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3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君龙。
委托代理人周昌兴，宜昌市夷陵区民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华翔。
委托代理人刘祖珍。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霞。
委托代理人李孝洁，湖北诚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福伟。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夷陵支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正安街*号。
代表人徐凡，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友清，湖北龙禧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王君龙、李华翔因与被上诉人吴建霞、刘福伟，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夷陵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夷陵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5）鄂夷陵民初字第00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灿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易正鑫、王明兵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4日，李华翔向王君龙借用鄂E×××××号“新凯”牌轻型普通货车，当天由刘福伟从王君龙处开走。同年11月29日20时，刘福伟驾驶该车从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办沿夷兴大道从城标方向往汽车客运站方向行驶，当行驶至夷陵区财政局门前路段时，与受害人赵某甲及其独女赵某乙相撞，造成被害人赵某甲当场死亡、被害人赵某乙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受损的重大交通事故。经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调查认定：刘福伟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鄂E×××××号“新凯”牌轻型普通货车在发生事故时在财保夷陵支公司投保了商业险50000元及交强险。被害人赵某乙在抢救过程中花去医药费70517.98元。另查明，王君龙在财保夷陵支公司为鄂E×××××号车投保了第三者商业险50000元及交强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协商无果，吴建霞诉讼至夷陵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李华翔、王君龙、刘福伟、财保夷陵支公司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593637.98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吴建霞之女赵某乙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得到赔偿。其请求的死亡赔偿金458120元、医药费70517.98元、交通费2500元、误工费5000元据实予以支持；其请求的丧葬费依法支持19360元、其请求的住宿费7500元因无证据不予支持；其请求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以上合计536137.98元。李华翔向王君龙借用肇事车，系肇事车的实际使用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王君龙系肇事车的所有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刘福伟系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财保夷陵支公司应当在肇事车的保险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李华翔、王君龙提出的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中考虑到赵某甲的赔偿，财保夷陵支公司对吴建霞予以部分赔偿，赔偿90000元（其中医药费10000元）。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华翔、王君龙、刘福伟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赔偿吴建霞各项经济536137.98元（含保险），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二、财保夷陵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吴建霞90000元。案件受理费1634元（已减半收取）由李华翔、王君龙、刘福伟负担。
上诉人王君龙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具体上诉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一审中李华翔、刘福伟在夷陵区交警大队所作的笔录清楚的表明了李华翔与王君龙之间的车辆借用关系、李华翔与刘福伟之间的雇佣关系。李华翔借用车辆之后，安排刘福伟实际使用。李华翔通过借用对机动车的行使占有、支配，并将该车交给刘福伟使用，成为该车辆的管理人。一审法院简单排除李华翔管理人的地位，认定事实错误。2、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作为鄂E×××××车的车主，按时参加车辆年检，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履行了法定义务。车辆出借时车况良好，并无缺陷。事故发生前，长达25天的时间里，上诉人未接到借用人和实际使用人有关车辆故障的报告。上诉人也不可能时刻知道车辆运行情况。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过错责任的四种情形，原审中责任认定书中载明“车辆不合格”，但该鉴定书也无法断定是上诉人的过错。本案不属于特殊侵权行为，不应适用过错推定。一审法院遗漏管理人的身份，采用过错推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既未叙明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也未引用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条文，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上诉人李华翔针对王君龙的上诉答辩称：李华翔与刘福伟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
被上诉人吴建霞答辩称：1、原审事实认定清楚，李华翔作为车辆的借用者、管理者应承担责任。2、王君龙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车辆发生事故时存在安全性能不合格的情况，车辆所有人王君龙对此具有过错，一审判定王君龙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吴建霞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财保夷陵支公司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上诉人李华翔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原审判决，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李华翔与刘福伟在案发时并不存在雇佣关系，2014年10月28日，刘福伟单独承包工程，上诉人作为其好朋友介绍刘福伟借用王君龙的车辆自以为其工程用车，并为刘福伟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以利其完成工程。双方没有口头约定或书面合同，刘福伟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也不存在上诉人给付劳动报酬的客观事实。2、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案发当日刘福伟没有到工地而是去买鞋子和衣物，即使上诉人李华翔与刘福伟存在雇佣活动，本案侵权的发生也并非在雇佣活动中。该民事责任应由责任人刘福伟承担，上诉人李华翔不承担民事责任。
上诉人王君龙针对李华翔的上诉答辩称：李华翔与刘福伟之间是雇佣关系，事发后双方在夷陵区交警大队作出的笔录可以清楚的表明雇佣关系。
