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民再210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濮阳市天运化工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建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利胜，河南尊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建伦，男，汉族，1974年10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白占玲，河南长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付宝金，河南则政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管鹤立，男，汉族，1973年8月2日出生。
申请再审人濮阳市天运化工物资有限公司（简称濮阳天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建伦、二审被上诉人管鹤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濮中法民一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2016）豫民申15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濮阳天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利胜，李建伦的委托代理人白占玲、付宝金到庭参加诉讼，管鹤立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李建伦于2012年8月3日向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11年12月6日，濮阳天运公司以经营煤炭资金紧张为由向其借款，并约定了借款期间的利息。现其多次向濮阳天运公司讨要借款，濮阳天运公司不予归还。请求：1、判令濮阳天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9.4万元（含2011年3月40万元、2011年3月12日转账1.4万元、2011年3月13日转账5万元、2011年3月14日转账23万元、2011年3月18日转账15万元及现金1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2月6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2、判令管鹤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濮阳天运公司负担。
濮阳天运公司辩称，双方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其未向李建伦借款，也未委托管鹤立、刘相科向李建伦借款。管鹤立、刘相科不是濮阳天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未在借据上加盖财务章，也未收到该笔借�。借条上的100万元与李建伦诉请的99.4万元不相符。李建伦追加刘相科为被告的申请书明确说明，李建伦以现金、转账的方式出借给濮阳天运公司、管鹤立、刘相科款项共计99.4万元，可以说明债务人为刘相科、管鹤立，并非是濮阳天运公司。请求驳回李建伦的诉讼请求。
管鹤立称，濮阳天运公司借款属实，应当偿还。管鹤立与王瑞玲、许宏铭是合伙关系，许宏铭是濮阳天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瑞玲是股东，刘相科是濮阳天运公司的人员，该借条是其书写，其为担保人。出具借条、加盖公章、交款是同一天，但记不清谁加盖的财务章，有银行转帐凭证可以查看刘相科和李建伦的经济往来。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3月，刘相科向李建伦出具了收到现金40万元的收据，并加盖了濮阳市铭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铭达公司）的财务章�2011年3月12日、13日、14日，李建伦从银行分别转给刘相科1.4万元、5万元、22.2万元和0.8万元。2011年3月18日，李建伦又转给刘相科15万元。同日，刘相科出具了收到李建伦现金15万元的收据，共计99.4万元。李建伦多次向管鹤立催要未果，管鹤立向李建伦换了一张自己书写，并加盖了濮阳天运公司财务章的借据：“今借到李建伦现金1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煤炭使用，月利息3分，借款人天运公司、管鹤立”，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6日。后李建伦向管鹤立催要，管鹤立又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中签名，但仍未还款，形成纠纷。另查明，2006年，李申兵成立了铭达公司。2009年，王瑞玲、许宏铭、管鹤立加入到该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李申兵、崔卫东，法定代表人为李申兵。2010年，李申兵、许宏铭、管鹤立又购买了范县聚鑫煤炭有限公司（简称范县聚鑫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德荣、郝志鹏，法定代表人为刘德荣。刘相科负责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的财务。2011年10月，许宏铭、王瑞玲分别出资60%和40%购买濮阳天运公司，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以上三公司均经营煤炭。2011年11月8日，濮阳天运公司刻制了财务章。2012年4月28日，濮阳天运公司以其财务章不慎丢失为由在濮阳日报声明作废。2012年5月，许宏铭、王瑞玲将濮阳天运公司的所有股份转给赵建峰、任志涛、谢会超，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建峰。
濮阳天运公司以李建伦、管鹤立涉嫌诈骗犯罪为由，要求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办。2012年11月30日，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向濮阳市公安局华龙第一分局发出协查函并将该案移送。2013年3月26日，濮阳市公安局建设分局，给该院出具情况说明，接收本案并进行调查。2013年7月19日，李申兵接受濮阳市公安局建设分局案件侦办�队民警询问时称：2006年其成立了铭达公司，刘相科在公司里负责财务工作。2009年，许宏铭以入股的形式进入公司，管鹤立以经营管理股份的方式进入公司。2010年后，李申兵、管鹤立和许宏铭共同购买了范县聚鑫公司，该公司由许宏铭和管鹤立管理。2011年后，许宏铭又购买了濮阳天运公司，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许宏铭说把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的业务让濮阳天运公司签合同，管鹤立说印鉴分开管理，具体怎么样分管其不清楚。公司的财务由刘相科、许宏铭、管鹤立管理。管鹤立负责经营，因为购进煤炭的事情管鹤立和许宏铭发生了矛盾。他们经营了一段时间，所有公司都不再经营了。
