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46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旭林，男，汉族，1969年1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斌，男，汉族，1967年6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啸，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柏添，男，汉族，1982年7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誉结兴，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妙玲，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刘柏添。
上诉人何旭林、何斌因与被上诉人刘柏添以及原审被告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旭林、何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柏添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刘柏添负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何旭林、何斌与刘柏添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合同前，刘柏添对大晟公司的债权债务是知悉的，并不存在因欺诈、显失公平而使合同被撤销的情形。大晟公司是一家代理企业，主要为客户办理进出口业务，何旭林、何斌是大晟公司的原股东，因何旭林、何斌有其他发展意向而意欲转让大晟公司的股权。何旭林、何斌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刘柏添，鉴于刘柏添在税局人脉关系广，如果刘柏添以大晟公司为平台，对大晟公司进出口业务的发展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刘柏添也有意从事进出口经营。经三方协商，何旭林、何斌决定将大晟公司91%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刘柏添。大晟公司在股权转让时经营情况正常，何旭林、何斌也将大晟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一一向刘柏添说明。刘柏添于2015年6月2日出具的《承诺书》表明，其在受让股权时已知悉大晟公司被起诉、账户被查封的事实，已清楚受让股权存在的风险。刘柏添在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债权债务协以书》也约定佛山市振燊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燊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大晟公司承接。刘柏添知悉大晟公司有为振燊公司的一笔银行贷款作担保，何旭林、何斌没有欺诈、隐瞒的行为，而是本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与刘柏添进行合作。
二、何旭林、何斌由始至终未承诺用退税款270万元偿还大晟公司担保的振燊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佛山分行）的借款。在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刘柏添已知悉大晟公司为振燊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的事实。而且，振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旭光与刘柏添合伙经营大晟公司，吴旭光与刘柏添应当清楚该担保纠纷的情况。刘柏添在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债权债务协议书》中同意，何旭林、何斌在变更股权前的一切权益由大晟公司、刘柏添无条件归还给何旭林、何斌，由何旭林、何斌处理好股权转让前大晟公司对外的负债，并约定振燊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大晟公司承接，何旭林、何斌并未承诺将退税款用于清偿振燊公司拖欠建行佛山分行的借款。何旭林、何斌与刘柏添、吴旭光于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刘柏添、吴旭光受让大晟公司全部股权，保证无条件地将退税款退还给何旭林、何斌指定的客户账户。退税款项下来后，刘柏添依约将款项归还给何旭林、何斌，何旭林、何斌也将退税款用于归还股权转让前大晟公司的对外负债。振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旭光清楚退税款的支付过程，刘柏添与吴旭光合伙经营大晟公司，也应当清楚退税款的去向。因此，刘柏添认为没有将退税款用于归还建行佛山分行的借款是违反了双方的约定，是没有依据的。大晟公司被纳入失信名单，导致经营困难，是由于振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不善逃逸，导致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刘柏添在受让股权时是知悉这一风险的，不能因此归责于何旭林、何斌。
三、刘柏添受让股权时，大晟公司与何宗孟的债务纠纷还没有发生，该纠纷发生于股权变更登记之后，不存在何旭林、何斌隐瞒债务的情形，且该纠纷已达成和解，由何旭林、何斌偿还款项，不能因此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大晟公司与何宗孟的债务纠纷是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后，纠纷发生的原因是当时另一企业办理退税所需时间较长，因此先由何宗孟以借款形式借给大晟公司，大晟公司再将款项转给该企业，等退税办下来后再归还给何宗孟，何旭林、何斌并没有故意隐瞒。该纠纷发生后，双方签订了《债权债务协以书》，约定由大晟公司支付133200元给何宗孟，剩下的债务则由何旭林偿还。一审法院认为该纠纷导致大晟公司实际经营陷入僵局，进而支持刘柏添撤销合同的主张，明显不当。该债务纠纷已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对大晟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影响。
