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中民二重终字第024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雄。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云奇。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远贵，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茜，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兆帝。
委托代理人王大造，湖南国风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小玲。
原审被告陈琳。
委托代理人罗可郎，长沙市湘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ＸＸ。
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广厦支行，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198号标志商务中心a幢108、209房。
负责人张智，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余希，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雄、戴云奇因与被上诉人袁兆帝，原审被告黄小玲、陈琳，原审第三人Ｘ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广厦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广厦支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重初字第2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关于袁兆帝与黄小玲、陈琳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2009年2月23日，袁兆帝就其与黄小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该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了财产保全，该院受理后依法作出裁定，并对黄小玲名下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房屋1／3的产权予以查封。2009年4月29日，以（2009）芙民初字502号民事调解书结案，调解书确认黄小玲应在2009年5月30日至2010年5月30日分三次偿还袁兆帝借款4637500元。2010年4月9日，袁兆帝就其与彭志伟、陈琳夫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该院提起诉讼。2011年3月25日，该院作出（2010）芙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判令彭志伟、陈琳共同偿付袁兆帝借款本金4946670元及同期利息。2012年4月1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裁定发回重审。该院作出重审判决后，彭志伟、陈琳提出上诉，现该案处于重审二审审理中。2010年2月23日，彭志伟向袁兆帝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内容为“愿以其夫妇和黄小玲、蔡雄共同购买的文昌阁92号房屋中他所占份额作抵，还清袁兆帝本金以还款到期后产生的利息”。二、关于争议房产的权属概况及转让过程。本案争议房产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房屋登记的用途为工厂厂房，建筑面积1732.64平方米。2007年7月30日，原产权人长沙市前进服装工业公司与黄小玲、陈琳、ＸＸ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以400万元将该房产转让给黄小玲、陈琳、ＸＸ三人。此后该房产登记在黄小玲、ＸＸ、陈琳三人名下，各占1／3份额。2009年8月24日，该房被过户登记至蔡雄、戴云奇名下，为二人共同共有。2009年4月4日，黄小玲对袁兆帝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黄小玲欠袁兆帝的钱在文昌阁92号政府拆迁款到位一次归还”。2009年8月6日，袁兆帝、黄小玲、蔡雄三人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主要内容：1、黄小玲所欠袁兆帝债务经法院调解金额为4637500元，现黄小玲已将名下房产转让给蔡雄，其与袁兆帝的债务亦同时转交，此事经蔡雄和袁兆帝同意并予以确认。2、蔡雄和袁兆帝经协商还款方式如下：以文昌阁092号房屋作抵押（原彭志伟、黄小玲所属份额现过户到蔡雄名下），拆迁时公开彭志伟、黄小玲所有债务按比例偿还。如仍未能还清，黄小玲继续负责还清余额给袁兆帝。本协议履行由蔡雄承担，如黄小玲所欠袁兆帝债务有任何问题归蔡雄全部负责。2009年8月11日，袁兆帝向该院申请解除对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房屋的保全措施，该院于同日作出（2009）芙民初字502-2号民事裁定书解除了对黄小玲所持有的文昌阁092号房屋相应产权份额的查封手续。三、黄小玲、陈琳、ＸＸ与蔡雄、戴云奇之间转让房屋的价格。在第三人工行广厦支行参加诉讼前，本案其他当事人均认可房屋转让价格为7000100元，并认可房屋转让经过如下：黄小玲、ＸＸ、陈琳（卖方）与蔡雄、戴云奇（买方）签订了一份《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具体签约日期不详，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签订时间应在争议房产解封后至过户前），该协议签订后，买卖双方于2009年8月24日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随后，蔡雄以文昌阁092号房屋作抵押向第三人工行广厦支行贷款700万元。因黄小玲未按（2009）芙民初字第502号民事调解书要求对袁兆帝履行偿债义务，袁兆帝遂申请执行。在执行中，袁兆帝以2009年8月6日《还款协议》约定蔡雄是黄小玲所欠债务的保证人为由申请冻结其财产，据此该院于2010年3月25日作出（2010）芙执字第29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蔡雄名下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房屋相关产权份额的转让、抵押手续及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工行广厦支行在参加本案诉讼后，向该院提交了一份由蔡雄作为贷款申请资料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金额为750万元的首付款收据一份，该合同载明的甲方为黄小玲、陈琳、ＸＸ，乙方为蔡雄、戴云奇，内容为甲方将文昌阁092号房屋作价145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首付款为750万元，余款由乙方以按揭方式支付。