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知民初字第508号
原告杨志勇，男，汉族，1963年8月18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徐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郑佳钧。委托代理人陈俊，上海齐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尚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韩丽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友峰，上海齐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志勇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其他垄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5日、2016年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志勇、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佳钧、陈俊、被告中国移动的委托代理人韩丽丽、陈友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志勇诉称：1.两被告收取移动电话月租费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禁止的“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两被告收取国内漫游费没有依据，按照行政区划确定漫游费既不科学又无必要，而且以目前的通信技术，两被告提供国内漫游电话并不会增加成本，因此，这是属于“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3.两被告对于电话计费采用过秒进分法，这是不公平的收费方式，难道使用几秒也会产生一分钟的成本费用，因此，这种收费方式也是属于“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4.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与同行业的上海电信、上海联通一样原先对于网络流量采用的是过月清零的收费方式，现在也均调整为过季清零，但是这都是违法的，违反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协议(其他协同行为)；5.原告现在的移动通话费用是人民币0.39元(以下币种均相同)每分钟，与其他移动通话费价格相比高出许多倍，实际上这与成本是无法对应的，可见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收费混乱，在相同条件下实行差别定价，对原告实行价格歧视，也属于“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6.两被告禁止用户携号转网，没有正当理由，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原告只能与其进行交易，违法了《反垄断法》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在通信行业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其上述行为已经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故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返还原告违法收取的月租费3,000元；2.两被告返还原告历年漫游费支出1,000元；3.两被告返还原告以过秒进分法多收取的电话费1元；4.认定两被告的过季清零行为违反《反垄断法》；5.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多收取的电话费1元；6.两被告返还原告因无法转网而受到的损失1元。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辩称：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向原告提供通讯服务，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没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没有与其他运营商有协同协议，原告完全有选择其他通信运营商的自由，因此原告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请，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中国移动辩称：被告中国移动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是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的客户，因此被告中国移动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志勇是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的客户，手机号码为XXXXXXXXXXX，根据其提交的2015年4月份移动电话费账单，原告选择了神州行轻松卡(生活版)套餐，套餐费为8元，并加了10元的流量包，根据费用明细记载，套餐及固定费18元，套餐外语音通信费64.15元，套餐外短彩信费1.3元，共计83.45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的套餐收费表，神州行轻松卡(生活版)的月基本费8元，本地通话主叫收费标准是0.39元/分钟，国内漫游主叫标准资费0.6元/分钟，被叫标准资费0.4元/分钟。2015年10月8日，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给原告回信称“目前列入强检目录的电话计时计费装置仅适用于固定电话系统中的电话计时计费，移动电话系统中的电话计时计费装置未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目前，我国没有移动电话系统中的电话计时计费装置相应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因此质监部门依法设置的计量检定机构尚无法对其开展检定工作”。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结算及中继费用分摊办法》(信部电[2003]454号)规定：“……第五条在本地网范围内，固定用户通过网间互联点过网呼叫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网内挂设的业务台，每次通话的结算时长以分钟为单位，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算。第六条在本地网范围内，移动用户呼叫固定用户，以及通过网间互联点呼叫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网内挂设的业务台，每次通话的结算时长以分钟为单位，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算。第七条国内长途电话呼叫、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IP电话呼叫，每次通话的结算时长以6秒钟为单位，不足6秒钟按6秒钟计算。……”。2008年2月13日，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的通知》(信部联清[2008]75号)，其内容为“一、简化漫游资费结构，合并国内漫游通话费和漫游状态下的国内长途通话费；不区分后付费和预付费用户；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实行主被叫差别定价。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主叫上限标准降为每分钟0.6元，被叫上限标准降为每分钟0.4元。占用国内长途电路不再另行加收国内长途通话费……”。2013年6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移动电话用户号码携带扩大试验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一)试验范围除天津、海南继续开展号码携带试验外，本次号码携带试验范围扩大至江西、湖北、云南三省。……”。2014年5月5日，工信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电信业务资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通告》(工信部联通[2014]182号)，其内容为“一、所有电信业务租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电信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用户需求制定电信业务资费方案，自主确定具体资费结构、资费标准及计费方式……”。2014年9月23日修正的《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规定：“……第三条码号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码号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具体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另行制定。