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一法民二初字第385号
原告麦胜（反诉被告，以下统称为原告），男，196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县，
委托代理人彭代强，广东彭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广林，广东彭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反诉原告，以下统称为被告）。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北王中路卢溪路段，营业执照注册号（分）441900000203246。
负责人叶杵房，总经理。
被告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反诉原告，以下统称为被告）。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北王中路卢溪路段。营业执照注册号441900000076912。
法定代表人赵善玄，总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健豪，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崔路燕，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麦胜诉被告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为华利公司）、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下简称为华利公交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6年5月10日、2016年5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麦胜及其委托代理人彭代强、肖广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崔路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7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为发展客运业务与原告签订多份车辆营运承包经营协议，由原告承包经营被告名下的25台客车，但全部客车由原告出资购买，原告除自行承担承包经营客车期间一切开支外，还向被告支付押金、承包费（固定利润）等费用。2014年下半年，被告在未提前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借政府启动公交改革名义，擅自更改政府文件内容，逃避法律责任，拒绝支付相关款项。原告认为，被告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违反客运车辆禁止挂靠的法律规定，与原告签订车辆营运承包经营协议、收取不合理费用及不执行政府改革方案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原、被告双方无法协商处理，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7年11月14日、2008年7月20日签订的A001、A002《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2009年5月20日、2009年8月20日签订的A001、A002《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2010年4月21日签订的A00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市内专线责任承包经营合同书》、2013年11月28日签订的GJ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GJB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补充协议书》、《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补充协议书》、2014年1月1日签订的GJN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2014年度责任经营协议》、GJ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2014年5月6日签订的《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补充协议书》无效；二、被告返还原告25台车购车款4188027元（按8年折旧成新率为41%，原价408588元/台，25台合计102147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三、被告返还原告押金270000元（营运押金250000元、用电押金2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四、被告支付原告租用的停车场构建设施费200000元及停运后共6个月的停运场地租金及看守费112200元；五、被告支付原告政府奖励款825000元（25台车，每台车30000元，共750000元，及再奖励10%计75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六、被告返还非法收取的挂靠费4486845元（从2007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七、被告全额支付原告25台车的2014年政府燃油补贴（以政府实际支付金额为准）及2014年10-12月车身广告收入48642元；八、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庭前会议中，原告撤回第七项诉讼请求，并变更第六项诉请为：被告返还非法收取的挂靠费4604345元（从2007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计至清偿之日）。
被告华利公司、华利公交分公司共同答辩称：一、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与原告签署的专线责任经营合同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系依法成立并有效的合同。1、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规定，被告与原告签署的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事由。2、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四条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2007年5月30日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等相关规定，均要求法院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否则不能认定合同无效。纵观道路运输相关法律，并不存在“禁止责任经营”的规定，而且，责任经营的方式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并不属于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二、被告与原告形成专线责任经营合同关系并非“挂靠”关系，从车辆产权关系、客运线路经营权的所有权、司乘人员与运输企业的关系、运输组织及管理责任等方面均区别于所谓的“挂靠”。