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商提字第12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爱立特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普金家园**幢*层。
法定代表人：刘明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晓红，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锋平，浙江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福君。
委托代理人：黄建伟，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杭州爱立特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立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孙福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终字第1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0月24日作出（2014）浙民申字第69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于2014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再审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梅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伍华红、倪佳丽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爱立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晓红、张锋平，被申请人孙福君的委托代理人黄建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9日，一审原告爱立特公司起诉至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称，2010年10月18日，爱立特公司与尉兴忠就沪杭高速下宁路连接线工程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为保证尉兴忠能够及时、全面履行上述合同，孙福君以尉兴忠的保证人的身份在该合同中签名，为尉兴忠的上述合同履行行为提供保证。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孙福君因工程需要于2012年1月19日向爱立特公司借35万元，爱立特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先后按照孙福君的要求划出借款。上述款项出借后，爱立特公司与孙福君沟通还款事宜，截止目前，孙福君未归还上述借款，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孙福君归还借款本金3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孙福君承担。
一审被告孙福君答辩称，爱立特公司的陈述不属实。孙福君与爱立特公司有工程承包合同关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工程不允许分包给没有资质的人，特别是个人。爱立特公司与其员工尉兴忠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尉兴忠再与孙福君签订了分包合同，该两份合同均无效，故爱立特公司才借款给孙福君35万元，但孙福君没有拿到该笔款项，而是直接支付到第三方用于支付工程款，充分证明双方间存在工程承包关系。案涉借款明确约定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结合本案证据，双方至今没有完成结算，从爱立特公司的陈述来看承包款是900万元，其已经支付了800万元，在正常情况下是能够支付余款的，故爱立特公司就该35万元提起诉讼是不恰当的，应在工程款中结算。双方应先进行结算。请求驳回爱立特公司的诉讼请求。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2年1月19日，孙福君向爱立特公司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孙福君向爱立特公司借款35万元用于公司代付材料款，这笔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2012年1月20日，爱立特公司按照孙福君的要求通过杭州银行分四次分别支付了三笔10万元和一笔5万元，借款的去向也是按照孙福君要求支付到借条中载明的四个单位。孙福君至今未归还借款。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孙福君向爱立特公司借款并出具借条一份，爱立特公司按照孙福君的要求支付了借款，孙福君理应承担还款责任。虽然孙福君在借条上注明，该笔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但系孙福君单方意思表示，且孙福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工程承包或结算关系，今后在工程款中扣除也存在履行不能，故孙福君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4日作出（2013）杭拱商初字第1292号民事判决：孙福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爱立特公司借款本金35万元。如果孙福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275元，由孙福君承担。
