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桂市民一终字第67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冯吉佩。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小凤。
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金祏，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陶祖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陶振才。
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丹志，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因股权转让纠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人民法院（2013）平民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海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放和代理审判员窦峰军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伍解红担任记录。上诉人冯吉佩、上诉人邓小凤的委托代理人吴金祏，被上诉人陶祖发和陶振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丹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于2001年12月8日登记成立，注册号：503302500054（1-1），注册资本人民币250万元，其中股东陶祖发2万元，陶某甲9万元，陶某乙239万元。2008年5月30日，陶祖发、陶振才与陶某乙、陶某甲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由陶祖发、陶振才出资248万元受让公司股东陶某乙、陶某甲全部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由陶祖发和陶振才各持50％，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公司持有平国用（2002）字第04012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6397.33平方米，2005年11月16日批建了二塘镇农产品冷库贮藏项目。2010年7月10日，被告陶祖发为甲方，原告冯吉佩、邓小凤以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义为乙方，实际署名却为冯吉佩、邓小凤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下称：前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注册250万元100%的股份，以980万元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630万元的添附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2、乙方同意以现金形式在本合同订立七日内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份价金150万元；2010年7月31日前给付330万元，余转让股份价款500万元在2010年8月30日前付清。对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有资产（含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双方同意以本合同约定为准，不再委托评估。违约责任按国家合同法执行\\\\\\\\\'。2011年2月16日，原告支付500万元转让款给被告陶祖发。被告陶祖发出具《收条》给原告，载明：“今收到冯吉佩、邓小凤交来股权转让费人民币伍佰万元正。（第一期），对尚欠款480万元，原告冯吉佩、邓小凤于当日出具了欠条给被告。欠条载明：“今欠到陶祖发、德发公司股权转让余款肆佰捌拾万元正（480万元）在股权登记办好后的壹拾伍个（15个）工作日内付清给陶祖发。并以德发公司的股权及资产为欠款的担保，在欠款未还清之前，德发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处置无效。”同日，原告冯吉佩、与被告陶祖发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下称：后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所持有平乐县德发果蔬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权共125万元出资额，以125万元转让给原告冯吉佩，原告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同日，原告冯吉佩、邓小凤分别与被告陶振才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持有平乐县德发果蔬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转让给原告冯吉佩，10%股杈转让给原告邓小凤。即原告冯吉佩、邓小凤分别占公司的90%、10%股权。并修改司章程交到平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2月17日办理了股东变更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登记。被告多次向原告追偿尚欠转让款未果，于2011年9月6日以原告身份诉至本院（另案处理）。2013年3月25日，原告以被告多收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50万元，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款为由，诉至该院要求处理。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2011年2月16日支付被告500万元，出具480万元欠条并约定15个工作日付清，是履行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该欠条起到对前合同的付款方式进行修改的作用，是前合同的组成部分并具有补充合同的性质。原、被告双方虽然签有标的分别为980万元和250万元前后矛盾的两份合同，但从后合同签订的时间、地点、金额来看，显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后合同是在履行前合同第七条的约定义务过程中，到工商局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形下签订，其目的是履约而不是对前合同的修改否定。故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前后两份合同，应以前合同即2010年7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准。
前合同中虽存在抬头部分主体为香港华洋公司，署名主体为冯吉佩、邓小凤这一情形，但从双方签订补充合同的行为来看，可以确认该合同主体名为香港华洋公司而实为冯吉佩、邓小凤俩自然人，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主体合格，内容合法，是一份有效合同。原告不顾前合同及欠条的法律事实，仅凭《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主张被告多收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50万元，并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款项，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冯吉佩、邓小凤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冯志佩、邓小凤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错误将违法无效的协议作为定案的依据。2010年7月10日，被上诉人陶祖发与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陶祖发将其持有的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100%股份，以980万元（其中包括630万元的添附费）转让给香港华洋公司。该合同是违法无效的。1、陶祖发仅持有德发公司50%的股权，其无权转让该公司100%的股权，其处分公司100%股权的行为属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无效行为；2、该合同约定，陶祖发转让股权时，包括了德发公司630万元添附费的财产，该约定违反了公司股东不得处分公司财产的法律规定，也属无效；3、该合同约定陶祖发转让股权，未取得公司另一持有公司50%股权的陶振才同意，属于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情形，因而也是无效的。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一审明确指出该合同违法无效后，故意回避审查合同的合法性，将违法无效的合同作为定案的依据，是十分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在前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陶祖发，另一方是香港华洋公司，一审法院既将前合同作为定案的依据，又将不是合同当事人的陶振才作为原告处理，同时还将不是合同当事人的上诉人作为被告。据了解，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梁丹志曾经是一审法院离任法官，其在原工作法院代理案件属违反法官法第十七条有关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规定的违法行为。
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于2011年2月16日分别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陶祖发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50%股权，以125万元转让给冯吉佩，陶振才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股权，分别以100万元转让40%给冯吉佩，以25万元转让10%股权转让给邓小凤。该股权转让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既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又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是合法有效的。
