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4民再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宗杰，男，196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兴宁市。
委托代理人：胡燕、张维彬，均系广东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谢远君，男，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兴宁市。
委托代理人：魏新民、谢志伟，均系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李宗杰因与被申请人谢远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粤14民终172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2017）粤民申858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宗杰及其委托代理人胡燕、张维彬律师，被申请人谢远君及其委托代理人魏新民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远君于2015年9月15日向兴宁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李宗杰偿还借款100万元，支付2015年9月8日前的利息930410元，并负担诉讼费。
兴宁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被告双方是朋友，彼此间有经济往来，且各自均曾向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收取高利息。2011年5月间，原告向被告咨询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借贷情况，了解到被告在该公司担任职务，被告经与该公司联系后，告知原告，可以将借款并入被告本身的300万元中一并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原告遂于2011年5月23日通过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到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广州新城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同年6月7日，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一、乙方（李宗杰）同意借款肆佰万元整（￥4000000）给甲方（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二、借款期限：自2011年6月7日至2011年9月6日止；三、借款利息按月息5%计付，每月支付利息；四、钟文波、陈育文愿意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五、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同意通过友好协商、签订相关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由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公章，被告在乙方处签名，钟文波、陈育文在担保人栏签名。由此确定了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间的借贷关系。被告在该《借款协议》的空白处亲笔注明：“在此笔借款中包括谢远君的壹佰万元整。经手人：李宗杰，2011年6月7日。”该笔借款到期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未将借款偿还给被告，双方于2012年2月7日重新签订协议，约定：一、乙方同意借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整（￥4000000）给甲方（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二、借款期限：自2012年2月7日至2012年5月7日止；三、借款利息按月6%计付，按月支付利息；四、该笔借款由黄贤优、钟文波提供连带保证；五、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同意通过友好协商、签订相关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在协议中盖章、签名，黄贤优、钟文波、陈育文在担保人栏签名。同时，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一份收到被告400万元的收据给被告。被告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后，至2012年4月12日止，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原告利息355000元。2012年1月7日，原告向被告借款100万元，后偿还了50万元，余款50万元由原告写下借条。因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涉嫌经济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侦查，被告所借出的款项未能及时追回，利息也未能收取，被告也停止向原告支付利息。2015年11月7日，被告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警，要求政府帮助解决，在其本人填写的“群众报警登记表”中的案发经过栏中，有如下表述：“因为跟上述三人（即黄贤优、钟文波、陈育文）都是老乡，他们说公司有困难需要资金周转，借期半年内还清，利息6分，在高利息的引诱下，加上他们有上市公司，所以就和家人及朋友凑齐400万元借给他们，至今血本无归，人和公司都找不着。希望政府尽快帮助解决。”公安机关接警后未对报警人有明确答复。2015年8月间，李宗杰向一审法院坭陂法庭起诉，要求本案原告偿还借款50万元，同年9月15日，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偿还100万元，并支付年利率24%自2011年10月29日至2015年9月8日的利息计930410元，承担诉讼费。
兴宁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本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有三个法律问题需解决。