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06民初4626号原告：霍庆真，男，194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告：霍庆宪，男，195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告：霍庆平，男，196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瑶，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盛楠，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霍庆元，男，194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原告：霍庆和，男，1952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瑶，江苏杨传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友春，男，192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传（系徐友春儿子），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岚，江苏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401702150M，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法定代表人：韩丽璞，该公司总编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青，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雷，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霍庆真、霍庆宪、霍庆平、霍庆元、霍庆和与被告徐友春、被告河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出版社）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霍庆真、霍庆宪、霍庆平、霍庆元、霍庆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瑶，原告霍庆真、霍庆宪、霍庆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盛楠及原告霍庆真、霍庆宪、霍庆平、霍庆元，被告徐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传、刘景岚，被告河北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霍庆真、霍庆宪、霍庆平、霍庆元、霍庆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更正不实内容；2.判令被告徐友春立即停止销售《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被告河北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发行该著作；3.两被告在全国性主流媒体上发布道歉声明，恢复名誉、消除影响；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均系民国将领霍守义的孙子。被告河北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发行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一书的主编是被告徐友春。该大辞典介绍了民国时期各类知名人物的生平事迹，其中也包括了对原告的祖父霍守义生平事迹的编撰。但该大辞典下册第2593页，对原告的祖父的编撰内容严重失实，甚至将原告的祖父在兖州战役中率余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投诚行为定论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并载明原告的祖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该大辞典对霍守义的不实撰写和肆意诋毁，不仅损害了抗日爱国将领霍守义的名誉，误导了社会传播媒介对霍守义的评价，也给霍守义的后人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原告偶然发现了《民国人物大辞典》一书，立即就涉及到祖父霍守义部分的内容更正问题与被告方进行过多次沟通，被告方虽然承认《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该部分内容仅是抄录他人并未核实，但是除了表示歉意外，不愿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徐友春编撰的《民国人物大辞典》系收录真实历史人物并对其姓名、别号、军衔、职务及所在历史时期等内容进行载明介绍的作品，应对其编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同时被告河北人民出版社作为出版者，对这种以真人真事作为书写对象的作品的真实性也应当尽审慎的审查义务。上述大辞典中收录介绍的霍守义部分内容严重违反历史事实，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徐友春辩称，1.原告在诉状中认定《民国人物大辞典》对霍守义有不实撰写和肆意诋毁，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据此所提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有关原告的祖父霍守义条目部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词语，绝非答辩人凭空杜撰。无论是兖州战役纪念馆馆藏解说图片，还是《中华民国史纲》、《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等大量现有的资料书籍中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客观描述了当时战役的整个过程及霍守义被俘情况。至于书中有关霍守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也未违反史实。霍守义曾经在益都军官团学习,参加学习改造的事实没有改变，条目对此落笔有文献材料参考为据，个别词句表述可以商榷。对于原告起诉被告侵权的，霍守义别号“师邵”应为“师邹”，被告认为这只说明民国三十年填写此档案时原告的祖父所用别号，并不能包含其用过的全部别号。原告认为其祖父从未当过连长、营长等职，但与自己提供的证据相佐。2.《民国人物大辞典》将各类政权、党派、社会各界人物及其活动一并列为收录对象，仅各类人物就达17000人，限于当时信息与政治环境、资料收集等条件所囿，落笔到具体人物词条，即使有疏漏之处，都属可修订更正范围，但得不出编者有“不实撰写和肆意诋毁”的主观侵权故意和客观侵权行为。原告起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河北出版社辩称，1.河北出版社没有侵害霍守义名誉的故意。河北出版社出版该书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1997年出版社与徐友春签订增订合同，至2007年该书发行，前后经过10年修改，河北出版社严格履行了内部的审核程序，依法尽到了审查义务。