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28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12号一座1410-14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579725819W。负责人：邓少琳。委托诉讼代理人：利少媚，女，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俊，男，197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猛，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健辉，男，199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原审被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51号财汇大厦11层11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555593903W。负责人：孙炜刚。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智军，男，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沿江北路121号龙威大厦第二楼BCD区、第三楼3A2区3C区D区、第十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7080752941。负责人：麦浩林。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文俊以及原审被告何健辉、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以下简称赢时通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0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文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健辉、赢时通公司连带赔偿陈文俊因交通事故所致的各项损失共计317972.56元；2.平安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何健辉、赢时通公司、平安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承担。诉讼中，陈文俊申请变更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为：何健辉、赢时通公司连带赔偿陈文俊因交通事故所致的各项损失共计465590.88元。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款的规定，判决：一、平安保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22000元予陈文俊；二、人寿保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55559.38元予陈文俊；三、驳回陈文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41.93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270元，合共5411.93元（陈文俊已申请缓交），由陈文俊负担1672.74元；由平安保险公司担1085.32元、人寿保险公司负担1383.87元、何健辉负担1270元。各自负担部分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逾期缴纳，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人寿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文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免责情形。何健辉在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故意不及时通知保险人，因其肇事逃逸的故意行为，无法核实事故时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如有无饮酒、醉酒及服用精神科药物等，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难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对于无法核实的保险事故性质的情形有权拒绝赔偿。二、涉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有效，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一）《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人寿保险公司将不得肇事逃逸的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责任免除条款，已向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发生法律效力。（二）保险合同组成包括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批单等组成部分。《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因此，人寿保险公司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责任免除条款在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中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即发生法律效力。（三）涉案保险单正面的“重要提示”栏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这表明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是附有保险条款的，即投保人在投保时已收到保单和相应的保险条款。而保险人已对免责条款的内容采用加黑加粗的方式进行提示和强调，投保人理应明确清楚该免责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该免责条款依法具有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人寿保险公司未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判决人寿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势必会助长肇事逃逸行为的发生。三、发生交通事故后，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是驾驶人的法定义务，也是基本的道德。驾驶人肇事逃逸就是致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不仅会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致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也会导致驾驶人是否存在醉酒、调包等情形无法查清。若在驾驶员肇事逃逸的情况下，判决人寿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异于纵容逃逸行为的发生，不仅不能体现法律的指引、预测、规范作用，更将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导向。陈文俊辩称，人寿保险公司对《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目的免责条款并未履行明确说明及提示义务。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免除其责任的条款，在订立合同时不仅仅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还要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何健辉确认在投保时，人寿保险公司并未向其作出任何说明或提示。人寿保险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因此，人寿保险公司并不能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及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并不同于法定免责条款。驾车逃逸应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但并不必然对保险合同产生影响，也不会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更不能免除保险人明确说明及提示义务。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目的免责条款并未起到显著标识的作用。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该文件几万字之多。驾车逃逸免责条款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目。虽然该部分内容已经以加粗字体显示，但是，字体加粗的条款占所有条款的1/3篇幅，并不能起到显著标示的作用。再者，对于投保人来说，不可能在有限时间内能阅读全部有关条款，并对隐藏在密密麻麻文字中的驾车逃逸免责条款引起注意。因此，人寿保险公司并没有尽到明确说明及提示义务，肇事逃逸免责条款不应产生法律效力。三、人寿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目的免责条款，违背第三者责任保险立法宗旨，也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投保人购买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目的，是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将赔偿责任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并确保第三者获得切实有益赔偿。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意味着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便从或然转变为应然。投保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并不改变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即驾车逃逸行为的影响仅及于逃逸之后，不溯及以前。逃逸行为与保险公司的理赔并无必要的关联性，逃逸只会加重逃逸者刑事或行政上的惩罚，对保险公司本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并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加重或减轻。本案中，何健辉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刻，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已经产生，并不存在因何健辉驾车逃逸导致损失扩大的情形。因此，人寿保险公司以该条款对抗受伤害的第三人，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赔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也违背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何健辉述称，人寿保险公司并未就免责条款向其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赢时通公司述称，其与何健辉之间是租赁关系，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在二审诉讼中未作陈述。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人寿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已就免责条款向何健辉作出提示。但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保险条款和保险单送达给何健辉并向何健辉履行了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人寿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1.18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维代理审判员  陈星星代理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