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8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林县西燕镇覃浪村古旺庄经联社。
诉讼代表人梁华永，该社主任。
委托代理人苏士振，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林县西燕镇覃浪村上圩庄经联社。
诉讼代表人梁汉忠，该社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剑挥，广西通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珍。
原审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林县大丰镇明山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蓝宗耿，县长。
委托代理人樊育彰，该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覃岸光，该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
上诉人上林县西燕镇覃浪村古旺庄经联社（以下简称古旺庄）因山林土地行政确权一案，不服宾阳县人民法院（2014）宾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诉讼代表人梁华永及其委托代理人苏士振，被上诉人上林县西燕镇覃浪村上圩庄经联社（以下简称上圩庄）的诉讼代表人梁汉忠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剑挥，原审被告上林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樊育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原告上圩庄与第三人古旺庄争议的山林位于上林县西燕镇龙辩山（原告称弄扁、剥盘山），面积310亩。四至：东以达碗山顶沿山脊至山脚畲地边界；南以山脚至上圩畲地为界；西以山脚至大龙洞干渠边为界；北以山脊分水与外盘庄山林为界。争议地的权属在土改、合作化时期已作划分。1984年上林县西燕乡人民政府向原告上圩庄的村民颁发《土地承包证》，1995年又核发《耕地承包合同书》。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第三人古旺庄的部分村民陆续到争议林地经营、使用，原告上圩庄出面制止并反映至本村村委要求解决。2012年因被�上林县政府将争议林地划入第三人古旺庄的公益林范围，引发本案纠纷。2013年7月20日，被告上林县政府以争议山林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未作确权、第三人古旺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对争议山林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作出了将纠纷地龙辩山面积310亩林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古旺庄集体所有的上政发（2013）43号处理决定书。原告上圩庄对此不服，在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未果后，遂诉至法院。
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被诉行政机关职权依据是否明确、行政目的是否正当、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等方面进行审查。本案被告以争议山林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未作确权、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证》、《土地承包证》、《耕地承包合同书》所指向的土地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第三人古旺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对争议山林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为由，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将争议的林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古旺庄集体所有。但该处理决定从事实认定及实体处理上有存疑之处。首先，争议山林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经确权，对此事实不单有外盘庄的当时参与“四固定”的老干部予以证实，同时也有第三人古旺庄当时参与“四固定”的老干部覃建成的调解发言予以证实，故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土地未作确权与事实不符；其次，被告认定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证》、《土地承包证》、《耕地承包合同书》所指向的土地不在本案争议土地范围内，但被�却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而被告提供其林业主管部门的现场指认笔录却证实《土地房产证》指向的土地就在争议土地范围内；再次，被告以第三人古旺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对争议山林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但却忽视了八十年代原告就有西燕乡人民政府所颁发的《土地承包证》的合法使用事实，同时以经营、管理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前提条件是争议土地的权属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未经确权，故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认定错误；最后，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的主文为“纠纷地龙辩山面积310亩林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划给第三人古旺庄集体所有”，而从被告作出本案处理决定的内容来看，并不存在“使用权”的内容。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上政发（2013）43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并未达到优势证明的证据标准�属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同时实体处理也不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目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上政发（2013）43号处理决定，由被告对本案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负担。
