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22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洪兵，男，197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源，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嘉得乐涂料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唐溪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吕电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健，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景明，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罗洪兵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嘉得乐涂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得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洪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嘉得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嘉得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说理全靠常情常理来推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明显偏袒嘉得乐公司。1、一审判决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引用嘉得乐公司于庭后提交的《法庭辩论详细意见》，而对罗洪兵方的代理意见和质证意见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为偏袒嘉得乐公司埋下伏笔。而且整个判决书都是用推理来自圆其说，而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来予以证实；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关于王越明签收的货物是否为代被告罗洪兵收货问题的论理认定部分，仅凭收货单位及退货单抬头名称开具为罗洪兵，而提货人和退货人为王越明，便推定嘉得乐公司的交易对象是罗洪兵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在购货单位处写罗洪兵的名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电脑随时都可以输入“罗洪兵”这三个字；而王越明从2013年2月2014年1月期间都有在嘉得乐公司处签名提货，这跟罗洪兵并没有关系，且其签名的是“罗宏兵”而非本案“罗洪兵”。如果王越明是罗洪兵长期委托代为提货人的话，应该有罗洪兵的授权委托书，即使没有授权委托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应跟罗洪兵对账并签名确认，并且嘉得乐公司在其北京办事处经销商曾根平跑路之后近一年时间从未跟罗洪兵有任何联系催要货款，这并不符合日常的交易习惯、逻辑和一个正规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一审判决为了达到偏袒嘉得乐公司的目的又一次生拉硬拽，错误地将王越明所签字退货的金额为2000.50元的退货单强加给罗洪兵。该退货单实际上是2013年7月25日由王越明本人签字所退货，罗洪兵没有提取同类产品的货物，跟罗洪兵扯不上任何关系。一审判决关于退货部分的论述，认定2013年6月30日退货共8桶，王越明8月14日提取了5桶，法院推定还有3桶很明显就是2013年6月30日之前的提货，这种推理完全是生搬硬套，不符合逻辑，此次退货不可能只是王越明代罗洪兵在8月14日向嘉得乐公司购买的5桶PU透明底中的3桶，完全也有可能是退6月30日之前提取的货物。一审法院以罗洪兵多付货款，按罗洪兵抗辩嘉得乐公司反欠其54368.80元，罗洪兵又不反诉也不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为由推定罗洪兵所谓的多付货款是支付王越明代其收取货物的货款。事实上，罗洪兵有几个月多支付货款跟王越明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因为罗洪兵所提货物都卖给了家具厂，而家具厂都是支票支付货款，并要求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这是国家的税务制度和家具厂财务制度规定的。所以，罗洪兵一收到支票就会及时交给嘉得乐公司方的财务人员，以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这里面还包涵罗洪兵出售货物所产生的合理利润。不可能推导出只能证明罗洪兵所谓的多付货款是支付王越明代其收取的货物的货款的结论。而且，从2013年2月到2014年1月，罗洪兵合计多支付了54368.80元，这恰巧也证明了罗洪兵和嘉得乐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不是先提货后付款。关于罗洪兵答辩状所提到的多支付5万多元货款的事实：该5万多元实际上没有包含一笔33000元的退款，因罗洪兵方提供的付款单据只有9张，总金额有44万多元，而嘉得乐公司方所提供的付款单据有10张，是有一笔33000元的退款的。