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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4民终5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重荣，男，197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美美，广西坤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亚平，男，198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
上诉人曾重荣因与被上诉人张亚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7）湘0421民初2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重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美美，被上诉人张亚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重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张亚平负担。事实和理由：双方不是合伙关系，张亚平没有合法理由继续占用案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依法予以返还。
张亚平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曾重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亚平返还70000元；2.判令张亚平支付利息12145元（按年利率6％从2014年11月6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9月12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张亚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重荣与张亚平于2012年经苏海棉介绍相识，偶有来往。2014年张亚平通过苏海棉邀约曾重荣合伙种植玉米，曾重荣表示同意，并于2014年3月6日将70000元交于张亚平，张亚平出具收据，注明“�收到曾重荣来款柒万元整（￥70000元）为于投资在湖南衡阳西渡种玉米作用”。同年，张亚平与何海龙、张少利合伙在衡阳县岘山乡易市镇易市村留转土地468亩种植玉米，期间张亚平带曾重荣到玉米基地考察。2014年12月19日，张亚平给付现金30000元给曾重荣，曾重荣出具收条“收到张亚平款叁万元整（￥30000元）”。曾重荣认为张亚平未将70000元用于在衡阳西渡种植玉米，要求张亚平予以返还，张亚平未予同意，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曾重荣诉称的案由为返还原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所谓返还原物，是指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人请求占有人返还原物的一种民事权利。曾重荣主张张亚平未将其交付的70000元用于投资衡阳西渡种植玉米，应返还该款，仅向法院提供张亚平出具的收据一张�根据证人张少利、何海龙、张二雄的当庭证言及衡阳县岘山镇易市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院认为，虽然双方约定投资种植玉米的地址与张亚平实际种植玉米的地址有出入，但地点均是在衡阳县境内，时间亦是在2014年，故可以认定张亚平收到曾重荣投资款70000元后与张少利、何海龙合伙在岘山镇易市村种植玉米，曾重荣亦进行过实地考察，双方之间应是一种合伙法律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曾重荣未提供证据证明张亚平系无权占有该款的人，且在庭审中，经法院释明，曾重荣未变更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主张返还原物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结合曾重荣的诉请及张亚平的答辩意见，双方可就是否是合伙纠纷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重荣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54元，减半收取927元，由曾重荣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人。”本案中，曾重荣出于投资种植玉米之意打款70000元给张亚平，双方除了收款收据外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曾重荣上诉称张亚平未将投资款70000元按约定用于种植玉米，双方之间构成不当得利关系，张亚平应将该款予以退还；张亚平则辩称双方为事实上的合伙关系，且合伙已经结算并已将剩余30000元支付给曾重荣。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曾重荣对于与张亚平合伙投资之预期目的不持异议，即张亚平取得70000元时具有合法根据。从双方举证的情况来看，张亚平一审中提供了村委会证明、曾重荣收取30000元的收据，并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已经举证证明种植玉米、合伙结算、支付结算款等事实，其抗辩及反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相反，曾重荣除了70000元收据外，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应承担举�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曾重荣未予变更诉讼请求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曾重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4元，由上诉人曾重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丽萍
审判员 何闰英
审判员 许建中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谢倩茜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4民终5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重荣，男，197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美美，广西坤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亚平，男，198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上诉人曾重荣因与被上诉人张亚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7）湘0421民初2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重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美美，被上诉人张亚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重荣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张亚平负担。事实和理由：双方不是合伙关系，张亚平没有合法理由继续占用案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依法予以返还。张亚平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重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亚平返还70000元；2.判令张亚平支付利息12145元（按年利率6％从2014年11月6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9月12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张亚平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重荣与张亚平于2012年经苏海棉介绍相识，偶有来往。2014年张亚平通过苏海棉邀约曾重荣合伙种植玉米，曾重荣表示同意，并于2014年3月6日将70000元交于张亚平，张亚平出具收据，注明“�收到曾重荣来款柒万元整（￥70000元）为于投资在湖南衡阳西渡种玉米作用”。同年，张亚平与何海龙、张少利合伙在衡阳县岘山乡易市镇易市村留转土地468亩种植玉米，期间张亚平带曾重荣到玉米基地考察。2014年12月19日，张亚平给付现金30000元给曾重荣，曾重荣出具收条“收到张亚平款叁万元整（￥30000元）”。曾重荣认为张亚平未将70000元用于在衡阳西渡种植玉米，要求张亚平予以返还，张亚平未予同意，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曾重荣诉称的案由为返还原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所谓返还原物，是指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人请求占有人返还原物的一种民事权利。曾重荣主张张亚平未将其交付的70000元用于投资衡阳西渡种植玉米，应返还该款，仅向法院提供张亚平出具的收据一张�根据证人张少利、何海龙、张二雄的当庭证言及衡阳县岘山镇易市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院认为，虽然双方约定投资种植玉米的地址与张亚平实际种植玉米的地址有出入，但地点均是在衡阳县境内，时间亦是在2014年，故可以认定张亚平收到曾重荣投资款70000元后与张少利、何海龙合伙在岘山镇易市村种植玉米，曾重荣亦进行过实地考察，双方之间应是一种合伙法律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曾重荣未提供证据证明张亚平系无权占有该款的人，且在庭审中，经法院释明，曾重荣未变更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主张返还原物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结合曾重荣的诉请及张亚平的答辩意见，双方可就是否是合伙纠纷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重荣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54元，减半收取927元，由曾重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人。”本案中，曾重荣出于投资种植玉米之意打款70000元给张亚平，双方除了收款收据外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曾重荣上诉称张亚平未将投资款70000元按约定用于种植玉米，双方之间构成不当得利关系，张亚平应将该款予以退还；张亚平则辩称双方为事实上的合伙关系，且合伙已经结算并已将剩余30000元支付给曾重荣。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曾重荣对于与张亚平合伙投资之预期目的不持异议，即张亚平取得70000元时具有合法根据。从双方举证的情况来看，张亚平一审中提供了村委会证明、曾重荣收取30000元的收据，并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已经举证证明种植玉米、合伙结算、支付结算款等事实，其抗辩及反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相反，曾重荣除了70000元收据外，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应承担举�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曾重荣未予变更诉讼请求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曾重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4元，由上诉人曾重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丽萍审判员  何闰英审判员  许建中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谢倩茜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54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秀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宝，青岛雅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国，青岛雅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霞。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昌，青岛黄岛仁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万秀娥因与被上诉人王丽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1民初4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丰学、尹洪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替代性交通工具使用费216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替代性交通费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发票虽然是后开的，但上诉人租车行为是连续的，每隔一段时间让商家出具发票符合交易习惯。上诉人租车的价格符合市场行情，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3000元过低。
王丽霞辩称，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和租车发票系虚假证据。上诉人早已出嫁日本，不在中国居住，不可能租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因经济纠纷发生扣车事情。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万秀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所有的车辆；2.赔偿原告代替性交通工具使用费21600元，自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按180元/天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鲁Ｂ×××××凌派牌轿车所有人。2015年8月27日原告将车出借给薛传斌使用。在薛传斌使用该车过程中，被告于2016年10月30日无故将原告车辆扣留至今，原告多次索要，被告拒绝返还。原告于2016年11月6日，在胶南禧发汽车租赁店，租用北京现代鲁Ｂ×××××车辆作为代替性交通工具使用，租金180元/天。据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依法支持原告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丽霞与原告的姐姐万秀菊因美容卡一事发生纠纷。2016年11月30日被告与万秀菊再次因索要钱款发生争执，此时王丽霞将万秀菊驾驶的鲁Ｂ×××××凌派小轿车扣留，后万秀菊报警，处警警察让双方协商解决。被告王丽霞称其通过短信通知万秀菊取车，万秀菊未去，王丽霞将该车拖走予以保管。为此被告王丽霞提交与万秀菊的短信聊天记录一宗，该聊天记录中有“把你那2000提出拿来…把你的破车开走。”“你先跟我说一下我妹妹的车你啥时候送回来”。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仅是通知原告取车，原告是否取车是对权利的处分，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同意被告拖车，显然被告拖车侵权。另查明，涉案的鲁Ｂ×××××小轿车登记在原告万秀娥名下。被告称车一直是万秀菊开的，其认为是万秀菊的车。原告称，2016年11月6日其租用胶南禧发汽车租赁店的北京现代鲁Ｂ×××××车辆作为代替性交通工具使用，截止到2017年9月6日，花费租车费54720元。为此原告提交汽车租赁合同一份、开票日期分别为2017年9月14日、2017年10月16日的汽车租赁费发票一宗。经质证，被告对租赁合同及租赁费发票均不认可，被告认为原告一直在日本，没有租车需求，平常都是王秀菊开这个车。原告主张，被告应赔偿原告租车费用21600元（自2016年11月6日起至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7日，按每天180元计算），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租车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而被告王丽霞因与案外人万秀菊的纠纷，将原告的鲁Ｂ×××××凌派小轿车予以扣留，虽然被告称该车一直由万秀菊驾驶，认为车的实际控制人是万秀菊，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车辆注册登记信息证实，涉案车辆系原告所有，现被告自认涉案车辆在其处保管，被告扣留原告所有的涉案车辆无合法依据，应予返还，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鲁Ｂ×××××凌派小轿车，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代替性交通工具使用费。原告虽提交了汽车租赁合同、租车发票，但该租车发票系事后补开，不足以证实原告为租车所实际花费的租车费用，但考虑到原告因涉案车辆被扣，必然会使用其他代替性交通工具，会产生必要的费用，法院酌情被告支付原告使用代替性交通工具的费用3000元，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王丽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万秀娥的鲁Ｂ×××××凌派小轿车一辆；二、被告王丽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万秀娥使用代替性交通工具的费用3000元。三、驳回原告万秀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主张的租车费是否应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第一次法庭审理时间是2017年9月7日，上诉人提交租车发票的开票日期2017年9月14日和2017年10月16日。本院认为，上诉人在第一次法庭审理期间只提交租赁合同主张存在租赁费，并未提交发票。第二次开庭出具的补开发票的形成时间在第一法庭审理后，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为租车实际支付租赁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替代性交通工具的费用3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元，由万秀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海东
