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汕中法民二终字第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晓涛。
委托代理人魏伟庆，广东潮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汕头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廖思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亮和、蔡瑞洲，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蔡晓涛因与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汕头中心支公司（下称中华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3）汕龙法民三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3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晓涛的委托代理人魏伟庆，被上诉人中华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瑞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0日，蔡晓涛为粤DJ75**号车向中华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三责险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自2012年3月21日零时起至2013年3月20日二十四时止，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赔偿限额为200，000元。蔡晓涛收到了中华保险公司所附的交强险及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保险条款。
2012年7月26日，蔡晓涛为上述车辆向中华保险公司增加投保了车损险、车损险不计免赔险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2年7月27日零时起直至保险期满。蔡晓涛在办理加保时，中华保险公司没有附车损险、车损险不计免赔险等加保险种的保险条款。
第三者商业责任险条款第四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第五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六）项，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
2012年9月29日，蔡晓涛驾驶粤DJ75**号车途经溪西山头村路口路段，碰撞同向在前唐坤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造成唐坤明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蔡晓涛驾驶粤DJ75**号车驶离现场。2012年10月29日，蔡晓涛到惠来交警大队投案自首。2012年10月30日，蔡晓涛向中华保险公司报险。
2012年11月1日，惠来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蔡晓涛在发生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蔡晓涛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唐坤明无责任。之后，蔡晓涛与唐坤明家属在交警部门的主持下达成了损害赔偿调解书，蔡晓涛已按该调解书一次性赔偿了唐坤明死亡补偿金、埋葬费、精神抚慰金等195000元。
蔡晓涛的粤DJ75**号车因本次事故造成前保险杠骨架支架、前保险杠内衬、前大灯、前门壳、前叶子板等零部件的损坏，车辆配件费、维修工料费共18387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蔡晓涛向中华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三责险不计免赔等保险，双方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双方必须依法依约履行。
蔡晓涛、中华保险公司双方对惠来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立即停车、保护现场、立即抢救受伤人员、报警等，是蔡晓涛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本案被保险车辆受损程度、唐坤明的死亡以及蔡晓涛自首等情况，可以看出蔡晓涛明知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蔡晓涛没有采取立即停车、抢救唐坤明、保护现场、报警、报险、配合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原因的调查、接受交警部门对酒驾或吸毒驾车的调查等处置方式，而是驾车逃离了现场，导致事故现场变动，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以及被保险车辆和唐坤明伤亡的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蔡晓涛肇事逃逸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保险公司关于蔡晓涛故意的逃逸行为是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行为、且有驾驶员酒后调包的可能等抗辩意见，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中华保险公司车损保险条款没有送达蔡晓涛，该条款对蔡晓涛不产生效力，应依照无约定按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处理。蔡晓涛关于判令中华保险公司赔付损失103387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蔡晓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0元，由蔡晓涛负担。
上诉人蔡晓涛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以蔡晓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驳回蔡晓涛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是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通知义务，该条规定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末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没有规定及时通知的时间，而蔡晓涛投案后向中华保险公司报了案。本案没有存在因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情况。惠来交警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认定了交通事故的责任。在公安交警部门调解下，按照法律规定赔偿标准，蔡晓涛与受害人家属达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蔡晓涛的事故车辆经中华保险公司确认维修费总金额18387元。由此可见，本案不存在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问题，上述问题都有明确的依据，因此不属《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华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的情况。特别是蔡晓涛的车辆损失是经过中华保险公司确认的，更不存在这个问题。另外，一审判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中华保险公司提出“有驾驶员酒后调包的可能”的抗辩意见理由成立，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原则，十分不严谨。
（二）一审判决认定蔡晓涛投保的车损保险条款中华保险公司没有送达蔡晓涛，并因此判决不赔偿，完全是不公平的。蔡晓涛投保车辆损失险，因为中华保险公司的失职，没有将保险条款送给蔡晓涛，这是中华保险公司的责任，蔡晓涛并没有过错，蔡晓涛也依约交纳了保险费，车辆损失也经过中华保险公司的确认，因此即使是没有保险条款，中华保险公司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然中华保险公司可以收取保险费，却不承担保险责任，这是权利义务不对等，违背公平原则，一审的判决完全不合理。
（三）中华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蔡晓涛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属“责任免除”范围，所以不予赔偿，因此本案的根本问题是中华保险公司是否对格式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是否产生效力，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中华保险公司对责任免除条款已依法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因此这些条款不对蔡晓涛产生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故意回避这个问题，明显偏袒中华保险公司。1、蔡晓涛2012年7月26日加保车辆损失险等险种时，中华保险公司并没有附送保险格式条款，即中华保险公司在开庭时所提供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更不存在向蔡晓涛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提示、明确说明，因此该格式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华保险公司不能据此拒绝赔偿。2、在蔡晓涛投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中华保险公司提供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该条款采用格式条款的形式，规定了免除中华保险公司责任的情形，其中包括“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条款，但该条款对蔡晓涛不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该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在本案中，从中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保险条款中可以看出，责任免除相应的条款字体与其他条款的字体大小相同，虽使用黑体字，但除责任免除条款使用黑体字外，格式条款中的其他条款，比如保险责任、保险期间、保险人义务等等都大量使用黑体字，所以责任免除条款并不醒目，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中华保险公司没有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它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因此中华保险公司没有履行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从中华保险公司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华保险公司有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说明，因此中华保险公司也没有履行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由于中华保险公司没有履行提示说明的义务，致使蔡晓涛不清楚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将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因此出于害怕，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蔡晓涛的行为与中华保险公司没有履行提示、说明的义务是有因果关系的。正是由于可能出现这个情况，法律才明确强调保险公司应尽的提示、说明义务，并强调保险公司不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目的是促使保险公司履行义务，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由于中华保险公司对于责任免除条款未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华保险公司应在蔡晓涛投保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中华保险公司应按蔡晓涛的诉讼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驳回蔡晓涛的诉讼请求，完全违背法律规定。
