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02民终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晓媛，女，1980年10月5日生，汉族，住陕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宇，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学，男，1949年6月19日生，汉族，住陕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建国，陕西法正平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晓媛与被上诉人孙文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6）陕0202民初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邱晓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宇、孙文学的委托代理人屈建国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晓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首先，本案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陕西铜川秦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系改制企业，其前身为三原县黄堡跃进煤矿，当时三原县政府批准文件明确该企业为在册职工全员入股，当时为了符合公司法股东人数不得超过50人的限制，故选定了原煤矿干部等十二人作为名义股东在工商局备案登记，后来职工由于个人原因提出退股，后秦原公司逐步给所有职工退还了入职股金，包括本案全部被上诉人在内收回了全部出资，本案被上诉人早已不是秦原公司的股东。其次，股东资格应当是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审查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在无股东资格情况下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最后，本案涉诉的股权转让合同系2011年4月21日订立，被上诉人提起本案争议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一审认为被上诉人起诉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变更登记的诉讼产生了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不当。孙文学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原告孙文学诉称：要求确认2011年4月21日署名为原告和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事实与理由：原告系秦原水泥公司的股东之一，秦原水泥公司包含原告在内共有12名股东，总出资5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3.46万元，持有秦原水泥公司6.92%股权。原告从未将该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也从未参加过股权转让的股东会议，但当原告委托律师2013年9月2日对秦原水泥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进行查阅时，发现秦原水泥公司在2011年4月22日对公司股权进行了变更登记，原告的股权被转让给了被告，其他股东的股权也分别被转让给了被告的亲属，原告及其他股东对此毫不知情。显然，被告向工商机关提交的2011年4月21日署名为原告和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伪造，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认定事实如下：1999年，三原县政府决定将三原县黄堡跃进煤矿改制为陕西铜川秦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同年9月1日，杨玉超作为召集人召集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二名自然人股东召开了会议，宣布秦原公司正式成立，选举了公司董事长、董事、监事，通过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记载：公司的股东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二名自然人股东，公司股东首期出资额为50万元，其中杨玉超出资8.8万元，常钦志出资6.6万元，孙文学等其余十名股东各出资3.46万元。随后，秦原公司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公司设立登记。2011年4月21日，秦原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股东会决议：1、变更公司股东，由原来的：魏忠民、杨玉超、张胜利、常钦志、陈芬、程麦成、何坤、李胜利、李印生、刘惠民、孙文学、王根伍，现变更为：杨玉超、杨皓、邱晓媛。2、同意常钦志将其所持股份6.6万元、魏忠民3.46万元、张胜利3.46万元、陈芬3.46万元、刘惠民3.46万元总计20.44万元转让给杨玉超，何坤3.46万元、李胜利3.46万元、李印生3.46万元总计10.38万元转让给杨皓，程麦成3.46万元、孙文学3.46万元、王根伍3.46万元总计10.38万元转让给邱晓媛。3、同意张胜利、何坤、李胜利、刘惠民、魏忠民、常钦志、杨玉超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张小峰、王根伍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当月，秦原公司将公司股东变更为杨玉超、杨皓、邱晓媛申请了工商变更登记。2013年9月2日，原告在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阅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时，发现公司股东进行了变更。另查明，原告提交的从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印的《陕西铜川秦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记载：转让方孙文学（甲方），受让方邱晓媛（乙方）。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陕西铜川秦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6.92%股权（出资额3.46万元）以3.46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协议订立后3日内，以现金形式将甲方股权转让款3.46万元支付给甲方；股权转让后，甲方在陕西铜川秦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转由乙方享有和承担。孙文学和邱晓媛分别签名盖章，2011年4月21日。协议还记载了其他事项。还查明，秦原公司在召开2011年4月21日的股东会议前十五日，未书面通知原告，原告代理人也当庭表示原告从未收到秦原公司给其书面通知参加股东会议。庭审中，被告对王根伍受董事长杨玉超指示私刻原告印章，加盖于2011年4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上，王根伍并代签魏忠民的名字的事实不持异议。再查明，2013年12月25日，常钦志、张胜利、刘惠民、李印生、孙文学、冯爱芹、魏忠民向耀州区人民法院起诉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玉超工商行政管理撤销变更登记纠纷一案，请求判令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2011年4月22日作出的对秦原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2014年9月9日，耀州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股东资格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关于原告的股东资格。