四、大晟公司提交的出品退税申报发票有89张未完税，且开具发票的振燊公司已停止营业，该公司负责人吴旭光亦已逃逸，导致无法处理该税务问题，这些都不是何旭林、何斌希望看到的，更不是何旭林、何斌故意隐瞒的。在股权转让时，大晟公司与振燊公司的经营情况都正常，后来振燊公司停止营业及公司负责人逃逸，不能归咎于何旭林、何斌。刘柏添与吴旭光是朋友关系，且共同经营大晟公司，比何旭林、何斌更了解振燊公司的情况。刘柏添在受让股权时就应清楚了解振燊公司开具发票的情况。该税务问题应该属于刘柏添与吴旭光之间的合伙关系问题，何旭林、何斌只是代理振燊公司的退税业务，且何旭林、何斌在股权转让之前一直有跟进处理税务问题，振燊公司经营不善不是何旭林、何斌所能预料的，不能要求何旭林、何斌为此负责。
何旭林、何斌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上诉意见：
一、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之间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在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各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下，自愿达成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股权转让过程中，刘柏添聘请了专业律师在场指导，表明刘柏添不但是自愿受让涉案股权，而且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和法律后果有一定认识，理应对自身的民事行为负责，不可出尔反尔。刘柏添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受让涉案股权，并且是无偿受让，不可能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而受到蒙骗。刘柏添本应遵循契约精神，遵守合同约定，现在却对自身行为反悔，视自已的签字行为如儿戏，随意提起诉讼要求反悔，明显属逃避合同责任，影响交易安定。故《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然而，一审判决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不但事实依据不足，亦有违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柏添的诉讼请求。
二、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不是公司治理或公司经营管理纠纷，更不是公司财产转让纠纷，两者分属不同法律关系范畴，不可混为一谈。根据现代公司法的原理，股份所有权和公司经营权是两种独立的法律概念，两者是分开的，不可混为一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该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股东和公司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主体，各自独立，各自的法律意义不同。股东出资后，其出资额就是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该所有权让渡归公司所有，股东换来的是公司的股东身份和对应的股份。依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只能转让公司的股权，而无权转让公司的财产。因此，股权转让，出让和受让的均只是股权，股份转让的法律后果只涉及公司股东的变更或股东所占股份的变更，公司及其财产并不发生任何变更，公司仍然是以自己名义持有和享有财产和财产权利。由于公司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股东不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所以，应由公司对自己所有的经营行为自负其责。本案中，刘柏添依股权转让合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享有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本案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只涉及公司股东的变更或股东所占股份的变更，公司及其财产并不发生任何变更，亦不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债权债务状况。刘柏添在本案提出的大晟公司财务状况和债权债务状况，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其行为主体是公司本身，是公司独立法人人格行为的结果，而非股东转让股权行为的结果，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大晟公司作为公司主体应对其所有的经营行为自负其责。然而，一审判决将两者法律关系混同，法律概念不清，法律逻辑混乱，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违反公司法基本原理，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柏添的诉讼请求。
