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民终30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健，自由职业。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维凤，物业公司职员。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华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贤照。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安徽陈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1639号平安大厦十层，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负责人：陆惠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浩然，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曹强，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刘健、王维凤因与被上诉人孙贤照、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2、请求依法改判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在其承保范围内承担刘健所要承担的所有医疗费用，包括非医保用药费用；3、驳回孙贤照对刘健的所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该案是由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纠纷，在此次事故中，驾驶人为王维凤，而非刘健本人，刘健只是案涉车辆的所有人，在案涉车辆各项性能完好、手续齐全，并且王维凤有驾驶资格，可以驾驶车辆的客观情况下，刘健将车辆交予王维凤驾驶，本身并没有任何过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还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结合案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不能得出由刘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结论。三、保险单上的刘健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这可以通过笔迹鉴定来证明。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保险单上的免责条款是格式条款，除了要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还要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在参保时只是让刘健自己看整个合同并且签字，并没有特别说明该条款的存在，更别说去解释了，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该格式条款的效力重新认定。
孙贤照针对刘健的上诉辩称：案涉肇事车辆为刘健与王维凤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刘健作为共有人应与王维凤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刘健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王维凤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孙贤照、王维凤在此次事故中的赔偿责任平均分摊；2、本案的上诉费由孙贤照承担，一审费用由双方平均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只是对该起事故的碰撞时间、地点、当事人和当事双方的驾驶状态作出了初步认定，而该交叉路口的信号灯状态，一审法院并未查清，而此信号灯的状态恰恰是认定孙贤照闯红灯的直接证据，对本案定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交通事故证明书》中也明确了正是由于孙贤照驾驶电动车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无法核实，所以此次事故责任才无法认定。另外，在交警处理该起事故时，明确告知王维凤已调取了该交叉路口的监控录像，但由于该路口为不规则路口，该录像只显示了王维凤是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过交叉路口，未看到孙贤照的影像，交警依据交叉路口的信号灯指示情况，推测孙贤照有闯红灯的嫌疑，但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只能作出无法认定的结论。一审时，王维凤已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调取该案件的所有资料，包括该交叉路口的监�，以查明案件事实，为此，刘健还专门联系了处理该案的交警同志，该同志明确告诉刘健交叉路口的监控已拷贝在U盘内，供法院随时调取。但在该案开庭时，法庭并未出示该监控录像，只是简单告知王维凤调取的资料里没有该监控录像。2、一审法院在案件基本事实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比如当时双方车速、双方之间的距离，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反应速度，乃至有效制动距离等等因素都未查清的情况下，只是就王维凤观察到了孙贤照，并且也发生了事故这一事实，就推定王维凤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未能尽到安全、文明驾驶的注意义务，进而推定王维凤有过错，这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换句话说，交通事故是有两方当事人的，就算其中一方当事人采取了有效措施，尽到了安全、文明驾驶的注意义务，也不一定就能完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该起事故的事实情况是，当王维凤看见孙贤照时已经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来试图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且在没有刹车痕迹的情况下将车辆已经停了下来，可见王维凤的车速是非常慢的，这一点又恰恰反映了王维凤已经尽了安全、文明驾驶的注意义务。从现有的事实可以看出，王维凤行驶在最左边的机动车道，车速慢，并且采取了制动措施，没有不文明驾驶行为，是没有过错的。3、孙贤照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在现已查明的事实下，首先，在有自行车道的道路上，其骑行在最左侧机动车道是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的；其次，虽未有证据证明孙贤照闯红灯，但其从双向10条车道的路口过马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0条规定，应该下车推行，并从斑马线上通过，而孙贤照明显违反了上述两项规定。第三，在庭审时，孙贤照明确表明其所骑行的电动车速度可以达到40公里每小时。由此可见，最起码其所骑行的电动车已经不符合相关规定，甚至已经不能认定是非机动车了。4、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基本事实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作出的责任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在适用该法条时，首先应该是明确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双方当事人总的过错程度，再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判定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就案件的现有几个零散的事实来判定当事双方的过错程度从而认定责任，这样做是以偏概全，完全有可能出现不符合事实甚至相反的情况，这也许就是交警部门作出无法认定的真正原因。在许多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王维凤认为适用民法的平等原则，应该更客观实际和公平。
