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7民终6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幸福路20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261821210N。
法定代表人：张国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峰，贵州仪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代萍，贵州仪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定县城关镇金南大道。注册号：522723000084266。
法定代表人：倪孝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思恩，贵州大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贵州大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五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定县人民法院（2016）黔2723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江西五建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并未对工程的实际工期、顺延工期、开工日期和竣工日期进行认定，径行认定上诉人应赔偿被上诉人工期延误损失是违背案件事实的。工程开工日期应为2014年5月26日。根据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陈述：根据合同约定的300个日历天计算，自原告2014年5月26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起计算工期”，《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公司江南黔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建设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为总日历天数300天。顺延工期应为2013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的《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公司江南黔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上诉人提交的《支付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项明细对账单》，上诉人提交的《进度申请表》、《工程签证单》可以得知，根据《建设施工合同》关于工程款支付的约定，第一次付款：完成±0.00时验收合格后支付完成工程量75%的进度款，被告于2014年5月17日完成第一次付款节点的工程量，原告应付进度款6201279.12元，并应在被告完工后15日支付该笔款项，但截止到2014年7月7日，原告支付工程款300000元，拖欠工程款591279.12元。第一期延期支付工程款的时间为190天。第二次付款：完成七层主体楼板时支付完成工程景70%的进度款：被告于2014年11月15日完成第二次付款节点的工程量，原告应付进度款9000000元，并应在被告完工后15日支付该笔款项，但截止到2014年12月18日，原告支付工程款5946579元，拖欠工程款3053421元。第二期延期支付工程款的时间为60天。第三次付款：主体封顶时验收合格后支付完成工程量70%的进度款；被告于2015年7月8日完成第三次付款节点的工程量，原告应付进度款18782000元，并应在被告完工后15日支付该笔款项，但截止到2015年8月28日，原告支付工程款14776579元，拖欠工程款4005421元。第三期延期支付工程款的时间为179天。即因甲方延期支付前三期的工程款，工期应顺延的天数129天。即是按照合同约定的工期及顺延的工期，本项目总工期应为729天。即工程应竣工的时间为2016年07月14日。一、甲方未按《补充协议（二）》支付工程款，乙方承诺2016年03月31日竣工也因无效。双方又于2016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叁）》、2016年6月27日又签订了《协议书（肆）》，即双方都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对2015年10月29日进行了变更，一审以2015年3月31日作为竣工日期，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2015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载明：“…、乙方按时完成工程进度款并无施工质量问题，甲方按合同支付工程进度款，如甲方在规定的时间后一个月内未支付工程进度款，所产生的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免责；支付期限超过一个月的，按本次进度款金额月息l.5%进行支付。……三、乙方保证继续严格履行《建设施工合同》规定的施工义务，并承诺工程在2016年03月31日竣工，否则，自愿按每天伍万元标准赔偿甲方经济损失。”即《补充协议（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的约定，被上诉人的义务为：一、按合同支付工程进度款，如被上诉人在规定的时间后一个月内未支付工程进度款，所产生的后果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上诉人免责；二、支付期限超过一个月的，按本次进度款金额月息1.15%进行支付。上诉人的义务：一、保证继续严格履行《建设施工合同》规定的施工义务；二、承诺工程在2016年03月31日竣工，否则，自愿按每天伍万元标准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但2010年10月29日《补充协议（二）》签订后，被上诉人并未如期支付相应的工程款，第三次付款节点为2015年7月13日，但2015年10月29日《补充协议（二）》签订后，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10日才支付上述款项，即根据《建设施工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26.4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双方又未达成延期付款协议，导致施工无法进行，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被上诉人未按期支付工程款，所产生的后果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即被上诉人有权按照《建设施工合同》：“12、……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由发包人承担所发生的追加合同价款，赔偿承包人由此造成的损失，相应顺延工期。”的规定停止施工，相应的工期应当顺延。即甲方未按时支付工程款，乙方承诺2016年03月31日竣工无效。双方又于2016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叁）》．2016年6月27日又签订了《协议书（肆）》，即双方都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对2015年10月29日《补充协议（二）》进行了变更，一审以2016年3月31日作为竣工日期，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已在2016年7月14日前将上诉人未完成的部分全部取消，收回由被上诉人自行完成，即双方解除合同的实际时间为2016年07月14日。2016年01月04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将案涉工程中的外墙漆工程、外墙砖及外墙涂料和住宅铝合金窗安装工程的施工任务，交由被上诉人另行分包完成该部分工程。2016年3月28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叁）》约定将入户门、商业区、电梯井处铝窗安装工程的施工任务，交由被上诉人另行分包完成该部分工程。2017年06月27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肆）》约定将1-6#楼中门厅，候梯厅、入户大堂中贴大理石墙面、花岗石楼面及石材地脚线等工程取消，协商将侯梯厅、电梯厅中水泥砂浆楼地面、墙面刮腻子及快料踢脚线工程取消。2016年07月14日，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发出的《工程指令单》载明，取消案涉项目1、住宅户内除厨房、入户花园、阳台及卫生间以外的水泥砂浆楼地面工序；2、取消住宅室内墙面及天棚刮腻子工序。