审 判 员 于水清
审 判 员 鲁 宇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小梅
书 记 员 李 勇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黔02民终10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国荣，男，1963年2月16日生，彝族，住贵州省盘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云，系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311461897，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盘州市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盘州市刘官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22587269905F。
法定代表人：张小掌，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金勇，男，白族，1984年10月19日生，住贵州省盘县，系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江，系贵州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610607982，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上诉人万国荣、盘州市开元汽车运输�务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203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万国荣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63元予以退回万国荣；上诉人盘州市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63元予以退回盘州市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审 判 长 杨 梅
审 判 员 罗 光
审 判 员 蒙彩虹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杨 龙
书 记 员 戴雨佳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渝05民申183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代红梅，女，汉族，1988年3月2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69177Y。
法定代表人：林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奎，四川迪扬（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平，四川迪扬（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柏安，男，汉族，1985年10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再审申请人代红梅因与被申请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王柏安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07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院认为，代红梅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由本院提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叶 芳
审判员 陈 玲
审判员 张华荣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婷茹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渝05民申183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代红梅，女，汉族，1988年3月2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69177Y。法定代表人：林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奎，四川迪扬（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平，四川迪扬（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柏安，男，汉族，1985年10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再审申请人代红梅因与被申请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王柏安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5)中区法民初字第07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认为，代红梅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叶 芳审判员 陈 玲审判员 张华荣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婷茹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沪民申2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一审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南通永利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厂北村。
法定代表人：孙苏侠，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灵霞，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苗苗，女，1978年3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弄***号***室。
再审申请人南通永利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永利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苗苗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南通永利安公司申请再审称，南通永利安公司要求苗苗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苗苗应当予以返还。二审法院认为南通永利安公司“预支付款项的行为应当视为其对苗苗在各阶段已交付成果的确认”的裁判观点是错误的。苗苗在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显示其提供的设计仅有数十件，而南通永利安公司支付的款项远超过苗苗其所提供的设计工作量。南通永利安公司的付款行为仅是为了促成合同目的的实现，不能认为是对苗苗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确认。综上，南通永利安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苗苗提交意见认为，本案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南通永利安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南通永利安公司与苗苗签订的《设计开发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均应恪守。依《设计开发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为南通永利安公司按照苗苗交付设计成果的进度、经南通永利安公司审核确认后分期支付。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南通永利安公司向苗苗已经支付的款项用途包括设计开发定金、开发品牌企划费用和设计费用，同时南通永利安公司参加了2012年秋季童装订货会，并在订货会后向苗苗支付过款项。因此，南通永利安公司在不同的时期所支付的款项，应当视为其对苗苗在各阶段已交付的设计成果的确认。故一、二审法院认定苗苗已经向南通永利安公司履行了《设计开发协议》，本院认为并无不当。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南通永利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南通永利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壮春晖
审 判 员 马清华
代理审判员 贺 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管 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沪民申20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一审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南通永利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厂北村。法定代表人：孙苏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卞灵霞，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苗苗，女，1978年3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弄***号***室。再审申请人南通永利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永利安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苗苗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南通永利安公司申请再审称，南通永利安公司要求苗苗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苗苗应当予以返还。二审法院认为南通永利安公司“预支付款项的行为应当视为其对苗苗在各阶段已交付成果的确认”的裁判观点是错误的。苗苗在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显示其提供的设计仅有数十件，而南通永利安公司支付的款项远超过苗苗其所提供的设计工作量。南通永利安公司的付款行为仅是为了促成合同目的的实现，不能认为是对苗苗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确认。综上，南通永利安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苗苗提交意见认为，本案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南通永利安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南通永利安公司与苗苗签订的《设计开发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各方均应恪守。依《设计开发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为南通永利安公司按照苗苗交付设计成果的进度、经南通永利安公司审核确认后分期支付。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南通永利安公司向苗苗已经支付的款项用途包括设计开发定金、开发品牌企划费用和设计费用，同时南通永利安公司参加了2012年秋季童装订货会，并在订货会后向苗苗支付过款项。因此，南通永利安公司在不同的时期所支付的款项，应当视为其对苗苗在各阶段已交付的设计成果的确认。故一、二审法院认定苗苗已经向南通永利安公司履行了《设计开发协议》，本院认为并无不当。综上，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南通永利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南通永利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壮春晖审 判 员  马清华代理审判员  贺 幸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管 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川民申220、2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崔小伟，女，汉族，1981年3月l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利娟，北京市惠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厦工机械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坚，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崔小伟因与被申请人四川厦工机械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公司）劳动争议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1905、1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崔小伟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二审诉讼中，崔小伟与厦工公司都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崔小伟并提交了新证据，庭审调查时双方也对新证据进行了质证。双方申请的证人在庭审时出庭作证，双方对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但在二审判决中未表述。2.一审法院收到崔小伟上诉状及副本后，未按法律规定“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二）崔小伟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二审诉讼时，崔小伟提交了四份证人证言，以及证人徐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徐某与厦工公司签订的薪资协议和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该薪资协议与崔小伟的薪资协议形式完全一致并己通过补充协议确认和履行。以上新证据足以证明崔小伟提交的年薪20万的《薪资协议》真实有效并进行了部分履行，故厦工公司存在拖欠�小伟劳动报酬的情形。（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由于双方当事人所签《薪资协议》合法有效。厦工公司未按《薪资协议》向崔小伟支付全部劳动报酬。2012年起厦工公司开始拖欠劳动报酬，崔小伟在厦工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期间一直都在向厦工公司催促要求按照薪资协议支付劳动报酬，但厦工公司始终未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二审法院认为崔小伟未对拖欠劳动报酬提出异议，认定该薪资协议未实行履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厦工公司严重拖欠工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严重侵害崔小伟的权益，崔小伟有权要求厦工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认定崔小伟系自动离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法定情形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崔小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审查查明：崔小伟在二审诉讼中所提交的证人（张从卫、张某、廖某等）证言：均称“其是听崔小伟曾经说过：厦工公司（或厦工公司董事长李志坚）拖欠崔小伟提成和收入（绩效工资）；厦工公司与崔小伟签有《薪资协议》”。
