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6刑初687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周某，男，196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重庆市，大专，原北京某公司总经理。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3年12月3日被羁押，2014年1月9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12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辩护人范有奎，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公诉刑诉[2015]1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某犯职务侵占罪，于2015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丰刑初字第274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周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京02刑终100号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赵新颖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范有奎到庭参加诉讼。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间，被告人周某利用在北京某公司担任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违反公司规定，谎称其战友李某为推广该公司房产安全交易保障系统的业务中间人，从公司支取60.5万元业务拓展费，后将该钱款占为己有。此外，周某与贵州某公司签订虚假软件开发合同，从公司支取65万元软件开发费，后将该钱款占为己有。以上两笔款项合计125.5万元。2013年12月3日，被告人周某在北京T2航站楼被民警抓获。
针对起诉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之规定，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提请法庭依法惩处。
被告人周某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起诉书中给贵州某公司软件开发费65万元，实际是为支付浙江业务中介费走账，该笔业务的实际中间人为赵某，因为浙江业务的代理费还没有支付完，周某担心合同撤销，需要退还中介费，为公司利益才编造借口从赵某处将钱要回，后其听说浙江公司与某公司已经达成谅解，不再支付余款，其才将中介费还给赵某；其以李某名义充当中间人是因为有些实际中间人不方便出面，齐齐哈尔等地代理商徐某的实际中间人是黄某和薄某，福建代理商邹训龙的实际中间人是陈某，中介费其已交给上述中间人；被告人周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经审理查明：
北京某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将公司拥有的一项房产交易安全专利技术授权给各地代理商，收取专利实施许可费。同时公司规定，对于介绍代理商加盟的中间人，可向其支付约占总费用30%的中介费。但是，本公司内部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得作为中间人。
2012年10月间，被告人周某利用在北京某公司担任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违反公司规定，谎称赵某为所在公司与浙江某公司在浙江省业务的中间人，并以支付软件开发费用的名义，向贵州某公司付款65万元，通过贵州某公司向赵某银行账户支付扣除税款后的“中介费”617500元，赵某银行账户于收款当日将上述款项全部转给周某妻子的姐姐张某银行账户，张某银行账户于收款当日全部转给周某之妻张某银行账户；张某银行账户于2012年10月27日转给周某银行账户50万元，于2012年10月31日取现2万元，11月12日购买理财产品10万元。