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湖商终字第6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方。
委托代理人：王亿文，浙江昌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荣华。
委托代理人：周建平，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鹏，浙江杭天信律师律师所律师。
上诉人刘爱方为与被上诉人董荣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5）湖安商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通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刘爱方与董荣华于1999年年底相识后发展成不正当男女关系，直至2012年3月份结束这段关系。期间，双方曾多次到酒店开房及在房间饮酒。2012年6月3日，刘爱方以向董荣华邮寄书信的方式向董荣华催讨欠款。2012年7月11日，刘爱方曾持借条向该院起诉，请求判令董荣华归还借款160万元及利息40.8万元。后因刘爱方未在规定期间预交诉讼费，该院于2012年7月19日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2014年6月17日，刘爱方再次向该院起诉，请求判令董荣华归还借款16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月息1.5%从2011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另查明，刘爱方曾于2010年4月25日向董荣华借款11万元，后于2010年12月25日归还并支付利息1.13万元；刘爱方于2010年12月5日向董荣华借款23万元，于2010年12月22日向董荣华借款20万元，刘爱方于2011年3月18日归还董荣华借款43万元。
刘爱方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董荣华归还借款16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1.5%从2011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董荣华原审答辩称：一、董荣华从未向刘爱方借款160万元，反而是刘爱方多次向董荣华借款。刘爱方与董荣华之间曾共同承包经营过舞厅，期间，双方发展成男女关系，并保持多年。舞厅承包结束后，刘爱方逐渐开始经营苗木生意，但因经济条件有限，为了资金周转，刘爱方曾多次向董荣华借款，或请董荣华对其向银行借款提供帮助。董荣华系银行系统的中层员工，收入水平较好，家庭经济条件也较好，更不存在对外大额投资，根本没必要向刘爱方借款160万元。更何况，刘爱方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向董荣华提供160万元借款。二、刘爱方起诉的证据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刘爱方提供的所谓“借条”、“还款承诺”等证据，均没有董荣华的任何签名，而仅仅留有董荣华的指印。董荣华作为一名在银行系统从事多年工作并经常从事书写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自然人，完全有能力书写自己的姓名和借条的内容。刘爱方与董荣华相处期间，双方曾多次私下开房，并在房间中喝酒，董荣华数次喝醉，醉酒期间丧失记忆与辨别能力。因此，刘爱方提供的证据上的指印系其精心设计的，趁董荣华醉酒期间加盖在事先准备好的证据上的。因此，刘爱方提供的没有董荣华亲笔签名的证据上的指印，是刘爱方通过不正当手段，趁董荣华醉酒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获取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本案涉嫌诉讼诈骗，请求法院在审理查清相关事实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本案中，刘爱方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隐瞒真实情况，虚构巨额借贷关系，并欲以通过诉讼的方式骗得巨额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该行为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请求人民法院本着打击犯罪、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态度，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查处。综上，刘爱方起诉董荣华向其借款160万元，不仅事实虚假，证据获取手段不正当，而且涉嫌诈骗，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立即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董荣华的合法权益。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爱方是否向董荣华交付了现金140万元以及是否存在20万元的利润？为此，刘爱方提交了借条、承诺书以及谈话录音，并作出如下解释：2005年、2006年间，董荣华以其姐夫郑信荣在安吉阳光工业园区健康园区担任一把手，可以低价获得土地指标，从而转卖牟利为由，拉刘爱方入伙做土地生意。当时，董荣华称其姐夫和他是国家工作人员，不便出面圈地做生意，可由董荣华的朋友丁潮声出面做这个生意，董荣华占3／5，刘爱方和丁潮声各占1／5。土地指标200亩已经弄到，有五、六百万可赚，第一期36亩，每亩增加3万元，刘爱方就能赚20万元。于是刘爱方就从其他朋友处调头，分三次借款140万元交于董荣华，与董荣华合伙做倒卖土地的生意。连同董荣华分给刘爱方的倒卖土地的利润20万元，刘爱方在董荣华处的资金总额为160万元。因双方当事人是十多年的男女朋友关系，因此双方没有订立合伙协议，也没有收付款凭证。对该款，2009年时董荣华多次向刘爱方声称，还有160余亩土地生意尚未完全结束，款项未能结回，要到2010年3月前能够结账，不然就按160万元及月息1.5%支付刘爱方。起先刘爱方深信不疑，但随着董荣华一拖再拖，董荣华又未出具借款凭证，刘爱方担心日后有变，无奈之下于2010年12月14日打印一份借条，要求董荣华抄写一份给刘爱方。但董荣华以两人关系亲密、抄写麻烦以及不会赖账为由，说盖个手印就行了，于是便在刘爱方打印好的借条上盖了处手印。刘爱方在董荣华出具借条前也曾担心董荣华不愿出具借条，所以用手机对双方的对话进行了录音。然，董荣华出具借条后未按期还款，后刘爱方催讨，董荣华承诺在2012年6月底前一定归还，否则加倍支付利息。