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17民终50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红举，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向华、周晓萌，河南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玉军，男，198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河南北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秦红举因与被上诉人周玉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驿城区人民法院（2017）豫1702民初7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红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向华、周晓萌，被上诉人周玉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红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2013年8月，刘玉忠及其妻子向秦红举分批转账250万元，秦红举向刘玉忠出具250万元借条一份，刘玉忠与秦红举形成民间�贷关系，周玉军与秦红举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周玉军向刘玉忠转款的100万元应当另行主张权利。2、2016年1月15日秦红举向周玉军出具的55万元借条，与刘玉忠的250万元不是同一件事，该55万元借条未实际履行。3、刘玉忠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4、刘玉忠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应采信。5、秦红举欠刘玉忠的250万元已偿还241万元，周玉军主张的55万元借款系虚假诉讼。
周玉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秦红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秦红举与案外人刘玉忠的借贷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秦红举可另行主张权利。周玉军提交有秦红举出具的借条，并就该借条的形成及支付提供了书证、转账凭证及证人证言，证明支付给秦红举的100万元是周玉军向秦红举支付，秦红举一审也认可。秦红举偿还周玉军45万元后，将之前给周玉军出具的100万元借条收回，重新出具55万元的借条。
周玉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秦红举向周玉军偿还借款本金55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月15日开始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利率按月息2分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8月16日，案外人刘喜荣（周玉军称其与刘喜荣系夫妻关系）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案外人刘玉忠转款30万元；2013年8月16日，周玉军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案外人刘玉忠转款70万元，以上共计100万元。2013年8月20日，刘玉忠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秦红举转款30万元；2013年8月22日，刘玉忠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秦红举转款70万元，以上共计100万元。庭审中，周玉军称“秦红举向周玉军借款100万元，周玉军分两次向刘玉忠的帐号转款100万元，后刘玉忠将100万元又通过银行转给秦红举”。秦红举质证称“秦红举确实收到了刘玉忠转款100万元，但该款系秦红举向刘玉忠借的款，而不是秦红举向周玉军借款，与周玉军无关”。庭审中，周玉军申请刘玉忠出庭作证，其作证称“我和秦红举是好朋友，周玉军是我的侄女婿，刘喜荣是我的侄女。当时秦红举在太原有一个项目需要资金，然后秦红举要求我介绍其他人借给他钱。后来我就跟周玉军商量借款事项，周玉军只答应借给秦红举100万元。由于周玉军在驻马店，秦红举在山西，我在兰州，周玉军与秦红举又不认识，我们三方电话联系商定，周玉军先把钱打给刘玉忠，由刘玉忠再打给秦红举。周玉军把100万元打给我后，我于2013年8月20日和2013年8月22日转给秦红举100万元。后来（大概是2015年）秦红举向周玉军直接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秦红举质证称：周玉军是将100万元借给了刘玉忠后，刘玉忠又借给了秦红举，秦红举与周玉军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贷关系，因此该证言不应予以采纳。二、2015年12月27日，秦红举通过银行向周玉军转帐45万元。2016年1月15日，秦红举向周玉军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本人秦红举向周玉军借现金人民币550000元，用于生意资金周转，借期一年，如若到期不还，从借款之日起加收利息二分，并自愿承担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备注：此借据经双方协议由电脑打印，签字摁指纹有法律效力。此据属实，具有法律效力”。周玉军用以证明：秦红举向周玉军偿还借款45万元后，于2016年1月15日向周玉军出具了该份收据。秦红举质证称：向周玉军转款45万元属实，但该款系偿还秦红举借刘玉忠的借款，且经过刘玉忠的同意后秦红举才将该款转帐给了原告军。借条属实，但周玉军并没有将55万元借款支付给秦红举。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即公民之间或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秦红举主张其未向周玉军借款，与周玉军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应为秦红举是否应承担还款付息的义务。一、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1、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显示，周玉军于2013年8月16日通过银行向案外人刘玉忠转款100万元，刘玉忠于2013年8月20日、22日向秦红举转帐100万元；庭审中刘玉忠作证称该100万元系秦红举向周玉军所借款项，刘玉忠只是中间人。2、秦红举于2015年12月27日向周玉军转帐45万元。虽然秦红举抗辩主张该款系秦红举偿还刘玉忠的借款，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且刘玉忠对此也不予认可，故秦红举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3、2016年1月15日，秦红举向周玉军出具一张55万元的借条，从该份借条的内容显示，周玉军为出借人，秦红举为借款人。同时上述借条也具有合同性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可以确定借条的持有者周玉军为债权人，出具借条者为债务人秦红举；且该借条中双方也注明了“此据属实，具有法律效力”。综上，周玉军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予以采纳。据此，周玉军主张其与秦红举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有事实依据，予以采纳。秦红举主张其未收到周玉军借款，不予采纳。二、从秦红举出具的借条显示，借款金额为55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即2017年1月15日期限届满。秦红军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向周玉军偿还借款，构成违约，故周玉军请求秦红举返还借款本金55万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虽然借条中约定“如若到期�还，从借款之日起加收利息二分”，但是按年利率2分计算还是按月利率2分计算，借条中并未明确载明，故该利息的计算标准约定不明，事后双方对利息的计算标准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周玉军请求秦红举从2016年1月5日起向其按月息20‰的利率支付利息损失，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秦红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玉军返还借款本金55万元。二、驳回原告周玉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4650元，由秦红举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秦红举提交其工商银行转账凭条一份，中国银行转账凭证一份，华夏银行流水一份，韩超丰建设银行流水一份，韩超丰身份证复印件、情况说明、视频光盘各一份，拟证明秦红举经刘玉忠指示向周玉军转账45万元，通过中国银行向刘玉忠转账20万元，通过工商银行华夏银行账户向刘玉忠及其妻子转账68万元，韩超丰代秦红举向刘玉忠转款1079200元，以上共向刘玉忠还款2409200元。周玉军质证认为，对韩超丰银行流水及情况说明、视频光盘真实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只证明韩超丰与刘玉忠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对秦红举转账给刘玉忠的银行流水，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仅证明刘玉忠与秦红举之间的法律关系，且刘玉忠与秦红举之间的借贷关系数额并非仅250万元；其他证据秦红举一审已提交，不再质证。结合双方的质辨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如�，秦红举的华夏银行流水明细，一审已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秦红举向周玉军转账的45万元的银行凭证，与秦红举的拟证明目的缺乏关联性；韩超丰的银行流水等证据，韩超丰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效力本院不予采信，韩超丰及秦红举与刘玉忠之间的款项来往，与周玉军主张的本案借款55万元缺乏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周玉军主张秦红举向其借款55万元，提交有秦红举出具的借条、转账凭证及证人证言，证实周玉军向刘玉忠转款100万元，刘玉忠又将该100万元转账给秦红举，结合秦红举2015年12月27日向周玉军转款45万元，于2016年1月15日向秦红举出具55万元借条的事实，周玉军所诉秦红举部分还款后就剩余款项向出具借条的意见与客观事实相符，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较秦红举关于借款�未交付的抗辨理由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一审综合认定借款已实际交付并无不当。关于秦红举主张其已向刘玉忠偿还241万元，周玉军主张的55万元借款虚假问题。秦红举主张其向刘玉忠还款，还款时间发生在其向周玉军出具借条之前，不足以推翻其向周玉军出具借条的效力，其与刘玉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秦红举可另案解决。
综上，秦红举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秦红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晓 龙
审判员 亓 宽 义
审判员 �卫卫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 宏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