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19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思博，女，199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胜利，河南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卫东，新疆丝绸之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富洋，男，1978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彪，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丽娜，女，198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宏，河南帅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思博因与被上诉人刘富洋、宋丽娜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二初字第6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思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胜利、干卫东，被上诉人刘富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彪，宋丽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思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以李思博与宋丽娜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由确认李思博与宋丽娜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富洋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对宋丽娜的询问笔录足以证实李思博购买的AV5X00牌宝马车花费了人民币40万元，宋丽娜、李思博只是在购置新车时把该车的价格定低了，并非恶意串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思博与宋丽娜之间转让车辆的行为系恶意串通，判令李思博重复支付购车款是错误的。二、李思博系善意第三人，购买车辆的行为有效，其已经支付车款，其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李思博是在得知宋丽娜已经与刘富洋达成离婚协议，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车辆归宋丽娜所有的情况下购买的涉案车辆。李思博取得涉案车辆，系善意取得。一审法院以宋丽娜未经刘富洋同意，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是与李思博恶意串通为由，判决确认李思博与宋丽娜间的购车合同无效，该认定及处理是错误的。若说恶意串通，也只能是刘富洋的行为，其在李思博付款购买涉案车辆后却要求法院确认涉案车辆买卖合同无效，还要求李思博再支付涉案车辆的对应价款。在一审开庭时合同当事人宋丽娜并未到庭，法院根本未查明卖车的事实和经过。李思博购买宋丽娜名下的车辆不违背法律，也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者的利益，刘富洋以此主张权利，不应当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依法支持李思博的上诉请求。
针对李思博的上诉，刘富洋辩称，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一、本案涉案车辆属宋丽娜、刘富洋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本案涉案车辆是在宋丽娜、刘富洋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该车辆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都属于二人的共有财产。宋丽娜、刘富洋未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虽然其二人签订有离婚协议，该协议也是无效的。宋丽娜一人处分夫妻共有财产，有不妥之处。二、李思博购买涉案车辆不构成善意。李思博、宋丽娜之间的车辆买卖发生在2015年5月21日，在车辆买卖之前，李思博对宋丽娜与刘富洋二人之间的感情危机是明知的。2015年5月8日宋丽娜、刘富洋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当时就是李思博开着车带着其二人去的，这一情况从公安机关于2015年7月8日对李思博所做的讯问笔录中就能看出。李思博明知宋丽娜与刘富洋夫妻感情不合，此时仍从宋丽娜手中购买本属于二人的夫妻共有财产，其行为并不构成善意。三、本案涉案车辆的交易价格不明。从刘富洋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李思博是以6600元的价格从宋丽娜手中购得涉案车辆，而从公安机关分别对宋丽娜、李思博的笔录上显示，宋丽娜称其以40万元的价格卖车给李思博，李思博却称其是以45万元的价格从宋丽娜处购得涉案车辆。因此，对此现象的合理解释是宋丽娜与李思博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显示的价格也是二人在办理过户手续时随意报的，不具有真实性。四、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李思博购买涉案车辆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在公安机关对宋丽娜的询问笔录中，宋丽娜说：“我这车是以4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李思博的，她是以现金的形式给我的。”在同一份笔录中，宋丽娜又说：“我把我卖房子和车的钱共100万元人民币全投在这合伙生意上了，我们俩有个共同账户，是李思博名下的光大银行卡。我俩的钱放到她这张卡里，不分彼此，我俩吃住花销都在一起，所花的钱都从她这卡里出。”从该笔录可知，李思博买车所支付的购车款，仍然在李思博自己的光大银行卡里，这实际上就是说李思博自己没有花一分钱，就把宋丽娜名下的车过户到自己名下。李思博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合同对价。综上，请求驳回李思博的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李思博的上诉，宋丽娜辩称，涉案车辆以40万元的价格进行交易是真实的，该交易刘富洋知情。
刘富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宋丽娜与李思博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无效；二、判令李思博返还刘富洋上述无效合同中涉及的WBA3X310宝马牌车辆或对应的价款44156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由李思博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5月11日刘富洋与宋丽娜登记结婚，结婚证字号：豫睢补结字第000900259，备注：原证遗失补发此证2009.07.03。2015年1月29日，漯河漯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宋丽娜出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联，主要内容有：购买方名称为宋丽娜，厂牌型号：宝马牌328i3x31,发动机号：B7940885N20B20A,车架号码：WBA3X3108FD875687价税合计：441560元。