所以就有33000元的差额，因此，实际上多支付货款的数额只有2万多元，因为嘉得乐公司北京办事处曾根平的卷款蒸发而无法追回，罗洪兵也多次表示保留提起反诉的权利，只是觉得这笔多付的款项跟曾根平有直接关系，而跟嘉得乐公司没有关系才没有提起反诉。而且，提起反诉与否是罗洪兵的诉讼权利，这跟王越明并无关系，也符合常理。一审判决第二大点关于李千长、罗后龙经手的货物问题的判决表述，这恰恰也证明了嘉得乐公司以罗洪兵名字开具提发票的不只是有王越明，还有李千长、罗后龙等人，所以说王越明所提货物跟罗洪兵没有任何关系。二、一审法院采纳证据错误，适用双重标准，明显偏袒嘉得乐公司。1、嘉得乐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能够证实在长达两年多时间里向罗洪兵催收过涉案金额货款的证据；一审判决书认定嘉得乐公司提交的151张《送货单》、《销售单》当中，有71张为被告（罗洪兵）罗洪兵本人签收，涉及金额376798.20元，有70张是王越明签上“王越明代罗洪兵”收货的、有6张是王越明本人签名收货的，涉及金额443862.80元；而事实上，王越明所有的签名为“王越明代罗洪兵”都写成“王越明代罗宏兵”，此罗宏兵与本案罗洪兵有什么关系？名字都不对，而且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却硬生生被一审法庭给“纠正”为本案罗洪兵；一审法院2016年2月26日的举证通知书明确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15日内）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一审法院对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申请，庭审前，李某提交了四份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其住所地的书面证人证言。庭审中及庭审后罗洪兵代理人对李某的证言及四份书面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都是不予认可的。李某是嘉得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妻子的表弟，其证言应不予采纳；本案很奇葩诡异，嘉得乐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曾于2016年4月5日申请追加王越明为本案被告，但不知何时又撤回对王越明的起诉了，而一审法庭也没有依职权通知王越明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王越明的身份证信息嘉得乐公司也调取了。在本案中嘉得乐公司证据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即使嘉得乐公司放弃对王越明的起诉，但本案如不追加王越明作为第三人，肯定很难查清本案事实，显然是一审法院欲盖弥彰、别有用心地偏袒嘉得乐公司。一审判决完全靠推理来自圆其说，没有任何证据来予以证实。唯一有效的证据就是王越明签字的“王越明代罗宏兵”，可此“罗宏兵”并非本案罗洪兵，作为罗洪兵的司机应非常清楚知道老板的名字。根据嘉得乐公司提供的信息，王越明是湖南省祁东县人，祁东和祁阳原本就是一个县，相距很近，语言文化及生活习俗都一样，在北京的话也是很亲密的老乡关系了，不可能王越明连罗洪兵的名字都不知道。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采纳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明显让人感到地方保护、有意偏袒嘉得乐公司的判决取向。而嘉得乐公司利用在江门的当地关系，隐瞒事实，移花接木，意图让罗洪兵无端偿债，违背诚信原则和公平正义，严重损害罗洪兵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罗洪兵的上诉请求。
嘉得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书对该事实进行了很好的分析，本案的焦点就是王越明签收的货物是否代罗洪兵收货，可以从三个方面可以完全证明王越明签收的货物就是代罗洪兵签收的。一、1、结合货物的采购、退货的情况，最直接的证据就是2013年7月25日的退货单，是王越明签收但是罗洪兵是确认的。如果说罗洪兵不认识王越明或者说这批货物不是罗洪兵的，那么罗洪兵为何确认这笔退货。在一审庭审间其已明确确认了。2、结合双方的合同约定最长的退货期限是45天，那么在罗洪兵自己最后一次退货是6月30日，在6月30日至9月3日其是没有提及过PU透明底这批货物。退货期限如果像罗洪兵称退货是退6月30日之前的货物，那就远远超过合同约定的。实际上双方的交易习惯，退货一般是当月的退货，不会超过的。二、结合付款情况，双方的交易习惯都是先提货再付款，上月的货物在次月5日付款。那么根据双方的付款情况可以确认如果是像罗洪兵称王越明签收不是罗洪兵的货物，其就存在连续几个月多付货款的情况，明显是违反常理，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相符。三、证人证言提供的证言也清晰反映的双方的交易情况，该证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证明力的。
