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9）浙温民终字第17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参平。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
负责人：周泽良。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国琛。
委托代理人：戴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连云。
委托代理人：唐其强。
上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为与被上诉人叶国琛、潘连云房屋拆迁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04）温鹿民一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房开）、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国信清算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钢，被上诉人叶国琛及其委托代理人戴盛，被上诉人潘连云的委托代理人唐其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蝉街13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原告潘连云名下，原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蝉街65号房屋的所有权则登记在原告叶国琛名下。1996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国信房开（原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公司）就上述房屋拆迁安置问题签订了二份《温州市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并经过了原温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双方约定，原告将上述房屋交由被告国信房开拆迁，并同时重新认购；被告国信房开应于同年11月17日前交付新房，如不能按约交付房屋，应支付原告违约金（从同年11月18日起按原告已付购房款每日0.3‰的标准，计算至房屋交付使用之日止）。上述房屋中一层营业房的拆迁安置，双方现已各自履行了义务。双方还约定，原蝉街13号房屋的二层营业房建筑面积15.88㎡拆迁后由被告按同等面积予以安置、该房屋三楼住宅建筑面积38.87㎡、原蝉街65号房屋的三层住宅建筑面积48.40㎡及该两处房屋的阁楼共计建筑面积10.83㎡拆迁后由被告国信房开收购拆除，被告国信房开在其拆迁安置房范围内的二层营业房中按同等面积给予原告认购安置；其中原蝉街13号二楼营业房回购的平均单价为每平方米1328.25元，两处房屋住宅退购二楼营业房的认购平均单价为5500元，阁楼享受住宅退购营业房市场价优惠的认购平均单价为2750元。1997年9月12日，原告潘连云在未接受原告叶国琛委托，也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与被告国信房开签订了《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约定，将原蝉街13号二楼营业房建筑面积15.88㎡及两处房屋住宅中的建筑面积50.27㎡均作为二层营业房，按照“退三购一”的方式，认购建筑面积22.05㎡的一楼营业房（注明地段为内商场），并约定协议经公证机关公证后生效。双方另签订《温州市区旧城民房拆迁协议书》约定，两处住宅中的使用面积30.86㎡（建筑面积32㎡），再加上阁楼的使用面积10.83㎡，共计使用面积41.69㎡，认购建筑面积56.28㎡的住宅。嗣后，原告潘连云领取了旧房折价款，支付了购房款，并在胜利路8-2-B幢412室（现为金茂商厦B幢412室）住宅定位单上签字，营业房则定位于金信商厦101铺（无营业房定位单，该营业房原设计为门厅，后变更，位于原告所有的金信商厦102营业房南首，中间有承重墙隔开，营业房坐西朝东，前为消防通道）。事后，原告潘连云即表示不同意（反悔）。原告叶国琛当时身在国外，得知上述情况后亦表示不同意，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也未将协议送交公证机关公证，并未前往被告国信房开处开具营业房及住宅的调拨单并领取钥匙。为此，原告长期多次与被告国信房开协商处理房屋安置问题，被告也曾考虑将现安置给原告的金信商厦101、102营业房位置上方的二层营业房重新安置给原告，但由于其他原因未成，而该房也一直空置至今。在安置问题久拖未决的情况下，原告于2000年底开始使用被告协议安置的金茂商厦B幢412室住宅和金信商厦101铺营业房至今。期间，原告一直仍在要求解决安置问题。
另查明：原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因政策原因被撤销，于2002年4月3日成立清算组，随着原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算，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原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公司也进入清算、改制。2005年间，原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公司采取承债式整体出让方式拍卖出让后，更名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公司在出让前，其部分资产及债务作为清算财产由被告国信清算组清理接收，但对原告的拆迁安置问题是否属于剥离的财产范畴，二被告均未予以明确。
2004年3月25日，原告叶国琛、潘连云向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二被告履行1996年7月12日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即：原蝉街13号房屋的二层营业房15.88㎡按同等面积予以安置；原蝉街13号房屋三层住宅38.87㎡、原蝉街65号房屋三层住宅48.40㎡及该两处房屋的阁楼10.83㎡，按约定退购营业房，并由被告在其拆迁安置房范围内的二层营业房中予以安置；二、二被告承担违约金（从1996年11月18日起，按原告已付购房款每日0.3‰的标准，计算至房屋交付之日止），并赔偿原告为解决房屋安置问题而花费的来回飞机票损失共计人民币42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蝉街13号、蝉街65号房屋属二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夫妇共同与被告国信房开在1996年7月12日签订的二份《温州市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已经公证，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潘连云在未接受原告叶国琛委托，也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于1997年9月12日独自与被告国信房开签订了《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擅自变更原协议安置方案，并约定协议经公证机关公证后生效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生效时生效。原告潘连云与被告国信房开将办理公证手续约定为协议生效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由于原告叶国琛不同意改变原安置方案重新签订协议，从而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及将上述协议递交公证机关公证，协议所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协议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现二原告要求被告履行1996年7月12日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将1997年9月12日签订的《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所涉及的原蝉街13号房屋的二层营业房建筑面积15.46㎡（原判此处笔误，应为15.88㎡）拆迁后由被告按同等面积予以安置、两处房屋住宅中的建筑面积50.27㎡拆迁后由原告退购二层营业房，并由被告在其拆迁安置房范围内的二层营业房中予以安置，合理合法，且被告现仍有可供安置的房源，存在安置的可能，故予以支持。