2013年1月，周某因上述款项问题被公司免职，后为掩盖侵占单位财产的事实，周某先于2013年4月要求赵某在没有实际收到钱款的情况下出具收条并倒签收款日期，后又于2013年5月26日，由张某银行账户转给张某银行账户62万元，张某银行账户当日转给赵某银行账户61.7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陈某12013年4月3日证言：我是北京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受公司董事会委托来报案。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间，周某利用任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与贵州某公司签订虚假的软件开发合同，从公司支出65万转账给贵州某公司，后将该款占为己有。周某是我公司股东，以技术入股，占股份19.98%，2012年9月4日任总经理，2013年1月25日被免职。
公司为了防止股东侵犯其他股东利益，明确规定，内部人员及直系亲属不能作为开拓市场的中间人。2012年10月18日，周某与贵州某公司的总经理袁某签订虚假的网签数据采集稽核软件开发合同，于2012年10月25日从公司工商银行科技园支行尾号3401的账户分别转出40万和25万，到贵州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富水支行尾号0289的账户，后使用贵州市云岩区国家税务局代开的金额65万元的发票平账。这件事是袁某向公司反映的，袁某说周某让他签虚假合同，帮周某收款、开发票，自己扣了开发票的税款，将剩余617500元按周某的要求转给了赵某在工行宁波鄞州区石矸分理处开立的尾号1950的账户上。
证人陈某12013年12月27日证言：我们公司的中间人都是朋友或者从网上看到信息和我们联系的，我们会提供一些商务资料给中间人，对方会带着代理商来北京商谈。我们会先和中间人谈区域代理费大约多少钱，可以给他提多少的中介顾问费。对方如果同意了，才会让代理商和我们见面，因为对方肯定会怕我们绕过他和代理商签订合同。我们和代理商签订合同的同时，会和中间人签订中介顾问协议。代理商把全部的代理费汇到公司后，经过董事长王某批准，财务把中介费汇到中间人的账户上。
有的人自己想做代理，或者是代理商的朋友介绍来的，一般介绍人不要中介费而是直接减少代理费。签订代理合同以后再找中间人是不允许的。赵某是贵州的袁某到单位投诉以后，我们才知道的这个人。我们单位没有人和赵某有联系。
证人陈某12014年1月15日证言：浙江中盾科技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签署过一份专利实施代理许可协议，是我公司浙江的代理商，该公司总经理吕某、法人代表范某。2012年3月左右，吕某和袁某一起到北京找到我公司，谈代理浙江的业务，我给他们出价代理费600万，后来因公司人员变动，由周某继续和他们谈。直到2013年1月25日公司董事会改选，我才知道周某与吕某签订了280万的代理协议，吕某支付了230万，还差公司50万代理费没有付清。吕某在和我谈的时候，就应该和周某接触上了，我们曾一起吃过饭，因为当时周某负责技术上的工作，他们接触也很正常。2012年4月底，吕某就不怎么找我来了，而是和周某联系，再后来我就没有介入了。
证人陈某12015年8月13日证言：中介费应该支付给提前备案的中间人，由于需要发票入账，有的时候中间人不方便开发票，公司又要把业务做成，就有通过其它公司走账来支付中介费的情况，但是中介费最后肯定要给到实际的中间人手里。周某提供的这些收条我从来没见过，我们不认可。浙江公司没有要求我公司退还之前支付的230万元。公司没有因为浙江代理商可能会要求退款，而要求周某把支付给赵某的中介费要回来或者控制住，周某也没有说过。
证人陈某12016年8月22日证言：周某这件事出了以后，因为某的股东太多了，我在2015年1月成立了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是北京华智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和原来某的代理商有口头或书面约定，就是我承认代理商和某签订的原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到现在这个公司。2015年5月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和吕某代表的浙江中盾签了一份补充协议，就是约定原来的代理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由现在的公司承担，浙江中盾开展业务的时候，需要交足欠我们的50万元。
