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06）济铁中刑再字第1-2号原公诉机关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原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原系青岛铁路分局工务分处工程师。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04年6月7日被济南铁路公安局青岛铁路公安处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逮捕。2004年10月12日被青岛铁路运输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现已刑满释放。辩护人孙广林，河北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犯受贿罪一案，青岛铁路运输法院于2004年10月12日作出（2004）青铁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本院于2004年11月24日作出（2004）济刑终字第11号刑事裁定。上述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上诉人王某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21日作出（2005）鲁刑监字第41号再审决定，指令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济南铁路运输分院指派检察员赵立勋出庭履行职务，原审上诉人王某、辩护人孙广林及其证人沈某、刘某甲、张某、江某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青岛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定，2000年至2001年，青岛铁路分局向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什邡公司）采购养路机械设备，购货款140余万元，时任青岛铁路分局工务分处工程师的王某在负责该项业务中，于2000年底收受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张某送的好处费人民币9000元，又于2001年初收受2000元，共计收受好处费11000元。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被追回。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列举下列证据证实：1、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业务员张某的证言，证实了2000年和2001年青岛铁路分局向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140余万元养路机械设备，为了表示感谢和延续该业务，他于2000年底送给王某好处费9000元，2001年初又送给王某2000元，在送9000元时，是与该公司的车间主任江某一起去的青岛，江某也知道给王某送钱的事。又证实，他在2004年5月18日向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如实作了“他于2000年底和2001年初二次送给王某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1000元”的证言后，2004年6月6日22时左右，他接到了王某要到成都绵阳学习的电话，通话中他透露了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到公司调查他送王某钱的事，王某听后让他赶快向检察院发函，把以前讲的更正过来。6月7日，他把与王某通话情况及王某的要求向公司党委书记刘某乙作了汇报，二人一同商量好给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及王某本人发澄清函，6月8日发了该函，函的内容不真实，是编造的。2、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二车间主任江某的证言，证实了2000年底他同本公司业务员张某一同去青岛，张某将9000元人民币装在一个信封里，到青岛后张某打电话约王某到住的旅馆，把那个装着钱的信封给了王某。3、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刘某乙的证言，证实了2004年6月份，张某向他汇报了王某要到成都学习和要求发函更正5月份给检察院如实作证的事，他让张某写一个假情况汇报，然后根据这个假情况汇报给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发了澄清函，函的内容是编造的，是假的。4、淄博工务段技术科工程师孟某的证言，证实了他从来没有收过王某给的钱，2000年至2001年也没收过王某3000元钱。5、被告人王某的供述：（1）2004年6月8日的供述：“2000年底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张某到青岛，住在金海大酒店，在酒店的房间里张某给了我一个信封，还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一起吃了饭，饭后我回家打开信封，里面是9000元钱，第二天把这9000元放到了我办公室的文件柜里，这些钱后来都被我个人消费了。