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205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
法定代理人：罗某（系刘某的母亲），女，汉族，1989年11月1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应桥，广东大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桂云，广东大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武警医院，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金湖路8号，组织机构代码：45576836-6。
法定代表人：张益谋，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江瑞，广东龙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雅，系医务部助理。
上诉人刘某因与上诉人深圳武警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6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为××花去的诊疗费用共计人民币32300元。2、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医疗费票据显示其支出32300元，被告对此也予以认可，在被告认可所有票据金额对其他无异议的情况下判定退还上诉人医疗费25840元(32300×80%)，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没有按合同要求达到治疗完美的效果违反了合同的内容构成违约，其应如数退还上诉人的全部治疗费用，一审法院判按80%退还上诉人是不公平也不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判决。
深圳武警医院的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上诉人深圳武警医院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审法院证据不足且认定事实不适当，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片面孤立地认定《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中效果等级为医疗合同之“约”，导致错误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判定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停止诊疗、中断履行约定、构成违约，并错误适用法律要求深圳武警医院对治疗全部终结及按约提供医疗服务承担举证责任，错误地判决深圳武警医院向刘某退还80%的医疗费。一、医疗服务合同为无名合同，不是书面合同，深圳武警医院从未与刘某签订书面的合同和协议，更没有承诺或保证刘某“包治好”，医疗服务合同权利义务是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医学诊疗常规确定的，深圳武警医院所能做的只是尽最大的努力对刘某进行诊治，但无法保证刘某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治疗效果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个体差异等因素有关。（一）医疗服务合同为无名合同，不是书面合同，深圳武警医院从未与刘某签订书面的合同和协议，更没有承诺或保证刘某达到预期的效果，医疗服务合同权利义务是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医学诊疗常规确定的，××是一种疑难杂症，发病原因、临床表现、治疗效果各不相同，影响预后的因素非常多，刘某是否能够痊愈，治疗效果如何与其疾病的严重程度、现有的医疗技术水平、个体差异、对药物是否敏感、注意事项是否履行等多种因素有关。深圳武警医院所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努力地对刘某进行治疗，但无法保证刘某一定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治疗效果不可能完全满足医生、刘某的主观愿望。××的治愈情况，而是以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进行的诊疗行为是否正确为依据。只有医疗行为存在差错或过失导致损害时，深圳武警医院才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深圳武警医院与刘某之间没有对治疗疗程、效果、权利、义务有任何口头约定或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没有向刘某以任何形式承诺或保证“包治好”。根据国家卫生部制定的《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和《处方管理规定》规定医疗服务合同的建立是以每一次就诊行为的发生所确定的，即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每次经过挂号、诊断、缴费、治疗结束后即代表双方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医疗服务合同终止。