2、证人王某2013年4月13日证言：我是北京某公司股东。2012年7月，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我被选为董事长，只是负责监管财务、听取工作汇报。平时我也不怎么去公司，当时公司的经营由周某负责。2013年1月25日，我公司贵州的代理商贵州某公司的袁某向公司反映，并到公司向董事会说明，周某在2012年10月份跟他签了个网签数据采集稽核软件开发的假合同，以委托贵州某公司开发软件为名，将公款65万元转账给贵州某公司，后又让贵州某公司将款打给周某的朋友赵某。公司董事会在得知此事后，决定免去周某总经理的职务，让他向陈某2移交工作，周某拒绝移交工作，从办公室拿了些东西准备离开，由于他比较慌乱，这些东西掉在了地上，我们才发现一些李某签的合同和李某的银行卡，当时银行卡已经被周某抉坏了，我们几个股东就没让周某将这些东西拿走，周某就离开了，现在他说母亲在重庆老家生病了，就不来上班了。此后我们公司开始调查周某侵占公司财产的事。
经营这方面的工作我基本上不负责。中介费和奖励费有具体的相关规定，我不太清楚，但周某和我讲过公司对介绍业务有30%的提成。
证人王某2014年9月4日证言：根据公司规定，资金支出以及使用公章、合同专用章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因我长期不到单位，而且不懂公司经营方面的事情，经常是周某和我说有什么事，需要支付多少钱，我就电话同意了。会计也会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会计同意支出这笔钱，等回公司时再补签字。向我出示的网银支出（支票）领用审批单复印件上面的名字是我签的。
证人王某2014年12月22日证言：周某和我说过浙江省代理商的事。我看了周某给我发的邮件，因为周某负责具体的业务，他说浙江和山东的业务赵某是中间人，所以我就相信了，我不可能去核实这两笔业务具体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真的有中间人，只要协议的提成符合公司规定，我就会同意，但是我在邮件中也说了，让中间人找公司接这笔钱，后来周某怎么操作的我就不清楚了。一直到袁某到公司反映情况，我才知道周某通过贵州中盾公司给了赵某60多万元，但是这笔钱是不是给赵某的佣金我不清楚。赵某是不是浙江业务的中间人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参与具体的业务。
证人王某2015年8月13日证言：公司出款都需要发票平帐，所以有时候为了好开发票，就有通过其它公司走账来支付中介费的情况。但钱最后都要给到实际的中间人。为了保证这些钱出去以后都用在了支付中介费上，支付中介费周某都必须向我汇报，出纳往外拿钱的时候都会向我核实。关于吕某的浙江业务，我给周某提出让中间人去找第三方走账。但周某坚持不让中间人去找，说了很多理由，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些都是他为了方便侵占公司财产想出来的说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找的哪家公司走账，后来财务拿了一张给贵州某公司65万软件开发费的支出凭单让我签字，我才知道周某找了贵州公司。公司没有跟周某说过让他把支付给赵某的中介费要回来或者控制住，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周某提供的收条我们不认可，以前都没见过，出具收条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中间人，这些条应该是周某后补的。
3、证人陈某2证言及辨认笔录：我是北京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公司2000年由周某注册成立，2008年我和陈某1加入，后来陆续有其他股东加入。最后周某以技术入股，占公司股份19.98%,2012年9月4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由当时的副总经理周某任总经理。2013年1月25日，公司其他股东发现周某在工作当中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就开会免去了他的总经理职务，但他仍然是股东。我2011年底回老家照顾父亲，2012年6月回到单位，7月因事辞职，2013年春节前回到公司继续担任总经理。