并加盖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工程部专用章，应认定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07月14日。2013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合同价款实行总价包干，按每平方米1239元计算。开工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建设施工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于2014年1月8日开始组织工人及材料准备施工，被上诉人于2014年5月26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4年12月1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认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工人的工资及董召建借款5946579.00元为工程进度款，2015年IO月29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二）》，上诉人保证严格履行施工义务，并承诺工程在2016年3月31日竣工，否则，上诉人自愿按照每天伍万元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还约定，如被告发生任一违约行为，被上诉人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后因工期严重滞后，双方于2016年1月4日签订《协议书》、于2016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叁）》、于2016年6月27日签订《协议书（肆）》，将上诉人承包范围内的部分工程等工程由被上诉人另行分包。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11月8日，被上诉人向一审起诉要求解除《建设施工合同》，同时请求上诉人支付赔偿损失（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l1月21日），2016年11月12日，上诉人停止施工。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竣工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在约定期满后，上诉人仍未完成施工，已属违约。故赔偿期间应从2016年4月1日起计算”。上诉人认为，案涉项目工程的工期延误是因被上诉人逾期支付工程款项所致，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且被上诉人多次逾期付款时间共计429天，相应的时间应计算在延误的工期中，即实际竣工时间应为前述的2016年07月14日。同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16年6月27日签订《协议书（肆）》，将上诉人承包范围内的部分工程等工程由被上诉人另行分包，2016年07月14日，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发出《工程指令单》载明，取消案涉项目住宅户内除厨房、入户花园、阳台及卫生间以外的水泥水泥砂浆楼地面工序；2．取消住宅室内墙面及天棚刮腻子工序。并加盖了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工程部专用章，应认定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07月14日。综上，上诉人并没有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退一步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因工程延误遭受的实际损失，一审仅根据查明认定的事实判决上诉人按每天1万元的标准赔偿被上诉人工期延误损失有失公平。一审未综合考虑被上诉人违约的因素认定违约金标准。综上，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期延误的损失的标准过高，认定赔偿的时间不准确。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原告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2013年12月30日所签订《建设施工合同》、2014年12月18日所签《补充协议》、2015年10月29日所签《补充协议（二）》；2、判决被告自2016年4月1日起，按照1万/天标准赔偿原告工期延误损失（即合同约定的罚款），直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截至2016年11月7日的损失为220万元）；3、判决被告立即退出原告投资开发的“江南黔园”项目工程施工现场，并将与工程有关的工程资料（详见附件《工程移交资料清单》）移交给原告；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贵定县“江南黔园”建设工程项目业主，被告是具有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施工企业。为开发建设“江南黔园”项目，原告在2013年12月30日与被告签订一份《建设施工合同》，约定原告将“江南黔园”项目一期工程发包给被告施工；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工程量清单及设计施工图范围内全部土建工程、给排水工程、强弱电预埋工程、自动报警预埋、门窗工程、防雷、暖通、室内装修、室外装饰及环境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合同价款实行总价包干，按每平方米1239元计算（暂定面积32692.63平方米，暂定总价40506168.57元，结算时按实际发生的图纸建筑面积计算）；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300天，如被告迟延交付工程，原告有权按照10000.00元每天的标准进行罚款。《建设施工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4年1月8日开始组织工人及材料准备施工，原告于2014年5月26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过程中，被告因其资金周转困难不能支付工人工资而多次发生工人为催讨工资而停工、闹事事件。为促使工程正常推进，原告曾代被告支付工人工资及出借款项给被告工程负责人董召建用于工程建设。截至2014年11月22日，原告代支付工人工资或借款给被告工程负责人董召建共计5946579.00元。为保证工程能够得以正常开展，原、被告双方在2014年12月18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确认原告支付给被告工人的工资及董召建借款5946579.00元为工程进度款，截止2014年11月21日，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义务，被告保证不再发生因拖欠工人工资而发生堵工、窝工、停工等影响工程进度或原告正常工作秩序的情况，否则，原告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追究被告违约责任和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照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但被告还是未能保证工程正常建设并再次发生拖欠工人工资事件，为督促被告严格履行合同，被告项目负责人董召健又于2015年10月29日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二）》，保证严格履行施工义务，并承诺工程在2016年3月31日竣工，否则，被告自愿按照每天50000.00元的标准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同时，如被告发生违约行为，原告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尽管原告宽限被告工程工期，但被告工期仍严重滞后。