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02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素琴，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燕，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辉，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庆欢，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雪莹，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健君，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素琴因与被上诉人付庆欢民间借款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14民初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素琴主张于2014年8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付庆欢出借100万元，为此提供其名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业务凭证予以证明，付庆欢怠于履行还款义务，张素琴因而起诉成讼。另查明，付庆欢确认收到100万元，但是张素琴协助其丈夫潘某甲认缴的出资款。付庆欢曾是汝城县三江口镇茶山钾长石矿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某甲是张素琴的丈夫，后该矿山企业于2014年7月18日转让给潘某乙生，付庆欢辩称实际上该矿山企业由潘某甲、付庆欢、潘某乙生、刘某、谭某甲合伙，其中潘某甲占40%的份额；证人潘某丙、卓某的证人证言都指出潘某甲出资的100万元是付到付庆欢的账户上的。
张素琴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付庆欢向张素琴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以及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庆欢实际还清之日止）。2、付庆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张素琴主张付庆欢向其借款100万元，张素琴已于2014年8月8日通过转账方式出借借款，为此仅提供其名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案件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张素琴主张转账的款项为借款，仅提供银行的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表明双方借贷合意的债权凭证；付庆欢确认收到过该笔款项，但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张素琴协助其丈夫潘某甲与付庆欢等人进行合伙事宜进行的转账行为，为此提供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潘某甲收到矿山企业退还款的收据、付庆欢的业务委托书、潘某甲与潘某乙生的微信往来记录、潘某乙生农某社转账客户回单及证人证言（卓某、潘某丙）等证据显示张素琴的丈夫潘某甲是矿山企业的合伙人，时间链上涉案的款项也发生在其中，为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张素琴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故张素琴诉请付庆欢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以及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的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素琴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张素琴承担。
上诉人张素琴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潘某甲是茶山矿的股东，潘某甲通过其妻子张素琴账户支付投资款、收取转让款，涉案转账款项为张素琴代替潘某甲支付入股合伙经营茶山矿的出资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并未查清事实真相。(一)付庆欢原审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张素琴所支付的100万元是潘某甲支付给茶山矿的投资款”，法院并未查明事实。第一，假设付庆欢提供的书面证据真实，仅仅能证明付庆欢与潘某乙生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而付庆欢未能提供任何潘某甲签名确认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任何真实有效的资料证明潘某甲是股东，也未能证明张素琴支付给付庆欢的100万元是潘某甲的投资款。1、从付庆欢提供的证据1《营业执照》显示出：付庆欢是汝城县三江口镇茶山钾长石矿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并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从该证据来看，无论是股东、注册资本均与付庆欢的抗辩内容完全不符。虽然付庆欢声称“张素琴支付的100万元是代潘某甲(张素琴是潘某甲的妻子)支付的合作经营茶山矿的投资款，潘某甲当初以投资200万元的形式入股到付庆欢的茶山石矿公司，并与付庆欢、潘某乙生、刘某、谭某甲共同成为茶山石矿公司的股东，其中潘某甲占有40%的股权，潘某乙生占有30%的股权，付庆欢、刘某、谭某甲三人分别占有10%的股权”，但对此付庆欢却未能提供任何与潘某甲签署的转让茶山石矿公司股权的协议书或者合作经营茶山矿的协议书，也未能提供任何潘某甲作为茶山石矿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资料、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假如潘某甲以投资200万元的形式入股到茶山石矿公司，那么对于本案100万元这么一大笔的巨款，潘某甲应该直接支付到茶山石矿公司的对公账户而不是让张素琴直接支付到付庆欢的私人账户上。2、从付庆欢提供的证据2《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可以显示出，付庆欢于2014年7月18日与潘某乙生签订了《矿山企业转让协议》，约定付庆欢将享有的茶山石矿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潘某乙生。假设该证据属实，那么付庆欢单独与潘某乙生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与潘某甲无关。3、从付庆欢提交的证据3《茶山矿2014年7月、12月现金收支明细账》来看，审核及签署现金收支明细账的人是付庆欢与潘某乙生，而不是潘某甲。假如该证据是真实的，潘某甲作为最大的股东不可能未在账务中签名。这恰恰进一步印证了潘某甲并不是茶山石矿公司的股东。