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余刑初字第59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沈美华。因本案于2014年1月6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胡建华、张哲人。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余检未检刑诉（2014）12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美华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5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4年6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瑛、代理检察员孔凡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沈美华及其辩护人胡建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房地产管理所（以下简称塘栖房管所）是余杭区建设局下属的行政事业单位，受区建设局委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负责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直管公房经租、修缮及租金的代收代缴等工作，依法与承租人签订《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及核发《余杭区直管公房住宅租赁证》（以下简称租赁证）。被告人沈美华于1996年起在塘栖房管所公房租赁科室工作，具体负责租赁合同签订及出租公房的后续管理。
一、贪污事实
2004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人沈美华在工作中得知的空房信息，请托时任塘栖房管所公房租赁科室负责人夏丽环（已判决）及利用自己办理租赁合同及收缴租金的职务便利，违反规定由夏丽环以其婆婆高如玉、儿子谢某丙的名义办理2本公房租赁证，由其签订租赁合同，并拖欠租金，违规“挂名”占用公房，后凭租赁手续在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河综保公司）对塘栖镇水北街区块拆迁过程中获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16040.04元及人民币108067.8元，上述钱款由被告人沈美华领取。案发后，被告人沈美华已退出赃款人民币224110元。
二、滥用职权事实
2004年至2006年，被告人沈美华请托夏丽环及利用自己办理租赁合同及收缴租金的职务便利，违反规定由夏丽环为其亲戚沈某甲、沈某乙夫妇（分别系沈美华妹妹、妹夫）办理3本租赁证，由其签订租赁合同，并拖欠租金，违规“挂名”占用公房，2008年3月又请托夏丽环临时将1套房屋租赁证的承租人由沈某乙改为沈某丙（系沈美华妹妹），后凭租赁手续，沈某乙、沈某甲、沈某丙在运河综保公司对塘栖镇水北街区块拆迁过程中分别获得拆迁补偿费用人民币107781.8元、123950.36元、72974.04元；2008年3月，被告人沈美华违规为郑某以郑某外甥陈某的名义倒签租赁合同，使郑某凭借租赁手续在运河综保公司对塘栖镇水北街区块拆迁过程中获得拆迁补偿费用人民币93500.4元。案发后，郑某已退出赃款人民币93500.4元。
2013年12月31日，被告人沈美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贪污及滥用职权事实。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沈美华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其中滥用职权犯罪有徇私舞弊情节，系自首，且一人犯二罪，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惩处。
被告人沈美华辩称其未请托夏丽环帮忙以高如玉、谢吉成的名义租赁房屋，而是夏丽环主动提出有公房可以出租给其。
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沈美华在沈某甲、沈某乙最初承租3套公房过程中只是起到了一定的请托作用，且被告人沈某丙在2007年塘栖房管所大范围补签租赁合同时补签上述3套公房的租赁合同的行为仅是完善了之前就已存在的租赁关系而非对租赁关系的成立起到作用，故在该节中被告人沈美华不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更未徇私舞弊；2）被告人沈美华系自首，认罪态度较好，亦已退出贪污款项，是初犯。综上，要求对被告人沈美华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房地产管理所（以下简称塘栖房管所）是余杭区建设局下属的行政事业单位，受区建设局委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负责塘栖镇直管公房租赁、修缮及租金的代收代缴等工作，依法核发塘栖镇区域内直管公房的《余杭区直管公房住宅租赁证》和《余杭区直管公房非住宅租赁证》（以下均简称租赁证）。
