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台温泽商初字第179号原告：乔洁。委托代理人：付健，安徽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温岭海川仓储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家良，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黄家良。上列两被告委托代理人：章高云，浙江章高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乔洁为与被告温岭海川仓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赵怡璐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4月21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乔洁及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付健，被告海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家良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5月14日，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作出（2015）台温泽商初字第17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同日，根据�告乔洁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黄家良为共同被告。本案于2015年6月23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乔洁及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付健，被告海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黄家良以及两被告的共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章高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乔洁起诉称：2013年4月，原告将自己经营的温岭市泽国恒力叉车商行（以下简称恒力叉车商行）及所属的价值202万元的叉车和配件及修理厂交给黄家良、徐某、周某经营，三人以海川公司的名义接管恒力叉车商行及所属财产，原告与被告海川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被告海川公司每年支付50万元的租金。原告认为，原告按合同约定将商行和财产交付给海川公司，海川公司接收后却未履行协议，两年来虽经原告数次追要租金，海川公司一直不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海川公司不履行义务，原告�权收回财产。遂起诉要求判令：一、被告海川公司返还价值140万元的叉车或价款；二、被告海川公司支付两年租金100万元。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部分陈述称，2013年1月，原告将自己经营的恒力叉车商行以及所属叉车及配件、修理厂转让给被告海川公司，双方并于2013年4月20日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海川公司支付原告转让价款140万元，每年付50万元。期间原告进行催讨，被告海川公司支付了36万元，余款未付。经原告调查，被告海川公司实际由被告黄家良一人出资经营，其他股东并未实际出资，且原告的前述财产也实际是由黄家良个人接收。此外，前述资产转让至讼争协议签订期间，恒力叉车商行对宁杰所负的1万元债务由黄家良代付，故转让总价应由140万元更改为139万元。本案立案时案由定为租赁合同纠纷，原告根据其变更后的陈述及本院的释明，将本案案由�更为合同纠纷，并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被告海川公司和黄家良共同支付原告转让价款103万元。被告海川公司和黄家良共同答辩称：一、2013年1月23日，恒力叉车商行注销，海川公司设立，两家企业进行资产转让交接。海川公司是由黄家良一人经营，其他股东均是挂名股东，黄家良个人财产和海川公司财产混同，但资产转让款的偿付主体应为海川公司。二、被告海川公司并未与原告在2013年4月20日签订过协议，虽然该协议上的海川公司公章是真实的，但并非黄家良所加盖，协议上无黄家良签字，内容存在矛盾，且2013年4月前后原告有机会使用海川公司的公章。三、原告乔洁与被告黄家良原系夫妻关系，两人在2009年离婚后至2013年1月期间仍共同经营恒力叉车商行，该商行是双方共同资产，被告黄家良可以分割一半，截止2013年1月，恒力叉车商行资产转让作价应为79.9万元，此后原告自行拉回四辆价值总计30万元的旧叉车，并收取了被告海川公司对外货款36万元，两相折抵后尚需支付13.9万元，被告黄家良实际已陆续汇款付清。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乔洁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个体工商户情况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以及原告原经营的恒力叉车商行于2013年1月21日注销的事实。两被告经质证无异议。2、被告海川公司基本情况一份，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拟证明被告海川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23日，从时间上看是承接了原告的恒力叉车商行；从公司的住所地看，被告海川公司承接了原恒力叉车商行的经营场所；从经营业务看，被告海川公司承接了原恒力叉车商行的经营业务；从经营人员看，被告海川公司承接了原恒力叉车商行的一部分员工。