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9民终5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伟峰，男，197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南县。委托代理人宋力虎，湖南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罗生，男，196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立和，男，197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爱，男，195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县。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宇，湖南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伟峰与被上诉人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产品销售责任纠纷一案，唐伟峰不服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2014）南法民一初字第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伟峰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力虎、被上诉人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及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三人共同在湖南省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承包了460.8亩稻田种植水稻，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在种植水稻期间，为给水稻治虫，根据唐伟峰的推广和介绍，在唐伟峰处购买“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3件，每件12瓶，每瓶价格95元，总计价款3420元。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在使用后认为对水稻杀虫毫无作用,遂于2012年12月将农药送至湖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检验，被检测为假药，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于2013年1月向南县工商局进行投诉，经南县工商局消费者协会调解，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协议，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12315消费者申诉案件终止调解通知书”。2013年1月31日，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委托湖南省农药检定所对唐伟峰销售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进行检验，经检验送检样品中未检出毒死蜱含量，检出高效氯氰菊酯含量为2.9%，综合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南工商处字（20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唐伟峰作出没收违法所得3420元及罚款18000元的决定。另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作出南工商处字（20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已查明：2012年5月19日，唐伟峰从南县南洲镇个体工商户李玉香处购进由湖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3件，每件12瓶，购进价为900元/件，购进金额2700元。2012年5月20日，唐伟峰把上述杀虫剂全部销售给了刘罗生、徐立和、郭爱，销售价格为1140元/件，销售金额3420元。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多次找唐伟峰处理此事，唐伟峰均不愿予以赔偿，刘罗生、徐立和、郭爱遂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所种植的水稻品种为“ＸＸ占”，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以水稻品种“ＸＸ占”作为中稻予以栽培。“ＸＸ占”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育成的一个广适性优质中稻品种。2005年由湖南省水稻所引进参加省区试,并于2007年通过湖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湘审稻2007018)。该品种属常规迟熟中籼，在湖南省作中稻栽培，全生育期136天左右。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2年2月2日作出的发改电（2012）17号《关于提高201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每50公斤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120元、125元、140元，比2011年分别提高18元、18元、12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因产品质量引起的产品销售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1、本案刘罗生、徐立和、郭爱送检的农药是不是唐伟峰所销售的农药；2、本案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所种植水稻减产是不是因为使用了唐伟峰销售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所引起的；3、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提出的具体赔偿数额是否客观、真实，能否全部得到法律的支持。一、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提供的销售清单上看，唐伟峰销售给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的农产品中虽没有写明具体产品名称，但确实包含商标为“全打”的产品，唐伟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还在其他销售商处购进了该产品，且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南工商处字（20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已载明：唐伟峰将从南洲镇李玉香处购得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3件全部销售给了刘罗生、徐立和、郭爱。2013年1月24日，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委托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所剩的“全打”牌杀虫剂7瓶抽样送检。2013年3月4日，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将检验报告结果送达了唐伟峰，并告知了相关的复检权利，唐伟峰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要求，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见，刘罗生、徐立和、郭爱送检的农药是唐伟峰所销售的农药。二、2012年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三人根据被告唐伟峰的推广和介绍，在唐伟峰处购买了“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对自己承包的水稻田进行杀虫用药后不久，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的水稻田就受到稻纵卷叶螟严重为害的现象，唐伟峰还派公司业务员到现场进行了察看，说明唐伟峰对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在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承包的水稻田发生虫灾的事实是认可的。而关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水稻田遭受虫灾导致中稻减产是不是因为使用了唐伟峰所宣传、推广的农药所致，已通过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明确了毒死蜱对于防治稻纵卷叶螟是起关键作用的，由于涉案农药中不含有毒死蜱，以致未能有效控制稻纵卷叶螟为害。因此，刘罗生、徐立和、郭爱送检的农药阿维·毒治虫与稻谷产量减产存在因果关系。结合该鉴定结论可以认定，涉案农药阿维·毒治虫与水稻因虫灾减产因果关系成立。故对于唐伟峰因销售“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而给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所造成的损失，唐伟峰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的实际损失数额的确定。通常来看损失计算方式应为减产量×价格。对于2012年中稻的价格，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单方面提出其稻谷收购单价为2.96元/公斤，但未提供相关物价部门出具的晚中稻市场销售价格的证明及其他相关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单方面提出的收购价格不能作为认定其中稻收购价格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2年2月2日作出的发改电（2012）17号《关于提高201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中晚籼稻的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25元，故原审法院按该标准予以计算为2.5元/公斤。对于减产量，原审法院认为减产量应为减产率乘以亩数，减产率为1-实收量/预期产量。对于预期产量，根据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与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在福全村承包稻田500亩，但实际种植460.8亩，根据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ＸＸ占”2012年正常产量为600公斤。其预期产量应为460.8亩×600公斤/亩=276480公斤。