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4民终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康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路南区吉祥路7号。
法定代表人：付宏氢，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今朝，男，1972年12月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该公司法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凯，上海市协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剑湖金城车辆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广电东路95号。
法定代表人：胡丽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锡锋，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山康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与被上诉人常州剑湖金城车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苏0492民初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剑湖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所提交的买卖合同未能提交原件为由，对上诉人提交的买卖合同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是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位置较远，故双方的合同均是通过传真的方式签订。在此情况下，虽然被上诉人抗辩上诉人所提交的买卖合同并非原件，但是上诉人提交了作为2011年11月28日的合同附件的销售清单，该销售清单上有被上诉人盖章确认，同时，上诉人所提交的买卖合同的金额、货物数量、型号均与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内容一一吻合，说明原告所提交的合同是真实存在的，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于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是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关系自2005年至2014年3月31日，但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支付相应价款的合同，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就2005年至2014年的货物交付给了上诉人予以举证，在此情况下原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5年至2014年存在买卖关系与事实不符。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向上诉人供货的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无事实依据，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最后一次交易时间为2012年10月25日，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早已经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只提交了2014年的快运单但并未提供书面的买卖合同或其他能证明双方买卖关系确实存在的证据。而本案中，在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书面合同的情况下，说明双方是存在着相应的书面合同的。因此买卖关系的认定，应当以是否存在书面合同来认定，而法院却没有依照该规定审理。结合双方证据，依据高度盖然性规则而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应当是有相关合同、增值税发票、相应的物流凭证，同时该份2014年的快运单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快运了相关物品，存在着被上诉人向申请人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原则，被上诉人应对双方的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进行举证。但在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并未就其主张的依据增值税发票付款的双方交易习惯及交易方式进行举证，法庭在未对此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就认定双方最后一次的交易行为的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显然错误。双方最后一次交易行为事实上发生在2012年，而被上诉人的起诉时间为2017年，诉讼时效早已经过。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向上诉人供货的时间是2014年3月31日是错误的。
（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销售清单系其单方制作，上诉人从未收到也从未确认过被上诉人提及的销售清单。同时，该份销售清单与被上诉人提及的快运单无法相互印证。故对于该份销售清单的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不具备有效的证明力。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却忽略了该重要的事实，仍然确认了销售清单的效力，系属明显的事实认识错误。
（四）结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存在着买卖合同的，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却恶意不提交买卖合同，因此，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结合双方证据，依据高度盖然性规则而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应当是有相关合同、增值税发票、相应的物流凭证，上诉人提供了2011年-2012年期间的合同，且该合同与被上诉人的各项证据均吻合，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发生的业务往来是有书面合同的。特别是合同系双方签订，不可能出现一方有合同，另一方没有。在此情况下，只能说明被上诉人因为存在对己方不利的后果，因此选择了不向法庭提交任何书面合同。足以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双方在2011年-2012年期间并没有实际发生买卖关系的事实。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对于2005年-2010年之间的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仅提供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但是上诉人并不认可双方在此期间存在买卖关系，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快运单中快运货物的价值与其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款项并不能相互印证；其单方制作，并未经过上诉人认可的销售清单也有真实性存疑，证明效力存在严重瑕疵。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就当事人双方的约定、商业惯例、交易习惯进行举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被上诉人仅以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与该发票无法相互印证的货物快运单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被上诉人已履行了交付义务。一审法院在判决时片面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而忽视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属于明显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剑湖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所提交的买卖合同，该证据证明了增值税发票的品种数额和金额与上诉人收到的是一致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供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所谓买卖合同的复印件，但被上诉人在公司里均未能找到相应的合同，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持有该合同复印件，因此被上诉人无法核实上诉人所提交的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而上诉人提交的2011年11月28日的销售清单系被上诉人在发货以后开具增值税发票时与上诉人对账的清单，并非合同的附件，因此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的认定完全正确。
