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622民初471号
原告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潢溪工业园区，组织机构代码74196461－6。
法定代表人彭保太，职务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海水，江西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余江三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邓埠镇建材北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74853428－0。
法定代表人陈斌，职务公司董事长。
被告黄久生，男，197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东乡县人，驾驶员，住江西省抚州市，
被告黄党花，女，1973年7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东乡县人，农民，住江西省抚州市，系被告黄久生之妻。
委托代理人杨小平，江西书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白贺路4号容发货运市场北E栋自编16号。注册号440115600034535。
负责人乐丽，女，197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抚州市人，住广州市白云区，
第三人吴志坚，男，197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抚州市人，住江西省抚州市，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实际经营者，系乐丽丈夫。
委托代理人万克勤，江西汝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太公司）与被告余江三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丰公司）、黄久生、黄党花、第三人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以下简称鸿鹏程）、吴志坚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审一审本院于2015年1月27日立案，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2015）余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黄久生支付原告江西保太公司货物损失赔偿款478580元；二、驳回原告江西保太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原告保太公司、被告黄久生不服判决，均提起上诉。2016年2月5日，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鹰民一终字第3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久生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3月23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民再6号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原审一审（2015）余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撤销中院原审二审（2015）鹰民一终字第338号民事判决；该案发回本院重审。理由及依据：保太公司是与鸿鹏程洽谈运输事宜，黄久生是按吴志坚的指令运送货物，不能仅凭黄久生签字的《货运合同》、出库单等认定保太公司是与黄久生签订货物运输合同。本案货物的运输、损失与鸿鹏程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追加鸿鹏程为本案当事人。原审一、二审判决认定黄久生为本案运输合同承运方，吴志坚为中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发回重审。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是以合同还是侵权纠纷追究责任，并查明第三人与黄久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鸿鹏程与保太公司订立合同的承诺是否生效、合同是否成立、是否存在缔约过错等事实。
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受理重审，重审期间，原告申请追加鸿鹏程、吴志坚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保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海水、被告三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斌、被告黄久生、黄党花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小平、第三人鸿鹏程负责人乐丽、第三人吴志坚及其委托代理人万克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要求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共同赔偿原告货运损失559910元及利息139977.5元；2、要求被告黄久生、黄党花就第三人所负责任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要求被告三丰公司就被告黄久生所负责任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被告黄久生持登记为被告三丰公司所有权人的货车行驶证（车牌号赣Ｌ×××××）挂靠从事货物运输业务。