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通中民再字第6号抗诉机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集安市舜源林业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汝德，理事长。委托代理人纪东，吉林里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出庭、举证、质证、辩论，代收法律文书。委托代理人管威，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同上。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国琴，女，汉族，1960年5月6日生，住集安市。委托代理人张景顺，吉林升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1、代为提交、接受证据材料和法律文书；2、代为申请回避、提出管辖异议；3、代为出庭参与法庭调查、参与辩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4、代为参与调解等再审阶段法律事务。委托代理人孙志涛，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同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营集安市太王林场。法定代表人孙广林，场长。委托代理人王立明，该林场职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刘永臣，通化仲裁委员会职员。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变更，和解，代收法律文书。原审被告集安市太王镇下解放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田文福，主任。委托代理人金鹏，吉林邦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申诉人集安市舜源林业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舜源合作社）因与被申诉人于国琴及原审被告国营集安市太王林场（以下简称太王林场）、集安市太王镇下解放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解放村）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通中民终字第436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吉检民（行）监（2014）22000000086号民事抗诉书，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吉民抗字第7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受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委托，通化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付涿、毛中香出庭。舜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汝德及委托代理人纪东、管威，于国琴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景顺、孙志涛，太王林场委托代理人王立明、刘永臣，下解放村委托代理人金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国琴一审时诉称，1992年3月1日于国琴的父亲于振才与下解放村签订林业承包合同，下解放村将六道阳沟、大砬岔、小砬岔的集体山场无偿交给于振才养殖林蛙，具体边界是东至碌水河桥、南至水流中心、西至六道阳沟、北至大小砬岔，承包期为20年。双方在合同书上签字盖章，该合同经集安市林业局同意后加盖了集安市林业局公章。1998年，于振才以于国君的名义办理了大小砬岔野生动物训养繁殖许可证。2000年4月15日，下解放村又将于振才承包的区域另行发包给宋秀敏等人，承包期限为9年，即到2009年4月30日止，并单方宣告以前签订的合同全部作废终止履行。因于振才和宋秀敏为养殖问题发生矛盾，于振才与下解放村进行交涉。经下解放村与太王林场协商，2000年6月20日，下解放村与于振才签订了合同延续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从2000年至2009年底，于振才将下解放村山场转让给太王林场承包户，并由太王林场交给下解放村转让费10000元。从2010年元月起到2050年年底止，于振才在五道阳沟上延100米以下二被告山场及河流内承包养殖林蛙40年，其余条款以1992年合同为准。同日，太王林场与下解放村也签订了合同延续协议，协议约定：一、从2000年1月30日至2009年12月30日，下解放村承包户于振才将下解放山场让给太王林场承包户并由太王林场交给下解放村转让费10000元整。二、从2010年1月1日起，下解放村将五道阳沟上延100米至六道阳沟的下解放村山场及河流无偿由太王林场承包户发展养殖业40年，太王林场将五道阳沟上延100米至一道阳沟的太王林场山场及河流无偿给下解放村承包户于振才发展养殖业40年。三、2010年以后，五道阳沟往上的太王林场承包户及五道阳沟往下的下解放村承包户只对发包方交取承包费。纠纷解决后，宋秀敏到水利部门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2008年7月26日，下解放村和舜源合作社签订了集体森林、林木、林地流转合同书。合同书约定将下解放村所属的山场85林班、93林班出售给舜源合作社。舜源合作社以此为由向集安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于振才与下解放村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无效。2010年4月16日，集安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以该协议被宣告作废和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确认该协议无效。于国琴认为，原告父亲于振才与下解放村及下解放村和太王林场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是因原告父亲于振才与宋秀敏发生纠纷后经于振才与被告协商，对原告父亲履行1992年合同的补偿。原告父亲于振才与被告下解放村在1992年签订合同时尚未实行村民民主议定原则，且该协议经集安市林业局审查后盖章认可，下解放村具有发包的主体资格，故原告父亲于振才与下解放村之间2006年6月20日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应当有效并继续履行，舜源合作社应将原告父亲于振才林蛙养殖承包区交还给于国琴。下解放村一审辩称，下解放村与原告父亲于振才签订的协议是在2007年以前签的，原来村长知道具体情况，是否合法或者违约不清楚。总体认为合同过了履行期，并且下解放村没有相关记录，无法对于国琴的诉讼请求予以答复。但是，我们村委会与舜源合作社签订林权转让合同时，已告知舜源合作社原山场对外的承包合同理应继续履行完毕，到期后，由承包人与舜源合作社协商解决。