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和民三初字第00305号
原告（反诉被告）：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佟庆超，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鲁尚杰，系辽宁通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晓明，男，××年××月××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反诉原告）：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汉均，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慧彬，女，××年××月××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刘金伟，系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与被告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应原告申请，依法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严冬云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人民陪审员梁军、吴阳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8月22日、9月3日、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鲁尚杰、卢晓明及被告委托代理人赵慧彬、刘金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12年7月4日签订《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约定“（1）乙方（被告）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标准，向本协议中约定的甲方（原告）参与收益分配的运营班车收取的客运代理费、旅客站务费为本协议约定的收益范围；（2）客运代理费标准为票款扣除燃油附加费等按规定应扣除的项目后的10%，旅客站务费标准为2元每人每次，并以此数据作为计算甲、乙双方收益分配的基数；……”。
协议签订后，双方开始履行，每月按协议约定的日期结算，被告按期将结算款支付给原告，双方均无异议。
2013年4月，由于被告没有取得政府物价部门批准旅客站务费标准为2元每人每次，只取得旅客站务费标准为1元每人每次的物价部门批准，就应按照双方约定协议第一条（1）收益分配范围标准履行。即按照旅客站务费标准为1元每人每次的标准履行，原告也无异议。但是从2013年4月起，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不履行协议。被告从2013年4月2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没有支付给原告客运代理费1，008，677.72元，旅客站务费894，311.25元，合计1，902，988.97元。
原告于2013年4月22日向被告发出催付通知，并数十次找被告协商均无结果。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合法，并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遵守并认真履行。被告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第一条至第四条的约定履行，即构成违约，被告应依据双方协议中第六条承担违约责任。
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原、被告于2012年7月4日签订的《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继续履行《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从2013年4月2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客运代理费1，008，677.72元、旅客站务费894，311.25元，合计1，902，988.97元，并判令被告按所欠应分配收益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按照协议第6条（3）的约定，将第四年和第五年收益金额全部分配给原告；4、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1、原告自双方签订《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之日起就没有完全履行协议内容，双方约定鞍山、辽阳、本溪三条线路要同时进入客运站进行发车，这是双方合作和分配收益的基础。在达成协议之前，交通部门专门下达取缔在沈阳站周边站外客运发车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双方签订的收益分配协议，但原告并未积极履行进站协议，也没有遵守交管部门下达的不得站外发车的相关规定，本溪线路推迟一年零两个月才进站。原告之所以不按协议约定进站，是因为其通过站外发车独自占有相关代理费和站务费等等的相关收益，原告违约在先；2、《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约定双方对旅客站务费分配的前提是站务费在收费标准为2元每人次的基础之上，该协议第1条（2）、（3）对此做了明确约定，旅客站务费标准为2元每人次，并以此数据作为计算加以双方收益分配的基数，但被告在签约之时，并未马上取得2元每人次的站务收费标准，政府也一直没有通过审批，在这种情况下，站务费收费的前提条件不成就，双方就站务费分配的条件也不成就，被告没有任何理由就旅客站务费部分与原告进行分配；3、被告因没有取得2元每人次的站务费收费标准擅自于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按2元每人次站务费收费，被沈阳市物价局进行了处罚，责令被告将多收取的站务费退还给车主。而2012年9月份至2013年6月份期间，被告按2元每人次多收取的站务费根据协议的约定与原告进行了分配，就是说原告就该期间的站务费已经收取了302，000元的收益。