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宁01民终25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斗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高在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艳宁，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思思，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中元，男，汉族，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风斌，男，汉族，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原审第三人银川晨升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法定代表人王丽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庞小娟，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斗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山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中元、李凤斌、原审第三人银川晨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升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5）兴民商初字第1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斗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艳宁、马思思，被上诉人王中元，原审第三人晨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庞小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凤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5月23日，原告与被告王中元、李风斌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原告按照王中元的选择向第三人晨升公司购买一台挖掘机（型号：DH300LC-7,机号：24026）出租给王中元使用，首付租金168000元，剩余租金1071900元，租赁期限36个月，每月租金29775元，承租人以电汇方式将每期租金按时支付至出租人指定银行账户，租赁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5.40%上浮2.47%，即7.87%，租赁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变动，新的租金利率为变动后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加2.47%；租赁期间，出租人是租赁物的唯一所有权人；担保人李风斌对本合同项下的一切债务向出租人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租金、费用、逾期罚息及其它应付款项，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如承租人未能按时足额支付任何到期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构成违约，出租人有权向承租人追索本合同项下所有已到期未付租金和未到期租金、逾期罚息及其它应付款项，终止本合同，立即收回、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物，向承租人追索出租人因执行或保护本合同项下的权利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如出租人根据上述约定收回租赁物，承租人应自费根据出租人的要求将租赁物运至出租人指定地点或将设备交付给出租人或出租人指定的代理人。此外，承租人同意出租人可以按出租人自行决定的方式、时间和条件处分租赁物，且承租人对处分结果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处分租赁物所得应用于支付出租人收回和处分租赁物所发生的费用、所有已到期和未到期租金、逾期罚息和本合同项下承租人其他应付款项，该处分所得余额归出资人所有并可用以冲抵承租人在其他合同项下对承租人的其他应付款项，如有不足部分，承租人仍有义务补足差额；租赁期间届满，如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没有违约事项，则承租人对租赁物的期满选择为续租、购买和返还，承租人应提前6个月书面通知出租人期满选择，如承租人没有选择或选择归还租赁物但未能在租赁期限届满时归还租赁物，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的租金支付义务和所有其他义务将按照届时有效的合同继续履行，直至承租人完全按照本合同规定归还设备；期末购买价格10元。同日，原告与被告王中元、晨升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原告根据王中元的选择向晨升公司购买涉案挖掘机，价格112万元。合同签订后，晨升公司将涉案挖掘机交付被告王中元使用。被告王中元向原告支付了首付租金168000元及部分后续租金。2011年7月1日，晨升公司以被告王中元拖欠租金为由将涉案挖掘机拖回。2012年8月22日，晨升公司将该挖掘机二次出售。