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23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晓雯。委托代理人：李卫国，浙江泽厚（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建明。委托代理人：郑毓秋，浙江楷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国坚。委托代理人：王玲晓，浙江泽厚（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晓雯因与被上诉人陆建明、原审第三人沈国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浙0191民初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晓雯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卫国，被上诉人陆建明的委托代理人郑毓秋，原审第三人沈国坚的委托代理人王玲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晓雯起诉称：2015年12月14日，法院作出了（2015）杭经开执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吴晓雯认为该执行裁定书仅支持了吴晓雯部分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吴晓雯账户内的资金全部属于其个人所有，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2014年4月16日，吴晓雯与第三人沈国坚登记结婚，在婚前，吴晓雯购买了西湖区白马尊邸东×幢×单元×室，并在2010年10月14日办理了产权登记。2015年9月18日，吴晓雯因想创业，故与吴炜清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吴晓雯用婚前房产为出借人向房管局办理了他项权证，借得款项100万元。后吴晓雯将借得款项中的40万元付清了按揭贷款，并将余款通过中信银行汇入工商银行三墩支行。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因第三人在婚前涉及多个诉讼，故吴晓雯为了避免承担第三人的个人婚前债务，双方签订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各自婚内财产归各自所有，互不承担对方的婚前与婚内债务。现吴晓雯将婚前房产通过抵押的形式向出借人吴炜清借得款项100万元，在归还原婚前所欠的银行按揭款项后，余款也系婚前财产抵押所得，并不是与第三人的婚内共同财产。2.执行裁定书引用的说理部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执行裁定书关于吴晓雯婚前财产抵押所得借款就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说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共同财产是有范围限定的，而本案中的借款并没有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出借人不知吴晓雯与第三人有婚内财产约定的情况下，也仅能认定为共同债务，并不存在共同财产，而执行裁定书将共同财产与共同债务等同，属于法律概念错误，故执行裁定书的说理部分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吴晓雯通过婚前财产抵押的方式所借款项是特定的，不能因为货币是种类物而否定其在本案中的特定性，偿还也是由特定物（婚前房产）给予担保的，不存在借款会让第三人承担的情况，况且吴晓雯与第三人是有婚内财产约定的，所以执行裁定书的说理依据明显是有违客观事实的。综上，执行裁定书仅支持原告（案外人）的部分诉请显然是不妥的，其说理部分从事实与法律上均是没有依据的。故吴晓雯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立即停止对吴晓雯的银行帐户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为：62×××01）内资金的冻结措施；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陆建明承担。陆建明在原审中答辩称：一、法院查封、冻结吴晓雯银行账户程序正确、内容合法。二、法院查封、冻结吴晓雯银行账户和其婚前财产抵押所借款项无关联，钱款是种类物，无法区别，吴晓雯并未举证证明其对被法院查封冻结的钱款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三、吴晓雯与第三人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无效，是事后补签的。首先，根据相关规定，只有陆建明知道该婚内财产协议的，才能对其产生对抗效力，否则该约定对陆建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其次，吴晓雯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是故意逃避执行，隐藏财产所签订，该协议对外无效力。再次，被执行人沈国坚应当在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向法院申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如吴晓雯与第三人在结婚前签署过所谓的协议，并对财产、债务进行了约定，那么沈国坚必需向法院申报该协议。但实际上，沈国坚没有进行任何申报。综上，请求驳回吴晓雯提出的执行异议。原审第三人沈国坚在原审中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7日，沈国坚向陆建明借款200万元，因未按约还本付息，陆建明于2013年1月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该院于2013年3月29日作出（2013）杭经开商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判令沈国坚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判决生效后，因沈国坚未履行还款义务，陆建明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4月16日，吴晓雯与沈国坚登记结婚。2015年9月18日，吴晓雯（借款人/抵押人）与吴炜清（出借人/抵押权人）、杭州哥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居间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吴晓雯以其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白马尊邸5幢1单元303室的房屋作为抵押，向吴炜清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同日，吴炜清向吴晓雯的中信银行账户内汇入100万元，吴晓雯先后将其中50余万元存入其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为：62×××01)内。