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3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子彤，男，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唐华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云龙，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
法定代表人唐金萍，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金萍，女，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本信，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子彤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德公司）、唐金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9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与被告唐金萍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8月3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存款、位于福田区景田北路与商报路交汇处的宗地号b202-0046房地产权证业主姓名为杨子彤的房屋归女方所有。
2012年8月30日，原告和被告唐金萍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协议离婚后，原告因无房居住及生活困难，被告唐金萍资助原告360万元；资助方式为由被告唐金萍将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由女方拥有的位于福田区某房产转卖，转卖款项直接打入原告银行账号，资助款尚有不足的部分由被告唐金萍以现金补足；被告唐金萍同意在未支付清所有款项前，将其位于福田区某甲房产供男方居住，在付清全部资助款后，原告应在3天内搬离。
2013年1月11日，原告与被告唐金萍因人身权利纠纷到香蜜湖派出所协商，并签订《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唐金萍将某房产以370万给原告，此房所欠银行贷款由原告支付，剩余147.5万被告唐金萍以现金方式支付，被告唐金萍共支付原告360万元；原告用某房产置换被告唐金萍某乙房产，置换费用由原告支付，并由原告办理；原告应支付被告唐金萍代原告缴纳的社保款共12300元；原告应支付砸坏被告唐金萍电视、床垫和门赔偿款20000元，此款在余款扣除；原告收到所有款项后，当日搬离被告唐金萍家，只能带上属于自己的个人用品。若不肯搬离或日后再干扰被告唐金萍的正常生活，被告唐金萍有权收回所有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和存款；另欠唐某2000元应在余款中扣除，扣除上述款项后，被告唐金萍尚欠原告1440700元。
上述协议均由原告和被告唐金萍签名捺印加以确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了2012年10月18日与两被告签订《协议书》，内容包括：原告与被告唐金萍于2011年8月23日离婚是假离婚，双方经过协商将财产重新分配；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补偿原告240万元；如果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未在2012年12月30日前支付原告，则由该公司的法人被告唐金萍私人支付；两被告在2012年12月30日前未支付完毕所有款项，按总款项的月息2分收取滞纳金；在两被告未支付完款项前，原告有权居住在福田区某甲房产。该《协议书》有原告签名捺印，并加盖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印章和被告唐金萍印章。
为了证明被告唐金萍有使用私章代替签名的习惯，原告还提交了一份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的《展柜订制合同》，上面加盖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的公章和被告唐金萍的私章。
两被告对于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和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和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的《展柜订制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利用与被告唐金萍生活在一起的便利条件，盗用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的公章和被告唐金萍的私章伪造的。两被告认为，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早已变更为广州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却仍使用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不符合常理。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变更公司名称，原告称“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用原公司名称签订合同是一种习惯”的解释不能成立。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的真实性上，该协议的真实与否实际上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应依照民事证据规则，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判断：
首先，原告提供的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只有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唐金萍的印章，并没有被告唐金萍的签名捺印。这与2011年8月3日《离婚协议书》、2012年8月30日《协议》和2013年1月11日《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中，双方皆通过签名捺印的确认方式并不相同，不符合被告唐金萍处理个人家庭事务的习惯，存在明显疑点。