2013年3月25日，被告黄久生受第三人吴志坚委托，作为第三人的代理人与原告签署《货运合同》，承运铜排总计净重9490公斤，以当日原告销售给其他客户同类货物的价格计算，单价每公斤59元，合计货物总价值559910元。双方约定：承运方负责把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货物到达时，驾驶员必须负责对货物的数量逐笔核对，客户收到货物后，必须要求出具入库单或在原告的发货清单上签字盖章确认。《出库清单》列示托运货物的需方客户为广东门市部，原告工作人员在被告出示的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复印件上特别注明拉铜排到广东长安销售部，广东东莞长安原告的销售门市部为运输目的地。但被告黄久生没有将货物运至目的地，而在其他地方交付给与托运人、收货人均无关的其他人，造成原告托运的全部货物损失。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第三人对原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第三人鸿鹏程负责人乐丽系实际经营者吴志坚的妻子，依据《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为此，乐丽与吴志坚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被告黄久生明知第三人违反合同约定，侵害原告权益，仍听从第三人指令，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应与被代理人第三人负连带责任。因被告黄久生与被告黄党花系夫妻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被告黄久生所承担的责任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黄党花与被告黄久生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国务院《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一条、二十四条规定从事道路营业须具备法定条件，未经过许可不得从事运输业务。被告三丰公司与被告黄久生签订了挂靠服务合同，收取了被告黄久生的管理费用，为黄久生办理了相关证件，黄久生才能以三丰公司的名义进行货物运输业务，双方系共同经营。为此，三丰公司应当就被告黄久生所负责任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三丰公司辩称：三丰公司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1、三丰公司没有与原告签订货运合同，也未授权被告黄久生签订，原告与被告黄久生签订的《货运合同》明确约定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三丰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2、2006年11月15日，三丰公司与被告黄久生签订《车辆挂靠服务合同》，合同约定，三丰公司仅为被告黄久生提供一定的劳动服务，车辆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及收益权属被告黄久生，即被告黄久生自主经营，自担风险，为此三丰公司不承担本案被告黄久生在车辆运营中产生的经济纠纷赔偿责任。3、三丰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侵权损害法律关系，原告货物损失是他人诈骗所致，非车辆在运输中的缺陷或交通事故所致。
被告黄久生、黄党花辩称：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原告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江西金果铜业公司才是此案货物运输的交货方。2、本案属刑事诈骗犯罪，已由广东惠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应当先刑后民，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被告黄久生与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之间是雇佣委托关系。吴志坚在公安的笔录、杨某证词、第三人支付给被告黄久生的运费、送货回执单均证明被告黄久生是受吴志坚的雇请去原告处从事货物运输，被告黄久生按雇主的要求将货物运送至第三人鸿鹏程的档口，完成了雇主指派的货物运送及收取运费的任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4、被告黄久生与原告之间不成立货运合同关系。原告所提供的《货运合同》不能构成货运合同，合同中没有明确的货物运输的具体内容，无交货地址，无运费约定。5、本案货物运输合同是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成立，货物的损失是由于“李某”从中两头欺骗才导致，被告黄久生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过于轻信他人，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第三人承担次要责任。6、被告黄党花不是合同当事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辩称：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原告诉称与第三人存在货运合同关系理由不成立。合同法规定合同关系应当有书面文本，本案吴志坚与原告以及原告职工余青平没有任何联系，没有签订货运合同。原告仅凭“李某”提供了第三人的营业执照就相信“李某”是鸿鹏程的，回执单也只是交接凭证，不能说明吴志坚是原告的承运人。2、被告黄久生与原告之间成立货运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货运合同》明确约定被告黄久生是承运人。3、如果原告基于表见代理认定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关系，第三人则有理由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因为第三人所有的信息来自代理人“李某”，第三人是依据代理人“李某”的要求中途变更交货地点，没有过错，且“李某”在与原告之前的交易中也变更过交货地点。