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18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继锋，男，197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含宇，浙江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启新，浙江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汉源，男，1941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莫欢喜，女，194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月娟，女，196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栋，男，198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虞伟庆，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海，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第三人）：朱杰，男，197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平波，浙江左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浙江左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戴卫兵，男，197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上海市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继锋因与被上诉人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戴卫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4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9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陈继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含宇、赵启新，被上诉人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凤海，被上诉人朱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平波、王永，被上诉人戴卫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继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查清事实驳回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的诉讼请求，支持陈继锋一审时的反诉请求。其在上诉状及庭审中补充的事实和理由有：一、一审程序存在严重违法的情形。1.一审法院对于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违反了重新审理所依据的裁定内容，超越裁定书内容进行的审理显然违反程序。2.一审法院对于非因实体问题发回重审案件进行大量的重新举证质证，程序错误。3.罗光耀的继承人在（2015）绍虞商初字第1174号案件判决后，并没有行使上诉权，应视为对案件事实和判决内容的确认，发回重审后应当判定罗光耀一方丧失诉权及实体权利。4.基于上述第3点理由，按一审法院认定的逻辑，作为罗光耀继承人的四被上诉人参与诉讼主体已不适格，其亦已丧失相关的诉权与实体权利。5.一审法院对朱杰的原告身份予以确认系对法院裁定书的理解错误造成，系程序违法。6.被上诉人朱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严重干扰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其在宣判前即声称给审判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做了工作。7.一审法院在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陈述事实的情况下，大量使用推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认定戴卫兵系代表陈继锋办理会所移交事宜更不是事实。8.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8）9号的规定，一审审理超过法定期限，骗取上诉人签署庭外和解申请书。9.罗光耀继承人的四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系要求陈继锋和戴卫兵基于共同承包关系支付承包款，但一审法院否认两人共同承包经营关系，认为戴卫兵系陈继锋的代理人，一审已超越审理范围。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核心事实认定证据不足。本案的核心争议事实为戴卫兵是否为陈继峰的代表或代理人，以及陈继峰是否收到了涉诉的会所。而该两个事实的认定上，显然没有证据，同时，一审对其他的事实也多处存在认定不清的情形。1.陈继峰、戴卫兵无合作经营关系。2.判决内容中确认案涉会所的实际接收人为戴卫兵而非陈继峰，但说理与结果完全相反。3.戴卫兵已自认是与罗光耀存在合作经营关系，且由其实际接收案涉会所，而非代表陈继峰。4.最具说服力的银行印鉴变更能够证明戴卫兵为自己接收，并非为陈继峰接收，没有证据可以显示陈继锋与戴卫兵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其他戴卫兵与外界签订的相关合同亦完全可以辅证。5.戴卫兵于2014年5月17日收到罗光耀单方面终止合同的《告知函》，而陈继峰未收到过罗光耀或朱杰的相关终止《经营权承包合同》的通知，可以证明陈继锋与罗光耀之间的《经营权承包合同》只有签约行为，没有移交行为，所以亦不需要终止行为。三、一审不支持陈继锋的反诉请求错误。1.