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终37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社区二龙路8路车终点站内2楼。
法定代表人：董玉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琼，贵州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910188814。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锦城，贵州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0545825。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萍萍，女，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磊，贵州尚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1882176。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贵州尚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410784927。
上诉人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萍萍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3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366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车辆所有权”和“车辆经营权”，系分别独立存在的两个权利。根据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案涉车辆贵Ａ×××××、贵Ａ×××××、贵Ａ×××××、贵Ａ×××××共四辆车的《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所有人为“贵州通和出租车有限公司”，但是实际车主应当系刘玉红，刘玉红与通和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该四辆车的《城市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即“经营权”均系登记在黄萍萍名下。由此可见，出组车的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可以是不同主体所有，该两项权利并非绝对属于同一主体。出租车的车主分为“车辆所有权的车主”和“经营权”的车主，前者是所有权人，是《机动车行驶证》上登记的人，是物权；后者是特指《城市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上的权利人，是用益物权。本案中黄萍萍的车主身份是特指其经营权人身份，非所有权人身份；2.本案案涉《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虽然标题中是“出租车”，但是内容却是指向“经营权”的交易，并无“所有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缺失关于车辆价款、支付方式、车辆型号、车架号、保险信息等基本内容，且上述四辆车均是登记在上诉人通和公司名下，通和公司未参与该交易，不可能完成四辆车辆的所有权交易。（2016）黔01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已明确双方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四辆车经营权转让价为2万元，可知转让的是四辆车的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同时本案一审查明事实部分也明确了转让的是四辆车的经营权，并不包含车辆所有权，而在本院认为部分，又以双方协议的“标题”来替代内容，与查明事实不符合；3.本案案涉车辆所有人是刘玉红，并非黄萍萍，黄萍萍既不是车辆的原始购买人，又不是车辆所有权的受让人，一审法院将“经营权”等同于“车辆所有权”，是偷换概念；4.刘玉红与黄萍萍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系无效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二人为规避债务转移资产，以远低于市场价的2万元转让4台出租车的经营权。2015年出租车经营权的价格为55万元/辆，四辆出租车价格应为220万元，该交易直接损害了通和公司的利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侵害了上诉人通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黄萍萍辩称，案外人刘玉红与黄萍萍于2015年4月签订《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通和公司基于与刘玉红之间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协议占有案涉车辆，挂靠经营协议未约定期限，黄萍萍有权随时解除该协议。黄萍萍自2016年3月开始，一直与通和公司沟通返还出租车及相关证照，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等事宜，但通和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黄萍萍的请求，造成此期间黄萍萍丧失营运收益60000元。黄萍萍不愿再将案涉车辆挂靠在通和公司经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符合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黄萍萍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通和公司陈述的案涉车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机动车物权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登记仅为对抗要件。黄萍萍与刘玉红签订《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后，同日在贵阳市立诚公证处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并到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对案涉车辆经营权进行了变更登记。黄萍萍已经履行法定程序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的（2016）黔01民终4150号判决已经确认黄萍萍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同时，通和公司称自己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但是又述称14万元的风险金被黄萍萍侵害，是自相矛盾的陈述。风险金是出租车驾驶员在承包出租车时向出租车公司一次性交付后，再由出租车公司支付给车主的保证金或抵押金，用以确保驾驶员按期缴纳承包费用及承担因驾驶员原因造成的损害赔偿的保证金。