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304民初3401号
原告：张永杰，男，193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齐（系张永杰之子），汉族，住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生，山东科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博山区八陡镇苏家沟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博山区八陡镇苏家沟村。
法定代表人：韩红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亮，男，系被告村委会成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绪泉，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永杰与被告博山区八陡镇苏家沟村民委员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永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齐、张玉生，博山区八陡镇苏家沟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张光亮、王绪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永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返还原告宅基地650平方米；2.要求被告赔偿房屋款83360.00元。事实与理由：1951年12月15日，政府确认原告与其父张佩蓝，其前妻岳桂香共有座落于博山区八陡镇苏家沟村河崖南巷宅基地及耕地约700余平方米。此后，其父病故，其前妻岳桂香也与原告离婚。1987年7月政府重新核发土地、房产证时，原告也曾填报了相关申报材料，但由于当时被告方拒不给原告盖章，致使原告至今未再重新办理土地、房产证。在此期间，原告也曾到相关部门反映，但至今尚未处理。2012年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将原告座落于该土地上的东屋三间（建筑面积42.6平方米），南屋一间（建筑面积9.5平方米）及栏、棚等附属物拆除，并非法占用原告所有的宅基地和耕地，至今未有任何补偿。据此,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诉请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博山区八陡镇苏家沟村民委员会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予认可。1、诉讼请求第一项，宅基地属于被告方集体财产，原告主张的面积数与原告被拆除房屋占用的面积数不相符。2、本案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9月12日签订苏家沟村旧村改造拆迁安置协议书，原告已经将其所有的建筑面积为42.9平方米的房屋交付给了被告，由被告方予以拆除，双方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为此，被告方应向原告方支付房屋评估价款、旧房面积补偿款、搬迁费等合计21002.28元，但原告突然拒绝接收。因此，原告违背该案的基本事实所主张的房屋赔偿款也不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土地房屋所有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系涉案房屋和土地的所有人和使用人。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1951年颁发的相关房屋权属证已经废止，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经本院审核，该土地房屋所有证载明张佩蓝、张永杰、岳桂香共同共有位于村南河口的房屋九间，河口屋后沙土地二分五厘玖毫（一分三厘玖毫加一分二厘）。可以证实张佩蓝、张永杰、岳桂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共同共有房屋及土地的事实。但该土地管理、使用的政策适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社会主义改造及人民公社运动初期，根据当时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后经社会主义改造及人民公社运动，国家将原认定为个人所有的农村土地，归并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所有，并由村集体（人民公社）根据本村村民的需地条件进行统一管理、分配、使用。该土地房屋所有证载明的土地性质和管理方式，因国家土地政策的变更和调整，被新的土地管理法规和方式所取代，土地房屋所有证仅可以作为土地曾经沿革、变迁的证据，但不能作为认定原告现在享有土地使用权的证据，当事人应当根据新的土地政策及土地登记权证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2、原告提供淄博市私有房屋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申请书、淄博市房地产平面图各一份，用以证明1987年7月土地面积596.72平方米（包括空地面积310.85平方米、建筑面积248.98平方米、附属物建筑面积36.89平方米），其中空地面积310.8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应归原告所有，另1号证据中标注的院外土地3.79分折合250.14平方米的使用权也归原告所有，但早已被被告划给他人使用；淄博市房地产平面图证明原告所有的涉案房屋东屋三间，建筑面积42.61平方米，南屋（厨屋）一间，建筑面积9.5平方米及栏、棚附属物情况。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有异议，提出证据中没有有权机关的印章或工作人员的签名，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登记，不具有公示效力。经本院审核，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系原告申办新的土地、房屋产权登记权证时自认的相关数据，能够代表原告本人的意思表示，审批表载明：属于原告的房屋建筑面积为42.61平方米，附属物面积9.50平方米；上述建筑物所在的院落（310.85平方米）内有包括原告在内的四户合伙出入、通行，南边的厨房厕所建在合伙院落内。上述情形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证人陈述的情形一致；与原告1951年土地确权后，随着土地政策的变化，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新的土地政策另行分配土地的情形相对应；与原告家族成员转让部分房屋后的现状相符合；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虽没有公示效力，但能够证明原告房屋拆迁前，房屋及院落的实际状况。
3、原告提交1987年9月23日八陡镇政府工作人员和被告关于调处张永杰、岳堂修两家为岳堂修北屋后滴水和张永杰南边厨房和厕所的后墙基本意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拥有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对房屋的所有权。被告提出异议，认为：加盖的公章是苏家沟生产大队，历史年代久远，被告无法考证该印章是否确系苏家沟村前身，不予认可；对原告的证明对象，仅仅有两行字孤立的对与邻居岳堂修房屋相邻的一个概况，不能表明原告房屋的具体位置、房屋面积等情形。经本院审核，该调处意见经争议双方当事人签名认可，应为争议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调解意见载明：按双方1951年房产证，按淄博市博山区房地产确权发证办公室文件博房权字（87）第10号第一项第三条规定，原宅基地证件与现实使用范围不符的，均以现实状况确界的规定，按照现状确认了土地使用界址。从该表述，也可以认定原告1951年房屋、土地产权因土地政策的变化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原告当时对按照新的土地政策和现状确定土地使用权没有异议。
4、原告提供信访事项实体性受理告知书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9月14日原告之子张光齐曾就涉案房屋拆迁问题向博山区信访局进行过反映要求处理的事实。被告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事实上的关联性。经本院审核，该信访事项实体性受理告知书系国家机关出具，并由经办人签字、加盖公章，属于有效证据，可以证实原告的代理人要求国家机关处理涉案房屋拆迁事宜的事实。
