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翁民初字第2643号
原告鞠久民，男，195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
委托代理人郭新久，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凤刚，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国华，男，196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
被告赵向春，男，195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
被告陈向杰，男，1977年8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
被告周国辉，男，197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的委托代理人曾庆云，乌敦套海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鞠久民与被告张国华、赵向春、陈向杰、周国辉停止侵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崔斌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鞠久民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新久、韩凤刚，被告张国华、赵向春、陈向杰、周国辉及被告陈向杰、周国辉的委托代理人曾庆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翁牛特旗红山林场的职工。林场体制改革后，林场将部分土地作为工资田分给职工种植。2015年4月初，原告在工资田打埂、施肥、浇水、种植了葵花，可是，2015年5月初，被被告在原告的13.9亩工资田内种上了农作物，经劝阻无效，致使原告今年无法种植。综上所述，被告之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诸贵院，请贵院判令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13.9亩葵花的收益损失（按2014年葵花的价格进行评估鉴定）以评估报告为准，赔偿后续治理的实际经济损失，本案的诉讼费用、评估费等损失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国华辩称，1、根据时任原三十家子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合同当事人）、大队长张化民（合同当事人）出具证人证言材料内容；原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借用原三十家子大队（现中心村）的597.4亩耕地至2000年3月份已到期。由于中心村村委会把合同丢失，所以原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至今不予归还该耕地（红山林场有合同不出示）。2、根据《内蒙古纪委》内纪发（2006）10号文件精神，耕地纯属清理、退还对象，进而解决与民争利的问题，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3、依据国土资源部翁牛特旗土地管理局颁发的中心村《集体土地所有证》，该耕地纯属中心村的。4、根据乌敦套海镇镇长2015年5月4日在该地头给中心村村民解决耕地纠纷现场时的录音、录像材料，毛镇长也肯定的说：“根据这个《集体土地所有证》上的图看这块地就属于中心村村民的，除非还有其他的。”最后毛镇长说让林场场长王子文拿着证据到地头对证，说完就坐车走了，中心村村民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来人，已经到中午了，村民都回家了（有当时的录音、录像为证）。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一章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和第十三条之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综上所述，该耕地纯属于中心村村民的，没有任何纠纷，所以中心村村民在当天下午开始耕种。中心村村民凭《集体土地所有证》耕种土地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损失，也没有侵权，所以我们不应当赔偿其他人的损失，既然要索赔，就先确权，诉权并不是滥用的，否则就要追究责任。
