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76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国，江苏义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芦墟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芦墟牛舌头湾23号。
法定代表人：张雪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运斐，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汉甜，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冯立明。
上诉人李春忠因与被上诉人吴江芦墟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0509民初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春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水产公司赔偿李春忠损失5149917.5元，水产公司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深水区与浅水区交界处增设围网；一、二审诉讼费由水产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深潭是人为造成的，水产公司在招租告知书中隐瞒事实；一审法院委托吴江农委的鉴定，结论不符合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李春忠对于因深潭的存在导致损失的证据不足，以及认定李春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委员会的回复的结论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捕捞费用增加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关于在深水区与浅水区交界处增设围网所增加的费用只有10万元不当。
水产公司辩称，告知深坑的存在不是本案渔业水域租赁合同的附随义务，在水域出租用于渔业养殖的商业活动中，不存在将水域的水深、水文等明确说明的交易习惯，且本案也并无证据能够证明深坑对鱼的养殖有重大影响；设置围网的费用应由李春忠负担，合同约定不得增设围网，水产公司为调和矛盾才变通同意李春忠临时围网，并非补救措施；养殖业是否盈利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李春忠认为存在深坑造成重大损失没有事实证据支持；关于损失，李春忠提出的损失完全属于主观想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对于渔业养殖来说，第一年是投入期，之后逐步进入收获期，北荡和南荡面积差不多，2014年（第一年）收入300余万元，2015年（第二年）收入近1000万元也是这个道理。
冯立明述称，水产公司从开始招标过程到签订合同，没有告知有深坑的存在，造成的损失应该赔偿。
李春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水产公司赔偿损失5149917.5元；水产公司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深水区与浅水区交界处增设围网）；判令水产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它费用。具体损失为：1、按花鲢鱼投放720325条，每条平均减产损失1斤，市场平均每斤5.9元计算，共计4249917.5元；2、由于深坑的原因，导致其它鱼类增加捕捞难度，增加费用，造成经济损失50万元；3、拦网设施费用每年4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31日，水产公司（作为甲方）与冯立明（作为乙方）签订《水面租赁合同》，内容主要为：一、租赁范围：元荡南荡水域面积约6100亩。二、租赁期从2013年12月2日至2016年12月1日止。年租金为508万，三年共计1524万。合同保证金518000元。合同中同时约定：承租期荡内实行“四不准”的大水面生态养殖（不准投饲料、不准施渔药、不准养蚌、不准新建围网、围拦、网箱及分割成若干个水面生产养殖等），承租期内不得使用各种有机肥等污染水质的物质。原荡内不符合生态养殖的拦鱼簖泊等由拆迁公司进行拆除。甲方处加盖水产公司公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张雪荣签字，乙方处有冯立明、李春忠签名。同时，水产公司出具结算凭证，载明收到冯立明交纳的508万元。
2013年11月27日，水产公司、冯立明、李春忠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冯立明将其与水产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水面租赁合同项下所设定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由李春忠继受，李春忠愿意受让，水产公司也表示同意。二、冯立明已向水产公司支付的租金508万元及保证金508000元，即转为李春忠向水产公司履行的合同义务。三、本协议所涉的水面租赁合同，在本协议生效时即对李春忠产生法律约束力，同时冯立明也不再享有该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四、冯立明应当将水面租赁合同的正本在本协议书生效时交付李春忠，并由李春忠在其上签字，从而完成三方租赁关系主体的变更手续。
