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黔05民终23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定碧，女，196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党永秀，女，196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秋菊，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毕节贝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小校场盐业公司5楼。法定代表人：张利荣，男，公司董事长。上诉人王定碧因与被上诉人党永秀、毕节贝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贝通公司）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七民初字第3778号民事判决后，王定碧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黔05民终1250号民事裁定，以原判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贵州省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6）黔0502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王定碧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定碧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由党永秀返还所欠上诉人借款42万元及按年利北2%支付利息。事实及理由：被上诉人党永秀转移债务的行为未得到上诉人确认，党永秀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转移债务的行为经上诉人同意，该转移行为只是为党永秀一人主导的单方行为，对上诉人无约束力，该转移不成立，也无效。另外，在党永秀与贝通公司转移债务的约定中，附加了“贝通公司不还，党永秀继续还”的条件。因此，原判认定债务转移成立的证据不足，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不充分。被上诉人党永秀答辩称：1、2014年7月14日，党永秀与王定碧协商将将债务转移给贝通公司后，党永秀将贝通公司向党永秀出具的3张《借条》退还给贝通公司，贝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利荣在3张《借条》上均注明“党永秀同意转让给王定碧”的字样，该三张《借条》，贝通公司交付给王定碧，王定碧接受了该《借条》。王定碧的行为，表明其同意上述债务转移。之后，王定碧多次参与其他债权人向贝通公司主张债权，并扣押了张利荣机动车，在张利荣向王定碧偿还了3万元债务后，才将权动车返还给张利荣。另外，王定碧称债务转移时附加了“贝通公司不还，党永秀继续还”的条件不是事实，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因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贝通公司未作书面答辩。上诉人王定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所欠原告借款人民币420,000元；2．被告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从2014年3月28日起至所有本息全部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王定碧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王定碧与被告党永秀的债务转移关系不成立，被告党永秀偿还原告王定碧借款420,000元。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原告所举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历史流水清单，用以证明原告在信用社取款后借给被告的情况。被告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信用社的存折只有账号没有姓名，不能确定存折的主人是谁，且原告将款交给被告的金额并非是120,000元、120,000元、180,000元，而是每次给被告30,000元、50,000元陆陆续续地拿的，对原告主张的另外的180,000元没有任何取款或打款依据。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因没有开户姓名，本院不予确认，但通过被告的答辩状，被告认可通过结算后收到原告现金共计42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所举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交易查询单，用以证明被告支付利息的情况。被告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支付利息是代原告将款放贷至贝通公司，贝通公司向被告支付利息后，被告如数将该利息转给原告。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能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所举3张借条，用以证明被告欠原告420,000元的事实及被告与第三人擅自转让债务，未取得原告同意。被告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该借条是经原、被告双方商议同意后由贝通公司签字盖章转让给原告，原告持有该借条原件即应认定原告同意转让债务，且原告取得该借条后直接向贝通公司主张权利，该债务转让合法有效。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及第三人贝通公司同意原、被告之间的债务转移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所举证人芶怿、王某、杨某1、杨某2的出庭证言，用以证明：1、原告借款给被告的款项来源。2、第三人贝通公司转条子的时候原告是不同意债权转让的，接收第三人贝通公司的3张借条是因为原告借钱给被告的借条原件被被告撕毁了，不得已才接收第三人贝通公司的借条。3、被告把第三人贝通公司的3张借条转给原告是有附加条件的，附加条件是贝通公司不还，被告继续还。被告质证后认为，因为单个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同时多个证人证言之间也相互矛盾，原告以一个证人王某的证言来证明款项来源，该证人证言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因为证人只是说她借钱给原告,但并没有提供她自己的资金来源，原告以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明转借条附条件无充分合法依据。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中证人芶怿、王某的出庭证言，结合被告的答辩状，能证明原告支付现金给被告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证人杨某1、杨某2的出庭证言，因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所举3张借条复印件，用以证明该3张借条系第三人贝通公司向被告党永秀出具，持有人为被告党永秀，2014年7月14日，经原、被告协商同意直接由第三人贝通公司向原告偿还债务，该意见得到第三人贝通公司同意，并在借条上签字盖章确认，被告将借条原件交给原告，原告接受该借条，证明原告同意第三人贝通公司直接向其承担偿还债务义务，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告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虽是复印件，但因与原告所举的第四组证据材料一样，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及第三人贝通公司同意原、被告之间的债务转移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所举签到本，用以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贝通公司一致确认由第三人贝通公司向原告偿还债务后，原告一直参与向第三人贝通公司主张权利，并在追索债务签到本上签名、留电话号码，原告同意债权债务转让，其向被告主张权利，无事实依据。