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钦刑二终字第43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钟汉明。因涉嫌犯行贿罪，现羁押于浦北县看守所。
辩护人莫晓春，广西大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审理浦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钟汉明犯行贿罪一案，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4）浦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钟汉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6日、2014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钦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刁树锋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钟汉明及其辩护人莫晓春到庭参加诉讼。期间，钦州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延长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0年至2011年间，在钦州市钦南区土地房屋征地办公室征用拆迁被告人钟汉明位于钦州市钦南区沙埠镇沙埠居委会马头庄队的龟鳖养殖场过程中，被告人钟汉明向负责龟鳖场拆迁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等人提出提高其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的请求，后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等人违规帮助被告人钟汉明提高了龟鳖养殖场的补偿款，事后钟汉明送给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贿赂款合计30万元现金（人民币，下同），其中：1、2011年5月份的一天，被告人钟汉明在钦州市南珠大厦附近送4万元现金给杨炳月。2、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钟汉明在钦州市农业银行大楼门前停车场送16万元现金给吴正德。3、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钟汉明在马头庄其龟鳖场附近的望州大道送10万元现金给宋振枢。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拘留决定书、逮捕决定书，证明钦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5日指定钟汉明涉嫌行贿案由浦北县人民检察院管辖，同年7月7日立案侦查，同月8日被执行刑事拘留，同年7月20日被浦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浦北县看守所。
2、钟汉明户籍证明、中共钦州市钦南区委任免职的通知，证明钟汉明的身份情况，杨炳月案发时为钦南区水产畜牧局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
3、任免职的通知，证明吴正德被中共钦南区委任命为正科级干部。
4、钟汉明龟鳖场征拆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经钟汉明确认），证明钟汉明与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签订协议，吴正德作为征拆工作组成员在上面签名，钦南区第五征拆工作组与钟汉明签订了赔偿协议，杨炳月作为拆迁工作组成员签名。
5、沙埠居委会马头庄村钟汉明龟鳖场搬迁损失结算表，记录钟汉明龟鳖损失情况及损失总计1902004.46元（上面有吴正德签写“…实际协商之后为976270元”）。
6、钟汉明房屋调查登记表，证明吴正德、杨炳月作为钟汉明龟鳖场房屋的调查人在表上签名。
7、房地产估价合同、广西中正房地产评估公司评估钟汉明龟鳖场房地产的估价报告，证明广西中正房地产评估公司评估钟汉明龟鳖场房地产总价格为989109元。
8、钟汉明龟鳖场征拆补偿协议书（经钟汉明确认），证明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与钟汉明签订赔偿协议，赔偿给钟汉明龟鳖场地上附着物款989109元，龟鳖搬迁费用976270元，合计1965379元。
9、付款通知书、委托书、钦州市河东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文件处理笺、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处理笺、钦州市征地拆迁办公室关于望州大道项目潘有临时房屋及钟汉明、黄启胜龟鳖场拆迁补偿款的函、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关于拨付望州大道项目潘有临时房屋及钟汉明、黄启胜龟鳖场拆迁补偿方案的请示等相关部门拨付钟汉明龟鳖场拆迁补偿款的有关文件，证明上述项目已办理相关补偿手续。
10、钟汉明农行账户流水清单，证明钟汉明的账户于2011年5月20日入账1865379元，2011年5月29日取出现金45000元，2011年5月30日转帐共46万元。
11、钦州市钦南区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明宋振枢、吴艺、杨炳月被抽调到钦南区征地搬迁第五工作组（后变更为第四工作组）。
二、证人证言
