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122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吉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41号。
法定代表人林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峰，北京市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葛平香，女，1980年6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惠元，女，1981年1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速，男，1959年11月7日出生。
原审被告北京银杰供电民用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蜂窝路5号。
法定代表人顾联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叶鸥，女，1984年4月19日出生，北京银杰供电民用电有限公司职员，住该公司宿舍。
上诉人北京吉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北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3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5月，郑惠元诉至原审法院称：2008年7月12日，我与吉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08年7月12日至2011年7月11日。合同约定我的工资标准为4600元每月，但未约定我的具体岗位。实际履行中，我任职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岗位，工资为4600元／月。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工作一段时间后，在2010年6月前，我从吉北公司人力资源招聘岗转为市场部招标、投标岗。2010年6月，因我工作能力较强，且在新疆市场有人脉关系，吉北公司指派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到新疆进行市场开发，并得到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关于为我报销在新疆开发项目费用、可按促成项目造价30%领取提成的承诺。我在新疆工作期间，为吉北公司共促成承揽项目三个，分别为：1、深圳中兴楼光伏项目，造价15万元；2、赛里木湖至果子沟高速公路35KW线路项目，造价29万元；3、海为支油大阪城风电场项目，造价100万元。按照公司法人代表的承诺，我在上述三个项目中共应获得项目提成43.2万元，但至今吉北公司也没有支付。另，为了承揽上述三个项目，我共支出了10万元的各项费用，且已将所有单据提交吉北公司，但至仍未报销。我在疆工作期间，执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2011年3月20日，我开始休产假，共记143天（其中：标准产假98天，难产假15天，晚婚晚育30天），结束日期为2011年8月10日。2011年4月1日，我剖宫分娩。2011年3月至2011年6月，吉北公司未向我足额支付工资。2011年7月起，吉北公司不再向我发放工资。2011年7月25日，我收到吉北公司邮寄的《上班通知书》，要求我于7月26日起到吉北公司上班，并同时告知了我一些不按时上班的法律后果。收到通知后，我考虑到自己尚在产假当中，就没有理会，继续在家休养。2011年8月11日，我又收到了北京银杰供电民用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杰公司）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我认为自己与银杰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所以也没有理会。2011年8月10日，我产假到期，考虑到吉北公司严重的拖欠工资的问题，我决定不再与吉北公司履行劳动关系，所以就没有再去上班，而是前往新疆做了一些与离职有关的解释和收尾工作。2011年11月，我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仲裁委）申请仲裁，当时我仅向吉北公司主张拖欠工资、工资差额以及项目提成。在审理中，西城仲裁委追加银杰公司。2012年8月28日，西城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支持了我的部分请求。后，我不服，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城法院）提起诉讼。西城法院在2012年12月26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我2011年3月至8月的工资差额，但驳回了我其他的诉讼请求。我仍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提起上诉。