2013年8月2日，刘相科接受濮阳市公安局建设分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询问时称：2006年李申兵成立了铭达公司，其在公司里负责财务工作。2010年后，李申兵、管鹤立和许宏铭共同购买了范县聚鑫公司。2011年后，许宏铭又购买了濮阳天运公司。许宏铭说把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的业务让濮阳天运公司签合同，管鹤立说印鉴分开，即一人拿着财务章、一人拿着手章，或者一人拿着支票和手章、一人拿着财务章。他们按照这种方式经营了一段时间，2011年底其离开他们的公司。在铭达公司时，其自己负责财务，后来范县聚鑫公司和濮阳天运公司加入的时候，管鹤立和许宏铭各自派了自己的财务人员，就共同负责三个公司的财务工作，其负责三个公司的一部分工作，没有具体明确的分工。其没有从李建伦处借过钱，如果公司有何与李建伦的资金来往，也是管鹤立或者许宏铭找资金以他们自己入股的方式转过来的，后来可能是管鹤立支走了，也可能用于煤炭经营了。如果管鹤立借的钱以他入股的方式用于经营，就应该用于他们共同的经营，也�是三个公司的煤炭经营。刘相科出庭证明，认可李建伦分别在2011年3月12日、3月13日、3月14日、3月18日通过银行给其转款1.4万元、5万元、23万元（22.2万元＋0.8万元）、15万元，并认可2011年3月18日其给李建伦出具收到现金15万元的收条，及其给李建伦出具的盖有铭达公司公章没有注明日期的40万元现金的收条。但其称，40万元的收条不是给李建伦出具的，是李建伦给管鹤立入股铭达公司的股金，是管鹤立让那样写的，盈亏都是管鹤立自己的。管鹤立在铭达公司当总经理时，管鹤立说将款转给谁就转给谁，其收款行为均代表铭达公司。2011年刘相科不认识李建伦，刘相科是铭达公司的财务人员，偶尔去濮阳天运公司帮忙报税，但不管财务，也不管濮阳天运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其不清楚管鹤立是否为濮阳天运公司的人员，也不知道2011年12月6日100万元借据的情况。
诉讼中，濮阳天运公司要求对借据中财务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要求对借据中该章是否于2011年12月6日加盖、书写内容是否形成于2011年12月6日进行鉴定。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借据中濮阳天运公司的财务章与公安备案的印章是同一枚，但无法判断借据上字迹的形成时间，无法判断借据上濮阳天运公司财务章印文的形成时间。经质证，李建伦及管鹤立均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濮阳天运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中借据上的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同一枚无异议，对其它两项鉴定意见，要求另行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重审过程中，濮阳天运公司申请对案涉借据中的印章是否于2011年12月6日加盖、书写内容是否形成于2011年12月6日重新鉴定。濮阳天运公司不能提供用于比对的同时期检材，要求使用鉴定机构自身留存的备用检材比对。李建伦认为鉴定机构自身留存的备用检材与案涉借据的纸张材质、公章印油的材质、保存环境等客观条件差异较大，不同意使用鉴定机构自身留存的检材做比对检材，也不同意鉴定。又因濮阳天运公司一审时已申请对该两项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的意见是无法判断。故对濮阳天运公司的该申请，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未予准许。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结合李建伦诉请、濮阳天运公司的答辩及管鹤立的陈述，公安机关侦查询问笔录，查明如下情况：一、本案涉及铭达公司、范县聚鑫公司、濮阳天运公司三家公司。三家公司均经营煤炭。二、关于第三人管鹤立及案外人刘相科的身份问题。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询问笔录，管鹤立投资入股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参与上述三家公司的管理工作。刘相科负责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的财务管�，参与濮阳天运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三、本案濮阳天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许宏铭入股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与王瑞玲共同购买濮阳天运公司，负责三家公司的经营管理。2011年许宏铭购买濮阳天运公司后，把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业务让濮阳天运公司签合同。四、关于本案的借款事实。2011年3月份，经管鹤立联系李建伦分五次，以交付现金及转账的方式，交给刘相科共计99.4万元。其中40万元现金收条盖有铭达公司的公章。2011年12月6日，管鹤立给李建伦出具自己书写，并加盖了濮阳天运公司财务章的100万借据，并约定月利息3分。李建伦认可借据中的100万元包括部分利息，实际借款是99.4万元。借款数额应据实认定。五、关于本案借款的还款责任。虽然该借款实际发生在许宏铭购买濮阳天运公司、刻制该枚财务章之前，且其中40万元是以铭达公司的名义收款，�存在许宏铭实际管理三家公司，濮阳天运公司经营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业务的情况。濮阳天运公司对鉴定意见中借据上的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同一枚无异议，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纳。基于濮阳天运公司加盖财务章的行为，李建伦亦有理由相信濮阳天运公司是实际借款人。濮阳天运公司在借据中加盖财务章，没有证据否定该公章的真实性，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公章是盗用、借用，应确认债的真实性。