1、吴正德自书的交代材料，证明2011年上半年，其为钟汉明办好了龟鳖场搬迁手续后，某日接到了他的电话，约其到钦州市农业银行大楼营业大厅门前的停车场，其当即骑电动车，开车到了农行门前停车场，见到了钟汉明。钟汉明从车里拿出一大捆黑色塑料装的物品交给了其，其接过来后迅速将物品放进自己的电动车里开车回家，回家后打开一看，里面是人民币，共16捆，每捆都是100元一张的红色人民币，共16万元。
吴正德的讯问笔录，证明2010年下半年，因望州大道项目建设，需要搬迁钟汉明位于钦州市沙埠镇沙埠居委会马头庄约9亩的龟鳖养殖场，当时其任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青苗及征拆补偿款发放组组长，负责钟汉明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工作。在多次与钟汉明商谈养殖场拆迁时，钟汉明都对其讲如果帮他增大龟鳖养殖场补偿款的话，会给其好处费。在与钟汉明商谈的同时，钦州市中正评估公司和钦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分别对钟汉明龟鳖养殖场拆迁的情况进行评估，其分别向宋振枢、吴艺作了汇报，宋振枢叫其提高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的补偿款。后来其约钟汉明到拆迁工作组其办公室商谈，经过多次商谈，与钟汉明达成了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款总金额约130万元。在确定拆迁补偿款金额后，其对钟汉明说，其还可以再提高他的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金额。钟汉明说如果提高拆迁补偿费给他后，他会给他们好处费，其表示同意。其将情况向宋振枢汇报后，宋振枢表示同意。于是其找中正评估公司要将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的建筑物评估金额提高，并找钦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虚增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的龟鳖数量、重量，以增大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费，最后帮助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多增加了56万元的补偿款，主要是在龟鳖搬迁补偿部分增加，最后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提高到180多万元。其把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多增加56万元的补偿款情况告诉了钟汉明，钟汉明同意送给他们36万元。其对钟汉明讲拆迁款到帐后，将16万元现金拿给其，剩下的20万元由钟汉明分别送给宋振枢和吴艺每个人10万元。到2011年上半年，其接到了钟汉明的电话，并约其到钦州市农业银行大门前停车场见面。其接完电话后就开电动车到钦州市农业银行大楼门前停车场，钟汉明见到其来到，从他的小车里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物品，并将该物品递给其，其接过后没打开看，就将该物品放进其电动车后尾箱，便开车回家了。回到家后，其将钟汉明给的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物品打开，里面是16叠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每叠1万元，共计16万元整。
因为其当时是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的成员，其负责征地拆迁补偿费的申请和发放工作，其帮钟汉明龟鳖养殖场提高征拆补偿费。其帮助钟汉明多得龟鳖补偿款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在龟鳖场基建部分给予钟汉明优惠，本来可以压低补偿他的价钱而不压低；另一方面是增大钟汉明的龟鳖数量、重量等，从而使钟汉明多得了龟鳖搬迁部分的补偿款。而钟汉明在其帮忙下多得了补偿费，所以钟汉明就送给其16万元人民币。
2、杨炳月的证言，证明在2010年底，钦州河东工业园项目建设B3地块需要征用到沙埠镇沙埠居委会马头庄队土地时，涉及征用到钟汉明经营的8亩龟鳖养殖场。当时是其负责钟汉明龟鳖养殖场拆迁赔偿的具体工作。有一天钟汉明在他的龟鳖养殖场附近路边请求其帮助提高他的龟鳖养殖场赔偿金额，并承诺得到赔偿金额后给其一些好处费，其当时就讲尽力帮助。后来其与钦州市中正评估公司联系钟汉明龟鳖养殖场建筑物评估工作，为了提高评估价格，其对评估公司工作人员（记得其中一个姓郭的副经理，男性，不知名字）讲评估价高一些给他。后来经过评估龟鳖养殖场建筑物价约90万元。建筑物连同其他赔偿最后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实际得到的赔偿金额共190多万元。2011年5月份一天中午，钟汉明打电话给其讲他龟鳖养殖场赔偿的事情办好了，约其到南珠大厦农村信用社右侧见面。后来其就开了一辆五菱面包车到南珠大厦农村信用社旁边，见到钟汉明开一辆摩托车停在那里，其和钟汉明打了招呼，钟汉明就走到其车旁边把一个装有钱的纸袋放进其副驾驶座上，并说“太麻烦你了，工作辛苦了。”说完就开车走了。回到家后其打开纸袋，看见里面有4叠人民币，经其清点每扎1万元，共4万元。
3、郭某某（广西中正评估公司副经理）的证言，证明2010至2011年间，在评估被征收的龟鳖养殖场房地产（地上附着物）价格的过程中，杨炳月要求其帮加大征收钟汉明龟鳖场养殖房地产（含地上附着物）评估的价格。其记得杨炳月多次联系其要求帮加大征收钟汉明龟鳖养殖场房地产（含地上附着物）评估价格，要求加大的金额是多少元其记不起来，反正其按照杨炳月的要求加大了征收钟汉明龟鳖养殖场房地产（含地上附着物）的评估价格。
