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民二终字第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聿。
委托代理人：杨继明，天津天子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辉。
上诉人（原审原告）：宗勇。
委托代理人：孙华，天津天子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守红。
委托代理人：王清坤，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士誉，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津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根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清坤，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士誉，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小客车修理厂。
法定代表人：史克英，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刘建，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建，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聿、宗勇为与被上诉人金守红、天津市津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通公司）、天津市小客车修理厂（以下简称小客车厂）、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集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宫邦友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朱海年、代理审判员林海权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书记员陆昱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津通公司原为刘聿和宗勇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刘聿持有津通公司90%的股权，宗勇持有10%的股权。2002年4月10日，刘聿代表津通公司与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签订《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津通公司受让案涉长江道51号宗地。该宗地的性质为国有，由小客车厂占有使用。津通公司与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条约定，津通公司应当按照天津市有关管理规定，完成该宗地及该合同附图所示虚线范围内（界外处理）地上建筑物、其它附着物的拆迁安置并承担所需费用，界外土地达到场清地平后，交由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管理。
2009年6月16日，金守红作为乙方，刘聿、宗勇作为甲方，天津市银翔经济发展中心作为丙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合同》，就刘聿、宗勇向金守红转让津通公司100%的股权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第1.3.1条约定金守红收购津通公司的目的旨在取得位于长江道51号原小客车厂所属宗地编号为津南长2002-022号未开发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第2.1.2条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总费用扣除拆迁费后的余额。第2.2.10条约定拆迁款的支付条件为刘聿、宗勇已以津通公司的名义与该地块上的所有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合同。第3.1条约定刘聿、宗勇应在合同签署后6个月内完成下列三项工作，……与该地块上的所有被拆迁人签署拆迁合同后2个月内将该地块之上的房屋拆迁完毕。
《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签订后，刘聿、宗勇未能如约履行转让全部股权、与小客车厂签订拆迁协议及其他合同义务，金守红因此于2010年4月29日提起诉讼。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1日作出（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判决，确认《股权转让框架合同》有效，各方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并判令刘聿、宗勇因未完成房屋拆迁和重新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义务而向金守红支付违约金等其他事项。该一审判决生效后，刘聿、宗勇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该申请被驳回。因刘聿、宗勇未在法定期间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金守红于2011年2月15日申请强制执行，其中包括要求强制刘聿、宗勇完成房屋拆迁、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义务。2011年9月20日，金守红代表津通公司与小客车厂、交通集团就拆迁补偿签订9.20协议。2012年4月17日，金守红以该协议为依据，起诉刘聿、宗勇支付拆迁补偿款等。2012年5月，刘聿、宗勇以金守红、津通公司、小客车厂和交通集团为被告，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该案诉讼，请求确认9.20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由金守红、津通公司、小客车厂和交通集团承担。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2002年4月10日刘聿代表津通公司与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的《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承担长江道51号宗地拆迁安置工作的主体系津通公司。同时刘聿、宗勇与金守红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第2.2.10条约定拆迁款的支付条件也为刘聿、宗勇已以津通公司的名义与该地块上的所有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合同，故应当认定签订拆迁合同的主体为津通公司，而非刘聿、宗勇或金守红个人。津通公司作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系缔约的适格主体。金守红在代表津通公司签订案涉9.20协议时，已经取得了津通公司全部股权，系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津通公司为民事法律行为。故刘聿、宗勇所持金守红或金守红代表的津通公司不具备缔约的权利能力或主体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虽然刘聿、宗勇与金守红作为津通公司的新、老股东在《股权转让框架合同》中约定，由刘聿、宗勇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以津通公司名义与小客车厂签订拆迁协议的义务并承担拆迁费用，但该约定仅约束《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的相对方刘聿、宗勇与金守红，刘聿、宗勇亦无证据证明小客车厂与交通集团知晓该内部约定，因此该约定对小客车厂和交通集团不具有拘束力，亦不影响津通公司对外签订的9.20协议的效力。综上，刘聿、宗勇以案涉长江道51号宗地的房屋拆迁协议的签订，必须以刘聿为代表的津通公司的名义，并必须由刘聿、宗勇实施完成，金守红和金守红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津通公司并不具备缔结51号宗地拆迁补偿和房屋腾空协议的权利能力为由，要求确认金守红代表津通公司签订的9.20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聿、宗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1800元人民币，由刘聿、宗勇负担。