嘉得乐公司起诉请求：1、罗洪兵向嘉得乐公司清偿所拖欠的货款395117.50元；2、罗洪兵向嘉得乐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未付货款从逾期之日（2014年2月6日）至清偿之日按每天千分之三支付；3、本案诉讼产生的诉讼费用由罗洪兵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得乐公司与罗洪兵之间存在油漆的买卖合同关系。2013年3月23日双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双方的结算方式是当月月底对账，下月5号前付清上月货款。若购货方拖欠货款，应按未付款总额承担每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合同的有效期限为2013年3月1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嘉得乐公司诉称双方的交易习惯是罗洪兵电话下单，嘉得乐公司为其备货，然后由罗洪兵本人或委托王越明到嘉得乐公司处提货。嘉得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送货单》、《销售单》、《退货单》155份（其中送货单140份、销售单11份，退货单4份），证明在2013年2月28日至2014年1月20日期间，罗洪兵在嘉得乐公司处共提取价值828285元的货物，但罗洪兵只支付了货款421989元，扣减了退回货物金额11178.50元，现罗洪兵尚拖欠嘉得乐公司货款395117.50元。嘉得乐公司认为上述货款经嘉得乐公司催收无果，嘉得乐公司遂向该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嘉得乐公司、罗洪兵双方确认罗洪兵分别于2013年4月22日、6月10日、6月30日、7月6日、7月12日、8月2日、9月25日、11月8日（其中在11月8日另外收取支票一张，金额为33000元，在11月30日已将支票退回罗洪兵）、12月13日分别支付了货款19620云、23595元、32330元、31000元、31260元、54960元、63350元、65560元和100314元，合计付款421989元。
嘉得乐公司提交的151张《送货单》、《销售单》当中，有71张为罗洪兵本人签收，涉及金额376798.20元、有70张是王越明签上“王越明代罗洪兵”收货的、有6张是王越明本人签名收货的，涉及金额443862.80元；有1张2013年3月24日，金额为2259元的《送货单》是李千长签上“李千长代罗洪兵”收货的；另外有2013年6月28日编号为BJ1306167金额为2575元和2013年8月18日编号为BJ1308093、金额为1240元的2张《送货单》为罗后龙签上“罗后龙代罗洪兵”收货的；还有1张2013年7月27日、编号为BJ1307174，金额为1550元的《送货单》字迹潦草，不能确认是谁签收的。
另查明：嘉得乐公司、罗洪兵均确认的4张《退货单》所退的货物和价款，分别是在2013年6月24日，单号TBJ1306140，退货金额1504元；在2013年6月30日，单号TBJ1306182，退货金额6966元；在2013年7月25日，单号TBJ1307155，退货金额2000.50元；在2013年9月3日，单号BJ130920，退货金额708元，退货金额合共11178.50元。其中2013年7月25日编号为TBJ1307155的《退货单》是王越明签名退货的。
又查明，根据嘉得乐公司提交的《法庭辩论详细意见》，该院对嘉得乐公司主张的与罗洪兵的交易明细进行了核算，按罗洪兵有支付货款的月份计算，确认2013年8月份后罗洪兵除支付其本人签名的货物的货款外均有多付货款，其中8月份多付了货款25793.80元，9月份多付了52921元，12月多付了77020元，合计从2013年2月至2014年1月，罗洪兵支付的货款比由本人签收的货物的价款多支付了54368.80元。
再查明，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受理了嘉得乐公司诉罗洪兵李千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6）粤0703民初3号】，已于2016年3月20日结案，罗洪兵、李千长并已履行调解协议，清偿了欠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嘉得乐公司所举证据《购销合同》、《送货单》、《收据》等均为原件，形式合法，该院依法予以确认。罗洪兵对其与嘉得乐公司之间存有买卖合同关系无异议，该院依法予以认定。嘉得乐公司、罗洪兵双方均确认支付了421989元货款和退回11178.50元的货物，对这两项没有争议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根据庭审质证和辩论意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王越明签收的货物是否代罗洪兵收货；二、李千长、罗后龙签收的货物是否代罗洪兵收货的问题；三罗洪兵欠货款的数额问题；四、违约金的问题。
一、王越明签收的货物是否为代罗洪兵收货的问题。
1、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问题。嘉得乐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王越明是代罗洪兵收货的事实。证人李某提供居住地居委会及3位同村村民出具的证明，可证明李某曾用“李明”这名字，从而确定《送货单》等单据上的送货单位“李明”就是证人李某。从嘉得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销售单》、《退货单》和《收据》均显示送货单位、经手人均为李明，罗洪兵对其签名的上述单据也予确认。可证明证人在嘉得乐公司与罗洪兵的整个购销油漆的交易过程中，都是嘉得乐公司方的收退货和收货款的经办人。证人对嘉得乐公司与罗洪兵的油漆交易过程是最清楚的。因此，证人对嘉得乐公司、罗洪兵的交易过程的证言可信，具有证明力，该院予以采信。因此，证人李某证明王越明代罗洪兵在嘉得乐公司处收取货物的事实，该院予以采信。
2、《购销合同》的合同相对人问题。嘉得乐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的购货方为罗洪兵，嘉得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销售单》、《退货单》的购货单位、退货单位均是罗洪兵罗洪兵，可以证实嘉得乐公司的交易对象是罗洪兵，并非是王越明。从嘉得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销售单》，其中收货单位签章处有“王越明代罗洪兵”的签章的有70张、“王越明”的有6张。如果说王越明不是代罗洪兵提货，是王越明自己向嘉得乐公司购货的，嘉得乐公司经办人为何在购货单位处写的是罗洪兵，而且王越明从2013年2月2014年1月期间都有在嘉得乐公司处签名提货，嘉得乐公司却没有收取过王越明货款，这不符合日常的市场交易习惯。因此，可证明嘉得乐公司是一直认为王越明是代罗洪兵收货的。
