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民终字第27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纯平，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民，1945年10月3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志铭、严洪，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履恩，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民，1957年8月24日出生，KecamatanSawahan，KelurahanPakis，JalanKembangKuningKulon2／21A.RukunTetangga007，RukunWarga006。
委托代理人林建兴，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纯平因与被上诉人王履恩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本案讼争房产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363号，城隍庙巷2、4号的房屋原系王华住的产业。
1995年9月5日，厦门市人民政府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向吕尚志（又名吕维训）发出《关于处理华侨房屋问题的通知书》，通知已收悉其申述，根据闽政办（1988）157号文、厦府（1989）354号文规定，拟退还包括讼争房产（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363号，城隍庙巷2、4号）在内的数处房屋产权，请其提交代理人的合法手续及基础权公证书。
1995年9月7日，厦门市公证处出具（95）厦证经字第2377号《继承权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查王华住于1988年11月2日在印尼死亡，其妻HELENAKOHEN于1982年4月25日死亡，二人死亡后在厦门市遗有房产（含本案讼争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363号，城隍庙巷2、4号），二死者生前无遗嘱，上述房产应由其儿子王履恩（即本案被告）一人继承。
1995年9月7日，厦门市公证处还出具一份（95）厦证经字第2378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1994年7月26日，被告王履恩在印尼泗水市公证处办理了一份委托书公证书，委托吕尚志（又名吕维训，男，1935年6月23日出生）代为管理坐落于厦门市的数处房产（含本案讼争房产），受托人有转委托权，该委托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领事部认证。受托人吕尚志（又名吕维训）于1995年9月7日在厦门市公证处，表示愿意接受委托。
1999年11月15日，吕尚志（又名吕维训）与刘巧云签订一份《委托》，将包含本案讼争房产的数处房产，委托刘巧云代为管理，受托人刘巧云有转委托权，委托期限至办理完代理事项时止。就上述委托事宜，厦门市公证处同日出具（99）厦证经字第10525号公证书，证明吕尚志（又名吕维训）于1995年11月15日在该公证处签署前述委托书。
2004年8月10日，刘巧云就其在（99）厦证经字第10525号公证委托中所受托事宜，转委托给邱年华。同日，厦门市公证处出具（2004）厦证经字第4277号公证书，证明刘巧云于2004年8月10日在该公证处签署前述委托书。
2013年2月5日被告王履恩取得编号为厦国土房证第01043817号《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其经登记为本案讼争房产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363号，城隍庙巷2、4号所有权人。
2013年7月10日，被告王履恩在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签署《声明书》，声明其已于2012年3月22日在印度尼西亚终止了1995年9月7日由厦门市公证处出具的（95）厦证经字第2378号公证书项下对吕维训的委托，并声明不予承认吕维训对刘巧云、邱年华的转委托，终止其转委托。前述声明经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出具的（2013）厦思证内字第931号公证书予以公证。
2013年7月10日，被告王履恩在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另出具《声明》一份，声明其已于吕维训生前撤销对其委托授权，其本人及其父亲王华住并未将厦门的房产售予他人，原告李纯平所提供的1993年12月15日的收据、申明书及信件均不真实等等。该声明经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2013）厦思证内字第930号公证书予以公证.