2013年5月7日，一中院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现我坚持认为与吉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一直存续至今，没有解除，故我仅要求吉北公司向我支付2011年3月至2011年6月拖欠的工资差额、2011年7月至2012年11月30日拖欠的工资以及新疆3个项目的提成，并为我报销垫付的款项。另，撤回要求吉北公司支付我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请求。我与银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向银杰公司主张权利。具体的诉讼请求如下：1、吉北公司支付我2011年3月至2012年11月份拖欠的工资共计94170.43元（2011年3月至2011年6月工资差额15970.43元、2011年7月至2012年11月工资78200元）；2、吉北公司支付我新疆3个项目提成款43.2万元；3、吉北公司为我报销在新疆工作期间为吉北公司垫付的各种费用10万元；4、诉讼费由吉北公司负担。
银杰公司辩称：2008年6月1日，郑惠元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到期后续签两年，终止期限延长至2012年5月31日。合同约定，郑惠元工作岗位为业务专员，执行标准工时制，工资标准为1000元／月。工资为下发制，每月30日发放上月21日至本月20日的工资，通过建设银行转账支付。我公司与吉北公司签有劳务派遣协议，在与郑惠元签订劳动合同后，我公司便将郑惠元派遣至吉北公司工作。根据两公司之间的约定，郑惠元的基本工资、社会保险由我公司负担，绩效奖金则由吉北公司负担。2011年7月27日，吉北公司口头告知我公司郑惠元存在旷工情况，且已超过五日，要求做退回用人单位处理。2011年8月1日，我公司收到吉北公司2011年7月29日作出的书面的退回通知。2011年8月8日，我公司向郑惠元预留的地址邮寄了解除时间为2012年7月29日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2011年2月13日，郑惠元向吉北公司申请休产假，我公司经向吉北公司核实后予以确认，认可郑惠元的产假期为2011年2月14日至2011年6月13日，共计120天。另，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我公司一直按照合同约定的1000元标准向郑惠元支付工资，实际发放至2011年6月13日。2011年6月13日后，因郑惠元在吉北公司出现长期事假、并有旷工现象，所以我公司就不再向郑惠元支付工资了。2011年11月，郑惠元向西城仲裁委申请仲裁，吉北公司向仲裁委提交了郑惠元与我公司的劳动合同原件，所以仲裁依职权追加了我公司为共同被申请人。现我公司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已因郑惠元旷工于2011年7月29日解除。另，绩效奖金的发放与我公司无关，且郑惠元明确不向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故我公司不对郑惠元的诉讼请求发表答辩意见。
吉北公司辩称：郑惠元与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通过银杰公司形成的劳务派遣关系，银杰公司为用人单位，我公司为用工单位。2008年6月1日，郑惠元与银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经银杰公司劳务派遣至我公司工作。郑惠元在我公司的岗位为一般职员，工作内容为参与公司安排的监理工作。2008年6月6日，郑惠元与我公司签订了岗位工资确认单，约定郑惠元在我公司绩效奖金标准为：试用期最高1200元，转正后最高1500元，通过郑惠元上海浦发银行账号转账支付。此部分的绩效奖金，不是每月都会发放，而且具体数额不等，但也存在有时超过上限的情况。2010年6月，按照我公司的工作安排，指派了包括郑惠元在内的一些员工去新疆拓展业务，执行标准工时制，原有的绩效奖金待遇标准不变。郑惠元所述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郑惠元承诺支付项目提成、报销垫付费用的情况都不是事实。郑惠元在新疆期间，工作内容是项目组的日常工作。郑惠元确实参加其所述的3个项目，但这些项目的造价并不是郑惠元说的数额，但具体数额我公司也说不清了。郑惠元在新疆实际工作到2011年1月初。自2011年1月4日开始，郑惠元连续打电话向我公司请事假直至2011年2月13日。2011年2月14日，郑惠元又向我公司申请休产假，得到了公司的批准。故郑惠元的产假自2011年2月14日起算，共计120天，至2011年6月13日止。我公司在郑惠元产假将要期满的时候，打电话通知郑惠元于2011年6月14日上班，但郑惠元以照顾孩子为由向公司继续请事假直至2011年7月4日。此后，虽郑惠元仍表示要请事假，但因其全年累计事假天数已达到40天的上限，所以我公司就没有再批准，但郑惠元确没有再来上班。2011年7月25日，我公司向郑惠元预留的地址邮寄了《上班通知书》，要求郑惠元7月26日上班，并同时告知郑惠元不来上班的法律后果。但郑惠元收到通知后仍没有上班。2011年7月29日，我公司以郑惠元旷工为由将其退回银杰公司，并于2011年8月1日将退回手续送达银杰公司。2011年3月至2011年6月期间，我公司通转账的方式分别向郑惠元上海浦发银行账号支付了绩效奖金1484.19元、808.82元、400元、155.82元，不存在拖欠郑惠元工资及工资差额的问题。另，郑惠元要求为其报销的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经过仲裁前置，其无权主张。