孙贤照针对王维凤的上诉辩称：一、孙贤照通过交叉路口时信号灯明确为绿灯，未存在闯红灯情形。王维凤在认�本案中交叉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又在上诉状中明确写出“交警依据交叉路口的信号灯指示情况，推测孙贤照有闯红灯的嫌疑”，但是并无证据明确所谓推测人是谁，孙贤照相信交警部门在交叉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不会对事故双方中任何一方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结论。二、关于一审法院从交警队调取的监控录像，不管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有无向事故双方出示，对于一审判决无任何影响。因为如果能通过该监控录像证明王维凤或孙贤照存在闯红灯情况，交警部门也就不会向事故双方出具一份事故责任无法划分的事故证明了。三、孙贤照正常低速由南向北穿行马路，王维凤未尽安全、文明驾驶的注意义务，从而导致本案的发生。首先，孙贤照骑行的工具是非机动车，通过马路的方式是由北向南，而孙贤照当时的车速也只有15码左右，发生交通事故的碰撞位置系王维凤机动车的左前部位与孙贤照电动车的侧面，而从交警队出示的现场调查笔录来看，发生交通事故后孙贤照最终停止的位置与王维凤机动车停止的位置相差7米远。所以，孙贤照运动的轨迹是在东西向的龙川路上由北向南，王维凤的运动轨迹是左拐弯至龙川路××由东向西行驶，而孙贤照最终的碰撞轨迹也是在龙川路××由东向西被撞飞数米，根据物理常识来看，孙贤照力的方向是由北向南，王维凤左拐弯还未完成，所以力的方向是由东北向西南，而最终答辩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被撞飞的方向也是由东北向西南，与王维凤机动车的力的方向完全符合。也就是说，虽然事故的成因无法认定，但最终导致孙贤照受伤如此严重的情况，应当是王维凤所驾驶的机动车一方单独造成的，与孙贤照无关。其次，关于王维凤存在的过错；（一）根据王维凤在�审提交的照片证据结合交通部门出具的事故现场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王维凤的机动车是由南向西左拐弯上龙川路；2、王维凤驾驶的机动车与孙贤照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的位置系该小轿车的左前部；3、碰撞之后双方最终静止的状态是：王维凤机动车基本已经由东向西方向停止，孙贤照的电动车在王维凤机动车的右前方数米远；所以，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判断：第一，发生碰撞时因为是机动车左前方与电动车发生碰撞，而且最终静止状态孙贤照在王维凤的右前方，所以发生碰撞的一瞬间应当是在王维凤由南向西左拐弯未完成时，王维凤车辆处于由东北向西南的斜向状态中；第二，双方最终静止状态是王维凤车辆已基本变成由东向西状态。也就是说在双方发生碰撞，孙贤照被撞飞数米远后，王维凤车辆又继续行驶了一段路程，王维凤并没有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发现�贤照并及时减速或者采取其他有效制动措施避免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而是由于疏于观察、发生交通事故时处置不当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二）被答辩人反复强调其没有刹车痕迹从而证明其车速很慢，孙贤照认为是不合理的。第一，从交警队绘制的现场图可以看出最终孙贤照与王维凤的距离有近7米之远；第二，从上述双方发生碰撞的受力方向可以看出，是王维凤由东北向西南的力撞向孙贤照由北向南的力最终导致孙贤照被向西撞飞数米远：结合上述力的方向以及碰撞力与车速成正比的情况下可以看出，事故发生的一瞬间，王维凤的车速应当相对而言较快，才会最终导致孙贤照被撞飞七米之远。而且没有刹车痕迹并不是车速慢的必然结果，完全有可能是王维凤未发现孙贤照，根本来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直接撞向孙贤照，再向前行驶一段距离最终停下。四、关�王维凤主张孙贤照最高车速可达40千米每小时。孙贤照认为该情节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作为一个正常人，孙贤照不会也不可能在过马路时行驶如此之快，如果王维凤认为孙贤照行驶车速过快，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而不是无端做出臆测。综上所述本案的客观情况就是王维凤未能采取有限措施避让非机动车致使本案事故发生，未能尽到安全、文明驾驶。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辩称：一、针对刘健的上诉。刘健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认可投保单上的签名系其自己书写，足以证实我公司已经就非医保用药免赔的约定向刘健履行了告知义务。刘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二、针对王维凤的上诉，我公司同意其上诉意见。
孙贤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刘健、王维凤连带赔偿孙贤照医疗费145980.25元（其他费用待治疗终结再另行主张）；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在其承保的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请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健、王维凤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1日7时5分左右，王维凤驾驶皖A×××××号小轿车沿合肥市大强路由南向北行驶至龙川路与葛大路交口时，与孙贤照驾驶的无号牌两轮电动车沿葛大路由北向南行驶至龙川路交口，皖A×××××号小型轿车前部与无号牌两轮电动车左侧发生碰撞，造成孙贤照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2015年12月23日，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包河大队出具了合公交（包）证字【2015】第2015012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事发地点为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孙贤照驾驶无号牌两轮电动车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无法核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之规定，无法认定王维凤、孙贤照在本起事故中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孙贤照被送至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等，截至2016年1月6日花去医疗费共计155979.38元。审理中，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向该院申请对孙贤照因交通事故在多家医院治疗所产生的非医保用药进行鉴定（包括医疗费、检查费、钢板材料等），该院依法委托安徽新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2016年3月30日，安徽新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被鉴定人孙贤照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于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1月6日期间住院治疗的医疗费中非医保范围费用（即自付部分）为25102.64元。另查明：事故现场位于合肥市××与××、葛大路交口，该路口为不规则十字交叉路口，大强路、葛大路为南北走向，龙川路为东西走向，并划分有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该路口为沥青路质，道路平坦，视线良好，有交通信号控制。事故碰撞地点位于龙川路由东向西方向最左边机动车道，且已经越过龙川路、大强路、葛大路交叉路口。再查明：皖A×××××号车辆所有人系刘健，事故发生时系王维凤驾驶，王维凤与刘健系夫妻关系。皖A×××××号车辆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责任限额为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限额为50万元），未投保不计免赔。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在该车辆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栏中载明：本人确已收到了《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车辆�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投保人刘健在该声明栏中签字确认。