如一名患“感冒”的患者到××就诊首先应在挂号处进行挂号，然后在诊室就诊，医生履行诊疗义务后开具处方，患者凭处方缴费领取药物，医院给予相应的治疗，本次治疗结束后该次医疗服务合同就已经履行完毕。××患者在接受本次治疗后“感冒”没有好，再次到该医院进行就诊代表新的医疗服务合同产生了。就本案而言，刘某每到深圳武警医院处就诊一次，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进行“经皮××腔内药物注射”，该次治疗完毕后深圳武警医院就完成了医疗服务合同的相关义务。当刘某再次到深圳武警医院处就诊代表一次新的医疗服务合同的建立，刘某每次就诊深圳武警医院均履行了相应的诊疗义务，每次医疗服务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三）徐某主任医师作为一名医学专家离开深圳武警医院处是他的自由，法律也是允许的，深圳武警医院也无法约束。××因其从深圳武警医院离职就要求医院折扣退回曾经由其诊治的患者的医疗费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比如某地方医院一名有名的专家退休或离职后，××人，医院也不可能为此承担赔偿责任。××属于皮肤科诊疗范畴，在徐某主任医师离职后，深圳武警医院处皮肤科其他医师一样可以接诊××的患者，深圳武警医院不存在刘某所说的专科撤销对“××”停诊的情况。深圳武警医院当时建议曾经在深圳武警医院处就诊的××患者可以选择在深圳武警医院处皮肤科继续就诊，也可以选择到北京找徐某主任医师坐诊的医疗机构就诊，或者自由选择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就诊，刘某有自由选择就诊医疗机构或专家的权利。至于刘某是否愿意继续在深圳武警医院皮肤科选择其他专家诊治，这完全由刘某所决定，刘某不愿意在深圳武警医院处皮肤科继续就诊，这是刘某的自由。而且，深圳武警医院与刘某没有口头或书面约定刘某非得要在深圳武警医院治疗多少疗程，也没有规定深圳武警医院必须给予刘某多少疗程的治疗，在治疗疗程、治疗效果及期限双方均没有口头或书面约定。因此，深圳武警医院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方中断履行约定的医疗服务，被告构成违约，且其违约行为导致双方的医疗服务合同已事实上解除”是错误的。（四）因刘某是××患者，其告知内容可给予口头告知也可以给予书面告知，本案中，深圳武警医院向刘某进行了口头告知。在系列案件中的其他被刘某所签署的《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是深圳武警医院履行对刘某进行医疗告知，保护刘某知情同意权的医疗文书，并非书面形式的医疗合同或协议，也不是“保证书”或“承诺书”，不是医疗合同中深圳武警医院应承担的义务之“约”，××“包治好”也是现代医疗水平所不能达到的。一审判决认定“《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中记载的效果等级为接近完美”是治疗期限的终止时间是断章取义和偷换概念，是完全错误的。1．《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的实质是深圳武警医院依照《侵权责任法》履行医务人员告知义务，保护刘某知情同意权的医疗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同意；××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同意”。深圳武警医院依据法律规定，在治疗前实事求是地向刘某告知了××治疗方案的适应症、禁忌症及医疗风险，告知了所采取的治疗方案原理、适宜人群及注意事项等，在征得刘某的同意后再实施医疗行为，保护了刘某的知情同意权。《告知书》的实质就是一份知情告知的医疗文书。2．《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的内容不具备合同各项要素，不是书面形式的医疗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要素一般包括：(1)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2)标的；(3)数量；(4)质量；(5)价款或者报酬；(6)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7)违约责任；(8)解决争议的方法”。《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并不具有书面合同的各项要素，其记载了以下主要内容：(1)深圳武警医院向刘某进行病情以及刘某在深圳武警医院治疗前已存在的不可逆的缺陷病情告知确认：1）刘某××的发生部位及合并淋巴管瘤、纤维、脂肪、神经组织增生、骨骼肥大或缺损、软骨肥大、大动静脉畸形等情况；2)刘某在深圳武警医院治疗前曾因在外院治疗（如手术、硬化剂、同位素、激光烧灼、微创电针及其他治疗）或者自然病情所导致的肌肉缺损、疤痕、肌肉硬化、白斑、色素沉着、萎缩、功能（关节）障碍等不可逆的缺陷。(2)刘某可能出现的病情自然转归或者新发病情的告知：1）刘某因病情的自然转归出现骨骼肥大、肢体肥大、肌肉、关节硬化、跟腱挛缩等肢体功能障碍；2）因为刘某病情的进行性发展出现组织溃烂、大出血、坏死等病情；3）刘某可能出现在其他部位的新发病情。(3)刘某需要在治疗过程中进行配合的注意事项：1)刘某需要在深圳武警医院治疗后应注意注射针眼处三天不能碰水；2）刘某治疗后饮食上需要对羊肉、辣椒、鱼、虾等食物进行忌口，并不能在治疗后进行饮酒。3）需要根据医生的指导进行关节功能锻炼等。(4)刘某发生与本次病情与治疗无关情况的说明：比如刘某成长过程中，××，如感冒、发热、××、腹泻或者有先天性的聋哑、痴呆、瘫痪、××、掉牙等均与在深圳武警医院的治疗无关情况。(5)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进行治疗的情况预期：1）刘某可能的治疗疗程和次数；2）主治医师对刘某经治疗后可能达到的效果等级医学预期；3）瘤体消退后，痕迹消退可能需要2-3年或更长时间。