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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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9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豫湘，男，汉族。
法定代表人于洪忠，女，汉族，系张豫湘的母亲。
委托代理人胥科、郑文锦，均为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立延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国康。
委托代理人罗永东，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占魁，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黎丽，女，汉族，系张占魁的女儿。
原审第三人刘卫恒，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丽，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赵贞月，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丽，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豫湘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立延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延公司)、原审被告张占魁、原审第三人刘卫恒、赵贞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3）佛顺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份，立延公司作为甲方和张豫湘以迈特用品厂的名义作为乙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该合同上丙方一栏署名“张占魁，合同落款丙方（抵押人）一栏的签名为“张豫湘”，落款时间仅写“四月”，没写具体日期]，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向其购买聚乙烯薄膜。产品的价格、型号、规格、数量、质要求等信息，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为准；甲方应在接受订单后7日内交货，交货地点在甲方仓库，交货方式为乙方提货，双方同意交货当日，甲方开出提货单的行为即视为乙方提货行为完成；甲方给予乙方人民币300000元的信用额度，即乙方提货累计不超过300000元的，无须立即付款（提货累计超过300000元的，则立即支付），但仍应于提货后30日内付清货款。逾期乙方应按日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还有权暂停发货、解除合同，逾期付款超过90日的，甲方有权依法处分丙方提供的抵押房屋；乙方指定张豫湘为提货、收货人，前述人员发生变动时，乙方应及时告知甲方并另行出具书面的委托书，乙方有仓库货收货专用章的应预留印鉴给甲方，否则，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立延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决。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一份提交有关部门，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合同约定的抵押登记完成后生效，丙方同意将其所有的位于**房屋（房地产权证号：**号）抵押给甲方，担保乙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详见双方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2007年4月10日，张豫湘作为甲方以抵押人的名义与立延公司作为乙方以抵押权人的名义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合同没写明为确保哪份主合同的履行而作抵押），约定甲方保证对抵押物**房屋依法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抵押期限自2007年4月10日起至2008年4月10日止；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办理抵押登记，抵押登记机关颁发他项权证之日起生效。2007年4月19日，立延公司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迈特用品厂的代表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上丙方一栏署名“张占魁，合同落款丙方一栏的签名为“张豫湘”），约定《产品销售合同》第六条修改为：“抵押期限内（2007年4月19日到2010年4月18日），甲方给予乙方人民币300000元的信用额度，即乙方提货累计不超过300000元的，不超过300000元的部分，乙方无须立即付款，超过300000元的部分，乙方应立即支付。……乙方逾期付款应按每日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本协议与《产品销售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至2007年4月20日，立延公司作为甲方和张豫湘以迈特用品厂的名义作为乙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合同上丙方一栏署名“张占魁，合同落款丙方（抵押人）一栏的签名为“张豫湘”，落款时间为2007年4月20日]，该合同的条款内容与前述没有落款四月份具体时间的《产品销售合同》的内容一致；同日，张豫湘作为甲方（抵押人）张占魁的授权代理人与立延公司作为乙方以抵押权人的名义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合同同样没写明为确保哪份主合同的履行而作抵押，且其条款内容与前述落款时间为2007年4月10日的《房地产抵押合同》的内容基本一致，但抵押期限调整为2007年4月20日到2010年4月19日。2007年4月20日，张豫湘根据张占魁的授权委托（该委托书其中载明：张占魁授权张豫湘办理案涉房产调档查册、测绘、分割、变更、交易过户、产权登记、（涂销）抵押登记、更正、备案及领取房地产权证或抵押备案证明书等有关手续等），带上案涉房产**房屋的相关证照资料到房产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房产部门于同年5月8日登记并核发了编号为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
2007年3月23日至2007年5月23日期间，立延公司累计向迈特用品厂销售薄膜471217.27元（2007年4月20日前的销售货值为258813.48元，2007年4月20日后的销售货值为212403.79元）。截止立延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前，张豫湘已付货款93459.96元,尚欠货款377757.31元。
张豫湘的母亲于洪忠于2010年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张豫湘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于洪忠为代理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委托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张豫湘精神状态进行鉴定，该所于2010年7月12日作出广精[2010]精鉴字第454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张豫湘目前患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目前处于疾病期，目前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0日作出（2010）越法民一特字第33号民事判决,审查认定张豫湘于2002年10月23日因脑梗塞入院治疗，于2003年6月在广州市精神病院被诊断为“脑血管病致精神障碍”,并采纳上述鉴定结论，判决宣告张豫湘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并指定于洪忠为其监护人。
