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云中法民二终字第3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乐忠，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玉凤，女，1974年8月16日出生，住湖南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伟涛，男，汉族，1986年6月21日出生，住云安县。
上诉人周乐忠、范玉凤因与被上诉人谭伟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云城法民二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周乐忠、范玉凤是夫妻关系，周乐忠、范玉凤的儿子周建文出生于1997年9月27日。2013年9月6日晚，周建文在谭伟涛施工的工地上因事与案外人袁健辉起争执打架，周建文次日被发现死亡。周乐忠、范玉凤称其与周建文是电力公司的员工，谭伟涛是电力公司的工头。2013年9月13日，周乐忠、范玉凤在电力公司的门口要求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电力公司报警，在公安机关人员主持下，谭伟涛（甲方）与周乐忠、范玉凤（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乙方由于儿子去世，要求甲方负责一定经济责任。甲方为息事宁人，表示愿意一次性从人道上支付一定款项给乙方。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陆万伍仟元（￥65000）给乙方作为补偿。二、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不能再向甲方及电力公司要求承担任何责任，不能再到电力公司要求补偿。否则，乙方要将给予甲方的款项双倍返还。三、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书》甲方签名为谭伟涛并按手指模，乙方签名为周乐忠、范玉凤并按手指模。该款谭伟涛已支付给周乐忠、范玉凤。
同年10月21日，周乐忠、范玉凤到劳动部门申诉，劳动保障部门的协调下，谭伟涛（甲方）与周乐忠（乙方）签订《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载明“乙方由于儿子去世，到有关部门要求甲方负责一定经济责任，甲方为息事宁人，表示愿意从人道上支付一定款项给乙方。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支付人民币一万二千元（12000元）给乙方作为人道补偿。二、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不能再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他部门要求甲方或广东省云浮市电力发展总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否则，乙方要将甲方给予的款项（上次收甲方65000元，合共77000元）双倍返还给甲方。三、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到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乙方在10天内双倍返还甲方给予的款项（上次收甲方65000元，合共77000元）给甲方。本协议一式四份，其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留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书》甲方签名为谭伟涛并按手指模，乙方签名为周乐忠并按手指模。该款谭伟涛当天已支付给周乐忠。
2014年1月20日，周乐忠、范玉凤委托律师向电力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电力公司就电力公司非法使用童工（周建文）及相关赔偿事宜与其委托的律师洽谈。
2014年3月4日，周乐忠、范玉凤向云浮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提交《劳动仲裁申请书》，要求电力公司支付工资、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相关费用。庭审中双方均确认云浮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已受理了周乐忠、范玉凤的仲裁申请，第二次开庭前，仲裁裁决书已经出具，该裁决书裁定电力公司支付周建文工资7070元、死亡赔偿金491300元及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245650元。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并已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调解协议书》，均约定谭伟涛给予周乐忠、范玉凤一定数额的金钱补偿后，周乐忠、范玉凤不得再向谭伟涛和电力公司要求承担任何责任，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谭伟涛已按合同约定向周乐忠、范玉凤支付77000元补偿款，但周乐忠、范玉凤多次向谭伟涛及电力公司继续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调解协议书》中约定周乐忠在违约时需在10天内双倍返还谭伟涛给予的款项77000元，谭伟涛支付补偿款为77000元，协议中约定返还的另外77000元实质为违约金。谭伟涛未能举证证实其因周乐忠、范玉凤违约而造成的具体损失额，故谭伟涛支付补偿款的损失应为利息损失。谭伟涛支付补偿款的损失为利息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即一倍的补偿款77000元远高于谭伟涛的利息损失，依法予以调整，违约金以不超过利息损失的130%为限。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判决如下：一、周乐忠、范玉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补偿款77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13年9月14日起以65000元为本金计至2013年10月20日和从2013年10月21日起以77000元为本金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给谭伟涛。二、驳回谭伟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26元，由周乐忠、范玉凤负担1000元，谭伟涛负担726元。
宣判后，上诉人周乐忠、范玉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云城区人民法院（2014）云城法民二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有误。被上诉人将未成年人周建文带到广东省云浮市电力发展总公司（简称电力公司）做童工，违反了禁止使用童工的强制性规定，使周建文脱离父母监护，其与电力公司对周建文负有监护责任，属债权之债，至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事后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双方对债权之债的一种“和解”，本质上仍属于侵权之债的范畴，而非合同之债的范畴。因此，本案应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而非合同纠纷。二、涉案两协议是双方对侵权之债的一种“和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两协议不可在本案中作为对上诉人不利的证据。三、如前所述，因周建文之死，被上诉人理应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是有因之债，而两协议中设置的违约条款具有投机性（与赌博行为无异），无两全原因可循。因此，该条款引发的违约责任属无因之债，我国司法理论通说诊断，合同是有因行为，一般情况下不承认顽固合同（条款）的效力，这也是不当得利必须返还的理论基础，一审判决否定了该理论基础，是不合法理的。四、被上诉人和电力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或补偿责任远大于77000元，显失公平，上诉人继续主张权利是合法的，被上诉人通过违约条款来限制上诉人向他人主张权利甚至提起诉讼，剥夺了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明显的违宪性。因排除上诉人权利，免除电力公司义务，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所以两协议中的违约条款是无效的。五、从两协议中可知，被上诉人给予的是人道主义补偿，是一种赠与行为，补偿金已交付，赠与合同成立，而如前所述，该条件是无效的，所以赠与合同不可解除。