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行终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容喜，女，196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现住。
委托代理人ＸＸ分，系程容喜之夫，男，195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洪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丽湖花园特1号。
法定代表人廖国成，局长。
上诉人程容喜诉被上诉人武汉市洪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工商行政处理行为一案，不服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1行初5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6年3月20日，甲方（出卖人）武汉TCL房地产公司与乙方（买受人）程容喜、张成子签订《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该《认购书》中载明：“乙方经过了解，自愿认购甲方开发建设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花样年·幸福万象项目A1栋13层13号房。…甲乙双方签署本认购书时，乙方愿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2万元作为向甲方认购该房屋的定金。如甲乙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内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定金自动转为购房款的等值部分金额。如甲乙双方在本认购书第三条约定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之前，甲方已经将该商品房另售他人，甲方应双倍返还乙方已付定金。如乙方在本认购书约定的时间内未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定金不予退还，甲方可以将该商品房另售他人且甲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应当于本认购书签署之日起5日内（即2016年3月25日之前至花样年·幸福万象项目与甲方签署正式《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按下述第2种付款方式支付房价款：2、商业贷款：乙方应于本认购书签署之日起5日内（即2016年3月25日之前）至花样年·幸福万象项目营销中心与按揭银行办理相关贷款手续，并缴清房款首付；…”。在签订该《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之前，程容喜表示希望延期付首付款，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朱琳与程容喜口头约定，程容喜先交3万元定金，5日内再付5万元，剩余购房首付款可以于2016年5月30日前缴清，且双方未约定5万元的性质是定金还是预付款。在程容喜、张成子签订该《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并缴纳2万元定金之后，朱琳告知其申请延期付首付款，需要填写《延期签约申请单》，要求按照“本人于2016年3月20日认购花样年华幸福万象A1-1313房源，由于卖房资金暂时不到位，现申请于5日内追加定金5万元整，剩余资金于2016年5月30日之前付齐，若逾期开发商有权没收定金，房源另售”的指定内容填写，程容喜认为定金由3万元增加至8万元违法，拒绝按照该内容填写。2016年3月20日，原告要求朱琳退还2万元定金，朱琳通过电话方式告知原告，如其他购房者购买A1栋13层13号房，就把2万元定金退还原告。2016年3月22日，朱琳通过电话方式告知原告，当时情况紧急，给原告打了很多次电话，原告都不接，后将定金做入了系统，不能将2万元定金退给原告了。
2016年3月29日，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所属和平工商质监所收到原告程容喜的《举报武汉TCL康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合同违法、利用合同实施欺诈等行为》，举报请求为：“1、依法确认被举报人有合同违法、利用合同实施欺诈行为并依《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查处；2、依法确认被举报人有欺诈消费者等行为并依《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严重处罚；3、将确认和查处结果用书面形式告知举报人”，事实和理由主要包括：1、被举报人故意制造房源俏销的假象。2016年3月19日下午，ＸＸ分和张成子看房时，朱琳介绍了购买11楼11号房的程序，但原告回家后不久，朱琳就来电话说该房屋被别人订购了，还有一套11楼16号房。2016年3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原告和ＸＸ分再次去看房时，朱琳表示11楼16号房已卖了。待原告到家后，朱琳又说腾出了13楼13号房；2、被举报人单方面变更首付款支付时间。2016年3月20日上午，被举报人的沈经理告知原告首付可以延期到2016年6月20日。当日下午，朱琳告知原告在2016年6月25日之前付齐首付，后朱琳假装领导不批准，改为2016年5月30日之前付齐首付，几经交涉，原告被迫接受了；3、在原告预交了2万元房款定金后，被举报人企图逼迫原告追加5万元定金。被举报人是想趁人之危，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现场说明误导消费者，利用合同等实施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骗取消费者价款或费用。2016年4月26日，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就原告程容喜的举报，向武汉TCL房地产公司作出洪工商质监询字［2016］001号《询问通知书》。2016年5月3日，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向朱琳进行询问，制作《询问笔录》，朱琳在《询问笔录》中表示在原告程容喜签订《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之前，没有明确告知追加的5万元是定金还是预付款，认为《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已明确规定，双方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定金自动转为购房款的等值部分金额。朱琳还表示，原告之前看中的A1栋11层11号、A1栋11层16号房已于2016年3月20日销售，并向被告提供了购房者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和缴纳定金的收据。2016年5月13日，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经内部审批，决定对原告程容喜的举报不予立案。2016年5月24日，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告知原告程容喜，对其举报决定不予立案。原告程容喜不服，提起诉讼。