4、第三人鸿鹏程与被告黄久生之间不是雇佣关系，法律规定从事承运应具备相应资质，而第三人没有承运资质，第三人不可能雇请被告黄久生运输货物。吴志坚是经营货运信息的，为被告黄久生与原告之间的货物运输提供居间服务，从中收取报酬。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A1、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被告三丰公司企业信息表、章程及被告黄久生、黄党花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A2、2013年3月25日签订的《货运合同》1份，0001814－0001818《出库单》5份，《上引车间出库清单》1份，证明运输合同关系和承运货物数量及交货地点等合同约定信息。A3被告黄久生身份证、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黄久生与三丰公司属共同经营。A4、2013年3月25日原告公司销售合同4份，2013年3月28日原告公司销售合同1份，增值税发票2份，出库单2份，银行入账凭证3份，证明当天及前后两天铜排的单价是每公斤59元，金果铜业是原告全资子公司。A5、第三人鸿鹏程营业执照、乐丽、吴志坚登记信息，证明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A6、第三人鸿鹏程的《送货回执单》，证明第三人以自身的名义履行与原告的《货运合同》，收货方为李总不是原告指定的收货人。
被告三丰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B1、被告三丰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B2、与被告黄久生的《车辆挂靠服务合同》1份，证明：被告三丰公司与被告黄久生没有委托授权关系。
被告黄久生、黄党花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C1、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公安分局惠阳（公）立字（2013）00985号《立案决定书》1份，证明余青平作为货主向公安机关报案，以刑事诈骗案立案的事实，本案不属民事纠纷应属于刑事案件；C2、惠阳区公安分局调查材料（黄久生、余青平、吴志坚、谢世华、范帝青、许伟中等人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1、余青平作为保太公司货主是与第三人吴志坚的“物流公司”联系，确定铜材运输业务。2、黄久生是受吴志坚雇请从事货物运输，吴志坚支付了黄久生3500元运费。3、黄久生已将铜材交付给雇主吴志坚签收，完成了交接。4、吴志坚收受该铜材货物后，按“李某”骗子“货主”指示交付给谢世华装车，并由谢世华代“李某”货主给付吴志坚4100元。5、谢世华按“李某”指示收货，并运到许伟中出租的店中卸货，收取运费1900元。6、“李某”将铜材从许伟中店中运走。C3、公安调查材料第三人鸿鹏程《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李某”以第三人名义与原告联系，确定货物运输合同业务。C4、第三人鸿鹏程的《送货回执单》，证明被告黄久生已将货物交付给吴志坚，并由吴志坚将货物交付给谢世华验收装车收货。C5、《货物运输协议书》、证人杨某书面及当庭证词，证明吴志坚为承运方，黄久生作为承运方司机，杨某作为中介。黄久生受吴志坚雇请。C6、申请书。
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为支持其陈述意见，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D1、吴志坚的当庭陈述，证明吴志坚只是中介。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三丰公司所提供的证据B1无异议，对证据B2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收取了管理费应当承担责任。
原告对被告黄久生、黄党花所提供的证据C1、C3、C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属于案件中止或移送范围。对证据C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1、在黄久生到达原告厂区之前“李某”为原告与第三人居中沟通，黄久生到达后直接当面签署合同，办理出库单，领取发票，拿客户联系方式，直接与原告广东门市部职员余青平联系，进一步明确了货物的交货地点及收货单位，原“李某”所通报的信息应当作废；2、黄久生与吴志坚的雇佣关系应当由他们之间的约定决定，对原告而言，黄久生是代表货运部；3、证明黄久生与吴志坚都知道货物要运送至东莞，余青平三番五次催促交货，他们共同编造谎言提前交货物给他人造成原告货物丢失。对证据C5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成为证据不能证明任何事项。
原告对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D1的质证意见为不能证明第三人的主张，认为吴志坚承认其在公安的笔录，证实:1、第三人提供了营业执照洽谈本案运输业务；2、第三人、黄久生明知本案货物的运输目的地是东莞，明知货主广东门市部余青平催收交货，置之不理，共同欺骗原告，中途在广州交货他人，明知仍违约。
被告三丰公司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A1、A4、A5、A6无异议；对证据A2质证意见为，清单上没有约定运费；对A3质证意见为，三丰公司与被告黄久生有挂靠协议，没有授权委托被告黄久生签订《货运合同》。
被告三丰公司对被告黄久生、黄党花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三丰公司对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提供的证据没有质证意见。
