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孝感中民再终字第000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菊仙，孝南区实验小学退休教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孝感市康复医院。住所地：孝感市大东门外正街**号。
法定代表人桂荣军，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强庆。
委托代理人李宗毅，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菊仙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孝感市康复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24日受理后，于2004年3月19日作出（2002）孝南民初字第1337号民事判决，驳回张菊仙的诉讼请求，张菊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04年8月9日作出（2004）孝民终字第14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05年9月26日作出（2004）孝南民初字第1151号民事判决，驳回张菊仙诉讼请求，张菊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05年12月31日作出（2005）孝民终字第3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菊仙不服，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06年12月29日作出（2007）孝立民监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决定本案进入再审，并于2008年7月28日作出（2007）孝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05）孝民终字第363号民事判决。张菊仙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0日作出（2010）鄂民再申字第0030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1年9月18日作出（2011）鄂民监二再终字第92号民事裁定，撤销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02）孝南民初字第1337号民事判决、（2004）孝南民初字第1151号民事判决、本院（2004）孝民终字第148号民事裁定、（2005）孝民终字第363号民事判决、（2007）孝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重审。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1）孝南民再初字第0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判决驳回张菊仙的诉讼请求。张菊仙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1）孝南民再初字第0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1998年5月18日，张菊仙在其丈夫彭世明、同事的陪同下，到孝感市康复医院就诊。孝感市康复医院的主治医师孙长友根据张菊仙的丈夫及同事的陈述、以嫉妒妄想为中心的思维内容障碍等症状以及体检所获资料初步诊断为晚发性精神分裂症。治疗用药选取奋乃静等、心理治疗并观察病情变化。张菊仙于当日在孝感市康复医院住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张菊仙于同年5月26日出院。孝感市康复医院主治医生在病历中记载：院外坚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出院诊断结论为晚发性精神分裂症。张菊仙出院后，遵医嘱服用药物。同年9月，张菊仙感觉身体不适，多次找孝感市康复医院反映情况，并分别到戴氏同仁诊所，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孝感市中心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进行检查。2002年8月，张菊仙依据多次检验报告，认为孝感市康复医院将其误诊成晚发性精神分裂症并对其身体和精神造成损害，遂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责令孝感市康复医院赔偿因误诊而造成的损失154275元和精神损失费300000元、后期治疗康复费300000元。
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认为，张菊仙于1998年5月18日至5月26日在孝感市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张菊仙与孝感市康复医院形成医患关系。1998年9月至2002年8月，张菊仙到省内多家医院检查后，怀疑是孝感市康复医院错误诊治了自己的病情造成了身体受到伤害，其向法院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其意识到权利被侵害之时起计算（即自2002年8月起）。故张菊仙于2002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孝感市康复医院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法院不予支持。孝感市康复医院已对诊疗过程进行了举证。张菊仙认为在住院期间，孝感市康复医院对其的诊断及治疗系误诊、误治，并主张应由孝感市康复医院就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该院认为，孝感市康复医院承担该举证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张菊仙能证明孝感康复医院对其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其损害结果是在该医院诊治之后才发生的。张菊仙无证据证明孝感市康复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亦不能证明其身体的损害与孝感市康复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张菊仙的诉讼请求因其举证不能，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菊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O元，由张菊仙负担。
张菊仙不服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认为再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适用法律错误，驳回再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失公正。再审判决故意规避曲解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相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是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些规定不仅明确了一般民事案件举证责任问题，而且使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有了法律依据。根据这些规定，在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中，患者并非没有举证责任，如果患者不能证明医疗关系或者医疗损害结果存在，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驳回起诉。而医疗机构如果认为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自己没有过错，应该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推翻因果关系或者过错推定，否则，因果关系推定成立。因此，本案上诉人只承担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和发生了损害结果的事实责任，而被上诉人作为医疗机构才应当对诊断上诉人患晚发性精神分裂症，并对上诉人使用“奋乃静”、“舒必利”、“氯氮平”等抗精神病类药物和该药物使用剂量，及其副作用所导致的危害结果的医疗行为符合医学科学和诊疗规范，且与上诉人身体精神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提供证据、承担举证责任。正是由于原审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视而不顾，才认为康复医院承担该举证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张菊仙能证明康复医院对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因而得出上诉人没有承担被上诉人作出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是其举证不能的荒唐结论。