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双辽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382民初1259号
原告吕淑琴，女，1955年11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双辽市。
委托代理人王德志，系双辽市辽南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被告王学臣，男，1968年11月1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双辽市。
委托代理人贺国玉，系双辽市辽东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原告吕淑琴诉被告王学臣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淑琴委托代理人王德志、被告王学臣及其委托代理人贺国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原告与丈夫李宪丰（已去世）分得2口人家庭平均承包地7.65亩及机动地2亩。2003年因原告家搬到双辽市区居住，原告同意将承包地暂时由被告王学臣耕种，待原告需要耕种时被告返还土地经营权。现原告要求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9.65亩承包地经营权，承担诉讼费用，请人民法院依法保护。
被告辩称：我不能按照原告在诉状中请求的返还转包土
地7.65亩及机动地2亩的经营权。诉争土地不是原告在诉状中所说的那样暂时由我耕种，而我耕种该地是与原告丈夫李宪丰于2004年形成的土地转包关系，2005年3月份签订的转包合同。具体过程是原告及其丈夫李宪丰（已故）在2003年以前就搬到市里居住了，开始他家的土地就让给我种了，后因其家里欠超生罚款，诉争土地就被村里收回去了。2003年3月份，屯长问我是否还种诉争土地，如果种就到村里把地抽回来，后我征求了李宪丰的意见，他同意我抽地，所以我交给村3000元钱，把他的土地抽了回来，种了一年也就是2004年李宪丰让我承包，我俩就达成了协议，以15000元价格把该土地转包给了我，当时是分两年给的钱，2004年当年给了7000元，2005年给了8000元，当时签订了书面合同，合同是何福成写的，转包期限是到2027年，当时有董少军、张洪奎在场，他们都能证明此事。2015年6月23日吕淑琴到屯长吴吉东家说找我说说地的事，吴吉东就把我找到他家，当时我爱人王桂敏说我这是有手续的，当时吕淑琴说让她看看，王桂敏就把合同给她看了，吕淑琴把合同拿到手就放她包里了，把合同拿走了，我们向她要时她说撕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后来我们到那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过处理，可吕淑琴不同意调解，后来就接到了起诉状，从拿走合同又称撕毁的事实看，原告是先撕毁证据，再以其诉讼理由要回转包土地打基础。原告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从事实上看，原、被告之间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关系，应按照转包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合同到2027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开庭审理审理时，原、被告为证明其各自主张，出示了相关书证，被告还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争议，合议庭当庭确认：原被告同为那木乡合力村九屯农民，从2003年开始，原告及其丈夫李宪丰（已故）的家庭承包地7.65亩和机动地一直由被告耕种至今。本案争议焦点为：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9.65亩土地经营权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现根据原告陈述、被告辩解及双方当庭举证、质证情况，结合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针对争议焦点，合议庭综合评判如下：
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9.65亩土地经营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庭审中，原告出示第一份证据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证明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原告及丈夫两人在那木乡合力村九屯应分土地7.65亩，承包期从1997年12月31日至2027年12月30日，2003年7月30日由双辽市人民政府发证（承包权证第1706721号），后来又换新证在被告手中。被告对原告出示的土地经营权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质证意见是该经营权证书已作废，不具有合法性。原告出示的第二份证据为双辽市农联社那木信用社存折一份，签发日期为2010年2月10日，是原告丈夫李宪丰用于领取土地综合补贴的，证明土地经营权是李宪丰的。被告对原告出示的存折的真实性无异议，质证认为该存折显示是李宪丰的工资折，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出示的第三份证据为那木乡合力村村委会于2016年6月6日出具的证明信一份，证明该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由各屯长统一发放的。被告对该村委会证明信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指向，体现不出来证书由屯长直接发送给被告。
庭审中，被告出示的第一份证据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双政农地承包权(98)第070609008号），2009年12月31日由双辽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局填发并经双辽市人民政府核准，该证书是讼争土地的唯一合法证书，讼争土地登记在该经营权证内，是双方确立土地转包关系的同时由原告交给被告的，显示一块一等旱田7.65亩，原告诉称另有机动地2亩与事实不符，实际是1亩。原告对此质证认为，该证书是由九屯屯长直接交给被告的，对原告提出的证明指向有异议，持有该证书不能证明被告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登记在李宪丰名下，恰恰能证明李宪丰具有经营权。被告出示的第二份证据为承包款项收缴收据一张，证明2003年3月21日，合力村收取九屯农民李宪丰往来欠款3000元，是由被告代缴3000元从村里将诉争土地抽回来耕种，是被告代替李宪丰向村委会履行缴费义务，同时也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3000元的承包费。原告对此承包款项收缴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被告的证明指向有异议，认为证明不了合力村将原告的土地收回并转交给被告，也不存在原告收取了承包费3000元，该证据证明了被告无偿耕种原告的土地，被告帮原告缴纳农业统筹款，是被告履行当时与原告约定的义务。