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108民初579号
原告王爱武，女，1971年1月3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王中庆，山西新学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彦峰，山西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冀中，男，196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山西省太原市。
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西一巷17号33幢一层。
法定代表人王冀中，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俊，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市杏花村镇东堡村。
法定代表人郭明杰，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马爱萍，山西明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荣，山西明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爱武与被告王冀中、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爱武的委托代理人王中庆、田彦峰，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俊，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明杰及其委托代理人马爱萍、薛荣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冀中经本院合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经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爱武诉称，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原告王爱武与被告王冀中，王冀中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日常行政、财务及经营事务等。近日，原告突然被告知，要求原告配合办理公司股权及公司财产转让等事宜。经过原告向被告王冀中一再追问，才知晓，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承诺书》，约定将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及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财产转让给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包括由原告所有的股权及公司财产利益也被擅自承诺转让。原告认为，未经原告同意和授权，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和被告王冀中擅自处置公司全部100％的股权及主要财产，属于无权处置；且签订该合同的主体及程序，严重违反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内容也存在诸多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其签订的合同依法无效。该《承诺书》严重损害了作为公司股东的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被告王冀中、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所签订《承诺书》无效；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王冀中未作答辩。
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辩称，一、涉及的合同只是一个框架意向书，在意向书里明确约定涉及的事项需要之后签订正式合同进行实施，而目前由于客观原因已导致该合同签订双方无法继续履行，所以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同意判决该合同无效或终止；二、本案涉及的土地转让承诺书，如果继续实施进入土地转让程序，必将违反土地管理法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属于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用于开发建设的行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也应依法认定无效；三、本案涉案的工程项目，公司已经投入了近3000万元，如果如同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是以1000万元换取我公司全部有形无形资产，明显显失公平，而且其想法与框架意向书的具体内容相悖，所以双方已失去签订正式协议和履行框架协议的基础和合意，在这种情形下，涉案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实施；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据法律规定，确定合同无效，并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合同无效后的财产权益依法进行处置。
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对于王冀中代表公司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承诺书之事是知情并认可，并不是所称的突然被告知。原告与王冀中是同胞兄妹，除了共同设立山西省酿酒博物馆外，兄妹两人还共同拥有杏花村遗址博物馆、山西千龄老酒坊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原告除了投资以外，还亲自管理公司事务，参与公司的各种活动。2017年8月20日左右，原告为了转让杏花村遗址博物馆的股权，亲自与宋富堂、郭明杰、张某等一起，共同委托企业代办机构人员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签名。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大家还谈到了待杏花村遗址博物馆的股权转让后紧接着就要办理山西省酿酒博物馆的股权，原告当场表示届时将出席办理相关手续。2017年6月5日，王冀中与原告的代言人宋富堂与郭明杰、张某在太原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公示手续，公示期3个月。公示期间，原告并没有提出异议（宋富堂一直代表王冀中、原告与郭明杰洽谈业务，由于王冀中常年居住北京，山西酿酒博物馆的大部分事宜均是通过宋富堂来进行，其中包括王冀中的签字每次都是通过宋富堂中间传递）。2016年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山西千龄老酒坊有限公司后，郭明杰提出要求交付山西千龄老酒坊有限公司的公章，原告不同意，主张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山西酿酒博物馆转让款交付完毕后再交公章，此公章至今未交付。2017年6月7日，山西酿酒博物馆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酿酒博物馆土地办公室办理土地的交接手续，王冀中将位于汾阳市的188亩土地交给郭明杰管理后，随即将郭明杰介绍给相关部门，并声称从此以后山西酿酒博物馆的事宜由郭明杰负责。此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山西酿酒博物馆支付欠田榕生的费用贰拾伍万元，2017年9月22日，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又代替山西酿酒博物馆支付山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征地补偿173800元，这些费用均用于折抵承诺书中的款项。以上事实表明，原告对转让公司股权是知情并认可的，承诺书已生效并开始履行；二、王冀中有权处分山西酿酒博物馆的股权及主要财产。原告认为，未经其同意和授权擅自处分公司100％股权，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因此请求法院判决《土地转让承诺书》无效，这一请求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如下:第一，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两名，一是原告，二是王冀中（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前者拥有5％的股份，后者拥有95％的股份，在转让的100％股权中，有95％的股权是自己的，自己对此拥有自由处分权，对于这部分股权的转让不能构成无权处分。第二，王冀中是绝对控股股东，原告与王冀中又是兄妹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不同于普通的股东之间的关系，按照常理，哥哥转让股份，不会不通知自己的妹妹，更何况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时，有证据表明，原告对于股权转让是知情并认可的。第三，退一步讲，即原告对股权转让毫不知情，那么王冀中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因为兄妹关系+控股股东，这一外表现象足以使山西杏花村杏花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善意地相信王冀中具有代理其妹妹处分股权的代理权，所以，基于交易安全的考量，应当认定对其余5％的股权的处分是有权代理行为，不属于无权处分。第四，事实上，原告之所以请求法院认定该承诺书无效，是因为案涉土地附近新开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土地有了增值的潜力，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原告当然希望土地能够重回自己手中，对于这种尔反尔、自食其言、不诚信的行为法院不应当支持；三、合同合法有效。