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3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发军,男,198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蓝山县，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刘雪婷，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拱墅区舟山东路92号3楼309室。
法定代表人：徐惠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昱临，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何羚峰，男，198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罗发军为与被上诉人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川公司）、原审第三人何羚峰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1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罗发�于2012年2月20日到何羚峰处工作，何羚峰向其发放了到2015年11月30日止的工资。2015年12月3日，罗发军离职。2015年12月17日，罗发军通过律师向林川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以林川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且没有给其缴纳社会保险，故决定在函件发出之日起解除与林川公司的劳动关系。
林川公司于2012年4月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徐惠清，何羚峰系该公司监事。2012年6月起，何羚峰以该公司名义对外交易，林川公司对何羚峰的业务按何羚峰要求向交易对象开具发票，林川公司再与何羚峰进行结算。2015年9月25日，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成立，工商部门核准日期为2015年11月6日。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负责人为何羚峰，营业场所为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超峰东路203号。诉讼中罗发军陈述，其工作地点原为余杭区乔司镇，2015年9月后搬�临平。
按照何羚峰制作的罗发军的工资明细，罗发军在2015年的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3200元；养老保险300元；餐补（每日10元，按每月实际工作日计算）；住房补贴700元。在2015年10月的工资明细中注明：本月工作20天；迟到一次，私用公车，扣150元。在2015年11月的工资明细中注明：本月工作25天；11-3/11-17/11-21，11点以后到，私自用车，扣300元；11月24日上班迟到，扣50元；10月14日中信银行附近违停，扣200元。
2015年12月31日，罗发军向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拱劳人仲案字（2016）第039号仲裁裁决，驳回了罗发军的全部仲裁请求。罗发军不服裁决，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罗发军与林川公司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2、林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赔偿金36756.64元；3、林川公司支付克扣的工资1000元；4、林川公司赔偿因未缴纳失业保险导致罗发军的失业保险损失20832元；5、林川公司支付加班费20279.04元、第十三个月工资4594.58元，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金3168.6元；6、林川公司为罗发军补缴2012年3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7、本案诉讼费用由林川公司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罗发军在诉讼中增加的“要求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请求是否需要另案处理的问题，该院认为，罗发军申请仲裁时所提出的要求林川公司支付克扣工资、加班费、支付经济赔偿金等请求，均是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诉讼中，其增加的请求与原请求之间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罗发军是与林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是与何羚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罗发军认为其与林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理由是：其在工作中着印有林川公司字样的工作服，以林川公司的名义负责运货和回收运费，何羚峰是林川公司的监事，何羚峰在经营中以林川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故何羚峰及其人员的行为都是为林川公司服务，罗发军与林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另罗发军还举证其曾驾驶林川公司的车辆，林川公司为其出具证明帮助其办理信用卡，以印证其与林川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林川公司则认为罗发军是何羚峰雇员，与其公司无劳动关系。何羚峰认为，其自己经营，到林川公司对外开发票，其与林川公司存在结算，其与林川公司是合作关系。罗发军系其雇员，工资由其发放，接受其管理。因其以林川公司名义经营，故向员工发了印有林川公司字样的工作服。因与林川公司存在合�关系好，所以自己车坏了可以向林川公司借车，要求林川公司开证明帮助自己员工办理信用卡。