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平民初字第611号原告李永德，男，1958年3月12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王旭，北京王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组织机构代码：A0298XXXX。负责人张国华，党支部书记。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园林绿化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西街26号。组织机构代码：69632XXXX。法定代表人张振江，局长。委托代理人赵华，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一凡，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永德与被告北京市平谷区园林绿化局（以下简称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刘家河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法官殷湘洋独任审判。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组成由法官于宝灵担任审判长，法官张虹雨、人民陪审员任荣来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5年8月4日、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永德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旭、被告园林绿化局的委托代理人赵华、被告刘家河村委会负责人赵国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李永德起诉称，李永德和刘家河村委会于2002年1月1日签订了《果树承包合同》，承包了本村墩台坡山西坡，承包年限自2002年1月1日至2027年1月1日，承包费每年2000元。2003年秋后，当时李永德在厂子上班，承包地邻居杨亦发告诉李永德有人在李永德承包地上挖树坑。李永德上去问挖树坑的人是谁让其挖的，挖树坑的人说园林绿化局已经和镇政府说过了，镇政府和村委会也说过了，但是村委会没有找过李永德，他们说因为山上树比较稀少，他们只挖树坑，以承包户栽果树为主，他们还负责浇水，李永德觉得是好事，就没说什么。后来李永德从口粮田里移栽了500多棵栗子树到承包的山坡上，栽上后3、4天，园林绿化局雇的小工就把李永德栽的栗子树全部给拔了，拔完后，李永德就找到村委会书记刘×，他当时说拔了就拔了吧，也没有解释，具体怎么说也记不清楚了。过了3、4天，李永德找了园林绿化局局长张×，张×让李永德去找崔×，崔×和李永德一起去山上看了，看完以后给李永德2000元青苗费，这2000元是园林绿化局给的板栗树苗钱，但不代表该纠纷就解决了。村委会当时跟李永德说以个人栽种果树为主，种植果树的空隙以栽松柏树为辅，所以李永德才栽种了500棵左右的栗子树，没超过三天，园林绿化局就把李永德栽的栗子树全部给拔了，李永德问为什么拔走，他们说栗子树跟松柏树要交错种植，后园林绿化局给了李永德2000元板栗树苗钱。李永德认为2003年秋后，园林绿化局强行在李永德该承包林地山坡上栽种了松柏树和其他树种，侵犯了李永德的承包经营权，当时经刘家河村委会同意，刘家河村委会说让园林绿化局与李永德商量，双方口头协议约定渠道下面由李永德种树，同意上面由园林绿化局绿化，但是园林绿化局后来把小渠道下面的栗子树给拔了。自此以后，李永德认为虽然承包的土地被强行栽种树木，但是所栽之树地点均系李永德所承包的土地，故树木应归李永德所有。为此，李永德几年来一直看管至今。去年，李永德听说园林绿化局所栽之树为国家所有，故起诉要求：1、判令园林绿化局将种植在李永德承包土地上的一切树木移走，交回给李永德被占用的土地。2、园林绿化局赔付李永德占用其土地经营的损失费（以评估的为准）。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永德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1、判令园林绿化局赔偿李永德承包期内（2003年秋后-2027年1月1日）拔除500棵栗子树苗的收益损失50万元；2、要求园林绿化局将园林绿化局栽种在李永德承包地里的树全部移走；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一、2002年1月1日签订的果树承包合同书，证明李永德对涉案承包地有承包经营权。二、2013年12月27日收据，证明李永德交了2004年-2013年10年的承包费共计1万元。三、证人杨×证言，内容为：“我的地与李永德的相邻，李永德2004年栽树，园林绿化局也给我种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挖坑时没有告诉我，我没同意让挖坑。第三次大队主任刘×和园林绿化局一位干部，当时园林绿化局说挖100个坑我可以栽50棵果树。园林绿化局说绿化山头，当时我2001年栽的四五十棵栗子树和一百棵杏树苗都给拔了，当时的栗子树都要挂果了。园林绿化局都给拔了种上了柏树，也没有给我补助。2004年找过副镇长，没有给答复。当时村书记刘×也知道这事，村里这种情况有五六户，承包费交齐了，最高价栗子树每棵收益大概是650元。”证明李永德曾经种植过栗子树苗，园林绿化局将李永德所种的500棵栗子树苗拔了。四、刘×书面证明，内容为：“2002年李永德承包山坡时我是村主任。2003年秋后，镇政府有关领导告诉我说墩台坡有三分之二土地基本荒芜，园林绿化局要在此山进行绿化，当时我听说后，在没有通知承包户的情况下就答应了，过几天园林绿化局派人到此山坡挖树坑，当李永德发现有人在他承包的山坡上挖树坑时就找到我问为什么在他承包山坡上挖树坑，我跟他说园林绿化局为了不让此山荒芜，说承包户愿意栽果树也可以，以承包户栽果树为主，园林绿化局负责浇水保树活，当时他听到后同意了。