双方还于合同签订当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转让合同备案等相应变更登记手续。同日，被上诉人陶祖发代两被上诉人收取了股权转让款500万元。按三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上诉人共应支付给两被上诉人股权转让价款250万元，但被上诉人实际收取上诉人500万元，其收取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其多收取两上诉人的250万元股权转让费为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请求：一、撤销平乐县法院（2013）平民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二、判令两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不当得利250万元，并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三、两被上诉人对以上债务互负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当庭口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1、上诉人的上诉所说法是事实相混合，双方当时所约定就是原来的股权转让价值，附属品价值不在里面。2、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主体是非常明确的，上诉人是以香港华洋公司签的合同，该公司实为上诉人。合同的转让行为是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合同关系，并没有存在主体违法。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没有在一审法院工作过，虽然毕业分配在平乐县法院，但没有到平乐法院报到过，不存在在法院工作过。3、被上诉人认为以工商转让合同作为定案依据错误，本案是以全部股权转让合同作为定案依据，工商登记的财产附属并不包含在里面。
本院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有以下争议：1、公司持有平国用（2002）字第04012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6397.33平方米。2、2011年2月16曰原告支付500万元转让款给被告陶祖发。被告陶祖发出具《收条》给原告，载明：“今收到冯吉佩、邓小凤交来股权转让费人民币伍佰万元正。（第一期），对尚欠款480万元，原告冯吉佩、邓小凤于当日出具了欠条给被告。
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对争议事实未提供的新证据。但，对争议的事实提出如下意见：认为其是先写欠条480万元，该欠条是在合同签订后，工商变更登记之前写的。然后双方去办理工商登记上诉人付了500万元后，而该欠条没有收回。
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的无异议。
对一审认定且双方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当事人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1、关于股份转让前，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否持有平国用（2002）字第04012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问题。根据国泰平房（2011）估2-035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所列，平国用（2002）字第04012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发证日期为2002年7月28日。而本案诉争的发生时间为2013年3月。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在双方股权转让时，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持有平国用（2002）字第04012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故一审查明：公司持有平国用（2002）字第040122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6397.33平方米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500万元股权款收条和480万元欠条，书写的先后问题。2011年2月16日，陶祖发向冯吉佩、邓小凤出具了一张《收条》，该收条的内容为：今收到冯吉佩、邓小凤交来股权转让费人民币伍佰万元正。（第一期）。同一日期，冯吉佩、邓小凤高陶祖发、德发公司出具了一张《欠条》，该欠条的主要内容为：“今欠到陶祖发、德发公司股权转让余款肆佰捌拾万元正（480万元）在股权登记办好后的壹拾伍个（15个）工作日内付清给陶祖发。并以德发公司的股权及资产为欠款的担保，在欠款未还清之前，德发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处置无效。该《收条》、《欠条》在一审中亦经双方质证。从这两份证据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收条和欠条出具的先后。在收条中陶祖发明确在500万元后写明（第一期），该书写表明双方最少还存在第二期款项可能。而作为成年人的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在给陶祖发、德发公司出具的欠条的内容，更进一步证明双方实质上存在第二期款项。在欠条中，冯吉佩、邓小凤对480万元的款项表述为：股权转让余款480万元。“余款”一词从文字的直观和日常人们生活的通常理解，是指在支付或者收到了部分款项后所剩余未支付或者未收到的款项。因此，冯吉佩、邓小凤的欠条表明其已给付了陶祖发的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后，尚有48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付。故，本院认定涉诉的《收条》书写在前，《欠条》书写在后。
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被上诉人收取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是否存在250万元不当得利款项。
本院认为：双方于2010年7月间就对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协商，并于2010年7月10日了《股权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乙方的签名为冯吉佩，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虽然是以受让方（乙方）的名义出现在该合同中，但该合同并未加盖该公司的印章。在整个审理期间冯吉佩并未提供证明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存在的依据，亦未提供其与香港华洋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证据。因而该合同的签订主体为双方自然人。从该合同约定的履行内容看，合同约定的股权变更及修改章程的时间为2010年8月1日而股权给付款的最后期限为2010年8月30日。在这个时间内双方并未按该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规定，《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已进行了签字，该合同已成立。但该合同成立后双方对该合同未实际履行。
2011年2月16日，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分别与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签订《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形式、内容、主体均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属有效合同。虽然在三份《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与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约定以250万元人民币由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受让被上诉人陶祖发、陶振才持有的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100%股权。但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0万元的股权受让款，被上诉人在收到该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条》，并在《收条》中明确写明该款项是第一期款项。其后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又向被上诉人陶祖发、德发公司出具480万元股权转让余款的《欠条》。双方的上述的民事法律行为，已构成对双方所签订的《平乐县德发果蔬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进行了实质性变更，且该变更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涉案的《收条》、《欠条》均属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损失而自己获得的一种利益。而本案双方书写的《收条》、《欠条》均为双方取得股权对价的合法依据。且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的《收条》和出具给被上诉人《欠条》后，并没对《收条》、《欠条》行使撤销之诉讼。故，上诉人冯吉佩、邓小凤提出被上诉人返还250万元的不当得利与本院所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海涛
审 判 员 陈 放
代理审判员 窦峰军
二○一四年元月九日
书 记 员 伍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