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6民初2298号
原告：薛绍兴，男，197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强，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强，天津君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大港汽车配件弹簧厂，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中塘镇薛卫台村。
法定代表人：王恩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平，天津鹏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明洁，天津悟通律师事务所�师。
原告薛绍兴与被告天津市大港汽车配件弹簧厂（以下简称大港弹簧厂）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2016）津0116民初1070号民事判决。原告薛绍兴不服该民事判决，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2017）津02民终723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重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9月22日、2017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绍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强、徐国强，被告大港弹簧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平、安明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薛绍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身份；2、本案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被告职工。1998年5月，原告出资15000元入股至被告处。原告在被告公司章�上被记载为原始股东，被载入被告公司股东名册，该足以证实原告的股东身份。故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大港弹簧厂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虽然原告投入股金15000元，但在2003年10月已自愿退出，股份均已被企业收购。2016年3月15日与原告通过劳动仲裁解除了劳动合同，原告不是被告职工。原告不存在出资，也不是被告职工，不具备股东条件。工商登记中原告是被告股东，系因2003年10月原告退股，其所持股份被企业收购后，无人受让该股份，由企业代持，故未变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被告工商登记档案文件（营业执照、出资人协议书、企业章程、原始股东名单、原始全体股东名册及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增资后注册资�及实收资金变更前后对照表等）、被告股东会议决议、章程修正案以及全体股东签名页（2008年1月15日）、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998年企业章程、1998年原告入股收据一份、工商登记股东名册一张、企业留存股东名册一张、仲裁裁决书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当事人真实性无异议的企业出售合同书、张孟新的工资存折、案外人刘国新、吴长起、刘金良诉本案被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庭审笔录（2017年3月15日）、原告诉本案被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庭审笔录（2016年6月14日）、被告发放工资明细表、津政发【1997】7号文件、津政发【1998】28号文件、津港党办发【1997】22号文件、1998年股息分配表、1999年股息分配表、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薛卫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于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如�：
1、原告提交的沟通内容，用以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恩槐认可1998年入股的原始股东到2015年仍具备股东身份。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沟通内容属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本院认为该沟通内容涉及的相关证人有被告原始股东刘某1出庭，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该沟通内容涉及的其他证人未出庭对相关情况予以说明，该沟通内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原告所拟证事实存在的证据，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2、原告提交的谈话录音光盘，用以证明谈话人王立林称，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恩槐有保持原告原始股的想法。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谈话录音内容不连贯、不清晰，谈话人未取得王恩槐授权，不能证实原告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涉及的谈话人王立林未出庭对相关情况予以说明，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3、原告提交的赵洪梅、刘某1此前的出庭证言，用以证明2003年所领取的系分红款，2003年后原告仍系被告股东，2004年、2005年被告企业存在股东与非股东工资额差50元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赵洪梅、刘某1均系被告原始股东，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4、原告提交的证人刘某2书面证言，用以证明98年改制后当年向股东发放了分红款，金额为个人出资20%；提交了李宝奎的书面证言，用以证明2011年，王恩槐称“有大伙的股份就有你的股份”。对上述证据被告提出异议，认为证人未出庭，内容不具有真实性。本院认为，该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据不予认定。
5、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刘某1、汪某证言，用以证明1998年被告分红，金额为入股金额的20%，1999年至2003年分红于2003年一次性发放，金额为入股金额100%(20%/每年)，2004年、2005年时，股东与非股东职工工资额每月相差50元。被告对上述证言提出异议，认为证人刘某1具有利害关系，证人汪某参加过原审旁听。本院认为，证人刘某1系被告原始股东，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证人汪某参加过原审旁听，不符合本案的证人条件，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
6、原告提交的原始股东签名页，用以证明与原告同为被告原始职工股东的200余人亦主张被告股东身份。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应各自通过法律程序主张权利。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7、原告提交的被告用以发放1998年分红的制式表格，用以证明1998年发放分红款的原始表格，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表格无领款人签字，无分红记载，无制表人出庭予以说明。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
8、原告提交的被告简况及所附配套厂家名录（含照片），用以证明被告2002年至2004年产品销售额情况，此期间被告效益良好。被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系打印件，不能证明系从被告企业取得，对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打印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9、被告提交的原告等213名股东领取退股款登记表4张、支票存根3张、2003年10月20日记账凭证31张，用以证明2003年原告从被告处领取了股本金，被告收购了213名职工股份。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系被告单方记载。但原告对此未提交反驳证据，且该证据系原始领款记载、原始记账凭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10、被告提交的2002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用以证明原告转让股份前被告负债经营，在2003年并无2000多万元的税后利润对股东分红。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否认原告主张的分红事实，也不能肯定退股事实，即使缺乏足够利润，进行分红在现实中并不鲜见，该表未经权威部门审计，对其客观性存疑。对该证据原告未提交反驳证据，且该证据系原始报表，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11、被告提交的借款借据、贷款借据，用以证明被告因经营困难从银行贷款支付股份收购款。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对真实性不确定，且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实贷款目的及日后实际用途就是向职工规定发放退股款。该证据系银行出具的借款借据及贷款借据，本院对其予以认定。
