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8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豪，男，1969年3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旭天成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二街2号院6号楼11层1113室。
法定代表人：魏子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碑店市宏涛机械加工厂，住所地高碑店市北大街。
投资人：魏永涛。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祖水莲，高碑店市安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海鹏，男，1977年10月18日出生，住河北省高碑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成远，北京市言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文豪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旭天成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旭天成公司）、高碑店市宏涛机械加工厂（以下简称宏涛加工厂）、赵海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32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文豪，被上诉人中旭天成公司、被上诉人宏涛加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祖水莲，被上诉人赵海鹏的委托代理人任成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文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依法改判中旭天成公司与宏涛加工厂于2015年12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要求由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遵守2015年4月11日、4月21日合作协议，由刘文豪负责天津型煤厂的生产经营；要求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支付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的设备使用费和生产利润30万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负担。事实和理由：1.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签订的2015年12月4日的《协议书》无效。主要理由为：首先，损害了受让人怀安县红豆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公司）的利益，应为无效，并非因未实际履行而终止。中旭天成公司于红豆公司谈成了转让事宜，但没有谈成“价格”。其次，损害了刘文豪的利益。刘文豪与魏永涛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天津际华型煤场协议》中明确了有刘文豪的权利。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不能未经刘文豪同意处理刘文豪的权利和财产。一审法院对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而终止”的认定有误。赵海鹏签订《转包协议》就是履行了上述《协议书》的行为。2.刘文豪应为天津型煤生产经营的负责人。首先，《合作经营天津际华型煤场协议》中约定，由刘文豪在天津实施管理，赵海鹏在一审中表示认可该协议，即赵海鹏认可刘文豪负责天津型煤场。2015年10月16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已经作废，没有实际履行，无效，因此应当以2015年4月21日的《合作经营天津际华型煤场协议》的约定为准，由刘文豪负责生产经营。其次，赵海鹏出具的《调解协议》显示，赵海鹏不再与际华公司协商加工费和租金事务。这表明赵海鹏承认刘文豪负责天津型煤厂的生产经营。3.一审法院未明确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损毁设备的事实。赵海鹏曾承诺给刘文豪相应期间的设备使用费和利润50万元，但至今仍未给付。故要求赵海鹏给付相关费用，同意将一审诉请要求赔偿金50万元降至30万元，此30万包括赵海鹏承诺给刘文豪在其组织生产期间的设备使用费和产生的利润，以及非法拆毁刘文豪设备造成的损失，该损失与《调解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不重合。
中旭天成公司辩称，不同意刘文豪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宏涛加工厂、赵海鹏同意中旭天成公司的答辩意见。
刘文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中旭天成公司与宏涛加工厂于2015年12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要求由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遵守2015年4月11日、4月21日合作协议，由刘文豪负责天津型煤厂的生产经营；要求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支付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的设备使用费和生产利润50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际华公司作为甲方、中旭天成公司作为乙方、宏涛加工厂作为担保方签订《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合作在天津西青区甲方生产场地内组建年产量≥5万吨洁净煤生产车间，洁净型煤符合天津市洁净型煤技术标准及相关技术标准，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此合同由宏涛加工厂担保。
2015年4月21日，魏永涛作为甲方与作为丙方的刘文豪签订《合作经营天津际华型煤厂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决定合作建立天津型煤厂，共同经营（与际华公司合作的）型煤项目；此项目为股份制结构，经营等业务由三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方案，三方决定委托甲方所有的中旭天成公司代表天津型煤厂与际华公司签订加工合同，由丙方在天津实施管理，其他方可以随时参与管理；三方共同出资155万元用于购买型煤生产线所有设备，其中甲方出资55万元占股份35%，乙方出资50万元占股份35%，丙方出资50万元占股份30%；此项目的型煤生产线设备由天津型煤厂向甲方购买，甲方负责设备质量合格并保修；中旭天成公司负责开发票等结算事务，从际华公司收回的款项扣除增值税以后（从到账时起）2天之内分配划拨到甲乙丙各自的账号中，三方都可以随时查询财务状况。一审诉讼中，刘文豪称魏永涛代表中旭天成公司及宏涛加工厂，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表示认可，但是赵海鹏认为此协议由魏永涛与刘文豪签订。
刘文豪提交，2015年7月27日，中旭天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红豆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约定：2015年4月20日，甲方与际华公司签订“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现甲方把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原合同中担保方—宏涛加工厂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均认为双方于同日签订另外一份《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内部），该合同约定了转让价款为70万元。一审诉讼中各方均表示该协议因未实际履行，已经终止。
2015年10月16日，魏永涛作为甲方、刘文豪作为乙方、赵海鹏作为丙方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控制的中旭天成公司与际华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签订了《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甲、乙、丙三方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了《合作经营天津际华型煤厂协议》，以上两份法律文件所导致的权利义务，现甲方因经营原因打算退出；甲方将其控制的中旭天成公司基于《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所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均转让给乙、丙双方（乙、丙双方连带受让，受让后是否按份分配，自行协商，与甲方无关）；乙、丙双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用50万元，于本协议签订当时支付，甲方出具收条。刘文豪称此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
2015年12月4日，中旭天成公司作为甲方、宏涛加工厂作为乙方、赵海鹏作为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乙方于2015年4月20日与际华公司签订了《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甲乙双方在《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由丙方全面无遗漏的履行《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甲乙双方仅配合丙方办理手续性文件。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就该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是均认可该协议因未实际履行而无效。