刘聿、宗勇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9.20协议应当被确认无效。1、该案一审判决不公。一审判决的理由只字没有评析刘聿、宗勇提出的主张，也没有提及金守红等的观点；将刘聿、宗勇主张的实施签订拆迁协议行为的主体是刘聿、宗勇，拆迁协议权利义务主体是刘聿、宗勇代表的津通公司，金守红及其代表的津通公司不具签订拆迁协议的资格等概念均进行了偷换；认定《股权转让框架合同》对小客车厂和交通集团不具有拘束力和不影响9.20协议的效力，系事实认定错误。2、该案一审判决违反既判力原理。（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判决以刘聿、宗勇没有完成房屋拆迁和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而构成违约为由，判令刘聿、宗勇向金守红支付自2009年12月16日至完成合同义务之日的违约金。该案一审判决驳回刘聿、宗勇的请求，不仅剥夺了刘聿、宗勇签订拆迁协议的权利，也无视了（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判决的存在。3、9.20协议约定，津通公司放弃对小客车厂375万元借款及利息的债权，而这是刘聿、宗勇的财产权益，金守红等无权放弃；约定案涉51号宗地的拆迁费为1.2亿元，由金守红向小客车厂等支付，实际上由于拆迁费的支付主体是刘聿、宗勇，金守红等无权确定拆迁费金额。故9.20协议侵犯了刘聿、宗勇的财产权益，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4、9.20协议的签订目的并非金守红等所称的减少各方当事人的损失，而是金守红既要自身获利又要侵害刘聿、宗勇、小客车厂等权益的幌子。9.20协议签订至今，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资产构成等多次发生变动，拆迁工作亦早已中止。5、签订案涉51号宗地上的房屋拆迁协议是刘聿、宗勇的契约化和法律化的义务，9.20协议因缔约主体的缔约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其签订系非法行为。6、上诉的焦点问题在于谁是签订、署名和履行房屋拆迁协议的主体。刘聿、宗勇认为，实施房屋拆迁协议的签订人是刘聿、宗勇，署名人是刘聿、宗勇代表的津通公司，履行人是刘聿、宗勇。该案一审判决认为，实施房屋拆迁协议的签订人是金守红，署名人是金守红代表的津通公司，履行人是刘聿、宗勇。假如事实如同该案一审判决的认定，金守红及其代表的津通公司就应承担支付全部拆迁费用的义务，而不应浪费司法资源再另案起诉要求刘聿、宗勇支付拆迁费。第二，一审存在程序违法问题。1、一审立案存在程序违法。2012年5月10日，刘聿、宗勇诉请确认9.20协议无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该诉应在（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案中进行抗辩或反诉为由不予立案不当。2、对于刘聿、宗勇申请该案一审相关人员回避处理不当。3、允许金守红在（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案中增加诉讼请求、追加被告及未依刘聿、宗勇申请中止（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案的审理等行为违法。综上，请求：1、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二初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金守红、津通公司与小客车厂、交通集团于2011年9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金守红、津通公司、小客车厂、交通集团承担。
被上诉人金守红、津通公司答辩称：1、案涉长江道51号宗地受让人以及开发权属于津通公司。津通公司已通过出让方式于2002年依法取得该宗地的土地出让合同及建设用地许可证，津通公司是该宗地无争议的开发权人。2、津通公司是独立法人主体，有权对外行使相应民事权利。在该案中，津通公司作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成立的法人单位、拥有该宗地的使用权人以及开发权人，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处分该宗地所涉及的一切民事权利，包括对该宗地进行拆迁，津通公司也是在拆迁中与小客车厂及交通集团签订《拆迁协议》的合法主体，且是唯一的主体。3、金守红有权代表津通公司与小客车厂及交通集团签订《拆迁协议》。津通公司与小客车厂及交通集团于2011年9月20日签订拆迁协议，在此之前，金守红已经合法持有津通公司100%股权，并已成为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进行了工商变更。金守红有权代表津通公司对外行使民事权利，且津通公司对于金守红的代理行为是予以认可的，该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均由津通公司承担。4、9.20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损害刘聿、宗勇利益的行为。（1）民事独立处分原则。9.20协议的订立是平等民事主体即津通公司、交通集团以及小客车厂之间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结果，充分体现着民事处分原则，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2）金守红已经对刘聿履行了督促告知义务。9.20协议签订之前，金守红已多次发函告知、督促刘聿尽快履行《股权框架转让合同》项下义务，且如果刘聿、宗勇需要津通公司公章证照，金守红和津通公司将全力配合。但刘聿、宗勇并没有任何想要完成上述义务的表态，且没有完成，反而在法院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不想完成上述义务。（3）9.20协议的签订是在政府部门的监督领导下进行的。在刘聿、宗勇迟迟不履行合同义务，而津通公司和金守红又面临着拆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为了达到防损减损的目的，在南开区政府的主持下，于2011年9月1日达成会议纪要确定拆迁意向。（4）拆迁价格合理。小客车厂最开始的拆迁补偿款报价为净到手1.3亿元，后经金守红及南开区政府的努力，降至1.2亿元（含税，不含拆迁）。在刘聿控制下的津通公司曾于2001年4月签订《协议书》，由津通公司与小客车厂合作建房，后由于刘聿违约，小客车厂依该《协议书》未获得的权益包含在了本次拆迁价格中。（5）刘聿、宗勇不是9.20协议的合同方，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提交关于损失的证据，不是提起本诉的适格主体。5、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刘聿、宗勇上诉理由中提及的程序问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刘聿、宗勇上诉理由中长篇论述的都是关于（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案的所谓程序问题，与本案无关，不应在本案中予以审理。