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民初32号
原告：段社良，男，汉族。
原告：孔芝芳，女，汉族，系段社良之妻。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永安，陕西卓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陕西圣达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世纪大道东段沣东镇政府东500米。
法定代表人：张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龄，陕西玖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清梅，陕西玖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陕西华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林中段南侧**号。
法定代表人：高卫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艇，陕西渭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段社良、孔芝芳因陕西圣达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圣达公司）与陕西华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段社良、孔芝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永安，被告陕西圣达木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龄、吉清梅、陕西华宇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起诉请求：依法判决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第一原告段社良为陕西圣达公司的(原咸阳圣达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圣达公司）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第二原告孔芝芳为该公司原股东。2009年4月7日，段社良以咸阳圣达公司的名义与华宇公司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将本公司位于咸阳市世纪大道以北、海天制药厂以北10亩工业用地以每亩400万元转让给华宇公司。根据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华宇公司应在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200万元作为土地出让定金。但拖延至当月22日，华宇公司仅代向土地部门支付土地出让定金603101元。后段社良代表陕西圣达公司与张振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将公司的该宗土地以680万元转让给张振。该合同第四条规定，张振于七日内向公司付款200万元，公司收款当日向张振提交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双方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公司法人代表更换为张振指定的法人代表，同时更换全部股东；第六条明确规定，法人变更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原法人承担;法人变更后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新法人承担。此后，双方按该合同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二）2009年8月26日，段社良以咸阳圣达公司的名义将华宇公司诉至秦都区法院，请求解除双方所签《土地转让协议》并返还已收取的60万余元。2010年3月26日，咸阳中院作出(2010)咸民终字第000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段社良的诉讼请求。同年5月华宇公司又提起诉讼，同年10月秦都区法院判决双方所签《土地转让协议》除联合开发收益的保底性条款外，其余条款合法，并判决段社良支付华宇公司土地出让定金139万余元，华宇公司将土地证交段社良保管......该判决生效后，华宇公司申请执行。由于段社良和咸阳明远房地产有限公司人员的共同努力，该判决被撤销，执行亦被撤销。关于此后华宇公司对陕西圣达公司的诉讼，段社良、孔芝芳并不知情。今年4月26日，陕西圣达公司诉段社良、孔芝芳追偿权案开庭举证时，其才知华宇公司胜诉。陕西圣达公司申请再审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违法作出的(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其重要内容为解除双方于2009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由陕西圣达公司一次性支付华宇公司15O万元(其中包括华宇公司未付给陕西圣达公司的定金603101元)。2016年6月29日，秦都区人民法院向段社良、孔芝芳送达了该院所作(2016)陕0402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段社良、孔芝芳赔偿华宇公司150万余元，且将该调解书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段社良、孔芝芳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三）段社良、孔芝芳需说明以下几点:其一，其未参加诉讼的责任在于陕西圣达公司。从该案一审判决得知:陕西圣达公司在答辩中明确辩称，因该协议而取得的60万元应由段社良返还给华宇公司。所以陕西圣达公司应通知段社良参加诉讼或申请法院追加第三人。其二，该调解程序违法，实体错误。最高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进行调解，而本案本院只是接收了再审申请并未提起再审，且法律关系不明，事实不清，两级法院经多次审判，结果各不相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三，该调解书损害了段社良、孔芝芳的民事权益。在段社良、孔芝芳代表咸阳圣达公司与华宇公司多年诉讼中，段社良一直主持返还所收60万余元定金，但华宇公司一直不接受。而此次陕西圣达公司却支付华宇公司150万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且以该调解书为依据，要求段社良、孔芝芳承担300余万元的损失。
被告陕西圣达公司辩称：根据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和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的第十四章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其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的未参加原诉讼的第三人的权益，但段社良、孔芝芳二人提起的所谓撤销之诉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条件的规定，陕西圣达公司分别从主体条件、程序条件以及实体条件具体进行如下阐述，请求我院依法审查，裁定不予受理，理由如下：