树坑挖好后，不清楚他从哪里购买了四五百棵栗子树树苗栽在了园林绿化局施工队挖好的树坑里，没过几天栗子树苗全部被园林绿化局施工队挖掉，换栽成松柏树和其他树种，究竟是什么缘故就不清楚了。”证明李永德曾经种植过栗子树苗，园林绿化局拔了李永德500多棵栗子树苗。五、证人王×1证明，内容为：“2003年秋后的一天，李永德找到我说，园林绿化局在他承包的山坡上挖树坑，村干部说园林绿化局挖的树坑以承包户栽果树为主，如承包户不栽，园林绿化局再栽柏树等树种。现在树坑已挖好，正好他大果园口粮田种有600多棵栗子树苗需要移栽，他让我找几个人帮他一起挖一下，移栽到墩台坡西坡去。我就答应了，当时找到王启瑞、王启山、王树印、韩福海、刘永等人，帮他一起挖了一天，大约有四百至五百棵栗子树苗。”证明李永德曾经种植过栗子树苗，园林绿化局拔了李永德500多棵栗子树苗。六、证人王×3证言，内容为：“十多年前，我和李永德是地邻居，我干活的时候看见是园林绿化局雇佣的小工拔除了李永德承包地里的栗子树苗，园林绿化局栽树的时候使用的是我家的水。当时李永德承包地里有栗子树，但是树的准确数字我也不清楚，大概有五、六百棵。我也不知道拔了多少棵栗子树，别人拔树的时候也不可能让我看着。我只是看见了他们在拔树。”证明园林绿化局拔除李永德栗子树的情况。七、涉案地块的录像光盘，证明涉案地块的现状是园林绿化局把李永德种的栗子树苗拔了以后又种上了松柏树等绿化树。被告刘家河村委会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也未提交证据，但在本案审理中口头答辩称，园林绿化局栽树时，村委会知道，当时镇政府找村委会说如果园林绿化局栽树，必须经村民同意。李永德当时是同意的，但是前提是栽种松柏树时必须允许李永德栽种果树，但园林绿化局栽种松柏树时把李永德的板栗苗给破坏了，板栗苗大概是500棵左右，如果板栗树苗不拔走的话，到现在是有收益的，应该由园林绿化局赔偿李永德收益损失，这部分损失跟被告村委会无关。被告园林绿化局答辩称：认可园林绿化局在李永德承包地范围内种植了松柏树，但在种植前已经过村委会和相关村民的同意，至于李永德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是李永德与刘家河村委会的问题，与园林绿化局无关。如果李永德不同意的话不会收取园林绿化局给的2000元补偿金。具体答辩意见如下：一、李永德将园林绿化局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李永德诉讼案由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合同的相对性系确定诉讼主体根本要件。本案园林绿化局既不是发包方，也不是承包人。因此，李永德将园林绿化局列为本案的被告系主体错误。对此，人民法院应驳回李永德对园林绿化局的起诉。二、园林绿化局植树造林有合法的批复和手续。为了尽快改善北京市生态环境，加快平谷区生态环境建设步伐，根据《北京市十五时期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北京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和《平谷区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结合我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平谷区编制了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该方案得到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发展委员会、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农业局的批复，即：《关于平谷区2004年京津沙源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李永德承包的地段正在京津沙源治理工程范围内。由于李永德没有对承包的墩台坡山西坡荒山荒地进行荒山造林，并且该荒山荒地属于宜林荒山荒地。因此，园林绿化局根据规划对包括李永德承包地在内的荒山进行植树造林。在造林前和村委会及李永德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荒山的下部分由李永德自行种植核桃、栗子，荒山上部分由园林绿化局绿化植树，在达成该协议的基础上，园林绿化局给了李永德2000元补偿。李永德当时的意思是既然是园林绿化局绿化，就应当由园林绿化局提供树苗，但是李永德自己已经准备了树苗，因此园林绿化局同意给予这树苗补偿。园林绿化局也是基于此进行了补偿，而不是李永德说的是因为拔了树苗才给的补偿，这个双方当时已经达成口头协议。园林绿化局按约定进行了种植，并没有拔李永德树苗，还帮李永德种植树苗。三、李永德请求园林绿化局移走（砍伐）树木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李永德请求迁移的树木属于生态林，是不允许砍伐的，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树木清移破坏生态环境，也是不可能的。根据相关规定，移栽树木、砍伐林木，不管树木归属于谁，均要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否则即是违法。对于树木的归属，园林绿化局是帮助村委会或承包户义务播种树木，不收取费用，且收益归承包人或村委会所有，如果树木成材，在履行相应砍伐手续后，是允许砍伐、收益的。树木的所有权归村委会、收益归承包经营人。四、园林绿化局没有侵犯李永德的承包经营权，要求园林绿化局赔偿其损失没有根据。园林绿化局的行为是造福祖孙万代的好事，对此李永德当时是认可和支持的。从李永德2003年至今未交承包费的事实看，李永德认可集体植树造林并早已放弃了原承包荒山荒地的经营权。