河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为了便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教学等，书中内容仅是记录性描写，没有对霍守义有不实编写及诋毁。由于该书涉及历史人物众多，受作者收集资料所限，难免有争议之处，不能以此推定出作者及出版社有侵害书中人物名誉的故意。2.河北出版社没有丑化霍守义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霍守义名誉的行为。《民国人物大辞典》关于霍守义的内容都是依据政府公报、历史档案、文史资料，人物传记等资料编撰，其中《中华民国史纲》、《ＸＸＸ回忆录》、《民国军政人物寻踪》等书籍以及兖州战役纪念馆陈列内容，均有霍守义“被俘”的记录，且上述书籍先于本书出版。3.《民国人物大辞典》没有造成霍守义社会评价降低或者名誉受损。原告未提供出任何证据证明霍守义先生的名誉因为该书的出版发行而受损，不能认定被告构成名誉侵权。4.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民国人物大辞典》对霍守义的记录确有错误，为侵害其名誉权行为。《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符合公开出版和研究机构主流的观点，没有切实考证系错误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记载错误。5.河北人民出版社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出版社与作者签订的《出版合同》,约定了该书著作权归作者徐友春所有，作者文责自负。而该书为10年前出版的旧书，现在在市场上没有销售，也早已停止出版与发行，不存在继续侵权的情况。因此，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举证了被告河北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购买该书的发票及原告的户籍证明等证据。被告徐友春、被告河北出版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方于2017年3月29日在南京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古旧书店购买了《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一书。该书系被告河北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该书下册有介绍霍守义的内容为：“霍守义别号师邵，辽宁本溪人。历任东北陆军连、营长等职。1928年12月，任东北边防军步兵第六旅第八团团长。1933年1月，任第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1935年9月，任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师长。1936年3月18日，任陆军少将。1937年，隶第五战区第五集团军，1943年4月22日，任暂编第九军军长，隶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并参加豫中会战。1944年，任暂编第八十九军军长，隶第一战区第十九集团军；同年10月23日，任第十二军军长，隶第一战区第三十一集团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反攻内战，进攻山东解放区。1948年，任整编第十二军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隶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第二“绥靖”区，后改隶徐兖（第十）“绥靖”区；同年7月13日，在山东兖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被告徐友春为该书的主编及编撰者。霍守义系原告霍庆真、霍庆宪、霍庆平、霍庆元、霍庆和的祖父。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主张《民国人物大辞典》对霍守义的编撰内容中“在山东兖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不属实，侵犯其名誉；并主张书中关于霍守义的别号“师邵”、“历任东北陆军连、营长等职”、“任暂编第八十九军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反攻内战，进攻山东解放区”等内容不实，认为霍守义别号应为“师邹”，霍守义从未当过连长、营长；国民党没有“暂编八十九军”番号；抗日战争胜利后，霍守义消极应付作战命令。为此，原告举证以下证据：证据1.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兖州战役亲历记》及2005年6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津浦路中段夏季攻势—兖州战役》等书籍及中共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委员会《关于德伟同志的平反决定》。原告认为上述证据证明霍守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的事实。《兖州战役亲历记》书中刘祖荫、霍正实所写的《霍守义传略》、李欣所写的《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文章内容有：“当即派侍从副官邓超与解放军联系，……即率残部向解放军十九师投诚。194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霍守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兖州攻破后，他没有跟随李玉堂去徐州，而是主动脱离，投向我军，……霍到解放军后，即蒙上级批准获得参加我军的荣誉”。《津浦路中段夏季攻势—兖州战役》中《最后的抉择》文章内容有，“霍守义紧急关头作出了重大抉择：弃暗投明，投诚解放军。……霍守义迈着大步，带领他的武装人员，到十九师指挥所与师长熊应堂见面。……9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加入人民解放军”。《关于德伟同志的平反决定》内容有：“德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其公公霍守义同志问题受牵连……，霍守义同志原系国民党十二军中将军长，一九四八年在济南兖州战役中投诚，先留我人民解放军任职。一九五二年转业后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两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上述内容系霍守义的后人或他人凭传闻所写，与历史事件亲历者对该事件的描述及有关纪念馆陈列的内容不一致。德伟的平反决定为原告收藏未公布于众，且不能反映兖州战役中霍守义的情况。证据2.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登记表及供给制专（兼）任教员辅助金领取证。1952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记载：“霍守义于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原在军事学院训练部，任研究员……”。