第四条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全国码号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的移动电话费发票、套餐收费表、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回信、两被告提交的信部电[2003]454号、信部联清[2008]7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移动电话用户号码携带扩大试验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联通[2014]182号、《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等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两被告是否实施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一、两被告是否实施了“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原告认为两被告收取月租费、收取国内漫游费、收取0.39元/分钟的电话费以及采用过秒进分法计算电话费等行为构成“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本案中，首先，原告应当就两被告是否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次，原告还应就两被告的被控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的行为提供相应的证据。关于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因原告使用神州行轻松卡(生活版)套餐而向其收取0.39元/分钟电话费的行为。本院认为，原告没有提交任何可以证明两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事实上，在移动通信服务市场领域，国内的通信运营商中除了中国移动外还有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根据原告提交的套餐价目表，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也提供了多款套餐供用户选择，相应的每分钟电话费也从0.1元至0.39元不等，因此，原告完全可以选择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的其他套餐，也可以选择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移动通讯服务，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在相关市场上并无控制价格进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能力，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两被告收取月租费、国内漫游费的行为。根据原告提交的套餐价目表和移动电话费发票，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向原告收取了月基本费(套餐费)8元，套餐价目表上有国内漫游的收费标准，电话费发票上并未显示国内漫游费的收取情况及明细。原告认为月基本费就是月租费，而自己与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且该笔费用过高，此外，国内漫游费也是罔顾运营成本的乱收费。本院认为，无论是月基本费(套餐费)还是国内漫游费都是移动电话资费结构的一部分，目前，根据主管部门的文件，电信资费已经实行市场定价，电信企业在向用户明示收费标准的情况下可以自主确定具体资费结构、资费标准及计费方式，于法不悖。至于收费标准是否过高以及与运营成本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关联，本院认为，原告对此需要提交一定的证据对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的运营成本与利润情况以及合理利润水平应是多少加以证明，事实上，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移动通讯行业的市场份额和盈利项目也在变化，运营商的成本与利润核算、各地分公司之间的利润和成本分配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并不如原告所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需要大量的市场证据，因此，根据目前的在案证据，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无法支持。关于两被告采用“过秒进分法”计算电话费的行为。本院认为，所谓的“过秒进分”计费方法即“尾数不满一分钟的，按一分钟计算”，此种计费方式是国际通行的计费方法之一，在国内也有相关通信主管部门的文件对此表示认可，因此两被告使用这种计费方式于法不悖。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移动通信中是以秒计算费用还是以分计算费用在利用经营成本方面更为经济有效，以及这种计费方式是否会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究竟何种计费方式会对市场效率产生促进或者阻碍作用，根据目前的在案证据也无法判断，因此，本院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请无法支持。二、两被告是否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其他协同行为原告认为，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对网络流量采用过季清零的行为属于与其他电信运营商进行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其他协同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本院认为，协同行为是经营者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相互间通过意思联络，共同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调、合作行为。在本案中，首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中国移动上海公司与其他电信运营商之间存在价格协调的意思联络；其次，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对网络流量过季清零的行为与限制市场竞争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在缺乏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请难以支持。三、两被告是否实施了“无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原告认为两被告禁止用户携号转网的行为属于无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行为是指独家交易行为，即指支配地位企业对其交易相对方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即对方只能与其进行交易，而不能与其竞争者进行交易。本案中，在两被告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原告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电信运营商的服务，事实上，携号转网涉及到各大电信运营商之间网络制式的兼容问题、电信运营商之间关于用户转网的协调问题等，并非两被告单方所能决定的，因此，不能据此认定两被告禁止携号转网的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亦无法支持。综上，原告关于两被告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高价、独家交易)以及协同行为等垄断行为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第二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志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杨志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凌 崧
审判员 易 嘉
审判员 胡 宓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汤菁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十三条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
（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五）联合抵制交易；
（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第十七条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第十八条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下列因素：
（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