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100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六怀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钱龙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群，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58号。
法定代表人：冯焕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兵，男，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英，女，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主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惠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华庚。
上诉人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运通公司）、被上诉人安徽惠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8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东辉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京运通公司、惠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京运通公司是否向惠德公司提供了12台软轴单晶炉，京运通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惠德公司收到了12台涉案设备的理由是其中5台涉案设备的发货单有“祝建军”的签字，另外7台涉案设备发货单不是原件，也无法查明是传真件，但有2张调试派工单为原件，且上面载明了涉案设备为12台，且也有祝建军的签名，因此认定发货12台涉案设备事实成立。一审法院未查明祝建军与惠德公司之间的关系，且即使祝建军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上述签名就是祝建军本人的签名及有权代表惠德公司进行签字均缺乏依据。如果发货完成，应当开具相应的发票，但本案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开票依据。本案中发货证据多数为复印件，在没有惠德公司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发货数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履行了12台涉案设备的交货义务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东辉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属于对《保证合同》理解错误。本案中，京运通公司一方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限内从未向东辉公司主张过权利，东辉公司一方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当中，京运通公司一方主张的是第一批12台涉案设备的货款及相关违约责任。根据京运通公司与惠德公司的《设备供需合同》第3.1条，第3.2条的约定，合同签订付30%预付款，剩余货款70%在到货后6个月内支付。根据京运通公司单方面陈述货到时间为2010年8月至9月期间，计算6个月最迟为2011年3月，也就是该时段为《设备供需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根据东辉公司与京运通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三条：“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该条款，最后一期债务也就是2011年3月，担保期限就在那时就计算截止。即使该条款视为担保法相关规定中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而京运通公司一审起诉时间为2013年7月，早已超过了保证期间，故一审法院却认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无法查明不能成立。三、本案当中，无论是《设备供需合同》对于付款期限的约定，还是《保证合同》中对于担保期限的约定，都存在不明确甚至矛盾之处。根据一审判决的查明，所有的合同均由京运通公司一方提供，在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根据对格式条款认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东辉公司的认定。四、东辉公司对于《保证合同》毫不知情。该保证合同未经股东会决议，担保程序也不合法。完全是王华庚个人与京运通公司一方恶意串通，损害东辉公司利益的行为。正因为此京运通公司一方也从未敢在担保期限内向东辉公司主张权利。
京运通公司辩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东辉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一、关于涉案设备是否收到的问题。《设备供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涉案设备已经进行了交付，有发货单等证据为证，债务人惠德公司并没有到庭，至于东辉公司提到的祝建军是否是惠德公司的员工，应当由惠德公司进来抗辩，但惠德公司至今未进行抗辩。二、关于担保是否已经过期限。剩余货款70%的履行期限并不是东辉公司所称的货到6个月之后，东辉公司与京运通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担保主债权金额是1260万，也就是被担保的债权金额不仅仅是第一批涉案设备，应该是涉及到第一、二批涉案设备。第二批设备是由于惠德公司未支付第一批设备的款项没有发货，因此最后一批债务的履行期限是无法确定的，故京运通公司认为京运通公司的起诉没有过保证期限。三、关于担保的问题。京运通公司认为东辉公司是否有对外担保的限制，或者保证是否需经过股东会决议，为东辉公司内部的问题，京运通公司作为善意的第三方根本无法知晓东辉公司的内部规定，《保证合同》加盖东辉公司的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应为有效。
惠德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京运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惠德公司、东辉公司支付第一批剩余货款615万元及利息613462.5元（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惠德公司、东辉公司支付第一批供需合同违约金200万元（根据供需合同第九条计算）及罚金45万元；3.判令解除与惠德公司的第二批供需合同并要求惠德公司、东辉公司支付违约金225万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惠德公司、东辉公司承担。后京运通公司自愿撤回了上述第三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19日，京运通公司与惠德公司签订了《设备供需合同》，约定：京运通公司分两批向惠德公司供应涉案设备24台，每批12台，每批涉案设备价款为900万元，合同总价款为1800万元。《设备供需合同》第3.1条约定，合同签订后5个日历日内，惠德公司向京运通公司支付第一批设备总额的30%作为预付款，京运通公司收到惠德公司预付款后第一批供需合同生效，惠德公司需在第二批设备发货前10个日历日内向京运通公司支付第二批设备总额的30%。