2001年春节后不久，张某又到青岛，在饭店里吃饭时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有2000元，这些钱用于我个人消费”。（2）2004年7月19日的供述：“我于2000年底和2001年初两次收了张某送的好处费共计11000元，张送9000元时还有一个人，张介绍说是他的同事叫江某某。我收下这9000元后，在去淄博工务段检查设备时给了淄博工务段负责设备工作的孟某3000元”。（3）2004年8月12日的供述：“2004年6月6日晚上，我给张某打电话说，我6月20日去成都绵阳学习，让其接待一下，张说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到公司调查了你以前收我们钱的事，我听后很着急，让他们赶紧给检察院发函，把以前讲的更正过来，张说我们办办看吧，第二天上午我就被检察院传唤了”。6、张某向公司作的“情况汇报”、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澄清青岛分局王某先生与我公司经济交往事实的函”，证实了张某和公司为王某开脱责任向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所发函内容。供销合同、银行付款凭证等书证则证实了青岛铁路分局于2000年至2001年向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140余万元的机械设备。7、青岛铁路分局的任免命令和工程师的职责范围，证实了被告人王某系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述张某的证言、江某的证言、刘某乙的证言与被告人王某的多次供述相互印证了王某收受贿赂11000元；张某的“情况汇报”和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澄清青岛分局王某先生与我公司经济交往事实的函”，则反证了被告人王某收受张某所送好处费的事实存在。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其指向唯一，被告人王某收受贿赂11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关于王某没有收受张某11000元，证人张某的证言虚假、没有证人资格的辩护意见，没有证据证明，亦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青岛铁路运输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较大，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犯罪事实成立。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王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扣押于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的赃款人民币一万一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某不服，提出上诉。王某上诉认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没有收受他人贿赂，证人证言虚假不实，上诉人的供述是检察人员威胁诱供的结果”。辩护人提出“证人证言与常理不符，欠缺证据资格；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诱供、指供、骗供的产物；行贿的钱款在行贿人单位的账目中没有反映”等辩护意见。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王某在负责青岛铁路分局工务分处购买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产品期间，收受该公司业务人员所送的好处费，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受贿罪。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了被告人王某收受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人员好处费的事实，且该公司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均证实了给被告人王某送好处费的事实及过程。因此，被告人王某关于“证人证言虚假不实”的辩解不能成立。辩护人认为，“证人证言与常理不符，欠缺证据资格；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诱供、指供、骗供的产物”的辩护意见，缺少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行贿的钱款在行贿人单位的账目中没有反映”不是构成受贿罪的必备要件。辩护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录音证据未经当事人同意和法庭质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人王某在得知其收受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好处费的事实败露后，与该公司相关人员商订的为其出具虚假证明的情况也佐证了其受贿事实败露后的恐慌。