其一，原、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其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其三，原、被告双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关于主体问题，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通过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至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由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借款协议》，而被告确认其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400万元中有100万元是原告的，说明原告对该100万元享有权利，而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只与被告有借贷关系，与原告并无利益关联，在这一问题上，原告向被告提出主张，并无不当，故，被告方关于双方均不是适格的当事人的观点，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不能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的《借款协议》中有借款期限的约定，依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内容只对合同各方具有约束力，原告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借款协议》对原告不产生效力，而原、被告间并未约定100万元的还款期限，且原告曾于2015年9月2日向被告寄送催款通知，可以认为原告的权利在此前尚未受到侵害，被告方以其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日作为原告诉讼时效期间的起始日，理由明显不足，不能支持。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被告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于2011年6月7日及2012年2月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显示，被告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借款400万元的债权人（二笔借款利率不同），且被告自述，二份《借款协议》中的400万元是同一笔，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延续，另，2015年1月7日，被告在自己填写的群众报警登记表中确认其受高利息引诱，向朋友及家人凑齐（自然包括借贷）400万元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可见，被告是为获取高利息而凑齐400万元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排除向他人借贷后转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情形。被告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借贷400万元的债权人，现有证据不能分解为债权人属本案原、被告。被告在2011年6月7日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协议》空白处注明“在此笔借款中包括属于谢远君（原告）的100万元整”，证实被告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400万元中有100万元是原告的，可以认为被告借原告100万元连同300万元共400万元一并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且被告自2011年6月18日起至被告确认的2012年4月12日止以自己的名义付给原告利息共355000元（按双方认可的约定月利率为5%，而2012年2月7日至2012年5月7日期间，被告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约定的月利率为6%）。以上事实足以证实被告以其名义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400万元中，100万元是从原告处所得，获得方式可多种形式，而被告向原告支付100万元的约定利息，则说明该100万元是借款。综上所述，被告借原告100万元可以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告作为债务人，负有向原告偿还债务的义务。被告方提出，2012年1月7日，原告向其借款100万元（后偿还了50万元），余额50万元已诉至一审法院坭陂法庭，如被告有向原告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便不会有原告在借款未还的情况下向被告贷款的可能，且利率不同，被告不会高息借入后低息借出，进而否认其借原告100万元后转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该借贷关系是另一法律问题，两个借贷关系发生的时间不同，利率不同，原告借款时，被告仍按月利率5%支付利息给原告，原告在借款未能及时收回的情况下，因需资金周转而向被告借款，是情理中的事，不能认为存在未还债权就不能发生新的债务，且双方均强调，彼此是朋友关系，此前多有经济往来，互相拆借属正常情况。被告方的抗辩理由不足，不能支持。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要求从2011年5月24日至2011年10月23日按约定的月利率5%计算利息（已付355000元），以后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5年9月8日，因月利率5%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年利率不超过24%的规定，不能支持。且，被告确认获得原告100万元的时间为2011年6月7日，故利息起始日应为2011年6月7日，从该日起至被告最后一次付息日2012年4月12日止共305天应按年利率24%计息，计款200548元，超付部分154452元应作为偿还的本金，从100万元中减除，自2012年4月13日起，按本金845548元，年利率24%计息至2015年9月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李宗杰应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借款本金845548元并支付本金845548元自2012年4月13日起至2015年9月8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给原告谢远君；二、驳回原告谢远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74元，由原告负担2174元，被告负担20000元，该款已由原告预交，不予退回，由被告迳行付给原告。
宣判后，李宗杰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所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谢远君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根据被上诉人谢远君所提供的一审证据1、2可知，被上诉人谢远君所主张的借款100万元，是由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给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的款项，如果说该笔100万元转账是借款，这也只是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之间的借款，被上诉人谢远君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有借款给上诉人李宗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被上诉人谢远君与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并不能直接认定为是被上诉人谢远君的行为。