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5民再15号原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五福街建行7#－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47465666B。法定代表人：黎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渠，重庆鼎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颖，重庆鼎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池书，男，汉族，1950年11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仙，汉族，1951年10月4日出生,系曾池书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敬，汉族，1979年6月14日出生，系曾池书之子。原审原告曾池书与原审被告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坤泰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津法民初字第01700号民事判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于2016年9月27日以渝检五分院民监[2016]5085000021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6）渝05民抗43号民事裁定，指令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再审。该院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6）渝0116民再第9号民事判决。坤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池书原审一审诉称，原告与被告坤泰公司于2007年8月8日签订《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原告将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大同路80号，面积82.36平方米的房屋（包括住房和门面）交由被告拆迁，原告选择了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并约定了还房时间、还房位置、面积及还房补差的价格等。签订协议当日，原告将房屋交付被告，并于2011年8月22日交付了权属证书。由于协议中约定安置原告非住宅的工程停建，至今被告无法交付协议中约定的非住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同地段，购买同类型、同用途的面积分别为101.75平方米、152平方的非住宅安置原告；如被告不能购房安置，被告应按同地段、同用途、同类型房屋的现行市场价值赔偿原告损失；并赔偿安置期限届满后未安置房屋给原告造成的租金损失。坤泰公司原审一审答辩称，其与原告签订《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将房屋交由被告拆迁属实。协议签订后，由于政府规划调整，致使拟安置原告房屋的片区停建，被告已不可能按协议履行，也不可能购房来安置原告。被告愿意按市场估价赔偿原告损失。对原告请求赔偿的租金损失，由于房屋是政府规划原因停建，原告事实上不可能取得约定的安置还房，故不存在房屋租金，人民法院应驳回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原审查明，原告曾池书在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大同路80号1-2号，有建筑面积为71.59平方米的非住宅，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房权证203字第032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津国用（2001）字第9873号”。2007年7月27日，被告坤泰公司取得了原告上述房屋片区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同年8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拆迁人（即被告，下同）经批准在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建设“水映康城”项目，其拆迁范围涉及被拆迁人（即原告，下同）的上述非住宅，建筑面积82.36平方米（注：签协议时双方口头商定按82.36平方米补偿）；过渡期限为2007年8月8日至2010年2月7日；拆迁人必须保证被拆迁人到期迁入安置房，如因拆迁人原因，被拆迁人逾期得不到安置，拆迁人按《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标准加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经济损失补助费给被拆迁人；住宅安置在1幢1单元28层1号127.82平方米；非住宅安置在3幢底层，面积分别为101.75平方米和152平方米；拆迁人应付被拆迁人的款项，住宅有旧房补偿款、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拆迁误工补助费、提前搬迁奖励费、房屋装饰补偿费共计40224元，非住宅拆迁人应支付被拆迁人旧房补偿款、搬迁补助费、经济损失补助费、提前搬迁奖励费、房屋装饰补偿费共计263406元；被拆迁人应付拆迁人新房款，住宅为153089元，非住宅为228900元，上述款项品迭后，被拆迁人应支付拆迁人78359元[（228900元＋153089元）－（263406元＋40224元）]；因拆迁人责任使自行过渡的被拆迁人超过过渡期限的，从逾期之日起，拆迁应当按原标准的百分之一百加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经济损失补助费；新住宅和新门面全部交付给被拆迁人时，被拆迁人才向拆迁人支付78359元。除上述内容外，协议还就被告安置原告非住宅的轴线即位置，闭路电视、天然气报停、恢复，拆迁安置房的质量、装修标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上述《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将房屋交付被告进行了拆除。2011年8月22日，原告支付被告还房补差款40000元，之后被告将协议约定住宅交付原告。2010年9月8日，在“水映康城”项目3#楼尚未竣工时，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以津规发[2010]273号《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关于水映康城E栋停止施工的通知》，通知被告“水映康城”E栋暂停施工。E栋即上述《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所涉房屋工程。同年11月18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下发了江津府函[2010]197号，《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水映康城”项目停建拆除补偿工作的通知》，该文决定“水映康城”E栋停建……。