综上，被告人王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上诉人王某再审提出无罪辩解，辩称无书面证据证明张某到青岛给其送过钱，检察员调取的送钱证明复印件上所写送钱的时间，有日记本和出差发票证明其本人当时不在青岛，该送钱证明复印件纯属伪造。证人证实的送钱时间、地点前后矛盾，不能认定其受贿。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原审上诉人王某的辩护人再审辩护称，检察院指控王某受贿均不属实，请求宣告王某无罪。1、对王某2004年6月8日、2004年7月19日、2004年8月12日的三份讯问笔录及证人张某2004年5月18日、2004年7月5日、2004年7月6日的三份询问笔录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理由：一是仅有张某证言就对王某拘留，属于滥用强制措施，属于刑讯逼供；二是“甄律师”录音中提到办案人员对张某采取了“经不起推敲”的措施，即对张某取证采取了威胁等违法手段。2、基于其提供的录音证据及张某给律师事务所的书面回复意见，均证实受贿事实没有发生。3、行贿的款项没有来源，赃款去向不明，2000元、9000元行贿、受贿的时间、地点等充满矛盾且与客观性强的实物类证据不符，说明受贿之事是假的。4、口供不稳定，证言在前，口供在后，证言发生变化，口供也跟着变化，符合“指供”、“诱供”的特征。5、没有张某到青岛的证据，王某也没有作案的时间，检方提取的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是伪造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济南铁路运输分院认为，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辩护人提交的录音磁带收集不合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取证未经证人同意，不能作为本案证据。辩护人向张某发出的律师函的回复意见，由张某、江某商量后，二人共同签名回复，违反证人作证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则，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不能列为本案证据。辩护人提出王某没有收受9000元钱，王某当时没有在青岛，没有作案时间这一观点，错误理解了行受贿时间，对书证上的时间进行了错误的解读，观点不成立。经过再审法庭调查的证据，更加确证了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一审判决书认定王某两次共收受11000元钱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再审期间，原审上诉人王某及其辩护人申请证人刘某甲、沈某、孙某甲、张某、江某、刘某乙、殴毅出庭作证，本院依法向上述证人发出出庭通知书，证人刘某甲、沈某、张某、江某出庭作证。证人青岛工务段刘某甲、沈某出庭证实，王某代表工务分处，每年制定购买养路机械的计划，都是段上先提，王某组织各站段讨论，汇总各段计划后向领导汇报，再签订订货合同。证人张某当庭证言证实：1、2000年10月份左右，公司实行大承包，与江某一起，到青岛给王某送钱9000元，送钱地点在酒店宾馆的房间；2001年元月份，利用春节联络感情，争取以后再合作，给王某送钱2000元，本次一路坐火车到青岛，第一站在淄博停留给了孟某，中途经过潍坊在站台上给了孙某乙，最后到青岛给了王某。2、公司实行大承包时，外出送钱前先给领导汇报，写好借款单，交销售科财务吴某办理借支。出差回来后，所有票据和送钱证明也都交给吴某，领导签字审核后，其根据实际情况冲抵借支。3、给律师的回复意见是自己所写，律师发函前曾打过电话，当时比较反感，便解释了一下送钱9000元和2000元的事情，回复意见上所说“吃饭时送了9000元”是为应付才写的，实际是在宾馆房间送的。4、经辨认，确认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均系其本人送钱回公司后亲笔所写，上面的金额、证明人都准确，但落款时间并非确切送钱日期，因为几次送钱的地点不同，是根据出差时间推断的时间段，但给王某送钱确实是事实。5、送9000元是根据订货款60多万的1.5%推算出来的，但也不一定完全按该标准，因技术咨询费没有具体指标，需根据当年的承包费用情况来确定。6、给检察院发送的“情况汇报”和“澄清函”的内容不真实。2004年青岛检察院取完证后，王某曾打来电话问情况，因为都是单位的事情，给领导汇报后，考虑到王某是我们的客户，想帮他开脱才写的。7、检察机关没有违法取证，在检察机关所作的证言都是真实的等情况。证人江某当庭证言证实：2000年10月份，因公司有两个人出去送钱的不成文规定，且销售人员不够，其被抽调同张某去青岛给王某送过9000元钱，送钱地点在宾馆房间，其在房间见到王某收下了钱。回公司后由张某处理财务凭证。证实给律师回复意见上签字是真实的，但上面所写的送钱地点不实，应在宾馆房间里而非餐桌上，因为当时觉得地点不重要就没在意。而且律师打电话时，心理上比较同情当事人，就顺着律师的话说了，当时电话只是询问，律师没有告诉要录音，也不知道通话会作为证据。原审上诉人王某及其辩护人再审期间提交以下新证据：1、辩护人对证人张某、江某、孟某、孙某乙及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甄律师”（自称）电话取证的录音。