被告赵向春辩称，一、根据当时与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签订合同的两位当事人的证人证言材料，原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借用原三十家子大队（现中心村）的597.4亩耕地至2000年3月份已到期。由于中心村村委会把此合同丢失，所以原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至今不予归还该耕地。自2015年3月份开始，中心村村民主张往回要地。于是，在2015年3月5日中心村村委会找不到此合同，红山村村民代表派张国华将关于索要此地的通告亲自送到了红山林场。在2015年3月6日又将此《通告》亲自送到了翁旗林业局刘局长手中，刘局长亲自接见了张国华，并且将此通告在林场家属院张贴了两份《通告》。在2015年4月上旬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有了反馈信息，将《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送到了乌敦套海政府，乌敦套海政府又将此文件送到了中心村。此文件主要解决了当时三十家村民抢苗圃20亩黍子和桑树造林争议、纠纷问题，至于对土地所有权问题此文件说：“……因此，原合同划定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不变，今后仍归林场使用”。根据此说法，该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是通过合同的形式，是基于该合同之上的。那么见不到该合同，该土地的所有权又从何谈起？所以用该文件的决定做证据不成立。
二、红山林场副厂长刘才在2015年5月3日下午拿着几张土地图到地头送到了中心村村民手中作为证据，说是中心村将该土地转让给红山林场了。其实不然，这几张图只是在中心村2012年各小组土地确边时填写的，并不代表中心村将该土地转让给红山林场。如果转让的话，也得有转让合同为证。
三、中心村的村民耕种土地是根据国土局颁发的翁集有（1990）字第65号《集体土地所有证》才进行耕地的，根据乌敦套海镇镇长2015年5月4日在该地头给中心村村民解决耕地纠纷现场时的录音、录像材料，毛镇长也肯定的说：“根据这个《集体土地所有证》上的图看这块地就属于中心村村民的，除非还有其他的。”最后毛镇长说让林场场长王子文拿着证据到地头对证，说完就坐车走了，中心村村民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来人，已经到中午了，村民都回家了，下午种地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察，可是只是说维持秩序，没有阻止被告种地（有当时的录音、录像为证）。
四、根据中心村村委会与红山水库管理局2008年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认可书》，可以证实没有红山林场的土地。
五、红山林场的13位职工起诉被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不是本案的直接权利利害关系当事人。
六、原告起诉四被告于法无据，因为中心村一千多人种的该土地，其中周国辉与陈向杰只是种地师傅，挣的是种地费。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无理之诉。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辩称，一、本案原告将二答辩人列为被告，诉讼主体错误。二答辩人未对原告土地实施侵权行为，二答辩人受雇于本案被告赵向春为其耕地，所以不存在侵权行为，所以原告诉讼答辩人实属主体错误。
二、答辩人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义务。二答辩人只是受雇于赵向春为其种地，二答辩人只是按照赵向春的要求完成播种任务、收取种地的劳务费，在法院给二答辩人送达手续的时候，二答辩人才知道涉案地存在争议，本案中，二答辩人与原告无任何关系，更不存在侵权行为，所以原告要求赔偿与二答辩人无关。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翁政办发（1981）38号关于转发旗长办公会议《关于解决红山公社三十家子大队与红山林场土地纠纷问题的纪要》的通知、旗长办公会议《关于解决红山公社三十家子大队与红山林场土地纠纷问题的纪要》复印件一份（以下简称38号文件），证明：
第一、38号文件证明“这块地是大队自愿拨给苗圃的荒地。原因是1963年三十家子大队从水库淹没的坎下往大洼搬迁居民点，占用林场一千多亩幼林……大队给了这块地建立了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而不像梁玉、张化民证实的“合同中规定合同期满后乙方（林场苗圃）无条件将此耕地上修建的房屋、水利、水电设施连同此耕地一同归还中心村一组、二组村民。”
第二、38号文件证明“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建圃于1969年。苗圃的占地已经有关部门共同协商，于1969年12月19日形成合同。合同中详细地规定了苗圃用地的四至。”而不像梁玉、张化民证实的是1970年订立合同，合同有效期是30年。
第三、38号文件已于1981年11月3日作出处理决定，内容为：“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占用三十家子大队荒地是国家用千亩林交换的，原合同指定的四至很清楚，以后林场又没有私自扩展，权属也是清楚的，……因此，原合同划定范围的土地的所有权不变，今后仍归林场使用”的事实。这不像梁玉、张化民证实的“合同有效期是30年”，证实红山林场苗圃是用千亩幼林交换的事实。
被告张国华质证认为，这个文件与原件不一致，此份证据不能证明中心村将涉案地给了红山林场。
被告赵向春质证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实，不知道此份文件是否真实，文件说是千亩林交换没有证据证明，必须以原合同为证，没有原合同，政府所作的这份文件无效。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我们不是侵权人。
