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2民特45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北京义德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号院4号楼10层1014室。法定代表人：刘开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小刚，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时雨，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北京同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河西果园科委院内。法定代表人：侯文才，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芦瑾，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北京义德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德顺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同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人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义德顺公司称，一、双方之间没有仲裁协议。双方合作协议中关于抵押担保条款是同人公司和义德顺公司双方签字确认的，尽管有周首斌本人签字，但其身份是作为义德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是作为担保方。二、同人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首先，隐瞒了收到义德顺公司200万人民币时的收条。同人公司收到义德顺公司支付的200万前期费用时，打过一式二份的收条，双方各一份，同人公司在仲裁庭也认可收到义德顺公司200万。对于这200万的性质，合作协议第二条款第1点明确说“上述款项作为同人公司前期栽植养护苗木成本之补偿”，而不是同人公司所谓的移交土地补偿款，收条上也明确写明是苗木款。同人公司故意隐瞒此收条，意在掩盖实际发生的苗木毁损款和移交土地补偿款的区别。其次，隐瞒了实际发生的现有苗木砍除面积的证据。同人公司在仲裁过程中主张义德顺公司实际使用205亩土地，但在整个仲裁过程中，同人公司从未就使用具体亩数提供证据证明，而仲裁庭却在没有经过实际勘验、测量的情况下，仅根据同人公司单方主张，在没有直接的证据下，依靠若干间接证据，认定涉案土地总面积为205亩地，其中205亩地的测算是由与本案无关的义德顺公司的合作伙伴北京轩艺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轩艺公司）草绘而成，并无义德顺公司的任何证明。现轩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新因涉嫌虚构100亩土地的事实，与义德顺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土地，被昌平区公安局立案侦查，因此其出具的面积图不足为信，属于伪造证据，且此205亩面积为大棚面积，并非种植苗木的面积，也非砍除原有苗木的面积。而同人公司对于涉及该案土地的准确面积，是在其承包的涉案土地上客观存在着的，按照《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应当由同人公司移除或砍除原有苗木，已达成土地移交申请方经营的条件。由此可见，同人公司具有证明合作种植苗木实际发生的准确面积的证据，此证据足以影响该裁决的公正性，同人公司应当向仲裁庭提交却予以隐瞒。依据双方《合作协议书》约定，按照实际发生的土地亩数进行结算，而不是同人公司反复强调的移交土地亩数，“实际发生”与“�交”的概念完全不同。同人公司采取偷换概念的方法，逃避向仲裁庭出示实际发生的土地亩数的证明责任。刘志新即使能够证明，义德顺公司以200亩土地与轩艺公司合作，该土地亩数也不当然等同于同人公司与义德顺公司约定的实际发生的土地亩数，不能改变双方《合作协议书》约定的结算条件。这再次暴露出同人公司为达到其设定目的，向仲裁庭隐瞒符合双方约定结算条件的，因双方合作实际发生的土地数量的证据。再次，隐瞒了抢建大棚和种植高大苗木等行为违法的证据。因同人公司与土地所有方签署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承租土地不得种植高大苗木，其与义德顺公司签订合同时未就此告知。双方《合作协议书》签订不久，就因履行该协议，违规在合作土地上种植高大苗木，同人公司接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处罚书，其在接到通知后未告知义德顺公司�甚至在义德顺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得知该事实后，向同人公司核实时，同人公司予以隐瞒，在仲裁庭上同人公司仍然否认该事实。仲裁过程中，义德顺公司向仲裁庭提交涉诉土地所在村镇、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等单位向同人公司发送的违法告知书，同人公司以复印件为由不认可真实性，该通知均系相关单位向土地承包方同人公司发送，并盖有相关单位公章，同人公司隐瞒此一系列证据，足以影响裁决的公正性。同人公司证据显示证人姜×等人抢建大棚的目的就是为了占地赔偿；大棚面积证人刘志新虚构事实，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已被昌平公安正式立案侦查，其所虚构的大棚面积与移交土地面积无关，更与实际发生的苗木毁损面积无关。由于同人公司隐瞒了抢建大棚等行为违法并且大棚已被政府拆除的证据，导致仲裁庭以大棚面积作为证据，做出了不公正的裁决。三、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枉法裁决行为。同人公司在仲裁请求第1条要求“向申请人支付2255万款项”，故意回避“苗木砍除毁损款”，认为“只要申请人交付了涉案土地”就应得到赔偿，然后以大量证据证明移交土地面积，进而杜撰了移交土地补偿款的概念。仲裁员片面听信同人公司一面之词，不认真核实同人公司要求的“2255万款项”的真正内涵和应该具备苗木砍除这个必要条件，就默认了同人公司所谓的移交土地补偿款的概念，但是其作出的“向申请人支付原苗木成本及砍除毁损补偿款人民币2055万元”的裁决，却是苗木毁损款的结论，明显违背了义德顺公司移交土地补偿款的本意，属于枉法裁决。