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西行初字第57号
原告武鸣县宁武镇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杜正权，组长。
委托代理人陈继添，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南宁市武鸣县兴武大道245号。
法定代表人宋日正，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耿陈，武鸣县调处办干部。
第三人武鸣县宁武镇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志宗，组长。
委托代理人吴剑锋，广西桂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鸣县宁武镇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华山村5组）不服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权一案，于2015年1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原告补正材料，本院于2015年4月1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4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华山村5组的诉讼代表人杜正权、委托代理人陈继添，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耿陈，第三人武鸣县宁武镇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长安村10组）的诉讼代表人李志宗、委托代理人吴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办理相关延长审理期限手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7月29日作出武政行决字（2014）1号《关于宁武镇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与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在“牛栏湾”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定，纠纷双方历史以来分属不同的行政村管辖，申请人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持有土改时期争议地部分畬地（牛栏口）的土改证，证实1952年土改时期申请人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在争议地中确经营有畬地的事实。从1986年始申请人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把争议地中的浅水湾（鱼塘）发包给本村民养鱼，提供有当时的承包合同书和承包费收款收据，1996年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又组织全组农户对“牛栏湾”弃耕的老畬地部分进行了重新划分，以上证据证实了申请人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长期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而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提供的1989年的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因没有双方当事人参加界线核定，不能作为确定双方争议土地权属的有效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地“牛栏湾”（陇牛栏）约150亩的土地归申请人宁武镇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所有（详见2014年7月29日附图）。
原告华山村5组诉称，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所作的武政行决字（2014）第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所有，唯一的依据是第三人提供了土改时期占有部分地（牛栏口）的土地证。一、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土地权属是“牛栏湾”，“牛栏湾”是一个当地俗称地名，是四面环山自然形成的山，包括山界范围，而牛栏口只是“牛栏湾”唯一的进出口，它不属于“牛栏湾”整个范围，“牛栏湾”与“牛栏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被告以第三人持有“牛栏口”土地证为由，将整个争议地“牛栏湾”确权给第三人是错误的。二、“牛栏湾”的历史归属和管理权都是原告，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由生产队安排生产小组在“牛栏湾”种植玉米、黄豆、大花生、高梁、黄麻等农作物，这是历史事实，七十年代后期，第三人把牛群放养到“牛栏湾”，将原先种植的农作物糟蹋，种一片扫一片，致使原告无心经营，由此，“牛栏湾”成为第三人的放牧场地，但原告对“牛栏湾”的管辖权从没有放弃过。对此，原告提供了时任大队干部和部分群众的证人证言，但被告没有尊重历史事实，没有调查核实证人证言，就作出了违背历史的错误决定。三、1981年林业三固定时，将争议地划入第三人山界林权证，既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山界林业证，更没有原告与第三人代表或者双方所在的村领导签字，这份山界林权图是由县、镇林业单位绘制，只作为山界普通调查图，不能作为争议地确权依据。四、武鸣县国土资源局1989年8月《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有正规的图纸标示，明确界限，文字说明，有当时原告与第三人所在村代表人员签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上，当时第三人代表李炳坤签字。对此证据，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而就此有效的证据，复议机关则以签字双方并非争议地权属争议主体，就断定《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不能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的依据，这有悖事实。事实上，原告所在村华山村与第三人所在村长安村在《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都签字认可无争议，争议地划为华山村山界林权范围内，这足以排除争议地不可能属长安村，更不可能是第三人长安村的第10村民小组，唯一的结论只能是争议地权属属于华山村。五、原告在“牛栏湾”种植农作物被第三人放养牛群糟蹋无心经营期间，第三人将“牛栏湾”里面雨季过后自然形成“山塘”发包给本组村民承包，原告多次地向第三人交涉，为此，第三人仅在1986年将所谓“山塘”发包给本组村民，期间只作为第三人放牧场。六、1996年第三人曾组织村民对“牛栏湾”的部分土地进行重新划分经营，同样受到了原告强烈抗议，没有能够得到经营，同时，第三人也知道“牛栏湾”不是自己的权属，觉得心虚，不敢妄为。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原告认为，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所作的武政行决字（2014）第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判不公，请求法院撤销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所作的武政行决字（2014）第1号关于宁武镇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与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在“牛栏湾”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1、身份证、武鸣县宁武镇华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杜正权为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组长的事实；2、授权委托书、武鸣县宁武镇华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的村民委托杜正权办理土地权属行政纠纷案；3、南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4、武鸣县人民政府《关于宁武镇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与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在“牛栏湾”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证明长安村与华山村土地权属纠纷的事实；5、南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与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土地权属纠纷复议的事实；6、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证明争议的土地权属为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所有的事实。