该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罗发军系何羚峰所招录，工资一直由何羚峰个人账户支付，就从罗发军陈述的离职原因判断，也是称何羚峰以其迟到为由宣布将其辞退，应当认定其接受的是何羚峰的管理。其工作内容也属于何羚峰经营的业务。而从何羚峰与林川公司之间的关系判断，双方存在结算关系，何羚峰并非服务于林川公司，其业务不是林川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其也不接受林川公司的管理，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应当认定何羚峰与林川公司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在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成立后，何羚峰成为分公司负责人，该时起，应认定双方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林川公司与何羚峰之间并非吸收合并，故林川公司不对何羚峰及其�佣人员就分公司成立之前的事项溯及既往地承担法律责任。诉讼中，林川公司和何羚峰均认可在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成立后与罗发军建立了劳动关系，只是认为分公司是2015年11月成立。该院认为，根据工商部门登记信息显示，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是2015年9月25日成立，11月6日是核准日期，故相应法律关系应当从分公司成立之日起算。故对罗发军要求确认其与林川公司在分公司成立之前就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分公司成立之后的劳动关系，该院予以确认。林川公司应当为罗发军补缴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
双方对罗发军在2015年12月3日离职的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的是离职的原因。罗发军称是何羚峰以其迟到为由宣布将其辞退。而何羚峰则称，是罗发军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后致使到手的工资数额减少，自己离职。诉讼中，何羚峰提交了罗发军在2015年12月17日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欲证明是罗发军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罗发军解释称，当时其寻求法律援助，援助的律师称，旷工15天会被开除的，当时为回避该风险，故律师帮他发出了该《通知函》。该院认为，从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判断，该《通知函》为事后所发，其内容与双方庭审中所陈述的离职原因均不一致，应认定《通知函》中所载明的离职理由并非罗发军在12月3日离职的真实理由，故不应以《通知函》的内容来认定由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和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当事人对是哪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定举证责任。罗发军作为原告主张是何羚峰将其辞退，应当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罗发军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罗发军主张林川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和赔偿因未缴纳失业保险导致的损失，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罗发军主张的支付克扣工资，该院认为，对于减少劳动报酬的原因，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证明责任。根据何羚峰制作的罗发军工资明细，2015年罗发军因迟到、违章、私用公车等原因被扣发了1000元的工资。对于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成立之前所扣工资，不应由林川公司承担责任。对于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成立之后所扣发的工资，因林川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扣发的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对于罗发军主张的加班费，其按照每月加班4天计算两年。该院认为，根据何羚峰制作的罗发军工资明细中所注明的工作天数计算，其实行的是每周单休制。故对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成立之后的加�工资，该院予以支持。但罗发军主张按每月4594.58元的标准计算，缺乏依据，该院按照工资明细中的基本工资+养老保险作为计算加班费的基数。对于罗发军主张的支付第十三个月工资和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金，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罗发军与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2015年9月25日至2015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支付罗发军克扣工资700元。三、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支付罗发军加班工资2575元。以上应给付款项，均于判决生�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为罗发军补缴2015年9月25日至2015年12月3日的（养老、医疗）保险（具体补缴金额、时段由社保机构依照政策确定），个人应负担部分由个人自行缴纳。五、驳回罗发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也可直接支付至法院（户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杭州银行湖墅支行，账号：75×××39）。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罗发军负担。