另查明，吕尚志（又名吕维训）于2012年4月15日死亡。
李纯平诉请法院判令：1、确认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363号，城隍庙巷2、4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李纯平；2、被告王履恩立即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提交办理讼争房屋产权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并协助原告李纯平办理过户手续；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审理中，原告还提供以下数份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多形成于印尼。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因此，域外形成的证据首先应符合我国法律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方可采用。现法院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逐一分析认证如下：
一、ONGKWATJOE（王华住）与GONDOSETIAWAN及SOEBIJONO（李纯平，下同）签订于1987年6月13日的《买卖合同》及附随其后的印尼泗水公证员公证的复印件以及再附随其后的2014年6月18日印尼雅加达公证员公证一份，拟证明被告之父王华住与原告李纯平等人签订买卖合同，将讼争房产售予原告等二人，且原告等人已将对价支付完毕。被告质证后认为该证据公证不符合所在国法律，未经合法的认证程序，合同中字母、阿拉伯数字、代码等无法识别，作价与标的物价值不符，翻译错误，对该《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法院分析认为，该证据由三部分组成，一为形成于1987年6月13日的《买卖合同》文本、二为同日印尼泗水公证员的公证（该公证还提到，合同对价为美元5万元已支付完毕，王华住将所售房产的办理注册事宜委托给买受方，该委托即使在卖方去世的情况下也不可终止）、三为2014年6月18日的雅加达市公证员的公证。前两部分为复印件，第三部分为雅加达公证人证明前两部分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公证，因此该证据所能达到的证明目的仅为原告向法庭出示的合同与其于2014年6月18日向雅加达市公证员所出示的合同原件一致。原告其余证明目的，即“该份合同系双方正式意思表示且签订过程经过公证”，尚无法通过该份证据证明，因为据原告陈述，公证原告与被告之父关于房产买卖合同真实合法有效的公证机关为泗水公证人，故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该公证机关所出具的公证文书经由认证后，方可作为认定待证事实的证据，而原告现仅出示一份原件与复印件无异的公证，因此2014年6月18日的雅加达市公证人的公证，及其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认证，系针对原件与复印件一事所作出，并不是针对这份买卖合同的真实合法有效的问题所作，故该证据并无法达到原告想要达到的证明目的。另外，该合同中均使用字母加数字的一组代码来表示各处房产坐落，而据目前在案其他证据显示，还有一份对应该代码的基址图，但该基址图双方均未提交，现无法将代码与讼争房产予以一一对应，也无法因此确认该合同与本案讼争房产之间的关联性。
二、《移交权利（编号：36）》，内容为1987年6月13日的《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之一GONDOSETIAWAN向另一买受人SOEBIJONO移交该合同项下权利的公证。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形式上未经合法公证、认证，故不予确认。
法院分析认为，该证据系形成于印尼，未经前述的我国法律规定的公证、认证程序，故法院不予以采纳。
三、1993年12月15日被告出具的《声明》及附随其后的同日印尼泗水公证人公证的复印件，以及于2014年6月24日印尼雅加达公证员在上述复印件后再附随的公证。该证据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部份为1993年12月15日被告于印尼泗水市出具的《声明》，内容为被告承认厦门市的30套房产及基址图已由其父亲出售给原告等二人，且该合同经由合同签订当日公证确认其真实性，公证书编号30.276.1987；后部为2014年6月18日的雅加达市公证员的公证，拟证明被告已经以公证的形式，确认其父王华住与原告、吴世传二人于1987年6月13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同时还确认包括讼争房屋在内的厦门房产也出售给了原告及吴世传。被告质证认为，该声明文本中最接近正文的签名并非是被告本人所签，且因为在证据形式上与前述证据一存在相同的问题，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法院分析认为，因原告未能提供该经公证的《声明》的原件，故基于与前述证据一相同的理由，原告提供的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向法庭出示的声明与其于2014年6月18日向雅加达市公证员所出示的合同原件一致，但无法证明该声明的真实合法有效，并不能证明该《声明》的真实合法有效性，法院不予采纳。
四、被告于1993年12月15日出具的《收据》原件，其上载明：“现已收到来自：TJIPUTROLUKITO（吕维训）先生-
泗水苏门答腊路130号。数额：500千印尼盾。用途：作为将我父亲ONGHWATJOE（王华住）先生卖给GondoSetiawan（吴世传）和tuanSoebijono（李纯平）先生的在中国所有房子交予GondoSetiawan（吴世传）和tuanSoebijono（李纯平）先生而获得的劳务费。”该收据于2013年4月29日泗水公证员公证，再由厦门市公证处作出泗水公证员公证与原件无异的公证。被告则以若当时房子已经卖给原告，何来原告再向被告支付劳务费以及50万印尼盾仅相当于几百元人民币为由，对此不予确认。