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合作更新苗木，并没有合作盖大棚的内容。同人公司将违法的大棚面积作为移交土地面积的依据，进而混淆概念，又将其作为实际发生的苗木砍除面积的依据。仲裁员明知同人公司隐瞒了实际发生的砍除苗木面积的证据，仍不到现场亲自调查核实取证，凭借错误的逻辑推理作出不公正的错误的裁决，属于枉法裁决。四、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有关部门明文告知同人公司该涉案土地规划为公共交通枢纽，姜×等人为了占地赔偿而抢建大棚，属于违法行为；大棚面积的证人刘志新虚构事实，涉嫌合同诈骗。该裁决涉嫌变相鼓励诈骗，变相鼓励社会违法抢建大棚以骗取国家赔偿款，严重侵害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综上，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义德顺公司申请法院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做出的[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41号裁决，维护义德顺公司的合法权益。同人公司称，一、同人公司一直主�的就是“苗木成本及砍除毁损补偿款”，从未主张过所谓的移交土地补偿款，且义德顺公司的该项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同人公司在仲裁申请书中主张的是砍除苗木的补偿款，之所以涉及到土地移交面积，是因为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苗木成本及砍除毁损补偿款”的计算标准是“11万元/每亩”，所以需要确认移交的土地面积，最终仲裁庭支持的亦为“苗木成本及砍除毁损补偿款”。二、周首斌是《合作协议书》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也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应受《合作协议书》仲裁条款的约束，仲裁委员会对其有管辖权。1、《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1款约定：“在协议签订后3日内，乙方先向甲方支付200万元的现有苗木成本及砍除毁损款，其余由乙方分期支付，并由乙方将位于海淀区�石景山区两套房屋作抵押，周首斌个人为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周首斌是义德顺公司在《合作协议书》项下付款义务的连带保证人。2、周首斌在《合作协议书》末尾签署处签名，证明周首斌认可《合作协议书》的全部内容，自然也应受《合作协议书》仲裁条款的约束。3、在仲裁案中，周首斌即对管辖提出过异议，仲裁庭已于2016年7月13日作出（2016）中国仲裁委员会京字第023590号《管辖权决定》驳回周首斌此项异议。4、周首斌和义德顺公司在收到同人公司的仲裁申请书及仲裁委员会的相关开庭通知的情况下，直到仲裁庭第三次开庭时才口头提出管辖异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2）》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书面提出；书面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第一�实体答辩前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依照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没有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而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周首斌在仲裁案件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已明显超出了法定期限，应视为认可其受仲裁条款的约束，仲裁庭依法驳回其管辖异议并裁决其承担责任，有法律依据且程序合法。三、同人公司在仲裁案中已提交了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仲裁请求，不存在任何隐瞒证据的情形。1、涉案的200万元苗木毁损款系义德顺公司向同人公司支付，收据自然也应是同人公司出具给�德顺公司，收据应在义德顺公司，不存在同人公司隐瞒的问题。同时在仲裁案中，同人公司承认义德顺公司已支付了200万元的苗木毁损款的事实，双方也无需再就该部分款项举证。2、在仲裁案中，同人公司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同人公司将现有苗木毁损并移交给义德顺的土地面积为205亩，而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苗木毁损款应将上述土地面积作为计算依据。因此，同人公司不存在义德顺公司所称隐瞒这部分证据的行为。3、关于义德顺公司称同人公司隐瞒了抢建大棚和种植高大苗木等行为违法的证据的说法。首先，义德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同人公司持有该等证据且隐瞒该等证据；其次，义德顺公司及其合作方建大棚和种植高大苗木是否违法，也并不影响仲裁庭对土地移交面积的认定，更不影响同人公司向义德顺公司及周首斌主张“苗�成本及砍除毁损补偿款”的权利。四、义德顺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仲裁案件的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判的行为。五、关于义德顺公司称涉案裁决变相鼓励诈骗，变相鼓励社会违法抢建大棚以骗取国家赔偿款，严重侵害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说法，无任何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义德顺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裁决变相鼓励诈骗，变相鼓励社会违法抢建大棚以骗取国家赔偿款，严重侵害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涉案裁决是针对义德顺公司欠付同人公司苗木毁损款作出的裁决，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综上，涉案裁决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任何一项情形，义德顺公司撤销该裁决的申请应予驳回。