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30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月方，住广东省连州市。
委托代理人：卢超龙，广东向日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金泉，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金娣，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潘兆祥、涂志婷，均为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月方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石民初字第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东联村四坊大街22号、34号均为温金泉名下拥有及使用的房屋。2014年4月1日，案外人郑某与温金泉、朱金娣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案外人郑某承租22号房屋的2-4层，34号房屋的2-7层（租赁合同中出租方的署名为朱金娣代书温金泉的名字）。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时间从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租赁押金为50000元。第一年租金为每月22000元，第二年租金为每月23000元。其后，案外人郑某与温金泉、朱金娣再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22号房屋的2-4层，34号房屋的2-7层，租赁期限变更为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其他租赁内容不变。
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期间，案外人郑某拖欠温金泉、朱金娣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的租金合计10600元，以及2015年3、4、5月的租金合计68000元未付。温金泉、朱金娣曾报警请求当地公安机关处理与案外人郑某之间的租赁纷争。2015年5月25日，沈月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温金泉支付款项19000元。
2014年10月2日，温金泉、朱金娣对租赁房屋旁的24号房屋进行拆建，经过数月施工才完成。
2015年7月28日，沈月方以温金泉未经协商，明示解除与其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已构成违约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由温金泉、朱金娣返还沈月方租赁押金50000元；2、由温金泉、朱金娣承担违约责任，另外返还沈月方租赁押金50000元；3、由温金泉、朱金娣赔偿沈月方租赁转手费用140000元；4、由温金泉、朱金娣赔偿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的经营损失147472元；5、由温金泉、朱金娣赔偿其他财产损失840元；6、由温金泉、朱金娣赔偿房屋施工期间毁损房屋的损失12000元；7、由温金泉、朱金娣退还重复收取的2015年5月份的租金23000元；8、由温金泉、朱金娣赔偿沈月方合同22个月的利润220000元，并由温金泉、朱金娣承担案件诉讼费。
原审诉讼中，温金泉、朱金娣陈述，案外人郑某拖欠其租金，经多次追收均未果。其后，在当地派出所的协调下，案外人郑某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所拖欠的租金，先以租赁押金50000元抵扣，余下拖欠的租金以19000元作了结性处理。
沈月方对案外人郑某拖欠租金的事实认可，对双方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不予认可。
原审诉讼中，沈月方对提供的确认书的解释为朱金娣亲自签名，确认转租事实。温金泉、朱金娣对此予以否认，并陈述为沈月方拟通过诉讼方式处理与案外�郑某的关系而要求温金泉、朱金娣签名，确认书作为日后证据使用，该确认书中签名不为温金泉、朱金娣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造字，确认书对温金泉、朱金娣没有法律效力。
原审诉讼中，沈月方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房屋租赁合同；2、确认书；3、通知；4、照片；5、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6、收款收据（押金）；7、收款收据（租金）；8、公证书；9、照片；10、个人活期一本通知账户明细；11、收据；12、广州市番禺大石精工电器维修部工商登记信息；13、经营利润一览表；14长租房月账一览表；15、临时房日账一览表；16、对账记录；17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并以此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成立。
温金泉、朱金娣对沈月方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项证据不予确认，经核对沈月方某的证据，该证据为沈月方划去案外人�名字，加上自己的签名而成，但不能说明双方之间存有合同关系；对第2项证据有异议，该证据中的签名均不是事主签名；对第3、4项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未出具该通知，所有的内容均不是事主书写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第5项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无关，对第6项证据予以确认，但所收取的订金是案外人交付的，不是沈月方交付，对第7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所有租金是案外人支付的，所有的收据都是由温金泉、朱金娣事主事先写收取租金的时间、金额，而案外人交付的租金与收据的时间不一致，因为案外人有时候迟延交付租金，对第8项证据不予确认，对第9项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对第10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第10、11项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两项证据均不能证明其目的，对第13、14、15项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部分证据为沈月方自己制作，不能约束对方，对第16项证据有异议，该证据记载的内容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对第17项证据没有异议，但该部分租金为沈月方受案外人委托支付，而且是事主第二次报警后才支付的。