其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中简历内容有，“1943年7月至1948年任伪十二军中将军长，1948年7月兖州战役解放，在益都军官团学习。1949年1月12日正式入伍”；1950年的供给制专（兼）任教员辅助金领取证中军龄填写为“1948.9”。证据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1955年至1965年霍守义当选为政协委员及人大代表的通知和证书、1955年7月的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证及霍守义于1953年10月21日的选民证。1951年2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内容有：“兹有霍守义同志系1948年7月解放，现在本院任军事教员……”。原告认为证据2、证据3，证明霍守义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教员，转业后参加地方政府工作，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享有公民选举权，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特赦的情况。被告徐友春、河北出版社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徐友春认为，霍守义获得的荣誉是真实的，但军人家属证明书只证明霍守义任教员，供给制专（兼）任教员补助金领取证证明个人待遇，与本案无关。河北出版社认为以上证据说明霍守义改造后的政治地位及待遇，与本案争议的霍守义系投诚还是被俘无关联性。证据4.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的有关照片打印件，原告认为照片中的内容介绍了原东北军112师中共地下党的情况，证明李欣对当时的情况知情，其回忆录是真实的；照片中有1948年霍守义号召原东北军112师起义的广播稿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寄给霍守义的信，证明霍守义在淮海战役前已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初期，在军事学院工作。被告徐友春、被告河北出版社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河北出版社认为照片内容不能证明原告所称的霍守义系投诚。证据5.有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印章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总队邀请霍守义作解放战争故事报告的信件及姚仲明寄给霍守义的慰问信打印件，原告以此证明霍守义1949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被告徐友春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无法确认信件的形成时间，且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河北出版社不认可证据系原件，认为该纪念馆馆藏材料只有印章，没有出具人及出具时间，并且均是彩色照片打印，证据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6.参加霍守义追悼会成员的合影照片，原告认为照片与落实国民党投诚人员政策相符合。被告徐友春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河北出版社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霍守义的经历及政治地位。原告还举证了《陆军第一百十二师司令部职员录》，以证明霍守义的别号为“师邹”。该证据上还记载霍守义曾任上尉连长、少校。两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徐友春就双方争议焦点举证：1.兖州战役纪念馆照片两张，显示纪念馆的解说内容记载：“……在攻克兖州城的战斗中，……守城将级军官中除第十绥靖区中将司令李玉堂只身化妆潜逃外，其余8名均被生俘。其中有蒋军十二军中将军长霍守义……”。被告出示了手机中拍摄的上述照片等。2.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纲》、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ＸＸＸ回忆录》、1993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等书籍，被告以此证明其撰写内容属实。《中华民国史纲》内容有“5月至7月，国民党军又连失泰安、大汶口……，兖州等地，损失整编第十二军军部及整编第十二师六万三千余人，军长霍守义被俘”；《ＸＸＸ回忆录》内容有：战至十三日下午，城内守敌向东南方向突围，被我预伏部队堵截在城郊，全部就歼。……第十二军军长霍守义为我生俘”；《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对霍守义介绍为“霍守义，中将，整编军军长。别号师邵……1948年任整编第十二军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同年7月13日在山东兖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原告代理人对兖州战役纪念馆照片及《中华民国史纲》等书籍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书中霍守义被俘的内容不认可。原告霍庆元对纪念馆照片内容及《中华民国史纲》等书籍所涉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3.1991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军政人物寻踪》，有关霍守义的内容记载“1948年在山东战败被俘，新中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2015年总第345期《党史纵横》中《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俘虏军官大改造》记载了国民党军官被改造的过程，文章内容有“设立解放军官教导团是我军对战俘军官教育改造的一大创造。1948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处俘机关的组织各地名目不一，今后统称：解放军官教导团，冠以各战略区名号”。该文章亦提及“霍守义等被俘国民党将领对淮海战场国民党军官兵做广播讲话”。原告认为上述证据，是后人对史实的编写，不予认可。4.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兖州战役》，书中收录“西兵团贺电”等：“攻克兖州，解放济（宁）汶（上），霍逆被俘，……”。原告认为“贺电”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证据不能证明当时历史真实情况。被告徐友春还提交了1948年新华日报影印本复印件（南京图书馆馆藏）等及2013年10月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复印件，以证明有霍守义被俘的内容。原告对证据所涉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同时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霍守义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被告河北出版社提交出版社稿件送审表、徐友春与河北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认为《民国人物大辞典》有680万字，涉及人物众多，其已履行了出版发行的审查义务。