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28民终15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川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关东社区居委会第六居民小组（以下简称：关东六组）。
负责人：叶桂英，女，生于1949年10月18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利川市。系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张浩，湖北利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帮砚（又名段邦砚），女，生于1949年9月18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利川本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晓琳，女，生于1970年12月21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利川市。
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段先平，湖北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利川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关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关东居委会）。
负责人：刘永凤，该居委会主任。
上诉人关东六组因与被上诉人段帮砚、谭晓琳、关东居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6）鄂2802民初4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关东六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6)鄂2802民初419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段帮砚、谭晓琳的诉讼请求；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段帮砚、谭晓琳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段邦砚、谭晓琳母女原系利川市凉雾乡庄屋村村民，1981年段邦砚与本组村民宋国家结婚后户口迁往本组。段邦砚、谭晓琳户口迁往本组前，本组的集体土地已经承包到户，所以段邦砚、谭晓琳没有在本组承包土地。后来段帮砚与宋国家离婚，为了离婚宋国家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土地家庭内部分割赠与给段邦砚、谭晓琳，村组集体从未给段帮砚、谭晓琳发包过任何土地。所以，应当依法驳回段邦砚、谭�琳的诉讼请求。二、对于谭晓琳的诉讼请求，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3年3月1日起施行，此前农村土地承包是依据各级政府的政策施行的，本案应当适用1988年2月25日颁布实施的《中共利川市委文件》一利发（1988）5号（《中共利川市委、利川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搞活农村经济的意见》）。该文件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凡1983年土地小调整出现的死亡绝户、壅整韭等，其承包的土地原则上都应由发包方收回。1999年10月，谭晓琳转为非农户口，并将户籍从关东村六组迁往利川市市都亭街道办事处官井社区，早已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在全市、全州、全省乃至全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前，当兵转干、考学、农转非等情况，根据当时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承包的土地均�发包方无条件收回。如果当年农转非后承包土地由发包方收回的人，可以回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张权利，就势必会引起我国社会经济混乱。只是《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起施行后，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谭晓琳早在1999年10月转为非农户口，并将户籍从关东村六组迁往利川市都亭街道办事处官井社区，早已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关于段邦砚、谭晓琳要求关东××组给付土地补偿款共90000元。原告证据证明的数额不清，不能证明该款项的明确数额；庭审中原告明确表述，该争议发生2006年，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且谭晓琳早已农转非，不是本集体组织成员。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6)鄂2802民初419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段帮砚、谭晓琳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段帮砚、谭晓琳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东居委会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原告段帮砚、谭晓琳一审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二原告享有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分配的权利，享有分配征地补偿费、青苗补助费、安置补偿费的资格；给付二原告人均征地补偿费45000元、青苗补助费2000元、安置补偿费206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律师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利川市东城办事处关东村民委员会于2008年改名为关东社区居民委员会。被关东××组组村民宋国家与唐福英原系夫妻关系，生育有女儿宋敏等子女，后因夫妻关系不睦离婚。原告段帮砚原系凉务乡庄屋村人，其与前夫生育有�儿谭晓琳。段帮砚与其前夫离婚后，于1981年3月关东××组组村民宋国家结婚。同年6月，段帮砚与谭晓琳的户籍均由凉务乡迁至被关东××组组落户。1982年11月，段帮砚与宋国家经本院调解离婚。其后，段帮砚、谭晓琳一直生活关东××组组。
被关东××组组于1980年进行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宋国家为户主关东××组组承包了土地，其家庭成员包含有妻子唐福英、女儿宋敏等子女。后因夫妻关系不睦，宋国家与唐福英离婚。1983关东××组组进行了承包地小调整。二原告户口关东××组组，属于土地调整对象，二原告在以宋国家为户主的承包地中分得了大约1.60亩承包地耕种。唐福英、宋敏母女关东××（××市市酒厂后）也另外承包了土地。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因城镇建设、土地征用等各种因素，关东居委会未与村民签订第二轮农村土地�包合同，故全体村民也未取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关东××组组村民仍继续耕种原有的承包地。在对集体资产及收益进行分配时关东××组组一直以享有1983年承包地人口进行分配。
1999年10月，谭晓琳转为非农户口，将户籍关东××组组迁入本市都亭街道办事处官井社区，但未能承包土地，也无固定工作。段帮砚继续耕种母女二人的1.6亩承包地。
