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常民终字第13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丹明。
委托代理人祁立波，江苏宏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盛烽，江苏宏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延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黄山路99－5－6－4楼。
法定代表人万新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光华，江苏金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向勇，江苏金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万静。
委托代理人祁立波，江苏宏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盛烽，江苏宏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丹明与被上诉人江苏延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陵公司）、原审被告万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2013）新民初字第280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邵丹明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延陵公司诉称，2009年10月22日，邵丹明向其公司借款3384000元，利息为2分息（月息），并出具借条一张。借款后，经催要，邵丹明至今未归还。因邵丹明与万静属夫妻关系，该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邵丹明与万静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请求判令邵丹明、万静归还借款本金3384000元，支付至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现暂计算至2013年11月30日的借款利息为3338880元），并负担诉讼费。
邵丹明辩称，其从未有与延陵公司达成任何借款合意，也从未收到过延陵公司以民间借贷名义给付的3384000元借款。从延陵公司庭前提交的证据借条看，出借人是“延陵公司”，而非本案原告，故原告主体不适格。要求驳回延陵公司的诉讼请求。
万静辩称，直到法庭寄送应诉材料才知道邵丹明曾经出具过涉案借条，以前从不知晓相关事宜，也从未有过向延陵公司借款的意向。另外，其有工作收入，和邵丹明平时生活俭朴，日常生活不需要如此大笔的借款。其他答辩意见同邵丹明的意见。要求驳回延陵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邵丹明在延陵公司处以内部承包方式作为实际施工人对延陵公司的工程进行水电作业。依照双方的内部分包协议，水电作业过程中的款项支出均由邵丹明先行垫付。2009年10月22日，邵丹明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延陵公司现金叁佰叁拾捌万肆仟元（3384000元），利息为2分息（月息）。
原审另查明，2009年6月23日，邵丹明分别在票号为13627182、22165829、22165830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支票存根的收款人一栏中签名，上述支票存根对应金额分别为150万、30万、20万。2009年6月24日，韩志焕在票号为13627187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支票存根的会计一栏中签名，该票对应金额为200万。根据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银行）出具的票证，上述四张支票均为常州市皇家塑料五金厂（以下简称皇家厂）出具，其中票号为13627182的支票之收款人记载为常州市一星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星公司）；票号为13627187的支票收款人记载为邵丹明。皇家厂向原审法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载明上述四张支票系受延陵公司委托向邵丹明支付借款，款项均由邵丹明收妥，票据已签字确认。另外，皇家厂现企业状态为：企业直接申请注销。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万新良，亦为延陵公司法定代表人。
原审还查明，韩志焕陈述：其退休后为邵丹明聘用帮忙，上自由班。票号为13627187的支票存根签名确为其本人所签，款项用途系用以交保证金。在被问及其替谁办事时，韩志焕答称：我老板邵丹明经常在延陵公司，因为他承接了延陵公司很多工程，我也跟着去过很多次。
原审再查明，邵丹明与万静系夫妻关系，讼争借款事宜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原审审理中，对于延陵公司提供的邵丹明出具的借条（2009年10月22日），邵丹明、万静辩称：2007年至2008年期间，邵丹明在完成相应工程的过程中因垫付材料款及人工工资而需大量资金，从而导致本人资金链出现困难。基于上述情况，邵丹明在与延陵公司法定代表人万新良协商后，万般无奈在万新良的要求下于2009年10月22日出具借条一张，但之后延陵公司没有将约定款项支付给邵丹明。邵丹明要求万新良退回借条亦被拒绝。邵丹明、万静同时辩称：借条上记载的是“延陵公司”，与江苏延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不符，事实上不是原告公司。但被问及其抗辩中所指的“延陵公司”的全称是什么时，邵丹明、万静陈述：不知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在借款合意上，延陵公司提供了邵丹明出具的借条一份。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无确凿相反证据推翻其内容的前提下，不得轻易否认其证明力。邵丹明、万静对邵丹明出具该借据并无异议，但称借条所载“延陵公司”并非原告，对此又未有证据佐证，而延陵公司又系本案借条的持有人，故对邵丹明、万静的抗辩事由不予采信，对双方的借款合意予以确认。在款项的交付上，延陵公司提供了皇家厂开具的四张票据，其中票号为13627182、22165829、22165830的三张票据存根均由邵丹明作为收款人签名，票号为13627187的票证虽为韩志焕在会计一栏处签名，但根据江南银行提供的票证补充凭证，收款人确系邵丹明。同时皇家厂出具书面证明承认上述款项为延陵公司委托并指定向邵丹明交付的出借款。由此，延陵公司对于资金交付证据充分，而邵丹明、万静对此并无证据反驳，故对本次借款的资金交付情况予以确认。对于邵丹明、万静辩称，资金交付时间早于借条形成时间，延陵公司与邵丹明存在长期业务往来，双方发生多次借款还款后再结算形成总借条是惯有模式，并不违背生活常理。另外，邵丹明与万静系夫妻关系，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同时，邵丹明以承揽水电工程为业，运作中确需大量垫付资金，其生产经营中所负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现万静辩称该债务不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其未有任何证据提供，故对此不予采信。对于延陵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双方约定为月息2分，并未超出法律保护的范围，对此予以支持。综上，延陵公司要求邵丹明、万静共同归还借款3384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予以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日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邵丹明归还延陵公司借款3384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09年10月22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月息2分计算），上述款项由邵丹明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延陵公司。二、万静就上述款项与邵丹明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案件受理费58861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合计63861元，由邵丹明、万静共同负担
