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朝民初字第35395号
原告李宾阳，男，1990年2月11日出生。
被告北京中影盛天国际影视文化传媒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傲城融富中心*座。
投资人张月月，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樊薛超，男，1989年6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中影盛天国际影视文化传媒中心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天畅园*号楼***号。
原告李宾阳（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中影盛天国际影视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被告）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岚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樊薛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我于2014年6月18日入职被告公司，任跟组演员，合同期为2014年6月18日至2015年6月18日，约定工资为4000元底薪，片酬每场80元-120元，食宿免费。被告收取了我一年2400元的代佣金，说可以退，安排我去怀柔杨宋影视基地，新人接待处又收取了1200元生活管理费并收走了合同。2014年6月20日至7月20日，我拍摄了6场电影，马老师发放了5场的片酬175元。因工资未按时发放，我多次去被告公司讨要并要求退还佣金未果，于2014年7月30日申请了劳动仲裁。因我签订的是艺人协议，而不是劳动合同，仲裁委不予受理。因此我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2014年7月18日至2015年6月18日的代佣金2200元，支付2014年6月18日至2014年7月20日的工资4000元，加片酬305元，要求退还生活管理费1200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与原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不是我公司发，原告没有给我公司拍戏。生活管理费我公司不清楚，没有收取。代佣金我公司收了，不退，因为我公司给原告安排工作，请副导演等在活动上有开销。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艺人协议》一份，协议首部写明被告通知原告被选定为剧组跟组演员，要求在剧组工作三个月以上，如中途退出为自动解约；合同第一条约定，被告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公司）主要向原告提供从事影视文化及娱乐业的演出工作，委任期限为1年，自2014年6月18日至2015年6月18日，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不能履行本合同演出事项的，被告不支付约定各项演出费；合同约定被告的义务为：1、承诺以最忠诚的态度尽量努力发展原告的演艺事业，为原告争取在影视文化及娱乐业的工作机会，并以保障原告的个人权益为基础安排原告的工作，2、保证原告每年至少10部戏以上演出的机会（合同底线），3、为原告引导讲解影视文化及娱乐业圈内的情况与原告发展趋势，4、将根据原告个人实践情况进行策划、宣传、培训、包装及推出，并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与原告，让原告有机会打入影视文化及娱乐业行业。合同第二条约定了原告的义务，其中第2条约定，被告为原告代理的事宜全部由被告负责处理，原告不能私下与客户协商和签署任何酬金等有关的协议；合同第二条中还约定被告可收取原告固定金额作为代理费，即签约代理的费用，一次性缴齐，为人民币24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给付被告代理费2400元，被告安排原告到“戏头”马制片（具体姓名不详）处担任群众演员。原告称马制片安排其于2014年6月至7月20日期间演出6场，已现金支付片酬每场35元共计175元，但被告在签合同时承诺每月支付底薪4000元、片酬每场80-120元，因此要求被告支付底薪4000元、片酬差额305元。被告否认有上述承诺，称原告系兼职群众演员并非跟组演员，片酬由剧组单方确定并在演出时告知原告，亦由剧组直接支付，一般群众演员每场（天）片酬为20至30元，没有底薪，原告提前解除合同，因此该公司不退代理费。为证实被告对于工资及片酬的承诺原告提交了从互联网上打印的被告发布的招聘广告及录音予以证明。录音共4段，两段发生在2014年6月27日，第一段为原告与一张姓女性的对话，第二段为原告与被告委托代理人樊薛超的对话，另两段发生在7月21日，为原告与樊薛超的对话，原告称谈话地点均在被告公司。第一段录音中，原告称：“那你给我安排演员啊！底薪4000加片酬”，对方答：“对”，原告问：“咱们什么时候发工资？”答：“按月发”，“你几号去的”“那就18号发”。第二段录音中原告问：“就是说下个月18号一定能发工资，对吧？”樊薛超答：“对”，原告问：“底薪加片酬？”樊薛超答：“对”，原告问：“那边发工资还是这边？”樊薛超答：“当然是那边”，“那边是剧组，……如果到发工资的时候不给你发工资，我们都会起诉他们，这个事咱们签协议的时候里面明确规定的”，“我们是甲方，甲方有权去替乙方追讨他的片酬和工资，明白吗？”原告问：“我的底薪是4000对吧？”樊薛超答：“咱们是一个战线懂不懂？”第三段原告问：“这不是到发工资的时候了吗，一直没发呢”，“不是底薪4000么？”“给了我一场35的片酬，给了5场的，”“那会儿刚来的时候说一场80到120到100啊”，樊薛超称：“就底薪没发？”“那你到公司怎么着，你不到剧组”，“你给马老师打电话”。在第四段录音中原告问：“这事能解决吧？”樊薛超答：“尽量给你解决。”原告问：“以前没出现过不发工资的情况？”樊薛超答：“对”。原告问：“我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吧？”樊薛超答：“如果他不给发工资，我们起诉他，肯定是官司打完了以后，拿这个钱”。广告题目为“中影大戏招募：跟组演员、角色演员、特约演员、艺人助理、模特”，第二行为被告名称，之后写明“跟组演员4500-6000元／月”，“群众演员100-300元（兼全职均可，月结片酬，要求能吃苦）”。被告对其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2014年7月30日，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代理佣金、工资底薪、片酬、生活管理费。该仲裁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向原告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遂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艺人协议》、广告、录音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艺人协议》约定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被告担任原告的代理人向原告提供从事影视文化及娱乐业的演出工作，有义务为原告争取在影视文化及娱乐业的工作机会，以保障原告的个人权益为基础安排原告的工作，根据原告个人实践情况进行策划、宣传、培训、包装及推出，并提供大量的时间机会与原告，让原告有机会打入影视文化及娱乐业行业。关于原告演出的报酬，合同仅约定被告为原告代理的事宜全部由被告负责处理，原告不能私下与客户协商签署任何酬金等有关的协议，被告为追讨原告的收入、保护原告利益声明等而花费在律师或诉讼上的支出，双方各自负担，未约定由何人以何种方式支付。原告作为被代理的艺人，其演出的报酬一般应由接受其演出的一方支付。但现原告提出被告在广告中及签订合同时承诺其每月可获得底薪4000元、片酬每场80-120元，并提供了广告及录音予以证明。广告及录音中显示，被告确曾承诺原告每月可获得底薪4000元、片酬每场80-120元，且在合同签订前未说明支付人。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此本院对以上证据及原告的主张予以认定，以上约定虽未写入合同，但应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按约定安排原告担任跟组演员，而安排其担任群众演员，为原告推荐的工作片酬每场仅为35元，没有底薪，且被告在签订合同前即明知担任群众演员不可能获得底薪，每场片酬也不可能达到80-120元，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几次追索工资及片酬时均未告知原告，导致原告经济损失不断扩大。被告也未举证证明为原告支付了策划、宣传、培训、包装等费用。因此本院认为被告严重违反《艺人协议》约定的义务，给原告造成了较大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按原告的请求退还原告代理费（代佣金）2200元，并应支付（赔偿）原告工资4000元、片酬差额305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生活管理费的请求，因被告否认收到该款项，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费用的支付，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中影盛天国际影视文化传播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原告李宾阳代理费二千二百元；
二、被告北京中影盛天国际影视文化传播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李宾阳工资四千元、片酬三百零五元；
三、驳回原告李宾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北京中影盛天国际影视文化传播中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北京中影盛天国际影视文化传播中心负担（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