4、宋振枢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至2011年在担任钦南区征拆第五工作组长期间，在征收沙埠居委会马头庄钟汉明龟鳖场时，其吩咐吴正德与钟汉明协商赔偿事宜，在2010年底吴正德对其和吴艺说，可以在钟汉明龟鳖养殖场提高赔偿款，到时大家得好处，其和吴艺当时表示同意。到2011年1月份左右，钟汉明打电话叫其到他的龟鳖场去拿钱，其开车到龟鳖场时，钟汉明将用塑料袋装的钱放在其车上，共10万元。都是红色新版100元面额的，1万元1扎，共10扎。在程序和手续上，因为其是第五组组长，吴艺是常务副组长（其不在的时候由吴艺代理负责），吴正德做好补偿材料后要交给其和吴艺审核和审批，其和吴艺签字后就可以支付补偿款给钟汉明了，如果其和吴艺不同意提高补偿款给钟汉明，吴正德也不敢这样做。这也是钟汉明给他们钱的原因，如果他们不提高补偿款给他，钟汉明肯定得不到这么多的好处。
三、被告人供述
1、钟汉明于2013年9月10日自书的交代材料，证明其于2004年在钦南区沙埠镇沙埠村马头庄队租用8.3亩土地建龟鳖养殖场搞养殖。2010年底国家因建设需要征用其龟鳖养殖场，为了顺利搬迁并多得一些国家赔偿款，经与当时负责龟鳖养殖场搬迁赔偿工作的钦南区工作人员吴正德商议，其答应并在获得赔偿款后送给他好处费。在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其收到赔偿款后，经与吴正德联系，按要求将壹拾陆万元现金送到钦州市农业银行停车场处交给吴正德，以感谢他的关照。
2、钟汉明于2013年9月10日的讯问笔录，证明2010年底政府因河东工业园项目需要征用到其龟鳖场，当时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负责与其协商征拆补偿的事，其曾与吴正德多次协商，其中有一次其在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与吴正德协商时，吴正德说最多能补偿130万给其龟鳖场，当时其就与他达成征地拆迁补偿总额为130万元的协议。在确定130万补偿款协议后，吴正德又对其说他可以再提高龟鳖养殖场的搬迁补偿金额。其承诺如果吴正德能帮其加大龟鳖养殖场的搬迁补偿金额，到时候其给他们一些好处费，吴正德听其这么说就答应帮提高补偿金额。不久之后的一天，吴正德告诉其已经帮其提高龟鳖补偿款了，共增加了56万元，补偿金额一共为186万元。后来在得到补偿款后为了感谢吴正德帮其提高龟鳖场补偿，按吴正德要求其就送了16万元好处费给他。
3、钟汉明于2013年7月10日的讯问笔录，证明2009年至2010年间，政府因建设需要征用其在沙埠镇沙埠村马头庄的龟鳖养殖场。2010年底，钦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原领导杨炳月带队负责其养殖场评估工作，并由杨炳月与其协商拆迁补偿事宜。杨炳月开始提出的拆迁补偿的金额大约150多万元，其认为补偿数额太少了，其要求提高到216万元左右，并对杨炳月承诺到时会感谢他。杨炳月答应了其请求。大概过了十多天，杨炳月叫其到沙埠村委二楼征地办公室协商补偿问题，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负责发放征地补偿资金的工作人员（具体名字不清楚）和另一个征地办的领导（具体名字不清楚）。杨炳月对其说：“你的龟鳖场补偿金额不能超过200万元，定给你的龟鳖场补偿金额是196万元，你要是同意，我们就做方案报上级批准，上级批准后才和你签订协议。”其当时就同意了196万元这个补偿方案。再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杨炳月通知其到沙埠村委二楼征地办公室签订补偿协议，其龟鳖场补偿金额是186万元。签了龟鳖场征拆补偿协议后一个星期，杨炳月打电话对其说，还要签订一份空白协议，处理农户补偿。后来其就同意签订了一份空白的协议。补偿款到帐后一个星期左右，杨炳月打电话给其讲：“要急用钱，你拿（即是送）4万元给我。”其之前已经承诺过得到龟鳖场补偿款后要感谢杨炳月。其就对杨炳月讲：“我大约过一个小时才有空，你过一个小时后到梅园路南珠大厦农行等我，我给钱你。”一个小时后，其骑摩托车到南珠大厦农行取了4万元，出到农行门口，杨炳月在一辆小车（具体是什么车其记不起来了）上等其，杨炳月见到其后摇下车窗和其打招呼，其走到车边递钱给杨炳月并对他说：“4万元在这里了，你点点。”杨炳月讲：“不用点了，多谢钟叔。”其给了杨炳月4万元钱后就各自离开了。
4、钟汉明于2013年9月10日的自书交代材料，证明其于2004年在钦南区沙埠镇沙埠村马头庄队租用8.3亩地作龟鳖养殖场搞龟鳖养殖。2010年因政府建设需要征用，为了顺利办好征拆搬迁手续，并多得一些补偿款，其答应给予好处费。在取得补偿款后，在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其在马头庄龟鳖养殖场附近的望州大道，送给当时负责马头庄征地领导人宋振枢书记壹拾万元。由于当时在办理征地补偿款时得到了他的关照，就送给他好处费。
5、钟汉明于2013年9月11日的讯问笔录，证明2010年下半年，其位于马头庄生产队的龟鳖养殖场开始被钦南区拆迁办征用，当时是由时任钦南区纪委书记宋振枢负责征用马头庄的土地，拆迁补偿都要经过宋书记的签字确认。其记得在其与南区拆迁办工作人员吴正德商量其龟鳖场补偿并由吴正德提高补偿金额。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款项到账后，宋振枢打电话问其拆迁补偿款是否已经收到，其回复说已经到账了，并且其当时就对宋振枢说找时间感谢他，并问宋振枢在哪里。宋振枢说在钦州市望州大道附近，叫其有时间就过去。于是其准备好10万元钱，就约宋振枢到其原龟鳖场路边即望州大道附近。后来其开摩托车到望州大道附近见到宋振枢开车过来，其就上了宋振枢的车把事先准备好的用黑色塑料袋装的10万元交给宋振枢，说：“感谢宋书记的关照，给你一点茶水费。”宋振枢收到钱后对其说：“感谢钟叔，能够帮你的我们都尽量帮。”
综上，被告人钟汉明向吴正德、杨炳月、宋振枢行贿合计30万元。
原判认为，被告人钟汉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多个国家工作人员现金人民币合计30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百九十条之规定，构成行贿罪，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钟汉明犯行贿罪罪名成立，该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钟汉明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向多个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可酌情从重处罚。
