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河市民二终字第6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
法定代表人：贾泽航，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贾鸳鸯。
委托代理人：贝荣达，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新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邱正中。
委托代理人：韦朗舒，广西维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以下简称星冠丝绒厂）因与被上诉人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3）金民初字第1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覃再娟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韦海平、代理审判员吴利萍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肖绍玉担任记录。上诉人星冠丝绒厂的委托代理人贾鸳鸯、贝荣达、被上诉人新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邱正中、韦朗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1个月，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0月初，因生产需要，新兴公司、星冠丝绒厂双方法定代表人达成口头购销茧丝协议，约定星冠丝绒厂向新兴公司购买茧丝，由新兴公司将茧丝交由物流公司送至星冠丝绒厂所在地工厂，运费由星冠丝绒厂支付，茧丝价款根据市场交易时间来约定不同规格的价款。据此，新兴公司与宜州市骆驼物流有限公司约定，由该公司代办托运其出售的茧丝给星冠丝绒厂，运费由星冠丝绒厂在支付货款时一同支付。从2010年10月至2012年7月（2012年7月，双方交易结束），星冠丝绒厂所购茧丝一直由宜州市骆驼物流有限公司代办托运，新兴公司的茧丝出库时一般经过过磅、出具送货单等流程后发运给星冠丝绒厂。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均由双方法定代表人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协商确定交易的茧丝规格、价格及结算方式和付款金额。
2010年新兴公司发给星冠丝绒厂的茧丝总额为4078.20公斤，开具给星冠丝绒厂的增值税发票的税价合计1386588.00元，星冠丝绒厂以汇兑方式支付给新兴公司货款3380834.00元。为交易方便，双方于2011年3月5日签订了一份《产品购销合同》提交给浦发银行余杭支行，通过该行开展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业务。2011年10月20日双方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星冠丝绒厂向新兴公司购买“白厂丝”2000万元，结算方式为银行汇票或者银行承兑汇票，履行期限自2011年10月20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执行，至2011年12月31日该合同终止，双方交易茧丝的金额并未达到2000万元，对出现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贴现利息，双方未约定由何方承担责任。2011年期间，新兴公司发给星冠丝绒厂的茧丝总额为37434.63公斤，开具给星冠丝绒厂的增值税发票的税价合计13259470.82元，星冠丝绒厂支付给新兴公司货款为：1、2011年4月13日以承兑方式支付300万元；2、2011年5月5日以承兑方式支付100万元；3、2011年7月20日以汇兑方式分两笔各支付100万元；4、2011年7月26日以汇兑方式支付贴现利息81415元，该凭证上附言：“贴现款”；5、2011年9月9日以承兑方式支付100万元；6、2011年9月23日以汇兑方式支付100万元；7、2011年10月12日以承兑方式支付200万元；8、2011年10月26日以承兑方式支付100万元；9、2011年12月15日以承兑方式支付200万元。2011年星冠丝绒厂支付款项共计13，081415元。
2012年双方继续交易茧丝，但未签订书面合同，新兴公司发给星冠丝绒厂的茧丝为17235.89公斤，开具给星冠丝绒厂的增值税发票的税价合计5303097.80元，2012年3月12日星冠丝绒厂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两笔款项给新兴公司各150万元，合计300万元。
在双方交易期间，新兴公司支付的银行贴现利息为：2011年4月14日支付贴现利息102830元；2011年5月6日支付贴现利息32，066.67元；2011年9月9日支付贴现利息57600元；2011年10月13日支付贴现利息13万元；2011年10月27日支付贴现利息54600元；2011年12月16日支付贴现利息97066.67元；2012年3月12日分别支付贴现利息各48330元，共96660元；新兴公司诉称其支付了星冠丝绒厂2013年9月5日付款10万元的贴现利息3500元，无“贴现凭证”证明。上述原告支付贴现利息共计：570823.34元。
