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03民初1457号
原告：唐奕新，男，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6015。
被告：易瑞芬，女，澳门居民，住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居民身份号码×××3034（）。
被告：李景鸿，男，澳门居民，现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澳门居民身份证号码×××1192（）。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莹，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奕新诉被告易瑞芬、李景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唐奕新和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日4月25日，被告易瑞芬向史翔借款人民币240万元。史翔依约从自己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52）划款到被告易瑞芬农业银行的账户（账号62×××13）。2015年12月26日，原告与史翔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确认书》，史翔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之后，原告与史翔向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被告易瑞芬知悉了债权转让的事实。原告受让之后，被告易瑞芬至今都没有支付本息。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易瑞芬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40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易瑞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诉讼中，原告以李景鸿与易瑞芬系夫妻关系为由，申请追加李景鸿为本案被告，并要求李景鸿对易瑞芬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帐户转让确认书》；3.《债权转让通知书》；4.快递单；5.史翔身份证复印件；6.保证合同；7.江门中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一、被告易瑞芬、李景鸿均不认识“史翔”，同时“史翔”信息不实。
易瑞芬、李景鸿与“史翔”不相知不相识，直至收到本案应诉材料后才知道“史翔”存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史翔”，其身份信息、背景是空白的，且无法提供准确的身份信息进一步证明“史翔”是何人。同理，原告主张的“史翔”签名、签字更是来历不明，根本无法证实是否“史翔”签名、签字，更无法证实是哪一个“史翔”的签字。
二、被告易瑞芬、李景鸿与“史翔”不存在借贷合意、不存在借贷关系。
被告易瑞芬、李景鸿财产、资金状况良好，无需大笔举债，因此原告主张的“史翔”借贷是子虚乌有的。
另原告主张的“史翔”借贷是明显违背日常生活法则与习惯的：首先，涉案人民币240万元，若为借款，则是大额借款，按照常理借贷双方应当订立借款合同／协议，以规范双方权利义务，但本案中“史翔”既未与易瑞芬、李景鸿签订借款凭证，也未就最基本的借款用途、期限、利息等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其次，两被告收到涉案240万元起至本案诉讼发生前，从未收到任何人包括“史翔”的债务本金催收和债务利息催缴。最后，易瑞芬没有与“史翔”达成借贷合意，而原告提供的“史翔”转账凭证仅能证实240万元的支付，不足以证明易瑞芬与“史翔”存在借贷合意，更不能单凭“史翔”转账时的单方附言推论240万元款项的性质实为借款。
三、原告与“史翔”的债权转让存在重大的、明显的法律瑕疵。
原告基于何种原因、背景与“史翔”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协议上双方的身份信息是空白的，也没有身份证证件可以印证。此外，债权转让确认书中提及的内容模糊不清，如“乙方承诺以其开办的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具体以保证合同约定为准”，原告唐奕新却未提供相关文件予以证实“史翔”开办的公司名称、保证合同等是否存在，由此证实所谓的债权转让存在显著的法律瑕疵。
再者，根据《合同法》与生活法则可知，如债务真实存在，且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但两被告从未收到“史翔”的所谓“债权转让”通知。
此外，若债务真实存在，该债务并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因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使夫妻一方举债也不能理所当然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原告无法举证债务产生的原由、债务目的及用途、债务是否为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事实，由此请求李景鸿承担偿还责任毫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支持和法律依据，两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
两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2013年4月25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2.安徽省宿州市鼎兴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宿州市富通置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公示；3.香港（亚太区）皮革展展会信息；4.借据1份；5.李景豪书面证言；6.梁兴干身份信息资料。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有：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1份。
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有：1.易瑞芬出入境记录1份；2.公告2份。
