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2民初243号
原告：天津中信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广川路29号。
法定代表人：薛恩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雨，天津洲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钢，天津洲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住所地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27号B座101、201室。
主要负责人：张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梅，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15号。
法定代表人：袁福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梅，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中信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以下简称天保支行）、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中信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雨、刘钢，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被告天保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凯、方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中信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存款人民币6200万元，并按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1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13日，原告在被告天保支行开立结算种类为对公活期、帐号为20×××43、账户性质为一般账户的银行账户。该账户内于2013年12月24日以转账形式进账4000万元，12月30日以电汇形式进账2200万元。2014年1月13日，被告天保支行给原告出具的对账单显示原告账户存款实时余额为人民币6200万元。但是，2014年1月21日被告天保支行到原告处对账，告知原告账户内的存款余额为0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于2014年1月22日到被告天保支行办理6200万元款项的转出业务，该行称原告账户内的6200万元被转走了，并再次给原告出具了对账单。因原告从未使用过该账户办理过款项汇出手续，故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天保支行，要求察看银行监控录像，查清款项被转走的真相。但是二被告拒绝提供资料，造成原告存款至今无法取出，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对于原告和天保支行双方建立存储合同关系的事实不持有异议，对于原告曾经在开立的账户中进来两笔款项的事实也没有意见。但是对于原告指责的其不知道从其账户又汇款到原告指令的账户，被告持有反对意见。作为一家金融机构，被告忠实的履行了相应的法律义务，所有的行为都是依据相关法律、银行行业的规章等各种规定作出的，同时从合同关系来看，作为存储合同关系，作为保管钱的一方，被告也忠实的履行了合同义务。4000万元和2200万元分别被转走，均是原告的意思表示，被告是依据原告的指令履行合同的义务，将钱转移到原告指令的账户。至于对账单，对账进行了好几次，通过对账单也足以显示原告对于款项划走之后的余额是认可的，也证实了原告对于其账户的划账行为是知悉的。现在原告以要求银行再次兑付其款项为理由提出诉讼，被告认为原告的理由存在问题，因为原告的钱已经由原告处置，所以请求驳回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正常开户、办理业务情况。证据1、银行开户资料一份一页，证明原告与被告天保支行于2013年12月13日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证据2、原告存款凭证一份两页，证明截止到2013年12月30日原告账户存款余�应为6200万元；证据3、2014年1月13日银行对账单一份一页，证明（1）原告开立该账户后只办理了两笔业务，即转账进入该账户4000万元，电汇进入该账户2200万元；（2）截止到2014年1月13日原告账户存款余额应为6200万元；
第二组证据：被告银行违规操作，造成原告账户内资金被非法转移情况。证据4、2014年1月22日银行对账单一份两页，该对账单显示原告在被告处存款余额为0，这与被告提供给原告的2014年1月13日的对账单不一致，且该对账单显示的业务笔数与2014年1月13日的对账单也不一致，证明被告存在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原告的行为；证据5、天津市结算专用IC卡使用手册一份，证明被告在办理业务时未按规定使用IC卡；证据6、天津银行员工信息采集表一份两页，证明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的徐伟系天津银行内部员工，其母为祝常芳；证据7、市场主体基本信息一份，证明从天保支行被非法转移的资金均流向了天津银行员工徐伟的母亲祝常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证据8、被告天津银行空白凭证签收簿一份一页，证明徐伟在未得到他人授权的前提下可以自行从被告银行领取空白支票，徐伟与银行之间有串通行为；
第三组证据：证明涉案录像资料在原告处保存，为查明案件事实应向法庭提交。证据9、银监局滨海监管分局《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告知书》一份，证明与本案有关的录像资料已经被封存，被告应该提供给法庭；证据10、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余额对账单，证明2014年1月21日天保支行的工作人员到原告公司对账，财务人员开始核对的数字有误，原告已经更改过来了，更改后的数据是可信的。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天保支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被告认可双方形成储蓄关系及原告存入6200万元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被告没有出具过这份对账单；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截止到2014年年初，原告账面为零；证据5是文件，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徐伟曾经与天津银行有劳务派遣关系，不是天津银行的正式职工，在几年前已经离职；证据7、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通过该证据实现证明目的；证据9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反而说明了被告手续合法合规，该证据未清楚表述公安机关封存了什么录像，不能认定被告处有录像存在；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该证据与2013年12月31日的余额对账单和2014年1月22日的对账单明细可以相互印证，该证据清晰可见账面上余额的情况，原�本来已经加盖公章认可，但后来又追至银行予以否认并更改，至少可以说明原告曾经是认可过被告主张的账面余额的。