园林绿化局根据国家政策进行植树造林，没有侵害李永德合法权益，请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从2013年9月李永德第一次起诉到现在为止，李永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园林绿化局的作业人员拔了李永德的栗子树。五、李永德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如果按照李永德所说，在2003年就发现了其栽种的500棵栗子树苗被园林绿化局施工队拔了，那么距第一次起诉2013年已有10年，超过了民法通则关于2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园林绿化局要求法院驳回李永德的诉讼请求。被告园林绿化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一、关于平谷区2004年京津沙源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关于平谷区2004年京津沙源治理工程作业设计的批复；北京市平谷区2004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证明园林绿化局植树造林有合法的批复和手续；平谷区2004年京津沙源治理工程生态林业建设项目作业设计说明书，证明园林绿化局植树造林有合法的批复和手续；平谷区2004年京津绿化施工设计图（独乐河镇刘家河村），证明园林绿化局植树造林有合法的批复和手续。经本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李永德提交的证据一，村委会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园林绿化局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02年1月1日，盖的是“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但平谷区是2004年4月撤县设区的，2002年1月还没有设立区，所以不可能有这个公章，这个合同应当是倒签的，故园林绿化局不认可造林的行为侵犯了李永德的权益。李永德提交的证据二，刘家河村委会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园林绿化局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李永德在2013年7月16日第一次起诉时承认没有交承包费，属于李永德放弃了经营权或者违约。后李永德又补交了承包费，真实目的不是为了履行承包合同，而是为了谋求诉讼利益而交纳的费用，不能作为支持请求的证据。李永德提交的证据三、四、五、六，村委会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园林绿化局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未出庭的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因不符合证据形式，不予认可。对出庭的证人陈述的内容不认可，证人说看见园林绿化局的人拔了五、六百棵树只是证人的推测，园林绿化局没有拔除过李永德的栗子树苗。李永德提交的证据七，村委会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园林绿化局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录像中反映出来的松柏树是园林绿化局在村委会和李永德同意的地段所种的树，不能算是对李永德权利的侵害。园林绿化局提交的证据一，李永德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涉案土地是集体土地，如果不经过村民同意，园林绿化局栽种松柏树是违法的。刘家河村委会对真实性认可，称园林绿化局栽树时村委会知道，当时镇政府找村委会说如果园林绿化局栽树，必须经村民同意。本院经过认证认为：李永德提交的证据二、七，刘家河村委会和园林绿化局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两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李永德提交的证据一、三、四、五、六，园林绿化局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园林绿化局提交的证据一，李永德和刘家河村委会对真实性均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经过上述认证查明，2002年1月1日，李永德和刘家河村委会签订《果树承包合同书》，约定：“发包方刘家河村委会（甲方），承包方李永德（乙方）。一、甲方将集体坐落于墩台坡西面，果树亩棵发包给乙方经营管理。四至为：东至墩子底，南至刘进东界，西至中间小道，北至杨×界。二、承包期限和承包费：承包期限自2002年1月1日至2027年1月1日，有效期25年。承包费总额50000元，其中每年2000元，每年交款期在当年1月1日前交齐。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村委会对发包的果树享有所有权，2、有权对李永德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3、有权按合同规定按期足额收取承包费。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李永德必须在甲方规定时间内足额上交承包费；2、李永德在承包期内，享有经营自主权，生产管理权和成果收益权，但成片果园改造必须经甲方批准方可进行；3、乙方对其承包的果树，在承包期内享有继承权；经甲方批准，乙方也可将果树转包给他人，但必须签订转包协议，并经甲方盖章后生效。六、违约责任：如有一方违约应付对方违约金，按当年承包费的2倍。