罗光耀在与陈继峰签订《经营权承包合同》后又擅自与戴卫兵订立口头协议，将案涉会所实际经营权转由戴卫兵享有，并向戴卫兵交付了案涉会所，而戴卫兵亦向其交付了150万元。该事实能够说明罗光耀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将同一案涉会所再交由陈继峰承包经营，故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因此，陈继锋鉴于罗光耀的违约情形向其主张违约金完全有理有据。2.因戴卫兵已与罗光耀订立口头协议，并向罗光耀交付了150万元的承包款，在工商进行了变更，且已实际接收案涉会所并进行前期装修，故在陈继峰不知情的前提下想继续与罗光耀合作签订补充协议时，戴卫兵故意从中搅局，导致补充协议未成功订立，从而达到戴卫兵继续与罗光耀合作的目的，最终导致了罗光耀与陈继峰签订的《经营权承包合同》无法履行，显然戴卫兵的行为具有明显过错。因此，戴卫兵依法应对陈继峰的反诉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四、双方并未约定延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计算办法，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的1.5倍判定利息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五、本案合同的性质为经营权承包加租赁，罗光耀起诉时主张的是承包费，并未区分承包费和租金。六、罗光耀与朱杰之间系何种关系缺乏证据证明。本院（2015）浙绍民终字第512号民事裁定中的认定，只是导向性，只经一个审理程序，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且从罗光耀与朱杰的陈述看，其内部也存在争议。七、根据合同约定，陈继锋与罗光耀之间不需要移交印章，故2013年6月26日移交清单并非履行陈继锋与罗光耀之间的合同。八、一审判决关于实际经营时间的认定，与当事人的自认不符，承包款最多只能按《补充合同》计算。九、仅凭2013年4月18日的《补充合同》不能推定陈继锋已在实际经营，反而证明戴卫兵是罗光耀的合作伙伴，而非陈继锋的代理人。另外，本案是否需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请二审法院审查。
被上诉人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答辩称，一、一审判决符合法定程序。1.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应按一审程序，既需要全面审理，也应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组织质证，一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2.罗光耀继承人在（2015）绍虞商初字第1174号案判决时对案件并不知情，无从行使上诉权，不应视为对案件事实和判决内容的确认。3.个体工商户上虞市煌家公馆娱乐会所（以下简称煌家会所）已于2014年11月3日注销，作为个体工商户名义登记业主罗光耀的继承人，有权参加本案诉讼，主体适格。个人独资企业“绍兴市上虞区煌家公馆娱乐会所”是一个新设立的企业，与煌家会所在债权债务上也并无继承关系。4.（2015）浙绍民终字第512号民事裁定书对朱杰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正确。朱杰作为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者参与诉讼，诉讼主体适格，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事实认定证据充分。1.戴卫兵与陈继锋虽无合作经营关系，但实则为陈继锋的代表。其一，从《补充合同》的记载来看，可印证陈继锋在签订《补充合同》时已实际接收并经营煌家会所，同时，戴卫兵参与《补充合同》的签订，并基于陈继锋的利益考量要求“场内设备由甲方负责补齐”，亦可推定戴卫兵与陈继锋并非利益冲突方，相反系代表陈继锋的利益。此外，“补齐”的表述亦可印证陈继锋已实际接收会所，否则短缺物品无以确定。其二，陈继锋在《经营权承包合同》签订后近三个月内对煌家会所由戴卫兵实际经营未作任何了解，或者了解后却在签订《补充合同》时对会所交接事宜仍只字不提均有违常理。此外，结合本案中《经营权承包合同》的签订，公证短信与付款相对应以及交付的情况，足以认定本案戴卫兵应系代表陈继锋办理煌家会所的移交事宜，会所已由陈继锋实际经营。2.一审判决中认定煌家会所的实际接收人为戴卫兵事实清楚。根据四被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交的财产移交清单、竣工图借条、财务专用章收条以及水电表止度确认清单均证明系戴卫兵接收了相关材料。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绍兴银行更换银行预留印鉴申请书，显示由罗光耀变更为戴卫兵，装修合同亦由戴卫兵出面签订。结合本案收条、交接清单，以及交接人郑东旭的证人证言，足以认定煌家会所的相关移交手续均由戴卫兵出面办理。3.罗光耀在本案中，从合同签订到合同履行，从未出现过。罗光耀仅仅是个体工商户的名义登记者，实际经营者及合同的签订履行者都是朱杰。戴卫兵从未与罗光耀见过面，也从没有向罗光耀付过任何款项。此外，结合《补充合同》内容，戴卫兵基于陈继锋的利益考量，要求朱杰一方补齐场内设备，更与其主张不符。因此，戴卫兵与罗光耀不存在合作经营关系。三、一审法院不支持反诉请求正确。1.陈继锋认为罗光耀未将煌家会所移交并要求罗光耀赔偿因单方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而一审已查明朱杰已将煌家会所移交给陈继锋的代表戴卫兵，且由陈继锋实际经营。2.戴卫兵系代表陈继锋接收了煌家会所，会所也已由陈继锋实际经营，戴卫兵与罗光耀之间亦不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因此不存在戴卫兵“从中搅局”导致陈维锋与罗光耀签订的《经营权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四、《经营权承包合同》约定：“逾期支付承包金的，每迟交一天按未缴纳部分的5‰计算滞纳金”，按日5‰计算的利息显然高于判决中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的1.5倍，一审法院关于利息损失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朱杰答辩称，一、关于上诉人所提程序问题。