我公司不同意郑惠元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吉北公司、银杰公司签有的劳务派遣协议、郑惠元与银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郑惠元实际从事吉北公司工作的事实，法院认定郑惠元与吉北公司及银杰公司间形成劳务派遣法律关系，银杰公司为用人单位、吉北公司为用工单位。郑惠元称吉北公司、银杰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不能形成劳务派遣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郑惠元提交其与吉北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证据形式存在瑕疵，且吉北公司不予认可，法院无法采信；《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经法院释明劳务派遣法律关系后，郑惠元仍坚持仅向用工单位吉北公司主张权利，对此，法院依法处理。关于郑惠元工资标准一节，根据郑惠元建设银行、上海浦东银行劳动报酬发放记录以及郑惠元与吉北公司签订的《岗位与工资确认单》，法院认定，郑惠元月劳动报酬由银杰公司岗位工资，吉北公司岗位工资以及不定期、不定额的绩效奖金组成。经核算，本案争议发生之前郑惠元2010年全年平均工资（不包含奖金）为3591.31元，其中银杰公司支付工资1000元、吉北公司支付2591.31元；郑惠元称其月工资收入为4600元／月，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吉北公司提供的《产假批准证明》、考勤记录记载的时间，结合郑惠元方证人刘×的证言，法院认定郑惠元的产假时间自2011年2月14日起算。依据1988年7月21日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虽已废止，但新规定2012年4月18日起实施）、2003年7月18日《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郑惠元的产假自2011年2月14日起算，共135天（标准产假90天、晚育30天、刨宫产15天），至2011年6月28日止。郑惠元称其产假自2011年3月20日起计算，共143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郑惠元要求吉北公司支付2011年3月至2011年6月28日工资差额的请求，因此请求时间范围包含于郑惠元产假期间，且此期间郑惠元工资应由用人单位即银杰公司按照《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为郑惠元办理生育保险支付生育津贴。鉴于现郑惠元坚持认为与银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向银杰公司主张权利，法院不予处理。郑惠元要求吉北公司支付2011年6月29日至2011年8月11日拖欠工资的请求，因此期间郑惠元产假已经到期，且郑惠元未按吉北公司书面通知到岗上班，属于无故旷工，无权就此期间的工资提出主张，故法院对郑惠元此部分请求，不予支持；郑惠元要求吉北公司支付2011年8月12日至2012年11月工资的请求，因郑惠元在产假期满收到吉北公司到岗通知后存在旷工情况，且吉北公司、银杰公司已别分作出了将郑惠元退回用人单位以及与郑惠元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故郑惠元与吉北公司的用工关系、与银杰公司的用人关系已于2011年8月11日（解除通知送达郑惠元之日）解除，则郑惠元此部分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郑惠元要求吉北公司支付新疆项目提成的请求，因吉北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对此事实已经表示确认，故吉北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郑惠元支付三个新疆项目利润的30%，以兑现承诺，则，法院对郑惠元此项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三个新疆项目利润比例一节，由于吉北公司不向法院出具涉案项目的账目进行审计，且没有评估鉴定机构可向法院出具国家标准或参照数据，故法院参考吉北公司参与涉案项目且在职监理师沈×的证言对涉案合同的利润率进行酌定。吉北公司关于工程监理行业现状与涉案工程成本情况说明及项目利薄、亏损的抗辩意见，系其自我表述，法院不予采信。郑惠元要求吉北公司为其报销新疆项目垫付费用的请求，因其与吉北公司均表示此部分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处理，且吉北公司以此为由提出抗辩，故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9月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北京吉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支付郑惠元新疆项目提成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二、驳回郑惠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吉北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刘志勇只认可深圳中兴楼光幅项目、赛里木湖至果子沟高速公路35KW线路项目与郑惠元有关；一审判决关于新疆项目提成的计算方法依据不足，无事实根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郑惠元的原审诉讼请求。郑惠元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自2008年1月1日起，银杰公司与吉北公司签有劳务派遣协议。