三、股权转让行为的合同标的是股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股权出让人只对所转让的股权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于股份转让的价款，出让人与受让人可以根据各自对股权转让时公司的资产、经营状况、商誉、市场前景等进行综合考察的情况协商确定，出让人对于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资产及经营情况的变化不负有任何义务和责任。如前所述，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只是公司股东的变更，而公司及其财产并未发生变更。因而，股权转让人所转让的和受让人受让的首要法律目的和效果并不是公司财产所有权，而是对公司股权占一定份额的成员权，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或改变原在公司中的股东地位。转让人在转让中仅能承担转让的股份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即应保证所转让的股权合法有效性，不至于被宣告无效或被追夺。这种转让没有物的因素，故不可能发生转让人对物的瑕疵担保的问题。同时，因转让人转让的是在公司中的股权，不表明同时转让了公司的财产，也就没有义务为公司财产瑕疵担保。依据股权转让的上述性质，本案股权转让时，股权清晰，权属完整，股权没有任何瑕疵，依法可自由转让。刘柏添据以起诉何旭林、何斌的事实依据均属公司经营行为，对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标的“股权”无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关联性，对刘柏添不能产生权利，对何旭林、何斌不能产生义务，刘柏添以公司经营行为的问题来要求撤销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然而，一审判决将另一法律关系的事实转嫁本案，张冠李戴，导致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柏添的诉讼请求。
四、公司股权转让，可以赠与，也可以折价、溢价，遵循市场自由定价规律，事前并不要通过清算、审计等其他前置程序。如前所述，本案股权转让时，股权清晰，权属完整，股权没有任何瑕疵，依法可自由转让。对于股份转让的价款，出让人与受让人可以根据各自对股权转让时公司的资产、经营状况、商誉、市场前景等进行综合考察的情况协商确定。通览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民法规定，并无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公司股权转让必须进行清算、审计等其他前置程序。而且，本案是无偿转让，进行清算、审计毫无实际意义。然而，一审判决竟然将没有进行清算、审计等程序作为判决撤销股权转让的理由之一，、毫无法律依据也无实际意义。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柏添的诉讼请求。
五、刘柏添主张的损失58948元，均是大晟公司的经营活动开支，属股权转让后发生的公司经营成本，与本案股权转让行为没有关联性，属另外的法律关系。公司法规定，公司是独立法人，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因经营活动产生的债务，理应由公司自行承担。如前所述，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只是公司股东的变更，而公司及其财产并未发生变更。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开支，属于公司经营成本，由公司独立承担，属公司自负其责的自治范畴，股东对公司经营成本不直接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中，刘柏添主张的损失款项58948元，均是大晟公司的经营活动开支，属公司债务，显然与本案股权转让行为无关，理应由公司自行承担。该款项发生于刘柏添与大晟公司之间，时间在本案股权转让之后，是刘柏添作为股东为大晟公司的经营活动开支进行垫资的行为，该款项性质属资金借用，是大晟公司对刘柏添本人的负债，属于刘柏添与大晟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刘柏添可依法向大晟公司追索。并且，本案股权转让是无偿的，刘柏添是受益人，不存在损失之说！然而，一审判决竟然将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的款项判给股权出让人承担，显然是分不清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公司自治法律关系以及公司向外借款法律关系之间的区别，混淆大晟公司债务主体和款项性质，法律概念不清，导致判决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柏添的诉讼请求。
六、刘柏添受让涉案股权后，于2015年6月2日将其受让的部分涉案股权又书面转让给案外人吴旭光、彭某，说明刘柏添作为所有权人已经行使对涉案股权的处分权，而刘柏添又提起本案撤销权之诉，两者本身存在法律冲突，从合同法意义上来说，刘柏添无权对其已经处分的股权部分提起撤销权诉讼。本案中，刘柏添受让涉案股权于2015年5月25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法成为大晟股东后，刘柏添又与吴旭光、彭某于2015年6月2日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合伙经营大晟公司，刘柏添又将受让得来的大晟公司股权共91%分别转让吴旭光、彭某各30%。刘柏添在本案提起撤销权所涉及的部分股权，刘柏添已经处分给他人，从合同法意义上来说，刘柏添对已经处分给他人的股权部分无权提起诉讼。
七、刘柏添的撤销权已超过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其撤销权已经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本案中，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签订后于2015年5月25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日，刘柏添行使股东权利，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自己，接手公司管理；2015年6月2日，刘柏添接收大晟公司的财务报表，知悉大晟公司的财务状况。而刘柏添于一年之后的2016年6月29日，才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已超过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其撤销权已经丧失。