一审另查明：2013年10月，水产公司就元荡北荡、元荡南荡、朱石漾等发布招租告知书,该告知书中载明各招租水域的面积、四至、具体簖门、港口、生产生活用房等现状，同时载明承租期荡内实行四不准大水面生态养殖，不投饲料、不施渔药、不允许养蚌、不新建围网、围拦、网箱及分割成若干个水面生产养殖等，承租期内不得使用各种有机肥等污染水质的物质。原荡内拦鱼簖泊等由拆迁公司进行拆除。该招租告知书中并未记载元荡南荡水域处有深坑存在。
一审再查明：2014年11月20日，李春忠向水产公司递交申请书一份，载明：由于李春忠不了解元荡南半荡的水汶地下质的变动状况，以及水产公司并未在招标告知书中表明“已被开发挖泥所需在南半荡靠西挖成700亩左右深的荡下深挖成深河潭地壳变动”，造成以下后果：一、东半荡高，西半荡低差距大造成捕捉拉网困难；二、原南荡一隔二承包养殖，现合二为一承包扩大上交也增大，乙方计划播种苗根据亩数放养增加了苗的放养造成鱼苗拥挤在挖深的深潭中，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导致经济损失严重。三、发包方以生态养殖要求进行招租，承租方已按要求履行了义务，却未得到国家政策规定的相应权利，申请减少上交款；四、要求允许河道中间加入一道拦网，否则下年度难以放种养殖。
水产公司收到该申请书后，于2014年11月27日向李春忠回函如下：一、元荡系自然形成的河荡，在此之前就该荡，水产公司已与他人建立过多次租赁关系，之前承租人未就此事提出异议；且在该荡招租时确认的是水域面积而非是荡的容积，对竞租河荡的地理位置、水质、水流、水深等各种养殖条件的了解和对养殖生产效益的评估均属承租人的义务；二、生态养殖是双方合同的约定，不能改变生态养殖的养殖方式，也不同意减少约定的租金。
（2015）吴江民初字第0219号案件庭审中，李春忠、水产公司一致确认：基于李春忠向水产公司提出的申请，目前李春忠已临时在深水区与浅水区之间增设了围网。李春忠陈述承租元荡南荡水域后，2014年投放鱼苗数为：花鲢720325条、白鲢139293条、青鱼25911条、鲫鱼298260条、鳊鱼131156条。同时，李春忠陈述其承包的水域有两个，一个在朱石漾，一个在本案所涉水域。
（2015）吴江民初字第0219号案件庭审中，为证明存在深坑，李春忠申请张某、金某、朱某、周某到庭作证。证人张某陈述：自己不是专业养鱼的，但是负责销售鱼，李春忠养的花鲢、白鲢是由证人张某来经销的。听说李春忠承包的6100亩水域里边有大概800亩的深河潭，这深潭有好多年了，听说是政府挖泥挖掉了。这6100亩本来是分三个区域养殖的，当时是用网把深潭和浅潭分开养殖的，现在由于生态养殖拆掉了。浅潭里基本没有鱼，鱼大多都在深潭里。看到李春忠养的鱼上半年与下半年体积相差很大，越来越小。基本上每条都小，因为放养时鱼苗重量不一样，无法具体说了每条鱼减少多少。证人金某陈述：自己是负责经销鱼的经纪人，收购养鱼户的鱼再卖出去。证人张某是负责收购花鲢、白鲢的上层鱼，自己收购的是下层鱼。李春忠承包的6100亩水域下方有近800亩深潭，好像是五六年前政府取泥用机器挖的。李春忠承包之前的租户的鱼也是金某收购经营的。投放的鱼苗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生态养殖之前是越养越大，现在是越养越小。金某的经验是原来是用网拦开的，现在不分开了，因为冬暖夏凉，导致6000亩水面的鱼大部分都游到800亩深的地方去了。原来的水面有两道网分开，3000亩一分二，再把深的800亩再拦出来，深的800亩放鱼少。之前的租户一个叫任爱根，一个叫周某。证人朱某在陈述：自己是圈网抓鱼的。现在自己一家在帮李春忠圈鱼，专门圈鲢鱼。在李春忠承包之前也在该水域处帮人抓过鱼。生态养殖之后要么没有鱼，要么多得很，没有之前好圈。原来是用网拦开的，现在不拦开之后鱼跑到一块去，鱼都不大。生态养殖后浅的地方鱼少，深的地方鱼是有的，但是不大。2014年自己帮李春忠圈了五六十万斤鱼。生态养殖前深水区的鱼基本不打捞的。证人周某陈述：自己养鱼养了17年。现在李春忠承包的水域之前自己也承包过，自己承包的是元荡西南角，是李春忠承包的一半，东南角是另外一个人叫任爱根承包的。承包期从2007年12月1日到2013年12月1日。该水域有一个不止800亩的深潭，就是在自己承租水域的东南角，是政府挖土产生的。本来说挖8米到10米深，后来挖了15米。挖土的时候水面是自己承包的，后来还退了一部分租金给自己。政府挖土是在2008年5月份开始的，挖了2年不到。挖工结束后，自己在深水区和浅水区拦了网，是与水产公司协商后拉网的。如果不拦网鱼都到深水区就没办法抓起来了。自己承包的时候主要养的是花鲢、白鲢。网是前年生态养殖时拆迁拆掉的，政府补偿了。附近的人都知道挖土形成了深坑。
（2015）吴江民初字第02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委员会发函咨询“若面积6100亩水域有一处深13米至18米、面积约为800亩的深坑，该深坑水域与其他水域未采取围网等形式隔离，在该6100亩水域采取生态养殖方式养鱼，该深坑的存在是否会对鱼（花鲢、白鲢、青鱼、鲫鱼、鳊鱼）的生长、捕捞产生影响？”，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委员会收到函后向本院答复如下：“经查阅相关资料，鲢（白鲢）、鳙（花鲢）为中上层鱼类，以摄食浮游动植物为主；鳊鱼为中下层草食性鱼类；鲫鱼为下层杂食性鱼类；青鱼为底层肉食性鱼类。目前，对于大宗淡水鱼类（青、草、鲢、鳙、鲤、鲫、鳊）的生物学特性限标准如PH、溶氧、温度尚无准确结论。一般资料所涉及的鱼类生活水域通常指常规养殖水域（包括池塘、水库等）。来函所述问题，结合该品种的生物学特性，理论上分析该养殖环境对养殖品种的生长影响不明显。在捕捞过程中，理论上分析对下层和底层鱼类可能会造成不能完全捕获的情况发生。相关养殖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如下……”。