1.在重审案件中，一审法院开展法庭调查重新组织举证质证合理合法，上诉人所称重审不得再行审理实体问题，没有依据。2.朱杰作为煌家会所实际经营者不仅得到此前生效裁定书确认，而且有其他大量证据证实，名义经营者罗光耀认可，且上诉人也认可（与朱杰订立承包合同及补充合同）。二、上诉人认为罗光耀对（2015）绍虞商初字第1174号案未上诉，视同认可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因该判决书下达时罗光耀已死亡，其亲属来不及参加诉讼，且作为实际经营者、与罗光耀享有连带债权的朱杰对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故不能认为是罗光耀或其继承人对该判决书的认可。另外，本案中，戴卫兵未提出上诉，说明戴卫兵对一审法院关于其与罗光耀间不存在合作关系的认定无异议。三、上诉人提到的罗光耀向戴卫兵发函，即推断为与上诉人间没有移交行为，但告知函中罗光耀并未明确与戴卫兵间存在合作关系。四、关于利息损失计算，合同对逾期支付约定有5‰的滞纳金，被上诉人现主张的利息损失远小于合同约定的滞纳金，该损失应当得到法院支持。五、一审判决就认定戴卫兵系代表陈继锋办理会所交接的说理非常清晰，符合逻辑。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可以证明陈继锋在2013年2月起实际接手控制经营煌家会所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证据正确，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戴卫兵未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答辩称，戴卫兵认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经营期间有异议，移交单签收时间是2013年6月26日，其在2013年2月1日接收印鉴之后并没有实际经营，而实际经营截止时间应为2014年1月份。一审法院判决戴卫兵不承担经营权承包合同相应的权利义务以及不承担上诉人提出的反诉请求中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正确。
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于2017年3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继锋、戴卫兵向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支付承包款6205479元，并支付该款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5年7月30日为713595.9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明确上述诉讼请求中2015年7月30日之后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
陈继锋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赔偿陈继锋因单方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400万元；2.判令朱杰、戴卫兵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6日，煌家会所（甲方）与陈继锋（乙方）签订《经营权承包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承包该会所经营权；承包期限为2013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为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承包费用为650万元，第二期为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承包费用为800万元，第三期为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承包费用为每年900万元；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45日内支付第一期承包费用的50%（325万元），第一期承包费用的余款应在2013年9月30日前付清，以后各期依次类推；同时约定“甲方将上虞市煌家公馆娱乐会所的现有设备、设施、家具及其他零星物资移交给乙方使用（具体以《财产移交清单为准》）。”关于违约责任，合同约定“乙方如不能按期交纳承包金，则每迟交一天按未交纳部分的5‰计算滞纳金。如超过十天仍未足额交纳承包金，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无条件收回上虞市煌家公馆娱乐会所及其他财产，并追索乙方所欠的全部承包金和违约金”；“甲、乙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期内乙方要求提前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违约金人民币：肆佰万元；如甲方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甲方应承担违约金人民币：肆佰万元”。合同另就其他事项作了具体约定。落款处，甲方加盖了煌家会所的公章，并由朱杰签字；乙方则由陈继锋本人签字。
2013年4月18日，朱杰以案涉会所的名义（甲方）与陈继锋（乙方）签订《补充合同》一份，明确该《补充合同》系上述《经营权承包合同》的补充，“双方对主合同所涉其他条款均无异议”。约定：甲、乙双方同意经营权承包期自2013年7月15日起算；甲方同意乙方在经营权承包期满后一次性补助乙方6个月的经营权，该项补助已包含甲方对乙方装修费用及未到岗营销领班的补偿，该6个月内甲方不再向乙方另行收取承包费用；乙方在经营承包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要求减免任何费用。同时约定该补充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落款处甲方由朱杰签字，乙方陈继锋签字后又予划除。同时，戴卫兵在上述《补充合同》上手写“场内设备由甲方负责补齐（电磁炉、消毒柜、电视机”。
