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丽松行初字第1号
原告商加明。
委托代理人汤明和，（系原告商加明之婿）。
委托代理人杜金洪。
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街道府前路19号。
法定代表人蓝伶俐。
委托代理人周成璟。
委托代理人李叶青。
第三人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
诉讼代表人商庆武。
原告商加明不服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于2014年12月17日向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月4日受理后，于2015年1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商加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汤明和、杜金洪，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周成璟、李叶青，第三人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商庆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11日对原告商加明和第三人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作出了土名“鱼塘降背”山场，东至岘，南至大降，西至田，北至灰斗降直上，该四至范围内的林权归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所有的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被告于2015年1月15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山林权属争议申请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第三人向被告申请要求吊销发给商加明的涉案山林权属证的情况；2、景林证字（2006）第18040171号5－2林权证、云山林所有权证no0004521浙江省云和县山林所有权证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鱼塘降背山场属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所有的情况；3、商加明答辩书、以权侵林权申诉书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商加明答辩申诉的情况；4、1980年12月15日夏山头第贰队分山清册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鱼塘降背山场属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的情况；5、夏山头村二组责任山清册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鱼塘降背山场属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的情况；6、1990年10月20日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商加明承包责任山的情况；7、承包责任山片登记册复印件二份，以证明商加明承包责任山的情况；8、景林证字（2006）第18040072号2－2林权证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商加明林权证被错登的情况；9、2012年3月商良兄的经营管理证明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鱼塘片山主的情况；10、2013年1月18日现场勘察笔录、勘察图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被告组织原告第三人各方现场勘察的情况；11、2011年6月－2013年3月纠纷山场调查笔录复印件一组，以证明被告对纠纷山场的调查等情况；12、2013年1月24日纠纷山场调处笔录复印件一份，以证明被告组织原告第三人各方进行调处及调处不成等情况；13、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复印件一份，以证明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情况；14、丽政复决（2014）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丽水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被告作出的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的情况。
原告商加明诉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并非是山林权属纠纷，而是山林承包经营纠纷。被告在处理决定书“现查明”一节中述明“经勘查‘鱼塘降背’山场在第二队范围内，其权属不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三人要否定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被告在决定书“现查明”一节第三段中认定：“而被申请人擅将‘鱼塘降背’山场登入责任山承包合同书，属于故意错登”。对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属于“错登”，即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属民事案件，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县人民政府无权作出处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认定承包合同书属于故意错登，是认定事实错误，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作出处理决定，属越权违法，应予撤销。本案第三人与原告的关系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属下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纠纷是承包合同纠纷。本案第三人是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而原告是第二村民小组成员，他们有着从属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够享有的山林权益，只有依法取得承包经营权。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权利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用益物权是由所有权派生的物权，是以对他人所有的物为使用、收益的目的而设立的，因此，用益物权被称作为“他物权”。就是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土地经营权，是以承包为基础和条件的，没有承包经营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不会有山林权，集体经济组织与其属下成员之间就不可能有山林权属纠纷。因为有了承包经营山林权，但是这个权利基础是承包合同关系，因此，集体经济组织与其属下成员之间发生的山林权益纠纷都只能是承包合同纠纷。被告作出的景政林处（2014）1号处理决定违反证据法，该处理决定书在“现查明”一节中以“在林业‘三定’工作时的夏山头大队第二生产队，九人分山小组中，除了当事人和已故人员之外，其余人都一致公认，土名‘鱼塘降背’未纳入分配。”以此认定：“而被申请人擅将‘鱼塘降背’山场登入责任山承包合同书，属于故意错登”。这“其余人”正是本案的争议的另一方即本案第三人，这些人正是为了抢夺原告的经营果实，砍伐出售“鱼塘降背”山场林木的当事人。他们的所谓“公认”，在证据法上的证据分类，只不过是“一方当事人对己方有利的陈述”，是没有证据力的。况且“其余人”实际只有商加和、商庆通、商学兴三人。