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绍虞行初字第92号
原告袁建丽，曾用名俞建丽。
委托代理人吴兆峰、张琦，浙江扬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东二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忠，局长。
委托代理人石仲广、孙金，系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原告袁建丽诉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15年7月14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原告申请异地管辖，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5年8月27日受理后，于2015年9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建丽的委托代理人吴兆峰、张琦，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分管副局长陈勇及其委托代理人石仲广、孙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于2003年9月2日作出（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及所附《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的行政行为。
原告袁建丽诉称，原告原系诸暨市浣东街道陶湖村农民，2003年考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当时规定将户口迁至学校，改为非农户口。2013年5月原告根据相关政策，办理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非转农”变更过程中，得知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在2003年，擅自以土地征用为名变更原告户口性质。2015年2月，原告对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提起行政诉讼，庭审过程中，派出所称其办理“就地土征农转非”的依据是本案被告作出的（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及所附《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原告认为，一方面被告没有审核“农转非”名单的法定职责，另一方面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农转非”的请求。被告擅自将原告列入农转非名单，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故诉至法院，请求：一、确认被告于2003年9月2日作出的（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及所附《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中涉及原告部分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袁建丽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及所附《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03年9月2日作出的土地征用“农转非”通知及名单，该名单中涉及原告。2、当庭补充提供诸政发（1994）23号文件，证明作出农转非的通知并附名单的是市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被告无该职权的事实。
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辩称，一、被告并未擅自将原告列入“农转非”名单。在办理浣东街道陶湖村因征地安置劳动力过程中，由该村确定具体人员并填写了《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报送国土资源局，同时将该份名单报送了公安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被告根据报来的清单结合征地可安置的农业人员数，向诸暨市公安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报送了（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并将陶湖村上报的《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作为附件一同报送，因此并非被告擅自将原告列入农转非名单，而是由陶湖村确定并上报的。二、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本案所涉行为发生在2003年9月，而原告于2015年6月才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显然已超过起诉期限。且原告诉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另一案件中，已经查明原告及其父母应当知晓原告“农转非”这一事实，2003年至今已十多年，法院应不予立案受理。三、本案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通知公安局可以办理“农转非”的行为，仅仅是公安部门审查和批准“农转非”的一个前置程序，该通知并不产生“农转非”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光是通知行为本身并不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原告针对被告的通知行为提起诉讼，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于2015年9月23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时被告作出的行为。
2、诸政复（1993）20号《关于同意办理小区范围内土地征用工“农转非”的批复》，证明当时作出行政行为的政策依据。
3、（2015）绍虞行初字第23号行政裁定书（网络下载件）一份，证明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事实。
4、证人袁某均证言一份，证明本案原告办理“农转非”的事实经过，当时名单由村上报，且是根据原告自愿，由原告父母向村干部申请上报，村委将其已领取一次性补偿费1万元上墙公布等事实。
5、补充提供依据两份：诸政办发（2003）192号关于《诸暨市城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细则》、浙政发（2003）26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通知》，证明根据两文件规定，已明确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应办理农转非。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证明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证明被告作出的行为只是一个中间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作出该通知的主体资格，且程序、事实存在问题，未事先征求原告的意愿，事后也未告知。对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文件是诸暨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作出的，未明确是哪个小区的土地征用。对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的诉讼行为与23号案件是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且在23号案件中原告才知晓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因被告的行政行为系无效的行政行为，故不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对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确定由证人本人书写。且名单由村委上报与本案无关，原告不清楚户口转为非农并上报的事实。涉案主要是农转非，而陈述的主要内容是放弃保险的问题。对证据5，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92号文件提到了所有被征农民需要参加养老保险，而本案原告放弃了养老保险。对26号文件，所有被征地农民应办理农转非，涉及整个村，但具体应明确是哪些人。即使名单由村委经办，也是受被告的委托，因为所有对外的文件都是被告出面的。对证据6，原告对法律规定本身无异议，但提出原告起诉被告的行政行为无效，自作出之日起无效，不受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限制，且原告是在23号案件中才知晓该行为。被告的行为不是一个中间的行为，是因为被告的通知行为，公安机关改变了原告的户口性质。
