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51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女，1978年2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1，男，2000年8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兼刘×1之法定代理人，刘×1之母），1971年3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2，男，1967年5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3，女，1973年12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4，男，1976年4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2（兼刘×3之法定代理人、其余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女，1945年2月11日出生。
上诉人王×1因与被上诉人王×2、杨×、刘×1、刘×2、刘×3、刘×4被继承人债�清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42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1，被上诉人兼杨×、刘×1、刘×4、刘×2之委托代理人、刘×3之法定代理人王×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1在原审法院起诉称：我与刘×7（已于2007年7月15日死亡）系朋友关系，双方曾经作为男女朋友交往。2005年12月30日，刘×7以给领导款项为由向我借款55万元，并在事后发短信确认，但此后刘×7一直未还此款。2006年12月26日，刘×7又发短信向我确认借款100万元，并承诺10%的年息。2007年4月30日，刘×7又向我借款60万元，并出具了亲笔签名的收款条。综上，刘×7共欠我215万元，应给付的利息为151.32万元。但刘×7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均拒绝向我偿还欠款。故我现诉至法院，要求王×2、杨×、刘×1、刘×2、刘×3、刘×4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连带给付我欠款本息共计366.32万元。
王×2、杨×、刘×1、刘×2、刘×3、刘×4在原审法院辩称：我方坚决不同意王×1的诉讼请求。王×1提供的手机短信不符合《电子签名法》关于电子数据真实、客观性的要求，不具有真实性，是伪造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王×1提供的手机不能认定是她接收证据短信的手机，从侧面反映其手机短信是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且其提供的短信显示时间与现有调取的刘×7证券账户明细显示时间不相符。我方提交的光盘影像资料以及证人证言均显示2007年4月30日刘×7在陪同孩子参加运动会，不在单位，故当日手写的借条也是伪造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王×1主张借款事实存在，并就此提交了借据以及短信记录。但根据王×1在接受公安部门讯问时的陈述，其反复表示自己与刘×7没有借款关系，亦表示刘×7不欠其钱款。至此，王×1在本案中陈述的事实，与其在公安部门的表述相反。因此，法院应严格审查王×1提供的有关欠款事实存在的证据。
对于短信记录。法院认为，王×1仅提供了六条短信记录，虽然短信记录中载明了双方借款的意思表示；但王×1并未提供全面、完整的短信记录，再结合王×1在公安部门的陈述，法院可以确信，即使王×1向刘×7出借了款项，刘×7也已经还清。据此，因王×1提供的短信记录不完整，且其陈述的事实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故法院无法认定王×1所陈述的借款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对于借据。法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王×1向公安部门陈述称其与刘×7没有欠款关系的情况下，其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借款事实存在。王×1的证人李×2到庭作证称其为刘×7送的借款，但李×1原为王×1的司机，双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效力较低，法院不采信该证人的陈述。至此，法院无法认定王×1所陈述的借款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综合上述，王×1有关借款事实的陈述存在重大瑕疵，证据亦不充分。法院不支持王×1的全部诉讼请求。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1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王×1不服，以原审程序违法，且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等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主观推定已还款，以主观利用证据和推理反驳王×1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公正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王×2、杨×、刘×1、刘×2、刘×3、刘×4向王×1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连带给付本息共计255万元。王×2、杨×、刘×1、刘×2、刘×3、刘×4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王×2、刘×8系刘×7的父母。杨×系刘×7之妻。刘×1系刘×7与杨×所生之子。刘×4、刘×3以及刘×2系王×2与刘×8所生之子女。王×1与刘×7系朋友关系。