崔小伟所提交：2011年8月19日，徐某与厦工公司签订的《薪资协议》约定，聘期一年内厦工公司向徐某支付的年度工资总额为35万元。另，厦工公司（甲方）、徐某（乙方）、李志坚（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甲方在签订本协议后，一次性支付乙方补偿金56万元；乙方向丙方借款23万元在甲方应付乙方补偿金中扣除。［该《协议书》为复印件；落款处：厦工公司处签有“李志坚名和手印”，无法�出盖有厦工公司公章；无签约时间］。
2015年2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调查）询问笔录》载明：“厦工公司质证认为‘崔小伟提交的三份《证人证言》，该三人不是公司四川辖区的员工，他们都是听说，对该三份《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不予认可。厦工公司申请证人孟某（厦工公司副总经理，崔小伟的直接领导）出庭作证‘我（孟某）的年薪为15万元；并出示其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原件’”。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判程序问题。崔小伟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了三份《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徐某出庭作证。二审判决对证人证言的内容未作表述确有不妥，但二审判决的内容表明对崔小伟提交的三份书面《证人证言》和证人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未予采信。其次，一审法院即使未按法律规定向厦工公司送达上诉状副本，也未因此损害崔小伟的诉讼权利，故崔小伟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判事实认定问题。崔小伟申请再审称，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崔小伟在再审申请中所提“新证据”为：三份《证人证言》、徐某与厦工公司签订的《薪资协议》、厦工公司（甲方）、徐某（乙方）、李志坚（丙方）签订《协议书》。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调查）询问笔录》载明的内容，崔小伟申请再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是其二审诉讼提交的证据，并非申请再审中的“新证据”。其次，从三份《证人证言》的内容看，该三位证人并非厦工公司（四川地区）的员工，且该三位证人证明的内容均是“听崔小伟所说”，并不是所证事实的直接参与者或直接知情者，上述三份书面《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崔小伟拟证事实。并且，徐某出庭作证及徐某与厦工公司签订的《薪资协议》、厦工公司、徐某、李志坚签订的《协议书》，因徐某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是否真实不能证明崔小伟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的真实性；厦工公司、徐某、李志坚签订《协议书》并未直接认可徐某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且该《协议书》无法看出加盖有厦工公司公章、及签约时间；同时，厦工公司在二审诉讼中申请证人孟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孟某（厦工公司副总经理，崔小伟的直接领导）的年薪为15万元；并出示其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原件”，二审判决依据孟某的证言及其提供的有李志坚亲笔签名的《薪资协议》，结合崔小伟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发放的工资及2011年度的年终收入等证据综合判断，对崔小伟提供的《薪资协议》未予�信，并无不当。崔小伟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判适用法律的问题。由于崔小伟申请再审认为，厦工公司拖欠其工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依据其提供的《薪资协议》，因该《薪资协议》和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崔小伟也无其他证明厦工公司拖欠其劳动报酬的证据。崔小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以及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认为原判适用法律不当。由于厦工公司并未拖欠崔小伟工资，故崔小伟的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崔小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崔小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韩晋成
代理审判员 高向阳
代理审判员 杨 春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雯宇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川民申220、2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崔小伟，女，汉族，1981年3月l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利娟，北京市惠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厦工机械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坚，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崔小伟因与被申请人四川厦工机械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厦工公司）劳动争议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1905、1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崔小伟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二审诉讼中，崔小伟与厦工公司都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崔小伟并提交了新证据，庭审调查时双方也对新证据进行了质证。双方申请的证人在庭审时出庭作证，双方对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但在二审判决中未表述。2.一审法院收到崔小伟上诉状及副本后，未按法律规定“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二）崔小伟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二审诉讼时，崔小伟提交了四份证人证言，以及证人徐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徐某与厦工公司签订的薪资协议和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该薪资协议与崔小伟的薪资协议形式完全一致并己通过补充协议确认和履行。以上新证据足以证明崔小伟提交的年薪20万的《薪资协议》真实有效并进行了部分履行，故厦工公司存在拖欠崔小伟劳动报酬的情形。（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由于双方当事人所签《薪资协议》合法有效。厦工公司未按《薪资协议》向崔小伟支付全部劳动报酬。2012年起厦工公司开始拖欠劳动报酬，崔小伟在厦工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期间一直都在向厦工公司催促要求按照薪资协议支付劳动报酬，但厦工公司始终未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二审法院认为崔小伟未对拖欠劳动报酬提出异议，认定该薪资协议未实行履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厦工公司严重拖欠工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严重侵害崔小伟的权益，崔小伟有权要求厦工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认定崔小伟系自动离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法定情形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崔小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审查查明：崔小伟在二审诉讼中所提交的证人（张从卫、张某、廖某等）证言：均称“其是听崔小伟曾经说过：厦工公司（或厦工公司董事长李志坚）拖欠崔小伟提成和收入（绩效工资）；厦工公司与崔小伟签有《薪资协议》”。
崔小伟所提交：2011年8月19日，徐某与厦工公司签订的《薪资协议》约定，聘期一年内厦工公司向徐某支付的年度工资总额为35万元。另，厦工公司（甲方）、徐某（乙方）、李志坚（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甲方在签订本协议后，一次性支付乙方补偿金56万元；乙方向丙方借款23万元在甲方应付乙方补偿金中扣除。［该《协议书》为复印件；落款处：厦工公司处签有“李志坚名和手印”，无法看出盖有厦工公司公章；无签约时间］。
2015年2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调查）询问笔录》载明：“厦工公司质证认为'崔小伟提交的三份《证人证言》，该三人不是公司四川辖区的员工，他们都是听说，对该三份《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不予认可。厦工公司申请证人孟某（厦工公司副总经理，崔小伟的直接领导）出庭作证'我（孟某）的年薪为15万元；并出示其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原件'”。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判程序问题。崔小伟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了三份《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徐某出庭作证。二审判决对证人证言的内容未作表述确有不妥，但二审判决的内容表明对崔小伟提交的三份书面《证人证言》和证人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未予采信。其次，一审法院即使未按法律规定向厦工公司送达上诉状副本，也未因此损害崔小伟的诉讼权利，故崔小伟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判事实认定问题。崔小伟申请再审称，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崔小伟在再审申请中所提“新证据”为：三份《证人证言》、徐某与厦工公司签订的《薪资协议》、厦工公司（甲方）、徐某（乙方）、李志坚（丙方）签订《协议书》。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调查）询问笔录》载明的内容，崔小伟申请再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是其二审诉讼提交的证据，并非申请再审中的“新证据”。其次，从三份《证人证言》的内容看，该三位证人并非厦工公司（四川地区）的员工，且该三位证人证明的内容均是“听崔小伟所说”，并不是所证事实的直接参与者或直接知情者，上述三份书面《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崔小伟拟证事实。并且，徐某出庭作证及徐某与厦工公司签订的《薪资协议》、厦工公司、徐某、李志坚签订的《协议书》，因徐某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是否真实不能证明崔小伟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的真实性；厦工公司、徐某、李志坚签订《协议书》并未直接认可徐某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且该《协议书》无法看出加盖有厦工公司公章、及签约时间；同时，厦工公司在二审诉讼中申请证人孟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孟某（厦工公司副总经理，崔小伟的直接领导）的年薪为15万元；并出示其与厦工公司所签《薪资协议》原件”，二审判决依据孟某的证言及其提供的有李志坚亲笔签名的《薪资协议》，结合崔小伟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发放的工资及2011年度的年终收入等证据综合判断，对崔小伟提供的《薪资协议》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崔小伟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判适用法律的问题。由于崔小伟申请再审认为，厦工公司拖欠其工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依据其提供的《薪资协议》，因该《薪资协议》和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崔小伟也无其他证明厦工公司拖欠其劳动报酬的证据。崔小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以及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认为原判适用法律不当。由于厦工公司并未拖欠崔小伟工资，故崔小伟的该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崔小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崔小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韩晋成
代理审判员 高向阳
代理审判员 杨 春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雯宇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鲁行赔终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小利，男，195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代理人姜文莹，天津益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述涛，市长。
委托代理人苏永刚，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文宇，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小利因与济南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7）鲁01行赔初85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侯勇、审判员陈晖、审判员李莉军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小利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系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董家村村民，被告在没有征地批复等合法手续的前提下，以建设石济客专项目名义组织实施征收原告的宅基地及房屋，被告的行为是无效的，给原告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加害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系赔偿请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具备的条件。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应该以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行为已经确认违法为前提。原告在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无效。上述案件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不具有事实根据，原告对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起诉属于错列被告，经释明后原告拒绝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行初973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因此，原告不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小利的起诉。
