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和民二初字第00182号
原告杨东清，男，××年××月××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高凤泉，系辽宁圣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后竞赛村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袁骏，系该村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管秀辉，系辽宁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国芹，女，××年××月××日出生，满族。
委托代理人兰景志，系灯塔市宏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董云龙，男，××年××月××日出生，满族。
原告杨东清诉被告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后竞赛村村委会、陈国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程惠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马欣、力宝奎于2014年2月18日、2014年4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东清及委托代理人高凤泉，被告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后竞赛村村委会委托代理人管秀辉、被告陈国芹及委托代理人兰景志、董云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后，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东清诉称，原告不服沈阳市和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和农仲裁字（2013）第02号《仲裁裁决书》，现依法提起诉讼。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一九八一年，原告与被告陈国芹丈夫董彦清之妹董艳珍结婚。因岳父董畔信及其子女居住的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聂家满族乡金家沟村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十分贫穷，故婚后董艳珍劝说原告让岳父及其儿子董彦平到后竞赛村居住。大约一九八四年，二人来到后竞赛村原告家中居住。两年后，经原告和董艳珍资助，董畔信从村中他人之手买得一块土地及住房，才从原告家搬出。此后，大约是一九八六年，被告陈国芹、丈夫董彦清全家来到后竞赛村，和董畔信住在一处（两间房各住一间），当时，董彦清无土地耕种，只好做些小买卖维持生活，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经常向原告妻子董艳珍借钱、要物，原告甚为所累。
大约在一九八六年，被告陈国芹全家来后竞赛村之前，村民胡洪生家因其从事其他非农业经营，不愿再承包，欲退还承包地。但当时村里要求凡欲退包者，必须自行寻找接包者承包才可以办理，否则不予办理退包手续。之所以这样要求，系因当年承包土地不赚钱，且需缴纳农业税及村里的“三提五统”等各项费用，负担很重。
在此情况下，胡洪生之女胡桂芳主动上门找原告及董艳珍商量，动员原告承包下他家原承包的土地，当时原告正准备承包好友退包的土地，但董艳珍经不住胡桂芳的再三劝说就同意了，双方遂到村里办理了退接包手续。这份原始的退接包手续在办理新一轮的承包手续时便交还给了村里。原告委托律师调取，被告村民委员会会计却以查不到为由没有提供，只提供了一九九二年的《承包土地明细表》等，原告认为，被告村民委员会应保存着原始承包合同，准确的退接包时间，应以此原始合同为准。
一九九二年的《承包土地明细表》记载：原告承包了胡洪生退包的土地共两块，其一是邱家地九亩，其二是杨树趟子上坎地五点九亩，合计为十四点九亩，而非陈国芹及胡桂芳等证人所说的十二亩。
原告耕种了两年后，大约一九八九年前后，岳父董畔信及董艳珍因董彦清（被告陈国芹之夫）家生活艰难，无固定的经济收入，多次劝原告将上述承包地交由董彦清耕种，让他能自食其力，有固定经济收入，且避免其经常向原告及董艳珍连借带要，同时承诺董家人可以帮助原告放牛。碍于岳父和妻子的面子，以及董彦清家经常连借带要的实际情况，原告才同意将上述承包地交由董彦清家耕种，让其自食其力，以解其生活困境。但农业税及有关负担则绝大多数由原告交纳承担。被告陈国芹家只交纳了少许。按理，其无偿耕种原告承包的土地不交租金，应承担交纳设定在土地上的全部税费，因是亲属，原告未与其计较。由于年深日久，原告交纳税费的票据大部都丢失，但经查找仍有二00二至二00四年的农业税完税凭证保存至今，可证明原告所言不虚。
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董艳珍背着原告擅自做主，将上述承包地中的杨树趟子上坎地五点九亩中的四亩地无偿转给了其姐夫王洪礼、姐姐董艳珍承包。原告因此与董艳珍吵架，加之原告多次主张要回承包地自己耕种或转租他人耕种，皆因董艳珍竭力阻止未果。从此，夫妻俩关系日渐不睦。
二〇〇四年七月七日，董艳珍向其姐董艳兰支付了六万元，从董艳兰手中又“买回”了这四亩地的承包权，原告家白白的损失了六万元！而且，这块土地的承包人还登记为董艳珍。原告虽生性懦弱，此时也忍无可忍，与董艳珍吵架后便长期分居，直至二〇〇六年十月双方离婚。
原告在承包上述土地期间，于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在邱家地投资打电井，二〇〇六年在两块地上投资建造大棚，施工期间，电工张国庆接的电源，董艳珍的现任丈夫、被告陈国芹的妹夫林治国从事焊接，原告支付其人工费三千元，帮工的有被告陈国芹的大姑姐董艳兰及其儿子ＸＸ，和原告的哥哥杨东和、弟弟杨东权等人。