上诉人古旺庄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被告上政发（2013）43号及南府复议（2014）5号文对案件事实认定事实正确，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1、原审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主要证据是其制作的《现场勘查图》，该图的红（黑）线圈内就是纠纷地范围，其四至为：东以达碗山顶沿山脊至山脚畲地边为界，南以山脚至上圩畲地边为界，西以山脚至大龙洞放水渠边为界，北以山脊分水与外盘庄林地为界。红线圈内标明上诉人村民潘洪荣、潘洪勋、石华忠经营该地的实物，石华连种植的任豆树，还有上诉人种植的现在�以割松脂的湿地松等，争议地内没有被上诉人的经营事实。该《现场勘察图》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梁华永及本庄代表梁敏学、覃建成，被上诉人诉讼代表人梁汉忠及其前任诉讼代表人韦国标、梁珍，原审被告的林业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三方代表对该《现场勘查图》都没有异议。《现场勘查图》红线圈内四至范围的南边是以山脚至上圩庄畲地边为界，东以达碗山顶沿山脊至山脚畲地边为界。据此，红线圈内并不存在被上诉人畲地或水田。2、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所说的剥盘、马命、庙王等山与双方现所争议的龙辩山混淆。被上诉人认为争议山是剥盘山并非事实。被上诉人村民韦国标持有《土地房产证》以及被上诉人其他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证》、《耕地承包合同书》，以及黄国昌、石高雄等证人证言所指向地名是庙王、马命、剥盘等。从现有证据中可以证明，被上�人村民梁珠《耕地承包合同书》地名为剥盘的畲地东邻河边，由此可证明剥盘山东面有河流，而龙辩山的西面山脚才有河流。因此，剥盘山与龙辩山之间隔有河流，是两座不同的山。韦士文、梁雄、韦延康《耕地承包合同书》地名剥盘的畲地，上述合同书是被上诉人1995年自己填写发包给本庄村民的，其所认定剥盘畲地四至范围有公路这个事实是真实可信的。据此应知剥盘山前有公路通过，而现场中龙辩山脚却没有公路经过，《现场勘查图》红线圈也没有公路。另外，上诉人提交的1901号《山界林权证》证明争议山就叫做龙辩山，该证附图中南边就有“龙辩山古旺管区，南：龙辩与那猪山分水为界”的字样。综上，上述事实已充分证明争议地地名为龙辩山，而非剥盘山或其他地名。一审法院将剥盘、马命、庙王等地名错误的等同龙辩山，与客观事实相矛盾，明显有误。3、被上诉人村民韦国标的《土地房产证》记载的剥盘畲地不在争议地范围内，原审被告认定其不在争议地范围内正确，一审法院仅以韦国标本人指认即认定韦国标畲地在争议地范围内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4、黄国昌、石高雄、盘某等证人证言不是其经历的具体事实，而是由本人推测得来，证言不具有真实客观性，且没有其他书面证据予以佐证，原审被告不予采信正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经确权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曲解法律，混淆“权属”和“经营、使用权”的含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超越职权。权属是指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之行为，本案争议地没有经过政府登记造册，核发权属证书。土地承包证、土地承包合同书，并不能作为确认�有权的凭证，而是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凭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超越职权，程序违法，判决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被告作出被诉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2014）宾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审被告作出被诉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上圩庄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上诉人认为《现场勘查范围图》不包含被上诉人的水田或畲地与事实不符。《现场勘查范围图》虽经三方签字，但从四至及现场走界认定来看，确实是已包含了被上诉人畲地和水田。被上诉人有部分畲地在争议地范围内，有部分畲地水田在争议地范围外，现场尚有痕迹可查。另外，《韦国标现场指认土改时分给其家在剥盘的畲地位置》图中，是经过三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对此证据各方均无异议。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土地承包证》、《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等，也足以证明争议地包含了被上诉人的水田、畲地。2、争议地地名为剥盘山、马命、庙王等，不是龙辩山。外盘庄4队1901号《山界林权证》所列的龙辩山与争议地无关，位置相距较远。上诉人故意混淆“龙辩山”与“弄扁山”关系，两者只是壮语相似，实为不同位置的两座山林。弄扁山包含剥盘、马命、庙王山，而龙辩山是在争议山之外的东侧。3、黄国昌、石高雄、盘某等证人证词能够相互印证，足以采信。上诉人否认上述证人当时担任村干，并否认他们参与三包四固定时期对争议地的划分无事实依据。上述证人证言内容是稳定的，与原审被告对他们作的询问、调查笔录所记载的内容一致。4、上诉人村民占用争议地是侵权行为。被上诉人当时已向有关部门反映并要求处理。在有关部门不作为情况下，上诉人变本加厉，持续侵犯被上诉人的林地。