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7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世鹏，男，1965年10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章义，男，1965年7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建业，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世鹏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08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朱章义诉至原审法院称：朱章义与杨世鹏曾经是朋友关系，经济上也有合作。2010年9月13日，朱章义使用杨世鹏的名义购买了莱克萨斯二手小轿车一辆，车辆登记在杨世鹏名下，车牌号为×××。当时，朱章义通过其子朱甘舒支付75000元购车款，又支付了1000元车辆过户费用。2013年，朱章义、杨世鹏产生矛盾，杨世鹏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起诉要求朱章义返还上述车辆，大兴法院审理后驳回了杨世鹏的起诉。后杨世鹏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认为涉案车辆登记在杨世鹏名下应认定为杨世鹏的财产，并改判朱章义返还杨世鹏车辆。二中院对车辆出资情况也作出了认定。朱章义认为其使用杨世鹏名义购车，但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该车归杨世鹏所有，朱章义支付的购车款应视为不当得利。为此，起诉要求：1、判令杨世鹏返还不当得利76000元；2、诉讼费由杨世鹏承担。
杨世鹏辩称：不同意朱章义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一、2008年杨世鹏与朱章义签订了《服装贴牌合作合同》，约定双方合作进行服装贴牌生产加工，杨世鹏负责联系客户，朱章义进行生产加工，朱章义按照营业款4%的比例支付杨世鹏提成款。2008年至2010年，杨世鹏为朱章义带来了多个客户（包括戎培勤、庄千勇、顾康胜、科军、文川、马钢、赵继光等），给朱章义带来了高额的经济利益，朱章义应付提成款二十八万余元，但至今分文未付。为了方便联系业务和日常生活，杨世鹏于2010年购买了一辆莱克萨斯牌二手车（车牌号为×××），购车款75000元。当时朱章义与杨世鹏已经谈好了用业务提成款来购买此车。为此朱章义及其子朱甘舒陪杨世鹏一起去提车。朱甘舒从其银行卡中取现75000元交给杨世鹏，杨世鹏便用此款支付了购车款，所购车辆登记在杨世鹏名下。如果不是存在欠付提成款一事，朱章义不可能替杨世鹏支付购车款而不要求杨世鹏出具欠条。2011年，朱甘舒及其妻子认为杨世鹏的提成比例过高，便寻找理由要求杨世鹏离开工厂并扣押了杨世鹏所购莱克萨斯轿车。后杨世鹏通过多种渠道要求朱章义返还车辆未果二人成诉，最终二中院判决要求朱章义返还车辆。现朱章义拒不返还车辆并提起此次无理诉讼。二、杨世鹏获得75000元购车款是基于双方的合作协议，是杨世鹏应得的合法收入，绝非不当得利。朱章义至今还有提成款未给付，杨世鹏将保留追诉剩余提成款的权利。另，朱章义恶意扣用杨世鹏车辆给杨世鹏造成了损失，朱章义的行为构成了不当得利，杨世鹏要求朱章义按照每日120元的标准返还给杨世鹏车辆使用费183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章义之子朱甘舒是祖尼（北京）服装研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祖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章义是祖尼公司的经理。2008年至2011年，杨世鹏与朱章义存在业务合作关系。
2010年9月13日，杨世鹏与朱章义、朱甘舒一起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二手车市场的张玉波处购买了莱克萨斯牌二手轿车一辆，购车款75000元由朱甘舒自其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账号为：×××）以转支的方式支付给了张玉波。后上述车辆登记至杨世鹏名下，车牌号为×××。2013年，因朱章义拒不返还×××小轿车，杨世鹏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朱章义返还车辆并赔偿其损失6万元。该案经原审法院及二中院审理后，二中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2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小轿车登记在杨世鹏名下应归杨世鹏所有，朱章义与杨世鹏就朱甘舒出资为杨世鹏购车的出资款定性一节存有争议的，应依法定程序解决，朱章义不应因此扣留杨世鹏个人所有的车辆，据此判决要求朱章义返还杨世鹏×××小轿车。该判决作出后，朱章义认为其系借用杨世鹏名义购买车辆故其出资购车，但因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小轿车归杨世鹏所有，朱甘舒根据其指示支付的购车款杨世鹏应予返还，该出资款对杨世鹏而言即为不当得利，为此起诉要求杨世鹏返还购车款即本案所涉纠纷。关于朱甘舒向张玉波支付购车款的原因，杨世鹏称因朱章义欠付其提成款故二人协商用提成款支付购车款，朱章义则称其之所以支付购车款是因为其系借用杨世鹏名义购车故自行支付购车款，其与杨世鹏从未协商过提成款支付购车款的事宜，且杨世鹏提成款极少根本不足以支付购车款。
