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台路商初字第1395号
原告：朱宝利。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洵熙、季婷婷。
被告：叶振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伯康、狄安琦。
原告朱宝利为与被告叶振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3年8月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丽红独任审判，于同年9月5日、10月1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宝利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洵熙、季婷婷、被告委托代理人陈伯康、狄安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申请庭外和解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宝利起诉称：被告叶振玉曾系台州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占该公司39%的股份。2010年8月17日，朱宝利与被告叶振玉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特盛公司4%的股份转让给原告，转让价为142万元。后原被告又达成口头变更协议，将转让款增加至200万元，原告如约支付了200万元的转让款。但被告一直没有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近日，通过工商登记资料查询得知，被告已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他人，并于2011年11月22日办理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原告认为，被告收取转让款后，不但没有为原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反而将股权转让他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权益，已构成根本违约。现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关于特盛公司股份转让的协议；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转让款200万元并赔偿损失（自原告支付转让款至法院确定还款义务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逾期履行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承担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叶振玉辩称，对于2010年8月17日原被告签订转让协议由原告持有4%的股份以及被告收取转让款2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其认为：一、原告是特盛公司的隐名股东，对外由被告行使权利，并不像原告所称的没有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其本身不具有工商登记的权利；二、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原告及其他隐名股东的权利义务都是由被告行使的，在特盛公司发生严重亏损的时候，股东无力继续投资，被告约广大股东进行商量过两次，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隐名股东对将被告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张时斌都是明知且口头表示同意了的；三、原告主张利息损失不能成立，因为这是投资款，存在一定的风险。故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与事实不符，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朱宝利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当庭宣读并出示了如下证据：
一、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8月17日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
二、银行凭证，拟证明原告已按约支付转让款2000000元的事实；
三、公司基本情况一份，拟证明被告已将其所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他人，并于2011年11月22日办理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其认为，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将自己持有的特盛公司39%的股份转让给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股东，但这些股东都是隐名股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原告是享有被告所享有的权利，承担被告所承担的义务；从原告提供的工商登记情况看，被告已经完成股份转让，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张时斌。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叶振玉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当庭宣读并出示了如下证据：
一、投资款收款收据三份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缴款单、收据等，拟证明被告已经将原告所交的投资款全部投入特盛公司。经质证，原告认为，三份投资款收据系案外人提供，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其记载的内容真实，也只是被告与特盛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不是向公司购买股权，而是向被告购买被告所享有的特盛公司的股权；银行单据等除了在特盛公司设立时投入的421.2万元，其余银行凭证中所载明的款项来源均为借款关系，不能证明是本案的投资款，被告的投资金额应为1950万元但上述证据金额不足此数。
二、叶某丁、叶冬青、李朱兰、叶振才、孙万富、陶荷芳、张丽平等人的协议书与内部退股协议书，拟证明被告名下的隐名股东均已经同意按每股8万元的价格退股，并已经领取相应的退股款。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协议书系被告与第三方签订的协议，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上述协议真实，也只能证明被告与相对人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不能推定原告承担相应的义务，与原告无关。
三、叶振玉、叶某甲与张时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拟证明被告39%的特盛公司股份转让所得款项为120万元，被告再自己贴钱以每股8万元的价格回购隐名股东股份，被告与原告及其他隐名股东都同意退股，当时各方口头都是同意了的。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转让协议与工商登记变更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被告亦没有与原告协商转让事宜，原告并没有同意转让，协议只能证明叶振玉、叶某甲与张时斌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
为反驳被告提供的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告补充提交了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保管的特盛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相应材料一份，拟证明叶某甲转让给周仙林的是108万元，叶振玉转让给张时斌的是421.2万元。经质证，被告认为，之所以出现另一股东周仙林是为了公司登记需要；在工商办理手续时均是按原来工商登记的注册资金进行计算的，才会出现工商登记与实际转让协议不一致。经审查，本院认为，工商登记里的内容是为了过户或者公示需要所为，各行为人自行签订的协议系其真实意思之表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即使存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亦不能否认其协议本身的真实性及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效力。
同时被告申请证人叶某甲、叶某乙、叶某丙、叶某丁出庭作证。