同时查明，2013年1月30日，案外人赵敏向朱杰转账汇款100万元。2013年1月31日，胡宇接收了案涉会所整套竣工图一份。2013年2月7日，胡秀接收了案涉会所以及上虞市百官街道煌家烟酒商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同日，案涉会所及上虞市百官街道煌家烟酒商行的绍兴银行预留印鉴章由罗光耀变更为戴卫兵。2013年3月10日，戴卫兵以案涉会所的名义、案外人陈树彪以中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装修合同一份，施工范围为案涉会所的外立面、雨篷、公共区域及包厢改造。2013年3月29日，陈继锋之妹陈静、案外人上虞市曹娥街道五洋酒业商行分别向朱杰转账汇款7万元及43万元，合计50万元。2013年6月26日，戴卫兵作为“接收人”与朱杰委派的郑东煦办理了案涉会所财产移交手续。
另查明，罗光耀曾于2014年2月11日向该院提起诉讼，基于《经营权承包合同》主张陈继锋支付承包款500万元，并支付相应滞纳金，后又撤回起诉【案号为（2014）绍虞商初字第185号】。
2014年8月14日，罗光耀基于《经营权承包合同》，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主张陈继锋、戴卫兵赔偿房屋租金损失及会所内设备租金损失770万元。该案审理过程中，陈继锋反诉要求罗光耀、戴卫兵共同赔偿损失400万元；戴卫兵反诉要求罗光耀返还合作款100万元，赔偿损失350万元，并由陈继锋承担连带偿付责任。该案【案号为（2014）绍虞民初字第1457号】一审判决驳回所有的本诉及反诉诉讼请求。后经二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绍民终字第51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朱杰系案涉会所所在厂房设备的实际拥有者以及实际经营者，且陈继锋、戴卫兵分别提起的反诉与该案本诉不应合并审理，故裁定驳回罗光耀的起诉、驳回陈继锋的反诉起诉、驳回戴卫兵的反诉起诉。
2015年8月19日，罗光耀、朱杰作为共同原告，仍基于《经营权承包合同》向该院提起诉讼，主张陈继锋、戴卫兵共同支付承包款6205479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损失。该案审理过程中，陈继锋提起反诉，主张罗光耀赔偿其因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400万元，并由朱杰、戴卫兵作为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该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一审【案号为（2015）绍虞商初字第1174号】判决，驳回了罗光耀、朱杰的本诉诉讼请求，以及陈继锋的反诉诉讼请求。经二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该案原告罗光耀已于2016年10月17日死亡，遂作出（2017）浙06民终44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罗光耀死亡后，应当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一审径行判决程序不当，故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还查明，上虞市波士娱乐会所、上虞市曹娥街道五洋酒业商行均系个体工商户，其登记经营者均为戴卫兵。煌家会所原系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罗光耀，于2014年11月3日通过“个转企”方式升级为个人独资企业，企业名称为绍兴市上虞区煌家公馆娱乐会所，其投资人原为罗光耀，于2015年9月2日变更为朱杰，原个体工商户同日注销。罗光耀第一顺位继承人为其父罗汉源、其母莫欢喜、其妻吴月娟以及其子罗栋。庭审中，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与戴卫兵一致确认：案涉会所由戴卫兵实际经营的期间为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5月25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本诉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三、《经营权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四、《经营权承包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五、反诉诉请是否成立。
对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该院认为，（2014）绍虞商初字第185号案件与本案虽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均为经营权承包合同，但两案的当事人并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起诉。此外，即便当事人相同，在撤回前案起诉后再行提起本案诉讼，亦不违反法律规定。而（2014）绍虞民初字第1457号案件与本案当事人、诉讼标的以及诉讼请求均不相同，且该案经二审裁定驳回起诉，案件并未实体处理，与本案亦不构成重复起诉。
对于争议焦点二，一方面，陈继锋、戴卫兵认为煌家会所通过“个转企”的方式转为个人独资企业绍兴市上虞区煌家公馆娱乐会所，在法律上具有延续性，原个体工商户的权利义务应由个人独资企业承继，故应以个人独资企业绍兴市上虞区煌家公馆娱乐会所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主体并不适格。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则认为虽然通过“个转企”的方式成立了新的个人独资企业，但原个体工商户在2014年11月3日已经注销，依法应由其经营者主张权利。对此，该院认为，煌家会所系个体工商户，已于2014年11月3日注销，绍兴市上虞区煌家公馆娱乐会所系个人独资企业，虽原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经营者亦为个人独资企业最初登记投资人，且经营场所、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但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在债权、债务上也并无继承关系。