张小利不服原审法院裁定提起上诉，以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损失予以赔偿为由,请求撤销原审法院裁定。主要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是依法组织实施征地的行政机关，而且被上诉人也实施了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2、上诉人签订的《石济客专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土地及房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3、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该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被上诉人济南市人民政府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系上诉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无效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但由于在（2017）鲁01行初973号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一并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中，上诉人不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侯 勇
审判员 陈 晖
审判员 李 莉 军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柳青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8）鲁行赔终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小利，男，195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委托代理人姜文莹，天津益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法定代表人孙述涛，市长。委托代理人苏永刚，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文宇，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利因与济南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7）鲁01行赔初85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侯勇、审判员陈晖、审判员李莉军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小利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系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董家村村民，被告在没有征地批复等合法手续的前提下，以建设石济客专项目名义组织实施征收原告的宅基地及房屋，被告的行为是无效的，给原告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加害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系赔偿请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具备的条件。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应该以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行为已经确认违法为前提。原告在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无效。上述案件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不具有事实根据，原告对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起诉属于错列被告，经释明后原告拒绝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行初973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因此，原告不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小利的起诉。张小利不服原审法院裁定提起上诉，以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损失予以赔偿为由,请求撤销原审法院裁定。主要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是依法组织实施征地的行政机关，而且被上诉人也实施了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2、上诉人签订的《石济客专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土地及房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3、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该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被上诉人济南市人民政府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系上诉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无效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但由于在（2017）鲁01行初973号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一并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中，上诉人不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侯  勇审判员 陈  晖审判员 李 莉 军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柳青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鲁行赔终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兆森，男，197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代理人姜文莹，天津益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述涛，市长。
委托代理人苏永刚，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文宇，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谢兆森因与济南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7）鲁01行赔初104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侯勇、审判员陈晖、审判员李莉军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兆森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系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谢家屯村村民，被告在没有征地批复等合法手续的前提下，以建设石济客专项目名义组织实施征收原告的宅基地及房屋，被告的行为是无效的，给原告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加害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系赔偿请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具备的条件。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应该以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行为已经确认违法为前提。原告在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无效。上述案件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不具有事实根据，原告对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起诉属于错列被告，经释明后原告拒绝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行初992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因此，原告不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谢兆森的起诉。
谢兆森不服原审法院裁定提起上诉，以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损失予以赔偿为由,请求撤销原审法院裁定。主要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是依法组织实施征地的行政机关，而且被上诉人也实施了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2、上诉人签订的《石济客专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土地及房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3、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该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被上诉人济南市人民政府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系上诉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无效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但由于在（2017）鲁01行初992号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一并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中，上诉人不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侯 勇
审判员 陈 晖
审判员 李莉军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柳青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8）鲁行赔终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兆森，男，197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历城区。委托代理人姜文莹，天津益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法定代表人孙述涛，市长。委托代理人苏永刚，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文宇，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兆森因与济南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7）鲁01行赔初104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侯勇、审判员陈晖、审判员李莉军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兆森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系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谢家屯村村民，被告在没有征地批复等合法手续的前提下，以建设石济客专项目名义组织实施征收原告的宅基地及房屋，被告的行为是无效的，给原告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加害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系赔偿请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具备的条件。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应该以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行为已经确认违法为前提。原告在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无效。上述案件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不具有事实根据，原告对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起诉属于错列被告，经释明后原告拒绝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行初992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因此，原告不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谢兆森的起诉。谢兆森不服原审法院裁定提起上诉，以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损失予以赔偿为由,请求撤销原审法院裁定。主要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是依法组织实施征地的行政机关，而且被上诉人也实施了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2、上诉人签订的《石济客专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土地及房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3、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该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被上诉人济南市人民政府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系上诉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无效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但由于在（2017）鲁01行初992号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一并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中，上诉人不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侯 勇审判员 陈 晖审判员 李莉军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柳青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湘04民终8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衡阳市雁峰区雁峰街道岳东村厉家村村民小组，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雁峰街道岳东村厉家村村民小组
