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5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于元良，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晓雷，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负责人＊＊＊，行长。
委托代理人毛小刚，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磊，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反诉被告）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原审被告（反诉被告）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原审被告（反诉被告）陈邓华。
原审被告（反诉被告）虞小珍。
原审被告（反诉被告）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原审被告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邓华、虞小珍、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6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元良、刘晓雷，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毛小刚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邓华、虞小珍、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法庭审理，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3日，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在2013年11月13日至2014年11月12日期间，由被上诉人给予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人民币3，000万元（以下所涉货币均为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在此期限内，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每次使用授信额度的方式、金额、期限等均由双方商定并签订单项业务合同。同日，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陈邓华、虞小珍分别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保证被上诉人债权实现，上述各当事人自愿向被上诉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3年11月13日至2014年11月13日期间，在3，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被上诉人依据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等享有的债权。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同日，陈邓华、虞小珍另出具《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承诺为《综合授信协议》的金额3，000万元，同意以家庭所有财产为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外，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保证被上诉人债权实现，其自愿向被上诉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所担保的主债权为3，0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被上诉人依据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等享有的债权。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2014年5月15日，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1，500万元用于向上游采购原材料，借款期限为六个月，自2014年5月15日起至同年11月12日止，到期一次性偿还借款本金，年利率为6.16%，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度末月20日。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任何其他债务到期（包括被宣布提前到期）后未能清偿，与大连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其他银行、非金融机构或单位签订的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项下发生违约事件，以及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恶意拖欠其他金融机构借款本息的构成违约，被上诉人有权宣布本合同及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和其他融资立即到期，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逾期不能正常偿还贷款的，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和方式计收利息与复利。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逾期不支付利息或偿还贷款本金的，自逾期之日起计收罚息和复利。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在该合同尾部列明借款人公章处加盖了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公章，列明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处加盖了陈邓华印鉴。同日，被上诉人根据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的《提款申请书》、《委托支付书》将贷款1，500万元发放至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在被上诉人处的帐户内。后又根据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的请求分别将500万元、1，000万元划入其约定帐户后支付给案外人A公司。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另出具借款借据，对上述借款进行确认。在上述《提款申请书》、《委托支付书》、借款借据中均加盖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公章及陈邓华印鉴。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5月22日至7月3日，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分别涉江苏银行上海分行、建设银行宝钢宝山支行、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中国银行普陀支行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年7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发送《贷款提前收回通知书》，要求该公司于2014年7月12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偿还贷款。同日，被上诉人还向上诉人、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邓华、虞小珍发送《保证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保证人在接到通知后三日内履行担保责任。截止2014年7月15日，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尚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1，500万元、利息6.42万元。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2年12月，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曾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由被上诉人将其对案外人发放的贷款本金及应收取的利息900余万元债权转让给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2013年11月，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DLYY＊＊＊5、DLYY＊＊＊4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为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承兑号码为＊＊＊3、＊＊＊4、＊＊＊5、＊＊＊1、＊＊＊2、＊＊＊3的汇票，金额共计6，000万元。被上诉人已根据上述协议进行承兑。
2014年4月24日，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与A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向其购买电器设备，金额共计2，025万元。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已向被上诉人提供该《产品购销合同》复印件，被上诉人经审核确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上海市浙江商会曾出具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3日的《关于恳请上海市银监局有关领导予以关注中发集团上海服装城项目资金链的报告》，报告提及中发集团对外债务主要为在银行贷款及股东个人借贷，沉淀资金用途主要集中于上海服装城的项目建设。因上海服装城自身贷款有困难，其资金主要由中发集团及其下属生产企业以流动资金贷款形式贷出。2015年春节后两个月左右，中发集团被银行抽贷资金2亿元左右，致使集团资金极其紧张，自5月开始部分银行贷款已经逾期。就此恳请上海市银监局及相关银行等能给予支持帮助，不要封存中发集团相关资产，让中发集团保持正常运作。
2014年5月14日，案外人B公司向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汇款3，000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之间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该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该约定于法不悖，应予成立。虽然上诉人和其他原审被告均抗辩称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仅加盖公司公章而无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邓华签名，该合同未生效。但根据查明事实及现有证据，在该合同尾部“借款人（公章）”之后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处加盖了陈邓华个人印鉴，足以证明其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该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知晓并认可的。在该公司出具的《提款申请书》、《委托支付书》及借款借据等，除加盖借款人公司的公章外，均加盖了陈邓华的个人印鉴，进一步证明陈邓华作为借款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履行该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知晓并认可的。因此《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陈邓华虽然未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签名，但并不影响该合同的生效及履行，故该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恪守履行。上诉人要求确认《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成立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另抗辩称，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消化不良贷款以获取被上诉人的贷款。被上诉人未尽审核义务，明知借贷人出现资金问题仍向其发放借款，加重保证人责任。上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2012年，而《综合授信协议》、上诉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于2013年11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于2014年5月，故在本案借款尚未实际产生时债权转让已经发生，双方之间债权转让行为显然与本案无关。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供了《产品购销合同》。购销合同载明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24日，内容是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采购开关柜等电器设备。据此，《产品购销合同》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用途能相互映证。被上诉人对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进行了审核，并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对借款用途进行明确约定，故被上诉人已尽到审核义务。对上诉人要求判令《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已经按约履行了发放借款的义务，而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在收到借款后不久即因拖欠多家银行借款而引发诉讼，《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所约定的被上诉人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条件已经成就，故被上诉人要求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原审被告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诉人分别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审被告陈邓华、虞小珍共同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且担保范围明确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等。被上诉人据此要求上诉人以及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邓华、虞小珍、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本诉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上诉人抗辩称借款已经归还，但其提供的付款凭证发生于案外人B公司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之间，不能证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已向上诉人归还借款。故对该项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也不予采纳。