通和公司称风险金交与刘玉红或者黄萍萍，足以说明通和公司不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综上，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黄萍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通和公司返还黄萍萍四台捷达牌出租汽车及有关证照（车牌号：贵Ａ×××××、贵Ａ×××××、贵Ａ×××××、贵Ａ×××××），价值人民币90万元；2.请求判令通和公司返还上述捷达出租汽车中三台（车牌号为：贵Ａ×××××、贵Ａ×××××、贵Ａ×××××）的经营性收入共计36000元（暂从2016年11月计至2017年3月15日止，损失按每台车3000/月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出租汽车之日止）；3.判令通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根据庭审中黄萍萍的陈述，经法院释明，黄萍萍将第一项诉请中“返还四台车的有关证照”变更为“协助原告办理四台车的过户手续”，第二项诉请的金额为按每台车3000/月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出租汽车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Ａ×××××、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汽车均登记在通和公司名下，案外人刘玉红通过交易形式先后取得该四台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其中贵Ａ×××××、贵Ａ×××××和贵Ａ×××××号出租车，刘玉红委托给通和公司进行管理，通和公司按月向刘玉红支付承包费；贵Ａ×××××由刘玉红自行委托给驾驶员经营。2013年10月26日和2014年3月5日，刘玉红分别向通和公司出具《收条》，载明其收到通和公司交来的贵Ａ×××××、贵Ａ×××××和贵Ａ×××××号出租车的风险金共计14万元。2015年4月23日，黄萍萍与刘玉红签订了《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刘玉红将其拥有的上述四台出租车的经营权转让给黄萍萍。同日，贵阳市立诚公证处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2015年5月12日和2015年6月5日，黄萍萍与刘玉红到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对该四台车的经营权进行了变更登记。2015年6月12日，黄萍萍、通和公司双方及刘玉红就经营权转让后续事宜进行了协商，通和公司出具了《备注》，载明：“贵Ａ×××××、贵Ａ×××××，驾驶员承包风险押金由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及黄海涛本人退还，与车主黄萍萍无关，另贵Ａ×××××，驾驶员风险抵押金￥35000元（叁万伍仟元整）由黄萍萍退还。”2016年5月30日，刘玉红提起诉讼，申请确认《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经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一审、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了刘玉红的诉讼请求。现黄萍萍要求通和公司返还上述车辆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而通和公司不予配合，黄萍萍故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自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0月24日期间，通和公司均以每辆车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刘玉红支付承包费。又查明，贵Ａ×××××已于2016年12月底报废。法院认为，公民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通过通和公司出具的《备注》来看，其已认可黄萍萍的车主地位，该行为一经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通和公司主张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且黄萍萍与刘玉红签订的《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已经法院确认合法有效，从该合同的标题来看，转让内容已包含车辆本身。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机动车物权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登记仅是对抗要件，故通和公司主张登记权利人即物权人的抗辩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黄萍萍为贵Ａ×××××、贵Ａ×××××、贵Ａ×××××和贵Ａ×××××号出租汽车的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其有权要求对该四台车进行过户，现登记人通和公司应当予以协助。在黄萍萍要求通和公司返还车辆前，通和公司基于与黄萍萍和刘玉红达成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协议而占有该车辆，该协议并未约定期限，黄萍萍有权随时解除。当黄萍萍要求通和公司返还车辆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时，双方的协议已经解除，通和公司对车辆已无权占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故通和公司应将其占有的贵Ａ×××××、贵Ａ×××××号车辆返还黄萍萍。因贵Ａ×××××号车辆系黄萍萍自行委托给驾驶员经营，通和公司并未占有，故黄萍萍要求通和公司返还不符合客观事实，不予支持。贵Ａ×××××号车辆现已报废，黄萍萍自愿放弃要求返还该车的诉请，从其自愿。至于通和公司以黄萍萍须先退还14万风险金为由拒绝返还车辆，因该14万元风险金系通和公司支付给刘玉红的，在车辆转让协商过程中，通和公司明知该笔费用的存在，却在约定驾驶员风险金如何退还后，未对该笔费用进行约定，应视为其默认向刘玉红主张退还，现通和公司又以该笔费用拒绝返还车辆，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应不予支持。通和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返还车辆，已经构成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应当对黄萍萍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黄萍萍参照通和公司向刘玉红支付的承包费3000元/月/台主张经营性收入，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通和公司已向刘玉红支付2016年10月份以前的承包费，故对于贵Ａ×××××、贵Ａ×××××号车辆，黄萍萍主张按每台车每月3000元的标准，自2016年11月份至通和公司返还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之日止的经营性收入，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对于贵Ａ×××××号车辆，黄萍萍仅主张报废前的经营性收入，法院从其自愿。按照每月3000元，贵Ａ×××××号车辆2016年11、12月份的经营性收入为6000元，予以支持。