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681民初2772号原告：杨国强，男，1964年出生，汉族，现住址东港市大东管理区。委托代理人：张华，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程芳芳，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滩涂贝类管理站，住所地：东港市。法定代表人：李有全，该管理站副站长。被告：东港市滩涂贝类苗种场，住所地：东港市。法定代表人：李有全，该苗种场场长。被告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滩涂贝类管理站、东港市滩涂贝类苗种场共同委托代理人：权世斌，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尚贵金，男，1968年出生，汉族，现住址丹东市振安区。委托代理人：张壮飞，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毛恩友，男，1967年出生，现住址东港市大东管理区。原告杨国强与被告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滩涂贝类管理站（以下简称贝类管理站）、东港市滩涂贝类苗种场（以下简称贝类苗种场）、尚贵金；第三人毛恩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国强委托代理人张华；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法定代表人李有全及其委托代理人权世斌；被告尚贵金委托代理人张壮飞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毛恩友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国强诉称，2016年8月29日，三被告签订《滩底买卖协议书》，约定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将455亩滩涂的滩底养殖物出售给被告尚贵金，由被告尚贵金进行捕捞、运输、加工、销售等。由于涉案滩涂虽然登记的海域使用权人是被告贝类管理站，但是在2004年3月8日，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为转变经营机制，经东港市人民政府批准，对“东港市滩涂贝类管理站”按照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经营和管理，实行集体承包经营方式，将包含涉案滩涂在内的被告贝类管理站名下的滩涂发包给包括原告在内的职工个人合伙承包经营，为方便经营管理，被告贝类管理站等合伙职工借用了被告贝类苗种场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但是这不改变个人合伙承包的性质，如今原告在合伙经济组织中拥有的投资份额最高。合伙经营期间，合伙人共同出资对涉案滩涂进行投资养殖，即涉案滩涂内的养殖物为合伙人共同所有。2016年8月29日，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未经诸位合伙人同意擅自将合伙人共有的滩涂内养殖物出售给被告尚贵金，且所签订的协议中没有被告贝类苗种场法定代表人毛恩友的参与签字，是被告贝类管理站的法定代表人李有全代为签订。原告认为，被告贝类管理站将海域使用权发包给职工合伙承包经营之后，在承包期限内被告贝类管理站对涉案海域已经不再享有任何处分权利，也无权对合伙承包经营进行干涉，虽然合伙组织借用被告贝类苗种场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但是被告贝类苗种场不是实际的承包人，涉案海域的养殖物也不属于被告贝类苗种场所有，应为合伙人共有，故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均无权处分涉案养殖物。另外，被告贝类苗种场的时任法定代表人是第三人毛恩友，但是涉案协议书中却没有第三人毛恩友的签字，故涉案协议存在诸被告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情形，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于2016年8月29日签订的《滩底买卖协议书》无效。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共同辩称，一、关于被告贝类管理站和被告贝类苗种场在职工集体承包经营条件下的职权。1、2004年3月8日，按当时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政策规定，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东港市人民政府与被告贝类管理站签订了职工集体承包经营合同，将被告贝类管理站具有使用权的8000亩国有滩涂承包给被告贝类管理站全体职工，因承包合同履行主体是被告贝类管理站的全体职工，全体承包经营的职工所享有的是对承包滩涂的使用收益权，在这种情况下，被告贝类管理站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全体承包职工的承包代表人，根据承包合同规定，实行职工集体承包后，被告贝类管理站仍有义务按国家法律规定对职工进行劳动分配和劳动管理，仍负责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资产使用的管理。这些行政、经营管理必须以被告贝类管理站的名义实施，而不能以任一承包职工的个人名义去实施，因而说实行了职工集体承包后，被告贝类管理站就无权对职工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的观点是错误的。2、被告贝类苗种场作为被告贝类管理站全体职工履行承包经营的平台，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以被告贝类苗种场的名义履行权利义务也在情理之中，因而，被告贝类管理站与被告贝类苗种场在经过承包职工讨论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滩涂养殖物出售给被告尚贵金并无不当。3、原告对职工集体承包经营活动必须在被告贝类管理站统一组织和领导下进行有明确意见。