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滨行初字第0188号
原告杨帆。
原告高希盛。
原告刘本英。
原告卢富君。
原告刘忠赞。
原告罗刚。
上述原告推选杨帆、高希盛、刘本英、卢富君四人为其诉讼代表人。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广场C区C2塔楼8层。
法定代表人张彬，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铁钢，该单位办公室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李瑞鸿，天津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帆、高希盛、刘本英、卢富君、刘忠赞、罗刚与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国资委）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23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暨诉讼代表人杨帆、高希盛、刘本英、卢富君，被告滨海新区国资委的委托代理人刘铁钢、李瑞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滨海新区国资委于2015年5月25日向原告杨帆、高希盛、刘本英、卢富君、刘忠赞、罗刚等六人作出津滨国资答复（2015）3号《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告知书》，答复其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单位公开。
原告杨帆、高希盛、刘本英、卢富君、刘忠赞、罗刚诉称，2014年9月10日，原渤海度假村职工61人联名通过滨海新区信访办转交方式向国资委提出，公开“2004年渤海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改制方案》”这一政府信息，并允许我们查阅复印的申请。2014年9月26日国资委作出津滨国资答复（2014）2号答复书以“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不是本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依法不应由本行政机关公开”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后原告六人向滨海新区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4月24日，法院作出（2014）滨行初字第（0145）号判决书，撤销被告作出的津滨国资答复（201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责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答复。2015年5月25日，滨海新区国资委作出津滨国资答复（2015）3号告知书，告知所申请的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不属于本单位制作或保留的政府信息，再次拒绝公开2004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这一政府信息，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塘沽政（2004）47号文第四条规定：区属国有企业改制必须制定改制方案，凡区属中型以上企业改制方案，须经政府有关部门论证后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批；凡区属小型企业改制方案，经有关部门论证，由国有资产授权投资经营机构会同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区体改办审批，并报区国资办备案，由国有资产授权投资经营机构具体组织实施。文件直指塘沽国资委就是“2004年渤海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改制方案》”的备案机构，作为塘沽国资委的职责承继机构，新区国资委就是备案机构。综上，滨海新区国资委作为塘沽国资委的继续履职机构，拒不公开2004渤海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改制方案》，前后两次答复内容意思表达相同。请求法院依《行政诉讼法》七十一条、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津滨国资答复（2015）3号告知书，判决国资委公开2004年渤海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改制方案》。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城投公司答复意见，证明城投公司已报国资审核备案，所以申请的信息应该在被告处备案。
证据二、塘沽政（2004）1号文件，抬头就是写的区国资委，证明2004年存在国资委，且国资委是承办机构。
证据三、塘国资委（2004）字第3号文件，证明国资委确实操作企业改制，国资委签发的，机构在2004年是存在的。
证据四、塘沽政（2004）47号文件第四条，说明无论是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均应向国资办备案，只是审批的机关不一样。
证据五、津政办发（2003）14号文件，证明国资委是《企业改制方案》备案机关。
证据六、塘沽管委会答复，明确写明在国资部门备案。
证据七、《企业国资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证明国资委的职责范围包括企业改制资产等备案。
被告滨海新区国资委辩称，2014年9月11日杨帆等六十一人向被告提交了“调取2004年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进行复制核对”的申请，2014年9月26日，被告予以答复。杨帆等六名原告对答复意见不满意，向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4月24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以（2014）滨行初字第0145号行政判决书，责令被告对杨帆等六名原告申请公开“2004年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2015年5月25日，被告作出《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告知书》（津滨国资答复（2015）3号），并送达杨帆等六名原告。原告要求公开的信息并非由被告制作。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六名原告申请公开的是“2004年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制作单位可能是渤海度假村有限公司，也可能是其托管上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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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并非是被告。二、原告要求公开的信息，被告没有获取或保存。原告申请公开的“2004年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不是被告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获取的资料，被告也不是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的保存机构。原告提交给法院证实应由被告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依据为《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属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塘沽政（2004）47号），该文件第四条规定，“区属国有企业改制必须制定改制方案，凡区属中型以上企业改制方案，须经政府有关部门论证后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批；凡区属小型企业改制方案，经有关部门论证，由国有资产授权投资经营机构会同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区体改办审批，并报国资办备案，由国有资产授权投资经营机构具体组织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存在有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是在区政府，一种是在原来的国资办。被告承接了原来的塘沽国资办，被告查询相应材料，并未找到原告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如是中型以上企业，由区政府常务会议审批；如是小型企业由区体改办审批，区国资办备案。渤海度假村属于中型企业，被告承接原来国资办的文件，经过查找客观不存在原告申请的《企业改制方案》。原告所举的证据不能证实该方案必然保存在原塘沽区国资办。被告既不是该信息的制作机关，也没有证据证实是该信息的保存机关，被告处也不存在该信息，被告办理行政答复过程及作出的答复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及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2014）滨行初字第0145号《行政判决书》，法院判决被告对申请重新作出答复。
证据二、《档案查询登记表》、检索资料四张，证明被告已经对单位保管的档案进行了查询机检索，经过梳理甄别，未查找到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
证据三、编号为津滨国资答复（2015）3号《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告知书》6份，证明被告按照法定程序制作了告知书及告知的具体内容，并送达六名原告。
证据四、《送达回证》6份，证明告知书的送达情况。
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履行法院判决，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作出答复的程序合法。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三）项。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原告提交的其他政府制作的文件及法规均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帆、高希盛、刘本英、卢富君、刘忠赞、罗刚系原渤海度假村有限公司员工，原渤海度假村有限公司系原天津市塘沽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下属国有企业，受原塘沽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监管。六原告于2014年9月10日通过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转交的方式，向被告提交《申请》，申请调取2004年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被告于当日收到该《申请》，后被告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津滨国资答复（201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通过信访办公室转交给原告等人。原告对被告作出的答复不服，起诉至法院。2015年4月2日，本院作出（2014）滨行初字第0145号行政判决书，以被告对其职权范围认识错误为由，撤销该答复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答复。2015年5月25日，被告以不属于其单位制作或保存为由，作出津滨国资答复（2015）3号《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告知书》，并送达六名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作为政府的直属特设机构，其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责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不具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授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具有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被告在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要求的期限内，作出《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告知书》其行政程序合法。被告本次作出的津滨国资答复（2015）3号《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告知书》与津滨国资答复（2014）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在结果上虽然都未能公开原告申请的信息，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并不一致，故不能认定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
关于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被告是否制作和保存的问题，本院认为就原告提交的证据及依据而言，不能证明原渤海度假村《企业改制方案》由被告制作和保存，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塘沽政（2004）47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属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第四条的规定，原塘沽区国有企业改制方案并非由原塘沽国资办审批，中型以上企业由政府常务会议审批，小型企业由体改办审批，被告作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陈述原渤海度假村属于中型企业，企业的改制方案并非其审批和备案，本院予以采信，另外被告已通过其公文管理系统进行档案查询，未能查询到该原告申请的信息，其作出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清楚。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编号为津滨国资答复（2015）3号《不属于本单位公开告知书》，已依法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原告杨帆、高希盛、刘本英、卢富君、刘忠赞、罗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原告杨帆、高希盛、刘本英、卢富君、刘忠赞、罗刚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鲁 强
代理审判员 田瑞刚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于玲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
（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已经向公众公开，被告已经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的；
（三）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
（四）以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为由反对公开，理由不成立的；
（五）要求被告更正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理由不成立的；
（六）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且被告据此不予提供的；
（七）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且被告已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的；
（八）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