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0民终1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玲春，女，197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振顶，男，197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刚波，山东威海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兆豹，男，196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玥，荣成卓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马玲春、庄振顶因与被上诉人田兆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6）鲁1082民初5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玲春、庄振顶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自2003年左右开始搞个体运输，从未做过收鱼的生意，更没有和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都是接买家的电话通知，到码头拉鱼并按照买家的指示送到指定地点，买家支付运费。上诉人不知道被上诉人的电话，根本不可能电话联系过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声称其与上诉人之间还有其他买卖合同关系，也与事实不符。无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45760斤鳀鱼拉走，一审法院未采信荣成市东霞口渔业有限公司华龙分公司（以下简称东霞口公司）出具的证明，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拉走了被上诉人的鱼。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上诉人拉走了被上诉人的鱼，就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于法无据。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真的拉走被上诉人的鱼，充其量双方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但并非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民事诉讼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应当就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举证，但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田兆豹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田兆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马玲春和庄振顶给付田兆豹货款43014元及其利息（自2015年12月24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马玲春和庄振顶系夫妻关系。马玲春于2015年12月24日在荣成市东霞口码头将田兆豹的45760斤鯷鱼拉走，当时的鯷鱼价格是每斤0.94元。田兆豹与马玲春电话联系，确定好船停靠码头的时间和鯷鱼的数量，由马玲春直接到码头卸货拉鱼。之前马玲春从田兆豹处拉过鱼，从未欠款，故田兆豹同意马玲春先将鱼拉走，之后再算账。但马玲春没有支付该笔款项，田兆豹多次索要未果。因该笔债务系马玲春和庄振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庄振顶亦应承担相关责任，故依法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玲春和庄振顶系夫妻关系。2015年12月24日，马玲春、庄振顶使用鲁Ｋ×××××号车辆在荣成市东霞口渔港码头将田兆豹所有的45760斤鯷鱼装载运走。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田兆豹提交东霞口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马玲春购买田兆豹的鱼货。该份证明内容为：兹证明鲁荣渔51581/51582渔船于2015年12月24日在东霞口渔港将鯷鱼45760斤卖给马玲春、董文友两人（拉货汽车车号：鲁Ｋ×××××）车主为马玲春。证明人：东霞口公司，2016年7月15日。马玲春对此有异议，辩称该笔鱼货系卖给董文友，其只是负责运输鱼货的车主。田兆豹提交的该份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或者证明出具人的签字，形式上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认定。2、田兆豹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用以证明事发当时鯷鱼的市场价格，多份证明中事发前后的鯷鱼价格从0.90-0.97元/每斤不等，基本符合当时当地的市场情况，依法予以认定。3、马玲春、庄振顶提交书面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其仅从事运输工作，并申请孟某、孙某出庭作证。证人孟某称：董文友是渔船代理，庄振顶是他找的车代理。庄振顶给董文友拉鱼，他也找我给董文友拉鱼，每次算运费都是去庄振顶家，董文友拿现金给我们算运费。我和庄振顶都是一样的运费。我从2012年9月开始给董文友拉鱼，一直干到2016年12月底。我不知道董文友是哪些船的代理，也不知道老板是谁，都是庄振顶通知我们去拉哪条船上的鱼。在询问证人时，马玲春、庄振顶问：你2016年给董文友拉鱼了吗？证人孟某又称：我记错了，是一直干到2015年12月，我于2015年12月到码头向董文友要的运费。证人孙某称，我从2014年开始跟着庄振顶给董文友拉鱼，一直干到2015年。其他给董文友拉鱼的车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庄振顶、证人孟某也是一起拉鱼的。每次跟董文友算钱都是我一个人，有时候在车上跟董文友算运费，有时候在路边或者码头上跟董文友算运费。每次都是庄振顶联系我去给董文友拉鱼，他是免费联系，我和庄振顶没有经济往来。我不知道董文友与庄振顶是什么关系，也不清楚庄振顶和马玲春是做什么买卖的，应该是跑腿找车，安排车的。我不清楚他们俩是否参与鱼货买卖，他们俩是拉鱼的。田兆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考虑到两位证人证言在算运费上明显完全不同，且有前后证言改动的行为，综合上述证人证言，无法认定马玲春、庄振顶仅从事运输工作的答辩意见。4、马玲春提交证明两份、董文友鱼粉过磅清单三份，用以证明鱼货系董文友购买。上述五份证据可以证实董文友曾贩卖鱼货，但证据内容均不涉及本案鱼货，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庭审中，经法庭询问，田兆豹称大家都知道董文友与马玲春、庄振顶在一起，但不清楚董文友与马玲春、庄振顶是合作关系还是合伙关系。事发时联系田兆豹和拉鱼的都是马玲春。马玲春和庄振顶称涉案鯷鱼系董文友安排送达地点，马玲春、庄振顶让司机去送货，运费已清，不记得送到哪里。