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24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锡标，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崔群，北京市沁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宋广菊。
委托代理人：黄碧洲，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力伟，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锡标因与被上诉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锡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保利公司支付收楼奖励291100元及迟延支付的利息7100元；3、保利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未查明基本事实，导致错误判决。根据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事实：“此后，保利公司先后指定另外四套房源给陈锡标”。但一审判决并没有查明保利公司是在什么时间指定了这4套房源，属于基本事实未查明。第二、兑现收楼奖励，是保利公司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合同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收楼奖励是保利公司的单方承诺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收楼奖励是典型的邀约行为，是与其提供的户型、面积相联系的，目的是促使陈锡标等选择并接受其在摇珠方案中提供的回迁安置房。只要陈锡标接受并参加摇珠分房，收楼奖励方案就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合同约定内容，也是保利公司无权变更并且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第三、向陈锡标兑现回迁安置房收楼奖励，是保利公司执行政府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政策的法定义务。从法律性质上讲，保利公司的“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收楼奖励方案”，是政府对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政策的内容，保利公司作为参与改造的主体，有义务保障琶洲城中村改造政策的执行。保利公司的回迁安置房收楼奖励，实质是政府城中村改造政策的经济补偿，是包含在44.7亿元改造成本之内的，并不是保利公司在改造成本之外自己拿出的钱来奖励村民。这种经济补偿，既是保利公司执行琶洲城中村改造政策规划方案的法定义务，也是保利公司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义务，保利公司根本无权任意解释，更无权拒绝履行。
保利公司二审答辩称：不同意陈锡标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一、陈锡标主张的“一审判决未查明基本事实，导致错误判决”不能成立。陈锡标所称未查明保利公司指定另外四套房源的具体时间问题，该问题并非案件必要事实，根本不影响案件的判决。因为无论另外四套房源的确定时间是在2014年12月3日之前或之后，均不改变陈锡标收楼的时间是在2015年1月16日及2015年1月18日，不符合奖励条件的客观事实。二、陈锡标声称的“兑现收楼奖励，是保利公司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义务的合同义务”，同样是陈锡标对奖励方案的错误理解。奖励方案与琶洲联社制定的《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无关、也与双方签订的《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关，无论是拆迁方案、还是拆迁协议，都没有奖励方案的内容，是否给予陈锡标奖励绝非保利公司的合同义务。三、陈锡标主张的“向陈锡标兑现回迁安置收楼奖励，是保利公司执行政府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政策的法定义务”更加不能成立。如上所述，奖励方案与琶洲联社制定的《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无关，其绝非拆迁方案项下的补偿内容。而44.7亿元的改造成本是基于拆迁方案、规划方案测算的，既然拆迁方案项下并没有奖励方案的内容，故44.7亿元改造成本自然不包括奖励方案的款项。而且，44.7亿元的改造成本早在2009年即已确定，而奖励方案是保利公司在2014年才制定的，早已确定的改造成本怎么可能包含5年后才确定的奖励款项?!因此，陈锡标的说法完全是主观臆断、一面之词，毫无事实、法律、政策依据。
陈锡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保利公司向陈锡标兑现支付回迁安置房收楼奖励人民币291100元及其迟延支付的银行利息7100元；2、判令由保利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8年8月28日，陈锡标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下简称琶洲经济联合社）依法对琶洲村实施城中村整村改造，并依法制定《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2010年5月1日，原、保利公司双方签订了《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保琶拆协第20104918号）。2014年11月6日，保利公司发出《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通知琶洲村全体被拆迁人于2014年11月9日至11月14日申报户型、自2014年11月18日起进行各户型的摇珠、自2014年11月28日起组织被拆迁人办理收楼相关手续。同时，保利公司向被拆迁人发出了《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收楼奖励方案》，内容为：“一、对在2014年12月3日前接收回迁安置房的被拆迁人，如系琶洲村民的，享受一下1到9项九重好礼，如系非琶洲村民，享受以下2到9项好礼。”
2014年11月17日，根据保利公司摇珠分房的通知，陈锡标于2014年11月20日向保利公司提交了《回迁安置房申报表》，并于2014年11月23日和24日参加了保利公司举行的摇珠分房活动，但均未能抽中户型申报表中的房屋。2014年11月28日公示的《回迁收楼通知书》附件《琶洲村城中村改造被拆迁人回迁物业明细表》，公示了陈锡标回迁的3套房屋号码为：18B-1602、18B-1702、18B-1802。陈锡标认为上述指定的3套房屋不合法，也不符合摇珠方案，故拒绝收楼。此后，保利公司先后指定另外四套房源给陈锡标，陈锡标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了公寓2B栋905号、公寓18A栋1514号、住宅7栋401号《收楼确认书》，于2015年1月18日签订了住宅9A栋3305号《收楼确认书》。
一审法院认为，保利公司作出的《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收楼奖励方案》（以下称《奖励方案》）系保利公司单方承诺行为，并非原、保利公司协商一致的合同约定内容，陈锡标仅在符合《奖励方案》规定的情况下方可获得奖励。《奖励方案》已明确规定了仅对“在2014年12月3日前接收回迁安置房的被拆迁人”实施奖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锡标实际收楼时间为2015年1月，不符合上述获奖条件。综上，陈锡标要求保利公司向其支付收楼奖励及迟延银行利息的请求，由于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于2016年7月22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陈锡标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73元，由原告陈锡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提交证据。陈锡标认为一审判决未查明“此后，被告先后指定另外四套房源给原告”中“此后”所指具体时间。
陈锡标称：其于2015年1月16日、18日接收4套房屋，当时对方一定要我方接收收2套公寓才给我方奖励和住宅房屋，口头承诺是给我方奖励的，但是没有写入协议。保利公司称：我方于2014年11月28日交付了房屋，但是陈锡标拒绝接收该三套回迁安置房，其后（具体的时间无法明确，并没有书面的通知，无法确定是否超过了12月3日）摇珠分房结束后，有些取得回迁安置房的被拆迁人愿意弃产和置换，所以后来才又有了陈锡标要求的户型，并不存在对方所称称的欺诈行为。
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陈锡标主张保利公司支付奖励及利息能否成立？
本案系琶洲城中村改造项目过程中引发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在双方签订《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保利公司又发出了《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通知琶洲村全体被拆迁人于2014年11月9日至11月14日申报户型、自2014年11月18日起进行各户型的摇珠、自2014年11月28日起组织被拆迁人办理收楼相关手续。同时，保利公司又向被拆迁人发出了《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收楼奖励方案》，对于琶洲村民在2014年12月3日前接收回迁房屋的被拆迁人给予九项奖励。由此可见，上述奖励方案的产生源于琶洲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但不属于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的内容，系保利公司为让被拆迁人尽快接收房屋而单方作出的承诺行为。陈锡标上诉认为奖励方案是保利公司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合同义务以及执行政府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政策的法定义务，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奖励方案意思表示明确，即对于符合“在2014年12月3日前接收回迁安置房的被拆迁人”条件的才给予奖励，本案陈锡标接收回迁房屋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奖励方案设定的“2014年12月3日前”，不符合获得奖励的条件，故一审不予支持陈锡标主张保利公司支付其奖励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陈锡标的上述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773元，由陈锡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为群
审判员 黄春成
审判员 柳玮玮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罗 涛
张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