2、第36010069号林权证复印件1份，①证实林地位置：大洼营林区4林班4小班三十家子苗圃，东至老河、南至荒、西至农田、北至道，林龄10年的杨树570亩的林木和林地属国营红山林场所有的事实。②证实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红山林场的事实。
被告张国华质证认为，林权证是真的，但是现场没有树，我们种的是耕地，并不是林地。
被告赵向春质证认为，对林权证无异议，林权证是在1983年颁发的，但是现在村民是在2015年3月份索要耕地，并不是林地，应该以实际考察为准，所以，这份林权证属于无效证件，要求林业主管部门注销。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我们不是侵权人。
3、翁牛特旗国土资源局2012年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发证认可底图（以下简称确权认可底图）复印件4页，原告认为：《集体土地所有证》内标明的所有行政范围内的土地都归中心村所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根据确权认可底图证明，2012年由中心村法定代表人关玉虎在该图上签字，中心村一组由组长张化志签字，中心村二组由组长刘全签字，红山林场由陆续签字。这足能证明红山林场林权证中的570亩林地（不包括道）与中心村和一、二组没有任何土地权属争议的事实，还可以证明2012年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的认可图，以前的土地属于村委会所有，以后将土地发到各个组，都是依据这个底图发给各个村民组的所有权证。这份图已经将四至的边界都以一一确定。
被告张国华不予质证。
被告赵向春质证认为，这份证据是真实的，四至是通过一一确定的，这张底图签字的目的需要在我方举证一一证明。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4、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职工工资田种植详表一份，证明被告耕种和翻扣原告工资田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具有侵权的事实。证明红山林场分给职工工资田具体亩数的事实，证实13位原告在改革后，分别获得了由林场分给其工资田的亩数及已种植被翻扣的事实。
被告张国华不予质证。
被告赵向春、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被告赵向春为支持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翁集有（1990）字第65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一份，证明土地所有权证可以证实涉案土地归中心村所有，此表所列土地中要另行确权发证，但是红山林场拿不出土地所有权证，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侵犯。
原告质证认为，对翁集有（1990）字第65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真实性无异议，所有权证可以证实法律规定凡是有国有土地，另行发证，该证划定的就是中心村大概的四至；该证颁发的时间是1990年，在1983年就已经有了林权证，所以涉案土地属于红山林场，现在集体土地的确权，重新确认了各个组的边界，更近一步证实，国有土地部分归红山林场所有。①乌敦套海镇中心村所持有的《集体土地所有证》并不包含红山林场持有的字第36010069号林权证登记的570亩林木和林地的土地面积。②翁牛特旗人民政府为红山林场颁发的字第36010069号林权证是于1983年5月26日颁发的，证明在1983年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就确认了林地位置：大洼营林区4林班4小班三十家子苗圃570亩（不包括便道）的林木和林地属于国营红山林场所有。而被告提供的《集体土地所有证》，是翁牛特旗土地管理局于1990年12月11日为乌敦套海镇中心村委会颁发的。这从时间上看，翁牛特旗人民政府为红山林场颁发的林权证早于翁牛特旗土地管理局为乌敦套海镇中心村委会颁发的《集体土地所有证》7年。从级别上看，红山林场持有的林权证是翁牛特旗人民政府颁发的，而乌敦套海镇中心村委会持有的《集体土地所有证》，是翁牛特旗土地管理局颁发的。这也就是说红山林场持有的林权证的发证机关的级别比乌敦套海镇持有的《集体土地所有证》的发证机关的级别高。因此，乌敦套海镇中心村委会持有的《集体土地所有证》不能对抗红山林场持有的林权证。③乌敦套海镇中心村委会持有的《集体土地所有证》并不包含红山林场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的570亩林木和林地的范围。因为乌敦套海镇中心村委会的《集体土地所有证》在备注一栏中明确的注明“本证所列土地中，凡法律规定属于国有的土地，另行确权发证。”这证明红山林场林权证中的570亩林木和林地不包含在乌敦套海镇中心村委会的《集体土地所有证》中的面积。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2、中心村村委会出具的《土地权属界限认可书》一份，证明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山水库管理局在确认库渠岸边的界限，2008年林场还没有耕地，水库发水将中心村的地冲毁，赔偿给中心村村民耕地的损失，但是在2012年林场就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不是合法取得的。
