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初字第7654号
原告刘×1，女。
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李力争，北京市英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飞，男，北京市英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刘×2，女。
身份证号：×××
被告刘×3，男。
身份证号：×××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白勇，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4（曾用名刘×5），男。
身份证号：×××
原告刘×1与被告刘×2、刘×3、刘×4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1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力争、徐飞与被告刘×2、刘×3及其二人委托代理人白勇，被告刘×4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1诉称，我与刘×2、刘×3、刘×4均系刘×、陈×夫妇的子女。陈×在2004年4月7日去世。本案所涉海淀区×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原为1997年财政部分配给刘×的公房。在1999年3月30日前，父母就决定×号房屋由我购买，归我所有。在三人达成了合意情况下我缴纳了购房预定金25800元，履行了第一笔出资�买的义务。2002年7月26日签订《购房合同》将定金25800元约定为交清了全部购房款，于2003年3月27日财政部代为办理了房产证。母亲陈×去世之前，对我出资购买行为在性质上予以肯定并自书遗嘱明确决定：“财政部分的海淀区房我意由小女刘×1出款买下，归她所有。”，并交由刘×执行。刘×遂于2004年5月20日与我签署《决定书》，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决定书》中明确“根据我与妻子陈×生前意见，×号房屋，由小女刘×1出资167000元以我的名义购买，取得产权后再更名为刘×1所有”，同时约定依法属于其本人部分归刘×1所有。《决定书》是双方对房屋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有据合法有效。之后我又以刘×名义与财政部签订了《购房补充合同》。我已完全履行了购房义务，在缴纳第一笔购房款后，又依约定于2004年5月24日缴纳了剩余房款140629.79元（包括公共维修基金3315.9元），同日缴纳了产权登记费167元，领取了×号房屋产权证书并依法持有，之后与刘×共同居住生活，照顾其饮食起居，同时与刘×一起去财政部递交《决定书》进行转让备案，一起去央产房交易中心办理转让过户手续，由于央产房刚刚上市，建立职工住房档案尚需时日，加之刘×生病多次住院治疗，因此×号房屋过户就被拖了下来。刘×于2011年3月5日去世。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刘×名下北京市海淀区×号房屋中50%份额归我所有，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刘×2、刘×3辩称，基于本案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从程序上说，我们认为刘×1依据决定书及陈×的书面意见，起诉要求判令刘×名下的产权份额归刘×1所有，该请求在其原来起诉的案件判决中已经确认，决定书和陈×的书面意见均不能处分该房产，现刘×1基于同样的事实，再次要求在诉争房产中的份额我们�为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关于事实，在一中院判决书第10页本院认为部分，阐述即便将决定书视为刘×与刘×1达成了转让×号房屋的协议，也应属无效，刘×在书写决定书后又订立公证遗嘱，将×号房屋中属于其的财产份额改由刘×1、刘×2、刘×3继承，说明刘×本人亦不认为决定书属于房屋买卖协议。我们认为，决定书中刘×将自己的财产份额永远归属刘×1的意思已经被公证遗嘱所取代。另外，关于陈×的书面意见，在前面两份判决书中均对此作出了认定，该意见属于陈×与刘×二人协商，而并非与刘×1达成了合意。刘×1在本次诉讼中认为该书面意见为遗嘱，但从字面中的意思来看，陈×所表述的由刘×1出资购买，与房屋本身的产权事实不一致，记载时间为2003年6月24日，二诉争房产与2003年2月7日已经取得房屋产权证，不存在由刘×1再以刘×的名义向财政部购�该房产的可能性，因为该房产的物权已经属于刘×和陈×夫妻共有。在原来两审中，我二人与刘×4均表述陈×在去世前十年因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不可能写出行间距清晰的书面意见，所以该份文件明显属于伪造。综上，刘×1以同样的事实及请求再次起诉，不应再进行实质审查，完全是在浪费司法资源，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刘×4辩称，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及刘×1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由法院判决。
经审理查明，刘×、陈×夫妇共生育刘×4、刘×2、刘×3及刘×1四子女。陈×于2004年4月7日去世，刘×于2011年3月5日去世。