通和公司主张黄萍萍退还代其支付的贵Ａ×××××号车辆驾驶员风险金35000元，因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当事人可另诉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贵Ａ×××××、贵Ａ×××××号车辆返还给原告黄萍萍，并协助原告办理过户手续；二、被告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上项同时协助原告黄萍萍办理贵Ａ×××××、贵Ａ×××××号车辆的过户手续；三、被告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上项同时向原告黄萍萍支付贵Ａ×××××、贵Ａ×××××和贵Ａ×××××号车辆的经营性收入（其中贵Ａ×××××号车辆的经营性收入为6000元；贵Ａ×××××、贵Ａ×××××号车辆截至2017年3月份的经营性收入为30000元2017年4月份起的经营性收入，按每台车每月3000元的标准计算至被告返还车辆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之日止，不足一个月的收入，按日据实计算）；四、驳回原告黄萍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8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担（该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二审审理情况，本院责令通和公司提交贵Ａ×××××、贵Ａ×××××号出租车刘玉红与其交易前手黄立晖之间的出租车经营权转让合同、贵Ａ×××××号出租车刘玉红与其交易前手付念祥之间的出租车经营权转让合同。同时，责令黄萍萍提交其支付100万元转让款给刘玉红的银行流水或支付凭证。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补充质证。
通和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证据一，2013年9月3日出具的欠条1张，欲证明出租车是有单独价值的，欠条上记载欠付购车款25000元，结合2013年9月2日付念祥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出租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别有价值的，是可以单独转让的。黄萍萍质证称，即使欠条载明的交易是真实的，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仅是黄海涛与付念祥之间的交易关系。证据二，情况说明1份（2016.10.24，附刘玉红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案涉车辆黄萍萍均未支付购车款，其支付的仅是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转让的款项。黄萍萍质证称，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情况说明的内容有异议。刘玉红在出具该情况说明时，已有生效判决确认案涉出租车已经转让给黄萍萍了，且在刘玉红诉黄萍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黄萍萍也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案涉出租车的车主是黄萍萍。该情况说明是刘玉红单方出具的，不能以此否认黄萍萍已经向刘玉红支付100万元购车款的事实。该证据不符合举证期限的规定，不能作为新证据。证据三，承诺书1份、刘玉红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2016.03.24）及黄萍萍工商银行复印件1份，欲证明黄萍萍没有支付案涉出租车的购车款，该情况说明已经在主管部门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有备案。黄萍萍质证称，承诺书是刘玉红单方出具的，其内容也仅涉及刘玉红与通和公司，并非黄萍萍本人的承诺，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刘玉红向贵阳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提交的情况说明，仅是刘玉红向主管部门的说明，该主管部门已经向通和公司出具了相关证明，证明案涉出租车车主是黄萍萍，不能以该情况说明否认主管部门的有效登记。对于银行卡，通和公司仅提交了复印件，且只能证明2015年刘玉红与黄萍萍交易后，案涉出租车的相关费用是支付给黄萍萍的。
黄萍萍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证据一，中国银行转款流水1份（2015.4.23黄萍萍向刘玉红转款100万元），欲证明在刘玉红与黄萍萍办理公证的当天，根据双方约定，黄萍萍在公证之前已将100万元转账支付给刘玉红了。通和公司质证称，即使黄萍萍支付了100万元，根据已有生效判决，即（2016）黔01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可知，经营权转让价款为2万元，并不是购车款，本案的案涉出租车并未转移。证据二，刘玉红与通和公司签订的整包合同4份（复印件，原件存于刘玉红诉黄萍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卷中），欲证明根据4份整包合同第6条的内容，乙方通和公司一次性支付甲方刘玉红包车押金0万元，也即整包当时就没有支付包车押金，通和公司向刘玉红支付的14万元是不存在的。通和公司质证称该4份合同是复印件，不予质证。
本院责令通和公司提交贵Ａ×××××、贵Ａ×××××号出租车刘玉红与其交易前手黄立晖之间的出租车经营权转让合同，以及贵Ａ×××××号出租车刘玉红与其交易前手付念祥之间的出租车经营权转让合同，通和公司称未找到相关合同，未向本院提交，通和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
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黄海涛与付念祥之间的欠条，是黄海涛与付念祥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刘玉红出具的《承诺书》1份及《情况说明》2份，均是刘玉红单方制作的，并非刘玉红与黄萍萍双方对是否支付购车款以及支付了多少购车款的结算的确认，刘玉红亦未出庭陈述案涉四辆出租车的购车款支付情况。上诉人通和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黄萍萍与刘玉红就案涉四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分别转让的，也不能以此认定黄萍萍未支付案涉出租车的购车款。对黄萍萍补充提交的2015年4月23日的中国银行转款流水，虽然转款账户客户名为ＸＸ，但是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1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刘玉红认可收到该100万元，但认为是黄萍萍归还其之前出借的款项，诉讼中其不能提供黄萍萍出具的借条等原始借款凭证，黄萍萍亦否认其说法，故刘玉红上诉认为黄萍萍未支付转让价款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该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刘玉红亦未就该案申请再审，由此可以认定黄萍萍于公证当日支付刘玉红的100万元应为案涉四辆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价款。对通和公司主张的黄萍萍未支付案涉四辆出出租车购车款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归属问题。
