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吉丰民二初字第16号
原告：杨秀梅，女，196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市龙潭区。
委托代理人：符立明，吉林明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住所地吉林市丰满区华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辉，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伟，该院科员。
委托代理人：张强，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吉林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住所地吉林市青年路清华园大众浴池胡同南行50米。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崔立民，吉林市丰满区利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杨秀梅与被告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第三人吉林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秀梅及其委托代理人符立明、被告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刘伟、张强、第三人医调委的委托代理人崔立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5月16日，原告因左眼不适到被告处就医，入院诊断为左眼玻璃体有出血点，右眼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建议入院手术治疗。自2011年5月18日始至2011年11月2日止，经三次手术治疗后，原告双目失明。事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其对造成原告双目失明的原因给予合理的解释，但被告拒不承认过错。原告提出由被告给予因其医疗过错造成原告双目失明的经济补偿及精神损害的赔偿金，但经多次交涉，被告只同意退还原告医疗费，并告知原告须经医调委作出赔偿标准和决定才能给予其他赔偿，医院无权自行决定赔偿金。2012年5月10日，被告派投诉科的刘伟领原告到第三人处申请调解。第三人处负责接待的一位姓潘的女同志告知原告，根据规定第三人只受理2011年11月15日以后发生的各种医疗纠纷，而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发生在此之前，按规定不应受理，但因事前医院和第三人打过招呼，于是就破例受理了。该人称第三人是为了便民成立的，不收取任何费用，办理的速度快，赔偿都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当时接待人员拿出两张印好的表格，由原告的姐姐杨秀华填好后，让原告回家等消息。原告认为，第一，第三人是在明知违反《吉林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操作规程》（以下简称《调解中心操作规程》）第一条规定的情况下与被告串通后受理的该案；第二，第三人在调解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第十六条、《调解中心操作规程》第二十七条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主持召开医患双方到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调解，在医患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的前提下，制作调解书。”第三人自2012年5月10日受理此案到6月19日作出调解协议书，只找过原告两次询问情况，并未召集双方当事人在一起调解。6月19日第三人作出的调解书所记载的七项内容根本不是原告与被告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第三，第三人在调解过程中剥夺了法律规定的患方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利，其自身也违反了《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第十五条的强制性规定。在调解过程中，原告申请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第三人不同意，并告知原告医调委不是法庭，原告不用申请，病志里都有记载，不用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第三人在调解过程未按规定向医患双方告知权利、义务及赔偿的相关法律知识，阻挠原告的正常合理申请，致使原告失去了请求伤残赔偿的权利；第四，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不能结案，应视为调解不成，不应在超期后制作调解协议书。《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应当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1个月内结案。医方、患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延期1个月。调解到期仍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医方、患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受理时间为2012年5月10日，按规定应在6月10日前调解完毕，但第三人在没有召集医患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又没有办理延期手续的情况下，于6月19日超期作出了《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且该协议的内容没有依据，应视为调解不成而无效；第五，第三人未尽到向医患双方宣传法律法规以及医学知识的义务，致使原告不知国家规定的医疗事故的赔偿项目，其行为违反了《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在调解过程中，第三人只问原告要多少钱，由于原告不懂法律规定的赔偿条款，提出了300000元的赔偿要求，但第三人最后作出的调解协议书确定只给付原告45000元，还特别加上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理由不得再向被告提出赔偿要求以及不许原告向法院就赔偿事宜重新提起诉讼的霸王条款，违反了《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第六，第三人作出的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极度显失公平，该协议的内容是被告与第三人串通的单方意见。