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巴民重字第2号
原告张国良，农民，住巴彦县。
原告张国洪，农民，住巴彦县。
委托代理人张忠礼，巴彦县兴隆镇繁荣法律服务所律师。
被告张国栋，农民，住巴彦县。
委托代理人杨学臣，黑龙江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志林，住巴彦县。
第三人巴彦县畜牧兽医局，地址巴彦县巴彦镇。
法定代表人王玉波，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可，黑龙江省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志成，住巴彦县。
第三人黑龙江省时雨农产品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地址哈市南岗区哈尔滨大街406-2号。
负责人夏彦波。
原告张国良、张国洪与被告张国栋、第三人巴彦县畜牧兽医局（以下简称畜牧局）、黑龙江省时雨农产品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时雨合作社）合伙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0日、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张国良、张国洪及委托代理人张忠礼、被告委托代理人杨学臣、孙志林及第三人巴彦县畜牧兽医局委托代理人张可、陈志成到庭参加诉讼。时雨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国良、张国洪诉称：原、被告的父亲张安在1997将其承包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转给兄弟三人，合同到期后，被告代表兄弟三人与畜牧局签订续包合同，承包费由兄弟三人共同出资。由于被告认为其一人与畜牧局签订承包合同，兄弟三人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伙关系，确认被告与畜牧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为原、被告共同财产，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国栋向本院递交答辩状辩称：一、原、被告间不构成合伙关系，是被告与畜牧局签订草原承包合同，而非代表二原告签订的，张国栋作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二、因二原告未取得诉争土地和林木的承包经营权，便强行耕种，原、被告于2007年产生争议，二原告2011年6月1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即法定期间内未向被告主张权利，原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主张不成立；三、诉争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不是合伙财产，因原、被告三人在草原承包合同签订前、后都没有合伙的意思表示，且二原告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未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依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原、被告不构成合伙关系，也不存在解除合伙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承担诉讼费。
第三人畜牧局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均与畜牧局无关。
第三人时雨合作社未出庭来函称：因张国栋主动提出承担把本案诉争地块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时雨合作社而给时雨合作社造成的损失，本次庭审与时雨合作社已经无关，故不参与本次重审庭审。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张国良、张国洪、张国栋为证明各自诉辩主张的事实成立，举示了证据并发表了质证意见。
张国良、张国洪举示证据情况如下：
证据A1、林地移交书，拟证明：1997年原、被告父亲张安将林地及荒地有偿移交原、被告共同经营、共同投资、共同收益。
证据A2、巴彦县前程村村民委员会证明（2011年7月25日），拟证明：1997年4月原、被告父亲张安将承包该村林地、荒地移交给原、被告共同经营，富江乡林业站长孙凤岐在林地移交书签字，并加盖林业站公章。
证据A3、巴彦县前程村村民委员会证明（2011年8月17日），拟证明：2007年10月由张国栋出面与畜牧局签订草原承包合同，2008年该草原由张国栋、张国良、张国洪共同经营，2011年由张国栋耕种，并将张国良、张国洪已经耕种的地块毁掉。
证据A4、买卖合同（2007年10月31日），拟证明：原、被告将共同经营的林木卖给朱伟东。
证据A5、收据（2007年8月2日），拟证明：原、被告收取卖树款110，000.00元。
证据A6、A13朱伟东情况说明（2011年7月10日），拟证明：朱伟东在2007年原、被告手中购买张安林地中的成材林，并在当年帮助原、被告与畜牧局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及所交承包费是原、被告共同出资。
证据A7、申请书（张国栋、张国良、张国洪申请承包草原、林地申请书），拟证明：2007年9月12日三兄弟向畜牧局申请办理草原放牧场、杨柳树续签承包合同手续。
证据A8草原承包合同，拟证明：承包人为张国栋、张国良。
证据A9黑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拟证明：承包费40，000.00元，未注明交款人姓名。
证据A10、巴彦县前程村民委员会证明，拟证明：2007年10月15日与畜牧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项下的草原、放牧场、林地，2008年原、被告共同经营。
证据A11、张国良、张国洪、张国栋证明（2007年10月31日），拟证明：原、被告同意朱伟东办理续签以后20年承包合同。
证据A12、朱伟东证言（2010年12月7日），拟证明：原、被告当时签订合同情况。
证据A14、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合同书、黑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及退耕还林农户基本情况，拟证明：张国洪退耕还林数量及张国洪享受20元／亩管理费，50元／亩苗木补助费。