2011年4月，原告在任职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期间，因承包职工不满原告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便由邹德忠、胡娟带头另行组织承包职工进行生产经营，原告以被告名义对此向邹德忠、胡娟发出《通知》，通知明确阐述：“被告贝类管理站实行职工集体承包期间，并未改变被告贝类管理站事业单位的性质，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在单位统一组织和领导下进行，任何人无权改变”。原告在向职工发出《通知》的同时，还以职工哄抢财物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未予立案，原告不服，申请复议。复议申请书第五条中陈述：“单位有法人执行一切日常事务，他人无权干涉”。第五条陈述：“单位是集体承包的事业单位有据可查，大家有投资不假，但不能以此作为他们犯罪的理由，单位不是股份制，更不是合伙制”。原告在任职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期间，对单位实行职工集体承包期间被告贝类管理站对经营活动的领导职权及承包经营不是股份制，更不是合伙制有明确的确认和界定。回到本案，原告确认为被告贝类管理站无权对职工合伙经营行为进行干涉。从原告任职期间确认单位对承包经营活动具有统一组织领导权及集体承包的性质不是股份制，更不是个人合伙到被免职后，单位对承包经营活动无权干涉，承包性质为个人合伙这一表述的改变，充分说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告在承包合同中的投资份额问题。1、根据2004年3月8日承包合同第九条规定，在职工集体承包合同履行期间，承包代表人投资份额为30%，副职领导共占投资额为21%，职工为49%，承包职工退休后，其份额由承包代表人承接。2009年，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徐福群退休，原告接任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时也自动成为集体承包的代表人，被告贝类管理站原法定代表人徐福群的30%的投资份额按承包合同的规定转给了原告，此时原告享受了承包代表人35.445%的集资份额。原告担任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并兼任承包代表人期间，任命自己为被告贝类管理站下属的被告贝类苗种场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承包职工张淑英、李全才、丛培玉等三人相继退休，按合同规定，该三人的承包投资额共16.335%应转给原告承接，但在原告与三名退休职工办理投资份额转接手续时，三名退休职工提出，应对他们退休前的承包盈亏情况进行审计，以此对他们参入承包期间应得利润数额予以确认，该合理请求被原告拒绝，双方未达成承接协议。在此情况下，原告2011年8月向大连市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三名退休职工立即办理承包投资交接手续，海事法院以原告诉讼请求非海事法院管辖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在此期间，被告贝类管理站全体承包职工以原告担任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兼承包代表人期间不向承包职工公布账目，经营活动不征求全体承包职工意见，侵害职工合法利益为由到政府上访，经调查，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2年3月18日下发了文件，免去了原告所担任的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职务。原告在被免职后的2013年1月15日，利用其担任被告贝类苗种场法定代表人的机会，在未与张淑英等三名退休职工办理交接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将三名退休职工的16.335%投资额转到自己的份额内，但三名退休职工的投资款仍然存放在被告贝类苗种场的账面上。2、承包职工的承包投资份额，以职工职务来确定，2004年3月8日承包合同规定，承包方为被告贝类管理站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全体职工集体承包经营。承包合同第九条规定，承包代表人的投资额为30%，从这两条合同规定看，谁是被告贝类管理站的法定代表人，谁就是承包合同的代表人，谁就拥有30%的投资份额。本案原告自2012年3月18日被免去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时起，就只能与其他职工享受同等5.445%的投资份额，尤其是在原告被免职后的2013年1月15日，以仍然担任被告贝类苗种场法定的代表人的机会，擅自将三名退休职工的投资份额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此声明其是最大的投资者是不能被认可的。3、承包合同规定的所谓投资份额，实际就是职工集资，用于生产流动资金使用，因作为职工对企业的投资，在按投资额享受经营利润的同时，还应承担经营的亏损。而涉案承包职工的投资，仅享受利润还不承担风险，据此，承包合同中的职工投资实际上是具有职工集资的属性，因该投资全部登记在企业应付款账目中，职工退休后退出承包后，如数返还给投资职工。4、涉案合同并未规定谁的投资份额多，谁就会具有主导承包经营活动的话语权，因承包职工投资份额的大小所能享受的只是按投资份额多少去获取利润分红，而不是承包经营的决策权，这与企业股东在企业注册资本中所占的股权多少从而决定其决策权有本质的区别。三、关于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未经诸承包人同意，擅自将养殖物出卖给被告尚贵金的问题。1、出卖给被告尚贵金的滩底养殖物是承包职工共同出资共养的，在其养殖达到捕捞标准前，经全体承包职工评议，本案被告贝类管理站免去了原告担任的被告贝类苗种场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但原告对免职决定不服，向东港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被告贝类管理站所作出的对其免职决定。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贝类管理站具有对其下属企业人员任免的职权，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丹东中院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至此，原告本应服从判决，将其任职期间财、物移交给新任场长，而原告至今不向新任场长移交账目和房屋、车辆等资产。