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滨民初字第540号
原告屠新法。
被告杭州凯保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伟杰、郑君。
第三人被告上海秤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龙秀。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孙苏彭。
原告屠新法诉被告杭州凯保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保罗公司）、第三人被告上海秤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秤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屠新法，被告凯保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伟杰，被告上海秤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苏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屠新法诉称：1、原告来到被告单位上班并不是受第三人的指派，而是被告直接招录，在原告与第三人的工资协议中没有关于工作指派的内容。被告与第三人是相对独立的法人，不是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关系。2、原告进入被告公司上班，从未有在第三人公司上班的记录，第三人也未在其住所地为原告交纳劳动保险，而是在被告住所地交纳保险，并由被告支付工资。3、原告一直在被告公司上班，孙苏彭同为两家单位的实际控制人，为逃避法律责任而抛出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工资协议，但未能有力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合法、事实上的劳动关系。4、孙苏彭同为两家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接受孙苏彭的管理与安排无可厚非。5、被告以高薪作诱饵，诱骗原告离开原单位。原告进入被告工作后，被告又后悔原先承诺的工资待遇，设法胁迫原告自动离职。6、被告违反劳动法的规定，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且还存在克扣工资行为。基于以上事实，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3月18日-12月31日双倍工资125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6月1日-12月31日少发工资差额23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5000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2、3月养老金、医保金；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凯保罗公司辩称：一、关于劳动用工主体。原告屠新法是第三人上海秤信公司的职工，受该公司指派前往杭州为本案被告提供gmp等技术服务。由于屠新法原先的社保一直在浙江缴纳，经屠新法请求由答辩人公司代发工资及代办社保。二、关于工资调整。2013年6月8日，屠新法与孙苏彭进行了一次沟通，在他目前经屡次调整岗位与培训还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下，针对他的工资双方沟通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从原来的12500元调整成为8000元，并增加住宿补贴500元、交通补贴144元。之后双方还多次沟通，并对该工资调整进行确认，故工资调整事宜是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不存在少发的事实。三、关于解除合同。屠新法在2013年11月两次与人力资源部人员联系，表示将在12月31日离职，之后孙苏彭根据屠新法的申请，为其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并结清工资，并没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上海秤信公司当庭陈述：2013年1月7日，第三人公司人员与原告第一次在德清见面；2013年1月18日双方对原告来杭州的工作场地予以确认，进一步探讨后拟定劳动合同。原告在收到正式劳动合同后，要求将劳动合同期限3年改至10年，我方更改后将合同发邮件给原告。后原告回复接受更改后的劳动合同。双方秉承公平、平等的原则，签订了劳动合同，之后原告至我方工作，进行相关技术服务。原告对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履行近达10个月，从未提出异议，合同的内容真实有效。工资调整经过原告本人的同意。原告主动发邮件给公司管理人员表示离职，没有受到任何原告所谓的胁迫。
原告屠新法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劳动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双方纠纷已经前置仲裁程序且原告不服裁决。
证据二、原告工资卡明细单（2013年3月-12月），证明原告工资收入。
证据三、社保参保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社保参保时间。
证据四、原告单位园区食堂饭卡充值记录，证明原告进入公司上班时间。
证据五、原告与第三人工资协议一份，证明被告与原告约定的工作时间和工资，虽然第三人盖章，但实质上是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孙苏彭是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证据二——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待证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二——五的三性予以确认，证明力综合认定。
被告凯保罗公司为支持其反驳意见，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孙苏彭向原告发送录用合同的电子邮件、原告要求修改合同期限的电子邮件、孙苏彭向原告发送修改后的录用合同的电子邮件、原告向孙苏彭汇报履职准备情况的电子邮件，证明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原告接受第三人指派到杭州履行工作任务。
证据二、原告发送的《关于六月份工资》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与孙苏彭关于调整工资起算时间产生分歧。
证据三、孙苏彭回复邮件、孙苏彭发给原告的手机短信各一份，证明孙苏彭与原告沟通解释调整工资的起算时间。
证据四、原告回复孙苏彭的手机短信一份，证明原告承认是自己关于调整后的工资计算错误，证明双方对于工资调整事宜是协商一致的。
证据五、原告申请调休的电子邮件一份，证明原告自动提出离职。
证据六、宋斌杰的书面证词一份，原告自动提出离职。
证据七、仲裁庭审笔录一份，证明原告在仲裁庭审中陈述是孙苏彭招录的，原告自认是上海秤信公司员工，公司对其无任何胁迫行为。
第三人上海秤信公司对被告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陈述一直认为自己受被告指派，被告与第三人没有劳务派遣的证据，本院对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证据二——四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是主动提出离职，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证据六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对该书面证言不予采信。对证据七，原告质证对笔录中“上海秤信招录我”这一内容不认可，离职是无奈的情况下提出的，和自愿不一样。本院对该证据来源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力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综合认定。
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3年1月起，孙苏彭代表第三人上海秤信公司多次与原告屠新法联系，商谈屠新法入职事宜。1月23日，孙苏彭将上海秤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录用合同用电子邮件发给屠新法，屠新法则于27日就合同的起始年限提出更改意见，要求改成10年。2月6日，上海秤信公司（甲方）与屠新法（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聘用期从2013年2月18日起至2023年2月18日止，共10年；甲方安排乙方从事副总经理工作，乙方同意按甲方岗位（工作）需要安排的实际工作，具体负责gmp、生产、质量体系、注册申报等其他安排的工作；总计年收入200000元，其中固定月收入为12500元。2013年2月18日，原告开始到被告凯保罗公司上班。原告的工资最初由孙苏彭个人账户汇款至原告的账户，之后由凯保罗公司代为发放。凯保罗公司自2013年4月起至11月止给原告参保了各项社会保险。2013年6月份起，原告与孙苏彭就工资的调整多次通过手机短信进行协商。原告于2013年12月28日申请30日、31日调休，之后原告未到凯保罗公司上班。此后，原告向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双倍工资、少发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补缴社会保险。该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杭滨劳人仲案字（2014）第3号仲裁裁决书，以其与凯保罗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所有仲裁请求。原告屠新法不服仲裁，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引发本案纠纷。
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征求原告意见，如本院认为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系第三人而非被告，原告是否仍然坚持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回答仍坚持向被告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原告屠新法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第三人上海秤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及形式合法，合同首部清楚记载甲方为上海信秤公司，乙方为屠新法，合同条款清楚载明乙方同意按甲方岗位（工作）需要安排的实际工作，合同尾部有上海秤信公司的公章及屠新法本人的签名，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此外，从合同签订过程来看，与原告屠新法商谈入职事宜及签订合同的经办人为孙苏彭，而孙苏彭给屠新法的电子邮件中可以显示孙苏彭给屠新法合同附件也已载明公司名称即上海秤信公司。由此，本院认为原告系与第三人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此外，原告的工作地点在被告公司，以及被告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等事实，并不必然得出原、被告双方就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综上，本院难以认定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原告的各项请求均是以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故本院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因劳动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因庭审中，原告并未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本院在本案中亦不予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屠新法的所有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原告屠新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账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季隽虹
人民陪审员 张毓远
人民陪审员 陈 杰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白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