原告质证后认为2015年5月4日、6月1日、7月15日上面的签名是王定碧本人所签，自愿转款到何官屯煤矿登记表上面王定碧的签字不是王定碧写的，自愿转款到何官屯煤矿登记表，王定碧并不知情对其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另外3张虽有王定碧的签名，但是文本本身没有任何内容，对其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此，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能证明原告根据2014年7月14日的3张借条以债权人身份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所举银行流水清单，用以证明贝通公司或张利荣将王定碧应取得利息支付给党永秀后，党永秀将该利息如数支付给王定碧（通过银行转账的，仅为一小部分，大部分系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与王定碧）。原告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记载的信息是党永秀付款给王定碧，说明党永秀对王定碧负有债权债务关系；该组证据最晚的付款时间是2014年4月16日，而本案争议的是2014年7月14日贝通公司介入后引发的争议，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能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所举证人靳某、熊某、刘某的出庭证言，用以证明王定碧多次要求党永秀代其将款放贷到贝通公司；原、被告及第三人一致确认由贝通公司直接向原告偿还债务；原告一直参与向贝通公司主张权利，并在追索债务签到本上签名并留下电话号码。原告对证人靳某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为：证人作证的内容与案件的关联性不大，证人作证的内容不能证明隐名代理的成立，证人只是见到交钱和听党永秀说交钱的原因；对证人熊某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为：对证人所说在贝通公司看见王定碧无异议，对证人认为王定碧去贝通公司的性质有异议；对证人刘某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为：对证人所说在贝通公司看见王定碧无异议，对证人认为王定碧去贝通公司的性质有异议。该组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查，该组证据材料能证明原告以债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定碧与被告党永秀系朋友关系。原、被告之间原有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7月14日，原、被告通过结算确定被告党永秀欠原告王定碧420,000元，因第三人贝通公司欠被告党永秀420,000元，故原、被告协商后共同到第三人贝通公司，将被告欠原告的420,000元转由第三人贝通公司来返还，并由第三人贝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利荣在贝通公司向党永秀出具的3张金额共计420,000元的借条上注明：“党永秀同意转让给王定碧”并加盖贝通公司印章，后被告党永秀将上述3张借条原件交由原告王定碧保管。大约2014年9月份左右，第三人贝通公司向原告王定碧返还了30,000元借款，原告王定碧与被告党永秀之间的借款约定利息为月息2.5%或3%，被告最后一次支付利息至2014年4月16日。原告王定碧分别于2015年5月4日、2015年6月1日、2015年7月15日以债权人的身份参与第三人贝通公司债权人会议。另查明，原告王定碧与第三人贝通公司除上述由被告党永秀转给原告的420,000元债权债务关系外，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就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从被告党永秀将其持有的由第三人贝通公司出具的3张借条凭证转给原告王定碧的行为及被告党永秀支付原告利息的情况来看，原、被告之间在2014年7月14日之前成立借贷关系。被告答辩称其与原告之间系隐名代理关系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就被告党永秀将债务转让给贝通公司是否经过王定碧同意，债务转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原告王定碧称被告党永秀在其未同意情况下撕毁原、被告之间的借条凭证，但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如果原告王定碧不同意可以报警处理，而不是收取被告党永秀转让的3张借条凭证。事后，原告王定碧向第三人贝通公司索要借款时，第三人贝通公司于2014年9月份左右向原告返还借款30,000元，因第三人贝通公司不能按期还本付息，该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向其追讨借款时，原告王定碧也以债权人的名义参与其中，且原告王定碧与第三人贝通公司除上述由被告党永秀转给原告的420,000元债权债务关系外，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王定碧虽没有在3张借条凭证上签名同意债务转移，但其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同意涉案债务的转移，故本案中债务转移合同从2014年7月14日成立并生效，涉案借款应由第三人贝通公司来返还，对原告主张涉案借款由被告返还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债务转移关系不成立并要求被告还本付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贝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院根据所采信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定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96元，由原告王定碧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经二审查明，经一审法院向王定碧释明，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属于民间借贷，应属于债务转移合同纠纷，询问当事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但王定碧始终坚持请求确认王定碧与党永秀之间的债务转移关系不成立。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党永秀将欠王定碧的420000元债务转移给贝通公司承担的行为是否成立？经查，2014年7月14日，王定碧与党永秀经结算确定党永秀欠王定碧420,000元，因贝通公司欠党永秀420,000元，党永秀将欠王定碧的420,000元转由贝通公司返还，并由贝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利荣在贝通公司向党永秀出具的3张金额共计420,000元的借条上注明：“党永秀同意转让给王定碧”并加盖贝通公司印章，后党永秀将上述3张借条原件交由王定碧。大约2014年9月份左右，贝通公司向王定碧返还了30,000元借款，王定碧分别于2015年5月4日、2015年6月1日、2015年7月15日以债权人的身份参与第三人贝通公司债权人会议。因此，党永秀将欠王定碧的420000元债务转移给贝通公司的行为，已经贝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利荣认可，王定碧接收到党永秀提交的贝通公司欠党永秀的三张借条后，多次以债权人名义向贝通公司主张权利，收取贝通公司偿还的30000元借款，已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同意党永秀的债务转移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之规定，党永秀将债务转移给贝通公司的行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向王定碧释明，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王定碧仍坚持要求确认党永秀的债务转移合同不成立，由于王定碧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一审法院不应作出实体判决，而应驳回王定碧的起诉。一审法院在王定碧经释明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径行对王定碧未主张的债务转移法律关系予以裁判，替行了王定碧的起诉权利，违反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综上，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6）黔0502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王定碧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95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96元，共计19192元，退回上诉人王定碧。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舒 平审判员 李厚军审判员 张 伟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