证据A15、关于富江乡退耕还林核查报告、退耕还林核查登记表，拟证明：2003年张国良退耕还林40亩，张国洪退耕还林57.6亩。
证据A16、朱伟东出庭作证笔录（2011年10月15日），拟证明：续签合同的详细情况。
证据A17、张淑珍出庭作证笔录（2011年11月20日），拟证明：原、被告合伙经营情况。
被告张国栋对原告张国良、张国洪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A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的问题有异议，1996年巴彦县人民政府34号文件已确认该地为国有，由畜牧局管理，林地移交书属于非法发包，不具有证明力；证据A2、A3村委会是利害关系人，真实性有异议，2008年原、被告是互相抢种、毁种、抢收，2009年村委会把该地包给郭长柏，张国栋与郭长柏抢地、毁地，2010年收归乡政府待政府确权，2011年张国栋将地包给尹占凤，且该案上诉二审开庭时张国良说他把尹占凤地毁掉；证据A4、A5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买卖合同是张国栋、张国良和朱伟东、王传发等人签的，合同约定续签后20年的，朱伟东买了原、被告非法经营树木，朱伟东与原、被告有利害关系；证据A6真实性有异议，情况说明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证人未出庭作证不具有证明效力，不予质证；证据A7真实性有异议，依据公证书和2012年县政府9号文件，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只有张国栋一人，申请书证明不了合伙关系；证据A8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公证内容和县政府处理决定均证明草原承包合同是张国栋签订的，承包费是张国栋交付的；证据A10真实性有异议，2008年被告找同村人栽树苗原、被告发生争吵，张国良在二审庭审时承认将尹占凤耕种的地块毁了；证据A11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不予质证；证据A12、A13是证据分类中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不予质证；证据A14该合同期限已届满，与诉争的草原承包合同不具有关联性，不能据此推断原、被告构成合伙，退耕还林合同是非法签订的，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A15县政府对诉争地块权属已经界定，乡政府核查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该证据复印件，不予质证；证据A16一审判决已经撤销，朱伟东未出庭，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17真实性有异议，张淑珍是原、被告姐姐，有利害关系。
第三人畜牧局对原告张国良、张国洪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A1与我方无关，所涉及的土地管理权属于我单位。证据A2、A3、A4、A5、A6、A11、A12、A13与我方无关。证据A7、A8、A9真实性无异议。证据A10张国栋与我方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原、被告之间是否合伙不清楚。证据A14、A15真实性无法辨认，但所涉及土地经营权属于我单位。证据A16、A17如与原审卷宗一致，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我方无关。
张国栋举示证据情况如下：
证据B1、草原承包合同书，拟证明：被告与畜牧局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并非原、被告三人合伙承包。
证据B2、草原承包费收据，拟证明：畜牧局收取张国栋交纳的草原承包费40，000.00元，并非原、被告三人共同交纳承包费。
证据B3、（2007）黑巴证经第146号公证书，拟证明：张国栋与畜牧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经公证处公证，畜牧局的法人刘树怀与张国栋在草原承包合同书上签字、盖章并按手印，进而证实原、被告三人并非合伙关系。
证据B4、巴彦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富江乡境内50、51号国有草原权属的处理决定，拟证明：本案诉争地块政府已确权，由畜牧局负责保护、经营、管理、建设和利用，张国栋和畜牧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因此原、被告三人并非合伙关系，富江乡前程村村委会把诉争地块发包给村民张国洪和郭长柏等人属非法发包，不具有法律效力。
证据B5、富江乡关于前程村发包五荒地处理决定，拟证明：原、被告并非合伙，张国栋与畜牧局签订合同后，同一地块张国洪和前程村签了承包合同。2008年原、被告互相毁地，不是共同耕种，从而证实前程村村委会证明的原、被告共同耕种与事实不符，2009年，前程村把该地块包给村民郭长柏耕种，根据证据B4前程村委会不具备发包主体资格，且前程村委会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其出具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
证据B6、关于我局与富江乡前程村村民张国栋所签草原承包合同情况的说明，拟证明：畜牧局与张国栋一人签的草原承包合同，张国良、张国洪办理的退耕还林合同和林权证，因前程村委会不具有发包方主体资格，该合同和林权证的取得没有合法依据，不具法律效力。
证据B7、尹占凤证言，拟证明：2008年原、被告抢种、毁种争议地块。2011年张国良毁了被告转包给尹占凤本案诉争地块的青苗，二原告未参与耕种该地块。
证据B8、张旭证言，拟证明：二原告不承认诉争地块管理权归畜牧局，2008年原、被告是互相抢地、毁地、抢收的，不是共同耕种的，2009年至2011年张国良、张国洪没参与该地块耕种，2011年张国栋将该地块包给尹占凤，是张国良毁了尹占凤的青苗，二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不属实，前程村委会出具伪证。
证据B9、土地承包合同（前程村和郭长柏签订的），拟证明：前程村委会将争议地块包给郭长柏，二原告未参诉争地块耕种。