机动车登记证书中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栏显示：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号码:宋丽娜/居民身份证/412325198205077634X，登记机关：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登记日期：2015年3月25日，机动车登记编号：豫Ａ×××××。车辆品牌：宝马,发动机号：B7940885N20B20A，发证日期：2015年3月25日；转移登记：姓名：李思博，机动车登记编号：豫Ａ×××××，转移登记日期：2015年5月21日。2015年5月21日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载明：买方单位/个人：李思博，卖方单位/个人：宋丽娜，车牌照号：豫Ａ×××××；车架号码：WBA3X3108FD875687,车价合计：6600元整，二手车市场：郑州万通旧机动车交易服务有限公司。2015年7月5日，李思博与河南中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旧机动车委托转让协议》，主要内容有：车主名称：李思博，车牌号：豫Ａ×××××，车架号码：WBA3X3108FD875687,车辆转让价格：39万元整。同日，李思博与河南中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BMW二手车销售合同》，李思博购买车牌号码为豫Ａ×××××宝马7302i车一辆，成交价：600000元整，提车时间为2015年7月5日。2015年8月1日，案外人翟获宇与河南中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BMW二手车销售合同》，翟获宇购买宝马WBA310一辆，发动机号：B7940885N20B20A,车架号码：WBA3X3108FD875687，成交价：415000元整。2015年10月14日刘富洋提起本诉。在本案审理中，刘富洋向该院提交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对宋丽娜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宋丽娜承认其与李思博系姐妹与合伙人关系，是微商合伙人，都在做深圳四季优美果，其把车牌号豫Ａ×××××宝马车和房产都卖给了李思博，车是以40万元人民币现金的价格卖给李思博的，是在与刘富洋签离婚协议后卖的，但还没有办理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者利益的合同无效。2006年5月11日刘富洋与宋丽娜登记结婚，2015年1月29日登记在宋丽娜名下的车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刘富洋与宋丽娜婚姻存续期间，宋丽娜未经刘富洋同意，将名下车辆以低价过户给李思博，李思博又将该车转卖，价款为39万元整，与宋丽娜、李思博转让的价款相差巨大。本案中，认定宋丽娜、李思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是本案的焦点。首先，宋丽娜作为刘富洋的妻子，未经刘富洋同意，在未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擅自处理了夫妻共有财产。其次，李思博与宋丽娜的交易中是否是善意第三人，或李思博是否是善意取得本案所涉及的车辆。依照刘富洋的陈述及宋丽娜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李思博在交易时与宋丽娜已经非常熟悉，其应当知道宋丽娜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转让应征得刘富洋的同意。宋丽娜、李思博转让车辆系2015年1月29日刘富洋与宋丽娜所购，不久即于2015年3月25日由宋丽娜以6600元的价款转让给李思博，结合李思博将该车以39万元的价格转让和案外人翟获宇以415000元价格购得该车的事实，可认定李思博购买该车与市场交易价格相比明显过低。尤其是李思博在取得该车后不久即以39万元的价格再次转让，从中牟利巨大，不能认定李思博系善意取得。宋丽娜在公安机关称李思博是以现金方式将卖车款40万元支付给宋丽娜，与刘富洋提交的宋丽娜、李思博以6600元交易的发票相比，宋丽娜的陈述证据不足。综上，该院认定宋丽娜、李思博转让车辆的行为系双方出于故意，恶意串通，以压低价格转让车辆。通过损害刘富洋的利益来获取利益，主观上具有违法性，侵害了刘富洋的财产权。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该院予以支持。宋丽娜、李思博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故刘富洋请求确认宋丽娜与李思博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无效及李思博返还对应价款441560元，并无不当，应予支持。鉴于该车辆已经转让给案外人翟获宇，刘富洋请求返还涉案车辆已无可能，故对刘富洋的此项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宋丽娜与被告李思博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李思博支付原告刘富洋车辆对应价款44156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23元，由被告李思博负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本案二审诉讼期间，李思博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一、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5年5月8日刘富洋与宋丽娜签订离婚协议一份，双方约定共有的房产及车辆归宋丽娜所有，宋丽娜有权处置涉案车辆；
二、协商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4年3月10日刘富洋向宋丽娜承诺，宋丽娜名下的房产和车辆归宋丽娜所有；
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涉案车辆登记在宋丽娜名下，根据上面的证据一、二，宋丽娜有权处置涉案车辆;
四、车辆买卖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5年5月10日李思博与宋丽娜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李思博支付40万元购得涉案车辆；
五、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于2015年7月8日对宋丽娜的询问笔录、李思博的讯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刘富洋到公安局指控宋丽娜、李思博涉嫌诈骗，宋丽娜认可其与李思博签订的卖车合同并认可收到李思博支付的购车款；
六、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李思博的借记卡账户2015年5月20日取现1115215元，其已经支付了宋丽娜购车款。
二审诉讼过程中，刘富洋提交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于2015年7月8日对李思博所作的讯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在该笔录中，李思博称其于2015年5月8日曾开车送刘富洋与宋丽娜去民政部门办理过离婚手续，李思博明知刘富洋、宋丽娜夫妻关系不合；李思博称其以45万元的价格购得涉案车辆并已经付了三十八、九万元购车款，该说法与宋丽娜的说法不符，也与发票上显示的6600元的价格不符。
二审诉讼过程中，宋丽娜提交如下证据:
一、郑州市公安局南阳路分局传唤证复印件一份、宋丽娜与公安人员李军豪的短信截屏一份，拟证明刘富洋为了强占夫妻共有财产构陷宋丽娜，致其无法到庭应诉。
二、宋丽娜的情况说明、刘某的证人证言、刘富洋与宋丽娜及他人的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版各一份，拟证明刘富洋对宋丽娜卖车这一事实是知情的。