原告以被告王中元尚欠2011年12月至2012年5月租金229315元、租金利息6135元、罚息144997.58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王中元支付原告租金229315元（含转让金10元）、租金利息6135元、罚息144937.58元（截止2015年7月20日）；二、被告李风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2014年7月，原告向郝志峰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为鉴于目前晨升公司对客户向委托人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及客户自身的还款情况，对受托人郝志峰进行如下授权：1、受托人负责对逾期客户进行债权催收，在催收过程中不得私自收取客户租金，特殊情况需收取客户租金时，应事前经委托人书面同意；2、受托人负责晨升公司已拖回的设备与晨升公司进行交接和查验工作；3、受托人负责自行拖回的设备和晨升公司拖回并交接至DCFL的设备保管和安全存放工作，委托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另，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原告（乙方）与晨升公司（甲方）先后签订三份《合作协议》，约定为向希望租用由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制造的工程机械设备的用户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双方达成该合作协议，本协议项下的融资租赁是指乙方根据用户对供货商以及设备的自行选择和确定，与用户和甲方共同签署买卖合同，购买设备，并与用户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设备提供给用户使用，用户支付租金，租赁期满设备归属遵循租赁合同规定的交易，为确保甲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甲方的义务和责任，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的每一个租赁合同签署之前向乙方以电汇方式支付该租赁合同项下的保证金，每一个合同项下的保证金为该租赁合同应收回本金总额的5%，对甲方未能支付本协议项下对乙方的任何款项，乙方有权以前述保证金冲抵；甲方应负责将乙方要求的用户预审资料提交给乙方，乙方对用户预审资料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告知甲方，用户通过终审后，甲方应负责向用户正确说明由乙方提供样板的乙方和用户间的租赁合同、三方买卖合同及其它相关文件的主要内容，前述交易文件如经用户审阅无异议，甲方应负责安排互用及担保人进行签字盖章，甲方同时应在场并在相关买卖合同上签字盖章，甲方应将用户、担保人和甲方签署完毕的上述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和其他相关交易文件正本在签收完毕后交给乙方，乙方签署完毕相应文件后分别直接送达用户、担保人和甲方；甲方负责向用户直接交付设备，甲方在交付设备前应协助乙方催促用户按时支付租赁合同项下的首期租金，此外，甲方也可根据乙方解释要求从用户处代为收取首付租金，甲方应在收取后立即支付乙方；租赁合同项下起租后的租金等款项应由用户直接支付给乙方，甲方可协助乙方催促用户按时支付租金等款项；在相互协助条款中约定，如发生用户拖欠租金等租赁合同项下违约情况时导致租赁合同终止，甲方与乙方应在诚信基础上，相互协助，迅速收回设备；在设备回收条款中约定，如租赁合同因用户拖欠租金和其他用户违约行为而终止，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该等终止，在前款规定租赁合同终止条件下，甲方应根据自行判断决定是否有必要收回设备，并可据此向乙方提出相关建议，乙方有权根据租赁合同并考虑甲方建议自行决定是否收回设备，如乙方决定收回设备，无论甲方先前是否向乙方提出该建议，甲方应根据乙方委托，负责从用户处收回设备，设备收回后，甲方可根据乙方委托根据乙方确认的方式和金额处理收回的设备，并应将处理款项及时支付给乙方；甲方同意为全部用户向乙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保证期间为租赁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该合作协议有限期为一年。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王中元、李风斌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原告与晨升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合作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晨升公司拖回挖掘机的行为是否对原告有效。
晨升公司于2011年7月1日将涉案挖掘机拖回，被告王中元有理由相信晨升公司是代表原告实施拖机行为，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看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签订过程，承租人签署合同的适当性主要由晨升公司审查，原告并不在现场签字、盖章，而是在承租人与晨升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后，晨升公司再将合同送交原告签署。第二、从涉案设备的交付及租金的催收看，涉案设备是由晨升公司代原告直接向被告王中元交付，租赁期间，租金的催收主要由晨升公司协助进行；第三、从设备的回收情况看，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在发生用户拖欠租金导致租赁合同终止的情况下，晨升公司应在诚信的基础上迅速收回设备，在设备回收条款中亦可以反映出原告对设备的回收是委托晨升公司，而承租人对原告与晨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授权情况并不知情，晨升公司也表示其收回涉案挖掘机是经过原告授权的；第四、从原告向郝志峰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看，该委托书主要是委托郝志峰对晨升公司已拖回车辆的交接、查验等，表明原告对第三人晨升公司设备是知情和默认的；第五、晨升公司将涉案挖掘机收回后是否将挖掘机返还原告，属于晨升公司与原告之间就《合作协议》产生的法律关系，原告可向晨升公司主张权利。综上，原告在与晨升公司合作过程中赋予晨升公司的各项权利及原告与晨升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使被告王中元有理由相信晨升公司有权代理原告收回设备，晨升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对原告生效。涉案设备已于2011年7月1日收回，原告与被告王中元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事实上已经解除。合同解除后，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王中元支付合同解除后的租金及留购金，也无权要求被告李风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斗山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06元，由被告斗山公司负担。