3、关于《退货单》所涉及的货物问题。嘉得乐公司所举的证据由王越明签名的编号为TBJ1307155，金额为2000.50元的《退货单》，退货单位是罗洪兵，罗洪兵亦予以确认。如罗洪兵所称其不认识王越明，不确认王越明为其代收货人，就不会确认由王越明签名的该张退货单。另外，2013年9月3日，编号BJ1309020的《退货单》中涉及的货物（商品编号JA5503，商品全名PU透明底）。该商品罗洪兵已于2013年6月30日退货160KG（8桶），之后至9月3日，罗洪兵本人均没有在嘉得乐公司处提取该类商品，只有王越明于8月14日在嘉得乐公司处提取了5桶，因此，该次退货的商品只能是王越明代罗洪兵在8月14日向嘉得乐公司购买的5桶PU透明底中的3桶。由此可见，罗洪兵所退的货物中，有部分是王越明所代收的货物，可证明王越明有代罗洪兵到嘉得乐公司处提货的事实。
4、关于罗洪兵多付货款的问题。罗洪兵本人签收的货物货款合计376798.20元，嘉得乐公司、罗洪兵均确认罗洪兵已支付货款421989元。该院对嘉得乐公司主张的与罗洪兵本人签收货的交易明细进行了核算，其中在2013年8月份多付了货款25793.80元，9月份罗洪兵本人在嘉得乐公司处提货11137元，退货708元，在8月份尚有货款余额25793.80在嘉得乐公司处时，又支付了货款63350元给嘉得乐公司，该月又多付了52921元，12月份罗洪兵本人提货23290元，在尚有货款余额456.30元在嘉得乐公司处时，又支付了货款100314元，该月累计又多付了77024元，从2013年2月至2014年1月，罗洪兵合计多支付了54368.80元。嘉得乐公司、罗洪兵之间的交易习惯一直是先提货后付款，罗洪兵自2013年8月后连续多月支付的货款比本人提的货款的价款多，而且最多的一个月达77024元，这与双方甲乙习惯明显不符，也不合常理。而且，按罗洪兵的抗辩意见，嘉得乐公司现反欠其54368.80元，但罗洪兵又不反诉，也不主张权利，这也不合常理。因此，只能证明罗洪兵所谓的多付货款是支付王越明代其收取的货物的货款。
综合以上4点论证意见，再结合双方交易的凭据，可形成证据链，证明王越明在嘉得乐公司处提取的货物，是受罗洪兵委托，代罗洪兵收取的。据此，该院确认本案嘉得乐公司与罗洪兵在买卖油漆等过程中，除罗洪兵本人在嘉得乐公司处提取货物外，有委托王越明代为提取货物。王越明经手签收的货物是罗洪兵向嘉得乐公司购买的。
二、李千长、罗后龙经手的货物问题。嘉得乐公司主张李千长、罗后龙经手的三笔《送货单》的货物和2013年7月27日一笔《送货单》涉及的货款合计7624元也是代罗洪兵收货的。虽然通过以上分析论证，罗洪兵有委托他人代收货，但在庭审中，嘉得乐公司、罗洪兵没有就该四笔货款进行辩论，证人证言也没有证明有该事实。因此，嘉得乐公司的该主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主持，嘉得乐公司应对该四笔货款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三、罗洪兵欠货款的数额问题。如前所述，王越明经手签收的货物是罗洪兵购买的。根据嘉得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销售单》、《退货单》，可证明罗洪兵亲自到嘉得乐公司处提货的货物价款为376798.20元，委托王越明提货的货物价款为443862.80元，合计购货820661元，扣减退货金额11178.50元和罗洪兵已支付的货款421989元，现罗洪兵尚拖欠嘉得乐公司货款387493.50元。该拖欠的货款应由罗洪兵承担支付责任。
四、对于嘉得乐公司请求的违约金的问题。嘉得乐公司、罗洪兵双方在《购销合同》中约定当月的月底对账，下个月5号结清上个月的货款且约定购货方逾期付款，必须从逾期之日起每天按未付款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罗洪兵未依约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罗洪兵本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给嘉得乐公司。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显属过高，应予调整。现嘉得乐公司在《法庭辩论详细意见》中主张违约金从逾期之日即2014年2月6日至清偿之日按每天万分之五支付。这是嘉得乐公司主动调低违约金的行为，应予准许。嘉得乐公司主张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的目的，也符合因罗洪兵违约造成嘉得乐公司的损失。因此，嘉得乐公司的该请求，合法合理，该院予以支持。嘉得乐公司、罗洪兵双方最后一次交易在2014年1月20日，按合同约定，2月5日前应付清货款，但罗洪兵没有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因此，嘉得乐公司请求从2014年2月6日起计算违约金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罗洪兵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387493.50元以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14年2月6日起以货款387493.50元为本金按每天万分之五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给嘉得乐公司。