一审庭审中，新兴公司述称星冠丝绒厂验收茧丝时并不向其出具任何验收单据，星冠丝绒厂对此辩称属实，并称其验收新兴公司茧丝后均及时向新兴公司支付货款，不需出具任何单据给新兴公司。至2012年7月双方交易茧丝结束，星冠丝绒厂并未付清全部货款给新兴公司。经双方协商，2012年10月19、20日，新兴公司给星冠丝绒厂开具了最后的增值税发票税价合计963689.10元，并于当日通过国内特快邮政专递寄送给星冠丝绒厂。星冠丝绒厂承认收到新兴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亦认可其已全部抵扣税款，但其一直拖欠新兴公司货物尾款不予支付。经新兴公司多次催款，星冠丝绒厂于2013年9月5日通过银行承兑方式向新兴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之后，星冠丝绒厂不再向新兴公司支付剩余尾款。综合双方整个交易期间，新兴公司、星冠丝绒厂实际交易的茧丝总额为58748.72公斤，交易金额为19949156.62元（以新兴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依据），星冠丝绒厂支付给新兴公司的货款合计19562249元（含已支付的贴现利息81415元），星冠丝绒厂尚欠新兴公司货款为386907.62元（新兴公司发给星冠丝绒厂茧丝金额19949156.62元星冠丝绒厂已支付的款项19562249元=386907.62元），新兴公司支付贴现利息为570823.34元。因星冠丝绒厂一直拒付新兴公司的货物尾款及贴现利息，新兴公司经多次催款未果后，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新兴公司请求星冠丝绒厂支付尚欠货款386908.1元、利息27214.48元及2014年1月之后至付清之日止的货款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首先，新兴公司、星冠丝绒厂双方在2010年10月至2012年7月期间进行的茧丝买卖，分别采用了口头和书面的合同形式，由于双方对买卖茧丝且已履行终止的事实予以认可，故双方之间的茧丝买卖合同成立有效。其次，根据新兴公司、星冠丝绒厂认可双方交易茧丝的总金额及星冠丝绒厂已付的货款总额之差，可知星冠丝绒厂尚欠新兴公司货款386907.62元，由于星冠丝绒厂并未提供证据�明其已另外支付其他款项抵偿新兴公司的上述欠款，故星冠丝绒厂抗辩其已经支付新兴公司的全部货款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合同法对买卖合同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的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本案新兴公司、星冠丝绒厂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支付货款的具体时间，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确定星冠丝绒厂支付货款的时间应当以被告2012年7月最后收到新兴公司交付货物的时间为界，即使星冠丝绒厂抗辩双方履行付款的时间应确定为其最后支付给新兴公司300万元承兑汇票的承兑时间，即该承兑汇票承兑时间自2012年3月12日至2012年9月7日止，星冠丝绒厂仍拖欠原告的货款486907.62元未付，且在新兴公司催款后星冠丝绒厂于2013年9月5日仅支付�新兴公司货款10万元，余款386907.62元未予及时支付，星冠丝绒厂的逾期付款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对新兴公司请求星冠丝绒厂支付逾期货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对星冠丝绒厂逾期付款时间可按新兴公司主张从2013年1月1日起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及新兴公司的诉讼主张，星冠丝绒厂应支付给新兴公司的货款利息为27214.48元（即至2013年1月1日欠付的货款总额486908.10元，自2013年1月1日至8月30日的利息为486908.10元×6.00%／年（一年期贷款利率）×1年÷12月×8个月=19476.32元；2013年9月5日偿还货款10万元后，剩余货款为386908.10元，自2013年9月1日至12月30日的利息为386，908.10元×6.00%／年（一年期贷款利率）×1年÷12月×4个月=7738.16元）；2014年1月之后星冠丝绒厂应支付的货款利息计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一年期基准利率计付；二、新兴公司请求星冠丝绒厂支付贴现利息470385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首先，合同法、票据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文规定因行使银行承兑而产生的贴现利息的责任承担者。故对银行承兑贴现利息由谁承担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在无书面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应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交易习惯来确定；其次，新兴公司、星冠丝绒厂之间的交易习惯以电话联系为主，通过双方法定代表人之间口头约定交易茧丝的规格、价款，星冠丝绒厂验收新兴公司交付的货物并不需出具任�单据，其验收货物后通过银行汇兑支付和银行承兑汇票两种方式将货款支付给新兴公司。