两被告经质证对真实�及资产转让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自2009年开始经营不善，黄家良借款约100万元注入恒力叉车商行，2013年商行注销，资产移交给海川公司，原告拉走了四辆叉车，黄家良并给了原告部分现金，加上2009年以来陆续给原告的资金，大约共计200多万元。3、财产及债权债务移交清单一份，拟证明2013年1月27日，原告移交给被告海川公司的财产总价值为202万元，减去价值30万元的四辆叉车以及贷款32万元，净资产为140万元。原告并解释称该份清单一式三份，原告、证人周某、被告黄家良各持一份，清单右上列88万元债务中“贷款”一项62万元包括四辆旧叉车30万元以及贷款32万元，实际上，两被告只偿还了32万元贷款及宁杰的1万元货款，其他债务实际均由原告偿还，加之原告拉走的价值30万元的四辆旧叉车，债务金额应为63万元，故资产转让作价应为139万元（即存货185万元+债权17万元-债务63万元），而非清单上所载明的114万元（即202万元-88万元）。两被告经质证有异议，认为黄家良没有见过该份清单，也未在清单上签字，该清单部分内容不真实。其中清单左列债权17余万元是真实的，但有四笔“宁波金礼松”、“孙师傅”、“二贵”、“百亩小任”共计约44900元的款项目前尚未收回，实际收回129058元，即债权应按12.9万元计算；右上列债务88万元中“贷款”一项62万元不属实，贷款只有32万元，故债务应为58万元；右下列存货部分，对其中“江淮重工”、“厂里轮胎”、“厂里配件厂里压机”三项有异议，“江淮重工”该项资产10万元不存在，“厂里轮胎”该项资产并没有40万元，最多10万元，“厂里配件厂里压机”该项资产不是50万元，最多30万元，总计125万元。综上，本案资产转让价格应按79.9万元计算（存货125万元+债权12.9万元-债务58万元）。4、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20日的协议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海川公司移交的资产以及约定每年付50万元转让款的情况。两被告经质证对协议中所加盖的海川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在2013年4月7日至2013年6月4日期间有机会使用海川公司公章，协议上公章可能是原告偷盖，而被告黄家良并未在协议上签字，也从未见过该协议，且协议内容存在矛盾，证人周某亦陈述没有见过此协议。5、离婚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黄家良于2009年9月11日登记离婚，约定所有财产归原告所有，黄家良没有任何财产，以及蚌埠公司与原告无关的事实，进一步证明黄家良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没有任何向恒力叉车商行注资的情况，也没有支付相应转让对价。两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6、杭州依发汽配商行出具的对账单一份，结合证据3移交清单，拟证明移交清单左列记载应收债权40000元的“王陈忠”即为杭州依发汽配商行老板，进一步证明移交清单的真实性。两被告经质证认为，被告海川公司与杭州依发汽配商行一直有业务来往，但不清楚该份对账单，且该对账单与移交清单无关。7、被告海川公司变更登记情况一份，拟证明被告海川公司的股权变动情况。两被告经质证无异议。8、原告乔洁个人信用报告打印件、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荣誉证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在经营恒力叉车商行期间信誉良好，不存在资金紧张和经营困难的问题，不存在需要由被告黄家良投资的情况，银行随时贷款支持的事实。两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9、单位三栏账打印件一份，原告解释称该份会计往来账目来源于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证明2013年1月至12月，被告海川公司替代原告经营的恒力叉车商行承接了与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业务。两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10、对账单一份，拟证明截止2012年12月，被告黄家良经营的“蚌埠公司”尚欠原告经营的恒力叉车商行货款，而非原告欠被告黄家良款项的事实。两被告经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11、原告乔洁申请证人周某、王某、欧某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证人周某在庭审中陈述：其以前为原告及被告黄家良打工，在恒力叉车商行和海川公司工作到2014年5月，证人认为在恒力叉车商行，黄家良与原告就是老板、老板娘，后来才知道两人离婚，商行财务由原告负责；海川公司注册时证人是股东之一，但证人实际未出资，系干股；证人是恒力叉车商行的主管，2013年1月参与过商行的叉车等资产盘点，黄家良有无参与已记不清，原告并交给证人一份移交清单（即原告提供的证据3），现已遗失，证人所持清单上加盖有恒力叉车商行公章，但盖章处有无手写添加内容已记不清，清单上记载的证人32000元工资后由原告支付给证人；2013年1月，恒力叉车商行与海川公司之间结算过账目，但有没付清证人不清楚，期间原告拉走了数台叉车；证人没有见过协议（即原告提供的证据4），也不知具体内容。证人王某在庭审中陈述：其与黄家良、原告均系朋友关系，于2013年11月进入海川公司工作，是海川公司股东；2013年前黄家良向证人借款6万元用以购买轮胎，双方并有小额借贷往来，2013年证人曾与黄家良合伙购买叉车，除此之外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原告曾向证人出示过移交清单（即原告提供的证据3），听其说总金额大概200多万元，但证人不清楚具体内容，有无付清也不清楚。