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2民初1446号
原告：钟伟强，男，汉族，1966年5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叶松盛，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展锋，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告：刘汉强，男，汉族，1981年6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被告：吴兰芳，女，汉族，1982年7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告钟伟强诉被告刘汉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原告钟伟强的申请，追加吴兰芳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郑伟乐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依法转换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长郑伟乐、人民陪审员刘绮琪、人民陪审员叶沛良组成合议庭，先后于2016年4月7日、2016年4月28日、2016年6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伟强的委托代理人叶松盛，被告刘汉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吴兰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伟强诉称：2015年1月13日，刘汉强向钟伟强出具《借条》，约定：刘汉强借到钟伟强现金150,000元，利息每月按6‰计算，定于2015年1月20日归还。《借条》签订后当日，钟伟强向刘汉强以现金方式交付150,000元。此后刘汉强未按照《借条》的约定还本付息。上述借款到期后，钟伟强多次向刘汉强催讨借款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钟伟强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刘汉强归还借款15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月13日按月利率6%计算，暂计至2016年1月25日共377天利息为11,16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汉强承担。本案追加吴兰芳作为本案的被告后，钟伟强诉请吴兰芳对上述诉讼请求第1项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刘汉强辩称：刘汉强跟吴兰芳是夫妻关系。刘汉强确实拿了钟伟强150,000元，但该150,000元不是借款，是刘汉强帮钟伟强办理税收的事情所得的费用，提交的录音可以证明钟伟强承诺会给刘汉强2,000,000元，包含钟伟强起诉的该150,000元，钟伟强尚欠刘汉强1,850,000元未付。
被告吴兰芳没有提出答辩意见，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及提出任何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钟伟强系东莞市中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汉强与吴兰芳系夫妻关系，于2003年8月4日登记结婚。
2015年1月13日，刘汉强向钟伟强出具一张借条，写明刘汉强借到钟伟强现金150,000元，于2015年1月20日归还，利息每月按6厘计算。
钟伟强主张经过其老表熊志登的介绍认识刘汉强，刘汉强提出资金周转困难而向钟伟强借款，故于2015年1月13日在“中明酒店”内借款150,000元给刘汉强，刘汉强出具了上述借条，当时现场共有四人，分别是钟伟强、钟伟强的妻子宋新莲、熊志登及刘汉强。
刘汉强确认收到钟伟强支付的款项150,000元，但主张该款项并非借款，而是钟伟强委托刘汉强办理“中明酒店”被税务机关罚款事项而预先支付的费用，钟伟强曾承诺委托办理完成税务事项后共支付2,000,000元给刘汉强。
刘汉强就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申请报告、钟伟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商铺租赁合同、手机短信记录、通话录音等。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载明东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4年7月17日向中明公司发出该通知，以中明公司未能提供20112013年度的有关纳税资料为由限期中明公司改正。申请报告载明中明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提出申请，以公司停止经营、经济困难为由提出难以上缴欠缴的税款，请求适当处理补税事项。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为中明公司相关登记及房产资料，显示中明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物业租赁、卡拉OK歌舞厅。商铺租赁合同为中明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显示中明公司将位于东莞市中堂镇新兴路1号中明酒店娱乐城出租给案外人经营使用。上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申请报告、钟伟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商铺租赁合同等证据均是通过手机号码189××××3933的短信发送到刘汉强号码135××××0908的手机。手机短信记录是手机号码189××××3933发送给刘汉强的短信，内容提及中明公司之前的经营过程及地税部门要求补交税的情况，以及中明公司的主体登记信息、税务登记号信息等。通话录音，系刘汉强与手机号码189××××3933之间的通话情况，双方谈及办妥税务事项最后应支付报酬2,000,000元，该报酬包括之前已经支付的150,000元，其中还谈及办税时是否需要提交房地产权证等事宜。