经审查查明：2010年3月9日，同人公司作为甲方与义德顺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书》，就双方合作经营苗木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书中第二条第1款约定，在协议签订后3日以内，义德顺公司先向同人公司支付200万元的现有苗木成本及砍除毁损款，其余由义德顺公司分期支付，并由义德顺公司将位于海淀区和石景山区的两套房屋作抵押，周首斌个人为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九条约定，因本协议发生纠纷，双方应主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在乙方落款处，有义德顺公司公司的盖章和周首斌的签字。2010年3月12日，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侯文才出具了收到义德顺公司苗木预付款100万元的收条一张，同日，侯文才又出具了收到北京瑞博圣业建筑技术有限公司代付苗木款100万元支票的收条一张。2014年11月6日，因履行《合作协议书》发生争议，同人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2016年7月14日，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41号裁决：（一）义德顺公司向同人公司支付原苗木成本及砍除毁损补偿款人民币2055万元；（二）周首斌对义德顺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仲裁费为人民币224900元，由义德顺公司承担。上述仲裁费已由同人公司向仲裁委员会缴纳的预付款相冲抵，因此义德顺公司应向同人公司偿付同人公司为其垫付的仲裁费人民币224900元。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不属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仲裁委员会审理的国内仲裁案件，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二、关于本案是否有仲裁协议2010年3月9日，同人公司与义德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根据该协议约定，周首斌对义德顺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落款处加盖了同人公司、义德顺公司的公章，并有周首斌的签字。由此可见，同人公司、义德顺公司与周首斌均应受该《合作协议书》的约束。《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如因本协议发生纠纷，应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义德顺公司以没有仲裁协议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同人公司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所规定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是指在仲裁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以影响裁决结果的证据，而该证据仅被一方当事人掌控却又故意不向仲裁庭说明并出示，同时仲裁庭及另一方当事人确实不知晓该证据存在的情形。义德顺公司提出，同人公司隐瞒了收取200万元的收条及实际发生现有苗木砍除面积、抢建大棚和种植高大苗木等行为违法的证据。本院认为，义德顺公司所提收条系同人公司向义德顺公司开具，收条应为义德顺公司所掌握，且同人公司在仲裁中明确认可收到该200万元；此外，义德顺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同人公司持有可以证明实际现有苗木砍除面积及抢建大棚和种植高大苗木等行为违法的证据，且该证据仅为同人公司持有且同人公司拒不向仲裁庭提供，因此义德顺公司的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的行为所谓枉法裁决，是指仲裁员在仲裁案件时，为了私利或某种企图，玩�职守，颠倒是非，曲解法律，甚至故意错误适用法律的行为。本案中，义德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涉案仲裁员仲裁该案时有上述行为，涉案裁决对于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正确与否，均属于仲裁庭对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案件事实的实体审查内容及裁量认定范畴，不属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范围，故义德顺公司提出的该项撤销理由不能成立。五、关于仲裁裁决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本案中，同人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的依据是其与义德顺公司、周首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要求解决的是各方当事人基于合作协议书产生的纠纷，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并未涉及他人的权益，没有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故义德顺公司的该项撤销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义德顺公司申请撤销[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41号裁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义德顺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北京义德顺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审 判 长 陈红建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石 婕书 记 员 牛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