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南法民重字第13号
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艺姝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金塘街48号蔡屋围丽晶大厦（南座）1206室，组织机构代码58156601X。
法定代表人：董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龙，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宇乐乐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6号中宇大厦26层260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88990416L。
法定代表人：高晓曦。
委托代理人：李风华，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秀梅，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市艺姝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宇乐乐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演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作出（2014）深南法民二初字第305号民事裁定,以双方当事人对仲裁的事项已有明确约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209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本院于2015年5月13日重新立案，被告于2015年6月15日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并合并审理，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7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龙，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风华、袁秀梅到庭参加了诉讼。开庭后本院并于2016年5月25日、2016年7月25日两次补充质证。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7月3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就举办许茹芸“2013世界巡回演唱会-
深圳站”之事宜签署《合约书》，约定“乙方需保证该艺人于演出前三个月内与演出后一个月内，将不再参加于该地区（深圳）所举行之任何公开性演唱活动。”在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据《合约书》开展了一切筹备活动，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及物力，为此次演唱会造势，包括演唱会的申请审批、新闻发布会、广告宣传、演出场地的设置、工作人员的安排等等，先后花费320余万元。就在原告兢兢业业、不辞辛劳为举办演唱会而奔波的时候，被告及许茹芸却于2013年11月15日在深圳参加深圳卫视“年代秀”节目的录制，许茹芸在节目中演唱两首歌曲《泪海》、《Iwannabelovedbyyou》，该节目于2013年11月29日21时20分在深圳卫视频道播出。得知被告及许茹芸参与“年代秀”的节目后，原告与被告进行交涉，但被告以“参加节目是为演唱会造势”为由，对原告仅仅表示口头道歉。一个月后，2013年12月30日，演唱会举办之日，原告再次与被告协商，要求停止支付原约定款项，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但被告及许茹芸竟然以拒绝演出为手段要挟原告。此时，数千张演出门票早已送出，同时也出售了部分门票，如果不按时演出，势必将引起数千人的抗议，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演唱会的顺利进行，原告不得不委曲求全，不但未能获得被告的任何赔偿，还按照原约定继续支付相关款项给被告。被告在深圳公开演出的时间距离演唱会演出仅一个月，该行为明显违反了约定，直接导致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扣除票房收入费用后共计损失2721759元。《合约书》第六章第9条约定：“……违约方需赔偿予另一方，并负担由于违约给对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且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合约。”为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全部经济损失2721759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一、对案件实质的澄清。本案的实质是原告资金链断裂、对演唱会投入不足导致票房不理想，却罔顾事实、捏造理由，意图向被告转嫁损失。原告先是一再迟延支付演出款，又在拖欠演出款项尾款和被告垫付的演唱会嘉宾及随行人员费用的情况下，最终利用艺人对名誉和社会影响的重视来胁迫、绑架艺人完成演唱会。在艺人如期完成演唱会后，原告不顾被告仍未收到全部尾款及垫付费用的事实，居然以所谓违约为借口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原告的行为显然是不诚信的。二、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赔偿原告所谓损失。艺人参加《年代秀》不属于《合约书》中约定禁止的“公开性演唱活动”。根据合同解释的规则，从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方面来看，《合约书》中的“公开性演唱活动”不包括为宣传演唱会而参加电视节目并演唱歌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对合同解释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合同目的来看，《合约书》中意图禁止的演唱活动仅指与2013年12月30日演唱会构成竞争关系或造成负面影响的售票、收取报酬的演唱活动。从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来看，艺人上电视节目做宣传是一个普遍的市场行为，双方对此都是了解并熟知的。三、原告对艺人参加《年代秀》是知情并认可的。即使参加《年代秀》属于合同中约定的“公开性演唱活动”，双方也已经通过行为变更了演唱会前三个月及后一个月禁止参加“公开性演唱活动”的约定。《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对艺人参加《年代秀》的具体安排，被告事先知会并获得了原告的同意，也就是说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合约书》中禁止“公开性演唱活动”的约定。四、艺人参加《年代秀》与原告所谓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艺人参加《年代秀》对演唱会有积极的宣传效果，有利于演唱会票房。即便原告因承办演唱会遭受了损失，该损失也与艺人参加《年代秀》无关。原告主张艺人参加《年代秀》导致其遭受损失，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应提供相应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谓损失与艺人参加《年代秀》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原告拖欠演出款项及艺人团队相关费用构成违约。根据《合约书》第六章第5条，原告拖欠演出款项及演唱会嘉宾及随行人员相关费用构成违约，原告应向宇乐乐公司支付拖欠的演出款和费用，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