证人欧某在庭审中�述：原告是证人阿某，自2012年开始证人在恒力叉车商行担任前台销售大概两年，该商行由原告负责经营，期间黄家良来商行向原告借过钱，但不居住在商行里，两人有时会发生争吵。2013年原告回老家带小孩，证人也随之辞职，当时证人、周某、徐某等人对轮胎、配件等进行了清点，证人见过移交清单（即原告提供的证据3），但不清楚具体内容。原告经质证均无异议，认为证人周某的证言能证明移交清单的真实性，证人王某的证言能证明黄家良向王某借款后并未付给原告，且王某和恒力叉车商行并没有任何关系，证人欧某的证言可证明2010年与2012年期间，原告与黄家良之间没有共同经营，每次原告拒绝借钱给黄家良，双方就会发生争吵。被告海川公司及黄家良经质证均有异议，其中对证人周某及王某的身份无异议，但两人在关键细节陈述时含糊不清，无法证明原�主张的待证事实，且证人周某陈述并没有见过协议，也没有在移交清单上签字，原告还拉走四辆叉车；证人欧某与原告系亲戚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且所述内容虚假，与证人周某有关原告及黄家良实际共同经营商行等陈述不一致。12、原告乔洁开立的账号为62×××80-101的台州银行对账单一份（交易日期为2013年1月10日至2014年4月24日），拟证明原告开立的台州银行账户相关交易实际与原告无关，资产移交后该银行账户实际由被告掌控的事实。原告并解释称账号62×××80-101与11×××30实际为同一台州银行账户。两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能证明原告参与被告海川公司的经营。13、单位三栏账打印件两份，原告解释称该组证据均来源于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拟证明被告海川公司与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结算方式为现金，其中承�结算部分为向购买原告的承兑汇票；而恒力叉车商行与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结算方式全部为银行承兑汇票；进一步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承兑汇票的事实。两被告经质证认为不清楚该组证据。14、原告乔洁开立的账号为62×××10和62×××19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交易日期分别为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3年2月28日至2014年1月1日）各一份，拟证明被告黄家良多次转账支付给原告承兑汇票的款项，原告收款后都在当天或最迟两三天转给上家的事实。两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其确实向原告购买了承兑汇票，但认为可以证明资产移交后原告仍参与海川公司的经营。被告海川公司及黄家良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5、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7日及2013年5月23日的叉车维修故障报告书各一份，JAC叉车订货单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4月7日、2013年4月22日的销售合同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在2013年4月20日前后保管被告海川公司公章，并参与海川公司经营的事实。两被告解释称其中两份维修故障报告书落款“黄家良”三个字为原告所写，海川公司公章也是原告加盖；叉车订货单和销售合同手写部分均是原告所写，海川公司公章也是原告加盖。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认为两份维修故障报告书上“黄家良”三字确为原告所写，但海川公司公章并非其所盖。原告当时每月都来向黄家良要钱，黄家良又不在场，海川公司人员都不太懂，其中2013年4月7日故障报告书上注明交货时间是2012年，考虑到原由原告销售，就帮忙签字；JAC叉车订货单上手写部分是由原告书写，但订货日期“2013年6月4号”的年份有涂改过，其格式应是江淮重工2012年订货单样式，若是2013年订货，是不认可该样式的，这份订货单与本案无关；两份销售合同的手写部分并非原告书写。16、被告黄家良开立的卡号为62×××81的台州银行交易明细查询表打印件一份，拟证明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期间，被告黄家良汇款给原告963743元，原告汇款给黄家良341000元，两相折抵后，黄家良多付给原告622743元。两被告并解释称该款项包括黄家良支付的子女抚养费等。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被告提供的资金往来明细不完整，该款项并不包含子女抚养费，原告开立的卡号为62×××10以及62×××19的农业银行账户收取的汇款实为黄家良支付的向原告购买承兑汇票的款项；账号为11×××30台州银行账户所收的款项实际是海川公司的货款，该卡一直用以对公及收取客户货款，无原告私人款项，且目前并未在原告手中。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1、关于证据1、2、7，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认定，能够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身份情况，以及被告海川公司股东持股变更情况。