濮阳天运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六、关于管鹤立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2011年12月6日，管鹤立作为借款人在借据中签名，因其入股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并参与濮阳天运公司的管理，可以认定是代表公司的借款，不应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后又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中签名，为濮阳天运公司该笔债务担保，但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依照《中�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李建伦要求管鹤立对本案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七、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借据中约定的月利率30‰高于法定标准，李建伦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支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6日作出（2014）华法民初字第6705号民事判决：一、濮阳天运公司偿还李建伦借款99.4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2月6日至判决生效后十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管鹤立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596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0300元，由濮阳天运公司负担。
濮阳天运公司不服，向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1、其从未收到李建伦的款项。濮阳天运公司、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一审以许宏铭实际管理该三公司为由，认定加盖铭达公司公章40万元的借款、刘相科出具的收据及转款记录，实际上为其向李建伦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刘相科不是其员工，其没有委托刘相科向李建伦借款。3、2011年12月6日借据上的财务章不是其工作人员加盖，对借据中的字迹及印文的形成时间应当进行重新鉴定。请求二审改判其不承担还款责任。
李建伦辩称，濮阳市公安局建设分局对李申兵、刘相科的询问笔录足以证实铭达公司、范县聚鑫公司、濮阳天运公司虽然注册的法定代表人不同，但三家公司实际上是在同一地点办公，在管理上和经营上是一体的。刘相科负责铭达公司和范县聚鑫公司的财务，并参与濮阳天运公司的财务管理工�，刘相科实为三家公司的会计。管鹤立入股铭达公司、范县聚鑫公司并参与濮阳天运公司的经营管理，为濮阳天运公司员工。李建伦分5次以现金、转账的形式出借给濮阳天运公司99.4万元，并约定月息3分。濮阳天运公司作为借款人、实际用款人，应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管鹤立作为担保人在2011年12月6日的借据上签字，应对濮阳天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管鹤立辩称，本案所涉事实已由公安机关调查清楚，一审判决正确。濮阳天运公司的上诉无实质内容，应予驳回。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收款人刘相科认可李建伦分别在2011年3月12日、3月13日、3月14日、3月18日通过银行向其转款1.4万元、5万元、23万元（22.2万元＋0.8万元）、15万元，并认可2011年3月18日其给李建伦出具收到现金l5万元的收条，及其给李建伦出具的盖有铭达公司公章没有注明日期的40万元现金的收条。但刘相科称2011年3月18日转款15万元和当天出具的15万元收据是同一笔。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刘相科认可曾收到李建伦的款项，管鹤立在原有数张借据、收据的基础上出具一张总借据，且该借据上加盖了濮阳天运公司的财务章，李建伦有理由相信濮阳天运公司同意偿还该笔债务。濮阳天运公司称其没有收到上述借款，不应偿还的理由无法律依据。濮阳天运公司认为借据上的财务章是在该财务章丢失期间被他人盗盖，没有证据支持，且一审法院就该问题已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审理，濮阳天运公司二审要求重新鉴定，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数额的认定问题。李建伦向刘相科多次支付借款。李建伦主张共向刘相科支付99.4万元，其中2011年3月18日的两笔各15万元，一笔是转账15万元、另一笔是交付现金15万元，共计30万元。刘相科对收到其他几笔款项无异议，但否认2011年3月18日收到李建伦的现金15万元。李建伦未向法院提供其他证据印证2011年3月18日向刘相科交付15万元现金的事实，故一审认定李建伦出借数额为99.4（40＋1.4＋5＋22.2＋0.8＋15＋15）万元证据不充分，应认定为84.4（40＋1.4＋5＋22.2＋0.8＋15）万元。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2015）濮中法民一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4）华法民初字第67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4）华法民初字第67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濮阳天运公司偿还李建伦借款84.4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2月6日至判决生效后十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一审案件受理费1596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0300元，共计31260元，由李建伦负担3300元，濮阳天运公司负担279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319元，由濮阳天运公司负担。
