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鄂05行终1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军，男，1969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现住湖北省秭归县。
委托代理人杜洲，湖北夷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秭归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湖北省秭归县茅�镇长宁大道19号。
法定代表人向贵琼，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江林，该局副局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梅兴安，湖北林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朱军因诉被上诉人秭归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秭归工商局）工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秭归县人民法院（2016）鄂0527行初1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裁定认定，2014年1月8日，秭归工商局作出秭工商处字（2014）1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3年11月25日，秭归县茅坪镇九里村村民周年军举报湖北秭归利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宏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立国提供虚假材料并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工商登记，请求秭归工商局撤销利宏公司登记。秭归工商局于同年12月18日对周立国立案调查。经查证，2011年5月12日，周立国未经周年军同意且在周年军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周年军的签名，擅自将周年军作为该公司股东，并假借周年军的名义委托文华生（登记注册中介机构办事人员）在秭归工商局办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同月15日，周立国伪造周年军的签名，在周立国起草的利宏公司章程上签字。同月16日，周立国伪造周年军的签名在周立国起草的利宏公司第一次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同月23日，周立国伪造周年军的签名后，假借周年军的名义委托文华生到秭归工商局办理利宏公司的设立登记。秭归工商局认为，周立国在未经周年军同意且在周年�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周年军的签名后委托中介人员在秭归工商局骗取公司登记注册的行为，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违法行为。周立国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司登记注册的主观意图明显，违法连续时间已经超过两年，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周立国作出撤销公司登记的行政处罚。
2014年1月8日，秭归工商局向周立国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周立国在法定期限内既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
2014年10月8日，朱军向秭归县人民法院提起对利宏公司、周立国、周年军民间借贷纠纷诉讼。2015年4月1日，秭归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周年军向法庭提交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利宏公司与周年军无关，朱军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周年军的证明目的。因为借贷是在2012年发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2014年作出的，原告当时借款是善意的，那是他们股东之间的事”。该庭审笔录有朱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向前的签名。同年5月6日，朱军的委托代理人吴向前在法庭的质证笔录中再次针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发表质证意见：“秭归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1月8日作出的190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该处罚决定书从形式到内容均不具有真实性”。秭归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2014）鄂秭归民初字第01274号民事判决，对于周年军提交的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质证、认证情况，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院认为部分均有明确的表述与认定，该判决书于2015年5月21日向朱军送达。
2016年9月2日，朱军在本案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4月在秭归工商局看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要求秭归工商局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在询问过程中，法院向朱军出示了秭归县工商局提交的证据，即秭归县人民法院2015年4月1日审理朱军诉利宏公司、周立国、周年军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一案的庭审笔录复印件，朱军自认参加了该案的庭审活动，庭审笔录中“朱军”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朱军自述起诉期限内没有向法院提起对秭归工商局的行政诉讼，一是律师没有告知其应向法院起诉；二是已申请秭归工商局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秭归工商局没有作出处理；三是起诉利宏公司、周立国、周年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法院的一审、二审中均已胜诉，该行政处罚决定没有对自己产生实际影响，直到该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裁定发回重审，对其民事诉讼案件产生了实际影响，才作为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现请求法院撤销秭归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同时查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当事人周立国、举报人周年军系父子关系。秭归工商局于2014年12月29日对乔俊销售不合格手机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其文号与周立国撤销公司登记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相同，秭归工商局已于2016年8月1日作出了补正通知，同年8月16日向被处罚人乔俊送达，通知的内容为“乔俊：我局于2015年1月5日直接送达给你的秭工商处字（2014）1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处罚决定书文号系笔误。现补正为秭工商处字（2014）100009号”。
原审裁定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朱军2015年4月1日以原告的身份参加了（2014）鄂秭归民初字第01274号民事案件开庭审理，对周年军所举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了质证。朱军在本案的审查过程中，自述2015年4月申请秭归工商局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因此足以认定朱军2015年4月就知道秭归工商局作出了撤销利宏公司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朱军2016年8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秭归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朱军诉称秭归工商局对周立国撤销公司登记案、乔俊销售不合格手机案，各自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使用同一文号的问题，秭归工商局自认乔俊销售不合格手机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是系统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予以纠正。秭归工商局对周立国撤销公司登记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并无错误，故朱军诉称“阴阳文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使行政文书的文号有误，也是文书制作过程中的瑕疵，不影响行政行为的内容和结果，不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朱军的起诉。
上诉人朱军上诉称，一、朱军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朱军诉利宏公司、周立国、周年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院一审和二审均判决利宏公司、周立国、周年军连带清偿债务，当时朱军既不是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也不是该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无权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7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在认定行政处罚决定效力的基础上，以民间借贷应由周立国一人承担清偿责任为由，将案件发回秭归县人民法院重审，债务清偿主体由三个变更为一个，直接影响债权清收，对朱军产生了实际影响，朱军成为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人，故朱军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从2016年7月�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时开始计算，其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二、从救济途径上讲，法院应受理朱军的起诉。朱军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后，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也在向省、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反映，寻求行政救济，行政机关以案件已进入诉讼阶段为由，不予受理举报，倘若法院驳回起诉，意味着朱军无处鸣冤。三、从社会效应上讲，法院应受理朱军的起诉。周年军为逃避债务，举报其父周立国，秭归工商局竟凭父子两人的“双簧”口供，撤销了利宏公司的设立登记。秭归工商局的违法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为丧失诚信的人逃避债务提供了不良范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秭归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本案中，秭归工商局提出朱军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经审查，朱军于2015年4月1日，在参与（2014）鄂秭归民初字第01274号民事案件庭审中，已对周年军举证的秭工商处字（2014）1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了质证，应当认定朱军2015年4月1日就知道秭归工商局作出了该处罚决定并知晓《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内容，且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了诉权和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朱军对秭归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期限应为2015年10月1日前，朱军于2016年8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关于朱军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在二审过程中，朱军提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后，《行政处罚决定书》才对朱军产生实质影响，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从2016年7月收到（2016）鄂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时�始计算，故没有超过起诉期限。本院认为，起诉期限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计算，朱军关于起诉期限应从其认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之日起开始计算的主张，无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朱军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按规定不收取诉讼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钟 波
审 判 员 胡振元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