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天保支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双方形成存储合同关系的证明文件。证据1、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证据2、单位银行存款账户档案资料目录；证据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证据4、一般存款账户开户申请；证据5、天津银行支票圈存支付密码器使用申请表；证据6、预留印鉴片NO:00058680。证据1至证据6的证明目的是双方于2013年12月13日建立了存储关系；
第二组证据：证据7、进账单，证明2013年12月24日从天津桑梓地实业有限公司汇入原告账户4000万元；证据8、天津银行电汇凭证DH:1201318645，证明2013年12月24日原告收到天津桑梓地实业有限公司汇款的当天就把钱汇入了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证据9、支付系统专用凭证NO:000002520077，证明2013年12月30日原告从其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坻中心支行账户汇入了2200万元；证据10、天津银行余额对账单，证明原告认可2013年12月31日之前发生的转账行为及账户余额；证据11、天津银行电汇凭证DH:1201318643,证明2014年1月2日原告通过电汇方式将余款2200万元汇入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证据12、天津市银行IC卡身份认证系统认证记录两份，证明天保支行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进行了IC卡的刷卡认证；证据13、天保支行的业务收费凭证，证明原告汇出4000万元和2200万元，银行分别收取了手续费。
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至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和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原告未办理过该笔电汇业务，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相矛盾；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存有异议，被告称该余额对账单系寄送的，但未提供寄送手续，该对账单上的对勾是提前打印好的，章是怎么盖上的原告不清楚，且与2014年1月13日的对账单是矛盾的；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电汇凭证中涉及的汇款不是原告方人员经办的，按人民银行规定，单位在银行柜台办理款项转出业务，应使用单位结算专用IC卡核实身份，2014年1月2日原告没有到被告行使用IC卡办理过转款业务，该笔业务与被告提供的证据8的业务相差10天，而汇款凭证上的单据号仅相差1个号，且是倒序，即2013年12月24日的凭证号的尾号是8645，而2014年1月2日的凭证号的尾号是8643，故不排除被告银行内部人员操作的可能性；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IC卡只有在基本账户开户行才可以办理，原告公司基本账户的开户行是农业银行宝坻支行，但该证据显示的刷卡卡号是09×××57，该号是天津银行天保支行本身的卡号，所以该刷卡记录不是原告公司的卡；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凭证单据上并未加盖交费单位公章，无法证明是原告公司办理的。
原告在本案审理期间为证明其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向本院提出对证据3，即2014年1月13日对账单上的“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业务受理章（4）”与其提供的证据2中的银行印章“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业务受理章（4）”是否为同一枚印章加盖进行鉴定。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的证据2，即《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和《进账单3》上加盖的“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业务受理章（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委托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鉴定单位以原告的证据3作为检材，以原告的证据2中的《进账单3》作为样本1，以证据2中的《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作为样本2，经鉴定，结果为样本1与样本2系不同印章形成，检材与样本1系不同印章形成，检材与样本2系不同印章形成。原告对该鉴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该鉴定结果能够证明被告持有多枚“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业务受理章（4）”印章，故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据3上的印章非被告天保支行加盖，无法推翻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二被告对该鉴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亦无异议，但是认为原告是想通过鉴定证明证据3上印章的真实性，但鉴定结论是检材和样本的章是不一致的，故支持不了原告的主张，两份样本也不是�一枚印章并不是这次申请鉴定的内容，鉴定机构也不应对此作出评论，原告推论被告有多枚印章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于2013年12月13日在天津银行下属的天保支行申请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账号为20×××43，账户性质为一般账户。2013年12月24日，案外人天津桑梓地实业有限公司向该账户汇入4000万元，2013年12月30日，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坻中心支行向该账户汇入2200万元。2014年1月21日，天保支行的工作人员到原告公司对账，向原告出具余额对账单，该单据上显示账户余额为0，原告在对账单上盖章后又认为与事实不符，随后到银行将对账单上的余额更改为6200万元整，并标明“核对有误”。2014年1月22日原告到被告天保支行办理6200万元款项的转出业务，被告知余额不足。原告要求天保支行�具银行对账单，天保支行出具的对账单显示原告在该行存款余额为零，对账单上显示2013年12月24日以电汇方式从原告账户转出4000万元；2014年1月2日以电汇方式从原告账户转出2200万元。被告称该两笔转款业务系依据加盖有原告预留印鉴的电汇凭证，依照原告的指令将上述两笔款项转入了案外人天津瑞吉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从未在该账户办理过款项汇出手续，并提供了加盖有“天津银行天保支行业务受理章（4）”的银行对账单，该对账单上显示截至2014年1月13日，原告账户存款余额为6200万元。被告对该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委托山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2014年1月13日的对账单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检材与两份样本均系不同印章形成。
庭审中，被告提供了天保支行办理两笔转款业务收取手续费的凭证。该凭证上载明的“交费单位盖章”处并未有原告的盖章及相关经办人的签字。