因一方违约，为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按实际损失支付赔偿金。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变更或解除承包关系。1、政策性调整和国家集体占地时；2、逾期不交纳承包费的；3、对承包果树造成荒芜或粗放经营的；承包合同期满后，乙方所经营的果树，使用权由甲方无偿收回。附：补充协议：1、如乙方违约，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终止合同，由甲方向群众另行发包，如甲方违约，由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由乙方继续履行合同至期满。2、如甲方征用，乙方随时拿出，甲方退回当年承包费，青苗补偿，果树补偿按国家标准补偿归乙方，征地费归集体。合同签订后，刘家河村委会将合同中约定的地块交给李永德承包经营，发包时承包地上有杏树、柿子树、大枣树等。李永德交纳了2002年的承包费2000元。2003年秋后，园林绿化局在李永德该承包林地山坡上栽种了松柏树和其它树种。李永德称园林绿化局挖树坑时称以承包户栽果树为主，种植果树的空隙以栽松柏树为辅，园林绿化局还负责浇水，李永德觉得是好事就没阻止。后来李永德从口粮田里移栽了500多棵栗子树，栽上后3、4天，园林绿化局雇的小工就把李永德栽的栗子树全部给拔了。李永德找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局补助给李永德2000元青苗费，算是园林绿化局给的被拔500棵板栗树苗钱。为此李永德提交了证人杨×、刘×、王×2、王×3证言，证明当时种植过栗子树。其中证人杨×、王×3出庭作证称李永德在承包地种植过栗子树，大约四五百、五六百棵，但到底是多少棵也不可能去数，也不清楚。被告村委会称园林绿化局栽树时，村委会知道，当时镇政府找村委会说如果园林绿化局栽树，必须经村民同意。李永德当时是同意的，但是前提是栽种松柏树时必须允许李永德栽种果树，但园林绿化局栽种松柏树时把李永德的500棵左右板栗苗给破坏了。如果板栗树苗不拔走的话，到现在是有收益的，应该由园林绿化局赔偿李永德收益损失，这部分损失跟被告村委会无关。被告园林绿化局认可在李永德承包地范围内种植了松柏树，李永德承包的地段正在京津沙源治理工程范围内，由于李永德没有对承包的墩台坡山西坡荒山荒地进行荒山造林，并且该荒山荒地属于宜林荒山荒地，因此园林绿化局根据规划对包括李永德承包地在内的荒山进行植树造林，在造林前和村委会及李永德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荒山的下部分由李永德自行种植核桃、栗子，荒山上部分由园林绿化局绿化植树，在达成该协议的基础上，园林绿化局给了李永德2000元补偿。该2000元不是被拔500棵栗子树苗的损失，园林绿化局按约定进行了种植，不仅没有拔李永德树苗，反而还帮李永德种植过树苗。关于该2000元的性质，园林绿化局后来称因为树苗本来应该是由园林绿化局提供，因李永德已经准备好了栗子树苗，故给予其树苗补偿款。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当时经手的人都已经无法联系，具体情况已经不清楚，且无法核实，但称当时肯定李永德已经同意了，否则不可能时隔十多年没有再找过园林绿化局。李永德在2014年9月30日的谈话笔录中称：“2004年我和证人杨×找过副镇长符仲坤，后面我还找过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局给我2000元树苗补助，之后就没有找过园林绿化局。”2013年7月24日，李永德起诉刘家河村委会、园林绿化局，要求园林绿化局将种植在李永德承包土地上的一切树木移走，交回给李永德被占用的土地，并赔偿李永德占用其土地经营的损失费，后李永德于2013年12月25日撤诉。2013年10月25日，李永德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刘家河村委会要求赔偿李永德被占林地的经济损失。在该案的谈话笔录中，李永德称：“我与刘家河村委会于2002年1月1日订立林地承包合同，承包本村墩台坡山西坡的林地，承包年限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月1日。双方原本约定承包费为每年2000元，但2003年刘家河村委会私自应允园林绿化局在我承包的这片林地上栽种其它树种，侵占了我的承包地面积，所以请求法院判令刘家河村委会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刘家河村委会称：“李永德承包的部分林地被占用属实，村委会也愿意赔偿。但我方资金有限无力承担赔偿费用，可以降低承包费的方式折抵赔偿金。”李永德称：“既然这样，那我同意降低承包费吧”。在此基础上，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13年11月1日达成协议：李永德与刘家河村委会于2002年1月1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数额自2004年1月1日起降至每年一千元。双方无其他经济纠纷。2013年12月27日，李永德补交了2004年-2013年10年的承包费，每年1000元，共10000元，刘家河村委会为李永德出具了盖有村委会财务专用章的收据。2014年1月3日，李永德再次持前述诉称意见起诉刘家河村委会、园林绿化局。庭审中，经双方陈述及举证质证，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三点：1、李永德是否种植过500棵栗子树苗；2、园林绿化局是否拔了李永德所种的500棵栗子树苗；3、李永德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称500棵栗子树苗是大概估算的数，也不可能特别准确，但就要求按500棵来主张，并为此提交了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均称李永德曾在承包地内种植过栗子树苗，但具体是多少棵不可能去数，也不清楚，大概四五百棵。