被告人沈美华于1996年起在塘栖房管所工作，担任租金管理员，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和租赁证及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承租户收缴公房租金并及时上缴财政专户；按规定对直管公房租赁合同期满续租、户名变更、新起租等租赁合同签订填写等工作。
2007年9月，杭州市余杭区委、区政府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余杭区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领导小组。2008年2月，由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杭州余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塘栖城建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国有公司出资组建成立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系国有公司，以下简称运河综保公司），负责对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进行综合整治与开发建设，该综合整治与开发建设工程需对塘栖镇内相关区块的房屋进行拆迁。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杭州市组织机构代码分中心数据库查询记录、关于余杭区塘栖房管所主要职责说明；职工履历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劳动合同、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塘栖房管所职工沈美华工作职责；户籍证明；《杭州市区公有住房租赁管理试行办法》；《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关于加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管理的通知》；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常务委员会会议纪要（2008）1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情况说明；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塘政（1995）第39号《关于成立余杭市塘栖镇资产经营公司的决定》、资金资信证明、余杭市塘栖镇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公司基本情况；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余运综保（2008）5号《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及工作职责》；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办公室区委办（2007）154号《关于成立余杭区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领导小组的通知》；证人郑某、谢某甲的证言；同案犯夏丽环的供述；被告人沈美华的供述。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一、贪污的犯罪事实
（一）、2004年，被告人沈美华为获得拆迁补偿费用等利益而非实际居住，请托时任塘栖房管所公房租赁科室负责人的夏丽环（已判决），由夏丽环违反规定为其以其婆婆高如玉的名义办理了位于塘栖镇水北街9-1号的住宅公房租赁证。2006年至2007年期间，因重新办理租赁手续需要，被告人沈美华又利用职务便利自行填写租赁合同，由夏丽环办理了相应的租赁证。至拆迁期间，被告人沈美华未实际使用该公房仍违规“挂名”占用，并利用职务之便拖欠租金多年。2008年4月6日，被告人沈美华凭租赁手续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房屋搬迁产权调换协议。同年4月16日，被告人沈美华补缴租金人民币490元。至案发时，高如玉名下已获得拆迁补偿费用人民币116040.04元。上述钱款由被告人沈美华领取。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谢某乙（被告人沈美华丈夫）的证言，证实其听妻子被告人沈美华说起过给高如玉租赁了公房，但是高如玉没有在该公房内实际居住过的事实；2、同案犯夏丽环的供述，证实2004年左右，被告人沈美华得知有人退租公房后找其要求以高如玉的名义承租公房并办理租赁证，后其根据被告人沈美华提供的高如玉的信息办理了租赁证，并在2006年下半年更换了新的租赁证，租赁证的发证日期写成了2006年1月1日，租赁合同是被告人沈美华自己填写的，租金交纳手续也是被告人沈美华办理的事实；3、房屋拆迁公告，证实2008年3月12日，水北街一带发布拆迁公告，规定在2008年3月12日至2009年3月11日期间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租赁房屋等活动的事实；4、余房租字（住宅）no0003336租赁证，证实该租赁证记载高如玉租赁塘栖镇水北街9-1#房屋，发证日期为2006年1月1日，经办人签名为夏，且租赁证上租户须知中明确“承租人在领取本证前，应与房地产管理所签订直管公房租赁合同”的事实；5、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