原审诉讼中，温金泉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房屋所有权证；2、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一年）；3、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三年）；4、报警回执；5、南方电网电费通知单、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并以此支持其抗辩主张的成立。
沈月方对温金泉提供的证据第2项证据予以确认，对第1、3、4、5、6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原审庭审结束后，温金泉、朱金娣依庭审约定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供了证明一份及对沈月方提供的通知的说明。原审法院依庭审约定，向沈月方送达该证据，并通知其�收到法院通知之日起三日就该证据书面发表质证意见。沈月方对温金泉、朱金娣补充提供的证明一份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及质证的证据可知，本案的纷争在于沈月方是否与温金泉、朱金娣建立租赁合同关系之上。沈月方提供证据证明通过案外人郑某的一系列转租行为，构成与温金泉、朱金娣之间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归于法律规定。温金泉、朱金娣则抗辩认为，与案外人郑某终止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后，并没有与沈月方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沈月方不为房屋租赁合同相对方，双方之间没有房屋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双方的主张相背，故有必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分析，以断是非。
沈月方赖以证明与温金泉、朱金娣之间房屋租赁关系成立的主要证�有房屋租赁合同、确认书及支付租金收据等。温金泉、朱金娣为支持其抗辩主张的成立，也提供了自身与案外人郑某的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通过审查双方提供的关于租赁关系是否成立的主要证据房屋租赁合同，不难发现，双方各持的房屋租赁合同各有不同。哪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确切反映事实，则需要分析，结合其他佐证进行比较，还原事实真相。在沈月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抬头，出租方为“温金泉”（本案温金泉），承租方为“沈月方”（本案沈月方）。而签署栏目中的出租方为“温金泉”，承租方则为“郑某”（案外人）及“沈月方”。而在温金泉、朱金娣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的台头，出租方为“温金泉”（本案温金泉），承租方为空白。而签署栏目中的出租方为“温金泉”，承租方则为“郑某”（案外人）。且在房屋租赁合同的上方扉页部分手写“从二O一五年六月一日起本合同已解除，双方不追究任何责任”郑某，2015年5月30日。而沈月方提供的租赁合同没有此部分内容。双方对于两份合同中存有不同的手写内容的解释不尽相同。沈月方关于合同中不相同部分的解释为自己与案外人郑某及温金泉、朱金娣通过修改合同部分内容的方式而形成转租赁合同。温金泉、朱金娣关于合同中不相同部分的解释为与案外人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因郑某拖欠租金的原因而协商解除合同，郑某原交付的租赁押金抵扣租金，另外支付19000元作为余下拖欠租金部分，双方之间的合同解除。原审诉讼中，双方彼此否定对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指责对方的房屋租赁合同不真实。由此，应当对各方提供的其他证据加以分析，以确认各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合理性或真伪。沈月方提供的交付租金的收据中显示，交付时间从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但该收据中并没有说明交付租金的客户名称，以收据作为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成立已经不能。沈月方提供的确认书中签名之处，并不是温金泉、朱金娣之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与温金泉、朱金娣均不相同的名字，该确认书在质证过程中，温金泉、朱金娣对此予以否认。沈月方关于确认书的中温金泉、朱金娣签名的解释为温金泉、朱金娣自愿与其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而自书所签的名字虽有不当之处，但并不影响确认书的真实性。温金泉、朱金娣则解释为沈月方受案外人欺骗，准备通过法律途径处理与案外人郑某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要求温金泉、朱金娣作证而签署，作为证据使用。由于涉及到自身的权利义务问题，由此，没有签署正式的名字，名字之中最后一个字为造字，并不代表两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双方关于确认书的解释各异，因而也需要分析。由于双方均未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确认书的形成，且各自关于确认书的解释不尽相同，由此，应以日常生活习惯予以分析。假若沈月方关于确认书的形成的解释成立，可以推导出双方是经过协商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的。从该确认书中记载的内容上看，记载的内容比较详细，从出租方的心态而言，出租房屋是为了谋取相应的利益。正式签署该确认书则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的，温金泉、朱金娣应当正式署名予以确认。但温金泉、朱金娣却没有正式署名，原因可能为温金泉、朱金娣与沈月方协商之后反悔，也可能为温金泉、朱金娣故意而为之，但不管温金泉、朱金娣的心态是哪一种，均不能由此推定沈月方与温金泉、朱金娣之间就此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沈月方与温金泉、朱金娣之间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是否确立归于双方之间�房屋租赁合同。