(6)刘某治疗过程中因自身或病情原因可能出现的医疗风险：1）因为刘某不进行有效的自身护理或配合，可能导致感染、溃烂、留疤、效果达不到预期等情况的产生；2）因刘某的疤痕体质、特异体质等原因，不能排除留疤、局部硬结等可能；3）因刘某××体含血液量较多，血液吸收后出现局部萎缩等可能；4）因刘某为过敏体质发生过敏反应停止治疗；5）因刘某不遵照医师的指导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出现功能障碍；6）因刘某身体潮湿部位因不能保持干燥导致溃烂、留疤；7）因刘某为非单纯性××，因合并淋巴管瘤、纤维、脂肪、神经组织增生、骨骼肥大或缺损、软骨肥大、大动静脉畸形，导致瘤体有可能不能完全吸收；8）因刘某怀孕后、服用避孕药可能出现病情复发、加重。《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记载的各项主要内容说明该告知书是深圳武警医院履行告知义务，向刘某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情况，并征得刘某同意治疗的医疗文书，是法律规定刘某对其病症、治疗方案、治疗风险等医疗信息知悉的权利（知情权）及对医师提供的医疗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同意医疗与否的决定权利（同意权）的保护的文字体现。其内容没有呈现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合同要素，不具有书面合同的特征，不是书面形式的医疗合同。3．片面孤立地理解“效果等级”等内容是对《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地曲解和误判。《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的内容是一个整体，片面孤立地理解《告知书》中效果等级的内容，不顾《告知书》全篇内容就认定“效果等级”是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的承诺和保证，这是对“效果等级”的曲解和误判。第一，《告知书》中记录了刘某可能的治疗疗程和次数，但是《告知书》明确告知该疗程与次数仅供刘某参考，治疗实际的疗程与次数的多少以刘某××的部位、大小、性质的不同，瘤体吸收快慢不一样而有所不同。同时《告知书》中没有规定刘某非得要在深圳武警医院处治疗多少疗程，也没有规定深圳武警医院必须给予刘某多少疗程的治疗，在治疗疗程、治疗效果及期限双方均没有口头或书面约定。第二，“效果等级”是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经治疗后可能达到的治疗效果的预期。最终的治疗效果是深圳武警医院基于专业技术的医学判断，并不是非医疗专业人员或刘某所能评定的，更不是非医疗专业人员或刘某的“主观判断”。××患者，医疗界常用三年生存率和五年生存率评判其治疗效果，××癌症患者经治疗后能生存3年以上，即可认为肿瘤基本治愈（接近完美），××癌症患者经治疗后能生存5年以上，即可认为肿瘤被治愈（完美），这种判断标准在非医疗专业人员和刘某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这确实是××患者治疗效果的评判标准。同理，对××患者的治疗效果的评判也并不像刘某和一审法院所判定一样。第三，“效果等级”是否能达到预期还受到刘某原有病情、自身或病情发展等多方面的制约，《告知书》的其他条款中明确说明了治疗并不能改变刘某治疗前已存在的肌肉缺损、疤痕、肌肉硬化、白斑、色素沉着、萎缩、功能（关节）障碍等不可逆的缺陷，也可能因为刘某病情的自然转归、治疗过程中因自身或病情原因出现感染、溃烂、留疤、局部硬结、局部萎缩、过敏反应、功能障碍、瘤体不能完全吸收、复发、加重、达不到预期甚至加重等情况。第四，通篇判读《告知书》，关于“效果等级”的条款不是对刘某治疗效果的“承诺”或“保证”，更不是书面形式的医疗合同条款。仅片面孤立的以“效果等级”作为案件判定的标准，势必曲解《告知书》的整体内容，误解深圳武警医院的告知内涵，歪曲案件事实，错误地认定“效果等级”为治疗前深圳武警医院给予刘某的治疗“承诺”或“保证”。所以，《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是一份知情告知的医疗文书，“效果等级”只是告知书其中的一项内容，是主治医师对刘某治疗后可能达到的效果预期，但是刘某实际的治疗效果还受到疾病的严重程度、个体差异、现有的医疗技术水平、对药物的敏感程度、注意事项是否履行等多种情况的影响，有的治疗效果较预期好，有的较预期差一些，效果预期并不是实际治疗效果的“承诺”。例如，××患者到医院就诊，医生会口头告知患者目前的病情，治疗药物用法、用量、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以及副作用等，同时根据临床经验也会告知患者大概多长时间血糖能控制下来，但是，因患者个体差异和对药物的敏感程度不同等因素的影响，最终的结果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血糖就降至正常了，也有可能比预期更长的时间病情才得到控制，甚至需要加大剂量或改变药物种类才能控制，同时也可能出现其他并发症等病情加重的情况，这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人也是无法控制的，医院也不可能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五）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认定“在被告没有举出确切证据证明治疗已全部终结及仍能按约继续提供医疗服务的情况下，被告单方中断履行约定的医疗服务，被告构成违约”是适用法律错误。