2011年11月15日，刘爱方按董荣华承诺的内容打印一份还款承诺书，要求董荣华抄写，董荣华以同样的理由在还款承诺书上盖了手印。而董荣华则抗辩从未向刘爱方借款160万元，反而是刘爱方多次向董荣华借款，刘爱方起诉的证据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故刘爱方应当就其向董荣华交付了140万元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的来源、款项交付情况等事实作进一步举证，只有在刘爱方的陈述得到合理解释，并且举证能够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令人确信的程度，其请求权才能依法得到支持。该院综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诉辩意见、提供的有效证据，并结合证据认定规则，认为刘爱方起诉的本案160万元借贷事实存在合理性怀疑，刘爱方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事实的实际发生，具体理由：1.从刘爱方陈述的140万元款项的来源看，庭审刘爱方称140万元是分三次交给董荣华的，分别为60万元、50万元和30万元，前二次是以现金的形式在董荣华所在单位递铺信用社办公室门口交给董荣华的，后30万元在何处交付不清楚了。至于出借款项的来源，刘爱方称全是向萧山人陶柏连处现金借来后当天即交给董荣华，现金交给董荣华后，均未要求出具收条。而此前公安机关在向刘爱方询问时，刘爱方陈述款项来源为基本上是其向陶柏连借的，且因时间隔了那么长，具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交给董荣华记不起来了。刘爱方前后两次陈述不一，按理在2005年及2006年间，60万元、50万元和30万元已是巨额款项，即使2005年、2006年至今已有十年，但如此重大款项的交付，刘爱方应记忆深刻，不可能连在何地交付也记不清了。再则，对如此巨额款项的现金交付仅凭双方关系特殊就不要求董荣华出具收条，也有悖常理。刘爱方陈述难以令人信服。虽然，陶柏连在向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陈述在其女儿大学毕业前（2007年的样子毕业），刘爱方有连续向其借过钱，其中一年连续借了三次，每次借款都是几十万元，该陈述看似与刘爱方陈述相吻合，但陶伯连对其中一年分三借款给刘爱方记得如此清楚，却未能记起每次出借的具体金额，只是很模糊的讲到每次都是几十万元，也实难让人信服，且未能陈述具体借款日期，故在刘爱方无其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院对陶柏连的证言不予采信；2.从刘爱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刘爱方提供的借条及还款承诺书内容均为打印形成，无董荣华签字，仅有董荣华留下的指印。董荣华在收到诉讼材料后，曾提出指纹鉴定申请，该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上述证据中的指纹均为董荣华所留。庭审中，董荣华也认可了该鉴定意见。但对借款金额高达160万元的借条，在无欠款人亲笔签名而仅有董荣华捺印的情况下，刘爱方欣然予以接受，况且董荣华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备一定的书写能力，有违常理。再则，根据鉴定报告记载，借条有清晰可见的四折16格折痕，而借条上唯一一枚指印正好捺在最上格（表面）的中间斜位上。借条四折后与小包装餐巾纸一般大小，借条打印的内容与指纹间的距离有8-9厘米，结合双方当事人特殊的男女关系，双方经常开房并在房间内饮酒，刘爱方有获取董荣华指纹的便利条件，借条存在先获取指纹再进行套打印的可能。结合以上因素，故该院认为，刘爱方虽持有借条及还款承诺书，在上述证据存疑的情况下，刘爱方仍应对其款项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3.从刘爱方信件催讨的内容看，刘爱方于2012年6月3日写信给董荣华，对款项进行催讨，要求董荣华在2012年6月10日前答复如何还款。而在此之前已形成的还款承诺书中，董荣华已向刘爱方保证于2012年6月底前还清全部借款本息。刘爱方在董荣华原先承诺的付款期还未到的情况下，又写信要求董荣华在6月10日前回复如何还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另，刘爱方催讨方式特别，先是向董荣华寄去借条复印件，之后又寄去双方的对话录音，且信件的内容也让人感觉到“我有你欠我钱的证据在手，如不还款将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奇特的催讨方式不符合正常欠款下的催讨方式；4.从所谓的合伙做土地生意来看，刘爱方庭审中陈述所有的买卖土地生意的细节都是听董荣华讲的，然在公安机关向其调查时，其明确讲到“我记得当时好像我们一共是从工业园区批到100亩土地，这块土地最后被分二次卖掉，一块36亩是在那时就卖掉了，我就赚到了20万元钱。剩下的64亩土地是卖给一家绿世界的公司。当时由于绿世界公司没有钱支付，就与丁潮声签订了一份协议，说好5年之后结清。”其并没有讲到这些情况也是听董荣华所讲。前后陈述不一。虽然，丁潮声的笔录能够反映出其与董荣华是曾合伙做土地买卖的生意，没有签订合伙协议，而且也与园区签订了意向书，拿到了36亩土地指标，但最后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投资，该36亩土地又被收回了，所以也就不存在利润的问题。刘爱方与丁潮声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5.从刘爱方向董荣华借款、还款情况来看。刘爱方曾于2010年4月25日向董荣华借款11万元，后于2010年12月25日归还并支付利息1.13万元；刘爱方于2010年12月5日和2010年12月22日向董荣华借款23万元、20万元，后于2011年3月18日归还董荣华借款43万元。董荣华庭审中陈述刘爱方对上述借款均出具了借条，刘爱方未予否认。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刘爱方向董荣华借款要出具借条，而刘爱方将巨额款项交给董荣华时却未要求出具收条，而且刘爱方在董荣华欠其巨额款项的情况下，归还了上述借款并支付了部分借款利息，而不是用于抵扣董荣华所欠款项及利息（借条约定董荣华从2011年1月起每月按月息1.5分给付利息），这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刘爱方虽以借条、承诺书为依据向董荣华主张还款责任，但在董荣华提出异议，且该事实本身存在合理性怀疑的情况下，刘爱方仍应对欠款事实的实际发生负有举证责任。在刘爱方对交付款项的资金来源、款项交付过程等事实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举证不足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爱方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19200元，由刘爱方负担。