法院分析认为，厦门市公证处并非对域外公证证据法定的认证机构，故厦门市公证处仅能证明该证据复印件与原件的一致。而在这份复印件中，仅有印尼公证人的公证，却没有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认证，故在证据的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采纳。
五、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0月12日经印尼泗水公证人SETIAWATISABARUDIN公证的《声明》的誊本，以及同日公证的《确认协议》的誊本。被告质证认为，1.其从未签署该两份《声明》及《确认协议》；2.原告仅提供誊本却未提供原本；3.文本中并无任何人签字且与被告出具的文件相悖；4.公证书仅是证明“复印件与原件相符”，该文本仅是复印件，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
法院分析认为，上述两份证据的誊本均已加盖公证人印章，并经合法公证认证手续，故可以采纳为本案证据。至于被告质证认为的该誊本无签名及原告仅提供誊本却未提供原本的意见，结合原告另提供的证据八《有关公证书誊本之说明》可知，该公证誊本的形式是符合印尼法律规定，该国的公证人允许出某证据形式的公证书誊本，故对被告质证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在上述两份证据中，均存在有内容相同的被告作出的说明，计有20条，其中部分条款为：第2条、1987年6月13日被告的父亲王华住与原告及吴世传，签署了买卖文书，并经泗水公证人公证；第3条、王华住已将其位于厦门市的全部房产出售给本案原告及吴世传，相关买卖标的列明于买卖合同中，并附基址图；第4条、出售房产的价款5万美元已经付清；第5条、同日王华住还在公证人面前签署了12份授权书，售予二买受人所有房产进行一切措施的权利；第6条、同日买卖双方三人还在陈仲本见证下，以中文写就“销售合同”及“授权书”；第11条、1993年6月22日被告已在公证人面前授权吕维训对上述买卖房产进行管理、监督、维护等一切权利与义务；第13条、被告于1993年12月15日签署“声明书”并经公证，内容为确认王华住已经出售全部坐落于厦门市房产及基址图予原告及吴世传，同日被告领取五十万盾是原告通过吕维训付款的，被告另出具收据一份；第18条、王华住名下全部房产，自1987年6月13日起已完全为被告所占有、使用及处分；第20条、基于被告以上说明，原、被告作出《声明》：a.被告继承的全部王华住房产是原告所有，包括已经办理过户至被告名下的房产（亦包含本案讼争房产）王华住已收取全部房款；b.确认被告于2002年5月20日写给原告书函的真实性；c.除了涉及与原告及吕维训共同订立的有关房产公证，撤销其余所有公证及文书。
再基于被告作出的以上说明，在编号为21的《声明》中，被告声明：被告承认1987年6月13日由被告之父订立的买卖合同是合法的，房产权属完全属于原告所有……；在编号为22的《确认协议》中原、被告共同声明：A.被告承认根据1987年6月13日由被告之父订立的买卖合同，确认原告为唯一购买被告之父房产者……。
由此，法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于2013年10月12日在印尼泗水公证了与原告共同出具的《声明》及《确认协议》，其中被告对其父将在厦房产（包括本案讼争房产）售予原告并向原告收取全部购房款5万美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并就房产及公证等相关问题作出一系列意思表示。
六、照片及收据。被告于2013年10月12日出具的《收据》一份，与该收据复印在一起的照片并附印尼泗水公证人SETIAWATISABARUDIN，SH公证，该收据载明：“兹收到SOEBIJONOHADIWIDJOJO（李纯平），现款书目伍亿盾，供中国厦门产业之友善金。”收据原件上还贴有印花。原告拟证明被告收取五亿印尼盾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若当时房子已经卖给原告，何来原告再向被告支付劳务费，5亿印尼盾仅相当于几百元人民币，故对此不予确认。
法院分析认为，原告的收据及照片系共同印在一起再交由印尼公证人公证，但该公证未经过我国使领馆的认证程序，故对该证据，法院不予采纳。
七、1994年7月28日被告经印尼泗水市公证人RIKAYOUSOOSHIN，SH公证的《授权》，公证文书编号为26，拟证明在该文书中，被告授权原告及吕维训就《授权》中所列房产进行磋商、领取土地及建筑物的赔偿及（或）买卖价钱，以及房屋租赁合同书。现房产管理人刘巧云、邱年华系受原告委托管理讼争房产。被告质证认为，原告的该组证据恰恰佐证了被告关于讼争房屋一直由被告委托刘巧云、邱年华对外出租的抗辩，虽然刘巧云、邱年华未将收取的款项交给被告，但刘巧云、邱年华的代理权来源于吕维训的授权，而吕维训的授权来源于被告。
法院分析认为，基于与以上证据一相同的理由，该印尼的公证仅证明“复印件与原件无异”，至于被告授权行为的真实、合法、有效性，并无法从该证据得到证明，故法院不予确认。
八、《有关公证书誊本之说明》，拟证明根据印尼法律，关于前述2013年10月12日所立的关于《声明》及《确认协议》的公证书，即证据五的原件需留存于印尼公证人办公处，公证人可出具加盖印鉴及公证人签署的誊本，被告则质证认为，该说明与印尼的公证程序不符。
法院分析认为，该证据从形式上看，经公证、认证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可以采纳为本案证据。其内容中表述：“……3、为了各方的利益及需要，（公证人）将发出原本的誊本（副本），其内容的每一词句均与公证人订立之原始文本无异；4、该公证书之誊本应加注‘此与原件相符之誊本’，并加盖公证人印鉴及仅由公证人签署，而相关各方仅在原始文本上签署，原始文本置于公证人办公处。”意即按印尼之法律规定，经由公证人面前所订立之公证书，虽原始文本置于公证人办公处，但同时该公证人应出具原本的誊本，该誊本需加盖公证人印鉴及由公证人签署。