因此，原被告签订的《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被告安置原告的非住宅无法交付。2012年9月28日，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因“水映康城”E栋停建，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补偿被告1.26亿元（含应得开发收益）。2013年7月16日，被告以本案原告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原告签订《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关于非住宅安置部分的协议。同年9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津法民初字第05080号民事判决，支持了被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于同年12月2日以（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479号判决维持一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原告于同年12月21日收到（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479号判决后，便诉讼来院。庭审中，双方同意对被告未安置原告的非住宅由被告按市场估价进行赔偿；双方确认拆迁协议中原告应付被告和被告应付原告的款项品迭后，原告应付被告的78359元，减去原告于2011年8月22日支付的还房补差款40000元后的余额38359元，应在被告赔偿原告的款项中扣除。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4月5月7日申请对被告拟安置非住宅的现行市场价值，以及该房屋2010年2月7日至今的租金，参照同地段、同类型、同用途的房屋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重庆汇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7月20日作出鉴定结论，其鉴定结果为：被告拟安置原告的非住宅101.75平方米、152平方米，2014年7月4日（一审法院向鉴定单位出具鉴定委托书的时间）的市场价值分别为3154300元4240800元，共计7395100元；租金，2010年2月7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21元—25元/平方米/月，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23元—30元/平方米/月，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30元—38元/平方米/月，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34元—44元/平方米/月，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的租金为42元—52元/平方米/月。对该鉴定结论，原告认为房屋价格及租金单价偏低，按鉴定结论的价格不能购得同地段、同类型、同用途的房屋，与周边同地段、同类型、同用途房屋的租金相比也较低。被告不认可该鉴定结论，认为计算房屋价值的时间点应为（2013）津法民初字第05080号案被告起诉时，即2013年7月16日的价格进行鉴定；租金只应计算至政府不准修建时止，之后原告不可能取得房屋，故不应计算租金。2014年12月3日，被告以鉴定未安置原告非住宅市场价值的时间，应为政府规划调整即确定合同不能履行的时间，不应为2014年7月4日，且被告拟安置的非住宅有部分是仓库，而鉴定机构全部按门市进行鉴定有误为由，书面申请一审法院重新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由于原鉴定机构是双方同意选取，故被告的该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2014年12月5日，原告又向一审法院申请补充鉴定，要求对被告拟安置房屋在2013年12月21日时的市场价值进行鉴定。重庆汇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12月14日又作出鉴定结论，其结果为：被告拟安置原告的非住宅101.75平方米、152平方米，2013年12月21日的市场价值分别为3164400元、4254500元，共计7418900元。对补充鉴定结论，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拟安置原告的房屋有部分不是门面，而鉴定机构对该部分按门市计算错误，故鉴定价格过高，但被告未要求鉴定人到庭提受质询。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原审认为，原告曾池书与被告坤泰公司签订的《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原告已将房屋交付被告拆除，被告也应按协议履行安置原告的义务。协议中约定拟安置原告的非住宅，被告已无法安置，现原被告均同意按市场估价进行赔偿。其计算市场价值的时间，由于协议未解除前，双方均应按协议履行义务，不能按协议履行义务的赔偿，应在合同解除后，故原告要求按其收到解除协议的终审判决的时间进行评估，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被告要求按政府调整规划的时间，即在协议尚未解除前的时间进行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被告提出鉴定单位错将仓库按门市进行鉴定的理由，因协议中约定的是“非住宅”，并未明确是门市或是仓库，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拟安置原告的非住宅中有仓库，也不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且该院在送交鉴定时也提交了被告提供的建筑施工设计总说明、一层平面图、总平面图等，因此被告称鉴定结论误将仓库部分按门市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经鉴定，被告未安置原告非住宅2013年12月21日的市场价值为7418900元，减去原告应付被告的38359元，被告应赔偿原告7380541元。对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租金损失，被告对租金的鉴定结论质证时，认为租金只应从安置期满后计算至政府不准修建时止，而政府下文明确停止修建的时间是2010年11月18日，对双方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对2010年11月18日后的租金，按协议被告应于2010年2月7日前将房屋交付原告，如果被告按期交付，政府因规划调整需拆除的赔偿对象即是原告，而非被告。被告在未将房屋交付前，政府决定停建，被告因此而获得了包括应得收益的赔偿，所以被告违约赔偿原告的损失，当然也应当包括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原告可以获得利益，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政府决定停建后的租金损失理由成立，予以支持。