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衡中法民二终字第1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霖，湖南省长沙市人，住湖南省长沙市。
委托代理人江辉，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海璐，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根贵，江西省南城县人，住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
委托代理人张富强，湖南广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霖因与上诉人吴根贵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14）石民二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霖及其委托代理人江辉、胡海璐，上诉人吴根贵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富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9月23日，原、被告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被告系衡阳市鸿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额9600000元，占公司总股本6%，被告转让其名下股权的20.83%占公司总股本的1.25%，收购总价款为2000000元，原告承担被告转让前的利息260000元。合同签订完成即完成了该股权的转让，原告享受1.25%合同股权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12年10月1日前，原告向被告支付2000000元股权转让款，被告收到该款后向原告开具1.25%合同股权的票据和合法证明，股权转让交割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6日内；在交割期内，双方依据本合同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合同股权过户手续；被告承诺完成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一方违约，致使合同不能履行，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三倍的赔偿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2年9月26日至同年11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股权转让款2100000元，后又分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和以现金支付方式于2013年3月30日前给付被告360000元，共计人民币2460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2460000元的收条。被告收到原告股权转让款后并未将股权过户给原告，酿成纠纷。
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9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虽为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见，但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违反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和鸿豪公司全体股东合伙协议书的约定，侵害了他人利益，属无效合同。被告在订立转让合同之前未依照法律规定征得多数股东同意，并隐瞒了公司内部“不得向外转让出资”的约定，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其责任应由被告承担。按照我国合同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合同处理原则，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2460000元、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理由成立，应予支持。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参照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1%计算，自被告收款之日起计算至2015年3月2日止，共计为694400元。利息损失赔偿至全部债务清偿为止。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请求被告赔偿按原告向他人借款所约定的利息损失1360000元，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原告在履行合同中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杨霖与被告吴根贵于2012年9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被告吴根贵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杨霖人民币2460000元，赔偿利息损失694400元，赔偿利息损失按246000。元月息1%履行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杨霖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杨霖、吴根贵均不服上述判决，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杨霖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杨霖因被上诉人吴根贵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效而遭受的利息损失高达1521150元，上诉人只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136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予支持。2012年9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上诉人为支付股权转让款，于2012年9月25日至2012年9月30日先后以每月2.5分至3分不等的利息向冯经念等5人借款194万元，由于被上诉人原因致使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上诉人对外承担高额的借款利息，依照借款约定，至2015年1月7日止上诉人承担利息已达1521150元。同时因被上诉人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上诉人不能得到鸿豪公司的巨额利润分红，造成巨额可得利益损失。2、原审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利息损失694400元远远低于上诉人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撤销（2014）石民二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赔偿利息损失694400元，赔偿利息损失按2460000元月息1%履行”及第三项；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36000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吴根贵亦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判认定“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参照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1%计算”是错误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被上诉人杨霖按月息1分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给上诉人吴根贵，但该合同无效，导致合同中约定的条款无效，无效条款不能作为损失计算的参加标准。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只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予以计算。2、原判认定“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原告在履行合同中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因股份转让合同无效，不予采纳”错误。被上诉人没有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转让款，且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已告知被上诉人股权转让须经其他股东同意，被上诉人应当明知这一条件，因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是错误的。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予以计算，并承担同等责任，同时判令被上诉人杨霖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二审期间，上诉人吴根贵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杨霖提交一份证据，即颜建军、冯经念、段武元三人出具的收据及银行转款凭证，以证明杨霖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系借款并支付了高额利息的事实。经质证，上诉人吴根贵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合议庭经评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二、原判对合同未履行产生的经济损失计算是否正确。
对本案争议的焦点，本院作如下评判：
一、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二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具备合同有效的实质和形式要件。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股东这一法律规定的固有权利，即便公司章程中有类似约定也因其违反法律规定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公司法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及股东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为确保有限责任公司闭合性，要求公司股东在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时应先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并赋予公司其他股东以优先购买权。但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公司股东不能可以无条件地行使优先购买权，更不意味公司股权不能对外转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依据。我国公司法中并没有公司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对外转让股权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公司股东对外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直接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由此可见，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只是对股权向外部转让的一种程序性限制，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其他股东在一定期限内享有对该合同的撤销权，股权转让合同因其他股东撤销合同并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无法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但股权转让合同本身是有效的。二上诉人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二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意见系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二、关于原判对合同未履行产生的经济损失计算是否正确。股权转让合同系股权出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予受让方同时取得相应价款的合同，该类合同系双务有偿合同，股权受让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获得完整的相应股权，而股权是一系列具体股东权的权利束，包括取得股东资格、参与公司管理权、公司重大事务决策权、知情权、获取利润分配权等实体权利，以及取得股权转移变更公示对抗的权利。根据合同法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合同中股权出让方有义务向受让方交付出资凭证、通知公司及其他股东、让渡公司管理权、协助受让方办理公司内部股东变更手续，及协助受让方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股权受让方的主要义务是依约支付价款并协助出让方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中，上诉人杨霖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数额向上诉人吴根贵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20万元及利息26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虽然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但上诉人吴根贵在收到该款后向杨霖出具了相关收条，对履行期限未提出异议，事后亦未以任何形式提出要求杨霖承担迟延付款责任，故吴根贵提出杨霖对股权转让合同未履行亦存在过错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上诉人吴根贵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未能依照合同约定将相应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杨霖，已构成根本违约，且系恶意违约。鉴于上诉人杨霖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在一审判决合同无效、二审认定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其提出因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上诉人杨霖的该请求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二上诉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应予解除。原判基于合同无效的认定，除要求上诉人吴根贵返还上诉人杨霖股权转让款2460000元外，对上诉人杨霖的经济损失参照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利率1%进行计算，该计算标准并无不当，因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这一利率系双方对股权投资利益的共同预期。同时合同中约定，一方违约应当支付对方股权转让总价款3倍的违约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约金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属于过高。因上诉人吴根贵的故意违约导致合同未履行，上诉人吴根贵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应返还上诉人杨霖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2460000元，同时应按在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1%基础上再加30%即月利率1.3%的标准支付上诉人杨霖违约金。原判按月利率1%计算至2015年3月12日止吴根贵应支付利息为694400元，现按照月利率1.3%计算至2015年8月25日止吴根贵应支付的违约金为1075412元（694400元×1.3＋2460000元×1.3%×5.4个月），并按此利率标准计算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上诉人吴根贵上诉称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经济损失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上诉人杨霖提出其为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而向他人高息借款支付的利息应视为其经济损失的上诉意见。上诉人杨霖为履行合同支付股权转让款，系合同约定的义务，因该义务的履行而产生的利息与上诉人吴根贵未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义务致其经济损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14）石民二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解除上诉人杨霖与上诉人吴根贵于2012年9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三、变更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14）石民二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吴根贵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杨霖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460000元，赔偿损失1075412元（截止2015年8月25日止），后续损失按月利率1.3%计算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
四、驳回上诉人杨霖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吴根贵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73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47元，共计58907元，由上诉人吴根贵负担49446元；由上诉人杨霖负担946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贺 军
审判员 罗 源
审判员 邓婕辉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罗 婷
校对责任人：贺军打印责任人：罗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