在星冠丝绒厂支付货款后，不论是银行汇兑或是银行承兑，新兴公司均开具增值税发票给星冠丝绒厂，从双方的习惯交易过程可知，虽然星冠丝绒厂否认双方曾口头协商约定贴现利息由其承担的事实，但新兴公司提供的星冠丝绒厂于2011年7月26日以汇兑方式支付贴现利息81415元的证据反映，新兴公司、星冠丝绒厂之间事先对银行承兑的贴现利息有明确的口头约定，即贴现利息应由星冠丝绒厂承担，否则星冠丝绒厂无行此举之必要及履行支付贴现款的合理事由，故星冠丝绒厂应承担支付新兴公司实际垫付的贴现利息570823.34元的责任。庭审中，新兴公司认可双方法定代表人已协商一致，其法定代表人同意放弃部分贴现利息，只请求星冠丝绒厂支付贴现利息470385元，故本院从其意见，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给付新兴公司货款386907.62元；二、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给付新兴公司货款的利息27214.48元；2014年1月之后星冠丝绒厂应支付的货款利息计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一年期基准利率计付；三、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给付新兴公司贴现利息470385元。案件受理费12645元，减半收取632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323元，由星冠丝绒厂负担。
星冠丝绒厂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新兴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新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贴现利息”由星冠丝绒厂承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对2011年7月26日以汇兑方式支付贴现利息81415元凭证上附言“贴现款”的性质认定有错误。首先新兴公司在起诉和庭审举证时均认可该款为上诉人支付2011年的货款，并将该证据与其他支付货款凭证合计起来计算作为星冠丝绒厂支付货款的依据来主张。星冠丝绒厂在该款汇出后知道因财务人员在汇款时失误错写为“贴现款”时已及时电话通知新兴公司并得到认可。其次，如果认定为“贴现款”那么其应当是支付2011年7月26日以前新兴公司在某一次贴现时所支付的贴现利息，而从本案2011年7月26日以前新兴公司所支付的贴现利息只有2011年4月14日支付贴现利息102830元和2011年5月6日支付贴现利息32066.67元，不管是每一笔款或总款额与星冠丝绒厂在2011年7月26日支付的货款81415元均不相符。因此将2011年7月26日以汇兑方式支付�货款81415元认定为“贴现款”不符合支付款的常理。2、一审已认定“双方于2011年3月5日签订了一份《产品购销合同》提交给浦发银行余杭支行，通过该行开展银行承兑汇票结算业务。2011年10月20日双方又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星冠丝绒厂向新兴公司购买‘白厂丝’2000万元，结算方式为银行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对出现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贴现利息，双方未约定由何方承担责任“这一法律事实，而本案的贴现利息均是发生在2011年3月5日双方就货款支付问题达成一致并签订合同约定以银行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为结算方式之后，因此星冠丝绒厂绝不可能再去支付贴现利息。银行承兑汇票本来就是约定若干时间之后，汇票到期由承兑银行担保代付钱款给收款方，而卖方即收款方同意这种支付就表明可以接受若干月后收到货款，而不是当下，且承兑汇票到期时是全额支付没有利息的。那么在汇票未到期之前若卖方急需融资现金，则选择贴现，自然是卖方支付利息，除非在合同中对此有特别约定，既然双方已经选择银行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作为结算方式，那么双方就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因此贴现利息的承担作为经济负担的分配，双方可以通过合同进行约定，合同没有进行约定的，应当遵循现行票据法、合同法、财会计准则进行解决，而这些法律法规规定是由持票人承担。3、贴现利息认定为履行费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首先，合同履行费用是合同义务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在合同义务履行后发生的。其次，合同履行费用是履行义务一方所发生的费用，而不是接受履行一方所发生的费用。再次，履行费用是为履行合同义务所必须发生的费用，是否发生带有不确定性的费用不属于履行费用。相反，贴现利息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其或然性特征否定了它属于必然发生的费用，不属于履行费用范畴。因此，把贴现利息看作履行合同的费用，要求星冠丝绒厂承担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二、一审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认定双方交易数量、金额无法律依据。