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47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志伟，男，汉族，1971年6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辉，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开锋，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黎润恒，男，汉族，1973年1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广东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志伟因与被上诉人黎润恒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1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润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黎润恒、何志伟继续履行于2015年9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何志伟向黎润恒支付余下转让款220万元；2.判令何志伟向黎润恒支付违约金100万元；3.判令何志伟向黎润恒支付律师费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佛山市百车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车通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成立，登记住所地为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钟边工业区自编01、02、03铺。2014年8月20日，百车通公司的股东梁剑华与黎润恒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梁剑华将其持有的百车通公司的50%股权共500.5万元出资额，以500.5万元转让给黎润恒。双方于2014年8月21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百车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黎润恒、梁日荣2人。2015年2月3日，百车通公司的股东梁日荣与黎润恒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梁日荣将其持有的百车通公司的50%股权共500.5万元出资额，以500.5万元转让给黎润恒。双方于2015年2月4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百车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黎润恒1人。百车通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投）变更为有限公司公司（自然人独资）。2015年9月3日，黎润恒与何志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1款约定，黎润恒将其所持有的百车通公司100%股权作价240万元转让予何志伟，何志伟同意按此价格受让该股权。第一条第2款约定，鉴于黎润恒已收到何志伟的转让款124000元，何志伟应于签订协议当日将1076000元转到郑高皇帐户，在黎润恒协助何志伟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百车通公司由黎润恒自然人独资变更为何志伟自然人独资的变更手续当日，由郑高皇立即将该款转付给黎润恒。其余120万元由何志伟从2015年11月起分期支付予黎润恒，于2016年8月10日前支付完毕。对于上述款项，何志伟如有任何一期未按期全额付清，则黎润恒有权就所有未到期转让款要求何志伟一次性立即全部付清，同时，何志伟应支付违约金100万元予黎润恒，并赔偿黎润恒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第二条第1款约定，黎润恒、何志伟双方确认百车通公司现有资产为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钟边工业区自编01、02、03铺的场地经营权、佛山市祺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保证金30万元、日产利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保证金25万元、向李文涛承租场地按金5万元由黎润恒接收。除上述外，百车通公司并无其他资产，若有其他债权则由黎润恒接收。第二条第2款约定，何志伟确认已于2015年8月1日接收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钟边工业区自编01、02、03铺的经营场地、人员并已开始自主经营。黎润恒及何志伟在《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签名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在公司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公司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黎润恒与何志伟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黎润恒将其所有的百车通公司的100%股权转让予何志伟，协议对股权价格、价款支付方式、债权债务承担、股权变更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的规定，何志伟主张黎润恒存在欺诈，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需举证证明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何志伟提出百车通公司系无任何资产的空壳公司，黎润恒、何志伟间的股权转让是由于黎润恒要退出与案外人梁海波的合伙而由何志伟入伙，为保障何志伟以股东身份参加百车通公司的经营，因此签订上述协议，以达到股权由黎润恒变动至何志伟的目的而采取的方式，而不是真的以240万元收购上述公司，且黎润恒隐瞒百车通公司并未实际出资的事实，其所持有的百车通公司的股权存在重大瑕疵，黎润恒存在欺诈行为的理由。本案中，黎润恒与何志伟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时，百车通公司的工商登记中载明公司股东为黎润恒1人，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何志伟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应当了解黎润恒系百车通公司100%股权的合法持有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5年9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载明何志伟已于2015年8月1日接收百车通公司的经营场地并已开始自主经营，可见何志伟对于百车通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及资产状况是知悉的，而何志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知道因此而负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在协议上签字本身表明其已知晓合同内容及合同所带来的相应法律责任。