2011年7月15日，张占魁、于洪忠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的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为由于2011年10月14日作出（2011）穗法行初字第24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张占魁、于洪忠的起诉。
另查明，迈特用品厂于2003年7月22日登记成立（张豫湘为经营者），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中登记的营业地址为**迈特用品厂，营业执照有效期至2006年2月，2012年2月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06年3月24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良田工商所以刘卫恒擅自在**开设迈特用品厂构成无营业执照为由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再查明，张豫湘与第三人赵贞月于1997年11月17日登记结婚，于2008年12月23日离婚。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张豫湘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具有溯及力；二、立延公司与张豫湘之间的买卖合同何时成立及生效；三、涉案房产的抵押是否有效及抵押担保债权的范围如何。
关于张豫湘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效力问题。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又称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或不完全行为能力，是指可以独立进行一些民事活动但不能独立进行全部民事活动的资格；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但为保护其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不得不对其行为给予一定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间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该规定明确，事先没有确定法定代理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在诉讼中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商定他的法定代理人，协商不成的还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法定代理人。该规定肯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诉讼行为的效力，并不当然归于无效。为此，在没有通过法定的程序宣告或者确认行为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就应当认定行为人是具有行为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不应当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应当就此认定行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无效的。结合本案情况，张豫湘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0）越法民一特字第33号案件中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间为2010年8月10日，也就是说被宣告前即2010年8月10日之前，并无证据证明张豫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应当被认定为是具有行为能力。张豫湘与立延公司所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书》的业务往来均合法有效，依法享有相应权利和负有相应的义务。张豫湘、张占魁认为张豫湘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故签订的合同无效以及其并非合同的责任主体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立延公司与张豫湘之间的买卖合同何时成立及生效的问题。立延公司与张豫湘、张占魁在庭审中分别举出了两份《产品销售合同》以及《房地产抵押合同》，两份《产品销售合同》相比对，不同之处在于立延公司举证的《产品销售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07年4月日”，具体的日期是空白的。立延公司在庭审中虽称该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07年4月10日，但张豫湘、张占魁对该合同的落款时间并不认可，并另行举证的《产品销售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07年4月20日。两份合同约定内容是一致的，但张豫湘、张占魁所举的《产品销售合同》落款日期明确具体，且时间在原告所举的《产品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落款时间之后，故本院认定立延公司与张豫湘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于2007年4月20日成立。另外，2007年4月20日的《产品销售合同》第九条约定“合同约定的抵押登记完成后生效”，即该合同是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而该条款所指的抵押物即位于**房产已由所有权人张占魁委托张豫湘于2007年4月20日前往房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房管部门已于2007年5月8日核准登记，故合同生效条件已经成就，因此2007年4月20日的《产品销售合同》于2007年5月8日生效。另外，根据立延公司提供盖有迈特用品厂公章的出仓提货单可以证明其与张豫湘所个体开办的迈特用品厂之间的交易关系从2007年3月23日已经开始存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受到法律保护。如前所述，立延公司举证证明了张豫湘(即迈特用品厂)尚欠货款377757.31元，张豫湘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本院确认该欠款数额，张豫湘应承担向立延公司支付货款377757.31元及相应违约金的责任。张豫湘、张占魁提出《产品销售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涉案两份《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甲方给予乙方人民币300000元的信用额度，即乙方提货累计不超过300000元的，无须立即付款（提货累计超过300000元的，则立即支付），但仍应于提货后30日内付清货款。