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应另行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故本案当事人对原告股东资格的争议，不属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不予确认。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无效。本案中，被告秦原公司对私刻原告孙文学印章并盖于协议上不持异议且原告对此不知情，应认定该协议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故原告请求确认2011年4月21日署名为原告和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抗辩原告已经不是秦原公司的股东，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问题，可另行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其抗辩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抗辩原告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丧失了胜诉权的问题，原告向耀州区人民法院起诉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玉超工商行政管理撤销变更登记纠纷一案，虽然诉讼的类型、法律关系以及具体的请求与本案不一致，但实际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应认定为时效中断，其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三的规定，判决:原告提交的署名为孙文学和邱晓媛的《陕西铜川秦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1、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4）王民初字第00263号案卷中显示，原告在该案中提供了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资料一套，其中包括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出资收款收据，以证明七名原告系公司的合法股东身份和各个股东的出资比例。收款收据载明：常钦志1999年9月13日交2000元；刘惠民1999年9月12日交1000元，99年10月8日交1000元；孙文学1999年9月11日交股金2000元；魏忠民1999年9月11日交股金1000元，后又交1000元；李印生1999年9月13日交股金1000元，后又交1000元，；张胜利1999年9月11日交1000元，后又交1000元。上述出资均已退还，李胜利于1999年突发疾病病故，其所交2000元于2000年元月2日由其妻冯爱芹领走。被告对于以上证据形式和内容没有意见，但认为出资已经退还，原告也不能举出出资3.46万元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公司股东。2、被告提供了在三原县工业局调取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分别为:2001年9月常钦志证明一份，内容：我不知道我是董事及股东，我也没有缴6.6万元股金；2011年8月3日张胜利证明一份，内容：我任董事本人不知，不知34600元是怎么回事；2011年8月31日刘惠民证明一份，内容：99年改制后任秦原公司董事一职，我并不知道，本人并没有交3.46万；2011年8月31日魏忠民证明一份，内容：1999年变为股份制企业，我也不知道是董事，也没有交3.46万元；2011年李印生提交证明一份，内容获悉三原黄堡煤矿在改制股份制公司时验资报告五十万中有我股金3.86万元，我未出资，也不知道我是股东；2011年8月31日孙文学证明一份，内容：公司我任董事本人不知道，34600元也没交；2011年9月1日冯爱芹证明一份，内容：我丈夫李胜利并未交34600元股金。原告认为上述证据是伪造的，因没有原件也无法进行笔迹鉴定，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依职权对12个发起人中除提起诉讼的7人之外的其他健在的股东进行了调查（陈芬已去世）。程麦成、何坤、王根伍均称其原来为公司的股东并发有股权证，每人交纳的股资为2000元股资且已经退还，此外再未出资，档案载明其所持股份3.46万元是为办理手续虚报的。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公司设立时孙文学曾出资2000元。孙文学称其出资的2000元是集资款不是股资，但是从程麦成、王根伍、霍建民、杨玉琦的股权证首页“出资证明书”可以看出，2000元一栏中标明的是“入股金额”，而且股权证载明的退款金额里包含有股东分红，以上事实均表明上述2000元实际上是股东的出资。从公司设立的档案资料以及孙文学缴纳2000元股资可以证明公司设立时孙文学曾系公司股东，其出资的2000元后来已经退还。孙文学辩称其还曾出资3.46万元，依据的是工商登记文件，但工商登记文件不是确认股权资格的唯一依据。出资证明（收据）作为证明股东权的重要证据，一经形成即为股东所持有，孙文学等7位原告始终没有出具出资证明，辩称其出资的票据丢失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因股权证记载有股资情况，孙文学等7人不提供股权证，也存在隐瞒对其不利证据的嫌疑。孙文学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孙文学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如果具有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股东出资证明是证明股东资格的重要凭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股东之间关于股东资格的争议应当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为判断标准，对于本案原告是否出资发生争议，原告应当就其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孙文学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曾出资3.46万元，故依法不能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因孙文学不具有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对其已没有实际意义。该请求不予处理。基于同样理由，本案不对上诉人的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的基础问题为孙文学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一审判决将本案争议的抗辩理由要求当事人另行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程序处理不当。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判决不当，应予改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6）陕0202民初38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孙文学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孙文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勇审判员 梁兴旗审判员 张 鲜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任敏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