宣判后，罗发军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系何羚峰所招录、工资由何羚峰个人�付、上诉人接受的是何羚峰的管理、上诉人的工作内容也属于何羚峰的业务、何羚峰与林川公司只是单纯的结算关系，从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从被上诉人与何羚峰的关系来看，他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结算关系，何羚峰事实上就是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权人。首先，上诉人于2012年2月经人介绍到何羚峰处工作，何羚峰告诉被上诉人林川公司正在筹备之中，现在是借用杭州裕杭商务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杭公司）名义对外经营。2012年4月，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成立，何羚峰担任监事一职，其与裕杭公司的合作终止，开始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对外开展经营。上诉人在工作中着印有林川公司字样的工作服，驾驶林川公司的车辆并以林川公司的名义负责运货和回收运费，在办理信用卡时林川公司亦为其出具收入证明，在送货过程中使用林川公司的车辆发生的违章亦是上诉人在处理。试问，若被上诉人与何羚峰只是单纯的结算关系，会向何羚峰的员工提供工作服、为何羚峰的工人出具收入证明以办理信用卡、借用公司车辆为何羚峰员工所用?若非林川公司员工，上诉人何以取得客户信任，对外开展经营活动，运输货物并回收运费?这只能说明一点，何羚峰及其工作人员本身就是为被上诉人服务的，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是与被上诉人建立的劳动关系。其次，即便何羚峰于2015年11月17日注册了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但何羚峰事实上一直都是在为被上诉人服务，其所注册的分公司亦是为被上诉人服务。经查询，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28日在英才网发布的一例招聘快递员的的招聘信息，联系人为何羚峰，工作地址显示为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超峰东路203号，而这一地址正是何羚峰�注册的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的注册地址。此外，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28日在58同城上发布的招聘信息，联系人亦是何羚峰。试问，若何羚峰与被上诉人真为结算关系，为何双方经营业务一致，营业地址一致，主要招聘负责人一致。而经查询，被上诉人注册地只有一个空壳，并非其实际办公地点。结合诸多情况，不难发现，这两家公司其实就是一家人，上诉人一直都是与被上诉人建立的劳动关系。这一点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已着重强调，提出疑问，但法院却未对此做出评价。再次，从被上诉人发布的招聘信息可以得知，其招聘均是由何羚峰负责的，并不能因何羚峰招聘上诉人、给上诉人发放工资、管理上诉人就可以推断上诉人只是与何羚峰建立的雇佣关系，与被上诉人毫无关系。实践中，劳动者由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招聘并直接管理的情况屡见不鲜，也不乏以个人名义给员工发放工资的情况存在。本案中，何羚峰为被上诉人监事，其代表被上诉人对外招聘、管理员工、给员工发放工资实属正常，法院以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劳动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最后，一审法院仅以何羚峰与被上诉人存在结算关系，就认定何羚峰并非服务于被上诉人，从而认定何羚峰聘请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这不合法也不符合情理的。作为公司监事，何羚峰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很正常，事实上，何羚峰就是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单从他们的银行账单记录和业务结算清单并不能推断他们之问是代开发票的关系。退一步讲，即便何羚峰与被上诉人私下存在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也不得成为何羚峰和被上诉人用以转移用工风险、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逃避其法律责任的正当理由。二、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2015年12月3日，何羚峰以上诉人迟到五分钟为由，宣布将上诉人辞退，并拒绝为上诉人出具书面的解雇通知书。为此，上诉人曾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后因担心会被被上诉人按旷工处理予以开除，遂发了一份书面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但该通知书是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解雇得不到合理认定，为规避被按旷工开除而不得已做出的，并不能因此否定被上诉人非法解雇上诉人这一客观事实存在，被上诉人因其非法解雇所应承担的责任不能被免除。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存在，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企业用工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林川公司答辩称：就罗发军上诉状第一点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罗发军受何羚峰的管理、发放工资，与林川公司没有劳动关系，仅仅代开发票。