更为恶劣的是，原告被免职后从未到单位上班，而是雇佣一条渔船和几名社会人员驻守在职工承包水域，阻止承包职工进行捕捞作业，并打伤被告贝类管理站和贝类苗种场雇佣的捕捞人员，这种状况持续至今。因涉案滩涂无法进行捕捞作业至养殖物大量死亡，损失重大。在此情况下，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经承包职工集体研究决定，以被告贝类管理站和贝类苗种场的名义于2016年8月29日以30万元的价格出卖给被告尚贵金。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涉案的滩涂养殖物买卖协议是经集体研究决定的。2、原告被免职后从不到单位上班，对单位通知事项也从不履行，并多次殴打谩骂被告贝类管理站的法定代表人，在这种情况下，在除原告之外的全体职工同意下将涉案养殖物出卖给被告尚贵金并无不当。3、原告认为在全体职工作为承包主体的情况下，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没有资格与被告尚贵金签订养殖物买卖合同的观点是错误的，因自2004年职工集体承包经营以来，无论是职工的行政管理事项还是承包经营事项，均以被告贝类管理站或被告贝类苗种场的名义实施的，也从未有以承包职工名义对外实施的法律事项。尤其是涉案养殖物买卖协议是经过承包职工讨论决定后才以被告贝类管理站和贝类苗种场的名义实施的，这种经营行为在原告任职期间也是如此。同时，因原告在任职被告贝类苗种场法定代表人期间，未经其他承包职工的同意，自行做主并以被告贝类苗种场的名义将所承包滩涂租赁给案外人姜文学、李世君等人的事实，足以说明本案三被告所签合同并无不当。四、关于涉案合同未有被告贝类苗种场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毛恩友签字的问题。2016年8月3日，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李有全主持承包职工开会，主要研究涉案合同事宜，第三人毛恩友参加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2016年8月29日涉案合同正式签字时，第三人毛恩友在海上护滩无法回单位签字，便委托被告贝类管理站的法定代表人代签。第三人毛恩友的委托行为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他人无权干涉。综上，原告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无事实根据，其诉讼请求也与原告任职期间自认的事实和工作流程相违背。据此，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涉案合同有效。被告尚贵金辩称，1、被告尚贵金与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签订的滩底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合同前，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均向被告尚贵金出示了原告与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相关的诉讼文书，这些文书均显示本案的原告曾经以原告的身份起诉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的多个案件，均以败诉为结局，由此被告尚贵金完全相信原告在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的滩涂上不享有权利，因此与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签订了合同。2、原告在诉状中以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违反单位内部合伙机制为由，要求确认涉案滩底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尚贵金认为该请求是荒唐的，因为被告尚贵金作为合同的相对人，没有权利去审查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的内部运营机制，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内部运营机制能否导致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无权签订合同不是被告尚贵金的合同义务。3、原告的诉讼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所谓的公正，作为原告曾经在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担任过领导职务，对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的经营性质很清楚，经第三人介绍三被告签订涉案滩底买卖合同是经被告贝类管理站全体职工大会通过的，因此三被告在签订该合时没有任何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地方，合同依法有效。原告本次提起诉讼是为了对抗东港法院正在审理而又不得不因本案中止审理的（2017）辽0681民初1838号案件，这是原告的诉讼目的。基于上述三点理由，被告尚贵金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毛恩友未到庭，庭前提交答辩状辩称，1、涉案水域为被告贝类管理站拥有使用权水域；2、涉案水域苗种投放为被告贝类苗种场从福建购买杂色蛤苗移植的；3、2015年8月18日、31日和9月3日被告贝类苗种场三次组织捕捞原告杨国强以其是被告贝类苗种场大股东为由非法阻拦生产，使被告贝类苗种场错失2015年养殖杂色蛤黄金季节；4、2016年初春养殖区涸露时经现场勘察养殖杂色蛤大面积死亡；5、2016年8月初，滩涂站召开全体职工会议，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全体职工同意将死亡后的滩底包出去；6、2016年8月29日与被告尚贵金签订承包合同时因第三人毛恩友在海上护滩，委托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李有全代其签字，这是第三人毛恩友的权利，其他人无权干涉。经审理查明，1992年东沟县滩涂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现被告贝类苗种场）经原东沟县计划委员会、东沟县水产局批准成立，隶属于原东沟县滩涂贝类管理站（被告贝类管理站前身）。2004年，经东港市人民政府同意，该滩涂管理站实行经营体制转换。