证实高如玉与塘栖房管所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塘栖镇水北街9-1#房屋，租赁时间为三年，合同上注明的签约日期为2007年1月1日，合同明确约定：无正当理由，拖欠租金累计六个月以上的或闲置房屋六个月以上的，塘栖房管所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房屋的事实；6、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收据，证实2004年3月25日高如玉向塘栖房管所缴纳2004年4月至12月的房租178.2元，后于2008年4月16日缴纳房租490元的事实；7、高如玉产权调换协议、委托书、高如玉身份证复印件，证实2008年4月6日，被告人沈美华作为高如玉的委托代理人与运河综保公司、塘栖房管所签订产权调换协议，运河综保公司需向水北街9-1#（新55#内）房屋的承租人高如玉发放相应拆迁补偿的事实；8、款项支付汇总，证实在以高如玉名义租赁的水北街新55号公房拆迁过程中，运河综保公司已支付赔偿款116040.04元的事实；9、被告人沈美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4年左右，其向夏丽环提出想租一套公房给其婆婆居住，后夏丽环告诉其塘栖水北街有公房闲置，其便提供了其婆婆高如玉的名字让夏丽环给其办理了位于水北一区9-1的公房租赁证，2007年塘栖房管所统一更换租赁证时该房屋也更换了租赁证，其根据夏丽环办好的租赁证填写了租赁合同，合同上“高如玉”的名字是其签的，其直到2008年临近拆迁时才去看过房子，其婆婆也没有在该公房内居住过，因房子很破无法住人故一直空着，租金是其交纳的，但只在2004年交过几个月租金，后来是快拆迁时才补缴了租金，如果不补缴租金房屋应该被塘栖房管所收回的，2008年，塘栖水北区块拆迁过程中，其持高如玉的委托书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了拆迁协议，并拿到了以高如玉名义开户的信用社活期存折，存折内陆续汇入腾空奖、过渡费等补偿款项，2013年5月份还拿到了安置的新房，拆迁补偿款大部分被其取现后用于儿子婚房的装修及购车，以及高如玉平时主要住在庙里，2006年，其支付2万余元转户费帮高如玉从他人处转租了另一套公房等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沈美华辩称其未请托夏丽环帮忙以高如玉的名义租赁房屋，而是夏丽环主动提出有公房可以出租给其，经查，被告人沈美华在侦查阶段曾供认2004年左右，其向夏丽环提出想租一套公房给其婆婆居住，上述供述与夏丽环关于被告人沈美华向其提出要承租公房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沈美华请托夏丽环帮忙以高如玉的名义承租公房。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二）、2008年3月，在运河综保公司对塘栖镇水北街区块拆迁期间，被告人沈美华为获得拆迁补偿费用等利益，明知塘栖镇水北街9-4号住宅公房已划入拆迁范围，禁止办理租赁手续仍与夏丽环合谋，由夏丽环以沈美华儿子谢某丙的名义办理上述公房的租赁证（租赁证发证日期倒签至2007年1月1日）。在拆迁需要租赁合同时，被告人沈美华又利用职务之便擅自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签订时间倒签至2008年1月1日）。2008年4月15日，被告人沈美华凭租赁手续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房屋搬迁产权调换协议。同年4月16日，被告人沈美华补交租金人民币2474.8元。至案发时，谢某丙名下已获得拆迁补偿费用人民币108067.8元，该部分钱款由沈美华领取。
案发后，被告人沈美华已退出赃款人民币224107.84元，现存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谢某丙的证言，证实其是农民户口，2007年5月之后其听母亲被告人沈美华称给其弄了一套房子，但其没有去该房屋居住过，水北街9-4号的拆迁协议不是其签的，其也未出具过委托他人代签该协议的委托书，拆迁补偿款的情况其也不清楚的事实；2、证人谢某乙的证言，证实其听妻子被告人沈美华说起过给谢某丙租赁了公房的事实；3、同案犯夏丽环的供述，证实2008年运河综保公司对水北区块拆迁期间，被告人沈美华提出将空置的3套公房由其、被告人沈美华及郑某各租赁一套以便获得拆迁补偿款，其和郑某均表示同意，2008年3月左右，被告人沈美华以儿子谢某丙的名义办理了一本租赁证，相应的租赁合同是被告人沈美华签订的，租金是郑某收取的，且租赁证和租赁合同的日期均是倒签的，签订租赁合同是因为按照规定办理租赁证时需要租赁合同，且在拆迁时也可能需要租赁合同的事实；4、房屋拆迁公告，证实2008年3月12日，水北街一带发布拆迁公告，规定在2008年3月12日至2009年3月11日期间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租赁房屋等活动的事实；5、余房租字（住宅）no0003331租赁证，证实该租赁证记载谢某丙租赁了塘栖镇水北街9-4#房屋，租赁证发证日期为2007年1月1日，经办人签名为夏的事实；6、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证实谢某丙与塘栖房管所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塘栖镇水北街9-4#的房屋，租赁时间为一年，合同上注明的签约日期为