上诉人邵丹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借条上载明的出借人是“延陵公司”，而延陵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就是借条所载的出借人，故延陵公司的原告资格不适格；原审判决认定“水电作业过程中的款项支出均由邵丹明先行垫付”、“双方发生多次借款还款后再结算形成总借条是惯有模式”，这是原审法院编造的；借条是2009年10月22日出具的，延陵公司所述的款项交付时间是2009年6月。只有两种可能，即2009年6月双方无借款合意，或者2009年10月22日借条所载款项未交付。原审法院将2009年的付款行为认定为2009年10月22日借款的款项交付，显然错误；皇家厂2010年9月13日已注销，且于2014年5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显然是伪证；原审法院最后一次开庭在2014年6月9日，而原审卷宗中却有一份2014年6月10日的情况补充说明，程序违法。要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延陵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邵丹明的上诉理由，均是单方面的陈述，并未提供新证据。
原审被告万静答辩称，其对讼争借款毫不知情，同意邵丹明的上诉意见。
二审中，针对原审判决确认事实部分，邵丹明、万静认为：皇家厂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内容不真实，票据不是“邵丹明收妥和签字确认”；“邵丹明在延陵公司处以内部承包方式作为实际施工人对延陵公司处的工程进行水电作业，依照双方的内部分包协议，水电作业过程中的款项支出均由邵丹明先行垫付”，这段事实没有证据印证。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其余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确认事实部分中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部分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09年6月23日，邵丹明在票号22165829（金额为30万元）、22165830（金额为20万元）现金支票收款人栏签名。经查询，该两张现金支票注明的收款人是皇家厂，该两张现金支票反面的收款人签章处系杨国钧（即延陵公司方财务人员）签名，并加盖了皇家厂的财务专用章和万新良的私章。邵丹明称：其是帮杨国钧代领的现金支票，并到银行将现金支票给了杨国钧。延陵公司则陈述：杨国钧提取了该50万元现金后交付给了邵丹明，并由邵丹明在现金支票的存根上签名，其公司未收到该50万元。
二审又查明，2009年6月24日，一星公司入账150万元（来自皇家厂）。2009年6月26日，一星公司入账400万元（来自皇家厂）；2009年9月18日，一星公司汇入皇家厂200万元和180万元。2009年9月25日，一星公司汇入延陵公司43万元和47万元。2009年9月30日，一星公司汇入皇家厂70万元。就此，一星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反映：其公司与延陵公司、皇家厂均无其他经济往来。仅与皇家厂间发生过一次走资金的往来。邵丹明要投标，将钱打入其公司账户，其公司再打给相关参与投标的单位。没有中标，钱再退回其公司账户。皇家厂汇入其公司550万元，其公司后又陆续打给皇家厂、延陵公司540万元。还有10万元可能邵丹明直接拿走了。反正其公司与邵丹明间是平的。至于邵丹明与他人间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二审中，延陵公司又提供了一份2009年6月25日的付款凭证，载明：收款人邵丹明，事由为借款投标保证金，金额为720万元。邵丹明在该付款凭证受款人签收处签名。延陵公司还提供了一份2009年6月25日的转账支票存根联，载明：收款人一星建筑，金额400万元，用途三井医院。邵丹明在该转账支票存根联上签名。邵丹明质证认为：对2009年6月25日的付款凭证不清楚，也记不清是否签名。付款凭证、转账支票存根联均不具关联性。
二审中，邵丹明本人认可：其在2009年10月22日借条中所写“延陵公司”指向的就是被上诉人江苏延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二审中，邵丹明还陈述：因工程款未到位，资金缺口大概300多万元。其向延陵公司催要，延陵公司说先借款，但不抵扣工程款。其出具2009年10月22日借条后，未收到款项。曾要过借条，但未报警。其与延陵公司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不涉及2009年6月23日、6月24日分四次的400万元和2009年6月11日的720万元，也未以借条形式领取过工程款。
二审中，延陵公司则解释：邵丹明曾多次向其公司借款。经对账，尚欠3338400元。
二审中，法庭进行释明，要求延陵公司就工程款之外付给邵丹明的款项进行举证，要求邵丹明就支付给延陵公的款项进行举证。延陵公司、邵丹明均未就法庭的要求提供任何证据。
本院认为，邵丹明本人在二审中已认可2009年10月22日借条中所写“延陵公司”指向的就是被上诉人江苏延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故延陵公司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原审时，延陵公司在庭审结束后提供了一份万新良的情况补充说明，原审法院确未就此再组织质证，不过原审法院也并未以此作为定案依据，故并无不妥。
邵丹明于2009年10月22日出具的借条真实，且形式上并无瑕疵，作为借款借据，足以证明延陵公司与邵丹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延陵公司对款项交付情况前后陈述有所不一，但延陵公司除提供证据证明2009年6月23日、24日款项交付情况外，延陵公司在二审中又提供了一份2009年6月25日金额为720万元的付款凭证。邵丹明在该付款凭证受款人签收处签名，足以认定邵丹明实际收取了该720万元。需要说明的是，邵丹明针对该付款凭证的质证意见为“不清楚，也记不清是否签名，不具关联性”，邵丹明并未否认收到该720万元，更未对其签名真实性予以否认或申请鉴定。
就款项交付情况而言，延陵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延陵公司交付给邵丹明的款项远远超过3338400元。邵丹明虽在二审中也提供了证据证明归还款项的情况，但二者相抵，仍高于3338400元。经本院释明，邵丹明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已还清所有款项，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邵丹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861元，由上诉人邵丹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飞
审判员 罗希夷
审判员 张 斌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许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