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渝0118行初66号
原告吕世刚，男，1928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组织机构代码00933670-7。
法定代表人蒋勇，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家镥，男，198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凤凰大道777号，组织机构代码32238090-7。
法定代表人陈建国，主任。
委托代理人成富秧，男，198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原告吕世刚诉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被告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请求撤销货币补助协议一案，于2016年4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4月5日受理后，于2016年4月8日向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世刚诉称，原征地负责人彭贵勇于2009年8月向原告所在的中山路办事处花果村高山岭村民小组宣布国家征用该组全部土地和房屋，没有向农民宣布征地文件。2010年7月，原告所在的高山岭片区九个村民小组的土地才被征用。原告房屋的《货币补助协议》和附作物清单，彭贵勇于2012年5月左右才给原告。彭贵勇利用威逼利诱和强行手段限期搬家，签协议，不按时搬家每人每天扣1000元，原告迫于无奈于2010年3月10日搬家，故起诉请求撤销原告与被告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货币补助协议。
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辩称，一、原告吕世刚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9年具体实施征收原告集体土地及相应安置补偿工作，对应补偿款早已支付完毕。原告吕世刚在征收时已知晓征收行为的情况下，于2016年向法院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了《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吕世刚的起诉。二、与原告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并未损害原告吕世刚合法权益。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委托被告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具体实施相应征地补偿安置工作。2009年8月8日上午8点半，在被告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会议室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土地征收事宜，宣讲土地征收政策。2009年8月11日上午11时，在松香厂院内召开社员大会，被告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当时应执行的征地拆迁政策和安置补偿标准进行了宣传、解释，社员一致赞同按当时的政策进行拆迁安置。2009年8月12日，原告所在高山岭村民小组全体社员代表在被告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会议室对集体资产补偿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集体土地补偿协议，全体社员代表在协议上签字认可，原告吕世刚作为社员代表亦在协议上签字。原告吕世刚对安置补偿政策充分理解后，于2009年8月14日与被告重庆永川凤凰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原告吕世刚于2009年8月27日领取了相应款项，未提出异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吕世刚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辩称，一、原告吕世刚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受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委托，于2009年具体实施征收原告集体土地及相应安置补偿工作，对应补偿款早已支付完毕。原告吕世刚在征收时已知晓征收行为的情况下，于2016年向法院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了《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吕世刚的起诉。二、本案中被告非适格被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本案被告应为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2009年，为完成永川区城市整体规划工作，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需组织实施对原告所在社集体土地的征收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为提高效率，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9年3月10日向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具体实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务。因此，原告与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之间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权利义务承担主体应为被告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非本案适格被告。三、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与原告吕世刚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并未损害原告吕世刚的合法权益。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受委托具体实施相应征地补偿安置工作。2009年8月8日上午8点半，在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会议室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土地征收事宜。2009年8月11日上午11时，在松香厂院内召开社员大会，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当时应执行的征地拆迁政策和安置补偿标准进行了宣传、解释，社员一致赞同按当时的政策进行拆迁安置。2009年8月12日，原告所在高山岭村民小组全体社员代表在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会议室对集体资产补偿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集体土地补偿协议，全体社员代表在协议上签字认可，原告吕世刚作为社员代表亦在协议上签字。原告吕世刚对安置补偿政策充分理解后，于2009年8月14日与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原告吕世刚于2009年8月27日领取了相应款项，未提出异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吕世刚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吕世刚与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8月14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助协议，并于2009年8月27日领取了货币安置补偿款。原告吕世刚与被告重庆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8月14日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助协议时就已经知道了行政行为的内容，原告吕世刚应在2年内提起诉讼，即在2011年8月15日前提起诉讼，原告吕世刚于2016年4月5日才向本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原告吕世刚应提供证据证明其起诉超过起诉期限有正当理由，本案中，原告吕世刚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有正当理由，故原告吕世刚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二）超过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第二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原告吕世刚的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吕世刚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平
代理审判员 李 师
人民陪审员 刘 春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谢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