并且，证据3是付庆欢单方出具，也未具有潘某乙生出庭证实其签名的真实性，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潘某乙生签字确认潘某甲投资”是错误的。第二，付庆欢原审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与事实、法律严重不符。1、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投资一般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股权转让；另一种是增资扩股。假设是股权转让，付庆欢应与潘某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根据付庆欢提供的证据2《矿山企业转让协议书》来看，恰恰证明付庆欢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潘某乙生，而不是潘某甲。因此，并非是股权转让。假设是公司增资扩股，那么根据付庆欢提供的证据1《营业执照》来看，由于茶山石矿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人民币50万元，假如潘某甲、潘某乙生、刘某、谭某甲四人真的投资了390万元入股茶山石矿公司，公司的注册资本理应变更为440万元，并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同时将潘某甲登记为40%的股东。此外，潘某甲的投资款应直接支付到公司账户，并作为公司的实缴注册资本，而非支付给付庆欢。因此，付庆欢的抗辩不成立，既非股权转让，也非增资扩股，潘某甲也不可能是股东。况且在庭审中，付庆欢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之一“卓某”表示“100万元以“公司借款的应付款”记账的，并作为公司的借款”。假如该证言是真实的，那么就恰好反映了因为茶山石矿公司当时经营困难，付庆欢作为茶山石矿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者，没有资金便向张素琴借钱，然后付庆欢再以股东的名义出借给公司。故该100万元款项并非是潘某甲的投资款。2、付庆欢辩称征得包括潘某甲在内的全部股东的一致同意以人民币400万元的价格将茶山石矿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第三人，并且付庆欢将收到的上述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分两次支付给了各个股东。但对此付庆欢并未能提供任何与该第三人签订的转让茶山石矿公司股权协议书及该第三人的相关付款凭证，也未能提供任何的股东会记录、决议或者潘某甲作为最大股东所签名同意转让的文书。付庆欢在庭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之一即所谓的“股东谭某乙表示“其不知道最后受让该茶山石矿公司100%股权的第三人具体情况(包括姓名等)以及股权转让的时间，所谓的400万元转让款是听付庆欢说的，其从未看过转让协议，也从未确认过该股权转让的实际总价款”。除此之外，付庆欢声称的“上述4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第三人分两次直接支付到其私人账户”也明显不符合常理。假如第三人真的以40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茶山石矿公司100%的股权，那么该笔股权转让款理应直接支付给各个股东，而不是全部支付到付庆欢的私人账户，况且付庆欢也未能提供潘某甲授权其这样操作的书面委托书。故付庆欢在本案中提供的所谓“已分配上述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各个股东的转账记录”根本无法证明到其所要证明的内容，也与本案无关。第三，付庆欢申请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均明确表示对付庆欢的个人债权债务情况不知情、不了解，故不能对抗付庆欢向张素琴借贷的事实，况且该三位证人的身份无法确认，不能证实潘某甲是股东，也不能证明张素琴支付给付庆欢的100万元是潘某甲的投资款。虽然付庆欢申请了三位证人出庭作证(“潘某丙”、“卓某”、“谭某乙)，但他们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明其身份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与茶山石矿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明细表、工资转账记录、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证明(月薪超过3500元即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股东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等，无法证明潘某丙是公司财务，卓某是公司会计，谭某甲是公司股东，故法院不应采纳上述三位证人的证言。况且潘某丙自称是付庆欢转让100%股权的股东潘某乙生的儿子，卓锦新是付庆欢的下属、同村的村民；谭某甲自称是股东，但从付庆欢提供的证据来看，谭某甲还收取潘某乙生的款项，存在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三位证人均与付庆欢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规定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除此之外，上述三位证人在庭审中均表示，不清楚付庆欢的个人财务及债权债务情况，该三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付庆欢的主张。此外，卓某自称在韶关上班，与公司地址(湖南汝城)严重不符，谭某甲和潘某丙对股东转让款项的来龙去脉不知情、未经办、道听途说，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四，至于付庆欢提供的所谓“潘某甲于2015年9月28日收到茶山钾长石退还20万元”的《收据》并不能证明潘某甲就是茶山石矿公司的股东，即便假设是真实的，该收据上并没有标明该20万元就是茶山石矿公司退还的投资款。故该《收据》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明到付庆欢的抗辩主张。第五，张素琴与潘某乙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等经济往来，张素琴收到的潘某乙生支付的款项是潘某乙生偿还张素琴的借款，与本案并无关联。2016年1月8日，张素琴因潘沛生民间借贷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号：(2016)粤0114民初735号)，之后因潘某乙生向张素琴清偿了全部借款本息，张素琴向法院提出撤诉。张素琴与潘某乙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等经济往来与本案毫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付庆欢的主张。第六，退一万步，即便假设潘某甲是茶山矿的股东，付庆欢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素琴支付的100万元款项是代潘某甲支付的投资款。“潘某甲是股东”与“张素琴支付的款项是潘某甲的投资款”两者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无关联性。