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757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梁娟，女，198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姣姣，浙江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建荣，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永锋、兰刚，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周建妹，女，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一审第三人：梁益兴，男，1965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妹（系梁益兴妻子），女，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上诉人梁娟因与被上诉人叶建荣、一审第三人周建妹、梁益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6）浙0185民初第1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娟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停止对上诉人梁娟所有的拆迁安置款65万元的强制执行，并将该笔款项返还给上诉人梁娟。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叶建荣承担。具体理由1.原一审法院审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上诉人梁娟取得补偿款的依据是其与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签订的编号为55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案涉的该笔拆迁款项系根据上述安置协议书所享有的补偿款，案涉拆迁款应属上诉人梁娟所有，与原审两被执行人周建妹、梁益兴毫无关系，上述两被执行人另外有厂房安置补偿款进行补偿，两笔款项系分别补偿。2.上诉人梁娟提交的上述安置协议合法有效，案涉补偿款系上诉人梁娟因该合同而合法取得的财产，在该合同未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上诉人梁娟理应获得应合同取得的财产。3.案涉补偿款中包括房屋拆迁款和宅基地安置补偿款，其中15万元是作为上诉人梁娟重新购买宅基地款，此款与原审两被执行人周建妹、梁益兴无关。4.上诉人梁娟的拆迁款项系××岭×号的住宅房屋拆迁款，该住宅建造在梁娟祖父的自留地上，出资及建造人均是梁娟祖父，而非两被执行人周建妹、梁益兴。被上诉人叶建荣主张该款项系两被执行人周建妹、梁益兴所有，应由被上诉人叶建荣举证证明，而现被上诉人叶建荣并不能举证证明该房屋系两被执行人周建妹、梁益兴所有。5.根据有关拆迁条款，上诉人梁娟成为本次拆迁的合法主体，取得案涉拆迁款是合法有效的，不容许他人非法剥夺。被上诉人叶建荣辩称：1.上诉人梁娟签署的编号为55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不能对抗一审第三人梁益兴对被拆迁房屋享有的物权。本案中上诉人梁娟作为拆迁户代表行使了协议签署行为。2.根据在案证据表明案涉被拆迁房屋与一审第三人梁益兴签订的编号为56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应的被拆迁厂房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且不可分割，二者建造时间均为2006年至2007年间；同时根据梁娟提交的55号安置协议书后所附的评估明细表也可以看出，案涉拆迁补偿款的评估款中有200余万元为附属物及移位，其中包括停产停业损失等等的补偿，据此也可以说明当初虽然签订了两份安置协议，但涉及的拆迁标的是混同的，而且所有被拆迁房屋均系一审第三人梁益兴夫妇建造。因此被上诉人叶建荣认为与梁娟签订安置协议的案涉被拆迁房屋也系一审第三人梁益兴建造、所有，其所有权人不可能是上诉人梁娟。同时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被拆迁房屋系梁娟祖父梁某建造、所有，并赠与给梁娟的事实存在。3.上诉人梁娟并未举证证明案涉拆迁款中有15万元系属宅基地补偿款。其次，鉴于案涉被拆迁房屋不属于上诉人梁娟所有的情况下，上诉人梁娟没有任何事由可能获得所谓的宅基地补偿款。4.事实上，是被执行人梁益兴通过“以上诉人梁娟的名义与政府签订编号为55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方式，使上诉人梁娟取得拆迁补偿款，此属于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综上，被上诉人叶建荣认为上诉人梁娟对执行标的物不享有所有权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梁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一审第三人周建妹及梁益兴共同答辩称：同意上诉人梁娟以上上诉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房屋是梁娟爷爷建造并留给梁娟的，其他家属对此并无异议。案涉房屋与厂房并不在同一地址，是有区别的。梁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立即停止对梁娟所有的拆迁安置款65万元的强制执行；二、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由叶建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建妹、梁益兴于1988年在农村举行结婚仪式，于1992年8月24日办理了结婚登记。梁娟出生于1989年9月8日，系周建妹、梁益兴之长女。梁益兴于2006年前在天目山镇××村1组×号未经审批建造了厂房(建筑面积2801.48平方)。梁娟自述其爷爷梁某（出生于1946年10月8日）于2007年在天目山镇××村1组×号未经审批出资建造了住房一幢及附属用房（总建筑面积7989.28平方，附属用房系陆续建造，部分附属用房系拆迁前临时搭建）。因±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项目建设需要，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需征收该厂房及住房。2015年4月30日，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梁益兴签订了一份《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偿金额为人民币1456000元，同时与梁娟签订了一份《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偿金额为人民币4743500元。因梁益兴欠被告叶建荣借款，经该院审理后，叶建荣申请该院执行。该院于2015年8月25日以（2015）杭临执民字第265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留、提取梁娟名下的拆迁补偿款65万元（其余部分4093500元梁娟已领取）。梁娟以其非被执行人，法院扣留拆迁补偿款侵害了其利益为由于2015年12月30日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6年3月15日以（2016）浙0185执异字3号裁定，驳回异议人梁娟的执行异议。梁娟于2016年3月18日向该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主张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依据法律规定，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下列权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所有权、担保物权、其他物权（包括抵押权、留置权、质押权等）、其他物权（包括土地使用权、国有企业经营权、承包经营权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本案被拆迁财产中部分的房屋梁娟提供了证人证言欲证明系其爷爷梁某2007年建造，但经查该房屋系未经审批建造的违章建筑，至拆迁前也未经合法审批。现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该房屋系梁某建造、所有。且该被拆迁房屋中的住房系2007年建造，建造房屋时，梁娟年龄只有17岁尚须父母抚养，根本无能力共同建房而成为房屋共同所有人。政府为了拆迁需要与梁娟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仅说明梁娟仅作为拆迁户的代表行使了签订协议的行为，并不能证明拆迁的房屋归梁娟个人所有，该拆迁协议不能对抗房屋的物权。另外根据法律规定，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一种行为。案涉拆迁房屋是未经审批建造的，属于违章建筑；且梁某在本村已经拥有一处合法的宅基地和房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政策的通知》要求，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地基。因此在法律上梁某对该拆迁房屋不可能享有权益，更谈不上赠与他人。