2008年1月1日的事实；7、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收据，证实2008年4月16日谢某丙向塘栖房管所缴纳房租2474.80元的事实；8、谢某丙产权调换协议，证实2008年4月15日，被告人沈美华作为谢某丙的委托代理人与运河综保公司、塘栖房管所签订协议，约定运河综保公司向水北街9-4#（现55#内）房屋的承租人谢某丙发放相应的拆迁补偿款的事实；9、款项支付汇总，证实在以谢某丙名义租赁的位于水北街新55号内房屋拆迁过程中，运河综保公司已支付赔偿款108067.8元的事实；10、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实案发后，被告人沈美华退出人民币224110元，现存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的事实；11、被告人沈美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在拆迁前，夏丽环询问其要不要租赁塘栖水北闲置的公房，当时夏丽环和郑某也用他人名义办理了公房租赁证，因得知水北区块要拆迁，其认为可以分得新房子和拆迁补偿款，故同意租赁公房，后夏丽环让其提供了其儿子的身份证帮其办理了位于水北一区9-4的房屋租赁证，但租赁证的发证时间倒签至2007年1月1日，其和其儿子在拆迁前均未去看过该房屋，也未居住过，租金未支付，2008年其受儿子的委托去动迁公司签订了拆迁协议，在签协议时，其应动迁公司的要求提供了倒签日期的租赁合同，后又应夏丽环的要求一次性将拖欠的租金2400余元付清，拆迁协议签订后，其领取了信用社的活期存折，存折内陆续汇入腾空奖、过渡费等补偿款项，2013年5月份还分得了安置房，拆迁补偿款均是其从存折中取出后用于儿子婚房的装修和购车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二、滥用职权的事实
（一）、2004年，被告人沈美华明知其亲戚沈某甲、沈某乙夫妇（分别系沈美华妹妹、妹夫）并非实际居住仍请托夏丽环为沈某甲、沈某乙办理了位于塘栖镇水北街20-1号、塘栖镇水北街12-10号、塘栖镇水北街239号的住宅公房租赁证。后被告人沈美华明知沈某甲、沈某乙未实际使用上述公房，仍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拖欠租金“挂名”占用直至拆迁，期间还于2006年或2007年左右利用职权违规帮助沈某甲、沈某乙与塘栖房管所签订上述三间公房的租赁合同，并由夏丽环负责更换了新的租赁证。2008年3月被告人沈美华陪同沈某甲前往办理塘栖镇水北街12-10号公房的拆迁手续。但因沈某乙名下有两套公房而不能办理拆迁手续，遂又请托夏丽环临时将该套房屋租赁证的承租人由沈某乙改为沈某丙（系沈美华妹妹）。凭租赁手续，被告人沈美华于2008年4月6日、2010年11月6日分别代表沈某乙、沈某丙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房屋搬迁产权调换协议，沈某甲于2010年11月6日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房屋搬迁产权调换协议。2008年4月16日，沈某甲补交租金899.4元，沈某丙补交租金430.6元。2010月11月2日，沈某甲补交租金2967.8元。至案发时，沈某乙名下已获得拆迁补偿费用人民币107781.8元，沈某丙名下已获得拆迁补偿费用人民币72974.04元，沈某甲名下已获得拆迁补偿费用人民币123950.36元。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沈某甲的证言，证实其与夏丽环是朋友关系，其曾通过在塘栖房管所工作的大姐被告人沈美华向夏丽环打招呼，要求在租赁公房一事上给予其照顾，约十年以前，其先后以其丈夫沈某乙和其自己的名义办理了2张公房租赁证，分别承租了位于塘栖镇水北街182号、塘栖镇水北街239号的公房，其等人没有去上述公房住过，其支付过部分租金，另外拖欠的租金系拆迁之前一次性补齐的，塘栖镇水北街182号公房的拆迁补偿协议是2008年其和被告人沈美华一起去签订的，系由被告人沈美华代签；塘栖镇水北街239号公房的拆迁补偿协议是2010年其自己去签的，另外，其还以其丈夫沈某乙的名义租赁过塘栖镇水北街88-17号的公房，该套公房在塘栖镇水北区块拆迁时因其丈夫一人名下不能有2本租赁证故转户给了其姐姐沈某丙，转户手续是其和被告人沈美华一起到房管所找夏丽环办的，后其将租赁证交给了沈某丙，其和沈某乙的拆迁安置费一般都是沈某乙去银行拿取的，以及其在承租该3套公房前没有去看过房子，之后也没有实际居住过，其系与公公等人一起居住在自建住房内的事实；2、证人沈某乙的证言，证实2003年或者2004年左右，其以自己的名义在塘栖水北街租了一套面积四十余平方的公房，租赁证等手续是其妻子沈某甲操作的，其未在该公房实际居住过，2008年该公房被拆迁，但拆迁协议不是其签的，拆迁补偿款、过渡费等都是汇入银行存折的，总共10万元不到，另外沈某甲也在塘栖水北承租了一套面积80余平方的公房，也未实际居住过，2010年左右，沈某甲承租的公房被运河综保公司拆迁，包括过渡费在内共获得的补偿款10余万元，钱是汇入沈某甲的银行账户里由其去取的，以及其与沈某甲是与其父亲一起居住的事实；3、证人沈某丙的证言，证实2003年至2008年拆迁之间，其在塘栖镇租赁过一间面积10余平方的公房，该公房原系以其妹夫沈某乙的名义租赁的，后其妹妹沈某甲应其的要求转租给了其，租金是在知道要拆迁之后一次性补缴的，其自己有住房，故未到该公房居住过，拆迁手续其是委托沈某甲或者其姐姐被告人沈美华办理的，第一笔拆迁补偿款是被告人沈美华或者沈某甲交给其的，其余款项是汇入其的银行存折后由被告人沈美华凭存折取款后交给其的