5、被告提供2012年9月11日委托书一份，2012年9月12日苏家沟村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因身体原因无法直接参与协商，原告于2012年9月11日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委托其子张光汉办理拆迁事宜，张永杰在委托书上捺印确认，张光汉代张永杰签署了苏家沟村拆迁安置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原告同意将其已经倒塌的房屋交由被告进行拆除平整；被告补偿原告拆迁款21002.28元（按照房屋面积42.90平方米，评估金额4279.28元；附属物评估金额为279.00元，拆迁费600.00元；按照旧村改造拆迁办法另向原告再补偿的15444.00元）。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与其代理人张光齐有不同意见：代理人张光齐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张光齐提出委托书不是原告本人签字捺印，是原告长子张光汉伪造的，委托书无任何委托效力；拆迁安置协议书不是原告本人签署，也是由张光汉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与被告恶意串通而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也是无效协议。原告自述“当时我儿子张光汉和村委会工作人员张光亮找到我协商房屋拆迁，我与他们一起去了村委会，在村委会签署了委托张光汉处理拆迁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中'张永杰'的签名我忘了是不是我签的，但手印是我捺的。签合同捺印的原因是为了不影响村委会施工，我不认可张光汉与村委会按照房屋产权面积42.90平方米签的拆迁安置协议。签完委托书之后房子就拆了，其他的事项记不清了”。上述原告委托张光汉办理拆迁事项及签署合同的事实，经本院庭后与张光汉核实，签订合同的经过与原、被告叙述的相同。
根据法律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诉讼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委托参加庭审，代理人应当按照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陈述案件事实，代理人的陈述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一致的，应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为准。在本案中，原告与其代理人张光齐在庭审中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原告本人出庭发表的意见应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应当认定原告确系委托其长子张光汉与被告处理拆迁安置事宜的事实，原告的委托有效。张光汉作为原告代理人与被告签署了拆迁安置协议书，被告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拆迁，在拆迁时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原告代理人主张被告在拆迁时存在欺诈行为，但没有在签订协议一年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经本院审核，协议书约定的原告房屋及附属物面积与原告自己曾经申报的面积基本相符（协议书载明房屋面积42.90平方米，原告曾申报42.61平方米），原告本人虽对该协议书按照房屋42.90平方米的标准补偿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反驳，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张光汉与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未发现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合同未被有权机关撤销或者确认无效。基于上述事实，应认定该拆迁安置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原、被告双方应当按照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院对被告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被告村的村民。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返还宅基地650平方米，庭审中原告明确为：登记表中记载的空地面积310.85平方米，房屋占用面积52.1平方米，院外空地面积250.14平方米（是根据1951年房产证换算的）。经本院审核登记表中的记载，原告称的310.85平方米空地应为被告享有所有权，原告与另外三户案外人共同使用的宅基地596.72平方米中没有建筑物的院落部分，不属于原告独自使用；原告称的房屋占用的52.1平方米，实际为原告申报的房屋建筑占用土地面积42.61平方米和附属建筑物占用土地面积9.50平方米，上述52.11平方米系原告享有独立使用权的宅基地；原告称的院外空地250.14平方米（原告主张是二分五厘玖毫加一分二厘），但实际应为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耕地二分五厘玖毫，而该幅土地在国家土地政策变更后，由个人所有变更为被告集体所有，并由被告集体根据新的土地政策重新分配给了他人使用，原告已经不具有使用权。综上，原告在拆迁前享有的宅基地面积为：独立使用并建设有房屋的宅基地42.61平方米，建设有附属建筑物的宅基地9.50平方米，合伙使用的宅基地310.85平方米。
2012年9月11日，原告张永杰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书载明“我张永杰因村旧村改造，需要拆迁村南胡同在我名下房产一处，我委托长子张光汉全权代表我与村委签订拆迁合同”，庭审中张永杰本人与被告对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012年9月12日，张光汉与被告签订苏家沟旧村改造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下列主要内容：拆除张永杰坐落于河南街××号的房屋，房屋面积42.90平方米，估价4279.28元，附属物估价279.00元，不要新楼房的再补偿42.90平方米×360.00元，计：15444.00元，以及其他相关补助等合计补偿21002.28元。协议签署后，被告拆除了原告的房屋，但原告一直拒绝领取上述补偿费用。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宅基地庭审已经查明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耕地二分五厘玖毫，该幅土地的性质为耕地，且在国家土地政策变化后，土地由被告享有，已经由被告根据新的土地政策重新分配给了他人使用，原告无权再按照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主张该幅土地的使用权；第二部分是原告独立使用并建设有房屋的宅基地42.61平方米、建设有附属建筑物的宅基地9.50平方米，因原告已经与被告签署拆迁安置协议书，地上房屋已经折价交由被告，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土地使用权一并交还被告，原告无权再主张该幅宅基地；第三部分是合伙使用的宅基地310.85平方米，因该幅土地的所有权人为被告，原告等四户土地使用权人在上述土地中没有建设房屋，在原告等四户与被告签署拆迁安置协议书后将房屋均交由被告，共有院落所使用的土地也一并交还被告，原告无权再主张该幅宅基地。原、被告因拆迁补偿问题，于2012年达成拆迁安置协议书，原告将房屋及院落交付被告，被告接收后将房屋予以拆除、将土地使用权予以收回，双方已经履行完毕了房屋拆迁的主要内容。原告在被告拆除房屋时未提出异议，但在被告拆除其房屋后，原告又因不知名的原因要求被告返还宅基地，赔偿房屋损失，其行为不符合合同履行的诚实信用原则，也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诉求的合理、合法性，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宅基地，并基于侵权要求被告赔偿房屋款83360.00元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永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84.00元，由原告张永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志明
审 判 员 郑 敏
人民陪审员 蒋永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王 越
书 记 员 李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