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行终15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彩娟，女，1937年3月10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赵彩娟的委托代理人）王晓良，男，1961年11月1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系赵彩娟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城南新区领带园五路*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役，市长。
委托代理人赵少杰，嵊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严洪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彩娟、王晓良诉嵊州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拆迁）行政征收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2017）浙06行初174号行政判决。赵彩娟、王晓良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已经依法延长审理期限。经阅卷、询问双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1992年4月2日，原告王晓良兄长王永良以土地使用者的名义经审批获得位于嵊州市××江街道（××）××127.7平方米(地号5-9-4-53-1)和58平方米(地号5-9-4-53-2)的集体土地使用权。2015年3月12日，嵊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嵊政〔2015〕15号《嵊州市城中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和嵊政〔2015〕16号《嵊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了城中村改造房屋产权和安置面积认定办法、房屋征收安置人口的认定办法、房屋征收实施程序及房票安置的相关规定。2015年3月20日，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因城南新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工程建设需要委托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对嵊州市三江街道(原中爱乡)笆弄村的房屋和地上建筑物具体实施征收拆迁事务。涉案房屋位列其中。经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审核，原告赵彩娟所在户(包括其子暨户主王永良、儿媳张苏珍、孙子王晶锋、孙媳余柯丽)共有建筑面积831.74㎡，确定安置面积420㎡，享受双倍房屋重置价的建筑面积79.1㎡，确权住房建筑面积499.1㎡，其它建筑面积332.64㎡，其他情况：宅基地大于140，超出45.70㎡×2500=114250元。2015年10月15日，经浙江省嵊州市公证处公证，王永良作为代表与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并由嵊州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为鉴证单位。上述总建筑面积831.74㎡确权住房面积为499.1㎡，其他建筑面积为332.64㎡，在册人口5人，安置人口6人，安置面积420㎡，确权住房面积大于安置面积部分79.1㎡，住房证载剩余土地面积45.7㎡。王永良户共获得安置补偿、奖励、补助等合计5659701元(其中现金3663861元、房票1995840元)。2015年9月25日和10月20日，王永良取得上述全部现金及房票安置购房证明书。在上述《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之前，原告王晓良因认为其亦应单独获得补偿，故曾多次向有关领导反映，虽然在上述王永良与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第五条相关约定中明确：王永良和弟王晓良对国土局92年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有争议，现影响到王晓良的房屋拆迁补偿，双方认可王晓良保留追补权利。但因最终王晓良未能如愿，遂成讼。另查明，原告王晓良因参军入伍，其户口于1978年迁出嵊州市三江街道笆弄村。
原审法院认为，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1.原告赵彩娟儿子王永良作为代表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因赵彩娟为该协议签订所确认的在册人口，故与该协议签订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为此，赵彩娟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2.原告王晓良因早年从军，其户口早于1978年迁出嵊州市三江街道笆弄村。鉴于1992年王晓良并非为嵊州市三江街道笆弄村村民，且原告赵彩娟与其儿子王永良并无分家析产，故当年4月2日被告将涉案地号5-9-4-53-1、地号5-9-4-53-2的房屋宅基地准予登记于户主王永良名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正)第八条第一款：“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等相关规定。王晓良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亦明确涉案房屋尚未进行过分家析产，其提交的所谓其父亲曾经的“口头遗嘱证明”又无其他有效证据加以佐证，更未能提供涉案房屋中有产权归属于其名下的合法有效证据。故王晓良与本案所涉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并无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为此，王晓良的原告主体资格并不适格。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本案中，鉴于原告赵彩娟诉请的是确认原告共有合法房屋住房面积831.74平方米，对少补偿安置面积411.74平方米给予追补补偿安置，而赵彩娟所户的房屋征收权属登记由被告下属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审核确定，故嵊州市人民政府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三、原告赵彩娟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本案原告赵彩娟虽与王晓良曾提起过行政诉讼［(2017)浙06行初50号、(2017)浙06行初54号、(2017)浙06行初132号］，但因(2017)浙06行初50号、(2017)浙06行初54号两案均因其诉讼请求不明确而经释明后其以“准备另案起诉”为由，提出撤诉申请而予准许。而(2017)浙06行初132号在诉讼时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征收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与本案并非同一行政行为，故并不能确认原告赵彩娟为重复起诉。四、关于是否给予原告赵彩娟户合法房屋补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本案中，公安户籍资料中虽明确原告赵彩娟为独立户主，但从其提供的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审批表》中可见，土地使用者均登记为其子王永良名下。且原告赵彩娟在提起诉讼时亦明确，其与儿子并无分家析产。原告赵彩娟所在户经被告下属嵊州市城南新区管理委员会审核确认，赵彩娟所在户(包括原告赵彩娟，户主王永良及其妻子张苏珍、儿子王晶锋、儿媳余柯丽)共有总建筑面积为831.74平方米(包括无相应权属证明的建筑物)，确权住房建筑面积为499.1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332.64平方米，给予安置面积420平方米。该权属审核登记经公示无异议后，原告赵彩娟儿子王永良与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委托的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就上述审核确认的面积安置补偿进行确立，且该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原告赵彩娟所在户亦获得了符合总人口居住条件的420平方米安置。综上，原告王晓良的起诉于法无据，原告赵彩娟的诉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晓良的起诉；驳回原告赵彩娟的诉讼请求。