孙福君不服一审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借款事实存在，但本案款项用途系孙福君为顺利完成向爱立特公司承包的工程而发生的材料款，因此双方在“借条”上明确约定“这笔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一审法院否认该约定的存在和效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爱立特公司与尉兴忠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孙福君为尉兴忠提供担保。事实上，相关工程真正的承包人是孙福君，是爱立特公司为了避免因将建设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个人导致合同无效而采取的规避法律的行为。这正是本案借款发生的前提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孙福君和爱立特公司之间因相关工程实施而发生的“借款”不止本案一笔，爱立特公司与本案同时提起的诉讼还有另外3个，另三案均已当庭达成调解。爱立特公司非公益机构，多次借款给孙福君显然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关联，即本案所涉工程承包合同关系。2.爱立特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几乎所有的“借款”都不经过孙福君之手，而是由爱立特公司直接将相应款项支付关联方（主要是材料供应商）、仅由孙福君出具借条。这明显有别于通常的民间借贷。通常情况下，即使爱立特公司同意借款，绝不可能服从借款人的指挥将款项分别支付给不同的、且众多的第三方。事实情况是相关工程由孙福君组织实施施工，因涉及工程材料款等的预付或结算，孙福君通过“借款”的形式预支工程款。3.鉴于以上事实和背景，才在本案借条上出现了“这笔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的约定。如果双方之间没有相关的工程承包关系在先，不会在借条上多此一举加上这句话。爱立特公司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性描述和约束性约定。可见，一审判决漠视该基本事实是极其错误的。爱立特公司既然以本案“借条”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就应当一并接受其上对有关事实的描述和相关的约束。一审判决应当依据该证据记载的基本事实推定双方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关系，而孙福君没有义务再行额外提供证据来证明该事实，除非爱立特公司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充分否定了双方的承包关系。4.本案借条就归还条件和方式的约定有效，对爱立特公司具有约束力。当然，爱立特公司欲就本案借条获得法院支持的另一种情形是：双方已经就相关工程进行结算并证明爱立特公司已经超额支付工程款项或者虽未最终结算但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超额支付。本案中爱立特公司明显举证不充分。而目前相关工程已经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因多种原因双方尚未进行最终结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合同约定的工程合同价9030070元（不含另行增加工程），孙福君方面确认收到的款项不足500万元，而爱立特公司亲口承认其只支付了不足800万元（还包括垫付部分，这些未经孙福君认可）。因此，在工程尾款中扣除本案借款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也是应该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事项没有法律依据，结果显失公正。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爱立特公司的诉讼请求。
爱立特公司二审中辩称，一、爱立特公司和孙福君之间不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爱立特公司与尉兴忠就沪杭高速下宁路连接线工程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孙福君以尉兴忠保证人的身份提供了担保。爱立特公司和孙福君之间仅有担保关系。在上述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尉兴忠不得将该工程分包或者转包给第三人。爱立特公司从未以明示或者默认的方式认可尉兴忠将上述工程分包或者转包给孙福君。一审中，孙福君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爱立特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二、孙福君称所借的全部款项直接支付给材料商，明显区别于通常的民间借贷，实际是爱立特公司通过“借款”的形式预支工程款。该陈述与事实不符。首先，爱立特公司和孙福君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真实、有效。根据借条的记载，爱立特公司和孙福君之间就35万元的借款关系成立。其次，爱立特公司支付款项，符合孙福君的要求。对于上述借款，孙福君在其单方出具的借条中明确要求爱立特公司为其“代付材料款”，爱立特公司完全按照要求支付了借款。三、孙福君称本案借条就归还条件和方式的约定有效，该陈述与事实不符。根据借条中的记载内容可以查明，该借条是孙福君出具，全部内容系其个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并无爱立特公司的签字确认。在借条中，孙福君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向爱立特公司借款35万元并要求爱立特公司用于代为支付材料款。二是希望该笔款项在工程款中扣除。对于第一项意思表示，爱立特公司同意并出借了借款。由于爱立特公司和孙福君之间并无工程承包关系，对其要求在工程款中扣除的单方面意思表示，爱立特公司从未以明示或者默认的方式表示认可，该意思表示对爱立特公司不发生效力。四、对于孙福君担保的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其他借款，孙福君认可并归还了部分借款。作为尉兴忠的保证人，在尉兴忠承包的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孙福君曾多次向爱立特公司借款，与本案同时起诉的其他三笔相同性质的借款，孙福君主动认可，双方调解结案，其中两笔借款已经在调解书约定的时间内归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0年10月18日，爱立特公司与尉兴忠分别作为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了《工程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将沪杭高速下宁路连接线工程交由尉兴忠承包，孙福君作为尉兴忠的担保方在该合同上签名。