三、离婚协议（复印件）、离婚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刘富洋与宋丽娜离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
四、车辆买卖协议一份，拟证明2015年5月10日宋丽娜与李思博之间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合法有效。
经庭审质证，刘富洋对李思博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该离婚协议书上“刘富洋”的签名不是刘富洋本人所签，且即便是真实的，刘富洋与宋丽娜并未办理离婚登记，所以该离婚协议书是无效的。证据二是复印件，上面的内容及签名都不是刘富洋所写。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车辆买卖协议中的40万元价款的约定与发票记载的价款不一致，也与李思博自认的交易价款不一致。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李思博提供的笔录不全面，缺少一页，该缺失的内容是李思博承认该车辆的交易价格是45万元，并且其认为已经交付三十八、九万元，李思博笔录中所述内容与宋丽娜笔录中的内容相矛盾，且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李思博购车的40万元仍在李思博的光大银行卡内，李思博并没有真实支付购车款，同时可以证明李思博与宋丽娜关系密切。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2015年5月9日宋丽娜往李思博卡内打过78万元，但李思博并没有提交这笔交易记录。在其他案件中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李思博取现的100余万元，不能证明其用于支付购车款。宋丽娜对李思博所提交证据均无异议。
李思博、宋丽娜对刘富洋提交的证据有异议，其认为该证据是刘富洋在举报李思博与宋丽娜涉嫌诈骗的情况下取得的案件材料，该份证据没有合法传唤当事人的材料，亦没有二人的签字，是公安机关违法作出的，该份证据并非合法证据，不应当予以认定。
刘富洋对宋丽娜提供的证据一中的短信截屏有异议，认为其内容不能证明宋丽娜的证明目的。对宋丽娜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宋丽娜卖车时刘富洋并不知情。对刘富洋女儿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刘富洋对其女儿刘某进行管教，其女儿对刘富洋很不满并到刘富洋家进行破坏，其证言内容与实情不符。宋丽娜提供的光盘无法播放，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刘富洋直到宋丽娜对车、房办理过户手续之后才知道宋丽娜卖房卖车。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离婚协议就算真实存在，因没有办理离婚登记，该协议也没有效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其内容与李思博自认的购车价款不符。李思博对宋丽娜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李思博提交的证据一、二均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证据六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对本案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李思博提供的证据三及宋丽娜提供的判决书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证据五虽中间缺失一页，但与刘富洋提供的证据相一致，均为公安机关询问李思博及宋丽娜的笔录，对上述证据对本案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李思博提供的证据四与宋丽娜提供的证据四均是一份车辆买卖协议，对该份协议刘富洋并非协议的当事人，其虽提出异议，但未提出有效反驳证据，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人刘某未到庭作证接受质询，宋丽娜提供的刘富洋与他人谈话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宋丽娜本人所书写的情况说明上所述内容无有效证据相印证，故对宋丽娜提供的证据二对本案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0日，李思博与宋丽娜曾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一份，约定李思博向宋丽娜支付40万元，购买宋丽娜的涉案宝马车。刘富洋曾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宋丽娜离婚，2016年12月15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不准许刘富洋与宋丽娜离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原审。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宋丽娜在与刘富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441560元的价款购买宝马车一辆，虽宋丽娜与刘富洋曾协商过离婚，但至2016年12月15日，双方仍未解除婚姻关系，该宝马车仍系宋丽娜与刘富洋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思博与宋丽娜2014年12月相识后，关系亲密，李思博在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的讯问笔录中述称“与宋丽娜现在是好朋友、合伙人、闺蜜，现在合租在一起”。宋丽娜与刘富洋之间2015年5月6日及2015年5月8日的两次纠纷李思博均在现场，因此，李思博对宋丽娜与刘富洋的婚姻状况非常了解。涉案宝马车是宋丽娜在2015年1月29日以441560元购置；李思博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称“车是2015年5月中旬以四十五万元购买，已付给她（宋丽娜）三十七、八万元人民币现金，还没给完。”；宋丽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我这车是以4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李思博的，她是以现金的形式给我的。”，并同时称卖房及卖车的款项均汇入与李思博共用的李思博的光大银行卡内；李思博与宋丽娜之间交易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显示的车价合计却是6600元。综上，李思博在明知宋丽娜与刘富洋间婚姻及财产状况的情况下，向宋丽娜单独购置宝马车，对于车辆价款的表述买卖双方前后矛盾，也与销售发票上显示的价格不符，李思博与宋丽娜虽签订有车辆买卖协议，但李思博并非购买该车辆的善意第三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定李思博与宋丽娜间转让涉案车辆的行为系恶意串通，其车辆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涉案车辆已被李思博再次转让给案外人，刘富洋要求李思博支付该车辆对应价款441560元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李思博的上诉理由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23元，由上诉人李思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智勇
审判员 曹逢春
审判员 王松洋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张赫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