综上，一审法院对案件定性不准确，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上诉人周乐忠、范玉凤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谭伟涛在二审期间没有提出答辩意见，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周乐忠、范玉凤是夫妻关系，周乐忠、范玉凤的儿子周建文出生于1997年9月27日。2013年9月6日晚，周建文在谭伟涛施工的工地上因事与案外人袁健辉起争执打架，周建文次日被发现死亡。周乐忠、范玉凤称袁健辉与周建文是电力公司的员工，谭伟涛是电力公司的工头。2013年9月13日，周乐忠、范玉凤在电力公司的门口要求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电力公司报警，在公安机关人员主持下，谭伟涛（甲方）与周乐忠、范玉凤（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乙方由于儿子去世，要求甲方负责一定经济责任。甲方为息事宁人，表示愿意一次性从人道上支付一定款项给乙方。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陆万伍仟元（￥65000）给乙方作为补偿。二、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不能再向甲方及电力公司要求承担任何责任，不能再到电力公司要求补偿。否则，乙方要将给予甲方的款项双倍返还。三、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书》甲方签名为谭伟涛并按手指模，乙方签名为周乐忠、范玉凤并按手指模。该款谭伟涛已支付给周乐忠、范玉凤。
同年10月21日，周乐忠、范玉凤到劳动部门申诉，在劳动保障部门的协调下，谭伟涛（甲方）与周乐忠（乙方）签订《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载明“乙方由于儿子去世，到有关部门要求甲方负责一定经济责任，甲方为息事宁人，表示愿意从人道上支付一定款项给乙方。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支付人民币一万二千元（12000元）给乙方作为人道补偿。二、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不能再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他部门要求甲方或广东省云浮市电力发展总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否则，乙方要将甲方给予的款项（上次收甲方65000元，合共77000元）双倍返还给甲方。三、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到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乙方在10天内双倍返还甲方给予的款项（上次收甲方65000元，合共77000元）给甲方。本协议一式四份，其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留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书》甲方签名为谭伟涛并按手指模，乙方签名为周乐忠并按手指模。该款谭伟涛当天已支付给周乐忠。
2014年1月20日，周乐忠、范玉凤委托律师向电力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电力公司就电力公司非法使用童工（周建文）及相关赔偿事宜与其委托的律师洽谈。
2014年3月4日，周乐忠、范玉凤向云浮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提交《劳动仲裁申请书》，要求电力公司支付工资、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相关费用。庭审中双方均确认云浮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已受理了周乐忠、范玉凤的仲裁申请，第二次开庭前，仲裁裁决书已经出具，该裁决书裁定电力公司支付周建文工资7070元、死亡赔偿金491300元及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245650元。
另查明，被上诉人谭伟涛于2014年3月2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求法院判令：周乐忠、范玉凤双倍返还补偿款77000元共154000元给谭伟涛；本案诉讼费用由周乐忠、范玉凤负担。
谭伟涛要求周乐忠、范玉凤双倍返还补偿款77000元的理由是认为协议书约定了周乐忠、范玉凤不能再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他部门要求谭伟涛或电力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否则周乐忠、范玉凤要将谭伟涛给予的款项共77000元双倍返还给谭伟涛。谭伟涛认为周乐忠、范玉凤于2014年1月20日通过律师发律师函给电力公司，继续提出要求作工伤赔偿，并表示要提出仲裁等，在电力公司回函拒绝后，周乐忠、范玉凤于2014年3月初向云浮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广东省电力发展总公司赔偿80多万元，故主张周乐忠、范玉凤已违反了双方的上述约定，因而要求周乐忠、范玉凤将收取的77000元补偿款双倍返还。
再查明，广东省云浮市电力公司没有在涉案的《协议书》和《调解协议书》上签章。
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周乐忠、范玉凤应否将补偿款77000元双倍返还给谭伟涛。
本案中，谭伟涛认为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周乐忠、范玉凤不能再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他部门要求谭伟涛或电力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否则周乐忠、范玉凤要将谭伟涛给予的款项共77000元双倍返还。谭伟涛认为周乐忠、范玉凤于2014年1月20日通过律师发律师函给电力公司，继续提出要求作工伤赔偿，并表示要提出仲裁等，在电力公司回函拒绝后，周乐忠、范玉凤于2014年3月初向云浮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广东省电力发展总公司赔偿80多万元，周乐忠、范玉凤的行为已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因而主张周乐忠、范玉凤将收取的77000元补偿款双倍返还。由于涉案的《协议书》是周乐忠、范玉凤与谭伟涛签订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协议书中的条款只约束周乐忠、范玉凤与谭伟涛，因电力公司并没有在该协议上的签章，且本案中无证据表明谭伟涛有权代表电力公司与周乐忠、范玉凤签署该协议书，亦无证据证明电力公司在事后追认该协议书，故谭伟涛无权作出两上诉人“不能向电力公司要求承担任何责任”和“不能再到电力公司要求补偿”的处分。同理，《调解协议书》是周乐忠与谭伟涛签订的，谭伟涛同样无权在该调解协议书中作出两上诉人不能“要求广东省云浮市电力发展总公司承担任何责任”的处分。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除了上述约定内容对双方均无约束力外，协议书和调解协议书的其他内容，均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两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定性为侵权责任纠纷，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两上诉人于2014年1月20日及于2014年3月初是向广东省电力发展总公司主张赔偿，并非向被上诉人主张承担责任，故两上诉人向电力公司要求赔偿的行为并不构成对被上诉人的违约，被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两上诉人违约并要求两上诉人将补偿款77000元按双倍返还及支付违约金，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2014）云城法民二初字第188号判决。
二、驳回谭伟涛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26元，均由被上诉人谭伟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亦乾
审 判 员 邓建勇
代理审判员 陈洁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冯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