12、被告提交的2016年4月8日和2016年6月14日开庭笔录中的证人孙福禄等人出庭作证证言，用以证明2003年原告从被告处领取了1998年入股的股本金。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上述证人系被告职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对于上述证言，因证人系被告职工，与被告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认定。
13、被告提交的张汉琴入股名单1张、2002年3月18日领取退股款凭证1张，用以证明张汉琴退股事实，张汉琴退股时领取的股本金与入股股本金相同，原告所称2003年对全体股东按照每年20%的标准一次性分配五年的红利不真实。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张汉琴并非本案当事人，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原告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14、被告提交的本院（2016）津0116民初1327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证人刘某1与本案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15、被告提交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薛卫台村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刘某1不具有在原告提交的沟通内容�签字的资格，该沟通内容性质属证人证言。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情况说明涉及的证人未出庭作证，不具有合法性。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被告大港弹簧厂原系集体企业,1998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为5200000元。改制时，包括原告在内的263名职工经出资均成为被告大港弹簧厂股东。其中，原告出资人民币15000元。
2002年3月18日案外人张汉琴从被告处领取了退股款。2002年12月31日被告大港弹簧厂资产负债表记载：资产期末数为35420398.21元，流动负债合计期末数为24373165.59元，长期负债合计1810000元。2002年被告大港弹簧厂负债率约为74%。2003年，被告大港弹簧厂存在向银行借款，金额为4600000元。借款后同年，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从被告处领取共计4185000元，原告领取15000�。对此款，原告主张系分红款，被告大港弹簧厂主张系退股款。记账凭证记载：摘要为退股，明细科目为个人资本金。在被告大港弹簧厂工商登记材料中，原告至今仍登记为股东。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从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商业银行中塘支行调取被告大港弹簧厂2004年4月至12月代发工资明细表，用以证明2003年分红后，2004年被告企业实行股东与非股东职工每月相差50元钱的事实。本院依原告申请，从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商业银行中塘支行调取了该明细表,该明细表载明2004年4月至12月期间被告职工工资发放情况，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针对该明细表作出了补充说明，该明细表本身并不直接证实原告所拟证事实。
另查明，1998年5月15日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薛卫台村（甲方）与大港弹簧厂（乙方）签署的《企业出售合同书�，第二条第1项约定，“甲方根据乙方一九九七年年终所有权益1040万元，乙方创建企业多年对甲方有重大贡献，甲方愿意把所有者权益的20%即：208万元量化给乙方的全体职工作为量化股，该量化股由乙方根据职务和贡献大小向下分配。”被告大港弹簧厂的企业章程及股东名册中对于量化股无记载。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2003年原告从被告处所领取的与入股金相同数额款项的性质及工商登记是否可以佐证原告具有被告股东身份问题。
对于2003年原告从被告处所领取的与入股金相同数额款项的性质问题，本案中，2002年12月31日被告资产负债表证实2002年被告负债率约为74%，被告提交的借款借据证实2003年被告存在向银行借款，金额为4600000元。可见，2003年被告是负债经营、亏损状态，并不具备发放股金分红条件。且，案外人张汉琴领取退股款凭证证实2002年3月18日张汉琴从被告处领取了退股款，被告存在股东退股事实。被告提交的记账凭证及支票存根，对退原告股金事实也已记载。原告称1998年至2003年每年分红20%，到2003年分红100%，但并未举证证实2003年被告盈余情况。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既不能直接认定2003年原告所领取款项为分红款，也不能认定2003年被告系盈余状态，更不能认定被告盈余已达到可按股金年20%分红，分红五年，分红达股金100%的分红标准，可按该比例分红。故原告2003年从被告处所领取的与入股金相同数额款项，应认定为退股款。据此，不应认定原告为被告股东。
对于工商登记是否可以佐证原告具有被告股东身份问题，本案中，股东与企业的关系属于内部关系，认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资格时，应综合考量是否有出资行为，是否具有职工身份等因素。企业�东发生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事项并非无效，而仅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工商登记不具有设权的效力，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法定条件。因此，原告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并不能证明其仍具有被告股东资格。
此外，对于量化股问题，《大港区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津港党办发（1994）19号）第二章第二.（二）条规定，“企业自身积累形成的存量资产，归原投资者所有。在改制时可以职工贡献多少、工龄长短、技能高低、责任大小等因素适当量化一定比例给职工个人。量化股只享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继承权、转让权。”《关于〈大港区乡镇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津港党办发（1997）2号）第一.（一）.3条规定，“对企业规模较大，而职工参股比例又较低的企业，允许划出一部分净资产量化给职工。具体量化比例视资�增值大小和企业实际确定。量化股必须与职工的现金投资股结合起来，一般保持1：2的比例。量化股人在股在，人走股消。”《关于城市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津政发【1997】7号）第三.（三）条规定，“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存量集体资产折为集体股。对集体股，可划出不超过60%的股份，按工龄长短、贡献和责任大小量化给职工。量化给职工的股份，只享受分红权，不能提取、继承、馈赠和转让。免税形成的资产不能量化。”原告提交本院的《企业出售合同书》显示，被告企业被出售时，出售单位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薛卫台村作为甲方、被告企业作为乙方，双方约定：“甲方根据乙方一九九七年年终所有者权益1040万元，乙方创建企业多年对甲方有重大贡献，甲方愿意把所有者权益的20%即208万元量化给乙方的全体干部职工作为量化股，该量化股由乙方根据职务和贡献大小向下分配。”据此，原告在退股之前应享有量化股权益。
综上，原告请求确认其大港弹簧厂的股东资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无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薛绍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薛绍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瑞凯
代理审判员 孙 洁
人民陪审员 张永芝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记员田甜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