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1民初5769号
原告：于红，女，195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铮（原告于红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世强，男，195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淼（被告高世强之子）。
原告于红与被告高世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后，于2017年6月5日中止诉讼。恢复诉讼后，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铮、黄鹏，被告高世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7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7年2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70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6%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之夫系被告之兄。原、被告与借款人胡涵于2016年11月23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原告借给胡涵27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2月23日，胡涵的借款由被告作担保，担保期限为三个月，双方同时口头约定利息为每月10万元。同日，原告向胡涵转账汇款2700000元。后胡涵通过被告陆续支付利息共计126000元，借款本金及剩余利息至今未予还清。现胡涵已因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债务人胡涵于2016年11月至12月期间虚构投资上市公司项目可获得高额回报的事实，骗取被害人高世强2707000元，骗取被害人于红2700000元，骗取被害人薛秋荣2200000元，胡涵犯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故涉案借款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2、胡涵签订涉案借款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基于该理由亦应认定借款协议无效；3、根据相关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原告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资金，将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胡涵，同样应认定借款协议无效；4、基于上述原因，在借款协议无效的情况下，被告为原告提供人保的担保合同不能单独存在，应为无效，且债务人胡涵在主合同签订时违背了被告的真实意愿，故被告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23日，原告（出借方）与被告（担保方）及案外人胡涵（借款方）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自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2月23日，由出借方原告借给借款方胡涵人民币贰佰柒拾万元整，借款方胡涵应按期向贷款公司支付利息，否则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付给贷款公司违约金；借款方胡涵保证按期归还本金及支付贷款利息，如到期未归还，借款方承担一切相关法律责任，借款方胡涵的借款由被告作担保，担保期限为三个月。合同各方均在合同尾部签字捺印确认。同日，原告收到他人转来2700000元后，随即汇入胡涵的银行账户。
2017年3月2日，胡涵因涉嫌犯诈骗罪被羁押。2018年4月4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胡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120000元；2．责令被告人胡涵退赔人民币6731000元，发还被害人高世强2057000元，发还被害人于红2574000元，发还被害人薛秋荣2100000元。该案中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胡涵虚构投资上市公司项目可获取高额回报的事实，在本市朝阳区骗取被害人于红2700000元、被害人薛秋荣2200000元，用于胡涵偿还自身债务及赌博挥霍。截至案发，分别尚有人民币2574000元、2100000元未向于红、薛秋荣归还。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上述胡涵诈骗案的刑事侦查卷宗材料，材料中载明，上述胡涵犯诈骗罪一案，系由高世强于2017年2月23日向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八里庄派出所报案。高世强在派出所接受询问中述称：2013年4月，高世强经同事介绍认识了胡涵，胡涵自称是最高检工作人员，父亲是最高院的领导。2014年4月，胡涵称其父亲有渠道可以搞到法院的罚没车辆，通过销售可获利，但缺本钱，故向高世强借款。高世强将自己名下位于朝阳区汇鸿家园14号楼801号的房屋（下称汇鸿家园房屋）抵押给胡涵找来的春言金融服务公司（下称春言公司）贷得1800000元，收到贷款后转给胡涵1600000元，期间贷款利息一直由胡涵支付。2015年4月贷款到期后，胡涵又建议高世强将贷款转到链家旗下的中融信担保有限公司（下称中融信公司），贷得款项1850000元，用于偿还春言公司贷款，期间贷款利息仍由胡涵支付。中融信公司贷款到期后，胡涵再次要求转贷给蜜蜂汇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蜜蜂公司），高世强要求胡涵提供抵押物，胡涵遂将其母名下公房租房房本交付高世强作为担保。2016年3月，高世强向蜜蜂公司贷得1850000元，将其中1350000元用于偿还中融信公司贷款（此前胡涵已经还了500000元本金），剩余款项分批按照胡涵的要求转了出去。2016年6月、9月两次对贷款进行展期。2016年11月，胡涵再次找到高世强表示希望能再次转贷，并称有一家上市公司需要钱，可以提供高额利息，每月100000元，高世强就找其嫂子于红，由高世强做担保把她家的房子抵押贷款2700000元借给了胡涵，贷款利息由胡涵承担。此后胡涵就只给过一次利息。2016年12月胡涵称还有一家上市公司需要钱，并再次许以每月100000元的利息，于是高世强找其妹夫薛秋荣，由高世强做担保把他家的房子抵押贷款2200000元借给了胡涵，贷款利息由胡涵承担。此后胡涵也只给过一次利息，其中还有52000元由高世强垫付。2016年12月14日，高世强在胡涵的安排下向名为易安金融的贷款公司贷款2850000元，一切贷款利息由胡涵承担。高世强将贷得的2850000元中的款项1864500元转给蜜蜂公司以结清贷款本息，将200000万元用于支付于红、薛秋荣一个月的利息各100000元，剩余款项转给了胡涵。2017年春节前胡涵停止支付贷款利息，并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见面，贷款公司又找高世强要收房，高世强去调查发现胡涵抵押给其的房本是假的，遂报案。
2017年3月2日，于红到朝阳区刑侦支队接受询问中述称：于红丈夫是高世强的哥哥。2016年11月21日，高世强说其朋友有一个上市公司的项目，投资2700000元可以每个月返还100000元，因为于红与高世强是亲戚，比较相信就同意了。2016年11月22日，高世强带着胡涵来找于红，胡涵带着于红将于红房屋办理抵押贷款。2016年11月23日下午，贷款公司将抵押贷得款项2700000元汇入于红账户，再由于红汇给胡涵。后胡涵给了于红80000元，高世强扣了20000元，后来说漏了高世强又将20000元还给了于红，胡涵还曾经给于红汇过一次26000元，让于红先把剩余利息补上。3个月后，贷款公司给于红电话催要借款利息，于红才知道胡涵根本没有继续偿还利息。于红打电话给高世强询问，高世强让于红找胡涵，但一直无法找到，之后所有的贷款利息都是于红偿还的，每月大概43200元。
