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郑民四终字第18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行者足浴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伟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倩，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杨雨涵，河南大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海松，男，1979年3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颖，河南成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行者足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者足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海松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02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行者足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倩、杨雨涵，被上诉人董海松的委托代理人杨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1日凌晨1点左右，董海松来到行者足浴公司开设的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内环29号新蒲大厦的大浪淘沙行者足浴会所消费，董海松在单间内接受服务，服务人员离开后董海松在房间内睡着，房间门未上锁。当日凌晨五点左右，在行者足浴公司处消费的龙恩楼、华光松进入董海松所在房间，盗走董海松放置在该房间内的财物。经郑州市公安局郑东第一分局立案侦办，犯罪嫌疑人龙恩楼被抓捕归案，犯罪嫌疑人华光松仍在逃。龙恩楼供述其伙同华光松在2012年10月11日凌晨五点半左右从郑东新区行者足浴盗窃三星牌W899型手机一部，手表一块。该手机已被变卖无法追回，经郑州市价格认证中心涉案物品价格鉴定，手机价值人民币5680元，手表仍在犯罪嫌疑人华光松处，价值无法鉴定确认。
另查明，行者足浴公司是提供24小时足浴服务的营业机构。行者足浴公司按照提供单间消费的方式提供服务，在单间的房门后面张贴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的告示。经确认，行者足浴公司处没有保管贵重物品的专门设施。行者足浴公司申请的证人刘保健出庭作证称这种单间只能从里面反锁，行者足浴公司申请的证人王宏阳出庭作证称这种单间从外面开门是需要钥匙的；两证人均证实行者足浴公司虽在走廊、大厅设有电子监控，但监控室并没有24小时值班，并称按照行业惯例行者足浴公司对顾客在晚上及凌晨接受服务之后的留宿行为采取默许态度。
经查，《河南省公安厅进一步加强特种行业治安管理的意见》中并未涉及对足浴业留宿的规定。在本案庭审过程，经庭审时释明，董海松坚持主张按照侵权法律关系主张权利。
原审法院认为：行者足浴公司是有偿提供足浴服务的商业主体，董海松到行者足浴公司处接受服务并支付相应费用，双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全面履行相应的义务。当事人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均存在瑕疵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经查董海松于2012年10月11日凌晨1点左右到行者足浴公司处消费，接受服务后在房间内睡着，在当日凌晨5点左右其放置在房间内的手机和手表被到行者足浴公司处消费的第三人盗窃，对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行者足浴公司履行服务合同义务不仅包括提供足浴服务，也包括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为到店消费的消费者提供相应的协助、保障等义务，本案行者足浴公司作为24小时营业的商业机构，虽在房间内张贴了“贵重物品妥善保管”的告示，但却没有提供用于保管顾客贵重物品的装置和措施，行者足浴公司在电子监控室没有设置24小时值班，使得可能的犯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故原审法院认为行者足浴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瑕疵，行者足浴公司在答辩中称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董海松在接受足浴服务后在行者足浴公司处留宿至凌晨五点，在明知自己携带贵重物品的情况下未反锁房门，对于物品的丢失也存在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本案案情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对有明确证据证明的董海松所受损失由行者足浴公司承担80%的民事赔偿责任，另外20%的损失由董海松自行承担。本案中董海松的手机损失按照公安机关已确定的失窃物品价值5680元来确定，其中的80%，即4544元，应由行者足浴公司赔偿董海松。对于董海松的手表损失，因此案已经被刑事立案，公安机关尚未作出鉴定，为保证人民法院适用法律标准的一致性，本案中通过民事案件无法予以确定，故本案中对此暂不处理，董海松可待有关证据确定后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本案董海松的物品丢失公安机关已确认系第三人侵权所致，故董海松主张按照侵权纠纷向行者足浴公司主张权利是法律关系认识错误，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行者足浴公司赔偿董海松四千五百四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董海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98元，由董海松负担4402.2元，行者足浴公司负担95.8元。
行者足浴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董海松财物的丢失系第三人盗窃所致，该案已经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且盗窃者尚未全部归案，故本案应该中止审理或者予以驳回。行者足浴公司认为，该案件案由虽是服务合同纠纷，但二名盗窃者尚未全部归案，董海松所丢失物品是否能够追回尚未明知，两名盗窃者是否赔偿董海松及赔偿数额尚未明知，故法院应待刑事案件结案后，再就董海松无法挽回的损失进行审理，进而确定双方的责任份额。现法院草率对该案进行判决，未全面考虑案件情况，程序与实体均属不公，侵害行者足浴公司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根据公安机关无实物的估价即确定董海松丢失手机的价值，行者足浴公司认为其违背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公安机关虽是执法机关，具有权威性，但只有经过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才无需举证，现一审法院根据公安机关作出的鉴定价值就草率认定丢失手机的价值，行者足浴公司认为实属不妥。三、董海松丢失财物，系在董海松与行者足浴公司之间成立的服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后，故行者足浴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行者足浴公司系足浴服务公司，不能留宿，所服务项目均有规定的服务时间，董海松在行者足浴公司消费完毕后，就在其单间内休息，行者足浴公司未打扰董海松休息，作为服务行业，在顾客并非很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也不会叫醒董海松，但并不是一审判决中所写的“对其留宿行为采取默许态度”。