逾期乙方应按日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还有权暂停发货、解除合同”，张豫湘购买的最后一批货物的提货时间为2007年5月23日，至立延公司起诉之时，张豫湘逾期付款达数月之久，故立延公司请求解除其与张豫湘所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违约金的问题，迈特用品厂在2007年3月23日到2013年4月19日期限向立延公司购货的交易数额为258813.48元，立延公司确认张豫湘已经先行支付了93459.96元，该段期间产生的尚欠货款额为165353.52元（258813.48元-93459.96元），基于前述认定，涉案《产品销售合同》最终系2007年4月20日才成立，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对2007年4月20日前发生的交易没有约束力，故立延公司要求对该部分货款即165353.52元按照《产品销售合同》的约定计算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但由于张豫湘未能及时清偿货款，立延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实质等同于该部分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故张豫湘应承担拖欠该165353.52元货款所产生的利息（以165353.5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原告起诉时的2007年10月3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07年4月20日之后立延公司向张豫湘的供货数额为212403.79元，而双方于2007年4月20日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已经成立，此后的交易应受到该合同的约束。该《产品销售合同》约定：逾期付款应按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张豫湘提出违约金支付标准过高，鉴于张豫湘拖欠原告货款，实质是占用了立延公司的资金，应当向立延公司支付占用期间的资金占用费，但立延公司并未因其拖欠货款而造成额外损失，故双方约定的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明显过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因此，对于张豫湘的意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酌情调整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对212403.79元货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以212403.79元为本金从2007年10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付违约金至清偿之日止。
关于涉案房产的抵押是否有效及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的问题。张占魁在房地产他项权利登记申请书、委托书上签字，并提供证照让张豫湘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张占魁也确认上述签字的真实性，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签名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张占魁是清楚并同意该抵押行为的。另外，即便涉案房产存在于洪忠系共有权人的情况，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的规定，张占魁与于洪忠夫妻中的一方如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作出抵押的决定，作为第三方的立延公司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况且立延公司与张豫湘之间进行的是善意、有偿的交易活动，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该抵押行为依法有效。关于抵押房产担保的债权范围，立延公司与张豫湘、张占魁所签署并交于房管部门留存的是2007年4月20日的《产品销售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立延公司举证的2007年4月10日《房地抵押合同》与张占魁举证的2007年4月20日《房地产抵押合同》在内容上虽然基本一致的，但在抵押人（甲方）处填写的名称及落款的日期不同，抵押期限亦作了相应的调整，结合张占魁于2007年4月20日委托张豫湘办理抵押房产事宜的委托书中载明：“办理上述房产……抵押登记……”的情况，可以证明立延公司与张豫湘、张占魁最终于2007年4月20日达成了抵押合同的合意。另外，2007年4月20日的《房地产抵押合同》虽没有具体指明其所担保的主合同，但鉴于立延公司与张豫湘、张占魁所签署并交于房管部门留存的是2007年4月20日的《产品销售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且双方当事人在庭上亦确认双方除了涉案这些合同，再无其他交易合同，张占魁的代理人在其代理意见中亦提出张占魁无须对2007年4月20日前的交易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在张豫湘、张占魁没有提出其他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推定2007年4月20日的《房地产抵押合同》抵所担保的主债权应为立延公司与张豫湘在2007年4月20日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之日起的购货交易。立延公司要求对张占魁提供的抵押房屋实现优先受偿的请求，原审法院仅支持立延公司在212403.79元及相应违约金的范围内对抵押房产实现优先受偿，对于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张豫湘、张占魁提出的抵押合同没有写明主债权应为无效，委托书并未授权张豫湘办理本案房产抵押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张豫湘认为迈特用品厂的实际经营人为第三人刘卫恒及赵贞月的意见，根据张豫湘提供证据4中的物流公司货运单以及证据6所显示迈特用品厂2006年3月因无营业执照经营行为而被告工商部门处罚，处罚决定书及听证告知书、缴纳罚款的当事人均为第三人刘卫恒，由此可以认定刘卫恒为迈特用品厂的实际控制人，对于刘卫恒提出其是为张豫湘委托代办罚款的意见，因无相关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赵贞月、张豫湘在庭审中也陈述称迈特用品厂平时所使用的银行账户有三个，其中一个是对公账户，一个是张豫湘的银行账户，另一个是赵贞月的银行账户，考虑到迈特用品厂系个体户，而在案涉期间张豫湘和赵贞月仍是夫妻，以赵贞月个人银行账户收转部分迈特用品厂的货款的情况并不能说明赵贞月即为该厂的实际经营者。因立延公司在诉请中并没有要求刘卫恒、赵贞月承担付款的责任，故原审法院向其释明：迈特用品厂除了登记的经营者之外，亦存在其他可能的实际经营主体，并询问立延公司是否需变更诉讼请求，立延公司当庭明确表示其在本案中不变更诉讼请求，如有需要，其会另案主张权利。这是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立延公司与张豫湘所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书》；二、张豫湘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立延公司支付货款377757.31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65353.5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07年10月3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以212403.79元为本金从2007年10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至清偿之日止）；三、立延公司就上述212403.79元货款及违约金对位于**房产在折价、拍卖或变卖该财产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立延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8044元，由立延公司负担1207元，张豫湘、张占魁负担6837元。