何况，上诉人在原审、再审中提供了“医疗、物证、证人证言”等多项证据，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闻存在医疗关系，以及治疗前的身体、精神状况和治疗后身体、精神遭受损害的后果，而且还向法院提供了相关的医学科学资料，证明被上诉人医疗行为不符合医学科学和诊疗规范，并且得知其使用的抗精神病药的副作用与检查身体、精神损害结果有密切的关系。故上诉人作为患者举证是充分的，足以支持其诉讼主张。再则虽说被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供了四份证据，但再审判决只采信了三份，但其根本不能证明上诉人患有“晚发性精神分裂症”。仅仅只能证明医疗关系和医疗行为存在的事实，其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却需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履行完举证责任，对自己主张医疗行为没有过错，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再审判决有意免除了被上诉人举证责任，是不公正的。最后，由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或者与损害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医疗领域的专门问题，通常需要委托医疗鉴定部门鉴定。基于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被上诉人主张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或者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5条第2款的规定以及第十五条、十六条的规定，在其不能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由于认定案件事实的需要而应当提出申请鉴定，如不提出，则等于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上诉人作为患者对此无举证责任，也无须提出申请。因此，要求医疗机构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医疗机构承担提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举证责任，否则，医疗过错或者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推定成立。故请求依法改判，责令孝感市康复医院赔偿因误诊而造成的损失154275元和精神损失费300000元、后期治疗康复费300000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孝感市康复医院答辩称，一、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完全符合诊疗规范，既不构成医疗事故，也不存在医疗过失。二、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正确，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院经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相同。
另查明，本案在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初审审理过程中，张菊仙于20O3年元月20日向孝南区人民法院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孝南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湖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进行鉴定。同年6月17日，湖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作出鄂医鉴字（2003）017号决定，终止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2005年本案在发回重审后，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孝南区人民法院委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对张菊仙是否患有“晚发性精神分裂症”等情况进行司法鉴定。该机构于2005年8月24日向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因为被鉴定人丈夫去世，不能完成鉴定调查程序，张菊仙的调查材料也无法全面获得，可能影响鉴定结论。故不能接受委托”，未能进行鉴定。在本院2006年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选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均因未交鉴定费，同时被上诉人后来不同意作鉴定未果。2008年6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系了一家省外鉴定机构同意对上诉人张菊仙做司法精神疾病鉴定，但双方当事人均不提申请同时也不愿交鉴定费而鉴定未果。本案此次审理期间，本院又征求双方是否申请鉴定的意见，因上诉人张菊仙的反对而未果。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审判决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正确？根据上诉人张菊仙的举证能否认定孝感康复医院对其误诊误治并致其损害结果？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之所以规定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是由这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这类诉讼中所涉及的医方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证据大多控制在医疗机构，患方难以占有、接近和收集，在当事人双方举证能力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原则，确定医疗机构对这方面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是符合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审判规律的，也是公平的。只是对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部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如果医方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其合法权益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但这一司法解释并不意味患方无须举证，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等，其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医患纠纷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根据以上规定及法理，结合本案事实看，上诉人张菊仙的举证为三类证据：1、上诉人张菊仙在被上诉人康复医院的住院诊疗证明；2、上诉人张菊仙在其他省内外医院各类诊疗检验报告证明及证明其身体状况的证人证言；3、各项损失赔偿清单。本院认为，第一类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张菊仙与被上诉人康复医院形成了医患关系。但第二类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张菊仙患有某些疾病或身体出现某些不适症状，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张菊仙未患晚发性精神分裂症而被误诊为患有该疾病，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康复医院对其的冶疗行为发生了损害结果的事实。故本院认为上诉人张菊仙未能完成其损害结果的举证责任。本案庭审中，被上诉人康复医院已向法院提交了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主治医师孙长友执业证书、上诉人张菊仙在其医院精神科住院全部诊疗病历，已证明其对上诉人张菊仙对进行了规范的诊疗，在上诉人张菊仙未完成举证义务证明其存在损害事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康复医院无需举证。综上，本院认为，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2年11月27日作出的（2011）孝南民再初字第00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举证责任分配合理，上诉人张菊仙认为再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9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60元，均由上诉人上诉人张菊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俊伟
审判员 汪育华
审判员 王 华
二〇一四年七月××日
书记员 刘轶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