1、一审认定2012年7月双方交易茧丝结束，星冠丝绒厂未付清全部货款给新兴公司，经双方协商，2012年月10日19日、20日，新兴公司给星冠丝绒厂开具了最后的增值税发票税价合计963689.10元是错误的。星冠丝绒厂收取新兴公司茧丝后均及时向新兴公司付清货款，同时不出具任何单据，这一点在一审庭审时均得到双方的认可。2012年7月交易茧丝结束后双方并无任何往来。2012年月10日19、20日，新兴公司擅自给星冠丝绒厂开具了最后的增值税发票税价合计963689.10元是事实，但是增值税发票可用来抵扣税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用途；星冠丝绒厂将该发票用来抵扣税款并不能证明星冠丝绒厂就是欠到新兴公司的货款为增值税发票所列的金额。星冠丝绒厂使用新兴公司擅自开来的增税发票后亦按照增值发票的交税比例于2013年9月5日通过银行承兑方式向新兴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税款。2、一审认定：双方整个交易期间，星冠丝绒厂与新兴公司实际交易的茧丝总额为58748.72公斤，交易金额为19，949，156.62元，新兴公司支付给新兴公司的货款合计19，562，249元（含已支付的贴现利息81，415元），星冠丝绒厂尚欠新兴公司货款为386，907.62元是错误的。一审仅凭增值税发票来认定双方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是无法律依据的。首先从增值税发票的使用来说，增值税发票是由卖方开出，是一种单方的法律行为，卖方对数量、单价的填写均有很大的随意性。其次从增值税发票的用途来说，增值税专用发�只是购销双方收付款的凭证和用作购买方扣除增值税的凭证，不能证实购销双方实际交易总额和交易总金额；再次星冠丝绒厂根本不认可新兴公司以此为证据所证实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况且星冠丝绒厂与新兴公司在每次交易时均及时付清货款且没有开出任何单据的事实，在一审庭审时也得到双方认可。综上所述，新兴公司主张星冠丝绒厂尚欠其货款为386907.62元，没有事实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朗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为此，新兴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新兴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2011年7月26日星冠丝绒厂以汇兑方式支付的81415元是贴现款是正确的，该汇票形式、内容、方式均未违反《票据法》的规定，且汇票凭证上附言“贴现款”是星冠丝绒厂在金融机构依法办理的，其真实性不容否认，且星冠丝绒厂办理该汇票的职员应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新兴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该职员是受星冠丝绒厂的决策人的安排、指令下将该款的定性及数额依法、依规办理汇兑程序将款汇给新兴公司，星冠丝绒厂称其财务人员失误将81415元货款错误写为“贴现款”是星冠丝绒厂的单方认定，并无财务记账更改凭证予以佐证。新兴公司在财务会计科目和会计账簿将该款列为货款，是依照《财务会计科目、会计账簿》规定进行财务记账，该记账并未改变、否认星冠丝绒厂支付81415元属“体现款”的性质。一审认定2011年7月26日星冠丝绒厂以汇兑方式支付的81415元是款额性质为“贴现利息”是客观事实的，也符合法律规定。2、新兴公司与星冠丝绒厂之间的交易习惯均是以口头方式进行，新兴公司与星冠丝绒厂对承兑贴息款亦口头约定由星冠丝绒厂承担，是双方交易习惯的内容之一，且星冠丝绒厂也支付了部分贴现利息即81415元，星冠丝绒厂依约履行承担承兑汇票贴息的义务。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是为了能完善在金融机构办理承兑业务进行的一种无约束力的约定，对此双方均予以认可。3、星冠丝绒厂认为一审以增值税发票来认定双方交易数量、金额无法律依据，但并未能举证证明其认为双方之间具体蚕丝交易数量和金额。而新兴公司提供的历年销售给星冠丝绒厂的蚕丝发货单凭证、过磅单、增值税发票及星冠丝绒厂�付的货款汇票、承兑汇票凭证都互相佐证，因此，一审在审理该案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敬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新兴公司在二审中提供证据：2011年、2012年部分送货单及宜州市骆驼物流有限公司的书面证明，认为送货单与过磅单及发码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其已向星冠丝绒厂交付价值19949157.10元的茧丝。星冠丝绒厂质证认为，送货单有不同人签收，无杭州丝绒厂盖章确认，认可仲凤英签收的送货单，同时认为送货单只写有件数，不能证明交付茧丝的重量及金额。对此，本院认为，新兴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未记载茧丝重量及价格，无法反映双方茧丝交易的重量和金额，而新兴公司提供的过磅单、发码单是单方制作，星冠丝绒厂不认可，故新兴公司提供的过磅单、发码单及送货单不能证明其交付了总额为19949157.10元的茧丝，但新兴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可作为本案参考证据，证实双方存在茧丝买卖关系及通过宜州市骆驼物流有限公司托运的事实。
星冠丝绒厂在二审中未提供证据。