公司为防止股东侵犯其他股东利益，在2012年6月12日经主要领导研究决定，制定了房产加密市场开拓规定，明确规定公司内部人员及直系亲属不得作为开拓市场的中间人。这个文件是我任总经理时签发的。公司的“房产安全交易保障系统”有专利，所有权属于公司。
经辨认，证人陈某2辨认出2号照片男子就是公司原总经理周某。
4、证人袁某2013年5月21日证言：贵州某公司是北京某公司在贵州的代理商，两者有业务往来。贵州某公司与北京某公司签过《网签数据采集稽核软件开发合同》，是2012年10月18日我和周某在北京签的。实际上是周某让我配合他签一份合同，将款打到我公司账上，我给他开发票，然后扣除发票费用再将钱转给他指定的人。因为周某是北京公司的总经理，我只能按他的要求办，我公司没有给北京某开发软件。2012年10月25日，北京某公司分两笔将65万汇到我公司尾号0289的账上，分别为40万和25万。此前，周某给我发信息，让我将发票开好邮寄给他，扣除费用剩下的61.75万元汇给赵某名下的工商银行账号×××。我按周某的要求到贵阳市云岩区国税局缴税3.25万，并由云岩区国税局代开了发票，金额65万，付款单位北京某公司，收款单位是我公司。事后，我将发票邮寄给周某。2012年10月25日我从公司账户给赵某汇了217500元，10月26日汇40万。
证人袁某2014年12月22日证言：我和吕某在2008年10月左右认识。2012年底，吕某和一个朋友到贵州某公司玩，听了我的介绍，觉得这个业务应该很有市场，所以想做浙江的代理商。我就说如果他有这想法，就带他去北京，让他和北京某公司谈加盟的事情，我们去谈了一次，因为加盟费用问题没有签合同，后来吕某就自己来北京谈，那时已经是周某做总经理，吕某应该是和周某谈，并且最后签订了浙江的加盟代理合同。
我和吕某就来了一次北京谈代理合同的事情，后来因为已经介绍他们认识，就没有跟着一起来。这一次谈加盟的事情，没有别人参与。
5、证人玉某证言：我是北京某公司出纳，负责收付款等工作，包括网银付款。周某是我公司的股东。2012年七八月至2013年1月25日，周某任我公司总经理。2012年10月25日，我公司向贵州某公司支付了65万元。周某说是软件开发费。这笔支出我填写了审批单，会计刘某和总经理周某审批之后，按公司规定还要请示董事长王某。我给王某打电话，他也同意了，之后分两笔给贵州某公司转账，分别是40万元和25万元。过了几天周某拿来一张贵州市云岩区国家税务局代开的金额65万元的发票入账。我们都是以收款方出具的发票入账。周某没有拿过中间人书写的收据入账，公司没有这样的先例。
6、证人刘某证言：我是北京某公司会计，负责记账、单据审核、材料保管。周某是我公司的股东，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任总经理。我公司给贵州某公司转过款，从合同上看是公司总经理周某于2012年10月18日与贵州某公司签订合同，委托贵州某公司开发软件，支付该公司软件款65万元，2012年10月25日，周某让出纳玉某从公司工商银行科技园支行尾号3401的账上分别转出40万元和25万元，到贵州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贵阳富水支行的账上，事后周某给我贵州市云岩区国家税务局2012年10月30日代开的金额65万元的发票入账。
7、证人赵某2014年1月3日证言，证实：大约2008年，我通过朋友认识周某。我没有到北京某公司任职，但我帮他们公司联系过业务，收取相关介绍费。浙江的代理商就是我介绍的。大概2011年初，我通过朋友认识了浙江的吕某，通过接触，我告诉他北京有一家某公司是做房产证安全交易系统的，前景很好，吕某对该项目很有兴趣，我就把他介绍给周某认识。我带着吕某去北京找周某谈过，具体怎么说的我不清楚，最终他们签了合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他们签合同的时候我不在场，合同具体内容不清楚。我知道吕某要交给周某公司代理费280万，后来听周某说吕某只付了230万，还有50万没交。我收了61万中介费，转到了我的工商银行卡上。我和周某之间没有别的资金往来。我不认识贵州的代理商。收到61万后我借给朋友张某了，她说做生意用。2011年，张某本人给我打电话，说要用钱，这样我以转账的方式将617500元汇到她账上，我俩是多年的朋友，也没有写条。张某的借款在2013年三四月份还给我了，也是转账，转到我工商行的卡上，与我转出的卡是同一张。我不认识袁某或潘某。
证人赵某2014年1月9日证言：我不认识张某，是周某让我把钱打到张某的账上，周某说他朋友要用钱做生意，让我把钱打到他朋友账上，别的没有说。我上次是怕影响到周某，才说和张某是朋友。张某和周某的关系我不清楚。我和周某或张某之间没有业务关系。2013年5月，我账户收到的57万是周某让我帮忙的，当时周某说有一笔款打到我的账上，并让我将其中一半汇给张某、一半汇给吕某。
