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602民初73号原告郝培剑，男，汉族，1990年1月9日出生，大学本科文化，陕西省延长县七里村镇人，延安治平建工集团国园开发有限公司员工，现住延安市宝塔区西沟。委托代理人郝占军、张海斌，陕西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马家湾。法定代表人吴虎林，该公司经理。原告郝培剑、郝培伟、郝振国、贾世华诉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月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郝培剑、郝培伟、郝振国及四原告委托代理人、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郝培剑诉称，2014年9月26日，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招聘贾延芳为被告的雇员，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8月1日，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贾延芳、白华三方签订了一份家政服务合同。2016年9月份，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指派贾延芳到贾芳玲家工作。2016年9月23日20时许，贾芳玲安排贾延芳到罗家坪粤庭菜馆照护贾芳玲孩子，工作中贾延芳突发疾病，被宝塔山医院急救车送往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贾延芳是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雇员，并被指派到贾芳玲家中工作，贾延芳和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1、贾延芳和被告延安圣情家族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郝培剑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四组证据：证据一：白华、延安市圣情家政服务公司、贾延芳共同签订的家政服务合同和中介费收据。证明：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和贾延芳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二：诊断证明。证明：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和贾延芳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三：死亡医学证明。证明：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和贾延芳存在劳动关系；证据四：延安市宝塔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宝区劳仲字（2016）第29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已经仲裁前置程序。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辩称，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与贾延芳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是从事劳务中介的家政服务公司，家政项目包括职业介绍、家政服务、保洁服务、搬家服务等。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的运营方式为一方面收集客户的需求信息，另一方面收集求职者的求职信息。根据供需关系，分别向客户和家政服务人员介绍对方，在其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促成其雇主与雇员的劳务关系，在达成合作后，被告只向客户一次性收取200—500元的推荐费。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在家政员求职者登记、为雇主提供劳务过程中，被告不向家政员收取任何费用，家政员的工资都是由雇主发放。贾延芳大约在2014年，在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登记意向从事保姆工作。2016年8月1日，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将其推荐给雇主白华，为此，被告与白华、贾延芳三方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了为期三个月的服务合同，约定了三方的权利和义务，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居间促成了白华与贾延芳的劳务关系，一次性向白华收取了500元的推荐费。合同订立后，贾延芳在雇主白华家干了大约20天的保姆工作，白华电话告知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说明因贾延芳不胜任工作已被辞退并结清了工资。被告与白华、贾延芳三方签订的合同是陕西省家政服务协会提供的格式合同，虽然在合同第四条第2款显示丙方（即贾延芳）的工资由乙方代发，但实际上每位家政员的工资都是由雇主向其本人发放，被告从未经手。同时，合同第十条第（2）款约定“丙方因自身疾病或是离开雇主家后发生的人、财产安全均由丙方自己承担，甲乙双方不负担任何责任”。被告为雇主、家政员之间达成劳务提供媒介服务，且双发之间的供求信息准确真实，属于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并非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与贾延芳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理由如下：首先，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并未推荐、介绍更谈不上指派、安排贾延芳到贾芳玲家工作。如前所述，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白华、贾延芳三方订立合同后，被告作为居间人已经履行义务，贾延芳被白华辞退后已然与被告再无任何法律关系。后贾延芳未经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同意私自抄录了一些需用保姆的信息，贾延芳在所抄录的信息中联系到了贾芳玲进而做保姆工作。在此期间，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向贾延芳打电话询问是否找到工作，贾延芳还矢口否认。直到9月24日，贾芳玲给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一员工打电话称贾延芳出事了，被告才知道贾延芳已在贾芳玲家做了保姆。在贾延芳为贾芳玲做保姆一事中，被告并没有从中介绍、推荐，更没有收取任何一方的任何费用。贾延芳与贾芳玲属于雇佣关系，被告与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关系。其次，贾延芳在贾芳玲家从事保姆工作中，因自身疾病造成死亡事故后，贾芳玲及其家属或基于人文关怀或雇工损害已经向贾延芳家属赔偿、补偿了70000元。再次，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的营业执照中关于经营范围明确登记为劳务中介，而非劳务派遣。根据法律规定若要从事劳务派遣业务必须办理相关行政许可，同时家政服务的雇主均为个体或家庭，并非企业，亦不受劳动法律调整。被告严格按照工商注册登记的项目从事经营活动，如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的文员、内勤当然属于被告员工，若在工作期间发生非自身原因的损害，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当然有义务承担相应责任。但家政服务员，被告只是为其提供就业介绍服务，促成其与雇主之间的劳务关系，与被告并不具有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况且具体到本案中，贾延芳到贾芳玲家做保姆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劳动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若要进行工伤认定或劳动关系确立，必须先经过劳动仲裁，若对仲裁裁决不服方可提起诉讼。原告在诉求中直接要求人民法院判决存在劳动关系，而非提及对劳动仲裁裁决的异议，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对于贾延芳的不幸离世深表同情，对于其家属的心情也能够理解。贾延芳家属在得到雇主的经济补偿后，试图确立贾延芳与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的劳动关系，进而要求工伤赔偿。但事实是被告与家政员、雇主之间是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家政员并非是受雇于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的员工，并未为被告提供劳动服务，也不是被告派遣至雇主家中从事工作的劳务派遣关系。贾延芳到贾芳玲家工作、因病去世更是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贾延芳家属诉求确认贾延芳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延安圣情家族服务公司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经庭审质证、认证，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对原告郝培剑提供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经审查，该证据不能证明贾延芳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仅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四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4年经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培训，贾延芳接受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介绍开始提供家政服务。被告在介绍并签订家政服务合同时，收取介绍费，工资均由雇主发放，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都由雇主安排。贾延芳不提供家政服务时，被告圣情家政服务公司不支付贾延芳工资。2016年8月1日，贾延芳、白华与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约2016年8月16日，贾延芳与白华解除了家政服务合同，并结算了工资。约2016年9月3日，贾延芳到贾芳玲家提供服务，2016年9月23日，贾延芳在工作过程中因病死亡。2016年9月26日，经协商贾芳玲支付贾延芳工资和丧葬等费用共计70000元。经原告郝培剑申请，延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宝区劳仲字（2016）第29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郝培剑不服，2017年1月4日，原告郝培剑、郝培伟、郝振国、贾世华将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贾延芳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劳务中介是指通过向企业等和劳动者提供信息服务并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劳动中介机构与求职方和用工方系暂时的居间法律关系。而劳动关系是指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在实际生活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相当普遍，但只要双方实际履行了上述权利义务，即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本案中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仅提供中介服务，促成贾延芳与白华签订家政服务合同，仅收取中介费，并未收取管理费，且被告延安圣情家政服务公司与贾延芳不存隶属与管理关系，由雇主安排工作，并按月支付贾延芳工资。在贾延芳等待家政服务工作期间，被告也从不给其发放工资。且贾延芳在贾芳玲家提供家政服务，并未签订家政服务合同，被告也未收取中介费。故贾延芳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原告郝培剑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未经仲裁直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程序违法。经审查，原告郝培伟、郝振国、贾世华确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劳动法》第79条之规定，驳回原告郝培伟、郝振国、贾世华的起诉。综上，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郝培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原告郝培剑已预交，现减半收取，实际由原告负担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月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拓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