其次，原告和被告唐金萍均确认双方协议离婚后，原告曾在被告唐金萍家居住一段时间。被告唐金萍作为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将公司的印章和个人印章随身携带符合常理，因此不能排除原告利用双方共处一室的机会利用被告印章制造《协议书》的可能性。
第三，2011年8月3日《离婚协议书》、2012年8月30日《协议》和2013年1月11日《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均是原告和被告唐金萍确认的，为了处理双方离婚后财产分配而签订的协议，协议双方仅是原告和被告唐金萍两方。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是双方离婚以后、被告唐金萍与他人成立的公司，按常理推断应与原告并无关系。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约定由被告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就原告和被告唐金萍离婚后财产重新分配事宜补偿原告240万元，不符合情理。
第四，2013年1月11日签订的《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内容详细，但对于两被告欠原告240万元补偿款这一情况并未提及。该《补充协议》对被告唐金萍需支付原告360万元、尚欠144万余元这一事实，原告砸坏被告唐金萍的家具赔偿和扣除原告欠唐某款项等事项均有明确约定，唯独对欠款240万元未有提及。240万元并非小数目，按常理分析，原告和被告唐金萍在计算和抵扣各自欠款和补偿时，应将该笔款项计入被告唐金萍欠款总额当中，但《补充协议》只确认欠款为144万余元，原告诉请的240万补偿款存在明显疑点。
第五，《展柜订制合同》没有明确的签约日期，按合同约定预付款时间为2014年4月推算，距离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已过去了2年多，仍使用变更前的公司名称和公章签订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被告的答辩意见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提交的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存在不可排除的疑点，真实性存疑，不足以证明原告和两被告曾签订过该《协议书》这一事实，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子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272元（已由原告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审法院减半收取16136元，由原告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杨子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两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款项本金人民币240万元及利息78.4万元（利息暂计至原告起诉之日止）；二、判令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于2012年10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应为真实合法有效。（一）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的签订原由。上诉人杨子彤与被上诉人之一唐金萍原为夫妻，2011年因杨子彤涉及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而双方协商假离婚，将夫妻共有财产全部归属唐金萍名下，实际上该等财产仍属于双方共有。2011年8月3日，双方办理法律离婚手续。但此后，唐金萍在所有财产归属自己名下后违反双方约定，并弄假成真，致使杨子彤身无分文，生活难以为继。因此双方多次协商重新分配夫妻共有财产，但唐金萍处于强势地位，先后与杨子彤共签订两份协议、一份补充协议。分别是2012年8月30日《协议》及2013年1月11日《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此三份协议都是各方真实意志表达，在平等自愿的情形下签订，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二）一审法院判断本案关键事实的依据，皆由推理而来，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审判原则。第一，一审判决认为2012年10月18日的《协议书》中只有公司和个人的盖章不符合双方此前在其他协议中使用签名捺印的方式。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即上诉人杨子彤和被上诉人唐金萍此前签订的协议，当事人仅仅为杨子彤和唐金萍两个个人，签名捺印符合签订习惯。但2012年10月18日的《协议书》乙方为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和唐金萍，公司作为法人组织，加盖公章即为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而唐金萍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加盖公司印章同时加盖其私章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这也是最符合常理的签订方式，在加盖了真实的公司印章和私人印章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再强加上诉人要求唐金萍个人签名来表示其意思，同时在协商婚姻共同财产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唐金萍处于强势地位，上诉人无法要求唐金萍必须个人签名。该《协议书》中被上诉人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的公章和唐金萍私章已经一审法院查明系真实的印章。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这里法条使用的是“或”而不是“且”，说明签字或者盖章择一即可，两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杨子彤和被上诉人唐金萍共处一室，不排除上诉人利用共处一室的机会利用印章制造协议书的可能性，并认为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上由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补偿上诉人240万元，不符合情理。