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赣0723行初4号
原告范光焕，男，1950年1月1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
委托代理人肖冬秀，女，1962年12月10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农民，住江西省大余县，省份证号码：362124196210103421，系原告范光焕妻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郭明忠，大余县弘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被告大余县浮江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曾祥林，系该乡乡长。
委托代理人罗小俊，该乡政府干部。（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肖烽，江西镜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范光焕诉被告大余县浮江乡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大余县浮江乡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0日、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范光焕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明忠、肖冬秀、被告大余县浮江乡的委托代理人罗小俊、肖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光焕诉称，2013年11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征地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被告征用原告位于浮江乡南村××组××东坑山场，被告向原告支付征用补偿费10万元，该款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十日内由被告一次性付清。但协议签订后被告却一直未履行该义务。2015年6月11日，原告向大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10万元征地补偿费。大余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7月6日作出（2015）余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被告与原告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征地协议书》违法。原告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原告认为，法院一审、二审都已经判决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违法，且判决依据都是被告不具有征地主体资格。由此可证，被告这种违法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0万元，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范光焕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大余县人民法院（2015）余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赣中行终字第171号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生效判决已确认涉案征地补偿款已支付给苏生华、苏昌红；涉案林地系范光焕的；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违法，印证被告违法征地造成了原告的损失，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10万元。
2.2011年3月6日《山岭买卖协议》，证明大余法院判决、赣州中院判决认定被告征地违法系因被告不具有征地资格，从而印证该《山岭买卖协议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3.2013年11月26日《征地协议书》，证明该协议已被大余法院、赣州中院确认违法，被告应按该协议中的10万元赔偿给原告。
4.浮江乡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征地协议书>的通知》，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违法。
5.自留山使用权证，证明山场是范光焕的。
6.大余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3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已就原告要求确认《山岭买卖协议》无效、不成立一案作出判决。
被告大余县浮江乡人民政府辩称：第一，被告方确实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征地协议，但签协议时被告并不知道原告已经将土地流转给苏生华、苏昌红。第二，该征地协议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第三，被告已经撤销与原告签订的征地协议。因此，原告要求我们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大余县浮江乡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1.2011年3月6日《山岭买卖协议》，证明原告的山岭在2011年3月6日将本案所涉土地流转给了同组村民苏生华、苏昌红。
2.苏生华、苏昌红与被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各一份，证明苏生华、苏昌红已就流转土地与被告签订了《征地协议书》。
3.苏生华、苏昌红的领条各一份，证明苏生华、苏昌红已领取补偿款。
4.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及被告《关于撤销<征地协议书>的通知》各一份，证明原告虽与被告签订《征地协议书》，但因其林地流转而被被告撤销。
5.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赣中行终字第17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乡政府对行政相对人提供的材料只有进行形式审查的义务，且流转协议已实际履行，对流转协议的真伪应由原告另行主张。
6.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五十六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只是双方当事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是证明物权；对第2组证据，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存在违法，印证原告的林地被被告一地二征；对第3组证据，认为可以印证被告对原告造成损失的事实；对第5组证据，认为被告的证明目的与判决不符，认为该两份判决提到的是被告没有征地资格，没有对是否进行形式审查进行确认。判决书中只是提到转让的过程，没有对山岭买卖协议书的效力进行确认；对被告的法律依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合同法一般是相对民事案子，被告应该依法行政，是行政行为，是纵向关系，不是横向关系。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两份判决书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是无效的，原告要求补偿没有法律依据；对第2组证据，认为原告将涉案山林转让给了苏生华、苏昌红，原告认为该协议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是错误的，原告已将林地流转他人，不具有使用权；对第3组证据，认为该协议书已经被乡政府撤销，也被法院确认违法，那么该协议也是无效的，且该协议也是在乡政府不知道原告将林地流转给他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对第4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5组证据，认为该证照上载明的户主是范光奎，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6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第1组证据，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因本院（2016）赣0723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该协议的效力，故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第3组证据，因被告已经撤销且法院已确认违法，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4组证据予以认定；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第6组证据系法院生效判决，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1、4、5组证据，前已认证；对第2、3、6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范光焕系大余县浮江乡山南村河边村民小组村民。