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再85号
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时装》杂志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赵跃红，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敏，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9号南写字楼第六层0-P。
法定代表人：王晓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敏，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艺财天禄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8号2幢四层4042。
法定代表人：严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煜，北京市必浩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时装》杂志社、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偶像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北京艺财天禄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财广告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589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17]11000000146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2018）京民抗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向新其出庭。申诉人《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敏、被申诉人艺财广告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彦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新的刑事判决认定周长青系收受艺财广告公司贿赂后促成《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与艺财广告公司的合作，《广告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及内容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
《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申诉称，坚持原审中的主张和意见，并称合同是恶意串通下签订的，严重侵害了《时装》杂志社的利益，应属无效。原审判决结果也显失公平，我们要求重新对账。
艺财广告公司辩称，不管是周长青还是苏红，从未从本案的合同中获取一分钱，本案的广告代理合同也符合商业惯例，在合同履行期间对方从未对费用提出过异议，其他的意见与原审意见一致，同意原审判决。
艺财广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支付广告费2297636元及相应的迟延支付利息（其中以513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日起计算；以216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日起计算；以4995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0月1日起计算；以153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日起计算；以243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以243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日起计算；以216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日起计算；以27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日起计算；以405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日起计算；以216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日起计算；以153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起计算；以225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以153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日起计算。以上均按年利率5.6%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10月31日为155401.5元），要求《时装》杂志社给付第三年度（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0日）的违约赔偿金1983750元（3000000元×115%×115%×50%）。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1日，艺财广告公司（甲方）与《时装》杂志社（乙方）签订广告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根据甲方要求，乙方为甲方拥有的版权出版物艺术财经杂志在中国大陆地区内开展艺术专业领域以外的商业广告及招商代理服务；甲方授予乙方作为区域内的艺术专业领域以外的商业广告独家广告代理商，具体业务由乙方广告代理商偶像公司开展，此项条款意指在合同存续期内是完全排他性的；甲乙双方根据各自的客户资源进行业务分工，甲方负责艺术专业广告，乙方负责商业广告，自本合同生效后，甲方将原有商业客户关系移交乙方管理；乙方开展客户公关及广告承揽工作，负责监督实施所有代理业务中的所有广告刊登流程的每一个过程，负责协调广告客户与杂志内容的服务、配合等相关工作；乙方承诺自代理合同签署生效后第一年度内，乙方代理甲方艺术财经杂志的商业广告收入保底总额应不得低于3000000元，自第二年度起该商业广告收入保底总额每年递增15%，如遇经济危机等特殊极端市场情况，甲乙应友好协商对此条款予以减缓并对此作出备忘文件说明；乙方作为甲方的独家商业广告代理人，将负责所有商业广告的业务签单，并代收广告客户支付的广告费；乙方收取所有直接业务收入的10%作为代理服务费；广告刊登原则上不采取赠送或免费的广告服务，特殊情况下，将以打包的价格方式回报客户；甲乙双方的广告款项往来应以乙方向甲方下达的广告单作为记账依据，乙方在实际收到广告客户支付的广告款项后10日内，除留存代理服务费外，应向甲方返回其余全部广告收入，在广告客户迟延支付广告款项的情况，乙方最迟不得在该广告刊登后9个月内支付给甲方应得相关款项；上述约定的甲乙双方收益分配原则有效期为3年，之后双方可根据运作情况和业务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甲乙双方如对方无违约情况，均不得擅自解约；如甲方违约，或在乙方无违约情况下擅自解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该年度乙方广告年度收入保底总额的50%作为补偿金，并终止代理合同；如乙方违约，或在甲方无违约情况下擅自解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该年度乙方广告年度收入保底总额的50%作为补偿金，同时有权终止代理合同并要求乙方在终止合同后两年内不得自身及与自身相关的机构如“时装L’OFFICIEL”另外出版发行与艺术相关的专门杂志和出版物；代理合同自双方签字起开始生效，有效期为10年。