第一，从车辆产权关系上来看，案涉25台车辆之购车合同由被告与北京福田新能源汽车公司签订，购置车辆的款项均由被告支付，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车辆产权属被告并非原告所有。第二，从客运线路经营权的所有权来看，案涉25台车辆运力指标及线路牌均登记在被告名下，均属于被告所有，充分说明客运线路经营权的所有权属被告。第三、从司乘人员与运输企业的关系来看，案涉线路的管理人员、司乘人员的上岗及安全教育培训均统一由被告负责，被告内部完善的监管服务体系依法维护了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第四，从运输组织上来看，被告对运输车辆进行统一调度指挥，统筹安排司乘人员。第五、从管理责任上来看，被告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规范管理，每条运营线路都由被告任命线长、安全员负责线路的运营和安全管理、每月召开一次线路管理人员例会、每季度进行一次全体司乘人员的服务质量和安全生产培训、每年六月份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每年春运前都进行一次全体司乘人员服务质量、安全意识的专项培训、每年组织线路安全生产负责人进行安全生产再教育培训、设立专门的稽查队不间断在路上和站场核查线路的运营情况、服务质量、设立独立的24小时监控平台对于车辆经营行为和安全行为进行监控、发生交通事故后，都安排安全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事故处理。被告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完善，对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数百台责任经营车辆进行规范管理，为东莞公交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正是基于此，被告历年来多次获得主管部门颁发的先进单位、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并且自广东省交通厅实施道路运输企业服务质量信誉度考核以来，每年都获得AAA的最高级别。三、根据被告与原告签署的专线责任经营合同，被告有权收取固定利润，原告要求返还固定利润（原告称之为“挂靠费”）的诉讼请求完全没有依据，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与原告合作以来所签署的所有专线责任经营合同均约定被告按月收取固定利润，例如：于2007年11月14日签署的A001号《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第一条第二点、第三点的约定，相应路费及被告应收取的固定收益等经营成本等全部由原告承担，第六条约定，原告必须每月向被告交固定利润；于2010年4月21日签署的A001号《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市内专线责任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第六条约定，原告必须每月向被告交固定利润；于2013年11月28日签署的GJB021号《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补充协议书》及2014年1月1日签署的GJ021号《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第一条第1点约定，原告每月应向被告交纳固定经营利润。被告由始至终均系依据双方签署的专线责任经营合同约定收取固定利润，被告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数百台责任经营车辆进行规范管理及服务，管理及服务成本非常巨大，每台车仅按月收取两千余元，如果没有被告的规范管理及服务，案涉车辆不可能运营至今。原告与被告合作已逾十年，原告在合作期间从未针对固定利润的问题提出异议，原告享受了相关服务后却借公交改革之机提出要求退还固定利润（原告称之为“挂靠费”）的诉求，该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且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已经超过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四、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跨镇公交资源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公交改革办（2014）34号]的规定，市政府系对符合政策条件的“跨镇公交企业”进行奖励，原告无权获得奖励，更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奖励款。第一，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跨镇公交资源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公交改革办（2014）34号]第四条的规定，市政府系对积极配合跨镇公交资源整合，在规定的期限前按规定注销运力指标，并能依法处置企业资产、安置企业职工的“跨镇公交企业”进行奖励，并非对原告进行奖励，因此原告无权获得该奖励；并且，发放奖励的主体是“市政府”，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发放奖励。第二，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25台车的运力指标属于被告所有，结合以上第一点可知，市政府的奖励系针对注销运力指标的跨镇公交企业的奖励，因此，该奖励属于被告所有，与原告无关。第三，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跨镇公交资源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公交改革办（2014）34号]第四条规定，申请奖励有五项前提条件并且要根据申领流程办理相关手续，目前公交改革尚且在进行中，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不明确及尚未发生的费用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标的，因此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该项诉求。五、案涉车辆系被告购买，属被告所有，原告并未支付购车款，原告支付的是“车辆购置保证金”，被告已经按月全部返还给原告，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根据被告与原告于2010年4月21日签署的A001号《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市内专线责任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第九条第二点约定，车辆总购置款为715万元（并非原告所主张的10214700元），原告要一次性向被告交纳车辆购置保证金，故原告向甲方交纳的是“车辆购置保证金”并非购车款。