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新中民二终字第4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富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桂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戟，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乡市太行电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经济开发区经三路火炬园园区。
法定代表人杨明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艳玲，河南新雅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富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富洋公司）与被上诉人新乡市太行电源设备有限公司（太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太行公司于2014年3月3日向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以下称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富洋公司支付货款200400元及利息20000元（从2014年2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由富洋公司负担诉讼费用。2014年4月10日，富洋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管辖异议，经审查后，原审法院作出（2014）红民二初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2014）新中民管终字第133号民事裁定书，均驳回富洋公司的管辖异议申请。2015年6月23日，原审法院作出（2014）红民二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判令富洋公司一次性向太行公司支付货款200400元及利息（从2014年3月3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富洋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太行公司与富洋公司系业务关系，从2007年以来，太行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陆续给富洋公司供应充电站及蓄电池产品，富洋公司收到货之后，太行公司陆续给富洋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间及数额分别为2007年4月24日开具数额为234000元、2007年9月29日开具数额为307080元、2007年11月6日开具数额为25920元、2008年1月14日开具数额为172800元、2008年1月4日开具数额为41600元、2008年10月21日开具数额为186000元、2009年8月28日开具数额为86400元、2009年9月21日开具数额为142800元，合计数额为1196600元，对上述发票以及发票中记载款项数额富洋公司均没有异议。富洋公司对上述货款分11次向太行公司支付了共计996200元。具体支付时间及数额为2007年8月28日支付225000元、2007年8月28日支付25000元、2007年12月29日支付100000元、2008年1月4日支付50000元、2008年1月4日支付100000元、2008年1月8日支付108600元、2008年5月4日支付100000元、2008年9月26日支付64800元、2008年10月10日支付72800元、2009年1月23日支付50000元、2009年9月1日支付100000元。尚欠200400元货款未付。庭审时富洋公司称货款200400元为什么没有支付，是因为太行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太行公司曾向富洋公司出具备忘录，称要对存在问题的货物进行调换，太行公司没有调换，故应从货款中予以扣除，因此欠货款的事实不存在。但富洋公司出示的备忘录没有加盖太行公司单位的印章，太行公司称也未对史来顺进行过签署备忘录的授权。另与富洋公司签署备忘录的太行公司人员史来顺，2009年12月3日受太行公司指派正在前往成都出差的火车上，而富洋公司提供的备忘录签署时间为2009年12月3日，并称是史来顺在上海签署的，故该份备忘录存在质疑。富洋公司出示的就货物存在问题进行信函沟通的证据均不显示太行公司收到字样。庭审中富洋公司主张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对此未向本院出示相关证据。原审另查明，史来顺原系太行公司单位的工作人员，离职后史来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立的公司与富洋公司有过多次业务往来。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争议的焦点在于富洋公司是否尚欠太行公司货款未付；富洋公司提供的备忘录中载明事实是否能予确认；该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太行公司、富洋公司之间系长期的业务关系，双方履行的不止一份购货合同，而是履行了多份，虽然在庭审时富洋公司对编号为080506-01的合同、080506-02的合同和2012年4月23日签订的合同称没有原件，但是富洋公司对太行公司开出的共计8张合计为1196600元的增值税发票均没有异议，该8张发票中包含有上述三份合同中价款，且富洋公司对该8张发票中所对应的货物已收到的事实也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可以确认太行公司出示的合同均已履行，货款总额亦可以确定。富洋公司对太行公司出示的11份付款清单予以认可，证明富洋公司对已付款996200元予以确认。由此可以计算出富洋公司尚有200400元货款未付的事实。针对第二个焦点，也就是备忘录是否能够认定的问题，首先在该备忘录上没有加盖太行公司的印章，太行公司在事后又没有追认它的有效性；另外备忘录形成时间为2009年12月3日，富洋公司及在备忘录上签字的太行公司单位工作人员史来顺均称系史来顺在上海签署，而2009年12月3日史来顺因受太行公司指派正在前往成都出差的火车上，该时间段史来顺不可能在上海，也不可能在上海与富洋公司签署该份备忘录，因此富洋公司提供的该份备忘录存在不真实内容，即证据存疑。另外从调取的证据及询问笔录显示，一、史来顺从太行公司处离职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其公司与富洋公司又存在频繁的业务关系，因此史来顺与富洋公司明显存在利害关系。二、关于备忘录原审法院对史来顺进行了询问，在该笔录中史来顺提及的人员，原审法院也进行了调查，但与史来顺所述相互矛盾，不能相符。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3）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上述条款的规定，不能认定富洋公司提供的备忘录中所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对第三个焦点，太行公司就富洋公司所欠货款曾于2012年向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后于2012年4月20日提出撤诉，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2）牧民二初字第240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撤诉，该裁定系真实有效的裁判文书，且已生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故该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太行公司要求富洋公司支付下欠货款2004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应予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由于双方之间履行合同系陆续供货，太行公司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富洋公司收货的具体时间，合同中对此也未有约定，故应从太行公司起诉之日2014年3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富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太行公司货款2004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3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6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6272元由富洋公司承担。
上诉人富洋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与法律，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还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太行公司答辩称：上诉人提交的于2009年12月3日在上海与史来顺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系虚假的，被上诉人供应的电池不存在质量问题。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富洋公司与被上诉人太行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庭审中，富洋公司对下欠太行公司货款200400元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太行公司所交付的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及富洋公司所提交的其与太行公司原职工史来顺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富洋公司为证明太行公司所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四份电子邮件，但该证据系其单方制作，且富洋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太行公司已收到并认可此电子邮件的内容，虽在四份电子邮件的书面文字材料上均有史来顺签字，但并未载明书写的时间，且史来顺于2010年3月从太行公司离职后自己成立公司并继续与富洋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二者具有一定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富洋公司与史来顺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载明的时间和地点为2009年12月3日、上海，而依据太行公司所提交的史来顺出差报销单中新乡至成都火车票的出发时间为2009年12月2日，对此事实，富洋公司并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否认，故在2009年12月3日时，史来顺客观上不可能在上海与富洋公司签订备忘录，再结合史来顺与富洋公司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的事实，及原审法院依职权对相关人员的调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原审法院对该备忘录不予认定亦无不妥。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富洋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10元，由上诉人上海富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抗
审判员 张金帅
审判员 韩国华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增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