关于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问题。本案中，上诉人通和公司认可黄萍萍是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人，且根据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的《城市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转让变更记录载明，案涉贵Ａ×××××、贵Ａ×××××、贵Ａ×××××和贵Ａ×××××号出租车的经营者均已由刘玉红变更为黄萍萍，可以认定黄萍萍是案涉出租车的经营权人。
关于案涉出租车的所有权问题。上诉人通和公司认可案涉贵Ａ×××××、贵Ａ×××××、贵Ａ×××××和贵Ａ×××××号出租车的实际车主是刘玉红，刘玉红与通和公司之间系挂靠经营关系。其又陈述案涉出租车的所有权车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上登记的人，即通和公司。根据通和公司自认案涉出租车的实际车主为刘玉红的事实，可以认定通和公司仅为案涉出租车的名义所有人，非案涉出租车的实际所有人。同时，虽然案涉四辆出租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上记载的业户名称均为通和公司，但该记载内容也不能否定刘玉红是案涉出租车实际车主的事实。刘玉红作为案涉出租车的实际车主，有权处分包括转让案涉四辆出租车。2015年4月23日，刘玉红与黄萍萍签订的《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经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1民终4150号民事判决，依法维持了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102民初3401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刘玉红请求确认其与黄萍萍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的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已生效。根据刘玉红与黄萍萍签订的《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受让方黄萍萍一次性将上述购车款项现金支付给转让方刘玉红”，结合刘玉红认可2015年4月23日收到银行转帐100万元及现金2万元的事实、刘玉红2016年10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本人刘玉红于2015年5月过户四辆出租车给黄萍萍”、公司出具的《备注》内容“贵Ａ×××××、贵Ａ×××××，驾驶员承包风险押金由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及黄海涛本人退还，与车主黄萍萍无关，另贵Ａ×××××，驾驶员风险抵押金￥35000元（叁万伍仟元整）由黄萍萍退还。”以及通和公司2015年5月至2015年9月期间向黄萍萍支付案涉出租车承包费的事实，可以认定刘玉红已经将案涉出租车转让给黄萍萍，黄萍萍是案涉四辆出租车的实际车主。案涉四辆出租车为特殊动产，登记仅具有公示及对抗效力，而非物权效力。案涉挂靠出租车登记的所有人与实际车主不一致的，应当认定实际车主为挂靠出租车的所有人，故黄萍萍是本案案涉出租车的所有权人。
综上，黄萍萍作为案涉出租车的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概括承受了刘玉红与通和公司之间挂靠经营协议的权利义务，因该挂靠经营协议未约定期限，黄萍萍有权随时解除挂靠经营协议，要求通和公司返还其占有的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同时，因贵Ａ×××××、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均登记在通和公司名下，通和公司有义务协助黄萍萍办理贵Ａ×××××、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的过户手续。经审理查明，贵Ａ×××××号出租车通和公司未实际占有，故通和公司无返还贵Ａ×××××号出租车的义务。贵Ａ×××××号出租车现已于2016年12月底进行了报废处理，不可能返还。故通和公司应将其实际占有的贵Ａ×××××、贵Ａ×××××号出租车返还给黄萍萍，并协助黄萍萍办理贵Ａ×××××、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的过户手续。
另，根据“孳息随原物”的原则，因通和公司负有返还黄萍萍案涉四辆出租车的义务，亦应当返还由其占有的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所产生的经营性收入。2015年4月23日刘玉红将案涉四辆出租车转让给黄萍萍后，通和公司基于与刘玉红之间的挂靠经营协议继续占有案涉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黄萍萍作为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的实际车主和经营权人，通和公司应当将原应支付给刘玉红的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的经营性收入支付给受让后的车主黄萍萍。2015年5月23日到2015年9月6日期间，通和公司将案涉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的经营性收入支付给黄萍萍。2015年9月24日开始，因刘玉红与黄萍萍之间发生争议，通和公司应刘玉红要求，又将案涉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的经营性收入支付给刘玉红，并持续支付到2016年10月24日。此后，上述三辆出租车的经营性收入，通和公司既未向刘玉红支付，也未向黄萍萍支付。黄萍萍仅主张通和公司返还其与刘玉红之间的《出租车及经营权转让合同》确认无效纠纷的终审判决作出后的经营性收入，即自2016年11月份起算，至通和公司返还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并协助办理贵Ａ×××××、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过户手续之日止的经营性收入，是黄萍萍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从其自愿并无不当。因贵Ａ×××××号出租车2016年12月底已报废，黄萍萍仅主张该车报废前的经营性收入，即2016年11、12月份的经营性收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亦并无不当。关于贵Ａ×××××、贵Ａ×××××、贵Ａ×××××号出租车经营性收入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参照2016年11月之前通和公司支付给刘玉红的承包费，按照每辆出租车每月3000元的标准计算通和公司应当返还给黄萍萍的经营性收入，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60元，由贵州通和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霞
审 判 员 谌致华
审 判 员 邓 艳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盛 美
书 记 员 王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