因被告国信房开在改制后其部分资产及债务作为清算财产由被告国信清算组清理接收，但对原告的拆迁安置问题是否属于剥离财产房屋，二被告均未予以明确，现原告要求被告国信清算组共同履行义务，予以支持。原告所有的房屋由被告拆迁并安置，系不动产物权的置换，不属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调整范畴。被告国信房开称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与法不符，其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要求，不予支持。原告潘连云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叶国琛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拒绝办理公证手续，并长期多次向被告提出要求协商解决安置问题，属于为自己利益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系合同履行公证不能。被告国信房开称二原告故意不予办理公证手续，导致协议至今未能公证，属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阻碍条件成就的行为，与事实不符。其提出原告的行为应视为所附条件已经成就，该合同应属已经生效的主张与法不符，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潘连云在1997年与被告国信房开签订的《温州市区旧城民房拆迁协议书》，并未将办理公证手续约定为协议生效条件，虽然原告叶国琛事后表示不同意并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但已于2000年底开始使用协议安置的住宅，属于以自己的行为实际履行了合同，故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履行1996年7月12日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该部分安置义务与法相悖，不予支持。因原告自2000年底开始已经使用1997年签订的协议所安置的房屋，现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及赔偿原告为解决房屋安置问题而花费的来回飞机票损失无事实依据，且与法不符，不予支持。被告国信清算组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利，该院依法缺席判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坐落温州市鹿城区蝉街13号房屋的二层营业房建筑面积15.88㎡及原坐落温州市鹿城区蝉街13号、65号二处房屋住宅中的建筑面积50.27㎡由被告国信房开、国信清算组按照原、被告于1996年7月12日签订的二份《温州市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履行，给予原告叶国琛、潘连云安置二层营业房；二、驳回原告叶国琛、潘连云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010元，由原告叶国琛、潘连云负担人民币5010元，被告国信房开、国信清算组各负担人民币5000元。
国信房开、国信清算组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案件事实相互矛盾，存在错误。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9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收款收据属于同一份证据，对该份证据，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合法有效，可以证明二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购房款部分凭证的事实，一方面又认为只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潘连云已经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但不能说明该协议的合法性。这两方面的认定相互矛盾。事实上，该证据说明二被上诉人已经同意了双方签订的营业房拆迁协议书，叶国琛的付款行为也表明了对该协议的追认，所以该协议合法有效。2、1997年9月12日的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于当日就领取了上诉人支付的旧房折价款，并于9月23日支付了购房款，上诉人及时交付了安置住宅和营业房，被上诉人接收后即入住金茂商厦B幢412室，并将金信商厦101号作为营业场地经营银凤楼，一直使用至今。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潘连云签订协议后即表示不同意，及叶国琛也表示不同意，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未前往上诉人处开具营业房及住宅调拨单并领取钥匙，与事实不符。3、本案于2004年5月11日开庭审理后，案件事实已经清楚，但原审法院一直未及时裁判，使得被上诉人可以做证人瞿某、黄某及郑德华的工作，同意出庭作证。其实，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应属逾期证据，且三位证人系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内容不属实，原审法院认定其属有效证据错误。二、双方于1997年9月12日签订的《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应为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其效力的认定错误。1、该份协议书是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2、该协议所附的条件已经成就。协议第六条约定经公证机关公证后生效，所以公证是合同生效的条件。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安置一层营业房不满意，为了达到获取更大利益的目的，其故意不去办理公证手续，致使协议未经公证从而使得约定的生效条件不成就。因此，被上诉人的行为是为自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根据合同法第45条的规定，应视为条件已成就，该协议合法有效。3、即使依照原审法院的观点，其对两份协议书的效力认定在价值判断上也是失衡的。1997年9月12日订立的两份协议书，除了约定须公证生效外，其余方面都相同。依照原审法院的观点，两份协议都是潘连云单方面签署的，要生效必须经叶国琛追认。《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所附的须经公证生效的条件，在性质上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生效条件，亦属于随意条件，本案协议签署后，上诉人一直同意并督促被上诉人去办理公证手续，故协议所附条件的成就与否完全由被上诉人是否去办理公证所决定。只要被上诉人以自己的行为实际履行协议的，协议都应为合法有效。在被上诉人同样已使用协议安置的住宅、营业房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认定《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未发生法律效力，明显属于价值判断失衡，违反了类似问题相同处理的法律解释、适用的基本原则。三、上诉人已按协议履行了交付安置住宅、营业房的义务。1997年9月12日的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按约定领取旧房折价款并支付购房款，上诉人按约定交付了安置住宅（金茂商厦B幢412室）和一层营业房（金信商厦101号），被上诉人也已接收使用，并将金信商厦101号作为潘连云经营银凤楼的营业场所，一直使用至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恰恰说明了二被上诉人对于1997年9月12日两份协议是明知且自愿的，叶国琛进行了追认。如果原审法院认定《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无效，上诉人需要重新安置被上诉人二层营业房，那至少得确认被上诉人应退还上诉人按照《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安置给其的一层营业房。四、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自1997年9月12日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认为是未生效的，可是，自上述协议签订并履行完毕至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期间，被上诉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有效主张，因此本案不存在时效中断、中止的事由。