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民终字第12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信苗。。。。。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平光。。。。。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寿均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汝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卫东。。
原审第三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汝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石勇。。
上诉人邱信苗、陈平光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民重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信苗、陈平光及其委托代理人寿均华，被上诉人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毛卫东，原审第三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石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0年7月26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拍卖出让文件，对包括涉案的b1-03号地块在内的多块商业办公用地进行拍卖出让，该文件对竞买人的资格作出了相应的限制，并约定竞买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诸暨市国土资源同意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直接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拍卖出让文件发布后，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17日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参与竞拍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的竞买申请书。与此同时，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承诺在一个月内另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新公司的名称待定，法定代表人拟定为赵汝芳。同日，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缴纳了保证金900万元。同年8月29日，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以9400万元的价格竞得的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该地块的建设用地面积为5433平方米。9月8日，按照拍卖出让文件的规定，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汝芳等人出资成立了第三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赵汝芳。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17日、2011年4月21日分两次支付了9400万元的土地出让价款。2010年11月10日，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成交确认书，明确由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竞得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可持成交确认书与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1年4月29日，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与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年5月30日，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取得中标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11年4月8日，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乙方）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其中约定：一、乙方向甲方投资人民币500万元，甲方以向开发单位定购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楼的办公楼，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乙方作为回报，该层建筑面积预估为1309平方米（最终以房管会核准面积为准），计人民币12042800元；二、付款时间为在签订协议之日支付100万元，2011年4月25日前支付150万元，2011年5月25日前支付余款250万元；三、开发单位在2012年开盘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到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并将乙方投资的500万元款项转入至销售单位，首付不足部分由乙方按规定向银行办理按揭或付清；四、甲方应当在市政府、市规划局、城东行政中心协调办公室规定的时间内按时、保质完成浙江文体大厦的建设，通过竣工验收；五、甲方应及时为乙方办理好产权手续；六、乙方应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投资款，如不能按时付清，前期已缴的所有费用自动转为定金，甲方有权予以没收；七、甲方通知乙方到开发单位办理手续，履行了协议规定的投资义务后，本投资协议即自行解除。协议订立之前，邱信苗、陈平光已于2011年3月10日支付了款项100万元（收据上载明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定金）。协议订立后，邱信苗、陈平光分别于2011年4月25日、5月25日向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支付了投资款150万元、250万元。2012年3月5日，原告邱信苗、陈平光用特快专递致函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要求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告知与履行投资协议有关的相关情况，诸如开发单位、项目进展、房屋交付日期等情况，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于3月10日回函项目正在如期推进，保证严格按照投资协议履行，未明事项可与之面谈。同年3月19日，两原告又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邮寄了解除投资协议的通知，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的职工杨小伦于3月22日签收该邮件。杨小伦在出庭作证时陈述其在签收邮件后未交给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收发的员工。2012年8月，邱信苗、陈平光以解除通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为由诉至该院，要求该院判如所请。
另查明，第三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29日取得涉案的诸暨市城东中心区块b1-03号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年11月15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次年7月13日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2年10月31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证，该项目目前尚处于建设阶段，施工单位为广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原审判决认为：1、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确认合同效力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合同的性质。当签约双方为合同性质发生争议时，应根据合同内容所涉法律关系，即合同主要条款对签约双方所设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全面理解和准确判定。就本案而言，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4月8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从名称来看，并不能直接界定合同的性质。结合该投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展开分析，其中规定两原告的合同义务为向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500万元，在浙江文体大厦开盘时再与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付清余款或办理按揭手续，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则为被告向开发单位定购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的房屋，保证开发单位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两原告，并尽到协助两原告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方面的配合义务；而被告的合同权利义务正好与之相反。