（2）刘聿、宗勇所述的所谓一审程序问题客观上是不存在的。6、若9.20协议被确认无效，必然引起交通集团和国资委返还所收取的拆迁款的后果，所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是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承担的。综上，请求驳回刘聿、宗勇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小客车厂、交通集团答辩称：1、津通公司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签订拆迁协议的适格主体，9.20协议合法有效。津通公司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同时其依法取得了51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依法具有对该宗地拆迁经营的权利，故津通公司与交通集团、小客车厂签订的9.20协议合法有效。2、金守红持有津通公司的全部股权，是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津通公司行使职权，金守红对外的经营活动由津通公司承担民事责任。3、无论津通公司内部对51号宗地拆迁职责如何约定，交通集团、小客车厂都属于善意第三人，津通公司、金守红与交通集团、小客车厂签订的9.20协议仍应依法成立并生效。津通公司对51号宗地拆迁的内部约定，交通集团、小客车厂不知道。而关于土地的拆迁补偿，交通集团、小客车厂只对津通公司也仅对津通公司，无论是刘聿还是金守红也仅仅是代表津通公司与其进行谈判，交通集团、小客车厂从不针对其个人进行商谈。金守红在签订拆迁9.20协议时是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100%的股权（协议签订前，交通集团、小客车厂审核了津通公司的全部工商资料，并依据生效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作出上述认定），因此，交通集团、小客车厂与金守红代表的津通公司签订9.20协议完全合理合法。4、9.20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认定无效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拆迁《协议书》签订后，交通集团、小客车厂为了履行该协议将办公业务转移，对机器设备和自用房屋进行了搬迁和腾空，津通公司也按约定支付了部分拆迁款，在如此巨大的经济行为进行变动后，协议的有效并继续履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将极大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基于上述理由，9.20协议亦应当被认定为有效。综上，请求驳回刘聿、宗勇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刘聿、宗勇与金守红、天津市银翔经济发展中心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第2.1.1.、2.1.2.条约定，为取得转让标的，当案涉宗地的容积率为1.47时，金守红应支付的总费用为8153万元；容积率为2.4或2.4以上时，金守红应支付的总费用为1.6亿元。股权转让价格为总费用扣除拆迁费后的余额。
金守红在（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金守红与刘聿、宗勇、天津市银翔经济发展中心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合同》有效；判令刘聿、宗勇继续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立即将15%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金守红名下，支付逾期办理津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违约金20万元，支付逾期完成容积率调整、拆迁以及重新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违约金人民币1452万元；判令天津市银翔经济发展中心对上述违约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承担担保责任；依法确认刘聿无权私自使用津通公司“共管印章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其已经私自在津通公司诉小客车厂起诉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无效；判令解除金守红与刘聿于2009年7月2日签订的《共管协议书》，将共管印章文件交由金守红管理；依法确认刘聿于2010年4月2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判决，除确认《股权转让框架合同》有效，各方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判令刘聿、宗勇因未完成房屋拆迁和重新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义务而向金守红支付违约金外，还判令刘聿于2010年4月2日发至金守红的《关于终止合同、款项及股权返还、解除土地担保关系的函》无效；刘聿、宗勇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其持有的津通公司15%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金守红名下，将其持有的津通公司的公司法人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交予金守红管理；天津市银翔经济发展中心对上述给付事项在1200万元范围内以抵押物价值承担担保责任；驳回金守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1年9月19日，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北分局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载明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金守红。在本院质证过程中，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在9.20协议签订前，金守红是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持有津通公司100%的股权，并进行了工商登记。
案涉9.20协议第3.2条约定，经南开区人民政府组织协商，在津通公司同意相互间不再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二初字第262号民事判决书、（2006）一中民四初字第115号判决书追索对方应付款项的基础上，同意案涉地块的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12000万元（含税）。该总额为津通公司、小客车厂变更《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合作方式，小客车厂退出案涉地块的开发而需由津通公司支付给小客车厂的补偿总额。除该总额外，小客车厂不再按原合作方式向津通公司索要未得的“1号楼”利益（面积约为5130平方米房屋）、小客车厂设备搬迁费用、被拆除房屋价值、小客车厂停业损失、小客车厂应享有部分的地价款、津通公司所欠原合作中的差价补偿款54万元及利息，以及其他费用。津通公司不再向小客车厂索要先前欠款375万元及利息，但交通集团、小客车厂应向津通公司开具375万元发票，在津通公司支付首笔补偿款时同时开具。