8、证人吕某2014年1月3日证言：我是浙江中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范某。我公司是北京某公司的代理商。2009年左右，贵州的一个朋友潘某向我介绍北京某公司，说有个很好的项目，让我到贵州和他面谈。我去了贵州，他给我介绍一种指纹识别机器的代理，当时我觉得项目很好，潘某让我做贵州某区的代理，我给了潘某5万元现金和一辆奥迪车。大约过了4个月，我见也没有起色，就与贵州公司代理商袁某联系，说不做贵州某区的代理了，让他把钱还给我，到现在也没有还。潘某和袁某都是贵州公司的代理商。贵州回来后，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有发展空间，就通过贵州的潘某和袁某知道了北京某公司的电话和地址，直接与北京公司联系。开始我与北京公司的陈某1联系，但是陈某1要的代理费太高了。在慢慢接触过程中，我认识了周某，后来周某任总经理，我们又谈了一段时间，最终与周某签订了代理合同，代理费280万，现在还差50万没有支付。
证人吕某2014年12月22日证言：第一次是袁某带我到北京中维公司和陈某1谈，因为价格没谈拢，我们就先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带着浙江的投资商范某来北京，这次已经是周某做总经理，我和范某与周某谈，最终和周某签的浙江代理合同。我为了签代理合同，总共来北京五六次，第一次是和袁某一起来的，后面都是我自己带着投资商来的，袁某没有参与，最后签订代理合同这一次是带着范某以及另外一个股东袁忠孝来的。签代理合同时，我、范某、袁忠孝和周某在场。我听过赵某这个人，周某请我们两个人一起吃过一次饭，赵某提出想做宁波代理，但我签订浙江代理合同和赵某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以及我的投资商都没有通过赵某和北京某或周某谈代理的事情。
证人吕某2016年8月22日证言：我公司与某的业务是我带着范某和周某签订的合同，没有别人在场。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没有人提出和我们竞争浙江或宁波的代理权。在这笔业务中，我算其中一方的合伙人，现在这个公司已经归我和儿子吕某所有。谈业务的时候，没有别人参与，都是我一手操办，赵某在其中一点作用都没有。周某没有向我提过介绍费的事情。周某到广州后和别人成立了一家广东某公司，我给他介绍了江西省代理商陈刚，周某给了我25万元的代理费。这笔钱是周某被抓之前给的。陈某1和我口头约定等业务开展起来后，剩余的50万元再支付给某。我们双方有补充协议，但是以陈某1新成立公司的名义和浙江我的公司签订的。某公司并没有说不要那50万元。
9、证人张某证言：我不认识赵某，和他没有经济往来。尾号8553的工商银行卡是我的，这张卡一直由我持有和使用，没有给过周某。这张卡上有一笔61万左右的资金，当时汇进来的时候我不清楚。后来周某告诉我钱是借别人的，通过张某的银行卡汇进来，让我把钱凑齐了还给别人，我就凑够了钱汇到了张某的银行卡上。钱进入我的账户时我收到了短信通知，应该是分两次汇进来的，一次10多万，一次40多万，钱进来以后被周某转走了一部分。
10、网银支出/支票领用申请单、发票：证实北京某公司支出相关费用及发票入账的情况。
11、中国工商银行单位开户申请书复印件、银行交易记录、业务凭证，证实：北京某公司账户于2012年10月25日向贵州某公司支付软件开发费两笔，分别为25万和40万，共计65万；贵州某公司于收款当日和次日共转给赵某617500元；赵某于收款当日全部转给张某（周某妻子姐姐）；张某于收款当日全部转给张某（周某之妻）；张某于2012年10月27日转给周某50万元，于2012年10月31日取现2万元，11月12日购买理财产品10万元；2013年5月26日，由张某银行账户转给张某银行账户62万元，张某银行账户当日转给赵某银行账户61.75万元。
12、专利实施代理许可协议：证实周某代表北京某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浙江中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其中该协议第五条第（六）项约定“甲方缴纳的代理期专利实施许可费（280万元整），不管在浙江省辖区内推广实施情况如何，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要求乙方全部或部分退回”；第十五条第（六）项约定“如甲方违约，则乙方有权撤销甲方的代理资格，而且乙方无需退还已交纳的区域独家专利实施许可费和技术服务和指导费”。
