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4639号
原告胡晶之，女，1985年4月13日生，汉族，住南京市。
委托代理人窦亚鸣。
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负责人张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佳，男。
委托代理人徐磊，男。
原告胡晶之诉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招行信用卡中心）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黄宗琴独任审理，于2015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晶之及其委托代理人窦亚鸣、被告委托代理人刘佳到庭参加了诉讼。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顾权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黄宗琴、人民陪审员乐新祥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晶之及被告委托代理人刘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晶之诉称，原告于2014年9月6日致电被告客服中心提升临时额度，被告客服人员告知此项业务人工不能操作，都由系统测评。之后原告便通过短信提升了临时额度，自人民币18，000元至36，000元，用于消费，消费金额记入当月账单，原告于2014年9月24日全额还清当月产生的账单（包括临时提升额度部分）。2014年10月4日原告在淘宝购物，次日接到自称是淘宝客服电话，称原告订单存在异常，需要退款，并要求原告加QQ号XXXXXXXXXX为好友，并通过QQ给原告发送一条退款链接，原告点击链接后显示为支付宝退款页面，原告按照退款页面输入相关个人信息加姓名、生日、银行卡号、手机号码；输入信息后陆续收到9条短信，自称淘宝客服人员要求原告告知支付验证码，以确认身份信息。原告告知对方2条验证码，之后觉得不妥，便立即挂断电话，拨打被告客服电话，要求立即止付信用卡，并要求被告客服追回原告已提供验证码的两条付款，但被告客服当时回答原告已产生7笔出款，关于追回出款的相关工作人员在休假，要等三天后才能给予处理，原告告知等三天后钱早就没有了，但被告客服人员还是说没办法，只能等。原告随后立即报警。等到三天后，被告告知他们当时没法拦截，所以需要原告负责赔偿全款。原告的招商银行信用卡额度为18，000元，原告事发当月已消费了16，656.42元，信用卡额度只剩1，343.58元，但是骗子却还能再盗刷13965元的原因是被告在没有征得原告同意的前提下，将原告9月份申请临时额度的期限设定为58天。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过度授信，信用卡临时授信期限长短在信用卡盗刷案件中的风险尤为突出，如果没有多余的授信额度，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损失。2014年11月上海银监局提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控六条监管要求，其中第三条是“给予持卡人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一般不超过1个月”。原告广发银行信用卡提升临时额度后，在当月全额还款后，信用额度就恢复正常。说明银监局对临时额度管理是有相关规定的，但是被告违规操作，导致原告损失。
被盗刷事件发生后原告请同事拨打被告客服电话咨询临时额度期限调整问题，可被告客服人员的答复却是各不相同，有的客服说不能通过电话银行调整，有的客服说可以调整，有的客服说期限一般不超过1个月，有的客服说要根据持卡人信用情况可以调整最长为90天，原告2014年9月6日是设法通过电话方式调整临时额度的，但是当时被告客服称只能通过系统调整，通常消费者认为银行客服贷款银行来与客户沟通，但是他们在处理咨询业务中都没有标准流程，只能说明被告内部管理混乱，这样管理混乱的企业给消费者带来损失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在盗刷事件发生过程中，被告共给原告发了9条验证码，原告当时告诉骗子两条，但是另外五笔盗刷居然在没有原告短信验证码的情况下也被划走，事后被告称有的网上消费是不需要手机验证码，对被告的狡辩行为，原告不能接受。原告认为被告的系统漏洞肯定是被骗子发现，或者就是有内外勾结的嫌疑，建议相关部门介入调查。