被告提出反诉称：一、原告向被告支付剩余的演出款99317.40元。被告与原告于2013年7月31日在北京签署了《合约书》，就注明歌手许茹芸在深圳举办演唱会事宜进行了约定，规定：“甲方（原告）同意支付给乙方（被告）本合约演唱会之费用为1200000元整。甲方应于约定时间内支付乙方指定账户。”可是，时至今日，原告仍未支付剩余的演出款99317.40元。原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法院应判令原告向被告支付该剩余演出款。二、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被告垫付的演唱会嘉宾及随行人员的交通费等费用，共计139200元。根据《合约书》约定：“甲方（原告）应依本合约第五章费用部分之规定负责支付乙方（被告）酬劳。甲乙双方同意若另聘请艺人（双方协议）为本演唱会之特别神秘来宾，甲方将负责支付特别神秘来宾与其随行人员之食宿、往返机票费……”。因此，原告理应对本次演唱会中的嘉宾吴克群、张韶涵及随行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进行支付。由于原告在演唱会后仍未支付该费用，被告不得已垫付了该费用，共计139200元。三、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违约金，暂计至2015年6月30日的违约金为395578.38元。根据《合约书》规定：“甲乙双方一旦签约，甲方（原告）即有义务按合约规定时间内支付费用予乙方（被告）。如甲方未按本合约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支付费用，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按照未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因此，原告不予支付演出款及演唱会嘉宾和随行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就未支付演出款，自2013年12月17日（演唱会前十个工作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6月30日的违约金为167151.18元；就未付嘉宾和随行人员的费用，自2013年12月31日（演唱会次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6月30日的违约金为228427.20元。两项共计395578.38元。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告不履行《合约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向被告支付演出款、演唱会嘉宾及随行人员交通等费用，并以违约金的形式赔偿被告的损失。综上，被告的反诉请求为：1、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剩余演出款项28万元；2、请求判令原告支付滞纳金3万元（暂计）。后被告将反诉请求变更为：1、判令原告支付演出款99317.40元；2、判令原告支付演唱会嘉宾及随行人员费用139200元；3、判令原告支付违约金，按未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至给付之日止（未付演出款违约金自2013年12月17日起计算、未付演唱会嘉宾及随行人员费用违约金自2013年12月31日起计算），暂计至2015年6月30日的违约金为395578.38元；4、原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被告反诉，原告答辩称：变更反诉请求法院不应当受理，因为是举证期限之后提交的，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以不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答辩。对之前收到的诉状进行答辩：1、原告方分别于2013年9月9日、2013年11月21日向被告分别支付36万元，共计72万元演出款。对于余款48万元，原、被告双方在演唱会当日2013年12月30日在多方调解下已达成一致意见，由大麦网将演唱会门票款直接支付给被告，以用于给付尾款。2、对于被告陈述原告欠28万元演出款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署了《合约书》，就举办许茹芸“2013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合约书主要内容为：
1、演出日期为2013年12月30日。
2、合约期间为自合约书签署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止。
3、演唱会舞台制作所有费用由原告负责，宣传海报相关平面设计图由被告提供，制作费用由原告承担。
4、甲方（原告）应以合约第五章费用部分之规定负责支付乙方（被告）酬劳，甲乙双方同意若另聘请艺人（双方协议）为演唱会之特别神秘嘉宾，甲方将负责支付特别神秘来宾与其随行人员食宿、往返机票费用。甲方负责负担演唱会场地的定金及租金……甲方依合约第三章约定负担演唱会与演唱会宣传活动乙方工作人员、艺人、特别来宾及节目制作所需工作人员之交通、食宿费用。
5、乙方责任：乙方负责演唱会全部工作人员机票、交通费用（不含宣传期间艺人团队机票以及市内交通用车），乙方同意协调艺人参加因演唱会所需造势记者会（包括在举办城市参加乙方为宣传演唱会之目的而安排的媒体通知等）。
6、甲方应负责负担演唱会所有费用及相关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行政支出、违约罚款，演出当地所产生所有税款及是次演唱会因演出而需支付一切音乐版权费用等。
7、甲方同意支付给乙方演唱会费用人民币1200000元整（税后实拿），不含发票。甲方应于约定时间内支付乙方指定账户。
8、甲方需负担所有的银行手续费和汇款费用，付款方式为：双方签约后十个工作日，支付演唱会费用30%，计金额为36万元整。演唱会发布前三个工作日（不可晚于年月日），支付本合约演唱会费用30%，计金额人民币36万元整。演唱会举办前十个工作日，支付演唱会费用40%，小计金额为人民币48万元整。
9、双方一旦签约，甲方即有义务按照规定时间内支付费用予乙方，如甲方未能按照合约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支付费用，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按照未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迟延十个工作日以上的，乙方有权取消甲方的举办资格并没收已收到之款项并追究一方的违约责任，在一切情况下，乙方所收之所有款项不用退回，乙方且保留追究本合约其余所欠之款项。