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被告造成原告双目失明有可能被评为二级医疗事故，第三人制作的调解书中已承认被告在对原告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原告的后半生都需要专人护理，所需赔偿金额应在80-90万元之间，而被告只赔偿了45000元，不够前期的医疗费，实属显失公平。综上，原告认为，第三人制作的调解协议书从受案到调解过程都严重地违反了《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和《调解中心操作规程》所规定的程序，是在医患双方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作出的调解书，该调解书因违反法律规定应依法宣告无效。现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第三人为原、被告作出的吉医调字（2012）25号《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无效，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第一，原告庭上明确其诉请是确认合同无效，而确认合同无效与撤销合同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定；第二，原告所述事实与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第三，经第三人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因此，该份协议有效；第四，既然原告已经撤回了要求撤销协议的诉讼请求，那么其在民事起诉状中主张的有关显失公平的内容已不适合本案。
第三人述称：第一，该协议按照法律规定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原告诉请确认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从事实上看，无效的协议是指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法定情形，对于合同无效的确认权属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只要存在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可依职权直接宣告无效，而本案的调解遵循了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损害第三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因此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1、第三人的调解程序充分体现了自愿的原则，从调解申请的受理到调解协议的达成都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第三人在尊重案件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经过调解，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合意，整个调解过程就是当事人为了解决纠纷进行要约和承诺的过程。从程序上说，调解协议的形成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2、本案调解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的宗旨。《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多种调解的方式调解民间纠纷，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耐心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本案采取了背对背疏导调解与面对面会商相结合的调解方式，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达成了调解协议，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的立法精神，并未违反法律规定。3、从调解协议的内容看，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该调解协议的效力是不容置疑的。4、从调解协议的公正性看，不存在偏袒一方的问题。经过向医疗专家咨询，医学会专家针对本案双方的医疗纠纷给出的意见是明确而又肯定的，协议约定的对患方的补偿数额是合乎情理的，补偿的数额远远超出了医方承担的责任范围，而且充分照顾到了患方的情感，双方自愿接受并且已经履行了协议，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显失公平问题。第二，从人民调解特点和法律属性看，本案调解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法定事由。从法律上说，医疗纠纷调解属于人民调解。人民调解秉承的原则是自愿调解，即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自愿达成和解，只要调解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德，不损害第三人利益，调解协议就是合法有效的。这个调解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就会产生法律效力，即法律约束力，特别是双方按照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后，就不能再反悔，这是由人民调解的自力救济性质所决定的。从调解作为一种救济手段看，调解协议的性质不是司法裁判，不是借助公权力实现的。