（一）段社良、孔芝芳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陕西圣达公司系2004年3月由“咸阳圣达公司”名称变更而来，段社良、孔芝芳夫妻二人系公司股东;2009年4月7日，段社良以名称变更前的“咸阳圣达公司”的名义与华宇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段社良因华宇公司仅支付了603101元土地转让定金，遂隐瞒其与华宇公司签订合同、收受定金，于2009年7月与张振签订协议，将陕西圣达公司资产主要是土地及地面附属物转让给张振，转让价格为680万元，后双方办理了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变更手续，段社良、孔芝芳作为原股东全部退出陕西圣达公司。（二）2009年8月6日，段社良以“咸阳圣达公司”的名义起诉华宇公司，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定金。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咸阳中院驳回其请求，2010年4月26日，华宇公司起诉“咸阳圣达公司”，咸阳中院(2012)咸民终字第0000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咸阳圣达公司与陕西圣达公司系名称变更关系，华宇公司应以陕西圣达公司为被告主张权益，故华宇公司2012年1月起诉陕西圣达公司，要求陕西圣达公司继续履行《土地转让协议》，陕西圣达公司和华宇公司的这场诉争，历经一、二审，咸阳中院判令华宇公司和“咸阳圣达公司”所签的《土地转让协议》有效，应予继续履行;陕西圣达公司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本院主持下，陕西圣达公司与华宇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同意解除2009年4月7日的《土地转让协议》，陕西圣达公司一次性支付华宇公司150万元，陕西圣达公司通过陕西省高院向华宇公司支付了150万元，调解书履行完毕。因此，段社良、孔芝芳二人是陕西圣达公司的原股东，在华宇公司诉陕西圣达公司的土地转让协议纠纷一案中，段社良、孔芝芳二人不是协议的当事人，不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至于陕西圣达公司向段社良、孔芝芳二人主张支付给华宇公司的150万元，是基于另一法律关系，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而主张，故段社良、孔芝芳不是华宇公司诉陕西圣达公司继续履行土地转让协议纠纷一案的第三人，其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三）程序上段社良、孔芝芳不存在因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启动的决定权在法院和第三人自己，即由法院通知参加;或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如果“案外人”并没有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那么判断是否应当再赋予其事后的救济途径主要应当考量其主观上有无怠于行使诉讼权益的故意或过失。具体到本案，暂不论段社良、孔芝芳夫妻二人是否是第三人，其对华宇公司起诉陕西圣达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土地转让协议》的诉讼完全知晓，其辩称对华宇公司诉陕西圣达公司一案不知情，于情于理皆不相符:咸阳中院(2012)咸民终字第000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华宇公司应以陕西圣达公司为被告主张权益，该裁定书已向段社良送达;华宇公司2012年1月以陕西圣达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后，陕西圣达公司即通知了段社良，因华宇公司诉陕西圣达公司的诉讼皆因段社良而起，陕西圣达公司怎能不告知段社良。因此，段社良称其对华宇公司诉陕西圣达公司的诉讼不知情并不属实。且段社良、孔芝芳对华宇公司诉陕西圣达公司的诉讼选择的是完全采取了回避、不参与的态度，其就此谎称不知情，实属歪曲事实。（四）原告从知道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内容至其提起撤销之诉，已超过了6个月的撤销之诉的除斥期间，应依法不予受理。（五）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合法，不存在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情形。1、段社良2009年8月以咸阳圣达公司名义起诉华宇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603101元转让定金，并没有得到支持，咸阳中院驳回其诉讼请求;2、华宇公司起诉陕西圣达公司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咸阳中院所做的(2012)咸民终字第00894号民事判决认定段社良以“咸阳圣达公司”的名义和华宇公司所签订的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陕西圣达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在本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解除涉案《土地转让协议》，向华宇公司支付150万元，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及华宇公司提出的月息2分和支付的603101元是转让定金的情况，本院协调双方最终将数额确定为15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之处。现陕西圣达公司基于另一法律关系向其主张这150万元及其诉讼费等损失，段社良认为150万元的数额过高而不愿承担，认为损害其利益，但只愿意退还603101元只能是其个人主观意见，段社良只愿退还603101元的行为损害的是他人利益，不能得到法律支持。
综上所述，段社良、孔芝芳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的起诉条件，请本院依法审查，裁定不予受理。
被告华宇公司辩称：（一）本案的诉讼是由于原告段社良将土地“一地二卖”引发的，责任在段社良。该案经过法定程序审查后，段社良与陕西圣达公司在追偿诉讼中败诉，如不服可申请再审，不应对本案调解结果提出异议。2、调解的数额与陕西圣达公司向段社良、孔芝芳行使追偿权无关，起诉亦无任何意义。原调解书载明，被告陕西圣达公司与华宇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咸民终字第00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解除双方于2009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2、由陕西圣达公司一次性支付华宇公司150万元(其中包括华宇公司支付给陕西圣达公司的定金603101元)；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共计77800元，由华宇公司、陕西圣达公司双方各半承担。原审法院已按判决执行完毕。4、双方当事人就本案以后再无任何纠纷。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既具有法律效力。
本案诉讼中，原告段社良和孔芝芳提交的2009年7月18日陕西圣达公司与张振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和同日签订的《法人变更协议》及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4民终1883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使其利益受到损害；被告陕西圣达公司提交陕西圣达公司与张振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法人变更协议》以及公司登记变更、2009年4月7日段社良代表咸阳圣达公司与华宇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华宇公司与咸阳圣达公司、陕西圣达公司历次诉讼的法律文书、（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及履行该民事调解书的支付凭证，证明在2009年7月18日陕西圣达公司转让后，该公司已与原告段社良和孔芝芳无关；被告华宇公司提交（2015）陕民二申字第00062号民事裁定书和(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以证明其与陕西圣达公司在民事申请再审中达成调解协议。对上述证据，除段社良和孔芝芳、陕西圣达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华宇公司对其参与的证据亦无异议。陕西圣达公司、华宇公司认为原告段社良和孔芝芳提交的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4民终1883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4民终1883号民事判决书确与本案无关，除此之外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依据以上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咸阳圣达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法定代表人为段社良，该公司股东为段社良和孔芝芳，二人系夫妻关系。