2、关于证据3，结合原、被告所述，该份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其上仅有恒力叉车商行印章及原告签名，两被告均未盖章或签名，且在庭审中亦对部分内容提出异议，故本院对移交清单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定，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3、关于证据4，两被告辩称该份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可能擅自盗盖了被告海川公司公章，并提供了证据15即维修故障报告书、订货单、销售合同等予以反驳，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组反驳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报告书或者销售合同上海川公司的公章即为原告所盖，也不能由此推定2015年4月20日前后海川公司公章由原告掌握，得出协议上海川公司公章系原告偷盖这一结论，故本院对�据4予以认定。4、关于证据5，鉴于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黄家良于2009年9月11日协议离婚，约定除蚌埠店铺及相应债务归黄家良所有、偿还外，其他共同财产、债权及债务均归原告享有、偿还，双方并对子女抚养权等进行了约定。5、关于证据6，从该份对账单内容来看，与证据3移交清单所载应收债权内容并无相对应或关联之处，且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6、关于证据8、10，该两组证据与本案讼争事实均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7、关于证据11即三份证人证言，证人周某原系恒力叉车商行主管人员，此后又在海川公司任职，亲历本案所涉资产转让过程，其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证人王某与原告及被告黄家良均系朋友关系，其作证较为客观中立，可�采信；证人欧某系原告亲戚，与原告存在利益关系，其证言中除2013年1月恒力叉车商行进行过资产盘点与证人周某所述一致外，其他陈述无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证人周某、王某的证言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能够证明2013年1月恒力叉车商行对叉车等资产进行了盘点，并转让给被告海川公司，原告并制作有一份移交清单的事实。原告主张证人证言能够证明移交清单内容的真实性，但两证人均表示已忘记或不清楚移交清单所载之内容，证人王某虽称“听乔洁说总金额大概200多万元”，但此系传闻证据，无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确认，结合证据3的认证意见，对原告据此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两被告认为证人周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原告及被告黄家良共同经营恒力叉车商行，但周某所述的“认为被告黄家良与原告在恒力叉车商行是老板和老板娘身份”，仅为�观表象，且结合本案证据5来看，恒力叉车商行相关资产在两人协议离婚时均分割归原告所有，故不能据此推定该商行即为两人共同经营之财产。8、关于证据9、13，从内容上看，证据13所载财务往来明细实际已囊括证据9所涉全部内容，该两项证据原告均谓打印自案外人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虽然两被告对其中的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上并无出具单位负责人或制作人的签字，也未加盖单位印章，这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且该财务账目又牵涉出具单位的利益，故对该两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9、关于证据16，虽为网络打印件，但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与证据12、14相互印证，能够反映原告与被告黄家良之间在2013年期间存在资金往来。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黄家良先是据此主张已付清讼争转让价款，但嗣后又多次明确承认证据16中所涉与原告之间的汇款是双方进行诸如承兑汇票买卖之类的生意往来，与本案讼争的资产转让并无关联，而黄家良前述自认的于己不利的事实与原告有关陈述相一致，故可以确认原、被告提供的该三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证明效力均不予认定。综上，本院根据前述确认的有效证据以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本案事实如下：恒力叉车商行系于2004年1月5日注册成立的经营叉车及配件零售、修理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原告乔洁，该商行于2013年1月21日因歇业而登记注销。被告海川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注册成立，其中周某持股10%，黄家良持股90%，法定代表人黄家良；2013年1月28日，经工商局核准，黄家良所持90%股权转让给徐某，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徐某；2014年4月24日，经工商局核准，周某将其所持10%股权转让给王某，徐某所持90%股权转让给黄家良，法定代表人变更�黄家良。2013年1月，原告将恒力叉车商行的资产进行了盘点，转让给被告海川公司，并自行制作了一份移交清单。之后，原告拉走了价值30万元的四辆旧叉车。2013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海川公司签订协议一份，载明“原有温岭恒力叉车商行名下的21台叉车和配件以及修理厂价值人民币202万元（贰佰零贰万元整），并且要减少（4台旧叉车和贷款共计62万）还剩壹佰肆拾万元（140万元），交由黄家良、许从九、周某三人寄托带管理，并不是赠送与他人，现已经变更‘温岭海川仓储设备有限公司’，贵公司每年要付乔洁人民币伍拾万元，否则我乔洁有权利收回一切，特此协议，本合同共计4份，盖章或签字后立即生效”。