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13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增。委托代理人：李洪楷，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国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伟，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浩颖龙洋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荆春，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敏，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伟森，广东伟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家和。委托代理人：朱远征，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国权。委托代理人：朱远征，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登朝。上诉人李志增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保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深圳市浩颖龙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颖公司），原审第三人张家和、张国权、王登朝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二撤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志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王登朝向保安公司提供的套现提取现金虚假伪证《保安服装购销合同》(注：合同签约为倒计时间：2011年7月19日)。二、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保安公司、浩颖公司的一切请求事项。三、保安公司、浩颖公司应承担李志增的仲裁费、立案费、资料打印费、交通费、通信费、误工费、精神补偿费、名誉恢复费等相关费用(费用为一审时申请的金额标准)。事实及理由如下：本案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并存在严重弄虚作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事实，对李志增而言是一个既不公正、又不公平的判决。一审法院的认定未从实际出发，严重损害了李志增的正当合法权益。2014年12月18日，原审法院在深圳监狱会见室上午开庭期间及下午休庭前后，保安公司代理人与王登朝进行恶意串供及传递串供信件(罪犯自称“应诉词”实为串供暗语)，而一审法院法官对此不管不问、未予制止。保安公司代理人与王登朝恶意串供及传递串供信件一事，已构成恶意串供。保安公司辩称，李志增的上诉事实与理由没有证据支持，与客观事实不符，毫无逻辑可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浩颖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保安公司的意见一致。张家和、张国权辩称，答辩意见与保安公司的意见一致。王登朝未作答辩。李志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2016号民事判决；2、保安公司、浩颖公司承担给李志增造成的一切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志增于2014年9月1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该院（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2016号民事判决。该案中，保安公司诉称，2011年7月19日，保安公司人防护卫七部与浩颖公司签订《保安服装购销合同》，约定：保安公司人防护卫七部向浩颖公司订购保安员服装1627套，单价为每套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元，合同总价162700元，浩颖公司应在2011年7月22日前交货。由于保安公司人防护卫七部没有独立对外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故该合同未予履行。2011年9月15日，保安公司追认上述合同，并于当日支付全部货款162700元给浩颖公司。但浩颖公司收到货款后，一直未履行交付保安服装的义务。2013年1月18日，保安公司向浩颖公司送达《催告函》，要求浩颖公司在2013年1月23日前履行交付保安服装的义务，浩颖公司仍置之不理。保安公司认为，浩颖公司迟延履行交付保安服装的义务，经保安公司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予履行，该违约行为致使保安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遂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之间的《保安服装购销合同》；2、浩颖公司返还保安公司已支付的货款162700元；3、浩颖公司支付保安公司自2011年9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以162700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利率计算的利息；4、由浩颖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浩颖公司辩称：1、保安公司人防护卫七部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其擅自以自己的名义与浩颖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应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保安公司签字确认的行为仅为保安公司一方，不能证明追认事实存在。保安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追认，故《保安服装购销合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浩颖公司不存在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另外，根据合同约定，浩颖公司交货并由保安公司验收合格后45日内付清全款，但保安公司在浩颖公司未交货即付清全款，该情形属不合理的履行合同义务。2、保安公司的《催告函》未送达浩颖公司，该邮件已由快递公司退回，保安公司的催告行为不发生效力。3、浩颖公司于2012年5月21日变更了经营范围，已无履行合同能力，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综上，浩颖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原诉判决查明：一、2011年7月19日，保安公司人防护卫七部与浩颖公司签订《保安服装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保安公司向浩颖公司订货总值为人民币162700元的服装，交货日期为2011年7月22日前；服装及配件交付完毕，验收合格后45日内付清全部款项。即2011年9月7日前支付人民币162700元服装费给浩颖公司。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二、2011年9月15日，保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国良在《保安服装购销合同》签字确认。同日，保安公司向浩颖公司转账支付货款人民币162700元。