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高明亨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二层01、02铺位，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冯卫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婉红，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荣彬，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上诉人佛山市高明亨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荣彬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4）佛明法民二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亨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5.50元，由亨达公司负担。
上诉人亨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亨达公司与何荣彬之间是货物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劳动合同关系。首先，原审法院仅凭何荣彬提供的社保缴费证明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清。何荣彬的答辩意见前后矛盾。何荣彬提供的证据显示亨达公司为其购买社保的时间至2011年1月止，2011年2月开始由佛山市名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桐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若购买社保的行为可以成为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那么何荣彬领取失业救济前是与名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既然何荣彬是与名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何何荣彬答辩称办理失业救济手续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由亨达公司出具？可见何荣彬的相关陈述并不属实。何荣彬自认是亨达公司的员工，但未能提供劳动合同、工作证、录用材料、收入证明等证据材料加以证明。其次，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亨达公司立即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供了亨达公司2009年5月至2010年12月的工资表，用以证明该期间亨达公司的员工及工资发放情况。涉案的货物进出口时间是在2009年5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在该期间�亨达公司的员工名单中并没有何荣彬，可见发生该代理业务时，何荣彬并非亨达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工资表进行质证，以致未能查明本案事实。再次，亨达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亨达公司的员工多次向何荣彬提及涉案退税货物是由亨达公司代理何荣彬出口货物中的一批，何荣彬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也没有予以否认。可见，上述录音内容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最后，亨达公司每次代理何荣彬出口货物都是与何荣彬结算货款、出口退税。如果何荣彬是亨达公司的员工，亨达公司只需向何荣彬支付工资即可。何荣彬在亨达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承认涉案货物及发票是其提供的，结合何荣彬收取亨达公司的出口货物结汇货款及出口退税的行为，可见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二、涉案的税款86849.73元是亨达公司代理何荣彬出口货物的出口退税款，亨达公司已代其缴纳，何荣彬应向亨达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亨达公司代理何荣彬出口货物，亨达公司收汇后已将全部货款及出口退税结清给何荣彬。现因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代理出口至科威特的铝合金椅、木椅、宴会椅等货物的发票被查出属虚假发票，亨达公司为此代为缴纳出口退税86849.73元。在亨达公司提供的录音对话中，何荣彬确认已收回涉案出口货物的货款及退税，同时，何荣彬同意退回8万多元给亨达公司，何荣彬还确认该部分出口货物的发票是其代人开具的。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三、亨达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12年2月27日，亨达公司因代理何荣彬出口货物补缴税款。亨达公司于2014年2�25日向原审法院提交本案起诉状，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3日立案受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亨达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所作认定错误。
综上，亨达公司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何荣彬向亨达公司支付税款86849.73元；2.判令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何荣彬负担。
被上诉人何荣彬答辩称：
一、何荣彬确实是亨达公司的员工。何荣彬是亨达公司自营出口的代表人，只是领利润分成而不领底薪而已。这一事实有社保参保证明、佛山市南海源泰家具制造厂（以下简称源泰家具厂）书面证明、佛山贸促会产地证、佛山市外事侨务局签发的邀请函等材料可以证明。相关单位留有何荣彬代表亨达公司签名的材料，可以佐证何荣彬是亨达公司的员工。法院也可以到海关、佛山贸促会、高明国税局或外事侨务局调查核实。在中国，存在代理出口和自营出口两种出口业务类型。代理出口是没有出口经营权的单位通过委托出口公司办理出口业务而达到出口的目的。自营出口则是出口公司自己采购和销售的出口业务。如果属于代理出口，则报关单上的发货单位显示的是没有出口权的委托方，经营单位显示的是被委托的代理出口公司。如果是属于自营出口的，报关单上的发货单位和经营单位均显示为出口公司。报关单上的资料和数据是由出口公司自己或委托报关公司向海关如实申报，并经过海关审查、确认和放行。根据何荣彬在一审期间提供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显示，该批货物的经营单位和发货单位都是亨达公司，即本案讼争出口业务是自营出口业务。因此，亨达公司所称的代理出口�务根本不存在。