八、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且刘柏添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首先，刘柏添对大晟公司的经营状况非常清楚，受让股权是其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一是其在诉状中自述2014年底就知晓何旭林、何斌欲无偿转让股权，经过多次接触、洽谈和协商，才决定于2015年5月受让股权，期间经历五月之久，刘柏添有足够时间调查了解大晟公司的经营状况。二是刘柏添在最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聘请了专业律师在场指导，对自身受让股权行为有清醒的认识，基于其是无偿受让股权的情形，其不可能发生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而受到欺诈。三是2015年6月2日刘柏添已经接手管理公司，并于当天接收公司财务报表，已经知悉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日，刘柏添向何旭林、何斌出具《承诺书》，代表公司处理相关事项，表明刘柏添作为大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能完全履行公司负责人的职责。四是2015年8月18日刘柏添作为大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债权债务协以书》，明确承诺涉及振燊公司和佛山市飚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飚声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大晟公司承接，与原股东无关。而本案大量的发票却是与该振燊公司与飚声公司有关，依刘柏添上述承诺，与何旭林、何斌并无关系。五是刘柏添与案外人吴旭光关系密切，受让涉案股权两人密谋已久。2015年5月18日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时，刘柏添与吴旭光同时在场；2015年5月20日，刘柏添与吴旭光同时与何旭林、何斌签订协议书，处理公司出口退税事宜。2015年6月2日，刘柏添与吴旭光、彭某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合伙经营大晟公司；2015年6月27日，刘柏添单单通知彭某解除该合作协议，并收回转让给彭某的30%股权，但却没有通知吴旭光。以上种种事实表明，本案实际情况是，刘柏添受让涉案股权时，原计划与吴旭光、彭某共同经营大晟公司，为此签订了三人合作协议，但因三人不和，合作难已为继，刘柏添又无力独自经营大晟公司，刘柏添想方设法转嫁风险给无辜的何旭林、何斌而提起本案诉讼，可见刘柏添涉嫌滥用诉权，转嫁风险。而一审判决罔顾事实，曲解法律，混淆不同法律关系，陷于与本案法律关系无关的公司经营行为而不拨，无视本案股权转让行为的合法有效性，导致判决错误，无法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柏添的诉讼请求。
刘柏添辩称：
一、何旭林、何斌存在欺诈的事实是在股权转让前承诺清偿并妥善处理好大晟公司对外的担保债务，但在转让股权后却一直未兑现，而刘柏添愿意签订2015年5月18日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前提是何旭林、何斌负责了结大晟公司的担保债务，故此何旭林、何斌存在欺诈的事实。
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在协商转让大晟公司股权时，大晟公司的账号被法院查封且有一笔担保债务，在何旭林、何斌提出负责清偿该笔债务并且有可行的还款方法即用大晟公司的退税款及担保人的财产偿还，在此前提下，刘柏添才肯受让股权，三方在2015年5月18日签订了《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另外，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在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债权债务协议书》第三条第1点已经明确补充约定大晟公司在2015年5月21日前（即股权转让前）的所有相关债权债务与现大晟公司现法人代表及股东刘柏添无关、原股东对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这是双方签订该协议书的真实意思，当时三方已经就大晟公司的担保债务及出现了债权人为何宗孟的新债务问题产生了纷争，但是，何旭林、何斌在刘柏添受让股权后却一直没有清偿大晟公司欠建行佛山分行的债务，存在隐瞒、欺诈等法定可撤销合同的事实。
二、根据双方协商无偿转让股权的背景、大晟公司在股权转让时的财产状况、证人彭某陈述及何旭林、何斌的默认，足可印证大晟公司的270万元退税款可用于（起码绝大部分）偿还振燊公司欠建行佛山分行的借款。
根据上述第一点所述，何旭林、何斌负责清偿及妥善处理大晟公司的担保债务，那么偿还债务的财产何处而来？大晟公司没有固定资产及明确的应收货款债权，三方当时唯一知悉并明确的是大晟公司已申报了出口退税款约270万元，证人彭某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出庭作证也陈述过当时各方协商过用退税款偿还债务，何旭林、何斌也自认曾与刘柏添、彭某、吴旭光一起协商过股权转让事宜，并且彭某、吴旭光当时承诺将与刘柏添一起合作经营大晟公司，何旭林、何斌也没有用其自身的财产偿还大晟公司的担保债务，另外其在一审庭审中也曾自认过大晟公司的退税款可用于偿还债务但只是认为已经将退税款支付给振燊公司，而该公司是否支付给债权人建行佛山分行则不是何旭林、何斌能控制。可见，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当时曾约定大晟公司的退税款可用于清偿担保债务是事实且符合常理。
三、大晟公司与何宗孟的债务是在何旭林、何斌经营大晟公司期间发生的，何旭林、何斌在股权转让时是明知但并未告知刘柏添，故其隐瞒债务的事实显然而见。
四、何旭林、何斌对大晟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当时正是由于明知大晟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不良才提出无偿转让股权给刘柏添，根本上是故意策划、隐瞒不良财务税务问题转让股权，以免除自身责任，导致如今刘柏添受让股权后无法正常经营，明显对刘柏添不公。