负责人：陆鹏，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辉、王宏，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厉荣军，男，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双华、陈涛，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衡阳市雁峰区雁峰街道岳东村厉家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厉家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厉荣军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18）湘0406民初27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厉家村民小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被上诉人厉荣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双华、陈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厉家村民小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实体审理或提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以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因厉家村民小组于2008年12月29日与厉硕奇等村民出具的《决议》产生的纠纷，该决议实质上系厉家村民小组及村民代表，与厉硕奇就门面购买事宜进行协商合意后达成一致的门面转赔与买卖协议；从决议内容来看，厉家村民小组及村民均同意将决议确定的门面转赔并将多出部分出售给厉硕奇，厉硕奇向厉家村民小组及村民支付了约定的对价（实际出资人系厉荣军），厉家村民小组及村民与厉硕奇的行为属于门面转赔和买卖的磋商行为，最终出具的《决议》属双方合意后的意思表示，依法应属民事法律行为。厉家村民小组作为村民小组，并非一级行政单位，在会同村民代表与厉硕奇签订门面买卖协议时，与厉硕奇之间系平等主体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上诉人对组内事务及村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厉家村民小组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归谁所有和使用、收益，并没有实际的处分权利。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厉家村民小组的起诉错误。
厉荣军辩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厉家村民小组上诉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厉家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厉家村民小组2008年12月29日出具的《关于转赔厉硕奇同志门面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无效；2、判决厉荣军立即将因无效决议取得的9号门面返还给厉家村民小组；3、本案诉讼费由厉荣军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本案讼争的房屋坐落在集体土地上，土地属于厉家小组所有，双方对土地性质无异议，但是，对因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以及该房屋拆迁后所得房屋，如何分配，归谁所有持有异议，经审理认为，房屋集体登记权证上登记为厉家小组所有，从法律要件上，所有权清晰，但是集体房屋实质上归谁所有和使用、收益，是村民小组内部事务，应由村民小组内部处理决定，厉家小组有权依法管理属于集体的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本案双方讼争的事项，不属法院审理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第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厉家村民小组的起诉。
本院审理查明，根据本院(2016)湘04民终1573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厉硕奇生前系厉家村村民，育有两儿一女，大女儿厉瑛、二儿厉谨怀、三儿厉荣军，2014年厉硕奇因病去世。厉瑛、厉谨怀、厉荣军户口随母赵少梅属城镇居民。1993年10月8日，厉硕奇、赵少梅作出决定将自有的房产进行析产，长子厉谨怀分得打线坪旧房101.2M2，次子厉荣军分得南冲片新房127.56M2，两处房屋经分配后，各属俩子所有，双方不能再有争议。析产后厉硕奇、赵少梅随厉荣军居住生活在厉家村南冲片。1994年，厉荣军在析产房屋附近出资请谭春生砌了一个门面(建筑面积23.9M2)，由厉荣军经营，2005年因蒸湘南路建设被拆除。因厉荣军户口不在厉家村民小组，2008年12月29日经村民代表开会协商，以厉荣军父亲厉硕奇的名义转赔9号门面56M2，多出原面积32M2，作价75000元，后又增加50000元。该款由厉荣军于2009年3月27日付给厉家村民小组75000元，于同年4月3日支付50000元。厉荣军支付款项后对该门面进行使用管理至今。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厉硕奇生前系厉家村民小组村民，厉家村民小组在厉硕奇生前，经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同意，将2005年因蒸湘南路建设拆迁补偿给厉家村的门面决定由厉硕奇购买，经厉家村民小组组委会和村民代表讨论后形成决议，现厉家村民小组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对厉家村民组组委会作出的《决议》确认无效，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不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驳回厉家村民小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厉家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上诉人衡阳市雁峰区雁峰街道岳东村厉家村村民小组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任志恒
审判员 杨丽萍
审判员 何闰英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谢倩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鲁行赔终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洪良，男，196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代理人姜文莹，天津益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述涛，市长。
委托代理人苏永刚，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文宇，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骆洪良因与济南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7）鲁01行赔初111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侯勇、审判员陈晖、审判员李莉军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骆洪良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系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谢家屯村村民，被告在没有征地批复等合法手续的前提下，以建设石济客专项目名义组织实施征收原告的宅基地及房屋，被告的行为是无效的，给原告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加害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系赔偿请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具备的条件。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应该以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行为已经确认违法为前提。原告在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无效。上述案件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不具有事实根据，原告对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起诉属于错列被告，经释明后原告拒绝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行初999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因此，原告不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骆洪良的起诉。
骆洪良不服原审法院裁定提起上诉，以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损失予以赔偿为由,请求撤销原审法院裁定。主要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是依法组织实施征地的行政机关，而且被上诉人也实施了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2、上诉人签订的《石济客专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土地及房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3、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该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被上诉人济南市人民政府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系上诉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无效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但由于在（2017）鲁01行初999号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一并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中，上诉人不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侯 勇
审判员 陈 晖
审判员 李莉军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柳青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8）鲁行赔终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洪良，男，196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城区。委托代理人姜文莹，天津益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龙鼎大道1号龙奥大厦。法定代表人孙述涛，市长。委托代理人苏永刚，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城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文宇，山东元序律师事务所律师。骆洪良因与济南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的（2017）鲁01行赔初111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侯勇、审判员陈晖、审判员李莉军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骆洪良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系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谢家屯村村民，被告在没有征地批复等合法手续的前提下，以建设石济客专项目名义组织实施征收原告的宅基地及房屋，被告的行为是无效的，给原告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加害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系赔偿请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具备的条件。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应该以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行为已经确认违法为前提。原告在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无效。上述案件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不具有事实根据，原告对济南市人民政府的起诉属于错列被告，经释明后原告拒绝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1行初999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因此，原告不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骆洪良的起诉。骆洪良不服原审法院裁定提起上诉，以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损失予以赔偿为由,请求撤销原审法院裁定。主要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是依法组织实施征地的行政机关，而且被上诉人也实施了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为。2、上诉人签订的《石济客专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土地及房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3、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上诉人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该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被上诉人济南市人民政府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系上诉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济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其宅基地及房屋的行政行为无效而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但由于在（2017）鲁01行初999号行政案件中，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一并提起的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中，上诉人不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侯 勇审判员 陈 晖审判员 李莉军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柳青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黔05民终26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达依乡达依村（现位于赫章县城关镇供电局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77366287812。
法定代表人：聂建军，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尧，赫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培远，男，1940年6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