（一）名为“承诺书”，实为合同，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承诺书》，标题虽为“承诺书”，但其内容均为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因而该承诺书在实质上就是合同，理由是：第一，如果是一个承诺书的话，只是一方当事人单方面作出的允诺，但该承诺书却明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甲方出让土地使用权和股权，乙方支付价款，还规定了甲方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乙方付款方式，解决争议的方式等，最后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完全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第二，该承诺书在内容上的约定完全符合《合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即“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此外，最高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也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二）即使是转让土地使用权也不存在无效的原因。退一步讲，如果无视双方当事人的股权转让的实质，片面地认为该承诺书是单纯地转让土地使用权，也不存在无效的原因。承诺书中所涉及的188亩土地中，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转让人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通过政府出让的方式已经获得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部分共两宗土地约70余亩，目前该两宗土地已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另一部分是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已经与杏花村东堡村民委员会、杏花镇人民政府、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建设领导组办公室所签订的《山西省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与土地划拨协议书》，目前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已经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土地出让手续有待进一步办理。对这两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对于已经完成了土地出让手续的70余亩土地，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具备了转让的条件，属于有权处分；其次，对于其余118亩土地，虽然没有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取得用益物权，但是由于已经缴纳了相关费用，在未取得物权性的使用权之前，并不等于不享有任何权利，而是基于协议的约定，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对该部分土地拥有债权性的使用权，对该债权性使用权，只要获得协议他方当事人的许可，同样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让与他人使用，同样不构成无权处分。总之，出让人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对于已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无论是物权性的使用权，还是债权性的使用权，均是企业合法拥有的财产权，对此不能怀疑，更不能否定其自由处分权，司法裁判应当鼓励交易，不应当阻碍正当合法的交易。（三）名为“土地转让”，实为股权转让。《土地转让承诺书》规定了两个事项，一是在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内容，二是在第三条规定了企业整体转让的内容，即“在转让土地的同时一同转让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变更法人、变更股东、转让100％股权）”。这两个事项表面上看是完全不同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是企业财产的转让，转让人只能是企业，股权转让是股东权利的转让，转让人是股东，但是根据交易的具体实施过程，该承诺书中反应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应该是股权转让，第一，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当事人一直是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而不是土地使用权的过户登记手续。因为，如果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则是变更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即由山西省酿酒物馆（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杏花村杏花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事实上双方当事人没有去办理土地使用权主体的变更而是正在办理股权主体的变更手续，这一行为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股权转让，绝不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即使从文义解释上看，该承诺书在客观上写明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行为的效力大于书面约定的效力，不能仅仅从合同的文字上机械地解释其含义；第二，从原告的理解来看，也认为是转让了自己的股权，因此才以未经其同意为由请求确认转让承诺书无效，这进一步证明了该承诺书所约定的事项在本质上就是股权转让。因为，通过全部股权的转让，对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来讲，只要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仅能够实现使用该宗土地的目的，而且也省去了诸多土地转让的手续和程序；第三，股权决定法人财产权，股权转让会导致法人财产的所有权整体转移，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对公司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全部同时转移于受让人，股权不能离开法人财产权而单独存在。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的全部财产就是188亩土地的使用权，转让了全部股权后，就是转让了整个企业的财产权；（四）合同签订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履行了合同义务，对酿酒博物馆建设开辟了新的途径，不仅获得了建设用地许可证、酿酒博物馆项目立项、完成了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备案，而且还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有关行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山西酿酒博物馆将成为国家酒交中心，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合同被确认为无效，不仅给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扰乱市场秩序，影响社会的公平竞争。
在本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王爱武、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证明各自诉辩主张的事实成立，举示了证据并发表了质证意见。
原告王爱武举示证据情况如下：
证据1、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证明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及原告的股东身份；
证据2、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证明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
证据3、《土地转让承诺书》。证明涉案土地位于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镇东堡村，土地的性质是杏花村镇东堡村集体所有。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土地转让承诺书》转让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及原告王爱武的股权，因转让价1000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且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无权处分涉案土地，该《土地转让承诺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对王爱武举示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举示证据情况如下：
证据1、《土地转让承诺书》；
证据2、《山西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与土地划拨协议书》；