二〇一一年下半年，涉案的土地被宣告征地动迁，被告陈国芹便蓄意与原告争夺征地补偿款，其儿女甚至扬言，若原告不顺从便整死原告，有一次甚至用车拉了八名地痞流氓，到董艳珍住处找原告，董艳珍出于公正之心替原告说话，指责陈国芹及儿女忘恩负义，这些人还要带走董艳珍，情况十分紧张，董艳珍的现任丈夫林治国报警后，这些人才逃离现场。
被告陈国芹家威胁恐吓原告未得逞，便开始收集所谓证据，罗织证人证言，经过一年半的精心策划后，被告陈国芹认为时机成熟，遂于二〇一三年七月向和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被告后竞赛村村民委员会的《情况说明》否定了原告人对涉案土地的承包权，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该《情况说明》称：“据查，一九八六年董彦清全家搬到我村，我村村民胡桂芳等人的12亩承包地转给董彦清、陈国芹夫妇耕种，因董彦清户口不在本村，便以董彦清妹妹董艳珍丈夫的名义变更了这12亩地，相关费用由董彦清、陈国芹夫妇交付”。
该《情况说明》的直接否定了原告承包涉案土地的主体资格，导致了原告不能享有土地被征收后即时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严重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可以说，没有被告村民委员会的这份歪曲事实的《情况说明》，被告陈国芹就不敢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更为恶劣的是：被告村民委员会于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以《请示》的名义出具公函，称：“关于杨东清和陈国芹土地纠纷一事，建议农办和拆迁公司协调暂放动迁款”。
沈阳市和平区农村承包土地仲裁委员会与被告村民委员会密切配合，同日，便在该函件上致书拆迁办：“此动迁款经村委会介绍，农办核实，已有矛盾，为了利益稳定，建议拆迁公司，暂放动迁款”。
被告陈国芹的仲裁《申请书》显示：其申请时间为二〇一三年七月五日。同年二月七日，此案尚未进入仲裁程序，被告村民委员会便伙同仲裁委“建议”暂放动迁款。据此，可以说被告村委会、被告陈国芹和仲裁委三方相互勾结，共同图谋原告的补偿款，绝不为过！试问：谁赋予了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无视法律规定而剥夺原告领取补偿款的权利？他们究竟收受了被告陈国芹什么好处，竞如此这般地效力于陈国芹？对此，原告保留追究其责任和请求其赔偿损失的权利。
三、和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无权受理此案并作出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项规定：因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补偿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等方式解决。
据此，和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无权受理此案并作出裁决。被告陈国芹申请仲裁的实质是认为土地征收机关不应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而应与她签订补偿协议，因为陈认为自己才是涉案土地的真正承包人。因此，被告陈国芹应向土地征收机关沈阳满融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要求其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农村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然后与被告陈国芹另行签订补偿协议，这才是解决此项纠纷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否则，原告持有合法的《农村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未经法定程序解除或者宣告无效，谁能剥夺原告主张协议权利的权利！
此外，和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还有诸多程序违法之处，在此不一一列举，原告将在开庭时再作陈述。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为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人，被征九亩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一百六十二万元由原告领受。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涉案九亩土地的承包人为原告，被征九亩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一百六十二万元由原告领受，全部动迁款归原告所有。原告在法庭审理中表示要求村委会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
被告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后竞赛村村委会辩称：鉴于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我方认为对村委会的诉求是侵权之诉，而非本案的给付或确认之诉，所以本案的诉求与被告村委会无关，同时村委会已向法庭出示了情况说明，以表明了本案的基本事实情况，所以在此不再多加说明。