园林绿化局对此不予认可，不认可李永德曾种植过500棵栗子树苗。刘家河村委会称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也无法确认原告种植的栗子树苗是500棵。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李永德称如果园林绿化局没有拔掉李永德种植的500棵栗子树苗，园林绿化局不可能给2000元栗子树苗的补偿款，证人也×证明是园林绿化局的小工把李永德所种的栗子树苗拔了。园林绿化局对此不予认可，称不仅没有拔原告栗子树苗，反而还帮原告种植过树苗。园林绿化局是给过原告2000元补偿，但该款是因为与李永德达成在李永德地上绿化种植的情况下给予的补偿，因为树苗本应由园林绿化局准备，因李永德已经准备，故给予栗子树苗的补偿，该款并非是因为拔了李永德所种的栗子树苗才给予的补偿。双方均称当时该2000元是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崔×给的，但给钱没有书面手续，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当时所给的2000元的性质，且崔×已经死亡，相关问题无法核实。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李永德称每年都找镇政府、园林绿化局解决此问题，但均未得到书面答复，故没有书面证据提交。园林绿化局对此不予认可，称：李永德十多年来从未找过园林绿化局，充分说明当时在李永德的地上种树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否则李永德不可能允许园林绿化局在其地上种树，园林绿化局只是管种树，树的所有权仍然是村集体的，且李永德在起诉状称：“2003年秋后，园林绿化局强行在李永德该承包林地山坡上栽种了松柏树和其他树种，当时经过村委会的同意。自此以后，李永德认为虽然部分承包的土地被强行栽种树木，但是所栽之树地点均系李永德所承包的土地，故树木应归李永德所有，为此，李永德几年来一直看管至今。近日，听相关人员说园林绿化局所栽之树，为国家所有，我才恍然大悟。”说明李永德这么多年并未找过相关部门解决此事，园林绿化局在该地上种树的问题早已解决。本院认为，李永德与刘家河村委会签订了《果树承包合同书》，双方形成承包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原告对合同约定的地块享有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园林绿化局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在李永德承包地上种树的行为关系李永德对涉案地块承包经营权的行使问题，故李永德起诉园林绿化局作为被告主体适格。李永德起诉要求园林绿化局赔偿被拔500棵栗子树苗在合同期内的收益损失50万元，其该项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应明确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李永德是否在涉案地块上种植过500棵栗子树苗；二是园林绿化局是否拔了李永德所种的500棵栗子树苗；三是李永德第一次起诉要求园林绿化局赔偿收益损失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问题，李永德称种了大概是500棵栗子树苗，无法准确确定数额，就按500棵栗子树苗主张损失。对该主张，李永德提交了几位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但证人仅称“看到有人在挖树坑，问工作人员说是给园林绿化局打工的，当时李永德地里有栗子树，但是树的准确数字不清楚，大概由五六百棵。”园林绿化局不认可李永德栽种了500棵栗子树苗，李永德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于第二个问题，李永德称如果园林绿化局没有拔树，不会给李永德2000元的栗子树苗补偿，园林绿化局认可曾给过李永德2000元补偿款，但称是因与李永德协商在其地上种树而给予的补偿款，后称是因李永德提供了栗子树苗，而该树苗本来应由园林绿化局准备，故给了李永德栗子树苗的补偿，但该款并非是李永德所称因为拔树而给予的补偿，园林绿化局未拔过树。对该主张，李永德除提交前述证人证言外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于第三个问题，李永德称之后一直在找镇政府和园林绿化局解决问题，但均未得到书面答复，园林绿化局对此不予认可，称李永德十多年来从未找过园林绿化局，充分说明园林绿化局在李永德承包地内种树的问题早已解决。对该主张，李永德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园林绿化局对李永德的主张不予认可，李永德对其主张除提供证人证言和光盘外，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李永德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李永德要求园林绿化局将栽种在李永德承包地里的树全部移走，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永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八千八百元，由原告李永德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于宝灵代理审判员  张虹雨人民陪审员  任荣来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谢颖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