代理合同签订同日，艺财广告公司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代理合同中涉及到的广告代理业务，由《时装》杂志社全权委托偶像公司完成此项业务，并直接与艺财广告公司进行此项业务的结算，收取广告业务收入10%的代理费。
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期间，艺财广告公司依据偶像公司出具的广告收入表、广告发布版面安排表、广告定位排期表、广告订单等相关材料，在艺术财经杂志上刊登了相应商业广告。偶像公司陆续向艺财广告公司支付广告费7848247.5元。
2014年4月11日，艺财广告公司与偶像公司就商业广告广告费金额进行核对后，由偶像公司工作人员王帅签字确认了广告收入表。该广告收入表记载的广告费金额为12345275元，其中2013年9月至2013年12月的广告费为660000元。
2014年5月30日，艺财广告公司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签订会议备忘录，约定：双方就艺术财经杂志广告代理合作中所涉及广告代理费及商标使用费结算支付事宜，达成如下初步共识：双方同意在七个工作日内（2014年6月11日前）完成相关广告代理费及商标使用费财务对账工作；在对账中如存在争议事项，则将该等事项暂时搁置并于一个月内由双方协商处理完毕；对通过对账工作已确认的广告代理费及商标使用费，则《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应于2014年6月20日前付清所有款项。后艺财广告公司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未进行广告代理费及商标使用费的财务对账工作。
2014年2月11日，艺财广告公司与周大福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周大福公司委托艺财广告公司在艺术财经杂志上发布“周大福名贵珠宝硬广”，广告发布时间为2013年4月至5月。周大福公司为此向艺财广告公司支付广告费260000元。
庭审中，艺财广告公司自认艺财广告公司的专业广告收入合计为4008500元，并提供了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的专业广告订单。《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以该证据均系艺财广告公司与其股东北京天禄艺财顾问有限公司所签订为由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提供了艺财广告公司广告收费标准刊例，认为应依据刊例刊载的价格计算艺财广告公司的广告收入119627750元。艺财广告公司对刊例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刊例价仅为参考性文件，广告发布价格应以广告合同实际约定为准，且该刊例仅为商业广告部分的刊例价格，并不包括专业广告的刊例价格。
另查，艺术财经杂志为月刊，出版方为市场周刊杂志社，该杂志索引页刊载的专业广告代理方为艺财广告公司，商业广告代理方为偶像公司。
2010年12月10日，市场周刊杂志社（甲方）与艺财广告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以《市场周刊》杂志的国内统一刊号和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为依托，投资经营艺术财经杂志，负责艺术财经杂志的经营和与经营有关事宜，包括广告发行和其他可开展的经营活动等；甲方授权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止；乙方负责协议有效期内艺术财经杂志经营税收的缴纳以及自身在对外合作中发生的债权与债务，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乙方全部负责，乙方对外签订的经营性合同原则上以乙方名义进行；甲方配合乙方申请“艺术财经”商标，“艺术财经”商标所有权属乙方，艺术财经杂志经营期间发生的所有版权属于乙方。
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北京艺财天禄广告有限公司与《时装》杂志社签订的广告委托代理合同及北京艺财天禄广告有限公司与《时装》杂志社、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二、《时装》杂志社、北京偶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艺财天禄广告有限公司广告费二百零五万四千六百三十六元；三、《时装》杂志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艺财天禄广告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元；四、北京艺财天禄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时装》杂志社支付违约金五万元；五、驳回北京艺财天禄广告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六、驳回《时装》杂志社的其它反诉请求。
《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时装》杂志社上诉请求：1、撤销（2014）东民初字第0705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艺财广告公司的诉讼请求；2、请求撤销（2014）东民初字第07054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改判艺财广告公司向偶像公司支付违约金172.5万元；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艺财广告公司承担。偶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70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二项；2、由艺财广告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二者的上诉理由与一审主张的意见一致。艺财广告公司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在二审审理期间，《时装》杂志社向本院提交证据1、2014年1月到3月的市场周刊杂志，国家规定一个刊号对应一个杂志，不允许使用在两个杂志上。证明市场周刊也在出版自己的杂志，艺财广告公司的行为违法。2、两级法院对于租用刊号的案例。艺财广告公司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其认为市场周刊是周刊性质，一月四刊，其出版的只是一周，与《时装》杂志社提交的并不矛盾。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艺财广告公司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2014年1月-4月的期刊，封面和版权页。证明艺术财经杂志继续在出版和发行杂志，4月份后艺财广告公司是和花溪合作的。2、贵州贵报传媒有限公司和北京天禄艺财顾问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以及北京天禄艺财顾问有限公司给艺财广告公司的授权。3、《时装》杂志社和艺财广告公司的邮件，证明2014年9月、10月、12月都有合作，后面附了广告的刊发。