钟伟强认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申请报告、钟伟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商铺租赁合同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短信记录、通话录音不是钟会强与刘汉强之间的往来，没有谈及案涉150,000元借款，与本案无关。
针对刘汉强的辩解意见，钟伟强补充提交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缴税付款凭证，拟证明中明公司被追缴的税款总额为2,200,000多元，说明钟伟强不可能委托刘汉强处理该税款事务而承诺支付2,000,000元给刘汉强作为报酬，该税务事宜系由钟伟强自行处理。税务处理决定书由东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5年11月23日向中明公司发出，要求中明公司补缴税费及滞纳金共计2,220,325.44元。缴税付款凭证显示中明公司于2015年12月缴纳了税费共2,515,292.2元。刘汉强主张正是由于钟伟强委托其办理该税务事宜，才使中明公司在2013年被处罚的税款，直到2015年才进行缴纳。
另外，钟伟强确认手机号码189××××3933系其妻子宋新莲使用，但主张其对短信、通话以及通过短信发送的照片并不清楚。至于刘汉强为什么会持有涉及中明公司涉税资料，如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申请报告、税务登记证以及主体登记等信息资料，如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商铺租赁合同等，钟伟强表示刘汉强与其老表熊志登一起合作承租钟伟强的房产，钟伟强对于客户一般会提供合同给客户看看，该资料是提供给熊志登。
经本院释明，钟伟强坚持主张案涉款项150,000元属于借款，对其诉讼请求没有变更。
上述事实，有钟伟强提供的借条、人口信息查询表、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税务处理决定书、缴税付款凭证，刘汉强提供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申请报告、钟伟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商铺租赁合同、手机短信记录、通话录音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刘汉强确认收到钟伟强交付的款项150,000元，本院予以认定。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案涉150,000元款项的性质，是否属于钟伟强主张的借款。
本案中，钟伟强以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提起诉讼，并提供借条予以佐证，初步证明双方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案涉150,000元属于借款。刘汉强对此提出反驳意见，应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并非基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而发生。从刘汉强的举证情况来看，本院认定案涉150,000元款项不属于借款，理由是：首先，刘汉强提供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申请报告、钟伟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商铺租赁合同等证据，虽然是复印件，但显示系从189××××3933的手机号码发送给刘汉强，与短信记录、通话录音显示的手机号码系同一号码，即系同一联系人，而钟伟强确认手机号码189××××3933系其妻子宋新莲使用，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通过以上证据可以看出，在刘汉强出具借条、收取150,000元款项时，钟伟强的妻子宋新莲当时就在现场，而在借条出具的前后，宋新莲一直就有关涉税事宜与刘汉强进行沟通，在通话录音中又明确提及150,000元款项及办妥税务事宜的报酬问题，表明案涉的款项150,000元与办税事项存在明显关联，该事实与刘汉强的辩解意见相符。钟伟强主张其不清楚其妻子宋新莲为何与刘汉强谈及该税务问题，过于牵强，本院难以采信。其次，根据钟伟强的陈述，其与刘汉强并不熟识，双方系经过钟伟强的老表熊志登介绍，且刘汉强还向其提出了借款，在此情况下，钟伟强对刘汉强并不了解，钟伟强作为出借人并无需向刘汉强出示身份资料或公司材料。刘汉强提供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申请报告、钟伟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商铺租赁合同等该些证据，涉及钟伟强的个人身份资料、钟伟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明公司的一些不对外公开的信息，而钟伟强对于刘汉强取得上述资料的方式及原因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钟伟强提供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缴税付款凭证，亦只能说明其最终缴税的情况，不能解释刘汉强为何持有上述资料及与案涉款项的关系。因此，刘汉强的举证足以令人确信案涉150,000元并非基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而发生，钟伟强诉请返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且经本院释明，钟伟强亦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故对钟伟强的诉请，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钟伟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524元，由原告钟伟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伟乐
人民陪审员 刘绮琪
人民陪审员 叶沛良
二Ο二Ο一六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黄艳勋
钟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