综合以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分析，为法院所采纳的证据为证据五2013年10月12日《声明》誊本及《确认协议》誊本、证据八《有关公证书誊本之说明》，由此可以认定的事实为，被告于2013年10月12日在印尼泗水公证了与原告共同出具的《声明》及《确认协议》，声明对其父出售在厦房产（包括本案讼争房产）并收取全部购房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及该两份誊本上载明的其他相关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根据《物权法》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规定表明，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如果未进行登记，则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转让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的效力是独立存在的，如当事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有效，但未完成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则合同一方当事人仍不能据此取得不动产物权。该合法有效的合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请求权，即一方当事人可请求对方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因此双方所发生的为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原告以其与被告之父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已实际履行为由，径行要求确认讼争房产所有权归属其所有，并基于此进而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并不符合法律关于物权变动的规定。该合同从性质上仍属债权合同，原告依据该债权合同对上述讼争房屋享有的权利是一种期待权，即在合同履行后并经过登记时起，原告才能实现其取得房屋物权的目的，如果欠缺物权变更登记这种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要件，仅依据买卖合同及该实际管理控制事实而主张其已经取得上述房屋物权，于法无据，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原告虽未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原件，但根据被告经由公证方式出具的声明等间接证据，仍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父的合同的存在，但双方之间合同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应在相关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中予以解决，本案系物权确认纠纷，故不宜在本案中审查双方合同纠纷。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纯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李纯平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李纯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纠正。上诉人李纯平要求被上诉人王履恩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手续，应当支持。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案由错误。案由系指当事人双方争议涉及的法律关系，应根据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确定。李纯平一审诉讼请求包括两项。第1项请求属于物权确认纠纷，一审判决定性没有问题。但第2项诉讼请求应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其笼统纳入物权确认范畴，没有法律依据。第2项请求构成独立的案由
--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即本案包含有两个案由。确认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是法官适用法律的职责和权力。法官有义务正确适用法律，不因当事人的陈述或认知而转移。因此，一审判决结论“本案系物权确认纠纷，故不宜在本案中审查双方合同纠纷”是错误的；据此不审理李纯平第2项请求也是错误的。2、被告人王履恩有义务办理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手续。一审判决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间接证据认定李纯平与王履恩之父（王华住）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包括本案讼争房产）。根据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此，出卖人王华住有义务向买受人李纯平移交房屋所有权。根据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因此，被上诉人王履恩既然已经继承出卖人王华住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则应当履行出卖人王华住未履行的移交房屋所有权的义务。