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0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友谊城店。
代表人小某。
委托代理人黎某，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学，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小某。
上诉人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友谊城店（以下简称永旺友谊店）为与被上诉人李成学、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永旺友谊店系被告永旺公司的下属分公司。原告李成学于2011年8月23日在永旺友谊店购买了有机农庄牌有机黑豆等产品，总计1262.5元。2011年9月8日，原告与永旺公司签署一份《投诉结果确认书》，其上载明：原告于2011年购买了有机赤小豆等产品总计603.9元（还购买了有机农庄的其他产品共计约1800元），于2011年9月5日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沙头所投诉：1、该批产品包装上标示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为：QS370701040021，该许可证仅为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品），该批产品与许可证许可的范围不符；2、该批产品作为初级农产品不在食品生产许可的范围内。经协商对此投诉作出以下处理：新洲店销售的产品退货（约1800元），并给予原告4000元补偿，其余JUSC0店铺给予2000元补偿，原告不再追究此事。该确认书书写部分尾端标注：“（以下空白）”并将空白处划线。但“JUSC0店铺”下方已被划线处用另一种颜色（蓝色）笔迹书写添加“（友谊店）”字样。原告认为该添加文字系事后添加伪造的，并对此申请鉴定。
2011年9月16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南湖所（以下简称南湖工商所）的主持下，原告与永旺友谊店的代表罗某达成一份《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约定由永旺友谊店退还货款1262.5元并赔偿货款的2倍。原告、罗某、“黄新红”等4名调解人及南湖工商所均在落款处署名。案外人廖某于2011年9月17日在下方标注：“货已退”。被告称罗某应系协助其处理纠纷的供应商的员工，但否认授权罗某参与调解。原告提交《调帐退款证明》证明永旺友谊店已及时履行退款。该《调帐退款证明》加盖“行政组友谊城店”字样的公章，其上载明：原告银行卡号为×××6175，客服经手人为廖某，退卡金额为1262.5元。2011年9月30日，原告帐户×××6175收到退货款项1262.5元。
基于以上情况，原告李成学在一审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赔偿金252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认为，原告在永旺友谊店购买产品并支付货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2011年9月16日的《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系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南湖所的主持下达成，应推定该所在主持调解时已对双方身份进行了核实确认，故该《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依约履行。被告提交的《投诉结果确认书》空白划线处另行添加的内容“（友谊店）”不被原告认可，且未经双方签名确认修改，法院不予确认。经考察《投诉结果确认书》的内容，并无明确约定包含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且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收到该《投诉结果确认书》所涉款项，故法院对被告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即便该《投诉结果确认书》包含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处理，因双方再次签订调解协议，也应当以后签订的协议为准。原告提交的《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调帐退款证明》、银行退款记录，内容互相吻合，形成一个证据链，足以证明永旺友谊店与原告达成《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并已履行退货款的义务。按照约定，永旺友谊店还应向原告赔偿2525元，故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鉴定申请，因该部分添加内容按照常识已足以判断为无效，故并无鉴定必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友谊城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成学2525元；二、被告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友谊城店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收取25元，由被告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友谊城店负担，被告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友谊城店的负担之数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上诉人永旺友谊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其理由为：原审判决存在诸多错误，具体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书第5页第2段“该《调账退款证明》加盖‘行政组友谊城店’字样的公章”，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的公章上的字是“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友谊城店”（名称变更前的公章上的字是“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吉之岛友谊城店”），原审法院认定有误。2、原审法院把上诉人退款当作上诉人履行了《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是荒谬的。事实上，上诉人退款并非基于《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而是基于《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投诉结果确认书》。二、原审法院把李成学超过举证期限当庭提交的、上诉人不同意质证的证据复印件作为定案证据，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法律的相关规定，没有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和超过举证期限举证且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质证的证据都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三、原审法院的判决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没有上诉人的盖章，也没有上诉人负责人签字，且协议的当事人不是上诉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人委托了“罗某”代表上诉人签订了该《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即对该协议的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四、原审法院的判决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和相关规定。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履行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与上诉人供货商的员工“罗某”以“罗某”的名义签订的《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应不应该履行《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的关键在于该《消费争议调解协议书》是否对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审法院推定该所在主持调解时已对双方的身份进行了核实确认，是错误的。对于罗某是否有上诉人的授权，原审法院应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或依职权到南湖所调取相关证据进行查明，而不应该直接推定。五、原审法院的审理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的焦点在于确认该协议书对上诉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投诉结果确认书》是否履行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投诉结果确认书》，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六、原审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审理本案，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李成学答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永旺公司未做答辩。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二审调查过程中，上诉人称罗某系上诉人供货商的员工。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南湖工商所组织李成学与案外人罗某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是否对上诉人永旺友谊店产生合同约束力。对此，本院认定罗某参与调解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调解协议对上诉人产生约束力，上诉人需依照该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理由为：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上诉人称罗某并非其员工，亦未获授权代表上诉人处理调解事宜，但上诉人亦承认罗某系其供货商的员工，在李成学购买了本案所涉商品向南湖工商所投诉后，南湖工商所依职权组织李成学与上诉人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罗某在调解协议书上明确其所属单位为上诉人。南湖工商所亦确认罗某系代表上诉人前来调解，并在该调解协议上盖章确认。从这一过程来看，即便罗某并未取得上诉人的授权参与调解，仅是供货商的员工，但罗某的自述和工商行政部门的确认，使李成学完全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2、在调解协议达成之后的第二天，另一案外人廖某向李成学的银行账户内汇入1262.5元，并向李成学出具《调帐退款证明》，写明该款为退货款，该证明上还盖有“友谊城店行政组”字样的印章，而南湖工商所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中亦约定了上诉人需给李成学办理退货事宜，这一情况使李成学更能确信罗某签订的调解协议的行为系代表上诉人行使。结合以上两点，李成学完全有理由相信罗某系代表上诉人签订调解协议，且没有证据证明李成学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恶意，故罗某的上述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签订的调解协议对上诉人具有合同约束力，上诉人应依照协议的约定，向李成学支付两倍货款即人民币2525元。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永旺华南商业有限公司永旺友谊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国林
代理审判员 伍 芹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三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易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