被告申请的四位同村农民作为证人先后出庭作证，其中证人何福成证实：当时原被告双方因为有承包地关系，找我给代笔写的合同，2004年给7000元，2005年给8000元，一共是1.5万元，给够了才写的合同，都写在合同里了，2005年写合同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是下午，合同就一份，由被告保管，当时在场人有张华，大名是张洪奎，还有董绍军。原告认为证人何福成说的内容不真实不客观，对合同的内容和详细时间均记不清了，被告交承包费应该有收据，没有收据也说明双方不存在承包关系。证人张洪奎证实：双方写协议的那天我在场，并且以证明人的身份签的字，没有捺印，在被告的西屋，协议由何福成写的，董绍军、李宪丰在场，吕淑琴是否在场忘了，不是2004年就是2005年签的，几月份记不清了，记得是春天的一个下午，不知道合同的内容，也不知道签了几份。原告认为证人张洪奎对合同的内容、转包期限都不知道，证言不客观、不现实，与第一个证人的证言没有关联性，不能采信。证人董绍军证实：原被告两家签包地协议的时候我在场，花1.5万元包到底，分两次给的钱，头年给7千元，2005年春天在被告家里签合同时给8千元，具体时间忘了，合同里是1.5万元，我以证人身份签的字，只签一份合同交给被告了，没有打收据，在场人有何福成、张洪奎，还有原告两口子、被告两口子。原告认为证人董绍军说的内容不真实不客观，有些内容证人记不清了。证人吴吉东证实：2015年6月份原告到我家，还有原告儿子和带来的一个朋友，让我找被告来说说地的事，被告到我家后，原告想要地，被告回家拿来协议，原告看了就放在自己的包里了，被告妻子和原告抢这份合同，原告儿子说别给他妈抢犯病了，反正在你家，不会有事的，然后原告把协议拿走了。原告认为证人吴吉东与被告有亲属关系，关于土地承包合同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就不存在抢承包合同的事实，仅仅通过证人证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如果真有合同被抢走了，被告应当报案，但是被告没有报案，所以证人吴吉东的证言不真实不客观。被告最后出示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一份，是2016年3月7日那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该证据原件保存在原告之前起诉的（2015）双郊民初字第728号案件卷宗里，证明原告将承包合同抢走的事实，认为该证明材料与证人吴吉东的证言相吻合，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原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都是被告自己“称”如何如何，根据该证明材料的内容无法证实承包合同被原告抢走了。
另查明：原被告双方讼争土地的粮食直补款至今一直由被告领取。证人何福成、张洪奎、董绍军与原被告双方均无亲属关系，证人吴吉东是原告吕淑琴弟弟的连襟，也是被告王学臣的外甥。
综上，本院结合庭审查明及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情况作如下认证：对原告出示的2003年7月30日由双辽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承包权证第1706721号），因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应予以确认。对被告出示的2009年12月31日由双辽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局填发并经双辽市人民政府核准的、原告家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原告出示的那木乡合力村村委会于2016年6月6日出具的证明信，被告虽然对其真实性表示异议，但未能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对此予以采信。对原告出示的李宪丰名下的双辽市农联社那木信用社存折，因为显示为李宪丰的工资折，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项无关，不予采信。对被告出示的那木乡合力村村委会年承包款项缴费收据，因原告对此承包款项收缴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予以采信。对证人何福成、张洪奎、董绍军证言，虽然原告有异议，但未提供足够充分的反驳证据证明其异议理由成立，且上述证人出庭作证时均已当庭签署保证书，故对证人何福成、张洪奎、董绍军证言予以采信。对证人吴吉东的证言与那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证明材料，原告有异议，并称证人吴吉东与被告是亲属关系，那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证明材料的内容都是被告自己的陈述，但本院认为，吴吉东与原被告均有亲戚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那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证明材料也只能够证明被告曾于2015年11月份到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并声称土地转包合同已被抢走，但却能够与证人何福成、张洪奎、董绍军证言相互佐证，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故对证人吴吉东的证言及那木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证明材料予以采信。自从2004年国家全面推广粮食直补制度已过十余年，由于国家惠农政策的普遍实施和粮食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涨，十多年来农民承包地转包费收益涨幅较大，并且原告承包地的粮食直补款也一直由被告领取至今，在这种背景下，原告以双方当初系土地代管而非土地转包关系为由，迟至现在才起诉要求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明显有悖常理，应判定其主张与事实不符。另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农村土地转包的惯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由原承包方还是接包方换领或持有，以及签订土地转包合同的同时是否出具转包费收据等，并非判定双方是否存在土地转包合同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据此认定原被告双方的承包地转包合同关系客观存在。
本院认为，原告家庭于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了2口人共7.65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将该地连同承包的机动地转包给了被告耕种，被告向其交纳了土地转包费，转包至2027年。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9.65亩土地经营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吕淑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洪新
人民陪审员 孙 新
人民陪审员 王丽芹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 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