2010年5月份，上诉人村民潘洪荣未经批准，擅自在争议地上建猪栏、养蛇，占地223.56平方米，并被有关部门责令停止，2006年石华连在争议地上种任豆，2011年3月7日上诉人与覃继贤强行签订《割脂承包合同书》。上诉人在2012年3月13日向原审被告提出调处申请前，被上诉人已于2009年向上林县西燕镇覃浪村委会、上林县西燕镇司法所等单位反映，要求调处纠纷。（二）争议地早已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历史时期划分给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村民韦国标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黄国昌、石高雄、陆有贵等有关合作化、三包四固定划分情�的证言可以共同证实。（三）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没有理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述称：（一）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称争议地为龙辩山，被上诉人称为弄扁、剥盘山，纠纷面积310亩，其四至范围：东以达碗山顶沿山脊至山脚畲地边界，南以山脚至上圩畲地为界；西以山脚至大龙洞干渠边为界；北以山脊分水与外盘庄林地为界。纠纷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时期没有划分过权属。1991年上诉人在纠纷地种有松树。1993年上诉人承包纠纷地山脚的荒地给潘洪荣建栏养羊、养猪。1994年上诉人村民石华忠在纠纷地山脚建窑烧石灰同时还建栏养羊并种有少量松树。1995年上诉人在纠纷地半山�种上八角树，现已挂果。2000年上诉人村民潘洪勋在纠纷地山脚建栏养牛。2006年第三人村民石华连在纠纷地山脚种上几十株任豆树，2010年第三人把纠纷地的松树承包给西燕街覃继贤采脂，被上诉人对以上经营管理事实均予以承认。2010年林改中，因将该争议地划为上诉人的公益林管护区才引发纠纷。由于纠纷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时期没有划分过权属。本案应以经营管理事实作为争议地确定权属的依据。已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从90年代起在争议地种树、建羊栏、猪栏和石灰窑等经营管理活动。原审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等规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妥。（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的认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一是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房产证》的确认不合法。该《土地房产证》没有四至范围，不能有效证明是在争议地范围内；二是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五份《土地承包证》和四份《耕地承包合同书》的确认不合法，该《土地承包证》、《耕地承包合同书》记载内容与争议地现场勘查情况不能形成有效重合。三是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的黄德章、莫某等人的关于“四固定”争议地已经划分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以上证据错误，作出的（2014）宾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宾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审被告被诉处理决定。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未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综合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对一审证据已充分发表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上诉人《申请书�、被上诉人《答辩书》能证明争议事实且原审被告启动调处程序合法；《现场勘查图》经上诉人古旺庄和被上诉人上圩庄双方确认，能证明争议地面积及四至情况；外盘庄1901号《山界林权证》能证明外盘庄山林与龙辩山分水为界且能证明龙辩山作为山名已被记载于1981年1901号《山界林权证》；上诉人提交给原审被告的覃建成、石华春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上诉人在1968年至1976年对争议地有经营管理事实；上诉人提交给原审被告的潘洪荣、石华连、潘洪勋、覃继贤、韦树康证人证言与《采割本地松合同书》、《合同书》等能相互印证，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争议山的经营事实并不否认，故能证明上诉人部分村民有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古旺庄公益林范围图》是争议发生后形成的证据材料，因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韦国标持有�土地房产证》及韦国标对畲地所作的现场指认图因与争议地地形现状不符，不能直接证明其《土地房产证》所记载的剥盘畲地位于争议地范围；黄国昌、石高雄、陆有桂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地在三包“四固定”时期已经划定权属的定案依据；盘某、黄某、覃士威、樊汉城等证人证言内容不明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韦仕哲等5份《土地承包证》、韦永华等4份《耕地承包合同书》能证明“马命、庙王、剥盘”等名称自1984年已被记载于西燕乡政府核发的土地承包证上，但因其四至不明，无法证明是否与本案争议地有关；莫某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莫某在原审被告对其所作的询问调查中已明确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其劝导下平息纠纷，故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1991年对争议地产生纠纷并延续至今。梁永华等17份询问调查笔录证明原审被告已经履行全面调查核实的职责。