原告质证认为，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土地权属界线认可书是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与红山水库管理局对二者的界限进行确认，所以与红山林场国有林地无关。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3、2015年3月5日通告一份，证明按照原合同已经逾期14年，所以自2015年要回耕地，而且不负责其任何损失。
原告质证认为，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供的通告不是证据，这是被告自己书写的，所以这份通告没有证明力。也恰恰证实被告侵权事实的存在。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4、时任三十家子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及村主任张化民的证言一份，证明1969年12月份的合同约定只能造林，不能进行耕地，并且约定1970年-2000年30年有效使用期，合同期满后，一切设施归中心村所有。
原告质证认为，①该证言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因为该证言是由他人书写，由梁玉、张化民共同在证言中签字，这不符合一个证人出具一份证言的形式要件。②该证言证实的内容虚假。梁玉、张化民证实：“此合同在1970年3月订立，合同有效期是30年（从1970年3月至2000年），合同中规定合同期满后乙方（林场苗圃）无条（件）将此耕地上修建的房屋、水利、水电设施连同此耕地一同归还中心村一组、二组村民。”“因为此合同丢失，所以至今此耕地没有归还。”原告认为，上述证言完全是不实之词，是蓄意编造的谎言。理由如下：第一、38号文件证明“这块地是大队自愿拨给苗圃的荒地。原因是1963年三十家子大队从水库淹没的坎下往大洼搬迁居民点，占用林场一千多亩幼林……大队给了这块地建立了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而不像梁玉、张化民证实的“合同中规定合同期满后乙方（林场苗圃）无条（件）将此耕地上修建的房屋、水利、水电设施连同此耕地一同归还中心村一组、二组村民。”第二、38号文件证明“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建圃于1969年。苗圃的占地已经有关部门共同协商，于1969年12月19日形成合同。合同中详细地规定了苗圃用地的四至。”这不像梁玉、张化民证实的1970年订立合同，合同有效期是30年。第三、38号文件已于1981年11月3日作出处理决定，内容为：“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占用三十家子大队荒地是国家用千亩林交换的，原合同指定的四至很清楚，以后林场又没有私自扩展，权属也是清楚的，……因此，原合同划定范围的土地的所有权不变，今后仍归林场使用”。这不像梁玉、张化民证实的“合同有效期是30年”，事实上红山林场苗圃是用千亩幼林交换的。第四、梁玉、张化民证实：“因为此合同丢失，所以至今此耕地没有归还”纯系子虚乌有，耕地没有归还也纯系捏造。也就是说梁玉、张化民的证言不能对抗38号文件和翁牛特旗人民政府为红山林场颁发的字第36010069号林权证的效力。根据上述事实和38号文件，梁玉、张化民的证言，即无任何事实根据，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是苍白无力的证言。因此，梁玉、张化民的上述证言不真实、不合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人民法院应不予采信。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5、录音光盘一份，证明毛镇长让林场王子文拿着证据去地头进行质证，王子文没来，所以村民认为王子文放弃涉案土地。
原告质证认为，这份录音光盘不属于证据，被告称毛镇长说按照土地证，涉案土地就是中心村的地，这只能说是个人观点，不能代表法律，所以没有任何证据效力，也不能证实涉案地属于中心村，所以涉案土地就是红山林场的国有林地。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6、中心村村民主张要地的名单一份，证明并不是我个人将原告的地强行耕种，这是全体村民的意见。
原告质证认为，不论这些老百姓是否要地，我们找的是实际侵权人，其他村民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村民要地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7、录音资料一份（被告未提供录音资料），证明我们在2015年3月30日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要求解决土地问题，信访办工作人员给毛镇长打电话让镇政府解决此事。
原告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8、中心村村民分地表及村民交种地费花名表共计7张，证明涉案土地不是我个人种的，种地费不是我一个人交的。