综上，付庆欢抗辩“张素琴所支付的100万元是潘某甲支付给茶山矿的投资款”这一主张不能成立，并且付庆欢的抗辩也与其所提交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付庆欢提供的物证与证人证言也相互矛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潘某甲是茶山矿的股东，潘某甲通过其妻子张素琴账户支付投资款、收取转让款，涉案转账款项为张素琴代替潘某甲支付入股合伙经营茶山矿的出资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张素琴与付庆欢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虽然双方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但是张素琴在庭审中已向法院清楚陈述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过程、支付方式等情况，并且张素琴已向法院提交支付100万元给付庆欢的转账凭证，付庆欢已确认张素琴的证据的真实性，同时也确认收到了该100万元款项，足以证明借款已经实际支付履行；张素琴与付庆欢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对该法条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素琴在原审中已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作为证据，付庆欢应当对其主张“潘某甲是茶山矿的股东，潘某甲通过张素琴账户支付投资款”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付庆欢负有举证责任。但付庆欢的原审证据并不足于证明该转账是清偿其他债务，也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因此，张素琴无需对借贷关系继续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付庆欢的证据不足于证明其主张及抗辩理由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张素琴仍需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举证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规定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张素琴支付给付庆欢款项的银行凭证，付庆欢已确认真实性，也确认收到款项；而张素琴出于对丈夫及丈夫的朋友的信任，而未签订借款协议或借条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但付庆欢并未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3、原审判决未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是错误的。付庆欢反驳张素琴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付庆欢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抗辩理由，据此付庆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张素琴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进行改判，判决付庆欢向张素琴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以及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付庆欢实际还清之日止)。3、判决付庆欢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付庆欢答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原审判决。
张素琴在二审庭询中提供了两份新证据，证据一是起诉状、证据清单、转账记录、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张素琴与潘某乙生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潘某乙生2016年1月13日向张素琴转账支付的92.8万元是张素琴与潘某乙生之间的民间借贷还款，与本案及潘某甲均无关；证据二是收据、业务委托书、业务凭证，拟证明潘某甲收到的茶山钾长石退回的20万元并非是入股的投资款，而是借款的还款。付庆欢质证称：证据在原审之前已经存在，在二审时提交不属于新证据。
本院另查明，张素琴二审提交的证据均已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范畴，且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均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如果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则借贷关系的具体内容如何。本案中张素琴主张民间借贷关系存在，应负有相应举证义务。同时本案中付庆欢原审时已就其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共同入股经营茶山矿的行为提供了相应证据，初步完成了其举证义务。虽然张素琴曾经向付庆欢通过金融机构转账100万元，但转账行为只是单纯的支付行为，因为有可能发生支付行为的法律关系种类繁多，在此情况下，张素琴仍有进一步证明发生支付行为的原因关系或者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的义务。本案中张素琴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有签订过书面《借款协议》、《借据》，亦无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约定过利息、借贷期限等，同时无证据证实张素琴起诉前向付庆欢主张返还借款，故难以认定双方曾存在过借贷合意。且按张素琴的主张，其事先在无书面《借款协议》、《借据》情况下，愿意提供数额巨大的借款给他人，事后却不进行催收等主张权利的行为即迳行起诉，明显不符合常理，张素琴也未能对此做出合理解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院对张素琴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入股经营茶山矿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可另诉解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张素琴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上诉人张素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萍
审判员 庄晓峰
审判员 王泳涌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曾嘉琳
谢春晖
邓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