根据被告与原告于2013年11月28日及2014年1月1日签署《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市内专线责任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第一条第1点的约定，被告购买符合营运资格的营运客车作为标的物，说明车辆系被告购买并非原告购买。被告所提交的车辆登记证书及购车发票等一系列证据均可以证明案涉车辆系被告购买，属于被告所有，而原告所交纳的“车辆购置保证金”已经按月返还给被原告，原告以支付了“车辆购置保证金”为由主张案涉车辆的购车款系其支付完全不符合事实，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再次返还所谓的购车款。六、根据被告与原告签署的专线责任经营合同约定，原告逾期不缴交相关营收及费用的，被告不予退还已缴交的押金，因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押金。根据被告与原告于2009年5月20日、2009年8月20日签署的A001号及A002号《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第一款和第四款约定，逾期60日不缴交相关营收及费用的，被告有权不予退回已缴交的押金。根据被告与原告于2013年11月28日签署的GJB021号《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补充协议书》及2014年1月1日签署的GJ021号《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第一条第6点约定，原告拖欠垫付经济补偿金的，被告有权没收押金。2014年12月，被告代原告垫付了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785750元，原告至今仍拖欠未支付给被告，另外，2014年11月、12月的营收及费用人民币462855元原告本应于当月支付，但其一直拖欠至2016年1月份才支付，根据上述约定，原告已经违约，被告依法有权没收押金不予退回。七、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停车场构建设施费及租金看守费。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系与第三方签署，被告无法确认真实性，停车场构建设施费及租金看守费用与被告无关，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相关费用。退一步讲，假设确实存在该费用，原告亦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原告该项诉求依法应予驳回。八、本案的诉讼费应由原告承担。本案系原告滥用诉权引起的诉讼，且原告的所有诉请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诉讼费应全部由原告承担。综上，被告认为，被告与原告签署的责任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形成专线责任经营合同关系，并非挂靠关系；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固定利润、购车款及押金，亦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奖励及停车场费用。恳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两被告反诉称，被告购买符合营运资格的营运客车25台，授权原告责任经营，从事东莞市常平火车东站至东莞市沙田汽车客运站的303线路普通市内客运线路的道路旅客运输服务。双方针对责任经营问题及责任经营期间的相关权利义务事宜，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署了责任经营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根据责任经营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应负责承担本线路车辆各项规费、管理人员及司乘从业人员的岗位基本工资、福利、养老保险、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费用。2014年底，根据《东莞市跨镇公交资源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公交改革办（2014）34号]的精神，包括被告在内的全市8家跨镇公交企业应全面配合政府进行公交资源整合工作、注销运力指标、停止营运。为了积极配合政府公交体制改革，避免发生群体事件，被告筹集自有资金帮助原告垫付了其责任经营的303线路共计80名管理人员及司乘从业人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785750元，上述款项已经于2014年12月全部发放完毕。被告垫付上述款项后，多次要求原告返还，原告拖延至今仍未予返还。另外，原告责任经营被告车辆期间，被告帮其垫付了25台车辆2014年11、12月费用人民币462855元，原告亦拖欠至今未予返还。被告认为，根据责任经营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应当自行承担上述费用，被告为其垫付后，原告拖延至今不予返还，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告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一、原告返还被告已代为垫付的303线路管理人员及司乘从业人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78575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垫付的款项为基数，按照每日1%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从反诉日起计算至所有款项返还之日止)；二、原告返还被告已代为垫付的25台车辆2014年11月、12月费用46285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垫付的款项为基数，按照每日1%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从反诉日起计算至所有款项返还之日止)。三、原告承担本案反诉费用。在庭审中，被告明确撤回了第二项诉请。
针对反诉，原告答辩称，1、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专线责任经营合同实际为挂靠合同，违反了国家行政法规，也违反国家道路客运车辆禁止挂靠的规定，属于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属于无效合同。既然是无效合同，双方约定关于被告聘用的劳动人员的工资、社保、经济补偿金全部都应由被告承担。