三、2013年1月18日，保安公司通过邮政速递向浩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甄子翘邮寄《催告函》，邮寄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深华商业大厦2XX0室；《催告函》内容为要求浩颖公司于2013年元月23日前向保安公司履行交货义务。2013年1月22日，该邮件因原址查无此人被退回。四、2012年5月21日，浩颖公司名称由深圳市鹏安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浩颖龙洋贸易有限公司。2013年3月13日，浩颖公司地址由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深华商业大厦2XX0室变更为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宝安南路深港豪苑名商阁2XX。原诉判决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保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9月15日在《保安服装购销合同》签字确认，并于当日向浩颖公司履行了给付货款的义务，应视为对合同效力的追认，《保安服装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浩颖公司辩称保安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追认，故合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原诉判决认为，浩颖公司未行使催告权，且保安公司追认后浩颖公司也未就此提出异议，故浩颖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保安公司已支付了全部货款，浩颖公司经保安公司催告后至今仍未履行向保安公司交付货物的义务。浩颖公司辩称，因浩颖公司地址变更，该《催告函》未送达浩颖公司，保安公司的催告行为不发生效力，原诉判决认为，依据诚信原则，浩颖公司地址如发生变更，应及时通知保安公司，浩颖公司未通知，致使保安公司的催告函不能及时送达浩颖公司，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浩颖公司承担，故应视为保安公司已履行了催告义务。退一步讲，即使保安公司未催告，浩颖公司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已逾两年，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因此，对于浩颖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保安公司主张解除《保安服装购销合同》并返还已支付的货款人民币1627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浩颖公司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应支付自2011年9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的利息损失。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诉判决：一、解除保安公司与浩颖公司签订的《保安服装购销合同》。二、浩颖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保安公司1627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9月15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原诉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与该院在本案中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诉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另查明：一、2012年5月11日，李志增与张X权、张X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志增将其所持有的在浩颖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张X权、张X和，同时约定如因转让方在签订协议时未如实告知受让方有关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受让方在成为公司股东后遭受损失的，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2012年7月25日，张X权、张X和与案外人巩X、巩X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X权、张X和将其所持有的在浩颖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巩X、巩X春，同时约定如因转让方在签订协议时未如实告知受让方有关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受让方在成为公司股东后遭受损失的，转让方应予赔偿。在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5日作出原诉判决后，巩X、巩X春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张X权、张X和依据上述协议返还因原诉判决而垫付的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62700元、利息，并赔偿其他有关费用。该会于2014年3月7日作出华南国仲深裁[2014]D22号裁决书，裁决张X权、张X和应向巩X、巩X春支付205113.3元，并承担该案仲裁费12754元。2014年4月22日，张X权、张X和向巩X、巩X春支付了上述款项。张X权、张X和于2013年12月20日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李志增返还其因上述裁决而垫付的货款162700元及利息，并赔偿其其他损失及有关费用。该会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华南国仲深裁[2014]D75号裁决书，裁决李志增应向张X权、张X和支付代垫货款162700元、利息及其他费用。二、浩颖公司于2011年8月30日出具一份发票，该发票载明顾客名称为“深圳市保安服务公司人防护卫七部”，品名规格为“深圳款保安服装及装备”，金额为“162700”元。三、王登朝犯贪污罪、妨害公务罪一案，经一审法院一审、本院二审后，本院于2013年10月26日作出（2013）深中法刑二终字第63号终审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在履行大运安保任务期间，王登朝收受张X枝款项278万元，让宋X飞为其截留公款1084400元，又为大运安保任务花费现金3059095.7元，最后将剩余款项共计805304.3元非法占为己有。四、王登朝于2011年8月30日出具一份欠条，该欠条载明王登朝欠装备费、服装费、税费等共计37719.99元。王登朝于2011年9月28日出具一份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王登朝委托毛X义向李志增催收欠款5万元。李志增与王登朝于2011年12月7日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在深圳大运安保工作期间，双方因南方电网保安合作的经费结算上发生了纠纷。经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该经济纠纷已解决，并达成以下协议：1、王登朝在合作期间已用各种方式支付给李志增1883816元。在此协议签订后，以前双方所有的借条、帐单等相关单据一律作废。2、李志增在合作期间虽然收支计算有误差，但不再向王登朝提出任何经济方面的要求。