辩护人认为录音中张某明确表示对2001年初送的2000元不知情，能够排除该事实；江某录音中表示没有在宾馆及酒桌上看到送钱，因此证明张某行贿不在房间和酒桌，不存在行贿事实；孟某和孙某乙录音证明确实收到张某的2000元钱，因此9000元不可能都给了王某；“甄律师”录音证明办案人员对张某采取了经不起推敲的措施。2、辩护人向证人张某、江某发出的调查函及回复意见。认为张某在回复意见中表示9000元钱不是在房间里而是在酒桌上给的，进而证明与张某侦查阶段的证言矛盾，否定了先前在检察机关的证言。3、长途电话单，记录电话取证的通话情况。4、王某的工作日记本、出差证明和报销凭证，记录其2000年10月17日在外出差，未在青岛，与送钱证明上的时间相矛盾，印证张某的证言是虚假供述。上述证据均经再审庭审质证。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济南铁路运输分院质证后认为：1、辩护人对录音内容解读错误，张某和江某均没有否认送9000元和2000元。所有录音取证程序违法，辩护人没有出示律师证，没有征得证人作证和录音的同意，且录音存在诱供，没有证据资格。2、辩护人向张某发函，张某的回复意见，是张某和江某两个人签字，辩护人违背单独询问证人的要求，该证据无效力。3、长途电话单、王某日记本及出差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王某2000年10月17日不在青岛不能否认本案受贿事实的存在。因一审、二审均没有认定该日是受贿时间，该证据起不到否定受贿日期的作用，反而可以排除10月17日为受贿时间。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济南铁路运输分院再审期间补充下列新证据：证人张某2006年8月29日的证言、2006年8月31日的三份证言，证实2000年底和2001年初送给王某9000元和2000元现金。送9000元是在张某住宿处，当着江某的面交给了王某，送钱金额大时公司有两人一起的惯例。证实找到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后，张某对所有证明予以确认。证实张某承认曾发过假的“情况汇报”和“澄清函”。证实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无违法行为，与律师的通话录音没有征得其同意。证人江某2006年8月29日、2006年8月31日的证言，证实与张某到青岛出差送钱，一起在宾馆房间送给王某9000元。解释了给律师的回复意见中与以前证言说法不一致的来龙去脉，并对送钱证明复印件上的签字情况进行了确认。3、证人刘某乙2006年8月30日的三份证言、2006年8月31日的情况说明、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证明，证实什邡公司销售承包的做法，两人送钱的惯例，并与欧某、张某、孟某、孙某乙的证言和相关书证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送钱原因。证实送给王某钱后，销售人员写的送钱证明应当由销售科保管，与欧某、张某、江某的证言和相关书证证明业务员在送给王某钱后，回到公司要对送钱过程作出说明的情节一致。证实曾给王某和青岛铁路运输检察院发虚假“澄清函”，并曾使用办公室电话，假扮“甄律师”打电话给辩护人，事实上“甄律师”并不存在，辩护人对双方谈话进行录音也未经过其同意。4、证人欧某（原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科科长）2006年8月31日的三份证言、2015年5月13日的证言，2015年5月13日的自书情况说明、入路以来履历情况证明，证实欧某担任销售科科长期间，什邡公司与销售科实行承包经营制，与什邡公司的财务核算及科内财务管理均由销售科会计吴某负责。证实送给王某11000元好处费，证明公司有两人送好处费的要求，且业务员送完好处费后要写送钱证明。证实2006年8月31日检察院来公司调查王某相关情况，公司提供了四份由其保管的送钱证明原件（关于付给孙工、孟工、王工、王某咨询费的证明），检察员提取复印件后，原件仍由其保管，但因工作多次变动，保管不善，现已无法找到。5、证人吴某（原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科会计）2015年5月13日的证言，证实其直接经手销售科财务会计工作，直接负责保管业务员出差凭证。证实销售科按季度写报告与什邡公司结算，但出差凭证不上交公司财务，超出借支的用各种凭证冲抵，能够与欧某证言、什邡公司会计账目反映的情况相互印证。6、证人淄博工务段孟某2004年9月15日、2006年9月12日的证言，潍坊工务段孙某乙2004年9月8日、2006年9月12日的证言，青岛铁路分局工务分处袁著泉的证言及孟某、孙某乙、袁著泉的刑事判决书，证实孟某、孙某乙、袁著泉曾因受贿罪被判刑，均收受过什邡公司业务员张某等人所送好处费，孟某、孙某乙最后一次收受张某所送好处费的时间是2001年1月份，张某到青岛办事，在淄博车站、潍坊站台分别送给二人好处费各2000元，与张某证实2001年给王某送钱是先到淄博、潍坊，再到青岛的过程一致，印证了张某证言的真实性。证实给业务单位送钱是什邡公司的一贯做法。证实定购机械、签订合同是王某的职责范围。证实王某的辩护人与其通话取证录音未征求其同意。7、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销售科签订的“销售承包合同”，合同反映的内容与刘某乙、欧某、张某证实什邡公司销售政策的情况一致。证实送给王某的11000元好处费的出处。