在原承包期内，由舜源合作社收取承包费，合同中也有约定。太王林场一审辩称，二被告间签订的延续合同林场没有底子，所说的范围也不在林场范围内，与林场没有关系。舜源合作社述称，1992年，下解放村与原告父亲于振才签订合同后，于振才没有对承包区域进行投入。2000年4月，下解放村又将于振才承包区发包给宋秀敏，并签订合同。另外，于振才与下解放村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无效。2008年，下解放村是依法将林地流转给舜源合作社，如争议林地因无效合同被于振才延续承包，将直接损害第三人利益，所以舜源合作社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是为维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3月1日，原告父亲于振才与下解放村签订了林业承包协议，下解放村将自己所属的山场（六道阳沟、大砬岔及小砬岔）承包给原告父亲于振才用于林蛙养殖20年，前6年不交承包费，之后每年向下解放村交纳利润的5%，该协议经集安市林业局审查鉴证。1994年，太王林场将自己的山场发包给宋秀敏养殖林蛙，因原告父亲于振才与宋秀敏各自从下解放村和太王林场处承包的山场共用一个水域，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后经沟通、商定：1、从2000年1月30日起到2009年12月30日止，于振才将自己承包的山场一部分（安碌石矿沟下解放村集体山场）转给太王林场承包户宋秀敏使用，并由太王林场给付下解放村转让费1万元；2、从2010年1月1日起，下解放村将五道阳沟上延100米至六道阳沟的下解放山场无偿给太王林场承包户发展养殖业40年，太王林场将五道阳沟上延100米至一道阳沟的太王林场山场无偿给于振才发展养殖业40年；3、自2010年起，原告父亲于振才将延续承包争议山场及河流，承包条款以1992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承包期为40年。根据以上意向，2000年4月15日，下解放村与太王林场承包户宋秀敏签订了合同，同年6月20日，下解放村与太王林场之间、下解放村和于振才之间签订了合同延续协议。合同调整后，原告父亲于振才履行了协议，撤出争议承包区，在大小砬岔继续养殖林蛙，并办理了养殖证。宋秀敏就调整后的养殖合同于2004年办理了水域养殖合同和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之后宋秀敏将养殖范围出售给于文彬，于文彬于2006年更改了承包水域养殖合同，时间至2014年12月30日止。于文彬之后与王汝德等人合伙成立了舜源林业经济合作社，即本案第三人。2008年7月26日，舜源合作社购买了下解放村所属的85和93林班，期限为70年，权利为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及林地使用权。因舜源合作社购买的地段与于振才依延续合同于2010年需延续承包养殖林蛙的山场重复，故2010年，舜源合作社向集安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裁决撤销了原告父亲于振才和下解放村2000年6月20日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为此于振才诉讼来院，要求确认于振才与下解放村于1992年3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2006年6月20日下解放村与太王林场之间以及于振才与下解放村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合法有效，并要求舜源合作社将于振才承包区域交还给于振才（现查明原告父亲于振才于2012年6月份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父亲于振才与被告下解放村于1992年3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于振才与被告太王林场承包户宋秀敏因承包区域共用同一水域发生纠纷后，于振才与二被告及宋秀敏均同意调整合同，并签订合同延续协议书，协议书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于振才依协议约定将争议承包区交给宋秀敏使用后，二被告亦理应按照约定，于2010年将争议承包区再交给原告父亲延续承包。被告下解放村将争议山场的森林、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流转给舜源合作社时，就于振才养殖林蛙这一使用权，应为于振才予以保留。被告下解放村与舜源合作社签订的流转合同中明确约定，流转前下解放村所发包的林地使用权需至合同到期后解除。本案于振才2000年与被告下解放村签订的延续协议尚未到期，被告下解放村和舜源合作社不应侵害于振才的养殖权。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虽反驳于振才与下解放村2000年签订的延续合同，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协议无效，但因该协议是对1992年合同的调整，1992年，尚未实行民主议定程序，故延续协议无需进行民主议定。且合同调整后，宋秀敏依调整后合同已实际履行，被告及第三人的主张已过除斥期间，故对被告及第三人的反驳，不予支持，第三人占用原告父亲养殖区，无法律依据，且庭审中，被告集安市下解放村民委员会已明确表示，在与舜源合作社签订林权转让合同时，已明确告知舜源合作社，在转让前原山场使用权有对外承包合同，应继续履行该合同约定期限。由舜源合作社收取使用费，并且在转让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要视为舜源合作社对于振才的承包合同予以认可。但舜源合作社以自己对所转让山场使用权已进行了登记为由对抗于振才对山场的承包使用权，缺少事实依据，违背本案的客观事实，故舜源合作社应将于振才承包区域交还给于国琴。经审判委员会2013年第八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父亲于振才与被告集安市太王镇下解放村民委员于1992年3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2000年6月20日原告父亲与被告集安市太王镇下解放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及被告集安市太王镇下解放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国营集安市太王林场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合法有效，继续履行。二、第三人集安市舜源林业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将原告父亲于振才承包区域返还给原告。舜源合作社不服提出上诉称，重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被上诉人与下解放村于1992年所签订的协议书不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调整，无可厚非，但是该行为必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所制约，该法第十四条二款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该法是在1986年6月25日开始实施的，那么该法所设定的民主议定原则，就应该对其行为进行约束。