同日，尉兴忠和孙福君分别作为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施工合同》，将沪杭高速下宁路连接线工程交由孙福君承包。孙福君和爱立特公司之间存在款项往来。还查明：尉兴忠系爱立特公司员工，其表示案涉工程款都由爱立特公司与孙福君进行结算，如本案借款从工程款中扣除，尉兴忠不会再向爱立特公司主张对应的该笔款项。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孙福君和爱立特公司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以及爱立特公司在借条出具后已实际交付借款，该借款至今尚未归还并无异议，应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是否应按照借条载明的还款方式归还借款。本案中，借贷双方通过出具借条以书面方式达成借贷合意，如该借条内容有违爱立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爱立特公司作为出借方可拒绝出借款项或要求孙福君重新出具借条，而爱立特公司接受持有借条，并在借条出具后履行款项交付义务的行为显然系对该借条内容的全部认可，该借条应视为双方之间达成意思一致的借款合同。爱立特公司现辩称借条中关于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的内容系孙福君单方意思表示，依据不足。孙福君系尉兴忠履行其与爱立特公司承包合同所涉工程的担保人，孙福君与尉兴忠之间就上述工程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在工程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亦与爱立特公司直接存在款项往来，结合尉兴忠及相关证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孙福君就案涉工程的履行结算存在利害关系。爱立特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存在工程款已结算完毕等无法从工程款中扣除借款的情形，尉兴忠也表示如从工程款中扣除借款，将不再就对应款项向爱立特公司进行主张，故从工程款中扣除相应借款存在可能且不会产生爱立特公司重复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形，爱立特公司现要求孙福君直接归还借款与双方约定不符。综上，孙福君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浙杭商终字第163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3）杭拱商初字第129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爱立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2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75元，均由爱立特公司负担。
爱立特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孙福君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不能作为案件审理及判决的依据。二、二审法院依据孙福君提交的证据2、5认定的“尉兴忠和孙福君存在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关系”错误，与事实不符。爱立特公司对其与员工尉兴忠签订内部承包施工合同并无异议，但该内部合同明确约定尉兴忠作为内部承包人不得将工程分包或者转包。孙福君二审提交的证据2只能证明尉兴忠作为内部承包人将工程违法转包给了孙福君，因此该违法转包合同应属无效。尉兴忠和孙福君签订的合同与爱立特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二审法院不应以此来认定孙福君就案涉工程的履行存在利害关系。孙福君提交的证据5完全不真实、不合法，委托测试协议系孙福君在已盖好章的空白委托测试协议上签字，也直接说明了孙福君并非爱立特公司在案涉工程上的承包人。三、二审法院认为孙福君单方向爱立特公司出具的借条，而爱立特公司接受持有借条，就认定该借条应视为双方之间达成意思一致的借款合同，该认定错误。案涉借条仅有孙福君的签名，并无爱立特公司的盖章，二审法院不能仅凭爱立特公司接受并持有该借条，就认定该借条中的内容是爱立特公司的意思表示。四、二审法院认为孙福君与案涉工程的履行结算存在利害关系，且因爱立特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存在工程款已结算完毕等无法从工程款中扣除的情形，而驳回爱立特公司诉请错误。1.孙福君与案涉工程的履行结算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的案由是借贷合同纠纷，法律关系是借贷法律关系；孙福君与案涉工程的履行结算是否存在利害关系，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畴的纠纷，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爱立特公司与孙福君之间并无合法、有效的内部承包合同，孙福君与案涉工程履行结算不存在利害关系，其结算与爱立特公司无关。2.孙福君二审提供的证据2证明孙福君与爱立特公司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孙福君也应向尉兴忠主张工程款。3.爱立特公司不需要通过举证证明案涉工程的工程款结算问题，爱立特公司仅需证明其与孙福君之间存在借贷事实，而孙福君未返还借款本金，则爱立特公司要求孙福君归还借款的诉请就应得到支持。五、二审法院以尉兴忠单方意思表示，推测并认定在工程款中扣除相应借款存在可能且不会产生爱立特公司重复支付相应款项的情形错误。1.尉兴忠是案外人，不论他是认为可以向爱立特公司主张款项，还是不主张款项，均不能约束本案当事人。2.由于尉兴忠陆续领取的工程款及爱立特公司垫付的材料款等成本超过了合同工程价款，尉兴忠很早就单方终止了后续工程的施工。爱立特公司已经另行组织了公司其他部门进行了后续工程的施工以及验收工作。另外，爱立特公司还将承担该绿化工程后期质保期内的维修保养工作等成本支付。二审法院作出的认定导致本案借款在后续工程款中扣除存在客观履行不能，爱立特公司将遭受重大损失。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孙福君承担。