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于2004年3月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所有的房屋由上诉人拆迁，系不动产置换，不属法律规定的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调整范畴。按照上诉人的理解，所谓的不动产置换，是标的物系不动产的互易合同，被上诉人所享有的权利就是基于拆迁协议而要求上诉人安置、交付房屋的请求权，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请求权来自合同，系一般的债权请求权，应当受诉讼时效的调整。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补充认为：被上诉人潘连云的签字属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合法有效。双方履行合同的行为表明双方已就合同生效条件进行了变更，公证手续的办理已不能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考虑，合同已经生效。
被上诉人叶国琛答辩称：一、7月12日的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经公证依法生效，协议内容符合温州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规定，该协议为有效协议。二、9月12日的协议系无效协议。该协议内容系上诉人单方拟就，不符合安置政策规定和约定的安置方案，违反安置程序；违背潘连云意愿，潘连云基于上诉人胁迫而签字，叶国琛并未签字同意；未经公证生效。潘连云是临时使用上诉人房屋，暂时解决困难问题，并不是在履行该协议。该协议缺乏生效要件，自始未生效，其效力不会因为潘连云的领受房屋行为而变成有效。三、原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属于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上诉人尚未根据7月12日协议履行完毕，未将二楼营业用房安置给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按照7月12日协议进行安置补偿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明多年来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一直在发生中断，因此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补充意见，被上诉人叶国琛认为：二被上诉人虽系夫妻关系，但是被拆迁房屋登记在各自名下，而且潘连云接受上诉人的房屋并不是以实际行为履行合同，而是迫于无奈接受，而叶国琛从来就不接受。请求二审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潘连云答辩称：拆迁安置时，别人的店面都已拿走，潘连云却未拿到，因为潘连云要出国，所以只好先签字把一间店面拿过来。原审中出庭的证人是上诉人公司的人，其为被上诉人作证是出于良心。上诉人本来答应二楼店面要给被上诉人，但后来又把原来的计划改掉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原审判决已经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一、1997年9月12日《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的效力；二、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1997年9月12日《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的效力。坐落于温州市蝉街13号、蝉街65号的房屋属二被上诉人夫妻共同财产。1996年7月12日，二被上诉人共同与上诉人国信房开签订的二份《温州市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并经过公证，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1997年9月12日，被上诉人潘连云单独与上诉人国信房开签订了《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变更了原协议安置方案，并约定该协议经公证机关公证后生效。因潘连云未接受被上诉人叶国琛委托，亦未征得叶国琛同意，事后叶国琛即不同意对原安置方案予以变更，并拒绝在1997年9月12日《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上签字及办理公证手续。故原审法院以1997年9月12日《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所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为由认定协议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叶国琛系故意不去办理公证手续，是为自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上诉人认为1997年9月12日《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的主张，被上诉人认为其并非履行该协议，而是为了解决困难问题而暂时使用房屋，该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关于该协议已实际履行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诉讼时效。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证人瞿某、黄某及郑德华的证言，以证明被上诉人在1997年9月12日之后多次到上诉人处交涉诉争房屋安置事项，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事实。本院认为，该三位证人均系上诉人原工作人员，其与被上诉人无利害关系，亦未有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现其作出的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言系其对基于工作原因而亲身感知的事实所作出的客观陈述，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故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上诉人认为证人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与事实不符。另，被上诉人虽未在原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上述证人证言，但不审理上述证据将导致裁判明显不公，原审法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予以审理并予以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述证人证言系逾期证据、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此，被上诉人自1997年9月12日后直至提起本案诉讼前一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上诉人国信房开、国信清算组的上诉理由与请求均不能成立。现二被上诉人请求将1997年9月12日《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所涉及的原蝉街13号房屋的二层营业房建筑面积15.88㎡、原蝉街13号与65号两处房屋中的住宅建筑面积50.27㎡按照1996年7月12日协议约定履行，在上诉人拆迁安置房范围内的二层营业房中予以安置，原判予以支持正确。同时，二被上诉人按照1997年9月12日《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所安置的营业房即金信商厦101铺应当返还上诉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10元，由上诉人国信房开、国信清算组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 真
审判员 李晓光
审判员 郑明岳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曾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