宣判后，原告斗山公司不服，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违反基本事实。首先，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王中元的设备于2011年7月1日被原审第三人收回，另方面又在2011年7月1日后继续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该行为足以证实在王中元及原审第三人商议收回设备时双方不是为了解除涉案的《融资租赁合同》，也不是用收回的设备抵顶欠上诉人的租金。因此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并未解除。其次，一审法院未查明原审第三人收回设备目的，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一直在回避原审第三人收回设备所得价款用途，而用途直接关系到收回设备的归责问题。经过一审庭审证实，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王中元之间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审第三人收回涉案设备并再次销售后，所得价款或用于经营或用于抵顶王中元对其的欠款，并未用于抵顶王中元欠付上诉人的租金。如果原审第三人收回设置是为或代表上诉人，应当将其所得价款抵顶了自己债务等。也就是说，原审第三人收回设备完全享受利益，却让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有失公正。再次，一审法院认为原审第三人代上诉人催收租金，该认定有证据证据支持。一审时无论是王中元还是原审第三人均未出示任何原审第三人代上诉人催收租金的证据。反而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了其向王中元催款的短信，并明确告知王中元只能向上诉人支付租金。在此种情况下，一审认定原审第三人代为催收租金并进而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关系。第一，签订合同过程并不会让被上诉人产生误解。在上诉人与王中元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首部及尾部均明确写明“出租人：斗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王中元的签字与之相邻，上诉人的名称及地位明确。第二，在《融资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供货商（原审第三人）不是上诉人的代理人，也无权以上诉人的名义对王中元作出任何保证。出租的设备所有权系上诉人。第三，《买卖合同》中对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明确表述，即卖方=原审第三人，买房=上诉人，承租人=王中元，王中元不可能对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地位产生混淆。第四，王中元从开始支付租金，就直接向上诉人支付，说明其明知上诉人的出租地位。第五，《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均约定设备由第三人直接交付给王中元。三、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和第97条关于表见代理和合同解除的规定。故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王中元辩称，斗山公司将涉案车辆未经我许可拖走，我方已经付租金和首付款80多万，拉走车辆后又租给别人，让承租方支付每月租金3万多元，到现在为止6年了，我要求斗山公司给我支付车辆损失。
被上诉人李风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晨升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对于上诉状中提到王中元的车辆在2011年7月1日被收回后，又继续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即表示融资租赁合同并未解除，该理由不成立。在一审时，我方即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即晨升公司在代理斗山产品期间，作为代理商在上诉人处有保证金账户，在客户出现逾期后，上诉人为了首先保障其权益，会直接从晨升公司的保证金账户扣款，车辆拉回后，因晨升公司与上诉人一直对所有拉回车辆如何抵顶债务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晨升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尚有余额，故上诉人就一直还在从保证金账户中继续扣款，故上诉人的继续扣款行为只是上诉人与晨升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问题，与本案融资租赁合同是否解除并无关联。
对于晨升公司接受委托收回设备的目的问题。确实在拖回车辆的客户中存在部分客户同时欠付晨升公司欠款及欠付上诉人融资租赁款项的情况，为什么晨升公司没有将拉回车辆变现价款支付给上诉人。因为晨升公司在代理期间为逾期客户垫付了大量垫款，及在接受委托拉回车辆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成本费用，在将拉回车辆中的大部分返还给上诉人抵顶欠款等后，因上诉人一直拒绝与晨升公司核对账目，导致晨升公司对代理期间的客户是否还欠上诉人欠款，以及晨升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是否还存在欠款，目前无法确定。故对车辆收回后的变现款项晨升公司暂未做处理。