8、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证明，证实销售人员外出送好处费的经过和财务手续情况，与销售承包合同、刘某乙证言、张某证言、欧某证言证实的大承包的内容相印证，与四份送钱证明证据指向一致。9、提取业务人员送钱证明复印件四份、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龙某任职情况证明。送钱证明内容如下：（1）证明：今付给青岛铁路分局订货有关人员王某技术咨询费9000元（玖仟元整）。经办人：张某，证明人：江某，2000年10月17日。欧某10月28日签字，龙某10月28日签字同意；（2）证明：今付给青岛铁路分局订货有关人员（王工）技术咨询费2000元（贰仟元整）。经办人：张某，证明人：欧某，2001年元月12日。欧某1月19日签字，龙某1月19日签字同意；（3）证明：今支付给淄博工务段订货有关人员（孟工）技术咨询费2000元（贰仟元整）。经办人：张某，证明人：欧某，2001年元月11日。欧某1月19日签字，龙某1月19日签字同意；（4）证明：今支付给潍坊工务段订货有关人员（孙工）技术咨询费2000元（贰仟元整）。经办人：张某，证明人：欧某，2001年元月11日。欧某1月19日签字，龙某1月19日签字同意。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与刘某乙、张某、江某、欧某证言以及王某原有罪供述一致，证实什邡公司分两次共送给王某11000元钱。任职情况证明证实送钱书证上签字的为当时公司总经理龙某及其2004年4月之前在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等情况。10、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证明、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度明细账及附件和2001年度明细账及附件复印件，证实2000、2001年期间，销售部门已经由经营室变更名称为销售科，但由于财务软件的财务科目未相应变动，一直沿用经营室科目。财务账目证实什邡公司与销售科实行承包制、销售科每个季度与公司结算的情况，印证了殴某、吴某证言证实的内容。上述证据均经再审庭审质证。原审上诉人王某及辩护人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济南铁路运输分院出示的合同、财务账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财务账目中没有张某出差青岛的财务凭证，证明张某未到过青岛；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存在前后矛盾，虚假不实；认为证言中提到两人送大额钱款是惯例，9000元是两人所送，但2001年给三人送6000元为何是张某一人去送；认为四份送钱证明的名称是“证明”、“说明”还是“情况说明”前后不一，证明内容不全，是伪证。对再审中出庭证人证言及双方提交的新证据分析、论证如下：1、证人刘某甲、沈某的当庭证言证实了王某的工作流程及工作方式，但王某作为青岛工务分处分管养路机械的工程师，其职责、职权是由其所负责的工作性质决定。青岛铁路分局的任免命令及工务分处出具的《王某的职责范围》，证明王某系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受组织委派，代表青岛铁路分局对外在相关定点和非定点单位进行采购养路机械设备，并分配到辖区内各使用单位”的职责，符合受贿罪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证人证言只能证实王某的工作流程，无法证实其工作范围及职权。2、证人张某、江某的当庭证言，能够与本案证人刘某乙、欧某、孟某、孙某乙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给王某送好处费11000元的事实和原因，钱款来源，办理过程，以及事前、事后款额的处理过程，与王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亦能印证。进一步阐明给律师的回复意见及给检察院发送的“情况汇报”和“澄清函”的内容不是真实意思表述，与事实不符。对检察机关出示的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当庭予以确认。二人的当庭证言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共同证明王某的受贿事实，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3、辩护人提交的证人张某、江某、孟某、孙某乙及成都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甄律师”的6盘录音磁带，是以录音形式存在的证人证言。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录音录像资料并不都属于视听资料的范畴，证人、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所作的录音录像资料就不属于该范围，而应被作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使用。本案辩护人提交的录音磁带，是对证人调查取证的录音，其本质应为证人证言。