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古志成，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曾勇，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古敬仪，女，196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王高红，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黎丽娜，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因与被上诉人古敬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16日被上诉人现金存入500000元到上诉人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立的账号926907001000016969内，被上诉人于存款凭证上注明款项来源是“往来款”。同日案外人巫惠莲现金存入100000元到上诉人的上述账号。
案外人江洁琼（2006年至2012年8月江洁琼任上诉人出纳）于2009年11月9日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立账号622439640000149349，该账号至2013年7月7日仍有消费记录。2012年1月10日至2012年8月10日被上诉人共存入2927000元到案外人江洁琼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立的账号622439640000149349内，分别为：2012年1月10日存入l50000元、2012年1月12日存入137000元、2012年2月20日存入40000元、2012年6月13日存入500000元、2012年6月19日存入300000元、2012年7月4日存入500000元，2012年7月5日存入500000元、2012年8月10日存入800000元。
案外人江洁琼20**年6月14日至2012年8月11日通过其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立账号622439640000149349共转账3805490.46元到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分别为：2012年6月14日转账500000元、2012年6月19日转账200000元、2012年6月26日转账50000元、2012年6月28日转账50000元、2012年7月4日转账496071.19元、2012年7月5日转账500000元、2012年7月11日转账70000元、2012年7月15日转账90000元、2012年7月16日转账40000元、2012年8月10日转账1140000元、2012年8月11日转账669419.27元。
此外，2012年4月18日案外人江洁琼存入150000元到被上诉人账户，款项来源注明是“租金”；2012年4月23日案外人杨凤珊存入50000元到被上诉人账户，款项来源注明是“租金”。被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还提供以下证据：被上诉人从广州农村党风廉政信息公开平台打印的资料：包括《番禺区大龙街道滂江东村2012年村委会组成及分工》、《番禺区大龙街道滂江东村2013年村委会组成及分工》，《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2年4月村务公开监督（理财）小组理财结果公布表》、《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2年5月村务公开监督（理财）小组理财结果公布表》、《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2年6月村务公开监督（理财）小组理财结果公布表》、《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2年7月村务公开监督（理财）小组理财结果公布表》、《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2年8月村务公开监督（理财）小组理财结果公布表》、《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2年6月现金收支明细公布表》、《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2年7月现金收支明细公布表》、《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2年8月现金收支明细公布表》，证实案外人江洁琼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立账号622439640000149349是上诉人的现金账户。
上诉人为证实其主张提供2012年9月4日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民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江洁琼违反财务制度的处理规定》，内容是：“江洁琼，身份证号码为：44018119800820422X，从2006年起任职本村出纳员一职。今年大龙街农村审计组对我村2011年度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存在重大问题：出纳员江洁琼未能按现金、银行存款账户分别逐单明细登记核算，没有实行日清月结，出现水电费不及时入帐到村集体银行账户内，存在严重‘坐收坐支’现象，出现大数额短款。江洁琼本人承认审计事实。针对审计组发现的重大问题，我村支村两委立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并一致决定如下：一、立即开除江洁琼出纳员职务二、对江洁琼进行追收欠款（审计组对江洁琼核算出的欠款，其已于2012年8月11日全部归还村委会）。……被开除人签名：江洁琼。”此外，上诉人还提供2012年4月1日至同月9日《广州市番禺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费用报销审批单》共七份，证明上述期间上诉人的开支共计53777.75元。
依被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向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取2012年4月26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大龙街道办事处作出的《关于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1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以及2012年8月29日该中心作出的《关于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2011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建议书》。上述报告内容包括：“二、资产盘点情况。1、货币资金盘点。经审计实施日盘点（指2012年4月16日）……其中库存现金5428.20元……通过盘点，发现现金上日（上日指2012年4月15日）结余659205.95元，出纳储存现金过大，未能按会计制度及相关规定执行。……本次盘点未发现长短款，帐存与实存一致。……三、存在问题……经过对该村2011年的相关财务资料及经济业务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计，发现该村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一是集体资金的管理不符合相关规定，内部控制不严谨，存在安全隐患。出纳储存现金过大，未能按会计制度及相关规定执行；未能按按金、银行存款账户明细分别逐一核算，不能清晰反映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明细情况，不能坚持日清月结，坐收坐支现象十分普遍。……”；上述审计建议书内容包括：“……一是你村出纳员江洁琼未能按现金、银行存款账户分别逐单明细登记核算，没有实行日清月结，出现水电费不及时入帐村集体银行账户，存在严重‘坐收坐支’现象，截至2012年7月18日短款1631563．37元。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我中心立即采取措施召开支村两委工作会议作集体讨论，停止江洁琼的出纳员工作，并对其进行追收欠款。经过多方努力，出纳员江洁琼已于2012年8月11日全部归还欠款。……”