为帮助被告尽快完工，原被告于2016年1月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属于被告承包范围内的外墙油漆工程、外墙砖及外墙涂料和住宅铝合金安装工程的等交由原告另行分包；于2016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叁）》，将被告承包范围内的入户门、商业区、电梯井处铝窗安装工程交由原告另行分包；于2016年6月27日签订《协议书（肆）》，将被告承包范围内的1-6#楼中门厅、候梯厅、入户大堂中贴大理石墙面等工程交由原告另行分包；截止到2016年11月03日止，被告已施工总产值仅约为2972万元（含基础超深106万元），按相关合同条款约定计算，原告仅应支付进度款约为2229万元，但原告已支付给被告工程款共计2492.58万元（其中14.3万元为原告代被告缴纳工地电费），已超过根据合同约定应付款项；尽管如此，被告仍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工程至今仍未竣工。原告根据《协议书》《协议书（叁）》《协议书（肆）》的约定，将收回另行分包的工程分包给第三方施工单位施工，但因被告拖欠工人工资，被拖欠工资的工人为取得工资，多次采取拉闸断电的方式干扰原告委托的第三人施工单位施工，并围堵施工现场阻碍第三方施工单位施工，对此，被告也不予以解决。第三方施工单位因此已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并向原告提出索赔。综上所述，原、被告2013年12月30日所签《建设施工合同》、2014年12月18日所签《补充协议》，以及2015年10月29日所签《补充协议（二）》依法成立并有效。原、被告均应严格履行相应义务。被告应在合同约定工期内完成工程，根据合同约定的300个日历天计算，自原告2014年5月26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起计算工期，工程应当在2015年3月22日竣工，被告在原告多次催促工程进度并将工期宽限至2016年3月31日后，仍不能按照要求竣工工程，属严重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及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由于被告严重拖延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尽管原被告双方在《补充协议（二）》中约定5万元/天赔偿标准，但按该标准计算的损失费用过高，原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意仍按照《建设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7条“补充条款”第13款“延后缴费合同约定标的物，发包人处罚承包人1万元/天（人民币）”标准计算违约金，违约金起诉日期仍应从原告在《补充协议（二）》中同意的竣工日期即2016年3月31日届满后起算，即违约金应自2016年4月1日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将相应工程资料移交原告，并配合原告签署依法应当由被告签章的工程资料。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贵定县“江南黔园”建设工程项目业主，被告是具有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施工企业。为开发建设“江南黔园”项目，原告在2013年12月30日与被告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将“江南黔园”项目一期工程发包给被告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合同价款实行总价包干，按每平方米1239元计算。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10月3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300天，如被告迟延交付工程，原告有权按照每天1万元的标准进行罚款。《建设施工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4年1月8日开始组织工人及材料准备施工，原告于2014年5月26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过程中，被告多次停工。截至2014年11月22日，原告支付价款共计人民币5946579.00元。原、被告双方在2014年12月18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确认原告支付给被告工人的工资及董召建借款5946579.00元为工程进度款，截止2014年11月21日，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义务，被告保证不再发生因拖欠工人工资而发生堵工、窝工、停工等影响工程进度或原告正常工作秩序的情况，否则，原告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追究被告违约责任和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补充协议》签订后，项目再次发生停工现象，被告项目负责人董召健又于2015年10月29日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二）》，保证严格履行施工义务，并承诺工程在2016年3月31日竣工，否则，被告自愿按照每天5万元的标准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同时，仍继续约定，如被告发生任一违约行为，原告有权立即解除合同。此后，因工期严重滞后，原、被告于2016年1月4日签订《协议书》，于2016年3月28日签订《协议书（叁）》，于2016年6月27日签订《协议书（肆）》，将被告承包范围内的部分工程等工程交由原告另行分包。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施工，工程至今仍未竣工。
一审另查明：因原告于2016年11月8日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被告于2016年11月12日停止施工。至2016年11月7日，原告方共支付被告工程款28225447.30元。2017年6月15日，原告组织其他施工队伍继续施工。
一审庭审中，被告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5882986.05元及各项损失，共计20720541.96元。因诉讼标的额较大，一审法院无管辖权，已依法告知被告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2014年12月18日所签《补充协议》、2015年10月29日所签《补充协议（二）》是否应当解除；二、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损失，赔偿多少；三、被告是否应退出工地并移交相应工程资料；四、鉴定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谁承担？
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在约定的工期内，被告方一直未能将合同如约履行完毕，至2016年11月12日工地全面停工。2017年6月15日，原告已组织其他施工队进场施工。原、被告之间已缺乏继续履行合同的基础。被告方辩称中标文件与实际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在工期及工程价款方面约定不一致，对双方的招标文件进行了实质性的变更，双方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该条款属于行政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被告方还辩称工期延误的责任在于原告拖欠工程款，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对被告的辩解理由，依法不予采纳。现双方已不再具有继续履行合同的基础，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2014年12月18日所签《补充协议》、2015年10月29日所签《补充协议（二）》，依法予以准予。
二、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损失，赔偿多少？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约定的竣工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在约定竣工期满后，被告方仍未完成施工，已属违约。故赔偿期间应从2016年4月1日起计算。此后，被告方仍继续施工。双方在2014年12月18日所签《补充协议》、2015年10月29日所签《补充协议（二）》中均约定，被告方有任一违约行为，原告方可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现原告方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提出诉讼之前向被告提出过解除合同的请求，故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为解除合同之日即2016年11月21日较为妥当。因原、被告双方在《建设施工合同》第三部分第46条第13项中约定，承包人延后交付合同约定标的物，按每天1万元予以处罚。双方在《补充协议二》约定工程逾期竣工，按每天5万元标准予以赔偿，现原告要求仍按每天1万元标准计算，从其自愿。