2015年12月22日，赵海鹏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镇平县云哲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哲公司）签订《转包协议》，约定了转包的项目、转包期限、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赵海鹏称此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2016年10月25日，刘文豪与赵海鹏签订《调解协议》，约定：张家窝型煤厂的设备由赵海鹏运至榆林，赵海鹏保证设备持续完整好用，在两年之内每年付给刘文豪30万元的租金，如生产遇到障碍完全由赵海鹏承担，不影响支付给刘文豪的租金，两年之后设备所有权归赵海鹏所有；张家窝型煤厂设备中烘干机待刘文豪与际华公司交涉完成以后，由刘文豪同意后，赵海鹏再拉走；赵海鹏将2015年至2016年际华公司应付的加工费和租金的债权转让赠与给刘文豪；赵海鹏协助刘文豪取得中旭天成公司的合同债权转让协议，赵海鹏不再与际华公司协商加工费和租金事务。
一审诉讼中，刘文豪称自2015年10月份开始，赵海鹏试承包型煤厂，承诺每吨型煤向其支付十元。并提供入库单及录音证据予以佐证。赵海鹏认为双方只是进行协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中旭天成公司称，2015年10月16日，魏永涛、刘文豪、赵海鹏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因刘文豪没有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故双方在12月4日又签订了《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015年10月16日，魏永涛、刘文豪、赵海鹏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魏永涛将中旭天成公司与际华公司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刘文豪、赵海鹏。2015年12月4日，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与赵海鹏签订《协议书》，约定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将其对际华公司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赵海鹏。虽在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的签订没有经过刘文豪同意，但是该《协议书》转让的权利义务系基于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与际华公司签订的《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有权签订该《协议书》。但是，诉讼中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均表示认可2015年10月16日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赵海鹏亦认可其与刘文豪为合作关系，故2015年12月4日的《协议书》因没有实际履行而终止，但是该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该院对于刘文豪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刘文豪要求确认其负责天津型煤厂生产经营的诉讼请求，因在《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刘文豪与赵海鹏的经营并没有明确约定其二人在实际经营中的职责，刘文豪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成立，故对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文豪要求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支付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的设备使用费和生产利润5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刘文豪认可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已经将所有的债权债务转出，故刘文豪无权要求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产支付上述费用；关于刘文豪要求赵海鹏支付上述期间费用的请求，刘文豪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刘文豪向赵海鹏主张此费用，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且2016年10月25日，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如有争议，刘文豪可另行向赵海鹏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文豪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刘文豪二审过程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6年9月10日与魏永涛的通话记录，证据2，2016年11月10日与赵海鹏的通话记录。以上证据均证明赵海鹏应支付刘文豪款项。
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对刘文豪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赵海鹏对刘文豪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
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赵海鹏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刘文豪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故不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
二审中，刘文豪表示，其授权委托赵海鹏生产。
另查，一审庭审中，刘文豪表示，中旭天成公司与红豆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作废了，不管是否作废与7月27日协议没有任何关系。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刘文豪虽上诉提出该《协议书》损害了红豆公司的利益，但此上诉意见与其一审中的陈述意见相互矛盾，且其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均认可2015年10月16日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且刘文豪与赵海鹏于2015年10月25日签订《调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故刘文豪依据其所称的上诉理由主张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刘文豪要求负责天津型煤场生产经营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首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2015年10月16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存在无效、未履行、作废的情形。其次，根据已查明事实，2015年4月《合作生产洁净型煤合同》、2015年4月21日《合作经营天津际华型煤场协议》、2015年10月16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2015年10月25日《调解协议》等证据显示，本案合同权利义务经过多次转让及约定，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文豪目前对其所称的天津型煤厂有权“负责生产经营”。再次，2015年12月4日的《协议书》所记载的内容亦无法直接证明刘文豪所称“赵海鹏承认刘文豪负责天津型煤场生产经营”这一事实。故对刘文豪上述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刘文豪要求设备使用费和生产利润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首先，因刘文豪认可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已经将所有的债权债务转出，故刘文豪无权要求中旭天成公司、宏涛加工厂支付上述费用。其次，刘文豪虽上诉要求赵海鹏支付上述期间使用费和生产利润，但刘文豪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刘文豪向赵海鹏主张此费用，依据不足。另，刘文豪与赵海鹏已于2016年10月25日另行达成《调解协议》，如有争议，刘文豪可另行向赵海鹏主张。故对刘文豪上述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文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5800元，由刘文豪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解学锋
审 判 员 尚晓茜
代理审判员 付 哲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常 欣
书 记 员 苏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