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钟汉明没有送给吴正德16万元、宋振枢10万元，被告人钟汉明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辩护意见。经庭审查实，在案证据被告人钟汉明侦查阶段的自书交代材料、讯问笔录与受贿人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侦查阶段的自书交代材料、讯问笔录、证人郭某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并有钟汉明龟鳖场征拆补偿协议书、钟汉明农行账户流水清单等证据佐证，足以证实，被告人钟汉明向国家工作人员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提出提高其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的请托，受贿人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接受被告人钟汉明的请托之后，帮助被告人钟汉明提高了龟鳖养殖场的补偿款，被告人钟汉明为感谢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的帮助，送给杨炳月4万元、吴正德16万元、宋振枢10万元。故该辩护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钟汉明的辩护人提出杨炳月索贿，钟汉明才送4万元给杨炳月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钟汉明侦查阶段的自书交代材料及其讯问笔录证实是钟汉明为多得补偿款，主动请求杨炳月帮助提高补偿款，并承诺给予好处费。事成之后，钟汉明兑现了承诺，给予了杨炳月4万元。被告人钟汉明主动请托的事实与杨炳月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杨炳月不是索贿。故不采纳该辩护意见。
关于被告人钟汉明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钟汉明供述行贿吴正德16万元、宋振枢10万元的笔录、自书交代材料，是办案部门采用引诱方式非法取得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钟汉明归案后自书交代了为了多得补偿款，请求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等人帮助提高其龟鳖场的搬迁补偿费，承诺事成之后给予好处费，之后在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的帮助下，钟汉明多得了补偿款。钟汉明兑现了承诺，送给了杨炳月4万元、吴正德16万元、宋振枢10万元。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多次作了上述供述，其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自愿的，没有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行为。故该非法取证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被告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并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不属情节较轻的情形，不宜对被告人钟汉明适用缓刑，因此，对被告人钟汉明适用缓刑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被告人钟汉明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钟汉明上诉称：1、侦查机关以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交代材料和供述是侦查机关采用逼供、诱供的方式取得的，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并非其个人意愿，不具有自愿性和真实性。2、上诉人并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上诉人实际获得的补偿金额为1865379元，实际所得的补偿款少于评估价值，不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3、杨炳月、吴正德和宋振枢均供述称上诉人是以现金方式行贿，但上诉人的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显示上诉人在2011年期间并没有出现提取大额资金的记录，不可能行贿巨额现金。4、上诉人的手机通话记录可证实上诉人与吴正德、宋振枢在事前并没有电话联系，上诉人不存在行贿行为。5、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宋振枢关于收受10万元的时间与上诉人自书材料上书写的时间相互矛盾，时间相差5个月；杨炳月与吴正德关于提高评估价起点和幅度的证言不一致，并且没有评估材料予以佐证。6、量刑过重，原审判决对上诉人从重处理不合适。综上，原审判决所提供的材料中，缺乏确凿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行贿行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审理。
