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延中民二终字第2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延边畅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畅通客运公司），住所地：延吉市怡华家园。
法定代表人：杨树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书敏，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中心支公司（以下称天安保险公司）。住所地：延吉市人民路朝阳小区**号。
法定代表人：吕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国民、金长春，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延边畅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延民初字第370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延边畅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中心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延边畅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诉称：属于原告所有的吉H706**号客车系依法取得经营许可的营运车辆。该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承运人责任险，保险金额为每个座位责任限额20万元。2013年11月23日18时许，珲乌高速公路长春方向42公里400米处，发生一起因多辆车连续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重伤、10余人轻伤并有多辆车损坏、报废的重大交通事故。在这起连环撞车事故中造成原告客运车辆吉H706**号承载的乘客刘忠、王焕廷死亡、其他10余人轻伤、车辆严重受损的后果。2014年2月、3月，二死者家属及受伤乘客分别以运输合同纠纷为由，向延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进入执行阶段。原告为履行判决义务，已经向法院缴纳执行款共计107.3634万元。基于原告的事故车辆即吉H706**号车辆已在被告处投保了承运人责任险，并在承保期内发生承运人责任事故，被告理应在赔偿限额内赔偿。但经原告多次索赔，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保险金共计4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中心支公司原审辩称：原告的诉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其是由如下：1.原告确实在被告处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但该险种显著特点是车内旅客在客运车辆外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2.本次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系在珲乌高速公路长春方向42公里400米处的多辆车连续相撞后，原告车辆无法继续行驶，依照《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必须将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原告疏于管理，致使死者没有进入到安全区，被责任车辆刘刚驾驶的吉A8K3**号重型半挂车撞死，两死者死亡于原告运输车辆之外，依据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第六条第9款的规定，即旅客在客运车辆外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原告应向致害人刘刚主张赔偿。3.原告向死者赔偿，是依据道路运输合同向原告主张的权利，根据保险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合同责任，保险人即被告就此应免除赔偿责任。4.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计算有误，一是原告车辆在吉林省行业运输协会进行投保，每位乘客保额为30万元，依据保险法的规定，该协会应该承担赔偿份额，这体现在保险合同的第二十七条；二是旅客购票时已在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受伤的其他人均已得到赔偿，保额为每人3万元，该被乘数也应该进行份额承担；三是按照双方所签订的投保单，特别约定的第7条规定，每次事故决定免赔额为人民币500元或免赔率5%，两者以高者为准，故假使应该赔偿的话，保险人应向死者王焕廷赔偿14.6796万元，向死者刘忠赔偿24.385677万元。详细计算方法可以进行说明。综上，依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被告具有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法定的事由，故不应予赔偿。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所有的吉H706**号客车系依法取得经营许可的营运车辆。该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承运人责任险，保险金额为每个座位责任限额20万元。2013年11月23日18时许，珲乌高速公路长春方向42公里400米处，发生一起因多辆车连续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重伤、10余人轻伤并有多辆车损坏、报废的重大交通事故。在这起连环撞车事故中造成原告客运车辆吉H706**号承载的乘客刘忠、王焕廷死亡、其他10余人轻伤、车辆严重受损的后果。2014年2月、3月，二死者家属及受伤乘客分别以运输合同纠纷为由，向延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经延边州两级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进入执行阶段。原告为履行判决义务，已经向法院缴纳执行款共计107.3634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的焦点是：1.被告是否在原告投保时履行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亦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2.被告是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承担对原则的赔偿给付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月17日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下称保险法）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作为本案被告的保险公司应当对投保人即原告发生在保险期间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保险责任。但承担保险责任并非必然，如果发生的损害事故符合免责条款的规定，因而出现约定的免责事由时，保险公司可以免除赔偿责任。所以本案审理的焦点就是原、被告之间签订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
关于格式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中的被告应对所提供的格式条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原告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以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及第二款“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对本案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必须从提示和说明两个角度去分析判断。提示和说明是保险人的双义务，不能以尽到了提示义务就证明履行了说明义务，因而免除应由保险人承担的责任。
被告提供的保险合同文本以及附在保险单后面的保险条款，均以黑体字并标记下划线的方式进行了提示，所以对被告抗辩所称已经尽到了向对方的提示义务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可。但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解释说明义务是先合同义务，在原告否定被告尽到此义务的前提下，被告应当以经原告签字认可对免责条款已经充分理解的书面形式，或者以录音、录像等证明已经口头上向原告履行了说明解释义务进行举证，如若不能举证证明，免责条款无效。本案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投保人即本案原告履行了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义务。归结到本案，即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对《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项中的第六条第九项“旅客在客运车辆外遭受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约定，向原告进行了法定的解释说明即已经履行了先合同义务。