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行终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平，女，195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小康，男，1956年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系张红平之夫。
委托代理人张红平，身份信息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号。
法定代表人柴世民，区长。
委托代理人高德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ＸＸ，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倪小康、张红平诉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城建行政强制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浙01行初170号行政裁定。倪小康、张红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红平暨上诉人倪小康的委托代理人张红平，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高德周、ＸＸ到庭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已经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0月28日，百井坊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因百井坊地块政府储备土地出让前期准备项目建设需要，向市房管局领取了杭房拆许字（2009）第02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在许可证范围内实施拆迁。登记于倪小康、张红平名下的杭州市下城区××单元××室房屋，建筑面积47.25平方米，被列入拆迁范围。因拆迁双方当事人对拆迁补偿安置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市房管局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杭房拆裁下字(2015)第10号拆迁纠纷裁决。倪小康、张红平不服该裁决，诉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03行初00003号行政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倪小康、张红平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2016）浙01行终385号终审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百井坊指挥部系事业单位法人，其举办单位为下城区政府。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原告倪小康、张红平主张下城区政府于2015年9月8日强制拆除其案涉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98号6单元306室房屋。但对该主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下城区政府诉讼中明确表示其未组织实施该行为，且根据原告提供的百井坊指挥部“情况说明”，系百井坊指挥部于2015年9月8日将案涉房屋移交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拆除。《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市、县人民政府设立的具体实施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2009年10月28日，市房管局就“百井坊地块政府储备土地出让前期准备项目建设项目”向百井坊指挥部、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核发杭房拆许字（2009）第02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据此，百井坊指挥部系项目建设单位而非行政机关，其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未有证据证明百井坊指挥部系受下城区政府委托组织房屋拆除，原告仅以下城区政府系百井坊指挥部的举办单位为由，主张由下城区政府承担相应责任，依据不足。关于原告与百井坊指挥部之间就涉案房屋拆除引发的纠纷，可依法通过其他途径救济。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倪小康、张红平的起诉。
倪小康、张红平上诉称：一、原审中，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相关证据材料充分证明以下事实：1、强行拆除该区域房屋过程中，被上诉人的派出机构----
街道办事处及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包括东新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祝敏，天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史梁、党工委副书记金本银，朝晖街道司法所所长竺艺江，区住建局局长赵行光等。上述不同部门联合实施强拆行为。2、由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具体委托施工单位实施的强拆。3、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系下城区区委、区政府设立，指挥部领导由区委、区政府领导担任，人员由区政府相关部门抽调组成，专门负责该区域的动迁工作。4、下城区政府系该区域的拆迁改造责任主体。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政府部门为了对该区域进行拆迁改造，对该区域房屋进行了强行拆迁，并且政府人员直接参与了强拆过程，强拆性质明显属于行政行为。而街道办事处及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均非独立的行政机关，其所实施的行政强拆行为，应当由被上诉人下城区人民政府承担法律责任。二、原审裁定认为“百井坊指挥部系项目建设单位而非行政机关，其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认为“百井坊指挥部”是否行政机关、是否事业单位法人并不重要，本案的关键是强行拆除该区域房屋的行为性质。根据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充分证明了强行拆除房屋系行政部门参与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责任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而“百井坊指挥部”系被上诉人所成立，无论其是否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其都没有资格承担行政行为责任，只能由其设立机关承担。三、“百井坊指挥部”无权实施行政强拆行为，无权强拆上诉人房屋。上诉人房屋虽然在拆迁范围内，但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法定程序，任何人都无权强拆上诉人的房屋。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强行拆除上诉人的房屋不是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那么，不管是什么单位实施的强拆行为，都涉嫌构成非法毁坏公私财产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原审裁定；责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所有的杭州市下城区××单元××室房屋被拆除并非答辩人所为。答辩人亦未就拆除上诉人房屋作出任何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起诉答辩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此后又补充提交答辩意见称：1、生效裁判文书已查明，住户强制迁离及房屋拆除行为均系案外人实施，与答辩人无关。百井坊地区其他住户就本案相同纠纷已提起诉讼，案经两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6）浙行终1405号终审行政裁定，确认百井坊地区危险房屋住户强制迁离系由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组织实施。房屋拆除系由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指挥部委托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住户强制迁离和房屋拆除行为均与答辩人无关。2、上诉人自身也认可住户强制迁离行为系案外人实施。上诉人已就危险房屋强制迁离起诉下城住建局，案经两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1日作出（2016）浙01行终791号终审行政判决，撤销下城住建局对上诉人房屋作出的强制迁离决定书。上诉人选择下城住建局为行政诉讼被告，可见上诉人自己也认为强制迁离系下城住建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围绕着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是否对上诉人倪小康、张红平实施了城建行政强制行为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倪小康、张红平认为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对其实施城建行政强制行为提起的诉讼。本案中，上诉人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单元××室房屋已被杭房拆许字（2009）第02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列入拆迁范围。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与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作为该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在未能与作为被拆迁人的上诉人就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达成协议情况下，申请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作出杭房拆裁下字(2015)第10号拆迁纠纷裁决，该裁决已被原审法院（2016）浙01行终385号生效行政判决予以维持。另，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虽由被上诉人举办，但其作为原《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拆迁人，且为事业单位法人，可以自己名义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虽然坚持以该指挥部系由被上诉人设立、案发现场照片等亦可印证被上诉人实为涉案行为被告的主张，但与本院（2016）浙行终1405号生效行政裁定认定的“当地同期实施涉案事项系由杭州市下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组织强制迁离、杭州市下城区百井坊地区综合改造指挥部委托桐庐拓展拆房有限公司实施拆除房屋行为”事实不符，故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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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