2010年2月8日至2015年1月31日的租金金额为526302.87元（计算租金的标准，均取鉴定结论月租金标准的中间数），2015年1月31日后的租金损失，被告按47元/月/平方米，支付至被告付清原告非住宅市场估价的赔偿金止。关于被告提出政府决定停建后，原告已不可能取得未安置的非住宅，因而原告不可能取得租金的理由，由于被告迟延交房，致使原告可能在政府处获得的赔偿，由被告实际取得，故原告请求被告按租金赔偿其取得门面后的损失并无不当，该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津法民初字第0170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未安置原告曾池书非住宅的损失7380541元；二、被告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曾池书2010年2月8日至2015年1月31日的租金损失526302.87元；三、2015年1月31日后的租金损失，被告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按253.75平方米，每平方米47元/月，支付至付清原告曾池书非住宅市场估价的赔偿金止；四、驳回原告曾池书的其他诉讼请求。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于2016年9月27日向本院提出抗诉：一、原审判决以收到解除协议终审判决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时间，并以该时间对坤泰公司未安置曾池书非住宅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双方关于非住宅安置部分的协议，自曾池书收到起诉状副本时（2013年8月16日）即解除，原审判决采纳的鉴定结论不能证明合同解除时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三、原审法院采信评估价值畸高的鉴定结论，并据此认定坤泰公司赔偿曾池书未安置非住宅的损失金额，对于坤泰公司而言，显失公平。综上所述，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4)津法民初字第0170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6）渝05民抗43号民事裁定：一、本案指令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曾池书提出：对检察院提出的抗诉理由不予认可；对该非住宅重新评估鉴定的房屋价值过低、租金偏低；对152平方米的非住宅按办公用房和消防控制室进行补充鉴定估价实属错误，不予认可。原审被告坤泰公司提出：对该房屋的重新评估鉴定评估价值过高；152平方米的房屋按办公用房进行补充鉴定估价过高。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原告曾池书在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大同路80号1-2号，有建筑面积为71.59平方米的非住宅，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房权证203字第032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津国用（2001）字第9873号”。2007年7月27日，被告坤泰公司取得了原告上述房屋片区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同年8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拆迁人（即被告，下同）经批准在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建设“水映康城”项目，其拆迁范围涉及被拆迁人（即原告，下同）的上述非住宅，建筑面积82.36平方米（注：签协议时双方口头商定按82.36平方米补偿）；过渡期限为2007年8月8日至2010年2月7日；拆迁人必须保证被拆迁人到期迁入安置房，如因拆迁人原因，被拆迁人逾期得不到安置，拆迁人按《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管理条例》规定的标准加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经济损失补助费给被拆迁人；住宅安置在1幢1单元28层1号127.82平方米；非住宅安置在3幢，底层，面积分别为101.75平方米和152平方米；拆迁人应付被拆迁人的款项，住宅有旧房补偿款、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拆迁误工补助费、提前搬迁奖励费、房屋装饰补偿费共计40224元，非住宅拆迁人应支付被拆迁人旧房补偿款、搬迁补助费、经济损失补助费、提前搬迁奖励费、房屋装饰补偿费共计263406元；被拆迁人应付拆迁人新房款，住宅为153089元，非住宅为228900元，上述款项品迭后，被拆迁人应支付拆迁人78359元[（228900元＋153089元）－（263406元＋40224元）]；因拆迁人责任使自行过渡的被拆迁人超过过渡期限的，从逾期之日起，拆迁应当按原标准的百分之一百加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经济损失补助费；新住宅和新门面全部交付给被拆迁人时，被拆迁人才向拆迁人支付78359元。除上述内容外，协议还就被告安置原告非住宅的轴线即位置，闭路电视、天然气报停、恢复，安置房的质量、装修标准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上述《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将房屋交付被告进行了拆除。2011年8月22日，原告支付被告还房补差款40000元，之后被告将协议约定住宅交付原告。2010年9月8日，在“水映康城”项目3#楼尚未竣工时，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以津规发[2010]273号《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关于水映康城E栋停止施工的通知》，通知被告“水映康城”E栋暂停施工。E栋即上述《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所涉房屋工程。同年11月18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下发了江津府函[2010]197号，《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水映康城”项目停建拆除补偿工作的通知》，该文决定“水映康城”E栋停建……。因此，原被告签订的《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被告拟安置原告的非住宅无法交付。2012年9月28日，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因“水映康城”E栋停建，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补偿被告1.26亿元（含应得开发收益）。2013年7月16日，坤泰公司以曾池书为被告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曾池书签订的《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关于非住宅安置部分的协议。