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8民终8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建设村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小组。负责人熊利海，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何国泉，四川力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邓荣，四川力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军林，男，汉族，生于1967年3月24日，住广元市利州区。上诉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建设村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建设村七组）因与被上诉人徐军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16）川0802民初1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设村七组负责人熊利海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国泉、邓荣，被上诉人徐军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建设村七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王学红个人承诺“如果以后国家要占这个桥，会对该桥进行补偿，该桥的补偿款由徐军林领取”，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主要事实的依据。徐军林述称王学红是当着徐立清的面作出的承诺，徐立清在一审时坚决予以否认。王学红既没有和徐立清商量，也没有召开本组村民会议或者代表会议讨论，王学红作为村主任对该桥作出的处分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不能认定王学红承诺的真实性。2、因会议记录是徐军林会后挨家挨户要求村民签字形成的，村民会议程序不合法，会议内容也没有明确徐军林能取得该桥的补偿款。3、补偿款作为徐军林的工程款没有依据。徐军林是便桥的实际修建人之一，其应依照法定程序主张工程款，因其不是便桥的所有权人，不能直接取得该补偿款。徐军林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补偿款110995元就是该桥的工程款。4、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对徐军林垫资修建部分便桥的事实予以认可，而该便桥的补偿款应属于建设村七组所有。直接将补偿款认定为施工工程款，是将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与物权关系混为一谈。被上诉人徐军林辩称，王学红的承诺是真实的。村民会议的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对便桥所有权归建设村七组无异议，但11万余元应是自己的工程款。2006年至2015年一直没有向自己支付工程款，政府是以拆迁补偿款的形式来支付我的工程款，该便桥并没有拆迁，我只是领取的修桥工程款。徐军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建设村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小组支付徐军林建桥工程补偿款11099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至2006年间，开发区下西坝建设村六、七组乡村公路修通后，建设村村委根据政府及下西办事处要求，决定将七组的滚水坝改建为通行便桥，村委会出资1000元启动资金，由仇子金修建，在仇子金建好三个桥墩后因村组无钱支付便停止修建。后经过村、组及徐军林协商，由时任该村村长王学红联系运回南河大桥改建撤除的旧桥面，其余由徐军林垫资继续修建。徐军林全额垫资请来吊车盖上桥面，桥两边的堡坎及便桥两端60余米的路面硬化，并支付相关的青苗补偿款。该桥竣工后，徐军林数次找建设村及七组验收该桥并支付建桥的工程款，由于当时建设村及七组均无资金支付，时任建设村村长的王学红承诺：“如果以后国家要占用这个桥，会对该桥进行补偿，该桥的补偿款由徐军林领取。”2012年，因兰渝铁路修建途径七组地界，经仇子金及徐军林申请，兰渝铁路指挥部及政府同意该桥补偿10996元。后徐军林以测量不准确为由，多次与拆迁办协商，兰渝铁路指挥部同意再次补偿10万元。随后，建设村七组召开两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一、位于滚水坝的桥，修建人为徐军林，所有人为建设村七组；二、在建桥的过程中，建设村集体投资的砂石和桥面，折算为5000元，在该补偿款中支取。随后，徐军林将《四川广元经济开发区项目资金支付审批表》、《兰渝铁路征地拆迁实物调查登记表》张贴在建设村七组公告栏公示。徐军林领取第二次补偿的10万元后，按建设村七组的会议决定向仇子金支付工程款1万元，向建设村七组支付5000元。2012年10月8日，因徐军林领取该补偿款事宜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拘留，历经本院及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最终判决徐军林无罪。这期间，徐军林将该补偿款110995元退回到四川广元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账户，后管委会又将该款中的110995元转到建设村七组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为建设村修建桥并垫资工程款，建设村承诺了付款条件。可以理解为原被告建立了客观上的建设合同关系。