经查，原告于2011年12月20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宝坻支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并办理结算专用IC卡，卡号为03×××93。根据被告提供的《天津市银行IC卡身份认证系统认证记录》，本案涉及的两笔汇出款项4000万元和2200万元的认证记录单上显示的卡号号码为09×××57。被告认可该号码的前六位094080代表的是天津银行天保支行，并表示在标准情况下应该显示IC卡基本账户的卡号，至于该两笔业务为什么显示天津银行天保支行的卡号其不清楚。
本院认为，原告在天保支行开设存款账户，并存入6200万元，此举证明原告与天保支行之间缔结储蓄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储蓄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如约履行。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天保支行�否存在违约行为。
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是否尽到核实业务申请人身份的义务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布的《使用结算专用ＩＣ卡须知》第三条：“银行在受理客户办理的结算业务时，必须通过ＩＣ卡终端读卡验明客户身份，经审验无误方能办理结算业务。”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结算专用ＩＣ卡管理规定》“结算专用ＩＣ卡由客户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核发。除基本存款开户行外，其他非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一律不得核发结算专用ＩＣ卡”之规定，天保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应当审查储户的结算专用ＩＣ卡，并且储户持有的结算专用ＩＣ卡必须是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核发的。本案中，原告基本户开户行是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宝坻支行，卡号为03××03×××93，而被告提交的办理涉案业务的《天津市银行IC卡身份认证系统认证记录》中卡号为09×××57，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正常情况下，天保支行应当拒绝办理涉案业务，而事实却与此相反。据此，可以认定天保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没有依法审查业务申请人之主体身份，存在严重过错。
银行在办理大额电汇业务时，应当同时办理收取大额电汇手续费，天保支行在办理4000万元和2200万元电汇业务时，收取现金手续费时出具的《业务收费凭证》上“交费单位盖章”一栏中，应当由储户盖章。而被告提交的《业务收费凭证》上没有原告单位盖章，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在办理涉案业务时按规定收取了原告的现金手续费，由此可进一步证实天保支行并未按照规定正常的办理涉案业务。
关于涉案的两笔转款业务是否系原告委托人员办理问题，原、被告存在争议。被告称办理业务时确有监控录像，但录像仅保留30天，发生的事实已超过30天，故没有保留。但原告对被告产生质疑要求其出具对账单并确认原告账户已无余额的时间系2014年1月22日，该时间并未超出被告主张的期间，被告有义务妥善保管该期间内的监控录像，因此被告应持有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确认原告之主张成立，即涉案业务办理人并非原告委托之人，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2014年1月13日的对账单问题，双方当事人对该对账单的真伪各持一词，本院依法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两份样本系不同印章形成，检材与两份样本也均系不同印章形成，因此本院认为依据鉴定结果，无法否认该对账单上的印章非被告天保支行加盖，不能推翻该证据的真实性。而该对账单上明确载明截至2014年1月13日原告账户存款实时余额为6200万元，与2014年1月22日天保支行出具的截至2014年1月2日原告账户存款余额为0的对账单内容相悖，被告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其应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天保支行作为储蓄合同负有保管义务的一方，负有保证储户存款安全及按照储户的指示正确办理存、取、汇等业务之责任。依据业已查明之事实及现有的证据证明，天保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存在严重过失，未尽到储蓄合同中银行方应尽的义务。被告天保支行对其在办理该两笔电汇转款业务存在过失，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下，对于原告在此次储蓄合同中发生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天保支行系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故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与天保支行共同承担支付责任。
银行在办理电汇汇款业务时，IC卡仅系银行甄别确认客户身份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还需要提供加盖有银行预留印鉴的电汇凭证，否则银行不予付款结算。根据在案证据，本案有争议的两张电汇凭证上，均有原告预留的印鉴。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是法人单位在日常缔约和进行相关商事活动中频繁公开使用的工具，原告公司应尽到妥善保管义务。原告虽主张印鉴系被银行工作人员私自预先加盖，但并无证据佐证，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应认定原告并未尽到合理保管义务，具有一定过错。这种过错行为，是促成损害发生的部分原因，依据公平原则，受害人不得将自己的过失所产生的损害完全转嫁给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告应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对被告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应予以减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天津中信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6200万元；
二、驳回原告天津中信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1800元，由原告天津中信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41800元，由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共同负担310000元；鉴定费23000元，由被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保支行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广利
审 判 员 刘 杰
人民陪审员 胡金荣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韩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