2008年6月1日，郑惠元与银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合同约定郑惠元在银杰公司任专员岗位，执行标准工时制，月基本工资1000元。上述合同到期后，郑惠元与银杰公司又续签两年，将合同的终止期限延长至2012年5月31日。
审理中，银杰公司称，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即将郑惠元劳务派遣至吉北公司工作，银杰公司每月向郑惠元建设银行账户支付基本工资，吉北公司向郑惠元上海浦东银行账户每月支付绩效工资。对此，郑惠元不予认可，称吉北公司、银杰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相互之间不能形成劳务派遣关系，认为其与银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并提交了封皮乙方为郑惠元，底页签章处没有郑惠元签字，但加盖吉北公司公章，且填写日期为2008年7月12日的劳动合同书复印件，证明其与吉北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银杰公司是受吉北公司指示向其支付建行账户支付工资。吉北公司、银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2008年6月6日，郑惠元填写银杰公司《职工登记表》，并在银杰公司《劳动合同培训确认书》上签字，表示知晓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薪酬待遇，认可参加了银杰公司有关法律、操作规程、员工手册、公司规章制度的培训并领取培训材料、员工手册。同日，郑惠元还在吉北公司《岗位与工资确认单》上签字，确认担任吉北公司人力资源部培训专员岗位，试用期二个月，工资类型采用月薪制，岗位工资标准为试用期800元／月，转正后1000元／月，绩效工资试用期最高1200元／月，转正后最高1500元／月，但有时也会超过此上限，通过郑惠元浦东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对此，吉北公司称此确认单中仅绩效工资数额对郑惠元有效，标明的岗位工资只是因需与正式职员一并计算，并不对郑惠元生效。
郑惠元称2010年6月前，其岗位调整为市场部招标、投标岗；2010年6月，吉北公司安排其作为项目负责人前往新疆开展拓展业务工作，吉北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为其出具了委托书，且向其承诺报销吃、住、公关费用以及依照其促成项目造价款30%的比例向其支付提成奖励。为此，郑惠元提交了2010年7月26日吉北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委托郑惠元为公司在新疆地区承揽工程业务法人代表，有效期至2011年6月30日，加盖吉北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刘×名章的委托书复印件、2010年8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外建筑业企业进疆备案册、2011年8月25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海为之油风电有限公司感谢信。感谢信系乌鲁木齐市达坂城海为支油风电有限公司就乌鲁木齐达坂城海为支油49.5MW风电场一期项目向吉北公司及新疆吉北办事处表示感谢，还特别提到特别感谢郑惠元在工程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基础工程的优质施工。对此，吉北公司、银杰公司以委托书无原件，郑惠元仅为新疆项目部下属小组负责人，系辅助工作性质为由不予认可。
郑惠元称其在新疆工作期间促成了吉北公司承揽深圳中兴楼光幅项目，造价15万元；赛里木湖至果子沟高速公路35KW线路项目，造价29万元；海支油大阪城风电场项目，造价100万元，且应得到上述总造价30%的项目提成。为此，郑惠元提交了2011年9月24日其委托代理人李速与时任吉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的谈话记录，该记录中显示刘×认可曾口头向郑惠元表示在新疆介绍成的承揽合同中有奖励，其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签了两份正式合同，共四十多万，后来他不管时，又中了一个。并确认了公司委托郑惠元做新疆项目负责人委托书的真实性。对此，吉北公司认可郑惠元以一般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了上述项目，但不认可郑惠元所述的造价数额，且否认吉北公司曾向郑惠元作出过报销公关费用、支付项目提成的承诺，并表示刘×的谈话中没有明确具体项目，所提到的奖励就是绩效奖金。另，该谈话记录中，刘×还提及郑惠元2010年6月前往新疆工作，2011年2月休产假，2011年6、7月份办理离职。