对上诉人提出的确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在该保证合同内约定，上诉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3年11月13日至2014年11月13日期间，被上诉人依据其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该债权并未超出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故上诉人应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其反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判决：原审被告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归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1，500万元、利息6.42万元及相应逾期利息；上诉人及原审其余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人及原审其余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追偿；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12，185.20元，由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5，900元，由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涉案借款合同条款约定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但该合同仅有盖章没有签字，因此涉案借款合同没有生效，主合同未生效，担保合同也也没有生效。二、被上诉人对借贷人的企业信用、经营状况、还贷能力等审查不严，在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之前双方就有恶意转让不良债权，并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向保证人披露；被上诉人在发放贷款之前就明知借贷人缺乏还款能力，其继续发放贷款，明显增加了保证人的义务，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在3，000万元以内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将《商业汇票承兑协议》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并计算，担保金额超过了最高额保证金额。据此由于借款合同不符生效条件，被上诉人与借贷人又隐瞒事实、恶意串通，欺骗保证人，损害了保证人的利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原审反诉诉请，即判令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生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争议合同有法人盖章，已表明签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合同也得到履行，合同效力勿容质疑。
原审被告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邓华、虞小珍、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未作答辩。
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信访件以及上海市银监局受理通知书，拟证明上诉人向上海市银监局反映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恶意串通、违规放贷导致上诉人作为担保方利益受损、濒临破产；北京银行浦东支行查询的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原审法院未查明被上诉人是否进行了贷前审查；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冻结公告，拟证明涉案贷款放贷前，已发生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对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逾期还款情形。
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对上述证据材料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14日、5月15日查询的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拟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的贷前审查手续。
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截止2014年5月15日，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仍有5，000万元贷款处于逾期状态，被上诉人对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财务状况恶化是明知的。
各原审被告在二审期间均为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合议庭经评议认为：信访件和受理通知书，仅能说明上诉人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反映其诉求，尚不能说明其诉求成立；北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并非本案当事人，且其查询的《企业信用报告》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未履行贷前审查手续；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所提及的公司并非本案的借款人，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查询的《企业信用报告》日期在涉案贷款发放之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发放贷款时对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做了查询。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由双方当事人在《综合授信协议》约定范围内自由协商达成一致而订立，合同基本条款完备，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标的和数量等合同内容，有双方当事人法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盖章，按合同法规定一般应当认定合同已经成立。上诉人上诉认为因合同对成立生效另有“必须签字并盖章方能生效”的约定，并认为合同中法定代表人的盖章尚不能满足生效条件，必须是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合同才能生效。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合同条款的解释是错误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合同当事人为法人，有法人盖章合同即告成立，所谓签字并盖章，是指作为自然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合同经办人的签字或盖章。本案《综合授信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与合同履行相关的文本中，借款人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均是法人盖章及法定代表人陈邓华个人印鉴盖章，陈邓华又是公司借款的担保人之一，他应该对公司的贷款合同是知情并同意的，此时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对于合同效力是同等的，除非有证据证明个人章被偷盖。本案并无证据能证明加盖陈邓华个人印鉴是违背其意志的，上诉人关于合同未生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贷前审核不严，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损害了保证人的利益，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借款人的贷款在最高限额内向被上诉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诉人应当对其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风险有所预估并愿意承担。现被上诉人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未超出上诉人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的举证已表明其已按照银行审贷流程实施了贷前审核，并按规定发放贷款，已尽到审核义务。贷款按借款人申请进入指定公司帐户，该公司使用贷款情况，已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关于被上诉人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于2012年发生的债权转让行为，没有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行为与本案借款合同具有关联性。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借款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以及借款人发放借款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又主张，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除了担保《综合授信协议》项下3，000万元债务外，还担保了两份《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中各3，000万元的汇票债务，故担保总金额超过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商业汇票承兑协议》在本案贷款合同订立前已经履行完毕。案外人B公司于2014年5月14日向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汇款3，000万元，被上诉人称，因其与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的借贷、偿付是滚动进行，双方始终保持新的债权债务在3，000万元限额内。两份《商业汇票承兑协议》所涉汇票的到期日均在借款合同签订日之前，该3，000万元是归还了汇票拖欠的票款保证金。原审查明事实也表明该款项支付时间在被上诉人向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之前，且在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日前一天。据此可以认定B公司的汇款由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用于归还尚欠被上诉人的承兑商业汇票拖欠的票款保证金，前债消灭后才发生本案之债，上诉人的担保责任没有超出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185.2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上海中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邓华、虞小珍、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900元，由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8，085.20元，由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费 勤
审 判 员 金 成
代理审判员 盛宏观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 臻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