上诉人张豫湘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
（一）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张豫湘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张豫湘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是错误的。本案审理中，法院必须查明张豫湘在设立、经营迈特用品厂及签署涉案合同、办理涉案房地产抵押、代理诉讼等行为期间是否处于精神病疾病期，是否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才能查明事实并对本案作出公允判决。而查明该事实真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张豫湘的精神健康状态及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张豫湘的民事行为能力”，而非原审法院认为的“张豫湘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具有溯及力”。
无论是张豫湘提供的《门诊病历》、《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宣告其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判决书》，还是有关精神病专家与法律人士提供的咨询意见，均一致得出如下结论：张豫湘自2002年10月患“脑梗塞”、2003年6月被诊断为“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以来，一直处于“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疾病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践中很多案件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都是事后进行的，而认定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导致当事人精神病的病因、病史及其检查、治疗等方面的证据材料。因此，不能简单地因事后认定而否定当事人行为时的精神健康状态与民事行为能力。
本案中，原审法院怠于司法鉴定，疏于查明事实，故意打乱证据顺序，武断否定张豫湘精神健康状态与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据。最终只能错误地归纳争议焦点并错误地认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不应当具有溯及既往效力。
（二）原审法院认定张豫湘与立延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前述张豫湘提供的证据均证明张豫湘在签订合同前已经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必须在得到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后才生效，而事实上，张豫湘的法定代理人从未对张豫湘签订的合同进行过追认。因此，张豫湘与立延公司签订的合同自始就不生效，原审法院认定张豫湘与立延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并判决解除合同是错误的。
（三）原审法院没有查明立延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张豫湘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立延公司是善意第三人是错误的。张豫湘提供的迈特用品厂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证据、听证告知书及证据4均证明：迈特用品厂的实际控制人、经营者与受益人是原审第三人而非张豫湘，立延公司与迈特用品厂之间的交易发生在原审第三人刘卫恒无证违法经营迈特用品厂期间。而原审法院也认定原审第三人刘卫恒为迈特用品厂的实际控制人。本案中，无论是设立与经营迈特用品厂，还是签署涉案合同、办理涉案房地产抵押、代理张占魁参加（2007）顺法民二初字第02751号案诉讼调解以及与立延公司之间的交易，都是迈特用品厂的实际控制人（即原审第三人）所为或张豫湘（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原审第三人控制所为。对此，张豫湘在重审审理中多次提出应由原审第三人承担对立延公司清偿债务的法律责任。立延公司也清楚地知道原审第三人作为迈特用品厂的实际控制人、经营者、受益人具有更强的清偿能力，但是立延公司对此充耳不闻。即便是原审法院一再释明：迈特用品厂除了登记经营者之外，亦存在其他可能的实际经营主体，并询问立延公司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立延公司当庭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变更诉讼请求。由此可以认定：立延公司不仅清楚知道张豫湘精神健康状态、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超越代理权，而且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张豫湘的合法权益。但是，原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错误地认定立延公司是善意第三人。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判决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不应当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二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而其他民事行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张豫湘实施的涉案民事行为，包括迈特用品厂的设立、经营及签署大额抵押销售合同、办理房地产抵押、代理诉讼等，都是较为复杂甚至专业性很强的民事行为，与张豫湘的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而张豫湘之监护人赵贞月不仅否认其监护人身份，也否认其参与上述民事行为。因此，原审判决引用该法规恰恰证明张豫湘独立实施的上述民事行为自始无效。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是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的规定，并不能否定张豫湘自2002年患精神病以来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原审第三人赵贞月是其监护人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和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张豫湘独立实施的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民事行为能力，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大额抵押销售合同、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代理诉讼等较为复杂甚至专业性很强的民事行为依法无效。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张豫湘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张豫湘的精神健康状态、民事行为能力以及立延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错误地认定张豫湘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与立延公司为善意第三人，同时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并据此错误地判决张豫湘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张豫湘请求：1.判决《产品销售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自始无效；2.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3.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立延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立延公司答辩称：