证据3、《土地转让补充合同书》；
以上证据1、2、3用以证明涉案土地均属于杏花村镇东堡村村委会集体土地范围内，其中有部分农用地。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通过与政府和村委会签订前期补偿协议的方式获得了涉案集体土地的优先征收出让权，目前为止涉案全部土地并没有完成征收出让程序，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并没有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
证据4、山西省酿酒博物馆项目投入费用明细表。证明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对涉案土地已投资3000多万元。
原告王爱武对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
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同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主张的涉案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已经有了期待权，不认同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主张的的行政许可权，应当是民事上的权利
--用益物权；证据4，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可其中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真实性原告需要核实。
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
证据1、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书不是意向书，名为承诺书实为合同，合同明确约定缴纳1000万元后签订正式合同，我方已经履行了缴纳义务；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明确约定了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享有转让的权利；证据4、费用有一部分是我方缴纳的，火车票等交通费用不能计算为所花费的费用，政府还要返回一笔钱，所以真实性有异议。
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举示证据情况如下：
证据1、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签订合同时主体合法；
证据2、《土地转让承诺书》。证明名为承诺书实为合同，承诺书规定了各方权利义务；
证据3、证人张某、刘某的证言、对宋富堂的录音材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的股权变更信息。证明王爱武对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是知情并认可的；
证据4、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付款时间、金额一览表，王冀中收条三份，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中国银行国内汇款付款通知单，中信银行客户回执单，山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筹建处证明书，收条，山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筹建处收据。证明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土地转让承诺书》的约定已履行合同义务，共支付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转让款1000.48万元的事实；
证据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股权变更信息，税收管理系统纳税人信息，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费用结算情况，山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筹建处证明书。证明合同生效并开始履行，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已开始进行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自行公示股权变更信息、注销纳税人，并委托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其缴纳征地补偿款178800元，支付任金山、田榕生管理费及生活费用欠款250000元；
证据6、《土地转让补充合同书》、《山西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和土地划拨协议书》、确认成交书、建设用地许可证、立项函、环评报告及相关批文。证明合同有效并实际履行，山西杏花村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山西省酿酒博物馆进行了投入，取得了建设用地许可证，获得了政府和相关行业的支持。
原告王爱武对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
证据1、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同约定了对土地和公司股权转让两个方面，承诺书从形式上只是框架意向书，不属于合同；证据3、录音材料无法证明录音对方是宋富堂，双方说的事情都是宋福堂个人评论，与本案无关。对录音材料真实性无法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的股权变更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个信息可以是公司联络员自行在网上修改，不予认可；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都是打款到王冀中个人账户上，并没有打款给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且费用分了若干笔支付王冀中，时间和承诺书约定时间出入很大，说明这个款项与承诺书是没有关系的；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对信息变更等情况原告不知晓；证据6、《土地转让补充合同书》、《山西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和土地划拨协议书》均无异议。确认成交书没看到相应的合同，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土地有没有成交，取得使用权。建设用地许可证应当是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来办理，2018年5月8日办理建设用地许可证具有违法行为。立项函、环评报告及相关批文，上面显示的地址与涉案土地是否为同一宗地无法显示，所有手续是以酿酒博物馆名义来办理，不能证明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
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对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
证据1，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承诺书签订的双方主体是两个公司，与股东股权转让无关。合同的内容名为转让股权，实为土地转让；证据3、宋福堂与本案无关联关系，宋福堂的录音从形式上不符合证据规则，录音内容与本案诉争的协议书效力无关；证据4、我方认可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支付的转让款为1000.48万元；证据5、股权变更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不了是这次涉案的股东股权转让，更证明不了本案原告同意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不是表见代理能够完成的，需要本人签字；证据6、不存在土地转让期待权，土地不能未进土地交易市场私自转让。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恰恰说明是土地转让，不是股权转让。
根据上述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定下列事实：
经审理查明，根据汾阳市人民政府《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规划》的整体布局，山西省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被汾阳市人民政府确立为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确定汾阳市杏花村镇杏花村东堡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中东至新石路红线、西至东堡村振兴路东边缘、南起八仙街路北边缘、向北推移至160亩面积为止的土地，用于建设山西省酿酒博物馆园区。为落实山西省酿酒博物馆项目用地及项目建设，2011年4月13日，汾阳市杏花村镇杏花村东堡村民委员会（甲方）、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乙方）、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丙方）、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建设领导组办公室（丁方）共同签订了《山西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与土地划拨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一、地上附着物的确定和补偿清理。经各方实际勘察，地上附着物包括树木苗圃、临时房屋及敷设的用水管线。乙方同意补偿甲方人民币130万元用于160亩土地地上附着物的全部补偿、清理以及迁坟、购置地内水井的产权及全部设施的费用。