郑惠元方证人刘×（2007年底至2011年7月期间任吉北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任吉北公司总经理助理）出庭作证，证明郑惠元是通过银杰公司派遣至吉北公司工作，绩效标准2000元至3000元；证人曾为郑惠元出具委托书，委托郑惠元以吉北公司在新疆地区承揽工程业务法人代表的身份去新疆开发市场，并承担郑惠元在新疆的吃、住以及开发项目的公关费用，且证人确向郑惠元承诺过在项目有收益的情况下，以项目收益的30%向郑惠元支付提成奖励。对证人证言，郑惠元没有异议，吉北公司、银杰公司认可证人关于劳务派遣关系的陈述，但对证人向郑惠元承诺报销及支付项目提成的部分不予认可。
郑惠元主张其产假期间为143天（正常假98天、晚婚晚育假30天、难产假15天），自2011年3月20日至2011年8月10日。对此，吉北公司称2011年1月4日开始，郑惠元连续打电话向吉北公司请事假，直至2011年2月13日；2011年2月14日，郑惠元又向吉北公司申请休产假，得到了公司的批准，故郑惠元的产假自2011年2月14日起算，共计120天，至2011年6月13日止。为此，吉北公司提供考勤记录加以证明，但郑惠元以对真实性有异议为由，不予认可。郑惠元2011年4月1日剖宫分娩。
2011年7月25日，吉北公司向郑惠元邮寄了《员工上班通知书》，要求郑惠元于2011年7月26日到岗上班。对此，郑惠元称收到此通知，但认为自己仍在产假当中，未作理会。2011年8月1日，吉北公司向银杰公司送达说明，以郑惠元连续旷工达到五日以上，违反吉北公司《员工考勤休假管理办法》的规定为由，将郑惠元退回银杰公司。2011年8月8日，银杰公司向郑惠元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郑惠元的行为严重违反银杰公司员工手册第二章第三条（一）的规定为由，确认与郑惠元于2011年7月29日解除劳动合同。对此，郑惠元称2011年8月11日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认为其与银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产假仍未到期，亦未作理会。
郑惠元称2011年8月10日产假到期后，考虑到吉北公司严重拖欠其工资的情况，不想再与吉北公司维系劳动关系，便没有再到吉北公司上班，而是前往新疆做了一些对相应单位的离职解释和收尾工作。吉北公司、银杰公司不予认可。
又查，吉北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郑惠元上海浦发银行账号支付岗位工资及绩效工资。其中，郑惠元最后一整年度即2010年全年具体数额为：
2010年1月：工资1887.98元；奖金3000元、1000元
2010年2月：工资2062.98元；奖金3325元
2010年3月：工资2219.59元
2010年4月：工资1000元、2182.98元
2010年5月：工资2742.98元；奖金1000元
2010年6月：工资2886.99元
2010年7月：工资2886.99元；奖金3500元
2010年8月：工资2354.57元；奖金4000元、4000元
2010年9月：工资1257.11元、1000元
2010年10月：工资2888.39元
2010年11月：工资2937.58元
2010年12月：工资2787.58元；奖金1000元。
根据上述发放具体数额核算后，郑惠元2010年平均工资（不包含奖金）为：2591.31元。
2011年3月至6月，吉北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郑惠元发放的岗位工资与绩效工资为：
2011年3月：工资1389.56元
2011年4月：工资400元
2011年5月：工资155.82元
2011年6月：奖金669.81元
银杰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郑惠元建设银行账号支付岗位工资（扣除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后）。其中，2011年3月至6月具体数额为：
2011年3月：816.13元
2011年4月：808.82元
2011年5月：715.82元
2011年6月：未支付
2011年7月：0.01元
原审法院限时吉北公司提交新疆三项目的相关证据，证明项目的具体利润，且告知其相关法律后果，但吉北公司逾期未提交。
为此，郑惠元方申请证人沈×（在职吉北公司监理师）到庭作证，证明：
1、因郑惠元家人在新疆有人脉关系，所以公司委派郑惠元去办理进疆备案手续以及公司进疆人员的前期准备工作，且郑惠元是以公司市场部副经理的身份进疆工作，是新疆工作的负责人；
2、证人作×的监理师，参与了赛里木湖至果子沟公路项目及达板城风电项目。其中公路项目工期为5个月，总造价为29万，监理成本包括：营业税6.68%、管理费7%、市场维护费10%、员工工资（7人月）17.24%（1监理5个月30000、1总监1个月16000、1个助理1个月4000），扣除上述成本后，总利润率在59.08%；达坂城项目工期为8个月，总造价100万，监理成本包括营业税6.68%、管理费7%，市场维护费13%、员工工资（25人月）13%（1总监代表8月61600、1监理员8月32000元、1资料员8月30400、1监理6000）、扣除上述成本后，总利润率在60.32%；深圳光伏项目，证人没×与，造价大约十余万，具体数字不清楚，但听参与该项目的监理人员介绍，此项目1个监理去20多天，成本应该包括成本有营业税6.68%、管理费7%、市场维护费10%、以及员工工资（具体数额不清楚）。