本案庭审中，李春忠为证明捕捞费用的增加，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为证明围栏的设立及维修费用，申请证人钱某头出庭作证；为证明深潭对鱼生长的影响，申请证人周某、张某出庭作证。朱某陈述：朱某为李春忠捕鱼时间有5年，2014年、2015年朱某也为李春忠捕捞成品鱼，朱某不记得2014年及2015年的捕捞费用，但记得2014年捕捞费用较多，2015年成品鱼数量较多；而2014年成品鱼数量少而捕捞费用反而多的原因在于鱼生长得不好，捕上来的鱼没有长好就放回去，这样捕捞的次数多，在这种情况下捕捞费用要按照人工、网费和油钱计算，全部费用加起来一天就一网5000-6000元，但不记得2014年捕捞了多少天。钱某头陈述：钱某头为李春忠在汾湖的水域做过围网，从2015年1月4日开始做到1月19日，只负责人工，一共有21个人一起干活，其中8个人每人每天300元，其余每人每天200元，该项目由钱某头负责，材料有毛竹、网及零碎的钢丝绳子等；钱某头不知道材料多少钱，也不清楚多少面积；做好的围栏大概可以用3年，每年要加毛竹，但李春忠没有叫钱某头加过毛竹，就是进行了一次维修，具体多少钱不记得了，维修的时候去了3档夫妻，每档每天500元，具体做了几天不记得，大概8-9天。周某陈述：深潭对于养鱼存在影响，太深的地方温度低、阳光照不到，影响生长，如果不围挡，80%的鱼都在深水区，对于生长有影响的主要是管理，管理主要在浅水区，深水区没法管理；一般在11月底到1月底投放鱼苗，大的鱼苗大概生长半年可以收获，小的鱼苗大概生长8个月可以收获。张某陈述：张某于2014年、2015年向李春忠承包的水域购买过成品鱼，2014年的鱼都是小鱼，大概80万斤左右，2015年鱼生长情况好转，成品鱼大概130万斤。水产公司认为：朱某与李春忠存在长期的利益关系，证言不可信，且朱某的陈述与李春中所提交材料多有不符，比如朱某所说5000-6000元一网，李春忠提交的材料是在1600-2000左右，朱某所说14年费用比15年费用多很多，李春忠提交的材料朱某2014年所得费用是13万余元，2015年所得费用23万余元；对于钱某头提供的证言与李春忠提交材料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李春忠提供的材料男工全部是200元/人/天，女工是130元/人/天，且钱某头与李春忠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证言不可信；周某的证言与农委的鉴定意见不一致，不可信；张某与周某存在长期利益关系，其证言不可信。
本案一审庭审中，李春忠为证明捕捞费用的增加，提交了2014年、2015年捕捞费用表格及付款单，上述材料显示2014年捕捞费用统计总额为574851元，2015年捕捞费用统计总额为285520元，但李春忠统计的2014年捕捞费用中包含了外提分成费372471元。水产公司认可捕捞人员签字的付款单据，但认为统计表格为李春忠单方制作，不予认可，同时提出外提分成费并非捕捞费用，扣除外提分成费，捕捞费用并未增加。李春忠及冯立明陈述外提分成费是指野生的鱼捕捞起来，其费用与捕鱼的人进行分成。
李春忠为证明围栏的费用，提交了2014年围网人工材料及维修费用汇总表及付款凭证，该表格统计费用共计209782元。水产公司认为汇总表格是李春忠单方制作不予认可，而部分付款凭证没有收款人签字，部分付款凭证发生在2015年、2016年，同时也不能说明付款与围网的关联性。
李春忠为证明成品鱼减产，提交了2014年、2015年放苗数、成品鱼出售数的表格及划码单，水产公司认为上述材料为李春忠单方制作，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水面租赁合同、申请书、协议书、结算凭证、函、账册、证人证言、照片、2014年、2015年捕捞费用表格及付款单、2014年围网人工材料及维修费用汇总表及付款凭证、2014年、2015年放苗数、成品鱼出售数的表格及划码单、照片，一审法院向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委员会发的函及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委员会收函的答复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第三人冯立明与水产公司之间签订的水面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应按约全面履行。而根据李春忠、水产公司、第三人冯立明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可以认定三方一致约定该水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李春忠，即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变更为李春忠。水产公司在签订《水面租赁合同》时对深坑的存在未予以披露，违反了合同的附随义务，若因此对李春忠造成损失的，水产公司应当赔偿。第二、李春忠基于租赁合同主张水产公司未告知承租水域处存在深坑导致自己相应的损失，应举证证明其具体损失及上述损失的产生与深坑的存在具有因果联系。