3、自本协议双方签订生效后，双方再无其他经济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原诉判决浩颖公司应向保安公司返还货款1627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这是华南国仲深裁[2014]D75号裁决书裁决李志增向本案第三人承担相关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原诉案件处理结果与李志增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李志增在原诉中并未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一审法院认为李志增在程序上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李志增虽否认《保安服装购销合同》上浩颖公司盖章以及其个人签名的真实性，但其既未申请鉴定，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对其该项主张予以证明，同时李志增认可浩颖公司已收到保安公司通过银行转帐方式支付的162700元，对浩颖公司出具的关于服装款的发票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对李志增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深圳市保安服务公司人防护卫七部及王登朝系保安公司的下属部门及员工，其在《保安服装购销合同》上的盖章及签名均应视为其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由保安公司承受。人防护卫七部及王登朝在合同中仅为保安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保安公司才是合同的主体，保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国良也在合同上签名对此进行了确认。王登朝的个人意愿不能代表保安公司在合同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保安服装购销合同》在保安公司、浩颖公司之间成立。李志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保安公司、浩颖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也未能证明该合同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保安公司依据上述合同向浩颖公司支付了162700元，该事实有银行转帐凭证、浩颖公司出具的发票为证，浩颖公司对该事实未予否认，李志增亦予以认可，足以认定。浩颖公司收取保安公司所支付的上述款项后，未向保安公司交付有关服装，则应向保安公司返还该款项。李志增主张其已将该款项支付给王登朝，故浩颖公司无需再向保安公司返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上述款项为保安公司所支付，保安公司并未授权李志增将该款项支付给他人，也未委托他人代为收取，李志增或浩颖公司是否已将该款项支付给王登朝应属其与王登朝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保安公司无关，不影响保安公司在原诉中要求浩颖公司予以返还。其次，根据李志增与王登朝于2011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看出，李志增与王登朝之间存在相关纠纷，王登朝出具的委托书亦载明催收欠款而非服装款，相关款项数额也有出入，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亦未认定王登朝贪污所得中包含该款项，故在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李志增向王登朝付款不能认定即为支付上述162700元。虽然李志增申请了证人杨玉兰出庭作证，但证人与其本系上下级的关系，且证人在庭审中陈述其认为支付给王登朝的款项即系服装款的信息来源于原告，未得到王登朝及保安公司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李志增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浩颖公司应向保安公司返还款项162700元并赔偿相关利息损失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原诉判决不存在内容错误并损害李志增民事权益之处，李志增诉的讼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志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54元，由李志增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二审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法院作出的（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2016号民事判决是否损害了李志增的合同权益，应否部分或全部被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撤销权人必须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李志增诉称保安公司伪造《保安服装购销合同》，浩颖公司故意隐瞒案件证据及事实真相，民事判决在前，刑事判决认定贪污在后，前诉是（2013）深中法刑二终字第63号刑事案的案中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志增主张撤销的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原诉原告保安公司人防护卫七部与原诉被告浩颖公司（变更前名称为鹏安公司）于2011年7月19日签订《保安服装购销合同》，在该合同落款处分别由王登朝、李志增代表保安公司人防护卫七部、浩颖公司签名确认。之后，原诉原告保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162700元，有浩颖公司出具的发票为证，李志增亦予以认可。基于以上事实原审认定《保安服装购销合同》在保安公司与浩颖公司之间成立且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李志增否认合同上浩颖公司盖章以及其个人签名的真实性，但其既未申请鉴定，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李志增称《保安服装购销合同》是为了帮助王登朝套取现金，其已将收取的款项162700元支付给王登朝，故浩颖公司无须再向保安公司返还涉案款项。本院认为，一方面，《保安服装购销合同》的当事人为保安公司与浩颖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保安公司授权李志增将该款项支付给他人或委托他人代为收取该笔款项，李志增或浩颖公司是否已将该款项支付给王登朝属于其与王登朝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影响保安公司基于合同约定在原诉中向浩颖公司主张返还已付货款。事实上，李志增在本案中提交的《协议书》、王登朝出具的《欠条》、《委托书》等证据亦不能证明王登朝曾向李志增催收涉案服装款或李志增已向王登朝支付上述款项。故本院对李志增的该点主张亦不予采纳。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范围是审查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是否损害第三人民事权益。李志增上诉提出原审法院在开庭时未制止保安公司委托代理人与王登朝进行交谈，损害其合法权益，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尤  武  雄审判员 琚    虹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惠惠（兼）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