赵彩娟、王晓良上诉称：一、上诉人赵彩娟、王晓良起诉主体适格，拥有合法的房屋产权和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及具有行政行为相对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认定上诉人王晓良户口于1978年迁出嵊州市三江街道笆弄村没有事实证据。2、一审对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是王永良《土地使用权证》92-694,92-695二份材料上两套房屋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和《土地登记审批表》中己写明了在册人口为7人，在一审判决中不解释，一字未谈关键性的事实证据，是在回避事实证据。3、上诉人王晓良1961年11月出生在笆弄村，于1978年11月服兵役，服役前有三套房屋存在，又没有分家析产，一审也确认上诉人的大家庭房屋尚未分家析产，又在一审判决中一字未提该节事实。4、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赵彩娟、王晓良的大家庭有合法房屋面积831.74平方米，已补偿安置420平方米给王永良，少补偿合法房屋面积及其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411.74平方米给予补偿安置。5、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不能提供户籍单独立户又有合法房屋和合法房屋上的土地使用权的上诉人赵彩娟合并到大儿子王永良一起补偿安置的法律依据。6、根据《继承法》，上诉人王晓良对父亲王传法的遗嘱也可以继承。根据嵊政(2015)15号文件第12条规定以继承方式取得的合法住宅，被征收人户籍不在本村（社区）的，可作货币或房票安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上也一字未提。7、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一审证据4不予认定（房屋门牌号××图纸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又有桥南社区证明（原为笆弄村）该证明经公示无异议。同时，该房屋是50年代上诉人的爷爷王伯财传下来的《世居房》，应当归上诉人王晓良所有[根据嵊政(2015)15号等文件第12条规定以继承方式取得的合法住宅，被征收人户籍不在本村（社区）的可作货币或房票安置]。同时，在附件l第一条第二款规定，1986年前12月31日前建造的房屋，由村（居）委会出具证明经公示无异议的，按实际建筑面积进行认定(附；上诉状证据，嵊政(2015)15号文件附件l第一条第二款），被上诉人对没有房屋人和违建房可以补偿安置。8、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32号也承认这两套《土地使用证》有争议，并明确了第5条第3点上诉人王晓良和被上诉人间有争议并有追补的权利。9、当年（1978年）上诉人王晓良服兵役时，全家有合法房屋面积为（58平方米×2层+20.328平方米×2层+127.7平方米×3层／4人==134.939平方米。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上同样也一字未提。10、上诉人王晓良于1978年11月服役前有三套房屋存在，在被强拆前（2015年10月份）也存在，上诉人可回家居住并参与保护、修建，被上诉人搞《城中村改造》被强拆后就没有房屋了，没有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补偿安置行为违法，请求法院转省检察院查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7）浙06行初174号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合法房屋面积831.74平方米补偿安置，少补偿安置面积411.74平方米给上诉人补偿安置。
嵊州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询问时称：首先，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受委托与赵彩娟所在王永良户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其次，因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缺乏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给予王永良户补偿、奖励、补助等合计5659701元，充分考虑了王永良户的合法利益，并保障了王永良户的居住条件，相关补偿协议亦经过王永良户的认可，客观上末减损王永良户的合法权益。再次，被上诉人所在户获得的补偿款与该区域周边同地段新建楼盘市场价格比较，在结合其房屋实际新旧程度的基础上其价格并不低于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市场成交价格，如确认本协议违法，则只能按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而该赔偿数额将远远低于上述拆迁补偿价格，不利于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后，涉案协议及此次安置补偿与王晓良无利害关系。王晓良自1978年即参军入伍，后在宁波市国税局工作。在92年颁发王永良土地使用证时，王晓良已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也不能在涉案土地上建造合法房屋。综上所述，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行初174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应本院要求，被上诉人嵊州市人民政府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一条“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在入伍前，由本人或者户主持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注销户口，不发迁移证件”作为其二审答辩主张“王晓良自1978年即参军入伍，后在宁波市国税局工作。在92年颁发王永良土地使用证时，王晓良已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也不能在涉案土地上建造合法房屋”的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彩娟、王晓良于2017年5月15日提交的《行政起诉状》载明，其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对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行为违法；2.确认原告共有合法房屋住房面积831.74平方米，对少补偿安置面积411.74平方米给予追补补偿安置。但原审庭审中又将其诉请事项更改为：确认原告共有合法房屋住房面积831.74平方米，对少补偿安置面积411.74平方米给予追补补偿安置。虽然该请求事项与赵彩娟此前2016年3月1日针对被上诉人提起征收补偿安置案件[（2016）浙06行初32号行政判决、（2017）浙行终1578号行政裁定]的诉请事项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均是对赵彩娟长子王永良与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不服，故在前案已经立案受理情况下，赵彩娟再行提起本案诉讼，显然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当不予受理，或在立案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而上诉人王晓良既非王永良户内人口，亦非已经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方当事人，故其与被诉房屋征收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资格。涉案《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第五条中虽有“乙方（王永良）与弟王晓良对国土局92年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有争议，现影响到王晓良的房屋拆迁补偿，甲、乙双方认可王晓良保留追补权利”文字内容，但凭此不能得出王晓良享有针对该补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原审未加甄别地受理并审理赵彩娟提起的诉讼，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指正并纠正。综上，原审审判程序合法，判决驳回王晓良起诉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两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行初174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原告王晓良的起诉；
二、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行初174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赵彩娟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上诉人赵彩娟的起诉。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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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惠 忆
审判员 许 勤
审判员 楼缙东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