第3.2条约定，剩余70%货款在各批设备到达惠德公司所在地之日起1年内付清，各批设备到达惠德公司所在地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设备总额的30%，剩余40%在各批设备到达惠德公司所在地后6个月内支付完成，如延期付款惠德公司需每延期一天向京运通公司支付未付款0.5%的违约金。第4.1条约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分批交货，第一批设备需在8月底之前交付完成，第二批设备于9月中旬交付完成。第9.1条约定，京运通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日期交货，京运通公司迟延交货的，按每迟延1天支付预付款的5‰作为罚金，罚金累计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5%，由于惠德公司逾期付款造成的交货迟延除外。第9.3条约定，惠德公司应按本合同约定付款，逾期付款的，视为违约，按每逾期1天支付逾期款项的5‰作为罚金，罚金累计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5%。第9.4条约定，惠德公司任何一笔应付款逾期支付超过30个日历日的，视为根本违约，此时京运通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而不视为违约，京运通公司解除合同并不意味惠德公司违约责任免除，此时惠德公司已付款项不予退还，惠德公司除按本合同要求支付罚金外，还应按合同总金额的20%向供方支付违约金。第15.1条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不得随意进行变更。
2010年7月19日，京运通公司（债权人）与东辉公司（保证人）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京运通公司与惠德公司签订的《设备供需合同》的履行，东辉公司愿意就供需合同项下的债权向京运通公司提供担保。《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债务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包括罚息）和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被保证的主债权金额为1260万元。保证合同第二条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债务人没有按主合同约定履行或没有全部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约定，保证人知悉本合同和主合同的全部条款，自愿为主合同债务人提供保证，并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连带清偿义务。
2010年8月3日，惠德公司向京运通公司支付了第一批设案设备的预付款270万元，京运通公司于2010年8月23日至2010年9月初分两次将第一批涉案设备12台交付给惠德公司。交货后至2010年11月19日前，京运通公司陆续派人对涉案设备进行了调试。2011年11月25日，惠德公司向京运通公司支付了货款15万元。京运通公司主张惠德公司尚有615万元的第一批设备款未付。
惠德公司未向京运通公司支付第二批设备的30%预付款，京运通公司亦未向惠德公司交付第二批的12台涉案设备。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惠德公司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京运通公司与惠德公司签订的供需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京运通公司与惠德公司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惠德公司应当按照供需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京运通公司已将第一批12台涉案设备交付给惠德公司，惠德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价款，但惠德公司尚欠货款615万元，京运通公司要求惠德公司支付第一批剩余货款615万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惠德公司接受了京运通公司提供的第一批涉案设备，理应依照供需合同约定付清货款，其未依约付清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第一批涉案设备对应的罚息和违约金，京运通公司主张是依据供需合同的第九条相关条款，逾期付款利息在《设备供需合同》中没有约定。东辉公司认为京运通公司不应同时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罚息和违约金，且违约金计算过高，应调整到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京运通公司表示如果不能同时支持逾期付款利息、罚息和违约金，则要求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京运通公司与惠德公司在《设备供需合同》中对逾期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进行明确约定，双方也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京运通公司在主张违约金的同时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有失公平，故对其主张逾期付款利息613462.5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罚金和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均应属于违约金的范畴，东辉公司认为过高，而京运通公司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损失情况的证据，一审法院依双方供需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公平原则，依法予以酌减到未付货款的20%，即123万元，其他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东辉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由于京运通公司和东辉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中加盖了京运通公司和东辉公司的公章，且有东辉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华庚签字，且在《保证合同》中载明了保证人知悉本合同和主合同的全部条款，自愿为主合同债务人提供保证，并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连带清偿义务。