被上诉人吴建霞答辩称：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正确，公安机关对李华翔、刘福伟作出的调查笔录清楚地显示了：李华翔向王君龙借用车辆，李华翔安排王君龙将车辆从刘福伟处开走，李华翔与刘福伟之间是雇佣关系。刘福伟是否单独承包工程不影响其与李华翔之间雇佣关系的存在。2、王君龙作为车辆所有人也有过错。事故车辆一直由刘福伟驾驶管控，刘福伟驾驶车辆是经过雇主李华翔安排同意的，刘福伟驾驶车辆的行为可以认定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李华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财保夷陵支公司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案事故经宜昌市夷陵区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次事故直接原因为：1、根据宜昌市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鉴定，“鄂E×××××号”“新凯”牌轻型普通货车事故前安全性能技术状况不能满足GB7258-2012《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安全性能技术状况不合格。2、当事人刘福伟夜间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至事发路段，疏于观察，遇横过道路的行人时，避让不及，导致车辆与行人相撞。3、事发后，2014年12月16日，夷陵区交通警察大队就本次事故的相关情况对刘福伟进行了讯问，2014年12月5日对李华翔、王君龙进行了调查询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主要在于王君龙作为本案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对事故损害承担的责任问题和李华翔与刘福伟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其对本案事故损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就此，本院逐一进行评述如下：
一、关于王君龙对本案事故损害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如何认定机动车所有人的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一项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应认定其对事故损害发生有过错。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鄂E×××××号”“新凯”牌轻型普通货车事故前安全性能技术状况不能满足GB7258-2012《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的要求，安全性能技术状况不合格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上诉人王君龙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应保障所出借的车辆符合道路行驶的技术标准要求。上诉人王君龙辩称其出借时车辆完好无缺陷，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车辆出借时的状况，因此上诉人王君龙对由于车辆自身安全性能技术状况所导致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在判定车辆所有人王君龙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时，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材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发生直接原因的的陈述，本院酌定事故车辆自身安全性能的缺陷和刘福伟的违法驾驶行为对事故损害的赔偿责任比例为2：8。因此，上诉人王君龙应对受害人赵某乙的损害在保险公司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赔偿后不足部分承担赔偿20%的赔偿责任。即，王君龙应对赵某乙的损失赔偿89227.60元。
二、关于李华翔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本案李华翔与刘福伟的法律关系是判断李华翔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根据事发后当事人在夷陵区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事故笔录可以看出，李华翔和刘福伟均对双方的雇佣关系予以认可。李华翔在2014年12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表示“刘福伟在我手下接事做，一年有事就喊他”、“刘福伟平时在工地上拖点材料，主要工作是买菜、买些零星材料”、“出事的那辆车是我与王君龙联系，放在工地上用一段时间”；刘福伟在2014年12月16日的讯问笔录中称其与李华翔“是朋友，同时也是一种雇佣关系”，关于工资结算“去年是按照2000元一月，然后把点小奖金。今年才开始接，工资没说，因为关系都比较好，李华翔也不得亏待我”；2014年12月5日夷陵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对王君龙的询问笔录中，王君龙也表示知晓刘福伟“在李华翔工地上接事做”。由于上述材料为本案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分别由公安机关作出的笔录，相互能够印证，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因此，根据刘福伟的工作内容、其与李华翔形成的工资结算交易习惯和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可认定李华翔与刘福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虽然此后李华翔对其与刘福伟的“雇佣关系”予以否认，但未对其反言给出合理的解释说明，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李华翔是事故车辆的借用人，其借用后安排雇员刘福伟使用车辆，刘福伟在使用车辆时造成交通事故致人伤亡具有重大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主李华翔应对雇员刘福伟在本案事故中承担的份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李华翔应对刘福伟应承担的356910.38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法律适用不当致实体处理欠妥，应予以纠正。经合议庭评议，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5）鄂夷陵民初字第00077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夷陵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吴建霞90000元；
二、撤销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5）鄂夷陵民初字第0007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李华翔、王君龙、刘福伟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赔偿吴建霞各项经济损失536137.98元（含保险），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三、王君龙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赔偿吴建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9227.60元；
四、李华翔、刘福伟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连带赔偿吴建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56910.3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34元，由王君龙负担326元，李华翔负担654元，刘福伟负担6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36元，由李华翔负担3268元，王君龙负担32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灿
代理审判员 易正鑫
代理审判员 王明兵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汪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