但是，被告的处理决定书却以此来否定当事人的合同书和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据效力。认定原告提交的合同书、林权证为“其林权证属于故意错登，故不能作为主张林权的依据”。应了俗话“三人成虎”，支持了“多数人的暴政”。三方签字盖章的《责任山承包合同书》和县政府颁发的《林权证》是原告一人擅能作为的吗？《责任山承包合同书》由双方签订，经村委会审核盖章，并经乡政府监证盖章。《林权证》由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乡政府、县林业局、县政府逐级审查上报后，由县林业局填证，有乡政府经办人、县林业局负责人签名，加盖县林业局公章，再由发证机关县政府加盖林权证管理专用章。程序复杂，逐级审查把关。原告能“擅将”“故意错登”吗？景政林处（2014）1号处理决定却“莫须有”的给原告安了一个“擅将”“故意错登”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原告对“鱼塘降背”山场享有承包经营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鱼塘降背”山场的所有权属于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对此原告没有异议，不存在争议。原告享有的是承包经营权，原告主张自己享有的承包经营权有充足的证据和事实。原告持有与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签订的并经村民委员会确认，鸬鹚乡政府监证的《责任山承包合同书》；并有1980年12月15日夏山头第二队分山清册和2006年景宁畲族自治县林业局填制的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1804007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及经营管理证明予以佐证。证据充分，事实清楚。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违背其引用的法律依据。被告的处理决定依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合法的权属变更，应当予以确认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土名‘鱼塘降背’山场，东至岘，南至大降，西至田，北至灰斗降直上，该四至范围内的林权归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所有。上述法条明确要求确认权属要以原有的权属证书为依据，被告的处理决定却歪曲法条本意，作出了枉法偏颇的处理决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2014）1号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违反证据规则，违背法律依据。为此，原告诉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并连带撤销丽政复决（2014）28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复印件一份，以证明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情况；2、丽政复决（2014）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丽水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被告作出的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的情况；3、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原告于2014年12月6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情况；4、夏山头村二组责任山清册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原告商加明责任山的情况；5、1990年10月20日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原告商加明取得拾壹小片承包山的情况；6、承包责任山片登记册复印件二份，以证明分山登记的情况；7、景林证字（2006）第18040072号2－1、2－2林权证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原告商加明林权登记的情况；8、1980年12月15日夏山头第贰队分山清册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原告商加明分山取得的情况；9、商加琪的鱼塘造林情况、商良兄的经营管理证明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造林等情况；10、景林证字（2006）第18040046号林权证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夏山头村二组其他村民分山登记的情况；11、1983年11月19日承包合同书、2006年8月3日夏山头二组责任山清册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原告商加明承包及责任山登记的情况。
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辩称，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根据《森林法》第17条的规定，被告有权对本案原告商加明与第三人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之间的林权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林权争议”即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林木、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根据争议事实，本案原告商加明与第三人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之间系因土名“鱼塘降背”山场的林木所有权与林地使用权的归属发生争议。即原告商加明持责任山清册及1990年《责任山承包合同书》、2006年《林权证》（18040072号）等主张“鱼塘降背”山场的林木所有权与林地使用权，属于林权争议。因此，原告诉称“本案并非是山林权属纠纷，而是山林承包经营纠纷”，这显然是偷梁换柱之举，企图混淆概念。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申请人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与被申请人商加明因“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处理一案，被告于2012年3月1日受理立案。在案件受理后，被告除通知当事人举证提交纠纷山场的有关证据依据之外，并组织人员开展对纠纷山场进行现场勘察以及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收集证据等调处工作。被告通过调查查明：夏山头本村共有第一、第二两个生产队（村民小组）。1980年间，该村以划片方式将本村山场分到两个生产队。经勘察本案“鱼塘降背”纠纷山场在第二队范围内，其集体权属不存在争议。夏山头大队第二生产队又将全队人员划分成第一、二经营小组（商加明为第一经营小组人员）并组成了九人分山小组（汤启付、商良水、商加明、商学兴、商良炎、商庆通、商加林、商加和、赵德忠）。然后，分山小组将全队列入分配的山林进行搭配，形成1980年12月15日《夏山头第二队分山清册》；未列入分配的山林，仍属生产队集体所有。之后，在林业三定时，各农户的自留山、责任山由各自经营小组负责划分。2011年，本案纠纷山场的林木因失火被烧。在出售山场林木过程中，商加明持证主张“鱼塘降背”山场权属而引起纠纷，其证载土名“鱼塘降背”山场四至为：东至岘，南至大降，西至田，北至灰斗降直上。经实地勘察，该纠纷山场坐落在田后，原先为使农田作物不受野兽破坏，一直烧山驱兽，是一片荒山。故而，在1980年两经营小组分山时未列入分配；在《夏山头第二队分山清册》中也未出现有土名“鱼塘降背”的山场。1992年，为植树造林消灭荒山，由国家投资，当地林业部门在上述“鱼塘降背”山场进行造林。