（四）本案即使存在交通事故逃离情形的，中华保险公司也应当在商业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现在各保险公司的条款都规定交通事故后逃离事故现场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公司的条款属格式条款，偏向于保护自身利益，逃离行为与保险公司的理赔并无必然的关联性，而逃离只会加重逃离者刑事上的惩罚，对保险公司本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并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加重或减轻。被保险人买了保险却得不到理赔，受害人也可能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基于此，保险公司的该免责条款于法于理于情都是不适当的。出现逃离行为无非就是当事人想逃避法律责任，但有时并非完全如此，如果车辆已买了保险的情况下，所有责任已转嫁由保险公司承担，当事人据此没必要逃避什么赔偿责任，而逃避的发生有时是当事人为了躲避他人的人身攻击，或者由于害怕，出于本能，就本案中的司机逃离是因为怕遭到殴打及害怕，出于本能而逃走，而就因为司机怕被打及害怕，出于本能而逃走，被保险人因此不能向保险公司索赔了，这是有违保险法立法目的的。因此，保险公司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逃离行为有刑法去调整，而保险公司的责任在民事赔偿中不能被免除。在本案中，蔡晓涛已因为逃离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对其行为承担严厉的惩罚，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剥夺其享有的民事权益，中华保险公司不能因此而推卸赔偿责任。如蔡晓涛得到赔偿，则能体现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即法律公平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会因犯了罪，违了法，而对其民事权利的保护就有所区别。本案蔡晓涛知错就改，投案自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刑事处理上也得到法院的从宽处理。法院也应依法保护蔡晓涛合法的民事权益。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回避本案的关键问题，明显偏袒一方当事人，是错误的判决，故上诉请求：一、撤销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3）汕龙法民三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二、判令中华保险公司赔付蔡晓涛赔偿第三者唐坤明死亡补偿金、埋葬费、精神抚慰金等85000元及蔡晓涛车辆损失18387元。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华保险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中华保险公司在答辩期限内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开庭时当庭答辩称：对车辆定损是中华保险公司尽到损失确定的义务，并不作为理赔的依据。而蔡晓涛故意逃逸行为是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行为，导致事故现场的变动，导致损失程度难以确定，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蔡晓涛的逃逸行为是属于保险合同的免责范围，不属赔偿范围，故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除本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部分内容有误外，其他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的“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内容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条款第六条“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六）项的内容，原审法院认定为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项的内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另查明：广东省惠来县人民法院（2013）揭惠法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蔡晓涛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且肇事后逃逸，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蔡晓涛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缓刑三年。
还查明：中华保险公司已在机动车交通强制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蔡晓涛保险金11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蔡晓涛向中华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有效。经综合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中华保险公司是否因蔡晓涛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逃逸行为而免予承担赔偿蔡晓涛第三者责任险及车辆损失险保险金的义务。
关于中华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本案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的问题。按本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的约定，蔡晓涛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中华保险公司不承担第三者责任险项下的赔偿责任。上述条款属保险合同责任免除部分项下内容，字体加黑加粗，有别于其他条款的字体，且保险合同条款首部也以黑体字提醒被保险人对合同条款字体加粗部分条款进行阅读，应视为中华保险公司对该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华保险公司有对上述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但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是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蔡晓涛上诉主张该条款不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中华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本案车辆损失险保险金的问题。因中华保险公司没有将本案车辆损失险保险条款送达蔡晓涛，保险合同中关于中华保险公司免责部分的约定对蔡晓涛不发生法律效力。但车辆损失险属财产保险合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关于被保险人可直接向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或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全额赔偿后，可在第三者责任范围内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规定，对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中华保险公司仅应对属蔡晓涛责任部分实际承担赔偿责任，属其他相关责任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不由中华保险公司最终承担。但蔡晓涛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既没有及时报警，也没有及时通知中华保险公司，并因其逃逸行为被交警部门依法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各方原本应负的责任无法查清认定，继而造成中华保险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实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也无法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原审判决中华保险公司不承担车损赔偿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另，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交通事故发生时，粤DJ75**号车驾驶人有酒后驾车行为，故中华保险公司主张本案存有驾驶员酒后调包可能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蔡晓涛交通事故后逃逸事实清楚，判决驳回蔡晓涛诉讼请求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蔡晓涛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70元，由上诉人蔡晓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珣
审判员 姚瑞标
审判员 郑健扬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林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