钟汉明的辩护人除了提出与上诉人钟汉明相同的意见外，还提出：1、上诉人钟汉明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本案没有证据证实钟汉明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上诉人钟汉明希望得到一个好的补偿，尽量减少因拆迁带来的损失，该目的不具有违法性。本案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钟汉明获得违法性帮助，原审法院在未否定原评估报告，又没有进行重新评估的前提下，仅凭口供就做出被告人钟汉明获得非法利益的认定，证据不足。即使协商增加提高补偿数额，上诉人的行为也不构成行贿罪。而且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无法证实其真实性。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钟汉明行贿的证据不足、定性不准。上诉人钟汉明所做的有罪供述存在非法获取的嫌疑，上诉人的农业银行账户流水账单无法证明其行贿的事实。建议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宣告上诉人无罪。
钦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1、本案起诉书指控以及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2、上诉人钟汉明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本案的办案人员对上诉人钟汉明只是法律教育，并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关于上诉人提出没有证据证实行贿资金来源的问题，资金来源并不影响行贿罪的认定，上诉人关于行贿对象、数额的供述均有受贿人的供述相互印证，上诉人相关账户的转账记录和提现记录只是反映资金的大概流向，并不排除上诉人可以通过其他资金渠道支取行贿资金。关于上诉人给予宋振枢好处费的时间存在矛盾的问题，虽然宋振枢供述的受贿时间与上诉人供述的行贿时间存在误差，但是双方供述给予好处费的前提条件均是“在钟汉明得到补偿款之后”，因此双方在时间记忆上存在误差，并不影响事实的认定。关于上诉人是否多得补偿款的问题，只要上诉人钟汉明主观上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好处费，其行为就构成行贿，本案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获得了虚高的补偿费。3、本案量刑适当。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开庭审理期间，上诉人钟汉明向本院提供了如下新证据及主张：
1、钟汉明的农业银行卡取款凭条、进账单，主要内容为钟汉明在2011年5月30日从其农业银行账户中分别向乔钥、广西兴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钟汉明转帐15万元、10万元、21万元，证明转出的46万元与本案无关。
2、钦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提供的《钦州市征地拆迁龟鳖养殖场损失评估报告》，主要内容为龟鳖养殖场损失的评估依据、评估分析参数、计算方式等，证明钦州市征地证明沙埠居委会马头庄村钟汉明龟鳖场搬迁损失计算表是根据该评估报告的计算方式和方法计算出来的。
3、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试行通知，证明征地拆迁补偿款是可以协商的，补偿款是有幅度和弹性的。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属实，且第1、2项证据与侦查机关收集的相应证据吻合，但与认定钟汉明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没有关联性。
钦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供如下证据：
1、黄启胜在2013年7月11日的《讯问笔录》，主要内容：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钦南区行政地拆迁给要征收其在马头庄的龟鳖养殖场，为了得到多点拆迁补偿费，其仿照相邻的龟鳖养殖钟汉明、沈鸿月的做法，事先放一些六七斤重的珍珠鳖到黄沙鳖的池塘，以后与吴正德商谈补偿款的问题，并提出要多些补偿款，吴正德答应帮提高补偿，其也表示事成之后会感谢对方，其当时答应同意给拆迁工作组领导三人各10万。经中正评估公司评估，其龟鳖养殖场基建部分的补偿38万元，龟鳖拆迁补偿费36万，与杨炳月商量后各增加了5万元，最后两项补偿费84万元于2011年5月到帐。以后其拿30万送给吴正德10万元，其他20万通过吴正德转交给宋振枢和一个没到场的领导。
2、浦北县看守所提供的律师会见登记表，主要内容是上诉人的一审辩护律师庞伟信分别在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17日会见了钟汉明，证明检察机关在2013年12月18日对上诉人钟汉明进行审查起诉前，上诉人已经会见过一审辩护律师两次。
3、浦北县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通知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钦州市分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出具给浦北县人民检察院的调取证据通知书（回执），主要内容是联通公司只能提供用户近六个月的通话记录，联通公司无法提供钟汉明在2010年底至2011年上半年的通话记录。
检察机关提供的上述证据，均经二审庭审举证、质证，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判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属实，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根据宋振枢和钟汉明《讯问笔录》的供述，可以认定钟汉明送10万元现金给宋振枢的时间是钟汉明得到补偿款后，即2011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从钟汉明的农业银行账户流水账单中看出，钟汉明在2011年5月30日还从其农业银行账户中转出资金130.8万元。