至此，黄小玲、陈琳、蔡雄、戴云奇均称该房产的真实交易价格即为合同所载之1450万元，另一份交易价格为7000100元的《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是双方为避税而炮制的虚假合同。袁兆帝对工行广厦支行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首付款收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在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后，黄小玲承认该合同由其一人代表陈琳和ＸＸ在卖方栏署名，并提供了彭志伟、陈琳夫妇的一份公证授权委托书以证明其为合法代理人。袁兆帝对黄小玲陈述的该份合同签订过程没有实质性异议并撤回了笔迹鉴定申请，但继续以该份合同是蔡雄等为达到多贷贷款的目的而炮制的虚假合同为由否认其证明力。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工行广厦支行表示其对贷款申请资料仅作形式审查，故对合同是否真实不负保证义务。为查明该份合同所载之1450万元交易价格是否真实，该院要求蔡雄就其合同对价的支付情况进行举证。就此蔡雄称其以代替陈琳、黄小玲偿还所欠他人债务和直接向ＸＸ支付房屋转让价款等方式已实际支出了购房款9615171.09元。四、黄小玲、陈琳、ＸＸ与蔡雄、戴云奇之间是否构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此袁兆帝认为，文昌阁092号房屋的抵押担保评估价值达14668600元，蔡雄、戴云奇的受让价格不足评估值的50%，依法构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为证明该项主张，袁兆帝提供了由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住宅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委托评估人为黄小玲、ＸＸ、陈琳，评估基准日为2009年7月9日，以下简称《估价报告》）予以佐证。对此陈琳、黄小玲、蔡雄辩称上述《估价报告》将文昌阁092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性质从国有划拨土地错误地认定为国有出让土地，导致对房产的评估价值明显偏高，其实质是一份为多争取贷款额度而炮制的虚假报告。争议房产的实际价值应当根据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转移外勘评估结论而认定为8663200元。由于买卖双方的交易价格为7000100元，超过了房地产管理部门评估价值的80%，故不构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为证明其上述主张，陈琳、黄小玲、蔡雄提供了房地产管理部门于2009年8月21日出具的《房屋转移外勘价格评估表》和开国用（99）字第09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各一份。对该份开国用（99）字第09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袁兆帝以超过举证期限提交为由请求该院否认其证明力。对于《房屋转移外勘价格评估表》所列争议房产价格，袁兆帝以该价格仅为房产管理部门为规范二手房买卖行为而设定的最低限价，与实际市场交易价格相比明显偏低为由否认其证明力。《估价报告》载明的文昌阁092号房屋的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而开国用（99）字第09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记载的文昌阁092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长沙市前进服装工业公司，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二者关于争议房产土地使用权类型确有冲突。为查明此问题，该院依法要求原估价人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此进行说明，该公司复函称：“委托人在申请评估时提供有长国用（2007）第09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一份，其中记载的文昌阁092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对该份《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评估人无法作出专业的判定。如果评估对象的土地权属性质为划拨，按照长沙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纯出让金测算规程，则评估总金额中应扣除的出让金金额约为50万元。”对复函中提及的“长国用（2007）第09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向该院提交了一份复印件。经向国土管理部门查询，未发现有该土地权属证书的存档记录，而蔡雄举证的开国用（99）字第09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属国土管理部门颁发。在工行广厦支行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出现后，黄小玲、陈琳、蔡雄及戴云奇均改称争议房产的真实交易价格为1450万元，与房屋市场价值相当，不构成低价转让。五、袁兆帝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从何时开始计算。对此袁兆帝认为，他在2009年8月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只同意黄小玲转让其名下房产份额和相应债务给蔡雄，没有同意陈琳转让其名下产权份额给蔡雄，并且该份《还款协议》也没有约定争议房产的转让金额。直至2010年2月23日彭志伟对袁兆帝出具《还款承诺书》之时，彭志伟仍声称将以其在文昌阁092号房屋中所拥有的份额作抵所欠袁兆帝债务，这证明截至当时他仍不知道陈琳已将其名下房产份额转让给了蔡雄及戴云奇。此后袁兆帝于2010年9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距彭志伟出具《还款承诺书》之时未满一年，因此本案撤销权的行使尚在法定一年除斥期间之内。对此黄小玲、陈琳、蔡雄及戴云奇均认为本案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从2009年8月6日袁兆帝、黄小玲、蔡雄三人签订《还款协议》之日，或者从2009年8月24日买卖双方签订《二手房买卖协议》之日开始计算，则袁兆帝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其可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已告届满。另外，2009年8月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没有对争议房产的转让价格作出约定，陈琳没有在该协议上签章。黄小玲、陈琳及蔡雄、戴云奇也未举证证明袁兆帝在2009年8月24日当时即已知晓黄小玲、陈琳、ＸＸ与蔡雄、戴云奇签订了《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协议》及其约定的转让价格。