同时，河北出版社又举证兖州市档案局官网和“兖州人”网站上的有关文章及照片，以证明1948年兖州战役中霍守义系被俘。原告认为，河北出版社不能以该书字数多等理由疏于尽审查义务。《出版合同》不能对抗原告的主张，对被告举证的网站有关内容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河北出版社还以原告提供的《兖州战役亲历记》一书中，孙焕彩所写《兖州守军被歼记》证明霍守义被俘及被改造的过程。该文章内容有：“霍守义带着夫人逃过泗河以南被俘。……第三天解放军把我同霍守义……以及上校以上的干部集合在一起，移送到山东益都县郭家庄改造学习”。原告认为书籍内容有多种说法，正说明了回忆录的不可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对霍守义在1948年兖州战役中是投诚还是被俘存在争议,从双方举证的证据看，原告提供的有关书籍等证据有“霍守义投诚”的内容，但两被告举证的相关证据包括纪念馆陈列内容及相关书籍、新华日报报道等则均为“霍守义被俘”。原告举证的有关霍守义转业前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及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证据，与原、被告所争议的“霍守义投诚还是被俘”无直接关联性。双方所争议的属于对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行为的性质认定，并非完全是对法律事实的评定。从现有证据看，原告主张两被告撰写内容不实所依据的“霍守义系投诚”，并没有统一的认定或相应部门的界定，因此，原告主张的事实，依据尚不充分。关于《民国人物大辞典》编撰霍守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一节，被告徐友春提供的《民国军政人物寻踪》记载霍守义“1948年在山东战败被俘，新中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而原告举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登记表等证据显示霍守义原为国民党将领，兖州战役后，于1948年7月在山东益都军官团学习，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告徐友春在《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在时间及用词“特赦”等内容上与证据的记载不一致。对于霍守义何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告举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记载为1949年1月，教员辅助金领取证中军龄填写为“1948.9”，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则记载霍守义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关于霍守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具体时间也有不同的记载。本院认为，评判行为人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应看行为人是否具有捏造事实以及诽谤、侮辱他人而造成他人名誉的贬损。本案所涉《民国人物大辞典》是对民国人物以条目形式所作的文字介绍。原告的祖父霍守义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兖州战役中，为国民党部队将领。原告虽然提供了有关书籍等证据认为“霍守义系投诚”，但被告举证的证据中记载“霍守义被俘”。故原告主张《民国人物大辞典》有关霍守义“在山东兖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内容不实，其所依据的并非为已确定的或唯一的定论。而原告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两被告撰写、出版《民国人物大辞典》，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具有捏造事实或侮辱、诽谤贬损霍守义名誉的行为。因此，原告主张两被告编撰、出版《民国人物大辞典》关于霍守义“在山东兖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节构成侵犯名誉权，依据不足。关于原告主张《民国人物大辞典》中编撰霍守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改造获特赦”严重失实而侵犯其名誉权。本院认为，《民国人物大辞典》中使用“特赦”，其前提虽是“经改造”，但内容并未写有属于法律概念“特赦”的情形，即并非指明系犯罪而被特赦。而原告提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登记表等记载，霍守义于1948年7月兖州战役后被解放，并在山东益都军官团学习。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由此说明，作为原国民党将领的霍守义，在兖州战役后，确也存在经过学习改造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实。《民国人物大辞典》的上述内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时间编撰上不准确，在用词“特赦”上存在不当之处。但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确有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被告徐友春、河北出版社对于编撰的内容提供了其参考资料相应的出处，原告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两被告主观上具有损害霍守义名誉的过错以及霍守义有名誉受损害的事实，故原告主张两被告的行为构成侵犯名誉权，证据不足。鉴于《民国人物大辞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及“特赦”等内容上的表述易产生歧义，故两被告如再行出版《民国人物大辞典》，对上述内容应予修订、更正。关于原告主张《民国人物大辞典》中还存在其他事实错误，将霍守义别号写为“师邵”等，但该内容与损害他人名誉无关，不构成对名誉的侵犯。原告主张该书中仍有其他不实之处，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反攻内战，进攻山东解放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综上，被告徐友春编撰，被告河北出版社出版《民国人物大辞典》，关于霍守义的内容尚不构成侵犯名誉权，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霍庆真、霍庆宪、霍庆平、霍庆元、霍庆和对被告徐友春、被告河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原告霍庆真、霍庆宪、霍庆平、霍庆元、霍庆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 华人民陪审员  仇丽娜人民陪审员  应伍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杨 菁