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衢商再终字第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国华。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竹花。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宣南春，浙江宣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峻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益民。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勋波，浙江泓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宁春芳，浙江泓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汪国华、张竹花因与被上诉人周峻美、邵益民追偿权纠纷一案，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2014）衢柯花商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12月30日，该院以（2015）衢柯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2015年7�28日，该院作出（2015）衢柯商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汪国华、张竹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汪国华、张竹花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宣南春，被上诉人周峻美及被上诉人周峻美、邵益民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勋波、宁春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原审原告汪国华、张竹花系夫妻关系；原审被告周峻美、邵益民原系夫妻，双方于1996年9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3月4日登记离婚。
2012年3月9日，原审被告周峻美以和源酒业商行购销酒为名向衢江信用联社周家分社提交了借款申请书一份，申请借款金额为700000元。同日，原审被告邵益民出具了借款人家属承诺函一份，承诺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愿意与借款人周峻美共同偿还该笔借款本息。2012年3月12日，原审被告周峻美与衢江信�联社签订了个人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最高贷款限额为人民币700000元，借款用途为进货，借款月利率为8.88‰，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3月8日，还款方式为到期还本，按季结息。原审原告汪国华、张竹花作为抵押人，以其共同所有的坐落于衢州市金桂小区14幢2单元302室的房产作为抵押物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2012年3月12日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最高债权额为700000元。2012年3月13日，衢江信用联社向原审被告周峻美发放了贷款700000元，次日，由周峻美授权时任江南会、潮人酒吧（醉美二）的出纳蒋某取出其中30万元，周峻美签名取出40万元。
2012年4月15日，原审原告汪国华出具说明一份，说明内容为“2012年3月13日，说明人以周峻美的名义向衢州市衢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700000元，该贷款以说明人位于衢州市金桂小区14幢2单元302室的住宅提供抵押担保。该笔贷款实际用途为说明人用于投资衢州市柯城区潮人酒吧（醉美二号）。贷款与周峻美、邵益民无关。”贷款到期后，两原审被告未向衢江信用联社归还借款本金。2014年3月25日、3月31日，以原审原告汪国华名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代周峻美向衢江信用联社偿还了借款本息共计738245.96元。之后，两原审原告要求两原审被告偿还代还的借款本息，但两原审被告未付，以至成讼。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审被告周峻美提供了由原审原告汪国华本人出具的书面“说明”，该“说明”在贷款发放后的一个月之后出具，具有客观意义上的证明作用，可认定为原�原告汪国华对当时情况所作的说明，该证据其地位应属本证，则原审原告应负有反驳该“说明”的举证责任，现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审原告未能提供直接证据予以反驳，也未有证据证明该证据被胁迫或者伪造，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本证予以认定，该“说明”显系原审原告自认其为该笔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其以自有财产设抵并归还该笔借款，其抵押权人所享有的追偿权与实际使用人所承担的还款义务归并为同一主体，予以抵销，故其追偿权业经抵销而丧失。原判以“合同相对性规则”认定汪国华出具的说明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行主张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4）衢柯花商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原审原告汪国华、张竹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2元，诉前保全费4270元，鉴定费9000元，合计24452元，由原审原告汪国华、张竹花负担15452元，原审被告周峻美、邵益民负担9000元。
汪国华、张竹花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判决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合议庭认定的证据错误。原判决合议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是银行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及款项用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贷款实际使用人是周峻美，用于其进货。原判决认为其他证据作为间接证据予以认定贷款实际使用人是汪国华是错误的。2、原判决认定了一份汪国华出具的书面“说明”。上诉人并不否认该“说明”系汪国华所签名，但该“说明”与事实完全不符。首先，张竹花未在说明上签字，也不知道该份说明，且张竹花明确反对投资酒吧。其次，70万元贷款实际掌控在周峻美手中并由其使用，至2013年9月前的利息也是周峻美支付，70万元并未投入酒吧。第三，证人蒋某的证言试图证明汪国华为潮人酒吧股东，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证人的该项说法。“说明”是在贷款后一个月出具，但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说明”内容的存在。3、原判决对该份“说明”予以认定，认定上诉人系贷款实际使用人，抵押权人所享有的追偿权与实际使用人所承担的还款义务归并为同一体，予以抵销。但“说明”仅系汪国华一人签名，且上诉人并非是抵押借款中的抵押权人，怎能认定上诉人为抵押权人。再者抵押担保为从合同，从合同怎能与主合同中的债权债务相抵销。原判决中的抵销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抵销情形。综上，请求：依法撤销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5）衢柯商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改判为支持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周峻美、邵益民答辩称，1、本案所涉70万元银行贷款实际借款人为两上诉人汪国华和张竹花。（1）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由汪国华于2012年4月15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说明”中，汪国华明确表示本案所涉70万元贷款是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所贷，上诉人系实际借款人；（2）醉美2号酒吧出纳蒋某的证人证言也证明该笔70万元贷款由汪国华投资醉美2号酒吧，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均为汪国华；（3）该70万元贷款利息一直由汪国华支付。流水号为XXXXXX的柯城联社南区分社存款凭条载明：“交易性质：卡续存（有卡）”，凭条下的客户签名为汪国华所签。证明汪国华持有该发放贷款的信用社银行卡并往卡里存钱供银行扣利息；（4）汪国华确为潮人酒吧（醉美2号酒吧）的股东。国荟与醉美2号是一体的，工商登记情况可证明汪国华系国荟的股东、老板，可以间接证明汪�华是醉美2号的股东。（5）被上诉人在再审庭审中提交的有汪国华签名的“声明”及“股东签名”也证明汪国华系醉美2号酒吧的实际股东。2、上诉人无权行使保证人追偿权。保证人追偿权的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1条，而上诉人名为保证人实为借款人，不符合追偿权的主体资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汪国华、张竹花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明细账查询表复印件两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还款2笔，每笔2万元，上诉人实际上是帮被上诉人归还利息，被上诉人已及时将两笔钱归还上诉人。
被上诉人周峻美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记得存在这笔款项来往，即使打过钱，也与上诉人还利息没有关联，当时本人与张竹花的经济往来很多。
被上诉人周峻美、邵益民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贷款利息系周峻美偿还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周峻美提供了由汪国华出具的说明一份。该份说明在贷款发放的一个月后出具，说明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具有客观意义上的证明作用。上诉人汪国华并无证据证明该份说明系伪造或被胁迫作出，也未提供�接的证据来推翻这份说明所陈述的事实。依照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上诉人汪国华、张竹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结合汪国华在说明中明确的该笔贷款与周峻美、邵益民无关，故上诉人汪国华、张竹花偿还了贷款之后，请求对周峻美、邵益民行使追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2元，由上诉人汪国华、张竹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世雄
审判员 吴明军
审判员 郑慧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徐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