原审法院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杨世鹏的提成款数额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杨世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其与朱章义于2008年5月18日签订的《服装设计贴牌加工合作合同》及案外人出具的业务证明函等证据，证明杨世鹏与朱章义存在营业额提取提成款的约定，且杨世鹏实际完成了大额的销售任务，应获得远超过购车款数额的提成款。朱章义认可上述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合作期间杨世鹏有一定的销售业绩可获得一定提成款，但不认可杨世鹏提交的案外人出具的证据，并提出杨世鹏应得提成款仅一万余元不足以支付购车款，为此提供一份自行制作的记账凭证予以证明。杨世鹏对朱章义提交的记账凭证不予认可，亦不认可朱章义陈述的提成款数额。
本案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朱章义提交朱甘舒出具的证明，内容是：“2010年9月13日，我应父亲朱章义的要求，用我的农业银行金穗卡向张玉波的银行账户（×××1）转账人民币七万五千元，该款项用于向张玉波购买二手莱克萨斯牌小轿车。该款项是我按照我父亲的要求转账，所有的经济问题在我和我父亲两人之间解决，与其他人无关。”杨世鹏以其对朱章义、朱甘舒的约定不清楚为由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另，朱章义称其除支付了购车款75000元外，还支付了车辆过户费1000元，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朱章义与杨世鹏之纠纷系因×××小轿车而起，该车购车款系由朱甘舒根据朱章义指示支付给车辆出卖人张玉波，而该车最终被生效判决确认由杨世鹏所有，为此，朱章义要求杨世鹏返还该车的购车款75000元，杨世鹏称该75000元系其应得的提成款，即朱章义应当支付给杨世鹏而未支付的提成款，且用提成款支付购车款一事已经其与朱章义协商同意，故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对此，法院认为在本案现有证据可以清楚证明杨世鹏的购车款系由他人支付的情况下，杨世鹏主张朱章义有义务为其支付购车款的应当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但杨世鹏提交的现有证据仅可证明朱章义与杨世鹏存在营业额提取提成款的约定，不能证明杨世鹏应得提成款的数额，更不能证明杨世鹏与朱章义存在用该提成款支付购车款的约定，综合考虑上述情形，杨世鹏提出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朱章义要求杨世鹏返还购车款的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朱章义要求杨世鹏返还1000元过户费用的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判决：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杨世鹏返还朱章义七万五千元；二、驳回朱章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杨世鹏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朱章义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主要理由是：朱章义一方支付的购车款实际上是杨世鹏应得的提成款，双方就购车款的支付已达成合意，杨世鹏不应再返还。朱章义同意原判，不同意杨世鹏的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意见为：双方并未就用杨世鹏的提成款来支付购车款项一事达成过合意，杨世鹏应返还购车款750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5）二中民终字第02156号民事判决书，银行对账清单、合同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世鹏是否应当返还朱章义购车款75000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双方均确认车牌号为×××的小轿车的购车款75000元系由朱甘舒依朱章义的指示向出卖人张玉波转账支付，双方现仅对该购车款项的性质存有异议。因该车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归杨世鹏所有，而购车款项并非由杨世鹏支付，根据法律法规等关于举证责任之规定，杨世鹏应就其所主张的朱章义所支付的购车款项亦即朱章义应支付给其的提成款项、杨世鹏不应返还购车款项一节予以举证证明。杨世鹏虽上诉称双方已就用提成款抵扣购车款项一事达成一致合意，但其并未提交充分有效之证据予以证明，朱章义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杨世鹏的上诉请求，难以支持。原判确定由杨世鹏返还朱章义购车款75000元，符合法律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保全费780元，由杨世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杨世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杨世鹏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洋
代理审判员 李 莹
代理审判员 张 科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