2015年9月23日，该院裁定冻结吴晓雯在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为：62×××01)内存款2366000元，实际冻结金额为511372.25元。吴晓雯认为沈国坚的债务系其婚前个人债务，而法院裁定冻结的款项系其以婚前所有的房屋作为抵押向他人的借款，该借款系其个人财产，故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要求法院解除对其名下银行存款的冻结。该院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2015）杭经开执异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解除对案外人吴晓雯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62×××01）中的人民币255686.125元实施的冻结措施。吴晓雯不服该裁定，向该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杭州市西湖区白马尊邸东5幢1单元303室的所有权人为吴晓雯，该房屋的产权登记日期为2010年9月21日。2014年4月15日，吴晓雯与沈国坚签订《婚内财产约定协议》，约定：1.在双方结婚登记前，双方各自对外负有的债务归各自承担，各自婚前财产及所负担的债务归各自承受；2.女方婚前购买的西湖区白马邸东×幢×单元×室的房产，在婚后仍由女方自行承担按揭款的归还；3.婚后双方的财产实行约定制，婚后各自收入归各自所有，婚后各自所负的债务、各自所得的债权归各自承受；4.男方对外举债时，需向债权人说明与女方的婚内财产约定的内容，以避免债权人对女方主张权利；5.双方在签订本协议后，双方在婚内均不得以夫妻名义对外负有债务，如需对外举债，则需向债权人说明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吴晓雯在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62×××01）内资金511372.25元系其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吴晓雯认为，上述款项系其以婚前个人财产作为抵押向他人借款所得，该笔款项系其个人财产。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其占有与所有是同一的，货币一旦交付，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吴炜清将100万元借给吴晓雯，并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了交付，上述100万元的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吴晓雯。其次，吴晓雯用其个人所有房产作抵押借得款项，抵押行为从属于借款行为，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抵押物的权利归属并不决定借款的权属，因此，吴晓雯认为以其个人所有房产抵押所得借款仍属其个人财产的观点，不予支持。最后，吴晓雯与吴炜清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吴晓雯与沈国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吴晓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吴炜清之间明确约定上述100万元借款为其个人债务，亦未举证证明吴炜清知晓其与沈国坚签订的《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故该借款行为应为吴晓雯与沈国坚的夫妻共同行为，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由二人共同承担，相应的财产权利亦应由二人共同享有。吴晓雯在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62×××01）内的资金511372.25元由上述借款行为取得，该院认定该笔款项系吴晓雯与沈国坚的夫妻共同财产，沈国坚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故陆建明有权对该二分之一的份额即255686.125元申请强制执行。综上，吴晓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三人沈国坚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吴晓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吴晓雯负担。宣判后，吴晓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用自己的婚前财产抵押所得借款系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认定明显是错误的。首先是扩大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为案涉款项并不是上诉人自有的，而是一笔抵押借款，故并不能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其次，虽然货币是种类物，但通过对事实的查明，显然该笔冻结的款项是上诉人从案外人处所借的款项转账而来的，并没有与其他货币混同，且该冻结的银行卡号并无其他款项汇入，该笔款项从款项来源来看是特定的，并不能因为货币是种类物而否定其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定性，故原审法院对种类物的理解过于机械。原审法院认为抵押物的归属并不能决定借款的权属，从而论证借款系夫妻财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担保法司法解释57条的规定，抵押物在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对抵押物进行折价从而取得抵押物。如果上诉人现在就与抵押权人协商，所借款项用抵押物充抵，那么显然上诉人账户内的款项是婚前个人财产的折价款。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出借人约定所借款项是个人债务，从而论证借款是夫妻财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的房产价值在办理抵押借款时，上诉人的房屋价值约在173万元左右，上诉人为此抵押借款100万元，上诉人用价值173万元的房产抵押借款100万元，根本不存在原审法院认为的100万元债务需第三人来承担的情形。