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协议书》系杨子彤私自制作纯属推断，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相反，唐金萍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方面一直都对杨子彤处处设防，在协议假离婚前，唐金萍就将原深圳市百事德货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自己，协议假离婚后随即将该公司变卖，并重新设立了以她为法定代表人的新公司，名称为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即本案争议《协议书》上的乙方之一）。这一系列作为，可以看出唐金萍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及假离婚之后对杨子彤处处防备，尤其在假离婚后有意与上诉人杨子彤撇清关系，分清财产，而且行为做事并不糊涂，可以说甚为精明。上诉人杨子彤事后得知唐金萍变卖了公司，也得知唐金萍已无诚意再续夫妻情分，事已至此，双方均知真正意义上的离婚已成事实。这才有了双方对夫妻财产重新进行协商，并签订相关协议。最终因唐金萍自称个人已无财产，只有公司有财产的情况下，签订了以新成立的公司和唐金萍共同作为乙方的《协议书》即本案2012年10月18日的《协议书》。据此，在《协议书》上加盖新公司的印章和唐金萍的私章顺理成章。另外，新成立的公司一直正常经营，有专门的财务人员保管公司相关证件和印章，没有理由唐金萍随身带着公章和私章流动办公，这不符合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符合公司的财务制度，更不符合常理。即使公司临时有事需要处理，新公司的办公地点与唐金萍个人居住的地点仅二、三百米的距离，唐金萍随时可以回公司处理事务，并不需要将公章和私章随身携带，这既不安全也不符合公司印章使用的管理规定。加之，新公司和唐金萍的住处均有保险柜用于安放重要物品，公章和私章属于重要物品，唐金萍不会随意放置，上诉人杨子彤既无法参与新公司的经营管理，更不知晓公章放于何处，在唐金萍对杨子彤处处防备的情况下，杨子彤完全没有机会也没有动机取得印章。请二审法院注意，如果上诉人有意伪造《协议书》，按常理肯定起草对自己有利的协议内容。但恰恰相反，本案争议《协议书》中第一点就明确强调：“甲方杨子彤与女方唐金萍于2012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仍然有效”，2012年8月30日的这份协议内容对杨子彤设定了很多义务，包括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等等对杨子彤是不利的，也不符合支付抚养费的常规做法。杨子彤为何要去伪造一份对自己不利的协议，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另外，如果2012年10月18日的协议系杨子彤有意伪造，其应该将该协议的落款时间直接写于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落款时间2013年1月11日）之后，这样更能作出有利于杨子彤的解释，伪造的更加天衣无缝。并且，协议书的金额也应该多写一些，因为这些财产远远达不到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为何杨子彤没有这样做，因为真相就是真相，不容篡改。这也恰恰证明了，本案争议的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确系各方经过磋商、充分沟通之后，达成的一致意见，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退一步讲，一审法官在开庭时已经明确询问两被上诉人是否对《协议书》公章提出鉴定申请，被上诉人未提出鉴定，在庭审中也承认使用公章的实际情况。据此，足以证明《协议书》真实。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举证充分、确凿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陈述推理不予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也明显违反了举证的基本原则。第三，一审判决认为2013年1月11日签订的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对欠款240万元未有提及存在明显疑点。该协议全文系唐金萍手写，抬头即特别写明《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因为除了2012年8月30日的协议之外还有一份2012年10月18日的协议，为了避免混淆两份协议才注明是针对2012年8月30日的协议所作的补充协议。如果仅仅只有一份协议，没有必要作出日期上的特别说明。因为是针对2012年8月30日所作的补充协议，自然不会提到240万元的事情，因为240万元款项是在2012年10月18日这份协议中单独作了约定，与派出所所作的补充协议无关。第四，一审法院认为《展柜订制合同》中甲方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的公章已过期。上诉人认为，甲方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的公章过期并不影响乙方深圳市百事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公章的效力。上诉人提供此份证据仅仅为了佐证被上诉人的印章均系真实、有效，并且正常使用。广州某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并非本案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的当事人，其公章是否过期与《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无关。反而更加可以确信一点，《协议书》系被上诉人唐金萍亲自持有公章和私章在《协议书》上加盖。因为，如果《协议书》系上诉人盗用印章制作，上诉人自然知道印章是真的，不会因为不放心公章的真假，多此一举的提供《展柜订制合同》再去进一步证明印章的真实性。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协议书》是各方在平等自愿协商的情况下签订、意思表示真实、标的确定、内容合法，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协议书》的真实性实属错误，二审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对本案关键事实的程序表述错误。根据一审判决第六页第三段，“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了2012年10月18日与两被告签订《协议书》”，该表述明显错误，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作为本案的关键性起诉性证据，在上诉人一审提起诉讼时就已经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交，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即不存在判决书中所表述的在庭审中补充提交证据的情形。