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21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沟峪煤矿，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地区周口店村。
负责人董永站，矿长。
委托代理人米来福，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钊，男，1987年4月14日出生，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沟峪煤矿劳动工资科科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书山，男，1963年10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蕴泉，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沟峪煤矿（以下简称长沟峪煤矿）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4）房民初字第09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长沟峪煤矿之委托代理人米来福、马钊，被上诉人张书山之委托代理人张蕴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7月，张书山起诉至原审法院称：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我在长沟峪煤矿从事井下采掘工作，接触粉尘。劳动合同期满时，长沟峪煤矿没有为我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2014年7月16日，我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仲裁委）申请仲裁，但房山仲裁委以超时效为由不予受理。现我不服房山仲裁委不予受理的决定，故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确认：1、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我与长沟峪煤矿存在劳动关系；2、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我的工种为井下采掘工。
长沟峪煤矿辩称：张书山所述不实，首先张书山不是我单位的职工，与我单位没有任何劳动关系。当时我单位处有多个采矿队，当时采矿的工人都是与采矿队之间有劳动关系，矿工的工资也是由各个采矿队来支付，我单位未向张书山发放过工资，张书山应对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行举证，否则我单位不是本案的适格我单位；其次，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只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确认，无权对工种进行确认，对工种的确认应由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确认，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再次，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应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规定，张书山起诉请求已明显超过一年期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张书山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书山提交的北京市暂住证显示其服务处所为长沟峪煤矿采煤一队，根据暂住证办理的相关规定，可以证明长沟峪煤矿曾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提供了相应的介绍信或用工证明等材料；张书山提交的外地来京人员做工证显示其做工单位为北京矿务局长沟峪煤矿，根据发放外地来京人员《做工证》的相关规定，可以证明长沟峪煤矿曾向劳动局提供过调配信、暂住证和外地人员花名册等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存在的相关材料，上述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张书山曾在长沟峪煤矿工作。长沟峪煤矿称张书山系外地采矿队的工人，其与外地采矿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长沟峪煤矿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法院对长沟峪煤矿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张书山与长沟峪煤矿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长沟峪煤矿否认与张书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未能提供其单位职工名册、考勤表、工资表等相关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张书山请求确认其与长沟峪煤矿于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张书山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属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对长沟峪煤矿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张书山要求确认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其工种为井下采掘工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故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作出判决：一、确认张书山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沟峪煤矿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驳回张书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长沟峪煤矿不服，上诉至本院称：我单位与各采煤协议队签订有承包合同，张书山应系采煤协议队的员工，其与我单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张书山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张书山主张其于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在长沟峪煤矿从事井下采掘工作。就此，张书山提交如下证据为证：1、落款日期为1990年的结业证书，显示“张树山同志，1990年11月，经过班组管理培训，并考试合格，特此证明。”该证上有“北京矿务局安全监察局”、“北京矿务局教育培训处”字样的公章。长沟峪煤矿以结业证上载明的名字与张书山的名字不一致为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张书山与其单位存在劳动关系。2、外地来京人员做工证，显示姓名：张术山，男，年龄为27岁，籍贯为河北省涞水县赵各庄乡，做工单位为北京矿务局长沟峪煤矿，工作期限为3年，做工证编号为911230，该证加盖有北京市劳动局的钢印。长沟峪煤矿以做工证上载明的名字与张书山的名字不一致、无身份证编号为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3、有效期为2001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的北京市暂住证，该暂住证显示姓名：张术山，来本市日期为“97.3”，常住户口所在地址为河北省涞水县赵各庄乡，暂住地址为京煤集团长沟峪煤矿，服务处所为长沟峪煤矿采煤一队，身份证号为×××。长沟峪煤矿以该暂住证上载明的名字与张书山的名字不一致、与张书山的身份证编号不一致为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4、涞水县赵各庄镇山后板城村村民委员会及涞水县公安局赵各庄派出所盖章的《证明》，证明张书山与张术山、张树山是同一人。长沟峪煤矿以该《证明》并未载明身份证号码，故不能证明张书山与张术山、张树山系同一人。关于上述证据中姓名不一致的原因，张书山解释称其最早的曾用名为“张树山”，在长沟峪煤矿工作期间的曾用名为“张术山”，此后其姓名统一书写为“张书山”。
长沟峪煤矿认可张书山曾在长沟峪从事煤矿开采，但认为其单位将原煤开采业务外包给非北京的外地采煤队，外地采煤队雇佣的员工需具备暂住证、就业证和身份证，外地采煤队为员工办理暂住证等证件时需将员工的工作单位填写为长沟峪煤矿。张书山称其于1998年经长沟峪煤矿招聘后在六段采煤班从事采煤员工作，还曾担任采煤班班长，长沟峪煤矿工资科将工资发放到段里，段里的办事员再向其发放工资；其入职时长沟峪煤矿并无采煤外包队，1997年之后才有采煤外包队，长沟峪煤矿将开采过或者不好的工作面承包给采煤外包队，但其本人未曾向外包队提供劳动。
另查，原审法院与公安部门核实得知：北京市暂住证是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证明，根据《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的要求，外来人员办理暂住证，需由用人单位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因此，暂住证上载明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处所，必须由用人单位提供相应的介绍信或用工说明等材料予以证明。
2014年7月16日，张书山向房山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长沟峪煤矿在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岗时间为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工种为井下采掘工。当日，房山区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4）第27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张书山不服该决定，起诉至原审法院。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北京市暂住证、外地来京人员做工证、结业证书、《证明》、京房劳人仲字（2014）第27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加盖有涞水县赵各庄镇山后板城村村民委员会、涞水县公安局赵各庄派出所盖章的《证明》载明张书山与张术山、张树山是同一人，在张书山就其姓名问题已经作出说明并提交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长沟峪煤矿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长沟峪煤矿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张书山关于结业证、暂住证、做工证所载明的人员与其本人系同一人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加盖有北京市劳动局钢印的外地来京人员做工证载明张书山在年龄为27岁时（即1990年）曾在长沟峪煤矿工作、工作期限为三年，有效期为2001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的北京市暂住证也显示张书山的服务处所在长沟峪煤矿，因而结合张书山所提交的落款日期为1990年的结业证书，可以认定张书山在其举证能力范围内已经就其在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至6月30日期间与长沟峪煤矿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尽到了必要的初步举证责任。长沟峪煤矿也认可张书山曾在长沟峪从事煤矿开采，此种情况下，长沟峪煤矿虽上诉称张书山应为与其单位签订有承包合同的采煤协议队的员工，但未能就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张书山对其单位与采煤协议队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明确知情。因而，原审法院对长沟峪煤矿关于张书山系采煤协议队的员工的主张未予采信，并结合现有证据确认张书山在1988年8月1日至2002年至6月30日期间与长沟峪煤矿存在劳动关系，是正确的。综上，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沟峪煤矿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沟峪煤矿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猛
代理审判员 朱 涛
代理审判员 张玉贤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