田兆豹、马玲春和庄振顶均称董文友于2016年3月17日去世，没有配偶，仅有两个在外地生活的女儿。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我国法律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田兆豹主张其与马玲春协商将自己的鯷鱼卖给马玲春，马春玲将鯷鱼运走后未支付鱼货款，而马玲春、庄振顶夫妇则辩称其系为董文友运送鯷鱼，并非涉案鯷鱼的购买者，但却无法提供其运送涉案鯷鱼的送达地点。现董文友已去世，马玲春、庄振顶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仅系涉案鯷鱼运送者，但涉案鯷鱼被其使用的车辆装载运走却是事实，故田兆豹主张马玲春、庄振顶给付鯷鱼货款，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事发当天前后的鯷鱼价格在每斤0.90元-0.97元间浮动，因本案无书面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鯷鱼价格为每斤0.935元，马玲春、庄振顶夫妇应给付田兆豹鯷鱼货款42785.6元（0.935元×45760斤）及其利息。因田兆豹主张其同意马玲春在拉鱼之后付款，故一审法院给予马玲春、庄振顶30日的合理付款期，马玲春、庄振顶应自2016年1月24日起给付利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马玲春、庄振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田兆豹鯷鱼货款42785.60元及其利息（自2016年1月2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如马玲春、庄振顶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5元，由田兆豹负担5元，马玲春、庄振顶负担87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为证实其上诉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年1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回单一份，系由董文友账户转入田兆豹账户75680元，用以证实无论上诉人抑或案外人董文友购买了被上诉人的鱼货，款项均已付清，不存在拖欠鱼货款的事实；2.董文友给其他渔船老板（王荣新、王荣泉、蔡宇）付款的部分银行回单，证实董文友结清了其他船老板的款项；3.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两份，系董文友及他人支付给上诉人的运费，证明上诉人从事运输行业，多家企业给上诉人支付过运输费；4.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二上诉人仅从事鱼货运输，从未从事过买卖鱼货的生意。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1.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1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回单上转账金额为75680元，本案货款金额为43014元，无法证实案外人董文友支付的该笔款项是用于结算本次货款，且该证据无法证实董文友与被上诉人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无法证明转账的原因，其付款时间也与本案无关联性；2.上诉人提交的转入户名分别为王荣新、王荣泉、蔡宇的三张银行回单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对其证明内容及事实均不认可；3.对上诉人提供的两份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卡号是董文友的，对于董文友转账给庄振顶运费没有异议；4.上诉人提供的证人陈述其不清楚被上诉人的饲料鱼是谁收购的，也无法证实涉案鳀鱼是如何交易的，证人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被上诉人田兆豹提交如下证据：1.田兆豹本人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第一、通话记录只能保存6个月，马玲春电话联系被上诉人购买鳀鱼的通话记录时间超过6个月，现无法提供；第二、东霞口公司码头工作人员知道马玲春和董文友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在证明中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实际上涉案鳀鱼是马玲春、庄振顶与被上诉人联系购买的；第三、马玲春于2015年4月开始在被上诉人处购买了几次鳀鱼，数量和金额不多，账已付清，均是现金支付；第四、董文友、马玲春、庄振顶以前经常一起去码头，自从董文友2015年12月中旬因病住院后，没有再收购过被上诉人的鳀鱼；第五、2016年1月28日董文友向被上诉人支付的75680元是支付董文友于2015年12月13日收购被上诉人的鳀鱼39000斤（单价0.95元，金额37050元）、海鲫鱼28000斤（单价1.38元，金额38640元）。2.东霞口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单位2016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兹证明鲁荣渔51581/51582渔船于2015年12月24日在东霞口渔港将鳀鱼45760斤卖给马玲春、董文友两人（拉货汽车车号：鲁Ｋ×××××）车主为马玲春。该证明书写人李春龙当时只知道马玲春联系并用鲁Ｋ×××××车将鱼拉走，书写人并没有看到董文友到过码头，董文友2015年12月中旬因病住院后再没有来过我公司码头收过鱼货”，用以证明鲁Ｋ×××××车去拉的鱼货，车是马玲春的。3.被上诉人自行书写的鱼货明细，用以证明董文友于2016年1月18日支付的75980元是支付其于2015年12月13日在被上诉人处拉走的鱼货款，12月24日的鱼货款未支付。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一中被上诉人称马玲春和其有过电话通话记录的事实不予认可，主张马玲春及庄振顶均与田兆豹无任何通话记录，被上诉人称董文友于2015年12月中旬因病住院未收购过被上诉人的鱼与事实也不符，董文友是于2015年12月28日在烟台毓璜顶医院住院，之前没有住院。对于董文友2016年1月28日支付的75680元仅是被上诉人的自述，事实上该笔款项是董文友在住院期间委托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支付的鱼货款，董文友与被上诉人的鱼货款已经全部结清。对证据二东霞口公司出具证明的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为从码头费单明确看出码头仅仅是对进出码头车辆进行过磅，至于鱼货来源与码头没有关系，他们仅根据重量来收取过磅费，其不可能知道2015年12月24日过磅单上载明的鱼货是来自哪条船，因此该证据系被上诉人与公司伪造的。