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88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黄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委托代理人：黄丽南，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伍德谦，身份证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委托代理人：谢华武，广西五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负责人：郭伟超。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广东瀛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伟因与被上诉人伍德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和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内共赔偿伍德谦24959.3元。二、黄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伍德谦68997.42元。三、驳回伍德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伍德谦负担184元，黄伟负担1583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573元；财产保全费1030元，由黄伟负担756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274元。上诉人黄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相关事实，可见伍德谦是在喝酒状态下不受控制逆向行驶撞向黄伟的，事故发生后，黄伟没有离开现场，及时报警处理，在事故发生之后，虽然有向交警部门企图顶包的现象，但交警部门没有采信黄伟的顶包意图，黄伟属于顶包未遂，因此不管黄伟是否在本次事故中存在顶包行为都不会影响该次事故是伍德谦醉酒逆行撞向黄伟的事实，伍德谦的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2.一审法院判决黄伟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黄伟没有在《投保人声明》及《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上签名，黄伟在一审中已经提出了异议，保险公司没有对条款尽到告知的义务，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主张对商业三者险免责，一审法院应不予采纳。黄伟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是在保险期限内，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伍德谦赔偿损失，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伍德谦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希望二审法院改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伍德谦赔偿。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辩称：1.黄伟持超分、违法未处理、扣留的驾驶证引发事故，且在事故发生后现场违法指使他人“顶包”，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2.虽然黄伟拒不承认其在投保单及相关保险人免责的告知书上签字，但其承认支付保费投保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应视为黄伟对保险合同无异议。此外，保险公司出具保单时通常会在保单与保险条款上加盖骑缝章，然后将保单和保险条款一起送达投保人。既然黄伟已经收到保单，必然获悉了保险条款。黄伟称没有见到保险条款与事实不符，保险合同与保险条款均已生效。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伟作为涉案粤B×××××号轿车的车主，为该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一审中，保险公司为了证明本案存在商业三者险免责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载有“黄伟”签名的投保单、声明及保险条款，黄伟表示上述文件中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的签名，二审中，申请对投保单及声明中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二审庭审后，保险公司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认为涉案保险业务是委托第三方代理销售，投保单及声明中投保人黄伟的签名与黄伟的签名存在明显区别，投保单及声明中的签名应属保险代理销售人员代黄伟签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一、关于黄伟是否应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责任的问题，公安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检验鉴定、视频资料等证据，认定黄伟存在驾驶证违法超分被扣押状态下驾车超速行驶，发生事故后现场指使他人“顶包”的事实，据此认定黄伟的行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过错，事实依据充分。一审法院采纳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认定黄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黄伟上诉主张其对事故不存在过错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可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问题。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中，保险公司为证实其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履行了提示说明的义务，向法院提交了投保单、声明及保险条款，在黄伟对投保单及声明中“黄伟”的签名提出异议后，保险公司也确认上述签名并非黄伟本人的签名，有鉴于此，黄伟上诉提出对涉案投保单及声明中“黄伟”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已无必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上述规定适用于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是否订立保险合同关系事实的认定，并非免除保险公司提示说明义务的依据。商业保险合同遵循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意思自治的原则，黄伟在本次事故中虽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但不能据此免除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现保险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向黄伟送达了保险条款或者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保险公司没有举证证实其已履行了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故其主张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各方对一审认定伍德谦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数额及黄伟支付、垫付的款项均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保险公司除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伍德谦共计24959.3元外，对于不足赔偿的112708.6元，由黄伟赔偿70%，即78896.02元。黄伟已支付的9898.6元（4898.6元+5000元），在对伍德谦的赔偿款中应予以扣除，该款应由黄伟自行向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伍德谦赔偿68997.42元（78896.02元-9898.6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黄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47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伍德谦68997.42元”；三、驳回黄伟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伍德谦负担184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2156元；财产保全费103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2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汇文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方卓迪陈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