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吉01行终10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索春玲,女，196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现住长春市。
委托代理人王淑琴，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惠萍，女，1948年6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宽城区，现住长春市宽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1号。
法定代表人王玮，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永梅，女，195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朝阳区。
上诉人索春玲因与被上诉人刘惠萍、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房集团）、李永梅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4行初7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争议房屋位于长春市朝阳区隆礼路41号1门402号，为国有直管公房，原承租人为第三人李永梅。2003年9月1日原告刘惠萍与第三人李永梅签订房屋使用权买卖协议，约定原告刘惠萍以人民币62000元的价格购买第三人李永梅该房屋的使用权。第三人李永梅将房屋交付给原告刘惠萍后，未进行更名。因刘殿程没有住房，原告刘惠萍将争议房屋借给刘殿程居住，并一直以第三人李永梅的名义缴纳租金，刘殿程于2008年8月21日办理了该房屋使用权证名变手续，由第三人李永梅变更为刘殿程，刘殿程向被告长房集团提供了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同光路西社区证明，证明第三人李永梅与刘殿程为姐弟关系。2013年9月16日刘殿程与第三人索春玲登记结婚，共同住在该争议房屋，刘殿程于2013年10月5日9时20分死亡，第三人索春玲继续居住该房至今。原告刘惠萍在刘殿程去世后，发现争议房屋使用权证的承租人已变为刘殿程，遂以第三人李永梅的名义分别于2015年5月5日、2015年5月25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争议房屋合法使用权人为第三人李永梅。本院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1363号民事裁定书、2016年1月4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1640号民事裁定书，准予第三人李永梅撤诉。第三人李永梅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2016）吉0104行立4号行政裁定书，以第三人李永梅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为由，对第三人李永梅的起诉不予立案。第三人李永梅不服提出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6）吉01行终94号行政裁定书，维持本院裁定。2016年9月7日原告刘惠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长房集团原房管员李振签发给刘殿程的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无效，并为原告刘惠萍的位于长春市朝阳区隆礼路41号1门402号1.5室房屋使用面积32.26平方米的国有住宅房屋颁发住宅房屋使用权证。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刘惠萍主体资格的问题，第三人李永梅与原告刘惠萍签订房屋使用权转让协议，并交付使用，虽未进行使用权人变更登记，但原告刘惠萍与该房屋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已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二、关于起诉期限问题，原告刘惠萍在得知争议房屋使用权人名变为刘殿程后，先后以第三人李永梅的名义提起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该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原告刘惠萍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三、根据原告刘惠萍提供的在民事诉讼中被告长房集团向法院提交的刘殿程名变档案证据，刘殿程办理房屋使用权名变的材料中，第三人李永梅的签字经鉴定非本人签字，且经本院调查，第三人李永梅否认其协助或委托他人协助刘殿程办理过该房屋名变登记，并否认与刘殿程存在亲属关系。被告长房集团在本院送达起诉状后，十五日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同时拒不出庭应诉，应视为其为刘殿程作出的该争议房屋名变登记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第三人索春玲亦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房屋使用权人名变的证据，故应予以撤销。对于原告刘惠萍要求被告长房集团为其颁发该争议房屋使用权证的请求，如其符合条件应另行向被告长房集团提出申请。第三人索春玲主张原告刘惠萍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刘惠萍的起诉超过起诉期，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撤销被告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8月21日作出的长春市朝阳区隆礼路41号1门402号房屋使用权人由第三人李永梅变更为刘殿程的名变登记的行政行为及为刘殿程颁发的国有房产住宅房屋使用证；驳回原告刘惠萍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索春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未经过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争议的房屋是国有直管公房，使用权人是刘殿程，现由上诉人使用即承租。上诉人于2016年11月23日参加庭审时对被上诉人刘惠萍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书》进行了质证，提出异议并声明庭后考虑对该份证据申请鉴定。2016年12月12日再次开庭时，原审法院只让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刘惠萍补充的证据即李永梅的民事起诉状及裁定、原审法院对李永梅的询问笔录进行了质证。其他证据没有让上诉人进行质证。庭审后，上诉人提出对房屋买卖协议书及李永梅名变时申请书字迹申请鉴定，但原审未接受。而原审恰恰是依据庭审时未经过质证的证据认定本案的事实，撤销该争议房屋名变登记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二、被上诉人刘惠萍的原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刘惠萍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之一是被上诉人刘惠萍与李永梅于2003年9月1日签订的《买卖房屋协议》。该协议未经长房集团同意且没有备案，而且根据当时适用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房屋转租，应当订立转租合同。转租合同必须经原出租人书面同意，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第三十二条规定：“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对责任者给予行政处罚；（三）未征得出租人同意和未办理登记备案，擅自转租房屋的，其租赁行为无效，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罚款”。长房集团至今未同意他们二人之间的买卖行为。所以，被上诉人刘惠萍与李永梅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该房也从未交付给被上诉人刘惠萍，被上诉人刘惠萍从未使用过该房屋。长房集团对该房的名变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刘惠萍不是行政行为所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不具备原告主体不适格。三、长房集团主体不适格。长房集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其发给刘殿程住宅使用证的行为是承认其与刘殿程之间存在租赁关系，而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四、被上诉人刘惠萍的请求已超过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惠萍以李永梅名义提起诉讼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刘惠萍经常到上诉人家，对上诉人及刘殿程家情况了如指掌，早已知道刘殿程将该房名变的事实。退一步，就算不知道，按照诉状和庭审时被上诉人刘惠萍自认及李永梅诉状所称，知道名变的时间应是刘殿程生病时，即2013年9月。被上诉人刘惠萍于2016年9月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五、上诉人继续承租争议房屋，属于合法承租。2016年1月20日李永梅诉长房集团时，长房集团就知道备案材料的问题。上诉人自刘殿程2013年去世后均以自己的名义交纳租金。因此，自2013年刘殿程去世后，上诉人与长房集团形成了事实上租赁关系。2006年上诉人就与刘殿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2013年补办结婚登记。依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租赁该房屋。所以上诉人有继续承租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惠萍的起诉或发回重审；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刘惠萍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上诉人索春玲虽称曾向原审法院申请对2003年9月1日刘惠萍与李永梅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李永梅名变时申请书字迹进行鉴定，原审法院未接受，但原审卷宗无记载，且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据此，该两份证据能够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据。二、被上诉人刘惠萍与李永梅于2003年9月1日签订《买卖房屋协议》后，未经被上诉人长房集团同意且没有备案，违反了《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但是，不能因此而改变被上诉人刘惠萍“购买”李永梅房屋使用权的事实。据此，被上诉人刘惠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三、被上诉人长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但其作为公有住房的管理者，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范围内，作出的登记并发放公有房屋使用权证的行为，应视为行政行为。据此，被上诉人长房集团具备被告主体资格。四、被上诉人刘惠萍得知争议房屋使用权人名变为刘殿程后，曾先后以被上诉人李永梅的名义提起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该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据此，被上诉人刘惠萍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五、上诉人索春玲在本案登记行为尚存争议的前提下以刘殿程生前共同居住人的身份主张继续承租争议房屋，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索春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索春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会志
代理审判员 厉 丽
代理审判员 亓晓鹏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贾丽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