很显然，从该投资协议的行文表述来看，开发单位另有其人，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并非协议所指的开发单位，被告所享有的权利（被告支付的投资款500万元）最终需要让渡给开发单位，并不存在履行房屋交付的义务。也就是说，对于被告来说，签约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两原告支付相应的对价向开发单位购买房屋。至于开发单位为何者，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在竞标时递交的承诺书中已经明确需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被告在竞得地块后，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也随之成立，由其负责开发中标地块。所以，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开发单位当指第三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两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开发单位系指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明两原告与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房屋（商品房）买卖关系，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不能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也难以归入到合同法所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之中，应认定为无名合同。关于投资协议是本约还是预约问题，学理上预约合同和本约合同是根据合同的订立是否以订立另一合同为内容为标准进行划分的。预约合同，是约定将来订立相关联的另一个合同的合同；本约，则是为履行预约而订立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投资协议目的是为了确保两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前后两份合同的主体并不相同，前一份合同的签约主体是两原告和被告，之后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则变更为两原告和第三人，且两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并不相同，只是内容上具有一定的承接性，故投资协议不应定性为预约，而是属于本约。既然认定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所签订的投资协议属于无名合同，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就不能要求被告需具有商品房预售资格。两原告以被告无商品房预售资格为由，要求认定该投资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鉴于该投资协议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于该类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内容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应认定该投资协议合法有效。
2、原告邱信苗、陈平光向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通知”是否已经送达并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单位签收快递邮件，实务中一般由其自行指定具体的签收部门或人员，比如办公室（抑或收发室）、门卫等等，并不是任何职工都有权代表单位签收邮件。本案中，快递服务组织将邮件交给了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的职工杨小伦签收，现有证据表明，杨小伦只是单位的电工，没有证据表明其在签收邮件后已经将之转交给了本单位有权签收邮件的收发室工作人员或其法定代表人（查阅被告递交的邮件收发簿，未找到相关的记录）。假设杨小伦确实将邮件转交给了本单位的收发室工作人员或其法定代表人，被告必然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此前被告尚且对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以相同方式邮寄的告知与履行投资协议有关的相关情况函作出了认真的回复，怎么可能对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的重要函件反而置之不理？由此推定，两原告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通知，虽由被告单位的电工杨小伦签收，但这一签收行为不能视为被告已经收到了两原告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函件，不能产生已经送达的法律后果。既然认定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未收到原告邱信苗、陈平光邮寄的解除投资协议通知，该解除通知自然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综上认为，原告邱信苗、陈平光与被告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签订的投资协议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理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两原告于2012年3月邮寄的解除通知，由于未产生送达给被告的法律后果，故无法产生解除合同效力的法律后果，现两原告起诉要求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500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邱信苗、陈平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原告邱信苗、陈平光负担。
上诉人邱信苗、陈平光上诉称：一、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的性质和效力。1.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为无名合同关系错误，上诉人认为合同的性质决定于合同的内容，原审判决错误理解投资协议约定的内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名为投资协议，实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投资协议的标的为房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投资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向被上诉人购买商品房，且协议对购买房屋的楼层、价格、面积、房款均作出明确约定。第三人为房产开发企业，有房产开发资质，且该项目已于2012年10月31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故本案讼争房屋应认定为商品房，故本案投资协议性质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退一万步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认定为买卖合同应是无可争议的。2.原审判决认定投资协议合法有效，于法无据。因投资协议的性质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审判决认定投资协议为本约，现被上诉人无房地产开发资质，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资格，且也不是本案所涉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商。被上诉人既无资格开发、销售商品房，又无房可售，故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无效。同时，第三人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时间为2012年10月31日，上诉人于2012年8月1日向法院起诉，在起诉时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根据《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二条之规定，该投资协议无效。二、关于投资协议是否已解除。上诉人通过特快专递邮寄的方式送达解除合同通知，该通知由被上诉人的职工签收，应当认定上诉人已将解除合同通知送达被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自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故《投资协议》无争议解除。原审判决认为该邮件虽经被告单位的职工签收，但不符合法定的送达构成要件，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关于解除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当事人不提出异议，解除通知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进而认定解除通知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这一结论既与事实不符，又与法相悖，是完全错误的。1.关于杨小伦在签收邮件时的身份。