《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对艺财广告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均认为一审法院计算的商业广告收入金额有误，不应以王帅的签字为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偶像公司认可王帅系其广告部的工作人员，且王帅在2011年9月至2014年4月期间均是在偶像公司工作，王帅对广告费用的确认应视为其履行职务行为，现《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对其确认的广告数额不予认可，但《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广告费存在虚假，《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均认为一审法院计算艺财广告公司的专业广告收入和私自收取的商业广告收入，导致其未收取相应的商标使用费和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因《广告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未约定如何确定专业广告的收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均未要求艺财广告公司按专业广告及商业广告收入的总和支付商标使用费，故一审法院采信艺财广告公司提交的专业广告收入，本院予以确认。现《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主张应以刊例价格计算专业广告费，因《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在履行刊登商业广告过程中未按刊例价格计算，故其现主张专业广告费按刊例价格计算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对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认为艺财广告公司不具有合法出版资质构成根本违约一节，对此，本院认为《广告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各方依约履行了艺术财经杂志的出版，在履约过程中，未有相关方对该出版物的版权主张任何权利，《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未因此受到任何权益的损害，故一审法院关于此部分的认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艺财广告公司承担违约金过低，而要求《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承担未完成第三年度销售额而承担违约金过高一节，对此，本院认为因《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未提交艺财广告公司其他私自签约商业广告的行为，亦未证明艺财广告公司存在其他违约行为，故一审法院关于艺财广告公司承担违约金数额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因《广告委托代理合同》并未因任何情况终止或解除，故《时装》杂志社应依照合同履行相应义务，现《时装》杂志社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完成第三年度的广告保底收入，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时装》杂志社承担相应的违约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故《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认为一审程序违法，对《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认为艺财广告公司与王帅、周长青、苏红串通损害《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合法权益一节，因《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时装》杂志社、艺财广告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二审证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中新证据的情形，也不足以证明涉案相关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5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2017年5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1刑初769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书中认定：2011年8月，周长青（原《时装》杂志社社长）促成《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与艺财广告公司合作，在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以苏红（周长青时任妻子）的名义收受艺财广告公司40%的股权，价值人民币20万元。苏红于2014年6月将上述股份转回北京天禄艺财顾问有限公司（系艺财广告公司股东之一）。该刑事判决书还认定周长青有其他贪污、受贿的犯罪情节，判决周长青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时装》杂志社与艺财广告公司订立的《广告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艺财广告公司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签订的广告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当事人自愿签订，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虽然周长青在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以苏红的名义收受艺财广告公司40%的股权，促成《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与艺财广告公司合作，但该情形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艺财广告公司与《时装》杂志社、偶像公司签订的广告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时装》杂志社及偶像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时装》杂志社及偶像公司的其他诉讼主张，因无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再审不予采信。原审对于合同解除、所欠广告费的数额及违约金数额的认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时装》杂志社及偶像公司的申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58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宏
审判员 申小琦
审判员 江慕南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