该建设合同关系不违背法律规定，双方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全额垫资修建了便桥，为建设村七组村村民提供了数十年通行方便。由于历史原因，被告无资金支付该桥的工程款，但原告与村、组达成了附条件的约定：“如果以后国家要占用这个桥，会对该桥进行补偿，该桥的补偿款由徐军林领取。”即由补偿款折抵工程款的协议，时过十多年，现在条件成就，应当履行。同时，被告因该款支付方案，经被告两次召开大会议决议由原告领取，协议和决议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付款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徐军林领取该款后，经人举报并以涉嫌刑事犯罪，经过两级法院审判，最终无罪释放。据此，进一步证明徐军林领取该款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将补偿款110995元作为工程款支付给原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第、第、第四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建设村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小组将建桥补偿款110995元作为工程款支付给原告徐军林，限本判决生效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60元，由被告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建设村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小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建设村七组、徐军林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拆迁办对道路混凝土、堡坎条石补偿10996元，对整座桥没有明确的补偿政策，是经徐军林与拆迁办主任牛新华及下西办事处副主任李爱民多次协商后，根据对该桥的重置市场价值测算，经同办事处李爱民、徐军林协商，同意10万元包干补偿。该桥并未拆除，各类登记中均以实物补偿的形式出现。由于徐立清等人向下西坝街道办事处反应徐军林私领集体道路补偿资金10万元，2012年9月11日徐军林向开发区管委会退还110996元。管委会将该款中的110995元转到建设村七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王学红的承诺及召开的村民会议如何认定。二是110995元的性质认定。关于王学红的承诺及召开的村民会议如何认定的问题。（2015）广刑终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是生效法律文书，其已作出事实认定：建设村村委出资1000元交由原承建人仇子金修建，仇子金在垫资建好三个桥墩后因村组无钱停止修建。在此情况下，时任七组组长的徐立清向时任村长王学红建议由徐军林修建。2007年起，徐军林多次找到村长王学红，要求对所修的便桥进行验收并支付建修款，由于村组当时没钱支付此款，当着组长徐立清的面口头向徐军林承诺“现在村组都没有钱，如果以后国家要占这个桥，那么对该桥进行补偿时，桥的补偿款由徐军林领取”。因此应认定王学红作为建设村村主任承诺的真实性。2012年7月12日，时任建设村七组组长的徐军林召开了“建设七组代表社员扩大会”，明确了便桥修建人徐军林，原生产队集体投资5000元由生产队收回，便桥所有权归建设村七组的内容，并由徐军林、徐建军、仇子金、王忠生、徐立清、徐进元、徐元贵、徐进玉参加，除徐立清外，其余七人均签字同意，徐立清称保留个人意见，服从多数人决定。随后徐军林将有办事处、拆迁办、开发区政府相关领导及财政局领导签字的《四川广元经济开发区项目资金支付审批表》、《兰渝铁路征地拆迁实物调查登记表》张贴在建设村七组公告栏公示。2012年8月14日，建设村七组再次召开群众社员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上述扩大会的内容，徐全林等39人到场参会，参会人员及代签字共48人签字同意支付。应认定组织召开的以上会议符合法定程序，作出的决定有效。故对上诉人辩解王学红的承诺是无效的，形成的村民会议记录是村民会后补签字，会议程序不合法的观点，不予采纳。关于110995元的性质认定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都认可徐军林部分建桥以及未经结算的事实，因此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第一条规定的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在便桥修建工程完工后，徐军林作为施工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支付价款。尽管双方结算价款金额不明确，但通过当时徐军林修桥时任村长王学红当着建设村七组组长徐立清的面作出的承诺，组织建设村七组召开的两次村民会议、公示程序，应认定村民会议是同意将便桥的补偿款作为徐军林的工程款，此时工程的金额已经明确为即是该桥的补偿款。结合徐军林向他人支付青苗款、在领取补偿款后向建设村七组支付5000元建桥投资，向另一建桥人仇子金支付1万元的事实，应确认补偿款110995元已转化为徐军林建桥工程款的事实。综上所述，建设村七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上诉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建设村村民委员会第七村民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 峻代理审判员 姜 丽代理审判员 刘利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何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