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舟民终字第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支公司。
负责人何舟。
委托代理人黄思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阿宝。
委托代理人翁舟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锡科。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保普陀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2）舟普民初字第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9月11日8时许，杨锡科驾驶浙L×××××号轻型普通货车由南往北行驶至本市普陀区定沈线吴家岙路口时，在实施右转弯过程中与由东往西史阿宝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自行车损坏、史阿宝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杨锡科驾驶车辆行经交通标志控制的路口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史阿宝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应负事故次要责任。史阿宝受伤后即被送往舟山顾鹤传（顾氏）骨伤医院，被诊断为左胫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左腓骨小头骨折、左膝部软组织损伤、左胫骨外髁骨折，住院治疗99天，于2010年12月19日出院。同日，史阿宝再次到舟山顾鹤传（顾氏）骨伤医院住院治疗38天，行左胫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术后组织粘连松解术，于2011年1月26日出院。2012年6月2日，史阿宝第三次到舟山顾鹤传（顾氏）骨伤医院住院治疗31天，行左胫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术后内固定拆除术，于2012年7月3日出院。舟山顾鹤传（顾氏）骨伤医院疾病证明书载明，史阿宝三次住院期间均需陪护1名，建议后两次出院后各需休息1个月。期间，史阿宝花费住院医疗费85807.07元、门诊医疗费4162.40元，合计89969.47元，其中49000元系杨锡科支付。此后，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向杨锡科赔偿交强险赔偿金10550元（包括医疗费10000元、电动自行车修理费550元）、商业险医疗费赔偿金38058.30元，合计48608.30元。另查明，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西大社区出具的证明载明，史阿宝于本次交通事故前身体健康，劳动能力正常，平时经常外出打工。此外，浙L×××××号轻型普通货车系杨锡科所有，并在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该强制险保单载明：保险期间自2010年7月23日0时起至2011年7月22日24时止；责任限额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保险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仲裁机构为舟山仲裁委员会。史阿宝的原审诉讼请求为：要求杨锡科、太平洋财保普陀公司赔偿其各项费用151743.47元，扣除杨锡科已预付的赔偿款49000元，尚需赔偿99624.123元。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责任主体及赔偿责任承担问题。因浙L×××××号轻型普通货车在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故给史阿宝造成的损失依法应由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杨锡科承担赔偿责任，但因史阿宝对其损害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故可适当减轻杨锡科的赔偿责任。二、关于管辖权问题。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虽系强制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且按约定因合同引发的争议应由舟山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杨锡科与史阿宝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不是杨锡科与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对受害人史阿宝负有的赔偿责任并非给付保险金的合同义务，而是一种法定责任，故史阿宝因人身损害赔偿争议向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两被告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三、关于杨锡科与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预付赔偿款问题。本案中，杨锡科在为史阿宝支付医疗费49000元后获得了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赔偿的保险金48608.30元，但因杨锡科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及范围尚未确定，杨锡科支付史阿宝的款项性质系预付赔偿款，故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仍需对史阿宝承担赔偿责任。为避免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重复赔偿及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并节约诉讼成本，原审法院视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赔偿的保险金已由杨锡科以预付赔偿款的形式给付给了史阿宝，并将该保险金48608.30元自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在强制险责任范围内应对史阿宝承担的赔偿责任中直接予以扣除，至于该保险金性质系强制险还是商业性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在所不论。杨锡科实际已向史阿宝预付的赔偿款391.70元亦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杨锡科与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之间若因保险金赔偿存在争议，可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另行解决。四、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是否分项处理的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各类费用和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各类费用均属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失，并对应和涵盖了人身损害的所有法定赔偿项目，故医疗费用和死亡伤残赔偿两者之间具有统一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且严格按照该两赔偿限额进行赔偿有损保险公司、机动车一方、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强制险对人身伤亡损失赔偿时可将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合并进行处理，而不宜严格分项处理；但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费用与医疗费用、死亡伤残赔偿费用因属不同的损失范畴，故强制险对财产损失的赔偿应限于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内。五、关于史阿宝的具体损失项目及数额，分类认定如下：1.医疗费。各方对史阿宝伤后花费医疗费89969.47元均无异议，予以确认。至于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关于应剔除非医保报销范围费用之抗辩意见，因无法律依据，对此不予采纳。