何志伟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百车通公司没有实际资产，黎润恒存在欺诈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何志伟并未能证明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对于何志伟反诉请求撤销上述协议及黎润恒退还20万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何志伟提出黎润恒取得百车通公司的股权并无支付对价问题及百车通公司、佛山市亿汇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汇通公司）、佛山市博华骏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华骏业公司）存在混同经营的问题，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果，案外人梁剑华、梁日荣将其百车通公司的股权转让予黎润恒，均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两次股权转让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属于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黎润恒是否为取得涉案股权而支付对价问题，及百车通公司与其他公司的混同经营问题，均不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何志伟所提供的证人证言中述称的百车通公司股权转让状况及与其他公司混同经营的陈述，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何志伟的抗辩属于公司股东出资法律关系，与本案审理股权转让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其可以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因此对于何志伟提出的调取百车通公司相关账号的银行流水明细以查清百车通公司、亿汇通公司、博华骏业公司属于混同经营，黎润恒并非百车通实际股东的申请，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何志伟在诉讼中提出主张一审法院责令黎润恒提供百车通公司的账册及财务凭证的申请，该主张属于诉讼举证的范畴，一审法院在诉讼中已对黎润恒、何志伟举证责任作出处理，对于该申请一审法院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系黎润恒、何志伟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是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合同一经签订，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何志伟并未依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黎润恒要求何志伟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主张扣减已付的20万元款项后支付220万元，符合协议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黎润恒主张的违约金的问题，虽然黎润恒、何志伟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何志伟如未按协议按期付款则应支付违约金100万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原、何志伟在本案中约定的违约金已超出造成损失的30%的上限，故本案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调整为66万元，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黎润恒主张何志伟支付律师费，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费用已经实际发生，对于黎润恒的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黎润恒与何志伟应继续履行双方于2015年9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何志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22万元予黎润恒；三、何志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66万元予黎润恒；四、驳回黎润恒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何志伟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640元，由黎润恒负担3739元，何志伟负担2890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何志伟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何志伟负担。何志伟上诉请求：1.驳回黎润恒全部的诉讼请求；2.撤销何志伟与黎润恒签订的（2015年9月3日）《股权转让协议》；3.判令黎润恒退还何志伟支付的20万元；4.判令黎润恒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何志伟与黎润恒为办理登记变更而签订，并非基于股权交易的原因而签订，一审判决割裂了本案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认定存在真实的股权交易事实错误。（一）证人梁海波直接证明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原因。黎润恒与梁海波于2014年8月开始合伙经营百车通公司、亿汇通公司、博华骏业公司，为了监管公司运营，所以将百车通公司以股权转让方式由梁海波转到黎润恒名下，其余二间公司则登记在梁海波及邓金容（梁海波妻子）、梁炳辉（梁海波弟弟）名下。2015年因缺乏经营资金，经协商，黎润恒退出合伙经营，由何志伟带资进来与梁海波继续经营三家公司，为了解决黎润恒退伙、何志伟入伙的问题，需要将百车通公司从黎润恒名下过户到何志伟名下，因此为了办理股权过户，何志伟与黎润恒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何志伟并非因购买股权而与黎润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梁海波对三家公司混同经营、黎润恒通过空买空卖获得百车通公司股权以及三家公司存在多次空买空卖股权的陈述，与本案其它的证人证言，及三家公司股权变动时的登记过户资料证明的内容相互印证，其证言是真实可信的。