一、本案《产品销售合同》生效时间不是2007年5月8日，而是2007年4月20日
1.2007年4月19日，立延公司、张占魁、张豫湘就本案《产品销售合同》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内容如下：“二、本协议与《产品销售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据此，补充协议已对产品销售合同就合同生效时间的约定作了变更。
2.张占魁在原审中称“只确认合同生效时间为抵押生效时间即4月20日”。
3.立延公司、张占魁、张豫湘签订最后一份《产品销售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的时间是2007年4月20日；办妥“合同约定的抵押登记”也是2007年4月2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尽量促成合同生效的精神，结合本案案情，立延公司认为2007年4月20日，张占魁委托张豫湘到房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向有权的房管部门递交抵押登记的全部材料，经有权的房管部门审核并取得收件回执，合同各方当事人即完全履行了抵押登记义务，《产品销售合同》第九条约定的“合同约定的抵押登记完成后生效”条件成就，剩余由有权的房管部门颁发《房地产他项权证》的行为，属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范畴，与民事合同的生效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立延公司认为，原审认定本案《产品销售合同》生效时间是2007年5月8日不当，应调整2007年4月20日；原审认定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从2007年4月20日起算，计得担保的债权本金是212403.79元，立延公司予以认可。进而言之，无论二审最终如何认定《产品销售合同》生效时间，合同已成立并生效是既定事实，故实际上生效时间对本案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没有影响。
二、本案抵押担保的范围明确、有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准确
1.《产品销售合同》第十条载明：“特别约定：丙方同意将其所有的位于.....抵押给甲方，担保乙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由此可证，本案抵押担保的范围就是《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被告的付款义务。如前所述，《产品销售合同》已于2007年4月20日生效，成立时间则可追溯到2007年4月10日。
2.张占魁提供的2007年4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所约定的抵押担保期间是从2007年4月20日始，且张豫湘当庭称：“该抵押合同与2007年4月20日之前的交易提货没有任何关联性。张占魁无需对该部分提货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本案各方当事人当时的交易是一种商事行为，不是经严谨的法律论证后的行为，事后吹毛求疵地追求各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当时的严密性、严谨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神及条文相悖，于理不合。
三、（2011）佛中法民提字第25号《民事裁定书》仅撤销了涉案的《民事调解书》，2007年12月3日立延公司、张占魁、张豫湘三方签订的《调解协议》有效
首先，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民事合同，属私法范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依法审查并制作的民事调解书，让当事人达成的民事合同产生强制执行力，是诉讼法律行为，属公法范畴。后者被撤销，不必然导致前者无效，在本案中前者的法律效力应按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另行判定，不得以《民事调解书》被撤销迳行判定《调解协议》无效。
其次，《调解协议》涉及二种法律关系，张豫湘在《调解协议》中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当然合法有效；张豫湘代理张占魁的行为构成表现代理，同样有效，原审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原审被告张占魁述称：
一、?主合同、从合同无效的理由
2003年6月广州市脑科医院对张豫湘的检查报告等，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第0101条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F01血管性痴呆]的诊断标准，张豫湘是精神病人的诊断无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是医学界、司法界在精神病诊断、治疗方面具唯一性、权威性，表述了该病的发生、愈后、发展，[病程标准]精神障碍的发生、发展，及病程与脑血管疾病相关。事实上张豫湘脑中的血块至今未能取出，始终是其精神病的病因。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由于主合同签署30万元以上的大额交易，签署内容复杂的赊销买卖，以及签署程序严谨的房地产交易，皆由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与立延公司共同实施，是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适应的民事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二、?驳回立延公司起诉张豫湘的理由
根据一审法院认定，赵贞月、刘卫恒是实际经营者。赵贞月、刘卫恒亦承认是张豫湘企业的员工，且证据链真实完整。赵贞月与张豫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关系，赵贞月与刘卫恒的亲生母子关系，可说明赵贞月作为精神病人的法定监护人，是张豫湘的债务人，赵贞月、刘卫恒是理所当然的次债务人，即债务人的债务人。在诉讼中，赵贞月、刘卫恒没有提出无需为张豫湘承担债务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除（一）》第十八条的规定，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债权人的起诉。
三、?赵贞月、刘卫恒需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监护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159条规定，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原审第三人赵贞月、刘卫恒共同答辩称：