被告黄久生、黄党花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A1、A5、A6无异议；对证据A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份合同不具有法律上的运输合同性质，不能认定原告与黄久生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对证据A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行驶证、驾驶证与三丰公司没有直接的关系；对证据A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铜排的具体价格。
被告黄久生、黄党花对被告三丰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黄久生、黄党花对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三人不是中介，是从事物流服务，是其派黄久生去承运的，运输内容都是吴志坚与黄久生协商确定并履行的。
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A1、A2、A3无异议；对证据A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对证据A5真实、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没有承运资质，不可能与原告订立承运合同；对证据A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证据是第三人按照原告安排的转货凭证，不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有合同关系。
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对被告三丰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同原告质证意见。
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对被告黄久生、黄党花所提供的证据C1无异议；对证据C2的质证意见为，其中黄久生笔录中一段话不认可，先把货卸下来过两天告诉他，他没说这话。吴志坚与余青平没有联系，余青平与保太公司也没有任何联系，中途变更交货地点是受“李某”要求，暂时过下货；钱是“李某”支付给吴志坚代转交给司机黄久生的；冯春和承运货物时，冯与“李某”是直接交易，证实吴志坚是中介。对证据C3、C4、C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正好证实吴志坚为中介。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A1、A2、A3、A4、A5、A6、B1、B2、C1、C2、C3、C4、C5、D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证明对象及主张在事实认定及本院认为中予以阐明。
综上所述，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2006年11月15日被告黄久生作为甲方与被告三丰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车辆挂靠服务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乙方将……赣Ｌ×××××靠在甲方，……车辆户籍挂靠在甲方后，车辆的所有权、营运经营权、使用权和占有、处置以及收益权均属乙方……”。2013年3月23日，自称李姓男子（以下简称“李某”）与第三人吴志坚联系，称保太公司需要运送铜材从江西鹰潭到广东东莞，约定运费4100元。2013年3月24日，保太公司门市部职员余青平与自称鸿鹏程员工“李某”（“李某”持有吴志坚传真给其的鸿鹏程营业执照，“李某”再传真给余青平）联系，称保太公司需要运送铜材从江西鹰潭到广东××长安镇。2013年3月25日上午7点左右，吴志坚通过中介杨某联系被告黄久生，指派被告黄久生去江西鹰潭保太公司运送铜材到广州，运费3400元。2013年3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被告黄久生驾驶车牌号赣Ｌ×××××货车到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潢溪镇保太公司，通过与第三人吴志坚电话联系后，由原告员工带领去货车过磅、上货后被告黄久生与原告签订了一份《货运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3、驾驶员要带好自己驾驶证到销售部跟单员那里及时登记，待跟单员核实后按车辆登记到厂时间先后顺序派车装货。……7、到销售部拿过磅单、化验单、出库单、税票、客户的联系方式及出厂证。……8、货物运输：货物在运输中如出现货物被偷或交通事故等原因造成货物数量短少，由驾驶员负责全部赔偿。……9、货物到达：当货物到达对方公司时，要电话通知跟单员，要求驾驶员必须负责对货物的数量逐笔核对入库。……客户收到货物后，必须要求出具入库单或在我公司的发货清单上签字盖章确认，并带回我公司。……11、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合同有效期壹年”。原告出具0001814－0001818《出库单》5份，载明“领货单位：赣Ｌ×××××广东门市部；T2铜排总重量为9490KG”；原告出具一份《上引车间出库清单》，载明“客户：广东门市部；货物型号、重量为9490KG”。被告黄久生在《出库单》、《出库清单》上签名确认。原告在被告黄久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上注明“铜排拉到广东门市部、司机手机号码、时间”等信息后，为被告黄久生开具放行条。因铜材超重，被告黄久生打电话给吴志坚要求运费加至3500元，第三人吴志坚同意。被告黄久生开车运货时，第三人吴志坚电话指示被告黄久生货运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太和镇锦邦停车场，（第三人仓库）并交待如有人问什么时候到货时，就说要配货到其他地方要第三天才到。2013年3月26日9时左右，原告员工余青平电话催问被告黄久生货物运输状况，黄久生按吴志坚指示回复余青平货要到27日才到广东东莞。期间被告黄久生向吴志坚报告货主催货比较急，吴志坚没有理会。2013年3月26日13点左右，被告黄久生将铜材运至第三人仓库，吴志坚通知“李某”来取货，“李某”指示谢世华驾车转走此铜材至许伟中出租房，之后“李某”与铜材不知踪迹。第三人鸿鹏程出具一份《广州鸿鹏程物流公司送货回执单》，内容为：货物铜材，重量9490KG，运费4100元，收货方：李总。提货人谢世华签字确认。2013年3月27日上午8时左右，原告员工余青平再次询问被告黄久生货运情况，黄久生告之其货已在广州被转运，余青平遂联系吴志坚，并报警。2013年3月28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公安分局作出惠阳（公）立字（2013）00985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江西保太集团门市部被诈骗一案立案侦查。