3、吉北公司承接的监理项目都是电力工程范围内的，且公司要求各生产部门向公司上交项目监理合同造价的49%（其中包括6.68%的营业税），上述2个证人参与的项目利润率较高是因为参与工程的人员少，工期短。
对上述证人的证言，郑惠元表示没有异议，吉北公司认可证人的身份，但对其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表示该证人并×、核×，对所谓的单项核算成本没有依据，其所述费用未包括非现场费用且工期时间不准确。为此，吉北公司还提交了己方出具的《关于公司监理业务的说明》和《成本情况说明》以说明工程监理行业受多当面因素制约，导致利润普遍偏低，在工程不发生延期情况下的正常利润为合同造价的6%-11%，本案涉及的三个工程均为新能源项目，基本处于亏损状况，个别项目有不超过5%的微小盈利。对此，郑惠元不予认可。银杰公司同意吉北公司意见。
原审法院曾向郑惠元释明本案事实属于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但郑惠元坚持认为吉北公司、银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能形成劳务派遣关系，坚持仅向吉北公司主张权利。
再查，郑惠元曾以吉北公司、银杰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西城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申请裁决支付：1、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拖欠的工资差额42559.87元；2、承揽成功的三项工程绩效奖金43.2万元。2012年8月28日，西城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仲字（2012）第325号裁决书，裁决银杰公司向郑惠元支付2011年4月21日至2011年5月20日及2011年5月21日至2011年6月13日期间工资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共计71.85元，并驳回了郑惠元的其它申请请求。裁决后，郑惠元不服，向原审法院起诉。2012年12月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西民初字第210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银杰公司给付郑惠元2011年3月至8月工资差额1488.28元。判决后，郑惠元仍不服，向一中院提出上诉。2013年5月7日，一中院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047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2）西民初字第2103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上述事实，有《劳务派遣协议书》、《劳动合同》、《岗位与工资确认单》、《职工登记表》、《签订劳动合同培训确认书》、《员工上班通知书》、《退回说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建设银行汇款凭证、上海浦东开发银行汇款凭证、（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外建设工程企业进疆备案册、2010年委托书复印件、谈话笔录、病历、诊断证明、证人证言、京西劳仲字（2012）第325号裁决书、（2012）西民初字第21033号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04780号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郑惠元主张吉北公司安排其作为项目负责人前往新疆开展业务，其促成了吉北公司承揽涉案三项目，吉北公司应按照约定向其支付项目提成，并提交委托书、备案册、证人证言为证，吉北公司虽不认可，但并未提供反驳性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郑惠元的主张予以采信。就涉案项目造价及利润，吉北公司虽不认可郑惠元的主张及证人证言，但吉北公司未在原审法院限定时间内提交相应证据，其应就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审法院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对郑惠元的项目提成请求予以酌定，并无不妥。吉北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吉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由郑惠元负担5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吉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窦江涛
代理审判员 董和平
代理审判员 贾高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熊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