该协议抬头及落款“甲方”处均盖有海川公司公章，“乙方”处有原告署名。2014年4月，原告代为收取了被告海川公司对外应收货款36万元。另查明，原告乔洁与被告黄家良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9月11日协议离婚，约定除位于蚌埠的店铺及相应债务归黄家良所有、偿还外，其他共同财产、债权及债务均归原告享有、偿还，双方并对子女抚养权等进行了约定。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陈述，本院归纳并评析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讼争资产转让作价问题。原告根据2013年4月20日协议主张作价为139万元，被告海川公司及黄家良则主张转让作价为49.9万元（扣除原告自认的已拉回的价值总计30万元的四辆旧叉车）。关于诉争协议的效力，结合本院前述证据分析意见，两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协议上公章系被偷盖而成，且协议上加盖有公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认定，故本院认定该份协议有效。从协议所载内容来看，实际包含两部分内容，前半部分为截止合同签订当日，恒力叉车商�的资产作价140万元，后半部分则应理解为原告将前述商行资产交由海川公司使用，海川公司每年支付50万元，否则原告有权收回资产。故原告初始亦以租赁合同纠纷主张其权利，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一致确认，原告系将恒力叉车商行资产转让给被告海川公司，两者并非租赁或承包经营关系，原告并变更了诉讼请求，故可以确认双方对后半部分内容达成了变更合意，该份协议能够证明截止2013年4月20日恒力叉车资产转让作价为140万元。鉴于原告自认被告黄家良代付了应由原告承担的1万元债务，自愿减少按139万元作价，本院予以确认。两被告辩称资产转让价为49.9万元并无相关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转让对价是否已支付完毕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原告在2014年4月份代收的海川公司应收货款36万元应扣减相应的转让价款，故两相折抵后，本院认定尚欠的转让价款金额为103万元。两被告辩称已付清甚至多付转让款，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本案转让价款的责任承担主体问题。首先，原告以被告海川公司实由黄家良一人出资，其他股东并未实际出资，且讼争资产实际是由黄家良个人接收为由要求被告黄家良与海川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债务。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所提交的证据，本案资产转让相对方系原告与被告海川公司，黄家良作为转让当时海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面代表公司接收受让资产亦系履行其职责，并无不妥，而海川公司实际出资情况因涉及另一股东王某之利益，并非单凭原告或者黄家良之陈述即能确定，现双方均未能对此举证予以证实，且即便海川公司实际出资人是黄家良，也不能构成要求黄家良就公司对外债务承担共同偿付责任的充分理由。其�，本案两被告虽自认海川公司与股东黄家良存在财产混同，但其如此陈述之目的系为抵销原告的债权主张，而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足以证实被告黄家良存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故原告主张股东黄家良承担共同偿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将资产转让给被告海川公司后，被告海川公司理应及时偿付转让价款，现其未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海川公司支付剩余转让价款103万元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黄家良主张其与原告离婚后仍共同经营恒力叉车商行，该商行应为两人共同财产，故要求分割一半资产，该项辩称涉及原告与黄家良之间是否存在合伙经营恒力叉车商行之范畴，与本案讼争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故本院在本案中�予处理，且根据原告与黄家良之间签订的离婚协议来看，双方明确约定恒力叉车商行资产分割归原告所有，而黄家良目前亦未举证证明其在离婚后又投资入伙参与商行经营，故对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温岭海川仓储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给原告乔洁资产转让价款103万元。二、驳回原告乔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070元（原告乔洁预缴26000元），由被告温岭海川仓储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4070元（具体金额由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户名：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户行：台州市农行]。审 判 长  赵怡璐代理审判员  潘勤刚人民陪审员  徐军武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代书 记员  何一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