2007年7月10日2时许，王×1在北京市朝阳区×路南侧路边，启动“别克”牌轿车（车牌号×××）行驶时，不慎将车前的刘×7撞倒致伤，刘×7因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于2007年7月15日死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认为王×1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诉讼中，王×2、刘×8、杨×、刘×1作为刘×7的继承人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王×1赔偿经济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日做出（2009）朝刑初字第15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王×1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2、刘×8、杨×、刘×1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685985.66元。此后，�×1以及王×2、刘×8、杨×、刘×1对此案均提出了上诉。2010年3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0）二中刑终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原判。
2009年，王×2、刘×8、杨×、刘×1作为刘×7的继承人诉至法院要求王×1偿还其对刘×7的借款120万元并返还王×1取走的479775.9元。法院审理后，做出（2009）朝民初字第2717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王×1偿还王×2、刘×8、杨×、刘×1共120万元。后王×1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0）二中民终字第114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王×2、刘×8、杨×、刘×1作为刘×7的继承人再次诉至法院，要求王×1给付借款本金100万元的利息20万元，法院于2011年6月28日做出（2011）朝民初字第1529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王×1偿还王×2、刘×8、杨×、刘×1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参照银行同类货款的利率计算，计算期间为2009年3月22日至2011年3月21日）。后王×1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1）二中民终字第204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8月25日，王×1诉至法院，要求刘×7的继承人王×2、刘×8、杨×以及刘×1偿还其借款本金及利息。本案诉讼期间，刘×8死亡。
王×1为证明借款事实，提交了（2011）京方正内民证字第03268号公证书一份，公证内容为手机短信摘抄，载明：“1.自＋86135XXXXXXXX借王×1现金人民币壹百万元整，年利息10%。借款已收到，从2006年12月20日开始计息。借款人：刘×7时间：11：222006-12-26。2.自＋86135XXXXXXXX还欠你的五十万元先不还了。我们公司要分红扩股了，消息知道的急，打你电话又总不接没法商量。机会难得，就自己做主用我的证券账户买了我们公司的股票时间：06：422006-05-01。3.自＋86135XXXXXXXX这样吧：如果赔了，我全额还你本金。若赚了，给我盈利的20%就行了，其他全给你。我们公司要重组，可长线持有。能否接我电话或见个面，我要和你谈谈时间：06：422006-05-01。4.自＋86135XXXXXXXX小丫头：你的货款我挪用了55万。赵×1又来咔吃我了，妈的，整个河北还填不饱他！时间：03：302005-12-30”。王×1欲以此证明刘×7向其借款三笔，分别为55万元、50万元及收益分配方法、100万元本金及利息计算方法。在2016年1月13日原审法院庭审中，王×1撤回了有关2006年5月1日刘×7向其借款50万元用于投资股票的诉讼请求，并表示另案解决。
王×1为证明短信内容的真实性，还提交了国信司法鉴定中心（2013）电鉴字第5-1号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委托人为案外人刘×5，受理时间为2013年2月22日，鉴定材料：摩托罗拉E6型号、IMEI号354524010028240的手机一部，鉴定时间：2013年3月4日，分析说明：在编号为“2013-5”的送检手机机身的收件箱中提取到委托要求中指定的六条短信，具体信息内容如下：1.发件人＋86135XXXXXXXX，短信文本内容：哈哈，借你的钱还让你送来真不好意思，可除了你谁肯这么无私帮我？这次你自己送来吧，二十万元也不沉，我想见见你，有事商量，你开车小心。时间（格林尼治时间）：2007-03-2406：53。2.发件人＋86135XXXXXXXX，短信文本内容：借王×1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年利息10%。借款已收到，从2006年12月20日开始计息。借款人：刘×7。时间（格林尼治时间）2006-12-2603：22。3.发件人＋86135XXXXXXXX，短信文本内容：还欠你的五十万先不还了。我们公司要分红扩股了，消息知道得急，打你电话又总不接没法商量。机会难得，就自己做主用我的证券账户买了我们公司的股票。时�（格林尼治时间）2006-04-3022：42。4.发件人＋86135XXXXXXXX，短信文本内容：这样吧：如果赔了，我全额还你本金。若赚了，给我盈利的20%就行了，其他全给你。我们公司要重组，可长线持有。能否接我电话或见个面，我要和你谈谈。时间（格林尼治时间）2006-4-3022：42。5.发件人＋86135XXXXXXXX，短信文本内容：放心，我不会用你的钱去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货款我只是暂时挪用一下，我无权无势，再不花钱何时有出头之日？时间（格林尼治时间）2005-12-213：53。6.发件人＋86135XXXXXXXX，短信文本内容：小丫头：你的货款我挪用了55万。赵×1又来咔吃我了，妈的，整个河北还填不饱他！时间（格林尼治时间）2005-12-2919：30。短信提取时按格林尼治时间提取，转化为北京时间需要将格林尼治时间加8小时。鉴定意见为：在编号为“2013-5”的送检手机机身的收件箱中提取到委托要求中指定的六条短信，经鉴定，未见剪辑修改痕迹。
王×2、杨×、刘×1、刘×2、刘×3、刘×4对上述短信记录的质证意见是：刘×7出事故后，我们是从王×1手中拿到刘×7的手机的，当时里面的短信已经全部被删除了；在刑事案件中，王×1从未提过此事，刘×7生前也从未说过向王×1借钱的事；对公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在此前进行的诉讼以及公安部门的调查中，均确认刘×7并不欠王×1任何钱款。
经询，各方当事人均认可135XXXX****是刘×7生前所用电话号码，王×1的电话号码为139XX****XX。