《经营权承包合同》一方当事人为煌家会所，在该会所依法注销的情况下，其权利义务应由其经营者继受。另一方面，陈继锋提出朱杰既非《经营权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亦非实际经营者，并非本诉适格原告。对此，该院认为，（2015）浙绍民终字第512号生效民事裁定书已认定朱杰系案涉会所的实际经营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在登记经营者罗光耀死亡后，由其继承人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与实际经营者朱杰作为共同原告提起本诉，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争议焦点三，陈继锋认为《经营权承包合同》违反了《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的强制性规定，故而无效。该院认为，从程序法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诉讼主体角度对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将经营权转让后，进而可能出现的实际经营者和登记经营者并存的问题进行了考量。由此可推定，法律并不禁止个体工商户经营权的转让。从实体法看，法律、法规并无关于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的禁止性条款，《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的规定，系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工商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承包行为内容本身，该条款应认定为管理性强制规范，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涉案的承包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
对于争议焦点四，第一，《经营权承包合同》的缔约双方系煌家会所以及陈继锋，现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主张戴卫兵虽非合同相对方，但系与陈继锋共同承包经营案涉会所，故向戴卫兵所为之交付即为履行合同交付之义务。但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陈继锋与戴卫兵系合作经营关系，故对其上述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第二，《经营权承包合同》第五条第3项明确约定，“甲方将上虞市煌家公馆娱乐会所的现有设备、设施、家具及其他一些零星物资移交给乙方使用（具体以《财产移交清单》为准）”，现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提交的财产移交清单，其接收人为戴卫兵。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提交的竣工图借条、财务专用章收条以及水电表止度确认清单，亦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相关签字人员能够代表陈继锋，相反系戴卫兵认可接收了相关材料。同时，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提交的绍兴银行更换银行预留印鉴申请书，亦显示由罗光耀变更为戴卫兵而非陈继锋；装修合同亦由戴卫兵而非陈继锋出面签订。结合上述证据材料，案涉会所的相关移交手续均系由戴卫兵而非陈继锋办理。第三，在案涉会所移交手续系由戴卫兵而非陈继锋办理的情况下，需进一步考察戴卫兵系基于其所述与罗光耀间存在的合作经营关系，还是代表陈继锋接收案涉会所。就此，首先，从《补充合同》中“甲方同意乙方在经营权承包期满后一次性补助乙方6个月的经营权，该项补助已包含甲方对乙方装修费用及未到岗营销领班的补偿”的记载看，可印证陈继锋在签订《补充合同》时已实际接收并经营案涉会所，否则上述补偿无从产生。另，戴卫兵参与《补充合同》的签订并基于陈继锋的利益考量，要求“场内设备由甲方负责补齐（电磁炉、消毒柜、电视机”，亦可推定戴卫兵与陈继锋并非利益冲突方，相反系代表陈继锋的利益。此外，“补齐”的表述亦可印证已实际接收会所，否则短缺物品无以确定。其次，戴卫兵庭审中陈述与罗光耀的合作模式为：由罗光耀提供场地和现有设备，戴卫兵负责装修改造和实际经营，并向罗光耀支付保底费用，有盈余后再分红。若戴卫兵上述陈述属实，则对于案涉会所这样具有相当规模的经营体，合作双方就合作期间、各自权利义务、利润分配等从未签订书面合作协议，有违常理。更何况，结合《经营权承包合同》看，罗光耀就案涉会所的经营事宜具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惯例。且庭审中，戴卫兵对于与罗光耀如何相识、合作事宜洽谈的具体细节等均未予明确。此外，若确如戴卫兵所言，其与罗光耀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则无论合作模式如何，其均与陈继锋存在利益冲突，此时戴卫兵参与《补充合同》的签订并基于陈继锋的利益考量，要求“场内设备由甲方负责补齐（电磁炉、消毒柜、电视机”，于常理不符。最后，若在签订《补充合同》时，案涉会所系由戴卫兵而非陈继锋实际占有并经营，则陈继锋在《经营权承包合同》签订后近3个月内对案涉会所系由戴卫兵实际经营未作任何了解，或了解后却在签订《补充合同》时对会所交接事宜仍只字不提均有违常理。
综上，戴卫兵陈述其系基于与罗光耀之间存在合作经营关系而接收案涉会所，并未提供相关依据，且有较多违背常理之处。而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的举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可以证明在戴卫兵自认经营期间（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5月25日），案涉会所曾移交陈继锋实际经营。又因案涉会所无法由陈继锋和戴卫兵作为不同的移交对象同时经营（在相同时间段不可能由两个不同的对象实际经营），故该院依法认定戴卫兵系代表陈继锋办理案涉会所的移交事宜。基于此，戴卫兵自认支付150万元款项，以及实际经营期间为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5月25日，其相应法律后果均及于陈继锋。