原审法院把借款当成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不符合婚姻法17条关于共同财产的框架性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杭州经济技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91民初3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陆建明答辩称：原审法院查封冻结程序正确，措施得当，内容合法。法院查封的账户和资金取得账户是两个银行，上诉人无法明确和举证二者之间有关联。上诉人房屋抵押借款100万元，减去银行按揭还款38万多，剩余应是61万多，但法院实际查封的是50多万元，款项数额亦不一致。因此，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上诉人和沈国坚签订的婚前财产协议是无效的，即使有效，也应当在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向法院申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原审第三人沈国坚表示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中信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查询、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详情的手机截屏11页。以上证据拟证明：上诉人是用婚前财产抵押所得的借款；上诉人从中信银行通过手机转账的方式汇入被法院查封的工商银行牡丹卡内50余万元的事实；上诉人通过手机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案外人预先为上诉人交付的按揭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存有异议，认为法院查封的账户和资金取得账户是两个银行，无法证明是同一笔钱，且两者的金额亦不一致。原审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吴晓雯借款款项的走向情况，予以确认。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于二审期间向吴炜清、杭州哥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询问，在调查笔录中被调查人陈述了吴晓雯当时借款的经过情况。之后，吴炜清向本院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表明其对吴晓雯所借100万元的债务确认是吴晓雯个人债务的态度。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从调查笔录中反映出吴晓雯借款系用于开咖啡馆，而咖啡馆是原审第三人在开，故实际借款人应是原审第三人，而非上诉人。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另查明，2015年9月18日，出借人吴炜清向吴晓雯的中信银行账户内汇入100万元，2015年9月19日、9月20日、9月22日吴晓雯先后将其中54万元存入其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为：62×××01)内。而吴晓雯所持有的该张牡丹卡账户，在2015年9月19日之前尚有余额471.97元，之后直至2015年9月23日被原审法院冻结前，除了从吴晓雯的中信银行账户汇入上述的54万元外，无其他资金进出。再查明，2015年9月16日，一个名叫“吕彦奇”的人将40万元汇入吴晓雯的建设银行贷款账号，同日吴晓雯归还房屋按揭贷款389785.38元，2015年9月19日，吴晓雯从案涉借款的100万元款项中以每笔4万元，共十笔，通过其中信银行账户汇入“吕彦奇”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审法院作出（2015）杭经开执异字第6号执行裁定，解除对吴晓雯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62×××01）中的人民币255686.125元实施的冻结措施后，吴晓雯对该银行卡内仍被冻结的剩余金额255686.125元主张实体权利，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而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晓雯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本院认为，一、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冻结的吴晓雯在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62×××01）中的人民币511372.25元，确系从吴晓雯向吴炜清所借的100万元中转账而来，且该张牡丹卡账户，在该时间段内，除从吴晓雯的中信银行账户转账的54万元外，无其他资金汇入，款项来源是特定的。二、吴晓雯向吴炜清所借的100万元借款，系吴晓雯用婚前个人房产作抵押所借得款项。该100万元借款除汇入吴晓雯的上述牡丹卡账户外，还有40万元用于归还吴晓雯婚前房产的按揭贷款。因此，在款项用途上并未用于吴晓雯与沈国坚夫妻共同生活。三、出借人吴炜清明确向本院表示，所借款项应是吴晓雯的个人债务。故吴晓雯在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62×××01）中的资金511372.25元应认定为吴晓雯的个人财产。原审法院将上述款项认定为吴晓雯与沈国坚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解除了对吴晓雯所享有的二分之一份额的款项实施的冻结措施后，以沈国坚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为由，继续冻结剩余款项不当，应予以纠正。综上，吴晓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杭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浙0191民初38号民事判决。二、停止对吴晓雯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卡号：62×××01）中的资金的强制执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80元，均由被上诉人陆建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楼继文审判员  张喜妹审判员  寿凯迎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洁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