因此，谢远君并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上诉人李宗杰亦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本案被上诉人谢远君提供的证据和一审陈述可知：本案被上诉人谢远君所主张的借款100万元是由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账支付给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的100万元款项，而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这一事实被上诉人谢远君是相当清楚的。上述事实可以证实，上诉人李宗杰从未收取过被上诉人谢远君的款项，上诉人李宗杰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之间也无任何关系，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收取的款项也不能直接认为是李宗杰收取的款项。因此，李宗杰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3、本案已付的利息35.5万元是由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并非由上诉人李宗杰支付。根据本案被上诉人谢远君提供的证据可知，本案被上诉人谢远君已收到的35.5万元实际是由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给谢远君的，并非由上诉人李宗杰支付，上诉人李宗杰只是代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将利息转付给被上诉人谢远君。4、上诉人李宗杰与被上诉人谢远君之间无借款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谢远君未提供任何证明上诉人李宗杰有向谢远君借款的证据，谢远君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了100万元给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该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的转账行为就是上诉人李宗杰与被上诉人谢远君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在被上诉人谢远君无任何证据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向被告咨询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借贷情况，了解到被告在该公司担任职务，被告经与该公司联系后，告知原告，可以将借款并入被告本身的300万元中一并借给贤成有限公司”。同时，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在2011年6月7日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协议》空白处注明‘此笔借款中包括属于谢远君（原告）的100万元整’，证实被告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400万元中有100万元是原告的，可以认为被告借原告100万元连同300万元共400万元一并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从上列一审判决的认定来看，一审判决的这两处认定是相互矛盾的。一审法院在认定中已经明确了被上诉人谢远君与上诉人李宗杰均是作为出借人曾借款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情况下，却仍然不顾事实作出了有违事实的判决，认定是由上诉人李宗杰向被上诉人谢远君借款，显然一审法院的这一判决是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改判。6、假设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两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李宗杰认为，本来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与上诉人李宗杰无任何关系，如果该两家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则该两家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也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补充理由：1、本案的重要事实没有查清。本案有五位主体，第一位主体是付款方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位主体是收款方广州市新城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位主体是合同还款义务方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第四位主体是谢远君，第五位主体是李宗杰。本案所涉五位主体，有三项事实没有查清：（1）付款方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00万元的债权如何会变成本案一审原告的债权，本案没有相应证据证实。（2）收款人广州新城实业有限公司在法律上为还款义务人，但还款义务如何转移到贤成集团有限公司。（3）付款人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100万元债权是否已经实现，本案也没有相应事实表明。2、上诉人认为本案涉嫌集资诈骗，对此在一审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4行查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涉嫌经济犯罪。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声称的100万元涉嫌贤成集团有限公司集资犯罪，本案应提交公安侦查比较妥当。
谢远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2、借款利息由上诉人李宗杰支付给被上诉人谢远君，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特征。3、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因此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之说。4、上诉人确认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400万中包括谢远君的100万，而且由其本人按月向谢远君支付利息，现有证据不能显示谢远君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述事实和证据说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00万元属实。通过一审庭审确认的事实及双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表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100万元系借给了贤成集团有限公司而不是其本人，但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补充答辩意见如下：1、我方认为本案基本事实已经查清，对方所说的三位主体都不是实际的借款人和出借人，在一审的两次开庭过程中已经很明确，借款主体就是谢远君和李宗杰，对方所谓的借款主体为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是其单方陈述，我方不认可，并且没有对方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签订《借款协议》原件予以佐证，一审时我方还要求笔迹鉴定，我方认为是对方捏造的事实，我方认为上面有涂改，要求对方拿出原件，并申请鉴定，但对方一直未能提供。