对于上诉人钟汉明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1、关于侦查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及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愿意作出的供述，属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经二审庭审质证，上诉人钟汉明在2013年7月9日－11月8日期间共接受浦北县人民检察院讯问10次，钟汉明向检察机关书写自我交代材料3份，承认其龟鳖养殖场被拆迁过程中，因杨炳月、吴正德同意帮助提高其龟鳖场的补偿款，其得到补偿款后，分别送钱给杨炳月4万元、吴正德16万元、宋振枢10万元。浦北县人民检察院对上诉人钟汉明进行讯问时均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从讯问的录音录像看，并不存在逼供、诱供的情形，检察机关也没有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等手段进行讯问。同时，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钟汉明承认，检察机关对其进行讯问期间，侦查人员没有采取殴打、暴晒、饥饿等方式进行讯问。因此，不能证实检察机关对钟汉明的讯问存在暴力殴打、暴晒、冷饿等使人的肉体或精神受剧烈疼痛的情况，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行为及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上诉人钟汉明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钟汉明（乙方）与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甲方）于2010年12月19日签订了《钟汉明龟鳖场征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上约定“甲方要赔偿给乙方地上附着物989109元，龟鳖搬迁费976270元，合计共1965379元”。而广西中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却于2011年1月21日才对钟汉明龟鳖场的地上附着物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的地上附着物价值为989109元；钦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于2011年1月16日才作出《关于钟汉明养殖龟鳖价值的评估报告》。
从时间上来看，是先有补偿协议，才有评估报告。钟汉明是签订了拆迁协议并确定了拆迁补偿数额后，才由评估机构对地上附着物及龟鳖的价值进行评估，说明钟汉明获得的拆迁补偿数额并不是根据房地产评估公司和钦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的评估得出的，而是钟汉明与吴正德等人事前协商的结果。
从评估价格来看，中正房地产评估公司2011年1月21日评估出来的地上附着物价值与2010年12月19日《协议书》上约定的地上附着物价值完全一致，从常理上来讲，龟鳖场的地上附着物在未经过评估之前，其具体的价值如何，应当是属于不太明确的状态，然而钟汉明与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却在未经过评估的情况下，提前一个月就精准地确定了地上附着物的价值，并与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值数额完全一致，显然存在作弊。这说明广西中正房地产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不具有客观性，可以看出有人为操作的情况。因此，钟汉明提出其实际获得的补偿款低于评估价值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
从钟汉明与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的供述来看，可以证实钟汉明的龟鳖养殖场被拆迁前，是由钦南区征地拆迁办公室工作人员杨炳月、吴正德出面商谈，钟汉明向杨炳月、吴正德提出增加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费并承诺给予好处费，后来经杨炳月、吴正德操作，并征得钦南区第五征拆工作组组长宋振枢同意，钟汉明的补偿费数额共计1965379元（扣除支付给马头庄群众的补偿费10万元，钟汉明得到的实际补偿款为1865379元），增加了56万元，其中增加的部分有30万元是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的好处费，杨炳月得4万元、吴正德得16万元、宋振枢得10万元。四人的供述相互印证，且供述的情况基本一致。
本案证据表明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利用征地拆迁工作组的权力，采取先签订补偿协议，再形式上评估的方法，要求评估机构人员按照征地拆迁部门人员的意志来进行评估，达到评估结果与补偿协议数额一致，无形中增加了钟汉明龟鳖养殖场的补偿金额，即为钟汉明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因此，上诉人钟汉明及辩护人提出钟汉明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由不成立。
