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2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捷，男，198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周霄，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锦炫，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田宏社，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碧琳，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琳泓，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刘捷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工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行初字第1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因此，被告广州市工商管理行政局番禺分局有权查处本辖区内的传销行为。《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为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原告刘捷将其名下物业出租给黄莉莉进行传销活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被告经依法调查，对原告的上述违法行为予以处罚，没收原告的违法所得21200元，并无不妥。被告在处罚前告知原告处罚的事实、法律依据、拟处罚的事项，依原告申请召开听证会，被告的处罚程序合法。关于被告对原告处以罚款17万元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应当结合原告出租房屋的主观意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来看。本违法行为的认定，不以出租人主观上有故意为必要条件，因为传销行为是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危害人们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是必须予以严厉打击的，只要将房屋出租给传销人员实施传销活动，不管是否知情，都应当认定为构成本违法行为。但是出租人主观上有无故意可以作为衡量处罚幅度的一个依据。在租赁房屋初始，原告通过中介公司与黄莉莉签订租赁合同，注明用途为商用，租赁价格为每月3800元，该价格符合市场价位，仅凭签订该合同的情况不足以推断原告明知或是应当知道黄莉莉租房的目的。但是，在全国大力宣传反传销活动的背景下，原告对传销活动的表现形式、对社会的危害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了解，原告在接到物业管理公司电话通知其上述房屋内经常有大量外来人员出入、发出大量噪声等异常情况后，应当知道黄莉莉在上述房屋内实施的是传销活动，原告未及时核实情况予以阻止或报警，造成黄莉莉等人员继续在其房屋内实施违法行为，原告对此持放任的态度，在处罚时应予以从重。如何看待本案原告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培训场所的社会危害程度。第一，原告的违法行为时间长达4个月之久，其屋内长期聚居大量陌生人员，发出大量噪音，不仅对其他业主造成安全隐患，也影响周围住户的正常生活。其次，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培训场所与传销行为虽然是不同的违法行为，但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前者的成立依赖于后者的存在，在衡量前者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时也应当结合后者。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本案中，黄莉莉在上述租赁房屋内从事传销活动，被告对其处以罚款10万元，该数额是最低的起罚点，证明黄莉莉实施传销行为的性质还是比较轻微的，那么原告为这种轻微的违法行为提供经营培训场所行为的危害性也应当较轻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处罚幅度是5万元至50万元，被告对原告罚款17万元，是起罚数额的3倍多，也远超过对黄莉莉的处罚数额，被告对原告的处罚明显偏重，应予以纠正。综上，原审法院依法变更被告对原告的罚款为1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四）项的规定，判决：一、维持被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于2013年7月5日作出的穗工商番分队处字（2013）0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第一项决定；二、变更被告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于2013年7月5日作出的穗工商番分队处字（2013）0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第二项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17万元”为“对原告处以罚款10万元”。
上诉人刘捷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刘捷对其物业是正常合法的出租、收益行为，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为承租人黄莉莉提供场所从事传销活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收取的押金及租金是非法收入。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及证据采信方面可以看出，其判决仅以违法行为人黄莉莉违法事实及其证据与上诉人存在“关联性”为由，而认定上诉人有违法行为，其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以及一审法院判决，并未体现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原则和精神。二、本案适用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诉人进行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适用该条款的前提，必须是行为人明知是传销行为还为其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条件的才应受到处罚。本案中，上诉人事前、事中不知黄莉莉承租房屋是用于从事传销活动，事后得知即与承租人黄莉莉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仅仅因为上诉人没有将《房屋租赁合同》向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在接到物业管理处的电话说“经常有大量陌生人出入、屋内发出大量噪声等所谓的异常情况”，就认定上诉人应当知道承租人黄莉莉在出租屋内实施的是传销活动，并依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是错误的。三、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被上诉人在查处直接违法行为人黄莉莉的违法行为时，仅按最低起罚点处罚10万元，而对上诉人罚款17万元，同时还要没收上诉人四个月的房租及押金21200元，相比直接违法行为人黄莉莉的处罚，上诉人受罚数额过高，一审法院判决变更罚款为10万元仍然过高，应按照最低起罚点将罚款数额调整至5万元更为合理。