故确定列入本案赔偿范围的医疗费为89969.47元。2.各方对史阿宝的住院伙食补助费5040元、电动自行车修理费550元均无异议，予以确认。3.护理费。两被告对史阿宝请求护理期限为168天、护理人数为1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对于护理费标准，综合史阿宝伤势、治疗过程等情况，结合本地区护工同时期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水平，酌情确定护理费标准平均为70元／天，故列入本案赔偿范围的护理费为11760元。4.误工费。根据住院病历及医疗证明，史阿宝住院168天、出院后病休累计2个月，故其误工时间为228天；对于收入状况，史阿宝虽未提供事故发生前具有固定工作及收入的证据，但社区证明其事故发生前有劳动能力，且杨锡科亦认可该事实，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史阿宝此前已丧失劳动能力，故根据史阿宝的误工时间，结合其年龄以及同龄通常人的身体状况及本地区实际情况，酌情确定误工费为10000元。5.交通费。综合史阿宝伤情、陪护以及就医地点、次数等情况，酌情确定列入本案赔偿范围的交通费为800元。6.营养费。史阿宝虽未提供需加强营养之医嘱，但综合其伤情以及多次手术等治疗、康复过程，其伤后需加强营养符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列入本案赔偿范围的营养费为1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史阿宝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虽确可遭受一定的精神痛苦，但其经治疗后身体功能未明显受到影响，精神损害未达严重程度，故难以支持其该项请求。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19119.47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史阿宝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电动自行车修理费共计119119.47元。由于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已支付保险金48608.30元、杨锡科已向史阿宝预付赔偿款391.70元，故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在尚需赔偿史阿宝的款项70511.17元中，向史阿宝支付70119.47元，向杨锡科支付391.70元。以上款项限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完毕。二、驳回史阿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6元，减半收取448元，由史阿宝负担133元，杨锡科负担315元。
宣判后，太平洋财保普陀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对交强险赔偿不分项判决错误，超出医疗费赔偿限额的86009.47元不应由上诉人承担。2、上诉人已按保险合同约定进行了理赔，即便杨锡科对此有异议，也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提请仲裁，原审对上诉人与杨锡科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并无管辖权，不应将上诉人列为共同被告。综上，原审法律适用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史阿宝答辩称：1、交强险限额内不应分项判决，否则不利于受害人的治疗。2、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杨锡科与史阿宝之间的侵权关系，并非上诉人所称保险合同关系，上诉人对史阿宝所负赔偿责任系法定责任，而非给付保险金的合同义务，原审对此具有管辖权。3、一审判决前杨锡科的赔偿责任尚未确定，原审将杨锡科自上诉人处获得的保险金视为已支付给史阿宝的预付赔偿款，并在上诉人应承担的强制险赔偿责任内直接予以扣除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锡科未作答辩。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各方争议的焦点为：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医疗费用与死亡伤残赔偿是否应分项按限额赔偿。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法规定的责任限额是指一次事故的最高责任限额，并未规定医疗费用、死亡伤残赔偿、财产损失应分项按限额赔偿。其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虽规定了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但道路交通事故法定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营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财产损失等，故该条例所称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应涵盖了人身损害赔偿的所有法定赔偿项目。但条例未对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各自对应的具体法定赔偿项目作出规定，因此，保险公司要求分项按限额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亦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再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国家制定该条例是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其立法目的是在有限范围内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抢救治疗其目的即是避免与减少受伤人员死亡及伤残结果的发生，积极的抢救治疗同时也降低了保险公司死亡、伤残赔偿金的赔付几率，故医疗费用与死亡伤残赔偿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统一性，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且同属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分项按限额赔偿不利于受害人的进一步治疗，也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明显不符。二、太平洋保险普陀公司是否系本案的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机动车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在责任限额内保险公司是赔偿责任主体，超过责任限额的才产生机动车一方与受害方的责任承担问题。因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虽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但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公司据此承担的责任为法定责任，其与投保人之间的仲裁约定对受害人并无约束力，故上诉人请求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交强险合同纠纷的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即便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偿，只要当事人提出异议，其仍应在诉讼中被列为共同被告，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对保险公司的理赔均存有异议，故上诉人认为其已向投保人进行理赔，已履行赔偿义务，不应作为原审被告的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6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奚安娜
审 判 员 徐惠忠
代理审判员 张秀梅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代书 记员 高嘉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