患者××就诊程序、××医疗服务合同确立、履行、终止等及深圳武警医院为综合性医院，能够提供诊疗××的医疗服务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的规定，同时，一审审理过程中刘某也确认了每次在深圳武警医院处就诊、缴费、治疗等各项程序的完结，说明深圳武警医院对于刘某每次医疗服务合同的诊治义务已履行完毕。深圳武警医院无需举证证明治疗已全部终结及仍能按约继续提供医疗服务。所以，一审判决认定深圳武警医院“已履行部分医疗服务”是错误的，判令深圳武警医院仅收取刘某20%的医疗费其实是不公平的，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深圳武警医院具有××诊疗资格，主诊医生具有合法执业资格，××实施医疗行为。刘某所患××科专业及外科专业。深圳武警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诊疗科目明确说明深圳武警医院具有皮肤科、外科的诊疗范围。深圳武警医院具有××的诊疗资格，按规定无需在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备案，不存在刘某所说的“私设专科”或超范围诊疗的情况。2009年5月起深圳武警医院皮肤科开展××治疗，聘请原济南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徐某为主诊专家。徐某，男，山东人，1958年3月出生，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301医院，硕士研究生学历，2006年被济南军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主任医师，2006年3月被解放军总后勤部评为第八届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一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临床专家，具有合法的医疗执业资格，可依法对××患者实施医疗行为。同时，刘某所持有的《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对吴珠德等43人信访件的复函》中“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对军队的医疗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的规定，你们可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总医院的主管部门或深圳市公安边防支队反应你们的诉求、投诉该院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你们也可循民事诉讼等其他法定途径主张你们的民事权益。”的相关内容仅仅是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对当事人投诉、维权程序的告知，并没有认定我院存在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三、深圳武警医院诊疗措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医学规范，充分履行诊疗、注意、告知等各项义务，严格按照物价部门与卫生部门标准收费，不存在医疗过失和差错。深圳武警医院在治疗前实事求是的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刘某告知了××各种治疗方案的适应症、禁忌症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告知所采取的治疗方案的原理、适宜人群及治疗风险。深圳武警医院通过《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其并非承诺书，更不是医疗合同或协议）记录了刘某××的部位、治疗前在外院的治疗情况及存在的缺陷等，告知了刘某需要配合治疗的要求、注意事项等情况、治疗预期效果及大概疗程，并征得刘某的同意后再实施医疗行为。深圳武警医院已充分且如实地履行告知义务，不存在刘某所说的虚假宣传、夸大疗效、不实承诺、欺诈的问题，整个诊疗过程严格遵守医疗卫生常规，不存在医疗过失和差错。同时，深圳武警医院严格执行深圳市物价部门及卫生部门的规定，根据收费目录中“经皮××腔内药物注射”项目二级医院收费项目按实际治疗次数进行收费，每次注射收取1615元治疗费用，并按要求不再加收药物费用，不存在预收费、乱收费、多收费的情况。四、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治疗”范畴，不属于“医疗美容”范畴，对深圳武警医院医疗行为的判定不能依照医疗美容的相关规定。首先，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19号令，2002年5月1日实施）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实施的主体为美容医疗机构，是以医疗美容诊疗业务为主的医疗机构”。医疗美容属于商业医疗的范畴，它是带有消费性质的特殊的医疗行业，就医者都是健康的，求美的过程，一方面是解决美容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也是一种消费，甚至类似奢侈品消费，××治疗”不是一个范畴。其次，深圳武警医院是一家综合医院，并没有开展医疗美容的相关业务，刘某到深圳武警医院求医是因为患了“××”，××”的治疗，深圳武警医院所实施的“经皮××腔内药物灌注术”按照医疗常规和收费项目分类均不属于“医疗美容”项目，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的诊疗行为××治疗”范畴并不属于“医疗美容”范畴。