同年9月29日，该院作出（2013）津法民初字第05080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坤泰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于同年12月2日以（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4479号判决维持一审法院的上述判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原审庭审中，双方同意对被告未安置原告的非住宅由被告按市场估价进行赔偿；双方确认拆迁协议中原告应付被告和被告应付原告的款项品迭后，原告应付被告的78359元，减去原告于2011年8月22日支付的还房补差款40000元后的余额为38359元，应在被告赔偿原告的款项中扣除。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原审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拟安置非住宅的现行市场价值，以及该房屋的租金，参照同地段、同类型、同用途的房屋进行鉴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认为原判采信的重庆汇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安置原告的房屋作出鉴定评估价值过高，与市场价值不符，应对该房屋重新委托鉴定。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对检察院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认为检察院提出的重新鉴定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2017年3月31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委托重庆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拟安置的非住宅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被告拟安置原告的非住宅临大同路非住宅门面（建筑面积101.75平方米）、临滨江路非住宅（建筑面积152平方米），以2013年9月29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向鉴定单位出具鉴定评估价值的时间点）的市场价值分别为2143059元、2801360元，共计4944419元；临江路门面与临大同门面租金均价分别为：2010年2月8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24元-30元/平方米/月，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28元-35元/平方米/月，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35元-45元/平方米/月，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29日的租金为40元-52元/平方米/月。对该鉴定结论，原告认为房屋评估价值过低，被告认为房屋评估价值过高。2017年6月26日，被告又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申请对152平方米的房屋按社区用房和消防控制室进行补充鉴定，并提供相关的设计单位证明等证据。对于该证明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属实，予以采信。2017年7月7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委托重庆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补充鉴定，2017年8月26日，重庆宏泰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补充鉴定结论：被告拟安置原告在江津区东部新城C9-1-2地块“水映康城”第3幢第1层152平方米的非住宅，其中社区用房（95.88平方米）和消防控制室（56.12平方米）按2013年9月29日的市场价值分别为1208088元，465796元，共计1673884元。对补充鉴定结论，原告认为估价实属错误，不予认可，被告质证认为社区用房评估价格过高。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告曾池书与被告坤泰公司签订的《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无悖，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原告已将房屋交付被告拆除，被告也应按协议履行安置原告的义务。协议中约定拟安置原告的非住宅，被告已无法安置，现原、被告均同意按市场估价进行赔偿。其计算市场价值的时间，由于协议未解除前，双方均应按协议履行义务，不能按协议履行义务的赔偿，应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3）津法民初字第0508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解除合同的时间点（2013年9月29日）对该非住宅价值进行评估为宜。对于评估报告中的临大同路非住宅门面（建筑面积101.75平方米）、2010年2月8日至2013年9月29日该非住宅的租金以及评估报告的补充鉴定所评估临滨江路办公用房（设计用途，建筑面积95.88平方米）的评估价值，与市场房屋的价值基本一致，该院予以采信。被告将消防控制室（临江路152平方米中的56.12平方米非住宅）安置与原告，原告不能正常使用该房屋，与双方签订的安置房屋的本意不符，该房屋应视为能正常使用的房屋，其价值不能按消防控制室的价值进行赔偿。原告对补充鉴定152平方米的非住宅中按消防控制室的设计用途（56.12平方米）进行鉴定，不予认可的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考虑到临江路的办公用房与临江路的消防控制室两间房屋位于同位置、同类型、同用途的非住宅，临江路的消防控制室的价值应按补充鉴定临江路的办公用房的房屋价值进行计算。被告未安置原告非住宅2013年9月29日的市场价值为4058259元，减去原告应付被告的38359元，金额为4019900元，此款被告应赔偿原告。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过渡期限，从2007年8月8日至2010年2月7日，而行政机关通知停止施工的时间最早为2010年9月8日，系在合同约定的拆迁过渡期限之后的行为，而非不可抗力因素。对被告辩称政府决定停建后，原告已不可能取得未安置的非住宅，因而原告不可能取得租金的理由，由于被原告迟延交房，致使原告可能在政府处获得的赔偿由被告取得，且被告在政府处获得的补偿1.26亿元，除包含被告应得的开发收益外，自然还包括了因工程停建给被告造成的损失，被告的此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应安置的非住宅租金的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从2010年2月8日到2013年9月29日判决解除合同时为止的租金损失，按评估鉴定的价格计算，金额为386474元。