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一审中上诉人已充分完成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完全应依法确认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的真实合法有效性。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认定本案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不足以证明三方签订过该《协议书》这一事实，实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条、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本案中，上诉人提供《协议书》系原件，《协议书》上所盖印章全部真实有效，上诉人已经在举证期内积极、全面、正确地完成了举证义务。因此，根据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原件真实。（二）一审法院错误地忽视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主张《协议书》不真实，印章系假的或《协议书》并非本人真实意愿所签，应当对其反驳的事实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但从一审的证据看，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的《协议书》原件并非真实制作而成以及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根据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原件真实，而被上诉人因未举证证明《协议书》存在不真实性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二审法院应当认定本案《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两被上诉人应严格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依法全面履行义务即支付上诉人240万元款项和相应的利息。综观本案，一审法院纯粹运用推理、不以事实为依据从而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两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款项本金人民币24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百事德公司、唐金萍答辩称：一、法院有权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依法对有关证据不予采信。法院审判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应当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当与案件的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不相矛盾，且能够前后印证，形成完整有机链条，还应当经过庭审质证、合理无疑，唯有如此才能采信，否则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和全案综合证据对于内容违法、前后矛盾、不合常理的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法院有权依法对于不合常识常理、不合基本法律规定和全案基本事实，并存在重大争议和质疑的孤证不予采信。形式上盖有印章、内容上违法且矛盾的《协议书》是上诉人单方伪造的，不能够简单、单独、直接地证明就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亲自”盖章的案件事实。二、单方伪造的《协议书》本身，其主体、形式、内容均违法。1、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有关规定，合同应当主体、内容、形式等均应合法，况且依据法律规定，确实属于出于当事人真实本意、并由当事人真实签字盖章的，也仅仅意味双方合意的“合同成立”，并不当然合法、生效；2、《协议书》令企业虚设名目、空降巨额债务的内容本身违法，由被上诉人百事德公司对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唐金萍个人离婚原因的巨额款项直接“补偿”于法无据，违反公司法、合同法、民法、财务会计法律法规等，除非是依据企业章程和股东会决议、企业堪负、依法依归作出的公益赠与与慈善行动，更何况企业为股东利益的借款担保行为法律都严格限制约束。3、《协议书》所述的“财产重新分配”、“离婚是假离婚”、“所有财产都归唐金萍所有”等等内容严重违反双方已经确认的一审案件的基本事实和有关证据。这些违法基本法律、违背离婚基本事实和全案证据的“一纸协议”及其条款内容不可能是两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达、真实所作。4、《协议书》“时间”在上诉人逼迫索要离婚额外财产之后与最终确认了断、履行支付之间，“内容”又涉及240万元的重大财产处置，如果《协议书》是真实发生在男女双方之间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对如此“重大财产利益”，一方面，被上诉人唐金萍个人在此等情形之下不可能在（签字盖章）及签约时间处一反个人一贯签字按手印并写明签约日期才为确认的真实习惯常态，不可能作出有违法律规定和成人理性、前后矛盾的行为，而改为只盖私章；另一方面，就连上诉人自己都不可能不一如既往的两份协议一样，坚持让女方签字按手印予以确认，并将该次增加的所谓“财产重新分配”内容体现在最后确认了断、履行支付的《补充协议》当中。综合以上，对于上诉人将内容上孤立矛盾、仅形式上盖有印章的一纸协议作为本案一审、二审诉求，追索“离婚财务重新分配”的所谓“事实和证据”，审判法院综合离婚实情证据和本案全案证据，根据事实和法律及常理常识，有权依法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和作出判决是完全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杨子彤与被上诉人唐金萍共同确认的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三处房产，即某甲房产（160平方米）、某乙房产（115平方米）、某房产（170平米），上诉人杨子彤还主张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有惠州市某家具厂、深圳市百事德货架有限公司、存款及货款600多万元、一辆宝马x6、一辆凯迪拉克、股票70万元，但被上诉人唐金萍对上述财产及价值不予确认。
