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2刑终34号
原公诉机关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男，1965年6月8日出生于大同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大同市。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6年8月10日投案，同日被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取保候审，2017年6月26日被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7年11月14日被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闫福东，山西乌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审理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某涉嫌犯故意伤害罪、抢劫罪一案，向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7）晋0203刑初13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姚锦、检察员苗勇出庭履行职务，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闫福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延期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1年9月3日22时许，被告人王某、于某在本市矿区永定庄街狼儿沟一戏院内，喝酒过程中与高某发生争执。后被告人王某伙同于某在戏院外对高某拳打脚踢，并用石头砸高某的头部和身上，经法医鉴定高某的损伤属轻伤。殴打过后，二人从高某的身上拿走手机一部和传呼机一部。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有经一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报案材料,证实被害人高某于2001年9月4日报案称被王某和另一个人殴打并拿走其手机、呼机、现金的事实；
2、抓获材料，证实同案犯于某被抓获的经过；
3、辨认笔录，证实被害人高某辨认出王某为殴打他的人；
4、大同三医院诊断证明书、三医院医学鉴定报告单，证实高某因本案所致伤情；
5、法医门诊鉴定书，证实被害人高某所受伤情经鉴定为轻伤；
6、起赃材料、缴获材料，证实侦查机关在于某家中查获涉案传呼机和手机各一部；
7、关于在押人员王某的情况报告、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鉴定报告表、矿区看守所暂不收押建议书，证实因被告人王某患有疾病，无法收押的情况；
8、和解协议、谅解书，证实被告人王某与被害人高某达成和解协议，高某对被告人王某的行为表示谅解；
9、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法院（2003）矿刑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王某同案被判刑的情况；
10、现场检测报告书，证实被告人王某尿检结果呈阴性；
11、矿区公安局刑警队于2003年3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二份，分别证实当年王某在逃的情况及相关证人无法找到的情况；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刑警大队2017年7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手机和呼机的详细价格已无法核实；
12、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王某案发时为完全刑事能力人；
13、入所人员伤情检查登记表，证实被告人王某入看守所时情况；
14、被害人高某的陈述，证实2001年9月3日晚与王某相遇并一起喝酒，不知为什么打起来，被王某和于某在楼下用石头砸倒了，后两人将其手机、呼机拿走的事实；
15、同案于某供述，证实2001年9月份的一天，于某与王某到戏院时碰到高某，双方发生打斗，到了儿狼儿沟沟里后，于某和王某用石头砸高某，王某拿了高某的手机和传呼，王某把手机放在于某家，于某在事发后三、四个月买了手机卡自己用上了高某的手机的事实；
16、被告人王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王某认可其伙同于某用砖头殴打高某的事实，但否认拿过高某身上的物品的事实；
17、到案经过，“2016年8月10日，嫌疑人王某自己主动来到公安机关自首，并且主动交待了在2001年9月他在永定庄矿儿狼儿沟附近将高某打伤，至高某轻伤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王某对上述证据认为其没见过手机、呼机，没有拿；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认为被害人高某的几次询问笔录内容均不一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控、辩双方所举证据分析后认为，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采信。关于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认为被害人高某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意见，原判认为，被害人高某的多份陈述中对于谁拿走其手机存在矛盾之处，因此对于该部分证言证明力较弱，但高某在当庭陈述及侦查机关的多份供述均可证实其案发当天身上携带了手机、呼机，同时结合手机、呼机在被告人王某同案于某家中被查获的材料及于某证言，可以形成证据锁链证实被害人高某的手机、呼机系王某、于某殴打高某后由其二人带离的事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王某在与他人产生纠纷后不能以正确方式化解矛盾，进而伙同他人故意伤害被害人身体，并导致被害人轻伤，其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在对被害人高某实施伤害行为后，在被害人高某未失去知觉时，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处境，临时起意劫取高某财物，其行为构成抢劫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关于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认为“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应当构成抢劫罪”的意见，认为被告人王某伙同于某在对高某实施伤害后拿走其财物并加以使用的行为足以体现其二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被告人王某辩护人的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人王某虽主动投案，但在侦查及庭审过程中拒不承认拿走高某财物的事实，属于不能如实供述，因此不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王某一人犯数罪，依法数罪并罚。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头、胸部，酌情从重处罚；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二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构成抢劫罪，并对上诉人免予刑事处罚。上诉理由一、上诉人没有拿走高某身上的手机和传呼机，不构成抢劫罪。二、上诉人将高某打成轻伤，且已经取得了高某的谅解，加之上诉人有自首的情节，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量刑过重。三、上诉人的案件已过追诉时效。本案发生于2001年，上诉人的投案时间为2016年8月10日，已经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本案认定抢劫的赃物手机和传呼机在同案已决犯于某的家中查获，与上诉人无关；二、被害人当年在报案时及多次询问中的陈述极不稳定，前后矛盾，不能认定上诉人实施了抢劫行为；三、于某系本案的同案犯，其在侦查机关的不利于上诉人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在同案犯于某家中查获赃物，却将责任认定在上诉人身上于情于理不合；五、上诉人在向侦查机关自首时才知道高某的手机和传呼被抢，抢劫的事实与上诉人无关。综上，上诉人不构成抢劫罪。
出庭检察人员的意见是，一审认定上诉人犯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应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01年9月3日22时许，被告人王某、于某在本市矿区永定庄街狼儿沟一戏院内，喝酒过程中与高某发生争执。后被告人王某伙同于某在戏院外对高某拳打脚踢，并用石头砸高某的头部和身上，经法医鉴定高某的损伤属轻伤。对原判认定的以上故意伤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王某不构成抢劫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原判认定王某构成抢劫罪的主要证据有：被害人高某的报案及陈述材料；同案于某的供述材料；在于某家中搜出被害人高某手机、传呼机，于某供述的等证据证明王某构成抢劫罪。现在本案的关键是受害人高某陈述发生了变化，在开庭前高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称记不清楚是谁抢的手机、传呼机，一审、二审当中，高某均出庭作证，证明当时喝酒较多，连打架的原因也没记住，也记不清楚是谁拿走他的手机和传呼机。在本院对他的询问中，高某证明当时真实情况是并不清楚手机、传呼机被谁拿走，打完架后准备报案才发现手机和传呼机不在身上，他之所以报案和陈述及后来的询问笔录都说是王某拿走的手机和传呼机，是因为王某和他是同学，喝酒后把他打成轻伤，他一直非常记恨，所以才那样说的。另外，被害人的手机和传呼机是抓住同案于某后在其家中查获，虽然于某称是王某给的他，但亦与高某原陈述内容并不一致，且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上诉人王某自始至终未供及曾抢劫高某物品之事。综上所述，本案现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王某构成抢劫罪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故原审认定王某抢劫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认为追诉时效已过的理由。经查，上诉人王某已经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逃犯，因此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故意伤害被害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如上所述，原判认定上诉人王某成立抢劫罪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故对上诉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王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其故意伤害的事实，系自首，其到案后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综合以上对上诉人王某从宽处理的情节，考虑到其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和表现，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本院决定对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3刑初135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守鸣
审判员 王文娟
审判员 刘瑞清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王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