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4）高法委赔字第00007号
赔偿请求人：郭成绵，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于良英，女，1969年1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成普（系郭成绵之兄），男，1963年6月23日出生。
赔偿义务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缉私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东北二街21号。
法定代表人：唐龙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邓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缉私局法制一处预审科干部。
委托代理人：黎克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缉私局法制一处法制科干部。
复议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缉私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号。
法定代表人：刘晓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国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缉私局法制一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王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缉私局法制一处干部。
赔偿请求人郭成绵因错误刑事拘留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缉私局（以下简称大连海关缉私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缉私局（以下简称海关总署缉私局）2014年3月13日作出的署缉刑赔复字（2014）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郭成绵称，根据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我于2011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并于2011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释放，共被羁押292天。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未对我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亦未判我有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一）、（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应予赔偿，大连海关缉私局不予赔偿，海关总署缉私局对大连海关缉私局的不予赔偿决定予以维持，现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1、撤销复议机关海关总署缉私局署缉刑赔复字（2014）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2、大连海关缉私局赔偿我的误工费6664.60元，羁押期间被盗工钱3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家人往返北京海关总署的差旅费10000元。
大连海关缉私局认为：1、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以犯罪嫌疑人郭成绵犯罪行为情节轻微建议我局对其撤回起诉，另案处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2、我局对赔偿请求人郭成绵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在事实认定和执行程序上没有错误。赔偿请求人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向我局申请赔偿，理由不成立。3、赔偿请求人郭成绵在刑事拘留期间其宿舍钱物丢失与我局的执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建议到案发地公安局机关报案。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我局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大缉刑赔字（2014）1号刑事赔偿决定，对赔偿请求人郭成绵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海关总署缉私局于2014年1月29日收到郭成绵的复议申请，审查后认为：对郭成绵的刑事拘留和延长拘留期限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不存在超期拘留的问题，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应予赔偿的情形。至于申请人提出的赔偿其误工费问题，赔偿的前提是拘留有错误且申请人的职业合法正当，该案中大连海关缉私局的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且程序合法，无不当之处，申请人从事的是走私犯罪活动，获取的是非法收益，所以，不存在所谓的误工费赔偿问题。关于羁押期间工钱被盗的赔付问题，我局认为，申请人所称3700元工钱被盗的事实与羁押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要求赔付没有法律依据。关于精神抚慰金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有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存在精神抚慰金的赔偿问题，即精神抚慰金的支付前提是被申请人存在违法行为且该违法行为对请求人造成严重后果。本案中，被申请人采取的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并无不当，也没有给申请人造成法律上规定的严重后果，不存在精神抚慰金赔偿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我局于2014年3月13日作出署缉刑赔复字（2014）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大连海关缉私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12日，大连海关缉私局接到举报，当晚有人在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李家镇正名寺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第一航务工程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基础分公司的船坞码头偷卸走私货物。大连海关缉私局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侦查，并于当晚19时30分左右将停靠在正名寺船坞码头的辽庄渔运25297船舶及物品、设备当场控制，将正在装卸走私货物的郭成绵等数人抓获。大连海关缉私局于2011年3月12日受理此案，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于2011年3月13日立”金石滩码头绕关走私韩国机器配件”案进行侦查。当日，大连海关缉私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以涉嫌走私普通货物将郭成绵刑事拘留，因系众人结伙作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延长拘留期限，时间从2011年3月17日至2011年4月12日。大连海关缉私局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赵某业受雇于他人，为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获取非法利益，用他人提供的资金并按照他人的安排与王某利、王某学、金某具体分工，由王某学设定航行路线并组织另外五名船员私自将辽庄渔运25297货船偷驶至韩国仁川港，按照赵某业指示联系韩方代理人将汽车配件、电子产品、食品、日用品等韩国货物装船后运回中国境内牟利。郭成绵系受赵某业雇用人员，曾多次为赵某业装卸货物，赵某业还为郭成绵等人提供房屋居住，除领取月薪和每月300元的伙食费外，每次装卸货物还发给其100元的装卸酬金。大连海关缉私局在案件侦查终结后，于2011年4月11日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郭成绵等人，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4月18日作出大检批捕（2011）68号批准逮捕决定，依法逮捕郭成绵并立即执行，同年4月19日郭成绵被执行逮捕。经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审查后认为，本案中郭成绵、胡某方、宋某彦三人的行为情节轻微，于2011年12月16日发函大连海关缉私局，建议将上述三人撤回，另案处理。
另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3月8日作出（2012）大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人王某利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二、被告人王某学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70万元；三、被告人金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作出（2013）大刑二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赵某业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80万元（上述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3年12月25日，大连海关缉私局收到郭成绵国家赔偿申请，要求大连海关缉私局因错误拘留36天赔偿其误工费6664.60元，被盗工钱3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大连海关缉私局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大缉刑赔字（2014）1号刑事赔偿决定，对郭成绵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郭成绵不服，向海关总署缉私局申请复议。海关总署缉私局于2014年3月13日作出署缉刑赔复（2014）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大连海关缉私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
上述事实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缉私局大缉立字（2011）10号立案决定书，大缉刑拘字（2011）048号拘留证，大缉拘通字（2011）029号拘留通知书（副本），大缉延拘字（2011）029号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副本），大连海缉私局提请批准逮捕书，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检批捕（2011）68号批准逮捕决定书，大缉捕字（2011）017号逮捕证，大缉捕通字（2011）017号逮捕通知书（副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大关计核字（2011）029号涉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辽刑二终字第00052号刑事裁定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刑二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郭成绵在与赵某业等人进行货物走私过程中，被大连海关缉私局抓获并刑事拘留，因系结伙作案，决定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郭成绵系被赵某业雇佣的装卸工，但其从事的却是违法犯罪的走私活动，并因此被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由于其与胡某方、宋某彦三人的犯罪行为、情节轻微，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未对其提起公诉，虽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致函大连海关缉私局对郭成绵等三人撤回，作另案处理，但并不改变其走私行为的性质。本院在与郭成绵的委托代理人郭成普谈话过程中，郭成普表示只对大连海关缉私局的违法刑事拘留行为申请国家赔偿。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因郭成绵参与走私活动，以走私普通货物对其依法作出逮捕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郭成绵国家赔偿的申请应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郭成绵向大连海关缉私局申请国家赔偿属赔偿义务机关主体不适格，大连海关缉私局对郭成绵的申请和海关总署缉私局对郭成绵的复议申请均应不予受理，故本院对大连海关缉私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及海关总署缉私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予以撤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海关缉私局大缉刑赔字（2014）1号刑事赔偿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缉私局署缉刑赔复字（2014）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
二、驳回郭成绵的国家赔偿申请。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