本案出借人是谢远君，借款人是李宗杰，对此也有相应证据证实。2、关于对方所称集资诈骗的问题，是对方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事情，是否有此事实，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宗杰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谢远君提交了证据材料：1、工商登记资料：（1）“广州市中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宗杰，注册资金1000万元，成立日期为2011年12月2日；（2）“广州安奥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宗杰是自然人股东之一。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是李宗杰属投资赚利差。经质证，李宗杰认可其是上述两公司的股东，另外其在广州中山大学附近还有个经营布匹的档口。2、《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税务事项通知书》、《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注销公告》、《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清算报告》、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嘉桦出具的《证明》等材料，证明目的：（1）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经申请已于2014年8月6日被兴宁市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注销，清算报告等证据材料未涉及本案100万元；（2）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经质证，李宗杰对企业注销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谢嘉桦出具的《证明》认为，谢嘉桦应出庭质证，涉案100万元属公司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应由原汇款单位及收款单位来证明，谢嘉桦出具的《证明》对涉案100万元不具有证明力。经核实，谢嘉桦认可该《证明》是其出具的，本院对谢嘉桦出具《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除“2011年5月间，原告向被告咨询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借贷情况，了解到被告在该公司担任职务，被告经与该公司联系后，告知原告，可以将借款并入被告本身的300万元中一并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外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上诉人李宗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及被上诉人谢远君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双方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一审认定双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是否适当。
关于双方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谢远君主张其借款100万元给李宗杰是通过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账至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并提交了相应证据证实。虽然涉案100万元是通过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账至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转账事由为借款），但是，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8月6日被兴宁市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注销，清算报告等证据材料未涉及本案100万元。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嘉桦出具《证明》，认为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并不存在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再结合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宗杰签订《借款协议》和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给李宗杰的《收据》显示“今收到李宗杰交来周转金（转账）400万元”，以及李宗杰在2011年6月7日的《借款协议》上注明“在此笔借款中包括谢远君的壹佰万元整”，可认定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宗杰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与谢远君未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李宗杰出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款项中包含了谢远君的100万元，谢远君为涉案100万元的权利人。因此，一审确定双方诉讼主体适格适当。李宗杰主张双方诉讼主体不适格，理由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问题。首先，谢远君持有的广东发展银行梅州兴宁支行出具100万元转账结算业务凭证中用途及附加信息栏显示“借款”。虽然涉案100万元是通过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账至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但是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嘉桦出具证明，认为原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李宗杰在一、二审中均确认其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400万元中有100万元是谢远君的，说明李宗杰是收到了谢远君的100万元，谢远君对该100万元享有权利。