证人叶某甲作证称，被告叶振玉原持有特盛公司39%的股份，其已经按50万元每股将资金足额投入特盛公司；当时因行情原因公司巨额亏损，其与叶振玉均以低价将股份转让给了张时斌。
证人叶某乙作证称，其系被告名下持股人之一叶冬青之子，叶冬青原持有被告名下2%的股份，投入100万元，后退股时得16万元；协商退股时原告在场，当时同意按8万元一股退股。
证人叶某丙作证称，当时其与叶某甲、被告叶振玉各持有特盛公司51%、10%、39%的股份，以50万元每股投入；被告叶振玉与其名下股东协商退股事宜时原告也在场且同意退股。
证人叶某丁作证称，其原持有被告名下2%的股份，共计100万元，退股时退回16万元；协商退股时原告在场且同意退股；其本身并不参与公司经营，全部由被告叶振玉操作。
经质证，原告认为，各证人与被告均系同村且一起长大、共同经营，与被告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所陈述的原告同意退股等事项应为虚假陈述；被告认为证人证言属实。
经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投资款收据以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结合证人叶某甲、叶某丙的证言，能够证明被告已将1950万元投资款投入特盛公司，故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协议书及退股协议书，其中叶冬青之子叶某乙以及叶某丁已经出庭作证并且承认相关事实，故本院对叶冬青、叶某丁的协议书予以确认，其余的协议书因签协议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作确认；叶振玉、叶某甲与张时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叶某甲出庭作证予以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四证人与被告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四人之间的证言能够互相印证证明在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张时斌之前，其曾经召集过名下的股东对转让事宜进行协商，原告当时也参与其中，故本院对证人的该部分证言予以确认。
经庭审查明，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叶振玉原系台州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其持有该公司39%的股份，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80万元。2010年8月17日，原告朱宝利与被告叶振玉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一、甲方叶振玉（被告）将在台州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占39%的股份中将其中的4%，计人民币142万元，转让给乙方（原告）；二、乙方受让的股份出资均已转交给甲方叶振玉；三、各方的权利及义务。甲方的权利义务：甲方叶振玉以占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39%的股份，对特盛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甲方必须如实将对特盛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如实告知乙方，不得隐瞒；乙方的权利义务：乙方分享甲方的权利，承担甲方的义务。”同时协议还约定了相关违约责任以及争议解决方式。此后，特盛公司将股份提高为每股50万元，原、被告亦对股价作了相应调整，由原告支付被告股份转让款共计200万元。此外，被告还将其持有的股份以每股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叶冬青、叶某丁等多人。此后，因特盛公司出现亏损，被告叶振玉在与其名下股东协商后，将其所持有的特盛公司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并由其退还部分名下股东8万元每股。2011年11月20日，被告叶振玉与张时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其所持有的特盛公司39%的股份以120万元的总价转让给张时斌，并于2011年12月1日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院认为，原告朱宝利与被告叶振玉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自行协商后真实意思之表示，该份协议书本身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被告之间理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根据双方协议书之约定，被告是否应将股权转让给原告并且在工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亦即原告应为特盛公司的“显名股东”还是“隐名股东”；二、被告将其名下的特盛公司39%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案外人张斌时是否已经征得原告同意以及其转让行为是否已经构成根本违约。首先，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之约定，“甲方的权利义务：甲方叶振玉以占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39%的股份，对特盛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甲方必须如实将对特盛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如实告知乙方，不得隐瞒；乙方的权利义务：乙方分享甲方的权利，承担甲方的义务”，由此条约定可见，是由被告持有特盛公司的股份，原告分享被告对特盛公司的权利义务，该约定内容与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也是相符的，原告的股份是由被告代持的，其对外并不享有特盛公司股东的名义；同时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从庭审中可知，原、被告签订协议时，并未与其他股东协商确认，原告主张其应为特盛公司的股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股份转让形式要件，且原股东叶某甲、叶某丙出庭作证时亦表示他们只知道被告作为特盛公司的股东其名下还有“股东”。综上可知，原告应为特盛公司的“隐名股东”，双方并不需要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应登记手续，基于此，也就不存在被告不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违约事项。其次，针对原告是否已经同意转让及退股之事项，从庭审中证人证言可知，在被告将股份转让给张时斌之前，被告曾两次召集包括原告在内的其名下股东开会商量转让及退股事宜，且之后其名下已有部分股东以8万元每股退出，可见，原告对于被告将股权转让事项是明知的，至于原告是否同意转让以及退股，本院认为，原告系“隐名股东”，其对外并不具有公司股东权力，即便未经原告许可，被告在征得股东会同意后，亦有权对外转让股权。原告将款项交由被告投资入股，且被告已经将款项全部实际投入特盛公司，原告交与被告的款项实质上应为一种投资款，作为投资应当是风险与利益并存的，在被告已经将原告的投资款按照协议约定足额投入特盛公司后，原告亦势必将承担起相应的风险和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全部返还投资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如果原告认为被告退还8万元每股未获得其同意，在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时存在未对特盛公司相应的债权债务以及资产等进行合理的处置，损害了其应得的合法利益，其可另案向被告主张相应的损失赔偿。鉴于原告在审理中坚持不承认隐名股东的身份，同时以被告未及时办理股份转让手续以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转让股份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和赔偿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其理由与事实不符，其主张于法无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宝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590元，依法减半收取12795元，由原告朱宝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5590元，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
审 判 员 陈丽红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胡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