东辉公司抗辩称系王华庚盗用公章签订的《保证合同》，京运通公司和惠德公司有恶意串通损害东辉公司利益的嫌疑，但东辉公司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东辉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东辉公司抗辩称公司对外担保需有股东会决议，京运通公司没有提交东辉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证明，故该保证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章程有关于公司担保审批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是调整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规范，在公司内部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能对抗担保债权人等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此，一审法院对东辉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故京运通公司与东辉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东辉公司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惠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东辉公司认为京运通公司向其主张权利时，担保期限已经届满，京运通公司已无权向其主张担保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虽然《设备供需合同》约定了惠德公司分期付款，但由于惠德公司没有支付第二批设备的预付款，导致第二批设备合同尚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无法确定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的日期，关于保证期限应适用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的约定，故截至京运通公司提起诉讼时并未超出担保期限。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东辉公司应当依保证合同约定对惠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东辉公司在对惠德公司所欠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惠德公司追偿。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徽惠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批设备剩余货款六百一十五万元；二、安徽惠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一百二十三万元；三、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安徽惠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对安徽惠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安徽惠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京运通公司是否向惠德公司交付《设备供需合同》项下的设备12台；二、《保证合同》未经东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为惠德公司提供担保是否有效；三、惠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保证期间是否已届满。对此，本院认为：
一、京运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京运通发货单、调试派工单以证明实际履行了供货义务,其中1张京运通发货单上加盖“安徽惠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该证据虽非原件，但该证据的形式、内容等与另一张京运通发货单原件一致。惠德公司作为收货方，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相应答辩权利。一审法院结合前述显示货物发送情况的发货单与调试派工单，认定京运通公司已向惠德公司交付合同项下的设备12台并无不当。
二、关于《保证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在《保证合同》中，东辉公司加盖公章，并由时任东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华庚签字，京运通公司有合理理由相信《保证合同》系东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因此，对于东辉公司关于《保证合同》未经股东会决议，《保证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保证期间是否已届满的问题。对于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东辉公司与京运通公司对合同相应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东辉公司上诉称,《保证合同》约定的分期付款情况下的保证期间应视为没有约定,故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京运通公司则认为如有分期履行，则保证期间计算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止。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该条款适用于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且对保证期间没有其他约定的情况。在本案中，关于保证期间的约定，存在两个条款，第一款明确约定保证期间计算至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第二款约定分期付款情况下的保证期间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对于前述两个条款存在的矛盾之处，应结合合同相关条款、目的等进行理解。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东辉公司提供的保证及于京运通公司在《设备供需合同》项下享有的所有债权，前述第一款对主债务的保证期间的约定应视为对《设备供需合同》项下债权的保证期间的整体性约定。鉴于《设备供需合同》存在分期付款的约定，第二款对债务分期履行情况下的保证期间计算方式进行了约定，所约定的保证期间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故应视为没有约定，应参照第一款的整体性约定认定保证期间，即分期付款情况下，保证期间应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基于已交付的设备，京运通公司所享有的《设备供需合同》项下的债权为惠德公司尚未支付的剩余70%货款。对于70%货款的支付，合同约定为：“剩余70%货款在各批设备达到需方所在地之日起一年内付清，各批设备到达需方所在地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设备总额的30%，剩余40%在各批设备到达需方所在地后6个月内支付完成。”依据前述约定，主债务履行期限为到货后1年，结合京运通发货单、调试派工单及《设备供需合同》关于交货时间的约定，到货时间应为2010年8月底，故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应为2011年8月底。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故保证期间届满之日应为2013年8月底。京运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东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为2013年7月1日，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因此，东辉公司关于保证期间已经届满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294.24元，由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君
审 判 员 石东
代理审判员 陈洋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杨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