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721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市东旭永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旭花园特区93号。
法定代表人：王希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成，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嘉晨，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艳华，女，1972年7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堃，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筱铭，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达，男，1964年6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北京棠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汤蕾，女，1972年7月6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市东旭永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永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艳华以及原审被告黄达、原审第三人汤蕾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2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旭永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高艳华的该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我公司没有恶意串通情形，即使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及合同相对性原则，我公司应当将北京市东城区××3号院A座雍欣园12层1207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退还给马某，马某退还我公司房款，再由马某退给黄达，由黄达过户给高艳华。
高艳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东旭永恒公司的上诉请求。
黄达述称，同意东旭永恒公司的上诉请求。
汤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未发表意见。
高艳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黄达将涉诉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至我名下，东旭永恒公司协助办理该不动产转移登记的相关手续；2.黄达以我已付房款20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向我支付自2008年9月30日至房屋所有权转移之日的违约金（截止至2016年12月31日的违约金为1524276.9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黄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0月20日，高艳华（买方，乙方）与黄达（卖方，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黄达将其所有北京市东城区××8号楼1207号房屋（建筑面积158.28平方米）出售给高艳华，房价款为2480000元；双方在2008年7月22日至9月30日前办理涉诉房屋产权证过户给高艳华的相关手续；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的契税和印花税等由高艳华负责；双方在该指定日期前未能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原因方属违约，须承担违约责任；高艳华在2008年9月30日前分两次付清房款；第一次，高艳华在2007年11月15日前给付黄达2000000元；第二次，高艳华在2008年9月30日前过户时给付黄达480000元，到期不付属违约；黄达在高艳华交付2000000元房款后一周内将房屋交付给高艳华使用，并将该房屋产权经公证后转让给高艳华；双方在签订本合同时，高艳华向黄达支付定金50000元，如高艳华不买此房或在2007年11月15日之前未向黄达交付2000000元购房款则属违约，此款项黄达不退；若黄达在约定期限内违约不卖，则向高艳华退付100000元；双方不违约，此款计入第一次高艳华付款金额；本合同经双方签章高艳华支付定金50000元后生效；一方违约，向对方赔付起步50000元的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该合同签订当日，高艳华给付黄达定金50000元，黄达向高艳华出具《收据》。
2007年11月10日，高艳华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黄达汇款500000元。2007年11月13日，高艳华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黄达汇款1320000元。2007年12月17日，高艳华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黄达汇款130000元。之后，黄达将涉诉房屋交付高艳华，高艳华居住涉诉房屋至今。
2008年12月19日，黄达与案外人周某签订合同编号为CW××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黄达将涉诉房屋以1487800元的价格卖与周某。2008年12月23日，周某领取涉诉房屋的所有权证。2008年12月29日，周某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办理委托书公证，将涉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代收房价款等权利委托给受托人黄达。
2011年9月23日，黄达作为周某的代理人与案外人马某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周某将涉诉房屋以1156000元的价格卖与马某。2011年11月1日，马某领取涉诉房屋的所有权证。2013年4月23日，马某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委托书公证，将涉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产权过户事宜、代收售房款等权利委托给案外人韩某、贾某。
2014年8月11日，贾某作为马某的委托代理人，代理马某与东旭永恒公司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马某将涉诉房屋以6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东旭永恒公司。2014年9月3日，东旭永恒公司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证。
高艳华于2014年4月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黄达与周某就涉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黄达、周某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二人的房屋买卖协议损害了高艳华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高艳华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5151号民事判决，确认黄达、周某就涉诉房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黄达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经审理，本院于2014年12月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1133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7月，黄达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与高艳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黄达与高艳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应依据合同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在未与高艳华解除上述合同的情况下，黄达即与第三人另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诉房屋进行一房二卖，并将房屋产权转移至第三人名下，致使黄达、高艳华之间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行为属于根本违约，亦违反了法律规定；故在黄达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高艳华的行为未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黄达要求解除合同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8740号民事判决，驳回黄达的诉讼请求。黄达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经审理，本院于2015年3月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291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10月，高艳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周某与马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马某与周某之间就涉诉房屋的买卖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而该情形侵犯了高艳华的合法权益；高艳华要求确认马某与周某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13059号民事判决，确认马某与周某就涉诉房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10月，高艳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马某与东旭永恒公司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无效，撤销东旭永恒公司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该案审理中，一审法院追加东旭永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希霞为第三人。