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81民终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大章，退休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恒清，黑龙江省军川农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乃泉，无职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绥滨县绥东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时大章因与被上诉人胡乃泉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法院（2016）黑8101民初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时大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恒清，被上诉人胡乃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时大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返还上诉人的欠款34000元，并承担违约金50000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签订《耕地转包合同》时并未通知黑龙江省军川农场（以下简称军川农场），该合同系双方私自签订，因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时岩不在家，无从知晓该土地转包情况，正是因为军川农场和时岩不知情才未提出异议，一审在未详细调查核实情况下，以涉案耕地”发包方军川农场及土地承包人没有提出异议，已实际履行两年”为由认定《耕地转包合同》有效且上诉人违约与事实不符。2.上诉人在一审提出2013年种植涉案耕地时是由上诉人在2012年秋交的利费（军川农场要求上一年缴纳下一年利费）。2013年秋，被上诉人交粮顶费后，2014年春季尚有不足部分未缴纳，上诉人为保住耕地被迫替被上诉人缴纳了不足部分款项。至今被上诉人未结清所欠上诉人钱款。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军川农场要求履行缴费义务，但被上诉人未交足种地利费违约在先，而一审法院以”2013年至2014年原告按合同约定缴纳了各项费用、耕种了土地”岂不偏袒被上诉人？3.被上诉人只列举出《耕地转包合同》及2014年11月3日向军川农场交粮顶费的进账票据（该票据数额不足2015年全年利费），但事实是2012年底上交农场顶2013年利费的费用及2014年春利费不足部分系上诉人为保住耕地被迫为被上诉人缴纳，至今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几万元，且被上诉人主动提出放弃2015年耕地种植，应是被上诉人首先违约，一审为何判决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时上诉人举示了2013年至2015年军川农场与时岩签订的《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该土地转包给被上诉人是依据时岩与军川农场签订的合同而签订的。因军川农场发包土地的主合同系与时岩签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耕地转包合同》必须以时岩同意并授权才可以，否则就是无效代理，因上诉人根本就无权处分该土地。军川农场发包土地是有严格规定的，必须经其同意后，只限流转基本田，其他机动田不允许流转，从涉案耕地主合同看，转包行为违反了该合同约定，且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私自签订，隐瞒了军川农场，军川农场在未发现私自转包情况下，当然不会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不能依据军川农场未提出异议就武断认定《耕地转包合同》有效且上诉人违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违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胡乃泉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涉案《耕地转包合同》明确约定将位于军川农场22队的7.5公顷水田转包给上诉人经营，期限3年，自2013年3月31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由被上诉人按照农场规定缴纳利费及各项费用，良种补贴由被上诉人享受。2013年和2014年，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交纳了各项费用并耕种了土地。2014年11月3日，被上诉人按照军川农场规定上交了2015年在军川农场22队总承包17.5垧的水田利费115273元，其中包含涉案7.5垧水田。2015年春，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擅自将涉案耕地以每垧1500元的高价转包给第三人关海涛耕种，属严重违约。以上事实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耕地转包合同》、被上诉人向军川农场交纳2015年水田利费进账单和上诉人当庭自认将涉案耕地转包给第三人关海涛耕种的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在一审对上述证据未提任何异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和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的规定，上诉人的行为违反双方签订的《耕地转包合同》约定，给被上诉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已构成违约，按照《耕地转包合同》第七条的约定，上诉人应当赔偿被上诉人违约金50000元。二、对上诉人一会称是被上诉人主动放弃种植涉案土地，一会又称是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不交利费，随后又称《耕地转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的观点，均系上诉人为了不承担违约责任的托词，其主张的观点不但相互矛盾，且无任何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在2013年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后陆续购买收割机1辆、迪尔904机械1辆、插秧机2台，建大棚5栋，在水稻地打井及座机水泵2台，挖排水沟1条。在2014年10月末已将涉案耕地翻完，并在11月份向军川农场交纳了2015年利费。2015年3月，上诉人将涉案耕地转包给关海涛，导致被上诉人不能种地，所投入的农资、农具搁置贬值，给被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达二十余万元。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自愿放弃种植的观点，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2.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2013年种植涉案耕地是上诉人在2012年秋交的利费，至今被上诉人未结清欠款及违约在先”的观点不能成立。上诉人为眼前利益，违反合同约定，以每垧1500元高价将耕地转包，取得租金126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没有租金，上诉人只能得到惠农补贴，因此上诉人为获取利益，见利忘义，违约在先，导致被上诉人不能耕种土地，给被上诉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该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供证据予以证实。3.上诉人关于时岩系涉案耕地承包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耕地转包合同》应由时岩授权，否则就是无权代理及合同无效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从时间看，虽然涉案耕地与军川农场签订合同的是时岩，但涉案耕地一直由上诉人实际管理，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有代理权的。