原审法院认为：袁兆帝对其求偿的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10万元未予举证，故其该项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又因袁兆帝在原审中已将其首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撤销陈琳与蔡雄、戴云奇之间转让文昌阁092号房屋相关产权份额的行为，故黄小玲、ＸＸ转让其所持有的文昌阁092号房屋相关产权份额行为的有效性在当事人之间已无争议，故依法应当确认黄小玲、ＸＸ不承担民事责任。工行广厦支行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如何实现的问题与本案争议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中不予审理，工行广厦支行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于陈琳将其所持有的文昌阁092号房屋的1／3产权份额转让给蔡雄、戴云奇的行为是否应被撤销。1、《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住宅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的证明力优于《房屋转移外勘价格评估表》，依法应当被采信为认定争议房产实际价值的有效证据。首先，《房屋转移外勘价格评估表》中的定价是房产交易时政府主管部门为防止交易双方逃避税收而确定的最低指导价格，通常都低于真实的房屋市场交易价格。其次，《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住宅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系有评估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根据争议房屋当时的实际商业用途并遵循估价原则作出，其评估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所采取的评估手段及方法科学、合理。该报告的目的是为蔡雄的银行抵押贷款提供参照依据，且由黄小玲、陈琳、ＸＸ三人共同委托评估，属于由己方形成的证据。虽然该《评估报告》所依据的长国用（2007）第09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但经评估人补充释疑后，可以确定争议房产的土地出让金应在50万元左右。扣减该部分金额后，争议房产的实际价值仍应在14168600元左右。2、陈琳、蔡雄等买卖双方提交给房地产管理部门的《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应作为认定争议房产真实交易价格的有效证据。首先，该合同系由买卖双方共同签署并提交给房地产管理部门作为房产过户依据，属于被行政主管机关确认的法律文件，故其证明力依法高于其他类似证据。其次，在工行广厦支行提交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出现前，本案各方当事人对该份合同的效力均无异议。陈琳、蔡雄等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否认该合同的行为，与当事人应当对其法庭陈述和举证负有真实保证义务以及“禁止反言”的诉讼规则相抵触。据此，该院依法确认本案争议房产的实际转让价格应按《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所载明的7000100元予以认定。3、文昌阁092号房产的转让价格属于明显不合理之低价，降低了债务人陈琳（彭志伟）的偿债能力，从而给袁兆帝的债权造成了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之低价。截至2009年7月9日，文昌阁092号房屋的市场价值约为人民币14168600元左右，而陈琳、黄小玲、ＸＸ三人在2009年8月24日转让文昌阁092号房产的价格如上所述应按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的7000100元予以确认，该金额仅为争议房产评估市场价值的59%。由于此时陈琳已知道该房产的评估值为14668600元，据此可以认定其转让价格为明显不合理之低价。袁兆帝与陈琳、彭志伟夫妇正在诉讼的借贷纠纷争议金额为500万元左右，则陈琳按7000100元转让价格的1／3份额所能得到的房产转让价款与双方讼争金额之间差距较大，从而使其偿债能力明显不足。4、受让人蔡雄、戴云奇明知争议房产的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其实际价值，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对于袁兆帝与陈琳、彭志伟之间的借贷纠纷，蔡雄系属明知。《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住宅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实际用于蔡雄从工行广厦支行的贷款所需，故蔡雄在以7000100元的价格受让争议房产之时，也应当知道文昌阁092号房产的实际市场价值明显高于该转让价格。5、袁兆帝主张撤销权没有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从袁兆帝与黄小玲、蔡雄三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中可以发现，陈琳或者彭志伟均未参与该协议的订立过程，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协议中虽有“原属彭志伟、黄小玲所属份额现过户到蔡雄阁下”的内容，但由于该协议中没有明确争议房产的转让金额，故不能认定袁兆帝确有同意陈琳低价转让其房产份额的意思表示存在。综合2010年2月23日彭志伟向袁兆帝出具《还款承诺书》的内容，应当认定截至当时袁兆帝对陈琳在2009年10月24日已将其对文昌阁092号房屋所享有的产权份额转让给蔡雄、戴云奇一事尚不知情。此外，陈琳、蔡雄和戴云奇没有举证证明袁兆帝对其在2009年8月24日签订《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一事在当时即已知悉。因此，袁兆帝的起诉并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陈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其对文昌阁092号房产所持有的三分之一产权份额转让给蔡雄、戴云奇的行为因损害了债权人袁兆帝的合法权益而依法应被撤销，其他2／3产权份额仍应由由蔡雄、戴云奇共同共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陈琳将其对长沙市开福区文昌阁092号房屋所享有的1／3产权份额转让给蔡雄、戴云奇的民事行为；（二）驳回袁兆帝求偿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10万元的诉讼请求；（三）黄小玲不承担民事责任；（四）第三人ＸＸ不承担民事责任。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陈琳、蔡雄、戴云奇共同负担1190元；保全费5000元，由陈琳、蔡雄、戴云奇共同负担。