王×1另申请证人李×1出庭作证。证人李×1出庭前曾向法庭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我在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间是王×1的兼职司机，在此期间负责到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提货、收货事宜，曾多次送王×1或刘×5携带现�到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找刘×7经理；当时几乎每月都有，携带金额数目不确定，但看到每次都挺多，具体详情我不便多问。李×1到庭作证称：在当王×1兼职司机期间，我经常帮她拿货，每月要去一次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到打钱的事情都是拿现金的；交款的时候，货款有时交到财务，有时是给刘×7，因已经过多年，具体款项来源、去向和时间已不记得了；2006年年底有一次王×1拿了很多钱，她说刘×7急用钱，给刘×7送钱，好像有几十万元，我看到王×1在办公室把钱交给刘×7。在被问及“你给刘×7款的时候为何不让刘×7打收条？”李×1回答：“我不懂财务这块儿，也不好意思让他打条子。”王×2、杨×、刘×1、刘×2、刘×3、刘×4的质证意见是：证人李×1与王×1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其陈述的事实。
王×1就刘×7于2007年4月30日向其借款60万元的主张，提交了借据一张，并申请证人刘×5出庭作证。借据内容为：“×7：你借的陆拾万，让刘经理送去了，我有事过不去，你收到后签名确认。刘×7王×12007.4.30”。其中，刘×7的签名居于借据的左下侧，没有签署日期；王×1的签名居于借据的右下侧，并签署日期。借据最下方签有“已送2007.4.30”。证人刘×5到庭作证称：我曾经是北京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血制品部的经理，与王×1是同事，现在是朋友关系；刘×7是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我与刘×7是朋友关系，也有业务关系；2007年4月30日，王×1叫我给刘×7送钱去，当时也没说这是什么钱，因为我们经常有现金的往来；王×1在北辰把60万元现金给我，我自己开车把钱送去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给了刘×7，当时是刘×7自己去我车里拿的，我让刘×7签了字，收款条上的“已送”及日期�我写的；具体给钱的时间是中午，大约11时左右。王×2、杨×、刘×1、刘×2、刘×3、刘×4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60万元借据的真实性，该借据根本不成立，不需要进行鉴定；证人刘×5所述不符合事实，不予认可，2007年4月30日刘×7并不在公司，而是去参加了刘×1学校的运动会。
王×2、杨×、刘×1、刘×2、刘×3、刘×4为反驳王×1的上述主张，提交了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证明，2007年4月30日芳草地国际学校运动会录像记录，并申请证人刘×6、张×到庭作证。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证明的内容是：“2007年4月30日上午8：30——12：30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小学（现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在朝阳体育场召开了‘小小奥运会’（即：校运动会），芳草地小学世纪分校（现更名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也参加了此次活动。�时刘×1系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现更名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的学生，特此证明”。证人刘×6出庭作证称：我爱人也在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7年4月30日，“五一”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因为那年刘×7出事，所以对日期记得很清楚，往常都会一起吃饭），中午我去刘×7的办公室，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大概是中午11时30分左右，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在给孩子开运动会，不在单位，我就跟爱人一起回家了。证人张×出庭作证称：2007年时我是刘×1的家教老师，为了辅导刘×1写作文，2007年4月30日上午我参加了运动会；当时刘×1的父母还有王×2都去了，去的朝阳体育馆，开完运动会刘×1的爸爸请我吃了一顿饭，我就走了。王×1的质证意见是：不认可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证明的关联性，只能证明开运动会，不能证明有谁参加；运动会录像记录中虽有刘×7，但没有显示刘×7具体在场时间，录像与本案无关，录像是1小时22分钟，运动会是8时开始，10时结束，与刘×5说中午跟刘×7在单位见面是不冲突的；证人刘×6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11时30分之后也是他的推测，刘×5说的是中午，也没有具体时间，证人刘×6对几年前的某个时间点记得这样清楚是不符合常理的，不认可证言，借据是刘×7本人签字确认的；证人张×对自己身份的陈述有矛盾，一年级的孩子刚开始学拼音，不会每天安排孩子写日记，且刘×1写的运动会日记中没有证人张×，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
另查，2009年4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王×1进行了讯问，讯问笔录中记载：问：“你与刘×7之间有无经济往来？”王×1回答：“有过，大约2003年左右他和我之间就有借钱，大到几十万，小到几千元，一般是他借钱作为周转，很快就�还我。”问：“到刘×7出事故止，你们之间有欠款吗？”王×1回答：“我是自己干，他是公家的，我几乎没向他借过钱，我不欠他钱，我觉得他也不欠我钱。”2009年4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王×1再次进行了讯问，讯问笔录中记载：问：“请你详细说明一下，你与刘×7之间的财务往来？”王×1回答：“我上次说的意思是，我和刘×7之间个人没有借款；在业务方面我们确实有联系，因业务需要，我名下的银行账户比较多，一般一个账户只针对2-3个客户，刘×7的单位是国企，财务管理比较严，他就提出用我的钱转一些账；我当时有一个账户是用来做证券期货的，我就让刘×7用了，主要是他用来还我钱，因为我借给他钱一般是现金，怕汇款、转账让他单位怀疑，我和单位同事（财务和经理）都给他送过钱。”