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是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人，被上诉人的母亲在江洁琼之前任该村出纳，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古志成口头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将款项存入上诉人以及出纳江洁琼的账户，当时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口头约定几天后归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经过三次开庭审理，被上诉人在第三次庭审的法庭辩论阶段，要求变更本案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290万元。
被上诉人古敬仪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上诉人还被上诉人借款290万元，并从起诉日起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上诉人承担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2年6月l3日至2012年8月10日存入案外人立账号622439640000149349的260万元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理由是：l、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江洁琼的上述银行账号由上诉人控制使用。从原审法院调取的江洁琼上述银行账号于2011年8月3日至2013年7月7日的交易明细清单可见，江洁琼上述银行账号于2012年6月14日至2012年8月11日向上诉人转账3805490.46元、除此之外江洁琼与上诉人没有其它交易记录，江洁琼被开除后，上述银行账户仍由其本人支配使用。2、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受上诉人指示将上述款项转账给江洁琼，且江洁琼未出庭作证证实其作为中间人代收代转；而作为借贷双方，既没有借款协议，又通过他人代收代转，明显不符合常理。
被上诉人主张其于2012年4月16日现金存入500000元到上诉人账户系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对此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被上诉人认为上述500000元系借款且上诉人通过当时的出纳江洁琼于2012年4月18日还款150000元、通过当时的会计杨凤珊于2012年4月23日还款50000元。上诉人确认收到500000元款项，但认为被上诉人的该笔现金存款系替江洁琼补短款，并对还款情况予以否认。从上诉人的陈述来看，其以被上诉人存入上诉人帐户的100000元、江洁琼的母亲巫惠莲存入上诉人账户的100000元、上诉人在2012年4月1日至同月9日未计帐的开支53777．75元、2012年4月16日上诉人的库存现金5428.20元的总和与《关于番禺区大龙街道滂江东村2011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中的（审计组）“发现现金上日（上日指2012年4月15日）结余659205.95元”金额一致为由，认为被上诉人是替江洁琼补短款，但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上诉人亦未能让江洁琼出庭作证证实被上诉人现金存入上诉人帐户的500000元是替其本人补短款。在《关于对江洁琼违反财务制度的处理规定》、《关于番禺区大龙街道傍江东村2011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关于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2011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建议书》文件中确实均提到江洁琼存在短款情况，但对江洁琼短款的时段及金额、如何补短款、哪些款项是补短款也没有江洁琼本人确认。因此上诉人关于其收到被上诉人涉案500000元是被上诉人替江洁琼补短款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此外，关于被上诉人陈述的还款，除江洁琼转账150000元给被上诉人外，还有杨凤珊转账500000元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仅提供杨凤珊书面证言驳斥还款，但证人杨凤珊应当出庭作证，因此对杨凤珊书面证言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基于江洁琼、杨凤珊当时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这一特殊身份，被上诉人认为两人的转账系替上诉人还款符合情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了其已实际出借500000元给上诉人且上诉人已部分还款，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提供的反驳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述500000元款项是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扣除上诉人已还200000元，上诉人还应偿还300000元借款给被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九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上诉人还应偿还借款利息给被上诉人，利息的计算方法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00000元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4月2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被上诉人在法庭辩论阶段主张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29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现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3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00000元自2013年4月2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给被上诉人古敬仪；二、驳回被上诉人古敬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30000元，由被上诉人古敬仪负担24200元，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5800元。