2、被告在与劳动者解除合同时，并没有征得原告的同意，被告与劳动者解除合同的补偿方案也没有得到原告的确认，所以被告请求原告返还垫付的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自2007年至2014年间，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一、原告与华利公司于2007年11月14日签订一份A00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二、原告与华利公司于2008年7月20日签订一份A002《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三、原告与华利公司于2009年5月20日签订一份A00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四、原告与华利公司于2009年8月20日签订一份A002《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五、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0年4月21日签订一份A00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市内专线责任承包经营合同书》；六、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一份GJ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七、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一份GJB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补充协议书》和《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补充协议书》；八、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4年1月1日签订一份GJN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2014年度责任经营协议》和GJ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九、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4年5月6日签订一份《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补充协议书》。
其中在2014年1月1日签订的GJN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2014年度责任经营协议》,合同约定甲方（华利公司公交分公司）购买25台符合营运资格的营运客车授权给乙方（麦胜）进行责任经营，从事“东莞市常平火车东站至东莞市××汽车客运站市内客运线路的道路旅客运输服务”。合同第二条第4项约定：“责任经营协议保证金的退还：在协议期满，经双方结算完毕，并确认乙方在协议期内无涉及经营标的外债务，三个月后无息退还给乙方。”第三条第7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如政府政策变动、自然灾害等，导致协议不能履行的，在乙方相关经营收支费用结算完毕及在责任经营期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劳资纠纷、违法违章行为等处理完毕后，甲方无息退还乙方已缴纳的责任经营协议保证金剩余的款项，协议终止，甲乙双方不需承担对方的任何责任以及补偿。”同日签订的《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中第一条第6项约定：“乙方责任经营期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劳资纠纷及各类违章违法行为等，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在甲方支付相关款项次日，乙方必须要向甲方支付相应的款项，乙方逾期支付的，按未缴付数额每日计付1%迟延支付违约金给甲方……”第二条明确约定：“1、协议期满后，甲方收回责任经营标的，乙方责任经营标的所聘用的全部从业人员，由乙方承担全部劳动经济补偿及其他一切费用并结算清楚后，甲方根据协议条款三个月后无息向乙方退回协议保证金……4、协议终止时，乙方必须协助甲方妥善处理好解除从业人员劳资关系（包括乙方在责任经营期间仍在本责任经营线路任职的所有从业人员及管理人员历年的劳资关系），从业人员及管理人员的解除劳动合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待通知金、劳动仲裁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等）由乙方负责承担……”2014年5月6日签订的《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补充协议书》就责任经营协议未尽事宜达成协议中约定：“……三、如政府启动公交改革方案的，则按政府公交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4年11月21日，东莞市公交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了《东莞市跨镇公交资源整合工作方案》，该文件中注明整合范围包括被告华利公司及下属分公司的跨镇公交线路运力指标。
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一系列华利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和工商银行电汇凭证，主张案涉的25台客车由原告出资购买；还提交了《土地租赁合同书》和相关租金收据，主张停运后案涉25台客车停放产生了相应的费用，被告对该《土地租赁合同书》和相关租金收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原告提交了一系列的押金收据，主张被告共计收取押金270000元，被告则认为押金收据的总金额只有233000元，与本案有关联的只有125000元；原告提交了挂靠费的收据及相关目录，主张被告在2007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共计收取了4604345元的挂靠费，被告对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金额只有2203453.7元，并非原告主张的金额。
就两被告所提起反诉部分，两被告提交了303线路的职工情况调查表、一系列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收据，主张华利公司公交分公司在2014年12月23日与303专线的80名员工分别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支付了相应的经济补偿，共计1785750元。原告则对被告所提交的职工情况调查表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收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原告未参与签订协议及付款的过程，原告亦未委托被告支付补偿金，被告的支付方案及行为未征得原告的确认和同意。
就案涉一系列的车辆责任经营合同的效力问题，原、被告双方存在争议。原告认为案涉车辆责任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期间的一切责任和费用由原告承担的相关条款，证明了案涉车辆责任经营合同实质为挂靠合同，违反了国家行政法规和国家道路客运车辆禁止挂靠的相关规定，属于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属于无效合同。被告方则认为原、被告双方关系系合作关系，并非挂靠经营，案涉车辆责任经营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因此，本院在庭审中通过行使释明权告知了原、被告双方合议庭意见是认为案涉车辆责任经营合同为有效，要求原告明确其系基于合同有效还是合同无效而提起本案的第二至第六项诉请，原告答复称“如果法院认定一定要明确某一方面，原告只能选择认为合同无效”，其向法庭提交的一份《书面答复意见》中亦明确了其第二至第六项诉请的法律依据主要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基于合同无效而提出。
