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88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柱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代理人：郭峰，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凌雪霞，住广州市从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燕玲，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代理人：张志伟，广东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柱宏、凌雪霞因与被上诉人李燕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燕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李燕玲与李柱宏、凌雪霞是亲戚关系，李柱宏、凌雪霞是夫妻。2014年，李柱宏以做项目缺少资金为由，请求李燕玲帮助。李燕玲念在亲戚一场，于是陆陆续续借给李燕玲李柱宏，凌雪霞均知情。为避免日后争议，2015年6月30日，李燕玲要求李柱宏、凌雪霞补签《借据》一份，证明李柱宏、凌雪霞借到李燕玲50万元，2015年7月30日到期。凌雪霞已还款30万元，剩余20万元某、凌雪霞至今不归还。故诉请法院判决：1、李柱宏、凌雪霞连带偿还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借款利率四倍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给李燕玲；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李柱宏、凌雪霞承担。李柱宏答辩称，要求驳回李燕玲的诉讼请求。理由：1、李燕玲并无支付任何款项给我，只是在2014年起由李燕玲直接将大部份款项通过汇款给其他借款人，并以每月2000元聘请李柱宏向借款人追收款项，李柱宏从来没有拿李燕玲的款项，对此，凌雪霞不知情。后来当其他人无法归还借款给李燕玲时，李燕玲以李柱宏领其工资为由要求偿还该款项。李燕玲曾因非法追收此款项去过派出所处理。2015年6月30日，在李燕玲的威逼下，李柱宏同凌雪霞才在借据上签名，但该借款不是真实的。即使该债务成立，也是李柱宏的个人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且当时签订的借据是两张，一张为本案的50万元，另一张为58万元，可见债务是不真实的。凌雪霞答辩称，不同意李燕玲的诉讼请求。理由：1、凌雪霞对借款完全不知情，是在李燕玲威逼下在借据上签名的，签名后李燕玲多次恐吓，并于2015年11月8日指使4人将凌雪霞非法拘禁。在2016年1月20日再次绑架我，当时报了案。2、凌雪霞在农业银行担任副行长，有稳定的收入，没有需要借款的需求，也与李燕玲没有资金来往。3、凌雪霞与李柱宏已于2015年12月23日离婚。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燕玲与李柱宏是亲戚关系。2015年6月30日，李柱宏、凌雪霞签下《借据》一份，确认截至2015年6月30日，李柱宏、凌雪霞共向李燕玲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7月30日。借款到期后，李柱宏、凌雪霞已还款30万元，剩余20万元某、凌雪霞至今未归还。签署《借据》时李柱宏、凌雪霞是夫妻关系，后于2015年12月23日离婚。2016年1月21日，李燕玲指使四名男子强行将凌雪霞带到李燕玲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的家中催收债务，后李柱宏报警处理，双方在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区分局达成调解协议：一、乙方李燕玲对甲方凌雪霞进行诚挚道歉；二、甲方不追究乙方等人的法律责任；三、双方的经济纠纷通过民事诉讼的方法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四、经调解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挑起事端，否则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李柱宏、凌雪霞于2015年6月30日签署《借据》，确认截至2015年6月30日，共向李燕玲借款50万元；签署该《借据》的地点在李柱宏的办公室，并且有李燕玲提交的银行帐户流水帐（转帐记录）佐证，在借款到期之后，李柱宏、凌雪霞也归还了其中部分借款30万元，故对该《借据》的效力以及借款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李柱宏辩称该借款不真实，是李燕玲雇用其替李燕玲管理对外放贷的业务，因部分对外贷款没有收回，李燕玲要求其承担清偿责任并在李燕玲的威胁下才签的《借据》；但李柱宏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签署《借据》时受到李燕玲的胁迫；其提供了三份《借据》（借款人分别为黄景淋、陈某、陈梓镇）拟证明上述雇佣管理贷款业务及借款不真实等事实，但该三份《借据》上并未标明出借人，也没有任何关于李燕玲是出借人或与之有关联的信息，故无法证明其所称的关于雇佣管理贷款业务及借款不真实的事实，由其承担证明不能的法律后果。凌雪霞辩称其对该欠款不知情且为李柱宏的个人债务，与其无关，其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借据》上签名的；但凌雪霞未提交其在签名时受到威胁的证据，其所称的在2016年1月21日，李燕玲指使四名男子强行将其带到李燕玲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的家中催收债务的事实，仅证明了李燕玲在催收借款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违法行为，并不能以此推定借款本身的不真实或违法。