对于争议焦点五，首先，根据《经营权承包合同》的约定，案涉会所作为合同相对方，其承担支付400万元违约金的违约责任的合同依据为其提前解除合同，而陈继锋未能举证证明案涉会所有提前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次，陈继锋提出因罗光耀和戴卫兵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以致案涉会所实际无法移交，系罗光耀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而根据上述关于争议焦点四的分析，罗光耀已将案涉会所移交陈继锋，故陈继锋的上述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该院对陈继锋要求罗光耀支付40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基于此，对其要求朱杰、戴卫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该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戴卫兵并非《经营权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亦未能举证证明戴卫兵与陈继锋合作经营案涉会所，关于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对戴卫兵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罗光耀、朱杰将案涉会所依约移交陈继锋后，陈继锋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款，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依据合同约定提前收回案涉会所，并主张陈继锋支付承包款及逾期付款利息，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就具体数额：1.承包费用。根据合同约定，第一期承包期为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承包费用为650万元，已支付150万元，尚应支付500万元；第二期承包期为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承包费用为800万元，实际承包期间为55天（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5月25日），相应承包费用为1205479（800万元*55天÷365天）元，上述承包费用合计6205479元。2.逾期付款利息。根据合同约定，每迟交一天按未交纳部分的5‰计算滞纳金，现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主张截至2015年7月30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经核算并以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主张的贷款基准利率（1-3年期）及相应起算点为准，截至2015年7月30日的利息为708671.38元，对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该部分诉请的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此外，自2015年7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主张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亦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内，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亦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陈继锋应支付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承包款6205479元，并支付该款截至2015年7月30日的利息708671.38元，合计6914150.38元；自2015年7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620547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对戴卫兵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陈继锋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0234元，由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负担43元，由陈继锋负担6019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陈继锋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程序方面。一、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发回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三、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朱杰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四、一审法院是否存在枉法裁判、超审限等程序问题；五、一审判决是否超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体方面。一、本案的性质问题；二、一审判决认定陈继锋与戴卫兵之间的法律关系及相应的证据认定是否正确；三、承包款及利息如何认定；四、陈继锋的反诉请求能否成立。