被告陈国芹辩称：1、原告诉称双方争议的9亩地附着物补偿款一百六十二万元的数额错误，实际是二百五十二万元（也就是说每亩地28万元×9亩合二百五十二万元）原告故意隐瞒诉讼标的，目的是少数交诉讼费用，没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2、原告诉称承包土地的来源与在仲裁庭上陈述的内容前后矛盾，在和平区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庭审时，原告称该土地是从后竞赛村直接承包的，不存在什么转包问题，而在此起诉状中又诉称的是从胡桂芳手转包来的，这么一是关键的主体事实，原告却说出两样，使人无法相信哪个是事实，最终都是虚构。真正的事实是1986年答辩人和丈夫董彦清同家人一道搬入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后竞赛村居住，并在当年同该村村民胡桂芳协商，胡家同意将其承包流转给答辩人耕种，由于答辩人家户口不在该村，受土地承包政策的限制，不能直接与答辩人变更合同，只好求助于在本村居住的亲属原告家，以他们的名义给答辩人承包土地。最后经协商，原告同意以其名义为答辩人承包胡家土地，并经村委会同意。答辩人承包该土地后，该土地的一切费用均由答辩人交纳，该土地的经营权归答辩人所有，从1986年起至该土地被征收时止，该土地一直由答辩人经营管理。在此期间后竞赛村原村主任佟文章受胡桂芳之托，于1990年农历9月30日到答辩人家与答辩人商量给胡桂芳退还土地问题，当时答辩人应允同意，给胡家退回三亩土地，由于答辩人丈夫董彦清那天病情危急，再听说胡家要退地的事一股火当日就病故了，给胡家退地的事也就拉倒了，答辩人承包土地的事实经过就是这样。3、原告称后竞赛村1992年《承包土地明细表》记载原告承包胡家土地是14.9亩而不是12亩一事，答辩承认当时挂在原告名下承包胡家的土地属实是14.9亩，不过答辩人只承包了12亩，那2.9亩是董彦兰承包的，1990年因答辩人欠原告和董彦兰家一些钱，双方协商用土地抵顶欠款，其中顶给原告家2亩，董彦兰家1亩，答辩人只剩下9亩土地自己经营。答辩人在耕种期间，于2005年-2007年因在外地做买卖，将该9亩地转包给韩福义耕种了3年，每年租金1，500元。2011年又将该土地转租康忠影耕种一年，租金2，500元。4、原告诉称该承包土地自己耕种2年后，考虑答辩人家庭困难将该土地交由答辩人家耕种并称其多次主张要回该土地自己耕种或另包他人，终因其妻董彦珍竭力阻止未果，此举不但不能说明原告是该土地实际承包人，反之说明原告承认该土地一直由答辩人经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答辩人才是该土地的实际承包人。5、原告称于2005年12月在邱家地打电井和2006年在两块地建造大棚一事与事实不符，原告打电井是在自己的土地范围内打的与答辩人无关，建大棚的时间不是2006年而是2009年的事实，建造的不是什么大棚只是在地上插的铁管子，也没扣塑料膜的冷棚，当时的背景是听说土地要动迁，原告为了窃取补偿款，钻国家的空子而建的，况且当时答辩人并不在家，是原告私自建的，答辩人根本不知道，后来没动迁，铁管子也都烂掉了，但此举从未影响答辩人耕种土地。
综上，几点答辩：充分说明答辩人是该9亩承包地的实际承包人，原告是名义上的承包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该征地拆迁的补偿款应归答辩人所有。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东清系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后竞赛村村委会村民，被告陈国芹于1986年起在该村居住，但户口不在该村。原告杨东清与被告陈国芹原系亲属关系，杨东清的前妻董艳珍系被告陈国芹丈夫董彦清（现已去世）的妹妹，杨东清与董艳珍于2006年11月离婚，同年12月董艳珍与林治国结婚。1986年被告陈国芹开始耕种后竞赛村邱家地9亩地和杨树趟子3亩地，后位于杨树趟子3亩地由原告杨东清、董艳珍耕种，被告陈国芹耕种位于邱家地的9亩地直至动迁。2006年原告杨东清在被告陈国芹耕种的土地上搭建大棚铁架。2013年2月5日，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后竞赛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写明“据查，一九八六年董彦清全家搬到我村，我村村民胡桂芳等人的12亩承包地转给董彦清，陈国芹夫妇耕种，因董彦清户口不在本村，便以董彦清董艳珍丈夫杨东清的名义变更了这12亩地，相关费用由董彦清、陈国芹夫妇交付。”
另查明，根据后竞赛村1992年12月18日的承包土地合同明细表记载，杨东清承包的土地由胡洪生转入9亩；
2002年6月27日，原告杨东清与后竞赛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载明邱家地10.5亩，杨树趟1.9亩。南圈子1.37亩，合计13.77亩。
2012年9月22日，后竞赛村名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写明“兹证明杨东清在我村征地范围内承包土地12.4亩。土地承包地址：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后竞赛村。土地承包期限200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
2012年11月13日，原告与沈阳满融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沈阳瑞新土地整理有限公司签订农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对坐落在浑河站西街道后竞赛村的10.5亩农地进行拆迁，补偿的各项费用和金额为：1.地上附属物补偿金额依据辽中天宇房评字（2011）第0957-1311号评估报告补偿1，890，000元，生产经营损失10.5亩×2万元／亩×5年=1，050，000元，总计贰佰玖拾肆万元整。地上附属物评估结果明细表载明，看护房26.7平方米，评估总价21，400元，暖棚6810.02平方米，评估总价1，838，700元，青叶菜5975.3平方米，评估总价29，900元，合计1，890，000元，10.5亩土地中，包括原告杨东清耕种的1.5亩及被告陈国芹耕种的9亩。