根据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为此，王履恩向李纯平移交房屋所有权应通过办理房屋所有权移转登记手续实现。二、一审判决查明并确认李纯平买受案涉房产事实正确，但不采纳李纯平提交的有关证据存在错误，应当纠正。1、被上诉人王履恩2013年10月12日在印尼泗水公证人面前签署《声明》及《确认协议》，确认其父王华住出售在厦房产（包括本案讼争房产）并收取全部购房款的事实。一审判决采信这两份文件，并确认上述事实，是正解的，应当维持。2、一审判决未采信李纯平与王华住1987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公证认证手续、王履恩1993年12月15日《声明书》及公证认证手续、王履恩1994年7月28日《授权》（编号26）及公证认证手续以及1992年11月12日《移交权利》（编号36）公证手续等有关证据，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印尼泗水公证人关于“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的公证，经雅加达公证人公证、印尼司法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认证后，仍不能达到证明该等文件真实有效的目的。这是对有关证据和公证程序的误解。首先，应推认为这些经过公证认证的文件符合印尼法律，是有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第（七）项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其次，判断证据是否可以采信，应结合证据链。如前所述，一审判决已经采信的王履恩2013年10月12日在印尼泗水公证人面前签署《声明》及《确认协议》上，对于上述文件和事实均有明确记载，足以相互印证。再次，据公证书记载，这些文件原件均在公证人当面签署，因此，公证人确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以复印件形成的公证书，与原件具有同等证据效力。3、在正常的民事交易过程中，很多交易是实时完成的，所形成的证据公证人无法进行公证。因此，审判过程中法官应秉持务实的态度审查证据认定事实。鉴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存在以上错误，特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责令“被上诉人王履恩立即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地产管理局提交办理讼争房产产权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并协助李纯平办理过户手续。
被上诉人王履恩答辩称，一、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求是正确的，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责令被上诉人王履恩立即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地产管理局提交办理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号、363号和城隍庙2号、4号房屋产权登记所需的材料，并协助上诉人李纯平办理过户手续”，其这样的上诉请求，根本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并不存在“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地产管理局”这一机构，亦不存在“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号、363号和城隍庙2号、4号”这一房产，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存在严重错误，不能予以支持；其次，上诉人的原审诉求为：1、确认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363号，城隍庙2、4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李纯平；2、被告王履恩立即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提交办理讼争房屋产权登记所需的材料，并协助原告李纯平办理过户手续。原审判决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而上诉人对于原审判决驳回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确认物权”是没有异议的，只是针对其第二项诉求提起了上诉。很明显，上诉人接受了其第一项诉求被驳回的后果，却在不享有物权、不主张确认物权的情况下提出协助过户请求，完全颠倒逻辑，根本不能成立。上诉人毫无道理的上诉行为进一步证明了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只是在恶意缠讼。再次，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亦明确自认，一审判决对其第一项诉求的定性没有问题，则很明显，其业已自认不享有讼争房产的物权，则其主张的为合同请求权，而讼争房产早已从王华住名下经合法物权变动为被上诉人名下，物权已经发生变动，且具有对世性，其主张过户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原审判决经过充分查明事实，对双方证据进行认证，虽部分认证、采证似有不妥，但正确地驳回了原审原告的全部诉求，依法应予以维持。二、事实上，被上诉人系讼争房产的所有权人，持有依《物权法》登记的厦国土房证第01043817号《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享有讼争房产的物权，上诉人违背物权法定原则，迳行要求“过户”，没有任何依据。