从《人民调解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制度看，它的工作方式不是用公权力对纠纷进行裁判，而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为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搭建一个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桥梁，双方是否同意和解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达成和解协议，都是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结果。调解不是司法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可以不经调解直接选择诉讼。从补偿的标准看，人民调解协议对补偿方式、数额的约定不同于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决，而完全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的。本案调解协议不体现第三人的意志，只体现医患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只要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就是合法有效的。第三，本案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无根据，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为了证实其主张成立，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吉医调字（2012）25号《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解，受案时间和调解过程均违反了相关法律和《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的强制性规定，即发现有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的，应当停止调解。该调解协议第五条、第七条限定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否则承担违约责任，违反了《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显失公平，绝不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意见。另外，第三人没有按照《调解中心操作规程》第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依法组织召开双方当事人的调解会议，而且原告并未收到该调解协议，而是从医院复印的。
经质证，被告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不会没有该协议。原告认为医疗纠纷调解的受理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但是《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是地方性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绝不是法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具有中介性质的群众性组织，由它组织调解的民间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合适的，原告用该份证据所证明的观点是不成立的。第三人对该调解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不仅不能证明调解协议无效，相反却证明了原告本人在协议上面签的字，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既体现了自愿的原则，又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因此，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其效力应予确认。因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2011年5月18日、2011年6月7日、2011年11月2日的手术记录复印件三份，用以证明原告双目失明的医疗事故发生在2011年6月7日以后，而非2011年11月5日以后，第三人违反了《调解中心操作规程》对受案时间的规定。
经质证，被告提出如果原告仅以这三份记录来证明时间的问题，被告认为没有问题，如果要证明其他的问题，则需要提供其他证据。《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从法律角度来说它的地位高于第三人制定的规程。该医疗纠纷的受理时间完全符合2011年11月15日以后受理的规定。如果说程序错了，也不能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第三人认为在操作过程中因案多人少，第三人制定了从2011年11月15日之后才受理案件的规定，在此之前医疗纠纷还是由医院自己处理。当时制定《调解中心操作规程》时，如果医患矛盾比较激烈，则需要卫生局出一个手续，第三人才受理。第三人未违反受理时间的规定，也没有超期进行调解。该份证据与本案争议的焦点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说明调解程序以及调解内容是否合法。调解协议是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双方当事人共同达成的，双方就争议的事实已经取得了共识。该证据与调解协议的效力毫无关系，不应作为证据采信。因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对手术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3、入院记录、手术治疗申请单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在调解时，原告已经明确向第三人的调解人员提出该两份材料上面的家属签名均系医院伪造的，并非王建阳本人签的字。
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应当向法院提交该两份证据的原件，如果是档案类的应加盖印章，而且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第三人认为该证据不是原件，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另外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3的原件，无法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另外该证据与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并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4、材料接收单，用以证明材料单上的证据第三人不给调取，原告无法提交原件。