就第二点上诉理由，不是事实。一审明确，何羚峰也是在没有跟林川合作的时候，已经跟裕航公司合作代开发票，也仅仅是代开发票。所谓以林川公司名义对外经营是错误的，何羚峰的客户不是林川公司的客户，都是相对独立的。所谓“工作服、配车、办卡。”，这些都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罗发军仅仅是向林川公司借车，并非配车，更不能证明其为林川公司工作。违章处理，当然是实际驾驶人来处理这个违章情况。何羚峰跟林川公司没有劳动关系。即使按照上诉人的说法，何羚峰是林川公司员工，难道罗发军就是林川公司员工了？这个逻辑是无法得出的。所谓林川公司的监事，从银行流水以及工商登记信息，可以证明何羚峰不是林川公司监事。本案罗发军只与何羚峰发�一定关系，但是跟林川公司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何羚峰答辩称：罗发军帮其开车，其付罗发军工资。罗发军是何羚峰的朋友介绍的。当时说罗发军老家有停工留薪阶段工作，何羚峰跟罗发军也明确何羚峰是个人，罗发军也同意，然后双方就是一个雇佣关系。
二审期间，上诉人罗发军提交证据如下：
1、林川公司为罗发军办理信用卡出具的收入证明一份，复印件，证明罗发军跟林川之间的劳动关系，而且公章一直在何羚峰办公室，财务也是何羚峰本人。每个月公司为客户开具发票时都是办公室打印及盖章。
2、国际快件运输代理服务合同、400用户入网服务协议、400业务标准受理单、授权书各�份，复印件，证明何羚峰系林川公司指派办理各种事宜的，不是公司高层或是掌控人何以什么业务都由何羚峰去办理。
3、杭州林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招聘启事，复印件，证明何羚峰曾经负责林川公司对外招聘。
4、浙A浙Ａ×××××停车记录及罗发军去4s店车辆保养记录，复印件，证明罗发军系林川公司员工，天天开林川公司的车上下班的事实。
5、2012年何羚峰的名片及2015年为罗发军办理的名片，复印件，证明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罗发军都是林川公司的员工，虽然何羚峰上面写着是经理，但是这只是为了迷糊客户，因为客户跟何羚峰砍价，何羚峰好推脱给林川公司。其中，名片地址就是林川公司实际用工地址。
6、企业信息查询、林川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林川公司注册地实际为何羚峰住址，证明何羚峰与林川公司的关系，何羚峰就是实际操纵人。
另当庭提供租赁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何羚峰与林川公司的关系，何羚峰就是实际操纵人。
7、林川公司对外业务往来凭证，复印件，签字联系人为何羚峰负责。证明何羚峰不管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以林川公司活动的
8、LWE云豹代理（同行）货物交接明细清单，复印件，证明罗发军每次送货时何羚峰都拿出公章来盖，林川公司就是何羚峰操作的。
9、2016年林川公司与顺丰公司的往来明细，复印件3张，证明分公司成立，还是拿总公司顺丰公司签订合同及转账，说明总公司就是何羚峰一手操纵的。
10、光盘录音及文字稿，证明林川法人明确何羚峰是林川公司的实际经营者。
被上诉人林川公司、原审第三人何羚峰均未提交新证据。对罗发军提交证据认为，被上诉人林川公司认为，对存储在手机中的证据1，不能视为原件，而且出处不明，对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就办理信用卡事宜，林川公司是不知情的。相关内容都是罗发军自己填写，何羚峰当时说他手下的人有需要办理信用卡，所以何羚峰从林川公司拿走了三份林川公司盖章的白纸。如果该证明是林川公司出具，应该由林川公司填写内容，不应该由罗发军填写。证据2中的国际快件合同，没有林川公司盖章，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入网用户协议，对存储在手机中的图片不能视为原件，出处不明，对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即使存在，也不能反映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员工的直接证据。也不能反映第三人是林川公司员工。对授权书，对该�权书的形式上是真实的。但出处不明，对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嘉善公司是第三人的客户，只是需要林川公司代开发票。如果开票，就是林川公司做一个运输损失的担保。证据3的招聘启事没有盖章，出处不明，对来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的车辆浙A浙Ａ×××××是林川公司的车。但是记录信息没有第三人以及被上诉人的信息，不能反映任何情况，罗发军仅仅是借车使用。证据5，名片完全可以单方制作，都是复印件，对三性均有异议。证据6的出处，并非权威网站出具，对来源的合法性不认可。对组织机构代码证的真实性是认可的，但是无法证明上诉人是林川公司的员工。同时租赁合同是当庭提交的，而且是复印件，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乙方都没有签字。证据7、邦杰国际的两份材料的三性有异议。材料都是复印件，林川公司在分公司成立之前是�有业务专用章的。分公司成立时间是2016年。对天翼公司的是认可的。上诉人是从2015年12月3日离职的。所以，2016年的事情跟上诉人无关。证据8的意见和证据7的意见一致。证据9、发生在2016年以后，是上诉人离职后的事情，跟上诉人无关。证据10、该通话记录，左边倒数14行，罗发军是冒充工商局的人员打电话的。因此，该录音的合法性是有异议的。该通话记录是否是跟法人代表通话无法确认。该证据属于违法取证，根据证据规则，不能作为证据提交。对证据10的三性均有异议。同时，证据10无法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关系。