被告认为，双方是基于2元每人次的站务费作为分配的前提，物价部门不得要求被告按此收费，且被告已退还给了实际车主，那么，该部分收费双方不具备分配的条件，已分配给原告的302，000元，原告理应完全退还，但原告拒不退还，被告有权利在此后应当分配给原告的站务费款项中予以抵扣；4、原告持续发生破坏双方合作的行为，双方约定合作的条件是原告所运营的三条线路车辆必须无条件的在被告客运站内发车，但原告并未履行该约定，也违反交通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私自在沈阳市大东区龙之梦交通枢纽站及胜利大街长白地区165万科城公交站点私设发车站点，将大量的客流量直接在其运营的车辆载走，并将相关的站务代理费及旅客站务费等等全部收益独自占有，对被告构成根本违约；5、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代理费部分，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客运代理费1，008，677.72元（自2013年4月21日至2014年2月28日）没有异议，被告也一直要求原告到被告处领取该款项，并表示双方有争议的是旅客站务费部分，就旅客站务费部分双方协商，但对客运代理费部分属无争议。被告多次电话通知原告要尽快领取，但原告始终置之不理，无奈，被告于2014年5月29日通过快递方式书面送达，但原告以双方案件已进入诉讼为由，拒绝来领取，这属于原告违约行为，被告没有义务对该部分代理费承担违约金责任。对鉴定费部分，因为被告提供给原告的客运代理费及旅客站务费的总体收入金额最终通过鉴定结论是没有问题的，原告提供给法庭的总体收入金额也是鉴定结论的金额。那么，原告执意对鉴定金额进行鉴定，而鉴定结论证明被告提供的总体收入金额没有出入，那么，鉴定费用理应由原告承担。至于诉讼费、保全费等因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也应由原告承担；6、关于第四年、第五年的协议履行和收益分配问题，因该协议明确约定了第四年、第五年协议继续履行和分配的前提条件是收入必须达到一千万，但因客观事实尚未发生，合同是否能继续履行以及是否分配不应在本案予以审理。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除对客运代理费诉讼主张之外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称，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有《进站运营受益分配协议》，按照协议约定，被反诉人将其运营的鞍山、辽阳、本溪三条线路全部进入反诉人客运站发车经营；反诉人就该三条线路受益按照一定比例与被反诉人进行分配。同时，双方在分配协议第5条甲、乙双方的责任中的（5）及（6）项还约定：“……甲方（被反诉人）应当遵守乙方（反诉人）对客运站的有关管理规定，不得私自组织在乙方站外售票、发车、上客。”但反诉人于今年2月份获悉，被反诉人恶意违背分配协议的约定，从去年开始就将在反诉人站内经营的鞍山、辽阳线路的两辆班车，私自安排在站外售票、发车、上客，并将本应由双方享有的受益独自占有。其严重损害了反诉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双方合作的基础，且至今仍未纠正。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分配协议及合作基础是：三条线路班车全部进站运营，双方按照该三条线路运营收益进行分配。而被反诉人站外发车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分配协议，破坏了合作基础，对反诉人已构成根本违约，给反诉人造成了巨大损失，故提出以上反诉请求，恳请贵院查清事实并依法裁判。
反诉请求：1、请求判定解除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的《进站运营受益分配协议》；2、请求判定被反诉人赔偿因站外发车给反诉人造成的损失15万元；3、请求判定被反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辩称，反诉人的请求不成立，有以下事实与依据：1、原、被告达成的协议是在沈阳市交通局组织下进行的，该长途客运站原是我公司经营的，后由省市外事口招商被告才到沈阳从事经营，其中包括客运站的部分项目，在市交通局行政行为的主导下，反诉人才开始了客运站的经营，如认为需要解除协议，应将沈阳市交通局列为本案被告，该协议虽然是原、被告达成的，但是在交通局组织下才达成的协议，还有部分的行政行为，因此，反诉人要求解除合同，首先必须征得行业主管部门的同意后，才能主张权利；2、合同法明确规定，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那么鞍山、本溪、辽阳三条线路进站经营是交通局决定的，反诉人既然要主张解除协议那么就应当将三条线路撤出该站经营，还需要沈阳市交通局同意批准后才能实施；3、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三条线路必须同时进站经营，也没有约定何时进站经营，是在交通局决定后，三条线路才能陆续经营，因为三条线路的经营者不仅是被反诉人一家，还有若干的运输企业也包括外地的运输企业，因此，被反诉人不存在这方面的违约行为；4、协议第6条第（3）款约定，经沈阳市交通局、沈阳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被告四方共同商议确认为违约行为的，才能构成违约，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支持下，反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而且该条款当中也没有约定因一方违约另一方拥有解除权，只是约定了在其他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约定了反诉人没有纠正自己的错误，被反诉人有权取消协议约定的第4年收益分配给被反诉人。第6条第（2）款规定了违约责任，也没有约定反诉人拥有解除权；5、进站经营，进哪一站发车，不是原、被告可以约定的，需要市局批准；6、反诉人提出的三项请求，无法律依据，也是属于无理抗辩，因此被反诉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告股东沈阳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2012年7月4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在市交通局及沈阳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协调和组织下，签订《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就沈阳至鞍山、辽阳、本溪三条线路的运营班车进入沈阳站汽车客运枢纽站发车经营事宜达成共识，就进站经营后的客运代理费和旅客站务费分配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第1条约定：“（1）乙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标准，向本协议中约定的甲方参与收益分配的运营班车收取的客运代理费、旅客站务费为本协议约定的收益范围；（2）客运代理费标准为票款扣除燃油附加费等按规定应扣除的项目后的10%，旅客站务费标准为2元每人每次，并以此数据作为计算甲、乙双方收益分配的基数；……”。