首先，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以及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讼争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363号，城隍庙巷2、4号房产的登记权属人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因遗产继承，已依法取得厦国土房证第01043817号《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系讼争房产唯一、合法的所有权人，被上诉人的物权属性非经依法变更登记不容侵犯。其次，我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上诉人在二审中并未主张享有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即放弃了物权确认的诉讼请求，却跳过其无权主张直接要求协助过户，明显毫无逻辑，完全没有根据。再者，上诉人提供所谓22号公证书（且不论该公证书内容是否属实）形式并不具备物权效力，况且，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而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是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故上诉人完全不享有物上请求权或要求办理物权登记的请求权。总之，上诉人仅仅提供所谓买卖合同及公证书，并不具备物权法律效力，充其量仅仅是一份契约，而且是依法无效的契约，而被上诉人持有讼争房产的物权凭证，是讼争房产确定、绝对的物权人，具有对世权、排他性。因此，上诉人的诉求毫无道理，依法应予以驳回。三、被上诉人以及王华住从未与上诉人就位于中国厦门的房产买卖达成任何形式的合意，上诉人据以诉求确认物权效力的买卖合同并不存在、不真实。首先，王华住生前并未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人转让上诉人所主张的中山路361、363号、城皇庙巷2、4号房产，上诉人所提供“买卖合同”等材料并不真实，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其次，上诉人主张其与王华住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所谓“买卖合同”、“SALEANDPURCHASE”等不符合公证认证程序的材料，试图用于证明讼争合同关系。然而，很明显，相关SALEANDPURCHASE材料形成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通篇却均系英文，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对外出具证明文件均统一用印度尼西亚语作出。上诉人提供的却是英语，明显不合法。同时，相关材料均形成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根据规定，未经合法的公证认证程序，相关材料不得作为证据在法院使用。可见，上诉人提供“SALEANDPURCHASE”以及其他未经公证认证的材料依法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不予采信。再者，上诉人所提供的“买卖合同”根本与本案无关，其内容及所谓合同标的根本无法识别，不应予以采信。更重要的是，自被上诉人获悉祖遗房产被收归国有并给予落实侨房政策而退还产权以后，被上诉人业已办理了讼争房产的继承析产手续，并依法将讼争房产过户登记到自己名下，通过委托代理人管理的方式对讼争房产长期行使管理权、控制权（对于代理人存在恶意侵占收益、未经允许擅自转让被告财产的行为，属另案事宜，被告亦将进一步主张权利），根本不存在将该房产售予他人的情况，上诉人的主张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四、据上诉人主张，该“买卖合同”形成于1987年6月13日，而此时，讼争房产早已经社会主义改造收归国有，产权并未退还，不具备买卖的客观条件，则不论为何，上诉人主张购买讼争房产且在海外缔结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自始无效。1960年代，国家有政策要求将所有侨房收归国有。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房，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由房管局统一经营管理，任何人不得处分、干涉，甚至连华侨本人、侨眷亦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直至1995年9月，讼争房产的产权才陆续退还王华住。很明显，上诉人所主张的买卖标的为国家财产，严重违法，即使确有签署相应“买卖合同”，其行为也无效。具体而言，首先，讼争“买卖合同”在签订时具有违法性，该合同标的指向为已经收归国有的国家财产，明显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其次，讼争合同具有不履行性，该无效合同在订立后，不但不得依据合同实际履行，客观上也无法履行，直至国家将侨房产权退还华侨，则由于其订立时系无效的，也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再者，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无效合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国家不予承认和保护。