辩护人在收集证人证言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规定进行取证，本案辩护人未经证人同意，采取秘密录音的方式取得的证言材料，违反了刑诉法关于律师取证的规定，取证程序不合法。且录音中的“甄律师”系证人刘某乙假扮，并不存在“甄律师”其人，其所做证词不具真实性，无证据效力。因此，辩护人提交的上述录音资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予采信。4、辩护人提交的向证人张某、江某发出的调查函及回复意见，张某、江某在法庭上已作出说明，且当庭陈述了给王某送钱的事实细节，该调查函及回复意见已失去证明意义，应以证人当庭陈述为准。同时回复意见违反“询问证人个别进行”的原则，向张某一人发出的调查函，却由张某、江某两人在回复意见上共同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故不予采信。5、辩护人提交的长途电话单，其真实性能够认可，但与审查的案件事实无必然关联性，不予采信。6、辩护人提交的王某日记本、出差证明和报销凭证，其真实性可以确认，能够证实王某2000年10月17日在外出差，未在青岛。因本案一审、二审均只认定王某于“2000年底和2001年初”两次收受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1000元，并未认定2000年10月17日即为确切受贿时间，故不予采信。7、检察机关出示的新证据，真实合法，补强了王某受贿犯罪事实的证据。大量书证和证人证言，进一步证实什邡公司内部管理机制中存在向客户送好处费的事实，在与青岛铁路分局及下属单位业务存续期间，每笔好处费都由业务员从销售科财务借支，经领导同意，指派两人或一人送钱；证实好处费提取的办法、操作步骤及账目处理等情况。其中，检察机关所取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的真实性经证人张某、江某当庭确认。证人欧某自书情况说明亦证实2006年检察院调查王某受贿一案时，曾提供由其保管的四份送钱证明原件，检察员提取复印件后，原件仍由其保管，后因工作多次调动，未予妥善保管，现已无法找到的情况，与证人张某、江某、刘某乙、吴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四份送钱证明真实存在。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由两名检察员提取，由保管人欧某签字确认“提取复制无误”，符合书证复印件的提取程序，具有合法性。王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四份送钱证明名称前后不一、内容不全等问题并未实质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故对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予以采信。检察机关出示的其他证据是对一审判决、二审裁定中认定王某受贿事实证据的补充，能够使证据链更加完善，予以采信。再审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与一审、二审相同。对再审中原审上诉人王某及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分析、论证如下：关于王某及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见，经查，本案立案程序合法，对王某的传唤、拘留、逮捕均有法律文书记载，强制措施手续完备、合法、有效。侦查机关根据已掌握的犯罪线索，对王某采取强制措施，符合检察机关办案规则。辩护人认为仅有张某证言就对王某拘留，属于滥用强制措施，属于刑讯逼供的观点不能成立。王某及其辩护人亦未提供证据或线索证明其具有受到刑讯逼供的嫌疑和可能，本案中没有发现存在使用肉刑、变相肉刑，或者采用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情况，因此，辩护人提出排除王某三份供述的意见不予支持。辩护人提出“‘甄律师’录音中提到办案人员对张某采取了‘经不起推敲’的措施，即对张某取证采取了威胁等违法手段”的意见，是辩护人个人推断，法庭已查明并无“甄律师”其人，刘某乙假扮“甄律师”之名与辩护人之间的谈话录音，不具备证据效力。证人张某、江某均当庭证实检察机关办案中无违法行为，无证据或线索显示检察机关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辩护人的观点无证据支持，因此，辩护人提出排除证人张某三份证言的意见不能成立。关于辩护人基于其提供的录音资料及张某给律师事务所的书面回复意见，认为受贿事实没有发生的意见，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辩护人提供的录音资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取证形式不合法，录音内容亦未经证人确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当庭证实回复意见内容不真实，并陈述了送钱过程，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实王某收受贿赂的证据链条，辩护人认为受贿事实没有发生的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关于辩护人提出行贿的款项没有来源，赃款去向不明，说明受贿之事是假的意见，经查，本案证人张某、欧某、刘某乙、吴某均证实该单位存在向客户送钱的惯例，行贿款均来自销售科的承包额，张某两次给王某送钱均经单位领导同意，并从销售科财务吴某处借支送出；证实送钱后写出送钱证明，经领导签字，将相关凭证交吴某处理的过程。