刘爱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为证明董荣华向刘爱方借款160万元的事实，刘爱方提供了借条、还款承诺书、录音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二、原审判决否认160万元借贷事实存在的五点理由没有证据支撑，全是主观臆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董荣华二审答辩称：一、本案系一起恶性的虚假诉讼，建议二审法院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行查处。二、刘爱方在一审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先后矛盾，基础事实前后迥异，有违诉讼诚信。三、刘爱方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和相关事实前后矛盾，存在大量疑点。四、刘爱方所称的与董荣华合伙做生意，系子虚乌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刘爱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刘爱方提交如下证据：1.投资意向书。2.安吉县国土资源局与安吉县现代生物制品厂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3.安吉县现代生物制品厂与浙ＸＸ大制茶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述三份证据证明董荣华通过丁潮声转卖阳光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权的事实。董荣华提交合伙协议及投资款清单，证明刘爱方对投资20万元左右的项目都签订合同，对涉案160万元的项目却不签订合同，可见其所谓160万元的借款并不真实。
对刘爱方提交的证据，董荣华质证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对董荣华提交的证据，刘爱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刘爱方提交的证据1、2、3可以证明安吉县现代生物制品厂转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但是否可以证明涉案160万元借贷事实的成立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董荣华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刘爱方与董荣华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据此，认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一般应从是否具有借贷合意和有无实际交付借款两个方面予以考量。对于借款合意的方面，刘爱方为证明其与董荣华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提交了借条、还款承诺书等证据。但从形式上看，借条、还款承诺书均为打印件，虽有董荣华手印，但却无其签名，属于瑕疵证据，在无法排除对借条、还款承诺书证明力合理怀疑的情形下，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合意。对于款项交付的方面，（一）刘爱方述称其160万元借款中140万元为本金，20万元为收益。其中，140万元全部为现金交付，分别为60万元、50万元和30万元。对于如此大额的款项，全部采用现金交付的方式，且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二）刘爱方述称其款项来源于陶柏连，但从陶柏连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看，其对于款项的数额、交付的时间等并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由此，刘爱方关于其出借款项来源于陶柏连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三）2010年4月25日，刘爱方曾向董荣华借款11万元，后于2010年12月25日归还并支付利息1.13万元。2010年12月5日、12月22日，刘爱方又向董荣华分别借款23万元、20万元，后于2011年3月18日归还43万元。如果董荣华尚欠借款160万元，而刘爱方却在董荣华出具借条、还款承诺书前后归还借款，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由此，原审判决认定刘爱方与董荣华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
关于刘爱方提出董荣华以倒卖土地指标为由向其借款的意见，本院认为，虽然二审期间刘爱方提交了安吉县现代生物制品厂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相关证据，但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董荣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刘爱方提出录音可以佐证其与董荣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意见，本院认为，一方面存储该录音的光盘并非其原始物质载体，存在伪造或篡改的可能性，证明力较小；另一方面从当事人对话的内容看，董荣华亦未承认其尚欠刘爱方160万元借款的事实。由此，虽然刘爱方提交了借条、还款承诺书、录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证据，但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爱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刘爱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龙
代理审判员 黄丽琴
代理审判员 顾月丹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任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