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因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超举证期限举证，不同意质证，本院不予认可其证明力。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分析认定如下：1、对于被上诉人在提交给一审法院前已经向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部分，本院分析认证意见与上述对原审被告提交证据的分析认证一致。2、对于被上诉人的以下证据：其中，被诉处理决定能够证明被诉行为已经存在；韦武2013年4月18日所作的《情况说明》、被上诉人2012年4月25日向上林县政府提交的《说明》、上林县国土局2012年11月20日作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覃浪村委会2013年出具的《证明》等可证明被上诉人自2009年后多次向有关组织、部门反映土地被占情况。3、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因无法识别其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上林县西燕镇龙辩山（被上诉人主张称弄扁、剥盘山），面积310亩。原审被告于2012年3月27日组织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及双方村民代表现场勘界制作《纠纷现场勘查范围图》确认争议地四至范围为：东以达碗山顶沿山山脊至山脚畲地边界；南以山脚至上圩畲地为界；西以山脚至大龙洞干渠边为界；北以山脊分水与外盘庄山林为界。1991年上诉人在争议地上种有松树。1993年上诉人将争议地的山脚荒地发包给潘洪荣建栏养羊、养猪。1994年上诉人村民石华忠在争议地山脚建窑烧石灰同时还建栏养羊种树等。1995年上诉人在争议地半山腰种有八角树，已挂果。2000年上诉人村民潘洪勋在争议地建栏养牛。2006年上诉人村民石华连在争议地山脚种有几十株任豆树。2010年上诉人将争议地的松树承包给西燕街覃继贤割脂。以上经营事实被上诉人无异议但不认可上诉人对争议地经营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被上诉人通过提供韦国标持有的《土地房产证》，黄国昌、石高雄、陆有桂、黄某、潘德宁等证人证言及其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证》、《耕地承包合同书》等证据材料主张争议地已在“四固定”时期划归其所有；并提供莫某、韦武等证人证言、上林县国土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等证据材料主张其自1991年开始即与上诉人对争议地权属存有纠纷并一直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制止上诉人侵权行为。2010年，被上诉人将争议地划作上诉人公益林管护区，引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纠纷并引发本诉讼。
另查明：经本院2014年11月2日对争议地进行现场勘界，部分争议林地上现长有林木。争议山西面山脚旁为南北走向大龙洞水渠。该水渠与争议山之间形成夹角形状空地，向南延伸至被上诉人集体所有的畲地水田处的沟坎为止�该沟坎作为争议地南面山脚与被上诉人畲地水田的四至分界线。争议地南面山脚沟坎与被上诉人畲地水田相比有较明显地势差，争议地南面山脚地势较高，被上诉人畲地水田地势较低且有部分被国家征收。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共和国森林管理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原审被告具有对本案山林权属纠纷进行调处并作出被诉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综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对集体土地权属纠纷，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定论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否则，则应根据当事人的经营管理事实情况确定土地权属。据此可知，本案中，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应重点审查的问题包括：本案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涉案争议地的权属�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有定论，原审被告以上诉人古旺庄对该争议地的经营管理事实为主要依据作出被诉处理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上诉人古旺庄主张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划归其所有的主要依据是该庄村民覃建成在2012年4月17日由上林县林业局组织的纠纷调解会上，主张在1961年左右古旺、古老、上圩等生产队划分土地时已将该争议地划归上诉人古旺庄集体所有。被上诉人上圩庄主张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划归其集体所有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参加过三包“四固定”工作的证人古某证实当时按照耕作区划分山林权属，马命庙王山上山下的面积到龙盘分界止的权属归上圩庄所有；证人定西庄石高雄证实当时按照耕作区划分山林权属，马命到龙盘山林权属归上圩庄所有。第二，大龙洞工管处黄�证实上圩庄因大龙洞干渠两侧（现已被上圩庄挖作鱼塘）的畲地水田被淹而获得一次性赔偿1000元。第三，外盘庄盘某证实上圩庄土地与外盘庄土地交界，不与古旺庄土地交界。第四，上圩庄韦国标持有的《土地房屋所有证》证实其在争议地山脚下有畲地7分左右。但分析上述材料，上诉人村民覃建成是作为到场代表所作的调解发言，一般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也不宜作为定案依据。黄国昌证言主张马命、庙王山上山下到龙盘分界止，石高雄证言主张马命到龙盘分界山林属上圩庄集体所有，而从上诉人提交的1901号《山界林权证》及被上诉人提交《土地房产证》、《土地承包证》、《耕地承包合同书》等书面材料对有关“龙辩、马命、庙王、剥盘”上畲地或水田的四至方位所作的文字表述来看，龙辩、马命、庙王、剥盘等地�均被记载且龙辩、马命、庙王、剥盘等山林所具有的四至特征并不相同，故在两证人证言内容不具有一致性且均未能对相关山林的名称及方位位置之关联性作清晰解释情况下，两证人证言内容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内容无法明确指向争议地。