证人之间的证言可以印证受贿款的出处，行受贿的过程，并与送钱证明复印件的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受贿事实存在。对赃款去向问题主要涉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是否存在酌定从轻、从重的量刑情节，不属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即使赃款去向不明，只要受贿事实成立，证据确实充分，亦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因此，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辩护人提出口供不稳定，证言在前，口供在后，证言发生变化，口供也跟着变化，符合“指供”、“诱供”特征的意见，经查，本案证人证言证明的内容，有大量书证与之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证言内容的真实性，证据之间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言、口供之间时间先后的变化，不能当然得出“指供”、“诱供”的结论，通过原审和再审的审查，能够证实本案受贿事实成立，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关于王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没有张某到过青岛的证据，王某没有作案时间，行贿、受贿的时间、地点等充满矛盾且与客观性强的实物类证据不符，检方提取的四份送钱证明复印件是伪造的，请求宣告被告人王某无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2000年、2001年承包合同证实什邡公司与销售科实行承包制，销售科内部会计负责全科财务事项，按照承包合同的内容与公司进行财务结算，但业务员的出差凭证不是与公司结算的必需凭据，因此，什邡公司会计账目中没有当年张某、江某出差青岛的凭证。但受贿罪的成立不以是否有行贿人的出差凭证为构成要件，只要能够证实收受行为的成立，是否存在出差凭证，并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成立。本案证人张某、江某均证实2000年10月份到青岛给王某送钱，仅此一次二人共同在青岛与王某见面，并送9000元好处费。王某本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证人证言一致，在一审庭审中承认自己在宾馆房间里见到了张某、江某，仍然承认张某拿出钱来交给他，但他否认自己收下了这9000元钱。再审庭审中王某仍承认与张某、江某在青岛见过面。张某、江某到青岛与王某见面的这一事实已经达到供证一致，无分歧。因此，没有张某、江某到青岛的出差证明，仍然可以确认该事实成立。王某及其辩护人认为落款时间是2000年10月17日的送钱证明，证实王某没有作案时间，王某的日记本及出差证明证实王某2000年10月17日在外出差，未在青岛，四份送钱证明系伪造的意见，基于上述对张某、江某到青岛给王某送钱这一事实的确认，反驳了王某没有作案时间的辩护观点，没有作案时间就无法在青岛与张某、江某见面。张某送钱有同行人江某证实，事前向领导汇报，事后经领导签字，以及相关证人及书证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证明内容的真实性。王某的日记本及出差证明，虽然能够证实2000年10月17日其不在青岛，但不能推翻其曾在青岛见到张某、江某这一事实。该事实说明送钱日期不是2000年10月17日，印证了张某陈述送钱证明上的日期是一个时间段，不一定是确切送钱日期的陈述。对于2001年初送2000元形成的三份送钱证明，更加印证了张某从淄博到潍坊再到青岛一路分别送钱给孟某、孙某乙、王某的过程，加之送钱证明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已得到确认，能够与孟某、孙某乙的证言、原供述和二人的判决书印证送钱的过程形成证据链条。虽然由于记忆原因，对送钱证明的具体称谓表述不准确，但反映的事实过程与提取的书证内容相一致。因此，王某及其辩护人认为该书证是造假，王某受贿事实不成立，应宣判无罪的理由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原审上诉人王某，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其业务单位所送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1000元，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原审上诉人王某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不符合再审查明的事实，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本院（2004）济刑终字第11号刑事裁定和青岛铁路运输法院（2004）青铁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 红审判员 姜筱倩审判员 窦玉康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