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这只是赵向春一人的说法，通过这份证据可以证实，确实是对原告存在侵权行为，我们只能找直接侵权人，至于还有别人应由赵向春追加。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这份证据可以证实陈向杰和周国辉是被雇佣的，是受雇于赵向春，我们只负责种地，并不是侵权人。
9、证人关玉虎出庭证言，证明原告提供的3号证据的底图是2012年国土局组织各村与村之间进行确认四至，是2012年打的GPS点，2013年发的，我签字是因为在四邻都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法人和组长都必须签字，我当时是村主任，所以签字的，当时也没说涉案地归谁所有，现在涉案土地在底图陆续签字的地方是红山林场的地方，不知道是谁的地，但是当时都没有异议。涉案地是中心村还是林场的我不清楚。
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证人证实在确权是通过梁书记等人在GPS都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才签字的，也说了一直是由林场使用，只有在说所有权的时候才说的不清楚。
被张：不属实，村主任对这些事情不了解。
被赵：不属实，证人不了解以前的情况下，是在中心村村委会签字的，并没有到现场，是在不知所有权及使用权的情况下签字的。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10、证人张化志出庭证言，证明我是中心村一组的组长，原告提供3号证据的地图上有我的签字，2012年确定边界时，土地所让我们签字，然后我们就签字了，双方争议的土地也没说归谁，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们组的土地与林场的土地没有争议。
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说签字的时候不知道干什么不属实，但他已经说了，签字是确定边界，也证明了一组与林场的土地不搭边，而且没有争议。
被告张国华质证属实。
被告赵向春质证认为，中心村一组与红山林场的土地是搭边的，所以证人说的不属实。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11、证人刘全出庭证言，证明我是中心村二组的组长，原告提供的3号证据的底图，我们当时是在土地的主管部门指导下对确定边界进行签字，签字的时候，争议的土地一直是由林场使用，但当时没说所有权归谁。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言无异议，对赵向春发问的问题及其回答的问题不予认可，证人证明的是二组土地种植使用的范围，可以证实当时签字的时候无争议，并且也证明了涉案土地一直归林场使用。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赵向春质证认为，证言属实，不涉及到权属的问题，在不知晓的情况的签字，只确认了二组的边界，与其他问题无关。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12、翁政发1981第38号文件一份，证明政府确认有合同，并且补充协议中四至明确。
原告质证认为，对38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这是属于会议核实情况，1969年12月19日形成的合同，详细记载了苗圃四至的情况，文件随后已经说明这块地是大队自愿拨给苗圃的荒地，且附注原因，所以这540亩土地的由来，恰恰说明当时就已经将涉案土地给了红山林场。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13、林场五位工人的电话录音光盘（李国强、朱晓军、李国民、刘景奎、刘建民的录音）一张和起诉翁牛特旗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行政起诉状一份，证明原告的主体不适格。
原告质证认为，光盘录音是不是林场职工的五人所述我们不清楚，原告在起诉中没有朱晓军、刘景奎，被告所述的李国强、朱晓东、李国民、刘凤奎、刘建民均系林场职工，起诉的诉状均是本人签字捺印，该录音与本案无关。
被告张国华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被告周国辉、陈向杰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录音光盘一张，证明陈向杰、周国辉受赵向春雇佣，给其种地。
原告质证认为，我们不清楚陈庆春是谁，被告陈向杰、周国辉与赵向春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二被告是侵权人，所以在本案承担责任后再向赵向春追偿。
被告张国华质证不清楚。
被告赵向春质证认为，我出面给村民雇车，我并没有说给我自己种地，是给村民种地。
本院依据被告赵向春的申请，调查梁玉的笔录一份（宣读略）。
原告质证认为，调查笔录所述的内容是虚假的，与事实不符，①这份合同根本不存在，在1970年3、4月份签订的合同根本不会存在承包合同；②2015年2月29日曾经提供书面证言，在合同上签字的是队长张军，但是在调查笔录上说队长是李全；③在书面证言中说合同丢失，让林场拿走去复印是虚假的；④1970年的时候说回林场复印，当时根本就没有复印机，在90年代才有的复印机，所以证言是完全虚假的，梁玉的证言可以反映根本不存在合同。
被告张国华、赵向春质证属实。
被告陈向杰、周国辉质证认为与其无关。