三、被告是否应退出工地并移交相应的工程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规定，被告应退出工地并有移交相应工程资料的义务。但原告提交的清单仅载明了需被告移交的部分工程资料名称，诉讼请求不明，且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方保管有相应资料，对原告要求被告移交相应工程资料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四、在诉讼过程之中，原告方申请对被告已完成工程的质量及工程造价、修复方式、费用等进行鉴定及评估，但至庭审结束，原告方均未提出与鉴定结果或评估结论有关的诉讼请求，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原告方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公司江南黔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二、被告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期延误损失（从2016年4月1日起，按照￥10000元/天标准计算至2016年11月21日）；三、被告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立即退出原告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南黔园”项目工程施工现场；四、驳回原告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被告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800000元、评估费360000元，共计1160000元，由原告贵定县浙商产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五建公司应否承担支付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违约金；2、五建公司应否退出其施工工地现场。
本院认为：五建公司与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签订合同后，五建公司在约定的工期内一直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完工，至2016年11月12日工地全面停工。2017年6月15日，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已组织其他施工队进场施工，说明双方之间已缺乏继续履行合同的基础，一审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情况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及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即五建公司应否承担支付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违约金的问题。五建公司未按照双方当事人签订《建设施工合同》约定工期完成施工。之后，双方当事人又于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从该补充协议载明的内容来看，约定的竣工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五建公司承诺在2016年3月31日竣工，否则，自愿按每天伍万元标准赔偿甲方经济损失。五建公司在约定竣工期满后仍未完成施工，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违约损失。对于支付时间问题，因五建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完工，故支付违约金时间应从2016年4月1日起计算。此后，五建公司仍继续施工，但未完工，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将该另行发包给他人施工。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中均约定，五建公司有违约行为，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可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因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提出诉讼之前向五建公司提出过解除合同的请求，一审以向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为解除合同之日即2016年11月21日及违约金从2016年4月1日至解除合同之日并无不当，且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双方当事人在《建设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延后交付合同约定标的物，按每天1万元予以处罚。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二》约定工程逾期竣工，按每天5万元标准予以赔偿，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主张按每天1万元标准计算也是符合双方约定，从其自愿。五建公司主张工期延误的责任是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违约在先，但在一审诉讼中，所提供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五建公司主张实际停止履行合同的时间应为2016年7月14日及违约金过高的问题，因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约定的竣工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五建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完工，已构成违约，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诉请从2016年4月1日以每日1万元计算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故五建公司提出以2016年7月14日为停工时间和违约金过高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即五建公司应否退出其施工工地现场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后，五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完成施工，之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再次约定工期，但五建公司仍未完成施工，五建公司已构成违约。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已将工程另行发包给他人施工。况且，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已解除，不存在继续履行，五建公司应退出该施工工地，确保其他施工人正常施工，对此，一审认定正确，予以确认，故五建公司提出不退出其施工现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另外，对于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诉请五建公司移交相应的工程资料，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对其诉请不予支持，浙商产业园房开公司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提出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上诉人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玉魁
审判员 王 军
审判员 万 青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欣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