可见，医疗服务合同与美容服务合同不同，美容服务合同是美容机构以顾客容貌变美丽作为履行了合同义务，而医疗服务合同是医疗机构实施了相应的诊疗行为即履行了合同义务，关于“医疗美容”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适用于本案，对深圳武警医院医疗行为的判定不能依据“医疗美容”相关法律法规，不能以“美”作为判定医疗合同的履行与否。五、深圳武警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虚假宣传、夸大疗效或欺诈行为，没有给予刘某任何形式的治疗效果承诺或保证。首先，深圳武警医院通过科室介绍栏主动公开科室出诊专家情况，告知××各种治疗方案的适应症、禁忌症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介绍治疗方案原理、适宜人群及已通过该治疗方案的个案情况说明，这在全国各地的医院中是很普遍的做法，也是符合《侵权责任法》、《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这不属于《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中的医疗广告范畴，仅是科室的简单情况介绍，而且内容也实事求是，并不存在夸大疗效、虚假宣传、欺诈行为等。深圳武警医院也没有通过任何途径给予刘某任何形式的治疗效果的承诺或保证。其次，病人到哪里就诊，是否继续就诊，完全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刘某及家属均是自愿到深圳武警医院处接受治疗，不存在重大误解。本案中，刘某的治疗是有效的，病情没有加重，也不存在医疗损害。综上所诉，深圳武警医院具有××诊疗资格，主诊专家具有合法执业资格，可依法对刘某的××实施医疗行为。深圳武警医院诊疗措施完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医学规范，充分履行诊疗：注意、告知等各项义务，严格按照物价部门与卫生部门标准收费，对刘某的治疗是有效的，病情没有加重或发生医疗损害的情况，不存在医疗过失和差错。医疗服务合同为无名合同，刘某每次到深圳武警医院处××就诊，深圳武警医院均已履行相应的诊疗义务，医疗合同均已履行完毕。深圳武警医院与刘某之间没有就双方权利义务、治疗疗程、效果有任何口头约定或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更没有承诺或保证刘某“包治好”，刘某所签署的《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告知书》是深圳武警医院履行对刘某进行医疗告知，保护刘某知情同意权的医疗文书，并非书面形式的医疗合同或协议，也不是“保证书”或“承诺书”，不是医疗合同中深圳武警医院应承担的义务之“约”。罗湖区人民法院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刘某及代理律师，片面孤立地认定《告知书》中效果等级为医疗合同之“约”，认定深圳武警医院对刘某停止诊疗、中断履行约定、构成违约，要求深圳武警医院对治疗全部终结及按约提供医疗服务承担举证责任，判决深圳武警医院向刘某退还80%的医疗费是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现恳请二审法院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查明事实，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依法改判如前请求。
刘某辩称：答辩意见与一审庭审意见以及一审代理意见一致。综合补充以下内容：1、医患双方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依法成立，院方有按当时承诺治疗患者的义务，院方通过宣传单、网络，利用武警医院的威信宣传，并且组织患者专门召开讲座签订协议。××患者。××患者治疗到完美。而且承诺每一疗程均能达到一定效果，所以院方为自己设定了治疗患者的义务必须实现相应的医疗效果。2、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由于经过几个疗程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因而找到院方要求解释。××患者进行了退款处理。由于后面反映的人员越来越多，院方在此情况下关闭了肿瘤科室，徐医生及其助理也离开了医院。患者无奈只能信访向深圳市卫计委反映相关情况，卫计委了解情况后告知患者其无权处理，要求患者向上级主管单位或者通过诉讼解决，正是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好转的情况下，院方的科室撤销才提起诉讼。3、根据卫计委调取的医院资质，其执业范围中没有××科室的相关登记备案，而且徐医生的具体执业权限、范围也有待查清。基于以上事实理由，我方认为院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我方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深圳武警医院的上诉请求。