因此，对原告称提示不等于说明解释，保险人针对保险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既要向对方尽到提示义务，又要尽到说明解释义务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就“旅客在客运车辆外遭受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免责条款而言，“车辆外”的说明解释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仅限于物理空间这样一个概念，“车辆外”非常容易为常人所理解，但旅客在乘坐被保险人提供的客运车辆的途中置身于“车辆外”，却有多种情形存在，事实上很多时候存在着旅客在运输途中临时停车、购物、上厕所、下车呕吐等主动性地置身车辆外，也有因紧急避险下被动性地置身车辆外，本案旅客置身于“车辆外”，就属于后者。试想，在出现紧急危险的情况下，任由旅客继续滞留车内，有可能招致更加危险的事件发生，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迅速转移旅客至安全处加以避免，不仅与常理不符，而且也可能给保险人造成更大的损失。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从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看，一是起因条件，即指必须有需要避免的危险存在；二是时间条件，即指危险必须正在发生；三是主观条件，即指行为人必须有正当的避停车险意图；四是限制条件，即指行为人出于迫不得已；其本质特征是为了保全一个较大的合法权益，而将其面临的危险转嫁给另一个较小的合法权益，但要求在必要的限度内，不应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而作为人身权利中的重要权利是最高权利。本案中，乘客乘坐投保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吉H706**客车，在高速公路上前方发生交通事故不能通行的紧急情形下，车辆驾驶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机动车因故障、事故等原因不能离开行车道或者在路肩上停车时，···驾驶员和乘车人必须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紧急停车带内，并立即报告交通警察”的规定，组织车内旅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并非旅客主动性地下车，而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为紧急避险而被动性地下车，而使自己置身于“车辆外”，是否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第六条第（九）项约定的“车辆外”，保险人即被告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向投保人即原告进行了解释说明。因此，对被告已经尽到说明解释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主张原告向死者作出的赔偿是基于客运合同关系而不是侵权法律关系，因此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客运合同关系与侵权法律关系在因机动车引起的事故中，发生法律竞合的现象非常普遍，究竟以客运合同关系还是以侵权法律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原告自行选择。本案中的死者近亲属以客运合同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不否定原告应当向死者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故此，被告以原告所承担的责任是因客运合同关系引起而拒绝赔偿的主张不成立。
关于被告应当给付原告赔偿金的问题。责任保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对他人依法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在理赔中适用补偿原则，即以责任保险合同中确定的保险金额为限。本案原告即被保险人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履行对死者刘忠赔付赔偿金36.9011万元，已经超过20万元的保险金额限度，因此被告应在保险金额20万元范围给予赔付；原告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履行对死者王焕廷赔付赔偿金14.6135万元，未超过20万元的保险金额限度，被告应以实际损失为准，向原告赔付14.6135万元。另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中第四条“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即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70号判决书确定的一、二审诉讼费用4896＋9792＝14688元，支付（2014）延终民二终字第149号判决书确定的一、二诉讼费用4348＋8220＝12568元，两案法律费用共计27256元。以上金额合计20＋14.6135＋2.7256＝37.3391万元。此金额未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每座20万元的保险金限额。同时，被告无证据证明省运输协会已向原告拨付保障金，旅客购买的太平洋保险属于意外伤害类保险，是针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险，与责任保险是不同的险种，以旅客已经取得意外伤害保险金为由折抵应当承担的责任风险赔偿金，故被告以旅客已经接受3万元人身意外险等进行份额分担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畅通客运公司给付保险金37.3391元。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被告天安保险公司负担3410元，原告负担340元。如被告未在本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限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畅通客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法院将畅通客运公司支付给赔偿权利人的死亡赔偿金人员名单错位。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70号民事判决中，判令畅通客运公司向赔偿权利人史桂兰、王晓燕、王影支付王焕廷死亡赔偿金369807元；丧葬费19203.5元；共计389011元。也就是在王焕廷交通事故案件中，共赔偿389011元。向赔偿权利人佟桂芹、刘振天、刘泊充支付刘忠死亡赔偿金404161元；丧葬费19203.5元，共计423364.5元。向刘振天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146135元、向刘泊充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76721元。即在刘忠交通事故赔偿案中，共赔偿646220.5元。但原审法院在支持畅通客运公司的主张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同时，却错将王焕廷死亡赔偿金369011元，按在刘忠的死亡赔偿金上，导致保险赔偿金整体减少。2、原审判决遗漏了王焕廷的死亡赔偿金。针对王焕廷的死亡赔偿金，生效的判决判令畅通客运公司支付王焕廷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389011元。但原审法院却没有计算王焕廷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而是把刘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46135元当做王焕廷的死亡赔偿金，从而做出了“未超过20万元的保险金额，被告应以实际损失为准，向原告赔付146135元”。这里原审法院混淆了王焕廷的死亡赔偿金和刘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且遗漏了王焕廷死亡赔偿金。进而使得畅通客运公司少获得26609元的保险赔偿款。因畅通客运公司在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中，共向赔偿权利人赔付达100余万元，保险公司最高赔付限额为40万元。那么畅通客运公司仍有60余万元，还需向其他责任人进行追偿。但按照原审法院的计算方式及遗漏的赔偿项目，将导致畅通客运公司无法向其责任人追偿，权利救济无法行使。故只得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上级法院依法判决。
天安保险公司答辩称：我们认为畅通客运公司称遗漏26609元没有依据。在与畅通客运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注明每人赔偿20万元，其中医疗费2万元、财产损害是1万元，剩下的限额是17万元。