经质证，被告认为材料单上杨秀华的户口、身份证不在第三人处保管。杨秀梅的收据、入院出院记录，凭身份证在被告处可以调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告负有举证的义务，该证据无法抵消原告举证的义务，原告不能当庭举证，应视为其没有提交证据，对于该份证据被告不予质证。第三人认为原告关于第三人保留原件的问题与事实不符，第三人的卷宗中有已将所有原件返还给医患双方的材料清单，上面有双方的签字，因此该清单上的十六份证据原告均应向法庭提交。该十六份证据均不属于法院调取的范围，原告没有提供原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原告提供的证据清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5、证人杨秀华的证人证言：我是原告杨秀梅的姐姐，当时我是她的代理人，我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按的手印。我从三个方面作证：一是去吉林市医疗调解中心的过程；二是我们申请调解时授权委托书的形成过程；三是调解中心调解的过程。调解协议是我签的字，但是并没有给我们这份协议，是在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刘伟那看到并复印的。该协议有两处是不真实的，一是并非2011年5月6日，而是5月16日，另一个是左眼视力是0.06，从我妹妹住院直至出院，根本没有过该视力。我妹妹当时从黑龙江大庆打工回来，在和朋友一起溜达时，听朋友说四六五（指被告）的史医生医术很高，因她左眼不舒服，就和朋友到四六五看病。当时她戴近视镜，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但是希望通过手术治疗可以看清楚。当时医生说我妹妹左眼和右眼都必须做手术，这种手术只有四六五医院能做，并承诺亲自给做。我妹妹非常信任史主任，当时他并没有告知我妹妹手术的风险。我妹妹在2011年5月16日下午就办理了住院手续，5月18日和6月7日分别进行了左、右眼手术，手术后双目失明。我妹妹和朋友多次找到史主任，问为什么还是看不到。当时史主任一直说手术挺好，要有一个恢复的过程。过了一年的时间，有些眼科专家问我妹妹为什么不给取油，于是我妹妹去长春吉大二院检查，医生说她的眼睛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并让我们回来找四六五医院的医生，这时我妹妹才知道自己的眼睛被治坏了。我领着我妹妹和亲友一起到四六五医院讨说法，问医院应对这个事故承担什么责任。当时医院的张院长特别同情我妹妹，说医院没有权利给我们定赔偿多少。当时医调中心的杨主任同张院长通话，说要借会议室，张院长说我这有一个医疗纠纷的案件，杨主任答应可以受理。张院长说这个医疗调解中心没有费用，医调中心判给1000000元，医院也给。第二天刘伟通知我们到吉林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2012年5月10日我领着我妹妹和亲属一共五人一起去的医疗调解中心。杨主任表示按照原则不能受理该案，说只接受2011年11月15日以后发生的医疗纠纷，虽然我们的纠纷是2011年11月15日之前发生的，但是可以破例给办理，于是我就填写了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当时说杨宝华副主任负责这起纠纷，让我们回来等消息。我多次打电话问第三人什么时间进行调解，当时第三人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案子很多让我们等。2012年6月7日，第三人让我们去，当时是杨宝华副主任接待的我们，我们五个人第一次去，医院根本没有人参加。我当时问杨宝华医患双方的调解是否应当一起调解，她说不用，是单方调解，说专家诊断了，医院没有定期给患者进行B超检查，医院有责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什么专家，杨宝华主任说专家不可能到这儿来诊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回去了。另外，当时我们提出医院病志里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但第三人并没有调查了解，还说不用我们说了，因为那里不是法庭，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患方的知情权、生命权、健康权受到了侵犯。第三人找的专家没有给我们意见书，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牢牢的记住医院有责任，没有定期给患者做B超。市政府的222号令规定医调委应该到指定场所进行调解，应该提供场所并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的协调，医调委5月10日受理的案件，一个月内应该结案，可是到一个月了也没有结果。我多次打电话催，第三人说案子太多了，让我们慢慢等，直到6月18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有结果了。我们认为结案已经超期了，我方没有接到延期的通知。6月19日，我与我妹妹一共五个人来到了第三人处，见对方没有来人，当时我们就提出疑问。医疗调中心说：“这次纠纷给你们45000元，我们是就高不就低。”当时我们提出院方应该给我妹妹赔偿治疗费、护理费300000元，我们不同意45000元这个数额。杨主任说：“你们不同意可以起诉，一年也是它，两年也是它。”当时我想协议是我签的字，我妹妹为了治疗眼睛欠了很多钱，她当时希望专家再给她进行诊断。签字的时候她不同意，我做她的工作，后来我签字了，她也没表态。协议我也没看，翻到45000元那页我就签字了。当时因为我很生气，协议我也没要，他们就给我一张领取45000元的票子。第二天我们去找刘伟，也没有签字，直接拿走了45000元。被告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正常，因为财务制度规定领取多少钱都应该签字，我怀疑这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当时在协议上面签字的时候并没想到签订这个协议的后果，只是想到了我妹妹急需这笔钱，而且我要利用这次机会抓住医院的过错。由于杨主任的态度很不好，我就必须得签，先把这45000元拿到手，不然无法证明医院有过错，也没有证据去告他们。