评估鉴定的租金与市场的价值基本相符，原告认为偏低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解除合同后，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013年9月29日（不含当日）后的损失，可以参照鉴定机构作出的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29日租金鉴定均价每月46元/平方米，以253.75平方米为基数计算，支付原告，直至被告付清原告非住宅市场估价的赔偿金止（按被告支付赔偿金的比例计算）。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该院（2014）津法民初字第01700号民事判决；二、被告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未安置原告曾池书非住宅的损失4019900元；三、被告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曾池书2010年2月8日至2013年9月29日的租金损失386474元；四、原告在2013年9月29日(不含当日)后的损失，以253.75平方米为基数，按每月46元/平方米的价格支付原告，直至被告付清原告非住宅市场估价的赔偿金止（按被告支付赔偿金的比例计算）；五、驳回原告曾池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51元、鉴定费94000元（其中原告缴纳45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43051元，由被告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原审被告坤泰公司上诉称，双方签订的《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非住宅安置部分的协议解除是因为政府的规划调整行为，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此补偿坤泰公司1.26亿元所依据的是重恒基房评字（2010）第8278号《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该报告所确定的估价时点为2010年11月20日，故对坤泰公司未能交付给曾池书的非住宅的价值鉴定也应以该日期为估价时点，一审法院以该院（2013）津法民初字第05080号民事判决日期为涉案房屋价值鉴定时点的计算方式错误；双方协议中拟安置的非住宅中152平方米部分属于社区用房和消防控制室，其实质是安置的该部分房屋的使用权而非产权，一审判决按照产权安置的方式计算该部分房屋价值错误，只能比照租金收益的方式计算自2010年2月8日至2013年9月29日期间的使用权未能实现的损失；诉争合同解除后，被上诉人无权再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也不能再按照合同继续履行的方式来计算后续损失，故一审判决判令合同解除后继续支付租金错误，原判第四项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其从政府获得的利益补偿，一审判决过于加重了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有违公平原则，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曾池书认为一审法院的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对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坤泰公司与被上诉人曾池书签订的《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坤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日期向曾池书交付安置房，后因项目停建导致协议约定安置的非住宅房屋部分不能交付，双方同意按照市场估价进行赔偿，应予支持。关于未安置的非住宅房屋市场价值的估价时点问题。合同未解除前，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义务，不能按合同履行义务的赔偿，应当是合同解除后。关于非住宅安置部分的协议，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9日以（2013）津法民初字第05080号民事判决判令解除，本院二审维持原判。综合该项目其他同类型案件非住宅安置房屋的评估价值，本案非住宅房屋市场价值的估价时点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判令解除非住宅安置部分的协议的日期，即2013年9月29日更为公允，一审法院再审按照以该时间点进行评估鉴定的房屋价值进行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请求参照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补偿坤泰公司1.26亿元所依据的重恒基房评字（2010）第8278号《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的估价时点2010年11月20日进行鉴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拟安置的非住宅房屋中152平方米部分应否以产权安置方式计算该部分房屋价值的问题。经审查，在双方签订的《私（单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记载该152平方米部分“朝东开一道3米的门，朝北开一道4米的门”，作为协议附件的平面图显示该部分房屋的东面56.12平方米部分为消防控制室。上诉人将该部分非住宅房屋安置给被上诉人，并约定对该152平方米部分房屋“朝东开一道3米的门、朝北开一道4米的门”，按常理推断拟安置的应是可以正常经营使用的房屋，否则与房屋安置的本意不符。故一审法院再审对该部分房屋以产权安置的方式计算房屋价值，对消防控制室部分参照相邻的办公用房的评估价格计算价值的判决适当，对上诉人提出就该部分房屋应按租金收益计算损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应否赔偿被上诉人2013年9月29日以后的损失问题。经审查，上诉人未在约定的日期交付房屋，后政府决定停建，上诉人因此获得了包括应得收益的赔偿，所以上诉人违约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也应包括假定合同履行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应得收益。上诉人应交付的非住宅属商铺和办公用房，一审法院再审参照鉴定机构评估的租金价格计算被上诉人在2013年9月29日后的损失并无不当，对上诉人提出诉争合同解除后不应再按照合同继续履行的方式来计算后续损失，请求撤销原判第四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6民再第9号民事判决。本案案件受理费44051元，由重庆市坤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代贞奎审判员  蒲宏斌审判员  贾秀春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何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