被告武鸣县人民政府辩称，被告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与第三人讼争的土地统称“牛栏湾”（陇牛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第三人属长安村管辖，原告属华山村管辖。在这三个特定历史阶段，第三人向县政府提供了土改时期争议地中部分畬地（牛栏口、牛栏湾口）的土改证，证实了1952年土改时期第三人农户在争议地中确经营有畬地的事实，其它两个时期没有有效证据提供。原告没有提供有能证实争议地在这几个特定历史时期属己所有的有效证据。1981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地划在第三人的山界林权图范围内，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核发山界林权证。原告所在的华山村的山界林权范围没有划到争议地。从1986年始第三人就把争议地中的浅水湾（鱼塘）发包给本组村民养鱼，并提供了当时的承包合同书和部分承包费收款收据，1996年第三人又组织全队农户对“牛栏湾”弃耕的老畬地部分进行了重新划分，但没有复耕。1989年8月原告所在的长安村公所代表与第三人所在华山村公所代表在参加县国土局组织的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时，把争议地确定在原告所在华山村的村行政区域界线范围内。2009年底两村开展林改时双方在核定争议地界线时发生纠纷至今。被告认为：纠纷双方历史以来分属不同的行政村管辖，第三人持有土改时期争议地部分畬地（牛栏口等）的土改证，证实1952年土改时期第三人在争议地中确经营有畬地的事实。从1986年始第三人即把争议地中的浅水湾（鱼塘）发包给本村村民养鱼，提供有当时的承包合同书和承包费收款收据，1996年第三人又组织全组农户对“牛栏湾”弃耕的老畬地部分进行了重新划分，以上证据证实了第三人在争议地中确有土地和长期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而原告提供的1989年的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因没有争议双方当事人参加界线核定，不能作为确定双方争议土地权属的有效依据。综上所述，武鸣县人民政府武政行决字（2014）1号文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敬请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予以维持。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长安村10组申请书，2、华山村5组答辩书，以上证据1-2共同证明武鸣县人民政府基于第三人申请进行立案，原告方为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作出答辩，武鸣县人民政府根据双方提交证据作出处理决定；3、双方现场勘界图，证明争议地的四至范围；4、华山村5组座谈笔录，5、长安村10组座谈笔录，以上4-5共同证明对双方当事人做的笔录，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地历史进行陈述，并且对相关历史提供证据材料；6、双方调解笔录，证明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7、华山村5组提供证人笔录，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进行调查核实；8、长安村10组提供的争议地土改证，证明第三人提供的争议地土改证；9、长安村10组提供的土改时期证人指界，证明证人对土改证所认定的地名地点进行现场指认；10、长安村10组经营争议地的证据材料，证明第三人提供的历史以来经营争议地的证据材料；11、1981年林业三定两村山界图，证明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地界定在第三人所在的长安村山界林权里；12、2009年立业二类调查图，证明争议地归长安村10组经营；13、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国土局证实），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对村界的界限核定；14、1989年两村村干情况，15、华山村提供的本村证人，以上证据14-15共同证明证人的身份情况。
第三人长安村10组述称，武鸣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出的理由完全不符合事实，双方讼争的土地统称“牛栏湾”（含牛栏湾鱼塘、牛栏（湾）口畬地），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第三人属长安村管辖，原告属华山村管辖。在这三个特定历史阶段，争议地由第三人经营管理，我组现尚存有该地土改时期部分畬地（牛栏口、牛栏湾口）的土改证，证实1952年土改时期我组农户在争议地中确经营有畬地的事实，原告没有任何能证实争议地在这几个特定历史时期属己经营的有效证据，也从未经营管理过。1981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地是划在第三人的山界林权图范围内。原告所在的华山村的山界林权范围没有划到争议地，可见争议地不属华山村的土地。从1986年始我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就把争议地中的浅水湾（鱼塘）发包给本组村民养鱼，现尚存有当时的承包合同书和部分承包费收款收据，1996年我组又组织全队农户对“牛栏湾”弃耕的老畬地部分进行了重新划分到农户。2009年底两村开展林改时双方在核定争议地界线时才发生纠纷。第三人认为，武鸣县人民政府武政行决字（2014）1号文及南宁市人民政府（2014）66号文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敬请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认为无法认定，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9中证人李某现场指认的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0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1、1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认为不能证明该争议地属于华山村5组；对证据7证人的证明有异议；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5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同时对原告提供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6及被告提交的证据7、11-15不能证实本案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对位于武鸣县宁武镇的“牛栏湾”（当地方言称“陇牛栏”）存在争议。该争议地四至范围为东西南北均以牛栏湾四周围石山山脚为界，面积约为150亩。1952年土改时期，武鸣县人民政府向长安乡陇陌屯（现第三人）农户颁发了位于争议地范围内的“牛栏口”部分畬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从1986年开始，第三人将争议地中的“牛栏湾”（鱼塘）发包给本组村民养鱼。2011年8月30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要求被告就上述争议开展调处工作。2011年11月9日，被告组织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地进行现场勘查，确定了争议地四至范围。并对争议双方部分村民进行调查询问，召集争议双方负责人开展调解工作。因调解无果，被告于2014年7月29日作出《关于宁武镇长安村第10村民小组与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在“牛栏湾”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武政行决字（2014）1号）。原告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南府复议（2014）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提出前列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被告具有对本案土地所有权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土地所有权，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定论为依据。本案中，第三人长安村10组持有土改时期争议地中部分畬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时，1986年起第三人又将争议地中的鱼塘发包给本小组村民，对争议地进行经营管理。被告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武政行决字（2014）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认给第三人所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以1989年土地部门绘制的长安村公所和华山村公所权属界线示意图主张争议地权属，因该图仅是对两村之间的区域界线进行划分，且长安村和华山村并非本案争议当事人，因此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以此确定争议地归原告所有，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武鸣县宁武镇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武鸣县宁武镇华山村第5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子祥
人民陪审员 张有德
人民陪审员 李桂珍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曹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