原审另查明，武汉TCL房地产公司与程容喜、张成子未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审认为，关于原告举报武汉TCL房地产公司故意制造房源俏销的假象的问题。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2016年3月20日，武汉TCL房地产公司与其他购房者就花样年·幸福万象项目A1栋11层11号房和16号房，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并缴纳了定金。原告称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朱琳系于2016年3月19日下午告知其A1栋11层11号房被订购，2016年3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告知其A1栋11层16号房被订购，但原告对此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考虑到原告所称朱琳告知其A1栋11层11号房被订购的时间，与该房实际被订购的时间相隔不足一日，A1栋11层16号房被订购的时间，与该房实际被订购日期相符，朱琳也并非上述两房的销售代表，故不宜认定武汉TCL房地产公司存在故意制造房源俏销的假象。关于原告举报武汉TCL房地产公司单方面变更首付款支付时间的问题。根据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朱琳系在告知原告2016年5月30日之前付齐首付，并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故不能认定武汉TCL房地产公司是单方面变更首付款支付时间。关于原告举报武汉TCL房地产公司在其预交2万元定金后，企图逼迫原告追加5万元定金的问题。根据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朱琳在原告签订《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之前与原告口头约定，原告先交3万元定金，5日内再付5万元，双方未约定该5万元的性质是定金还是预付款。在原告签订《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之后，朱琳告知原告需要填写《延期签约申请单》，申请于5日内追加定金5万元整。虽然在签订《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之前，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未明确告知原告5日内再付5万元钱款的性质，但并未改变原告支付该项钱款的时间和金额，且若原告和武汉TCL房地产公司在约定的时间内签订《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5万元定金自动转为购房款的等值部分金额。故尚不足以认定武汉TCL房地产公司存在利用合同实施欺诈的主观故意。关于原告认为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朱琳答应退还定金2万元却未退还的主张，朱琳答应退还定金却未退还不构成欺诈，但原告对此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原告诉称涉案《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的格式条款违法的主张，因该《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中并未含有免除提供者责任的法定内容、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法定内容，以及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法定内容，故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原审不予支持。综上，被告认定武汉TCL房地产公司不存在合同欺诈、格式合同违法的事实清楚。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在收到原告的举报材料之日起，应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但被告在2016年3月29日收到原告的举报书,于2016年5月24日告知原告对其举报不予立案，未提交办理延长期限的证据，超过了七个工作日的法定期限规定，该超过法定期限作出决定的行为属于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应认定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对其举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承担打印费、复印费、交通费和通讯费的诉讼请求，原审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一、确认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于2016年5月24日作出的《行政处理告知记录》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程容喜要求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对其2016年3月29日的举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程容喜要求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承担打印费、复印费、交通费和通讯费，合计302.6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负担。