（二）黎润恒在2014年8月开始与梁海波合伙时，梁海波将百车通公司股权登记在黎润恒名下，用于保障黎润恒的出资，也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股权过户给黎润恒，转让价1001万元，但黎润恒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亿汇通公司、博华骏业公司也存在多次股权转让，转让协议也均约定了巨额的转让对价，但却没有一次实际支付过转让对价。一审法院认为黎润恒是否为涉案股权支付对价不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但是前述事实并不是用于证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而是为了证明百车通公司及其它两家公司空买空卖无须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股权转让是常态化的行为，黎润恒在2015年2月以空买空卖的方式取得百车通公司股权仅相隔半年时间，在百车通公司资产没有增长反而增加了负债、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从无须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变成要实际支付240万元显然是不正常、不合理的。因此可知，本案的股权转让与此前的股权转让一样，其实又是一次空买空卖而非基于真实的股权交易进行的股权转让。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原因与黎润恒等人之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一样，都是为了办理股权登记过户的手续才签订的。（三）同样，百车通公司、亿汇通公司、博华骏业公司混同经营的事实也不是用于说明黎润恒是否有权转让涉案股权的问题，而是加强了梁海波证言的真实性。同时也说明，何志伟因长期借贷给百车通公司、亿汇通公司、博华骏业公司，当然知悉三家公司是混同经营的且黎润恒并非唯一的股东，这种情况下，若何志伟撇开另一个股东梁海波单独与黎润恒交易并且只进行百车通公司股权的交易，显然是不合理的。百车通公司与亿汇通公司、博华骏业公司混同经营的事实，结合本案其它证据可进一步否定本案股权交易的真实性。（四）百车通公司注册资本1001万元，实际出资零元，公司没有自有资金，靠借款、客户定金，及“先收后付”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运营。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可知，百车通公司唯一的资产即押在供应商的押金也由黎润恒收取，除此之外百车通公司不仅没有任何资产，而且还欠包括何志伟在内的很多外债，如果本案240万元的股权转让是真实的股权交易，实在不可理喻。正是因为不是真实的股权交易，只是为了今后资金及合伙经营的监管，何志伟才会不管百车通公司是否有实际资产，及押金的归属问题。以240万元收购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公司的股权显然是非常荒谬的。正因如此，黎润恒在此情况下负有对240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的计算依据或合理性作进一步说明并举证的责任，黎润恒在答辩中也认为240万元是经过合理评估而定的价，这说明240万元的转让对价一定存在合理的计价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对此却完全不予理会，仅凭何志伟已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名就认定其应当知道合同内容及合同所带来的法律责任。按照一审判决的签字即真实的逻辑，那么此前黎润恒以1001万受让百车通股权，并在转让协议上签字，是否就可认定黎润恒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呢？一审判决的理据显然是不充分的，仅凭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不足以证明交易的真实性。（五）黎润恒的答辩存在多处与已查明事实不符、无事实根据或自相矛盾的问题。黎润恒答辩称百车通公司经营场所装修数百万元，押金有60万元，何志伟利用百车通公司流水融资借款上千万元，以此说明240万元的转让价款是合理的。但这是黎润恒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说法。60万元押金虽然有，但在协议里却约定归黎润恒所有，黎润恒的代理人在一审中声称协议约定的押金归黎润恒所有是打字打错了，实际应为何志伟所有，说法自相矛盾。黎润恒称其实际收到何志伟股权转让款124000元，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也载明已收到的股权转让款124000元，但是何志伟与黎润恒之间根本没有这笔款项的来往。何志伟在2015年9月18日转了20万元到黎润恒账户，黎润恒称因其尚有76000元的购车款未付给百车通公司，所以从何志伟支付的20万元扣减，其实收124000元，按照其说法既然是黎润恒欠百车通公司76000元，其实际收到何志伟通过银行转账的20万元，二者相加就是276000元，也非124000元，黎润恒的说法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另外关于何志伟是否已实际接手百车通公司进行经营的问题，黎润恒的代理人在审理时确认，百车通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网银密码均由黎润恒掌握，但是《股权转让协议》却载明百车通公司已交由何志伟经营。黎润恒的陈述及《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内容存在的这些问题，进一步证明了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不真实性。（六）何志伟在与梁海波、黎润波谈好入伙后，陆续向与百车通公司混同经营的亿汇通公司投入1567780元用于经营，亿汇通公司将所有款项转入百车通公司用于经营，但在2015年12月期间，黎润恒退伙后仍通过掌管的印章及网银将百车通公司收到的上述款项及收到的客户购车款约160万元全部占为己有，加上何志伟替梁海波退回的20万元，如再加上本案的220万元，其因此取得款项400万元，已远超出股权转让款项，也进一步说明了股权交易的不真实。综上所述，黎润恒空买空卖百车通公司股权，百车通公司零注资、无资产等事实并不是孤立无联系的，彼此之前是关联和相互印证的，梁海波证言又直接证明了股权转让的原因，何志伟提供的证据已形成了基本完整的证据链，综合论证了本案股权交易的不真实和不合理。在此情况下黎润恒理应对240万元的交易对价的计算依据或合理性进行说明和举证。所以对于本诉来说，仅凭股权转让协议不足以支持黎润恒诉讼请求的成立，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对于反诉来说，何志伟因办理过户登记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黎润恒明知合同内容不真实，却以合同约定为由要求何志伟支付股权交易的对价，欲谋取240万元的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欺诈，故《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割裂了本案证据的关联性，仅以《股权转让协议》是何志伟亲笔签名就认定本案股权交易真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对违约金的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便在本案股权交易是真实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对违约金的判决也是错误的。