二、亨达公司所谓的损失是其自己造成的，与何荣彬无关。根据何荣彬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亨达公司与源泰家具厂签订的《订货合同》的约定，出货后源泰家具厂应提供含购货金额17%的增值税发票，如未能提供发票，亨达公司有权扣除合同金额的10%。在办理源泰家具厂货物出口后，源泰家具厂提供了兰考县山朋木业有限公司等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何荣彬对财务退税并不了解，于是问亨达公司的财务主管是否可以，经财务主管同意，亨达公司接收了上述发票并办理了出口退税。最后亨达公司也是用这些发票以自营出口名义申办出口退税的。如果亨达公司当时认为有问题，可以拒收源泰家具厂提供的发票，也可以扣除源泰家具厂10%的货款，甚至还可以起诉源泰家具厂要求重新开具发票或赔偿损失。
三、亨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实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亨达公司知道相关发票有问题导致可能被罚款的时间最迟也是在2012年1月，因为税局罚款必须进行调查核实，所以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不可能是在2012年2月27日交罚款时起算。而且，根据原审法院当日立案的惯例，亨达公司在2014年3月3日起诉肯定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何荣彬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亨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亨达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亨达公司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的工资表20份，拟证明何荣彬不是亨达公司的员工。
被上诉人何荣彬质证认为：对上述工资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过何荣彬的工资薪酬不是按照月份计算的，是根据具体业绩计算提成，所以工资单上没有何荣彬的名字是正常的。
被上诉人何荣彬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源泰家具厂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何荣彬是�表亨达公司向源泰家具厂购买家具用于出口。
上诉人亨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出具证明的源泰家具厂与亨达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亨达公司也不清楚何荣彬有无以亨达公司的名义与源泰家具厂签订任何合同，亨达公司不确认何荣彬是亨达公司的员工，亨达公司也没有授权何荣彬与其他公司签订任何购货合同。
经审核，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何荣彬对亨达公司提交的工资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确认该工资表的真实性；对何荣彬提供的证明，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经审查，本院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亨达公司提交的税收通用缴款通知书载明的填发时间为2012年2月27日。
亨达公司�2012年2月25日向原审法院递交起诉状提起本案诉讼。
亨达公司提交的《资金使用申请书》显示有“财会审核意见”、“经理审批意见”等栏目，何荣彬在该申请书上“经办人”一栏签名确认。
何荣彬提交的由源泰家具厂出具的证明载明，何荣彬在2009年至2010年间以亨达公司的名义向源泰家具厂订购货物，并签订有关购货合同，货款由亨达公司支付给源泰家具厂。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主要争议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亨达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亨达公司提供的税收通用缴款书载明的填发时间为2012年2月27日，据此可知亨达公司知道或应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为2012年2月27日。与此同时，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亨达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向原审法院递交起诉状提起本案诉�。上述事实表明，亨达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审法院就此所作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亨达公司与何荣彬之间是否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对于亨达公司与何荣彬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的待证事实，应由亨达公司举证证明。经审查，亨达公司在本案中不能提供其与何荣彬之间签订的相关进出口代理合同，而亨达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报关单、税收通用缴款书等证据载明的当事人均非何荣彬，即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亨达公司与何荣彬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而且，虽然亨达公司本案中提供了其员工与何荣彬通话的电话录音，但何荣彬在电话录音中并未清晰确认其与亨达公司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以及亨达公司代其缴纳税款的事实。更为关键的是，何荣彬提供的社保缴费证明显示，亨达公司在办理涉案出口业务期间还为何荣彬购买社会保险，即该社保缴费证明表明何荣彬是亨达公司的员工，而亨达公司对此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而亨达公司提供的《资金使用申请书》显示为内部审批文件，而何荣彬在该申请书上“经办人”一人签名确认，即该申请书亦反映何荣彬并非亨达公司的客户而是亨达公司的内部人员。再结合何荣彬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明所载明的内容，不能排除何荣彬所主张的其以亨达公司业务代表的身份经办涉案出口业务的可能性。综上几点，亨达公司在本案中以双方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为前提要求何荣彬支付税款86849.73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虽然原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所作认定有误，但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71.24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高明亨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代理审判员 李 炜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何斯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