星冠丝绒厂对一审认定事实“1、2012年双方继续交易茧丝，新兴公司发给星冠丝绒厂的茧丝为17235.89公斤；2、2012年7月蚕丝交易结束，星冠丝绒厂并未付清全部货款给新兴公司；3、星冠丝绒厂支付给新兴公司的货款合计19562249元（含已支付的贴现利息81415元），星冠丝绒厂尚欠新兴公司货款386907.62元”有异议，认为星冠丝绒厂事实上支付的货款为19462249元，2013年9月5日通过银行承兑方式向新兴公司支付的10万元是星冠丝绒厂使用新兴公司擅自开来的增税发票后按照增值发票的交税比例支付税款，星冠丝绒厂事实上支付的货款为19462249元，并已全部付清货款。本院认为，2012年新兴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载的茧丝交易重量是17235.89公斤，而按新兴公司提供的2012年发货码单凭证记载的茧丝重量为15487.40公斤，此增值税发票记载的重量多了1738.49公斤，故一审认定双方2012年茧丝交易重量17235.89公斤无事实依据，星冠丝绒厂上述第一点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第二、第三点异议，星冠丝绒厂主张2013年9月5日支付的10万元是税款而非货款，但新兴公司并不认可，星冠丝绒厂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2012年7月双方蚕丝交易结束，至2013年9月5日星冠丝绒厂又支付货款10万元，因此星冠丝绒厂主张2012年7月蚕丝交易结束时已结清全部货款与事实不符，一审认定2012年7月双方蚕丝交易结束，星冠丝绒厂未付清全部货款给新兴公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因一审认定的事实“2012年双方继续交易茧丝，新兴公司发给星冠丝绒厂的茧丝为17235.89公斤”无事实依据，故一审认定�事实“星冠丝绒厂尚欠新兴公司货款386907.62元”是否有事实依据在本判决说理部分详述。
新兴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综上分析，一审认定的事实除“1、2012年新兴公司发给星冠丝绒厂17235.89公斤；2、星冠丝绒厂尚欠新兴公司货款386907.62元”外，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新兴公司诉状陈述及一审庭审时亦认可2012年10月19日、20日开具的963689.1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包含470385元贴息款，对此星冠丝绒厂亦认可。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新兴公司请求星冠丝绒厂支付尚欠货款386907.62元及27214.48元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贴现利息应由谁承担？
本院认为：一、关于新兴公司请求星冠丝绒厂支付尚欠货款386907.62元及27214.48元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首先，新兴公司与星冠丝绒厂均认可双方存在茧丝买卖关系，但�交易金额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新兴公司提供的过磅单、发码单等证据系其单方制作，星冠丝绒厂并不认可，而送货单又未记载茧丝的重量、金额，也无双方签字认可交易重量及金额的相关凭证，因此新兴公司提供的过磅单、发码单、送货单等证据不能证实双方交易金额为其所主张的19949157.1元；其次，虽然新兴公司向星冠丝绒厂开具了价税合计19949156.62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星冠丝绒厂亦认可收到并抵扣税款，但认为新兴公司开具的发票中包含470385元贴现利息，贴现利息不属货款，应从发票总金额中扣除，认可发票开具的金额扣除贴现利息后所得金额为双方的交易金额。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税款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新兴公司负有举证证明其已向星冠丝绒厂交付了价值总额为19949156.62元的货物，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新兴公司开具的发票亦不能证明双方的交易金额，但星冠丝绒厂认可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另外，贴现利息在开票前也已实际发生，新兴公司亦认可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包含470385元贴现利息，而贴现利息系新兴公司向银行贴息取现产生的费用，不属货款，故该470385元贴现利息应从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金额中予以扣除。综上，本案双方的交易金额应为19478771.62元（即发票金额19949156.62元-贴现利息470385元=19478771.62元）；第三，星冠丝绒厂主张其2011年7月26日以汇兑方式支付的81415.00元附言“贴现款”系支付货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该81415元应从已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因此，至2012年7�双方交易结束，星冠丝绒厂共计支付货款金额为19380334元（19562249元-81415元贴息款-2013年9月5日支付的100000元=19380334元），尚欠货款98437.62元（双方交易金额19478771.62元-已付货款19380334元=98437.62元）。