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为××花去的费用581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被告处设立××专科，该科室宣传栏资料记载以下内容：1、专家推荐徐某，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教授，1986-1989年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工作，师从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国家领导人保健专家何某教授，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专门从事××诊治研究30年，诊治患者6万余人，具有丰富的诊治经验，被誉为完美治疗××第一人。2、治疗方案是瘤体药光自噬法：经过十几年研究总结出的瘤体药光自噬法，克服了各种破坏性方法的种种不足，为××患者带来了福音。其最显著特点是：不破皮、不留疤、不损坏器官的形态及功能、不复发；安全、简便、无痛苦、××患者6万余名，其中难治性患者达90%以上，赢得了广大的患者的信任与赞赏。原理：该疗法专门针对海绵状××、毛细××、混合型××等××的一种特殊治疗技术…，失去活性的巨噬细胞则会被人体代谢系统直接排出体外，可以完美治疗良性肿瘤。3、瘤体药光自噬法经典康复案例，并附有患者治疗前、治疗后的照片。
二、因被告自身原因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
三、原告认为没有达到预期治疗效果，于是找到被告要求解释，并将相关情况反映至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医患双方进行当面沟通，并安排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于2015年11月30日出具《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对吴珠德等43人信访件的复函》，函复如下：“徐某医生持有济南军区联勤部卫生部颁发的《医师执业证书》，其《医师资格证书》编号：1999881****XXXXX，该医生已于2015年8月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总医院离职。目前该院的××科已停止营业。你们可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总医院的主管单位或深圳市公安边防支队反映你们的诉求、投诉该院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你们也可循民事诉讼等其他法定途径主张你们的民事权益。”在被告处接受诊治的患者有34名（包括原告）于2016年3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以上事实，有病历、票据、宣传资料、《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对吴珠德等43人信访件的复函》、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原告因××到被告处诊治，被告提供医疗服务，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遵照合同内容全面、客观地履行合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已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其基于被告关于××专科的宣传及对徐某医生医疗技术的信赖，前往被告处诊治，在治疗过程中，为原告治疗的主治医生徐某从被告处离职，××专科已停止营业，而双方对疗程和治疗期限没有明确约定。同时，由于被告自身原因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而被告在其他案件中却能提交《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在被告没有举出确切证据证明治疗已全部终结及仍能按约继续提供医疗服务的情况下，被告单方中断履行约定的医疗服务，被告构成违约，且其违约行为导致双方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已事实上解除。因此，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请求被告退还有关医疗费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退还医疗费的具体金额，因医疗费票据是确定原告是否支出医疗费的直接证据和计算医疗费的主要依据，故原告依法承担遗失票据的不利诉讼后果，原告提交的医疗费票据显示其支出32300元，被告对此也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支出的医疗费金额为32300元。同时，考虑本案医疗服务的特殊性，被告已履行部分医疗服务，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被告退还原告医疗费25840元（32300元×80%）。对原告该部分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该部分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九十四条、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武警医院应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原告刘某医疗费25840元。二、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深圳武警医院二审陈述××专科是医院的三级科室，但属于皮肤科和外科的治疗范围。当时××专科是由徐某医生及其助手负责诊疗，有专门的××就诊、治疗区域。徐某医生离职后，也将其助手带走。深圳武警医院在××二楼皮肤科内专门设置了××的××，由皮肤科的医生负责诊疗。深圳武警医院称徐某医生离开之后，患者可以继续在皮肤科继续治疗××，深圳武警医院称××的治疗方案并不只有徐某医生掌握的这一种，还有其他治疗方案，目前皮肤科采用的是其他方案进行治疗，不是按照原来徐某医生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二、深圳武警医院在其他案件中提交的《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内容显示，不同患者的《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分别记载了治疗前的缺陷确认、病情、注意事项、治疗部位等内容，并按照患者自身的情况注明了不同等级的治疗效果。