10、甲乙双方均应遵守合约的各项规定，倘若合约任一方当事人违反合约规定而产生纠纷，若无法协商，则违约方需赔偿予另一方，并负担由于违约给对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且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合约。
11、本合约协议包括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任何修改以书面形式并经双方实施方为有效，及其他合同内容。
后原告出具一份委托书，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内容为：根据甲方与北京红马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的合约代理2013年12月30日许茹芸STARS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的所有票务款。现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为我公司接手全部票房，就是尚未支付合同款人民币48万元，这个款项可以与乙方直接结算；乙方进行配合，其他方面就和乙方没有关系，乙方也没有更广的权利。如果艺人或其他关系产生了一些额外问题，本协议不约定这些问题，双方可以另订立协议。
原告于2013年9月9日、2013年11月21日分别向被告支付了36万元，共计72万元。2013年12月30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书，就尚未支付的、剩余款项48万元进行了约定，由被告接收全部票房，未支付款项直接与被告结算。
2013年11月15日，许茹芸参加深圳卫视“年代秀”节目，节目中，许茹芸演唱歌曲《泪海》、《Iwannabelovedbyyou》。该节目于2013年11月29日在深圳卫视频道播出。
2013年12月30日，演唱会如期举行。2014年4月24日，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合约书、付款凭证、委托书及账号授权书、同意函、许茹芸在年代秀节目的报道，以证明原告已履行合同付款义务，而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合约书关于支付演唱会费用、嘉宾及随行人员机票等费用的约定。针对付款凭证、委托书及账号授权书、同意函，被告认为该证据证明原告尚有尾款99317.40元未支付。关于许茹芸在年代秀的节目报道，被告认为不属于约定禁止的“公开性演唱活动”，并且原告对许茹芸参加年代秀是知情和认可的，许茹芸参加年代秀是为了宣传演唱会，并取得了不错的宣传效果。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演唱会场地租赁合同、广告发布合同、广告发布监测报告，证明其存在的损失。被告对原告该部分证据不予确认，认为是原告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且许茹芸参加年代秀与被告遭受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认为原告所举证的租赁合同、广告及宣传合同与其在合约书下遭受的损失毫无关联，不能作为其所遭受损失的证据，即使原告确实为上述合同支付了一定价款，该支出也不是原告的损失，只是原告为演唱会做准备工作进行的前期投资。如果票房不理想而出现损失，这属于商业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承办演唱会所有开销的相关证据，有艺人团队交通费用票据、艺人团队住宿费用、场馆舞台搭建费、演唱会验票费等，共花费3271955元，以证明其存在的损失。被告认为原告该部分证据是第三方开具给原告的发票、收据等，被告无法核实真假，且部分证据缺少发票或合同依据。原告遭受的损失与许茹芸参加年代秀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使存在该部分支出，也是原告为演唱会准备工作进行的前期投资，属于商业风险，理应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深圳卫视《年代秀》节目组出具的《情况说明》、许茹芸在《年代秀》中为演唱会做宣传的视频和截图，以证明许茹芸录制《年代秀》节目不属于商业演出行为，旨在宣传演唱会；被告提交了许茹芸对相关情况的陈述，红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被告向红鼓公司发送的《关于许茹芸深圳演唱会可能无法如期举行函》、2013年12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公函《关于许茹芸深圳演唱会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原告知晓许茹芸参加年代秀节目录制并认可，以及原告未按约定支付演出款而与被告发生矛盾的过程。原告对被告的以上证据不予认可。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合约书、原告支付部分演出款的凭证、资金汇划来账凭证、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发票，证明原告尚有演出款99317.40元未支付，以及被告所垫付的演唱会嘉宾及随行人员的机票款等费用139200元和75200元，该部分费用应由原告负担。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其已经付清了所有款项，对嘉宾所产生的费用无法核实真实性，对嘉宾张韶涵及随行人员产生的费用75200元的证据认为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
为查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依法向深圳市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调取了相关证据，主要有许茹芸参加年代秀的演出劳务费用表、发票收据、合同，并依法向原、被告出示。原告对该部分证据予以确认，认为该证据证实了被告违反合约约定，且许茹芸在年代秀收取费用27.5万元。被告认为深圳电视台支付的款项只是填补艺人参加活动所需要的必要成本费用。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快递单、律师函、快递记录，证明2014年1月23日原告曾向被告及涉案艺人许茹芸发送律师函，要求被告赔偿给原告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以庭后需核实真假为由，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举办演唱会前上综艺节目的情况列表，证明艺人在开演唱会之前上电视综艺节目，是普遍采用又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认为不能因其它演唱会以综艺节目推广而否定本案的合同约定。
被告提交了李西平账户收到深圳电视台《年代秀》节目组27.5万元的去向说明、银行流水及收款人证明，证明该27.5万元已经全部覆盖许茹芸参加年代秀节目的成本，被告及许茹芸没有收取报酬。