上诉人程容喜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事实认定不清。（一）原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基本都是歪曲事实、隐匿和伪造事实证据的违法行为（原告认可的除外）。l、“2016年3月20日，甲方（出卖人）武汉TCL房地产公司与乙方（买受人）程容喜、张成子签订《武汉市商品房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部分不是事实。原审隐匿了原告与开发商代表在3月19日和3月20日上午2次接触的事实陈述和举证，被举报人开发商销售代表朱琳2次在“户型鉴赏”上的宣传信息演示（类似于商业广告、声明、说明、店堂告示等格式条款）的具体说明和允诺是：①交定金3万。②首付款是27万元。当得知原告理财和卖房等不能在5日内筹齐27万支付首付款时，朱琳主动推介“五天付首付五万，6月25日前交齐其余首付款就可以签订《认购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明确，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湖北省合同监督条例》第三条第二款、《武汉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商业广告、通知、声明、店堂告示、凭证、单据等构成要约并符合前款规定的，视为合同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四十一条等规定，原告认为：开发商代表2次在“户型鉴赏”上的书面提示和说明，一次由开发商沈经理口述的现场推介说明并由原告记录的笔记单上的内容（要约）对原告决定是否购房起着致关重大的影响，没有这些具体明确的说明和允诺，原告绝不可能在5日内凑不齐27万首付款的情况下签订《认购书》的。这些书面证据和录音被告及原审一概回避，拒绝查证认证。原判决“在签订该《认购书》之前，原告程容喜表示希望延期付首付款，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朱琳与程容喜口头约定……”都是伪造的陈述。事实上，是原告准备放弃购买（在当时，早1个月和晚1个月购买对原告没有什么影响），是原告准备走，开发商主动推介提起并说明和允诺才挽留原告的。原审中原告铁证如山，被告和原审心虚不敢面对，他们奉行强权即真理的逻辑，公然谎称是“口头约定”，是“原告希望”，是睁眼说谎话的违法行为。原告质问：口头约定的证据何在？原告的书证就放在那儿。2、原判决“程容喜认为定金由3万元增加至8万元违法，拒绝按照该内容填写”，应当是抄写承诺，不是事实。事实真相是：原告在按照开发商的书面范文抄写时感到不对劲，怎么突然违约把3万定金变成8万定金，要么是开发商写错了，要么是开发商故意违约下套、设陷阱，利用合同实施欺诈购房人的定金。原告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把追加定金5万改成“订金5万”后交给开发商，开发商代表朱琳拿去审查，一看阴谋败露，欺诈不成，搞不到钱就恼羞成怒通知原告，要原告把“订金”改成“定金”，否则开发商就不批准《延期签约申请单》，你原告就买不成负违约责任，已交2万定金没收。原告代理人ＸＸ分敏锐意识到开发商在违约、利用合同实施定金欺诈。一方面收集保留证据，一方面怒斥他们合同违法，实施欺诈，并在与开发商交谈中多次录音取证。3、原判决“2016年3月29日，被告洪山区工商局和平工商所收到原告程容喜的《举报武汉TCL康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合同违法、利用合同实施欺诈等行为》，举报请求为：1、依法确认被举报人有合同违法、利用合同实施欺诈行为并依《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查处；2、依法确认被举报人有欺诈消费者等行为并依《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严重处罚；3、将确认和查处结果用书面形式告知举报人”属实，但事实与理由主要包括：1、被举报人故意制造房源俏销的假象。2、被举报人单方面变更首付款支付时间。3、在原告预交了2万元房款定金之后，被举报人企图逼迫原告追加5万元定金，被举报人是想乘人之危，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现场说明误导消费者，利用合同等实施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骗取消费者价款或费用。原告认为：前2个理由不是原告的理由，而是原审枉法裁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理由。众所周知：事实与理由是为投诉或举报诉求服务的。与诉求没有因果关系的事实，都是事情经过。原告质问：1、什么是欺诈你们搞清楚没有？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从原审列举的举报请求中看不到原告有“制造房源俏销欺诈，变更首付款支付时间”欺诈的表述，原告在房屋俏销、变更支付时间中并没有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没有失去什么。相反倒是开发商用“交定金3万，5日内付首付5万就可以签约《认购书》，可以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虚假宣传和书面演示，骗取了原告的2万元定金（即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之后，就立即违约把3万元定金变成8万元定金，这才是欺诈行为（隐瞒了不是3万定金而是8万定金的阴谋，隐瞒了付首付5万不是预付款而是定金的阴谋）。4、原判决伪造了“被告执法的事实与经过”，把被告违法行政、懒政、堕政、不作为、坏作为包装成合法行为。众所周知，伪造就要隐匿和歪曲事实真相：①原审隐匿了被告总是一人调查并伪造另一人“张毅”签名程序违法的事实。②原审隐匿了被告指使被举报人（开发商）带伪证来接收调查的事实。被告提交开发商的五证都是复印件，原告不予质证并当场指出是伪证，这么重大的事实，原审不予查证事实却故意歪曲认证。③原审隐匿了被告在所谓执法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串通伪证的事实，隐匿了被告刻意回避对开发商不利的4个问题的调查情况。这4个问题是：一是未问朱琳3月19日是如何告诉原告“交定金3万和付首付款5万”的，及怎样证明。二是未问原告3月20日上午来过，由沈经理接待的事实及谁回答原告的提问的、如何回答的，及怎样证明。三是未问是谁在给原告的3月19日、3月20日两次在“户型鉴赏”上介绍的事实。四是未问3月20日原告和被举报人有分歧之后双方当时约定退款的事实以及后来为什么不退的事实（这是不是再次违法违约，是不是欺诈？）。④原审隐匿了原告对被告证据9的反证意见：相反该询问笔录证明了：朱琳是开发商的代表，3月19日朱琳明确（书面）告知原告交3万定金后，在5日内交5万才能申请延期；朱琳承认告知原告交3万定金后，在5曰内交5万才能同意延期，签武汉市购房合同；朱琳承认要原告抄写项目延期申请单，以及要原告抄写项目延期申请单之前，未明确告知原告追加的5万元是定金还是预付款；朱琳承认原告不同意追加5万元定金，就无法签购房合同；因原告单方面违约，所以2万定金没收了；被告行为严重程序违法，未对事实与证据查证、认证，严重实体违法。对证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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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还认为非法剥夺了原告的陈述权。