沈月方提供的租赁合同中显示，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为朱金娣、案外人为郑某及沈月方，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日，而温金泉、朱金娣提供的租赁合同中反映，签署合同为案外人郑某及温金泉、朱金娣，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日。撇开双方关于合同是否成立的争议而言，沈月方主张于2014年7月15日承继案外人郑某原房屋租赁合同，以一般日常生活常理，双方应当重新加注变更的日期，以确认双方承继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但双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均没有此时间的变更的标注。反而在沈月方提供的确认书中，落款时间方面反映为2015年6月9日。于房屋租赁合同及确认书的形成时间而言，沈月方知道且应当知道房屋租赁合同的更改时间，表现形式方面，最小于自己持有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有所反映，但沈月方及温金泉、朱金娣分别提供的房屋租赁�同中，均没有标注变更承租人的时间，故沈月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不符合三方的转租的要求，且表现形式存有不能解释事实的瑕疵，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沈月方与温金泉、朱金娣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确立，不予采信。从而引伸出沈月方的主张与温金泉、朱金娣存有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需要继续举证。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沈月方未能就此举证，沈月方的行为属于举证不能，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反观温金泉、朱金娣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的表现形式，结合其陈述与案外人郑某之间通过协商而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过程，其与案外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与解除于事实上趋于吻合。由此，温金泉、朱金娣认为与沈月方没有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抗辩主张，予以采信。由于沈月方未能举证与温金泉、朱金娣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故其以房屋租赁关系要求温金泉、朱金娣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判决：驳回沈月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3562元，由沈月方负担。
判后，上诉人沈月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尽管双方各自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均没有标注变更承租人的时间，但承租人实际变更的事实均有证据证实。首先，温金泉、朱金娣事后通过《确认书》确认了三方变更承租人的时间及原承租人、承租人、涉案房屋地址、转手费、房租缴纳的基本情况以及温金泉、朱金娣违约损害事实等内容，内容之详尽，完全构成温金泉、朱金娣对于双方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成立的确认。其次，沈月方所持有的温金泉、朱金娣开具的押金单、租金收据，均能印证双方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第三，李某、林某证人证言均能证明沈月方实际承租温金泉、朱金娣房屋的事实。第四，沈月方所持有的温金泉、朱金娣自书的对账记录与租金收据上批注的欠款金额相一致，两项证据相互印证。该对账记录也佐证了双方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第五，温金泉、朱金娣于2015年5月23日报警处理与沈月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后，在派出所干警调解下，沈月方于2015年5月25日即从其名下账户将当月租金转账至温金泉、朱金娣名下账户，该事实也佐证了双方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即使认定《房屋租赁合同》本身真伪不明，上述五项证据与《房屋租赁合同》相互印证，也足以证实双方因实际履行行为成立事实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该合同关系因温金泉、朱金娣�约而终止。反观温金泉、朱金娣，其对于所谓的与案外人郑某之间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而沈月方与案外人郑某之间是聘用、委托代理关系等的抗辩，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相互印证。二、关于《确认书》。沈月方认为，“造字”签名的法律效果应当结合《确认书》本身的内容以及本案其他证据确定，并不应当由于“造字”及温金泉、朱金娣的否认，而简单否定其证实双方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证明力。三、关于押金和租金收据。收据的法律效果应当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确定，并不应当由于没有写明客户名称，而简单否定其证实双方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证明力。首先，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收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写明客户名称并不阻却其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其次，按照交易习惯“一手交钱一手交收据”是基本的交易规则，谁持有收据则应当推定谁缴纳的租金。第三，如果说收据必须写明客户名称方才符合交易习惯，且如温金泉、朱金娣所述，案外人郑某是承租人的话，作为长期以出租房屋为业的温金泉、朱金娣，开具收据时应当写明“收到租户郑某交来的租金”，又或者“收到沈月方代租户郑某交来的租金”。