经质证，被告认为杨秀华和本案的原告是亲属关系，也是处理医疗纠纷的代理人，严格说是当事人，其证言所陈述的事实基本都是原告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原告授权其代理这场纠纷，她在调解协议上面签了字，没有人威胁她必须签字。第三人告知原告如果不同意调解可以到法院起诉的做法是完全符合规定的。第三人认为医调中心向被告出具45000元的条应以调解书为准。单方调解和双方调解都是调解的方法。在整个卷宗中也可以看到，双方当事人在几次调解过程中有单方签字也有双方签字，6月19日的签字就是双方的签字，调解协议书的送达有医患双方的回执，有返还证据签收清单的回执。关于鉴定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和最终的方法，解决医疗纠纷可以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等多种途径。第三人已经在权利义务告知书里向医患双方告知了人民调解只是调解手段之一，如不满意调解可以随时终止调解，并采取其他途径解决医疗纠纷。医疗鉴定是所有途径中的中间环节，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本案经过了专家咨询，所聘请的都是吉林市最具权威的眼科专家，他们作出的专家意见明确表明，目前患者双眼视力下降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但由于后期没有做B超检查，存在缺陷。专家建议医方给予患者一定的补偿，而不是赔偿。构成医疗事故需要主体适格，诊疗过程有过错，有损害结果，诊疗过程和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专家在讨论的时候，5月16日的病历记录病人右眼0.01，矫正视力0.01，6月3日的病情记录中记载原告的视力曾经恢复到0.06。入院时双眼几乎没有视力，但专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整个病历也没有反映出这种情况，专家是根据这个病历出具的意见，第三人也没有必要像原告说的发现医疗事故就停止调解，进行事故鉴定。证人和原告是亲属关系，证人证言的效力就要打折扣，其证言的内容大多与本案无关，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相反能够说明原告在调解协议书上面签字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协议真实有效。
6、证人毕艳红的证人证言：我是原告杨秀梅的朋友。2011年5月16日上午，我和朋友万敏丽、杨秀梅一起去市内溜达，下午去医院挂的专家门诊。当时杨秀梅经过检查右眼视力是0.1，史主任说眼疾非常重，需要手术，这种手术就他能做，当时也没说有任何风险，原告就办理了住院手续。5月17日王建阳根本没去，但病历首页却有王建阳的签字。医生欺骗我们一年的时间，每次找他，答案都是一样的，说很好，等着恢复。调解时我一直都陪着原告，没有给我们会诊，双方没有调解，调解书上面写的是5月6日住院，并且写的检查视力0.06，而原告是5月16日住院的。
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所叙述的事实与原告的主张没有关联性，原告主张的是调解协议无效，而证人叙述的却是医疗过程中的事实。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7、证人万敏丽的证人证言：我与原告杨秀梅是朋友关系。2011年5月13日杨秀梅从大庆回来，5月16日我们一起到市内溜达。杨秀梅说她的左眼不舒服，我说四六五医院的史医生看的挺好，于是我与原告还有毕艳红三个人一起去了四六五医院。当时检查杨秀梅的右眼视力是0.1，而现在病历上写的却是0.01，我认为医院更改了病历。手术时，我们看原告的病历，说是她姐夫签的字，后来她姐夫看了，根本不是他签的字。我们第一次去调解中心是刘伟带我们去的，到那交的申请书，其他什么事都没办，跟谁调解不知道，应该是院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医院的人。2012年5月11日我也去了，一个姓潘的接待的我们，交完材料后，就让我们回去等着了。当时我没注意给没给我们什么书面的东西，听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这段时间的不应该受理，已经过期了，但是因为医院的院长认识他们，有关系，就给走后门了。当时想到医院对我们还挺负责的，还挺高兴的。第二次是6月7日医调中心通知我们去调解，说给我们单方调解，就我们自己去的，时间特别短，并未给杨秀梅作鉴定。6月19日我们又去了，杨宝华主任直接给我们念的协议。我们要300000元，但只给了45000元。我表示45000元什么都不够，怎么能出来这个数呢？不是院方跟我们调解吗？怎么都没有看到医院的人，就我们自己呢？就因为我们提这个，杨主任生气了，说如果我们不同意调解，愿意上哪告上哪告，如果去法院，需要一年、两年时间也说不准。后来我就没再说话。最后签字应该是杨秀华签的，她当时挺生气的。
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所叙述的事实与原告的主张没有关联性，原告主张的是调解协议无效，而证人叙述的却是医疗过程中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与合同是否有效没有关系。第三人认为证人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8、证人王建阳的证人证言：我是原告杨秀梅的二姐夫。从原告住院到2011年5月18日手术是我签的字，我也跟着去了第三人处进行调解。原告有病这么长时间经常到医院复查，医院对原告的病情不关心。去的时候有视力，现在双目失明。我们多次找医院，院长也挺同情。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来个电话，他同对方叙述了一下这个案子，然后对我们说吉林市新成立一个医疗调解中心，吉林市11月15日下了一个文件，说到医疗调解中心可以给我们一个答复。院长让我们放心，说只能就高不就低，说赔百八十万的不是问题。带着这个目的，我们就去了调解中心。这个过程我不是很满意，我担心他们都是朋友，怕不能调解好。去过几次之后，我的想法是应该双方坐下来进行调解，我们提出异议，然后医方给个说法，面对面把问题说清楚，但去了两次都是单方。杨主任说不行可以找专家鉴定，我们感觉挺开心。后期他们找我们去都是单方调解，我大姐对此也挺不满意。我们当时有问题，可是他们不让发问，说这不是法院。当时我发现医院的病历上面的签字并非我本人所签，就让他们复印下来，复印时就没有第1页，我签字的这页没有放里面，不仅里面没有第1页，而且第2页上面将0.1写成了0.01，在调解过程中我提出异议，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专家，为什么不让双方坐下来谈，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医院跟我们一起调解，只是根据病历同我们调解的，但是如果病历是假的话该怎么调解。医院应该给原告做一只眼睛，恢复好了再做另一只，可是现在原告的两只眼睛都瞎了。我们到调解中心心里没有底，医疗调解中心说这里不是法院，杨主任动不动就将手中的小本一合，说你们到法院效率低，费时费力，所以我们心里很憋屈。当时取钱的时候我还很气愤，认为取钱医院不让签字，存在这么大的漏洞，而且那么大的医院，在我本人没去的情况下，就能把我的名字签上。