本院庭审中，王×1陈述其是以销售顾问的身�和北京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等公司合伙，没有对公账号，是用王×1私人账号作为合伙的共用账号，业务都是王×1做的，货款也是王×1垫的，垫了六百多万元，都是现金交易；刘×7借款的时候王×1基本上都是取的现金给他，刘×7还款的时候都是走的账户打款，没有还过现金；刘×7在2007年4月30日向王×1借款60万元之后没有还款记录；此前刘×7向王×1还款100万元就是打到卡上，但是还款时候写的是王×1的借款，之前的诉讼中对方已经要走了，也已经执行完毕，所以这100万元相当于没还；由于钱是王×1给刘×7的，合伙人一致认为是王×1个人把业务款交给刘×7，是王×1的个人行为，业务债务应转为王×1的个人债务；王×1具备借款给刘×7的能力，而刘×7没有能力借款给王×1。王×1并提交了北京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血液制品销售合同，中国工商银行信汇、电汇凭证，（2012）朝民初字第32437号民事判决书，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卡的资金明细等证据。王×2、杨×、刘×1、刘×2、刘×3、刘×4认可王×1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再查，2015年，王×2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出特别程序诉讼的申请，要求确认刘×3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以下简称鉴定所）对刘×3的诉讼行为能力进行了鉴定。2015年9月，鉴定所出具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3诊断为抑郁症，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同时，鉴定报告指出，刘×3因受精神障碍影响，不完全理解民事行为的性质、后果和意义，不能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及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2015年9月17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做出（2015）大民特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3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原审法院指定王×2作为刘×3在本案中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公证书、借据、判决书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法律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1主张借款事实存在，并就此提供了短信记录以及借据、证人证言等证据加以证明。王×2、杨×、刘×1、刘×2、刘×3、刘×4对借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亦主张按照王×1之前陈述，即使短信记录所载借款真实存在也已经全部还清。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借据与短�记录所涉借款是否真实存在。
关于借据中所载借款。首先，除借据外，王×1为证明借据中借款事实真实存在，申请送款的刘×5出庭作证，以证明借款交付事实。而王×2、杨×、刘×1、刘×2、刘×3、刘×4亦提供了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证明，2007年4月30日芳草地国际学校运动会录像记录，并申请证人刘×6、张×到庭作证对刘×5陈述的内容予以反驳。证人刘×5证明刘×7于2007年4月30日11时左右在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款。王×2、杨×、刘×1、刘×2、刘×3、刘×4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则证实，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于2007年4月30日上午召开了运动会，开始时间是上午8时30分，结束时间是中午12时30分，刘×7当日与家人、朋友参加了运动会，并与家人、朋友一起吃了午饭，11时30分左右未在办公室。双方提供的证据所证事实存在矛盾。从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看，王×2、杨×、刘×1、刘×2、刘×3、刘×4的证据优势较为明显，刘×5的证言证明效力较低，故本院对刘×5的证言不予采纳，对王×2、杨×、刘×1、刘×2、刘×3、刘×4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其次，依王×1陈述及其提供的短信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可知王×1所证在其与刘×7之间的多次现金往来中，双方或者是短信联系，或者是按照证人李×1所证并无让刘×7打收条之行为习惯。最后，反观借据本身，借据是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一般由债务人书写并签章，表明债务人已经欠下债权人借条注明金额的债务。而王×1提交的借据中，仅在借据的左下角有刘×7的签名，且无具体日期，其余内容均为王×1书写，内容亦是嘱咐刘×7“收到后签名确认”，此与一般借据的书写格式不符。综上，根据王×1提供的证据无法确认王×1所述刘×7于2007年4月30日�向其借款60万元之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其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短信记录中所载借款。首先，王×1提供的六条短信记录中，确载明了双方借款的意思表示，但王×1并未提供其与刘×7之间全面、完整的短信记录，不能全面地反映双方之间借还款过程。且刘×7发生事故后的一段时间，刘×7的手机系由王×1持有此一节也应当被考虑。其次，王×1在接受公安部门讯问时，其反复表示自己与刘×7个人之间没有借款关系，亦表示刘×7不欠其钱款。再次，根据王×1提供的血液制品销售合同等证据，可知王×1确曾作为北京天士力医药有限公司的委托代表与刘×7作为委托代表的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过合同，但仅凭王×1自己的陈述即将其在刑事案件中认可的其与刘×7之间的业务往来转化为双方之间的个人借款，明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最�，王×1陈述其与刘×7之间借款全部是现金交易，还款全部是刘×7汇款，此节仅有王×1自己的陈述，并无其他相应证据加以佐证，亦有悖常理。故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王×1所主张短信记录中所载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5335元，由王×1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25335元，由王×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 丽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清 波
代理审判员 贾 旭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