按照2011年1月13日银监会发文《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发卡银行应当制定信用卡交易授权和风险监测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设备、系统和人员，确保24小时交易授权和实时监控，对出现可疑交易的信用卡账户应当及时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发卡银行应当对可疑交易采取电话核实、调单或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风险排查并及时处理，必要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告被盗刷共7笔1，995元，总计13，965元，是在不正常的IP地址登陆网上银行转账，而且是大额支付。银行后台肯定是可以抓取IP地址信息，事发当时，被告并没有采取电话核实，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原告第一时间致电被告要求停卡止付时，被告以工作人员休假为理由没有做到实时监控，被告上述行为属于异常交易管控不力，理应承担承担原告损失。
按照2014年11月上海银监局对7家银行罚款240万元，其中，工行、交行、兴业、花旗等四家各被罚30万元，浦发被罚20万元、最多的被罚50万元，为民生、中行两家。据披露，这7家机构最早的违规行为可追溯到2007年，在违规行为说明中，过度授信以及异常交易管控不力的出现频率最高。而被告在本案中的确存在“过度授信以及异常交易管控不力”的行为，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按照2011年1月13日银监会发文《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发卡银行不得为信用卡转账（转出）和支取现金提供超授信额度用卡服务。信用卡透支转账（转出）和支取现金的金额两者合计不得超过信用卡的现金提取授信额度”。本次盗刷的形式是信用卡通过银联透支转出，理应属于上述第五十五条之要求，原告信用卡刷卡消费额度为18，000元，现金提取授信额度只有9，000元，且当月已经刷卡消费16，656.42元，剩余现金提取额度远远小于被盗刷的13，965元，原告认为被告违反监管办法，导致原告损失，理应承担相关责任。
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承担盗刷额度损失13，965元，免去因逾期产生的各项费用4，677.96元（截至2015年7月7日）；2、恢复原告征信记录，出具非恶意逾期证明；3、被告承担诉讼费，原告因诉讼产生的交通费937元、误工费2，000元。
被告招行信用卡中心辩称，首先，基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所谓盗刷事实13，965元，从原告提供的诉状中可以明确看出，系原告不慎将自己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号、手机号码、消费密码、动态验证码等私密信息泄露给案外人，造成的所谓盗刷损失，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原告诉请的金额予以认可，但是由此产生的各项费用系因原告未按时偿还信用卡欠款所造成的，应由原告承担。其次，原告信用记录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原告未及时足额偿还信用卡欠款造成，被告仅是依据事实情况记录和上报原告征信记录，待原告或因本案结果，或自行偿还所有应偿还的欠款后，被告可以协商将其信用记录恢复。第三，原告提到的临时额度调整，根据被告掌握的情况，以及原告提供的短信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对其信用额度的调整是知情并同意的，即使真如原告所说其认为该时效过长，其完全可以随时致电被告取消该临时额度。针对原告提出的所谓监管规定，该监管规定在案发前并不存在，据了解，十一月份才出台了该监管意见，本案发生时间为当年十月份，不应适用本案。针对原告提出的录音材料，提出被告客服提到临时额度一般不超过一个月，若超过一个月需要手动而非自动处理。这个符合事实，也并不前后矛盾，因为客服也只是回答一般情况下，而不是绝对情况。最后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明，证明其消费过程中，收到的被告发给其的七条验证码没有全部提供给案外人，其所说的两条提供了而五条没有提供，没有事实依据。对最后一项诉讼请求，诉讼费应由败诉方承担。交通费没有相关证据，且其交通费也不应属于本案处理范畴，误工费根据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仅应存在于人身损害赔偿中，因此其要求于法无据。每月账单日为7日。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招商银行2014年9月至11月对账单，证明原告招商银行信用卡2014年9月至11月的实际消费还款情况；
证据2、招商银行2015年7月对账单，证明原告截至2015年7月招商银行信用卡因盗刷产生的本金、利息等费用；
证据3、招商银行客服通话记录（光盘、纸质记录），提供光盘证据中的通话内容，证明被告内部管理混乱，没有统一标准；
证据4.提升临时额度短信记录，证明被告没有得到原告将临时额度调整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日；