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高艳华主张马某与东旭永恒公司就涉诉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情形，证据不足；高艳华请求确认马某与东旭永恒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高艳华请求撤销东旭永恒公司名下涉诉房屋所有权登记一节，因该项诉请并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本案不予处理。2016年6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123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高艳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高艳华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马某存在主观恶意，王希霞以东旭永恒公司的名义与马某买卖涉诉房屋的行为，亦造成了损害高艳华合法权益的客观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节。2016年12月28日，本院作出（2016）京02民终770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770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2362号民事判决；二、马某与北京市东旭永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二○一四年八月十一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合同编号C××）无效；三、驳回高艳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本案一审审理中，高艳华称其向黄达主张的违约金系根据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相关司法解释所提出。同时，高艳华针对《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其应支付黄达购房款余款480000元的义务，已将480000元交至法院。
一审法院向黄达询问其与高艳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的婚姻状况，以便查明涉诉房屋的产权人情况。黄达称当时其与汤蕾系夫妻关系，并提供了结婚证复印件。一审法院向江苏省泗洪县民政局调查，该局保存有黄达与汤蕾申请结婚的登记材料。一审法院向汤蕾核实相关情况，汤蕾否认与黄达存在夫妻关系，并称其未与黄达申请办理过婚姻登记，涉诉房屋与其无关。
另，在本案一审审理中，高艳华于2017年5月31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东旭永恒公司名下的涉诉房屋予以查封。担保人张某、陶某以北京市朝阳区××28号院17号楼3层303号房屋提供担保。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高艳华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2388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张某、陶某提供的担保房屋以及涉诉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黄达与高艳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诉房屋出售给高艳华。黄达将涉诉房屋予以交付，高艳华取得了对涉诉房屋的合法占有。此后，黄达与周某签订买卖合同，将涉诉房屋出售给周某，周某取得了涉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本案纠纷的发生系黄达一房二卖的行为所造成。此后，周某将涉诉房屋出卖予马某，马某又将涉诉房屋出卖予东旭永恒公司。黄达与周某，周某与马某，马某与东旭永恒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现均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对此东旭永恒公司、马某、周某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均没有合法依据，对此其理应将涉诉房屋的所有权恢复登记至原产权人名下。根据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黄达在与高艳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即与他人另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诉房屋进行一房二卖，并将房屋产权转移至他人名下，致使高艳华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对此黄达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法院调查核实的事实，黄达与汤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涉诉房屋系黄达在与汤蕾登记结婚后由黄达购买并取得房屋产权，经法院询问汤蕾，其对涉诉房屋明确表示属于黄达财产，与其无关，故黄达将涉诉房屋出售给高艳华的行为，其不存在权利瑕疵。高艳华现要求黄达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约定，高艳华负有支付剩余购房款的义务。作为对合同履行的保证，高艳华已将剩余购房款480000元交至法院，对此法院准许。关于高艳华所提出要求黄达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黄达一房二卖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黄达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并已给高艳华造成损失，对此高艳华要求黄达赔偿违约金，有事实依据，法院应予支持。但高艳华所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没有合同依据，对此法院将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对违约金的具体数额予以酌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于2017年9月判决：一、高艳华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黄达购房款四十八万元（已交纳）；二、黄达与北京市东旭永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协助高艳华办理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滨河路三号院A座雍欣园十二层一二○七号房屋的买卖过户手续，将该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高艳华名下，在办理上述买卖过户手续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由高艳华承担；三、黄达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高艳华十万元；四、驳回高艳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东旭永恒公司称其公司对本院作出的7707号民事判决不服，已经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并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请抗诉。经询，东旭永恒公司陈述其再审申请已经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高艳华出示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作出的京二分检民（行）监[2018]118XXXXXXXX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显示，东旭永恒公司、王希霞就7707号民事判决提出的监督申请已被驳回。
东旭永恒公司另提出其已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高艳华于2014年9月24日出具的《声明》有效，该《声明》中，高艳华承诺于2014年10月9日搬离涉诉房屋。本院认为，该《声明》作出于2014年9月24日，黄达与周某、周某与马某、马某与东旭永恒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现均在此后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东旭永恒公司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的基础已丧失，故该《声明》的效力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有在案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东旭永恒公司与马某、马某与周某、周某与黄达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均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基于此，东旭永恒公司、马某、周某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的基础均已丧失，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应恢复登记至原产权人黄达名下。而依据黄达与高艳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黄达要求解除上述合同被法院生效判决驳回的事实，黄达负有协助高艳华将涉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高艳华名下的义务。现高艳华要求黄达履行上述义务，综合考虑东旭永恒公司与马某、马某与周某、周某与黄达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无效的理由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判决黄达与东旭永恒公司协助高艳华办理涉诉房屋买卖过户手续，将该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高艳华名下，并无不当。东旭永恒公司上诉所称马某应退还其购房款问题，其可与马某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东旭永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18元，由北京市东旭永恒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艳芳
审 判 员 蒋春燕
审 判 员 陈 妍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 佳
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