二、关于双方发生业务往来的起始时间及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于2005年就开始向上诉人供货，上诉人也于2005年8月30日开始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因此双方自2005年就开始业务往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8日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上诉人也已经收到该批货物。本案双方并没有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且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为3年，因此即使按照上诉人所称的最后一次交易时间来计算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6日提起诉讼也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关于销货清单。
因双方实际发生往来的货物品种比较多，而增值税发票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栏空间有限，无法具体载明双方实际往来的货物品种名称，因此被上诉人在开具增值税发票时按照税务要求制作了销货清单，上诉人须凭增值税发票及销货清单才能作为税收凭证，因此上诉人收到了增值税发票必定是收到了该销货清单。
四、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规定可以看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本案双方的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是被上诉人通过快运的形式向上诉人交付货物，上诉人在收到货物后被上诉人向其开具相应品种、规格型号、数量及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及销货清单，本案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开具的总额为3884182元全部增值税发票，被上诉人也认可收到了上诉人支付的3390391.45元的货款，显然增值税发票是上诉人支付货款的依据，是本案双方实际业务往来的依据。上诉人否认2005年至2010年期间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但在此期间上诉人却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94万多元的贷款，上诉人的陈述与客观事实完全自相矛盾，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仅收到增值税发票而没有收到相应的货物，依据民事诉讼法“高度可能性”的举证证明原则，结合双方的交易惯例，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交货义务。
剑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泰公司支付剑湖公司货款493790.55元，并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货款全额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康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剑湖公司与康泰公司自2005年起存在业务往来，由剑湖公司向康泰公司供应电加热板等货物，截至2016年12月30日，剑湖公司共计向康泰公司供货价款合计3884182元，康泰公司仅付款3390391.45元，余款493790.55元经剑湖公司多次催要，康泰公司均未支付，剑湖公司遂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从剑湖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剑湖公司最后一次向康泰公司供货的时间是2014年3月31日，而康泰公司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并未收到上述货物；同时，双方之间并未约定结算的时间，故康泰公司主张剑湖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剑湖公司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康泰公司共计结欠剑湖公司价款493790.55元的事实，康泰公司庭审中陈述双方之间仅发生总额为275478.5元的往来，但剑湖公司举证证明其阶段性付款已远超上述金额，且康泰公司庭审中认可已收取了剑湖公司总额为3884182元的增值税发票，综合上述，康泰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抗辩意见，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剑湖公司可要求康泰公司支付剩余价款493790.55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康泰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剑湖公司货款493790.55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
如康泰公司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707元，保全费3270元，合计11977元，由康泰公司负担，此款剑湖公司已预交，康泰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剑湖公司。
二审审理过程中：1、剑湖公司提供2005年8月康泰公司向剑湖公司付款4张的凭据一份，拟证明双方从2005年8月就发生业务往来。康泰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康泰公司认可自2005年8月份开始与剑湖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已向剑湖公司共支付货款3390391.45元,但上述证据仅证明康泰公司从2005年开始支付货款，但不能证明剑湖公司实际向康泰公司供货的截止时间。2、康泰公司提供自行制作的双方公司之间2005年至2012年应付款明细以及剑湖公司应付账款明细表各一份，拟证明康泰公司财务部门是根据入库单统计应付款金额并支付的，康泰公司另当庭提供装订成册的入库单予以佐证，认为康泰公司收到剑湖公司的入库时间从2005年8月20日（第一次）至2012年7月2日，至此，康泰公司仅拖欠剑湖公司货款7321.35元。剑湖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两份明细表均为上诉人自行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入库单也是康泰公司自行单方制作的，对此不予认可。
经查阅原审卷宗：康泰公司提供的五份传真件形式的买卖合同，其中2009年6月23日标的金额为118488.5元的合同（附有剑湖公司2009年6月24日的发货对账单），与剑湖公司于2009年6月24日向康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及发票后附有的应税劳务清单一致，2011年11月28日标的金额为12257.5元的合同（附有剑湖公司2011年11月29日的发货对账单），与剑湖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向康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及发票后附有的应税劳务清单一致，其余2011年7月15日（标的金额为33742.5元）、2011年10月20日（标的金额为88165元）、2012年12月26日（标的金额为9625元）三份合同的金额与剑湖公司于2011年7月21日、2011年10月12日、2012年11月24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相一致。