本院依两被告申请调取的证据有：梁兴干的出入境记录1份。
经开庭审理，本院查明：2013日4月25日，史翔从自己账号为62×××5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划款人民币240万元到被告易瑞芬账号62×××13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相应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附言”一栏记载了“借款”的内容。
2015年12月26日，原告与史翔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确认书》，约定史翔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同日，史翔开办的江门中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运资产公司）与原告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约定中运资产公司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以史翔和中运资产公司下落不明为由，暂不起诉中运资产公司。同日，原告与史翔还签署了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被通知人为易瑞芬。2016年3月30日，原告将该《债权转让通知书》以快递的方式寄送给易瑞芬。易瑞芬在接受本院询问时表示已经收到该通知。
另查明，被告易瑞芬在接受本院单独询问时，陈述：梁兴干于2013年4月12日向易瑞芬借款港币300万元，当时该300万元港币是从易瑞芬家里拿出，并在澳门美高梅酒店的房间里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梁兴干，梁兴干出具了相应的借据给易瑞芬；本案人民币240万元折合港币300万元，正是梁兴干用于偿还上述借款的款项。梁兴干还款后，易瑞芬也已将相应的借据还给梁兴干。此外，易瑞芬提供李景鸿弟弟李景豪的书面证言也如此陈述。但是，从本院向出入境部门调取的相关出入境记录看，易瑞芬2013年2月17日从澳门入境返内地，2013年8月10日从内地拱北出境前往澳门，在2013年2月18日至同年8月9日期间，其本人并没有在澳门；梁兴干于2013年2月17日从澳门入境返内地，于2013年4月13日从内地横琴出境前往澳门，梁兴干在易瑞芬陈述的交付借款当天（2013年4月12日），梁兴干本人也没有在澳门。
又查明，易瑞芬与李景鸿于2003年6月27日登记结婚，现为夫妻关系。易瑞芬在接受本院单独询问时，还陈述：其在澳门经营贸易行，经常需要现金，家里存放大量现金；收取涉案人民币240万元后，其将该笔款项汇往澳门经营生意；此外，易瑞芬与李景鸿还共同在江门经营印刷生意。李景鸿在接受本院单独询问时，陈述：其不清楚易瑞芬与梁兴干之间的借贷和还款情况；存放在澳门家里的现金是平时经营贸易行生意积累下来的，贸易行是易瑞芬负责经营，是家族生意，其自己也曾参与经营。
再查明，诉讼中，原告无法联系到债权出让人史翔，并明确表示因史翔下落不明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没有实际意义，故不提出追加申请。从本院调取的公告看，近期史翔在本院存在其他民事诉讼，且确都因其下落不明需经公告送达法律文书。而两被告也都无法联系他们主张的还款人梁兴干，以供本院询问相关情况，两被告提供梁兴干的手机号码，经办案人员多次拨打也始终无人接听。
本院认为，被告易瑞芬、李景鸿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8条：“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的规定，本案属涉澳民事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分属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没有共同经常居住地，而且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均未就争议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作出明确的选择和约定，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对双方争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处理。另外，从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看，合同履行地在本院辖区，且两被告在答辩期间没有就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享有本案管辖权。
依照原告主张的内容，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是基于受让史翔的债权而提起本案诉讼，两被告则否认与史翔存在借贷关系，故本案审理的关键在于认定被告易瑞芬是否向史翔借款人民币240万元这一基础关系。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就史翔与易瑞芬存在借贷关系进行举证，而易瑞芬则应当就其否认与史翔的借贷关系进行举证。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史翔汇款给易瑞芬的银行汇款凭证，这足以证明史翔确实交付了人民币240万元给易瑞芬。就该款的性质，原告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附言”一栏记载了“借款”的内容，结合原告与史翔签订的《债权转让确认书》，足以证实史翔确有借款给易瑞芬的意思表示。但是，史翔与易瑞芬并无签订其他书面的借款协议或其他借款凭证，而易瑞芬也否认其与史翔的借贷关系，在此情况下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史翔与易瑞芬形成借贷的合意。据此，鉴于签订书面合同的形式并非法律强制性规定借贷关系成立的唯一必要方式，故应进一步审查易瑞芬提出的反驳事实所依据证据的必然性抑或盖然性，并结合双方证据的证明力综合进行判定。
诉讼中，易瑞芬抗辩认为：2013年4月12日，自己从家里拿出现金港币300万元，在澳门美高梅酒店的房间里将该港币300万元现金当场借付给案外人梁兴干；本案人民币240万元折合港币300万元，正是梁兴干用于偿还上述借款的款项。另外，易瑞芬还提供了李景鸿弟弟李景豪的书面证言予以佐证。但是，从本院向出入境管理部门调取的相关出入境记录看，易瑞芬在2013年2月18日至同年8月9日近半年时间里，其本人并没有在澳门。而梁兴干在易瑞芬陈述的交付借款当天（2013年4月12日）也没有在澳门，这显然可以证实易瑞芬串通案外人李景豪作了虚假陈述，足以认定易瑞芬主张的梁兴干向其借款的上述事实并不存在。此外，易瑞芬提供的汇率公告、安徽省宿州市鼎兴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宿州市富通置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公示资料、香港（亚太区）皮革展展会信息，以及梁兴干另外向李景鸿借款的借据等证据，也都与本案事实无直接关联。