天安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法院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在投保时履行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免责条款是否有效。该焦点确认是正确的。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和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及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确认《道路客运承运人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无效，这是正确的，只是就“对本案原、告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必须从提示和说明两个角度去分析判断，提示和说明是保险人的双义务，不能以尽到了提示义务就证明履行了说明义务”。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保险合同文本以及附在保险单后面的保险条款，均已黑体字并标记下划线的方式进行提示，所以对被告所称已经尽到了向对方的提示义务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可”这也是正确的。2、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解释说明义务，本案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投保人即本案原告履行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结果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义务…，因此原告称提示不等于说明解释，保险人针对保险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即要向对方尽到提示义务，又要尽到说明解释义务的主张，本案予以支持”。就是说原审法院认为天安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但没有尽到说明义务，这是对法律歪曲和对证据的枉评，这是严重的错误。原审法院依据和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确认天安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但原审法院故意规避司法解释的下列陈述“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在本案中畅通客运公司在投保单特别声明处“投保人声明上述所填内容属实，同意以本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特此投保”加盖了畅通客运公司公章。3、原审法院认为“就旅客在客运车辆外遭受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免责条款而言车辆外的说明解释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仅限于物理空间这样一个概念，非常容易为常人所理解。车辆驾驶人按照《高速公路交通管理方法》第十九条…而使旅客置身于车辆外是否属于保险合同负责条款第六条第（九）项约定的车辆外保险人即被告无充分的证据表明向投保人进行了解释说明。因此对被告已经尽到说明解释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故意纠结“车辆外”这三个字，并给予多种解释。保险合同是双方合法利益的体现，而在本合同中，明确说明“旅客在客运车辆外遭受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没有除外的情形，出现本案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畅通客运公司不履行将旅客带至安全地带造成，与紧急避险没有必然的联系。关于“车辆外”这完全是物理空间概念。依据《证据规则》第九条无需当事人举证：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原审法院偷换概念将车辆外故意误导成“在车辆外的原因”去解释事实和法律，显然系枉法裁判。4、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主张原告向死者作出的赔偿是基于客运合同关系而不是侵权法律关系，因此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的死者近亲属以客运合同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不否定原告应当向死者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故此被告以原告承担的责任是因客运合同关系引起而拒绝赔偿的主张不成立”。天安保险公司与畅通客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有效，免责条款有效，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人民法院没有正当理由，不应予以否定。原审法院在此问题，无法再纠结提示和说明义务，公然枉法裁判。天安保险公司与畅通客运公司在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二）项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畅通客运公司依（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49号和（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70号的判决给付死者的款项，履行的是运输合同义务。5、关于赔偿的数额，天安保险公司与畅通客运公司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元或免赔率5%，两者以高责为准”，对于刘忠的赔偿应减除壹万元；对于王焕廷的赔偿应减除7306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适用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而不适用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畅通客运公司答辩称：天安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没有尽到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必须另行给予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天安保险公司没有尽到义务，故该免责条款无效。
经本院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生效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49号判决书判令畅通客运公司向死者王焕廷的妻子史桂兰、长女王晓燕、次女王影支付王焕廷的死亡赔偿金369807元和丧葬费19203.5元，共计389011元；生效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延中民二终字第170号判决书判令畅通客运公司向死者刘忠的母亲佟桂芹、长子刘振天、次子刘泊充支付刘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423364.50元和刘振天被扶养人生活费146135元、刘泊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76721元，共计646220.50元。
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每人赔偿限额为20万元，故畅通客运公司提出赔付40万元保险金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之规定，保险人的法定说明义务，要求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向投保人详细说明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规定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明确的说明，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且保险人应对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原审法院以没有证据证明天安保险公司已经向投保人畅通客运公司履行了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义务的判决并无不当，故天安保险公司提出的原审法院认为天安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但没有尽到说明义务，这是对法律歪曲和对证据的枉评、原审法院偷换概念将车辆外故意误导成“在车辆外的原因”去解释事实和法律，显然系枉法裁判、安保险公司与畅通客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有效，免责条款有效，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人民法院没有正当理由，不应予以否定及对于刘忠的赔偿应减除壹万元，王焕廷的赔偿应减除7306元的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5）延民初字第3708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延边畅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给付保险金400000元。
如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中心支公司未在本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限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延边畅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本院多收6835元，应当退还上诉人延边畅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6835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延边畅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465元＋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中心支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共计11415元，由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吉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身判决。
审判长 金春秋
审判员 林 一
审判员 徐宝红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朴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