证据5、上海银监局出发违规银行案例，证明银监局对银行信用卡风险监管有要求，且被告的确违反监管规定；
证据6、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证明被告违规操作导致被告损失，确有管理办法依据；
证据7原告征信报告，证明原告征信记录一直良好，本次非恶意逾期；
证据8、网上银行截图，证明被告完全可以检测网上银行IP地址；
证据9、民生银行短信（存在于原告委托人手机中的照片），证明民生银行管理比招商银行规范，招商银行管理不规范导致本案出现风险，主债权结束了，附属从合同应该终结，提升临时额度应该在主合同结束的时候结束；
证据10、原告与原告代理人的收入证明，证明原告的误工费。
被告对原告证据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异常交易的金额也是认可的，但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本案涉案的7笔交易系网络交易，网上交易需要提供的要素包含卡号、密码、动态密码等个人私密信息，该交易的成功系因原告自身不慎泄露造成，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对证据2，对数据的疑似盗刷交易13，965元认可，因未还该本金产生的息费金额也认可；对证据3，同答辩意见，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提出意见如下：第一，短信的第二页中明确提出原告可以申请调整临时额度至36，000元，如果原告回复可以申请提升临时额度，接着原告回复了该标示，所以调整临时额度是原告的真实意愿，其对此也是知情的；第二，第二条短信中，被告在收到原告短信回复申请中，经审核批准了原告申请的临时额度调整至36，000元并明确告知有效期至2014年11月3日，也明确告知了其当前可用的额度为30，863元，由此可以证明，原告是知晓其临时额度成功调整，并清楚该临时额度的有效期为11月3日，其余意见同答辩意见；对证据5，不能作为证据，与本案无关，意见同答辩意见；对证据6，被告没有存在违规操作导致原告损失的事实；对证据7，原告的信用记录，与本案在未偿还信用卡的情况发生后，被告如实向央行反映其卡片情况并不冲突；对证据8，检测到网上银行ip地址和接受原告信用卡完整支付指令后，擅自止付是完全两个概念，银行作为一个结算机构，不可能在接到一个完整的电子指令后在没有合法依据的前提下随意止付结算金额，这是由金融系统的性质决定的，不是某一家银行擅自做到的；对证据9，在代理人手机里，而且是其他银行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0，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
被告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原告信用卡对账单，证明原告尚欠被告欠款本金13，870.56元，该数据与原告被疑似盗刷的数据基本一致，差额是因为原告有一笔退款，先还入了信用卡内，息费也基本同原告提到的数据，以原告提供数据为准，七笔涉本案的网络交易的事实；
证据2、信用卡领用合约，证明根据合约规定，原告应当妥善保管其查询密码和交易密码，对于原告密码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第五条第三款），第二条使用和收费是收取息费的依据；
证据3、消费明细及来源，证明从消费本身情况来看，原告自身对其卡片信息保管不善造成的交易，应由原告承担相应责任。
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样；对证据2，该领用合约是原告签字的，但是当时没有留一份给原告，被告也没有向原告逐条解释条款；对证据3，通过与易支付联系后得知，这是手机注册的账户，对账户进行充值，充值的款项可以自由分配的，与手机充值不同，所以这个不属于消费，违反相应监管法则。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9年7月向被告申请办理信用卡，并填写申请表，申请表原告本人签名处上方印有“本人已阅读并了解《招商银行ELLE联名信用卡领用合约》，并且自愿遵守合约的规定，无论核准与否，本人同意此申请表及所附文件均由招商银行保留”。原、被告建有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信用卡法律关系，信用卡额度为18，000元。原告领用信用卡后进行了正常使用并用于网上购物。
2014年9月5日原告拨打被告人工客服电话要求提升临时额度，尔后原告收到被告发送的3条短信通知“胡晶之女士，您可在2014年09月06日09点21分前回#TL8188申请调高招行个人信用卡临时额度至36，000元，额度调整以短信回复为准。……［招商银行］”、“胡晶之女士个人卡额度不足交易失败，最高可调临时额度至36，000元，2014年09月06日09点56分前回#TLEY申请，短信回复为准。……［招商银行］”、“胡晶之女士个人卡额度不足交易失败，最高可调临时额度至36，000元，2014年09月06日09点58分前回#TLEY申请，短信回复为准。……［招商银行］”。原告回复“#TLEY”后，收到被告发送的短信“胡晶之女士，您个人信用卡账户临额调整成功，该账户临额36，000元，有效期至2014年11月03日，当前可用额度为30，863元，超出信用额度使用的款项将计入最低还款额。……［招商银行］”