对证据三被上诉人自行书写的鱼货明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董文友向被上诉人转款75680元的转账回单及董文友转账给庄振顶运费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董文友转账给庄振顶运费的事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转账给案外人王荣新、王荣泉、蔡宇的三张银行回单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王某不能证实涉案鳀鱼的具体交易过程，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于田兆豹的个人情况说明及鱼货明细均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并无上诉人或案外人董文友签字确认，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东霞口公司二审中出具的证明与一审中出具的证明内容不同，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二审期间，关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加盖东霞口公司印章的“东霞口码头费单”的有关问题，被上诉人称“这个码头费单子和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是公司留的底单子”，“我去东霞口公司提取了这个底单子”，“公司不管拉的是谁的鱼，但是就是拉鱼走之前过磅之后需要向拉鱼货的人收取费用的单子”。关于东霞口公司出具的证明，被上诉人称“我在和东霞口公司要出具证明时和公司说上诉人拉的鱼是我的”、“他（李春龙）是根据我的说法写的证明”，并认可证明中称将鱼卖给马玲春和董文友是被上诉人告知东霞口公司的。关于被上诉人与马玲春之前是否存在买卖鱼货关系，被上诉人称马玲春“又买鱼又做运输”，“马玲春之前买过我的鱼货。我有收条，马玲春之前买我鱼货一般都是买完以后给我钱”，“马玲春买过我好几次鱼货，都是现金付给我”，后又称收马玲春鱼货款时没有给被上诉人马玲春打收条。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马玲春之前收购其鱼货是否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称“没有证据证明马玲春买过我鱼货。”对于案外人董文友购买被上诉人鱼货由谁运输的问题，被上诉人称“董文友的鱼货都是马玲春去拉的”。对于涉案鱼货究竟是卖给马玲春还是董文友的问题，被上诉人称“货款都是委托马玲春结算，××，他不管，让马玲春一手来办，马玲春一手来办是代表自己的”。对于董文友是否欠付被上诉人鱼货款的问题，被上诉人称“不欠了，这是最后一次出海的鱼货欠款”。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马玲春、庄振顶与被上诉人田兆豹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否支付被上诉人诉争的鱼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加盖东霞口公司印章、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的码头费单和东霞口公司出具的证明，上诉人虽认可码头费单中载明的鲁Ｋ×××××车系其使用的车辆，但辩称该码头费单中载明的鱼货即使由其车辆运输，其也是根据案外人董文友的安排为董文友运输鱼货，其并非买受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码头费单中仅记载了车号、品名、皮重、毛重、净重和码头费金额，并无价款、履行期限和方式等约定，也无上诉人或被上诉人的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在二审中亦认可该码头费单系其自东霞口公司提取，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是东霞口公司收取自码头运输鱼货的码头费留存的底单，并且东霞口公司只记录运输车辆的车牌号及货物数量，对于运输车辆所载鱼货来自于哪条船或谁的鱼货不做记录，并承认东霞口公司出具的证明亦是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做出。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成立诉争鱼货的买卖关系。其次，对于涉案鱼货究竟系案外人董文友购买还是上诉人马玲春购买，被上诉人的陈述前后不一：第一，东霞口公司根据被上诉人的意思在一、二审分别出具了内容不同的证明，先证明涉案鱼货系出卖给上诉人马玲春和案外人董文友，后又证明涉案鱼货由马玲春联系并提走，没有见到董文友，但对于该二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称“不清楚是合作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对此也未提交证据证实；第二，被上诉人二审中对此又陈述“货款都是委托马玲春结算，××，他不管，让马玲春一手来办，马玲春一手来办是代表自己的”，对于董文友是否欠付被上诉人鱼货款，被上诉人称“不欠了，这是最后一次出海的鱼货欠款”，与其所主张亦相矛盾。再次，被上诉人认可案外人董文友向其收购鱼货均由上诉人马玲春为其运输，虽主张马玲春之前也购买过其鱼货，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也不认可，并且对于涉案鱼货具体的买受人是哪方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最后，上诉人主张涉案鱼货即便由上诉人使用的车辆运输，也是为案外人董文友运输，并在二审中提交了董文友向其支付运费的银行交易明细及2016年1月18日自董文友账户转款75689元至被上诉人田兆豹账户的银行回单，证实董文友向其支付了运费，并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货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董文友向上诉人支付运费的银行交易明细及董文友向其付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但主张董文友于2016年1月18日向其支付的75680元的款项是用以支付董文友于2015年12月13日在其处购买的鱼货款，而其提供的购货明细系其自行书写，并无董文友的签字确认。综上，上诉人仅凭东霞口公司留存的码头费单及东霞口公司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出具的证明，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成立诉争鱼货的买卖关系，并要求上诉人支付鱼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判决上诉人支付鱼货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荣成市人民法院（2016）鲁1082民初536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田兆豹对上诉人马玲春、庄振顶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0元，均由被上诉人田兆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英秋审 判 员 王小平审 判 员 葛俊生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亚男书 记 员 邵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