一旦确认无效，将具有溯及力，使合同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后也不能转化为有效合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王华住确于1987年6月13日与上诉人等人签署“买卖合同”，则该合同属于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依法亦应认定为无效。五、被上诉人王履恩自始自终均实际享有并实际取得讼争房产的权属，被上诉人业已继承取得讼争房产并办理了相应产权证，拥有讼争房产的物权，上诉人主张买卖与事实不符。自90年代初期，被上诉人知悉因社会主义改造被收归国有的祖遗房产将退还产权，被上诉人即办理委托给吕维训，并向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了（95）厦证经字第2377号继承权公证书、2378号委托公证等相关公证书，委托吕维训代理处理中山路361、363号底层、城皇庙巷2、4号全幢以及厦门市曾姑娘巷21号全幢、后岸巷2号全幢、开元路27号全幢、仁和宫11、13号全幢、开元路121号1-3层、开元路119号2-3层、公园南路25、27、29号全幢等房产的继承、管理等相关事宜。1995年9月，讼争房产先后退还产权给王华住，被上诉人依据继承公证书并实际办理了相应的产权证。如今，由于吕维训转委托的邱年华、刘巧云等人占有被上诉人的房产而拒不转交收取的租金，甚至未经被上诉人允许擅自转卖房产，被上诉人并业已向人民法院起诉，行使权利。然而，邱年华、刘巧云等人至今仍霸占被上诉人的房产，用于出租、非法占有并获取利益。也正是由于被上诉人向邱年华、刘巧云等人主张权利，邱年华、刘巧云为实现继续霸占华侨房产的目的，才“杜撰”“李纯平买卖”的说法，意在混淆视听，不应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很明显，讼争房产的物权归属非常明确，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讼争房产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依法享有完整的所有权。然而，上诉人为实现其非法目的、捏造事实、混淆视听，提起本案诉讼，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李纯平认为遗漏查明最早办证时间是2012年1月2日，该证件由李纯平持有，后经王履恩声明遗失，才重新领取本判决所载明的产权证外，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李纯平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买卖合同标准电码译文。证明：（1）买卖合同列明的代码系标准电码，其中的代码内容转换成中文的具体人名、地址。（2）案涉房产公园南路25-29号为列明的第11项。（3）标准电码的转换可以在互联网查询。证据2、19号委托书。证明王华住在签订1987年买卖合同时授权吴世传、李纯平为管理处分房屋可行使一切权利。证据3、转卖契据和证据4、委托书。证明王华住经见证人陈仲本见证以中文出具转卖契据、委托书给吴世传、李纯平。证据5、36号转移权利公证书。与一审证据2相同，在2015年6月补办了中国驻印尼使馆认证手续。证据6、6号授权。证明1993年6月22日，李纯平为了履行其与王华住的买卖合同，授权吕维训为管理处分房产可行使一切权利。因此，吕维训在本质上是李纯平的代理人，王履恩的授权是为了落实李纯平的授权。证据7、26号授权。与一审证据8相同。证据8不完整，以此为准。证据8、王履恩信件。证明王履恩在2002年5月12日、2013年10月4日两次致信李纯平，索要酬金以配合办理房屋产权手续。证据9、公证人声明书。证明：（1）公证人对于英文或印尼文文件都可以进行公证，公证原始文本由公证人留存。（2）誊本是原始文本的抄录本。（3）原始文本的复印件在注明“与原文相符”，可形成新的公证文书，与原始文本具有同等效力。（4）公证人对文件真实性负责。认证机关仅对公证人的签章负责。
王履恩经质证认为，证据一，与证据原件不一致。第九页，原件上面有两个方形的章和一个公证处的鹰图案圆形章。而对方提交的买卖合同上面有两个公证处的圆形章，没有方形章。做出翻译的又是另外的版本，2014.6.18做了原件与复印件相符公证的第三个版本。说明本案买卖合同存在多出编造。1987年签署该买卖合同的当时，中国已经与印尼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具备认证条件，但是讼争买卖合同没有经过认证。这份买卖合同形式上的多次编造，我们有理由认为该买卖合同是上诉人自行伪造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二的意见同证据一的质证意见。这份授权书和买卖合同是英文，这在印尼是不可能出现的。买卖合同和委托书都没有经过认证，只是盖了公证处的章，这个章真实与否是谁签名的都没有佐证，存在随意编造的可能性。证据二不予确认。一审原告提交证据25页，二审只是多了鹰形章。证据三，不知道签字人是谁，来源也不知道，三性都不予确认。证据四，没有经过公证和认证，来源和签字人都不知道是谁，三性都不予确认。证据五，这是对印尼公证法律的曲解，原审我方针对上诉人原件提出了质疑，上诉人所谓的原件有王华住签名的，王华住已经死亡，而王履恩签名的材料对方又称在印尼公证处。这些不符合印尼公证制度。证据六，与本案无关，三性也不确认。证据七，质证意见同证据一。证据八，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九，公证处保留原件的说法不成立。证据十，产权证的存在我们认可，产权人是我方，房产是归我方所有，该产权证证明房产经退改，或退改以前，都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提交该证据证明对象是毫无依据的。产权证是我方取得的。有两本证是因为，王履恩境外委托吕维训，后来发现吕维训转委托邱年华、刘巧云，取得的产权证拒不归还王履恩，所以王履恩才重新办理。