若何志伟需要支付股权转让价，其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也只是应付款的利息损失，但一审法院却将应付款220万元认定为逾期付款产生的损失，并按照220万元的30%，将违约金调整为66万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完全错误的。黎润恒辩称：一、在本案诉讼阶段，因工商局的要求，黎润恒名下不能有两个独立企业，所以黎润恒才将名下的股份暂时转到案外人名下，但实际控制人还是黎润恒，黎润恒继续向何志伟履行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没有问题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三、何志伟称黎润恒在百车通公司名下没有资产不符合实际情况，何志伟实际是以协议的形式认可《股权转让协议》，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何志伟称百车通公司、亿汇通公司、博华骏业公司存在混同经营，没有事实依据，也与本案无关。四、关于20万元转让款，其中的7.6万元，黎润恒收到后冲抵了黎润恒欠百车通公司的款项；五、在本案诉讼中，黎润恒掌握百车通公司的印章、网银并无不妥，实际上本案还是有实际履行的可能性。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黎润恒对何志伟提交的百车通公司股东变更的工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确认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可以证明黎润恒于2016年11月10日将百车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案外人周艺敏的事实。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查明，2016年11月10日经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百车通公司的股东由黎润恒变更为周艺敏。黎润恒确认收到何志伟支付的20万元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何志伟要求撤销与黎润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向其退还20万元是否应予支持。经审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和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何志伟与黎润恒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确知道百车通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为黎润恒，何志伟在签订协议后也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而且，《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载明何志伟于2015年8月1日接收了百车通公司的经营场地并已开始自主经营。从上述事实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来看，《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开始履行，没有证据反映该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黎润恒作为百车通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其将自己持有的百车通公司100%股权以一定的对价转让给何志伟符合法律规定，至于黎润恒是否以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百车通公司的股权并不影响其将股权再转让给何志伟的合法性。因此，何志伟以黎润恒对百车通公司未实际出资存在欺诈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相应地，何志伟要求黎润恒退还2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虽然何志伟要求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但从其二审期间提供的百车通公司股权变更情况来看，黎润恒在一审诉讼期间已将持有的百车通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黎润恒转让股权的行为应视为其明确表示不愿再继续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黎润恒该转让股权的行为使何志伟基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百车通公司100%股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黎润恒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何志伟可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因何志伟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20万元款项，在此情况下，本院不宜直接作出解除该协议的认定，何志伟对此可另案予以主张。此外，由于黎润恒已将百车通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其要求何志伟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主张依法应不予支持。综上分析，本院对黎润恒及何志伟的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何志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因何志伟在二审诉讼期间提交新的证据，导致本案需以该证据作出认定和判决，故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民二初字第16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黎润恒的本诉请求；三、驳回上诉人何志伟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326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黎润恒负担；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2150元，由上诉人何志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280元，由上诉人何志伟负担25024元，被上诉人黎润恒负担62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李 炜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