排除了原告全部事实证据而采信被告的伪证，被告的事实依据或证明目的都是伪证。5、原判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部分从形式到内容有很大错误，原审有隐匿、歪曲和伪造证据等内容，实属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主要监督事项》之第1、3、4、17项等监察范围。从形式上看，原审认证是错误的：①有的认证直接书面予以采信，如“被告对原告的证据2、4、5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②有的认证直接书面不予采信，如“原告证据18、19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③更多认证不作是否采信的明确说明，且证明目的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方法任意裁剪、歪曲等。如对原告证据1、3、6、7、8、9—17等就是。对被告的证据也如是处理，不一而足。从内容上看，原审认证明显有隐匿、歪曲和伪造证据等内容，是严重的枉法裁判行为。如对原告证据3认证：能够证明被告于2016年3月29日收到原告对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举报材料，但是隐匿了“张毅署名是陈长华代签”的内容（张毅和陈长华都是被告工作人员），同时也隐匿了被告对原告证据3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受理书是投诉受理，依据相关法规，对举报不存在受理程序”。原审隐匿的目的是为之后被告总是一人办案，伪造2人签名，程序违法翻案做准备。原告多次质证被告办案证据是“一人办案，伪造2人签名，程序违法；如对原告证据6、7、8—16的认证就使用了障眼法，即建立并认可一个名为改写（或歪曲）的证明对象，实为隐匿、篡改（或歪曲）和伪造原告证明目的，企图先用障眼法搅局后浑水摸鱼的方法从而为达到枉法裁判扫清证据障碍的卑鄙目的。原审认证如下：原告证据6-16能够互相印证，证明在原告签订《认购书》之前，武汉TCL房地产公司销售人员告知先交3万元定金，5日内付5万，剩余购房首付款于2016年5月30日之前缴清，但未明确这5万元是定金还是首付款。在签订《认购书》并交付2万元定金后，原告申请延期签约，武汉TCL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主管朱琳要求原告书面承诺5日内追加定金5万元，原告拒绝并要求退还2万元定金，朱琳答应退还。上诉人分析：①原审设立一个涉嫌违法的合同格式条款一一《认购书》的证明对象并使之合法化；②原审确认“原告书面承诺”5日内追加定金5万元；③再反推要约是被举报人“销售人员（口头）告知”；④确认是原告申请延期签约；⑤最后是“原告拒绝并要求退还2万元定金，朱琳答应退还”，把开发商合同违法，利用合同实施欺诈原告2万元定金的违法违约事实包装成如上所述。原审在使用障眼法的同时排除了原告11组证据如下的证明目的：I、开发商2次在“户型鉴赏”册上明确具体的说明和允诺是格式条款《认购书》的有效组成部分：①、交定金3万元，5日内付首付5万。②首付款=预付款，剩余部分在5月30日之前付清。③原告在5日内首付5万后，才能办理延期付款，才能签正式《武汉市购房合同》。前述3项内容具体而明确，是重大影响原告签订《认购书》的决定因素和前提条件，虽然未写入《认购书》，但依法也是认购书的有效内容；II、排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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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3项等是格式条款，当双方理解不一致时，应按有利于消费者，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解释。被告拒不依法行政；Ⅲ、排除了被举报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二条等、《湖北省合同监督条例》第八条等、《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六条等规定的违法行为，证明被告对被举报人的事实认定和不予立案是错误的；Ⅳ、排除了原告证据9开发商销售代表朱琳要求原告照抄的书面承诺内容属于新要约和格式条款，类似于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霸王条款，内容违法违规，免除了开发商的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等。被举报人骗取了原告的2万元定金，欺诈事实成立。该证据内容是导致《认购书》不能履行的有效证明和直接证明。被举报人有《合同法》《湖北省合同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违法行为，证明被告对被举报人的事实认定和不予立案是错误的；V、排除了原告证据10的证明对象11项，如，开发销售方承认事先并未明确告诉原告5日内交付5万元是定金，隐瞒了重要事实等；Ⅵ、排除了原告证据11-16的证明对象；Ⅶ、原审对原告证据17-19不予采信是不平等的、赤裸裸的法律歧视和刁难。被告证据11是2个非本案业主购房《认购书》且与本案行政行为无关却被认证采信就是证明，目的就是把被告的违法行政包装成合法。原告证据19证明被告用过期的文件欺诈消费者原告、为行政不作为找借口，却被原审认证与本案无关；Ⅷ、原审隐匿了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意见中的大量反证事实；Ⅸ、如原告关于被告证据9《询问通知书》、《询问（调查）笔录》质证意见的认证“其中办案人员一栏中张毅的签名并非必须张毅本人签写，原告认为送达人一栏中张毅的签名，以及收件人一栏中朱琳的签名并非本人签写和原告认为‘被询问（调查）人签名或盖章’处朱琳的签名、‘询问（调查）人（签名或盖章）’处张毅的签名并非本人签写，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所提异议不能成立”就是歪曲和伪造原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质证意见是：对证据9中《询问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第四行没有填写日期，没有法定见证人，办案人员张毅的2次签名是伪造的。对合法性有异议，通知书第八行“请携带以下材料”的做法不合法，开发商出示五证的复印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第十一行要被调查人提供说明情况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询问（调查）笔录》，认为：1、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询问笔录第四行朱琳不是本人签名，不能证明是2个人在办案，张毅不是本人签名，系陈长华本人所写，办案程序严重违法。