2004年3月15日，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更名为陕西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变，公司原名称保留至2004年8月25日，保留期间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转让。2009年4月7日，段社良以咸阳圣达公司的名义与华宇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将公司位于咸阳世纪大道以北、海天制药厂以南约十亩工业用地使用权以每亩40万元转让给华宇公司。同年4月22日，华宇公司支付603101元的定金。2009年7月18日，段社良在未告知以上情况的同时以陕西圣达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张振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将陕西圣达公司资产主要是土地及地面附着物转让给张振，转让价格680万元，后双方办理了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变更手续。2011年5月，段社良、孔芝芳作为原股东完全退出陕西圣达公司。
2009年8月26日，段社良以咸阳圣达公司的名义起诉华宇公司至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与华宇公司《土地转让协议》，后经咸阳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其诉讼请求。2010年4月26日，华宇公司向秦都区法院起诉，请求咸阳圣达公司履行合同，秦都区法院于同年11月10日做出了(2010)咸秦民初字第011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咸阳圣达公司履行合同。2011年4月28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陕西圣达公司送达(2011)咸民执字第00015号执行裁定书和通知书，至此，陕西圣达公司才知道其原法定代表人段社良早在将陕西圣达公司股权转让之前，以“咸阳圣达公司”的名义与华宇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收取603010元的土地转让金，后又以“陕西圣达公司”的名义与华宇公司进行诉讼。因咸阳圣达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圣达公司，华宇公司于2011年4月将以张振为法定代表人的陕西圣达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陕西圣达公司继续和华宇公司履行合同。2014年4月25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102）咸民终字第00894号民事判决，判决：陕西圣达公司和华宇公司于2009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有效，应予继续履行。陕西圣达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在本院申请再审审查期间，陕西圣达公司和华宇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依据陕西圣达公司和华宇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制作了调解书。该调解书已履行完毕。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1、本院作出的（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是否损害了段社良、孔芝芳的合法权益。2、本院在该案中的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一、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5日作出（2012）咸民终字第00894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作出的（2015）陕民二申字第00062号民事裁定书和(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的双方当事人均为陕西圣达公司和华宇公司，在双方多次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及诉讼中均是以公司名义，系公司法人行为，与段社良、孔芝芳无关。且在华宇公司诉陕西圣达公司一案中，原告段社良和孔芝芳既不是案件诉讼当事人，也不是陕西圣达公司的股东。陕西圣达公司在诉讼中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完全是行使其公司法人的处置权益。该调解协议内容：为解除2009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陕西圣达公司支付华宇公司含定金和损失共计150万元，该内容并未损害公司和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的权益。对于原告提出在陕西圣达公司向其追偿诉讼中，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4民终18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其承担责任依据(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本院认为，陕西圣达公司诉段社良、孔芝芳追偿诉讼一案，是另一法律关系，与华宇公司诉陕西圣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无关。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民事行为的过错责任、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综合认定所作出的判决。原告认为陕西圣达公司向原告追偿诉讼的判决依照的是本院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数额，损害了其民事权益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撤销(2015)陕民提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段社良、孔芝芳起诉提出本院在提审本案后，未经审理即作出民事调解书，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后，可以径行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再审审理中经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原判决、裁定视为被撤销”。本院依照上述规定，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根据陕西圣达公司和华宇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具有法律效力，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二原告的该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段社良和孔芝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段社良和孔芝芳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段社良和孔芝芳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西京
代理审判员 成 芳
代理审判员 任苗苗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史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