同年3月8日，由时任东沟县滩涂管理站法定代表人徐福群与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签订“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承包合同”，代表职工集体承包单位的固定资产和浅滩、滩涂的使用权。2009年10月15日，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委员会任命原告杨国强为东港市滩涂贝类管理站副站长，主持工作。2010年6月25日，东港市滩涂贝类管理站任命原告为被告贝类苗种场场长（法人代表）。2012年3月18日，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委员会免去原告为东港市滩涂贝类管理站副站长职务。2012年5月18日，东港市滩涂贝类管理站更名为被告丹东大孤山经济区滩涂贝类管理站，承接原单位的管理职能。2014年11月11日，被告贝类管理站下发文件：“任命第三人毛恩友为被告贝类苗种场场长；免去原告杨国强被告贝类苗种场场长职务”。原告杨国强不服该任免文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任免行为违法。本院（2015）东行初字第00015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本案被告贝类管理站是具有滩涂贝类养殖规划、开发利用及技术指导、养殖使用证核发等职责的事业单位法人。被告贝类苗种场是隶属于被告贝类管理站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原告杨国强也不否认其至今仍为被告贝类管理站职工的事实，故被告贝类管理站作出的“关于毛恩友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属于对本单位职工作出的内部人事任免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故驳回了原告杨国强的起诉。原告杨国强不服该行政裁定提出上诉，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6行终3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6年8月29日，本案三被告签订《滩底买卖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2013、2014年被告贝类苗种场分别在被告贝类管理站拥有海域使用权水域投资移植杂色蛤。2015年8、9月份，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联合捕捞时遭到社会非法人员阻拦，致使错过了黄金捕捞期，导致2015年10月份后杂色蛤大面积死亡。资源存量难以估计，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为减少经济损失，充分利用资源将涉案455亩滩底（含滩底其他水生动物）出售给被告尚贵金，被告自行捕捞、运输、加工、销售，费用自理，捕捞时限必须在2016年11月30日前捕捞完毕。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已将上述海域纠纷事实告知被告尚贵金，若被告尚贵金在捕捞、运输、加工中受到不法侵害，自行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出售价格为455亩滩底合计30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被告尚贵金交纳10万元，9月20日前交纳10万元，余下10万元11月20日前交纳。但被告尚贵金在9月20日前捕捞杂色蛤出成率低于10%以下，应当向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报告，由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派员抽验，验证属实，减免被告尚贵金价款10万元。协议一式三份，三方签字生效”。被告尚贵金在协议书丙方处签名，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分别在甲、乙方处盖章，时任被告贝类管理站的法定代表人李有全在甲、乙方代表人处签字。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滩底买卖协议书、丹大滩贝管字（2014）5号“关于毛恩友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东港市海洋与渔业局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承包合同、（2015）东行初字第00015号行政裁定书、（2016）辽06行终34号行政裁定书等在卷为凭，上述证据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具体到本案中，三被告于2016年8月29日签订的《滩底买卖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贝类管理站系事业单位法人，被告贝类苗种场系隶属于被告贝类管理站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法律法规对此无特殊的禁止性规定。至于原告诉称该《滩底买卖协议书》中无时任被告贝类苗种场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毛恩友签字一节，第三人毛恩友在庭前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及庭后的询问笔录中均称“涉案合同经过被告贝类管理站职工会议讨论，其在会议记录上也签名同意。签订合同当日其在海上护滩，委托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李有全代其签字，其对该《滩底买卖协议书》知晓并同意”，结合被告贝类管理站和贝类苗种场向法庭提交的会议记录，本院认定第三人毛恩友委托被告贝类管理站法定代表人李有全代其签字行为有效，涉案《滩底买卖协议书》中有被告尚贵金的签字和被告贝类管理站、贝类苗种场的公章，符合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嘉翊人民陪审员  孙小惠人民陪审员  高梓源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赵巧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