何旭林、何斌经营大晟公司达七年之久，对大晟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是十分清晰的，实际上，何旭林、何斌是由于大晟公司经营情况不佳才想要转让股权但对此并未对外提、也无如实告知刘柏添，何旭林、何斌也自认与振燊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大晟公司代理进出口业务并长期办理出口退税，何旭林、何斌作为大晟公司原法人及股东，不会不知道出口退税发票有问题。刘柏添之前没有参与过大晟公司的经营，对此一无所知的，而且，何旭林、何斌是先认识吴旭光、彭某，该四人有多年的朋友及业务合作关系，已经十分熟悉，刘柏添是与何旭林、何斌协商转让股权时才认识吴旭光、彭某，刘柏添在受让股权后实际上根本没有与吴旭光、彭某一起经营过大晟公司，大晟公司提交的89张未完税的发票是发生在股权转让前的，不是刘柏添受让股权后经营大晟公司期间发生的。因此，何旭林、何斌不能推卸自身的责任、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卸给振燊公司，更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刘柏添。综上，基于刘柏添不但没有享受到股权受让的利益而且受损、也无法正常经营大晟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依法可以撤销股权转让合同。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大晟公司在二审期间未陈述意见。
刘柏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2.判令刘柏添将持有的大晟公司60%的股权返还给何旭林；3.判令刘柏添将持有的大晟公司31%的股权返还给何斌；4.判令何旭林协助刘柏添办理大晟公司6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5.判令何斌协助刘柏添办理大晟公司3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6.判令何旭林、何斌向刘柏添赔偿损失58948元；7.判令何旭林、何斌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大晟公司是由何旭林、何斌投资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何旭林占60%股权、何斌占40%股权；何旭林任法定代表人。
2015年5月18日，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签订了一份《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何旭林将其持有的大晟公司股权、何斌将其持有的大晟公司31%股权无偿转让给刘柏添，何斌仍持有大晟公司9%股权；何旭林、何斌保证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抵押、质押或担保并不受第三人的追索；何旭林、何斌在大晟公司原享有的权利、义务由受让方即刘柏添享有和承担；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何旭林、何斌配合刘柏添办理股权及工商变更手续；合同的变更与解除：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一方或双方均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何旭林、何斌逾期超过十五日未配合刘柏添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合同签订后，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于2015年5月25日办理了大晟公司的股东、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大晟公司的银行账户使用的法定代表人印鉴仍是何旭林的私章。
2015年4月23日，建行佛山分行起诉大晟公司等人担保振燊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后经法院处理，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大晟公司对振燊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前，三方已就关于原大晟公司担保振燊公司向建行佛山分行借款未还清事宜进行协商，且一致确认大晟公司将取得税务机关退付的退税款，何旭林、何斌确认大晟公司收到的该退税款可用于偿还债务。
2015年6月2日，刘柏添出具《承诺书》，承诺受让大晟公司股权后，大晟公司的退税款到账后扣除相关费用后余款退还何旭林、何斌，并确认在受让股权时已熟知大晟公司已被其他单位起诉并被法院冻结账户的事实。当日，何旭林向刘柏添交付《佛山市大晟进出口公司应退未退税款明细表》一份，金额合计2673803.05元（退税款退付名单中没有建行佛山分行），还交付一份表格，其中“应付账款”栏有振燊公司、飚声公司等单位，“期末借方余款”栏合计4642957.58元，“期末贷方余款”栏合计65555851.80元（应付账款名单中没有建行佛山分行）。
2015年5月21日至6月24日期间，大晟公司先后共收到税务机关退税款2663040.58元。刘柏添将款项全部交由何旭林、何斌处理，何旭林借去大晟公司的相关证照及印章，在同年5月21日至10月期间将款项全部转走，但没有用于偿还建行佛山分行的担保债务。
2015年8月，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何宗孟起诉大晟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470号]，涉讼标的额279638.91元。刘柏添找何旭林、何斌交涉，经协商，于2015年8月18日，刘柏添与何旭林签订一份《债权债务协议书》约定2015年5月21前大晟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承担，与新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即刘柏添无关，新大晟公司对原股东有追偿权；振燊公司、飚声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大晟公司承接；大晟公司变更前的权益刘柏添无条件归还原股东；大晟公司对何宗孟的欠款279638.91元，由大晟公司承担133200元，其他由何旭林偿还。协议签订后，大晟公司支付了该款给何宗孟。