×号房屋原系刘×所在单位财政部分配给其居住的公有住房，后单位按房改政策向刘×出售该房屋。1999年3月30日，刘×交纳购房预付款25800元。2002年7月26日，刘×2代刘×（乙方，购房人）与财政部机关服务局房管基建处（甲方，售�单位）签订《财政部公有住房售购协议（“97”房改价）》，约定刘×购买×号房屋，建筑面积157.9平方米，总价款166429.79元，乙方将总价款25800元一次付给甲方；乙方出售、出租已购上述住房时，必须由甲方出具证明方可到房地产交易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甲方有优先购买权和承租权等内容。2003年3月27日，房屋所有权证下发，登记所有权人为刘×。2004年5月24日，刘×（乙方）与财政部机关服务局房管基建处（甲方）签订《财政部公有住房售购补充协议》，约定×号房屋测量后总建筑面积157.9平方米，按国家房改政策购房款为166429.79元（其中总房价163113.89元，公共维修基金3315.9元）；双方签订本补充协议后，由甲方代乙方到房屋所在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并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乙方需按甲方的要求提供办证有关手续，并�甲方规定的时间内付清下述款项：房价款163113.89元、登记费80元、买卖契税印花税82元、产权证印花税5元、公共维修基金3315.9元，待乙方付清以上款项后，甲方将乙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交给乙方；房屋产权归乙方所有权，乙方房屋再进入市场时，按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执行等内容。当日，刘×交纳剩余购房款140629.79元。
2004年5月20日，刘×手写《决定书》，内容如下：“考虑到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身边需要子女照顾，为此我决定：一、小女刘×1与我一起共同生活，饮食起居由他负责照顾。二、根据我与妻子陈×生前意见，×房屋（三室一厅约158㎡）由小女刘×1出资167000元以我的名义购买，取得产权后，再更名为刘×1所有。刘×1在取得该房产权后分两次支付我人民币共计贰拾万元（200000元）。第一次在取得该房产权时，支付我十万元，第二次在取得产�三年内支付十万元，至此，即结清全部房产款。此后我的其它子女对此房如有争议，依法属于我本人部分，永远归小女刘×1所有。此决定书为最后文件；以前有关此房所涉及的其它子女权益的所有材料一律作废。此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我本人留存，一份由刘×1留存，并据以执行”。刘×1在刘×签名和落款日期的下方亦签署了其姓名及日期。
2013年4月，刘×1将刘×2、刘×3、刘×4诉至本院，要求该三人履行上述《决定书》，协助其办理×号房屋的过户手续。本院于2013年7月10日作出（2013）海民初字第12043号判决书，该判决认为“×房屋系属于刘×与陈×的夫妻共同财产。据此，陈×去世时，继承即开始，该房屋中一半份额属于陈×的遗产，在未分割前该房屋应为刘×及其他继承人共同共有。《决定书》系陈×去世后签署，此时继承已发生，刘×无权单方处分该房屋。此外，从《决定书》的形式和内容来看，是以刘×单方“决定”的方式进行表述，且内容包含借名买房、转让房屋及遗嘱三层意思。鉴于刘×无权单方处分×房屋，其与刘×1通过《决定书》就转让房屋达成的协议应属无效。且《决定书》签署后刘×1的出资义务未完全履行，刘×未将房屋过户却定立公证遗嘱作出由刘×3、刘×2和刘×1继承该房屋中其所属份额的意思表示，故刘×1以履行协议为由要求其他继承人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驳回了刘×1的诉讼请求。后刘×1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一中院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12246号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刘×在陈×去世后出具的《决定书》虽有将×号房屋转让给刘×1的意思表示，但刘×无权处分其他共有人的财产份额，即便将《�定书》视为刘×与刘×1达成了转让×号房屋的协议，也应属无效。刘×在书写《决定书》后又订立公证遗嘱，将×号房屋中属于其的财产份额改由刘×1、刘×2、刘×3继承，说明刘×本人亦不认为决定书属于房屋买卖协议”。据此，一中院驳回了刘×1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后刘×1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高民申字第04785号裁定书，依法驳回了刘×1的再审申请。
庭审中，刘×1提交陈×处置房屋遗嘱决定，认为陈×在生前曾同刘×共同作出决定，由刘×1出资购买×号房屋，产权归刘×1所有，去世前又自书遗嘱决定，决定内容为：“刘×。财政部分的海淀区房我意由小女刘×1出款买下归她所有。陈×。2003.6.24”。在（2013）海民初字第12043号案件中，刘×1将上述决定作为陈×写给刘×的信提交。刘×2、刘×3对该决定�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陈×数年前已双目失明，在去世前几个月已无法书写，另提出在前述案件两审判决书中均对该决定效力作出了认定，认为其只是陈×就×号房屋的出资购买问题与刘×商议，并未达成合意，应以判决书的认定为准。刘×4对该份决定表示不清楚。
