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14民初3518号
原告：严涛，住湖北省当阳市。
委托代理人：吴红波，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洁琼，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朱邦民。
委托代理人：陈庆东，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严涛诉被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李磊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并于2016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红波，被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庆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院依法裁定转换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严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红波，被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庆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严涛诉称，原告于1999年2月9日入职被告处，担任劳动人事部经理一职，并长期担任被告处的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原告入职被告处一直兢兢业业工作，但被告未按照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等规定，经常延长上班时间，休息日安排原告工作亦没有安排补休，也没有支付过原告任何加班费。原告于1999年2月起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被告自2010年起就应该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却一直不与原告签订任何书面劳动合同。2016年2月4日原告被迫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没有给予任何的经济补偿及赔偿。被告的行为违反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应当向原告支付经济赔偿金。为此，诉至法院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加班费共230568.31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60508元（7662元/月×2倍×17个月）；3、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共84282元（7662元/月×11个月）；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辩称，关于第一项诉求，原、被告双方已经于2016年2月1日确认原告2014年加班共计22.5天，被告也已付清原告其所确认的2014年加班费4413元。原告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加班共计35天，扣除2015年2月补休2.5天，2015年12月补休2.5天，2016年1月补休0.5天，以上合计补休5.5天后，原告实质休息日29.5天，而原告于2016年3月22日才向花都区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请材料，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16条的规定，原告应就其2014年3月22日以前存在加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没有补充的证据予以证实，综上，被告只同意支付原告上述29.5天的加班工资9684元。对于超出部分被告请求法庭予以驳回。关于第二项诉求，原告于2009年4月入职被告公司，聘办理社保保险，是劳动人事部经理，同时担任工会主席，原告于2016年2月1日提出辞职离开公司，被告并无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在起诉状中一方面陈述原告被迫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另方面又陈述被告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原告的上述陈述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方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第三项诉求，原告于2009年4月入职被告公司，于2016年2月1日辞职离开公司，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为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2010年5月起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被告无需再支付2010年4月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而原告是于2016年3月22日才向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请材料，故在2015年3月22日前等另一倍工资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因此原告的主张2倍工资差额应予以驳回。其次，原告作为被告公司的劳动人事部经理，负有代理公司与所有员工包括原告本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工作职责，其未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因其失职行为所导致的，被告对此并没有，原告不应从自己的过错中获利。综上，被告请法院驳回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第四项诉求，诉讼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经审理查明，花都胜华礼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4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朱某甲，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侨镇广东省华侨经济开发实验区8号。”2008年3月18日，朱某甲申请成立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并担任其法定代表人，2008年11月23日将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其妻子谢某，50%的股份转让给其母亲严某，并在2008年12月1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谢某，后该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某甲父亲朱某乙，该企业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华侨经济开发实验区8号。”严涛与朱某甲为舅甥关系。
1999年2月9日，严涛入职花都胜华礼品有限公司工作，并于2000年1月起开始缴纳社会保险，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分别于2004年、2006年被任命为该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2009年4月转入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任人事部经理一职，期间于2009年、2015年被任命为该公司工会主席，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有为严涛购买社会保险，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2月1日，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以客源和订单急剧减少，生产规模日益缩小，公司内部优化组合，精简人员为由解除与严涛的劳动关系，并于2016年2月18日，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出资为严涛补缴了其在花都胜华礼品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失业保险，且于2016年3月14日出具《离职证明》以及《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给严涛，其中在《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离职原因一栏停保原因为：“解除劳动合同（非自愿）。”后，严涛于2016年3月22日就经济赔偿金、加班费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等事宜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6年3月31日出具逾期未作出决定证明，严涛据此诉至法院而成讼。
另查，严涛离职前12个月应发工资情况如下：2015年2月份5757元、2015年3月份5837元、2015年4月份5837元、2015年5月份5837元、2015年6月份5932元、2015年7月份5951元、2015年8月份4989元、2015年9月份5951元、2015年10月份5951元、2015年11月份5951元、2015年12月份4596元、2016年1月份5577元。严涛离职时与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结算了工资，其中包括2014年加班费4413元（加班22.5天），严涛在收款签名处签名确认。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严涛周某、周日休息日加班共计41天（2015年1月份休息日加班7天、2015年2月份无加班、2015年3月休息日加班4天、2015年4月份休息日加班5天、2015年5月份休息日加班5天、2015年6月份休息日加班2天、2015年7月份休息日加班4天、2015年8月份休息日加班0.5天、2015年9月份休息日加班0.5天、2015年10月份休息日加班3天、2015年11月份休息日加班4天、2015年12月份休息日加班3天、2016年1月份休息日加班3天），该时间段的基本工资为3570元/月，2015年2月、12月以及2016年1月严涛合计补休5.5天，但补休月份均未发放全勤奖以及相应扣除了请假工资。
再查，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于诉讼中向本院申请对于《离职证明》公章盖印与打印字体之间的先后顺序作出鉴定，用以证实严涛利用职务之便自行制作《离职证明》，本院依法摇珠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送检《离职证明》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印某与该处机制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字后印。”期间发生鉴定费8780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于2016年2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原被告予以确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加班工资。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2月1日解除劳动合同，故加班工资应推计至2014年2月1日，原告在该日期之前的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2014年加班工资，原被告双方在原告离职时已进行结算，原告签收并领取了该年的加班工资，有2016年1月工资结算表为证，原告主张被迫签收，无证据支持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原告周某日休息日加班共计41天，原被告予以确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抗辩应扣除原告补休天数，经本院核查，据被告提供的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的工资明细显示，被告抗辩的补休月份未有发放原告全勤奖并扣减了原告请假工资，故本院对于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关于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双方未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根据双方确认的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工资条中列明的工资构成，该期间的基本工资为3570元/月，且该工资高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本院据此作为原告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的加班工资13459元（3570元/月÷21.75天×41天×200%）；
关于经济赔偿金。被告于2016年2月1日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原因非因原告自身原因造成，有《离职证明》、《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为证，被告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给原告。关于经济赔偿金计算年限，原告主张应将其自1999年2月起在花都胜华礼品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被告抗辩应只计算2009年4月起在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花都胜华礼品有限公司与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一致，法定代表人于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时一致，均为朱某甲，虽后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在朱某甲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转换，且原告与朱某甲亦为舅甥关系，原告于2009年4月从花都胜华礼品有限公司直接转入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中间并无中断，故本院认定花都胜华礼品有限公司与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原告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至于入职时间，原告主张1999年2月，被告无证据证实原告入职花都胜华礼品有限公司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确认原告计算经济赔偿金的工作年限为1999年2月至2016年2月1日，并据此计算17个月原告经济赔偿金。关于计算基数，应为原告离职前12个月应发工资以及该时间段的加班工资合并计算，原告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休息日加班为34天，该段时间的加班工资如前所述应为11161元（3570元/月÷21.75天×34天×200%），与原告离职前12个月应发工资合并计算后，本院确认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6611元/月，故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224774元（6611元/月×17月×2倍）；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倍工资。被告自2009年4月起一直未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抗辩原告该项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抗辩有理，本院予以采纳，故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加班工资13459元给原告严涛；
二、被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经济赔偿金224774元给原告严涛；
三、驳回原告严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鉴定费8780元，由被告广州圣铧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副本两份，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磊
人民陪审员 李满友
人民陪审员 姚玉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冯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