被告提交了一份天津泰达登台合约，证明许茹芸在2012年出席商业演出不含税酬金已高于27.5万元，且该酬金不包括演出成本费用。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2016年7月25日，本院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补充质证。被告提交了红鼓公司出具的补充《情况说明》，证明许茹芸参加年代秀之前原告已经知晓此事，且未提出异议。被告提交了其垫付的演唱会嘉宾及其随行人员机票款等费用的票据，共计139200元，认为该部分费用应由原告承担。被告提交了许茹芸对相关情况的说明录像，证明原告知晓许茹芸参加年代秀节目的事实，被告还提交了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演艺工作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著名歌手许茹芸女士涉诉问题的说明函》，证明许茹芸参与电视节目录制不属于公开性表演，歌手参加电视节目宣传即将举办的演唱会属于通常的宣传活动，是行业惯常做法，不属于合同禁止的公开性演出。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以下几点:1、本案涉案艺人许茹芸参加年代秀的行为是否属于公开性演唱活动，以及被告是否违约；2、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3、原告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约约定的款项，被告的诉求是否应得到支持。
关于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艺人许茹芸参加深圳卫视《年代秀》节目并演唱歌曲的行为，不属于合约所禁止的“公开性演唱活动”。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演出合同，并约定“乙方（被告）需保证该艺人（许茹芸）于演出前三个月内与演出后一个月内，将不再参加于该地区所举行之任何公开性演唱活动。”从合同签订目的来看，该约定是限制艺人在演唱会举办前后期间举办其他类似性的演唱活动，从而与原告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降低观众的期待性，影响或者可能影响演唱会的预期收益。其次，从许茹芸的行为性质分析，经查看视频，许茹芸参加《年代秀》节目仅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出现，演唱歌曲为部分唱段，虽然“年代秀”节目在深圳卫视播放，满足了“公开性”和“演唱”要件，但联结起来作为整体来看，并不满足整体要件。涉案合约所载明的“公开性演唱活动”具有特定的含义，按照常理，应具有一定规模，并与2013年12月30日许茹芸深圳演唱会票房构成竞争关系的演唱活动。许茹芸参加“年代秀”的性质显然不能认定为合约所约定的“公开性演唱活动”。再次，从实际效果来看，许茹芸所参加《年代秀》为互动性综艺节目，并不属于演唱类型节目，且许茹芸仅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出现，应邀演唱歌曲后，在节目中对演唱会进行了宣传。故被告辩述参加《年代秀》节目具有宣传演唱会的目的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本院认为，许茹芸参加《年代秀》节目的行为并不属于合约所约定的禁止性行为范围，被告不构成违约。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被告不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全部经济损失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并且，原告并不能证明举办演唱会必然盈利或不会存在亏损，即使出现亏损情况应认定为正常的商业风险，其亦无法证明亏损与被告存在必然的联系，所以，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全部经济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约约定的款项，被告的诉求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合约约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款项共计120万元，对第一期和第二期款项共计72万元的支付情况，双方没有争议，所存在争议的是尾款48万元的支付方式及是否支付完毕。关于本部分争议，本院作以下认定：一、根据双方2013年12月30日签订的委托书，就剩余款项48万元进行了约定，原告全权委托被告代为接手全部票房，该部分款项被告与北京红马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直接结算，该部分约定应视为是对原合约书内容变更，并经原、被告双方协议一致，该变更合法有效。二、本案中，原、被告均未提交具有详细内容的结算表，双方对合约尾款支付也没有进一步的补充约定，但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来综合判断,该委托书应认定为是原告、被告经协商一致后将演出合同48万元尾款的一种折价抵扣，从原告的陈述及被告提交的《关于许茹芸深圳演唱会的情况说明》中均有体现，对于不足尾款部分应视为被告作了放弃。虽然被告称最终双方并未达成该一致协议，但从双方的实际行为来看，双方实际执行了该协议。所以，综合以上情况，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尚欠尾款99317.40元未支付，且原告对此也不予确认，本院对于被告要求原告支付尾款99317.40元的诉求不予支持。三、关于邀请嘉宾所产生的费用139200元的问题，根据双方合约约定，演唱会所请嘉宾需经双方协商，并形成书面协议，但本案中并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就邀请嘉宾作了进一步的协商或确定，故原、被告双方并未此事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该部分费用的证据不足，且原告对此也不予确认，本院对被告的此项诉求也不予支持。故，根据本院以上认定的事实，被告又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存在违约行为，本院对被告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深圳市艺姝广告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宇乐乐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受理费28574.07元，由原告深圳市艺姝广告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5070.5元，由被告宇乐乐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素青
审 判 员 林泽荣
代理审判员 王 路
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邢燕芳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