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崇阳民初字第584号
原告邹文洋。
原告米小俞。
原告邹某。
法定代理人邹文洋、米小俞，系邹某之父母。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邱云昌，崇阳县白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崇阳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张祖德，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金业斌，崇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猛龙，该院医务科副科长。
原告邹文洋、米小俞、邹某与被告崇阳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文洋、米小俞、邹某的委托代理人邱云昌，被告县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金业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邹文洋、米小俞、邹某诉称，二原告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后，原告米小俞妊娠34周时，经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专家确诊，发现胎儿腹部有囊性肿块。为了避免出生不健康的孩子，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和灾难，原告遵守国家优生优育政策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按照专家建议，向石城镇计生办和崇阳县卫计局，提出了终止妊娠的申请。在得到批准后，于2014年12月12日到被告处，入院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可是，被告的医生采取极不严肃的态度和施行低劣的医术，导致不应当存活的胎儿活产。由于被告的过错，原告米小俞于2014年12月13日在被告妇产科生产了一活婴。
孩子（出取名邹某）出生后，由于腹部有囊性肿块，到武汉同济医院检查后，发现该腹部的囊性肿块系双侧卵巢肿瘤。通过手术，对右侧卵巢全部切除，左侧卵巢部分切除。可想而知，让一个身体有如此严重缺陷的孩子出生，势必造成原告因此多生育一胎，在加重社会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原告的经济负担。
原告认为，优生优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因医学需要终止妊娠是保证优生优育的根本措施。原告为了避免出生不健康的孩子，才决定实施终止妊娠手术，而被告不遵守医德、医疗规范，导致不应当出生的胎儿活产，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为此，特具状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抚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547878元。
原告邹文洋等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1、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原告米小俞、邹文洋的身份情况。
证据2、引产申报表。证明原告米小俞因胎儿腹部有囊性肿块，经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批准，决定终止妊娠。
证据3、出生证。证明原告米小俞在被告处生产一女性婴儿，取名邹某。
证据4、住院病历。证明邹某双侧卵巢囊肿，施行了双侧卵巢切除手术。
证据5、同济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有过错，应当承担40－60%的责任。
证据6、法医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邹某的伤残程度为九级。
证据7、医疗费票据。证明原告邹某的后期医疗费为3232.6元。
证据8、鉴定费票据。证明原告支付了鉴定费13500元。
证据9、住宿费发票。证明原告支付了住宿费1280元。
被告县医院辩称，原告米小俞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清楚，但被告县医院不存在违约行为，引产后胎儿存活，属于医疗风险，任何医疗机构均不能完全排除这种结果。按照一般的医疗原则，这种风险不由医院承担。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县医院为证明其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1、米小俞住院病历。证明被告的医疗行为无过错。
证据2、垫付费用发票及清单。证明邹某在武汉同济医院切除卵巢囊肿的费用38020元、在县人民医院治疗的费用15111.57元，均由被告垫付。
当事人质证意见：
对原告方提供的9份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2、3、4无异议；2、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原告按医疗服务合同起诉，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邹某是××，不是被告医疗行为造成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该医疗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费用的发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6、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该住宿费的证据不是正式发票，不能认定。
对被告提供的2份证据，原告方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病历不能证明被告无医疗过错行为；2、对证据2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
对原告方提供的9份证据，本院认为，1、对证据1、2、3、4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2、对证据5、6，本院认为，该证据是依法定程序形成的鉴定意见，被告虽有异议，但不能提供相反的证据，故该证据应当予以认定；3、对证据7，本院认为，原告邹某治疗卵巢囊肿方面的医疗费用与本案有关联性，应当予以认定；4、对证据8，本院认为，该证据是诉讼过程中因司法鉴定而支付费用的票据，与本案有关联性，应当认定；5、对证据9，本院认为，该证据不是正式的住宿费发票，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本院依法推定的事实以及以上依法确认的证据，本院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原告米小俞与原告邹文洋按农村习惯举行婚礼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2014年12月6日，原告米小俞怀孕32＋周时，经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确诊，其胎儿左下腹囊性包块。为此，原告米小俞向崇阳县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申请引产，经批准后于2014年12月12日入住被告县医院，要求引产终止妊娠。同日下午，被告县医院为原告米小俞行利凡洛尔羊膜腔注射引产术。次日下午18时40分，原告米小俞顺娩一大于妊娠月份的活女婴即原告邹某。同月16日上午，原告米小俞正常出院。原告邹某出生后转入儿科治疗，于2015年1月21日出院，被告县医院为其支付了医疗费用15111.67元。
2015年2月9日，原告邹某入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下称同济医院）检查，于次日出院，花费医疗费103.04元。同年3月6日，原告邹某因发现腹部包块，再次入住同济医院。完善相关检查后，于2015年3月12日在全麻下行右侧卵巢切除手术＋左侧部分囊性卵巢切除手术。同年3月22日原告邹某出院，花费医疗费37917.85元。出院诊断：右侧卵巢囊肿，左侧部分卵巢囊肿。被告县医院支付了原告邹某在同济医院的二次住院医疗费用38020.89元。此后，原告邹某在浙江舟山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治疗，花费医疗费1177.93元。