我们有理由相信，温金泉、朱金娣在出具收据时故意没有写明客户名称，故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达到与《确认书》“造字”签名同样的不法目的。第四，按照交易习惯，如确如温金泉、朱金娣所述，5万元押金由温金泉、朱金娣与案外人郑某协商冲抵欠租，则作为长期以出租房屋为业的温金泉、朱金娣应当采取收回租金收据等作废押金收据的行动，何以会疏忽到如此地步，任由沈月方持有5万元的押金收据。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沈月方己充分举证证明与温金泉、朱金娣之间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完成了对事实的举证责任。反观温金泉、朱金娣，其提供的证据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不能解释的事实瑕疵，不应具有证据能力，且证据之间缺乏相互印证，违反常理，前后矛盾，并不能自圆其说。此外，沈月方从来没有认可过郑某拖欠温金泉、朱金娣租金。事实上，郑某转租涉案房屋给沈月方后即回湖北老家了，温金泉、朱金娣虚构其与郑某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就是为了博取“死无对证”的利益，妄图将沈月方“扫地出门”，让沈月方“净身出户”。四、原审判决表述“原告对被告一提供的证据第2项证据予以确认，对第1、3、4、5、6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沈月方在庭审中，第1项证据房屋所有权证，由于原告没有提供原件核对，沈月方对于证据“三性”不予认可的。第2、3项证据，合同双方是温金泉、朱金娣和案外人郑某，与沈月方无关，且�据3有多处涂改，并无法提出涂改的合理理由，沈月方对于证据“三性”不予认可。第4项证据，对于报警回执打印部分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报警回执打印部分是客观记录报案人报案的事实，报案人的陈述由于未经调查核实，报警回执反映的内容与本案待证实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对于报警回执手写部分，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不具有证据能力。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2、支持沈月方原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温金泉、朱金娣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温金泉、朱金娣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沈月方的上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沈月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沈月方向本院提交了3份录音资料（对应文字整理材料�证据1、证据2、证据3，经当庭查看沈月方手机上的原始录音文件，显示录制的日期为2016年5月9日），拟证明就涉案房屋与温金泉、朱金娣存在房屋租赁关系。温金泉、朱金娣则认为沈月方逾期举证，二审不应采用，录音的日期显示为2016年5月9日，说明录音资料可以随便变更，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另，温金泉、朱金娣认为沈月方是受聘于郑某，代郑某管理涉案房屋及收付租金。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沈月方是否与温金泉、朱金娣之间存在就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关系。沈月方为证明与温金泉、朱金娣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的主要证据有房屋租赁合同、确认书及支付租金收据等。首先，从沈月方提供的租赁合同来看，该合同为复印件，抬头承租人沈月方的身份证号码与沈月方原审提供的身份证上的公民身份号码不一致，合同下方承租人签字处则有郑�和沈月方两个人的名字，其中郑某的名字被划掉，该合同在形式上亦存在明显的瑕疵，温金泉、朱金娣提供的租赁合同则显示承租方和签字处的名字均为郑某一个人，且温金泉、朱金娣并不确认沈月方提供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沈月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从沈月方提供的确认书的内容来看，该确认书记载了沈月方从郑某处转手了涉案房屋的租赁以及交租等情况，并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沈月方与温金泉、朱金娣就涉案房屋存在直接的租赁合同关系；再次，从支付租金收据来看，没有客户名称，即使存在沈月方向温金泉、朱金娣支付租金的情况，亦不能据此说明沈月方与温金泉、朱金娣就涉案房屋存在直接的租赁合同关系，温金泉、朱金娣对此则抗辩称沈月方是受聘于郑某，代郑某管理涉案房屋及收付租金。综上，沈月方主张与温金泉、�金娣就涉案房屋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但并未举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采信温金泉、朱金娣认为与沈月方就涉案房屋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并无不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沈月方无权以双方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为由要求温金泉、朱金娣承担相关责任。至于沈月方二审期间提供的录音等资料，记载的是双方对租金支付等问题的交涉，并不足以证实沈月方与温金泉、朱金娣之间就涉案房屋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且该资料并不属于二审形成的新证据，沈月方也没有对逾期提交该资料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该录音资料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沈月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62元，由沈月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粤海
代理审判员 曹佑平
代理审判员 闫 娜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