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所叙述的事实与原告的主张没有关联性，原告主张的是调解协议无效，而证人叙述的却是医疗过程中的事实。第三人认为该证人与原告是亲属关系，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证言不应予以采信。
经综合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5、6、7、8，本院认为四位证人均出庭并接受了双方的质询，其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为了证实其主张成立，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1、吉医调字（2012）25号《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捺印并经医调委盖章，合法有效，同时还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的医疗纠纷不属于2011年11月15日之前的纠纷，第三人受理该医疗纠纷并无不当。
1-2、患方授权委托书、医方授权委托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在调解协议书上面签字的是双方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代表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1-3、送达回证两份，用以证明调解协议于生效当日在调解室由双方签收。
1-4、回访记录一份，用以证明调解协议已实际履行。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调解书程序违法，显失公平，违反了地方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证据1-2中的患方授权委托书提出异议，认为杨秀梅的签字不是本人签的，指纹不知道是谁按的，但感觉与原告的指纹不一样，原告按指纹有一个特点，就一个小点，没那么大的手印。对医方授权委托书没有异议。认为证据1-3是杨秀华签的，不是杨秀梅签的。对第三人给医院的送达回证没有异议。证据1-4不应叫回访记录，是医方告诉一周后取钱的通知。
2-1、医、患双方《医疗纠纷调解申请书》各一份。
2-2、《医疗纠纷调解受理通知书》一份。
2-3、医院向卫生局报批的《调解申请》一份。
第二组证据用以证明本案第三人医调委是基于医患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受理的医疗纠纷，其调解经过了市卫生局的批准，其受理该医疗纠纷符合法定的自愿原则，不存在违规问题。《受理通知书》还证明受理医疗纠纷的时间是2012年5月11日，至6月11日满一个月，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延期到6月19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不属于到期不能达成协议的超期调解。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2-1中被告在调解申请书上签字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并未在调解申请书上签字，是杨秀华签的。对2-2所证明的第三人于2012年5月11日正式受理案件没有异议。对2-3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是补充请示材料，在2012年5月11日第三人已正式向原、被告下达了受案通知书，按程序已经立案受理，2012年5月18日再申请卫生局批示调解，属于画蛇添足，就是先立案再申请。按照法律规定不需要主管机关批准，卫生局补批属于无效批准。医调中心受案的范围是受政府222号令的控制，超越该范围的批准权没有文件授权给卫生局，因此该文件是无效的。
3-1、《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医调委在受理案件时就履行了告知义务。
3-2、《专家组合议意见》一份，用以证明专家组不认为本案属于医疗事故，仅属于医方存在缺陷，建议给予补偿。第三人医调委不存在发现可能构成医疗事故需要进行医疗鉴定而不告知的问题以及显失公平的问题。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3-1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上面的签字不是原告签的，医患双方的签字好像使用的是一支笔，无法证明向原告送达了权利义务告知书。对证据3-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专家意见已明确表明由于院方没有给原告做B超检查，没有查明患者的根本病因，导致治疗方案失误，造成原告双目失明。该调解协议书第二条已肯定了医疗机构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且该过错与患者目前受到的损害存在因果关系。医调委根据患方双目失明的情况以及医疗专家的鉴定，已经发现医方存在问题，证人和患者本人已多次要求医调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第三人均以调解中心不是人民法院为由予以拒绝，因此第三人称其没有阻止原告申请技术鉴定的说法是不属实的。
4、调解会签到表三份、调解会议记录四份，用以证明调解过程程序合法，体现了自愿、平等的原则，不存在违规违法的问题。原告所称的超期调解是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的合理延期，不违反相关规定。