2015年9月，税务机关核查发现原大晟公司提交的出口退税申报发票中有88张（总金额7425767.08元，均由振燊公司开立）未完税。何旭林、何斌及振燊公司均没有处理原大晟公司税款问题。后税务机关对大晟公司停止申领发票并将纳税信用等级降到至最低等。
因上述建行佛山分行的债权没有实现，该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大晟公司的账户予以冻结，并于2016年6月12日决定将大晟公司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刘柏添受让股权后，为大晟公司的经营支付了租金、水电、物管费、代记账费等费用合共58948元。
另查，2015年6月2日，刘柏添与彭某、吴旭光签订一份《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刘柏添将持有大晟公司91%的股权按三人各占30%合作经营；合同的变更与解除：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2015年6月27日，刘柏添以彭某违反合同的变更与解除条款中第3项规定为由通知彭某解除《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并收回其赠予给彭某的大晟公司30%股权。
2016年6月29日，刘柏添起诉。
2016年6月2日，何旭林曾另案起诉刘柏添，要求刘柏添办理税务负责人变更登记手续等，后因本案正在审理中，该案中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大晟公司是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其内部变更不影响其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何旭林、何斌转让大晟公司股权前并没有通过清算、审计或其他方式明晰原大晟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债权债务状况。何旭林、何斌与刘柏添签订《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时，双方没有明确的交接及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方案，只对其中大晟公司将收取的退税款的处理作了商定。刘柏添受让股权后，大晟公司依约将退税款交还何旭林、何斌，但何旭林、何斌没有用于清偿发生于转让合同外的原大晟公司担保建行佛山分行的债务（退税款退付名单、应付账款名单均没有建行佛山分行），导致大晟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何旭林、何斌又隐瞒大晟公司欠何宗孟的债务，导致大晟公司支付133200元以偿还债务，产生损失。同时何旭林、何斌又不将退税所交的发票进行完税处理，致大晟公司税务信用等级被降低、被停领发票等。何旭林、何斌的行为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刘柏添的责任，严重影响刘柏添受让大晟公司股权后的利益，实际运营陷入僵局。故一审法院对刘柏添主张撤销与何旭林、何斌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予以支持。合同被撤销，刘柏添因合同取得的何旭林、何斌在大晟公司的股权应当返还给何旭林、何斌，需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由相关当事人配合办理。合同被撤销的主要过错在于何旭林、何斌，但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订立合同受让大晟公司部分股权之时，刘柏添没有认真了解该大晟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债权债务等情况，亦无意识到无偿受让的风险，故其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合本案，一审法院酌定何旭林、何斌承担70%的过错责任，刘柏添承担30%的过错责任。因此，本案刘柏添的损失额58948元，由何旭林、何斌承担70%即41263.6元，刘柏添自负30%即17684.4元，刘柏添主张的款额超出一审法院核定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刘柏添与彭某、吴旭光签订合作协议，属于另一关系，一审法院不一并处理。
何旭林、何斌认为刘柏添无法经营大晟公司主要是振燊公司经营不善及吴旭光逃逸等原因造成，投资风险责任应由刘柏添自行承担。但振燊公司经营不善及吴旭光逃逸并不影响何旭林、何斌清偿原大晟公司的债务（包括建行佛山分行、何宗孟的债务等），刘柏添的投资风险不应包含因当事人的不当行为致大晟公司存在以上所述经营阻却事由，何旭林、何斌的行为加重了刘柏添的责任，违背了当事人依法订立合同的意愿目的。为此，一审法院对何旭林、何斌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刘柏添将持有的大晟公司60%的股权返还给何旭林；三、刘柏添将持有的大晟公司31%的股权返还给何斌；四、何旭林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刘柏添办理大晟公司6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五、何斌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刘柏添办理大晟公司31%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六、何旭林、何斌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款项41263.6元予刘柏添；七、驳回刘柏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23.7元，由刘柏添负担457.11元，何旭林、何斌负担1066.59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何旭林、何斌与刘柏添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撤销。本案中，刘柏添要求撤销涉案《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理由是该合同显失公平，且何旭林、何斌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