更为关键的是，黄国昌、石高雄明确表示山林权属是根据耕作区所作的划分，即耕作区到哪里，山界到哪里。但从本院对争议地现场所作勘查来看，不能排除争议地西面、南面山脚土地与与其相邻的即被上诉人集体所有的畲地水田可能已至少分属两个不同耕作区，两证人仅以不确定的耕作区为由推定争议地权属情况，同样使其证人证言内容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人黄某虽然证实被上诉人有因庙王坝首内水田被淹而获得赔偿，但从与争议地相邻仍有其他畲地、水田存在且地势更低的情况来看，结合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争议地存在水淹之事实，被淹土地的具体位置存在多种可能，其证言并不一定指向争议地，故该证言同样因无法与争议地形成关联而无法予以采信。证人盘某只说明外盘庄土地与上圩庄土地交界，该证言内容不足以与争议地形成明确关联，且盘某所称外盘庄林地与古旺庄林地无交界情况明显与外盘庄1901号《山界林权证》附图标明的事实不相符。综上，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覃建成、黄国昌、石高雄、盘某、黄某等证人证言均不宜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村民韦国标持有的《土地房产证》载明其在剥盘有畲地一块，但韦国标现场指称的畲地位置，已无法与该证所记载的畲地的四至方位情况形成有效闭合；且按照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该畲地与大龙洞水渠之间原有一条旧公路（如确实存在，应为沿大龙洞水渠南北走向）的事实与韦国标所持《土地房产证》记载的其畲地北面（应为东西走向）有公路的事实也不能重合，故韦国标主张其所持《土地房产证》记载畲地位于争议地范围内的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古旺庄与被上诉人上圩庄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不足以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有定论。原审被告在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基础上，根据其调查所了解的情况，认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经划归一方所有所依据的事实基本清楚、证据比较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主张马命、庙王、剥盘、弄扁等均指称争议地却未能提供充足证据，仅以记载有马命、庙王、剥盘等字样为内容的证据材料主张争议地已划归其所有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在被诉处理决定中认定的上诉人古旺庄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争议地经营管理事实并无异议，只是主张上诉人古旺庄经营管理事实是双方对争议地权属已经发生纠纷后的行为，依法不能作为确定权属之依据。被上诉人主要依据有：原覃浪村村委会主任莫某于2012年4月26日出具当时上圩庄队长韦国标反映古旺庄经联社占地造林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于2012年4月25日向上林县人民政府反映问题的说明、上林县国土局于2012年11月20日要求潘洪荣停止在争议地上建设猪房行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覃浪村委会2013年4月17日出具2009年3月以后参与调处上圩庄和古旺庄弄辩山纠纷的证明、韦武2013年4月18日出具的上圩庄于2009年后到司法所要求调处纠纷的证人证言等书面材料。但分析以上证据材料，证人莫某在原审被告的调查笔录中未能明确被上诉人反映问题的时间，且表示此后双方争议已经平息，故该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双方发生本案争议的具体时间，其余证据材料则只能反映被上诉人2009年以后要求制止侵权行为的情况，也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09年以前对上诉人自1991年以来的经营管理行为提出过异议。据此，原审被告认定上诉人对争议地有长期经营管理，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上圩庄虽然主张其村民对争议地有经营管理事实，但其所提交的土地承包证及耕地承包合同书所记载的“庙王、马命、剥盘”等地名因没有明确的四至方位，不能明确指向争议地，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被上诉人的诉讼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被告在没有充足证据证明争议地已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划归某方当事人所有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查明争议地经营管理事实，依据上诉人长期的经营管理行为，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将争议林地及林木的所有权确定给上诉人古旺庄集体所有并无不妥，一审判决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原审被告超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事项范围对争议林地及林木的使用权予以确认，但该确认与争议林地及林木的客观事实相符，并未对利害关系人造成不利影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宾阳县人民法院（2014）宾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原审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发（2013）43号《关于对西燕镇龙辩山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上林县西燕镇覃浪村�圩庄经联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美云
审 判 员 韦瑞生
代理审判员 戴声长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林国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