本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深圳武警医院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
本案中，根据刘某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来看，深圳武警医院由徐某医生负责的××专科采用的是瘤体药光自噬法治疗××，深圳武警医院宣传该种治疗方案具有治疗效果完美，无痛苦、不复发、皮肤不留疤等特点，并称徐某医生被誉为完美治疗××第一人。深圳武警医院亦确认其宣传的××专科由徐某医生及其助理负责诊疗。刘某系基于深圳武警医院关于××专科瘤体药光自噬法治疗方案的宣传及通过宣传对徐某医生医疗技术产生的信赖，而选择到深圳武警医院治疗，双方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由深圳武警医院的徐某医生为刘某采取瘤体药光自噬法治疗××，深圳武警医院的宣传内容系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同时，刘某还主张双方签订了治疗协议，医院承诺只需要几个疗程就可以确保治疗完美。深圳武警医院虽否认医院承诺了治疗效果，但深圳武警医院在其他案件中均提交了《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同患者的《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分别按照患者自身的情况约定了不同等级的治疗效果。显然刘某所称签订了协议一事属实。本案中，因深圳武警医院自身原因未提交刘某的《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深圳武警医院对于双方签订协议内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深圳武警医院称《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并非承诺书，只是医院履行告知义务，注明效果等级只是一种预期的效果并非医院的承诺。本院认为，通常医院的手术、治疗告知书中主要是告知注意事项、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应当告知患者的内容。而《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的内容主要是××患者的情况进行的登记，在告知注意事项等情况的同时，还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对患者的治疗等级作出了不同的记载、承诺，两者实质并不相同，《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关于效果等级的约定亦应当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的一部分。
刘某经过数次治疗，认为治疗效果并未达到《患者病情确认、治疗知情同意书》中载明的效果等级，而徐某医生及其助手已经从深圳武警医院离职，原××专科已经停止营业，深圳武警医院构成违约。深圳武警医院称其不存在违约，其皮肤科亦能治疗××，但亦确认原××专科的诊疗均由徐某医生及其助手负责，徐某医生及其助手离职后，深圳武警医院皮肤科另设了××的诊室，但采用的是其他治疗方案，而非徐某医生之前采取的治疗方案。深圳武警医院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某的治疗已经终结，并在未经患者或其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或取消双方约定的医疗方案、主治医生，无法继续按照约定提供医疗服务，导致患者期待利益的损害，故原审判决认定深圳武警医院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深圳武警医院上诉主张其没有违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考虑到医疗服务合同的特殊性，深圳武警医院已为刘某提供过数个疗程的诊疗服务，故原审判决在核查了刘某的医疗费票据的基础上，酌情认定退还医疗费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刘某主张全额返还医疗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某、深圳武警医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刘某、深圳武警医院各负担500元，多收部分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黄 国 辉
审判员 付 璐 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赖汉贞（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