胡涵于2017年3月3日被刑事拘留，期间于2017年3月3日、3月7日、4月6日、4月8日接受数次讯问，其陈述主要内容为：最早的时候我先认识的高世强，我和他聊起来可以做法院拍卖车的事情，当时他比较感兴趣。我说我没有钱需要他出钱，高世强说他也没钱，我就给高世强联系小贷公司进行房屋抵押贷款（因为高世强年纪大，而且汇鸿家园房屋是经济适用房，银行不给放贷），并承诺小贷公司的利息由我来承担。高世强将抵押出来的1850000元打给了我。我给过高世强一个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我将其中的面积、房屋间数进行过改写。期间我按月3%向小贷公司支付了1年利息。大约1年后，小贷公司不给我抵押贷款了，我就将这套房子转给链家，抵押了1500000元（因为我曾给上一个小贷公司还过本金350000元）。这个1500000元到手后，高世强提出要给他一定利息，我就有时候给他3、5万元。6个月后，我将这个房子又转到哈尔滨银行进行抵押，贷出1850000元，每三个月续签时就给高世强30000元利息，签了4次，给了高世强120000元。哈尔滨银行到期后我就又将这个钱转到另一个小贷公司借出2850000元。我是以这些钱借给上市公司他们会返还高利为理由从高世强处拿走钱的，上市公司的事是我虚构的。我诈骗来的钱有放账出去了，有开发APP软件使用了，有去澳门赌博使用了，还有一部分用于还账使用了。2016年底，高世强找到我问是否能还给他钱，我说短期没有希望，于是高世强和我说，让我去弄点钱把他的钱还上，我说我没有办法，高世强问我说如果他能找到钱，是不是就可以还给他钱了，我说没有问题。于是高世强说他准备让他两个亲戚也去把房子抵押把钱拿出来给我，但是要求我给他现金2000000元，我同意了。谈完这事没几天，高世强就分别把他的亲戚于红、薛秋荣介绍给我，我带着他们去做的抵押房屋贷款的事了。大约春节前，我拿到于红、薛秋荣这两笔钱后就用刷卡提现的方式拿出2000000元现金，直接还给了高世强，但我没有证据。我从于红处拿走款项2700000元、从薛秋荣处拿走款项2200000元，一开始承诺每个月我付借款利息的同时，再分别给二人每月100000元的利息。我支付了小贷公司三个月的利息，并将于红、薛秋荣二人一个月的100000元利息返还（二人共计200000元）打给了高世强，再由高世强打给他们二人。但是后期因为亏空太大，我无法偿还利息及付给于红、薛秋荣利息，我就不再偿还了。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018）京03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调取的刑事侦查卷宗材料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涉案借款协议是否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因此，借款人胡涵犯诈骗罪的事实，并不必然导致涉案借款协议无效。借款协议的效力，应当结合涉案借款协议签订及履行的具体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胡涵以虚构投资上市公司为由，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进而骗取借款2700000元，其诈骗行为因侵害国家利益而被处以刑事处罚，并不意味着缔约双方的合同行为也损害国家利益。原告作为合同相对方，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具有真实的出借款项并在借款到期后得以清偿借款本息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与胡涵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利益的情形，且原告经被告介绍与胡涵认识，通过原、被告及胡涵在刑事案件中所作陈述可知，原告从不知晓、亦未参与胡涵的犯罪行为，故不能认定原告在与被告及胡涵订立借款合同时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意，涉案借款协议显属“合同一方实施诈骗犯罪，以欺诈方式与不知情的相对方签订民事合同”的单方欺诈合同。原告受欺诈订立借款协议，涉案借款协议属可撤销合同，现原告并未要求撤销借款协议，并据此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故该借款协议对合同各方仍有拘束力。
关于被告所述原告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他人，借款合同应属无效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自然人抵押贷款与信贷资金存在差异，本案中虽然存在原告通过房屋抵押贷款后再行转贷的情形，主要的贷款风险仍在原告一方，不宜简单归入扰乱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致无效的范围，故本院对被告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根据被告所称，其系受骗为胡涵提供担保，然而上述分析理由，被告作为原告之夫的弟弟，介绍原告与胡涵认识并签订借款协议，且被告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捺印，故可认定被告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具有真实的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其受欺诈提供担保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结合被告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所称其曾替胡涵支付许诺原告的高额利息100000元之事实，可知被告还曾实际履行保证责任，由此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间的担保合同应属有效。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鉴于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方胡涵的借款由高世强作担保”，故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对胡涵向原告所借27000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借款协议对保证范围没有明确约定，故被告应对借款协议中约定的胡涵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现各方均认可胡涵已通过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利息共计126000元，胡涵犯诈骗罪刑事判决中已对此予以确认，故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胡涵所欠全部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理由正当，其利息计算标准亦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高世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胡涵向原告于红所借借款本金二百七十万元及逾期利息（以二百七十万元为基数，自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六的标准计算）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万八千四百元，由被告高世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劼
审 判 员 李 铮
人民陪审员 常 青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郭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