2014年10月4日，原告在网上购物。10月5日接到电话，电话中对方详细描述了原告前一天购买的物品，并说系统有问题，需要将购物款退还原告。尔后让原告加一个QQ号码，在QQ上发了一个链接给原告，原告点击该链接后进入支付宝退款页面，按提示输入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信息。原告输入上述信息后陆续收到9条由95555发送的短信，每条短信均提示原告正在使用信用卡付款1，995元以及验证码。原告将其中的某几条验证码告知电话中的对方后，收到95555发送的7条金额分别是1，995元的消费使用短信通知。原告认为，临时额度调整不能超过1个月，被告违反了该规定以及在风险管控上存在缺陷，因而要求被告承担上述共计13，965元款项以及由此产生的逾期费用、交通费、误工费、诉讼费，并要求被告恢复原告的征信记录，出具非恶意逾期证明。
另查明，系争信用卡领用合约第五条第3款约定：“乙方及其附属卡持卡人应妥善保管查询密码和交易密码，……对于乙方及其附属卡持卡人密码保管部善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及其附属卡持卡人自行承担”。第二条第3款约定：“乙方及其附属卡持卡人的当期非现金交易自记账日至到期还款日（含）为免息还款期。在免息还款期内偿还当期已出账单的全部款项，无须支付非现金交易的利息。否则，自甲方记账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利息至清偿日止，甲方按月计收复利”。第一条约定：“乙方及其附属卡申请人提供与信用卡有关服务的目的，乙方及其附属卡申请人同意甲方将其个人资料及信用状况披露给甲方认为必需的第三方”。
再查明，《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制定信用卡交易授权和风险监测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设备、系统和人员，确保24小时交易授权和实时监控，对出现可疑交易的信用卡账户应当及时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2014年11月14日上海银监局向上海各商业银行提出信用卡业务风险管控六条监控要求，其中第三条要求加强调升固定授信额度和核给临时授信额度管理，审慎处理持卡人频繁上调临时授信额度的申请。给予持卡人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一般不超过1个月……”。
还查明，经向原、被告核实，系争交易发生后，原告当月（2014年10月）应还款30，621.42元，还款16，656.42元，差额13，965元即为本案系争交易金额未归还，此后原告未使用系争信用卡进行消费和还款。被告自愿免除上述差额13，965元产生的各项息费，现系争信用卡内尚欠金额13，965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建立的系争信用卡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合同约定。本案中，原告系信用卡持卡人，被告系发卡行，系争交易系通过网上支付的形式完成，即交易的完成虽不需要原告的信用卡，但在输入系争信用卡的相关信息后，还需要输入被告向原告手机发送的实时动态密码。原告承认其在系争交易发生过程中，将实时动态密码告知案外第三人，但原告主张系争交易并非本人所为，由于被告给予原告临时额度调整期限超期且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因此要求被告承担相关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被告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相关规定超期给予原告临时额度；第二、被告对于系争交易的进行和完成是否进行了风险监测的谨慎注意义务；第三，被告应否为原告恢复征信记录并出具非恶意逾期证明。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提高系争信用卡临时授信额度，被告给予了2个月的期限，违反了上海银监局的相关规定；被告则认为，提升临时授信额度的申请由原告本人提出，被告已在短信通知中明确告知原告额度调整期限，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相关的监管规定并未对此有明确要求。本院认为，本案中提升临时授信额度的申请过程通过短信完成，原告发送短信申请调额，被告也通过短信方式告知临时额度以及有效期，应认为原告对短信内容已知晓并理解，并且原告未对此提出异议。对于原告认为应适用2014年11月14日上海银监局要求给予持卡人临时授信额度期限一般不超过1个月的规定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在时间上，系争信用卡的额度调整发生在此规定颁布之前，该规定不应适用于本案；其次，在内容上，该规定未对超过1个月的授信期限做出绝对禁止性规定；第三，在效力上，该规定为上海银监局对上海各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规定，属于信用卡业务风险管控要求，并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本院认为被告给予原告的临时授信额度期限未违反相关规定，双方已通过短信方式对期限和额度达成一致。