依据原、被告的陈述，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张国华在开庭前向本院提交了9份证据，但在庭审过程中并未向法庭举证，双方对其证据未进行质证，故被告张国华开庭前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赵向春提交的1号证据虽然是有效证件，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所有权归中心村所有，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12号证据属于翁旗政府的生效文件，但被告赵向春用该文件所要证明的问题与文件本身所确定的事项相矛盾，故其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亦不能证明涉案土地所有权归中心村所有，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红山林场职工。1981年10月31日，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就关于解决红山公社三十家子大队（后分出部分村民成立了中心村村委会）与红山林场土地纠纷问题召开旗长办公会议，并于1981年11月4日作出翁政办发（1981）38号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下称38号文件），转发旗长办公会议《关于解决红山公社三十家子大队与红山林场土地纠纷问题的纪要》给红山公社管委会、红山林场、三十家子大队，38号文件查明：1963年，三十家子大队从水库淹没的坎下往大洼搬迁居民点，占用林场一千多亩幼林，大队当时答应另在别处保栽保活一千亩。但到年限验收时只有三百亩成活率达百分之六十，其余七百亩没有成活，于是后来就以这些没有达到成活标准的三百亩和没有成活的七百亩地为条件，大队给了这块地建立了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并于1969年12月19日形成苗圃用地合同，合同面积为步量五百四十亩，后实际丈量为五百九十四亩七分，比原步量多五十四亩七分，但未超原合同划定的四至。在拨给这块地时，三十家子大队书记（现任大队长）梁玉亲自到现场指定了四至。即：“三十家子大队愿将中心林东，东至水库，西至岗岗去新城道，南至榆树林，北至二队地，一块五百四十亩荒地面积永归林场建立苗圃。林场房后檐再往北展五十米，可能占用部分园田，总之成为方形。”最近几年，大队提出苗圃占地面积比合同上写的多出一百亩（实际多出五十四亩七分，但没有超出原合同指定的四至），并提出要地。依据上述情况，会议作出了如下处理决定：“①红山林场三十家子苗圃占用三十家子大队荒地是国家用千亩林交换的，原合同指定的四至很清楚，以后林场又没有私自扩展，权属也是清楚的，三十家子大队要地，干涉林场造林无正当理由，因此，原合同划定范围的土地的所有权不变，今后仍归林场使用。……。”38号文件作出后，1983年5月26日，翁牛特旗人民政府为红山林场颁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字第36010069号林权证。随着国家林业体制的改革，红山林场将涉案的部分土地作为工资田分给林场职工耕种，原告分得13.9亩土地耕种至今。2015年春耕时，原告在涉案土地耕种了葵花。2015年5月初，被告赵向春雇佣陈向杰、周国辉将原告13.9亩土地上耕种了农作物。另查明，1990年12月11日，翁牛特旗土地管理局为乌敦套海真中心村委会颁发了翁集有（1990）字第65号《集体土地所有证》，该证备注载明：“本证所列土地中，凡法律规定属于国有的土地，另行确权发证”。
本院认为，依据38号文件足以认定涉案土地（共计五百九十四亩七分）是在1969年用国家千亩林交换给红山林场的，并由时任三十家子大队书记梁玉承诺：“永归林场建立苗圃”，因此，红山林场经营使用至今，故涉案土地应归红山林场所有。被告张国华、赵向春在没有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将原告耕种的玉米翻扣属于侵权行为，原告要求被告张国华、赵向春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因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该请求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原告的这一请求可另行主张权利。被告张国华、赵向春称红山林场借用原三十家子大队（现中心村）土地五百九十四亩七分至2000年3月份已经到期，涉案土地应归还中心村的辩解理由，因土地确权通过行政途径解决，在争议未解决之前，应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其提供的证据不能成为擅自改变土地使用现状的理由，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陈向杰、周国辉系被告赵向春的雇员，并非侵权人，故原告要求被告陈向杰、周国辉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国华、赵向春于判决生效后停止侵害；
二、被告陈向杰、周国辉不承担民事责任；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张国华、赵向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崔斌
二〇一五年十月五日
书记员 李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