2015年10月31日，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县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不良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其过错参与度进行了鉴定。鉴定分析说明：1、被鉴定人孕32＋周宫内晚孕，胎儿畸形的临床诊断成立。2、被鉴定人因在上级医院检查发现胎儿左下腹囊性包块要求引产入住崇阳县人民医院妇产科，该院完善术前检查、告知引产术的有关风险后为其施行利凡洛尔羊膜腔注射引产术，其手术方式合理，但存在以下过错：⑴术前告知不全：引产知情同意书未告知30周以上晚孕引产有可能引产出活胎及活胎的处理方式；同时，亦未告知胎儿畸形也可能诊断错误。⑵被鉴定人的产程图记录显示胎儿为活胎，此时医方应考虑相应的处理措施，但医方未予重视与处理。3、由于医方存在术前告知不全及术中处理疏忽的过错，导致被鉴定人引产出畸形活胎的不良后果，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晚孕期引产引出活胎的风险较大，被鉴定人自己延误了最佳引产时机，且医院的级别较低（县级基层医院），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较差，可视为医方的减责因素。因此，综上分析认为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引产出畸形活胎的不良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其过错参与度为40－60%（供委托单位参考）。鉴定意见为：崇阳县人民医院对米小俞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其引产出畸形活胎的不良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其过错参与度为40－60%（供委托单位参考）。
2016年1月15日，武汉普爱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原告邹某的伤残程度进行了鉴定。鉴定认为，邹某右侧卵巢囊肿，左侧部分卵巢囊肿的临床诊断成立，行“右侧卵巢切除术＋左侧卵巢部分切除术”后，其伤残程度目前暂定为九级，鉴于其尚属年幼，仍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待日后生长发育成熟后视卵巢功能状况再行法医学补充或重新鉴定。
另查明，原告米小俞、邹某、邹文洋均系农业人口。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案由。原告米小俞因胎儿腹部囊性肿块入住被告县医院行终止妊娠手术，双方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原告米小俞为被告县医院在为其施行终止妊娠手术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可以以侵权为由要求被告县医院承担侵权责任，也可以以违约为由要求被告县医院承担违约责任。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之间，原告米小俞有权选择其一。审理中，原告米小俞明确以被告县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二、关于被告县医院的过错及其民事责任。医疗服务合同是服务性的合同，医疗机构在依据医学标准和诊疗规范的前提下，为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患者提出的标准和要求，不构成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由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和人体个体的差异性，只要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在操作上符合规范及行业习惯，即使患者的医疗目的未达到，医疗机构亦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县医院按照医疗安全规范的要求使用药物和剂量，为原告米小俞行终止妊娠手术，虽然原告米小俞的胎儿出生后为活体，未达到双方追求的胎儿死亡的目的，但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不构成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对此，被告县医院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承担违约责任。但病历资料和鉴定意见显示，被告县医院在为原告米小俞行终止妊娠手术过程中，存在术前对手术后果及其处理方式告知不全、术中产程记录显示胎儿为活胎时未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是导致原告米小俞引产出生畸形活胎的重要原因。对此，被告县医院的不作为过错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被告县医院实施的医疗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只能在其未切实履行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的范围内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根据法医鉴定意见，本院确定被告县医院承担责任的比例为50%。
三、关于本案赔偿损失范围的确定。一个孩子的出生势必会给父母带来抚养、教育等生活费支出，一个残疾孩子的不当出生还会增加医疗费用、残疾赔偿金等损失。被告县医院在为原告米小俞行终止妊娠手术的产程中发现胎儿为活胎时，如果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则可能避免引出畸形活胎的后果。被告县医院疏于处理的不作为行为构成违约，其违约行为与残疾胎儿不当出生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原告邹某的生活费、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应当属于赔偿损失的范围，计入损失赔偿额。但原告米小俞、邹文洋、邹某均是农业人口，其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原告米小俞等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米小俞等在主张邹某18年的生活费外另要求赔偿12年的抚养费，本院按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其中包含了抚养、教育等生活消费，因此原告米小俞等主张12年的抚养费属于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照《2015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核定原告方的损失为：1、扶养费156258元（8681×18）；2、残疾赔偿金43396元（10849×20×20%）；3、医疗费54310.49元；4、鉴定费用13500元；5、交通费、住宿费1000元（酌定），合计268464.49元。
四、关于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属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服务合同成立于医患双方之间，原告米小俞是被告县医院医疗服务的对象，是合同的当事人，其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原告邹文洋不是接受医疗服务的对象，不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但作为父亲，邹某的出生势必增加其扶养的义务，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邹文洋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医疗服务合同成立之初，原告邹某尚未出生，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不能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但其作为胎儿依附于母体，共同接受被告县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邹某出生之后母婴一体共同承担医疗服务的后果，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邹某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崇阳县人民医院赔偿原告米小俞、邹文洋、邹某损失134232.25元（268464.49×50%），扣除已付53132.56元，尚应付81099.69元；
二、驳回原告米小俞、邹文洋、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费4000元，由原告米小俞、邹文洋、邹某承担2000元、被告崇阳县人民医院承担2000元。
上述给付内容，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
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望良
审 判 员 李忠良
人民陪审员 张继房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郭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