上诉人蔡雄、戴云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订立《还款协议》、法院解除争议房屋的查封、该房屋于2009年8月24日转让，对这一过程，袁兆帝知晓并积极予以促进，且袁兆帝与蔡雄、黄小玲订立《还款协议》的时间为2009年8月6日，本案起诉时间是2010年9月27日，袁兆帝向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的行为已超过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一审法院认定袁兆帝起诉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错误。（二）上诉人为了避税只提供交易价为7000100元的《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而没有提供交易价为1450万元《房地产买卖合同》。其代陈琳、黄小玲、ＸＸ清偿债务9615171.09元，加上黄小玲欠其借款4637500元，上诉人为该房产实际付款14252671.09元，这与《房地产买卖合同》载明的1450万元的交易价相当，该房产交易价格不构成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一审法院以《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认定争议房产实际转让价格为7000100元错误。（三）袁兆帝与陈琳、彭志伟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正处于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诉称陈琳及其丈夫彭志伟欠其5399670元债务属于不合法的高利贷且未确立的债务，一审判决认定陈琳转让房产的行为损害债权人袁兆帝的合法权益的理由不成立。（四）在得知争议房产将被拍卖用于优先偿还陈琳、黄小玲、ＸＸ所欠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昌支行的借款，该房产当时的拍卖价大概是700万元，且陈琳、黄小玲、ＸＸ还有其他债务，其债权只能实现很小份额的情况下，袁兆帝积极做上诉人工作，希望上诉人在该房屋被开福区法院拍卖前买下来，同时承受黄小玲与彭志伟（陈琳）的共同债务4637500元，以便在以后该房拆迁时用拆迁款清偿。经多次沟通，上诉人与袁兆帝、黄小玲于2009年8月6日达成《还款协议》。在袁兆帝于2009年8月1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解除该房屋的财产保全措施、上诉人清偿了陈琳、黄小玲、ＸＸ所欠债务后，上诉人于2009年8月24日受让了该房产。该房产的转让，由袁兆帝积极促成，且上诉人的购买是善意，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属于善意错误。（五）上诉人受让该房产后，向善意第三人工行广厦支行抵押贷款700万元，一审判决侵犯了该行的利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袁兆帝答辩称：（一）2009年8月6日的《还款协议》是袁兆帝、黄小玲、蔡雄三方签订，陈琳或彭志伟没有参与，袁兆帝没有同意陈琳将其房产份额卖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更没有同意陈琳低价出卖而致其债权无法清偿的意思表示，且《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系在2009年8月14日后签订，2010年2月23日彭志伟向其出具用争议房屋份额作抵的《还款承诺书》，因此，其请求撤销陈琳与蔡雄、戴云奇之间房产份额的买卖合同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二）上诉人对该房产7000100元的转让价格直到工行广厦支行参加诉讼后才予以“改口”，且上诉人所称的代为清偿其他人债务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的7000100元系房产转让的真实价格正确。（三）彭志伟和陈琳于2010年2月23日向其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明确载明欠款为539.967万元，且其债权已得一审判决支持，其对陈琳的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四）上诉人明知陈琳夫妇与袁兆帝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自己亦是陈琳夫妇的债权人，其仅以100元现金象征性支付，再用该房产抵押贷款支付购房款，从而获得该房产的所有权，且其用《评估报告》抵押贷款，应当知道该房产当时市场价值为1466.86万元，由此可见，上诉人明显不是善意第三人。（五）本案撤销权没有损害工行广厦支行的利益。
原审被告陈琳称：袁兆帝对陈琳的债权不是确定的合法债权，涉案标的物的转让是经袁兆帝同意才予以转让，其行使撤销权超过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且其起诉是要求撤销全部合同，包括黄小玲的，但一直没有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因此，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琳将其案涉房产份额转让给蔡雄、戴云奇的行为是否应该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和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案撤销权的成立，债权人应当举证证明符合以下四个要件：1.债权人对债务人享受合法有效的债权；2.债务人实施了有害债权的行为；3.债务人与受让人转让财产时主观上具有恶意；4.债权人的撤销权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如有一个要件不具备，债权人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债权人的撤销权作为债的保全制度，以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的债权为前提，但这一债权既不要求确定，也不要求到期。