后经新兴公司催款，星冠丝绒厂于2013年9月5日支付100000元，至此货款已付清，并多付货款1562.38元（100000元-尚欠货款98437.62元=1562.38元）。因货款付清前所欠货款98437.62元产生利息4003.12元（其中2013年1月1日计至2013年8月30日的利息为98437.62元×6.00%／年（一年期贷款利率）×1年÷12个月×8个月=3937.50元，2013年9月1日至9月4日的利息98437.62元×6.00%／年（一年期贷款利率）×1年÷12个月÷30天×4天=65.62元），综上，星冠丝绒厂已付清货款，尚欠利息2440.74元（利息4003.12元-多付货款1562.38元=2440.74元），故新兴公司请求星冠丝绒厂支付尚欠货款386907.62元及27214.48元利息与事实不符，但星冠丝绒厂尚欠新兴公司利息2440.74元未支付，应向新兴公司支付。
二、关于本案贴现利息应由谁承担问题。首先，以承兑汇票、支票、现金等结算方式为我国法律所认可，也是商业交往中的结算习惯。本案中，为交易方便，新兴公司与星冠丝绒厂在交易过程中签订《订产品购销合同》提交银行，开展承兑汇票结算货款业务，合同未约定对出现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贴现利息由何方承担。2011年7月26日星冠丝绒厂以汇兑方式支付给新兴公司81415元并附言：“贴现款”。对此，星冠丝绒厂上诉抗辩称2011年7月26日支付的81415元是货款，该汇款凭证上附言“贴现款”系其工作人员工作失误造成，星冠丝绒厂发现后已及时电话通知新兴公司并得到该公司的认可。本院认为，星冠丝绒厂关于81415元系支付货款的主张，新兴公司并不认可，对此，星冠丝绒厂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星冠丝绒厂�支付该款前，贴现利息也已产生，结合汇款凭证记载的信息，可认定该款系贴息款，因此星冠丝绒厂抗辩称81415元系支付货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虽然新兴公司就本案茧丝交易总共支付了570823.34元贴现利息，但新兴公司主张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已协商由星冠丝绒厂承担贴现利息470385元，且事实上新兴公司也已将贴现利息470385元开具发票，该发票星冠丝绒厂亦认可收到并抵扣税款，而470385元之外的贴现利息因无证据证实由星冠丝绒厂承担，故本院认定星冠丝绒厂应承担的贴现利息金额为470385元，扣除上述星冠丝绒厂已给付的81415元，星冠丝绒厂尚欠新兴公司贴现利息388970元（470385元-81415元=388970元），因此新兴公司请求星冠丝绒厂给付贴现利息470385元金额与实际尚欠金额不符，一审判决星冠丝绒厂给付新兴公司贴现利息470385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星冠丝绒厂应向新兴公司给付贴现利息388970元。
综上所述，星冠丝绒厂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和实体处理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3）金民初字第16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3）金民初字第16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支付被上诉人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货款利息2440.74元；
三、变更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3）金民初字第163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给付被上诉人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贴现利息38897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1323元被上诉人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45元上诉人已预交，合计23968元，由上诉人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负担10606元，被上诉人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负担13362元。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039在杭州星冠金星丝绒厂向金城江新兴茧丝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时予以扣除。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或与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再娟
审 判 员 韦海平
代理审判员 吴利萍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肖绍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