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原告认为，被告系统未监测到系争7笔异常交易的情况，被告对此未尽到风险管控的谨慎注意义务；被告则认为，原告不慎将自己的个人信息、银行卡号、手机号码、消费密码、动态验证码等私密信息泄露，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法律上，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要求并无明确规定；其次，在系争合同的约定上，原告与被告签订《招商银行ELLE联名信用卡领用合约》对此也无明确具体的约定；第三，在交易习惯上，系争信用卡在短时间内连续产生多笔等额交易，也可能是充值或参加优惠活动等网络交易，难以认定为非正常的交易模式范畴，因此要求被告对每笔交易均进行风险提示，未免过于苛求，且本案中被告将动态验证码发送至原告本人手机的步骤已是对系争交易进行的提醒和防范，所以被告已尽到了谨慎的注意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系争交易最终能够完成，必须依赖于正确的实时动态密码，原告轻易相信案外第三人的陈述，将相关动态验证码告知案外第三人，未谨慎保管个人信息，自身明显存在过错，应当为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系争款项13，965元应由原告本人承担，对被告自愿免除由此造成的各项费用4，677.96元，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
关于第三项被告应否为原告恢复征信记录并出具非恶意逾期证明的争点。本院认为，银行征信系统的建立，既为使失信人的信用状况得以被其他市场交易主体知悉，借以保护交易相对方，并促使失信人早日纠正其行为；也为保护守信者的信用，便于守信者在市场交易中凭借良好的信用记录获得有利地位。征信系统中记载的内容，形式上为逾期还款情况的客观描述，实质上引导社会对被记录者信用程度的认知，任何逾期记录都将对其信用的社会评价形成贬抑，增加其今后从事各种市场交易的阻力。征信记录对于被记录者以及其他市场主体均具有重要意义，任何民事主体仅因其失信行为而应受不良征信记录之负面影响。在民事主体与金融机构之间就某项义务是否存在所持观点不同，且尚未对双方应承担责任确定的情况下，该民事主体暂不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系行使抗辩权利而非其信用缺陷的体现，应有别于前述失信行为，不应因此而遭受不良征信之记载。本案中，原告自认系争信用卡款项系被案外第三人网络盗刷，被告对此亦予以认可。若系争交易系原告本人所为，无疑已构成恶意欺诈，但在现有证据条件下，不能认定此种欺诈成立，且被告对此亦未予以主张。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就原告是否负有还款义务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原告迟延支付系争款项的行为，并非失信的体现。为贯彻法律对于公民信用权利保护之意旨，实现征信系统惩戒失信、保护守信之功能，避免不良征信记录引发的其他市场主体对于原告个人信用的误解，就原告因系争交易发生争议之款项，不应记入不良征信记录。关于系争交易13，965元，被告应当撤销原告的不良征信记录。而“出具非恶意逾期证明”并非被告的法律义务和合同义务，本院对此不作处理。
关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交通费，无法律和合同依据，且原告未对此予以举证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撤销原告胡晶之名下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招商银行信用卡的不良征信记录；
二、驳回原告胡晶之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5.54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胡晶之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顾 权
代理审判员 黄宗琴
人民陪审员 乐新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 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