，以及其与塘栖房管所的夏丽环没有什么接触，就是彼此知道有这个人而已，沈某甲与夏丽环的关系应该也与其和夏丽环的关系差不多的事实；4、同案犯夏丽环的供述，证实2004或2005年，被告人沈美华提出将年底整理住房清册时发现的3套空置公房出租给被告人沈美华的妹妹、妹夫，后其根据被告人沈美华提供的信息将2套公房登记在沈某乙名下，1套公房登记在沈某甲名下，并办理了租赁证，后于2006年下半年更换了新的租赁证，但发证日期写成了2006年1月1日，3份租赁合同均是被告人沈美华自己签订的，运河综保公司拆迁时，被告人沈美华提出要将沈某乙名下的1套公房转给沈某丙，其遂帮被告人沈美华办理了租赁证更名手续，在上述3套公房租赁证办理过程中，沈某丙、沈某甲、沈某乙都没有找其帮过忙，该3人与其关系很一般，是因为被告人沈美华与其是同事才认识的事实；5、房屋拆迁公告，证实2008年3月12日，水北街一带发布拆迁公告，规定在2008年3月12日至2009年3月11日期间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租赁房屋等活动的事实；6、余房租字（住宅）no0003417租赁证，证实该租赁证记载沈某乙租赁塘栖镇水北街20-1#房屋，租赁证发证日期为2006年1月1日，经办人签名为夏的事实；7、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证实沈某乙与塘栖房管所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塘栖镇水北街20-1#房屋，租赁时间为三年，合同上注明的落款日期为2007年1月1日的事实；8、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收据，证实2004年11月24日沈某乙缴纳2004年6月至12月、2005年1月至5月房租共计300元，2008年4月16日缴纳房租899.4元的事实；9、沈某乙房屋搬迁产权调换协议、委托书，证实2008年4月6日，被告人沈美华作为沈某乙的委托代理人与运河综保公司、塘栖房管所签订协议，运河综保公司需向水北街182号房屋的承租人沈某乙发放相应补偿款，该协议所附房地产评估报告中载明房屋租赁证号为余房租字0003417的事实；10、余房租字（住宅）no0003433租赁证，证实该租赁证记载沈某甲租赁塘栖镇水北街239#房屋，租赁证发证日期为2006年1月1日，经办人签名为夏的事实；11、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证实沈某甲与塘栖房管所签订租赁合同，承租塘栖镇水北街239#房屋，租赁时间为三年，合同上注明的落款日期为2007年1月1日的事实；12、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收据，证实沈某甲于2006年5月30日向塘栖房管所补缴2004年3月至5月的房租125.40元，于2009年11月2日补缴2004年至2009年房租2967.80元的事实；13、沈某甲产权调换协议，证实2010年11月6日，沈某甲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运河综保公司向水北街239#姚家兜15#房屋的承租人沈某甲发放相应的补偿款的事实；14、余房租字（住宅）no0003352租赁证，证实该租赁证记载沈某丙租赁塘栖镇水北街12-10#房屋，租赁证发证日期为2006年1月1日，经办人签名为夏，且该租赁证上承租人姓名原为沈某乙，后划掉改为沈某丙，并加盖夏丽环的印章的事实；15、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证实沈某乙与塘栖房管所签订租赁合同，承租塘栖镇水北街12-10#房屋，租赁时间为三年，合同上注明的落款日期为2007年1月1日的事实；16、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收据，证实2004年7月沈某乙缴纳2004年7月至12月的房租55.8元，2008年4月16日沈某丙缴纳房租430.6元的事实；17、沈某丙产权调换协议、委托书，证实2008年4月6日被告人沈美华以沈某丙的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运河综保公司、塘栖房管所签订合同，约定运河综保公司向水北街88-17#号房屋的承租人沈某丙发放相应的补偿款的事实；18、款项支付汇总，证实在以沈某乙名义承租的位于水北街182#房屋的拆迁过程中，运河综保公司已支付赔偿款107781.8元，在以沈某丙名义承租的位于水北街88-17#房屋的拆迁过程中，运河综保公司已支付赔偿款72974.04元，在以沈某甲名义承租的位于姚家兜15号的房屋的拆迁过程中，运河综保公司已支付赔偿款123950.36元的事实；19、被告人沈美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于2004年应妹妹沈某甲的要求请托夏丽环就承租公房给予照顾，后沈某丙、沈某甲以及妹夫沈某乙各租赁过一套公房，具体手续是沈某甲等人和夏丽环沟通的，期间在2004年左右，其向夏丽环提出将一套他人退租的公房租给其妹妹，夏丽环同意后其通知了沈某甲，后沈某甲以沈某乙的名义办理了租赁证，2007年统一签订租赁合同时，上述3套公房的租赁合同均是其填写的，其中沈某乙名下的2套公房租赁合同上“沈某乙”的名字也是其签的，2008年塘栖水北区块拆迁前，因一个人名下不能有2套公房，故沈某甲到房管所办理了转户手续，将1套公房转给了沈某丙，后其和沈某甲一起去签了拆迁协议，其中沈某丙的拆迁协议是委托其代签的，沈某乙的公房拆迁协议也是其签的，3套公房的过渡安置费等补偿款实际均是沈某甲、沈某乙、沈某丙拿取的，以及沈某甲、沈某乙二人与沈某