王履恩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声明与确认书，证明讼争房产系王履恩依法继承取得并享有物权的财产，上诉人所举证的材料并不真实，讼争房产未以任何形式向上诉人出售。证据二、声明与确认书（印尼文）证明印尼公证认证文书的形式和程序（四级认证，且文书均由声明人亲笔签字），进一步证明上诉人所提交的材料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系伪造的，不应予以采信。证据三、SALEANDPURCHASE（买卖合同）第10页，证明上诉人所据以提出本案主张的“SALEANDPURCHASE（买卖合同）”存在多次伪造、编造的情形（至少三种样式），且根本未经公证认证程序，进一步证明相关文件系非法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四、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证明王华住遗产在1960年12月之后直至退还房屋产权之前，所有权人均为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所有权性质为国有产，根本不能买卖，进一步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1987年房产买卖不合法、无效。证据五、厦门市公房管理中心关于王履恩等侨房信访问题的答复，证明王华住遗产在1960年代均被政府改造，直至90年代才退还产权，而相关房产在该期间属于国家财产，任何单位、个人均不得非法出租、转让，不得买卖，如有以上行为均属非法，进一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证据六，声明与确认书的原本，拟证明原件均由声明人持有，而不是公证机关留存。
李纯平经质证认为，证据一、二，形式真实性认可，但是对内容我方认为不合法，王履恩已经与李纯平签署过双方声明和确认协议，这个单方声明的效力不能超过双方的声明。王履恩是继承王华住的财产，声明不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的证据二也是用复印件做的公证。我方认为复印件做公证认证的手续并不是特别做法，是正常做法。证据三，第九页和第十页的差别在于鹰形章，是雅加达公证做的，是因为李纯平拿复印件做认证时盖的章。李纯平有两本买卖合同，盖两个方形章是我们持有的原本，是92年做的。是王履恩签声明书之前做的。本来打算将这个做公证认证手续，办到外交部的时候，国内说买卖合同用不上，退房要王华住或其继承人才能办，所以93年才找到王履恩办理声明和授权，王履恩和李纯平的纠纷经过多手律师办理，复印之后再盖章才产生那么多章，不能因此就认定是造假。证据四，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不予质证。证据五，我们确认真实性。但是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国家有管理权，但是不具有所有权，公管中心没有权利解释法律，是由法院来认定。根据合同法解释，没有处分权的买卖合同也是可以有效的。证据六，判断公证书法律文件等是否有效，证据六上虚行上有英文是“合法化”的意思，有这个表述的文件都是有签字的，印尼做的公证有两类，有合法化表述的有是有签名的，其他没有写“合法化”表述的文件是写的“公证书”，这种文件是必须放在公证处的。被上诉人的质疑是没有根据的。
本院认为，根据李纯平起诉状所陈述，讼争房产实际权利人为李纯平一人，李纯平亦实际对讼争房产进行管理、使用，故其起诉要求原审法院判令：1、确认厦门市思明区中山路361、363号，城隍庙巷2、4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李纯平；2、被告王履恩立即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提交办理讼争房屋产权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并协助原告李纯平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李纯平提出的原审诉讼请求内容，其第二项请求系在确认其为讼争房产所有权人的前提下要求王履恩履行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之义务，而非要求王履恩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上述义务，并不能据此得出李纯平所主张的系构成独立案由-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故原审法院根据确定本案案由为物权确认纠纷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现李纯平仅以原审第二项请求作为其上诉请求而据此认定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本案原审判决虽认定李纯平与王履恩之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即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李纯平享有的也仅是请求权，并非物权确认依据，正如现实生活中就同一不动产存在数个有效买卖合同现象并不鲜见，故李纯平依据买卖合同即要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对于有关合同纠纷的相关证据予以审核认定并无意义，如原审判决所分析，李纯平应当另行通过合同纠纷之诉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使其得以实现物权登记于李纯平名下之目的。故原审法院对李纯平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720元，由上诉人李纯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德琨
审 判 员 李向阳
代理审判员 章 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朱燕萍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