故上诉请求：一、撤销（2013）穗番法行初字第118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工商番分队处字（2013）0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答辩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刘捷与其母亲朱秀芳是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海天花园1街51号房屋的共同业主，2011年12月1日，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中介广州伍洲福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与黄莉莉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该合同注明房屋的用途为商用，租期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12月26日，每月租金为3800元，承租人黄莉莉在每月5日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支付租金。签订合同后上诉人当场收取承租人黄莉莉的首月租金3800元及押金8000元，同时支付中介公司中介费用2000元。事后上诉人并未到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2012年3月25日，承租人黄莉莉因在涉案出租屋内涉嫌从事传销活动被有关部门查处，上诉人得知上述情况后，于同年4月1日与自称是黄莉莉代理人的王立松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解除上诉人与黄莉莉签订的上述租赁合同，并注明“押金出租方不予退还；押金收据承租方未能提供，自动作废。”至此，上诉人共收取黄莉莉4个月的租金15200元、押金8000元，共23200元，扣除中介费2000元，上诉人共收益21200元。
2012年10月22日，被上诉人作出穗工商番分处字（2012）第0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黄莉莉介绍他人从事传销活动的违法行为，依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黄莉莉罚款10万元。2013年5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上诉人违法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及拟处罚的事项，并告知上诉人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2013年6月5日，被上诉人依上诉人申请召开听证会。2013年7月5日，被上诉人作出穗工商番分队处字（2013）0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上诉人将自己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海天花园1街51号的房产出租给黄莉莉使用，上诉人向黄莉莉出租该房产后未去洛浦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未督促黄莉莉到洛浦街流动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办理流动人员登记备案手续。租赁期间，上诉人从未到此房产核实黄莉莉所从事的经营行为，因该房产经常有大量陌生人员出入并长时间发出大量噪音，在周围住户多次向物业管理处进行投诉的情况下，海天花园物业管理处曾拨打上诉人电话向其说明该房产内发生的异常情况，要求上诉人对其租客的行为进行管理规劝，但上诉人仍未到场了解情况，未尽到作为出租方应尽的监督管理义务，至2012年3月25日，黄莉莉因上诉人房产内涉嫌从事传销活动而被被上诉人查处，之后上诉人于2012年4月1日与黄莉莉解除了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上诉人共获取收益21200元。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为传销活动提供经营场所的行为违法，依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责令上诉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一）没收违法所得21200元；（二）罚款170000元，并告知上诉人不服决定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另查明，广州东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天花园管理处主任舒于在2013年3月14日被上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1年12月至2012年3月期间，该管理处多次收到业户投诉，称海天花园1街51号经常有许多陌生人员进出，应该是在这里参加某种培训，于是该主任交代管理处保安人员留意该房产的住户情况，在核实了情况后，与上诉人取得联系，向其说明涉案房屋有许多陌生人进出，并从事某种培训和经营活动，让其注意自己房产住户的情况。事后情况没有改观，每天还是有许多陌生人进入涉案房产，直至2012年3月25日被有关部门查处。
上诉人刘捷在2013年3月18日被上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承租人黄莉莉每月均准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纳房租、物管费以及水电费，上诉人平时并未去其物业了解承租人租住情况。在承租期间，海天花园管理处曾打电话给上诉人，告知经常有大量的陌生人员出入上诉人的物业并长时间发出噪音，周围住户多次向物业管理方投诉，提醒上诉人注意检查，规范承租人的行为，并提醒承租人应该在其物业内从事传销活动。上诉人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时到其物业检查和了解情况，直至2013年3月28日物管电话告知上诉人承租人黄莉莉因涉嫌从事传销活动被有关部门查处，次日上诉人到其物业了解情况，并联系承租人黄莉莉的代理人王立松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
本院认为，《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为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上述规定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违法行为，应当以行为人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首先，2011年12月1日，本案上诉人通过房屋中介与承租人黄莉莉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为商住用途，即上诉人当时并不知道黄莉莉租赁房屋为传销之用，故上诉人在出租房屋时主观上并不存在为承租人黄莉莉从事传销活动提供场所的故意。
其次，在涉案房屋出租期间，该房屋所在小区海天花园管理处曾电话提醒上诉人承租人可能在其物业内从事某种经营活动，虽然上诉人接到了管理处的电话提醒，但根据上诉人的自述，由于工作原因未亲自到场处理，其已委托管理处核实有关情况。且上诉人于2013年3月28日被电话告知承租人黄莉莉因涉嫌在其物业内从事传销活动被有关部门查处后，次日上诉人到其物业了解情况，并联系承租人的代理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黄莉莉在涉案物业内从事传销活动后，在合理时间内仍疏于管理的事实。综上，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的违法行为并据此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其主要证据不足，本院予以撤销。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处罚过重，判决变更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工商番分队处字（2013）008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工商番分队处字（2013）008号行政处罚决定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行初字第11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作出的穗工商番分队处字（2013）008号行政处罚决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 毅
代理审判员 唐 勇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严顺财
周芷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