二审另查明：1、康泰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2年1月19日，自2005年截至2012年1月19日，康泰公司共已支付剑湖公司货款3390391.45元。2、2012年1月19日以后，剑湖公司仍陆续数次向康泰公司发货，并于2012年7月2日、11月24日及2014年10月9日开具了金额合计为252847元的增值税发票。3、自2005年9月14日至2014年10月9日，剑湖公司共向康泰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3884182元的增值税发票，康泰公司认可收到全部增值税发票。
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一、关于上诉人提交五份传真件形式的买卖合同认定问题。尽管康泰公司提供的部分传真件合同中康泰公司的印章为原件，剑湖公司的印章为复印件，但上述合同的金额、发货对账单与部分增值税发票金额及应税劳务清单能够相互对应，故本院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剑湖公司对上述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未提供相应证据，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业务往来时间及诉讼时效问题。二审中，康泰公司认可双方自2005年开始即存在业务往来，剑湖公司提供的部分“中国铁路小件货物快运单”、“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戚墅堰营业部情况说明”、物流单等显示剑湖公司向康泰公司最后一次发货时间为2014年3月31日，且该批货已于2014年4月3日由康泰公司签收，结合剑湖公司于2014年10月9日向康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应自2005年持续至2014年3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限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据此，本案中剑湖公司向康泰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第三、关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系先发货后开票还是先开票后发货的问题。康泰公司根据其提供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6月23日的买卖合同传真件一份（该合同标的金额为118488.5元），认为与剑湖公司提供的2009年6月24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相符，故剑湖公司系先开票后发货。对此，剑湖公司不予认可，并认为根据其提供的增值税后面所附的清单，结合康泰公司提供的由剑湖公司于2009年6月24日出具的对账单，金额为118488.5元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货物实际是在2009年4月29日至2009年6月17日期间发货，故剑湖公司系先发货后开票。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合同的签订日期和增值税发票日期，仅能证明双方签订合同的日期早于开票日期，而不足以证明剑湖公司系先开票后发货，康泰公司认可剑湖公司于2009年6月24日出具的发货对账单，该对账单上载明了货物的具体发货日期，时间不仅早于出具发票时间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不能排除双方先发货后补签合同的情形；况且，合同上载明产品详见销货清单，康泰公司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亦未提供收到该票据上对应的货物晚于开具票据时间的相关证据相印证；此外，康泰公司陈述其提供的买卖合同所记载的数额与剑湖公司提供的部分发票金额均一致，其中2011年11月28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标的金额为12257.5元，合同中载明的产品清单与剑湖公司的发货清单、附在增值税发票后的清单一致，但发货清单上发货时间为2011年11月29日、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11年12月8日，亦不能印证其主张的先开票后发货。综上，康泰公司主张剑湖公司系先开票后发货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第四、自2005年至2014年期间，剑湖公司共向康泰公司开具了总金额3884182元的增值税发票，康泰公司认可收取了上述发票。剑湖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习惯以增值税发票金额作为付款凭证，据此要求康泰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康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审理过程中，康泰公司陈述双方买卖关系起止时间为2009年-2012年，共付款金额为二十五万元，但实际双方于2005年已开始发生业务往来，截至本案诉至法院，康泰公司已付款三百三十九万余元。二审中，康泰公司虽提供入库单作为已付货款依据，但该入库单系康泰公司单方制作，剑湖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亦无法确认。
双方认可康泰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2年1月19日，根据剑湖公司提供的货运单，实际上在2012年1月19日以后剑湖公司仍继续向康泰公司送货并开具发票，现剑湖公司已提供部分货运单、增值税发票，康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对方未提供货运签收底单，至此举证责任应转移至康泰公司，但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五、即便康泰公司自行制作的2005年-2012年应付款明细及剑湖公司应付款明细表为真实的，康泰公司认为其公司第一次收到剑湖公司的供货入库时间为2005年8月20日、最后一次入库时间为2012年7月2日，累计仅拖欠货款7321.35元，但根据康泰公司提供的传真件合同，双方于2012年12月26日仍在签订供货合同并发生业务关系，仅该份合同标的就有9625元，亦超过康泰公司辩称的拖欠货款金额。同时，康泰公司庭审中陈述的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时间、金额及已付货款等前后多处矛盾，不排除其公司财务做入库账时因疏忽存在遗漏的情形。康泰公司认为剑湖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与其公司的入库金额不符，可能是因为剑湖公司开错了发票或者存在退货情况，但其对此未能提供证据，故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第六、康泰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不应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不应认定剑湖公司已交付标的物。本院认为，本案中，剑湖公司并非仅提供增值税发票，且在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后另附有销货清单，此外还提供了部分货运单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现剑湖公司提供了增值税发票、销货清单、康泰公司的付款情况、部分货物快运单等证据，康泰公司提供了买卖合同及剑湖公司的发货对账单等证据，上述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剑湖公司与康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已向康泰公司交付了相应货物，康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故一审认定应根据剑湖公司提供的增值税所载金额要求康泰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并无不当。
综上，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07元，由康泰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力
代理审判员 雷 波
代理审判员 代家军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