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没有对被上诉人举债50万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50万元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借据、借条或其他有借据、借条形式的材料。对以上事实，双方没有争议，被上诉人在开庭时也确认了没有任何的借款凭据。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应对这50万元是借款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被上诉人只提供了一张在用途栏上注明有“来往款”字样的50万元汇款单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完成存在借款关系的举证责任。3、相反，上诉人举证证明了50万元不是借款。这50万元钱是案外人江洁琼作为出纳员应当纳入村集体账户的钱。（1）、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证明》、一份《违反财务制度的处理决定》一份《审计建议书》（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5），证明：案外人江洁琼曾经有短款（挪用）100多万的事实，己被村委作出开除处理。（2）、上诉人提交了由被上诉人签名的50万钱的汇款单与巫惠莲签名的10万元钱的汇款单（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2），证明了：由出纳员江洁琼保管的一个尾号为016969的村集体银行账户于2012年4月16日收到50万元钱，同一时间（4月16日上午11：34：24收到50万，上午11：59：15收到10万，前后相差不到半小时）该账户也收到江洁琼的母亲巫惠莲的10万元钱，这二笔钱性质是一样的，最终都是作为案外人江洁琼个人向当日正在审计的街道审计组上报其为村集体保管的金额。（3）、上诉人还提交了7张费用报销单和审计组审计的一张《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3），证实了：被上诉人汇款的50万，加上案外人江洁琼母亲汇的10万，加上费用开支53777．75元，再加上库存现金5428.2元，上述总数额为659205.95，与原审法院到番禺区大龙街街道调取的《关于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2011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审计结果所陈述的“账存与实存一致”的数额一致，也就是出纳员江洁琼的保管的资金659205.95与会计的资金账面数额659205.95元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案外人江洁琼个人用被上诉人汇款的50万，加上案外人江沽琼自己母亲汇的10万向审计组申报其应保管的数额。如果江洁琼没有这60万，那么她就涉嫌挪用公款或者职务侵占。（4）、关于50万这笔款，上诉人在开庭时向法庭作了进一步合理解释：第一，被上诉人第一次开庭时，连自己通过哪个账户支付的都不知道，第一次开庭后才向法院申请调查。从一般生活经验常理来分析，如果借款50万这么一大笔的数据，别人没有开具借据，借款人连银行凭据都没有留住，可见被上诉人说是借款不符合常理。第二，从50万汇款单的表面记载内容来看，被上诉人自己在汇款单用途栏填写的是“来往款”，可见被上诉人自己也不认为是借款。4、上诉人穷尽了以上举证能力来证明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相比，被上诉人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来比较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从而得出“被上诉人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提供的反驳证据的证明力”，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都没有证据提供，怎么还推断被上诉人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力。借款关系都不存在，更不存在原审认定的“基于江洁琼、杨凤珊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这一特殊身份，被上诉人认为两人的转账系替上诉人还款符合情理”这一事实。二、原审法院违背了法院“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本案审理共开庭三次，在第三次开庭进行到第一轮辨论结束时，被上诉人向法庭请求变更诉讼请求，“请求返还不当得利290万”，审判长当庭向被上诉人释明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要被上诉人慎重选择，但被上诉人仍坚持变更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290万”。被上诉人首先是自认行为，自认了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但即使是双方存在着借款关系，在被上诉人坚持不再以借款关系进行诉讼时，这也是被上诉人行使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原审法院不能再以借款关系审查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古敬仪答辩认为：第一，上诉人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与适用法律，被上诉人认为50万借款，包括上诉人还部分款项的事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原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第二，关于被上诉人在原审提到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主动告诉并向被上诉人释明，被上诉人选了不当得利，当时310万借款，即使证据不能完全认定该款项是借款，也会形成不当得利。第三，关于上诉人提出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的问题，是上诉人对司法解释的误解。另外，原审法院对事实的查明有遗漏。被上诉人认为收款的账户是江洁琼的，但是上诉人曾经使用过该账户。款项到了江洁琼的账户后又转到了村存款账户，过程都有记账。原审法院第三次开庭时就是针对该事实的，庭审中专家副主任出庭证明的事实，但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及。
本院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另查：2012年4月18日案外人江洁琼存入被上诉人帐户的款项注明是“租金”，2012年4月23日案外人杨凤珊存入50000元到被上诉人帐户，款项来源注明是“租金”。关于以上款项为何注明“租金”，上诉人称不清楚江洁琼、杨凤珊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关系。而被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注明款项来源是“租金”的意思是用村的租金来还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的50万元是否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向被上诉人古敬仪借款。首先，虽然双方之间未订立借款合同，但是本案所涉的50万元由被上诉人的帐户划入上诉人的帐户，双方之间形成基本的联系。上诉人认为是案外人向被上诉人借款，但被上诉人予以否认，案外人亦未予以确认。其次，时任上诉人财务人员的江洁琼和杨凤珊向被上诉人实际还款20万元，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则上诉人无需通过其财务人员向被上诉人还款。综合本案证据，原审认定涉案的50万元属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正确。
关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从原审笔录看，被上诉人请求返还借款290万元，原审就本案借款关系进行审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江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欣欣
代理审判员 吴 湛
代理审判员 王英魁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赵艳华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