上诉人上诉状中提到，是上诉人一直在向被上诉人发送催款短信告知相关的履行义务，而晨升公司从未进行过款项的催收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仅仅是在2013年终止了晨升公司的斗山产品代理权后，才开始对客户进行短信催收的，在此之前，也即晨升公司代理期间，一直是由晨升公司在向所有逾期客户进行催收，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亦予以确认，同时，包括在代理期间，晨升公司代表上诉人向兴庆区人民法院起诉客户的50余件融租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均可证实，晨升公司代上诉人催收款项的事实。二、晨升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晨升公司之间存在委托授权行为的认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于晨升公司晨升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不能仅从上诉状中所述的被上诉人王中元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表面的形式上的要件来看，应从晨升公司作为斗山产品的代理商的源头上来看。2008年至2012年晨升公司是斗山产品在宁夏的唯一代理商，按照斗山制造商的要求，晨升公司的代理职责包括：开拓市场，发掘客户，以按揭方式或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斗山产品的销售，合同的签订、履行，产品的售后维护，款项的催收，违约客户的追偿，违约车辆的拖回，客户违约后提起诉讼等，均是由晨升公司作为代理商代表上诉人实施的。站在被上诉人王中元也即客户的角度而言，认为上诉人与晨升公司就是一家，是一回事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且如果斗山制造商未终止晨升公司的代理权的话，这种状况仍然会继续，上诉人的融资租赁业务仍然会是这样在操作。即便是终止了晨升公司作为斗山产品的代理权后，晨升公司依据与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代理上诉人实施的行为，上诉人也接受并认可了，包括晨升公司将部分违约客户的车辆拉回后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亦予以接收。同时在一审时，晨升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和提交的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均能够证实上诉人委托授权行为的存在及上诉人对该事实存在的确认。
对于原审判决认定晨升公司向客户交付涉案设备，产生表见代理的行为效果，系指对于被上诉人而言，从设备的交付、合同的签订、履行、款项的催收、设备逾期后被拖回等，均是由晨升公司实施的，从而使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晨升公司有代理权，故而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且符合客观实际。
故，一审认定晨升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被上诉人王中元违约后，晨升公司代表上诉人将其车辆拉回，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同时以拉回车辆抵顶欠款，驳回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欠款的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晨升公司于2011年7月收回涉案设备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首先，斗山公司与晨升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晨升公司负责安排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王中元及担保人进行签字盖章，并应将签署完毕的合同文件正本交给上诉人，上诉人签署完毕后，分别直接送达用户、担保人和晨升公司。显然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签订过程由晨升公司代理斗山公司进行。
其次，从涉案设备的交付及租金的催收看。涉案设备是由晨升公司代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王中元交付。交付设备前协助斗山公司催促王中元按时支付租赁合同项下的首期租金。晨升公司也可根据斗山公司的解释，要求从王中元代收租金，并将代收租金支付给斗山公司。租赁期间，租金的催收主要由晨升公司协助进行。
第三、从设备的回收情况看。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在发生用户拖欠租金导致租赁合同终止的情况下，晨升公司应在诚信的基础上迅速收回设备。且晨升公司收回涉案设备是根据斗山公司的委托，无论斗山公司是否向晨升公司提出该建议，由晨升公司自行判断是否需要收回。而承租人王中元对斗山公司与晨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授权情况并不知情，晨升公司亦表示其收回涉案挖掘机是经过斗山公司授权。
第四、从斗山公司向郝志峰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看，其委托郝志峰对晨升公司已拖回车辆的交接、查验工作，证明斗山公司对晨升公司代其收回涉案设备是认可的。
通过上述协议约定及晨升公司的行为，作为善意第三人王中元有理由相信晨升公司的行为即为代理斗山公司行为，晨升公司构成表见代理，进而晨升公司收回涉案设备的行为即为斗山公司的行为，对斗山公司具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2011年7月晨升公司收回涉案设备的行为，导致王中元与斗山公司融资租赁关系解除。进而斗山公司无权要求被上诉人王中元支付合同解除后的租金，亦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李风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合法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06元，由上诉人斗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有成
审 判 员 解 杰
代理审判员 王 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尉欣妍
附：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