2013年7月，陈国芹作为申请人，杨东清作为被申请人，到沈阳市和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对双方争议的9亩土地进行仲裁，仲裁委员会裁决如下：一、鉴于目前后竞赛村的集体耕地已经被国家依法征用的实际情况，对申请人请求裁定获得此宗土地事实上的土地经营权请求，已经不可能，故依法予以驳回。二、申请人从胡桂芳户流转的12亩土地，因借钱用土地顶账给董艳珍2亩地、顶账董艳兰1亩地，申请人一直耕种的土地为9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章第二十六条和《辽宁省任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委等部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费用分配、使用和管理意见〉的通知》（辽政办发（2008）95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依法享有该9亩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权利。本裁决书自生效之日后十五日内，区动迁部门应依据本裁决意见，将其该宗土地的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依法支付给申请人。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和平区人民法院提取诉讼，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杨东清对仲裁结果不服，起诉至我院。
上述事实，有土地承包合同明细表、耕地承包合同、后竞赛村证明、农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竞赛村情况说明、离婚证、仲裁申请、证人证言以及原、被告庭审笔录在卷为证，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确认争议耕地的承包人问题，现争议的土地已经动迁，争议的土地已经不存在，确认土地的承包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本案原告要求确认土地承包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土地的拆迁补偿款，根据法律规定，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中，无论原告与被告哪一方为土地的承包人，均不影响本案拆迁补偿款的分配，
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土地承包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拆迁补偿款，原告杨东清在法庭审理中陈述争议的9亩地由被告从1988年起耕种至动迁，结合被告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被告陈国芹及系土地的实际耕种人。根据法律规定，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所以拆迁补偿款应由原、被告按照实际耕种土地的面积及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所有人进行分割。本案中，拆迁补偿款包括原告本人耕种的1.5亩土地及被告耕种的9亩土地，地上附属物补偿金额为1，890，000元，其中看护房26.7平方米，评估总价21，400元，暖棚6810.02平方米，评估总价1，838，700元，青叶菜5975.3平方米，评估总价29，900元，因原、被告告双方均未在拆迁土地上加盖房屋，拆迁部门亦未能解释看护房的来源，故本院对看护房的补偿不予处理；对于暖棚补偿的1，838，700元，在庭审中原、被告均承认是由原告在自己耕种及被告耕种的土地上加盖的，故暖棚的补偿费应归原告所有；青叶菜的补偿，应归实际耕种人所有，原告耕种1.5亩，被告耕种9亩，原、被告应分别按比例分得4，271.43元、25，628.57元；生产经营损失为1，050，000元，应归实际耕种人所有，原告耕种1.5亩，被告耕种9亩，原、被告应分别按比例分得150，000元、900，000元。综上，原告应分得拆迁补偿款1，992，971.43元，被告应分得拆迁补偿款925，628.57元。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后竞赛村委会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农地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同编号HS-326）中的拆迁补偿款原告杨东清享有1，992，971.43元，被告陈国芹享有925，628.57元；
二、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32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杨东清承担20，698.5元，被告陈国芹承担9，62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程惠华
人民陪审员 马 欣
人民陪审员 历宝奎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凌白羽
本案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
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