凌雪霞在《借据》的借款人上有其签名及按手印，其所提交的工作证只能证明其工作性质，并不能证明其对该借款不知情或该借款为李柱宏的个人债务，故对其主张该欠款为李柱宏个人债务，其无须承担责任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李柱宏、凌雪霞应连带偿还所余欠款20万元给李燕玲。在《借据》中约定了利息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的四倍，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故对李燕玲要求李柱宏、凌雪霞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因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李柱宏、凌雪霞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连带偿还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利率的四倍（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给李燕玲。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李柱宏、凌雪霞负担。原审法院判后，李柱宏和凌雪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在涉案款项往来其间，李柱宏和被上诉人李燕玲是合伙关系。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柱宏支付了10次款，第一次是2014年12月28日，最后一次是2015年4月20日，在这其间，双方合作开设财务公司才产生资金往来关系。二、涉案10次款项作为放贷资金在财务公司的档口支付给了客户，而且款项数额与时间和被上诉人的转款情况相吻合，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李柱宏用涉案款项另做生意。三、从2014年12月28日到2015年4月20日，十次转款共计31.4万元，上诉人已经返回给被上诉人30万元，余款1.4万元属于亏损，不应有李柱宏负担。四、2015年6月30日的《借据》确实是被胁迫所立，只是上诉人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五、《借据》是2015年6月30日所立，其内容不涉及对以前款项作为借款的追认，也没有证据证实二者的关联性，故该借据与之前的10次转账无关。六、《借据》签订以后，被上诉人仅仅转款2万元，余款48万元没有到账，故有效的金额是2万元，而不是50万元，上诉人应偿还的是2万元，而不是50万元。七、上诉人李柱宏另向被上诉人出具58万元的借据一份，但因被上诉人没有转款而无效，这与前述50万元的借据性质相同，均不是对之前借款的追认。八、上诉人李柱宏和被上诉人李燕玲之间的合伙，上诉人凌雪霞一概不知，更未参与和受益，对于借据是受胁迫签名，故上诉人凌雪霞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请求本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燕玲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李燕玲负担。被上诉人李燕玲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就2015年6月30日《借据》项下的50万元借款，李燕玲陈述其中31.4万元为转账交付，其余18.6万元为现金交付。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李燕玲和李柱宏、凌雪霞在2015年6月30日所签订形成的《借据》是否真实以及李柱宏和凌雪霞是否已经清偿完毕。对此争议焦点，李燕玲主张就2015年6月30日《借据》项下的50万元是之前借款的总和，李燕玲陈述其中31.4万元为转账交付，其余18.6万元为现金交付；李柱宏和凌雪霞则主张该50万元并非是对之前借款的结算，签订《借据》后李燕玲只实际交付了2万元。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由于签订涉案50万元的《借据》后，李柱宏已经归还了30万元，故李柱宏和凌雪霞主张李燕玲实际只交付2万元显然不能成立，依法不应采信。其次，李燕玲主张50万元是之前借款的总结算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且31.4万元为转账交付、18.6万元为现金交付也与日常生活经验不悖，依法应予采信。再次，李柱宏和凌雪霞主张系双方合伙才形成涉案《借据》并且是被胁迫所书写，但李柱宏和凌雪霞并无提供相应的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凌雪霞与李柱宏共同在涉案《借据》上签字，表明两人是共同借款人，应依法共同向李燕玲承担还款责任。另外，至于涉案三方之间的58万元《借据》，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各方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李燕玲和李柱宏、凌雪霞在2015年6月30日所签订形成的《借据》真实，因李柱宏和凌雪霞只偿还了30万元，故两人依法需再向李燕玲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相应利息。综上所述，李柱宏和凌雪霞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250元，由上诉人李柱宏和凌雪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灯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