2011年11月18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津通公司与天津金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栋公司）签订津南长2002-022号地块《天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合同，约定将2002-022号地块《天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方由津通公司调整为金栋公司，并约定若该宗地未于2015年8月31日前竣工，则金栋公司需按日向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交纳违约金。
刘聿、宗勇于2012年5月10日出具了本案一审的民事起诉状和对代理人的授权书。刘聿、宗勇的一审代理人孙华在于2012年5月21日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阐明，一审法院曾于2012年5月21日之前要求其前往法院接受询问，但孙华以“认为没必要”为由拒绝。一审法院于2012年5月21日询问孙华是否就该案争议在（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案中进行抗辩或反诉以节约诉讼费用，并在孙华表明坚持提起独立诉讼后，告知其携带诉讼费前来法院办理立案手续。刘聿、宗勇于2012年5月22日缴纳了本案一审诉讼费，一审法院于5月23日予以受理。
刘聿、宗勇的一审代理人于2012年7月4日一审法院开庭时，申请相关人员回避。一审法院当即宣布休庭，并于再次开庭时，告知刘聿、宗勇提出的回避理由不成立，驳回其申请。
以上事实有《股权转让框架合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判决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质证笔录，案涉9.20协议书，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津通公司与金栋公司签订的津南长2002-022号地块《天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合同，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询问笔录，《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结算）》，法庭审理笔录等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9.20协议是否有效；二是本案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
一、关于案涉9.20协议的效力问题
认定9.20协议的效力，最核心的问题是金守红是否有权代表津通公司对外签订协议。津通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是与其全体股东和管理人员相互分离的实体，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刘聿、宗勇依据其与金守红、天津市银翔经济发展中心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合同》，将其持有的津通公司股权转让给金守红，使公司股东、表意机构、公司资产发生了相应的变更，但这并不影响津通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存在。9.20协议是交通集团、津通公司与小客车厂就案涉51号宗地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的拆迁等事宜签署的协议。2002年4月10日，刘聿代表津通公司与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由津通公司受让案涉51号宗地土地使用权，并完成拆迁工作和承担所需费用。刘聿、宗勇与金守红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第2.2.10条约定，拆迁款的支付条件为刘聿、宗勇已“以津通公司的名义”与该地块上的所有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合同。由此可见，承担拆迁工作、签订拆迁合同的主体为津通公司。在9.20协议签署之前，金守红已经取得津通公司全部股权，是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依法进行了工商登记。因此，金守红有权代表津通公司对外签署9.20协议。
刘聿、宗勇主张应由其签订案涉51号宗地上的房屋拆迁协议，实质上是对其与金守红、天津市银翔经济发展中心所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合同》的具体履行方式及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主张，不影响津通公司对外与交通集团、小客车厂所签署的9.20协议的效力。津通公司在9.20协议中对拆迁费的约定、对其与小客车厂合作方式、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亦是津通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对外从事的经营活动。刘聿、宗勇未能证明这些经营活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在本案二审过程中，刘聿、宗勇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津通公司自2011年7月以来的法定代表人、资产构成的变动，对外签订津南长2002-022号地块《天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合同等行为侵犯了刘聿、宗勇、小客车厂的合法权益而导致9.20协议应被确认无效。故本院认为，9.20协议是协议各方当事人津通公司、小客车厂、交通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应被确认无效的情形，对刘聿、宗勇请求确认9.20协议无效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经查，刘聿、宗勇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和对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后，一审法院要求其代理人前往法院接受询问，其代理人以“认为没必要”为由拒绝。之后，一审法院建议刘聿、宗勇就该案争议在（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案中进行抗辩或反诉以节约诉讼费用，但其代理人表明坚持提起独立诉讼。在刘聿、宗勇缴纳本案一审诉讼费后，一审法院于次日即予以受理。刘聿、宗勇的代理人于一审法院开庭时申请相关人员回避，已由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申请。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和处理刘聿、宗勇对相关人员的回避申请并无不当。关于刘聿、宗勇认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0）津高民二初字第0003号案中允许金守红增加诉讼请求、追加被告及未依其申请中止审理而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理。故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聿、宗勇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1800元，由上诉人刘聿、宗勇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邦友
审 判 员 朱海年
代理审判员 林海权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陆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