在这里，原审隐匿了“被告在询问中刻意回避了对开发商不利的4个问题”，被告要被举报人携带五证复印件来的做法不合法，不能证明是两个人办案，办案程序严重违法等内容。明显违反国家工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等；在这里，原审伪造了原告关于“‘收件人’一栏中朱琳的签名，‘被询问（调查）人签名或盖章’处朱琳的签名并非本人签写，……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所提异议不能成立”的伪证。事实上，原告在证据3中就提到，被告张毅的签名系被告陈长华当原告的面代签的。如被告不承认，我方申请鉴定，被告当庭已经承认。法律规定，被告已经承认的事实无需再举证证明。在随后的举证质证中，原审再一次问原告“原告认为被告张毅系陈长华伪造签名，是否需要申请鉴定”，原告再次答复“我方有多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也已经承认”，原告要逐一列举，原审强行打断不准原告举证。休庭时，原审问及，原告把被告第40页证据7指给余四美看：当事人朱琳的签名有7-8处之多，与第五行个人姓名朱琳签名不一致，可以比对，倒数第2行和第四行张毅签名系有人伪造，与原告证据3的张毅签名是一致的，被告承认原告证据3的张毅是陈长华代签，那么其他的张毅与此笔迹相同，有鉴定的必要吗？二审可以明察。（二）原审“本院认为”更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原审应列未列第三人武汉TCL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的一个主要原因；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告认为：本案应适用．1、《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二条等。2、《湖北省合同监督条例》第八条第（三）、（四）、（五）、（六）顼，第七条第（一）项，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等规定。3、《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四）、（五）、（六）、（七）、（八）、（十）项、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4、《武汉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办法》相关规定。5、《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6、《消费者权益保护法》。7、《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方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10、《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或七十二条规定。另外，本案原审在开庭前2次打电话，要求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把诉请行政不作为变更为“撤销被告原行政行为，责令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否则很可能败诉。但是从目前来看，江岸、江汉、青山、汉阳和武昌区法院把不予受理、不予立案一般都认定案由是“履行法定职责”，洪山区本案例外。请求二审法院改判：1、撤销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1行初59号行政判决第二项，改判责令被上诉人依法查处被举报人武汉TCL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违法、利用合同实施欺诈等行为并重新作出行政处理的法定职责；2、撤销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1行初59号行政判决第三项，改判责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打印、复印、邮寄费等302.60元;3、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1行初59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全权裁判取舍。
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受理上诉人程容喜举报后，依法对举报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取证，根据调查情况和收集相关资料后，认为被举报人武汉TCL康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合同违法行为，即被举报人合同违法和利用合同实施欺诈的行为不成立，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的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第十九条规定：“对于不予立案的投诉、举报、申诉，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由办案机构将结果告知具名的投诉人、申诉人”，对上诉人程容喜举报所作出不予立案的《行政处理告知记录》行政行为，并无不当。虽然被上诉人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的行政行为超过了法定期限，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对上诉人程容喜的实体权利不产生任何影响，故被上诉人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无重做的必要。另被上诉人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亦建议上诉人程容喜就相关问题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被上诉人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在其职权范围内，对上诉人程容喜的投诉作出了处理，履行了法定职责。综上，上诉人程容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程容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忠
审判员 肖 丹
审判员 朱金梅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花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