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030号
原告茂名市社会科学培训中心，住所地：茂名市油城四路8号大院。
负责人郑骊，主任。
委托代理人谢晓东，广东达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绮璇，广东达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刘喜根，男，1956年10月28日出生，住江西省丰城市，
委托代理人邓承龙，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麦柏林，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茂名市社会科学培训中心（下称培训中心）诉被告刘喜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小青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培训中心的委托代理人谢晓东，被告刘喜根及其委托代理人麦柏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培训中心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了《酒店转租合同》，将位于珠海市香洲区高奇路25号的军凯酒店，建筑面积为2650平方米转租给被告。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第7条第6款：在租赁期内，如甲方需要收回酒店，应提前2个月通知乙方，相关费用结处按补充协议实行……”。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8月18日，在原租赁合同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原双方约定转让费共计525000元，现甲方采取收酒店使用折旧费的方式抵扣，每年（按12个月折抵105000元，共分5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原告与被告在签订《酒店转租合同》前，被告原是该酒店的承租人，出租方为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后经三方同意，出租方于2011年7月1日将该物业转租给原告。原告自己运作一个多月后，与被告达成协议，又将该物业返祖给被告。原告曾分三次支付给被告375000元转让费，且替被告支付了2011年8月该酒店的房租及水电费56471.6元。但被告自2011年9月开始多次向原告表示，因私人原因，不能继续坚持经营该酒店，要求原告收回经营权，并由原告自主经营。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尽早落实相关费用结算事宜，但被告未能积极回应。为使军凯酒店尽快恢复正常的经营，原告曾委托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方元律师于2011年11月13日发《律师函》给被告，明确：原告作为出租方，享有解除转租合同的权利，因被告多次拖延与原告代表商谈结算事务的行为，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权利，要求按约解除租赁合同关系。现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108条，《合同法》第94条、第97条等规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贵院判决解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酒店转租合同》和《补充协议》。
原告培训中心为其诉称提交以下证据：1、律师函及快递单；2、费用明细单；3、《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4、《酒店转租合同》及《补充协议》。
被告刘喜根辩称：一、被告作为守约方自始至终都没有违反双方所签订的《酒店转租合同》的约定，为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及被告的合法经营权益，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06年陈亚琳与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签订租赁合同承租案涉物业（租期八年），因装修酒店大约投入了180万元，之后因为经营不善，八个月后以145万的价格整体转让给被告。被告经营至2011年6月中旬时，原告通过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的聂科长等人联系到被告，原告称因办学急需整体承租被告所经营的酒店，经磋商后原告愿意支付被告转让费80万用于买断被告的酒店经营权，之后被告退出原租赁合同。原告于2011年7月1日直接与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签订租赁合同，酒店交接后原告首付转让费20万元和7.5万元代付款，之后一个月原告把酒店按其办学要求改得面目全非，但剩余转让费一直拖延支付，而且原告代表郑骊一度失去音讯。后来原告代表郑骊回复说因项目上的变化不能办学，请求被告返租回去，并承诺支付10万元作为酒店的恢复费。在接待处相关领导的斡旋下，为了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被告才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双方商定以80万转让总款减去27.5万元后的转让欠款52.5万元作为今后五年的租金，被告返租了案涉物业，每年支付租金10.5万元。之后被告重新投入15.8万元，经过两个月的装修整顿后才恢复了原先的酒店功能及配套设施，重新开始酒店经营。为此被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后，军凯酒店才得以顺利开展至今，蒸蒸日上。
被告作为守约方没有违反双方所签订的《酒店转租合同》，从未拖欠原告的租金或其他费用，原告却处处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和实现利益最大化，枉顾被告作为酒店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试图通过解除合同或者所谓协商补偿的方式，压榨和夺取被告勤劳经营的劳动成果。而且原告的行为出尔反尔完全没有诚信可言，此前所谓的磋商也仅是为其本案起诉作准备。为维护被告对军凯酒店的合法经营权，被告坚决不同意原告所提出的解除《酒店转租合同》的诉讼主张。
二、被告与原告所签订《酒店转租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性毋庸置疑，依法应予维护。《酒店转租合同》的第七条第6款所约定“如果甲方需要收回酒店，应提前2个月通知”。该条款所侧重点是在后半部分“应当”及“提前2个月通知”的约定要求上，仅仅是原告需要收回被告酒店所需履行的提前通知义务而已，而非原告收回被告酒店的充分条件。该条款并没有约定原告能够在不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即任意解除权）。如《酒店转租合同》的第七条第3款约定了“乙方若擅自改变租赁物用途的，经甲方书面通知整改后经过30个工作日而拒不整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该条款才明确约定了在被告违反上述约定的情况下，原告所拥有的单方解除权。