上诉人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赫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培远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7民初8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赫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叶培远立即搬离赫能公司房屋，本案诉讼费用由叶培远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职工和股东混淆。叶培远在一审诉讼中声称是赫能公司的股东，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将叶培远自称的股东认定为职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争议的房屋所有权人是赫能公司，不是赫章县供电局。诉争房屋所有权系赫能公司经有关部门许可并支付对价后取得，系合法善意取得，赫能公司基于物权优先性，可以向叶培远主张物权返还请求。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1992]38号第三条规定，认定本案属于“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发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该通知调整的是“单位内部”，被上诉人是赫章县供电局的职工，不是赫能公司的职工，赫章县供电局与赫能公司是两个独立核算的法人，不属于同一个单位。
被上诉人叶培远辩称，1、赫章供电局的前身是赫章县电力公司，赫能公司仅仅是赫章县供电局的第三产业，由赫章供电局的职工参股成立，并受赫章县供电局领导，叶培远是赫能公司工资花名册上的员工，赫能公司与赫章县供电局是一个整体，同属于赫章县供电局；2、赫能公司没有成立之前，原赫章县电力公司就将诉争房屋分配给困难职工居住，中途曾内部集资拆除危房建新房，但因故未集资成，叶培远对赫章县供电局将诉争房屋的产权变为赫能公司一事并不知情，且属于内部转让关系；3、同样是单位职工，叶培远未分得福利房，也未分得集资房，赫章县供电局与赫能公司买卖房屋时未与叶培远等人协商，未妥善处理职工的安置问题，赫能公司以危房为由将叶培远赶出去明显不公平、不合理。
赫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叶培远将其占用的房屋腾空后搬离（该房屋位于赫章县城关镇解放东路水利局宿舍旁，即原赫章县电力公司职工宿舍被告非法占有的房屋是瓦房一楼左边第二间）；2、由叶培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赫能公司和叶培远提交的证据和陈述均证明叶培远是供电局职工，也是赫能公司的股东，争议的房屋是1993年左右电力公司分给叶培远居住的职工宿舍，叶培远一直居住至今已二十余年，该纠纷属于单位内部分房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故该争议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当事人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60元，予以退回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叶培远作为原赫章县电力公司（现赫章县供电局）职工，早在赫能公司注册成立之前即根据相关安排入住涉案房屋。原赫章县电力公司于2006年12月22日将诉争房屋的产权转让给赫能公司时，并未就叶培远的居住问题作出新的安排，赫能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十年多的时间里也未向叶培远提出要求叶培远搬离诉争房屋的主张。二审中，赫能公司也自认在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时，叶培远仍系赫能公司股东。因此，本案的实际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的精神，一审认定本案属于单位内部分房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并据此裁定驳回赫能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赫能公司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赫能公司可就其在本案中的权利主张及危房问题等事宜，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
综上，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上诉人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予以退回。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周 艳
审 判 员 王明会
审 判 员 李中付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刘光全
书 记 员 主宏亮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黔05民终26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达依乡达依村（现位于赫章县城关镇供电局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77366287812。法定代表人：聂建军，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尧，赫章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培远，男，1940年6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赫章县。上诉人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赫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培远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7民初8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赫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叶培远立即搬离赫能公司房屋，本案诉讼费用由叶培远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职工和股东混淆。叶培远在一审诉讼中声称是赫能公司的股东，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将叶培远自称的股东认定为职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争议的房屋所有权人是赫能公司，不是赫章县供电局。诉争房屋所有权系赫能公司经有关部门许可并支付对价后取得，系合法善意取得，赫能公司基于物权优先性，可以向叶培远主张物权返还请求。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1992]38号第三条规定，认定本案属于“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发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该通知调整的是“单位内部”，被上诉人是赫章县供电局的职工，不是赫能公司的职工，赫章县供电局与赫能公司是两个独立核算的法人，不属于同一个单位。被上诉人叶培远辩称，1、赫章供电局的前身是赫章县电力公司，赫能公司仅仅是赫章县供电局的第三产业，由赫章供电局的职工参股成立，并受赫章县供电局领导，叶培远是赫能公司工资花名册上的员工，赫能公司与赫章县供电局是一个整体，同属于赫章县供电局；2、赫能公司没有成立之前，原赫章县电力公司就将诉争房屋分配给困难职工居住，中途曾内部集资拆除危房建新房，但因故未集资成，叶培远对赫章县供电局将诉争房屋的产权变为赫能公司一事并不知情，且属于内部转让关系；3、同样是单位职工，叶培远未分得福利房，也未分得集资房，赫章县供电局与赫能公司买卖房屋时未与叶培远等人协商，未妥善处理职工的安置问题，赫能公司以危房为由将叶培远赶出去明显不公平、不合理。赫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叶培远将其占用的房屋腾空后搬离（该房屋位于赫章县城关镇解放东路水利局宿舍旁，即原赫章县电力公司职工宿舍被告非法占有的房屋是瓦房一楼左边第二间）；2、由叶培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赫能公司和叶培远提交的证据和陈述均证明叶培远是供电局职工，也是赫能公司的股东，争议的房屋是1993年左右电力公司分给叶培远居住的职工宿舍，叶培远一直居住至今已二十余年，该纠纷属于单位内部分房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故该争议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当事人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60元，予以退回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中，叶培远作为原赫章县电力公司（现赫章县供电局）职工，早在赫能公司注册成立之前即根据相关安排入住涉案房屋。原赫章县电力公司于2006年12月22日将诉争房屋的产权转让给赫能公司时，并未就叶培远的居住问题作出新的安排，赫能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十年多的时间里也未向叶培远提出要求叶培远搬离诉争房屋的主张。二审中，赫能公司也自认在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时，叶培远仍系赫能公司股东。因此，本案的实际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的精神，一审认定本案属于单位内部分房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并据此裁定驳回赫能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赫能公司认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赫能公司可就其在本案中的权利主张及危房问题等事宜，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综上，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诉人赫章县赫能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周 艳审 判 员  王明会审 判 员  李中付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光全书 记 员  主宏亮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湘04民终5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雷伟强，男，199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耒阳市深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金南居委会蔡池路插秧机厂地段第C栋。
法定代表人：刘强，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雷伟强因与被上诉人耒阳市深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2017）湘0481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雷伟强于2018年1月16日收到法院催缴案件受理费的通知后仍不缴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雷伟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丽萍
审判员 何闰英
审判员 许建中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谢倩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渝05民申202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胡小萍，女，197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道静，重庆九龙坡区九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渡口支行，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天辰华府1栋1-3，1-4-1-1；1、11栋1-4-1-2,1-4-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76136063G。
主要负责人：吴关佑，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小义,该行员工。
原审被告：陈维，男，197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
再审申请人胡小萍因与被申请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渡口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大渡口支行）、原审被告陈维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4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胡小萍申请再审称：1、胡小萍对陈维透支信用卡不知情，该债务系陈维的个人债务，而农商行大渡口支行无任何证据证明陈维透支的费用用于家庭开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案涉债务属陈维个人债务，一审法院判决胡小萍承担偿还责任错误。2、农商行大渡口支行陈述，陈维透支信用卡的开始时间为2015年2月6日，最后一次透支时间为同年6月7日，而该行提供的《陈维信用卡历史交易明细与还款明细》显示，截至2015年6月7日，陈维的欠款本金金额为74463.65元，一审判决欠款本金79463.65元有误。
农商行大渡口支行提交意见称：1、陈维信用卡透支本金79463.65元发生于2015年2月6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而胡小萍与陈维于2015年6月10日离婚，该债务产生于陈维与胡小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2、虽然《陈维信用卡历史交易明细与还款明细》显示，截至2015年6月7日，陈维的信用卡透支本金余额为74463.65元，但该明细同时载明，陈维在2015年4月3日就其中一笔6000元账单办理了12期分期付款后，该6000元于当日从透支本金余额中减除，之后分12期摊销归还，其中2015年4月10日、5月10日、6月10日、7月10日各摊销账单分期款500元，由于陈维未按归还账单分期款，分期余款4000元记入2015年8月10日的总欠款金额。3、本案判决于2017年11月26日生效，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1月18日才开始施行，该解释不应作为本案审理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案涉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经审查，陈维在农商行大渡口支行办理信用卡后，于2015年2月6日至6月7日期间透支信用卡，截止2016年11月21日，欠本金79463.65元及利息、滞纳金共计168964.8元未付。陈维与胡小萍于1999年5月25日登记结婚，虽然胡小萍再审审查期间举示的离婚证能够证明其与陈维于2015年6月10日离婚，但陈维透支信用卡时间为2015年2月6日至6月7日，因此，该笔债务发生于陈维与胡小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胡小萍未举证证明其与陈维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及配偶一方以个人名义所举债务的承担作出了特别约定，本案亦无证据证明陈维在向农商行大渡口支行借款时明确表明该借款系其个人债务，不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故本案原审判决依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借款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胡小萍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案判决作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公布之前，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亦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陈维与农商行大渡口支行恶意串通坑害胡小萍利益等结果明显不公的情形，判决结果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的精神,故胡小萍关于案涉借款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申请再审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欠款金额问题。《陈维信用卡历史交易明细与还款明细》显示，截至2015年6月7日，陈维的信用卡透支本金余额为74463.65元，但该明细同时载明，陈维在2015年4月3日就其中一笔6000元账单办理了12期分期付款（每月归还500元），当日陈维欠款本金余额减除了6000元；陈维于2015年4月10日、5月10日分别归还了账单分期款500元共计1000元后，余下的5000元账单分期款陈维未再归还。因此，该明细载明的截至2015年6月7日陈维欠款本金74463.65元，不包含陈维尚未支付的账单分期款5000元，陈维实际欠款本金应为79463.65元，胡小萍申请称陈维欠款本金只有74463.65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小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胡小萍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叶 芳