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至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6，系法律依据，无需认证。被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被告根据当时政策依据即证据2、5为原告等2人办理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以通知的形式，上报诸暨市人民政府，经市政府领导签字同意，主送诸暨市公安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抄送市府办、浣东街道、陶湖村。
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对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2，被告质证认为市经济开发委是市政府下设的一个部门，被告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是有法定职责的部门，根据当时诸暨市的特殊情况，该内容由开发委和国土局共同办理，通知的批准机构是诸暨市政府（由分管副市长签名），而非被告。故与原告的意见不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原告用以证明被告无该职权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袁建丽原户口登记在浣东街道陶湖村袁再方（原告父亲、户主，户别为：农业家庭户）户中。2003年原告高中毕业，考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2003年诸暨市人民政府当时的有关规定，原告所在村村民，类似原告等大中专学生，自愿放弃参加诸暨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要经过申请人向所在村委提出申请，村公示后，报当地国土部门审批同意，再去当地公安机关办理“就地土征农转非”的户口变更一系列手续。本案原告按此程序办理了“农转非”手续。原告家庭按照当时当地的政策规定，在向所在村陶湖村提出自愿放弃参加诸暨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申请，经村公示后，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
2003年9月2日，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根据当时政策，为浣东街道陶湖村上报的原告等2人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作出（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上报诸暨市人民政府，经市政府领导签字同意，主送诸暨市公安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抄送市府办、浣东街道、陶湖村。原告于2003年9月申请将户口迁至学校。原告在办理大专户口迁移证前一天，即2003年9月4日办理了户口农转非登记。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作出户口登记《准予迁入证明》，该证明载明：申请人袁建丽，发往单位浣东街道，迁入地址浣东街道陶湖村，准迁原因，就地土征农转非。后原告已向陶湖村领取了一万元安置补助费。原告及其父母为原告办理转学时应当知晓该项事实。
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于2003年9月5日为原告袁建丽办理了浙迁字第00294467号《户口迁移证》，从陶湖村迁往浙江省杭州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迁移原因：大中专招生；备注：非农业家庭户。户口迁移证上特别标注“☆全户迁移☆”字样。即原告在申请办理大专转学户口迁移时已是非农业家庭户，并单独立户，系全户迁移。
还查明，原告于2013年5月得知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户口可以办理“非转农”，因无法办理“非转农”。原告不服，于2015年3月5日以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本院于2015年6月12日作出（2015）绍虞行初字第23号行政裁定，因已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等，驳回原告袁建丽起诉。原告仍不服，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指定管辖，决定本案由上虞区人民法院审理，故本案于2015年8月27日由本院立案受理。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被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作为当地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时政策，为浣东街道陶湖村上报的原告等2人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系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作出（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及《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上报诸暨市人民政府，经市政府领导签字同意。被告作出的《通知》行政行为涉及原告户口性质的变更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被告辩称《通知》行为仅仅是批准“农转非”的一个中间行为，并不产生“农转非”的法律效果，本案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而原告诉称认为，被告一方面没有审核“农转非”名单的法定职责，另一方面原告从未向被告提出“农转非”的请求，为此要求确认被告于2003年9月2日作出的（2003）征转第22号《关于办理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手续的通知》及所附《土地征用农转非名单》中涉及原告部分无效之请求，亦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不符。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户口“就地土征农转非”行为发生在2003年，原告家庭户已在当地村委自愿放弃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后领取一万元安置补助费，并在户口迁往大学前一天将户口农转非。原告及其父母为原告办理转学时应当知晓该项事实。原告诉称其不知道因征用土地剩余劳动力“农转非”事实，与原告及其父母已向所在当时当地村委领取一万元安置补助费事实不符。2003年至今已十多年，故本案已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最长5年起诉期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袁建丽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陶秋文
代理审判员 薛 敏
人民陪审员 项新法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淑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０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六十三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驳回起诉；
（三）管辖异议；
（四）终结诉讼；
（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十四）准许或者不准许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十五）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对第（一）、（二）、（三）项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