被申请人孙福君答辩称，一、孙福君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孙福君与爱立特公司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二、本案借款发生时，双方口头达成协议，由爱立特公司先代为支付工程款35万元，由孙福君出具借条，工程款由爱立特公司直接支付给工程利害关系人，“这笔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这句话是按照爱立特公司的要求书写。三、爱立特公司缺乏诚信，孙福君是实际施工人有很多事实证明，一审中爱立特公司代理人否认了孙福君的身份，称没有孙福君这个人，正因为一审时爱立特公司否认了孙福君与其之间的工程承包关系，二审中孙福君才不得不举证证明。
再审中，申请再审人爱立特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被申请人孙福君提供了一份证据：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的（2014）杭拱民初字第73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孙福君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与爱立特公司存在工程承包合同关系，这是双方约定涉案借款“在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的原由。
对孙福君提供的证据，爱立特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要证明的目的，该案是朱金伟与爱立特公司之间的关系，确定了朱金伟的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并没有确认孙福君的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且爱立特公司不服该一审判决，已经提起上诉。
本院对孙福君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孙福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杭拱民初字第736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且爱立特公司明确其已针对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再审查明：一、本案双方当事人确认如下事实：案涉35万元借款均用于支付案涉工程材料款，案涉工程至今仍未结算完毕。二、尉兴忠在二审法院向其询问时陈述，其已向爱立特公司出具委托书，案涉工程项目全部经济往来由孙福君承担，由孙福君直接与爱立特公司结算。三、爱立特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尉兴忠向其出具委托书，委托孙福君进行材料款的结算。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爱立特公司向孙福君主张归还借条载明的35万元借款的条件是否成就，也即借款是否应在工程款中扣除。1.爱立特公司再审主张案涉借条中关于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的内容系孙福君的单方意思表示，非爱立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孙福君于2012年1月19日向爱立特公司出具借条，借条出具第二天，爱立特公司按照借条上载明的四个单位分别向该四个单位履行了相应款项的交付义务，且款项购买的相应材料等均是用于爱立特公司承接的案涉工程，如该借条内容有违爱立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爱立特公司作为出借方完全可以拒绝出借款项，其接受并持有借条，在借条出具后履行款项交付义务的行为应系对该借条内容的全部认可，且借贷双方通过出具借条方式达成借贷合意系实践中的通常做法，爱立特公司以借条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却仅对借条上关于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的内容不予认可，与常理不符。故二审法院认定借条系双方之间达成意思一致的借款合同符合客观实际。爱立特公司的该节再审理由不能成立。2.爱立特公司认为孙福君并非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其与案涉工程履行结算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应向爱立特公司主张工程款，故借款在工程款中扣除没有依据。对此，首先，如前所述，双方对案涉35万元借款以后在工程款中扣除已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且该35万元借款均用于支付案涉工程材料款，在工程款中扣除有其合理性。其次，孙福君既是尉兴忠履行其与爱立特公司承包合同所涉工程的担保人，又与尉兴忠之间就案涉工程存在承包合同关系，而尉兴忠亦陈述案涉工程其已委托孙福君直接与爱立特公司结算，故可以认定孙福君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第三，爱立特公司明确案涉工程款尚未结算完毕，其亦认可尉兴忠与孙福君之间的委托结算关系，这从案涉工程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孙福君与爱立特公司直接存在款项往来的事实亦能得到印证。据此，二审法院认定孙福君与案涉工程的履行结算存在利害关系并无不当。爱立特公司的该节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综上，爱立特公司主张的再审理由均不成立，不予支持。在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尚未结清，爱立特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存在超额支付工程款，无法从工程款中扣除借款的情形下，爱立特公司向孙福君主张归还借条载明的35万元借款的条件尚未成就。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终字第163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梅
代理审判员 倪佳丽
代理审判员 伍华红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