所谓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在紧迫或者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订立的使当事人之间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合同，如标的物的价值和价款过于悬殊、承担责任和风险明显不合理的合同。具体至本案，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签订的《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由何旭林、何斌无偿将大晟公司的股权转让予刘柏添，签订合同后，何旭林、何斌已依约变更相关股权登记至刘柏添名下，即刘柏添是在没有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取得了大晟公司的股权。因此，从本案何旭林、何斌无偿转让股权予刘柏添的事实来看，该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订立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则主要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欺骗他人并使他人陷入错误而与之订立合同的行为。本案中，刘柏添与何旭林、何斌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何旭林、何斌在《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保证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方的追索，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上述股权的确未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现已顺利变更登记至刘柏添名下，且该股权至今未出现由第三方追索的权利瑕疵。由此可见，只从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来看，何旭林、何斌并不存在欺诈行为。而且，根据刘柏添所提诉讼主张，刘柏添主张的何旭林、何斌的欺诈行为主要是指何旭林、何斌故意隐瞒大晟公司的对外负债情况以及何旭林、何斌未能妥善处理大晟公司的债务、退税发票未完税等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何旭林、何斌作为股权出让人主要对股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而大晟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债务承担问题以及其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其他争议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并非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刘柏添在本案中将大晟公司的债务问题及退税发票问题等作为要求撤销涉案《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依据，缺乏理据。另外，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刘柏添于2015年6月2日出具的《承诺书》表明其在受让股权时已知悉大晟公司对建行佛山分行的负债情况，可见不存在何旭林、何斌故意隐瞒大晟公司对建行佛山分行负债的事实，虽然双方对涉案退税款的抵债问题存在争议，但本案并无有效的书面证据显示何旭林、何斌曾明确承诺过将涉案退税款用于清偿大晟公司欠建行银行佛山分行的债务，刘柏添以何旭林、何斌未清偿大晟公司欠清偿建行佛山分行的债务为由主张何旭林、何斌的行为构成欺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而关于大晟公司欠何宗孟的债务，在何宗孟起诉之后，刘柏添已与何旭林签订《债权债务协以书》对相关债务承担问题作出了安排，该协议签订之后，各方已依约清偿了上述大晟公司欠何宗孟的债务，刘柏添在该债务处理完毕后再主张何旭林、何斌的行为构成欺诈依据不足。至于退税发票未完税的问题，未完税的发票均由振燊公司开立，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何旭林、何斌存在欺诈行为。综上几点，刘柏添主张何旭林、何斌在订立涉案《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因此，刘柏添在本案中以合同显失公平及何旭林、何斌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撤销涉案《佛山市大晟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与此同时，对刘柏添在撤销合同的基础上所提要求何旭林、何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何旭林、何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054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刘柏添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23.7元，由被上诉人刘柏添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31.59元，由被上诉人刘柏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审 判 员 李 炜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林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