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于6月7日曾经到过医调委，当天的调解会议记录没有调解内容以及参加调解任何一方的签字，只写了调解的程序，并不是调解记录，不能证明医调委进行了调解。在调解会议记录中原告提到索赔数额为300000元，医患双方没有达成赔偿45000元的一致意见，同时原告也提到了病历的第一页是不真实的，不是本人签字，是院方人员的签字。既然患方已提出异议，医调委即不应将有争议的医疗档案交给专家进行评估讨论。因为鉴定依据的资料是假的，鉴定结论就不可能真实。6月14日的第二次调解会议记录也是第三人单方询问被告的材料，参加人员只有医方和调解中心，只是对一般情况的了解，同时原告发现这其中缺少一页病志，第三人不应用丢页的病历去委托专家鉴定，其在客观上有意向专家提供不真实的鉴定材料。被告已承认在治疗过程中眼药水错用了三天，将用于左眼的药用在了右眼上。病历失真及用错三天药的事实均记载在了该份调解会议记录上。虽然不是调解记录，只是单方的询问，但作为第三人也应该了解该医疗纠纷有相当多争议之处，后果是严重的，但其却拒绝了原告的合法请求。原告对6月19日的第三份调解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被告方人员参加，只是医调委对患方一般情况的询问，没有任何实体调解的字样和内容，并不是调解记录。该调解会议记录中有患方杨秀华的签字，所体现的内容是第三人和被告方研究讨论给原告多少赔偿金合适，进一步证明了在赔偿数额上双方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意见，不排除第三人与被告在原告请求赔偿和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有互相串通的嫌疑。6月19日两份调解会议记录不是杨秀梅签的，也不是杨秀华签的，签名是伪造的，我建议法庭对签字进行鉴定。
被告对第三人所举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应该由原告举证，因此第三人举证的意义不大，除非原告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作出的调解协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所规定无效的情形，第三人才应该举证予以反驳，否则第三人没有义务对原告的诉请加以举证。第二，关于调解过程中是否是原告签字的问题，原告整个过程都在场，由于自身双目失明不可能签字，由其代理人杨秀华代为签字，现原告在是否是其本人签字的问题上纠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原告认为有必要，应该提出申请并预交鉴定费用。第三人所举的证据是根据自身制订的规程所做的一些工作，可以证明第三人的观点。这些规定或者程序是遵守还是违反上升不到本案效力的层面，因为这些规定和程序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关于调解的程序，不只在人民调解的程序，即使在三大诉讼法中也没有对具体的程序作出规定。原告强调第三人未组织双方调解已没有意义，第三人所举的证据是为了证明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是吉林市人民政府对医疗纠纷处理的一个规范性的规定，本案不是医疗调解纠纷的案件，是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综上，被告认为第三人通过上述证据来证明原、被告之间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被告完全同意第三人的意见。
因原告对第三人所举证据部分提出异议，但未在本院限定的期间内提出鉴定申请，且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对下列事实予以确认：
原、被告双方因医疗行为产生纠纷。2012年5月10日，双方共同向第三人医调委递交了调解申请书，原告授权其姐姐杨秀华作为一般代理人负责处理调解事宜。5月11日，第三人向原、被告双方送达了《医疗纠纷调解受理通知书》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5月31日，第三人委托医疗专家作出了《关于杨秀梅医疗纠纷调解咨询专家组合议意见》，认为“目前患者双眼视力下降为双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发展所致，为糖尿病并发症，与院方手术无因果关系。院方在诊疗过程中术前诊断正确，手术时机选择恰当，为手术适应症，术前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复诊期间，因双眼白内障眼底检查不清的情况下，院方应给与（予）B超检查，以明确视网膜是否脱离，以便早期给予相应的诊疗，存在一定的缺陷。专家组建议：鉴于医方存在的缺陷，医方给予患者一定的补偿。”6月7日，原告在接到第三人医调委的调解通知后，与其大姐杨秀华、二姐夫王建阳和朋友毕艳红、万敏丽一同到了第三人处。第三人在再次告知原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后，征求了原告的调解意见，原告当时提出要求被告赔偿300000元，并由原告的姐姐杨秀华代其在第三人制作的《调解会记录（一）》上签字。6月14日，第三人又向被告了解了医方对患者的诊疗情况，在征求了被告的调解意见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在第三人制作的《调解会记录（二）》上面签了字。6月19日上午，原告在杨秀华、王建阳、毕艳红和万敏丽的陪同下再次来到第三人处。第三人询问原告是否同意由被告赔偿48000元，虽然原告表示该笔款项不够其后续治疗的费用，但是并未明确表示不再接受第三人的调解，而是在了解了48000元都包括了哪部分费用后，要求第三人继续联系被告为其进行调解，并请求第三人为其再多争取一些赔偿款。后原告的姐姐杨秀华代其在《调解会记录（三）》上面签字。当天下午，第三人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原、被告双方均同意由被告赔偿原告45000元，原告的姐姐杨秀华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均在《调解会记录（四）》上面签了字。同日，第三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调解意见制作了吉医调字（2012）25号《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该调解书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要求，经吉林市医疗调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医患双方同意由医调中心主持调解，明确责任协商解决。二、经向市医调中心相关学科专家咨询评估后认为，医疗机构为该患者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目前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三、医方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一次性赔偿杨秀梅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合计人民币45000元。