13、周某提供的公证书：证实周某与北京中维公司王某关于“浙江佣金协议”的电子邮件沟通过程，其中周某自称赵某为浙江业务的中间人，并要求支付赵某65万元中介费。
14、周某提供收条：证实赵某自称收到北京中维公司支付的61.75万元浙江市场中介费（税后），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28日。
15、专利实施代理许可协议（陈某1提供）：证实甲方浙江中盾科技有限公司与乙方北京华智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乙方确定甲方为《华盾房产安全交易保障系统》项目在浙江省的代理商，甲方须在浙江省内第一个营业点安装设备前向乙方支付专利实施许可费人民币50万元，吕某代表甲方签字、陈某1代表乙方签字。签订日期2015年5月22日。
16、浙江中盾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系吕某提供，证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吕某，成立时间为2012年11月6日。
17、赵某银行账户明细：证实该账户2013年5月17日他行转账汇入57万元，当日转给张某28.5万元、转给吕某28.5万元；2013年5月26日，网上银行汇入2000元（张某账户汇入），当日通过ATM将2000元提取；2013年5月26日，网上银行汇入61.75万元（张某账户汇入），第二日柜台全部取现。
18、北京某公司2013年12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3年1月25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免去周某总经理职务，周某突然离席。经新任命公司领导一致同意，将总经理室门打开。周某秘书按其指令报警，派出所民警到场后劝告周某秘书服从公司指令。周某接到门已被打开的通知后，即时返回公司，周某当场欲将一白色大信封撕毁，被公司人员阻止，当场打开信封检查，内有工行卡一张，持卡人签名为李某，并有开设银行网银的一些申办单据和已盖公司章的部分空白代理合同等文件。
19、北京某公司的房产加密市场开拓规定：证实该规定要求，开拓市场需提前向总裁备案，并提供客户情况、认识渠道、中介名称、作用、前期沟通情况等；签约中介人不得是公司内部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20、北京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实北京某公司的工商登记、股权变更情况。
21、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周某到案的经过。
22、被告人周某2013年12月3日供述：2000年3月份，我回北京成立了北京华得翔宇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是我和我爱人张某一起注册成立，法人是我本人，后来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某公司，2008年公司法人变更为陈某2。我任总经理期间与贵州某公司签订过一份《网签数据采集稽核》软件开发合同，是为了支付浙江市场开发劳务费65万元。赵某是负责浙江市场开发的，65万元是给他的劳务费。钱是分两次打给贵州公司，然后由贵州公司开具发票交给我们公司，贵州公司再将款扣税后打给赵某。钱是我让贵州公司打入赵某账户上，赵某又将钱打给谁我就不知道了。
被告人周某2013年12月4日供述：2012年10月或11月，赵某帮助开发浙江省的市场，他和公司签过中介协议，我们答应给他收款额30%的劳务费。因为我们公司代扣代缴的话要交20%的税，为了替公司省钱，我找到贵州某公司代理商袁某，和他签署了一个软件开发协议，然后把钱从公司打到贵州某公司的账户上，让对方帮我们开发票，扣税后我让袁某把钱打进赵某的账户上。因为代理协议没履行完，根据中介协议，赵某要把钱给我们退回来。我就和赵某联系，说我爱人想做理财，让他把贵州打进去的钱先借给我。这样，他把钱转到我爱人姐姐张某的账户上了。今年5月份，张某已经把钱还给赵某。