此外，刘×1还提交了居住证明、奥运期间车辆通行证，以证明其管理、使用×号房屋，并赡养刘×。刘×2、刘×3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仅证明刘×1无偿使用×号房屋，不能证明其对刘×尽了赡养义务。刘×4称此前未见过上述证据，不清楚事实情况。
另，刘×1提出×号房屋产权证登记时间为2003年3月27日，该时间早于签订购房补充协议和购房款及房产证登记费的缴纳时间，即2004年5月24日，该登记属于程序错误。在其与刘×签订《决定书》时，双方均认为房产证尚未下发，故产生继续购买�屋并达成转让协议的事实。刘×2、刘×3对此不予认可，认为物权的产生应以产权登记为准，未交清房屋全款不影响其权利。刘×4表示对房屋购买过程及房产证情况均不了解。
为证明其主张，刘×2、刘×3提交了以下证据：1、1999年2月22日由刘×、陈×、刘×2和刘×3签署的协议，证明刘×、陈×向刘×2、刘×3、刘×1三人借款购买×号房屋，三人各自出资三分之一，各取得三分之一房屋产权。刘×1对此份协议不予认可。2、刘×2004年3月1日写给刘×2、刘×3和刘×1的信函，证明×号房屋房款系刘×向刘×2、刘×3、刘×1三人筹集，取得产权后三人各享有三分之一产权份额。刘×1对此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信函书写内容混乱，与《决定书》自相矛盾。3、刘×2004年8月8日自书遗嘱，证明刘×声明写给刘×1的《决定书》作废，房产仍按照三人各三分之一处理。刘×1对该遗嘱不予认可，认为刘×将房屋转让给她后无权以遗嘱形式撤销《决定书》，应属无效。4、刘×2005年9月15日办理的公证遗嘱，内容为：“我立本遗嘱，将我所有的房产作如下处理：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号在我名下的楼房一套（建筑面积：157.9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京房权证×号）是我和我的妻子陈×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全部留给我的次子刘×3、长女刘×2、次女刘×1个人所有，刘×3、刘×2、刘×1继承上述房产后为他们的个人财产，不作为他们与各自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刘×1对公证遗嘱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遗嘱内容，并称遗嘱侵害其合法权益且公证处未核查清楚所涉房产是否存在他人权利，应属无效。5、2008年10月15日刘×写给刘×1的信，证明刘×1抢占刘×房产，阻碍刘×居住。刘×1不认可该份证据，并称既是刘×写给其的信件而其却未收到，信件原件由刘×2持有不合常理，且信件内容混乱，不能证明其阻碍刘×居住。6、财政部公有住房售购协议，证明×号房屋系刘×以自己名义购买，刘×2代为办理的手续。刘×1对协议认可，但否认是刘×2代为办理的。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决定书》、公有住房售购协议、收据、取款凭证、房产证、死亡证明、协议、公证遗嘱、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2013）海民初字第12043号及（2013）一中民终字第12246号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定×号房屋原系刘×与陈×的夫妻共同财产。刘×签署的《决定书》系在陈×去世后出具，此时继承已经发生，刘×无权单方处分该房屋。刘×1主张《决定书》是一个有关赡养、出资购房、过户、房屋份额处理的综合民事协议，对此本院认为，虽刘×1在刘×书写并签字的《决定书》末尾处签署了姓名及日期，但从《决定书》的形式和内容来看，系刘×单方对房屋购买过程的阐述及对其个人财产分配的处理意见。在《决定书》中，刘×虽有将×号房屋转让给刘×1的意思表示，但因其无权处分其他共有人的财产份额，故即便将《决定书》视为刘×与刘×1达成了转让×号房屋的协议，也应属无效。且刘×在书写《决定书》后又订立公证遗嘱，将×号房屋中属于其的财产份额改由刘×1、刘×2、刘×3继承，说明刘×本人亦不认为《决定书》属于房屋买卖协议。鉴此，本院认为《决定书》并非刘×与刘×1的双方协议，而是刘×的个人“决定”。
本案中，刘×1依据《决定书》中刘×“此后我的其他子女对此房如有争议，依法属于我个人部分，永远归小女刘×1所有”的表述，要求确认×号房屋中属于刘×的50%归其所有。结合本院查明事实及上述认定，《决定书》系刘×的�人决定，刘×对于房屋中“依法属于我个人部分，永远归小女刘×1所有”的表述，应属遗嘱。后刘×以公证遗嘱的形式改变了其在《决定书》中对于房屋分配的意见，合法有效，故刘×1依据《决定书》要求确认其享有×号房屋的50%份额，没有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1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千三百元，由刘×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夏文慧
代理审判员 王利丹
人民陪审员 岳 维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孙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