由于无须经得被告同意的“单方解除权”（任意解除权）已经达到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可以任意解除合同的效果，对合同本身具有很强的“破坏力”，因此任意解除权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在合同中自由约定，如《合同法》第232条不定期租赁合同才规定了双方的任意解除权。另，合同双方当事人不能在一份设立权利义务的合同中，同时约定任意一方可不附任何条件的解除合同，这有违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订立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民事主体订立合同是为了追求预期的目的，即在当事人之间引起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如果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随意约定任意解除权，那么交易的可靠性，稳定性将无从谈起，订立合同的初衷将不复存在，必将对经济秩序造成毁灭性地打击。
综上，谨请法院采纳被告的答辩意见，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其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06年，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将珠海市香洲区高奇路25号（建筑面积2650平方米）房产出租给案外人陈亚琳，陈亚琳将该房产装修后作为经营酒店使用（军凯酒店）。此后陈亚琳又将酒店转让给被告刘喜根。2011年，原告培训中心欲承租涉案房产，因此原告培训中心、被告刘喜根与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协商，由原告培训中心向被告刘喜根支付一定数额的转让费（原告称转让费为525000元，被告称为80万元），被告刘喜根与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终止租赁合同，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再将涉案房产出租给原告培训中心。
2011年7月1日，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为甲方，被告培训中心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珠海市香洲区高奇路25号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房地产第一年租金为508800元，租期满三年，从第四年起租金逐年递增5%。租赁期内的水、电、暖、煤气、设备、物业管理等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不得擅自将所承租的房地产分租、转借、转租给他人使用或与他人互换使用，确实需要转租的，应当在不违背甲乙双方原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签订转租合同，并经军队房地产管理部门审核同意，但不得以所承租的房地产作抵押或者入股联营。
2011年7月，原告培训中心向被告刘喜根支付转让费20万元。
原告培训中心签订上述《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后不久，由于自身原因不愿再承租涉案房产，因此与被告刘喜根协商，将涉案房产转租给被告刘喜根。2011年8月18日，原告培训中心（甲方）与被告刘喜根（乙方）签订一份《酒店转租合同》，约定甲方将珠海市香洲区高奇路25号酒店（房屋建筑面积265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使用，甲方于2011年9月1日前向乙方交付该酒店。转租期五年，自2011年9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乙方每年支付105000元给甲方作为酒店使用折旧费。酒店的租金按与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的协议执行，乙方每月按时直接向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支付。乙方支付租金后，应将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开具的票据原件交给甲方。租赁期内的水、电、暖、煤气、设备、物业管理等费用，由乙方承担，且费用按月结算，向广州军区珠海接待处如实支付。《酒店转租合同》第7-6条约定：在租赁期内，如甲方需要收回酒店，应提前2个月通知乙方，相关费用结算按补充协议实行。同日，原、被告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原双方约定酒店转让费共计525000元，现甲方（培训中心）采取酒店使用折旧费的方式抵扣，每年折抵人民币105000元。
2011年8月，原告培训中心分两次向被告刘喜根支付175000元。被告刘喜根称其中75000元为转让费，另外10万元为原告培训中心补偿给被告的酒店恢复费用。
2011年11月29日，原告培训中心委托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刘喜根发出一份《律师函》，称被告刘喜根从2011年9月开始多次向培训中心表示不能继续坚持经营军凯酒店，要求培训中心收回经营权。培训中心多次与刘喜根协商，要求刘喜根尽早落实相关费用结算事宜，但刘喜根未回应。根据《酒店转租合同》第7-6条的规定，在租赁期限内，如甲方需收回酒店，应提前2个月通知乙方。培训中心要求刘喜根在接到律师函后10日内，派代表与培训中心商谈相关事宜。原、被告协商未果，原告因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酒店转租合同》及《补充协议》。
本院认为：尽管被告刘喜根在2011年9月曾与原告培训中心商谈，要求原告培训中心收回军凯酒店，但原、被告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培训中心要求解除《酒店转租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依据为《酒店转租合同》第7-6条。根据该条规定，原告培训中心要收回酒店，应当提前2个月通知被告刘喜根。该条款并未明确赋予原告培训中心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由于《酒店转租合同》及《补充协议》实际上没有对合同解除后的补偿进行约定，如果将第7-6条解释成赋予了原告培训中心解除合同的权利，因原告培训中心行使权利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刘喜根将很难获得赔偿。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如果原告培训中心要解除《酒店转租合同》，除应提前2个月通知被告刘喜根外，还应与被告刘喜根协商，就合同解除的补偿与善后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对原告培训中心要求解除《酒店转租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茂名市社会科学培训中心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培训中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小青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邓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