3、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钟汉明没有行贿资金来源的问题。经查，从钟汉明的农业银行帐户流水清单的情况来看，2011年5月20日征地拆迁部门将1865379元补偿款付到钟汉明的农业银行帐户，钟汉明在5月29日从该账户中提取现金4.5万元，5月30日分别转出资金15万元、10万元、21万元、130.8万元。尽管没有钟汉明直接提取巨额现金的银行记录，但不能排除钟汉明转帐后再提取现金的情况，而且以上转出的资金数额远远超过本案行贿给杨炳月、吴正德、宋振枢三人的总额。钟汉明农业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和提现记录只是反映资金的大概流向，但不排除钟汉明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得到行贿资金，且本案所查的农业银行账户并不是钟汉明唯一的银行账户。因此，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钟汉明的银行账户没有出现过提取大额资金的记录，不可能有如此巨额资金用于行贿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4、关于手机通话记录能否证实上诉人钟汉明不存在行贿行为的问题。本案中，根据钟汉明的供述以及宋振枢、吴正德、杨炳月等人的证言，均证实钟汉明与吴正德等人在行贿、受贿前，均是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即使钟汉明提供的手机号码中没有相应的通话记录，也并不足以排除钟汉明使用其他手机或者电话与宋振枢等人进行联系的情况。因此，在未查清手机通话记录的情况下，也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上诉人钟汉明和辩护人称没有手机通话记录可以证实钟汉明与宋振枢等人进行联络，钟汉明没有进行行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5、关于证人证言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首先，关于宋振枢与钟汉明供述的行贿、受贿时间相互矛盾的问题。从本案证据来看，宋振枢在2013年8月9日的《自我交代》材料中，称其收到钟汉明10万元的时间是“2011年1月份左右”，但宋振枢在同日的《讯问笔录》承认其收到10万元的时间是“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午，钟汉明得到补偿款后”，而钟汉明在多份《讯问笔录》和《交代材料》均承认其向宋振枢行贿的时间是“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即得到补偿款后不久的一天”。从宋振枢和钟汉明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钟汉明与宋振枢供述的行贿、受贿时间能够相互印证，均是钟汉明在2011年上半年，得到补偿款之后。而宋振枢《自我交代》材料中提到的受贿时间与其《讯问笔录》中供述的受贿时间、钟汉明供述的行贿时间不一致，该《自我交代》材料上的受贿时间无其他证据佐证，属于孤证，依法不予采信。因此，宋振枢、钟汉明的讯问笔录均证实宋振枢收到钟汉明10万元的时间是2011年上半年某一天，两人的供述并不矛盾。其次，吴正德与杨炳月关于提高评估价的起点和幅度的证言相互矛盾的问题。经查，钟汉明在《讯问笔录》中提到“吴正德说我龟鳖场的补偿款最多能得130元左右”、“一开始他（杨炳月）提出的拆迁补偿的金额较低，大概150多万元”，但杨炳月的笔录中并没有提到150多万的事情，只有吴正德提到了130多万元的事情，因此，钟汉明提出杨炳月与吴正德的证言相互矛盾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6、关于量刑的问题。根据本案钟汉明行贿的数额和人数，钟汉明的行贿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依法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审判决钟汉明有期徒刑七年，体现了在法定刑内量刑和罪刑相适应，并无不当。上诉人钟汉明关于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钟汉明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钟汉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其龟鳖养殖场征地拆迁中，向多个负责征地拆迁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共计人民币30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行贿罪。根据上诉人钟汉明行贿的数额和人数，其行为属于行贿情节严重的情形，依法应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上诉人钟汉明在侦查阶段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尽管其在审判阶段翻供，但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庭前供述可以采信，即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钟汉明行贿的犯罪事实成立，其翻供不影响对其定罪量刑。原判对上诉人钟汉明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与其罪刑相适应，并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秦平生
审 判 员 钟卿德
代理审判员 李运增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书 记 员 赖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