乙的父亲合住，沈某丙家自己有房子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二）、2008年3月份，在运河综保公司对塘栖镇水北街区块拆迁期间，被告人沈美华明知同事郑某为了获得拆迁补偿费用等利益且塘栖镇水北街20-2号住宅公房已划入拆迁范围，禁止办理租赁手续，但夏丽环仍违规为郑某以郑某外甥陈某的名义办理租赁证（租赁证发证日期倒签至2007年1月1日）的情况下，在运河综保公司拆迁需要租赁合同时，被告人沈美华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帮助郑某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签订时间倒签至2008年1月1日），后郑某凭租赁手续于2008年4月16日与运河综保公司签订了房屋搬迁产权调换协议。同日，郑某补交租金1370元。至案发时，陈某名下已获得拆迁补偿费用人民币93500.4元，该部分费用由郑某领取。案发后，郑某已退出赃款人民币93500.4元，现存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另查明，2013年12月31日，被告人沈美华主动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二节贪污罪行及第（一）节滥用职权罪行。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陈某、郑某的证言；同案犯夏丽环的供述；房屋拆迁公告；余房租字（住宅）no0003427租赁证；余杭区直管公房租赁合同；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收据；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破案经过；同案犯夏丽环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被告人沈美华的供述和辩解。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沈美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达人民币二十二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沈美华作为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又构成滥用职权罪，且具有徇私舞弊情节。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沈美华在沈某甲、沈某乙最初承租3套公房过程中只是起到了一定的请托作用，且被告人沈某丙在2007年塘栖房管所大范围补签租赁合同时补签上述3套公房的租赁合同的行为仅是完善了之前就已存在的租赁关系而非对租赁关系的成立起到作用，故在该节中被告人沈美华不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犯罪，更未徇私舞弊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沈美华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明知沈某甲、沈某乙从2004年开始租赁公房即非为了居住，且之前承租公房后并未实际居住，亦未足额缴纳租金，不符合租赁公房的条件，仍因沈某甲、沈某乙系其妹妹、妹夫而利用职权违规为沈某甲、沈某乙与塘栖房管所签订租赁合同，其行为显系滥用职权，且具有徇私舞弊情节。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沈美华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系自首，对其贪污犯罪减轻处罚，对其滥用职权犯罪从轻处罚。被告人沈美华退出贪污违法所得，对其贪污犯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沈美华当庭自愿认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沈美华一人犯二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沈美华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7月22日起至2023年3月21日止）。
二、扣押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沈美华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二万四千一百零七元八角四分，予以追缴，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
三、扣押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未随案移送的郑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九万三千五百元四角，予以追缴，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俞 潇
人民陪审员 朱旭敏
人民陪审员 朱倩楠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孟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