其次，根据李宗杰提交由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给李宗杰收执的《收据》显示，“今收到李宗杰交来周转金（转账）400万元”和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宗杰签订的《借款协议》可证实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宗杰存在民间借贷400万元的事实，李宗杰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借贷400万元的债权人，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与谢远君没有发生民间借贷关系。再次，谢远君在2011年5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00万元后，根据一审法院调取李宗杰在广东发展银行兴宁支行的账号为62×××89的交易明细，可证实李宗杰在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间共支付利息355000元。按谢远君与李宗杰认可的谢远君出借的100万元月利率为5%，与2012年2月7日至2012年5月7日期间李宗杰跟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约定借款的月利率6%，存在利率差。2015年1月7日，李宗杰在自己填写的群众报警登记表中确认其受高利息引诱，向朋友及家人凑齐（自然包括借贷）400万元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据此，可认定李宗杰是为获取高利息而凑齐400万元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不排除其向他人借贷后再转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最后，李宗杰主张涉案100万元借款是谢远君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其是代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给谢远君，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宗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是否涉嫌集资犯罪，并不影响本案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涉案100万元借款是谢远君借给李宗杰并无不当。李宗杰主张其与谢远君不存在借贷100万元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故李宗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宗杰于2017年9月7日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李宗杰申请再审认为：两级法院的判决在谢远君无证据证明借款100万元的情况下，严重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严重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将原本极为明显的以申请人名义一起共同按份出借给贤成公司的借款，强行认定是再审申请人（李宗杰）向被申请人（谢远君）借款后再转借给贤成公司，从而造成错误判决。具体理由是：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缺乏证据，本人从未对谢远君出具过任何借条或借款凭证，100万元也并没有支付给本人，而是支付给案外人新城公司。一审法院援引《民间借贷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对本案进行判决，该条款规定是：“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借款合同生效。那么，出借人与借款人约定的其它方式是什么方式？新依据的证据又是什么？二、两级法院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谢远君主张汇入新城公司的100万元，必须由谢远君举证证明：“申请人（李宗杰）向被申请人（谢远君）借款并根据申请人的指示将100万元转入案外人新城公司账户”的事实，但一、二审在被申请人无法举证的情况下，“以不能排除借款的可能性”为由推定该转借的事实，并以申请人“举证不能”为由判决，完全颠倒黑白；三、两级法院认定转借事实完全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1、本案中借给贤成公司的利息是月利率5%，转付给被申请人的利息也是按月息5%的标准，不会有人傻到没有任何收益却要承担全部还款风险的情况下向人借款并转借第三人。2、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是从事多年的生意人，不可能不知道借款须出具借条或类似凭证的重要性。谢远君主张出借了款项，却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又直接将款项转账给案外人的做法明显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被申请人为何不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只是要求申请人在《借款协议》中注明“此笔借款中包括属于谢远君的壹佰万元整”，这一明显与借条内容不符的文字，且备注是以“经办人”的名义签名，被申请人不要求以“借款人”的名义签名；3、谢远君另案向其借款并归还部分本金及利息的行为，可以反证本案中的100万元认定为申请人向谢远君借款完全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谢远君2012年1月7日向其借款100万元，2013年7月归还50万元，余款利息每月1万元支付至2014年。假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借款属实，在申请人2012年4月后违约未按期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谢远君仍然向申请人按月支付利息及归还部分本金，令人匪夷所思；四、两级法院对本案中借款有利息差的认定毫无事实根据，本案中涉及借款从2011年6月7日至2012年2月7日重新签订6%月息协议，共8个月，按约定，谢远君的利息合计为40万元。由于贤成公司经济困难，利息拖延至2012年4月最后一笔支付，申请人合计转付给谢远君355000元。最后两笔利息支付发生于2012年2月17日及2012年4月13日，但该两笔利息属填补2012年2月之前的利息，重新签订月息6%的《借款协议》后，贤成公司根本没有按6%支付过任何利息，因此两级法院以此推定申请人赚取利息差毫无根据；五、一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进行判决，该条内容为“凭样品买卖的买受人不知道的买卖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显然该条文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明显不符，该条文不可能适用于本案。二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亦不当。六、退一万步而言，两级法院处理超付部分的利息抵扣本金方面明显错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超付的利息部分应在当期直接抵减本金。一审法院一直以本金100万元计算利息，明显会导致借款本金及利息严重增加（再审庭审中李宗杰表示放弃该第六项诉讼请求）。七、两级法院漏列当事人，应追加贤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贤成公司是真正的借款人，只有追加贤成公司才能查明案件事实。