另查明，被告黄久生与被告黄党花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鸿鹏程负责人为乐丽，实际经营者为吴志坚，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以及第三人的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黄久生与第三人鸿鹏程之间是何法律关系；2、原告保太公司与哪一方成立货运合同关系；3、原告保太公司货物损失的责任应该如何承担。根据案情，本案为加害给付责任，即存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择一主张。原告选择以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诉讼，经审理认为，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定不受刑事案件查明的影响，不违背“先刑后民”原则，无需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判。
1、原告与第三人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1）第三人与被告黄久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分析：鸿鹏程从“李某”处获知保太公司有铜材需要从余江运送至广东。吴志坚向黄久生发出指令，要求黄完成以下工作任务：“将8吨铜材从保太公司运送至广东东莞，所获报酬为3400元”。发货前，变更为“将9吨货物从保太公司运送至鸿鹏程仓库。所获报酬为3500元”。理由为：证人杨某当庭作证，证实吴志坚有一车铜要运，叫其帮他找车；第三人吴志坚事后两次在公安机关陈述：“我安排了黄久生去拉”、“我公司派车（是公司黄久生运的货）”。并且从吴志坚指示黄久生运货地点和隐瞒真相的事实；黄久生在运输途中向吴志坚报告货主催货的事实；黄久生得知货主货物运送真实地点、货主催货的情况下仍听从吴志坚指挥的事实；吴志坚给付黄久生费用的事实；第三人出具《送货回执单》等事实，均表明此次货物运输是吴志坚指派黄久生完成的工作任务。吴志坚处于管理、指挥的地位，黄久生是听从吴志坚的管理和指挥。为此，第三人与被告黄久生之间为雇佣法律关系，第三人为雇主，黄久生为雇员。
（2）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第一阶段，黄久生到保太公司厂区签订《运货合同》之前。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有相对人的要约的构成要件为a、系特定人作出的意思表示；b、向特定的相对人作出；c、具有受拘束的意思；d、内容具体、确定。本案从“李某”向原告提供第三人的营业执照以及吴志坚的陈述均证明原告向相对人第三人发出了要约，并且吴志坚知悉要约的内容，即原告的要约已经如实到达第三人。承诺的构成要件有a、只能由受要约人作出；b、向要约人作出承诺的通知；c、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完全一致；d、必须在承诺期限内到达要约人；e、具有受拘束的意思。以非对话的通知方式的承诺采用到达主义，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结合吴志坚、余青平的陈述、第三人出具的《送货回执单》可以证明，第三人鸿鹏程作出了承诺，承诺的对象是保太公司，也到达了保太公司。要约的内容与承诺的内容是一致的：保太公司需要运输一批铜材，始发地余江县保太集团，目的地为广东东莞，价格4100元。虽然“李某”以欺骗的方式使原告误认为“李某”是第三人的员工，使吴志坚误认为“李某”是原告的员工，但“李某”在现阶段通报的要约、承诺内容信息是真实的。原告、第三人均有向对方发出要约和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且真实、自由。“李某”客观上起到了中间媒介的作用。即使第三人主张对合同当事人发生重大误解，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在变更撤销之前依然为有效合同。第五十五条规定，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原告、第三人从2013年3月28日公安立案至今未主张撤销，除斥期间经过，撤销权消灭。综上，第三人的承诺生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成立了货物运输的口头合同。第二阶段，黄久生到保太公司厂区签订《货运合同》之后。黄久生系第三人的雇员。第三人吴志坚陈述：“我安排了黄久生去拉”、“我公司派车（是公司黄久生运的货）”。以及黄久生陈述其在与吴志坚电话联系后才得以进厂过磅上货，证明是吴志坚向原告表明黄久生的身份是依附于第三人的。原告有理由相信黄久生是第三人的员工或雇员来履行口头运输合同的，即使黄久生与第三人不构成雇佣关系，也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运输合同的履约承担债务人。此时原告与被告黄久生签订的《货运合同》，不能单纯认定为是黄久生个人签订的合同。基于雇主吴志坚指示的工作任务与《货运合同》的内容完全吻合以及黄久生已经实际履行职务行为等事实，可以推定吴志坚以默示授权的方式向黄久生完成委托授权，委托黄久生代理第三人与原告将之前的口头合同内容固定，签订为书面合同。原告、第三人、被告黄久生三方符合显名的间接代理的法定构成要件：一黄久生受吴志坚的指派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二为了吴志坚的利益（虽然黄久生也有利益在其中）；三订立合同时，原告知道黄久生是吴志坚的代理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第三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方，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方的除外。因此，可以认定原告是第三方，鸿鹏程是委托人、黄久生是受托人。《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货运合同》约定了托运方的合同责任，虽附带约定了黄久生的司机义务，所以该合同并非只约束原告与被告黄久生。综上，原告与第三人货物运输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为托运人，第三人为承运人。