商加明称其“鱼塘降背”山场是本经营小组从“三条降山羊岩”山划分给他户的，“三条降山羊岩”山包含“鱼塘降背”山场。根据核查结果：1、经向原夏山头第二生产队的九人分山小组成员询问了解，除当事人和已故人员之外，其余人都一致公认：在1980年本生产队两经营小组分山时，该土名“鱼塘”纠纷山场未有纳入分配。所以，不存在由本经营小组将“鱼塘降背”山场划分给他户的可能；2、从1980年12月15日《夏山头村第二队分山清册》中查明：土名“三条降山羊岩”四至是东至降、南至大坑、西至坑、北至尖背，其不包括“鱼塘降背”。又从1982年《山林所有权证》（4521号）中查证，地名：三条降四至：东至降头田、南至大坑后洋人山为界、西至山条降鸟下平直上、北至鱼塘坳大路。由此可见，因北至指“鱼塘坳大路”，充分证实了鱼塘坳大路以上的山场没有进行确权。同时，也可以证实夏山头村第二队分山清册中的土名“三条降山羊岩”与1982年《山林所有权证》（5421号）中的土名“三条降”属于同一山场。因此，原告商加明主张“鱼塘降背”山场权属，缺乏权源依据。其户在1990年《责任山承包合同书》、2006年《林权证》（18040072号）中所载的“鱼塘降背”山场，属于错登。案经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能达成协议。被告认为，原告商加明户责任山清册及林权证等载有“鱼塘降背”山场，其因没有权源依据，属于错登，不能作为主张林权的依据。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第三人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主张“鱼塘降背”山场林权权属，其权源事实清楚、明确，应予支持。故此，依照《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职权，被告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即土名“鱼塘降背”山场，东至岘、南至大降、西至田、北至灰斗降直上，该四至范围内的林权归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所有。综上所述，被告对本案林权纠纷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决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商加明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故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景政林处（2014）1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述称，该纠纷山场一直都是荒山。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有：1、景林证字（2006）第18040171号5－2林权证、云山林所有权证no0004521浙江省云和县山林所有权证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鱼塘降背山场属第三人所有的情况；2、1980年12月15日夏山头第贰队分山清册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鱼塘降背山场属第三人所有的情况。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10、12－14号证据、对第三人提交的1－2号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11号证据、对第三人提交的1－2号证据；第三人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来源、关联性和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相关依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11号调查笔录证据中提出的部分被调查人的笔录与本案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质证异议，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涉案纠纷山场坐落于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土名“鱼塘降背”山场。四至为：东至岘、南至大降、西至田、北至灰斗降直上。夏山头村于1980年以划片方式将山场分到两个生产队。鱼塘降背山场划归夏山头第二队即现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所有。1980年12月15日夏山头第二队形成了夏山头第二队分山清册。2006年8月20日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给原告商加明颁发了登记有坐落鸬鹚乡夏山头村，小地名鱼塘降背，四至为：东至岘、南至大降、西至田、北至灰斗降直上，面积肆亩，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夏山头二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商加明，林地使用期为伍拾年至2055年12月31日止的景林证字（2006）第18040072号2－2林权证。2011年5月31日第三人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向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吊销颁发给原告商加明的景林证字（2006）第18040072号2－2林权证。2014年8月11日，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商加明不服被告作出的该决定，向丽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丽水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的丽政复决（2014）28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商加明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是因第三人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夏山头村第二村民小组向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要求吊销颁发给原告商加明的景林证字（2006）第18040072号2－2林权证的纠纷而起，但本案争议的焦点却是商加明是否取得对涉案鱼塘降背山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被告在主持纠纷双方当事人调解不成的情况下，理应告知当事人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以原告故意错登为由作出土名鱼塘降背山场范围内的林权归第三人所有的处理决定，属主要证据不足、超越职权。原告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提出连带撤销丽政复决（2014）28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自然无效。原告的该申请连带撤销复议决定的诉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4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14年8月11日作出的景政林处（2014）1号关于鱼塘降背山场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驳回原告商加明要求撤销丽水市人民政府2014年11月25日作出丽政复决（2014）28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尹伟平
人民陪审员 周土根
人民陪审员 叶昌谷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丁 洁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