谢远君答辩称：一、二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谢远君与李宗杰存在了明确的民间借贷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充分证明：一、1、转账记录；2、他们是老朋友关系，并且双方之间有经济的往来，介于这样的关系，当时并没有写借条，双方是通过电话联系的；3、利息，是由李宗杰通过银行转账以5分利息直接支付给谢远君账户，在借款10个月后李宗杰才将借款协议交给其，谢远君的100万元是在李宗杰与贤成公司签订协议之前转账给李宗杰的。如果是谢远君借钱给贤成公司，至6月18日不足以产生25000元的利息，支付利息的事实足以说明谢远君与李宗杰是存在借贷关系的。第一次签订借款期限：2011年6月7日至2011年9月6日，第二次重新签订借款期限是2012年2月7日至2012年8月7日。2012年4月份及2月份的5万元利息是李宗杰付第一份协议的利息。贤成公司是按6分利息付给李宗杰，而李宗杰是按5分利息付给谢远君，存在利差。2011年6月7日的借款协议中有涂改6分的改成5分。综合上述情况，双方的民间借贷已经成立。二、由于本案审理的是谢远君与李宗杰的借贷关系，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三、关于本案本金与利息抵扣的问题，一审法院的计算方式是正确的，反而谢远君的利息计算亏了。四、1、谢远君未曾有过向贤成公司出借款项的意向，谢远君与贤成公司不构成借贷关系，在实际履行中贤成公司也未向谢远君支付过利息，而是由李宗杰支付的利息。2、谢远君跟贤成公司没有借贷关系，没有任何协议，如果与李宗杰又没有借贷关系，那么谢远君的100万元如何救济？综上双方借贷关系证据充分事实清楚。请法院维持原判。谢远君的代理律师还提供了兴宁市人民法院对李宗杰的《执行笔录》，认为李宗杰在执行阶段已承认本案的借款关系。
本院再审查明，根据谢远君起诉时提供的户口本及公证书，证实谢嘉桦为谢远君的儿子。谢远君起诉时提供的广发银行梅州兴宁支行《广发银行对公结算业务申请书》及《活期账户交易历史查询》，证实2011年5月23日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广发银行梅州兴宁支行转账100万元给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用途及附加信息栏登记为“借款”。谢远君认为是李宗杰指示其将该款汇给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但未提供此一方面证据。双方均提供了甲方为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为李宗杰、签订日期分别为2011年6月7日及2012年2月7日的两份《借款协议》复印件。李宗杰在法庭出示了签订日期为2012年2月7日《借款协议》原件。签订日期为2011年6月7日的《借款协议》内容为：一、乙方同意借款肆佰万元整（￥4,000,000.00）给甲方；二、借款期限：自2011年6月7日至2011年9月6日止；三、借款利息按月息5%计付，每月支付利息等事项。李宗杰在该《借款协议》的复印件空白处批注：“在此笔借款中包括属于谢远君的壹佰万元整。经手人：李宗杰，2011年6月7日。”，之后交给谢远君收执。签订日期为2012年2月7日的《借款协议》内容除利息按月6%计付外，其余内容相同。谢远君起诉时提交了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出具的户名为谢远君（账号为62×××07[漏掉尾号5]），时间段为2011年1月5日至2012年12月28日的交易记录。该交易记录显示：从2011年6月18日至2012年4月12日，李宗杰通过两个银行账户转账合计355000元给谢远君。双方认可该款属利息，并认可2012年4月12日后未再支付利息，但李宗杰认为是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利息，其只是代贤成集团有限公司转付给谢远君。经谢远君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李宗杰在广发银行梅州兴宁支行的账户（62×××89）交易记录。因该交易记录仅有小部分显示交易对方账户名称及账号，经再审庭审质证，双方均表示无法看清交易情况。2015年11月7日，李宗杰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警，要求政府帮助解决其与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借贷问题。2017年3月14日兴宁市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及其注销、清算方面的资料，证实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谢嘉桦，投资者为谢嘉桦、李建东，2014年8月6日该公司注销。谢嘉桦在本院二审时出具《证明》及在接受本院二审调查时称，本案涉案100万元是谢远君个人借给李宗杰的。谢远君在本院二审时提交了“广州市中德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宗杰）,“广州安奥云投资合伙企业（李宗杰是自然人股东之一）工商登记资料，用于证明李宗杰属投资赚利差。
2012年1月7日，李宗杰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给谢嘉桦，由谢远君出具借条交李宗杰收执。之后谢远君偿付了部分本息，2013年12月3日及2014年7月13日双方结算后，谢远君对借款余额、还款时间均出具了书面承诺或借条凭证。2014年8月后谢远君停止向李宗杰偿付本息。2015年8月李宗杰起诉要求本案原告谢远君偿还借款本息。该案已经本院二审判决，谢远君应向李宗杰偿还借款本金477180元并支付利息。对假如李宗杰向谢远君，谢远君却反向李宗杰借款100万元而不是直接予以抵对；且李宗杰按月息5分付息给谢远君，却只收谢远君2分利息，李宗杰要倒贴3分息的二个问题。谢远君向再审法庭解释：“当时我担心自己手上没有李宗杰出具的借条，就想着先把他的钱倒借过来，这样我就主动了，以后就可以抵扣了。”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可归纳以下几个焦点问题：
一、对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原告谢远君起诉时提供了被告李宗杰的“包括属于谢远君的壹佰万元”的批注依据。故原告谢远君对该100万元有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符合起诉条件。
二、关于是否应追加贤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是谢远君起诉请求确认李宗杰向其借款，未请求确认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借款负有责任。李宗杰申请追加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理由只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追加第三人必须符合“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第三人可能承担责任，为保护其抗辩权，而将正在的诉讼与以后可能的诉讼合并审理以避讼累。故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不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这些特征。故追加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