被告人周某2014年7月1日供述：浙江省的代理商是范某，具体操办人是吕某。吕某最先到我们单位，和当时的负责人谈了两次，但是因为要价太高，没谈成。后来，我当了总经理，吕某和我谈的时候，明确说的赵某是中间人。所以，我们和吕某签完合同以后，和赵某签订了居间协议。合同约定，浙江代理权是280万，先汇到公司100万，后又汇了130万，还有50万没有付。合同约定给赵某代理费总额30%。我代表公司签的合同，赵某应得到69万的代理费。根据公司规定，应该收到一笔钱就给这笔钱的30%。我们和赵某签的居间合同最少一式两份。2013年1月25日，从公司离职时交给陈某2了。赵某知道应该拿多少钱，扣掉税，我总共给了他61.75万。吕某能证明赵某是这个合同的中间人。赵某给我写了收条，我是在2012年10月28日左右给他汇的钱。2013年4月初，我当时从某公司离职了，去了广州这个公司，当时正好去浙江宁波出差，然后找到赵某，让他给我写了一张收条。
被告人周某2016年8月6日供述：当时范某以及吕某谈判的时候，赵某本人在场，并且他是宁波的潜在客户。赵某答应，如果范某签订了浙江的代理合同，他可以做宁波的二级代理商，而且如果范某在280万的价格下，不同意做浙江的代理商，赵某就有意做浙江的省代理。在这种情况下，范某同意和我们公司签合同，并且当场支付了100万元代理费。不能确定范某和吕某是赵某介绍到公司谈代理业务的，他们之间是否认识我不清楚。因为赵某的竞争，范某才觉得浙江的事情可以做。我和吕某谈过给他提成的事情，他说不方便和我签订市场开拓合作协议，但是没有说不要这笔代理费。吕某和范某没有明确表示过是经赵某介绍到公司签约的。2013年1月26日，我从某公司离开，当年上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吕某给我打电话说和某公司达成谅解，50万元欠款不收了，合同继续履行。这样我就把61.75万元退给了赵某。因为这笔钱是我以朋友缺钱的名义向赵某借的，约定借半年，当时时间快到了，所以把钱给了赵某。在我被抓之前，我不知道某公司已经报案。
被告人周某2016年8月31日供述：2013年1月份，我离开某，3月份到广州，加盟张钦洲和别人合伙的一个公司，公司名称叫广东某责任公司。我在这个公司做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这个公司现在有山西的省级代理、内蒙古乌海的市级代理以及江西的省级代理。江西的省级代理商是陈刚。2013年5月，我到这个公司任职后，吕某带着陈刚到广州找我，谈加盟的事情。这个业务是我和陈刚谈的，代理费金额是200万元。陈刚已经把钱汇到我们公司。我们和吕某没有合作协议，但张钦洲口头同意给吕某30%的提成。按着规定应该给他60万元，扣除税款以后给他50多万。最后，我给了吕某28.5万元左右，具体数目记不清了。当时通过转账汇到了吕某的财务主管娄丽的账户上。2013年6月份开始，我陆续给了吕某25万元，是分四次转账到娄丽的账户。因为吕某是浙江业务的代理人，这笔钱是他向我要的代理费。他知道赵某拿到代理费了，我让他和赵某商量，但赵某不愿意给他钱，所以我出的这笔钱。我出的这笔钱是从广州公司吕某介绍的江西业务提成中周转出来的。
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证人赵某有关其在浙江业务中发挥介绍作用的证言以及被告人周某最初供述中的相关内容与证人吕某、袁某证言存在矛盾，且与周某后期供述亦有不同，故对此部分内容，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人周某有关为公司利益故以借款为名让赵某将61.75万元汇入张某账户的供述以及赵某的相关证言，因二人本身对此内容的表述不断变化，而某与浙江中维签订的协议中根本没有关于浙江中维可以要求退款的约定，相反有多条某不予退款的约定，且周某的说法与某公司、周某本人面对相似情况的一贯做法也不相符，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人周某有关吕某是浙江业务中间人的供述与证人吕某证言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人周某有关因吕某与某公司达成谅解，不存在退款风险，故将61.75万元还给赵某的供述，与证人吕某、陈某1证言矛盾，本院不予确认；赵某书写的收条，根据周某的供述该收条系2013年4月周某找赵某倒签日期书写，而此时赵某并没有实际收到61.75万元，故本院不予确认；其他证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有关65万元是浙江业务中介费，并且已经支付给中间人赵某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赵某不是浙江业务的中间人。首先，证人吕某、袁某、陈某1均证实浙江业务系袁某带吕某到北京洽谈，尤其是代理商吕某一直明确表示该笔业务与赵某没有关系；其次，周某的供述中，对于赵某在浙江业务中的作用前后不一，最后其也承认赵某只是以一种潜在竞争对手的身份出现，吕某、范某没有明确表示过赵某是中间人，赵某在吕某签约的过程中没有发挥实质的促进作用；再次，周某向王某发送的邮件只能说明周某对公司谎称赵某是中间人，这是其侵占公司财产的手段，并不能证实赵某实际就是中间人。
