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黔23刑终17号
原公诉机关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兴邦，男，1967年12月8日生于贵州省安龙县，布依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安龙县。因本案于2016年3月4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安龙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南雄，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梅，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启龙，男，1966年10月24日生于贵州省安龙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安龙县。因本案于2016年3月4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安龙县看守所。
辩护人方红，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韦定飞，男，1970年3月13日生于贵州省安龙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安龙县。因本案于2016年3月4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5日被逮捕。现押于安龙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永生，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犯滥发林木罪一案，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黔2328刑初13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安龙县洒雨镇民族村马家土组村民蒲朝志将自己位于民族村马家土组小水井处的一片杉木林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安龙县龙某的杜某、徐某及被告人王兴邦三人，后杜某、徐某二人又将股份转给被告人张启龙、韦定飞，最终该片杉木林归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三人所有。蒲朝志对该片林木于2011年9月27日向安龙县林业局申请办理了（2011）安洒个林采字第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获批采伐蓄积270.40立方米，商品材出材量189.28立方米；2011年11月又申请办理了（2011）安洒个林采字第05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获批采伐蓄积452.82立方米，商品材出材量294.33立方米。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期间，被告人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组织人员对从蒲某处转让而得的整片杉木林进行采伐，三人轮流负责指挥伐木工采伐、管理。经查，被三人采伐的林木中，有2953株，林木材积（蓄积）总量为204.2立方米的林木未在二次办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内，属于超范围采伐。
经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人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未办理采伐证的林木进行检尺鉴定：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在安龙县洒雨镇民族村马家土组蒲朝志杉木林处无证采伐杉木2953棵，林木材积（蓄积）总量为204.2立方米。
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及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王兴邦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二、被告人张启龙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三、被告人韦定飞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均不服，王兴邦以“系有证采伐，所采伐的林木均是在范围内，且是在林业站的作业设计及林业站工作人员的监督下采伐，不存在超范围采伐，所采伐的材积未超过许可证批准的数量；贵州省林科院作出的鉴定意见不真实”为由，提出上诉。辩护人提出“以伐桩数量来认定砍伐数量错误，《伐桩检尺记录表》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司法鉴定书》不具有客观性，主观上不具有滥伐林木的故意”的辩护意见为其辩护。
原审被告人张启龙不服，以“系有证采伐，且采伐的总材积量未超过许可证的材积量；对鉴定意见的客观性有异议，检尺记录表系林木被采伐三年后所作，不客观、不真实；具有自首情节，系犯罪中止”为由，提出上诉。辩护人提出“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主观恶性小，认罪态度好；行政执法人员存在重大过错；鉴定意见不确实”辩护意见为其辩护。
原审被告人韦定飞不服，以“采伐的总株数未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上的总株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未起到相应监督作用；认定主犯有误，具有坦白情节，应判处缓刑”为由，提出上诉；辩护人提出“采伐的总株数未超过采伐许可证上允许的株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观上没有滥伐林木的故意”的辩护意见为其辩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在购买了蒲朝志所有的位于安龙县洒雨镇民族村马家土组小水井处的一片杉木林并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三人组织、指挥人员对转让来的整片杉木林进行采伐；采伐的林木中，有2953株，林木材积（蓄积）总量为204.2立方米的林木未在二次办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内，属于超范围采伐的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已在原审判决中分项列述，并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证实，并有本院二审期间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查示意图中1、2、3、4号地块的四至界限说明材料予以印证，本院对原判认定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王兴邦所提“系有证采伐，所采伐的林木均是在范围内，且是在林业站的作业设计及林业站工作人员的监督下采伐，不存在超范围采伐，所采伐的材积未超过许可证批准的数量”的上诉理由；上诉人张启龙“系有证采伐，且采伐的总材积量未超过许可证的材积量”的上诉理由及张启龙辩护人所提“行政执法人员存在重大过错”的辩护意见；上诉人韦定飞所提“采伐的总株数未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上的总株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未起到相应监督作用”的上诉理由及韦定飞辩护人所提“采伐的总株数未超过采伐许可证上允许的株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取得（2011）安洒个林采字第036号、（2011）安洒个林采字第051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未严格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范围进行林木采伐，通过对林木采伐许可证示意图、三上诉人实际采伐示意图、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示意图及其四至界限说明进行比对，三上诉人虽然已经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的总株数未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规定的总株数，采伐的材积未超过总材积量，但其实际采伐林木的范围已经超过了林木许可证上所标注的范围，在该范围外系无证采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以滥发林木罪定罪处罚。同时，三上诉人超过许可证标注的采伐范围进行采伐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监督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判据此认定三上诉人构成滥伐林木罪，并无不当。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王兴邦所提“贵州省林科院作出的鉴定意见不真实”的上诉理由及王兴邦辩护人所提“以伐桩数量来认定砍伐数量错误，《伐桩检尺记录表》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司法鉴定书》不具有客观性”的辩护意见；上诉人张启龙所提“对鉴定意见的客观性有异议，检尺记录表系林木被采伐三年后所作，不客观、不真实”的上诉理由及张启龙辩护人所提“鉴定意见不确实”的辩护意见。经查，安龙县人民检察院委托安龙县林业局工程技术人员及相关执法人员组成工作队，并在检察院相关人员的监督下，在蒲某的指认下进行的逐一检尺，检尺所得数据系有资质的单位及人员作出，客观、真实。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依据有资质的单位及人员提供的检尺表作出司法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应予采信。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王兴邦辩护人、上诉人韦定飞辩护人所提“主观上不具有滥伐林木的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王兴邦、韦定飞明知1、4号小班不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内而组织、指挥他人采伐，主观上具有滥伐林木的故意，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砍伐林木2953株，林木材积（蓄积）总量为204.2立方米，数量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滥发林木罪，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王兴邦、张启龙、韦定飞三人合伙从他人处购买林木，并组织、轮流指挥采伐，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依法处罚。韦定飞所提“认定主犯有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张启龙所提“具有自首情节，系犯罪中止”的上诉理由，经查，公安机关掌握张启龙的犯罪事实后电话通知其到案，张启龙到案后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不符合自首条件；犯罪中止是指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张启龙滥伐林木的行为已完成，不符合犯罪中止条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张启龙辩护人所提“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主观恶性小，认罪态度好”的辩护意见，经查，张启龙归案后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一、二审期间拒不认罪，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韦定飞所提“具有坦白情节，应判处缓刑”的上诉理由，经查，韦定飞滥伐林木2953株，材积总量204.2立方米，数量巨大，经电话通知到案后并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具有坦白情节，不符合犯罪情节较轻的缓刑适用条件，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蒋文禄
审 判 员 刘 忠
审 判 员 陈昌泽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 方 东
书 记 员 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