濮阳天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本案是李建伦与管鹤立串通制造虚假的借贷事实。李建伦陈述的借款时间、数额、交付的方式、时间、地点等前后矛盾。管鹤立陈述的借款时间、数额、交付的方式、时间、地点等前后矛盾。对于借据出具时间、地点二人陈述相互矛盾。2、其不应承担本案款项的还款责任。案涉款项发生在许宏铭购买濮阳天运公司、刻制案涉财务章之前，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许宏铭实际管理三家公司。即使许宏铭实际管理三家公司，该三家公司系各自独立的主体，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审认定管鹤立出具加盖濮阳天运公司财务章的总借据，�建伦有理由相信其同意偿还该笔借款错误。对于是否系更换总借据，只有李建伦及管鹤立的陈述，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借款中40万元是以铭达公司名义收款，非借款条，该收条并非借款。3、无证据证明管鹤立是濮阳天运公司的员工。4、案涉款项管鹤立指示李建伦转入刘相科账户后，又指示刘相科转入管鹤立妻子的账户。二、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管鹤立盗用其财务章，向李建伦出具100万借条。李建伦拒绝说出款项来源，且将铭达公司给管鹤立出具的入股收条作为借款的证据。该100万借条是伪造的。对于濮阳天运公司的经营状况，李建伦陈述矛盾。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建伦的诉讼请求，并由李建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李建伦辩称，其在原一审时是根据当时委托代理人诉讼策略的安排进行的陈述，在公安机关及后来庭审中是据实陈述，案涉借据是对以往借款的汇总，其已多次对所谓的矛盾进行了解释。铭达公司、范县聚鑫公司、濮阳天运公司虽然注册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不同，但实际经营人为李申兵、管鹤立、许宏铭，刘相科管理该三家公司的财务，该三家公司在濮阳市电力小区一套租赁房内办公且均经营煤炭，业务混同，其出借的款项也是用于他们经营煤炭。管鹤立将以往数笔借款汇总在一起为其出具总借据，并加盖了濮阳天运公司的财务章。根据许宏铭在公安机关所作案涉财务章由其自己保管其他人拿不到的陈述，可知作为濮阳天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许宏铭对在案涉借据上加盖财务章是知情并同意的，该借款应当由濮阳天运公司偿还。濮阳天运公司无证据证明管鹤立指示刘相科把案涉款项转入管鹤立妻子账户，也无证据证明案涉借据系伪造，无证据证�借据上的财务章是盗用。濮阳市公安机关经过近一年的调查也未得出李建伦、管鹤立诈骗的事实。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管鹤立未提供答辩意见。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经征询当事人同意，本院确定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濮阳天运公司应否偿还李建伦案涉借款本息。
本院再审查明，2012年12月6日，许宏铭在濮阳市公安局建设分局对其询问中陈述，“我自己管理着（濮阳天运公司财务章），平时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保险柜只有我自己能打开”，“公司里的公章和财务章都由我自己保管，其他人都拿不到…”。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李建伦以管鹤立出具的加盖有濮阳天运公司财务章的借据主张濮阳天运公司应负案涉款项的还款责任。濮阳天运公司认为管鹤立非其员工，案涉借据上财务章�盗用，借据虚假；李建伦对借据由来的陈述矛盾，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经鉴定，双方对案涉借据上濮阳天运公司财务章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濮阳天运公司所称借据上财务章系他人盗用，与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许宏铭在公安机关的“财务章由其保管别人拿不到”的陈述相矛盾，不予采信。无论借据出具人管鹤立是何身份，均不影响濮阳天运公司在借据上加盖财务章行为效力的认定。此外，濮阳天运公司再审时提出对借据上印章、文字形成时间重新鉴定的申请，在鉴定条件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该申请在原一审时已提出，由于鉴定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进行鉴定。再审提出重新鉴定，不予准许。濮阳天运公司认为案涉借据虚假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公安机关对案外人李申兵、刘相科的调查，李申兵、管鹤立、许宏铭实际管理控制铭达公司、范县聚鑫公司，后许宏铭购买濮阳天运公司，但铭达公司、范县聚鑫公司的业务由濮阳天运公司签合同，三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和业务交叉；濮阳天运公司虽有专门的财务人员，但刘相科也负责部分濮阳天运公司的财务工作。刘相科系该三家公司财务人员的身份及刘相科与李建伦个人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可认定刘相科的收款行为为职务行为。李建伦向刘相科分五次转款44.4万元，有银行转账记录，足以认定；另有刘相科为李建伦出具的收据，濮阳天运公司主张其中一笔40万元款项系铭达公司出具的收据，并不能说明是借款，但该款项与其他款项汇总形成案涉总借据，由濮阳天运公司加盖财务章认可，故濮阳天运公司再审认为该40万元不是借款的异议不能成立。关于李建伦对借款具体细节在原一审时与之后诉讼过程中的陈述相矛盾问题，李建伦已�出合理解释，濮阳天运公司以李建伦在诉讼中的陈述相矛盾来否认借款真实性的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故从该三家公司的关联关系及濮阳天运公司在为该数笔借款的汇总借据上加盖财务章的行为看，虽部分借款系由其他公司出具收据，可视为濮阳天运公司愿承担该借款的还款责任。濮阳天运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其不应承担案涉款项还款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借款数额的认定，应以出借人实际借出的数额予以认定，二审认定李建伦实际出借的款项为84.4万元适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濮阳天运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濮中法民一终字第24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 炜
代理审判员 邹新哲
代理审判员 张 伟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