物品、公章等被纸张公司强行拿走，申请人无法举证，原判判令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二）经营期间的资金往来对账与承包终止时清算不同，纸张公司依据经营期间资金对账的结果认为不欠申请人任何款项，反而是申请人拖欠纸张公司巨额款项的辩解是不客观的，原判采信纸张公司的抗辩意见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责，认定事实不清，请求再审改判，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纸张公司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998年2月我公司与杨国昌最后一次往来对帐函中杨国昌认可其欠纸张公司4747442.25元人民币，现杨国昌不认可该对帐结果，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法院应驳回杨国昌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再审期间，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永拓会计师所）对杨国昌承包期间利润盈亏、财务支出等资产状况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结论为：杨国昌承包业务部期间的经营所得为1295978.97元，未计入业务部支出的相关费用为344665.69元（包括房租、借调费、银行通知费），财务状况为经营所得扣除未计入业务部支出的相关费用和欠付纸张公司债务4293332.58元后的余额为-3342019.30元，即业务部应还纸张公司债务3342019.30元。杨国昌不同意司法鉴定报告，针对杨国昌的质疑，永拓会计师所分别以京永函字（2013）第72042号、京永函字（2013）第72043号致函本院，逐一回复了杨国昌提出的问题。永拓会计师所主要回复内容如下：（一）审计报告人民币所对应美元是多少？美元牌价1993年及之后变动情况？答复：银行已按结汇当日牌价折算完人民币。（二）纸张公司提供资料与出口实绩及表格差距在哪里？答复：我们的审计基础是经原告、被告、法官及相关律师共同在场确认及封箱的财务帐簿、凭证等资料，上述资料开封时原告代理律师、被告代理律师及法官均在场。纸张公司对其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对所提供的资料发表审计意见。（三）鉴定报告中只有1993年9月至1995年12月按出口创汇净额3%计算应收取管理费，而没有1993年9月以前（二八分成）及1995年12月以后（一美元0.2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是什么原因？答复：此项属原告支出，因被告在付款时已按合同规定扣除，所以不应再作为原告支出列支。（四）1993年的自营出口收入是多少？1993年自营出口成本是多少？答复：我们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函》中“通过鉴定查明杨国昌承包期间利润盈亏、财务支出等资产状况”的要求进行鉴定，无须进行分阶段表述。（五）审计报告人民币如何换算出来？是否按照每一张银行税单计算出来？答复：银行已按结汇当日牌价折算完人民币。（六）业务部的债务是不是指发来的“垫料款”？发生的时间点？能够确定该时间点债务发生时收汇金额小于债务金额？答复：收汇金额体现为出口收入，垫料款最初体现为债务，加工为成品后转入库存商品，出口后计入自营出口成本。（七）同样是“债务”，为什么小部分“债务”审计报告列出来，而大部分“债务”不列出来的原因是什么？答复：我们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函》的要求进行鉴定，如何列示并不影响审计报告结果。（八）（自营出口收入和自营出口成本）请告诉法庭：1993年8月底（二八分成时）各为多少？1993年9月至1995年12月（3%管理费）各为多少？1995年12月以后（一美元扣除0.20元人民币）各为多少？1998年12月以后各为多少？答复：我们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函》的要求，对杨国昌承包期间利润盈亏、财务支出等资产状况出具报告，无需单独列示上述问题中提到的管理费。（九）30%有偿上缴为什么不列入审计报告？答复：已列入。（十）“采取了逐笔核对会计凭证的详细审计方法”是否可以理解为纸张公司收支（财务收入和支出）情况每一笔都核对过？请告诉法庭，纸张公司汇入业务部分帐户一共多少金额？答复：我们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函》的要求，对杨国昌承包期间利润盈亏、财务支出等资产状况出具报告。杨国昌承包的财务收支情况只是纸张公司业务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无需对纸张公司所有财务收入和支出逐一核对。针对杨国昌提出鉴定报告漏列承包期间的收入，鉴定结论依据的事实不准确等问题，永拓会计师所答复：鉴定报告不存在漏列收入的情况。我们多次提请杨国昌提供支持其说法的相关证据，但截至报告日我们未获得任何相应的证据资料。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经营承包协议》、1993年9月1日关于上海浦东经营部出口工作的会议纪要、1993年9月23日浦东经营部与杨国昌签订的协议书、1993年10月14日纸张公司与杨国昌签订的协议、1998年2月19日及20日纸张公司与杨国昌对帐的往来函件、浦东经营部1998年5月11日撤销出口业务部的通知、永拓会计师所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及答复函、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再审认为，杨国昌与浦东经营部签订经营承包协议后，纸张公司作为浦东经营部的上级单位对杨国昌承包出口业务部制定了利润分配、费用承担等原则，并直接与杨国昌签订协议对出口业务工作及结算等事宜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判认定协议有效并无不当。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对杨国昌承包经营的往来项目进行清算和结算。杨国昌与纸张公司在1998年2月的最后一次对账函中写明：我同纸张公司几年经营账目如下……杨国昌确认其总欠纸张公司4747442.25元人民币。因杨国昌不认可该对账结果，再审期间，为查明案件事实，根据杨国昌的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永拓会计师所对杨国昌承包期间利润盈亏、财务支出等资产状况进行司法鉴定，结论为：杨国昌欠付纸张公司3342019.30元，即业务部应还纸张公司债务3342019.30元。该鉴定结论与双方对账结果基本一致，杨国昌主张纸张公司应支付其承包经营所得6786282.16元及利息67万元与鉴定结论相悖，虽然杨国昌对鉴定报告提出了诸多质疑，对鉴定单位的答复亦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事先的对账结果及事后的鉴定报告，故本院对其主张无法支持。另，杨国昌称承包合同被迫终止时，纸张公司侵占其个人财产80万元并要求纸张公司予以返还，因杨国昌未提交相应证据，在纸张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原判未支持该项诉讼请求亦无不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05）高民终字第862号民事判决。
鉴定费11万元，由杨国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晓
审 判 员 范 宏
代理审判员 韩君贵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