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83民初5094号原告：刘桂权，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开园路支行，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负责人：张建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容，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桂权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开园路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桂权、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开园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刘华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桂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伪卡盗刷14000元；2、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日止的利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在被告处办理一张卡号为62×××88的借记卡，该卡一直由原告持有及正常使用。原告在2016年3月15日早上，到被告柜员机取款，才发现柜员机的信息，内容为其所持有借记卡被他人以取现方式共取走14000元。原告意识到可能是盗刷，即时到被告找负责人理论但无果。2016年3月17日早上，原告到增城区富鹏派出所报案。原告认为其一直妥善保管该银行卡，从未丢失，也不曾借给他人使用，密码也未曾泄露。原告没有任何过错。被告作为发卡行的专业金融机构，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由于被告对银行卡和柜员机疏于安全管理及维护，导致无法识别他人伪造的银行卡，造成原告卡内资金损失。但经多次沟通，被告至今以种种理由拒不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开园路支行答辩称：一、原告声称借记卡内资金被他人盗取并无事实依据。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借记卡内14000元资金系被他人用伪造的借记卡及密码非法支取。涉案借记卡62×××88的五笔交易均发生在2015年9月13日晚上，交易地点是在增城区荔城街开园路21号（即中行广州增城开园路支行所在地）柜员机。原告主张伪卡交易成立的前提是，必须证明在涉案交易发生时，其持有的涉案借记卡不可能出现在上述交易地点。但原告对此并未举证。原告提供的《报警回执》仅是公安机关受理报警的记录，该《报警回执》不能证明报警行为与涉案借记卡有关，而且对于是否由犯罪事实的发生应有待于公安机关的破案及法院对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目前在案件尚未侦破之前，不能凭着公安机关的《报警回执》就断定原告声称的账户内资金被他人盗取的事实。而且报案时间是2016年3月17日，距离案发2015年9月13日已超过半年之久。原告提供的交易流水，仅能证明涉案借记卡于2015年9月13日发生了在中行广州增城开园路支行柜员机发生现支交易，但从交易流水上看，所有交易均符合正常资金交易的特征，并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款项被他人非法盗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及相关规定，原告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二、原告主张的款项交易属于正常资金结算。涉案交易发生在2015年9月13日，原告声称其发现涉案借记卡发生盗刷的时间是2016年3月15日。涉案交易金额14000元是分五笔操作。从交易记录可见，前4笔每笔均取款3000元，均用尽了柜员机3000元的单笔取款限额，第5笔提款是2000元，未超出柜员机3000元的单笔取款限额，该笔交易完成后卡内余额为16316.39元；五笔交易总额14000元未超出柜员机20000元的单日取款限额。如果涉案交易是伪卡交易，在卡内有大额余额且伪卡交易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盗刷人绝对有机会、有时间用尽柜员机单笔交易限额或当日交易限额，在当日提取15000元甚至20000元的现金。由此可见，涉案交易显然不符合伪卡交易的常理。涉案交易行为与原告再2016年3月15日发生的款项交易模式相符，符合原告正常使用借记卡的交易特征。三、答辩人依各方认可的行业交易习惯履行与原告的储蓄存款合同，不存在违法违约情形。原告于2014年12月24日在答辩人处办理了借记卡。原告在开卡时已经明确知晓《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协议书》（以下称开户协议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借记卡章程（2011年版）》（以下称章程），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依据上述协议书、章程以及我国现行支付结算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的规定，答辩人在履行与原告的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合法合规，并未违法任何协议条款，不存在违约情况。涉案借记卡的交易密码只能由原告本人设置、只有原告才知道具体的密码。根据开户协议书第三条、章程第十七条，原告负有妥善保管借记卡及保护交易密码的义务，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原告本人的合法交易。答辩人根据原告的交易密码指示完成涉案交易，完全符合双方的约定。四、原告请求支付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本案涉及的银行卡资金14000元确属被盗、答辩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情形。因此，原告主张答辩人应予支付利息也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提出依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更于法无据。原告刘桂权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国银行62×××88借记卡复印件；2.2016年3月17日，由增城区富鹏派出所向原告出具的报警回执；3.原告名下62×××88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2015年9月13日分五笔被支取14000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中国银行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风险提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签约确认单、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协议书、交易流水，拟证明原告于2014年12月25日向被告申办长城电子借记卡，卡号为62×××88，支付方式为凭密码支取。另被告主张14000元被支取的时间为2015年9月13日21:13至21:19。原告对以上证据没有异议。根据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1、2014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申办长城电子借记卡，卡号为62×××88；2、根据该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自2015年7月16日存入26306.37元、2015年7月20日存入4000元后，该卡无其他交易记录；3、2015年9月13日21:13至21:19该卡在中行开园路支行柜员机（柜员：9880900、网点：12911）分五笔支取了14000元；4、2016年3月15日，该卡在中行开园路支行柜员机（柜员：9880900、网点：12911）分别支取3000元、1000元。5、本院依职权前往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富鹏派出所了解本案相关情况得知，增城区公安分局已于2016年3月30日就原告刘桂权被信用卡诈骗一案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本案所涉款项是否伪卡盗刷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通过柜员机支取款项只要输入的密码正确即应视为持卡人的操作。持卡人应对该消费是否伪卡盗刷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原告称未办理短信通知业务，故其在事隔半年才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告的报警事实无法证明2015年9月13日支取款项并非其本人行为。况且，原告主张2015年9月13日被支取14000元的地点与其本人于2016年3月15日支取4000元的地点、柜员机号完全一致，均发生于中行开园路支行9880900号柜员机，故不排除两次取款为同一个人所为。再次，原告被信用卡诈骗虽有立案侦查，但尚未有侦查结果，况且刑事侦查结果与本案审理并不冲突。原告仅凭交易明细清单，尚不足以证明2015年9月13日被支取14000元为伪卡盗刷以及被告存在违约的情形。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称其名下借记卡被盗刷，诉请被告赔偿14000元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系被告内部工作人员支取款项，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桂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元，由原告刘桂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斯颍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黎剑烨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