另，在该车辆保险合同条款中载明：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核定医疗费的赔偿金额。事故发生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已为孙贤照垫付医疗费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王维凤驾驶皖A×××××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孙贤照受伤的事实，有孙贤照、王维凤当庭陈述、询问笔录、门诊病历、医疗费发票、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等证据予以证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予以认定。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没有过错的，有机动车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另，机动车、非机动实行分道通行。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本案中，王维凤在驾驶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在观察到孙贤照驾驶电动车行驶过来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避让非机动车致使本案事故发生，未能尽到安全、文明驾驶的注意义务，具有过错。孙贤照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亦违反了法律规定，存在过错。该院根据本案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由王维凤对孙贤照因本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刘健系皖A×××××号肇事车辆所有人，且与王维凤系夫妻关系，系该车运行利益的享有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作为皖A×××××号车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承保人，应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辩称应扣除孙贤照医疗费中非医保费用，该院认为，非医保费用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法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且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因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对其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提供的投保单等证据能够证明其在与投保人刘健签订保险合同时，已对非医保费用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明确说明、告知义务，且投保人刘健已签字确认，庭审中刘健亦确认投保人声明栏中“�健”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故非医保费用免责条款已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主张扣除非医保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医疗费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而产生损失之一，故根据该条之规定，医疗费也应首先由保险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并未区分医保与非医保用药。故本案中，孙贤照因事故支出的非医保用药中的10000元应首先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赔偿。对于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限额的非医保用药，由刘健、王维凤按照事故责任比例予以承担70%。孙贤照诉请医疗费损失155979.38元（含非医保用药25102.64元），由医疗费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予以确认。孙贤照的155979.38元医疗费损失，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非医保用药10000元，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范围内的损失145979.38元（含非医保用药15102.64元），由王维凤、刘健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赔偿70%的非医保用药即10572元（15102.64元×70%），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91614元【（145979.38元-15102.64元）×70%】，扣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已为孙贤照垫付�医疗费1000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实际支付孙贤照8161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孙贤照医疗费损失91614元；二、刘健、王维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孙贤照非医保用药损失10572元；三、驳回孙贤照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20元减半收取1610元，由孙贤照负担593元，由刘健、王维凤负担1017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肇事车辆皖A×××××号登记在刘建名下，刘健与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王维凤系夫妻关系，王维凤驾驶车辆的运行利益亦归属于刘健，原判认定刘健与王维凤共同承担案涉事故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刘健主张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非医保费用的免责条款，一审庭审中刘健自认投保单免责声明后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该签字应视为保险公司已经向刘健履行了告知相关免责条款的义务，案涉非医保费用应由刘健自行承担。关于案涉损失责任的承担比例。根据现有证据，交警部门未能对案涉交通事故具体责任作出划分，结合王维凤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王维凤、孙贤照对事发经过的陈述及王维凤所驾驶机动车在风险控制能力方面明显强于孙贤照�骑行电动车等情况，原判酌定孙贤照与王维凤就案涉损失责任承担比例为3:7，较为适当。综上，上诉人刘健、王维凤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应实际赔偿孙贤照的医疗费数额，在原判认为部分存在计算错误，该公司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承担的非医保用药费用10000元未纳入总额，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实际应支付给孙贤照的医疗费用为91614元。经本院二审核实，一审判决第一项医疗费损失数额已经校正后送达给各方当事人，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实际收到判决主文的效力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8元，由刘健负�64元，由王维凤负担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虹
审 判 员 刘松柏
代理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付兴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