第二，吕某不是浙江业务的中间人，周某向吕某支付的25万元不能认定为浙江业务的中介费。首先，在浙江中盾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成吕某的儿子，公司已经没有其他股东，吕某实际已没有任何必要隐瞒其中间人身份的情况下，其仍坚决否认自己是浙江业务的中间人；其次，吕某、周某都承认周某支付吕某的25万元系源于吕某帮助周某广州公司介绍江西业务的中介费，现周某单方面主张这笔钱的性质变为浙江业务中介费，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认定；再次，周某已经离开某公司，其自掏腰包向吕某支付浙江业务中介费不符合情理。
第三，此笔钱款最终由周某占有，周某有关为了公司利益才将钱款暂时要回的辩解不能成立。1、2013年12月3日周某被抓获当天，侦查人员专门讯问其赵某收到钱后，把钱打给谁了，周某称不知道，与其后来的辩解相互矛盾；2、赵某关于为什么要把钱打给张某的说法相互矛盾，且赵某在不知道张某是谁的情况下，按照周某要求将钱款打入陌生人账户，却没有让周某提供任何书面凭证，不符合常理；3、65万中介费，是按照吕某公司已经实际支付的230万代理费计算而来并进行支付，刚把中介费支付给赵某，立刻又称因尾款没有结清，让赵某把中介费退回来，自相矛盾；4、在周某经手的业务中不乏没有收取到全部代理费就支付中介费的情况，但周某都没有考虑中介费可能需要退回等情况；5、在某与浙江中维签订的代理协议中根本没有关于浙江中维可以要求退款的约定，相反有多条某不予退款的约定，事实上也没有出现北京某公司向代理商退款的情况，因此周某向赵某要钱的理由并不存在；6、周某并未将钱款从赵某处要回的情况告诉公司，且经过多个账户转账最终将钱款汇入本人账户，如果其只是为公司利益考虑，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多次转账，这显然有掩盖钱款去向的意图。
第四，周某将61.75万元又汇到赵某账户的行为是为了掩盖犯罪事实。1、周某2013年1月离开某公司就是因为袁某向公司举报涉案65万元的事情，因此周某在离开公司时就知道公司会对65万元的去向进行调查，不管周某是否知道公司已经报警，其都会对65万元的去向做出妥善安排；2、吕某与某公司并没有约定剩余的50万元代理费不再支付，因此周某有关2013年5月才向赵某支付61.75万元的原因的辩解并不成立；3、2013年5月26日，张某转给张某银行账户62万，张某当日转给赵某61.75万，周某以此来证明张某向赵某借款，并且借款已由张某归还的情况。但是按照周某的说法，借款只是借口，实际上是为了公司利益把钱要回来，那么就不存在还需要向赵某还款一说，钱款应由公司根据情况进行处置；张某并不是钱款使用人，此种情况下再通过张某的账户把钱还给赵某显然是为了自圆其说刻意为之。
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有关福建省介绍费、齐齐哈尔等四地介绍费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依法应予处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某犯职务侵占罪的罪名成立。惟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某虚构李某为中间人，侵占福建省业务介绍费45万元、齐齐哈尔等四地业务介绍费15.5万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根据被告人周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周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2013年12月3日至2014年1月9日先行羁押38日，予以折抵刑期，即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2018年11月6日止)。
二、责令被告人周某退还北京某公司人民币六十五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李红华
人民陪审员 胡津芳
人民陪审员 齐树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伟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