董海松物品丢失时间很明确是在服务结束后，即在行者足浴公司向董海松提供服务结束后，服务合同结束，行者足浴公司的各项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故一审法院不应扩大服务合同中的行者足浴公司应履行义务的范围，判决行者足浴公司履行合同之外的义务并因此承担赔偿责任实属不公，违背法律事实。四、一审法院认为行者足浴公司没有提供用于保管顾客贵重物品的装置和措施，这明显加重行者足浴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失公平。行者足浴公司是经营足浴的行业，顾客接受服务全部都在房间内，房间内装有存放物品的装置，每个房间都安装有合格门锁，顾客可以从里面锁上，而且一旦从屋内上锁，除非有钥匙，其他人无法从门外打开房间，这一点充分说明行者足浴公司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顾客提供合理合法并有效可行又方便的保存私人财物不被侵犯的装置和措施。另外，从常理看手机和手表属于随身携带的物品，不同于行李、电脑等同样贵重物品，顾客不可能也不会将类似手机和手表的随身携带物品存放在服务台，一审法院以行者足浴公司没有提供用于保管顾客贵重物品的装置和措施为由，判决行者足浴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违背普通人都能理解的常识。五、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董海松在服务结束时，是否睡着，有待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为“董海松在单间内接受服务，服务人员离开后董海松在房间内睡着”，服务人员离开房间后，董海松才睡着，说明服务结束时，董海松并未睡着，或者可以说并未完全睡着，其是有知觉的，那么在服务员服务完后并对董海松进行贵重物品、妥善保管的提醒及请及时关上门的提醒是有效的，这时董海松若想继续休息，其就应该起身将房门锁上，但其未锁，其就应该对其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本案中的部分事实，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六、一审法院判决内容，遗漏行者足浴公司一审庭审中的答辩意见，未对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作出阐述。综上，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有失公平，并且本案未依刑事审判结果为依据，违背法律规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中止审理或予以改判。
董海松答辩称：一、本案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为依据。本案董海松要求行者足浴公司承担责任与行者足浴公司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系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导致的不同诉因。法律赋予安全保障义务违反人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对第三人享有追偿权，因此，董海松向行者足浴公司的追偿行为也并非认为行者足浴公司是本案的终极责任人，并没有否定行者足浴公司继续追偿的权利。本案与刑事案件之间是独立的，既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也不是对刑事案件结果的补充，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为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可手机的评估价值是重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体现。第一，董海松在案发第一时间提供了遗失手机的具体信息；第二，犯罪嫌疑人清晰供述了手机型号、外观等信息；第三，以评估报告为依据恰恰是尊重独立机构对手机价值的评估，作为遗失物的手机原值为14800元，远超评估价格5680元。可见，作为遗失物的手机的价值并非仅仅取决于评估报告的结果，一审法院认可手机的评估价值正是重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体现。三、行者足浴公司对于合同履行完毕的认识存在根本性错误。就董海松与行者足浴公司之间的契约而言，行者足浴公司除负有提供合乎其收费及等级的服务与设施之外，还负有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照顾、保护、协调等附随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即为该附随义务之一，行者足浴公司违反该附随义务，未能预防并减轻董海松在其经营场所内受到的不法侵害，行者足浴公司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四、行者足浴公司没有提供足以保护董海松财产安全的措施。经营服务场所设置保管消费者贵重物品的基本的装置和措施是对经营者的基本要求，房间门可以上锁仅仅是家具的基本功能，并未体现经营者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在硬件措施上的特殊设置。如果经营者能够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董海松可能根本就不会损失任何财物，因此一审判决行者足浴公司承担80%的责任合情合理。五、行者足浴公司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行者足浴公司所谓的一审事实不清是由行者足浴公司举证自相矛盾所导致的，一方面，行者足浴公司的证人证实董海松“应该睡着了，屋中仅董海松一人”。另一方面，行者足浴公司又主张门只能从屋中反锁。睡着的人如何起身反锁房门，如此自相矛盾的举证，行者足浴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行者足浴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严重过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
本院认为：行者足浴公司有偿提供24小时足浴服务并允许顾客留宿，这是行者足浴公司的经营方式；允许顾客足浴后留宿，应是行者足浴公司提供的服务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行者足浴公司负有为顾客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行者足浴公司称本案中其提供足浴服务后与董海松之间的服务合同即结束，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行者足浴公司虽在其经营场所张贴了“贵重物品妥善保管”的告示，但并未明确的保管贵重物品措施或提示顾客如何保管贵重物品，电子监控室也没有设置24小时值班，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重大瑕疵，造成董海松物品被盗，行者足浴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董海松被盗的手机已被犯罪嫌疑人出售，在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已委托相关机构对被盗手机的价值进行了评估鉴定，董海松手机被盗造成的损失应是确定的，行者足浴公司要求本案中止诉讼的理由不足。因董海松在本案中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原审根据行者足浴公司与董海松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行者足浴公司对董海松手机被盗造成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行者足浴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河南行者足浴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鸿标
审判员 张永军
审判员 陈 予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