审判员 陈 玲
审判员 张华荣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王婷茹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渝05民申202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胡小萍，女，197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道静，重庆九龙坡区九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渡口支行，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天辰华府1栋1-3，1-4-1-1；1、11栋1-4-1-2,1-4-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76136063G。主要负责人：吴关佑，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小义,该行员工。原审被告：陈维，男，197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再审申请人胡小萍因与被申请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渡口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大渡口支行）、原审被告陈维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4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胡小萍申请再审称：1、胡小萍对陈维透支信用卡不知情，该债务系陈维的个人债务，而农商行大渡口支行无任何证据证明陈维透支的费用用于家庭开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案涉债务属陈维个人债务，一审法院判决胡小萍承担偿还责任错误。2、农商行大渡口支行陈述，陈维透支信用卡的开始时间为2015年2月6日，最后一次透支时间为同年6月7日，而该行提供的《陈维信用卡历史交易明细与还款明细》显示，截至2015年6月7日，陈维的欠款本金金额为74463.65元，一审判决欠款本金79463.65元有误。农商行大渡口支行提交意见称：1、陈维信用卡透支本金79463.65元发生于2015年2月6日至2015年6月7日期间，而胡小萍与陈维于2015年6月10日离婚，该债务产生于陈维与胡小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2、虽然《陈维信用卡历史交易明细与还款明细》显示，截至2015年6月7日，陈维的信用卡透支本金余额为74463.65元，但该明细同时载明，陈维在2015年4月3日就其中一笔6000元账单办理了12期分期付款后，该6000元于当日从透支本金余额中减除，之后分12期摊销归还，其中2015年4月10日、5月10日、6月10日、7月10日各摊销账单分期款500元，由于陈维未按归还账单分期款，分期余款4000元记入2015年8月10日的总欠款金额。3、本案判决于2017年11月26日生效，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1月18日才开始施行，该解释不应作为本案审理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案涉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经审查，陈维在农商行大渡口支行办理信用卡后，于2015年2月6日至6月7日期间透支信用卡，截止2016年11月21日，欠本金79463.65元及利息、滞纳金共计168964.8元未付。陈维与胡小萍于1999年5月25日登记结婚，虽然胡小萍再审审查期间举示的离婚证能够证明其与陈维于2015年6月10日离婚，但陈维透支信用卡时间为2015年2月6日至6月7日，因此，该笔债务发生于陈维与胡小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胡小萍未举证证明其与陈维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及配偶一方以个人名义所举债务的承担作出了特别约定，本案亦无证据证明陈维在向农商行大渡口支行借款时明确表明该借款系其个人债务，不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故本案原审判决依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案涉借款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胡小萍承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案判决作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公布之前，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亦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陈维与农商行大渡口支行恶意串通坑害胡小萍利益等结果明显不公的情形，判决结果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的精神,故胡小萍关于案涉借款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申请再审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款金额问题。《陈维信用卡历史交易明细与还款明细》显示，截至2015年6月7日，陈维的信用卡透支本金余额为74463.65元，但该明细同时载明，陈维在2015年4月3日就其中一笔6000元账单办理了12期分期付款（每月归还500元），当日陈维欠款本金余额减除了6000元；陈维于2015年4月10日、5月10日分别归还了账单分期款500元共计1000元后，余下的5000元账单分期款陈维未再归还。因此，该明细载明的截至2015年6月7日陈维欠款本金74463.65元，不包含陈维尚未支付的账单分期款5000元，陈维实际欠款本金应为79463.65元，胡小萍申请称陈维欠款本金只有74463.65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小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胡小萍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叶 芳审判员 陈 玲审判员 张华荣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王婷茹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鲁01民特127号
申请人：济南鸿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彭克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西涛，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山东立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刘道厚，男，196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申请人济南鸿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泉人力公司）与被申请人刘道厚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0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鸿泉人力公司称，济南市章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章丘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章劳人仲案（2018）294号裁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该裁决，诉讼费用由刘道厚负担。鸿泉人力公司以劳务派遣的形式将刘道厚等人派遣至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汽某某公司）工作，合同到期的期限是2017年12月31日。因重汽某某公司严格控制派遣制用工比例，合同到期后与刘道厚等人不再续签合同，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合同到期前，鸿泉人力公司曾多次找到重汽某某公司交涉，但重汽某某公司最后决定不再续签合同，鸿泉人力公司随即通知了刘道厚等人，并不是像刘道厚所说其于2018年3月7日才得知此事。合同到期后，重汽某某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当时与刘道厚等人协商的是一次性补偿。刘道厚也收到了补偿金并且在工资发放表上签字确认。这说明刘道厚是认可这个赔偿数额的，并且他也认可他的劳务派遣合同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这一事实，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12月31日是无异议的。至于后来刘道厚等人于2018年1-2月继续在重汽某某公司工作，这是刘道厚等人与重汽某某公司之间的问题。鸿泉人力公司与重汽某某公司、刘道厚等人的劳务派遣合同已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仲裁裁决让鸿泉人力公司支付刘道厚2018年2月份二倍工资差额5700元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济章丘劳动仲裁委在该案的裁决过程中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出的仲裁裁决侵犯了鸿泉人力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愿贵院判如所请。另，鸿泉人力公司得知刘道厚已在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鸿泉人力公司曾接到过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送达人员的电话。
刘道厚称，刘道厚针对章劳人仲案（2018）294号仲裁裁决书已经提起了诉讼，律师已经收到开庭传票。
经审查查明：2018年6月20日，济南市章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作出章劳人仲案（2018）2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被申请人济南鸿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刘道厚2018年2月份二倍工资差额5700元。2．驳回申请人刘道厚的其它仲裁请求。另查明，2018年7月4日，刘道厚向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就章劳人仲案（2018）294号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案号为（2018）年鲁01**民初4851号。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依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中级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本案中，刘道厚已于2018年7月4日就章劳人仲案（2018）294号仲裁裁决向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故对鸿泉人力公司的申请应当裁定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济南鸿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申请。
申请费400元，退还申请人济南鸿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审 判 长 许海涛
审 判 员 何菊红
审 判 员 唐鸣亮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法官助理 刘秋月
书 记 员 朱 茜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
（2017）湘委赔监22号
刘新：
你因申请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区分局（以下简称大祥分局）违法刑事拘留国家赔偿一案，不服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邵中法委赔字第20号决定，以“申诉人两次被大祥分局刑事拘留后释放，大祥分局也未作出撤案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结，可以进入国家赔偿程序。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错误，请求：1、撤销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邵中法委赔字第20号决定，重新审理;2、决定由大祥分局赔偿申诉人人身自由金、精神损失费、维权所花食宿、误工等费用共计994496.06元并为申诉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赔偿请求人认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二）、（三）项、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的规定，本案中，你于2015年8月24日向大祥分局申请国家赔偿时，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刑事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结，根据上述规定，你请求大祥分局国家赔偿的条件尚未成就。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刑事诉讼程序尚未终结为由驳回你的国家赔偿申请并无不当。
综上，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邵中法委赔字第20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你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不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7）湘委赔监22号刘新：你因申请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区分局（以下简称大祥分局）违法刑事拘留国家赔偿一案，不服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邵中法委赔字第20号决定，以“申诉人两次被大祥分局刑事拘留后释放，大祥分局也未作出撤案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结，可以进入国家赔偿程序。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错误，请求：1、撤销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邵中法委赔字第20号决定，重新审理;2、决定由大祥分局赔偿申诉人人身自由金、精神损失费、维权所花食宿、误工等费用共计994496.06元并为申诉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为由，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赔偿请求人认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二）、（三）项、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的规定，本案中，你于2015年8月24日向大祥分局申请国家赔偿时，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刑事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结，根据上述规定，你请求大祥分局国家赔偿的条件尚未成就。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刑事诉讼程序尚未终结为由驳回你的国家赔偿申请并无不当。综上，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5）邵中法委赔字第20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你主张的重新审理事由不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丰民初字第1463号