四、上述赔偿责任是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针对患者杨秀梅手术后出现的医疗损害事件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五、患者或其家属同意并保证不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事由、任何途径针对本次医疗行为再次向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提出民事赔偿要求。同时，不再追究医方、相关科室及医务人员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六、赔偿款给付时间及方式：2012年6月21日前一次性给付。七、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医患双方之间因患者杨秀梅手术后出现的医疗损害事件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终结。任何一方不得反悔，一方反悔的，将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人于当日即将该调解协议书送达给了双方当事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秀华以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均在送达回证上面签了字。次日，被告将赔偿款45000元支付给了原告。现原告以该份调解协议书系第三人与被告串通后违反《调解中心操作规程》以及《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的相关规定制作的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该调解协议无效，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及第三人的陈述，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涉诉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请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否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认为吉林市人民政府第222号令即《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自2011年11月15日起施行，《调解中心操作规程》规定人民调解中心受理的是2011年11月15日以后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发生的各种医疗纠纷，而本案的原、被告之间的医疗纠纷发生在2011年11月15日前，因此第三人不应受理该纠纷。本院认为，虽然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医疗纠纷发生在2011年11月15日前，但是直至《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施行之日双方的纠纷也未能得到解决，因此，第三人受理该纠纷并不违反《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的规定。第三人是在原、被告向其提出申请后受理的该医疗纠纷，并已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了告知义务。在调解过程中第三人先后两次征询原告的调解意见，并且是在原告对于48000元的赔偿数额没有明确反对的前提下，应原告的要求再次联系被告进行的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原告最终同意由被告赔偿其45000元，双方均在调解笔录上面签字确认，并签收了第三人制作的吉医调字（2012）25号《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综上，第三人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并未违反《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及《调解中心操作规程》关于自愿调解和受理时限的规定。至于原告提出第三人制作调解协议之日已超出了调解期限，第三人系超期为双方进行调解的主张，吉林市卫生局作为《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的组织实施者以及负责解释的单位，对于《吉林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第十六条即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应当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1个月内结案，医方、患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延期1个月的相关内容作出了解释，即关于1个月的期限，原则上可认定为30个工作日，该解释与《调解中心操作规程》所规定的内容是一致的。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第三人自受理原、被告之间的医疗纠纷之日起至调解协议书作出并送达给双方之日止，并未超过30个工作日，而且在调解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由于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调解协议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作出的，意思表示真实，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亦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由于原告对其主张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秀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25元，由原告杨秀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瑛伟
代理审判员 孙 冰
人民陪审员 甄连喜
二〇一三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新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