第3条第（1）款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第一年至第三年，乙方将收益与甲方按照5：5的比例分成；”第6条违约责任第（1）款约定：“乙方应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支付应分配收益款，如乙方未支付或者延迟支付，并在收到甲方的催付通知书的7日内仍未支付的，乙方除继续履行支付应分配收益款的义务之外，需按所欠应分配收益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协议签订后，双方开始按协议履行，至2013年3月31日，被告均按期将结算款支付给原告。2013年4月初，因被告擅自提高旅客站务收费标准，沈阳市物价局对被告进行调查，并于2013年6月7日向被告发出《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载明：“经查，你公司于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期间在收取站务费过程中，违反《关于同意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收取旅客站务费的批复》文件规定，擅自提高旅客站务收费标准，应收费1元／人次，实际收费2元／人次，向鞍山龙腾快速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收取站务费142，833人次，超标准收取站务费142，833元；向李强、张暖辉、尹风楼、齐喜梅（个体车主）收取站务费51，589人次，超标准收取站务费51，589元。合计获多收价款194，422元。……”沈阳市物价局责令被告将多收价款194，422元退还给被收费人。被告接到该通知书后，实际退还302，143元（其中：194，422元为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多收价款，107，721元为2013年4月至2013年6月多收价款）。被告亦自2013年4月起，再未向原告支付客运代理费及旅客站务费。
2013年6月8日，被告致原告《关于暂停分配进站运营线路收益的函》，在该函中，被告提出退还款项194，422元由原告承担，并在6月份的结算款中予以扣除。2013年6月13日，原告在复函中称被告违规收费行为与其无关，不同意承担该笔费用。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
诉讼后，原告于2014年3月20日向我院提出司法审计申请，要求对被告自2013年4月2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没有支付给原告的客运代理费和旅客站务费的具体数额进行审计。经我院委托，并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指定，由辽宁唯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审计（审计费120，000元已由原告垫付），并于2014年7月1日出具审计报告，载明：被告应支付原告2013年4月21日至2014年2月28日客运代理费1，008，677.72元、旅客站务费840，450.75元（2013年4月21日至2014年2月28日旅客站务费为894，311.25元，被告退还2013年4月至2013年6月多收价款107，721元，此款应由原告负担53，860.50元）。
诉讼中，被告称原告存在站外发车的违约行为，但未有证明曾就该违约行为向原告提出过异议。被告称曾就原告站外发车行为向交管部门举报，但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因站外发车受到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
另查，被告于2014年5月29日书面通知原告在收到此通知函3日内领取客运代理费分成款（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1，565，876.37元。2014年5月30日，原告复函，称被告支付的客运代理费等收益金额与实际不符，并称因欠款引发违约金，要求被告按协议约定支付。原告因此未领取该款。
又查，直至本案庭审调查结束，原、被告仍在履行《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
再查，原告明确表示放弃第三项诉请，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按照协议第6条（3）的约定，将第四年和第五年收益金额全部分配给原告。”
上述事实，有《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关于对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暂停进站运营线路收益分配的情况汇报、关于暂停分配进站运营线路收益的函及复函、沈价检退（2013）13号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扣款通知书及电汇凭证、领取代理费通知函及复函、审计报告及审计费发票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已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平等、自愿原则，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关于《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直至本案庭审调查结束，原、被告仍在继续履行《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说明双方仍然有合作的意愿，故对被告主张解除该《进站运营受益分配协议》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客运代理费，原告主张2013年4月2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的客运代理费1，008，677.72元，被告对原告该项主张明确表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该部分费用的违约金，原、被告虽然在合同中约定，被告延迟支付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但该约定明显过高，且被告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原告客运代理费，亦事出有因。