关于李春忠主张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对于李春忠主张的投放720325条花鲢鱼、每条平均减产1斤造成的4249917.5元损失，考虑到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委员会向本院回复中作出“该养殖环境对养殖品种的生长影响不明显”的结论，李春忠提交的证据又不足以推翻上述结论，同时，李春忠的收益还受市场价格、销售情况等因素影响，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李春忠主张深坑存在造成花鲢减产，并由此造成损失，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对于李春忠主张的由于深潭存在增加捕捞难度所产生的50万元损失，根据李春忠及第三人冯立明对于外提分成费的解释可知，外提分成费并非养殖鱼的捕捞费。而依照李春忠提交的2014年、2015年捕捞费用表格及付款单所记载的数额，再扣除外提分成费后，2014年的捕捞费用低于2015年的捕捞费用，李春忠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捕捞费用上产生了实际损失，故李春忠上述主张，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李春忠主张的设置围网的费用40万元，李春忠提交了金额为209783元的材料,但部分付款单上并无收款人员签字,部分单据也无法反映与设置围网的关联性,考虑到李春忠设置围网的损失确实存在，结合当地的市场价格，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李春忠已设置围网的损失为10万元。关于后续费用，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关于李春忠主张的要求水产公司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深水区与浅水区交界处增设围网的诉讼请求，因双方一致确认目前已在上述区域增设了围网，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吴江芦墟水产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春忠损失10万元。二、驳回李春忠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010元，由李春忠负担45710元，由吴江芦墟水产有限公司负担23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李春忠申请对涉案水域存在的深潭对鱼生长的影响、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损失进行鉴定，之后确认在查询鉴定机构过程中未能查询到相关的鉴定机构，遂申请通过苏州市相关的专业机构组成专家组对申请事项进行专家论证。对此本院认为，李春忠的申请事项，一审法院已经向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委员会发函咨询并得到书面复函，李春忠对此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该复函不应采信的充分依据，李春忠要求另行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以上事实，有鉴定申请书、申请书予以佐证。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水产公司在签订涉案《水面租赁合同》时明知存在深坑未予披露，有违诚信，因此对李春忠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李春忠主张涉案水域存在深坑导致自己的损失，其有责任证明具体损失及损失与深坑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李春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减产损失与深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根据苏州市吴江区农业委员会向一审法院的回复函，“该养殖环境对养殖品种的生长影响不明显”，因此一审法院对李春忠该项损失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捕捞难度增加所产生的费用，根据李春忠一审提供证据，其2014年捕捞费用实际低于2015年的捕捞费用，李春忠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李春忠在深水区与浅水区交界处增设围网所增加的费用，因李春忠提交的相关单据与设置围网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参照市场价格酌定10万元尚在合理范围之内，本院予以确认。李春忠上诉主张要求水产公司采取补救措施在深水区与浅水区交界处增设围网，因双方在一审中已经确认在该区域增设了围网，对于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春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149.42元，由李春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恩乾
审 判 员 黄学辉
代理审判员 黄源榕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闻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