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第二项至第六项诉请的计算方式如下：第二项诉请为根据原告提交的车辆评估明细表中“申报价值”每台4085**元，按照东莞市政府[2014]34号文件第三条收购价格按8年折旧成新率为41%计算，已经使用56.6个月从2010年4月12日（根据原告提交的车辆评估明细表中“启用日期”一栏，显示按照车辆的启用时间原告以最晚一天即2010年4月12日为准开始计算）计算至2014年12月31日（根据东莞市政府[2014]34号文件第二页第四条第（一）项第1点第（2）项第①点，即政府征收车辆的日期），车辆未使用是96个月（即8年）-56.6个月=39.4个月，39.4÷96=41%，25台×41%×408588=4188027元；第三项诉请为根据原告提交的25张收据上的金额相加得出的金额为231000元，差额部分没有证据证明，利息以270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第四项诉请为停车场构建设施费200000元是原告方自行估算得出，没有具体的计算依据，根据原告提交的租赁合同第三条每月15700元租金标准，15700元/月×6个月（从2015年1月到2015年6月，因为根据东莞市政府[2014]34号文件明确2014年12月31日，交租金交到6月份就退租了，2015年7月份租赁合同解除了）=94200元，看守费3000元/月×6个月=18000元，即停运场地租金及看守费94200+18000=112200元；第五项诉请为根据东莞市政府[2014]34号文件第四条第（二）项第一部分约定每注销一个运力指标奖励30000元，第三部分约定经济奖励总额10%再给予奖励，30000元/台×25台=750000元×（1+10%）=825000元；利息以82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第六项诉请为根据挂靠费收据及目录，180张收据加起来的金额17968509.37元-被告垫付的税费、桥统等费用和对冲折旧费13364164.3元=4604345元；利息以460434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计至清偿之日。
以上事实，有原告所提交的一系列车辆责任经营合同、购车收款凭证、押金收据、租赁合同、租金收据、挂靠费收据及目录、承包经营合同、2004年12月2日收据、存款凭证、车辆评估明细表、东莞市人民政府文件、专线更新车辆协议、补充协议、分期付款购车协议、客车产品购销合同、客车产品购销合同、证明、协议书、收据、客车更新统计表、客车更新及调整运营线路的批复、收款收据、票款目录；两被告提交的《关于印发<东莞市跨镇公交资源整合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公交改革办（2014）34号]、《关于同意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更新客运车辆的批复》[东道运复（2009）201号]、车辆登记证书、购车款转账凭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购置税转账凭证、购置税发票、《关于印发<东莞市客运企业优化重组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东交（2007）334号]、《关于市内客运班车经营权办理延期有关问题的通知》[东道运（2007）17号]、《关于同意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批复》[东道运(2007)36号]、《关于同意常平汽车客运站至沙田汽车客运站客运班线经营期延期的批复》[东道运（2008）8号]、《关于同意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市内跨镇班线由公交分公司管理的批复》[东道运（2008）44号]、《关于同意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部分跨镇公交线路经营权延期的批复》[东道运复（2013）294号、东道运复（2014）69号、东道运复（2014）133号、东道运复（2014）187号、东道运复（2014）23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线路标志牌、支出证明单、路费基金、桥统、车辆使用税、运管费、GPS服务费及通讯费等支出凭证、经营资质证书、荣誉证书、各类管理文件、月度管理文件、培训总结会议签到表、车辆GPS监控情况表、2014年度责任经营协议（编号：GJN021、GJ021），303企业职工情况调查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收据以及本案的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原告撤回了其第七项本诉诉请以及两被告撤回了第二项反诉诉请，系当事人自行处分权利之表现，本院予以确认。
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以及庭审中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本诉中第一项诉请所涉的车辆责任经营合同是否有效（包括：原告与华利公司于2007年11月14日签订的A00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原告与华利公司于2008年7月20日签订的A002《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原告与华利公司于2009年5月20日签订的A00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原告与华利公司于2009年8月20日签订的A002《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专线责任经营合同书》、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0年4月21日签订的A00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市内专线责任承包经营合同书》、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的GJ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的GJB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补充协议书》和《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补充协议书》、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GJN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2014年度责任经营协议》和GJ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4年5月6日签订的《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补充协议书》）。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案涉的相关合同从内容上看，实为原告以个人名义购买车辆后挂靠于两被告名下，从事客运经营业务，由两被告提供适用营运的条件，并由两被告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或服务费，上述约定符合挂靠的性质，故本院认定案涉的相关合同均为挂靠经营合同。