2007年8月1日，河边村民小组对其所有的芒东坑山场进行分配。分配时各户约定芒东坑山场按份进行划分，每户一份，平均分配，参与分山的20户农户于当日签订一份《芒东坑分山协议》，原告家分得一份山场。分山后，各户均未办理芒东坑山场的山林使用权证。2011年3月6日，原告与同一村民小组村民苏生华签订一份《山岭买卖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卖方）：范光焕，乙方（买方）：苏生华……1、甲方自有山岭位于大余县××江乡下××村河边小组，茫东坑，东南以河坑为界，西以张屋山岭埂为界，北以黄礼华兄弟烂窑为界。2、甲方以人民币捌仟元（￥：8000元）一次性永久性卖断乙方，甲方把林权证等相关证件同时交于乙方检验认可则，协议生效。以后办的山岭执照交于乙方。……”签订该协议后，苏生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范光焕支付了8000元，并对该流转山场进行经营管理。范光焕未向苏生华另出具收条。2013年11月26日，原告范光焕与被告大余县浮江乡人民政府签订一份《征地协议书》，约定：“甲方：大余县浮江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乙方：范光焕（以下简称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矿山整治及有关征用土地政策的规定，因矿山生产和环境保护兴建青山尾矿库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甲方需征用浮江乡山南村河边组芒东坑山场的林地，经甲乙双方实地勘测该宗林地总面积：420.75亩（海拔350米标高线以下部分是148.8亩，海拔350米标高线以上部分是271.95亩）。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如下征地协议：一、甲方征用乙方位于浮江乡山南村河边组芒东坑山场所属林地。征用价格以海拔350米标高线以下部分16000元/亩（包含林地补偿费和林木补偿费、青苗费、安置费），海拔350米标高线以上部分9700元/亩（包含林地补偿费和青苗费、安置费）。该山场因为界限不明确，为了操作方便，形成整体，均衡分配，利益共享，征用款平均分成50份，即原河边组得20份，原张屋组得30份（张屋组得的30份再平均分成32份），你户有壹份。二、山场征用补偿：甲方支付给乙方征用补偿费，应付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正，（小写）100000元。三、付款方式：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十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征用补偿费到乙方的账户上。付清征用款后，乙方将被征用山场移交给甲方。四、其他事项：1……6、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一份，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征地协议书》中所征用的山场系原告流转于苏生华的这块山场。协议签订后，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征地补偿款。为此，原告于2015年6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该《征地协议书》中约定的征地补偿款人民币10万元。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以原告已将山场流转给他人，无权与其签订《征地协议书》为由，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浮政发[2015]24号《浮江乡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征地协议书>的通知》，撤销了其于2013年11月26日与原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2015年7月6日，本院作出（2015）余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大余县浮江乡人民政府与原告范光焕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征地协议书》违法，同时驳回了原告范光焕的诉讼请求。范光焕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2015）赣中行终字第17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被告就与原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中约定的同一块山场分别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10月10日又与苏生华、苏昌红签订《征地协议书》，约定征用该两户在芒东坑的山场各半份，并分别向该两户支付征用补偿款人民币5万元。苏生华、苏昌红分别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10月10日在被告处领取了该款项。
再查明，1983年6月10日大余县人民政府就浮江公社下南大队河边生产队所有的芒东坑山场向时任该生产队小队长的范光奎颁发了《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其证照载明：“座落小地名芒东坑，山地类别残山，面积20亩，东至苏家盛山界，南至严金星山界，西至齐埂天水，北至张屋队山界。”本案涉案山场在该证照登记范围内。
2016年1月28日，范光焕向本院提起本诉，要求被告向其赔偿人民币10万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范光焕又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苏生华2011年3月6日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无效、不成立。本院经审理认为,范光焕与苏生华签订的该《山岭买卖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赣0723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范光焕要求确认其与苏生华于2011年3月6日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无效、不成立的诉讼请求。原告一直未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行政赔偿。
2016年5月31日，原告范光焕以其已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苏生华签订的《山岭买卖协议》的效力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本案中止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赣0723行初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6年9月12日本案恢复审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和本院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必须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本案中，原告范光焕认为被告与其签订的《征地协议书》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被告的该违法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给其造成损失，要求被告向其赔偿10万元。但原告却未先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而是直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其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５）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范光焕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宁胜
人民陪审员 刘晓雯
人民陪审员 钟文清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 邝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