一审法院认定迈特用品厂的实际经营人是刘卫恒是错误的。张豫湘在2008年12月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上，说明其有精神障碍，这表明其是可以控制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越秀区法院的判决是2010年作出的，法院的判决书没有溯及性。一审认定迈特用品厂的实际经营人是刘卫恒，存在矛盾，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需要别人的操控。一审用以认定刘卫恒是实际经营者的依据是两份证据，第一是与刘卫恒有关的货运单的时间是2007年12月，第二是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时间是2006年3月24日。刘卫恒只是作为迈特厂的发货员工，发货的员工还有其他员工。听证告知书也是不存在的。另外缴纳行政处罚罚款的收据并不是刘卫恒缴纳的罚款，收据原件在张豫湘手上，如果是刘卫恒缴纳的话不可能原件会在张豫湘处。一审认定该事实错误。实际经营者是指实际参与了经营或实际参与了经营分红，但没有证据证明刘卫恒参与了迈特厂的分红，和经营利润实际流向了第三人赵贞月、刘卫恒。买卖合同的双方约定得很清楚，没有第三人赵贞月、刘卫恒，明确约定是张豫湘为债务人，第三人赵贞月、刘卫恒不应承担责任。
上诉人张豫湘、被上诉人立延公司、原审被告张占魁、原审第三人刘卫恒、赵贞月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豫魁在签署涉案合同、办理涉案房地产抵押是否具有相当的民事行为能力，涉案的《产品销售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至于其他事项，因各方当事人均不提上诉，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本院不再审查。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张豫湘签署涉案合同时未经法定程序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定公民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进行相应的认定。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特别程序由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即只有人民法院根据一定的法律事实，通过法律程序，才能确认某个公民没有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本案中，涉案的《产品销售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均由张豫湘在2007年4月份签署，而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0日作出（2010）越法民一特字第33号民事判决，宣告张豫湘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并指定于洪忠为其监护人。在张豫湘签署涉案合同时，张豫湘并未经法定程序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在2010年8月10日作出的（2010）越法民一特字第33号民事判决宣告张豫湘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后果，不能作为主张张豫湘在2007年4月份签署涉案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律依据。
其次，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张豫湘在签署涉案的《产品销售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张豫湘在2010年8月10日才被人民法院宣告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张豫湘主张其在2007年4月签署涉案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该主张张豫湘负有举证责任。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张豫湘认为证明其在签订涉案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据为广州市脑科医院的门诊病历和《司法鉴定意见书》。经审查，广州市脑科医院的门诊病历只显示张豫湘于2002年10月23日因脑梗塞入院治疗，并于2003年6月被诊断为“脑血管病致精神障碍”，上述情况并不能证明为张豫湘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在2010年6月10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张豫湘患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目前处于疾病期”和“被鉴定人张豫湘目前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该鉴定结论也无法确定张豫湘在2007年4月是否为疾病期或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以上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张豫湘在签署涉案合同时为不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张豫湘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豫湘在二审期间提出“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疾病能否治疗痊愈进行司法鉴定，但是，即使张豫湘在2003年6月之后一直处于疾病状态，也难以确定此期间是否不具备涉案合同行为的民事行为能力。故本院对张豫湘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由于张豫湘在2007年4月签署涉案的《产品销售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时，其未经法定程序由人民法院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张豫湘当时为不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院对张豫湘关于其在2007年4月签署涉案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的主张不予采信。《产品销售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张豫湘作为合同的签订者，同时是迈特用品厂的登记经营者，应当对涉案的《产品销售合同》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在立延公司明确只向张豫湘主张权利的前提下，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产品销售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判决张豫湘向立延公司支付货款377757.31元及利息，同时立延公司在212403.79元货款及违约金范围内对位于**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张豫湘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66元，上诉人张豫湘申请免交，本院准予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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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陈治艳
代理审判员 ?何希红
代理审判员 ?禤敏婷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 敏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