何羚峰对上诉人罗发军提交证据认为，证据1，是何羚峰拿来空白盖章的纸，由罗发军自己填写方便其办信用卡使用。证明是真的，写是罗发军写的，内容何羚峰不知情。证据2、代理合同是真实的。对400入网，我不知情�对授权书，只有开发票的客户，都是经过林川公司经手，再把钱转给何羚峰。所以，因为这个客户支付方式有问题，所以就直接付钱给何羚峰，同时，林川公司作担保。证据3，对招聘启事，何羚峰不知情，应该是罗发军制作。证据4，对行车记录以及车辆，是罗发军自己制作，而且提供的都是复印件，这辆车的使用，是给几个驾驶员轮着开，并非仅仅配给罗发军个人使用。登记表只是何羚峰手工登记的，何羚峰这边有三个驾驶员，所以登记公里数。如果借车很久，就会以公里数支付租金给林川公司。证据5，对名片是PDF自行制作，对三性均有异议。而且，该名片仅仅是图片，不是纸质的名片。证据6，上海人在杭州开公司，需要有人担保，何羚峰帮林川公司做担保，林川公司有东西抵押给何羚峰。这个地址就相当于是作为何羚峰家里。分公司成立后，何羚峰变成林川�司的员工，组织机构代码证已经变更。对租赁合同，完全不知情，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7，何羚峰完全不知道。从形式上，都是PS的，就是造假的。2016年开始何羚峰是林川公司员工，但是罗发军是2015年12月离职的。证据8上面的内容，何羚峰都是不知情的，因为可能因为何羚峰的名字大家会比较好谈生意。证据9是2016年以后的，跟上诉人无关。证据10，老板娘说过，的确有个类似骗子的打电话过来。老板娘没有说实话，但是当时何羚峰就是分公司负责人了，所以何羚峰有些权限。
上诉人罗发军提交的证据，经被上诉人林川公司和原审第三人何羚峰质证后，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该项证据的内容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国际快件合同、入网协议，林川公司的异议成立，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确认。授权书的真实性何羚峰没有异议，故对该项授权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3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4，停车记录没有相关部门的印章，故对该停车记录本院不予采纳。同时4S店的保养记录并不能充分证明罗发军系林川公司的员工。证据5系复印件，且并没有实际印罗发军的名片，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6，对信用机构代码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租赁合同，乙方并没有签字，故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7、8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9，系罗发军已经离职后所发生的，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10，系罗发军冒充工商局的人员所取得，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查明的�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上诉人罗发军与被上诉人林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还是与何羚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首先，罗发军系何羚峰所招录，其工作内容也属于何羚峰经营的业务，罗发军的工资一直由何羚峰个人账户支付。其次，从罗发军离职原因来看，也是何羚峰以罗发军迟到为由宣布将其辞退，故应当认定罗发军接受的是何羚峰的管理。从现有证据来看，何羚峰与林川公司之间存在结算关系，何羚峰并非服务于林川公司，其也不接受林川公司的管理，其业务不是林川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2015年9月25日，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成立，何羚峰成为林川公司总裁余杭分公司负责人，该时间起，何羚峰与林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林川公司与何羚峰之间并非吸收合并，故林川公司不对何羚峰及其雇佣人员就林川公司余杭分公司成立之前的事项溯及既往地承担法律责任。故在2015年9月25日前，罗发军与林川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9月25日至罗发军解除劳动关系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罗发军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佐证其上诉主张与林川公司从2012年3月开始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本院对罗发军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罗发军上诉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的问题。罗发军与何羚峰对罗发军在2015年12月3日离职的事实没有争议，现争议的是离职的原因。从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判断，该《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为事后所发，可以认定《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中所载明的离职理由并非罗发军2015年12月3日离职的真实理由，故不应以《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的内容来认定由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和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现罗发军所提交的证据无法充分佐证其主张的系林川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罗发军该项理由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罗发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张一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何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