根据诸暨市邮政速递物流分公司提供给上诉人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上的记载，投递人员确定杨小伦在签收邮件时的身份系“门卫”。杨小伦签收邮件时的身份为门卫是符合常理的，因为作为专业的邮政速递物流公司的投递员不可能将公司或法定代表人的邮件，随意让身份不明的人签收。原审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直接认定杨小伦的工作岗位为电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关于解除合同通知是否送达被上诉人。上诉人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送达通知符合法律规定，既然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签收了邮件，就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已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原审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认定杨小伦签收后未能将邮件交给被上诉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收发的员工，于是认定上诉人的送达方式不符合法定的送达要件。事实上，快递公司投递员在要求单位工作人员签收邮件时，不可能要求签收人员提供能证明其有权收发邮件的相关凭证及保证将邮件交给单位负责人的承诺书。故原审法院对于杨小伦签收的法律效力不予认定系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本案所涉投资协议是有效的，因其诉讼请求第一条就是解除协议，解除协议是以合同有效为前提，现上诉人上诉人为《投资协议》无效，二审不应予以支持。二、上诉人主张《投资协议》是房屋买卖合同错误，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投资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不同，原审认定讼争合同性质为无名合同符合客观事实。三、被上诉人作为中标地块b1-03地块的实际中标人，作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开发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应该是有效的。四、如果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解除通知函被上诉人确实收到了，必然会及时回复。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杨小伦签收了邮件，但杨小伦仅是被上诉人的电工，不具备签收邮件的资格。事实上，杨小伦收到邮件后，既没有放到传达室，也未交给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解除合同的送达要求很高，如果送达给被上诉人单位的电工即视为送达，对被上诉人很不公平，故原审法院认定合法妥当。五、到目前为止，讼争楼盘已竣工，且已取得了竣工验收备案表，而且取得了房屋总证，原审第三人已通知了上诉人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答辩称：第三人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邱信苗、陈平光，被上诉人浙江文体袜业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性质、效力。二、该投资协议是否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确认解除。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投资协议的性质，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4月8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从名称来看，并不能直接界定合同的性质。结合该投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展开分析，协议约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下：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为向被上诉人支付500万元投资款，在浙江文体大厦开盘时再与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付清余款或办理按揭手续；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则为被上诉人向开发单位定购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的房屋，保证开发单位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诉人，并尽到协助上诉人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方面的配合义务。而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为确保上诉人以每平方米9200元的价格购买到浙江文体大厦第19层的房屋，开发单位开盘时及时通知上诉人到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并将上诉人支付的500万元投资款转入销售单位，及时为上诉人办理好产权手续；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则为上诉人在签订协议之日支付100万元，2011年4月25日前支付150万元，2011年5月25日前支付余款250万元。从该投资协议的行文表述来看，被上诉人所享有的权利（上诉人支付的投资款500万元）最终需要让渡给开发单位，且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履行房屋交付的义务。也就是说，对于被上诉人来说，签约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上诉人支付相应的对价向开发单位购买房屋。至于开发单位为何者，被上诉人在竞标时递交的承诺书中已经明确需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被上诉人在竞得地块后，诸暨市宝隆置业有限公司也随之成立，由其负责开发中标地块。所以，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开发单位当指原审第三人。且投资协议第三条载明：开发单位在2012年开盘时，甲方（被上诉人）应及时通知乙方（上诉人）到开发单位办理房屋销售手续，并将乙方投资的500万元款项转入至销售单位，首付不足部分由乙方按规定向银行办理按揭或付清，从该条款中亦可以看出开发单位与甲方不是同一主体。综上，上诉人认为开发单位即被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进而认定《投资协议》为无名合同应属正确，本院予以认同。
关于投资协议是本约还是预约问题，学理上预约合同和本约合同是根据合同的订立是否以订立另一合同为内容这一标准进行划分的。预约合同，是约定将来订立相关联的另一个合同的合同；本约，则是为履行预约而订立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目的是为了确保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后两份合同的主体并不相同，前一份合同的签约主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则变更为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且两份合同的权利义务并不相同，只是内容上具有一定的承接性，故《投资协议》不应定性为预约，而是属于本约。
既然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投资协议属于无名合同，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就不能要求被上诉人需具有商品房预售资格。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无商品房预售资格要求认定该投资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投资协议》主体适格，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于该类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内容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故原审认定该投资协议有效并无不当。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理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已作详尽地阐述，本院予以认同，同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法研（2013）79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规定：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上诉人既未符合合同法九十三条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亦未符合合同法九十四规定的情形，故即使其把《解除﹤投资协议﹥通知》送达被上诉人，亦不能达到合同解除的效果。综上，本案《投资协议》不能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解除。上诉人现以合同无效及合同已解除为由起诉要求返还500万元之投资款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邱信苗、陈平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振宇
审 判 员 吕景山
代理审判员 钟丽丹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