2006年，利川市人民政府为建设东城客运站等项目，征收关东××组组包含二原告的1.60亩承包地在内的大部分土地，利川市人民政府关东××组组拨付了附着物补偿款、土地补偿费等费用。二原告分别从被关东××组组处领取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000元、1300元、14181元关东××组组在通知二原告领取人均45000元征地补偿款时，由于段帮砚认为在征收土地时关东××组组拿其开头，对征地心存不满，故暂时拒绝领取90000元。其后关东××组组编制了《关东6组有田土村民现金分配表》，分配表上载明的村民为175人，二原告名列其中，但只给173人(包括唐福英、宋敏)发放了人均45000元的征地补偿款，不给二原告发放该补偿款90000元。段帮砚为此多次找关东××组组、关东社区及东城街道办事处主张权利，但仍未得到解决。之后，段帮砚向省委第三巡视组反映情况，2015年9月20日，东城街道办事处对段帮砚的信访事项作出《处理意见书》，认为二原告享有分配人均征地补偿款45000元的权利，关东××组组仍然拒绝给二原告发放90000元征地补偿款。
关东××组组地处利川市城区，其土地大部分被市政建设所需而征收，居民安置矛盾突出，利川市东城街道办事处给利川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解决177套(套内面积90平方米、公摊面积13平方米、成本价每平方米2000元)安置房补偿款3894万元的建议方案。2016年9月1日，利川市人民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会议决定关东××组组村民实行安置房货币补偿，即给每个失地农民给予安置房货币补偿206000元。补偿款拨付到东城办事处财经所后，由被关东××组组按民主议定原则确定村民领款资格。有领款资格的每个村民凭组长签发的协议和领款单到东城办事处财经所可领取安置房货币补偿款206000元。
2016年9月30日关东××组组召开集体资产分配代表会议，编制了1983年关东××组组持有田土地名单》(又名土地分配名册、安置人员名单)，该名单确定安置人员为174人，不包括二原告在内。会议决定：分配成员为1983年底参关东××组组集体土地分配人员共计174人，其他有异议的人员以相关职能部门或人民法院的认定为准。资产分配代表会议后关东××组组大部分村民（包括唐福英、宋敏）领取了补偿款206000元，尚余3人的安置房货币补偿款618000元未确定领款人，存于东城财经所。由于二原告未得到人均45000元的征地补偿款、无领取人均206000元的安置房货币补偿款的资格，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农村户口登记表、民事调解书、宋国家的证明材料、关东6组有田地村民现金分配表、征地补偿一览表、补偿协议、市长办公会议纪要、资产分配代表会议纪要、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被关东××组组提交的持有田土名单，本院依职权收集的东城办事处关于解决177套安置房资金的请示、建议方案以及原、被告陈述在卷予以佐证，足以认定。
在审理中，因原、被告意见分歧，二被告不同意调解，致本案调解无果。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分配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等收益，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在确定征地补偿费等收益分配方案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有权请求支付应得分配份额等权利。
原告段帮砚、谭晓琳在1983年以前具有关东六组的户籍，关东××组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已实际承包耕种了土地，且土地被征收后多次在被关东××组组领取附着物补偿费，应认定二原告属于被关东××组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本组村民同等待遇。原告谭晓琳虽然在1999年将户口迁移到另一社区，但是未重新承包土地，其以前关东××组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现在分配的是原有土地而带来的收益，户口迁移不应影响其收益权，具有参与分配收益的权利。二原告的土地1.6亩已被征收，征地补偿费在被�东××组组处，因此，法院依法支持二原告要求被关东××组组给付土地补偿费90000元的诉讼请求。被关东××组组关于二原告主张分得人均45000元征地补偿款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因段帮砚一直在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东城街道办事处也已作出处理意见，故其抗辩不能成立。
利川市人民政府的安置房货币补偿方案和被关东××组组的分配方案均确载明1983年前分有土地的人员即具有取得安置房货币补偿款206000元的权利。由于二原告1983年前所取得的土地1.6亩已被征收，故被关东××组组认为二原告不具有分配安置房货币补偿款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确认二原告均享有分配安置房货币补偿款206000元的资格。被告关东居委会未管理和分配土地补偿款，不是安置房货币补偿款分配资格的确认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〇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三）项、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一、原告段帮砚、谭晓琳分别享有分得被关东××组组安置房货币补偿款（206000元）的资格；被关东××组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段帮砚、谭晓琳办理领款手续。二、被关东××组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段帮砚、谭晓琳土地补偿款共人民币90000元。三、驳回二原告对被告关东居委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原告段帮砚、谭晓琳承担600元，被关东××组组承担150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6年8月30日《关于解决关东社区6组177套还建房问题的汇报》、2016年9月26日《研究公安安置小区等问题会议纪要》、2016年9月30日《关东社区六组集体资产分配代表会议纪要》、2016年10月18日《关于解决关东社区6组177套安置房事项所需资金的请示》等证据证实，享有关东社区六组177套安置房补偿款分配资格的主体为，关东社区六组1983年底参与集体土地分配人员。本案中，段帮砚、谭晓琳在1983年以前将户籍迁关东××组组，关东××组组成员，且关东××组组承包到土地约1.6亩，该土地后被征收后，段帮砚、谭晓琳关东××组组领取附着物补偿费用，故段帮砚、谭晓琳的情况完全符关东××组组177套安置房补偿款分配条件，具有获取安置房补偿款的主体资格。谭晓琳虽在1999年将户口迁往异地，但安置房补偿款分配条件只是关东社区六组1983年底参与集体土地分�人员，并未对该组织成员1983年后户籍变动作为排除条件，故户口迁移不影响谭晓琳作关东××组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受益权利，同样具有参与分配安置房补偿款的资格。关于人均45000元土地补偿款问题关东××组组认可段帮砚、谭晓琳享有分配人均45000元权利，关东××组组负责人要求段帮砚、谭晓琳领取该补偿款，段帮砚、谭晓琳因其他原因未领取，且段帮砚、谭晓琳对土地补偿事宜一直在申诉信访，故段帮砚、谭晓琳现要求领取该笔补偿款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应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谭晓琳该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上诉人利川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关东社区居委会第六居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开平
审判员 韩艳芳
审判员 覃恩洲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胡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