证据B10、土地转让合同书（张国栋和尹占凤签订的），拟证明：被告2011年将争议地块中的80亩转包给尹占凤耕种，原、被告都没有耕种该地块。
证据B11、土地（草原、林地）转让合同（张国栋与时雨合作社签订的），拟证明：张国栋自愿将该地块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时雨合作社，2011年二原告没参与该地块经营。
证据B12、时雨合作社的情况说明，拟证明：1、被告与畜牧局签订合同，承包费是张国栋交的；2、二原告认为诉争地块管理权归前程村，因此张国洪和前程村签的合同，但不代表原、被告；3、2008年原、被告互相抢地、毁地、抢收的，未共同经营；4、二原告收买朱伟东、张淑珍作证，二位证人是利害关系人；5、二原告曾求马骏，在畜牧局那份合同上添上二原告名字；6、2009年二原告未参与诉争地块经营，二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及前程村村委会证明2011年张国栋把二原告耕种的土地毁掉不属实；7、二原告依据非法合同办理的退耕还林合同和林权证，不具法律效力。
证据B13、黑龙江省农民合作社协会证明，拟证明：张国洪和前程村签的合同不代表原、被告，2009年二原告洪没参与争议地块耕种，2011年张国良把张国栋包给尹占凤耕种地块青苗毁掉，前程村村委会的证明是张国栋把二原告耕种的土地毁掉不真实。
证据B14、B15、证明及买卖合同、（2007年10月31日），拟证明：原告所谓续签以后20年承包合同，所需费用90，000.00元，是2007年10月31日以后的，与本案张国栋2007年10月15日交给畜牧局承包费不具有关联性。
证据B16、收据（2007年8月2日），拟证明：在10月31号之前没提过让原、被告给朱伟东出钱续签合同的事情。
证据B17、录音光盘，拟证明：二原告明知不是合伙关系，作出不当行为。
张国良、张国洪对张国栋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B1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协商是为了怕他人签订合同；证据B2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收据未写谁交的承包费；证据B3真实性无异议，对合同签订过程进行公证，未公证谁承包的；证据B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待证实是有异议，该地政府确权后由畜牧局代管，合同的效力应由法院、仲裁机构认定；证据B5有异议，富江乡前程村发包五荒地处理意见经过县政府复议，已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B6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无公章，不予质证；证据B7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因被告在证人作证时对证人提示、引导，且被告与证人系亲属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B8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B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B10真实性有异议；证据B11关联性有异议，诉讼阶段发生争执签订的合同没有效力；证据B12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2015年出具的，刘树怀已死亡两年，这是弄虚作假；证据B13真实性有异议，具体时间不清楚，原告和被告签订合同他们不在场；证据B14签订合同都是同一天在畜牧局签订的，为什么合同时间提前；证据B15、B16、B1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第三人畜牧局对张国栋举示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B1、B2、B3、B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B6该证据没有公章，无法确认文件的真实性；证据B9与本案无关。证据B5、B7、B8、B10、B11、B12、B13、B14、B15、B16、B17与我方无关。
本院确认：原告举示证据A1、A4、A5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合法性与关联性应有其他证据佐证；证据A2，A3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其真实性应有其他证据佐证；证据A6、A12、A13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A7、A17证明效力应有其他证据佐证；证据A8、A10、A11真实性应有其他证据作证。证据A9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A14、A15、A16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B1、B2、B3、B4、B5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B6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B7被告对证人有当庭提示表示，对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B8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据效力应有其他证据佐证；证据B9、B11、B14、B15、B16、B17关联性应有其他证据佐证；证据B10、B12、B13真实性应有其他证据佐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亲兄弟关系。1997年4月16日其父张安将其与村委会承包的案涉草原及林地移交给原、被告经营管理。合同到期后，2007年10月15日被告张国栋与第三人畜牧局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于2007年10月24日对该份合同进行了公证。原、被告经营、管理争议地块具体为：其中林地5块、由原告经营3块（其中3块为退耕还林，按合同约定的位置归张国洪，实际上为张国洪和张国良共有），被告张国栋2块。耕地8块，其中被告张国栋3块（道南小河北沿约5亩；东江沿与张国红退耕还林地树空约8亩；打渔窝棚北约30亩）。原告张国良2块（道南小河北沿约12亩；道北卖给朱伟东林地树空约3亩）。