虽然袁兆帝与彭志伟、陈琳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正处于二审（重）审理中，本案债权数额尚未确定，但该债权成立于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之前，存续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时，故对上诉人的债权人袁兆帝的债权未确定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袁兆帝提交的《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kf0908200308，卖方为黄小玲、ＸＸ、陈琳，买方为蔡雄、戴云奇）、《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借款人、抵押人为蔡雄、戴云奇，贷款人为工行广厦支行）、《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由黄小玲、ＸＸ、陈琳委托，杜鸣联合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等证据证明，陈琳将其拥有的价值1466.86万元的案涉房产1／3份额以7000100／3元的价格转让给蔡雄、戴云奇，该转让价格达不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的“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应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至此，袁兆帝已完成客观上债务人陈琳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的举证义务。陈琳、蔡雄等当事人在工行广厦支行参加诉讼前，均认可案涉房产的转让价格为7000100元，并以评估总价为“8663200﹡0.8”的《房屋转移外勘价格评估表》予以佐证；在工行广厦支行参加诉讼并提交由甲方（卖方）黄小玲、ＸＸ、陈琳与乙方（买方）蔡雄、戴云奇于2009年6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等证据后，均又该称案涉房产的真实交易价格是1450万元，交易价为7000100元的《长沙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系买卖双方为避税而向房管部门出具的虚假合同；该1450万元的交易价格是基于评估价为1466.86万元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可蔡雄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出于多贷款的需要，该评估报告中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经过了“加工”，评估价格“做高”了。除上述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外，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案涉房产的真实交易价格为1450万元或者蔡雄、戴云奇上诉所称的“14252671.09元”，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债权人撤销权的立法意旨在于防止因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导致其责任财产的减少而造成对债权人之债权的危害。只有在债务人的行为影响到债权实现的情况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行为的干涉方具有正当性，这是对该制度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必要限制。本案中，债务人陈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财产，且该处分财产的行为已经生效，房产已转让给蔡雄、戴云奇，从而造成其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可能没有足够资产清偿债权人的债务，从而对债权人袁兆帝的债权构成侵害，且该侵害状态仍处于持续中。（三）陈琳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财产时，对该行为可能造成无资力履行对袁兆帝的债务从而有害于债权的后果有一定认识。受让人蔡雄、戴云奇明知袁兆帝与陈琳、彭志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仍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陈琳名下的房产份额，其对债务人的该种处分行为将有害于债权的情况应属明知，可推定受让人主观上为恶意。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让该陈琳名下房产份额时属善意，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四）虽然蔡雄、黄小玲、袁兆帝于2009年8月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有“以文昌阁092号房屋作抵押，（原所属彭志伟、黄小玲所属份额现过户到蔡雄阁下）拆迁时公开彭志伟、黄小玲所有债务按比例偿还，如仍未能还清，黄小玲继续负责还清余额给袁兆帝”的内容，但彭志伟名下并没有房产份额，而是在彭志伟的妻子陈琳名下，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蔡雄、黄小玲、袁兆帝之间就黄小琳所欠袁兆帝款项的还款方式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不直接涉及到陈琳的房产份额，且陈琳非协议相对方，没有在协议上签字，陈琳、彭志伟虽然授权黄小玲处理其房产份额的相关事宜，但陈琳、彭志伟并没有告知袁兆帝，黄小玲在签订协议时也没有明示，袁兆帝亦不知情，故不能认定袁兆帝此时对陈琳将其房产份额转让给蔡雄的意思表示的知晓。蔡雄、陈琳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协议签字至袁兆帝于2010年3月1日就涉及黄小玲欠款的（2009）芙民初字第502号《民事调解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段时间内就陈琳名下房产份额转让、过户给蔡雄、戴云奇之事明确告知了袁兆帝，也没有举证证明2009年8月24日陈琳将其房产份额登记过户到蔡雄、戴云奇名下时，袁兆帝对此知晓或者应当知晓。相反，彭志伟还于2010年2月23日出具与房产实际情况不符的《还款承诺书》，为袁兆帝的债权进行担保。故债权人袁兆帝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陈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其房产份额转让给蔡雄、戴云奇的行为这一撤销事由的起算点应当认定为2010年3月1日，袁兆帝于2010年9月27日向法院起诉行使撤销权没有超过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受理费238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7380元，由陈琳负担3690元，蔡雄、戴云奇共同负担3690元；二审受理费2380元，由上诉人蔡雄、戴云奇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应江
审 判 员 卢 苇
代理审判员 谭军辉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黄香连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