2、在合同的履行期间内，于国琴的哥哥通过个人行为，与下解放村法定代表人签订延续合同，其时间为2000年，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在1999年开始实施的，其更改合同内容，必须由此法所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来调整。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那么下解放村与于振才之间的延续协议以及下解放村与太王林场所签订的协议，就违反了该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由此解释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合同延续的单方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3、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即宋秀敏等人养殖林蛙期间，被上诉人并没有主张原承包权。1998年宋秀敏等人发展林蛙养殖成功后，双方才发生争议。争议的主要原因是被上诉人在没有投入的情况下乱捕林蛙，做为当时的投入方宋秀敏当然有权进行制止。到2000年4月，在被上诉人找许传友进行干扰正常养殖活动的情况下，宋秀敏、太王林场、下解放村不得不对此事进行调解解决，遂于2000年4月15日达成协议，即由宋秀敏出资10000元为代价，交给于振才，于振才退出该1992年所承包的安绿石矿沟养殖林蛙的集体林地，转到大砬石岔进行养殖，并得到太王林场对其在大砬石岔10年的免费使用林地、河流的使用权。该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00年4月15日，宋秀敏等人是为了摆脱被上诉人的纠缠才付资10000元，并签订该合同的第四条“2000年4月10前所签订的合同全部做废，终止履行。”于国琴接到宋秀敏等人给付的款项，应当视作于振才终止1992年3月1日与下解放村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意思表示，对此行为不予认可，为什么要接纳宋秀敏等人10000元的赔偿？法庭没有查明的是：2000年4月15日宋秀敏与下解放村所签的合同与2000年6月20日由被上诉人之子于国公代签的《合同延续协议书》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法院认定宋秀敏、太王林场、下解放村均同意调整合同，那么，该合同的调整是以宋秀敏付出10000元，于振才退出安绿石矿沟为前提。而于振才之子于国公私自与下解放村的村主任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是对2000年4月15日所签订的合同的否定，没有法律约束力。4、上诉人从宋秀敏处通过承兑获得该林地的使用权，并依据《水法》的相关规定获得水面使用权，应当视为善意取得，其行为不应当受于振才与下解放村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所对抗。5、从1992年3月1日的协议书到2000年6月20日的《合同延续协议书》中，都有对河流向外承包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是于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并实施的，该法第三条：“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那么，下解放村将水面向外发包就是于法无据，其向外发包河流亦是越权发包，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6、本案重审当中，下解放村、太王林场，对签订延续合同一事，均表示不知情，并对该个人行为不予认可。那么原审法院又以什么理由或者依据来判定该合同的有效？7、判决舜源合作社将承包区域交给被上诉人，更是无稽之谈，舜源合作社对该承包区投入了百万元之巨，修建了许多设施，并依法获得集安市人民政府核发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驯养繁殖动物许可证》、《林权证》，如果让舜源合作社将该承包区域交出，那么就必须对行政许可进行撤销。8、于振才在发现舜源合作社在此水域养殖林蛙成功并获益后，才开始主张所谓的承包经营权，那么其除斥期限早已超出。于文彬与太王林场所签订的协议是有效的，并且实际履行了多年，并向太王林场缴纳了十几万元的承包费，其投入更是百万余，在发展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提出撤销权，应当是对该行为的默认。现主张撤销权违反《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综上，舜源合作社认为重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观臆断，滥用审判权利，有法不依。适用法律条款严重错误，夸大法官自由裁量权，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错误判决予以撤销并纠正，以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太王林场不服亦提出上诉称：2000年6月20日太王林场的法定代表人刘显尧（已故）与于振才之子于国公（已故）私下签订了合同延续协议书，将该地段的国营林地、水流承包经营权向后延续了40年，于国公又到下解放村与当时的村长私下签订了一份合同延续协议书，将安绿石矿沟的承包集体林地水流经营权从2010年向后延续了40年。该协议的签订，太王林场、下解放村都没有备案或登记，亦未经民主议定程序通过，太王林场认为该行为是个人行为，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应当属于无效协议。况且该处的水流属于国家所有，太王林场没有权利向外发包。其法定代表人向外发包应当属于越权发包。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该林地、河流的承包经营权宋秀敏在2006年已经出兑给本案的舜源合作社，舜源合作社同上诉人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其承包期限至2021年，承包费已经全部缴纳。法院这样判决是对第三人的善意取得权的一种剥夺，并直接损害上诉人的切身利益。终止的合同在没有法定要件可以恢复的情况下恢复合同的履行，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于国琴二审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下解放村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舜源合作社主张2000年6月20日被上诉人于国琴父亲于振才与下解放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书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该协议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强制性规定”之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二款的规定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8年12月24日失去法律效力。