而认定该合同是否有效，应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案涉的车辆责任经营合同的内容上看，并没有符合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中的第（一）至第（四）项的情形，而目前行政部门对于客运车辆挂靠行为的规定亦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结合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可见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从2007年至2014年期间长达7年的时间一直以挂靠形式从事经营业务，双方亦并未就合同效力问题发生过严重争议，可见案涉的车辆责任经营合同的相关约定亦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之结果，双方按照约定履行自身的义务亦符合权利对等原则。据此本院认为，案涉的相关车辆责任经营合同依法生效，签订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对原告第一项诉请要求确认案涉相关车辆责任经营合同均无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庭审中，因原告诉请案涉合同为无效，且其提起的第二至第六项诉请均为基于合同无效而提出，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的认定不一致，本院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向原告行使释明权，明确告知了原告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系有效，并要求原告明确其提起第二至第六项诉请是否仍坚持基于合同无效而提出，但经两次庭审后，原告依然坚持案涉合同均为无效的观点，亦未向本院申请变更相应诉请，据此本院认为原告本诉中所提起的第二至第六项诉请均没有事实基础，对原告的该部分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
就反诉部分，因两被告系基于原告与华利公交分公司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GJN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2014年度责任经营协议》和GJ021《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主张权利，而原告华利公司并非上述两份合同的签订方，故对华利公司在本案中所提起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在2014年1月1日签订的《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责任经营协议书》中第一条第6项约定：“乙方责任经营期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劳资纠纷及各类违章违法行为等，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在甲方支付相关款项次日，乙方必须要向甲方支付相应的款项，乙方逾期支付的，按未缴付数额每日计付1%迟延支付违约金给甲方……”第二条明确约定：“1、协议期满后，甲方收回责任经营标的，乙方责任经营标的所聘用的全部从业人员，由乙方承担全部劳动经济补偿及其他一切费用并结算清楚后，甲方根据协议条款三个月后无息向乙方退回协议保证金……4、协议终止时，乙方必须协助甲方妥善处理好解除从业人员劳资关系（包括乙方在责任经营期间仍在本责任经营线路任职的所有从业人员及管理人员历年的劳资关系），从业人员及管理人员的解除劳动合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待通知金、劳动仲裁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等）由乙方负责承担……”可见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原告方承担。又根据被告所提交的303线路的职工情况调查表、一系列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收据，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反映出华利公交分公司与80名人员解除了劳动关系并支付补偿金共计1785750元的事实，原告虽然就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收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亦未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故本院对华利公交分公司与80名人员解除了劳动关系并支付补偿金共计178575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根据约定，该部分费用应由原告负担，故对被告华利公交分公司要求原告支付1785750元的反诉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按照约定，因原告逾期支付，被告华利公交分公司有权按未缴付数额每日1%的标准，从实际支付款项的次日要求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从提起反诉之日即2016年1月15日起主张违约金，系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权利，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违约金为：以1785750元为本金，按照每日1%的标准，从2016年1月15日起计至本金违约金全部清偿之日止，但基于公平原则考虑，本院认为最高不得超过1785750元。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原告麦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支付1785750元；
二、原告麦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1785750元为本金，按照每日1%的标准，从2016年1月15日起计至本金违约金全部清偿之日止，但最高不得超过1785750元）；
三、驳回原告麦胜的全部本诉请求；
四、驳回被告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五、驳回东莞市华利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82584.28元，由原告麦胜自行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12394.42元，由原告麦胜负担9792元，两被告负担260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莫 然
代理审判员 何雪梅
人民陪审员 温沛成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晓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五条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