针对程序方面的争议焦点：
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一审判决已有详细论述，本院予以照准，不再赘述。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的规定，即一审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且另行组成合议庭，对于案件事实与适用法律都应依法全面进行审理，审理范围并不局限于发回重审的原因。
三、本院（2015）浙绍民终字第512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朱杰为煌家会所的实际经营者，而罗光耀为登记经营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以罗光耀与朱杰作为共同诉讼人参与诉讼，并无不当。至于罗光耀的继承人参与诉讼的问题。陈继锋主张因罗光耀的继承人没有行使上诉权而视为对（2015）绍虞商初字第1174号民事判决案件事实和判决内容的确认，该主张并无法律依据，且在案件发回重审后，（2015）绍虞商初字第1174号民事判决已被撤销，该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失去法律效力，故罗光耀的继承人罗汉源、莫欢喜、吴月娟、罗栋参与诉讼，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四、关于审理期限等问题。本案审理时间为2017年3月22日至2018年4月4日，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上诉人陈继锋的庭外和解申请书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含宇提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据此，一审审理期限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上诉中称一审法院骗取其签署庭外和解申请书，无事实依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自2018年4月26日起施行，一审法院审理中该规定尚未发布施行，故该规定对本案并不适用。至于上诉人所称的一审法院存在枉法裁判，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
五、被上诉人起诉要求陈继锋与戴卫兵共同承担付款责任，而一审法院根据案件查明事实，据实作出由陈继锋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并未超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
针对实体方面的争议焦点：
一、关于本案纠纷性质。2013年1月26日的《经营权承包合同》，虽名为承包合同，并约定承包项目为陈继锋承包煌家会所经营权，但承包费用中明确载明“含房屋租金”，即本案争议的标的涵盖了承包款及房屋租金，故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二、关于证据的认定。罗光耀与陈继锋签订合同后，由戴卫兵实际接收了煌家会所，对此，戴卫兵并无异议。按戴卫兵陈述，其接收煌家会所是基于与罗光耀的口头合作关系，但其对此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且罗光耀亦予以否认。故戴卫兵主张与罗光耀存在口头合作关系不成立。而罗光耀在与陈继锋签订协议后不久即又与戴卫兵达成口头合作关系，显然不符合常理。更何况，在被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4月18日补充协议中，戴卫兵系作为被上诉人的相对方对相关设备补齐事宜提出要求，而陈继锋在协议上签名后又予以划去，可以看出陈继锋曾参与了煌家会所承包经营后续补充事项的协商，双方最终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由此可以印证陈继锋已实际接收了煌家会所，戴卫兵系代表陈继锋办理了煌家会所的移交事宜。就罗光耀、朱杰实际与陈继锋还是戴卫兵成立合同关系的事实，一审判决就相关证据的分析认定，对情理的分析以及逻辑推演，均已作详细说明，本院予以照准并不再赘述。陈继锋关于其并未实际接收煌家会所而提出的诸多实体方面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信。
三、关于承包款及利息的计算问题。一审判决确认煌家会所由戴卫兵实际经营的期间为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5月25日，与戴卫兵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实际经营时间基本吻合，一审据此依据《经营权承包合同》中承包费用的约定计算相关费用，并无不当。陈继锋上诉提出承包款最多只能按《补充合同》约定进行计算，对此，本院认为，《补充合同》关于承包期限的调整是基于承包合同能按约完全履行，但陈继锋既未明确认可《补充合同》，双方又提前终止了合同履行，自然不能以《补充合同》的部分条款机械地予以扣除部分期限的承包款项。至于利息问题，双方合同约定每迟交一天按未交纳部分的5‰计算滞纳金，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主张的自2015年7月30日之后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予以支付，并未超出双方约定范围，更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应予支持。
四、关于反诉问题。陈继锋的反诉请求是基于罗光耀单方解除合同而提出，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继锋主张罗光耀单方解除合同的事实并不成立，故一审判决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正确。
综上，陈继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634元，由上诉人陈继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小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