原告张国洪3块（道北卖给朱伟东林地树空8亩，打渔窝棚西道北约5亩，道南小河北沿邻张国栋地约3亩）。另有约150亩柳条丛和卖给朱伟东约110亩杨树的土地使用权当初没有分，共同管理。2009年，由于前程村委会与畜牧局对原、被告承包地块权属有争议，当年村委会将争议土地包给了村民郭长柏耕种，2010年经巴彦县人民政府确权，将该争议地块确权，畜牧局管理，继续履行畜牧局与张国栋签订的承包合同。2011年5月19日张国栋与第三人时雨合作社签订《土地（草原、林地）转让合同》，将与畜牧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项下的50、51号地块（张安树地）637亩经营权转让给时雨合作社，期限至2026年底，转让费350，000.00元。2011年二原告耕种争议地块时，张国栋认为其与畜牧局签订的合同书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并已经进行了公证，应属于其一人所有，因此原、被告之间产生争议。故而原告诉讼要求解除合伙关系，被告与畜牧局签订草原承包合同书项下的土地和林木所有权为原、被告共同财产。被告以原、被告既没有合伙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形成事实合伙关系。二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抗辩理由。第三人畜牧局以双方是否有合伙关系与我们没有关系，把我们追为被告是错误的抗辩理由。
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举示的证据及发表的质证意见和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原、被告间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二、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被告张国栋与第三人时雨合作社签订转让涉案土地合同的效力？
关于原、被告间合伙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虽然没有书面合伙协议，考虑三人系同胞兄弟的特殊关系，而且在续签草原承包合同时，原、被告三人共同向畜牧局递交了承包草原的申请书，有共同承包的意思表示，并用三人共同的卖树款90，000.00元，共同委托朱伟东办理承包草原相关事宜，签订合同时由朱伟东用90，000.00元中的40，000.00元交纳了承包费，三人有共同的出资，在被告与畜牧局签订草原承包合同后第一年，原、被告共同经营的涉案土地，承包之前是共同经营，承包后的第一年还是三人共同经营管理，虽然合同书、公证书上都是张国栋一个人签名，但是草原承包申请书有三人共同承包的意思表示，有共同的出资，原、被告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其作为合伙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基于双方合伙关系难以维持，二原告要求解除合伙的请求合理。
关于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2007年承包合同签订后，涉案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经有关部门处理确权后，张国洪、张国良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至今。因此，本案不存在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
关于被告张国栋与第三人时雨合作社签订转让涉案土地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的父亲将案涉的土地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在1997年转给三人经营，合同到期后，由于当地政府与当地村委会对涉案土地的权属发生争议，三人对应与谁签订合同发生争议。2010年8月30日巴彦县人民政府出具巴证发（2010）9号文件，将案涉土地的权属认定为国有，由畜牧局代表政府进行管理，并认定张国栋与畜牧局签订合同的合法性。而张国良、张国洪提出解除与张国栋的合伙关系并要求确认张国栋与畜牧兽医局的草原承包合同书项下的土地（草原）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为三人共有财产，并为此产生诉讼。二审庭审期间张国栋将涉案土地转让给黑龙江省时雨农产品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庭审调查，张国栋承认收取时雨合作社承包费是事实，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因时雨合作社未出庭，张国栋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转让案涉土地的真实性，故对合同效力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原告张国良、张国洪的诉讼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张国良、张国洪与被告张国栋的合伙关系；
二、被告张国栋与巴彦县畜牧兽医局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项下的土地（草原）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为原告张国良、张国洪与被告张国栋共有财产，各自在原经营的面积上继续经营。其中林地5块、由原告经营3块（其中3块为退耕还林，按合同约定的位置归张国洪，实际上为张国洪和张国良共有），被告张国栋2块。耕地8块，其中被告张国栋3块（道南小河北沿约5亩；东江沿与张国红退耕还林地树空约8亩；打渔窝棚北约30亩）。原告张国良2块（道南小河北沿约12亩；道北卖给朱伟东林地树空约3亩）。原告张国洪3块（道北卖给朱伟东林地树空8亩，打渔窝棚西道北约5亩，道南小河北沿邻张国栋地约3亩）。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0元，由被告张国栋负担，于判决书生效后给付原告张国良、张国洪。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广新
审判员 梁树新
审判员 张志芬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冬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