从事实上看，《耕地转包合同》已实际履行了两年，作为时岩与军川农场均未提出异议，且军川农场对被上诉人耕种涉案耕地，也实际收取了利费，这也是对被上诉人耕种涉案耕地的认可，故《耕地转包合同》不存在法定合同无效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耕地转包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综上，由于上诉人的违约行为给被上诉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上诉人应当依法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被上诉人违约金50000元，依法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胡乃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时大章按照《耕地转包合同》的约定给付违约金50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31日，时大章与胡乃泉签订《耕地转包合同》，约定：将军川农场22队的7.5公顷水田耕地转包给胡乃泉经营，承包期限为3年，自2013年3月31日至2015年12月30日，胡乃泉按军川农场规定的缴费标准缴纳各项费用，一切优惠政策，包括直补由胡乃泉享受，严格按农场一号文件要求执行农场政策。2013年至2014年，胡乃泉按合同约定缴纳了各项费用，耕种了土地，并于2014年11月3日，按照军川农场的规定上交了2015年在军川农场22队总共承包的17.5公顷水田利费115273元，其中包含承包时大章的7.5公顷。2015年春天，时大章在未经胡乃泉同意的情况下，将胡乃泉承包的耕地以每公顷1500元的价格转包给案外人关海涛。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耕地转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被告签订《耕地转包合同》的第三年，被告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将原告承包的7.5公顷水稻田在未争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以每公顷1500元的高价转包给案外人关海涛。被告的行为违反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依据《耕地转包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要求被告给付违约金50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被告关于2015年系原告自己放弃耕种权利的辩解意见没有证据证明，且2014年11月3日，原告为实现2015年耕种目的，全额上交了军川农场所规定的利费，因此，被告主张事实不成立，应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与原告签的《耕地转包合同》未经发包方军川农场及合同实际持有人时岩授权，合同无效的理由，因三年合同已履行两年，且军川农场及时岩也未提出异议，故被告的主张不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时大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胡乃泉违约金50000元。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被告时大章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一、王某出具的收条及孙鹏出具证明各一份，意证明王某替时岩交给农场任务粮，抵顶涉案耕地2013年利费，孙鹏当时是军川农场22队技术员兼出纳，其能证实当时王某交的粮系抵顶时岩利费。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王某与孙鹏按照法律规定应出庭予以说明并接受质询，同时该两份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请法院不予采信。
二、2013年3月10日及3月24日，时岩向军川农场补交不足部分利费的收据各一份，意证明被上诉人不交纳2013年应交利费的数额，被上诉人构成违约。被上诉人有异议，认为2013年利费已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又将利费转交给连队，被上诉人手中没有票据，都是上诉人替被上诉人交纳，连队直接与上诉人沟通。2014、2015年的利费均是被上诉人自己交纳。
三、涉案耕地应交利费明细表一份，意证明时岩被迫为被上诉人交纳2014年不足部分的利费25230元。被上诉人对关联性有异议，以上利费被上诉人在2014年已交给军川农场，并不存在拖欠，如果拖欠利费，军川农场会将耕地收回，而2014年被上诉人耕种了涉案耕地。
四、《供用电施工合同》及收据两份，意证明上诉人承包的涉案耕地用电量，每公顷耕地每年750元，共7.5公顷，2013年耕地由被上诉人种植，此电费至今没有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按照上诉人与施工人张清起签订的《供用电施工合同》，被上诉人只是种地，对于安装的费用应由上诉人承担并提供用电设施。被上诉人种地时每垧地交750元电费，2013年已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直接将电费付给连队电工，当时是孙鹏通知被上诉人交纳电费。
五、孙鹏2016年11月18日出具的《收条》一份，意证明被上诉人耕种涉案耕地时未翻完，由孙鹏翻整了3垧地，上诉人支付翻地费1500元，有孙鹏的《收条》为证。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翻地时是被上诉人雇佣的孙鹏，应由被上诉人支付翻地费，是上诉人垫付了翻地费，并非被上诉人不支付，也不存在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翻地费的问题。2015年的翻地费上诉人已从关海涛处收取，不应再由被上诉人支付。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上诉人所举示证据意在证明被上诉人尚欠其各项费用34000元应予给付，且存在违约行为。因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出反诉，属其二审增加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法解释的意见》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被上诉人不同意一并审理，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另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因被上诉人违约导致不能耕种土地，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时大章系军川农场退休职工，涉案耕地其以时岩名义与军川农场签订，且涉案耕地实际管理人为时大章。时岩自2013年至今常年在外打工，时大章将涉案耕地发包给胡乃泉时已告知时岩。
2015年，涉案耕地每垧纯利润在8000元左右。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耕地转包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以及上诉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问题。关于《耕地转包合同》效力问题，本案中，涉案耕地被上诉人已实际耕种两年且2014年11月3日已向军川农场交纳2015年利费系不争之事实，涉案耕地虽系时岩与军川农场签订的承包合同，但从上诉人庭审陈述可证实其以时岩名义签订系因上诉人已达退休年龄、不符合军川农场关于承包耕地之要求，又因时岩自2013常年在外打工，无法对涉案耕地进行管理，且上诉人签订《耕地转包合同》时已通知了时岩，时岩并未提出异议，涉案耕地转包之行为亦未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益，考虑涉案耕地上诉人对其实际经营管理及与时岩系父子关系之情形，并结合上诉人转包给关海涛的涉案耕地亦是上诉人签订之事实，故上诉人以涉案耕地未经军川农场同意及时岩授权而主张《耕地转包合同》无效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责任承担问题，因上诉人违反《耕地转包合同》之约定，将涉案耕地另行转包，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对2015年涉案耕地每垧纯收益8000元不持异议，故一审按照《耕地转包合同》的约定判决上诉人给付50000元违约金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时大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时大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波
审判员 鲁 民
审判员 董力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王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