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认为其实际产量为152370公斤，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提供的数据来看，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提供的实际产量152370公斤÷实际种植面积460.8亩=实际每亩平均产量331公斤/亩，而按鉴定结论2012年的正常产量为每亩600公斤，故2012年因虫灾每亩减产率为45%（1-331÷600）。但对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所提供的实际产量，唐伟峰提出，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以码单及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够证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到底损失有多少，其不能证实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的实际产量和受灾程度，唐伟峰认为对于减产的损失，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没有按照产品质量损害的流程处理该次事故，现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无法证实其每亩稻田到底减产多少，应视为举证不能。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当年虫灾发生后的具体情形，在虫灾发生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都是想通过找唐伟峰来采取挽救措施或自行补杀农药以避免水稻绝收，并没有想到必须通过诉讼途径来维权，没有及时进行证据保全（如在收受稻谷时对实际产量进行公证等）或评估，致使在证据上存有瑕疵，但同时唐伟峰在出现纠纷时，其作为专业人士应亦负有对证据进行保全予以固定的部分义务，且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确实因此产生了损失，为公平起见，结合稻纵卷叶螟通常的危害程度（2到3成）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应采取的防治措施，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每亩水稻减产比例为15%，具体减产量为90公斤/亩（600公斤×15%），故总减产量为460.8亩水稻田×每亩减产90公斤；故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所实际遭受的损失为460.8亩水稻田×每亩减产90公斤×每公斤稻谷2.5元，共计103680元。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提出的第一次鉴定费7000元，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未提供该次鉴定的鉴定费票据，因第一次鉴定系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自行送检，且鉴定结论上的产品名称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送检产品名称不一致，该份鉴定结论存在瑕疵，故该次鉴定费用应由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自行承担。对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主张的其他差旅费损失，因没有提供票据及相关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故唐伟峰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唐伟峰赔偿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因使用唐伟峰销售的杀虫剂而引起2012年水稻田减产所致的各项损失103680元，此款限唐伟峰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0元，鉴定费12000元，由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负担3860元，唐伟峰负担15050元。宣判后，唐伟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刘罗生、徐立和、郭爱送检样品所表述的性状表明该样品非唐伟峰所销售的农药，不能证明唐伟峰所销售的农药存在瑕疵；2、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种植的水稻所发生的虫灾非诉状所称的害虫所致，系因另类害虫所致，唐伟峰所销售的农药并不能防治该类虫害，所以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因虫灾所致的减产与使用唐伟峰所销售的农药无因果关系；3、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未提供直接、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种植水稻减产的数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根据推断认定的损失数量不客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唐伟峰对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的损失不承担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唐伟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中，唐伟峰向本院提供了两份证据，证据一退货凭证，欲证明使用面积不实；证据二衡南县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一份，欲证明2012年衡南县的亩产数为400公斤。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质证称，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是关于退农药“地明星”的记录，本案诉争的是农药“全打”，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唐伟峰的证明目的，原审时，双方共同委托选取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亩产量作了鉴定，2012年“ＸＸ占”的亩产量为600公斤。本院对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中所记载的退货农药并非诉争的农药“全打”，无法达到唐伟峰的证明目的，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为2012年衡南县的统计公报，其中的数据为衡南县粮食的总产量与谷物种植面积，并没有针对“ＸＸ占”的亩产量进行统计，其无法推翻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产品销售责任纠纷。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唐伟峰所销售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稻田减产与唐伟峰所售农药是否有因果关系；原审计算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因使用“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所致的减产损失是否正确。关于唐伟峰所销售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是否存在质量的问题。2013年1月，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向南县工商局投诉唐伟峰所销售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系伪劣产品，2013年3月20日，南县工商局作出南工商处字[20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唐伟峰所售“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为不合格产品，该决定书还列明了执法人员依法收集“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的情况，并告知了唐伟峰相关的复检权利。唐伟峰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要求，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唐伟峰称所送检的农药不是其所销售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唐伟峰所销售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存在质量问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稻田减产与唐伟峰所售农药是否有因果关系的问题。根据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3]药损鉴字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使用涉案农药阿维·毒治虫与水稻因虫灾减产因果关系成立。唐伟峰上诉称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种植的水稻发生的虫灾系另类害虫所致，其销售的农药不能防治该类虫害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计算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因使用“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所致的减产损失是否正确的问题。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虽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所种稻田的实际产量，但原审法院根据稻纵卷叶螟通常危害程度与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应采取的防治措施，酌情认定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每亩水稻减产比例为15%，并根据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3]药损鉴字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ＸＸ占”2012年正常产量为每亩600斤，计算刘罗生、徐立和、郭爱所遭受的减产损失为10368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唐伟峰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上诉人唐伟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和平审 判 员  黎 娜代理审判员  刘觅琼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方赛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