合同延续协议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关于上诉人太王林场主张2000年6月20日太王林场与下解放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延续协议是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私自签订的，属于越权发包，该协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太王林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上述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该协议有太王林场、下解放村委会盖章，并由双方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综上，上诉人舜源合作社、太王林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为于振才2000年的合同没有《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进而认定合同有效，判决舜源合作社返还争议区域，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中于振才2000年合同签订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之后，因此，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的土地承包合同其实质是村委会越权发包、无权处分的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合同，没有证据证明村里对村委会与于振才签订的2000年合同进行追认，因此认定合同有效属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即使合同有效，于振才2000年合同中村委会越权对河流的发包部分，因本案舜源合作社已依法取得权属证明，此部分发包亦应无效，2010年已取得争议区域的林权证，其权利包括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因此，法院对双方争议权属不做区分，判决舜源合作社将承包区域返还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再审过程中，舜源合作社的主张同检察院抗诉意见基本一致。另外，舜源合作社主张2001年6月20日太王林场和于振才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于振才在砬石岔沟承包四十年，该协议法院一直未予认定。再审中于国琴答辩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了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认为舜源合作社与下解放村的签订的合同无效；应当返还属于于国琴的山场。太王林场答辩认为舜源合作社申诉理由成立。下解放村答辩认为舜源合作社申诉理由成立，我们与于振才签订的协议是合作协议，不是承包协议，该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水资源属于国有，村里无权发包，村里规定发包六年后承包人应当向村里缴纳费用，他从来没有缴纳过，于振才的承包关系解除承包给宋秀敏，时间是2000年4月15日，对于两份协议书我们是有异议的，2000年6月20日的两份协议书的内容是上下划分的了，于振才收到一万元解除协议。2001年6月20日的协议书是让于振才承包砬石岔沟，原来的整个山沟给宋秀敏承包，四方在2001年的协议中解决了矛盾。村里与于振财的协议无效没有履行，最后变更了合同的履行地点。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2001年6月20日太王林场与于振才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下解放村于振才在92年承包下解放村砬石岔沟山场及河流发展养殖业时，其中对面山场归属权是太王林场，因此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太王林场从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0日将砬石岔沟的山场无偿给下解放承包户于振才发展养殖业10年。做为下解放承包户让出安碌石矿沟的补偿。二、下解放承包于振才从2010年至2040年，每年年底向太王林场交承包费500.00元。……”该协议现在一直在履行。本院再审认为，本案涉及多份承包合同，于振才签字的最后一份合同，即其与太王林场2001年6月2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已就双方争议的林地进行了调换，并且该协议现一直在延续履行，故视为于振才对本案争议林地予以调换的认可。现于国琴要求确认1992年3月1日及2000年6月20日于振才与下解放村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效，并要求舜源合作社返还争议林地，与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符，且于国琴要求确认有效的这两份合同的承包范围与2008年7月26日下解放村与舜源合作社王汝德签订的林地流转合同部分重合，现双方均对争议的山场主张经营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舜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汝德已取得争议林地的林权证，依法取得了该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故于国琴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应予支持，本案原一、二审判决均存在适用法律不当和认定事实不够准确、全面的问题，应予以纠正。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2015年第9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及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3）通中民终字第436号民事判决及集安市人民法院（2012）集民重字第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于国琴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于国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智慧代理审判员  张 娜代理审判员  肖 嫣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邹金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