二、驳回嘉得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248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合计诉讼费10768元，由嘉得乐公司承担165元，由罗洪兵负担10603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罗洪兵确认双方交易习惯是先提货再付款，在与嘉得乐公司的交易往来中其是与嘉得乐公司的员工李明对账结算的。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罗洪兵与嘉得乐公司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异议，双方在一审中均确认支付了421989元货款和退回11178.50元的货物，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围绕罗洪兵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王越明签收的货物是否属于代罗洪兵收货及罗洪兵是否欠嘉得乐公司货款及数额是多少。
罗洪兵主张王越明签收的货物与罗洪兵无关，王越明签收的代罗洪兵的送货单所写是“代罗宏兵”，与本案罗洪兵无关。而嘉得乐公司则主张王越明是罗洪兵的司机，是代罗洪兵签收货物。对此，本院认为，嘉得乐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送货单据151张，其中有70张是罗洪兵本人签收，有70张是王越明签上“代罗洪兵”收货，还有7张是王越明本人所签。嘉得乐公司提供的王越明代罗洪兵签收单据与罗洪兵本人签收货物的单据内容形式基本一致，单据中收货人均是写明罗洪兵，虽王越明在代罗洪兵签名的送货单据写成“代罗宏兵”，因在现实交易中签收货物人员签名不严谨是较为正常的，简单签名或签同音字都时有发生，只要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签名不严谨并不会影响交易对象的认定。本案中，双方提供的送货单据、收款收据、退货单据显示送货单位、经手人均为李明，罗洪兵也确认在与嘉得乐公司交易往来中与其对账结算的人员是嘉得乐公司员工李明，可以认定嘉得乐公司的员工李明对嘉得乐公司与罗洪兵之间的交易过程是比较清楚的。在一审中证人李某即李明出庭作证称王越明是罗洪兵的司机并代表罗洪兵提货，其陈述应该是比较能客观地反映当时双方交易情况，可信度较高。而从嘉得乐公司提供的四张退货单据中有一张是王越明签名的退货，罗洪兵在一审中予以确认，也可以印证王越明有代罗洪兵提货的事实。虽罗洪兵在二审中否认曾确认王越明退货的退货单，但对于其在二审中与其在一审中的陈述不一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并据以推翻其在一审中的陈述，本院对罗洪兵在二审中否认曾确认王越明退货的退货单的陈述不予采信。从双方交易情况来看，罗洪兵与嘉得乐公司交易持续长达近1年多时间，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约定是当月月底30日前对账，次月5日前结清上月账单，按合同约定是先提货再付款并不存在需预付货款的情况，在诉讼中双方也确认是先提货再付款。从双方提供的送货单据和付款情况来看，至2013年8月罗洪兵对其本人签收的货物多付款25793.8元，至9月份尚有货款余额25793.8元在嘉得乐公司的情况，又多支付了货款63350元给嘉得乐公司，在11月至12月均存在多付款累计达几万元情况，从2013年2月至2014年1月交易期间，罗洪兵合计多支付了54368.80元，如果加上其中一张退票33000元金额，罗洪兵多付款高达8万余元。罗洪兵抗辩主张多付款的原因是因嘉得乐公司北京总代理曾根平卷款失踪而未能追偿到位所致，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也无其他相关证据相佐证，本院对罗洪兵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在双方不存在预付货款的情况，罗洪兵连续多月支付货款明显高于其本人提货的货款，且最多高达7、8万元之多，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罗洪兵对此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按罗洪兵主张嘉得乐公司反欠其货款5万余元，罗洪兵并未提出相应主张，虽罗洪兵是否提起反诉主张返还多付款项是其自行处分的权利，但也可以进一步印证罗洪兵对于其多付款的行为无法解释清楚。现实交易中存在大量没有书面授权却符合表见代理情形，本案中虽然嘉得乐公司未能提供罗洪兵书面授权或确认王越明代签收货物的相关书面文件，但嘉得乐公司提供的证据基本可以相互印证，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标准，证实王越明代罗洪兵签收货物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建立在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抗辩意见进行逐一辩证分析及逻辑推理的过程，并不存在罗洪兵上诉所称毫无逻辑的推理认定。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王越明代罗洪兵签收货物是罗洪兵向嘉得乐公司购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包括罗洪兵本人提货和王越明代罗洪兵所提货物，罗洪兵共向嘉得乐公司购货达820661元，扣除退货金额及已支付款项，尚欠387493.50元未付，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罗洪兵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48元，由罗洪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景欣
审判员 刘邦中
审判员 张萍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