上诉人杨子彤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因被上诉人唐金萍执意驱赶上诉人杨子彤，故其于2013年9月搬离港中旅花园房产。
被上诉人唐金萍在二审庭审时称2012年8月30日《协议》约定360万元系因上诉人杨子彤提出分得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某乙房产和擎天华庭房产，而上述两套房产变现后的净值即约为360万元，其中某乙房产市值约340万元，扣除欠贷153万元及税费后净值152万，擎天华庭市值约370万元，扣除欠贷162.5万元及税费后净值200余万元。上诉人杨子彤亦认可双方对某乙房产补偿问题进行过协商，但主张被上诉人唐金萍所称某乙房产价值与实际不符。
为查明涉案某乙房产在双方协商时的市值情况，本院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调取了被上诉人唐金萍于2013年9月向该行申请抵押贷款时提交的某乙房产价值评估报告，根据上述评估报告，涉案某乙房产在2013年8月8日时的估价值为4933390元，预计转让税费为208001元，故抵押价值合计为4725389元，评估报告还注明其本次测算未扣除土地增值税1519855元、所得税379511元。另外，该评估报告还显示2012年1月至2013年5月深圳市福田区办公物业二手房挂牌均价走势基本持平。
上诉人杨子彤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240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78.4万元（暂计至起诉时止）；3、被告支付本案受理费。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杨子彤主张被上诉人百事德公司、唐金萍应当依据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向其支付240万元及利息，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对此，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如下：第一，从该协议的形式上看，因该协议第一段显示其旨在处理上诉人杨子彤与被上诉人唐金萍离婚后财产分割问题，故该协议应为上诉人杨子彤与被上诉人唐金萍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但相较于双方签订的其他离婚财产分割协议，2011年8月3日《离婚协议书》、2012年8月30日《协议》和2013年1月11日《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三份协议均由双方通过签名捺印的方式确认，而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被上诉人唐金萍确认一栏仅有唐金萍的私章，而无签名捺印，故该协议的签署形式与双方协商离婚财产分割事宜的一般习惯不符，存在明显疑点，另外，该协议中被上诉人唐金萍确认一栏中亦没有签署时间，亦存在疑点；第二，从该协议的主体上看，如前所述，该协议应为上诉人杨子彤与被上诉人唐金萍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但该协议的补偿义务主体却为被上诉人百事德公司，而作为夫妻一方的被上诉人唐金萍在该协议约定的义务却相当于一种保证责任，这种约定方式无论是与双方其他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还是与通常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约定方式均明显不符；第三，从该协议的内容上看，首先，根据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的内容，上诉人杨子彤在收到该协议所涉的240万元款项前，有权居住在港中旅花园的房产内，而事实上，上诉人杨子彤于2013年9月已搬离上述房产，故其搬离的行为与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不符，其次，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百事德公司应在2012年12月30日前向上诉人杨子彤支付240万元，否则按月息2分收取滞纳金，而双方于2013年1月11日签订《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时上述240万元款项的履行期限已到，双方在《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中对240万元款项未履行的事宜只字不提，亦不符合常理，考虑到《2012年8月30日补充协议》的签订背景，双方已因补偿款履行问题发生肢体冲突而导致派出所介入处理，说明上诉人杨子彤与被上诉人唐金萍之间的关系极度恶化，双方已缺乏对彼此的基本信任，如果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属实，双方在2013年1月11日签订的协议中对240万元款项只字不提亦不合常理。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上诉人杨子彤提供的关键证据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存在较大疑点、不足采信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认证标准，上诉人杨子彤依据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主张被上诉人百事德公司、唐金萍向其支付240万元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被上诉人唐金萍主张2012年8月30日《协议》中约定的360万元补偿款系就擎天华庭房产和某乙房产两套房产总价值对上诉人杨子彤进行的补偿，但一方面，2012年8月30日《协议》并未提到某乙房产的补偿问题，另一方面，本院查明的某乙在双方协商时的价值亦无法支持被上诉人唐金萍的上述主张，故本院对被上诉人唐金萍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虽然上诉人杨子彤与被上诉人唐金萍在本案二审中均认可对某乙房产的补偿问题进行过协商，但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杨子彤主张的2012年10月18日《协议书》就是双方对某乙房产补偿问题作出的约定。对于某乙房产的补偿问题，双方当事人如有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72元，由上诉人杨子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 东 慧
代理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