乙方支付甲方的费用，按照“超支不补、结余归己”的原则，由甲方掌握使用。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全部费用汇入丁方账户，丁方转付甲方。丁方、甲方自收到补偿和清理费用之日起20日内，160亩土地地上附着物全部清理完毕，5月6日前完成坟墓迁移，按时将土地和水井移交乙方。如因特殊情况存在个别坟墓不能如期迁移，要在2011年10月27日前全部清理完毕；二、关于土地补偿。土地的补偿以每亩31050元确定，其中土地补偿费11178元/亩，安置补助费19872元/亩。补偿费金额共计496.8万元。签订合同三日内支付80％，其余20％在土地移交后三日内付清。三、各方责任与义务。甲方负责地上附着物，按期完成。乙方保证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及丁方、甲方指定的账户足额支付清理费用。甲方清理完毕地上附着物之后，同意乙方按照划定土地的四至，进行围墙，占地并进行前期工作。甲方、丁方、丙方积极为乙方办理该项目土地的各项手续。该协议书还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各方当事人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2013年1月26日，汾阳市杏花村镇杏花村东堡村民委员会（甲方）、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乙方）、汾阳市杏花村镇人民政府（丙方）、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建设领导组办公室（丁方）再次签订了《土地转让补充合同书》，该合同书为《山西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与土地划拨协议书》的补充合同，是协议各方当事人同意将与上述协议书确定给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160亩土地相邻的通往冯郝沟村路口西拐角处向西扩40米，向北延伸至原北界共计28亩的土地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的28亩土地。各方就该28亩土地的转让达成的协议，其协议事项约定与《山西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与土地划拨协议书》一致。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已按照《山西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与土地划拨协议书》及《土地转让补充合同书》的约定支付了188亩土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及土地补偿款等全部费用。汾阳市杏花村镇杏花村东堡村民委员会将协议中约定的188亩土地交付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管理使用。
2015年12月27日，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甲方）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土地转让承诺书》，其主要内容为：一、甲、乙双方协定，甲方同意将甲方在汾阳市杏花村镇东堡村所拥有的188亩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用地以1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二、在乙方将首批转让款600万元人民币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后，甲方即办理全部转让手续；三、在转让土地的同时一同转让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包括变更法人、变更股东、转让100％股权，如任何一方以其他借口反悔而不愿意交易土地，必须赔偿对方100万元；四、甲方保证土地是自己出资购买，与其它任何一方不存在关联（无抵押、无贷款、无借款），如有不实甲方愿承担全部责任；五、在交易土地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税费全部由乙方承担；六、土地转让费1000万元分两次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第一笔为600万元，于2015年12月28日汇入；第二笔400万元，于所有手续办理完善后汇入。协议签订后，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多次陆续向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支付了转让款1000.48万元。本案涉案的188亩土地现由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占用。
另查明，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9日，注册资本500万元，原股东为山西福盛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山西古御窑酒业有限公司，2016年1月11日，股东登记变更为王冀中、王爱武。其中王冀中持股比例为95%，王爱武持股比例为5%。
还查明，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至今仍未取得涉案的188亩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的股东也未变更。
本院认为，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承诺书》明确约定“甲方同意将甲方在汾阳市杏花村镇东堡村所拥有的188亩山西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用地以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人民币转让给乙方”；“在转让土地的同时一同转让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变更法人、变更股东、转让100%股权】”。据此，该转让承诺书转让的标的为188亩土地的使用权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股东股权。按照《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经依法登记并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转让方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土地使用权，起诉前转让方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取得的188亩土地原属于汾阳市杏花村镇杏花村东堡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其通过《山西酿酒博物馆项目建设与土地划拨协议书》及《土地转让补充合同书》仅取得是对该188亩土地使用权的期待请求权，在至今未合法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向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土地转让签订的《土地转让承诺书》，构成无权处分，该承诺书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为无效合同。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88亩土地其中的70余亩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通过政府出让的方式已经获得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70余亩土地的转让为有效转让，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对被告该项主张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土地转让承诺书》中对股东股权的转让进行了约定，但股权转让的主体应为股东，该《土地转让承诺书》签订的主体并非股东，且没有出让方及受让方股东的签字，故股权转让部分的内容也为无效约定。原告要求确认《土地转让承诺书》无效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土地转让承诺书》无效后，因该承诺书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关于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原告王爱武作为现有股东之一，《土地转让承诺书》的约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其有权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土地转让承诺书》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承诺书》无效。
二、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将其管理使用的本案涉案土地188亩返还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管理。
三、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土地转让款1000.48万元。
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被告山西省酿酒博物馆（有限公司）负担40900元，被告山西杏花村杏花酒家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09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荣俏娣
人民陪审员梁秀萍
人民陪审员牛艳兰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段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