被告因违规收费，沈阳市物价局责令被告将多收价款退还给被收费人，被告提出退还款项由原告承担遭拒，系双方纠纷的起因，原告将延迟付款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被告有失偏颇。被告曾于2014年5月29日书面通知原告于收到此通知函3日内领取客运代理费分成款（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1，565，876.37元，原告以被告支付的客运代理费等收益金额与实际不符为由拒绝领取，应视为原告怠于履行合同，其无权主张2014年6月1日之后的迟延付款违约金。综上，该部分费用的迟延付款违约金由本院酌定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3月1日起算至2014年6月1日止。
关于旅客站务费，根据审计报告，被告应支付原告2013年4月21日至2014年2月28日旅客站务费840，450.75元（被告尚未支付原告2013年4月21日至2014年2月28日旅客站务费为894，311.25元，被告退还2013年4月至2013年6月多收价款107，721元，此款应由原告负担53，860.50元）。被告接到沈阳市物价局《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后，实际退还302，143元（其中：194，422元为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多收价款，107，721元为2013年4月至2013年6月多收价款），虽然194，422元退还的是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的多收价款，但该退款系双方纠纷的起因，亦属双方争议的范围，被告要求原告承担50%，并从应支付的旅客站务费840，450.75元中扣减，并无不当，故对被告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该部分费用的违约金，如前所述，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责任，原告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被告，并主张被告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有失偏颇。鉴于被告于2014年5月29日给原告的书面通知函中载明领取客运代理费分成款，不包含旅客站务费，故该部分费用的迟延付款违约金由本院酌定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3月1日起算。另，被告抗辩称，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明确约定了旅客站务费分配的标准是在收费达到2元／人次的情况下，这是双方分配的前提条件，但原告所主张的站务费分配额中，还有大部分是旅客站务费收费标准为1元／人次的情况，应将该1元／人次的相关款项额扣除。双方自2012年7月4日签订《进站运营收益分配协议》合作后，站务费不管是2元／人次、还是1元／人次，双方一直按协议约定的50%进行分配，被告从未就此向原告提出过任何异议，现被告提出旅客站务费收费标准为1元／人次的不予分配，违反公平，故对被告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审计费120，000元，本案纠纷的起因，双方均有责任，故由原、被告各负担60，000元。
关于被告的反诉请求。被告称原告存在站外发车的违约行为，但未有证明曾就该违约行为向原告提出过异议。被告称曾就原告站外发车行为向交管部门举报，但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因站外发车受到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被告主张原告赔偿因站外发车给其造成损失15万元的反诉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客运代理费1，008，677.72元；
二、被告（反诉原告）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4年6月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客运代理费的迟延付款违约金；
三、被告（反诉原告）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旅客站务费（840，450.75元－194，422元÷2=）743，239.75元；
四、被告（反诉原告）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自2014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旅客站务费的迟延付款违约金；
五、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诉讼费21，927元、保全费5，000元及反诉费1，650元，均由被告（反诉原告）沈阳爱思开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负担；审计费120，00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6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严冬云
人民陪审员 梁 军
人民陪审员 吴 阳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雪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可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