原告王志江，男，1968年10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贾建暑（王志江之妻）。
被告张喜武，男，1970年2月25日出生。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宣武支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南大街平原里20号楼。
负责人刘团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丁恰，女。
原告王志江与被告张喜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宣武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炳光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志江的委托代理人贾建暑与被告张喜武到庭参加诉讼，人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志江诉称：2013年4月29日17时50分，在莲玉桥南侧100米处，被告驾驶京X1号小客车未按规定让行，致使原告京X2号车受损，报案后交警认定被告车辆全责。保险公司对车辆进行了定损。原告车修好后被告方未支付修车款。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汽车修理费3222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喜武辩称：我认可我是全责，我签了快速处理协议书，没有别的意见。车辆维修费用以定损金额为准，具体金额应该原告和保险公司协商，与我没有关系。车辆是公司的，我在上下班时间发生交通事故，我是职务行为。公司应该与原告沟通联系过，我已经尽到了我的义务。
被告人保公司书面辩称：京X1号车在我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000元。原告车辆已经定损，定损与诉请一致。诉讼费不属于保险赔偿的范围，不同意承担。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9日17时50分，在北京市丰台区莲玉桥南侧100米处，被告张喜武驾驶京X1号小客车与原告王志江驾驶的京X2号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接触部位受损。本次事故双方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确定张喜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京X2号小客车在北京航天致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修理，王志江支付车辆修理费3222元。
经查，京X1号小客车在被告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北京航天致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单及发票等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被告张喜武驾驶京X1号小客车与原告王志江驾驶的京X2号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已经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认定张喜武负事故全部责任，本院予以确认。因京X1号小客车在被告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故人保公司应在交强险财产分项限额内赔偿原告王志江的合理损失，超出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张喜武所述职务行为，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王志江要求的车辆修理费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保公司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宣武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王志江车辆修理费三千二百二十二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由被告张喜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诉处理。
审判员 王炳光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沈双双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丰民初字第1463号
原告林茵，女，196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市丰泽区。
委托代理人林海滨，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泉州市同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
法定代表人庄昔烽，该公司董事长。
组织机构代码证72789759-2
委托代理人魏正、柯双木，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茵与被告泉州市同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海东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12月16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位于泉州市丰泽区浔美工业区东方花园城1号楼6室的商品房，总金额256640元；被告应在2009年12月30日前向原告交付房屋，并应在交付房屋后60日内向当地房屋权属登记机构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被告提供的资料交付原告；如因被告原因，原告不能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原告不退房，被告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买受人已付款的0.005%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因被告原因，原告迟至2013年12月2日才取得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书。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合计8212元。
被告辩称，本案房屋属于限价房，限价房自购买之日起十年内是不允许出租、转让的，现原告有对限价房出租、转让的情形，违反了相关规定，因此该合同是无效的合同，被告已向住宅统建局反映了该情况，要求撤销该份合同；由于该情况涉及到行政权处分的问题，因此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被告已经在2013年10月21日履行了协助办证的义务，原告方提起诉讼有诉讼时效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逾期，是政府没有配合及时办证所致，非被告责任。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具有诉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08年12月16日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位于泉州市丰泽区浔美工业区东方花园城1号楼6室的商品房，总房款256640元；合同约定被告应在2009年12月30日前向原告交付房屋，并应在交付房屋后60日内向当地房屋权属登记机构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被告提供的资料交付原告；如因被告原因，原告不能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被告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已付款的0.005%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合同还约定本合同确定的联系地址为各类通知送达的地址。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付清房款，被告依约向原告交付房屋。2013年10月21日，被告就丰泽区浔美工业区东方花园城黄则忠等136户业主向泉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独立宗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向土地登记部门递交办证材料，登记部门认定该部份业主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收件办理。庭审中，被告提供一份《紧急通知》，欲证明其已在东方花园城小区内张贴公告通知业主向被告提交办理土地分户证所应补交的材料。另查明，原告于2013年12月2日取得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具有诉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10年3月30日前履行协助义务配合原告取得房屋权属证书，被告未在此期间履行协助办证义务已构成违约，依约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虽然被告2013年10月21日向土地登记部门递交东方花园城部份业主的申办材料可以证明在该时间诉争房屋已具备办理土地分户证的条件，但被告不能证明这136户业主有包括原告在内，被告在小区内张贴《紧急通知》也不符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文书送达方式，原告称不知情，应认定被告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因此被告的违约行为应延迟至2013年12月2日原告取得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为止。原告于2014年3月4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其中2012年3月4日之前的违约金请求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依法不予保护，被告应付违约金为256640元×0.005%×638天＝8187元，对原告请求予以部份支持。被告辩称原告将限价房出租，合同无效以及办证逾期是政府原因导致，均缺乏依据，不予采纳。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泉州市同裕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林茵支付逾期协助办证违约金8187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海东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圣楠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湘01民终6605号
上诉人：长沙岳峰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街道德雅路65号。
法定代表人谢模军。
上诉人长沙岳峰印务有限公司因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8）湘01民初381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长沙岳峰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峰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裁定由开福区法院或者贵院指定管辖依法立案审理。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欠条在债权人法人代表手中保管，因此债权属于本公司，被上诉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他人开具欠条。第二，印刷费与本公司的营业内容相符。第三，本公司有相同案件在开福区法院审理并判决，判决书上明确可以证明本公司是做承揽加工的，由当事人自己付款提货，因此可以确认合同履行地为本公司。
本院认为：原审原告即上诉人岳峰公司以邹念军为被告向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邹念军在其公司印刷产品，尚欠货款6500至今未付。岳峰公司在起诉时虽未提交书面合同，但其提交了署名欠款人邹念军的欠条，欠条上载明：“2015年5月5日已付货款伍仟元整（5000）。余陆仟伍佰元整（6500）未付”。岳峰公司与本案诉请有利害关系，其以加工承揽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岳峰公司的起诉按照形式审查标准符合起诉条件。开福区人民法院在未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被告尚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即认定该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并裁定不予受理，不符合立案登记制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间内不能判定起诉、自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先行立案。”因此，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应当先行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5民初3817号民事裁定书。
二、本案指令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管建文
审判员 罗 希
审判员 左 武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方 圆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湘01民终6605号上诉人：长沙岳峰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街道德雅路65号。法定代表人谢模军。上诉人长沙岳峰印务有限公司因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8）湘01民初381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长沙岳峰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峰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裁定由开福区法院或者贵院指定管辖依法立案审理。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欠条在债权人法人代表手中保管，因此债权属于本公司，被上诉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他人开具欠条。第二，印刷费与本公司的营业内容相符。第三，本公司有相同案件在开福区法院审理并判决，判决书上明确可以证明本公司是做承揽加工的，由当事人自己付款提货，因此可以确认合同履行地为本公司。本院认为：原审原告即上诉人岳峰公司以邹念军为被告向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邹念军在其公司印刷产品，尚欠货款6500至今未付。岳峰公司在起诉时虽未提交书面合同，但其提交了署名欠款人邹念军的欠条，欠条上载明：“2015年5月5日已付货款伍仟元整（5000）。余陆仟伍佰元整（6500）未付”。岳峰公司与本案诉请有利害关系，其以加工承揽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岳峰公司的起诉按照形式审查标准符合起诉条件。开福区人民法院在未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被告尚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即认定该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并裁定不予受理，不符合立案登记制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间内不能判定起诉、自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先行立案。”因此，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应当先行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5民初3817号民事裁定书。二、本案指令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管建文审判员  罗 希审判员  左 武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方 圆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