三、是否由李宗杰承担其主张的“谢远君的100万元是与其300万元共同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属“代贤成集团有限公司转付利息”的举证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不属特殊侵权等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类型。本案属普通合同纠纷案件，应适用上述法律规定的一般举证规则。即只有原告证明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后，被告才存在承担其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举证责任。在原告证明借款合同成立生效前，就判令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明显不当。先由原告证明合同成立并生效后，被告才存在举证责任，也应是合情合理的，否则，被告将处于不敢说话的怪圈中，一旦说话，就将承担举证责任。
四、本案借款法律关系是否成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原告谢远君起诉提供的《借款协议》复印件中，有李宗杰批注“在此笔借款中包括属于谢远君的壹佰万元整。经手人：李宗杰，2011年6月7日”，从该批注内容理解，“包括属于谢远君的壹佰万元”，其仅指明债权人，即壹佰万元属于谢远君，但未明确债务人是谁。“经手人：李宗杰”，“经手人”一词文义理解“是对某一事务全部承办的人”，也只能理解为该款项是经李宗杰之手，由李宗杰承办。李宗杰批注的内容结合《借款协议》的内容，只能反映“李宗杰借款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40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谢远君的”，但无法反映是“李宗杰向谢远君借款100万元，再转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原告谢远君起诉提供的通过银行汇款给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的交易记录，谢远君亦无证据证实是“受李宗杰指示汇款”，也就更不能证明“李宗杰指示其支付款项、履行借款合同”。原告谢远君起诉提供的李宗杰账户向其支付利息的记录，只能证明李宗杰经手向其支付了利息，不能因支付了利息就反证借款关系成立。因为支付利息存在多种可能，如转付利息（即共同出借）的可能。至多只能说明借款有其可能性，但可能性不能推定事件一定成立。一、二审判决用可能性推定事件成立［以李宗杰在填写的群众报警登记表中确认其向朋友及家人凑齐（自然包括借贷）400万元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可认定李宗杰是为获取高利息而凑齐400万元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不排除其向他人借贷后再转借给贤成集团有限公司”的论证］，显然有逻辑上的错误。至于谢嘉桦的证言问题，谢嘉桦在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注销后，只是普通证人证言。且谢嘉桦是原告谢远君的儿子，明显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能采信。二审判决对此未作审查且直接采信未经庭审质证的证言不当。综上，原告谢远君未提供李宗杰出具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能够证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借款关系成立不当。本案亦可从主体、客体、内容进行基础法律关系分析。本案谢远君起诉的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其受李宗杰指示，通过兴宁市银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支付100万元给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但其起诉的法律关系主体却是谢远君与李宗杰。在无证据证明是“谢远君与李宗杰”为主体的双方，“达成借款合意”、“谢远君受李宗杰指示汇款”、“主体与内容不符时,债务转移至李宗杰名下”这些法律关系内容的情况下，自然无法证实“谢远君与李宗杰”为主体的借款合同达成借款合意、借款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法律关系内容，也就同样不能认定本案借款法律关系成立。
五、至于双方是否互相借款的问题。本案原告谢远君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向本案被告李宗杰借款100万元，对此双方亦无异议并经本院判决确认。一般情况下，如果本案被告李宗杰原已向本案原告谢远君借款，谢远君应会先行抵扣自己出借的款项。但谢远君向再审法庭陈述，向李宗杰反向借款，是因为“担心自己手上没有李宗杰出具的借条，就想着先把他的钱倒借过来，这样就主动了，以后就可以抵扣了”。如此理由不能认定其为合理解释。且如果本案借款关系成立，则李宗杰未支付本案款项的利息后，谢远君仍向李宗杰归还其本金50万元（按双方的结算）及一直向李宗杰支付了两年多的利息近40万元的行为，有悖常理。100万元借款数额不仅在梅州市，就是经济发达地区亦属比较巨大。谢远君称未让对方出具借条，是因双方属老朋友、相互信用、借条不重要等解释，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且从后来双方发生的借款及还款结算后均多次出具借款凭证，以及本案李宗杰有批注的习惯来看，借款不出具借条亦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故谢远君诉称本案被告李宗杰向其借款100万元构成相互借款问题，谢远君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不符合常理，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亦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
六、被申请人提交的兴宁市人民法院《执行笔录》内容是否反映李宗杰已承认本案借款问题。经查，该案执行卷宗共有四份执行笔录，被申请人提交的属第三次笔录（以时间为序）。在第一次的笔录中李宗杰已表示案件已申诉，正在省高院审理中。执行人员告知其申诉不影响执行，其才表示配合执行。故其配合法院对生效判决执行的陈述不能视为其已承认借款关系存在。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兴宁市人民法院（2015）梅兴法民二初字第691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7）粤14民终17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告谢远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1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174元，均由原告谢远君负担。李宗杰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2174元由本院予以退还。谢远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7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秀平
审判员 何 维
审判员 钟杏青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林佳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