梁娟以该房屋系其爷爷梁某赠与而取得权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以采纳。梁娟在建房时既没有出钱、也没有出力却得到了400多万元的拆迁款和宅基地一块。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权利和义务明显不对等，也不符合常理。原因只能是梁益兴为逃避债务，规避执行，而故意让梁娟出面与政府部门签订《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梁娟从而取得拆迁补偿款，该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梁娟对执行标的物不享有所有权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判决：驳回梁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300元，由梁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梁娟提交以下证据：合同编号为57，被征收人为临安枭盛食品有限公司的《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证明临安枭盛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承租户，同时也作为安置主体，享有拆迁补偿款。经质证，被上诉人叶建荣认为首先该证据存在缺页情况，因此不属于有效证据，且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第三人周建妹及梁益兴对上诉人梁娟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由此可以证明谁建的房屋归谁所有，包括补偿款在内。被上诉人叶建荣提交以下证据：1.被安置人为梁益兴合同编号为56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2.2006年7月24日藻溪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一份。以上证据证明案涉被拆迁房产系由梁益兴重建而成。经质证，上诉人梁娟以及一审第三人周建妹、梁益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认为证据2《证明》中所涉及的范围只限于梁益兴所建的厂房，不包括梁娟所受赠的住房。一审第三人周建妹、梁益兴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依职权调查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征收单位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临安市吴越动迁服务有限公司，上述两单位向本院出具《有关梁益兴和梁娟在特高压拆迁补偿安置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当时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与梁娟签订案涉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经过、理由及依据。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取得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上诉人梁娟提交的证据存在缺页情况，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该证据对本案不具有证据效力。鉴于梁娟及周建妹、梁益兴对被上诉人叶建荣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以上证据的证明效力需结合本案其他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综合评定。各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取得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根据2015年6月29日临安市公安局於潜派出所出具的《户籍查询信息》载明：姓名梁益兴，户籍地址：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镇××村××岭96号。户成员有：妻周建妹，长女梁娟，二女梁琦。本院二审又查明：根据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的（2015）杭临商初字第114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查明：自2014年9月至2014年10月间，周建妹累计向叶建荣借款360万元，2015年2月17日周建妹归还叶建荣2万元。因周建妹拖欠不还，叶建荣于2015年5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周建妹以及周建妹丈夫梁益兴共同归还上述借款。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周建妹、梁益兴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叶建荣借款人民币358万元；二、驳回叶建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生效后，叶建荣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向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发出（2015）杭临执民字第265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一、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梁益兴名下（长女梁娟，因天目山镇××村1组×号房屋被拆迁，在临安市天目山镇政府、××村的房屋安装补偿款共计65万元整）款项65万元整。二、扣留期限为一年，自2015年8月25日至2016年8月24日。本院二审再查明：根据征收人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临安市吴越动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有关梁益兴和梁娟在特高压拆迁补偿安置情况说明》中载明：1.2015年4月30日梁益兴及其老婆和女儿梁娟来动迁公司办公室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事先已商量好房屋的归属划分，动迁公司按照当事人的意愿即梁娟作为单独主体来代表签订安置协议。当时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是没有有关合法权属证明，被拆迁房屋是共有财产。2.梁娟安置理由二点：第一被拆迁房屋地址与梁娟身份证信息相符；第二按照2014年12月3日在天目山镇××村委会召开的由镇政府牵头，国土、建设办、村委会、动迁等参加的政策通告会确定梁益兴可以作为安置对象，后经核实梁益兴老房还存在，没有注销，故调整为梁娟安置，同时也符合多子女遇到拆迁可以分户增加安置的安置原则。本院根据上诉人梁娟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叶建荣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梁娟主张对案涉拆迁补偿款65万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本院认为：1.根据征收人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临安市吴越动迁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的《有关梁益兴和梁娟在特高压拆迁补偿安置情况说明》，证明了案涉被拆迁房屋系梁益兴、周建妹、梁娟、梁琦共有财产，案涉被拆迁房屋补偿款总额为4743500元，梁娟已领取其中的4093500元。一审法院扣留剩余的被拆迁房屋补偿款65万元，此数额并未超过被执行人周建妹、梁益兴在上述家庭共有房屋因被拆迁而获得的补偿款总额4743500元中应享有的份额。2.上诉人梁娟通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欲证明案涉被拆迁房屋系其爷爷梁某建造并由其爷爷梁某受赠而得，一审法院已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予以了分析，本院予以认可，上述证人证言对本案不具有证明效力。3.本案中债权人叶建荣与债务人周建妹的民间借贷发生在2014年9至10月间，借贷金额总计达360万元。期间，周建妹虽向叶建荣归还借款2万元，但周建妹仍拖欠叶建荣借款358万元。在此情形下，周建妹与丈夫梁益兴以及长女梁娟于2015年4月30日一起到动迁办公室要求以梁娟的名义签订案涉补偿安置协议，此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梁娟主张对案涉拆迁补偿款65万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梁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 晴审判员 寿俊峰审判员 朱 梅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俞 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