据此可见，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虽缺乏完善的书面形式，但由于书面形式并非借贷关系成立的唯一必要形式，从现有证据分析，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而易瑞芬为反驳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本案有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且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也都与本案无关联，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定史翔于2013年4月25日借款人民币240万元给易瑞芬的事实。对于易瑞芬抗辩主张的事实，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鉴于本院确认上述借贷事实，而史翔已将债权转让给原告，且易瑞芬也知悉了转让的事实，故原告享有向易瑞芬主张还款付息的权利。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关于借款期限的约定，故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有权随时主张易瑞芬在合理期限内还款。但是利息方面，因双方并无约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利息应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案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原告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缺乏依据，对超出部分的利息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李景鸿的责任问题。诉讼中，易瑞芬陈述：其在澳门经营贸易行，经常需要现金，家里存放大量现金；收取涉案人民币240万元后，其将款项汇往澳门经营生意；此外，其与李景鸿还共同在江门经营印刷生意。李景鸿陈述：存放在澳门家里的现金是平时经营贸易行生意积累下来的，贸易行是易瑞芬负责经营，是家族生意，其自己也曾参与经营。综合上述情况，两被告陈述的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两被告共同经营生意，财产混同；而就涉案人民币240万元，易瑞芬收取后也已汇往澳门用于两被告共同经营的贸易行。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并结合易瑞芬上述债务产生于双方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的实际情况，应认定易瑞芬上述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李景鸿应与易瑞芬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
此外，史翔已将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易瑞芬也知悉债权转让的情况，故对易瑞芬产生法律效力。两被告质疑史翔与原告之间债权转让的真实性，本案虽无法与史翔核实，但原告提供的由史翔开办的江门中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保证合同》能够印证《债权转让确认书》的内容，足以确认债权转让的真实性。至于史翔与原告因何转让债权、转让款的金额、转让款是否支付等问题与本案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且不存在关联，对本案裁判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可见史翔并非与本案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即使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也是为了查明本案事实，但从本院调取的公告可以证实，史翔近期涉及其他民事诉讼，因下落不明，都无法直接送达，需要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因此在本案证据能够认定相关事实的情况下，追加史翔为本案第三人并无实际意义。
至于梁兴干，两被告提供的手机号码，办案人员经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且易瑞芬主张梁兴干向其借款的事实已被本案其他证据推翻，也即没有证据证明梁兴干与本案存在关系，据此也没有必要追加其为本案共同诉讼的当事人。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易瑞芬、李景鸿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向原告唐奕新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40万元及相应利息【从2016年3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二、驳回原告唐奕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两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6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1000元，由被告易瑞芬、李景鸿共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两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如不上诉，义务人拒不在判决书规定期限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洪荣锋
人民陪审员 李建华
人民陪审员 黄珍好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