（3）、原告与被告黄久生签订的《货运合同》性质之分析：该《货运合同》第3条约定：“驾驶员要带好自己驾驶证到销售部跟单员那里及时登记，待跟单员核实后按车辆登记到厂时间先后顺序派车装货”，第7条“到销售部拿过磅单、化验单、出库单、税票、客户的联系方式及出厂证”。说明证件复印件、过磅单、出库单所附内容为合同条款，《出库单》、《出库清》单上载明了“领货单位：赣Ｌ×××××广东门市部；T2铜排总重量为9490KG”，证件复印件上注明了“铜排拉到广东门市部”等信息，是《货运合同》关于货物名称、数量、收货人、运输目的地等必要内容的约定。价格并不是合同的必要条款，可以根据合同法进行合同的漏洞填补。该《货运合同》符合合同的法定形式。
2、第三人存在违约行为，应对原告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吴志坚2013年3月28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被告黄久生2013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实，被告黄久生开车运输货物时，吴志坚擅自变更交货地点。黄久生按吴志坚指示将货物运至第三人仓库，并交付给他人，致使原告货物灭失。违反了《货运合同》关于运输地点、托运人和收货人的约定，对原告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三人应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原告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为货物价款478580元（9490×50.43），间接经济损失为原告未获价款期间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按年利率6%从2013年3月27日开始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015年1月27日。乐丽系吴志坚的妻子，依据《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以家庭财产承担债务。为此，乐丽与吴志坚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3、第三人的行为仅属民事违约，并非行政、刑事违法，因而不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追究被告黄久生的责任。《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在本案中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因本案为合同纠纷，第三人的根本违约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是财产损害，虽然第三人也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但上述法律适用范围是致人人身损害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被告黄久生系第三人雇员其行为由其雇主对外担任，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黄党花、三丰公司的责任依附于黄久生，黄久生不承担责任，他们也不担责。第三人与被告黄久生之间的责任承担为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处理范围。
综上分析，依据《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四百零二条、《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由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负责人乐丽和吴志坚共同赔偿原告货物损失价款人民币478580元及其利息52643.8元。（利息按年率6%从2013年3月27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月27日）；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给付义务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户名：余江县人民法院执行标的专户，开户行：鹰潭市农村商业银行余江县支行，帐号：12×××34），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一审案件受理费9399.1元、保全费3319.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99元，合计人民币23717.65元，由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负责人乐丽和吴志坚负担18801元，由原告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4916.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 健
人民陪审员 周红梅
人民陪审员 庄小琴
二〇一七年九月一十九日
代书 记员 金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